文化特点篇1

一、群众性与普及性

群众文化,以群众参与为其主要特点,群众性是其本体属性。这种群众性,几乎遍及凡有人群之处,从城市到乡村,从厂矿到校园,从社区到家庭,都有群众文化在活动。

参与群众文化活动的人,不分男女老少,也不分民族、,更不分职业、职务的不同和文化程度的不同,几乎所有的人都自觉或不自觉地与群众文化息息相关。也可以说,群众文化就是人民群众自己的文化,它深深地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成为永不衰败、永远灿烂的一种文化。人民群众又是群众文化的母亲。

与群众性相依相伴的,是群众文化的普及性。换言之,群众文化的群众性与普及性,二者是同步一体的。

群众文化的大普及,是其他任何文化所无法比拟的。从唱给婴儿的《摇篮曲》到幼儿学唱的儿歌、童谣,儿童书法、儿童画,再到少年歌曲、青春歌舞,最后到老年健身舞、老年体操、老年书画等等,几乎囊括了所有人一生的方方面面;从工、农、商、学、兵到医、林、牧、副、渔,几乎涵盖了所有行业的林林总总。

由此可见,群众文化的群众性与普及性特点,是十分明显的。

二、多元性与多变性

从群众文化自身构成要素的视角来考量,群众文化又具有鲜明的多元性与多变性特点。

首先是多元性特点,这一特点表现在诸多层面。例如就群众文化的属性划分,就有企业文化、农村文化、军营文化、校园文化、商业文化、金融文化、旅游文化、餐饮文化、茶文化、酒文化、娱乐文化、社区文化、家庭文化、广场文化、庭院文化、楼道文化等等;就群众文化所涉及的文化艺术门类而言,又包括文学(诗歌、小说、散文等)、戏剧(戏剧小品、话剧、歌剧、戏曲等)、音乐(声乐中的大合唱、独唱以及美声、民族、通俗三种唱法和器乐中的中国民乐与西洋乐器的独奏、合奏、协奏等)、舞蹈(民族舞、民间舞、现代舞、秧歌舞、芭蕾舞等)、曲艺(二人转、相声、快板书、大鼓等)、摄影、绘画(中国画、油画、水彩画等)、书法以及健身体操、各种棋类、扑克、球类等。而科技也包括在群众文化之内,如科技信息、科技咨询等等。

群众文化还具有多变性特点。这种多变性,是根据参与群众文化人员活动时间、活动地点、活动内容的不同,而不断地随时、随地地进行变化。例如农村文化与农户文化,就根据农忙与农闲的不同,有不同的活动时间、活动地点和活动内容。就一般情况而言,农忙时活动时间少而短,活动地点多在田间地头,活动内容短小灵活;而农闲时活动时间相对较多、较长,活动地点在文化活动室,活动内容也相对充实些、丰富些。

由此可见,群众文化的多元性与多变性特点也是十分突出的。

三、广阔性与潜能性

群众文化属于社会大文化范畴,具有鲜明的广阔性特点,它覆盖各个角落。仅就群众文化专业机构而言,就有省、市级的群众艺术馆、地县(市)级的群众文化馆、乡镇级的文化站、村屯级的文化室,形成一张巨大的文化网。

这种广阔性,充分显示出群众文化的无限生机与无穷活力。

文化特点篇2

佛、释、道文化底蕴深厚峨眉山既是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中普贤菩萨的道场，又是洞天福地道教活动的重要基地之一，峨眉山第一寺庙“报国寺”前身“会宗堂”曾是儒、释、道三教会宗之地，积淀了丰富的儒、释、道文化内涵。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儒释道文化，三种文化流派在长期的发展中相辅相成，互相借鉴与吸纳。儒释道三家都重视人生与道德的关系，强调心性修养的必要性，特别是佛教的饮食文化属于一种修行教化，丰富了我国饮食的功能作用，除了通常的疗饥、求营养、求滋味、交际应酬、养生之外，还被赋予了祭祀、修心养性及教化的功能，佛教饮食文化意味深长，峨眉山—乐山大佛的佛教饮食文化更是如此。乐山市餐饮界根据当地儒释道文化以及现代人饮食健康需求，精心研发了以保健、养生等为主题的系列宴席，在食的世界里体现“一粒米中藏世界，半边锅里煮乾坤”的哲学思想和儒释道文化精神。

乐山市饮食文化资源开发现状分析

(一)饮食文化资源旅游开发初具成效但开发起点偏低乐山市餐饮业界对饮食文化资源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开发，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如拥有日渐完善的餐饮活动配套设施和四家中华餐饮名店，多个国内知名节目在宣传推广其美食。但旅游业界相关人士在饮食文化资源的旅游开发上，仍将其界定为整体旅游产品的配角部分，未能完成旅游餐饮向餐饮旅游的转化。不少旅游项目在开发规划时，侧重点放在旅游自然资源的开发、旅游路线的设计与旅游商品的销售上，餐饮规划未得到足够重视。游客在旅游的过程中，饮与食更多是以快餐的形式出现，旅游的重心大都被放在对景区景点的观光以及旅游购物上。峨眉山、乐山大佛为主要游览景点的旅游线路均存在重游览轻饮食的现象。2011年峨眉山、乐山大佛“二日游”常规报价为380元上下，包括交通费、景点门票费、住宿费、餐饮费和导游服务费等。其中，正餐餐标为每人次15元，是整条旅游线路收费项目中最便宜的，用餐地点均为住宿的宾馆。旅行社在行程安排中，每天的用餐时间亦十分有限。故整条旅游线路的餐饮环节设计不到位，用餐仅为旅行社线路中一种必需的内容而已，鲜有旅行社把旅游餐饮作为一个重点旅游项目进行设计，直接导致游客在裹腹的基础上参观游览，无法品尝到乐山的美食佳肴，这必然难以提高游客的旅游餐饮消费水平和吸引众多的回头客。同时，旅游业界缺乏对餐饮产品的宣传意识和宣传力度，使游客对乐山市的饮食文化特色、地方特产了解不全面、不深刻，这不仅影响到旅游餐饮产品的开发和销售，亦影响到旅游业的综合经济效益。

(二)饮食文化资源旅游开发深度与品味不足在饮食文化资源的旅游开发过程中，由于菜品是饮食文化中体验性最强的表现形式，能直接反映着地方饮食文化的特色，开发的难度系数低，投资回报率较高，故乐山市餐饮开发的重心大都倾向于菜品资源。星级酒店与具有地方特色的酒楼在乐山市比比皆是，游客在这些场所虽能品尝到菜的口味，但无法深刻体会乐山市饮食文化发展的历史渊源、饮食思想、饮食风俗等饮食文化中的精髓，餐饮产品尚缺乏精品与品牌产品。之所以存在这样的问题是因为目前乐山市饮食文化资源的旅游开发尚处于起步阶段，在旅游开发过程中更多关注的是饮食文化资源利用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却忽视了游客在旅游过程中了解地方饮食文化资源后所产生的社会效益与饮食文化在旅游文化传播中的作用。

(三)餐饮业政策法规与标准建设不够建全乐山市的餐饮以传统餐饮为主。与现代餐饮相比较，传统餐饮市场定位不准确，餐饮生产缺乏标准化与产业化，行业利润水平不高，但由于前期资金投入不多，不需要高素质餐饮从业人员，准入门槛较低，所以乐山市餐饮市场被大量小型餐饮企业分割。由于政府对餐饮业法规政策滞后，缺乏标准化与产业化管理，直接导致乐山市餐饮业在快速发展中存在盲目、无序和低水平发展的现象，餐饮经营粗放、产品雷同、竞争无序，如峨眉山下位于白龙南路的好吃街就属于这种情况，这使得游客深度体验当地饮食文化成为空谈。商务管理部门作为餐饮行业主管部门，管理手段和管理法规欠缺，管理难以深入。而其他相关职能部门，如卫生、食品监督、环保等，尚缺乏有效的沟通协调与配合，市场管理和行业管理跟不上形势发展需要。旅游六要素之首为吃，但乐山市餐饮产业的发展与品牌战略、经营与管理对策、行业自律、企业诚信建设、餐饮从业人员素质建设等均缺乏政府层面的有效支持，这势必会影响乐山市旅游业的进一步发展。

乐山市饮食文化资源旅游开发建议

(一)建立饮食文化数据库，分类、调查、研究饮食文化资源对饮食文化资源进行调查、分类，建立资源信息系统，并给予准确的评价，分析其吸引力和开发潜力［2］。有效的举措是建立富有特色的饮食文化数据库，为研究乐山市饮食提供查阅、统计与分析的便利，数据库文献应包含乐山全部食事的总和，如当地饮食生活方式、过程、功能等，以及以饮食为基础的习俗、传统、思想和哲学［3］;有计划有组织地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对原料、制作工艺、菜品、设备、营养、口味、管理等进行全面的系统的研究，同时评估饮食文化吸引物的知名度、历史价值、可接受性、开发的可行性、开发的环境和社会影响、与其他旅游文化资源的关系等。构建乐山市饮食文化数据库应坚持理论性和实践性相统一，定性与定量研究相结合、兼顾国内与国际饮食文化研究，以及多学科交叉研究三大原则，使数据库简明易用、功能完备、性能高效、导航清晰、多种检索方式并存、广泛兼容。

(二)培育乐山市饮食文化项目品牌文化的饮食，就是要把千百年来人类饮食实践产生的合乎科学的、具有文明风尚和体现美学韵味的东西提炼出来，反馈于饮食实践，自觉地运用和贯彻于饮食活动中，以提高生活质量和促进文明进程，品牌是一种很重要的表现方式。品牌是餐饮业发展的催化剂和无形资产，集企业的品质、产品、服务、经验为一体，是现代餐饮市场拓展的有效竞争利器。乐山市雪蘑芋、雪芽已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地理标志对于消费者来说是有利的［4］。政府应该因势利导，结合乐山餐饮业发展的实际，围绕餐饮业的行业标准，挖掘乐山传统餐饮文化的商业价值，通过管理规范化、质量标准化建设，整合、保护、培育并创新乐山市特色饮食文化项目系列品牌;同时做好品牌延伸、强化和推荐工作，加强公共信息服务和经营策略引导，帮助企业加大品牌形象宣传，促进餐饮业走产业化发展道路。质量管理方面，若能建立一个类似于乐山市博览局性质的政府职能机构专门管理餐饮业，一是可以表明政府对餐饮业发展的极大关注和重视，增加餐饮企业的信心和减少消费者的顾虑;二是通过餐饮局协调企业与发展改革委、财政、税务、工商、质检、卫生、市政、交管等政府职能机构之间的关系，让企业能更专注于产品的开发、服务质量的提升与品牌的树立，能促使餐饮行业整体良性高效发展;三是充分发挥餐饮行业协会的作用，支持行业协会做好加强行业协调与自律、维护企业的合法利益、创造良好的市场竞争秩序、加强业务交流、推广先进技术以及人员培训等方面的工作。品牌不是越大越好、越全越好，而是越有个性越好，主题要深入下去，如将峨眉山的佛家泡菜、佛茶做专、做精，使其不仅成为乐山市的品牌，也是四川的品牌，中国的品牌。品牌在营销过程中要充分依托峨眉山—乐山大佛双遗地特有的旅游地位，根据乐山饮食文化资源和产品特色，对接目标市场，正确选择大众媒体进行广泛宣传。

(三)传承百味，策划与推荐乐山饮食文化项目产品传承百味、创新食尚是乐山市饮食文化资源优势得到突破发展的关键。吃透当前旅游市场特点，根据游客需求发展变化趋势，在餐饮经营发展上应立足传统与推陈出新相结合。如针对来乐山旅游的中外游客鲜有机会品味地方特色美食之不足，可考虑建设“峨眉山—乐山美食博览园”，美食博览园是峨眉山—乐山饮食文化的综合展示，项目设计注意动静结合，游客可在这里了解饮食历史、参与饮食故事、欣赏饮食艺术、学习饮食技术，既是生态农业，又是观光景点。博览园里可隆重推出峨眉山—乐山“山水宴”等饮食文化项目，使游客品味美食，体会当地山水饮食文化的独一无二;第二，要成功打造峨眉山—乐山饮食文化节庆，节庆应在政府引导下市场化运作，积极开展主题促销活动，营造氛围，活跃市场;第三，立足乐山市饮食文化资源，有效地串联和整合特色突出、表演性强或是可参与性高的饮食文化项目，设计出以饮食文化为主题的旅游线路。基于乐山市境内饮食旅游资源丰富且差异性强，可考虑设立饮食文化“主题年”，每年可重点推出一至二条主题饮食旅游线路，把每个主题做深入化、细致化，做到吃透市场的特点，使饮食成为游客感官和心灵的盛宴;第四，在旅行社整体旅游产品的开发中，考虑目标市场的需求，可设计丰富的与饮食文化相关的活动项目与活动内容有机融入到线路设计里并进行实效推广。

