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学研究方向篇1

中图分类号：B82-058 文献标识码：A

1环境伦理学的研究方法

1.1整体导向的研究方法

环境伦理学需要以开放的姿态面对整个生态系统。在整个地球上，大海被严重污染；大小湖泊被各种垃圾污染；热带雨林和其他原始森林被人类肆意砍伐。我们吃的蔬菜被浸透了农药；我们吃的肉是化学饲料催化出来的；我们吸的空气被高度污染；这是人类目前的生存现实。生命伦理学必须走向世界生命伦理学、地球生命伦理学。环境伦理学要担当如此责任，则必须要走出以人为中心的人类中心主义，采取整体导向的研究方法。在过去，人类中心主义认为大自然没有自身的价值，大自然只有利用价值，人类只顾人类的发展，忽视了自然的保护，从而导致了严重的生态危机。整体导向的研究方法的认知前提是：“大自然具有内在价值，人类有义务保护自然”。整体导向的研究方法强调：“自然界是一个整体系统，人类和大自然相互依存，人类必须遵循大自然的基本发展规律”。人类的持续发展不仅有赖于人类创造出来的物质环境和精神环境的发展；依赖于物种的多样性生存；依赖于动植物和大江大河充满蓬勃朝气和活力。因此，环境伦理学需要用整体导向的研究方法来进行研究。

1.2以“难题”和“问题”为导向的研究方法

以“难题”或“问题”为导向的研究方法，在环境伦理学的研究进展中，从根本上了颠覆以前的的关于理论与应用、思想与实践的关系的传统认知。对“难题”的关注使得环境伦理学在一种伦理突破的意义上，着意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从而重建一种生机勃勃的环境伦理。在这个意义上，环境伦理学中对“难题”和“问题”的充分解决，既是世界环境伦理学形态整体变革的浪潮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我们要创建的新颖的、顺应世界潮流的一个重要环节。虽然，我国的环境伦理学理念主要是发端于西方的环境伦理学之中，但由于环境伦理学问题具有现实性，环境伦理学中在各国出现的“问题”与“难题”都也会有所不同，因此，以“问题”或“难题”为导向的的环境伦理学的研究方法，最有希望在这些“问题”和“难题”的启发下，重新审视我们的环境伦理学体系，从而促进环境伦理学的发展。

1.3学习西方和结合国情两者并进的研究方法

环境伦理学的学科发展起源于西方，20世纪80年代我国的环境伦理学学者通过研究西方环境伦理学理论，从而引领了我国的环境伦理学的发展。环境伦理学的中国道路并不排斥西方的环境伦理学理论，相反，西方的环境伦理学优秀理论最易于从基础的视角上提供切近和进入中国环境伦理研究的路径。然而，仅仅依靠W习西方的环境伦理学来发展我国的环境伦理学是不够的，探索环境伦理学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还需要以中国的国情为基础，在对中国国情的调查基础上，探索我们应对环境伦理学的中国理念以及我们必须应对的中国的“难题”及“问题”。因此，对环境伦理学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而言，学习西方和结合国情两者并进的研究方法是至为重要的研究方法。通过学习西方的环境伦理理论，重视理论框架的建构，进而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环境伦理学的概念和范畴体系，从而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环境伦理学。

2环境伦理学的研究方法所产生的影响

研究方法对于一门学科的研究至关重要。通过对当前存在的生命伦理学的最新研究方法的整合，可以为以后学习和研究生命伦理学打下坚实的基础。运用以整体为导向的研究方法来进行研究环境伦理学，打破了传统的环境伦理学以人为中心，将人类与其生存环境相隔离的局面。只有运用整体导向的研究方法，才能让人的生命更加健康，地球生命更加和谐。以“问题”或“难题”为导向的研究方法意图使环境伦理学通过对“难题”和“问题”进行分析、调查、治理，并提供指导环境问题的对策建议，从而进一步推进环境伦理学的学科研究。学习西方和结合国情两者并进的研究方法特别突出了中国的现实和中国的问题。在研究进路上，学习西方和结合国情以中国的现实和中国的问题为基础来发展环境伦理学理论，通过重视理论框架的建构，进而提出中国特色的环境伦理学的概念和范畴体系，从而建构中国特色的环境伦理学。

伦理学研究方向篇2

    发展伦理学是对发展的哲学思考和伦理反思。在阐述中西方学者对发展伦理学研究对象的不同理解之前，笔者拟先对中西方学者对发展基本内涵的观点进行大体的梳理。由于人们对“发展”的概念有着不同的理解，由之形成不同的发展伦理观，并指导实践循着不同的道路发展。但是，现实中发展伦理思维表现出较大的自由发散空间和各种各样的思维向度，每个人关注的发展伦理研究对象也不尽相同。下面，就国内外学者的发展观作一介绍，可以从他们的论述中分析发展的基本内涵。

(一）国外学者对发展的论述其一，发展是多方面、多领域的。德尼古莱是从广义的价值维度来阐释的，在他看来，发展的视域和意蕴绝不仅仅局限于增长，更不是直接等同于经济增长。因此，他“把发展视为界定美好生活、公正社会以及人类群体与大自然关系的问题”Wo在古莱那里,发展是一个综合概念，它既是经济问题、社会问题，又是政治问题、文化问题;既是管理问题，又是文明问题。因而,其内容是复杂的，是多方面、多领域的。

其二，发展是自由拓展的。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中，阿马蒂亚森对发展问题提出一个以“自由”来概括的新视角，进而提出了一个新的发展观:发展就是扩展自由，发展的首要目的是自由，自由是促进发展不可或缺的手段。在森看来，发展就是扩展人们享有真实目的的一个过程，而发展目标等同于判定社会上所有人的福利状态的价值标准1由此可见，他倡导的发展既是人类社会的自由、和谐发展，又是人际间的平等和可持续发展。

其三，“以人为中心”的发展。“以人为中心”,是弗朗索瓦佩鲁对发展问题的新观念。佩鲁认为，“以人为中心”意示着人类社会只有将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最高理念，才是发展的根本目标与核心价值趋向。因而，他的“新发展观”特别指出，社会的发展是“以人为中心”的发展。佩鲁“以人为中心”的新发展观以及一系列的新思维、新理念，为人类发展史带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思想变革，为人类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发展理念。

(二）国内学者对发展的观点刘福森教授认为,从本质上来讲，发展概念是一个现代性概念。发展是现代社会的最时髦的概念之一，也是现代社会使用频率最高的概念之一。林春逸教授认为，发展是一种自反性发展，或者说“发展也不是一个自足的概念，而是一个需要加修饰词的概念，是在反思过程中内涵得以不断丰富的概念，。在林春逸教授看来，我们过去一直认为的发展概念是单纯的经济学的，并把发展理解为、等同于增长,所以我们在关注经济增长的同时，并没有关注“什么才是真正的发展”，也没有对“我们要进行什么样的发展”进行反思。在这一理念下，也就不会涉及“怎样才能更好发展、是为了谁的发展、是谁在发展”等一系列问题,这就使我们的发展陷人了困境。目前迫切需要有新的理论来指导新的发展,这样，发展伦理学就自然地成为了解决发展问题的一门理论。这就自然引出发展伦理学的研究对象问题。

二、中西方学者论发展伦理学的研究对象

    对于发展伦理学研究的对象，中西方学者也有着明显的差异:西方的发展伦理学研究主要是以“整体真正发展”为价值取向的发展伦理和“自由”为价值取向的发展伦理;而我国学者主要是以“类”的生存和发展利益为价值取向的发展伦理。笔者分别介绍如下。

(一）西方学者论发展伦理学的研究对象西方发展伦理的研究起步早于国内，理论上相对比较成熟，研究学者比较多。这些学者对发展伦理学的研究对象也各有侧重。

其一，侧重于发展伦理学的应用研究。西方学者克拉克是“应用型”发展伦理学的代表，他侧重的是发展伦理学的应用研究，其代表作是与史蒂芬司切维合作的、于2005年提交给“美国国际发展局”的研究报告，在这个报告中，克拉克对其以“西方民主制度”、“标准伦理行动”为重要内容的发展伦理观进行了系统阐释。克拉克认为，发展伦理学的研究不仅应该关心“为什么行动”和“如何行动”的问题,更应该关心“能否实现”的问题。

其二，侧重于发展伦理的理论建构。发展伦理学研究的先驱者德尼古莱认为，随着政治、经济、社会以及技术等领域出现的全面异化，“以物为中心”使发展成为脱离人性、人道的“伪发展”。“对伪发展有效的纠正办法是通称‘可持续发展’的一种运用伦理，但这最好称为‘整体真正发展’而发展伦理学追求的是一种“合理的发展”，其解决的是“为了什么发展”和“什么样的发展才是好的发展”这一价值论的问题。在古莱看来，“发展伦理学的真正任务在于取消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和技术的一切异化。”在古莱那里，构建了以“整体真正发展”为价值取向的发展伦理，古莱所谓的“整体真正发展”，其实就是他倡导的发展伦理。

其三，发展是经济与伦理的整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者阿马蒂亚森侧重于对具体的发展伦理问题的剖析与揭露，在此基础上试图为人类幸福和发展理念构建一个更全面的理论架构。在阿马蒂亚森那里，发展伦理是以“自由”为价值取向的，“自由”发展价值观是森的发展理论的三大特点之一。在森看来，发展价值观是以一种聚焦于人类自己的发展价值观，这与狭隘的传统发展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阿马蒂亚森在批评功利主义单一经济发展观的同时，论述了发展是经济与伦理的整合，主张人类发展指数超越经济方面的国民生产总值，由此成为当今具有代表性的发展伦理观。

由上不难看出，西方的发展伦理学研究主要是以“整体真正发展”为价值取向的发展伦理和“自由”为价值取向的发展伦理。当然有的西方学者对此持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以前经济学意义上的发展概念贫乏、空洞，不能提供一套整体的价值定向，不能适应平等、和谐和可持续发展的时代要求。发展伦理的研究应该关注政治、经济、文化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应该关注全人类整体的发展。

(二）国内学者论发展伦理学的研究对象

国内发展伦理学研究起步比较晚，主要是以“类”的生存和发展利益为价值取向，研究“人的可持续发展”。国内对发展伦理的成果研究还是比较丰富的，很多学者都提出了自己对发展伦理学研究对象的理解。

其一，研究发展的终极价值。在刘福森教授那里，发展伦理的核心问题是探讨发展的终极价值，“是以当代人类的发展实践整体提出的伦理问题为研究对象”但是，发展的终极价值不是经济的单方面增长,而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使大多数人获得幸福。张登巧教授亦认为，“发展伦理学的人学实质是人的发展,其价值取向和道德关怀是为人的,人是发展伦理学产生和发展的基础和轴心他认为，发展伦理学是一个从不成熟到成熟，从传统经济伦理发展观到生态伦理发展观，再到人的可持续发展伦理观的依次递进演变的过程，人的可持续发展伦理观是发展伦理的当代形态。

其二，以“善”为发展伦理学的研究对象。邱耕田教授把发展伦理作为发展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进行研究，认为发展伦理学是关于发展善的学说,是以发展善为研究对象％具体来说，是以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伦理道德问题为其主要研究对象的一门应用性伦理学学科。以发展善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发展伦理学，反映了社会为何发展之类的“应当性”的问题，它要回答的是社会发展的价值性、目的性和道德制约性等问题。

其三，以人的发展自由和发展秩序为研究对象。林春逸教授认为，如果说伦理学是关于人的自由和秩序的科学，那么，“发展伦理学就是关于人的发展自由和发展秩序的科学，是关于人的发展自由及其限度的学说”胃。因此，它研究发展伦理关系形成和发展的规律性，研究发展伦理的功能和使命,并通过对必然性的认识和把握’以实现人类合理发展、社会和谐发展以及个人全面发展。而上海财经大学的周文文则认为，“可持续发展是发展伦理的实践形态”，发展伦理是一种“以人为本”的、“面向行动”的应用伦理。

三、中西方学者发展伦理学研究给我们的启示

通过对中西方发展伦理学的比较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其中的区别，这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

首先，在进行发展伦理研究时应拓宽研究的视角。目前国内缺少从多角度对发展伦理的研究，我们不能仅仅从经济、环境和生态的视角来考察发展的问题，也应该从政治、文化等多种研究视角来考虑，视角应该是多角度的、多层面的、多方向的。

其次，在进行发展伦理研究时应注意学科间的交叉因素。发展伦理学包括多种学科，兼有理论和实践的成分。综合借鉴各科的研究成果，从伦理分析及其批判中获益’正是我们国内目前所缺少的。发展伦理应该吸收其他学科的理论知识和研究方法，以拓宽我们的研究领域。

伦理学研究方向篇3

1.研究文化伦理学的背景

文化建设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大建设”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文化建设既是经济、政治、社会、生态等建设的反映和要求，又是经济、政治、社会、生态等建设的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党的十七大强调了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极端重要性，对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做出了全面部署。只有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髙潮，提供多层次、多方面、多样性的精神文化产品，才能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文化是人类文明的重要载体，文化发展推动人的全面发展。一个民族的觉醒首先是文化的觉醒，一个国家的强盛离不开文化的支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伴随着中国文化的繁荣兴盛。在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越来越成为满足人民精神期待的重要保证。因此，我们必须更加自觉承担起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繁荣现代先进文化的历史责任。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文化建设进人到了一个新时代，即超越了纯粹的政治目标而与经济发展和人的发展紧密结合的时代，一个尊重人的价值与尊严、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的时代，一个追求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和谐的伦理化时代。这个时代的特征，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对待文化生活、文化建设和文化发展的价值尺度，已经由单纯政治标准转向了兼顾或突出伦理道德标准。甚至还把对文化建设的伦理审视，也扩展到对经济、政治、社会、生态等建设的伦理审视。因为伦理标准是比别的标准更加人性化或人文化的价值标准，也是合乎科学发展观的价值标准。人们价值观念的变迁和文化建设新高潮的兴起，都为开辟文化伦理学研究方向提供了深厚的时代背景和实践基础。以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为时代背景，用伦理道德观念透视和引导我国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健康发展。同时，引导文化创造、文化传播、文化交流和文化消费的主体，不断提高思想道德水平，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做出应有贡献。关注和研究文化体制改革等现实问题，其成果既能指导文化建设的实践，又能为尚待发展的应用伦理学分支——文化伦理学体系的形成做出贡献，为文化哲学和伦理学的学科建设奠定基础，也可以应用于大学生和研究生的人文素质教育。

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对文化生活、文化建设和文化发展进行伦理关怀的现象自古就存在。尤其是20世纪以来，西方国家的文化哲学、价值哲学和伦理学研究中，越来越渗透着文化伦理的价值倾向。如马克思?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罗尔斯的《正义论》、哈贝马斯的《技术和科学作为意识形态》、《交往行为理论》等，作为对“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成果，把追求伦理、道德价值作为西方社会文化发展的基本目标。西方社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生产力的迅猛发展和财富的急剧增加，一个新的空间随之出现，这就是人们自由发展的空间，它的本质是“文化空间”。但是当这个空间逐渐扩展为人类社会的主导结构的时候，它却迎来了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控制、扭曲和压抑，在物质繁荣的表面，实际存在的文化异化现象，引起了很多学者对西方文化发展的伦理审视和研究。如西方的科技异化论、文明冲突论、生态危机论等，都与此有关。

2.研究文化伦理学的问题

这里的“问题”，不是指文化伦理学所要研究的内容性问题，而是指在我国的应用伦理学研究中尚未开辟出文化伦理学的研究方向。或者说从伦理道德视角研究文化现象和文化建设的自觉性还不够高。在我国，作为应用伦理学分支的经济伦理学、政治伦理学、生态伦理学等的研究，都已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是，以“文化伦理”为关键词的论文却廖廖无几，以“文化伦理学”为名称的着作更是尚未见到。当然，对“文化”概念能包含的科技、教育、文学、艺术、广播、电视、新闻、出版等具体领域伦理问题的研究还是不少的，只是还缺乏从文化伦理学高度进行的必要整合。为什么会存在这个问题？是不是文化现象、文化建设、文化发展中不存在伦理、道德问题？是不是“文化伦理”和“文化伦理学”的概念不能成立？显然都不是。我认为主要是从伦理学或道德观视角观察和研究文化建设的自觉性还不高,这也是我国文化建设实践还处在初级发展阶段，应用伦理学分支还不够发达，整个伦理学理论及规范研究与社会实践的结合度还不高的表现。伦理学以道德现象和伦理文化为研究对象，其核心是伦理道德的价值观念和标准问题。伦理学所提供的一切理论和观念，都源于社会实践，反过来又指导社会实践。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基础伦理学，还是应用伦理学，都带有很强的价值性和实践性。其中道德价值观对社会实践领域和个人生活领域的覆盖是很全面、也很深刻的。广阔的社会文化建设领域和人们的文化生活领域，无疑是很多伦理道德观念都要覆盖和关注的领域，更是方兴未艾的应用伦理学分支不可能忽略的领域。可是，目前文化伦理问题的关注度却很低，研究成果更是非常少见，这就是我们看到的现状和问题，也是需要我们加以努力的方向。

3.建构文化伦理学体系的意义

(1)建构文化伦理学体系，推进文化伦理问题研究的意义，是由文化建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中的地位决定的。在当代中国开展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可以概括为三点：

第一，文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化是指人类精神生产的能力和产品，它是一定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反映，又给予一定社会的经济和政治以巨大的影响。因此，只有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才能为经济、政治、社会、生态建设提供有力的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第二，加强文化建设也是提髙全民族整体素质的重要途径。当今世界，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越来越表现为教育科学发展水平和民族综合素质的竞争。加强文化建设，有利于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觉悟，进一步形成全社会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打牢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道德基础；有利于落实科教兴国战略，加快发展教育和科学事业，不断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

第三，加强文化建设还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奋斗目标。加强文化建设，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是全面实施国家发展战略的需要，是加快提高W家文化软实力的需要。当今世界，文化的作用日益凸显，不仅经济社会发展越来越有赖于文化的支撑，文化产品和服务直接成为国际贸易和国际竞争的重要内容，而且文化领域已经成为国际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较量的主战场，越来越多的国家把提高文化软实力作为重要发展战略。而我国文化发展同经济快速发展相比相对滞后，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不相适应，同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不相适应，同我国的国际地位不相适应，这在客观上要求我国文化有一个大发展大繁荣。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要“加强文化建设，明显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深人人心，良好思想道德风尚进一步弘扬。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建立，文化产业占国民经济比重明显提高、国际竞争力显着增强，适应人民需要的文化产品更加丰富”。落实好这些要求，对于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2)建构文化伦理学体系，推进文化伦理问题研究的意义，也是由文化伦理学在应用伦理学体系中的地位决定的。当代伦理学研究可大致区分为基础伦理学研究和应用伦理学研究（也有人称为理论伦理学和实践伦理学）。其中，应用伦理学是以人们的生活实践和社会实践为基础而形成的。它既是基础（理论）伦理学研究向实践的延伸，又是直接面向实践或从实践出发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伦理学新范式。目前，学术界对应用伦理学的分类还比较混乱，表现在各中名称相互重叠，不成系统，缺乏统一的理论依据和方法指导，从而制约了学术发展，也弱化了伦理学对社会实践的指导作用。

笔者认为，一切伦理问题和道德现象都是人们实践活动的产物，是实践主体对其道德责任的自觉，也是对实践活动所涉及的善恶、义利、知行、理欲、荣辱等伦理关系的调整。因此，只有依据人们进行实践活动的领域来给应用伦理学分类，才有科学性，也才能促进伦理研究与社会实践的结合，从而促进道德理论贴近实践、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人们的实践活动包括满足生存、发展、享受之需要的生活实践和推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建设的社会实践。划分应用伦理学分支的问题是个国际性问题，就当代中国应用伦理学的发展现状来看，经济伦理学、政治伦理学、环境伦理学、科技伦理学、教育伦理学、生命伦理学等分支都有，而且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学科体系和研究成果。很多高校和社科研究机构还有以这些应用伦理学分支为方向的硕士点和博士点。可是，以“文化伦理学”为名称的应用伦理学分支还没有明确树立起来，与此相关的很多理论问题尚待研究。这与应用伦理学发展还不成熟有一定关系。

我认为，伦理、道德以实践为基础，实践是伦理学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应用伦理学更要面向实践，其分支更应该以社会实践的领域为基础来划分。当代中国的社会实践就是中央按照科学发展观提出的“五大建设”，即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建设。至于有时提到“党的建设”，尽管也可以与“五大建设”相并列，但从理论的严密逻辑来说，应该归于“政治建设”的内涵。“五大建设”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及内容的高度概括，有很强的系统性和科学性。这为我们研究伦理道德问题提供了很好的前提。如果把应用伦理学的主要分支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环境等建设实践相对应，就可以看出，文化伦理学的产生不仅是必然的，而且是很必要、很重要的。也就是说，如果缺少了文化伦理学的视角，伦理学、特别是应用伦理学对社会生活实践的覆盖和关照就会是不全面的。因此，我们提出建构文化伦理学体系的任务，就有充分的理论和实践依据，也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二、文化伦理学的属性、对象和任务

1.文化伦理学的学科属性和研究对象

从学科属性上说，文化伦理学是应用伦理学当中的一个重要分支。“文化伦理”的本质含义就是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审视文化，一方面揭示文化现象的伦理意蕴，另一方面提出文化发展的伦理规范。

文化现象作为客观事实，其中的伦理意蕴，即善与恶、积极与消极、先进与落后等的价值意义是“实有”的。文化发展的伦理规范，作为主体的理想追求是“应有”的。质而言之，“文化伦理”是从伦理价值角度反映文化“实有”与“应有”关系的概念。由此可以引伸出一个专门研究文化伦理现象或问题的学科——文化伦理学，这是应用伦理学的一个门类，也是文化哲学的一个分支。由于文化伦理现象是伦理学和文化哲学共同面对的一类问题，因此也带有某种交叉性或边缘性。文化伦理的内涵十分丰富，文化制度伦理、文化政策伦理、文化市场伦理、文化教育伦理、文化传播伦理、文化信息伦理以及文化部门、单位及其工作人员的职业道德等，都可以作为文化伦理学的问题来研究。文化伦理学应该以文化建设领域中的伦理问题和道德现象为研究对象。按照“文化”概念的一般含义，涉及科技、教育、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广播、电视、图书馆、博物馆、文化旅游、体育健身、宗教信仰、民俗风尚等，与此领域相关的一切伦理问题和道德现象，都在文化伦理学的研究范围。