文化特点篇3

中原民俗的类型及特点

中原民俗文化表现为民间生产、民间生活、民间社会、民间信仰、民间艺术、武术等几方面。①总起来,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物质民俗文化。以生产、交换、交通、服饰、饮食、居住等为主要内容。二、社会民俗文化。以家庭、亲族、村镇、社会结构、生活礼仪等为重点。三、精神民俗文化。包括信仰、岁时节日、伦理道德、民间口头文学、民间艺术、游艺竞技等。

就中原民俗的特点来说,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世俗性。世俗性表现在“敬畏”、“感恩”、“祈福”与“戏谑”。世俗性表现在“敬畏”。首先体现在对“自然”法则的敬,中原先民在生产和生活实践中“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形成了天人合一的观念。这些观念我们可以在传统岁时节庆活动中看得非常清楚。这种态度还体现在对英雄人物自强不息、坚忍不拔精神的敬上。大禹治水、愚公移山等传说都是这方面的代表。而“敬”的基础是“畏”,这在民俗的很多方面表现出来。比如祭灶(腊月二十三)民谚:“二十三,祭灶官。”在河南,典型的祭灶食品要首推灶糖。灶糖,是一种又粘嘴又粘牙的麦芽糖。祭灶供灶糖的原因,是为了粘住灶爷的嘴巴。传说灶爷是玉帝派往人间监督善恶之神,它有上通下达、联络天上人间感情、传递仙境与凡间信息的职责。这天晚上灶君要升天向玉皇汇报人间善恶,于是人们便用“祭灶糖”为他饯行,带有贿赂性质,希望他上天说好话。在人们的意识里,这个灶神更倾向于向天帝打小报告、说坏话,所以要粘住他的嘴巴。这与其说是敬,不如说是畏。再如对祖先的敬,在民间意识里,祖先升天后,已变成自由之鬼,对祖先的敬首先是害怕他们重新回家祸害存世之人,其次才是希望他们保佑家人。这还表现在民间生活及各行各业的信仰和禁忌中。

世俗性表现在“感恩”。民间对祖先的祭祀不能都看做是封建迷信,这里面包含着人对先祖的一种感谢和思念的思想。“祖有功,崇有德”,效法的祖先,既是人,又是神;要敬的天,既是神,也是祖。

世俗性表现在“祈福”。民间对自然、鬼神、英雄、祖先的祭祀,最终目的是祈求他们对当世之人护佑。所以,子孙满堂、五谷丰登、福如东海、寿比南山等祈语都是这种思想最好的表达。

最后,世俗性还表现在“戏谑”。人们对鬼神的相信程度不一,所以对鬼神的态度也是复杂的,除了敬畏、感恩、祈福外,好多时候还有“戏谑”的成分,即调侃。上述用祭灶糖送灶王爷也有这个意思。另如豫南的“蚌壳舞”对河蚌仙子的,“鬼摔跤”对鬼形象的刻画,“盘叉舞拉秦桧”中武士对秦桧夫妇的戏弄,等等。

世俗性还表现在通俗化。这主要体现在民间曲艺方面。一般来说中原的民间故事都有“皮薄”、“肉厚”的结构,鲜活的人物形象,淳朴、厚重、爽朗灵巧的艺术风格以及大众化的语言。②

渗透性。中原民俗文化经过几千年的积累和变革,随着民族融合、人口流动和经济文化交流的加强,在全国乃至世界华人族群中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中原民俗文化渗透力极强。由于中原地区长期处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位,中原的民俗文化向外辐射,影响到全国,往往风行全国。随着历史的变迁,全国经济文化交流的扩大,中原民俗文化对周边更远地区的影响也在不断地扩大。例如,历史上中原人的数次大规模南迁,中原民俗对广东、福建乃至台湾地区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在这些地区,至今仍然保留着许多古代中原传统习俗的痕迹。现在台湾民间的婚礼和葬礼仍然遵循中原古代礼制的传统。春节等风俗唐宋时就影响到了朝鲜、日本、越南等邻邦。在现代,随着国际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日益频繁,春节等风俗不仅在华人社会有着广泛的影响,而且已经超出了华人社会。③

鲜活性。在中国漫长的农耕时代,民俗文化影响着人们的社会心理、价值观念、道德标准、审美追求。中原民俗产生后,为人们所承袭,具有相当的稳固性,许多民俗事象不因改朝换代或社会变革而立即中止。在现代社会,民俗文化成为民族认同的载体、社会团结的纽带。

首先,从正面说,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一是能够培育民族精神,增强民族认同感。数千年的农耕时代,在民间,深藏着博大深厚的优秀文化因子,构成了绵延不断的历史信息链,无所不包地传递着中华民族心理的密码,它们是民族个性特征和独特精神的重要表征,为民族精神提供着无尽的营养、彰明的昭示和有益的启迪。其中,文化信息承载最为密集、情感色彩最为浓烈、道德教化作用最为深刻、记忆传承最为有力的,当数中华民俗文化。二是能够传承中华优秀文化。传承民族民间文化的重要手段之一是恢复传统民俗,因为传统民俗是各种民族民间文化最重要的综合载体。包括神话、传说、民间戏曲、民间美术、交际礼节、人生仪式、娱乐游戏、艺术技能、信仰心理,等等,内容丰富,包罗万象,无一不在传统民俗中得到存活和延续。我们弘扬了民俗文化,也就使它们所承载的丰富文化得到了延续。三是可以教化人心,匡正风气。作为惯例的民俗是法律的基础和补充,社会治理需要有效地运用民俗的力量。譬如春节所表现出的敬奉祖先、家庭和睦、邻里和谐的“和合”精神;端午节所张扬的对真善美的执著追求及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七夕节所蕴涵的忠贞不渝、诚信友爱的观念;重阳文化所尊奉的“五伦之孝,推家至国;以孝齐家,以孝治国,达至和谐大同”的传统美德等。倡导传统节庆的弘扬,对于尊崇人伦观念、规范言行礼仪、调和人际关系、调适群体生活、提升道德水准乃至构建和谐社会无疑具有重要作用。④

同时,弘扬民俗文化具有捍卫国家文化和中华文化在世界文化的话语权的功能。当韩国把源自中国的“端午祭”在联合国注为他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时,引起了国人的激动情绪。我们的文明不能被西方的文明一一代替,在面对世界多元化的今天,我们需要维护我们国家、民族的“软实力”,维护我们的文化身份、生存权和发展权,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实现与世界的平等对话。⑤

弘扬民俗文化还具有拓展文化产业的功能。韩国“端午祭”已经成为江陵的一项重要的文化产业,西方的圣诞节所带来的商机也十分惊人。中国民族传统节日与演艺、旅游、商贸本来有着天然的嫁接基因,是文化产业的重要资源。⑥

其次,从负面说,现在中原民间对鬼神的信仰及各种禁忌仍然很多,这给各种和不科学的思想提供了一定的空间,必须以健康的方式加以引导。

中原民俗的文化特质

从文化的角度,中原民俗文化表现出“根文化”、规范化和诗意追求的特质。

中原民俗的特质之一就是其“根文化”。中原民俗文化就是中华文化的根。它上可以推到伏羲女娲,甚至可以推到。中原是中华文明的主要发祥地,伏羲女娲神话传说、轩辕黄帝的传说主要在中原,也最完整,这在8000年前的裴李岗文化中可以得到印证。因此可以说,从产生看,中原民俗文化是华夏民俗文化之根。从发展来看,由于中原长期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民俗文化不断地向外辐射、扩散,又不断地融合、吸收外来的民俗文化,再向外辐射、扩散,使中原民俗文化成为中华民俗文化的基因。无论中原民俗文化散落到各地后受当地环境的影响而造成的表现形式有什么变化,但它的核心文化要素和精神内核都是一样的。

中原民俗文化的另一个特质就是规范化。中原民俗文化影响着华夏民俗文化,也影响着华夏主流文化。反过来,华夏的主流文化也在中原的民俗文化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这和许多地方的民俗文化是不同的。民俗文化本来更多体现的是情趣化,但中原民俗除了情趣化外还体现出规范化的特质,尤其表现在婚丧祭祀礼仪中。比如婚礼中的“六礼”,丧礼中的“卒、殓、殡、葬、祭”都把“礼”和“孝”的形式发挥到了极致。另外如年节祭祀中,女人不可参加,把“男尊女卑”的思想贯彻得很彻底,至今一些地区还是如此。

中原民俗文化的第三个特质是诗意追求。例如,从朱仙镇木版年画粗犷豪放的线条、夸张的形象、艳丽的色彩、对称的构图,可以看到中原人民对美、对情趣、对平安、对富足生活的强烈愿望,而其淳朴、厚实、健壮的风格则表现了中原人民性格的内涵;从许多民间曲艺、民间游艺、民间话语可以看出,无论是身在太平,还是在遭受劫困,人们都能保持乐观、从容、幽默的风格,表现出超越痛苦、娱乐精神的风度。这些普通老百姓的心灵世界、文化性格、生活愿望和审美情趣,对我们民族的生存和历史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中原人民历尽磨难,但都能承受,这和老百姓的内在心态密切相关。[本文为2009年河南省政府决策研究招标课题“河南八个文化改革发展试验区民俗文化的开发与利用”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B510]

注 释:

①张振犁、陈江风、任骋:《中原文化大典・民俗典》,河南: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②高梓梅:《河南民俗与地方曲艺》,河南:郑州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69页。

③④徐光春:《中原文化与中原崛起》,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文化特点篇4

现代脑科学研究证实，大脑左右两半球的分工是不同的。右半球主要处理各种各样的形象，左半球主要处理形形的语言符号。这表明左右两半球的思维工具不同，右半球的主要思维工具是形象，我们可以称这种思维为形象思维；左半球的主要思维工具是语言，我们可以称这种思维为语言思维。语言是形象的象征性符号，形象是语言代表的意义。在大脑中，形象和语言、形象思维和语言思维之间并不是漠不关心的。相反，连接大脑两半球的胼胝体以难以想象的速度传递左右脑的信息。

人们常说，中国人和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不同。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它们到底是如何不同呢？这种不同是怎样形成的呢？

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我认为，中西书写文字的差异，是造成两者思维方式不同的根本原因。固然，文字是语言的书写符号，它不同于语言，不等于思维的工具。但是作为人们最经常使用的交流工具，文字对思维无疑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西方语言的书写形式是字母文字，这种文字既不表形，也不表意，而仅仅表音；也就是说，它完全割断了与形象的直接联系，是一种纯粹的记录语言的符号。这种纯粹记录语言的字母文字频繁地、广泛地刺激人们的大脑，就逐渐地形成了西方人长于语言思维的特点，使之语言思维特别发达。而汉语书写符号是方块汉字，它不仅表音，而且还能表形、表意。这种音、形、意互相联系的文字，为形象思维提供了方便的工具，使中国人长于形象思维。

文字影响思维方式，思维方式又影响文化的发展特点。中西文字和思维方式的不同，使中西文化表现出各自的独特风貌。西方学者认为，语言和思维是相互依赖的。如黑格尔就声称：“思维形式首先表现和记载在人们的语言里。”杜威也指出：“吾谓思维无语言则不能自存。”而我们的语言学教科书则反复强调，语言和思维是外壳和内核的关系。与此相反，许多中国学者却认为自己思想的最高境界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如“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今本《老子》一章）、“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庄子·秋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周易·系辞上》）、“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诗品·含蓄》）等等。

中国人和西方人在思维和语言关系上的差异，直接影响了他们对语言学的兴趣。为了更好地发展、提高自己的思维能力，西方人很早就很重视对语言的研究。从古希腊时期以来，语言学就“变成‘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一枚独立学科”，一直到近现代，西方的语言学一直是遥遥领先的。而中国人的思对语言的依赖性小，此相应，中国对语言研究就不那么重视。在中国古代语言学一直没有得到独立发展。孔子早就提倡：“辞达而已矣。”（《论语卫灵公》）的音韵学就是文学和经学的附庸，人们只是为了写好诗赋和第才去研究它。学者们甚至把文字、音韵、训诂贬称为“小学”。直到十九世纪末，马建忠才照搬西方的语言理论，写成中国第一部语法著作《马氏文通》。此后，中国的语言学才逐渐独立发展起来。

中西思维的这种不同特点，还深刻地影响了中西文化的不同气质。中国哲学史上的三大流派儒道佛都强调内心的反省、体验与觉悟。儒家先贤曾参早就说过：“吾日三省吾身”（同上书《论语·述而》），以反省为必不可少的修身手段。道家则更进了一步。王弼认为：“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周易略例·明象》）语言，甚至图象都成了束缚思想的桎梏，思想修养达到了一定程度，图象和语言都不存在了。这个传统在佛教徒那里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慧能虽然不识文字，却能以力主“顿悟”成为禅宗南宗的鼻祖。后来，禅宗干脆主张“不立文字”，彻底抛弃语言文字，而完全用纯粹的直觉传递那些被认为不可表达的奥妙，“棒喝”就是其主要形式之一。因此，佛教之所以在中国发展起来，禅宗之所以在中国产生，中国形象思维的土壤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与此相应的是，在中国学术史上形成了一系列玄而又玄的概念，如阴阳、元气、意境、神韵、风骨、虚实……举不胜举。