2.研究文化伦理学的任务

文化伦理学的根本任务是促进文化建设和文化生活的健康发展和繁荣昌盛。文化与社会的意识形态和精神文明建设相联系，也与一个民族或国家的核心价值体系相联系。因此，文化伦理学也要为此做出应有贡献。具体来说，就是要研究科技、教育、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广播、电视、图书馆、博物馆、文化旅游、体育健身、宗教信仰、民俗风尚等领域的伦理问题和道德现象。提出相关道德原则、规范、范畴,认识和调整文化关系，指导文化建设和文化生活中的道德选择、评价、教育和修养。人类的文化遗产和文化创造中，有许许多多健康的催人向上的作品，也出现了一些腐朽、淫秽、丑恶、反动的文化垃圾。文化创造即价值创造活动。价值创造活动的效应是多方面的，有积极的效应，也有消极的效应。这就是人化与异化的并存，也是文化悖论的根源。有的价值创造活动，正价值与负价值同时产生、同步发展；有的价值活动，正价值与负价值前后相继，从眼前看是正价值，从长远看是负价值；有的价值创造活动，先产生正价值，后产生负价值；有的价值活动，先产生负价值，后产生正价值。但是,从整个历史过程来说，人类价值活动创造的正价值多于负价值，而且负价值往往是作为创造新的正价值的起点或中介而存在的。所以，价值和文化的悖论不会使人沮丧,也不会消磨人的创造热情。

3.研究文化伦理学就是要充分、自觉的发挥文化伦理的功能

首先，文化伦理有认识功能。它可以使人们从伦理角度认识文化的价值底蕴和发展趋向。其次，文化伦理有调节功能。它可以通过规范调节人们的行为和关系，从而使社会秩序文明化。再次，文化伦理有导向功能。它可以对文化活动和文化发展起到方向盘和指路灯的作用。最后，文化伦理有扬善抑恶的评价功能。它可以通过伦理评价，使优秀文化的发展受到鼓励，使落后、腐朽文化的发展受到贬抑。这些功能的综合运用，就使文化的继承、创新、教育、传播等活动有了一种伦理调控的机制，同时也使相关的伦理文化转换为文化伦理。发挥文化伦理的功能，不但要发挥其规范调节功能，还要发挥其价值导向和激励创造的功能。在当代中国进行文化创造，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这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特质决定的。只有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才能继承和发展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吸收世界各国有益文化成果,有力抵御各种腐朽落后文化的侵蚀，正确引领各种文化思潮和文化追求，不断创造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先进文化。

三、研究文化伦理学的基本方法和体系结构

1.研究文化伦理学的基本方法

主要是指演绎法还是归纳法？这与对应用伦理学的理解有关。什么是应用伦理学？国内伦理学界存在争议，有的人主张应用伦理学是基础理论伦理学向实践问题的延伸；有的人认为，应用伦理学并不是基础理论伦理学向现实问题的简单延伸，而应该是与传统伦理学不同的伦理学的新范式，新就新在不是从已有的伦理学原理出发，而是从社会生活实践出发，直接面对现实问题，进行新的理论概括。我认为，这两种应用伦理学观的分歧实质上是两种思路、两种研究方法的分歧，即演绎法与归纳法的分歧。这种分歧是自古就存在的，特别是在近代尤为突出，然而又是可以殊途同归的。文化伦理学既要研究文化建设中的问题，又要研究文化生活中的问题。既要研究与文化建设、文化管理、文化活动相关的体制机制和方针政策中的伦理问题，又要研究与文化生产、文化传播和文化消费相关中的道德规范问题；既要用观察的方法，有要用调查的方法；既要描述、归纳，又要分析、比较。还有理论与实践相联系、历史与现实相结合、中国与外国相比较的方法。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作为文化研究和文化创造的丰厚土壤和源头活水，感受实践的脉动，吮吸生活的醇香，倾听群众的心声，在人民群众的创造中进行文化创造，在历史的进步中实现文化进步。进行文化研究和文化创造还必须体现正确的价值取向。文化创造只有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根本价值取向，做到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唱响代表时展方向、体现社会进步要求的主旋律，才能使文化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吸引力、感染力。

2.研究文化伦理学的体系结构

我初步考虑，这可以围绕文化建设的实践问题、规范问题和理论问题，分三部分来构建：

第一部分:研究与文化建设实践对应的伦理评价问题。包括文化体制改革中的伦理问题；文化旅游产业开发中伦理问题；文化事业发展中的伦理问题；文化生产中的伦理问题；文化传播中的伦理问题；文化消费中的伦理问题；文化共享中的伦理问题等。

伦理学研究方向篇4

中图分类号：B82-0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165（2013）01-0017-15

气候引来伦理关注，不在于气候变化，而在于气候失律及其造成的日益恶化的生态后果。为此，笔者尝试这方面的思考，首先撰写了《气候伦理：恢复失律气候的社会方法》，考察气候失律如何造成灾疫失律，论证气候伦理何以可能构成人类恢复气候的社会方法；其次通过《气候伦理研究的依据与视野》，辨析“气候变化”概念，澄清“气候争论”误识，论证并确立“气候失律”这一气候伦理的核心概念，并以此为出发点，考察气候伦理研究的客观依据，展示气候伦理研究的基本视野。本文是在前两文的基础上，比较气候伦理研究与生态伦理学、环境伦理学、灾疫伦理学的区别，明晰气候伦理研究的范围，并尝试构建气候伦理研究的学科话语，为进一步研究提供理性规范的应有疆界和话语平台。

一、气候伦理的学科指向

以气候失律为认知出发点，围绕如何恢复失律的气候而展开深入的伦理检讨与实践方案设计，抛弃感觉经验描述方式，走理性规范探索的学科化道路，来构建气候伦理学。

构建气候伦理学首先需要明确其学科性质。从其研究的特定对象看，气候伦理学应该属于一门新型的综合性应用人文科学。

（一）气候伦理学是新型的应用人文科学

气候伦理学的“新型”性，首先指气候被意识和关注而得以进入伦理学的研究视域，也指它作为一门人文科学，其诞生展示了完全不同的新视野、新理念、新认知、新方法，这种新视野、新理念、新认知、新方法承载了当代人类存在和生存所萌发的新向往、新追求，并最终需要创建一套新的话语方式予以表达，以引导当代人类生存朝生态理性方向展开生境重建和家园重建。

气候伦理学关注气候失律，是为解决灾疫失律这一世界性难题，实现生境重建，其最终目的是实现“人、社会、地球生命、自然”的共在互存、共生互生。气候伦理研究探讨的主题有两个方面：一是如何恢复失律的气候，重建气候生境；二是探索创建人类生态幸福的宇观方法。气候伦理学之所以最终要以人的生态幸福为主题，是因为人与生命世界相连，人与自然宇宙相通，人与过去和未来相依相生，人与群或他者不得分离。人作为世界性存在者的历史与现实，使得气候伦理学的人文价值取向，既是古典意义的，也是当代意义的，更具有指向未来的前瞻性。因而，气候伦理学的人文特质，既呈现出与自然科学的区别，又为人类在新的存在条件下追求人与自然相统一以及人与生命世界相协调提供新的路径与方法。

（二）气候伦理学是综合性的新型人文科学

基于如上“人文”要求，气候伦理学作为一门新型的人文科学，必然是综合性的。

气候伦理学的综合性，首先表现为认知视野的综合，它必须超越性地统合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资源，形成一种全景视域的整合视野。具体地讲，气候伦理学必须在考察自然宇宙和生命世界的律动规律、生成法则和人类社会的律动规律、生变法则，以及人性敞开的可能性趋向的前提下，寻求三者的共生曲线，找到自然宇宙、生命世界、人类社会共在互存、共生互生的最终法则、依据、公理、方法，这是气候伦理学为陷入灾疫之难的当代人类提供其谋求解决之道的绝对前提。

气候伦理学的综合性，还表现为对学科的综合化。从研究对象及其关注重心的角度来看，气象学、气候学的研究对象是气候，主题是气候变化，重心是气候变化的自然动力；而气候伦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气候失律，主题是如何恢复失律的气候。其关注重心有二：一是揭示导致气候失律的复杂机理和人类因素；二是探求恢复失律气候的人类之道。这两个方面的要求使气候伦理学作为一门新型的人文科学，不仅获得了应用的性质定位，还获得了跨越学科的整合功能。

客观地看，气候失律既是自然现象，也是人类活动的产物，恢复失律的气候，不仅要遵循自然之道，更需要重构人类方式，包括存在方式、生存方式、生产方式、消费方式、生活方式等，所以，气候伦理学不仅要充分运用自然科学，如气候学、气象学、物候学、生物学、生态学、环境学、地球科学、宇宙学等学科资源和方法，更要整合政治学、经济学、法学、公共政策、国际政策、财政学、福利社会学、灾害学、疫病学、环境伦理学、生态伦理学、生命伦理学、灾疫伦理学、环境哲学等学科资源。所以，气候伦理学是一门跨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三大领域进行多元科际整合的大综合的应用人文科学。

二、气候伦理的学科特征

要全面彰显气候伦理学的学科特征，需分析与其相近的生态伦理学、环境伦理学、灾疫伦理学之间的联系与区别。

伦理学研究方向篇5

研究价值问题的伦理学可称为价值论，主要研究什么是善的，什么是恶的，什么是至善，其主要任务是确立伦理学的价值原则。在西方，从古希腊一直到近代，价值论主要研究道德价值问题，大约到19世纪末则迅速地拓展了研究范围，不仅研究道德价值问题，而且还研究政治、经济、宗教、艺术等价值问题，并研究一般价值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价值论研究日益兴盛，今天已经成为世界研究价值论的主要阵地之一。

研究德性问题的伦理学可称为德性论，主要研究什么样的品质是德性，什么样的品质是恶性，其主要任务是确立伦理学的德性原则。在中国，自古以来都重视德性问题，德性与道德问题没有明确的区分。在西方，德性问题是古代伦理学研究的重点，到了近代则随着规范论的兴盛而被忽视或被边缘化。由于现代文明问题的凸现，当代西方一些伦理学家力图复兴德性伦理学以克服现代文明的弊端。在德性伦理学复兴的推动下，德性问题的研究已经成为当前西方伦理学研究的热点。

研究情感问题的伦理学可称为情感论，主要研究什么样的情感是道德的或善的，什么样的情感是不道德的或恶的，其主要任务是确立伦理学的情感原则。在西方，至少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就开始重视道德情感问题的研究，中世纪一些哲学家（如奥古斯丁）出于阐释和论证基督教教义的需要也研究道德情感问题，近现代的沙夫茨伯利、哈奇森、亚当斯密、休谟等一大批哲学家更是十分重视道德情感问题的研究。我国自古以来不太重视道德情感问题的研究，这方面的成果相当少，以至有学者呼吁要“敞开伦理学的情感维面”［1］。

研究规范问题的伦理学可称为规范论，主要研究什么是正当的，什么是不正当的，以及应当怎样、不应当怎样，其主要任务是确立伦理学的规范原则。西方伦理学开始研究规范问题是在古罗马时期，从那时到中世纪，伦理学十分重视义务问题，包括道德义务和宗教义务。近代以来，伦理学不仅重视义务问题，也重视行为原则和责任等规范问题，而且，规范问题也成为了中外伦理学研究的中心。直至今天，规范问题的研究仍然是伦理学关注的最主要问题。