在语言思维影响下的西方文化和西方哲学，表现出了另一种风格。西方哲学家们总是以语言的严密性和思辩性见长。古希腊的哲学家们如此，近现代西方哲学家们也如此。因而，在某种意义上讲，西方哲学是一种语言思辩的哲学。当然，西方学术史上的概念也是相当明确的。

专家认为，形象思维具有模糊性，这大概是中国人思维的特点；相对地讲，语言思维具有精确性，这是西方人思维的特点。中西思维的这种不同特点，在各自的语言体系中都留下了自己的痕迹固然，这同中国人和西方人对语言研究的不同态度也有一定关系。也就是说，西方语言是比较精确的，汉语，尤其古代汉语则比较模糊（由于大量西方译名的输入，现代汉语正在向精确化发展）。同一个意思，中西哲人的表达风格各异。如老子说：“有无之相生也，难易之相成也，长短之相形也，高下之相盈也，音声之相和也，先后之相随也。”（简本《老子》第二篇第九章）类似的意思在赫拉克利特那里却变成了“统一物是由两个对立面组成的，所以把它分成两半时，这两个对立面就显露出来了。”孔子对智慧的定义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亚里士多德却说：“智慧就是有关某些原理与原因的知识。”[4]虽然把赫拉克利特和亚里士多德的语录译成了现代汉语其精确性仍未泯灭；而老子和孔子的语录就必须通过一番领会才能得到其真谛。

从上述比较中，我们还可发现，表面上看，古希腊哲学家的语言具有鲜明的抽象性、概括性，而中国先哲的语言具有突出的具象性、比喻性。但这并不是说中国人的思维缺乏抽象。其实，在这种具象性、比喻性的背后，却表达了与西方哲人所揭示的同样抽象的道理。所以，有些人认为西方人的思维富于抽象，中国人的思维缺乏抽象，这是一个错觉。有谁能说“得意忘象”不是一种抽象？有谁能说“心通”、“冥合”不是一种抽象？只是它们扑朔迷离、难于表达而已。甚至一向贬斥中国哲学的黑格尔也不得不承认，《周易》中“那些图形的意义是极其抽象的范畴，是纯粹的理智规定。”

由于长期以来人们把抽象思维（确切地说是语言思维）与逻辑思维混为一谈，所以那些认为中国人的思维缺乏抽象的人，也往往断言中国人的思维缺乏逻辑。这同样是错觉。所谓逻辑，就是客观规律性。其实，反映客观规律性的思维就是逻辑思维；形象思维也反映了客观规律性，当然也是一种逻辑思维。

当然，我们不否认，语言思维和形象思维的抽象性、逻辑性具有不同的特点。语言思维的抽象性、逻辑性存在于语言之中，在语言表达中显而易见，因而是外在的；形象思维的抽象性、逻辑性存在于形象之中，在语言表达中则不那么显著，因而是潜在的。这正是造成以上各种错觉的根源。

中西思维方式的这些不同特点，造成了中西学者在理论体系上的独特风格。也就是说，中国学者的理论体系是潜在的、模糊的；西方学者的理论体系是外在的、清晰的。也就是说，中国的学术并非没有自己的体系，那种认为中国缺乏理论体系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形象思维是通过直观或直觉把握事物的，这就自然地决定了这种思维方式把握的是事物的整体，而非局部人们用直观或直觉去感知一个事物的局部而舍掉其它部分是相当困难的。当我们想象桌子的形状时我们的大脑中出现的总是整个桌子，既不只是桌子面，也不只是桌子腿；同样，我们想象桌子面或桌子腿的形状时，它们总是同整个桌子合为一体的，难分难舍。因而，这种思维方式具有整体性。相反，语言思维的工具是语言，这就给具体分析带来了方便。人们在运用“桌子”、“桌子面”、“桌子腿”等语词概念进行思考的时候，它们都是完全独立、互不牵制的。因而，这种思维方式具有分析性。

形象思维的整体性和语言思维的分析性各给中西文化打下了自己的烙印。中国学者的著作，大多是非常综合的，一部《论语》，囊括了孔子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教育思想、心理学思想、伦理学思想等内容。而西方的学术著作，一般是分门别类的，如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著作是《工具论》，心理学著作是《论灵魂》，美学、艺术理论方面的著作则以《修辞学》、《诗学》为代表，此外还有《政治学》、《雅典政制》等政治学方面的著作。在物质文化方面，以北京故宫、曲阜孔庙为代表的中国建筑，具有鲜明的完整性，而西方的建筑则颇具错落有致、不拘一格的情趣。

语言思维的分析性与精确性是相辅相成的。为了更加精确，必然要求具体分析；只有具体分析，才能更加精确。它们表现在艺术创造上，是求真与再现。西方的艺术家们为了把人体画得更逼真，往往在人体解剖学上下功夫，他们力图再现艺术创造的对象。古希腊、罗马艺术家们的雕塑品，使当代艺术大师们叹为观止；达·芬奇的画蛋的求真态度，已成为妇孺知的美谈。这种真的、再现的艺术是符合西方之审美观的。亚里士多德就说过：“维妙维肖的图象看上去却能引起我们的。”西方艺术的特色，就在于这种如临其境、如闻其声、如见其貌的真实感。

形象思维的整体性与模糊性表现在中国人的美学观上是求似与超脱。中国的艺术家们不在求真上下功夫，而是追求一种“超真”的艺术效果；中国画的特色就在这里，几条线、几点墨就能给人以美的享受。这就是国画大师齐白石老人所说的“妙在似与不似之间”；无独有偶，司空图早在《诗品》里就说过：“离形求似”，可见这是一个传统。无论是中国的画，还是诗，总能给人一个无限想象的天地，使人们回味无穷。“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苕溪渔陷从话》前集，卷十五）坡对王维的定评，一语道破了中国艺术的特色。其实，在中国艺术史上，何独王维的诗是如此呢？“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这不正是一幅用饱醮忧愁的笔墨描绘出的图画吗？又何独王维的画是如此呢？敦煌壁画中的佛像，那种既大智大悟，又天真纯净；既莞尔而笑，又庄严静思的神态，不正是一首绝妙的诗吗？这都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结出的硕果。

至于在科学技术领域，为什么中国在古代占优势，西方在近代占优势呢？这个问题迷惑过不少人，包括爱因斯坦这样卓越的科学家也感到惊奇。我以为，这是由于中西不同的思维方式在不同历史时期显示出来的不同的优势。分析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首先明确两点：第一，确切地讲，科学不等于技术，前者是指一种以理论为主的学术体系，后者主要是指在实践经验基础上的发明创造；第二，科技也是由技术创造向科学理论发展的，古代的科技形态以技术创造为特征，近代以科学理论为主要特征。既然古代科技形态的显著特征即技术创造以实践经验为基础，显然中国人的形象思维会大显身手，而西方人的语言思维就相对逊色了。所以，中国能够成为四大发明的故乡四大发明基本上是技术创造。

中国古代的科技著作，主要也是技术方面的，《天工开物》是宋应星对明代手工业生产经验的总结，《本草纲目》是李时珍对中草药的功能与用途研究的记录。另外，中国学者在理论体系和学术概念上的潜在性、模糊性、玄奥性表现在哲学、美学等方面是别具一格的，但与生性精确的近现代科学理论背道而驰。这或许是近现代以来中国科技发展一落千丈的一个深刻原因。而以语言思维为主要思维方式的西方科学家，却正是在这方面得天独厚，故能在近现代科学理论的许多领域中独占鳌头。牛顿的力学、达尔文的进化论等科学理论体系在近代科技史上显示出了语言思维在这方面的优势。

我时常有这样一种想法：中国的科技形态基于人类的原始经验，而西方的科技形态则是对人类原始经验的转折。原始思维研究证明，原始人具有超乎寻常的直觉能力和经验积累。我认为，中国的方块汉字和形象思维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这种原始经验，从而形成了中国的科技形态；西方的字母文字和语言思维则在一定程度上割断了与原始经验的联系，使之另外开辟出一块天地，从而形成了西方的科技形态。西方科技在现代社会的优势已为人们所共睹。其实，中国的传统科技，尤其中医学，具有巨大的潜在价值，有待人们去发现、去挖掘。

综上所述，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是人类思维之树上的两朵奇葩，互有优劣，各具独特风貌，在历史上争奇斗艳，各领。因此，不能笼统地划分谁好谁坏，贬低一方，抬高一方。那种贬低方块汉字和形象思维、抬高字母文字和语言思维的论调，事实证明是站不住脚的。

二、哲学与宗教

哲学与宗教是文化的更深的层面，而二者之间的关系又反映了各个文明的不同风貌。在我看来，哲学和宗教的含义，是一个需要重新界定的前提性问题。这两个概念都来自西方，所以，一般人观念中的哲学与宗教，都是西方意义上的哲学与宗教，可谓之狭义的哲学与宗教。以这种狭义的哲学与宗教来考量中国的学术思想，严格地说，中国既没有哲学，也没有宗教。如果一定要以这个意义上的哲学与宗教来分析中国学术思想，我们当然可以找到类似于西方的哲学和宗教。依此，或许可以这样说：西方思想的特质在于哲学与宗教相分离，印度思想的特质在于哲学与宗教相合一，而中国思想的特质在于以哲学代替宗教。各国的宗教都是为了解决人生的问题，但在中国，哲学就是为了解决人生的问题，不需要宗教来扮演这一角色。中国哲学通过两条途径来安顿人生，一是自然，二是人自身，它们又往往交织在一起。由于它们都为人生而设，所以都具有人文主义特点。就此而言，我们又可以说中国哲学的特质是人文主义。

不过，我们尤其应该注意到，中国的传统思想有自己独特的风貌。按照西方的标准来讨论中国的学术思想，是不客观的，也是不公正的。所以，我们应该打破西方中心论的束缚，在更超越的层面上去理解哲学和宗教，对这两个概念从广义上进行重新理解和诠释。我想，如果把“哲学”看作关于世界根本观点的学说、关于对存在问题的思考，如果把“宗教”看作关于人生的学说、关于信仰的体系，那么，那么就可以说中国思想具有哲学和宗教的两重性；它既是哲学，也是宗教。中国思想立足于人自身，所以这种哲学是人文主义的哲学，这种宗教也是人文主义的宗教。

中国传统思想的这种特质，是殷周之际经过一场以人为本位的深刻的宗教反思和批判运动形成的；这场思想风暴，标志着中国哲学的建立。也就是说，中国哲学是从探究人的本质即人性（德）开始的。透过这场宗教批判运动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哲学是从原始宗教中转化出来的。

西方的情况完全不同。西方哲学尽管也萌芽于宗教，但它是从探究客观世界开始的。所以它的最初形式是自然哲学，然后才转向人，从而具有人文主义性质。不可否认，西方早期的这种人文主义和中国早期的人文主义有许多一致之处。例如，伦理学一度成为古希腊哲学的主要课题，研究形上学是为了解决道德问题。这和先秦哲学家的思路不谋而合。

中西哲学不但出发点不同，而且发展进路迥异。希腊哲学没有经过殷周之际那样的宗教反思和批判运动，这就为宗教留出了一定的空间。所以，在希腊哲学发展的后期，哲学终于和来自东方的宗教合流了，由此导入中世纪。然而，正是由于西方没有经历过殷周之际那种宗教反思和批判运动，所以西方的哲学和宗教始终禀性各异。其哲学是理性的、人文主义的，其宗教是非理性的、神本主义的。终于，经过文艺复兴运动，哲学与宗教又一次分道扬镳了。就这样，西方重新确认了久违的人文主义传统，并跨入近现代社会。可以说，西方的近现代文明是西方人的思想从中世纪的枷锁中挣脱出来的结果，所以它表现出对中世纪激烈批判的意识。

但是，由于经历了殷周之际的宗教反思和批判运动，所以从那时起，中国的思想就一直是人文主义的。正因如此，中国没有中世纪，也不存在什么封建社会，就象不存在奴隶社会一样。也正因如此，中国人没有必要从中世纪的枷锁中挣脱出来，重新认定人文主义传统，因而也不可能象西方那样经历文艺复兴运动。

多少年来，在西学的一片凯歌中，学者们千方百计地用马克思的五种社会形态来对中国历史进行分期，费尽心思地寻找中国历史上的文艺复兴运动，煞有其事地猛烈批判中国的封建主义、****主义，……所有这一切，皆迹近无的放矢。诚然，中国古代社会有它的弊病、有它的缺陷，甚至严重的弊病和缺陷。然而，这就是封建主义吗？这就是****主义吗？对此，需要重新考量。我想，中国古代至少没有西方那种封建主义和****主义。如果说中国有西方意义上的****主义的话，那应该是斯大林主义传入以后的事情，而是其顶峰。所以，中国的许多问题，我们应该好好反省自己，直面现实，不要总是把账算到古人的头上、总是把祖宗当作替罪羊、总是王顾左右而言他。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切实地提高自己，发展社会。

三、形上学

形上学不但是某种哲学的核心，也是某种文化系统的核心，所以它最能反映一种学术思想的特点。

形上学所探讨的最普遍的存在是超越一切的，是与现实世界无对的。这就是说，它完全由人心所设。这样，我们就无法回避心这个概念。

上文谈到，心包含生命之心和认知之心两个层面。我认为，相应地形上学也有两种类型，即生命形上学和认知形上学，它们分别由生命心和认知心所构造。前者乃生命根本特质的投影。哲学家们把他们对心（或者说生命）根本特质的体悟和把握投射到最高形上概念上，然后用它来规定心、安顿心。后者乃客观世界根本特质的投影。客观世界的根本特质首先投射到认知心，然后又由认知心投射到最高形上概念上。

由于哲学家们对生命根本特质的体悟和对客观世界根本特质的认识各有不同，故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生命形上学和认知形上学。黄梨洲说：“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6]这里，我要接着他的话说：存在（最普遍的存在）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既然最高形上概念为心的投影，所以，存在的本体，也就是心的本体；“工夫”的不同，决定了心之本体和存在之本体的不同。“工夫”，当然是心的工夫。

中西传统的形上学属于不同的类型。西方哲学一开始就是一种“爱智”的学问，由此形成的亚里士多德以后的西方传统形上学的主流是用科学性的概念、判断、推理的理论知识体系来把握的，这当然是一种认知形上学（前苏格拉底哲学或有所不同）。

中国哲学一开始就立足于生命的价值，因而其传统形上学的主流是生命形上学。儒道佛三派形上学的最高范畴分别为天、道、真如，这些范畴的实质分别为善、自然、空。就是说，三派对生命根本特质的体悟分别为善、自然和空。不过，宋明新儒学中的程朱一派的形上学则是一种认知形上学。它虽然声称其最高范畴“理”具有普遍性，但在实际论证中更侧重社会人伦的一面，所以与西方的认知形上学有所不同。

既然生命心的功能是对其自身的体悟，所以它既是主体，又是客体，而归根结蒂它是主体性的实际承载者。这正是中国哲学主客合一特点的根源。与此相反，对象化是认知心的鲜明特征。它总是把客观世界作为对象去认识；即使对自身，它也是先将其对象化，然后再去认知。换言之，认知心与客观世界本来二分。另一方面，认知心与作为主体性实际承载者的生命心与本二分。这就导致了西方传统哲学主客二分的特点。

由于中国哲学脱胎于早期宗教，所以它难免带有中国早期宗教的特征。就象在原始宗教中人的命运是由天所赋予的一样，在中国哲学中，人性也是由天、道等最高形上实体赋予，从而内在于人自身的。这一点，也是与西方形上学大相径庭的。

需要指出的是，西方近代以来尤其现代以来怀疑、否定传统形上流的实质，在于对认知形上学的背离和对生命形上学的靠近。这样，一些西方哲学家自觉地从中国哲学中吸收养分也就不足为怪了。

以上从三个由浅入深的层面分析了中西学术思想的特点。事实上，这三个层面是相互关联的。

参考文献

[1]黑格尔《逻辑学》，第7页，商务印书馆版。

[2]杜威《思维术》第174页，中华书局1933年版。

[3]《语言与语言学词典》第201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年版。

文化特点篇5

1、精神性。这是文化最基本的特征。所谓精神性是指文化必须是与人类的精神活动有关的，与人类精神活动无关的物质就不能称之为文化，如山河湖泊、天体运行就不属于文化范畴。

2、社会性。文化具有强烈的社会性，它是人与人之间按一定的规律结成社会关系的产物，是人与人在联系的过程中产生的，是在共同认识、共同生产、互相评价、互相承认中产生的。没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不会有文化。

3、集合性。这是指文化必须是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的许多人共同的精神活动、精神行为或它们的物化产品。它是由无数的个体组成的集合，任何个人都无法构成文化。

（来源：文章屋网 ）

文化特点篇6

"英模"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特有的名词，本文从我国特有的时代背景和主流意识形态出发，认为英模文化是指在一定的社会大文化环境的影响下，通过英雄模范的实际行动和长期实践努力所形成的整体价值观念、道德规范、信仰追求、行为准则、劳动品格和创业精神等的总和，是由党和政府通过树立、倡导、宣传和弘扬这些英雄模范而形成的一种社会文化现象。英模文化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应该包括英模形象、英模事迹、英模价值观、英模精神及英模文化的形成机制等内容。文化本身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是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英模文化既具有时代特征，又具有民族特征，同时还具有政治性和普世性的特征。

一、英模文化的时代特色

"每一历史时期的观念和思想也可以极其简单地由这一时期的经济的生活条件以及由这些条件决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来说明。"[1]正如恩格斯所揭示的那样，文化是一定历史社会的产物。它从属于一定得历史时代，具有时代性特征。英模文化也是如此。它是一定时期内人们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追求与向往的体现，是时代精神的折射。

建国初期（1949-1956），摆在党面前的是一个贫穷落后的烂摊子：农业凋敝、工业破产、经济混乱…为了巩固新生政权，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我国组织了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等运动。这一时期的英模多为志愿军战士和劳动模范，革命英雄主义、爱国主义和不怕困难艰苦奋斗的精神得到大力弘扬。

在社会主义初步建设时期（1956-1966），中国共产党在带领人民曲折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进行了普遍的树典型活动。这一时期的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典型主要是体现勤俭节约、乐于助人、严于律己、艰苦奋斗、公而忘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集体主义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

时期（1966-1976）极左思潮严重泛滥，社会生活普遍的强调"政治挂帅"和"阶级斗争"，英模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这一时期的英模多为"高、大、全"的典型形象，还出现了大量的"反潮流"英雄。""期间宣传典型的活动搞得轰轰烈烈，声势浩大，但是其宣扬的价值观念与社会发展主流背道而驰，毫无实际的说服力和感召力。英模文化在这一时期朝着极端异化的方向发展。

""结束后，国家百废待举、百业待兴，党和国家开始了艰难的拨乱反正（1976-1982）。这一时期英模开始突破劳动模范和战斗英雄为主体的格局。通过各个领域的拨乱反正，党中央适时推出了张志新、朱伯儒、张华、蒋筑英、罗建夫、中国女排等英雄典型，知识分子、运动员、大学生等开始纳入英模的行列，大力宣扬了集体主义、爱国主义、顽强拼搏和无私奉献等精神。这一时期的英模和英模精神逐步得到了回归，极大的鼓舞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和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信心。

近三十年来（1982-至今），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英模文化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英模的类型更加多样化，大学生、科学家、军人、工人、打工青年、演员、企业家等不一而足，英模文化日益向多元化发展。选树英模的运作机制更加完善，规范化、程序化、制度化程度有了一定的提高。英模人物的宣传更加人性化，宣传方式也更加多样化。但是随着人们思想的开放，独立自主、自由平等意识的逐渐增强，人们对英模宣传的接受程度相对弱化，偶像崇拜、模仿英模的观念渐趋淡薄，对英模形象的判断和评价也趋向理性和公允。

英模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是与时代的脉搏紧密相连的，英模典型是时代精神和现实需要的体现。各个时期的英模典型的选择和推出，是有着强烈的政治考量的，隐含着明显的意识形态烙印。

二、英模文化的政治性

中国的传统文化重"德"，历代权威机构都强调"以德服人"，推崇"道德教化"，以使别人服从它的统治和权威。树典型活动就是一种常见的道德教化形式。通过树立英模进行伦理道德教化在中国传统社会已经很普遍，尤其从宋代以来，不断树立承载道德的典范人物。每当社会出现道德危机的时候，就会出现道德英雄。[2]权威机构通过树立道德典范，对民众进行教育，把有利于维持统治秩序的主导政治思想意识和价值取向灌输给全体社会成员，以统一人民的思想认识，凝聚社会资源，维护其权威统治。

选树英模不仅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工作方式，也是权威机构进行社会动员，实现社会控制和社会整合的一种手段。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英模人物是社会的楷模，权威机构通过宣传典型，把代表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观念向社会传播和渗透，影响社会成员的思想和行为，从而将政治权威的意识形态灌输到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去。通过这种方式实现国家主流政治文化的广泛传播，增强民众对权威机构政治制度和政治价值的认同感，巩固政权的合法性。树立先进典型，进行英模的宣传带有强烈的"政治性"色彩。

树立英模典型是中国共产党一种行之有效的工作方式，也是中国社会的一大特色。"国家一旦成了对社会来说是独立的力量，马上就产生了另外的意识形态。"[3]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它要获得民众的广泛支持就必须使民众接受他们的政治纲领，认同他们的价值观念和政治信仰。建国初期，国家面临着严峻的经济和政治形势，国家需要通过树立社会楷模开展各种社会运动，宣传党的指导思想、路线方针政策，以提高民众的思想道德素质，调动群众参与社会主义新中国建设的积极性。

党和政府在不同历史时期，进行了一系列适时的树典型活动。英模文化在不同时期表现和宣扬的精神都具有浓重的政治色彩。英模人物对于权威机构而言已成为一个符号，一种道德标准和政治标准的象征。树立宣传英模典型不但是我国构建社会主义主流文化的措施和途径，而且成为当代中国进行社会动员、政治和社会整合的重要方式。

三、英模文化的民族性

文化总是民族的、社会的文化。"文化的民族性是指体现在特定民族文化类型中并作为其基本内核而存在的民族文化心理素质及其特征,是对特定民族文化心理的最高程度的抽象,是一种文化与其它文化相比较而显示出来的不可替代的独特规定性和不可通约性。"[4]民族性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

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有着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德为政，德义至上的精神；"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忧国忧民情怀和爱国主义精神；"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无私奉献精神；"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人格气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奋斗进取精神；"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5]的变革精神…这些民族精神和品格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新中国成立以来，大量英模的涌现正是受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熏陶的结果。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树立了大量的英模典型。如、杨根思、杨朝芬等战斗英雄；"铁人"王进喜、掏粪工人时传祥、陈永贵等劳模；孔繁森、焦裕禄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华罗庚、陈景润、蒋筑英等先进知识分子；李素丽爱岗敬业的先进代表等等。这些英模所体现出的精神与高贵品质正是中国传统文化所强调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奉献牺牲、艰苦创业、勤俭朴素、助人为乐等美德的真实写照，是传统文化的民族性体现。正如同志所说："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6]

四、英模文化的普世性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积极投身国家建设，在经济建设过程中涌现出大量的劳模。1954年第二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中指出，"报纸应该积极支持工人阶级和农民群众的一切创举，注意宣传推广生产中的先进典型和重要成就。"[7]此外党和政府还通过一系列的运动形式树立典型，发动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到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英模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反应人民的意愿，从而得到人民的接受。新中国的英模文化就是在这种群众运动中逐渐形成发展起来的。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民主决定了我们的文化必然是人民的文化。在我国，人民大众是国家的主人，是一切文化创造最深厚的源泉，也是文化服务的对象。与此相适应，我国进行文化建设也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8]新中国树立的英模大都是一些平凡的人物，像时传祥、孟泰、王进喜等劳动模范，战场上的、杨朝芬、潘细腊等战斗英雄都是来自于普通的群众和士兵。宣传英模的题材也大都来源于人民大众的伟大实践，贴近人民群众的生活反映人民大众的情感愿望。正如邓小平所说："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自觉地在人民的生活中汲取题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和画意，用人民创造历史的奋发精神来哺育自己，这就是我们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兴旺发达的根本道路。[9]

英模文化是一种极具中国特色的社会文化，是人民大众的文化，具有普世性的特点。它来源于群众，又服务于群众，并致力于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水平和科学文化素质，激励人民大众为实现民族振兴，国家富强而积极进取，全心全意的投入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去。

英雄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是由历史时代的客观条件决定的。"如爱尔修斯所说的，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10]任何民族要振兴，任何时代要发展，都需要有一种适应时代要求的强大精神力量把人们感奋起来，凝聚起来，推动历史的前进。通过对英模文化的特点进行考察，有助于我们更好的了解和把握新中国英模文化的发展历程，理清榜样对于主流社会文化进行的推助功效，弘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5页。

[2]田晓丽：《道德教育与新英雄主义话语体系的建构》，北京大学本科生毕业论文，2001年。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3页。