价值论、德性论、情感论和规范论所关注和研究的是人生的四个基本方面，即目的、品质、情感和行为。它们分别从这四个方面解释和回答人生问题，并给人生提供伦理学原则。人生的这四个方面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研究这四个方面的四个学科也因而既相对独立又相互补充，共同研究和回答人生的伦理学问题。

二、我国三十年来伦理学原理教研的基本特点

回顾30年的历程，我国伦理学原理教学和研究形成了鲜明的中国特色和优势，但由于起步比较晚，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与西方相比较，我国伦理学原理教学与研究就其主流而言有以下几个明显特点。

一是以规范论为研究的重点。西方伦理学除了研究规范论问题之外，自19世纪末就开始重视价值论研究，德性论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受到关注。我国过去30年特别是前20年的伦理学研究的重点问题是道德的原则、规范等问题。价值论、德性论和情感论在伦理学研究中虽有所涉及，但不太受重视，而且基本上是围绕或从属于规范论的。

二是以社会道德问题为研究的中心。当代西方伦理学研究的内容比较广泛，从社会道德到个人道德，从个人道德到个人人生都纳入了研究的视野。我国过去30年特别是前20年的伦理学主要关注社会道德问题，特别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道德以及当代中国现实的道德问题。这方面的成果突出，影响很大，形成了明显的中国特色和优势。但我们对个人道德问题的研究相对较少，对道德以外的人生及相关社会问题关注不够。

三是以集体主义为研究的基本价值取向。自20世纪中叶以来，西方伦理学研究虽然出现了社群主义，但立足点还是个体，基本倾向还是个人主义的。我国过去30年的伦理学研究就其主流而言是以集体为本位、以集体主义为基本价值取向的；并以为社会主义道德、共产主义道德特别是其基本原则——集体主义提供论证、辩护和宣传为主要使命。

四是以集体主义的规范论为主要教学内容。我国过去30年的伦理学教育与伦理学研究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其主要内容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阐释道德现象，揭示道德的起源、本质、历史演变及其规律，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道德及其基本原则和基本规范的合理性提供论证和辩护。

三、我国伦理学原理教研的未来走向

过去30年，我国伦理学教研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取得了巨大的历史成就。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历史性巨变和世界文明交互作用不断加强的新形势，我国的伦理学原理教学和研究也将出现一些新趋势。

就伦理学原理研究而言，我国未来将会发生以下一些主要变化。

一是研究范围将会从注重规范论走向同时注重价值论、德性论和情感论。近十多年来，我国伦理学整个学科研究的范围在扩大，未来这种趋势将进一步明显。就伦理学原理而言，除了要进一步重视规范论的研究之外，其他领域的研究也会加强，特别是德性论会进一步受到重视，对情感论的关注度也会提升。

二是研究内容从注重社会道德问题走向同时注重个体道德，从注重道德问题走向同时注重社会公正和人生幸福问题。随着我国社会问题的日益增多和复杂化，个体道德方面的问题凸显出来，伦理学原理研究需要进一步加强个体道德问题的研究。除道德问题之外，伦理学原理研究还会更加重视人生的重大问题，如“人应该怎样生活”、“什么样的生活是好生活或幸福生活”、“我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等困扰当代人的问题。

三是研究方式将会从自选研究、个体研究走向专题研究和合作研究。随着政府对科研的重视和加大投入，我国的伦理学研究将会得到更多的项目经费和学科建设支持。这将会进一步强化我国伦理学研究正在出现的专题化和基地化趋势。未来伦理学的重要课题和重大课题需要得到政府资助才能进行，过去那种单凭兴趣研究的方式需要改变。与此相关，我国伦理学研究目前已出现的集团化、基地化的趋向也会进一步凸显。集团化和基地化与专题化相结合，会促进合作研究的进一步加强，特别是会促进不同研究基地内部、基地之间的分工合作，形成伦理学研究集团优势。

就伦理学原理教学而言，我国未来也会发生变化，这主要体现在：除规范论外，还会兼顾价值论、德性论、情感论等方面的内容。伦理学原理教材和教学要尽可能系统地给学生传授伦理学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使学生了解和掌握一般价值原则、德性原则、情感原则和规范原则。从我国目前的情况看，丰富伦理学原理教学和教材内容势在必行。

参考文献

［1］戴茂堂敞开伦理学的情感维面［N］.光明日报，2010-03-14(003)

伦理学研究方向篇6

我国古代科技伦理思想研究现状

当前，我国正致力于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伦理学体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者在生态伦理学、医学伦理学等领域的研究成果颇丰，推动了近现代应用伦理学的不断前进。但在中国古代科技伦理思想史的研究方面，国内的学者对于中国古代的科学思想和科技道德挖掘较少，关于技术“双刃剑”以及生态等日益严重的问题，并不是在现代社会才出现的。即使在原始社会也不例外，生态问题在狩猎经济时代也已存在，据史料记载，我国在夏代就有在春夏季节禁止任意捕杀小动物和砍伐森林的禁令，由此可以推断那时就有因为无节制的开发自然资源的行为而危及人类生存的现象。所以，当今的学者有必要对中国古代科技伦理思想史进行梳理和研究。徐少锦主编的《科技伦理学》是国内较早涉猎古代科技伦理思想起源、形成和发展的专著。书中详尽的论述了中国远古神话中所包含的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的一致以及中国古代科技伦理思想萌芽等信息。另外，在他发表《中国传统工匠伦理初探》中，将官营工匠制度性伦理准则归纳为遵行程度、毋作淫巧、物勒工名和工师效功四个方面。《管仲及其学派的科技伦理思想》一文中指出管仲及其学派在生态伦理、工匠伦理等方面具有卓越的见解。《中国传统师德及其现代价值》在勾画传统师德产生与发展脉络的基础上，概括出六大师德规范。《孔子科技伦理思想探析》中认为孔子具有求真殉道的治学伦理、知德统一论与无神论倾向、惜生爱物的生态伦理与资源伦理思想以及将自然美与伦理美结合起来的比德教育方法，这些思想对中国传统科技伦理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对当前科技伦理的研究具有借鉴意义。国内一部分学者对中国古代科技伦理的某些领域进行了较为细致的研究。例如，何兆雄在《中国医德史》中把扁鹊的医德品格概括为“认真负责，不顾个人得失”、“随俗为变，不避风险”、“谦虚谨慎，不图名利”、“反对鬼神迷信，宣传群众，相信医学”、“防微杜渐的预防思想”五个方面。［25］是一部专门研究中国科技伦理思想史的分支学科发展史的专著。该书为我们提供了研究中国医德起源与形成的宝贵资料。陈万求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蕴藏着博大精深的生态智慧，从宏观上看，这些生态伦理智慧包括“天人合一”的生态文化底蕴、“万物平等”的生态价值取向以及“节用爱物”的生态伦理实践。并提出这些思想尽管带有某种朴素的直观或顿悟的性质，却都是人类生态伦理智慧的一部分，具有“奇迹般深刻”，值得我们今天在深入探讨人与自然关系的伦理价值时认真分析和汲取。［26］杨明亮在《农业科技道德》一书中阐述了神农氏和后稷的神话传说中所包含的农业科技伦理萌芽，认为农家的农业技术高尚品格，是农学家职业道德思想的雏形。［27］(P52～55)王前的《中国科技伦理史纲》，是我国第一部论述中国伦理思想史的专著，该书沿着工程技术伦理、环境伦理、医学伦理和学术伦理四条主线，叙述了从先秦至现代科技伦理思想的发展，认为先秦时期是我国科技伦理的萌芽和成长的时期。并指出后来人们的各种科技伦理观念和道德行为，都与先秦时期科技伦理有不同程度的思想联系。该书还提出了“以道驭术”的概念，即技术行为和技术应用要受伦理道德规范的驾驭和制约。徐朝旭在《中国古代科技伦理思想》一书中指出:中国古代科技伦理思想的萌芽可以追溯到原始宗教禁忌、生产祭祀礼和神话。先秦时期，一部分的禁忌和生产祭祀礼转化为具有科技伦理属性的礼。远古神话折射出原始先民在探索和改造自然中形成了某些道德品格和精神特质，它们是中华民族进入文明时代以后的一切科技道德的原发点。先秦时期，科技伦理形成的历史条件已经具备，一般道德原则开始应用到科技伦理领域，产生了一些科技伦理范畴，个别科技人员的科技道德品格初步养成，这些都是科技伦理形成的显著标志。全书通过对古代科技人员活动的探讨，归纳出中国古代主要科学伦理规范和技术伦理规范，分析了儒家文化对古代科学伦理形成的影响，比较了儒家、墨家和道家的技术价值观。全书深入研究了农耕文化时间观的形成及其科技伦理意蕴，认为农耕文化时间观是在农耕文化背景下形成的，调节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时间观念系统。此书还阐述了中国古代生态伦理思想的文化渊源、现实原因、科学前提、哲学前提和主要内容。［28］尽管国内学者对中国古代科技伦理思想史的研究仍算是一个比较薄弱的领域。但是他们的努力研究为后继者更加全面、更科学地把握科技伦理思想提供了线索。

现代科技发展的困境

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大大增强了人类改造外在客体世界的能力，但同时高科技发展引发的伦理问题也逐步成为科技伦理学研究的热点。国内学者认为有必要对现代科技发展困境展开伦理学的讨论。当前，现代科技发展的困境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1．伦理困境刘大椿指出:近代以来，科技革命与产业革命相互促进，人类社会的物质文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利用抽象的理论和实证方法，人实现了对自然过程的部分揭示与控制，主体的价值得以充分的彰显。但与此同时，当科技成为人们追逐物质利益的有效手段之后，科技发展逐渐打破了传统的价值信念体系，使人类进入了快速变迁的世俗化时代。他多次指出，科学与技术活动中的伦理问题己成为现代科学技术实践中不容忽视的一个严重问题。［29］李醒民指出:“科学家应该为科学的应用承担某种有限的道德责任，但是究竟怎么承担或如何承担，却面临诸多困境。”［30］他以爱因斯坦为典型案例，论证了科学技术工作者的重大伦理和道德责任。这在邹志勇的《爱因斯坦的科技伦理思想研究》一文中有所体现。邹志勇指出:“李醒民从科学探索的动机、科学追求的目的、维护科学自主、捍卫学术自由、科学活动的行为、对研究后果的意识、对科学荣誉的态度等七个方面，论述了科学家的良心及其道德内涵和加强科学技术道德建设的现实意义。”［31］当然，当代科技发展引发的伦理问题也涉及科学界的学术伦理问题。有学者认为，科学界频频出现学术不端行为，建构和完善科学规范已迫在眉睫。根据科学规范的抽象程度或强弱程度、科学规范调整的对象、科学活动的阶段或目标、科学家的权利和义务，提出了科学规范的具体分类，并阐述其各自的功能。［8］殷正坤在《高科技时代的和谐社会》报告中指出:高科技为一部分人创造了富裕而舒适的生活，却反而进一步加剧了世界范围内贫富两极分化的趋势;在高科技最为发达的国家里，它没有被用来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事业，却反而成为推行霸权主义、屠杀无辜平民的手段;高科技发达的国家里仍然存在着许多社会矛盾和问题，人们盲目崇拜金钱、社会风气败坏，许多人丧失人生理想，不重视自身的价值和尊严而沦为物的奴隶，这与和谐社会的价值标准相去甚远，并认为发达的科学技术和高度的物质文明并不会必然为人类创造出一个和平、幸福、和谐的社会。［32］2．生态困境卢风在《21世纪科技的生态学转向》报告中指出:造成生态困境的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现代科技本身是有片面性和缺陷的”:一是设定的机械论世界观把非人的一切都看作机械性的对象，而看不到自然事物之间的有机联系，也看不到自然事物的内在价值;二是还原论的方法论认为只要认识了构成事物的基本单元，就彻底认识了事物;三是重分析，轻综合，过分重视对特定对象的分析、“解剖”，不重视事物与其环境之间的内在联系;四是征服性、扩张性的技术设定只有人才是主体，非人的一切都是机械性的东西，因此只是供人类使用的工具。扩张性、征服性科技使人类空前强大，但又把人类置于巨大的危险之中。［33］史兆光在《海洋环境与资源保护的伦理视阈》一文中指出:“剖析海洋环境污染、海洋资源掠夺性开发、海洋技术负面效应对海洋生态平衡的影响，说明建立全球性海洋可持续开发伦理观的必要性，即破除人类中心观念，树立公平原则，明确人类没有理由剥夺海洋生物对海洋自然资源与环境享用的权利。”［34］作者其实就是对由海洋科技引发的伦理问题进行研究、探论。

伦理学研究方向篇7

鄂伦春族是我国北方性格鲜明的少数民族之一，在源远流长的繁衍生息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族精神与民族审美文化。鄂伦春族文学就是这种地域民族文化的感性显现与审美凝聚。包括两种媒介形式：一种是形式多样的古代口头文学，另一种是富于个性的当代书面文学，二者先后构成了鄂伦春族的审美文化主体，与该民族的生活文化紧密结合，生动地记录一个民族的兴衰荣辱、生死歌哭与理想愿望，不仅具有弥足珍贵的史料价值，而且具有璀璨夺目的审美价值。如果说创作与研究构成了每种文学均衡发展的两翼的话，那么，面对琳琅满目、积淀丰厚的鄂伦春族文学创作，鄂伦春族文学研究的相对薄弱与理论贫乏赫然彰显，这种不对称局面不仅不利于文学创作进一步发展与繁荣，反而严重制约鄂伦春族文学走出地域、走向全国的脚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王丙珍等人新近出版的《鄂伦春族文学研究》一书就显得格外重要，该书以“整合”性的研究视域、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扎实的文献积累，对鄂伦春族文学的“历史、现实、人性有着独特洞悉与关怀”[1]，将鄂伦春族文学研究提高到新水平，并为今后研究提供良好的学术范式。

一、“整合”性的研究视阈

首先，著者持有历史的、宏观的研究范式。《鄂伦春族文学研究》一书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其浓郁的历史感与宏观构架。可从纵向与横向两个维度加以把握。从纵向上看，该书用较大篇幅梳理了鄂伦春族、鄂伦春族文学与鄂伦春族文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能够全面、系统地向读者呈现鄂伦春整个民族与文化的整体面貌，包括历史缘起、阶段特征与演进过程等，为本书问题提出与目标设定提供详尽背景材料。从横向上看，注重从多层面、多侧面、多角度开掘鄂伦春族文学丰富的精神文化内涵。著者依次分析鄂伦春族文学的民族精神、传统习俗文化、文化、人生哲理、生态文化、审美精神等多个向度，将研究对象置于一个由文化和生命统摄的多层次互动的纵横交错的网络之中，让整个研究呈现出立体、有机、辩证的可贵品格。此外，这种关注横向联系的研究意图还表现在从全球化高度对这种少数民族文学所做的文化关怀与未来展望。对鄂伦春族文学而言，这是一个关乎未来命运的生死攸关的话题，作者不吝笔墨对这个向度上的跨文化认同问题给予富于建设性的探讨，并对全球化视域下民族文学创新与发展提出宝贵建议。

二、跨学科的研究方法

该书的另一个显著特点在于研究方法多样性与跨学科性。任何文学现象都不是孤立的，而是处于纷繁复杂的社会网络与文化系统之中，相比于其他文化形式，文学具有更强的文化包容性，它以源自生活又高于生活的姿态显示自身的卓越存在。从理论上说，文学研究没有一套自身专属的批评方法，本身就是跨学科的，作为文学研究之一的鄂伦春族文学研究自然概莫能外。然而，作为一种具有更多历史原生态与人类本真性的民族文化类型，鄂伦春民族具有异常鲜明的习俗、宗教、生态、生存、性格等特征，所以，跨学科性不仅构成鄂伦春族文学创作，而且构成鄂伦春族文学研究的重要维度。在这个方面，作者自觉地认识到，以往研究“多以宗教学、历史学、民族学、民俗学、神话学、叙事学的记述和文化研究为主，少有与文化哲学、中国文学史、文艺美学、生态审美文化相结合的高层次理论研究”[2]。基于上述理论反思及力图完整把握研究对象精神维度的学术努力，著者将自己推向一个更开放、更多元的文化视野，不仅需要研究者熟稔大量古今中外的历史文化知识，更需要具有熟练驾驭多种批评方法的研究能力，而这无疑已作为本书的一个写作优点得到深入贯彻，尤其在把握“地域理念和现代意识，传统文化与现实生活”[3]等方面有着更精彩的呈现。

三、扎实的文献积累

该书是一部资料性极强的论著。几位著者均是该领域颇为资深的学者与专家，具有扎实的文化功底与厚实的学术积累，治学态度极为严谨，有着千淘万漉、精益求精的学术苛求，在史料、素材积累与处理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姑且不论以史料见长的相关章节，如“鄂伦春族概况”、“鄂伦春族文学及研究述评”、“鄂伦春民族精神的历史渊源”，单就评析鄂伦春族文学某一精神维度的章节而言，文献、文本、文化三元互证的特征也是异常鲜明的。如阐述“鄂伦春族文学与鄂伦春族精神”的章节中，为了从作品角度证明鄂伦春民族具有勇敢精神、自由精神、无私精神与热爱自然精神等品质，作者提及近三十部传奇与故事，并以细读方式重点研讨了其中十余部，使其结论显得雄辩有力、水到渠成。又如“鄂伦春族文学与传统习俗文化”一章，著者辟出专节详细讨论了“民族语言与口头文学”、“姓氏起源与取名习俗”、“衣食住行的民间风俗”、“社交礼仪与伦理道德”、“：远古的幻想”，所论之处无不知识密集、资料宏富、引证翔实、考证精微、新意迭出。如谈到狩猎民族在出行方面的发明创造时，不仅一一列举了水上、雪上、陆地上林林总总的交通工具，还辅以史料、民俗、神话和传说等文化内容，凡此种种，无不大大增强论述的生动性与趣味性，收到良好的解说效果。

综上所述，《鄂伦春族文学研究》是一部知识丰富、论证谨严、史料翔实、视野开阔、方法创新、观念前卫的优秀学术著作，不仅从整体上勾勒了鄂伦春族文学的发展线索与精神维度，而且从文本、个案等微观层面对之做出了细致解读，特别是著者运用跨学科研究方法，从多个层面解析鄂伦春族文学精神维度的理论诉求，使该向度的鄂伦春族文学研究达到新水平，为进一步相关研究拓展领域。

参考文献：

[1]黄大军.历史与现实的变奏――莫言剧作论[J].戏剧文学，2014（6）.

伦理学研究方向篇8

我国经济论理学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取得了一定的地位。不仅形成了专门的研究队伍、研究机构、研究基地，而且研究的问题十分广泛。任何国家的经济发展都离不开人文力量的支撑，而这个人文力量的核心要素就是经济伦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我国的实践证明了经济伦理学的重要性，目前，社会已经认可了经济伦理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存在。尤其在“以德治国”方略被确定以后，我国的经济伦理学拥有了更大的市场和更好的发展前景。然而， 许多专家学者们仍在为一些涉及到学科发展的关键问题而争论不休，因此，认真整理和分析一些经济伦理学中存在争议的热点问题有助于经济伦理学的发展。

一、经济伦理学的含义

站在不同的学科的立场上，对于经济伦理学的概念自然有不同的认识，然而即便是同一学科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存在分歧。

从研究对象上看：第一，经济学眼中的经济伦理学认为经济伦理学是一种道德价值体系，而这个价值体系是基于经济运行存在的，即使道德调节有时能够超越市场或者能够独立与政府而存在，但经济体制、经济规律、产权制度对伦理的影响才是最重要的部分。所以张维迎教授说从产权制度上可以找到许多道德问题的答案。

第二，管理学眼中的经济伦理学即管理伦理学认为经济伦理学主要研究的是经济管理领域中的行为规范和经济管理活动。管理学的学者认为经济伦理学是在工商领域发展起来的，并且在商学院和工商管理学院开设了课程。学习它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对商业行为进行管理。管理学侧重于关注经济伦理学中的企业伦理问题，而且大部分管理学教科书对“企业社会责任和管理伦理”另辟了专章进行分析。

第三，伦理学眼中的经济伦理学。伦理学界对经济伦理学的关注最早、也最多，能够支持这个观点的主要有：一、经济伦理学分为广义的和狭义的，广义的经济伦理学侧重于研究经济行为、经济决策、经济政策的伦理合理性，以及个人在经济活动中的伦理规范。而狭义的经济伦理学指的是企业伦理学，即侧重于研究企业的管理。 二、经济价值与伦理价值之间的关系问题是经济伦理学的基本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找到伦理学与经济学这两门学科之间的重叠点和结合点，由此找到解决这一问题的基础和原则。这是研究员陆晓禾在分析经济伦理学的特征和研究对象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结论。三、人们在社会的经济活动中需要协调各种利益关系，而经济伦理学所要研究的问题就是人们在协调利益时所要遵循的道德规范的问题。由这点看来，经济伦理学这门学科的本质在于使人们明白一些行为的价值取向。

二、经济伦理学的学科性质

经济伦理学是一种应用伦理学，主要研究一些运用在经济制度中的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这是国外学者拉斯科茨的观点。许多学者从这个意义上认定了经济伦理学作为应用伦理学的学科性质。陆小禾研究员也发表观点说明经济伦理学应是一种应用伦理学，它作为一般伦理学而存在。

另有一种观点认为经济伦理学是实践伦理学，但是它又不完全属于应用伦理学。夏伟东教授认为伦理学应分为实践伦理学和理论伦理学。实践伦理学主要是应用伦理学，其本质上研究的是道德特殊，而理论伦理学更倾向于道德哲学层面，研究的是道德一般。按照伦理学自身的学科分层，经济伦理学应归属于实践伦理学，它是道德哲学在经济实践领域中的具体运用，反应的是经济领域中具体的道德问题。然而经济伦理学无疑带有一种经济哲学的色彩，所以把它笼统的归属于实践伦理学范畴这是不贴切的，它应该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存在。

第三种观点认为经济伦理学既具有实践性也具有理论性，因此，它能够将经济活动与伦理道德结合起来，使人们经济活动的目标和行为达成一致，揭示人类经济活动中伦理情感的基本规律。

三、经济伦理学的研究方法

判断一个学科是否成熟，要看它是否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我国的经济伦理学基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性质定位，其研究方法也大有不同。

其一，规范为主、理论为辅。陈泽环研究员认为规范性的经济伦理学是经济伦理学的主体，因此在规范的基础上加以理论描述，这是研究经济伦理学常用的传统方法。

其二，根据经济活动本身研究经济伦理。这要求我们结合马克思主义经济方法论再加上西方经济方法论的积极因素。

其三，经济学大家通常采用纯理论分析与数字手段结合的方法研究经济伦理。以数字手段研究经济活动中的问题能够使得到的观点更具准确性，更有说服力。 这个方法在韦森先生的《经济学与伦理学》中可以见到。

结语

本文对经济伦理学中一些尚有争议的热点问题做了简要分析。经济伦理学作为一门新型的多交叉学科，许多问题的研究并不成熟，一方面我们需要更加深入的研究一些重点问题，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得经济伦理问题更加复杂，这就意味着学者们面临着更多的挑战。在争议中进步，在进步中创新，这是经济伦理学学者们共同的追求。

参考文献：

[1]钱海亚.经济伦理学研究综述[J].理论学刊，2004，04.