[4]李庆宗：《文化的民族性、时代性与文化模式的选择》，《理论学刊》，2005年5月第3期。

[5]《周易大传》

[6]《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7]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三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19页。

[8]《人民日报》，1993年11月4日，第1版。

文化特点篇7

对中西文化系统上的差异，近代以来，学术界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反复讨论。笔者试图从 文字对思维、思维对文化的影响方面作一尝试性探索。

现代脑科学研究证实，大脑左右两半球的分工是不同的。右半球主要处理各种各样的形象 ，左半球主要处理形形的语言符号。这表明左右两半球的思维工具不同，右半球的主要思 维工具是形象，我们可以称这种思维为形象思维；左半球的主要思维工具是语言，我们可以称 这种思维为语言思维。语言是形象的象征性符号，形象是语言代表的意义。在大脑中，形象和 语言、形象思维和语言思维之间并不是漠不关心的。相反，连接大脑两半球的胼胝体以难以想 象的速度传递左右脑的信息。

人们常说，中国人和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不同。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它们到底是如何不 同呢？这种不同是怎样形成的呢？

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我认为，中西书写文字的差异，是造成两者思维方式不同的根本原 因。固然，文字是语言的书写符号，它不同于语言，不等于思维的工具。但是作为人们最经常 使用的交流工具，文字对思维无疑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西方语言的书写形式是字母文字，这 种文字既不表形，也不表意，而仅仅表音；也就是说，它完全割断了与形象的直接联系，是一 种纯粹的记录语言的符号。这种纯粹记录语言的字母文字频繁地、广泛地刺激人们的大脑，就 逐渐地形成了西方人长于语言思维的特点，使之语言思维特别发达。而汉语书写符号是方块汉 字，它不仅表音，而且还能表形、表意。这种音、形、意互相联系的文字，为形象思维提供了 方便的工具，使中国人长于形象思维。

文字影响思维方式，思维方式又影响文化的发展特点。中西文字和思维方式的不同，使中 西文化表现出各自的独特风貌。西方学者认为，语言和思维是相互依赖的。如黑格尔就声称：“思维形式首先表现和记载在人们的语言里。” 杜威也指出：“吾谓思维无语言则不能自 存 。” 而我们的语言学教科书则反复强调，语言和思维是外壳和内核的关系。与此相反， 许多中国学者却认为自己思想的最高境界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如“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今本《老子》一章）、“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庄子·秋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周易·系辞上》）、“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诗品·含蓄》）等等。

中国人和西方人在思维和语言关系上的差异，直接影响了他们对语言学的兴趣。为了更好 地发展、提高自己的思维能力，西方人很早就很重视对语言的研究。从古希腊时期以来，语言 学就“变成‘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一枚独立学科”， 一直到近现代，西方的语 言学一直是遥遥领先的。而中国人的思对语言的依赖性小，此相应，中国对语言研究就不那么重视。在中国古代语言学一直没有得到独立发展。孔子早就提倡：“辞达而已矣。”（《论语卫灵公》）的音韵学就是文学和经学的附庸，人们只是为了写好诗赋和第才去研究它。学者们 甚至把文字、音韵、训诂贬称为“小学”。直到十九世纪末，马建忠才照搬西方的语言理论， 写 成中国第一部语法著作《马氏文通》。此后，中国的语言学才逐渐独立发展起来。

中西思维的这种不同特点，还深刻地影响了中西文化的不同气质。中国哲学史上的三大流 派儒道佛都强调内心的反省、体验与觉悟。儒家先贤曾参早就说过：“吾日三省吾身”（同上 书《论语·述而》），以反省为必不可少的修身手段。道家则更进了一步。王弼认为：“忘象 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周易略例·明象》 ）语言，甚至图象都成了束缚思想的桎梏，思想修养达到了一定程度，图象和语言都不存在了 。这个传统在佛教徒那里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慧能虽然不识文字，却能以力主“顿悟”成 为禅宗南宗的鼻祖。后来，禅宗干脆主张“不立文字”，彻底抛弃语言文字，而完全用纯粹的 直觉传递那些被认为不可表达的奥妙，“棒喝”就是其主要形式之一。因此，佛教之所以在中 国发展起来，禅宗之所以在中国产生，中国形象思维的土壤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与此相应 的是，在中国学术史上形成了一系列玄而又玄的概念，如阴阳、元气、意境、神韵、风骨、虚 实……举不胜举。

在语言思维影响下的西方文化和西方哲学，表现出了另一种风格。西方哲学家们总是以语 言的严密性和思辩性见长。古希腊的哲学家们如此，近现代西方哲学家们也如此。因而，在某种意义上讲，西方哲学是一种语言思辩的哲学。当然，西方学术史上的概念也是相当明确的。

专家认为，形象思维具有模糊性，这大概是中国人思维的特点；相对地讲，语言思维具有 精确性，这是西方人思维的特点。中西思维的这种不同特点，在各自的语言体系中都留下了自 己的痕迹?固然，这同中国人和西方人对语言研究的不同态度也有一定关系。也就是说，西方 语言是比较精确的，汉语，尤其古代汉语则比较模糊（由于大量西方译名的输入，现代汉语正 在向精确化发展）。同一个意思，中西哲人的表达风格各异。如老子说：“有无之相生也，难 易之相成也，长短之相形也，高下之相盈也，音声之相和也，先后之相随也。”（简本《老子 》第二篇第九章）类似的意思在赫拉克利特那里却变成了“统一物是由两个对立面组成的，所 以把它分成两半时，这两个对立面就显露出来了。”孔子对智慧的定义是：“知之为知之，不 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亚里士多德却说：“智慧就是有关某些原理与原因 的知识。”[4] 虽然把赫拉克利特和亚里士多德的语录译成了现代汉语其精确性仍未泯灭；而老子和孔子的语录就必须通过一番领会才能得到其真谛。

从上述比较中，我们还可发现，表面上看，古希腊哲学家的语言具有鲜明的抽象性、概括性，而中国先哲的语言具有突出的具象性、比喻性。但这并不是说中国人的思维缺乏抽象。其实，在这种具象性、比喻性的背后，却表达了与西方哲人所揭示的同样抽象的道理。所以，有些人认为西方人的思维富于抽象，中国人的思维缺乏抽象，这是一个错觉。有谁能说“得意忘象”不是一种抽象？有谁能说“心通”、“冥合”不是一种抽象？只是它们扑朔迷离、难于表达而已。甚至一向贬斥中国哲学的黑格尔也不得不承认，《周易》中“那些图形的意义是极 其抽象的范畴，是纯粹的理智规定。”

由于长期以来人们把抽象思维（确切地说是语言思维）与逻辑思维混为一谈，所以那些认为中国人的思维缺乏抽象的人，也往往断言中国人的思维缺乏逻辑。这同样是错觉。所谓逻辑，就是客观规律性。其实，反映客观规律性的思维就是逻辑思维；形象思维也反映了客观规律性，当然也是一种逻辑思维。

当然，我们不否认，语言思维和形象思维的抽象性、逻辑性具有不同的特点。语言思维的抽象性、逻辑性存在于语言之中，在语言表达中显而易见，因而是外在的；形象思维的抽象性、逻辑性存在于形象之中，在语言表达中则不那么显著，因而是潜在的。这正是造成以上各种 错觉的根源。

中西思维方式的这些不同特点，造成了中西学者在理论体系上的独特风格。也就是说，中国学者的理论体系是潜在的、模糊的；西方学者的理论体系是外在的、清晰的。也就是说，中国的学术并非没有自己的体系，那种认为中国缺乏理论体系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形象思维是通过直观或直觉把握事物的，这就自然地决定了这种思维方式把握的是事物的整体，而非局部人们用直观或直觉去感知一个事物的局部而舍掉其它部分是相当困难的。当我们想象桌子的形状时我们的大脑中出现的总是整个桌子，既不只是桌子面，也不只是桌子腿；同样，我们想象桌子面或桌子腿的形状时，它们总是同整个桌子合为一体的，难分难舍。因而，这种思维方式具有整体性。相反，语言思维的工具是语言，这就给具体分析带来了方便。人们在运用“桌子”、“桌子面”、“桌子腿”等语词概念进行思考的时候，它们都是完全独 立、互不牵制的。因而，这种思维方式具有分析性。

形象思维的整体性和语言思维的分析性各给中西文化打下了自己的烙印。中国学者的著作，大多是非常综合的，一部《论语》，囊括了孔子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教育思想、心理学思想、伦理学思想等内容。而西方的学术著作，一般是分门别类的，如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著作是《工具论》，心理学著作是《论灵魂》，美学、艺术理论方面的著作则以《修辞学》、《诗学》为代表，此外还有《政治学》、《雅典政制》等政治学方面的著作。在物质文化方面，以北京故宫、曲阜孔庙为代表的中国建筑，具有鲜明的完整性，而西方的建筑则颇具错落有致 、不拘一格的情趣。

语言思维的分析性与精确性是相辅相成的。为了更加精确，必然要求具体分析；只有具体分析，才能更加精确。它们表现在艺术创造上，是求真与再现。西方的艺术家们为了把人体画得更逼真，往往在人体解剖学上下功夫，他们力图再现艺术创造的对象。古希腊、罗马艺术家们的雕塑品，使当代艺术大师们叹为观止；达·芬奇的画蛋的求真态度，已成为妇孺知的美谈。这种真的、再现的艺术是符合西方之审美观的。亚里士多德就说过：“维妙维肖的图象看上去却能引起我们的。”西方艺术的特色，就在于这种如临其境、如闻其声、如见其貌的真实感。

形象思维的整体性与模糊性表现在中国人的美学观上是求似与超脱。中国的艺术家们不在求真上下功夫，而是追求一种“超真”的艺术效果；中国画的特色就在这里，几条线、几点墨就能给人以美的享受。这就是国画大师齐白石老人所说的“妙在似与不似之间”；无独有偶，司空图早在《诗品》里就说过：“离形求似”，可见这是一个传统。无论是中国的画，还是诗，总能给人一个无限想象的天地，使人们回味无穷。“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苕溪渔陷从话》前集，卷十五）坡对王维的定评，一语道破了中国艺术的特色。其实，在中国艺术史上，何独王维的诗是如此呢？“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这不正是一幅用饱醮忧愁的笔墨描绘出的图画吗？又何独王维的画是如此呢？敦煌壁画 中的佛像，那种既大智大悟，又天真纯净；既莞尔而笑，又庄严静思的神态，不正是一首绝妙 的诗吗？这都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结出的硕果。

至于在科学技术领域，为什么中国在古代占优势，西方在近代占优势呢？这个问题迷惑过不少人，包括爱因斯坦这样卓越的科学家也感到惊奇。我以为，这是由于中西不同的思维方式在不同历史时期显示出来的不同的优势。分析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首先明确两点：第一，确切地讲，科学不等于技术，前者是指一种以理论为主的学术体系，后者主要是指在实践经验基础上的发明创造；第二，科技也是由技术创造向科学理论发展的，古代的科技形态以技术创造为特征，近代以科学理论为主要特征。既然古代科技形态的显著特征即技术创造以实践经验为基础，显然中国人的形象思维会大显身手，而西方人的语言思维就相对逊色了。所以，中国能够成为四大发明的故乡?四大发明基本上是技术创造。中国古代的科技著作，主要也是技术 方面的，《天工开物》是宋应星对明代手工业生产经验的总结，《本草纲目》是李时珍对中草 药的功能与用途研究的记录。另外，中国学者在理论体系和学术概念上的潜在性、模糊性、玄奥性表现在哲学、美学等方面是别具一格的，但与生性精确的近现代科学理论背道而驰。这或许是近现代以来中国科技发展一落千丈的一个深刻原因。而以语言思维为主要思维方式的西方科学家，却正是在这方面得天独厚，故能在近现代科学理论的许多领域中独占鳌头。牛顿的力学、达尔文的进化论等科学理论体系在近代科技史上显示出了语言思维在这方面的优势。

我时常有这样一种想法：中国的科技形态基于人类的原始经验，而西方的科技形态则是对人类原始经验的转折。原始思维研究证明，原始人具有超乎寻常的直觉能力和经验积累。我认为，中国的方块汉字和形象思维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这种原始经验，从而形成了中国的科技形态；西方的字母文字和语言思维则在一定程度上割断了与原始经验的联系，使之另外开辟出一块天地，从而形成了西方的科技形态。西方科技在现代社会的优势已为人们所共睹。其实，中国的传统科技，尤其中医学，具有巨大的潜在价值，有待人们去发现、去挖掘。

综上所述，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是人类思维之树上的两朵奇葩，互有优劣，各具独特风貌，在历史上争奇斗艳，各领。因此，不能笼统地划分谁好谁坏，贬低一方，抬高一方。那种贬低方块汉字和形象思维、抬高字母文字和语言思维的论调，事实证明是站不住脚的。