[2]朱金瑞.中国经济伦理学十大热点问题研究[J].江苏社会科学，2003，05.

[3]王露璐.中国经济伦理学的理论创新、学科发展和实践面向――中国经济伦理学会成立大会暨第四次全国经济伦理学学术研讨会综述[J].哲学动态，2011，02.

[4]王小锡，王露璐.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伦理学研究的热点、问题及走向[J].哲学动态，2007，04.

伦理学研究方向篇9

中图分类号：G40 05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l（2013）01—0049—06

任何有价值的科学研究很难做到纯粹意义上的“价值中立”，无论选择何种研究范式都会在研究取向、研究主题选择、研究设计、研究资料收集、研究过程的控制、研究结论的解释及其应用等环节中有不同程度的价值介入。这种价值活动必然形成以价值主体为核心的关系网络，进而产生各种危害社会准则、个体尊严和研究无效等伦理问题，作为关注人的教育研究，必然应首先规避这些根本性问题，实现伦理自觉。

一、教育研究伦理自觉的价值表达

教育研究具备知识创造、认识论贡献和方法论创新等内在的价值特性，而伦理审查下的教育研究进一步丰富了其内在价值。首先，教育研究伦理自觉的价值论澄明。伦理意义上的教育研究提出了不一样的知识建构和真理主张，在批判继承传统实证主义、男性中心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的知识观基础上，坚持关注具体生活经验的根本性、对话在形成知识主张时的作用、关心的伦理学和个人责任的伦理学等价值标准，崇尚个人表达、情感和同情等价值，通过互动的“呼一应”式对话建构生活意义上的有效知识。研究伦理的价值维度为知识创造提供了基本的问题假定，一是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道德关系，即价值观问题，表现为研究者的理论假定与研究场域所建构起来的各种知识观念，对于知识由之和为之而产生的那些人都具有伦理责任；二是受研究者与研究内容影响的人与人之问的道德关系，即正义问题，关注实践中的道德原则，如理论研究者与教师、学生、学校及其他研究者和研究机构之间所构建的复杂的多元主体问关系。毫无疑问，伦理价值导向下的教育研究拓宽了教育知识增长的维度、强化了知识创造的价值性、夯实了知识增长的实践土壤，进而将教育研究的知识创造价值植根于研究场域中，将知识定位于一种基于主体间复杂身份交互下因情境而定的一种资源，透过主体间的观念碰撞与价值协商形成有意义的复合型知识体系。

其次，教育研究伦理自觉的认识论表征。科学团体共识对于研究对象选择与研究数据的拒斥和强调体现了一种特有的认识论，其过程与结果的可能“非科学’’生成了教育的伦理维度，有必要在研究个体与研究共识之间确立一种新的认识论基准。伦理价值是一个综合概念，它关涉研究者的心理、文化、知识背景和价值结构，在与研究场域和研究个体境遇的过程中不断生成新的文化和价值要素，在复杂的矛盾冲突中建构新的心向，透过认识论、存在论和理论之间的不断辩证建构新的心智状态和复杂场域中整体思维的认识论定向，形成独特的对于研究主题和概念体系的认识论理解。伦理视角下所建构的整体思维方式并不意味着对个体的排斥，个体的专业素养和伦理意以不仅直接制约着研究的“效度”，研究实践中的情感、感受和各种关联性决定了认识的质量和责任，影响着教育知识的建构。从这种意义上讲，教育研究的伦理自觉体现了个体主义的知识建构和整体主义的研究控制，保持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的研究张力成为新型的认识论表征。

其三，教育研究伦理自觉的方法论创新。教育研究的跨学科支撑和具体多元的方法为其复杂性实施提供了某种“认识上的混乱”，需要从方法论的角度审查教育研究的基本假设、研究程序设计及实施保障中的伦理之道与伦理之术，实现学术研究的自律，避免恶意曲解事实或“功利化”学术。教育研究的“人”性凸显了教育研究的“互动”，而“任何互动都需要相互‘交换’来维持下去”，交换的核心价值就是伦理关怀，从道德审查和方法论角度对研究质量予以质疑，从而体现了研究者的伦理责任，理性审视方法本身所带来的伦理风险。基于伦理的方法论为教育研究确立了自反性的元研究，“对我们各种各样的社会定位之间的相互影响给予更多的关注，对这些社会定位如何与我们在分析材料的时候我们个人经历的特殊性相互交叉给予更多的关注”。由此，研究者应全面审查其自身角色，确立“知情同意”、“尊重与平等”、“无伤害和受益”的方法论原则，了解其界限、定位以及与研究对象之间传递私密信息的特殊方式，体现抽象、反思和公正的人际伦理关系，尽量贴近尤其是教师和学生对于研究问题的“真实”表述，做到对被研究者的“移情式理解”，进而反思分析材料的过程中影响个人的、人际的、制度上的、情感上的、理论上的、认识论上的以及存在论上的因素，最终审查研究结论所带来各种伦理风险。

二、教育研究伦理自觉的规范诉求

伦理规范“尤其是为教育实践给予一般性指导方针的策略，与法律允许的范围相比，适用于一种更广泛的理解”。这意味着教育研究伦理规范或标准的复杂性，也强调了实践应用中的复杂性，不仅表现出一般意义上对他人价值和尊严的尊重，坚持公平、真实、不偏不倚、保密、正直以及追求卓越的基本研究伦理，满足承诺服务教师、学生、家长、教育工作者、其他专业人员和众多社群的需要构建了一系列“你不该做的事情构成的规范”，以否定性的/禁止的方式呈现伦理原则，体现伦理道德的教育研究强制性。当然，研究实践与伦理指向之间的鸿沟意味着教育研究过程非伦理性存在的可能性，保证伦理规范的有效性不仅仅在于确立一系列应该做和不应该做的具体伦理条文，还在于通过这些条文的辅措施将其“内化一系列价值观”，紧密结合教育研究专业特性的自觉意识，提升研究者的专业实践知识。虽然符合规范伦理的程序或指南有可能排除一些有价值的研究样本，如书面的“知情”同意有可能排除一些潜在的研究个体，不能基于信任建构长期的研究关系。但这并不说明规范伦理的价值失范，而是体现了一种保持规范伦理与应用伦理有效张力的基本价值诉求，透过弹性的规范和研究者的主体自觉在当下（ongoing）处理这种伦理困境。

基于伦理的基本价值及实践设定，首先，教育研究应有伦理组织规范，确立伦理审查的组织体系与伦理准则，组织体系保证了教育研究伦理审查的规范性与一致性，明确了有关研究的操作规程与实施制度，如伦理委员会的组织结构、审查体系、方式与类别、流程、跟踪审查和档案文件等，伦理准则确保了教育研究的伦理要点、展开研究的基础性条件等，坚持基本的研究共识，满足诚实、精确、客观和高效的原则。诚实意味着研究者应忠实地提供信息，实事求是；精确意味着细心地设计和进行科学实验，准确无误地记录和报告结果，杜绝粗枝大叶；客观意味着让事实说话，避免主观和偏见；高效意味着合理支配和精细使用资源，力戒浪费，对社会和公众负责。具体而言，教育研究的育人本性首先要求教育研究者应有崇高的个人操守，将人性发展作为研究的起点和终点，而非作为展示自身荣誉和相关利益的职业。任何学术研究都有其共有的基本学术心向，教育研究的特殊伦理准则决定了研究者应将尊重和信任作为首要的研究准则，在一种现实人为建构的良好研究关系中体现负责任的研究行为。研究伦理的长期缺失不仅造成了学术风气和学术行为的失范，更造成了研究成果的现实转化困境，关系着教育价值的真正实现。教育的灵魂体现在时代价值与政策规范中，各种教育政策法规及指南不仅体现了教育的研究性，更体现了教育研究的规范性，这决定了教育研究对法律法规的尊重，对研究组织基本准则的遵守，既从学理的角度关怀政治和政策决策，也应坚守基本的研究程序，以伦理向度作为调节各种利益关系冲突的基点，以理性建构的教育发展愿景作为研究重点，兼顾规范伦理与应用伦理的教育研究价值，体现重研究本身与研究实践价值的和谐共生。

其次，教育研究伦理自觉的文化规范。伦理是文化的产物，文化是伦理生存的“土壤”。虽然伦理道德的发展取决于其“理论自身的逻辑延伸力量”，但文化的连续性和创造性发展所体现的义化特质与思维敏捷性，更引领和规范着伦理的“现实生产”，产生了符合当前文化体系的道德规则与体系。教育研究的个体文化性与集体文化性确立了文化基础上学术研究的文化生成和再生产伦理向度。教育研究伦理文化的教育功能应着重体现为政府、专业和学术团体通过建构一定的教育研究标准、完善和监控教育研究程序，强化研究者对伦理情景以及相关法律、规则和指南的认识，增强其伦理敏感性，并能够批评性地分析自身的道德立场，审慎面对新问题的伦理性，提高其伦理推理能力。伦理推理能力的形成旨在彰显伦理价值的“至高”价值，产生一种道德动力和决心，最终形成一种完美的道德人格和能力，实现个体的价值自觉。文化意义上伦理规范要求教育研究者必须审慎考虑其研究问题、研究基础、研究过程与研究场域的文化特性，尊重当地文化习俗和个体文化权，保护个体与所处文化圈下集体的利益否则就是反文化的研究。因认识论、哲学观和伦理观的差异，不同文化之间有着不同的伦理规范，跨文化研究者应增强文化适应性，在认识文化差异性的前提下，保持研究目的与文化规范之问的张力，找准伦理规范中的道德标准差异，尊重和保护当地的伦理准则，建构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合理的关系伦理。

其三，教育研究伦理自觉的学术规范。教育研究的伦理规范确定了教育研究的立场问题，立场问题不能脱离学术研究本身，并紧密联系中国人文学术的学理性。教育研究的人学本质决定了其研究不是孤立单一的研究，摒弃切割式介绍和阐释的“片面拿来式”研究，需要对知识点在整体教育结构中的关联进行历史透视，审视当前教育发展的基本走向和价值追求，在历史演进中审视其理论的适切性和延展性。同时，不能仅仅停留在以所谓“本土化”的“时代口号”进行所谓大原则、超宏舰的“民族性”研究，当然也不能“以民族式的文化政治对应西学的所谓话语权或想象性霸权，而没有对这些连接点进行洞察或实质性的推进”，否则，任何看似“科学”的研究目标、过程和结论都是不符合伦理性的，背离了作为民族文化特性、个体话语权以及学理性的内在价值。从学理规范意义卜说，学术研究的内在价值不仅关注外部的技术性规范和对研究本身、研究对象的尊重，更体现为原创性研究和思想意义的追求，需要教育研究者反省其研究立场，重新思考研究的基本假说、命题、方法和论述范围，以既有研究成果为基础，要么给予现代意义上的诠释，要么借鉴包括西方在内的不同教育流派和研究个体所产生的理论和方法论资源，审视研究者、教育管理者、教师和学生等的经验系统，进而阐发出新的解释系统，形成当下最有价值的研究体系和规范。

其四，教育研究伦理自觉的关系规范。教育研究不仅仅是一项技术活动，更是一种伦理活动，甚或是一种伦理规范下的技术活动。伦理与技术的结合确立了教育研究的关系性伦理，研究者严格按照教育的一般规律和终极价值所赋予的职业道德水准，以提高个人道德状况为契机促进研究过程的公平正义。伦理意旨下的教育研究道德正义确立了研究者应“以平等的精神来规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要求每一个人自觉维护自己的平等权利，履行自己的平等义务。”平等正义的道德指向首先要求教育研究者应根据平等的精神处理各种教育研究中可能出现的复杂问题，将教育研究过程中的研究合作者、教师、学生以及其他教育工作者等研究对象看成具有和自己同样的权利和义务主体，有着同样的价值和尊严。其次，教育研究者应具备移情的思维，不能将自己作为一个纯粹的“客观”主体，应结合他者的文化处境和心理感受设计研究过程和选择研究方法，“要留意我们的行为，甚至也要关心我们的感受”。再次，具有一种契约的研究观念。教育研究者应明白自身的角色与责任，在推进研究进展的同时，有效保护尤其是作为未成年人的各种权益，并适时给予研究对象时间和经济上的尊重。最后，研究者应具备角色意识，审视自身的研究取向、方法设计的人文性、过程控制的程序性，以伦理原则变换不同场景中研究问题的角色期待。

教育研究者的专业角色决定了“他就不再是一个自由的人。……服从于专业群体的伦理原则和成员标准，以及服务的一般目的”。研究者应对研究目的、限制条件、可能带来的各种问题、研究实施计划等作出明确的交代，不仅为研究对象提供认识自身进行研究的各种利益与弊端，自己作出是否参与研究的判断，也为研究同行提供一种客观的认识该研究伦理性的研究材料，再现该研究的思维场，判断该研究的外部效度，并根据研究设计的资料收集计划与现实的资料收集审查所得出的推论或者结论，从内部效度层面审查教育研究蕴含的内在伦理价值。研究过程中，专业人员要面临多种角色冲突，有些专业人员本身就是从业者，有些专业人员以自我专业角色为基础将自我理解替代为对象理解，这种不自觉的伦理行为损害了“自愿”同意的伦理规范，没有在复杂的研究关系中厘清其角色定位。角色混乱的研究伦理失范有必要在复杂的研究关系中确立“诚实、尊重他人的自主性、公平”的个人伦理原则、“公正无私、勤奋、责任心”的专业伦理原则和“社会责任”的普世伦理原则。

三、教育研究伦理自觉的实现策略

（一）关怀伦理基准的教育研究方法论体系

任何科学理论和方法均可以作为解释存在的可能性，但需对科学的傲慢及对信仰、自觉和习俗的主张进行限制，关注人性价值的道德性。也就是说，不能打着研究的幌子进行着“非人”的理论建构与实践行为，而应该在充分尊重人性的基础上审视解释客观实在的理论工具与方法，并尊重其他理论范式与方法对不确定性消除的价值。方法的伦理性也应体现为对同行研究的尊重和借鉴，坚持使用研究过程与研究结果展示的同行评议成为研究伦理自觉的必备条件，“以一种类似分析进程的方式向中立的同行们展现自己的研究，旨在探讨研究进程的各个方法，以免这些问题仍只是含混地隐藏在研究者的内心之中。”随着定性研究在教育研究中的不断深化应用，定性研究中相当流行的反面案例分析等也应为修订和建构新的研究模式贡献方法论和方法技术上的作用，不断提升研究的效用性。同时，一些具体的诸如充实参考资料、成员自查、深描、可靠性审查、确定性审查、自省记录等新兴研究技术也应综合应用于教育研究之中，整体与综合地考察基于研究问题和研究文化关照的内部效度与外部效度，促进研究结论的推论质量和研究适用性以及研究理论水平的提升。

“方法论训练是这样一种手段：将对信息的歪曲降到最少，同时最大限度地扩大相互理解的机会。”教育研究的教育性及道德价值阐释了教育研究的强烈“目的性”，在尊重个体感受、观点、态度和其他个性特征的基础上审慎选择和使用研究方法，避免唯方法意义上教育研究的伦理失范。从研究系统上看，研究者应创建出一种专业信任气氛，营造参与者的利他主义感觉，使其“忠实”地展现其内在的真实想法，捕捉准确的研究信息。一旦开始研究任务，研究者应告知参与者有关研究的“真实”目的，实现教育的道德教化功能。从研究的具体技术上看，有关定量研究中的诸如问卷或量表以及访谈等方法均应在语言选择、语言表述等方面深切关照不同研究对象的认知特性及行为特性，建构研究问题与研究对象之间的适应性，避免造成研究对象的“敌对性”参与和研究设计对研究对象的人性漠视；定性研究中诸如观察、访谈、文件分析等方法首先自审其伦理合法性，是否违反了价值伦理、规范伦理和技术伦理的内在规定，如儿童学习行为与交际行为记录时摄像机或录音机使用的限制等，还应对综合收集的信息进行整合与综合判断，避免投射性研究，进而得出偏见性结论，同时，一些辅的技术要求也应体现其中。

（二）培养教育研究主体的理性自觉

伦理基于理性上的自觉，遵循理性的感悟与律则。本体意义上的教育研究体现了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人际交流和价值观的深层交流，体现为心理结构意义上的交流理性。交流理性一般具有交易理性和关系理性两大类型。交易理性主要关注研究过程中通过经济资本来实现研究目的和控制研究过程，体现了交易效用的原则，往往透过经济利益建立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研究合作关系，这也是西方常用的教育研究原则。而关系理性则更多体现为通过社会资本予以实现，研究费用主要体现为维护一定的群体关系而不断强化和深化研究资源的选择和研究对象的选择，通过建立强有力的关系圈而获得研究对象的认可，这是东方教育研究的主要范式。我国的教育研究往往植根于研究者与教育管理者、教师以及学生的良好关系基础上的一种研究范式，通过良好的关系资本获得具有权威性的数据和深层次的价值表达，最终获得最符合科学法则的研究证据。从理性的发展上看，“在每一种文化里这两种类型的理性都存在”，西方教育研究并不排斥关系理性的存在，而东方教育研究也确实存在交易理性，只不过如何透过建立一种研究过程中的经济关系和交往关系而实现道德、伦理和义务的互动关系成为教育研究的理性选择。也就是说，我国的研究应充分尊重植根于本土文化的关系理性基础上，合理探寻适当的关系理性，构建以本土心向为基础的、以关系理性作为核心机制的教育研究的交流理性，实现研究主体的理性自觉。

教育研究者既是专业研究者也是“普通的人”，这引发了研究者对于职业伦理原则与个人伦理原则的冲突而进行的伦理选择。作为“人”的教育研究者必然面对教师、教育行政人员和学生等出现的违背日常生活中诸如教师对教育法的违反、学生校园暴力、教育行政人员不作为等个人伦理，挑战高于研究伦理的基本准则。针对这种伦理冲突，研究者应首先实现伦理意识自觉，遵循职业伦理，透过理性的研究结论促使更广泛意义上的个人伦理的解决。由此，研究者的理性自觉体现了一种对道义责任的思考，在完成研究任务的同时是否可以给予切实的帮助。对于特殊儿童和其他特殊研究对象而言，教育研究最根本的道义问题应首先考虑我们的研究基准，即是否应该去研究这些儿童，如对具有犯罪行为的青少年研究应坚持心灵上的相互尊重原则，旨在关注事实而非加剧其心理负担。其次，研究者应坚持尊重研究对象完整人格的伦理基调，不能为了研究需要不择手段挖掘对方不愿意暴露的隐私，以致造成心理创伤。最后，研究者的道义责任体现为对研究对象的现实帮助，透过研究材料获得的研究结论从他者心灵解放的角度提供发展建议。深层次意义上说，教育研究应处理好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关系，在做研究和研究功能之间保持张力，以中庸理性统摄研究本体、“客观现实”与研究解释之间的伦理向度，展现“客观研究”的主体功能，形成更有价值的意义创造。

伦理学研究方向篇10

中图分类号:B82-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10)08/09-0083-05

管理伦理作为学科研究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西方,作为管理学和伦理学交叉研究产生的新学科的管理伦理学研究在中国出现相对较晚,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才真正引起国内学术界的关注。尽管如此,国内管理伦理学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飞跃,出现一批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本文围绕近十几年来管理伦理学研究中的一些热点问题,进行综合性的理论辨析。

一、管理伦理研究的历史逻辑

中国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不但拥有自己独特的文化思想史,还拥有自己独特的管理思想史,中国的管理思想史中也必然离不开伦理思想的渗透与介入。但是把管理和伦理结合起来并作为一门学科研究发展,那还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之后才得以实现。概要说来,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学术界对管理伦理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三大阶段:

1.1988年以前,管理伦理“西学东进”的起始阶段

犹如学习引进西方先进管理经验一样,我国的管理伦理研究也是从学习介绍西方管理伦理研究成果入手的。改革开放后,我国学界对管理伦理的研究主要是关注西方研究动态,国内关于管理伦理的文章很少。西方对管理伦理问题的关注,国内学界普遍认同的是从20世纪60-70年代开始。

研究表明,近30年来,西方发达国家重视管理伦理的研究,并从多个层面展开,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进行了整合,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在西方学术界,管理伦理的研究路径大致分为三个方面,即微观、中观和宏观。这种研究路径开始也是从企业管理伦理角度提出的。[1]以美国为代表的美洲国家在企业管理伦理上更倾向于实践,欧洲人则比较重视理论研究,而日本人在研究企业行为的伦理问题时十分注重其民族性和实用性。毋庸讳言,这些管理伦理思想对于国内学界来讲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并逐渐成为国内引介西方管理伦理思想的缘由。

2.1988-1999年,管理伦理“登堂入室”的探索阶段

20世纪80年代之后,管理伦理的研究开始越来越多地受到我国理论界的重视。这一方面是管理伦理起步虽晚但研究空间很大的缘故,另一方面,它符合我国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内在需要。这一阶段,我国的管理伦理研究已经“登堂入室”,进入实质性的探索阶段。10余年间,国内学界,尤其管理和伦理学界的学者,在充分借鉴吸收西方管理伦理思想的同时,结合我国实际开展了积极有效的研究,和第一阶段相比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发表了数十篇管理伦理方面和管理道德方面的论文,其中,不乏高质量、见解独到的文章;同时,出版了一批管理伦理方面的专著。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温克勤等人1988年主编的《管理伦理学》,该书在一定程度上讲对我国管理伦理研究具有“里程碑”意义,标志着我国管理伦理学的诞生,这也是我国在管理伦理学研究领域跨出的实质性一步,为后来者学习研究管理伦理奠定了较好的理论基石。