二、哲学与宗教

哲学与宗教是文化的更深的层面，而二者之间的关系又反映了各个文明的不同风貌。在我看来，哲学和宗教的含义，是一个需要重新界定的前提性问题。这两个概念都来自西方，所以，一般人观念中的哲学与宗教，都是西方意义上的哲学与宗教，可谓之狭义的哲学与宗教。以这种狭义的哲学与宗教来考量中国的学术思想，严格地说，中国既没有哲学，也没有宗教。如果一定要以这个意义上的哲学与宗教来分析中国学术思想，我们当然可以找到类似于西方的哲学和宗教。依此，或许可以这样说：西方思想的特质在于哲学与宗教相分离，印度思想的特质在于哲学与宗教相合一，而中国思想的特质在于以哲学代替宗教。各国的宗教都是为了解决人生的问题，但在中国，哲学就是为了解决人生的问题，不需要宗教来扮演这一角色。中国哲学通过两条途径来安顿人生，一是自然，二是人自身，它们又往往交织在一起。由于它们都为人生而设，所以都具有人文主义特点。就此而言，我们又可以说中国哲 学的特质是人文主义。

不过，我们尤其应该注意到，中国的传统思想有自己独特的风貌。按照西方的标准来讨论中国的学术思想，是不客观的，也是不公正的。所以，我们应该打破西方中心论的束缚，在更超越的层面上去理解哲学和宗教，对这两个概念从广义上进行重新理解和诠释。我想，如果把“哲学”看作关于世界根本观点的学说、关于对存在问题的思考，如果把“宗教”看作关于人生的学说、关于信仰的体系，那么，那么就可以说中国思想具有哲学和宗教的两重性；它既是哲学，也是宗教。中国思想立足于人自身，所以这种哲学是人文主义的哲学，这种宗教也是人文主义的宗教。

中国传统思想的这种特质，是殷周之际经过一场以人为本位的深刻的宗教反思和批判运动形成的；这场思想风暴，标志着中国哲学的建立。也就是说，中国哲学是从探究人的本质即人性（德）开始的。透过这场宗教批判运动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哲学是从原始宗教中转化出来的 。

西方的情况完全不同。西方哲学尽管也萌芽于宗教，但它是从探究客观世界开始的。所以它的最初形式是自然哲学，然后才转向人，从而具有人文主义性质。不可否认，西方早期的这种人文主义和中国早期的人文主义有许多一致之处。例如，伦理学一度成为古希腊哲学的主要课题，研究形上学是为了解决道德问题。这和先秦哲学家的思路不谋而合。

中西哲学不但出发点不同，而且发展进路迥异。希腊哲学没有经过殷周之际那样的宗教反思和批判运动，这就为宗教留出了一定的空间。所以，在希腊哲学发展的后期，哲学终于和来自东方的宗教合流了，由此导入中世纪。然而，正是由于西方没有经历过殷周之际那种宗教反思和批判运动，所以西方的哲学和宗教始终禀性各异。其哲学是理性的、人文主义的，其宗教是非理性的、神本主义的。终于，经过文艺复兴运动，哲学与宗教又一次分道扬镳了。就这样，西方重新确认了久违的人文主义传统，并跨入近现代社会。可以说，西方的近现代文明是西方人的思想从中世纪的枷锁中挣脱出来的结果，所以它表现出对中世纪激烈批判的意识。

但是，由于经历了殷周之际的宗教反思和批判运动，所以从那时起，中国的思想就一直是人文主义的。正因如此，中国没有中世纪，也不存在什么封建社会，就象不存在奴隶社会一样。也正因如此，中国人没有必要从中世纪的枷锁中挣脱出来，重新认定人文主义传统，因而也不可能象西方那样经历文艺复兴运动。

多少年来，在西学的一片凯歌中，学者们千方百计地用马克思的五种社会形态来对中国历史进行分期，费尽心思地寻找中国历史上的文艺复兴运动，煞有其事地猛烈批判中国的封建主义、专制主义，……所有这一切，皆迹近无的放矢。诚然，中国古代社会有它的弊病、有它的缺陷，甚至严重的弊病和缺陷。然而，这就是封建主义吗？这就是专制主义吗？对此，需要重新考量。我想，中国古代至少没有西方那种封建主义和专制主义。如果说中国有西方意义上的专制主义的话，那应该是斯大林主义传入以后的事情，而是其顶峰。所以，中国的许多问题，我们应该好好反省自己，直面现实，不要总是把账算到古人的头上、总是把祖宗当作替罪 羊、总是王顾左右而言他。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切实地提高自己，发展社会。

三、形上学

形上学不但是某种哲学的核心，也是某种文化系统的核心，所以它最能反映一种学术思想 的特点。

形上学所探讨的最普遍的存在是超越一切的，是与现实世界无对的。这就是说，它完全由人心所设。这样，我们就无法回避心这个概念。

上文谈到，心包含生命之心和认知之心两个层面。我认为，相应地形上学也有两种类型，即生命形上学和认知形上学，它们分别由生命心和认知心所构造。前者乃生命根本特质的投影。哲学家们把他们对心（或者说生命）根本特质的体悟和把握投射到最高形上概念上，然后用它来规定心、安顿心。后者乃客观世界根本特质的投影。客观世界的根本特质首先投射到认 知心，然后又由认知心投射到最高形上概念上。

由于哲学家们对生命根本特质的体悟和对客观世界根本特质的认识各有不同，故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生命形上学和认知形上学。黄梨洲说：“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6] 这里，我要接着他的话说：存在（最普遍的存在）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既然最高形上概念为心的投影，所以，存在的本体，也就是心的本体；“工夫”的不同，决定了心之本体和存在之本体的不同。“工夫”，当然是心的工夫。

中西传统的形上学属于不同的类型。西方哲学一开始就是一种“爱智”的学问，由此形成的亚里士多德以后的西方传统形上学的主流是用科学性的概念、判断、推理的理论知识体系来把握的，这当然是一种认知形上学（前苏格拉底哲学或有所不同）。

中国哲学一开始就立足于生命的价值，因而其传统形上学的主流是生命形上学。儒道佛三派形上学的最高范畴分别为天、道、真如，这些范畴的实质分别为善、自然、空。就是说，三派对生命根本特质的体悟分别为善、自然和空。不过，宋明新儒学中的程朱一派的形上学则是一种认知形上学。它虽然声称其最高范畴“理”具有普遍性，但在实际论证中更侧重社会人伦 的一面，所以与西方的认知形上学有所不同。

既然生命心的功能是对其自身的体悟，所以它既是主体，又是客体，而归根结蒂它是主体性的实际承载者。这正是中国哲学主客合一特点的根源。与此相反，对象化是认知心的鲜明特征。它总是把客观世界作为对象去认识；即使对自身，它也是先将其对象化，然后再去认知。换言之，认知心与客观世界本来二分。另一方面，认知心与作为主体性实际承载者的生命心与本二分。这就导致了西方传统哲学主客二分的特点。

由于中国哲学脱胎于早期宗教，所以它难免带有中国早期宗教的特征。就象在原始宗教中人的命运是由天所赋予的一样，在中国哲学中，人性也是由天、道等最高形上实体赋予，从而内在于人自身的。这一点，也是与西方形上学大相径庭的。

需要指出的是，西方近代以来尤其现代以来怀疑、否定传统形上流的实质，在于对认知形上学的背离和对生命形上学的靠近。这样，一些西方哲学家自觉地从中国哲学中吸收养分 也就不足为怪了。

以上从三个由浅入深的层面分析了中西学术思想的特点。事实上，这三个层面是相互关联 的。

参考文献

[1] 黑格尔《逻辑学》，第7页，商务印书馆版。

[2] 杜威《思维术》第174页，中华书局1933年版。

[3] 《语言与语言学词典》第201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年版。

文化特点篇8

辽宁人民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在不断的物质和精神生产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具有辽宁地方特色的文化传统和文化体系。这些区域文化特点在辽宁农村题材电视剧中的运用，为其对辽宁的社会、人物、景观等方面的展现，以及塑造系列人物的成功之道和巧妙地展示景观中的风土人情和行为习惯，提供了巨大的作用。

一、重要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气候环境

辽宁位于中国东北地区的南部，历史悠久，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也是中国东北经济区和环渤海经济区的重要结合部，是东北地区通往关内的交通要道，也是东北地区和内蒙古通向世界、连接欧亚大陆桥的重要门户和前沿地带。

任何的艺术创作都必须依赖于当地的自然条件和社会背景，地域特色成了辽宁农村电视剧创作中的一个主要选材方向。由于辽宁的地形和气候影响，多以平原为主、四季分明，且西靠大陆，东入大海。辽宁的地理环境并不单一，既有内陆的景色也有海滨城市的魅力，气候的多样性也造就东北人民开朗大气的性格。地理位置同时也是又一因素，东临日韩，西邻内蒙古，加上自古的满清文化遗留和汉族文化的融合，辽宁人民向来开朗热情，辽宁文化也是取众家之长。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辽宁农村题材电视剧中，景色和色调并不单一，服装样式也不固定，也可以经常看到关于招商引资、出口进口等内容。

二、独特的地方语言

在辽宁农村题材电视剧中，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各个人物之间进行交流的特色语言。辽宁语言不同于其他地区的方言，由于普通话是在北方方言的基础上优化而来，辽宁的方言在传播上可以被全国观众所理解所接受。辽宁方言不讲平仄，语调中缺少抑扬顿挫，起伏变化不大，这也与辽宁人不拘小节、淡然处世的性格有关。辽宁农民的性格是豪爽大气，所以说话的时候也是粗嗓门、不修边幅，再加上辽宁人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幽默，说出来的话就经常惹人捧腹。

辽宁方言不仅是一种文化，也是一种情结，一种社会需要，具有独特的使用价值和文化价值。这些年来，东北方言突破了地域局限，以其超强的感染力，逐步走向全国。小品《卖拐》获得2001年“观众最喜爱的春节联欢晚会节目”小品类一等奖。接着，辽宁农村剧《刘老根》的热播，立刻奠定了辽宁方言剧的地位。后期，又有了《乡村爱情》、《女人当官》等其他优秀辽宁农村作品的出现，更让观众了解到辽宁语言的博大精深。这些作品通过人物的演绎和方言的运用，体现着浓厚的辽宁文化底蕴，不仅东北人感到熟悉亲切，同时南方观众也感到新鲜有趣。辽宁方言电视剧的出现，不仅娱乐了全国观众，同时也壮大了国内现实主义题材电视剧的影响和声势，弘扬了地区特色，促进了文化交流，并进一步激发民营节目制作机构对于电视剧的创作热情，积极推进农村题材电视剧的市场化运作和产业化发展。

三、多重文化的结合

文化是社会人与环境互动的产物。不同的地域环境，不同的民族背景，不同的历史传统，熔铸出不同品格的文化。东北文化是中国文化多元一体格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原住民的原始多神崇拜的萨满文化，关内移民带来的浅层文化和外国流民文化的混合物。[1]

辽宁文化乃至整个东北文化的形成因素较之中原文化、吴越文化、蜀楚文化都更为复杂。首先是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自然要影响到东北文化的形态风貌。再是人文环境的历史构成，从秦汉时期的移民迁入到契丹族和女真族两次入主中原，再到明清时代的移民由入关到出关的回流。冀鲁晋流民齐闯关东和日伪时期长达十余年的奴化教育和殖民地文化的影响，构成了东北文化结构的复杂性和独特性。因此，东北文化的特征，很难用简单的概念来定位。东北人的性格和文化心理特征，也不是可以用几句类型化的词语可以概括的。

辽宁文化的特点并不是自身所带的一个或者两个方面，而是多重文化所共同作用的产物，体现在于自古蛮夷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相互结合，这种文化既有自己的特点也容易被其他地区的人民所接受所理解，而不是像某些少数民族的文化一样，让我们匪夷所思。辽宁农村相对于城市而言，更带有辽宁地域上的特点。例如，电视剧中在表现过节这一情节是，农村的节日气氛比城市里要浓重，而且风俗在于农村中更是被表现得原汁原味。电视剧《刘老根》最后一段故事中，刘老根和丁香结婚时，把所有的农村二婚程序表现得淋漓尽致，让观众对于辽宁农村的结婚习俗更有一番新的理解。

四、从辽宁农民看全国农民的文化心态

传统观念认为，在长期的社会生活和生产开发中，东北农民难以形成精细的耕作习惯和物尽其用的生活态度，也难以产生无数的能工巧匠，在自然经济的生产方式下，在相对封闭的内陆村落生活中，商品交换甚是少见，所以，东北农民靠土地积累财富，形成一种粗放式的生活方式和浓重的乡土意识，缺少浓厚的商业意识和功利精神。[1]

随着国家对于农业重视程度的增加，农民的自身素质也在不断的提高，不仅在于经济获益方面，他们更加注重生活的品质。由最近我国一直实行的“家电下乡”政策的实施，我们就可以看到，农民对于高品质生活的要求也是与日俱增。空调、电脑和家庭影院等高档家用电器的进入已经不能完全满足农民的精神需要，信息与知识才是可以丰富他们精神世界的重要因素。

由此，我们可以总结出现代的辽宁农民的三种文化需求心态：

1、农民对于信息文化的渴求心态。农民的生活水平在不断地提高，有很多农民的收入要远远大于城市工薪阶级的收入。所以他们对于新闻和信息的渴求程度丝毫不比城市人差。如《女人当官》中，已不是局限于村里人的家庭琐事，而是把内容大部分放在对于去外地打工和领导人民的思考上。同样，《乡村爱情》也不仅描写的是村里人的爱情生活，更是加合办厂、加盟、商战等多元素的剧情设置。这也是剧作者想要表现的农民一种生活状态，一种同时代接轨，同信息社会同步，同经济竞争社会的加入和融合。

2、农民想要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信息文化体系。农民已经不止局限在知道一些浅显的知识信息中，而是希望有一套属于自己的信息文化体系。对于中国农民来说，问题不是在于没有看到信息，而是对于信息的把握、理解程度。

对信息的追求和肯定，对信息的关注和把握，这是一个新型农民要具备的。作为新型农民，作为一个现代农民应该具备这样一种追求信息、关注信息的能力；其次，观念传播除提高农民对信息的关注外，还包括选择、判断、分析的意识，要选择什么样的信息？宣传给农民一种信息判断分析的观念；再次，观念传播还是包括风险意识的传递，因为在提供信息的时候，信息的正反面我们都应该告诉我们的对象，告诉我们接受的受众，应该让他有一种抗风险的准备，而且让他们知道，自己在信息社会里面重要的生存条件和生存理念。[2]

3、农民形象在广大人民心中的转变。这一点我们也可以理解成农民渴望缩短自己与其他人的距离。电视剧的传播不仅可以拉近传播者和受众的距离，也可以把彼此之间的文化相互传递。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刘老根》、《乡村爱情》的全国火爆热播，全国对于辽宁的认识不会那么全面，甚至当我们去南方旅游的时候，我们的一些方言，他们也逐渐可以理解。农民渴望由一些电视剧的播放，可以让观众看到一个新世纪新时期的农村生活，而不是穿着邋里邋遢的棉袄，蹲在门口吃着大锅饭的形象。城市有的农村都有，但是农村有的朴实和清新，城市却未必有。

文化特点篇9

一.文化产业结构的含义

文化产业结构是指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所形成的、反映着一定社会文化关系的文化再生产过程中文化产业间的相互联系和比例关系。①从这一概念可以看出，文化产业结构是一个历史的产物，并不是一开始就存在的，它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才产生的，是产业结构高度化的产物，并且会随着生产力的不断进步而发生演变。其次，文化产业结构不单是一个经济学概念，“同时它是一定社会制度的文化反映，是社会生产关系的文化反映。”②表现出了文化产业结构的经济与文化的双重属性。其三，它是一种社会文化关系结构，也即是一定的文化生产力所展现的一定秩序性和关联性。这种社会文化关系是通过文化产业这种文化再生产过程体现出来的。文化转化成文化产业是这种文化再生产过程，文化产业结构受固有的文化结构的影响。其四，体现的是“文化产业间的相互联系和比例关系”，只考虑文化产业内部各行业的相互关系。但是“文化产业结构是一个立体的结构系统，具有多层次交织共生的特征。它既包括文化再生产过程中大类产业间的关系，也包括某一产业内部细分的专业产品生产部门之间的相互关系。”③而杨吉华在对此概念进行界定时，则只关注文化产业结构在经济层面的含义，他认为文化产业结构既指文化产业在宏观产业结构和整个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和比重。同时还包含文化产业内部各行业的比例关系。④

文化产业结构除了表现经济层面丰富的内涵之外，还可以从中解读出反映在经济层面之后的更加深刻的文化及政治意味。也就是说，文化产业结构并不单单是现存文化行业的经济组合，而是通过它表征了其背后的社会文化变动，而文化变动又隐藏着社会阶层的权利和利益关系。它既反映了一定背景下文化商品的市场化水平，也揭示了“人们文化消费需求的主体差异，以及由这种差异所反映出来的主体社会身份和文化权利的差异。”⑤由于文化产业结构与现实生活中人们的文化消费行为间存在文化权力结构的对应关系，而这种对应关系又传递出人与人之间不同的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关系，因此可以说，文化产业结构是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延伸，展示了一种政治经济学关系。究其原因是因为，文化资源的主要掌握者――政府拥有对社会资源的绝对分配权，文化产业结构正是以一种社会资源的存在方式而存在的，它的产生及演变过程正是不同时期的权利掌握者对以往的历史文化及其它社会资源按其利益集团化的方式分配的结果。在这种意义上来看文化产业结构和其它产业结构就有了明显的不同，它主要受社会因素的制约，而其它产业结构更多受自然条件的束缚。

在我国，由于文化产业脱胎于计划经济时代的文化事业单位，文化产业的政府行政化管理意味更浓，文化产业结构的形成更多的反映出政府从文化的意识形态管理需要出发，对文化产业资源配置的一种权力安排与部署。

二.文化产业结构的特点

1、等级性

文化产业结构的等级性是由文化产业的文化属性决定的，而文化的意识形态性必然影响到文化再生产的文化产业的，但是不同的文化产业部类所具有的或传播意识形态的强弱是很不一样的，所以国家基于文化安全的考虑势必要对文化产业不同部类的重要性作“共同而有区分”的认识和判断。在我国，广播、电视、新闻、出版等产业一直处于严格的管控之中，民间资本和外国资本很难获得市场准入，由此形成了文化产业不同部类间文化权利资源的等级性分配，这种文化资源权利分配的结果是直接导致不同文化产业门类发展能力的差异。由此也就形成了各文化产业部类在整个文化产业中权重的不同，久而久之，权重大的获得了较大的发展，而被压抑的则逐渐萧条，这也是当前我国部分文化产业门类独大、文化产业整体畸形发展的部分原因。

波特在《竞争优势》一书中认为产业价值链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垂直供应链和横向协作链。垂直供应链可划分为上、中、下游关系，横向协作链则是产业的服务和配套。每一种文化产业门类均包含了这两种价值链关系，但是在这种横向和垂直关系相互交织的关系网中，总会有一个核心的交织点，那即是具有较长、较广价值链的核心产业，也是这里所谓的等级性较高的文化产业门类，而以较高等级性文化产业门类为中心的相关产业门类则属于较低等级性的产业门类。同时，那些不具有生长较长产业链条的文化产业门类也可归于等级性较低的文化产业门类。以等级性较高的电影产业为例，电影产业垂直供应链包括前期剧本的创作、版权的交易、前期的策划等，中期包括电影制作的所有方面，后期包括流通发行过程涉及的相关方面，有产品的推广和发行等。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延伸出相关的产品，比如与该作品相关的音像制品、各种类型的图书出版、相关的版权交易等。而电影产业横向协作的价值链则出现在垂直供应链的每一个阶段上，前期涉及电影制作相关设备的生产、加工行业，各种类型电影人员的培训行业等，中期有制作过程中的场地提供及相关的道具生产行业、配套的服务行业、作品加工行业等，后期包括与推广该作品所涉及的多种平台及服务、与电影放映相关的设备生产及服务行业、由电影作品延伸出来的生产加工音像、图书等制品的的相关产业等。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电影产业是具有较高产业链价值的文化产业门类，也即是处于文化产业结构的较高等级，而以它为基础生长起来的相关产业门类则产业价值链相对较低，也即是处于文化产业结构的较低等级。

但是，文化产业结构的等级性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原先处于较高等级的部类也会向较低等级滑落，相反亦然。比如，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进步，网上传播成为重要的传播途径，以前被划为层的网络文化服务就逐渐进入到核心层，成为国家重点关注和发展的文化产业部类。同时对文化产业链的重新认识，致使文化产业相关层的地位也有了变化。

2、变动性

文化产业结构的变动性指文化产业与其它产业，以及文化产业内部之间的联系及比例关系的运动性。产业结构是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变化而调整和丰富的。文化产业结构作为产业结构的一部分也不例外。首先文化产业在整个产业结构中的比重日益提升。2004年国家统计局《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正式从统计的角度确立了我国文化产业的内涵，开始有了文化产业统计数据，2004年文化产业实现增加值3440亿元，而2006年，此数字就达到了5123亿元，占GDP比重也由2004年的2.15%上升到2006年的2.45%，2007年占GDP的比重更是达到2.6%。

其次文化产业内部不同部类随着生产力及生产关系的变化而不断演进。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网络技术、通信技术、数字技术等为主的高新技术革命，极大地推动了文化产业结构的演变。其表现有三个方面，一是高新技术导致新的文化产业门类的不断产生，以互联网为主的一系列文化产业形态，如网络游戏业、博客、播客、微视频等。二是高新技术促使传统文化产业门类向高级化发展，如传统的模拟信号电视向数字电视、手机电视、网络电视、移动电视等运动。三是高新技术使原来独立的文化产业门类逐渐走向融合，形成新的产业门类，如传统独立的广播、电视、游戏、动漫、出版业等多种媒体融合，产生了新的文化产业类型---新媒体产业（主要包含虚拟社区、电子邮件、聊天室、搜索引擎、门户网站等）。

但是，文化产业结构的变动性，不是说它是任意的，而是遵循一定的产业发展规律的。究其原因，是因为文化产业结构的系统性决定了系统内各要素的相互关联能够束缚子系统的运行，使系统在总体上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在产业内部，有相应的行业经过发展成为主导产业门类，由此带动相关的其它门类，随着其它门类的崛起以及外界因素的影响，原来的主导产业逐渐衰落，新的主导产业门类崛起，又带动相关的产业，周而复始。就文化产业整体及文化产业内部各行业来说，它也都会经历诞生、起步、高速增长、成熟以及衰退等发展阶段，有着和其他产业一样的周期性。

3、系统性

产业结构体系中的各种单位相互间紧密联系、彼此依存，组成一个系统。产业结构可以分为不同的层级单位，以三次产业分类法为例，最高层级为以农业为主的第一产业、以工业为主的第二产业、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而在一、二、三产业之下又分别包含不同的次级产业门类。以第三产业为例：第三产业包含流通和服务两大类，其中流通部门包括交通运输、邮电通讯、商业、饮食、物资供销和仓储等业。服务部门又可分为三类，其一为生产和生活服务的部门，包括金融、保险、地质普查、房地产、公用事业、居民服务、旅游、咨询信息服务和各类技术服务等业。其二为提高科学文化水平和居民素质服务的部门，包括教育、文化、广播、电视、科学研究、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等业。其三为社会公共需要服务的部门，包括国家机关、政党机关、社会团体以及军队和警察等。低一级的层次单位组成高一级的层次单位，最后组成产业结构的整个复杂系统。文化产业作为整个产业结构体系靠中间位置的一级，其上位于整个产业系统的第三产业之中，在第三产业系统中，又位于服务部门的子系统之中。同时，文化产业本身除了与整个产业形成一个系统之外，它本身也是一个自足的系统，在文化产业本身的系统之中，其下又有不同的层级体系。文化产业结构就是各个单位在不同层和级上构成的一个系统的层级装置，在这个层级装置中，各个层级呈现出这样的特点，那就是层次的数量逐层增多，从有限到无穷。

皮亚杰在论述结构的整体性时说“一个结构是由若干个成分所组成的；但是这些成分是服从于能说明体系之成为体系特点的一些规律的。这些所谓组成规律，并不能还原为一些简单相加的联合关系，这些规律把不同于各种成分所有的种种性质的整体性质赋予作为全体的全体。”⑥产业结构是整个社会经济系统的重要子系统，而第三产业则是产业结构新兴的重要亚系统，在第三产业内部，文化产业作为一个全新的重要增长极，在第三产业系统内部是一个支撑性的亚子系统要素，在文化产业系统内部，又由不同的部类行业等更小的系统要素组成。文化产业结构的系统性决定了系统内部的各个构成要素之间存在着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关系，这种关系决定了文化产业结构系统整体功能大于各组成要素单个功能之和。同时，系统性决定了层次性，文化产业结构的层次性要求处于较低层级的子系统应当始终围绕较高层级的母系统目标运行，在考虑系统的整体性的前提下，不断推进文化产业结构的各个方面向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方面前行，以期从各个较小的层级渐进实现整个产业目标的实现。

4、意识形态性

由于文化产业本身不仅是一种经济产业，更是一种以具有强烈意识形态特性为客体的文化作为其表达对像的产业形态。基于此，文化产业结构就表现出一种文化存在结构形态，是一定的社会制度的文化反映，表现出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由于文化产业的意识形态属性，决定了国家意识形态在文化产业制度和政策上的取向性，这种取向性直接影响到文化产业结构的每一个层次。同时，我国的文化产业脱胎于政府严格管理的事业单位，是计划经济体系下政府根据文化的意识形态的不同表现形态及重要性而划分的文化产业类别，比如新闻出版业、广播电视业、文化艺术创作、休闲娱乐业等。在《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中，把文化产业划分为核心层、层和相关层，通过对每层具体文化产业门类的考察，不难发现这种划分除了产业经济学上的意义外，更多的反映了相关门类意识形态的强弱，在此基础上，文化资源分配上的差异表达出权力的差异。

因此，可以说文化产业结构是现存一切文化关系的制度性反映与总和。它反映了人们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和制度文化的背景下文化消费的主体差异,这种差异进一步反映出主体社会身份和文化权利的差异。“由于文化产业的存在形态与文化消费主体的消费行为之间存在着文化权利结构上的对应关系，而这种关系又反映着不同主体间的经济与文化关系，以及由这种关系决定的不同的社会关系，因而文化产业结构是人的社会关系延伸。”⑦文化产业结构作为一种社会资源的存在方式，受到政府掌握的资源分配权的制约，政府对资源的分配首先考虑的是对其统治的影响，基于此，位于文化产业核心层的具有浓烈意识形态意味的相关产业门类就成了政府强力控制的部类，当然也是具有文化资源分配优势权的部类。这就使得文化产业结构不仅具有一般产业结构的意义，更具有政治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的意义。

参考文献：

①胡惠林.文化产业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184.

②胡惠林.文化产业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184.

③胡惠林.文化产业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254.

④杨吉华.文化产业政策研究[D].中央党校2007年博士论文，第32页

⑤胡惠林.论文化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和制度创新[J].思想战线，2003,(4).

文化特点篇10

广告是一种特殊的大众传播活动．它的本质在于商品利销性。作为经济和传播领域的一种现象，社会对于广告有更多的理性审视或现实要求．譬如它可能或将要带来的或正面或负面的作用。某种意义上，广告体现的是对现代工业文化的反思。本文将以电视广告为例，分析广告的文化特点。

一、电视广告蕴含、生长着大众文化和价值观念

电视广告在传播商品信息和服务信息的同时还传播了生活模式和消费文化。影响着社会的价值观念和大众的文化心理。

普通的老百姓在消费行为中，既不主张过于超前消费、过于标新立异，但也不要落后，希望达到与周围环境的和谐统一。物品的使用也是精打细算．既要达到目的，也须崇尚节俭这种思想在广告中的表现，是既强调潮流、时尚、功能，同时也宣扬商品的耐用、实惠等等。如雕牌洗衣粉．在上世纪90年代末瞄准城市中档洗衣粉市场的空缺，一则“只选对的。不买贵的”广告．正迎合了城市普通居民的消费心理。广告回避了当时众多洗衣粉广告的功能性宣传．反复用“我要雕牌”来引起消费者的注意．暗示雕牌的实用价值和实惠价格．一时间该广告家喻户晓。再如大宝SOD蜜，观众最熟悉的都是那句“大宝明天见．大宝天天见”的广告词，大宝产品定位中低档消费市场。以分量足、实惠。最优的性价比为竞争优势。又如一些中低档的品牌．红豆衬衫、李宁运动服、双星鞋等。这些产品质量的印象并不如高档品牌，但给消费者“实惠”、“物有所值”的心理感受，是一种恰到好处的消费印象。

中国电视广告历经了几十年的流变。从大多数作品中可以看到。电视广告制造的是消费，生长的是，诉诸的是感性．甚至制造了一个消费乌托邦。质朴的或华丽的、简浩的或精致的音像符号以及整个结构所体现的．除了商业性本身。还有它制造的某种社会性的消费观和文化氛围。这些变化同其它社会现象一样．体现了一种主流的价值观念、审美趣味、行为取向所构成的文化心态。从这一过程可以看到．电视广告已经成为大众文化发展的又一个生长点。

工业文明向信息社会即后工业社会转化的过程中．社会重心由生产转化为消费．“服务”成为这个社会最主要的工作。体现消费者的消费观念、生活理想和价值追求的文化就形成了所谓的“大众文化”。这种新的文化取向．不仅是一个时代价值观念、精神追求的反映，同时也成为一种社会导向。

在这个过程中．电视广告担当的是被商品化了的角色。它尽力表演着世俗社会。从最初的告白式的广告，到广告与艺术的结合．到品牌理念的提升，都昭示着这样一种概念，即艺术品质与消费文明达成谅解．市场、艺术与消费者握手言欢。

二、电视广告构筑的“文化空间”

较之20世纪的保守风格。21世纪电视广告显得轻装上阵。恣睢无忌，天马行空。这种充满活力的表现证明了广告是商品意识、艺术魅力和大众文化三者结合的最佳表征。在这样的表征中，人们看到的是一个越来越“现代化”的世界。

在电视广告作品中不难发现．它的文化表象是极其引人注目的。它往往制造的是煽情的、夸张的感官刺激．显示浮华、喧闹或平庸，以此制造生活的幻像，狂轰滥炸式的创作使即便有批判能力的消费者也难免不受影响。它将理想化了的、虚荣的、充满希望的人生浓缩在一幅幅画面中，甚至创造了乌托邦的极致。

1　电视广告体现的最直接概念是“时尚”。

广告表现为大众文化形式．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打动着受众。支配着其生活方式。这种方式就是倡导时尚，换句话说，作为大众文化的广告，主要体现为时尚文化，追求商品时尚化，导引大众购买以获得更大的商业利润；以大众传媒方式传播，迅速制造时尚。与时尚结合在一起的广告有一种人格化倾向，对广大消费者具有人格的影响力。都市、时装、信用卡。各种引领时代潮流的“物质”占领着人们的视野。即使是在一些追求质朴的作品中，也往往隐含着对“都市”的心理眺望。人们被暗示对一切社会新潮表示臣服和膜拜；观众、读者在一个叉一个潮流的裹挟下目不暇接；当“时尚”与“个性”嫁接或兑换的时候．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已经被“公共化”了。

2　电视广告创意提供了一种“社会范式”。

譬如，在大多数广告中。人们能看到“英雄形象”的感召。在这一点上．平面媒体与电视媒体共同构成了某种社会情景．出现在画面上的社会环境、家庭环境、性别环境似乎都构成了一种共同的社会期待――男性话语中心和与之相关的女的微妙歧视。在大多数作品中，男性往往扮演了事业成功者、家庭的成功者甚至性格的成功者，女性则通常扮演了“贤妻良母”或“现代花瓶”的角色。(事实上，在这一点上，它同现代电影艺术实践和理论的集合点――“好莱坞”模式的社会功能是一致的。它创造了概念，概念又深化为规范。规范最终成为某种“社会真理”。)这种独特的社会期待之所以成为一种可能．就是在于它成功地对受众产生了暗示、感染及模仿，这使它甚至与“神话”的结构方式是共通的。

这种形象示范的方式，意味着广告体现了大众文化的一个重要要求：消费社会的个性领导者与传统和解者的角色统一。

3　电视广告的另一个突出表象，是对大众趣味的媚俗化迎合。

这突出体现于性诉求广告中。目前，出现在电视上的性诉求广告主要有两种表现，一是用性的元素来表现非性的题材，增强冲击力；二是用隐晦雅致的手法表现与“性”或相关敏感的题材，削减刺激，避免受众的不快。这些性诉求广告．反映了广告处于发展阶段的一种局限性．也是广告发展进程中的痛苦洗礼。广告表现媚俗化的现象，将会随着受众成熟和健康意趣的强化逐渐减弱。

大众文化创造的消费观和文化氛围。必然在引领社会的同时也与既有的价值观和文化心理产生冲突，这使得电视广告作品中到处可见含混不清的内容。电视广告因而总是面临着社会大众接受还是拒绝的判决。在此过程中。对传统美学价值的质疑和批判．新的价值标准的找寻．以及重新的回归自然。充分展示着电视广告因其本质的特殊性而形成对大众文化的特殊感应．并最终塑造了一个时尚文化范式。

三、对“健康”道路的选择

对于电视广告而言．受众是具有特殊性的。人们在欣赏电视艺术作品的时候，强调的是审美愉悦和审美情感。而在欣赏电视广告作品时．人们期望得到满足的另一个需求是产品或品牌信息。这也正是电视广告追求的目标。事实上，消费者的需求构成了电视广告创意的目标。

在商品和购买力尚不充分的早期市场，消费者需求体现的主要特征是“理性消费”。产品的质量和价格，产品的实态依托，成为他们的主要价值判断标准；当物质生产逐渐丰富起来时．消费者对产品的购买力和选择性都大大提高．他们开始寻求满足更多需求的产品的“独特性”。随着社会进步，价值观回归到对人性的关注，消费者又越来越重视心灵的充实，他们期望从产品身上获得更多的心灵满足。

目前．在对消费者心理的把握上，值得期望的生存可能和成长空间应该是．真诚地关怀人的生存状态和人性经验．倡导并弘扬积极价值观的“健康广告”。这样的广告将不再是对西方广告模式的东施效颦，也不是对王冠和花冠的翘首以待。而是对人类生存的空间和所经历的人生的一种挚爱，它们将连通人们对现实的体验，不是用利益而是用真诚守望人生，与观众对话。

在此过程中，一方面，中国传统的社会心理规范依然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消费者的意识核心依然是较为传统的。以“血亲”关系为基础的传统社会结构．导致东方审美心理依然是崇尚和谐。崇尚“天人合一”，崇尚“大同”。受众的思维方式依然是集体化的。较西方“知在个体”的个性化、反叛化的创作作品而言．中国消费者显然依旧重视社会的规范和共性，以及由此体现的“和谐”态度。

文化特点篇11

巴西的文化特点是具有浓郁的拉美特色，巴西的文化具有多重民族的特性，巴西作为一个民族大融炉，有来自欧洲、非洲、亚洲等其他地区的移民。在音乐、舞蹈方面都有十分不同的表现。

卡波耶拉是一种16世纪时由巴西的非裔移民所发展出，介于艺术与武术之间的独特舞蹈。虽然其伴随音乐节奏以通常为两人一组的方式而起舞与一般舞蹈雷同，但是舞蹈动作中结合了大量侧空翻、回旋踢、倒立等武术动作，却被认为有极浓厚的战斗用途。虽然已经存在数百年，但一直到1930年代以后卡波耶拉舞才正式地被允许在民间习授流传，由于这种舞蹈起源于非洲却又融入了相当程度巴西本土原住民的文化特性，因此被认为是巴西最重要的本土文化象征与国技之一。

（来源：文章屋网 ）

文化特点篇12

二、口语表达过于简单

高职院校英语表达实际上与社会中的英语表达是一致的，在社会中表达英语的群体主要是高校毕业生，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与在校学生在英语的使用中存在共鸣，多数在校生在心里都存在“英语难”的思想，在一些简单的表达中存在一定的心灵缺憾，他们或许会认为自己学习的英语无处表达，这也可以看出能够在口语表达中使用的应用，往往其传播效果却是最好的，这就直接说明了英语教学中的困境，即听说能力不强，换句话说，如果可以使英语口语交际能力提升一个水平，那么高职英语教学中学生的听说能力就能上升一个台阶。通常情况下，我们已经习惯了用本国文化对语言进行驾驭，事实上这正说明了我国的文化语境是封闭的，因此一定要促进语境的开放性，对外界的语言和文化进行接受，真正融入到外国的语言环境中，这样学生的英语水平才能真正实现与世界接轨的目标[3]。四、文化差异的存在使得学生“羞于表达”我国文化是非常内敛的，例如我们在接受别人赞扬的时候往往会回答：“你更漂亮”、“你更有能力”这类谦虚的语言，但是英语的文化呢，他们在接受别人赞美时，一定会说：“thankyou”，相比较来说，我国文化要内敛很多，这种文化已经根植于中国人的内心，成为接受赞美的一种标准性回答。但是，在英语文化中，却更喜欢直接的表达，要求实事求是，这一点获取和它们的自由民主运动或者思想启蒙运动直接相关，由此可见，民主主义和自由民主的观念已经根植于他们的内心。因此，在接受西方表达方式的过程中，首先，我们对他们的表达习惯并不习惯，同时在学习的过程中也看不到存在于英语语言文化中的美，正是这种“羞于表达”的思想造成了实际能力与知识之间不匹配的这种状态，实际上这种文化差异对高职学生的英语学习存在着十分严重的影响。在高职英语教学中，我们应该坚持对传统文化观念的渗透，同时将英语语言文化的精髓融入到英语教学中，这对我国文化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并且还能帮助我们更好的融入世界社会中，更好的对其他国家的优秀文化进行吸收，最终促进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提高[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