3.2000年至今,管理伦理“全面开花”的繁荣阶段

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并且保持又好又快的增长势头。与此同时,中国各项社会事业都乘上了“和谐号动车”,获得全面的提速。乘着春天的脚步,管理伦理研究也可谓全面开花、蓬勃发展。短短10年,管理伦理研究不仅在量上有惊人的突破,涌现出了数百篇研究文章,博士、硕士论文10余篇,出版发行了20余本管理伦理专著,翻译介绍国外此类书籍文章数十篇;而且在质上有了明显的提升,学界对管理伦理学科体系、管理伦理面向实践、中国传统管理伦理思想等问题都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探讨。管理伦理学已经获得学界和社会各界的深度关注,成为哲学社会科学大花园里的一朵奇葩。

二、管理伦理研究的主题述析

当前,管理伦理学无论在学科自身建设方面,还是在理论拓展方面都日趋成熟,尤其在实践性上凸显了学科的特点。管理伦理学作为管理科学发展的“第三个里程碑”正日益发展成为一门显学,得到学界和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为我国经济腾飞和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对目前国内管理伦理研究的主要热点问题进行剖析解读,总结已经取得的理论成果,发现存在的主要问题,对更好地推动中国管理伦理的发展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管理伦理研究的学科辨析

何为管理伦理?这是进入此学科必须思考和回答的问题。管理和伦理原本分属两个不同的学科,两者为何结合?两者之结合何以可能?又如何结合?作为学科,管理伦理学应该归属何种学科?它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对此学界进行了多年的研究探讨,一直存在观点的争鸣。

1.管理伦理概念的合法性问题。没有管理和伦理的结合,管理伦理概念的合法性问题就是一句空话。国内学界有两种看法,一种观点认为,管理伦理具有合法性;另一种认为,管理伦理没有合法性。后一种观点的主要根据在于,伦理学分支学科太多导致伦理学犹如打碎的花瓶,难以回答“总体性”问题,实质上这也是“泛伦理主义”或“伦理学帝国主义”。伦理学视域必然审视人类活动的所有领域、所有的人类行为,这根本不是“伦理主义”。而且现代社会生活的多样、多元、多变必然要求伦理学以学科分支,特别是应用伦理学的诞生来应对。在此意义上,管理伦理学是学科交叉发展的必然,是“管理学与伦理学‘嫁接’、‘杂交’”[2]的结果,两者融为一体,是企业伦理发展之后内在要求的管理和伦理的结合,不是人们主观任意想象的一种简单相加,更不是一种简单的“拉郎配”。

管理与伦理两者结合的内在逻辑关系,即管理学与伦理学之所以能够结合,关键在于企业的管理活动本身具有伦理性质。一方面,企业管理作为一种社会活动,需要考察它如何体现人的价值和给人带来了何种价值;另一方面,企业管理作为一种对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方式,表面上看来是一种纯粹经济性质的活动,实质上,却有着明显的伦理性质,管理活动(包括管理中的契约关系)所体现的人与人的关系事实上就是如何对待人。如何对待人本质上是一个伦理问题,而不是一个经济问题。因此,管理学与伦理学的结合是管理活动本身的内在要求,而不是人们主观的强加。还有学者从管理伦理的价值论角度作了进一步的诠释,认为:“管理与伦理结合的内在机理在于管理系统本身就是一种伦理价值模式,具有一种获得价值行动的意义。原因有三:一是管理伦理的发生是由管理活动和管理系统的内在要求决定的;二是管理与伦理具有同质性;三是成功有效的管理是体现人性的伦理管理。”[3]从内在逻辑、价值意义看,管理伦理概念具有内在的合法性,管理与伦理应该是一种有机的充满内在张力的结合,这实际上是就管理的内在本质来阐明其合法性的。

2.管理伦理学性质的厘定。对于管理伦理学的定位或归属问题一直备受管理学界、伦理学界关注。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认为它是管理伦理学,是管理学;二是认为它是应用伦理学;三是认为它属于伦理学。第一种观点是管理学学者的主流看法。周祖城认为,管理与伦理的结合是管理思想的深刻变革,管理伦理研究是管理学的一个前沿研究领域。不少学者倾向于认为管理伦理学是一门管理学与伦理学交叉而形成的应用伦理学。戴木才则发表不同见解,理由是从伦理学视角看管理伦理不但要考察管理的一般规律,更应该“追寻管理的社会本质和价值属性,探究管理的价值原则和根本目的”,从管理视角看,它又不同于一般的应用管理学,它应当“从价值观的高度指导管理理论的研究和从思想理论上武装管理者,以获得管理的最佳社会效益”。所以,如果“以广义管理伦理学立论,管理伦理就不能简单地归入应用伦理学”[4]。温克勤的观点与其相似,同时,认为管理伦理学与管理学也存在很大的区别。[5]

总体上看,管理伦理学存在的合法性已基本得到研究论证,其所谓“归宿”或“定位”问题实际上是在不同学术视域中的不同解读。反对将其归入“应用伦理学”的观点实际上是对应用伦理学的理解本身差异造成的,在我看来,应用伦理学也存在自己的“元伦理”问题,在意义上,将管理伦理学归入应用伦理学问题是不言而喻的。

3.管理伦理的研究对象及研究方法。温克勤认为,管理伦理学应该主要研究如下四个问题:一是揭示道德与管理的关系。二是研究管理过程中人的道德主体性问题,因为在管理过程中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都是道德的主体。三是寻找“善的循环”的途径。四是研究道德在管理系统内部及与社会整体相互联系的方式、中介和特点。唐凯麟在其《管理伦理学纲要》一书中提出,管理伦理学应该研究管理与伦理的关系,管理伦理的本质、构成及功能,管理伦理的历史运行轨迹和其在现实管理活动中运行状况,管理伦理的规范体系,管理伦理的实现机制,管理者的人格塑造等重要理论问题和实践。[6]

表面看来,上述学者观点存在歧义,实际上,他们都共同聚焦于管理与伦理结合的“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等一系列问题。管理伦理的研究方法很多,目前学界比较认可的方法有:逻辑的方法、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定量分析方法、行为分析方法、系统分析方法、心理分析法。管理伦理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其新的研究方法也在实践中不断推出。还有学者对管理伦理的决策方法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提出在管理伦理决策过程中可以采用价值澄清法、评价法、平衡法等。[7]管理活动具有复杂性,其涉及到多种研究方法是管理实践的要求,也是推进高水平研究的要求,复杂方法的“视域融合”对研究本身必将起到细化深入之功效。

(二)企业管理伦理研究

企业管理伦理问题一直是国内外学界关注的焦点、热点之一,企业伦理的提出和应用内在地要求管理与伦理结合,所以,管理伦理在一定程度上讲,源自于对企业管理的反思与研究。近些年,国内学界发表了大量的关于企业管理与伦理、管理与道德的文章,对企业管理伦理的合法性、必要性、实践性、核心内容等理论和现实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客观上推动了我国企业的管理伦理化进程。

1.企业德性的合法性审视。企业德性,或企业的伦理品性倍受学界关注,争论焦点也颇多。首先,企业要不要讲道德?为何要讲道德?有观点认同西方的“非道德性神话”,把企业抽象为“伦理无涉”的纯“经济动物”,这恰恰迎合了我国市场经济初期企业家急于“减负”创业的内在单一非伦理性诉求。他们认为,企业的功能是纯经济性的,经济利润是衡量企业成功的唯一尺度,奉行“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的唯一社会责任是在现行游戏规则内提高利润”[8],认为企业如果承担社会责任会使企业增加成本,这些成本通常会转移到产品价格上,从而削弱产品的竞争力。[9]因此,企业应该是与伦理道德无关的,如果接受伦理约束,企业就被捆住手脚,甚至失去未来的发展。这种观点和实践理念是受了弗里德曼和哈耶克等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影响。事实上,企业“非道德性神话”不但没有合法性基础,而且在西方已经被理论和实践所改写。即使从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视角看,企业“伦理无涉”可以不需要道德的观点也是站不住脚的。他们只对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顶礼膜拜,而忽视了它与生俱来的高尚的“道德情操”。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竞争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伦理行为中心,它应当适度运用市场所赋予的自由主动协调自身与公众利益,处理好企业“利益最大化”和社会“利益最大化”的关系,从而为社会和谐发展有所作为。

2.企业伦理的必要性思考。企业为何要履行伦理使命,为何要讲道德,是企业管理伦理深度关注的理论问题。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提供了不同的解读,产生了不同的观点。总体上讲,学者都倾向于认为企业必须讲道德,应该履行社会赋予的伦理使命。对于企业伦理的必要性论证有如下有效供给:一是权利-责任模式,认为企业享有社会赋予的权利就必须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二是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企业的发展离不开利益相关者的投入与支持,企业对所有利益相关者既有利益关系,也存在道德责任;三是“伦理回报”模式,认为企业讲道德、履行伦理使命是会得到利益回报的;四是伦理价值模式,认为道德本身自有价值,并且不依赖于经济绩效独立存在。[10]由此可见,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必须是合乎伦理的,而且它的伦理机制不仅仅是外驱的,更是内生的,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理性诉求。

3.企业伦理的实践性思考。企业如何履行伦理使命,担负社会责任是企业管理伦理的实践向度,也是终极指向。这里仍然有两个维度,一是“应然”状态,即企业管理过程中伦理使命、社会责任内化的程度,企业因此而和谐发展的状态。二是“实然”状态,即企业管理过程中履行伦理职责以及伦理理念发挥效用的实际状态。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学界对我国企业如何履行伦理使命、承担社会责任多有共识,然而,此类问题不能仅仅满足于“纸上谈兵”,更应该让我们的企业行动起来。国外,包括在华跨国公司基本都建立企业的伦理守册,对企业在管理运行过程中如何履行社会责任观,如何解决伦理冲突等提出明确的原则和操作要求。就我国而言,这是迫在眉睫的问题。尤其是在我国体制转型、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一些企业受利益最大化的驱使,导致环境污染、矿难、毒粉丝、毒奶粉、苏丹红、石蜡油等骇人听闻的事件不断发生,使全社会对“企业社会责任”、提高企业“公民”责任的呼声日益高涨。“企业社会责任不仅是企业存在的使命,而且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是企业必须面对的现实;它不仅是一种道德和良知的呼吁,而且它正逐步成为刚性的制度约束;不仅是一种理念、文化,更是企业必须面对的社会实践。”[11]

(三)教育管理伦理研究

教育管理伦理研究随着我国的教育改革与发展不断深入。学界围绕学校管理伦理、校长管理伦理角色、学校管理精神价值、学校管理实践道德等方面展开了全面而深入的讨论。总体看,在学校管理过程中凸显伦理精神和道德价值已日益成为学校管理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

1.从学校文化视角看学校管理伦理。在学校管理中,通过塑造校园文化,实施伦理化的管理已是大势所趋。有不少学者认为,文化是学校管理伦理深层次的制约因素,认为伦理与道德应当成为学校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成为学校群体共同的理想和信念。有的学者甚至提出,在学校管理中“以伦理规范和价值观去代替直接的管理,既体现了一种学校的文化,又表现为一种管理的伦理”[12]。有的学者认为,人文关怀是制度文化建设的一个核心部分,学校管理过程中应当注意重严格管理轻人文关怀的问题,学校管理目标的实现离不开充满人文关怀的学校规章制度的制定。[13]

2.对校长伦理角色的思考。有学者认为,学校领导要正确对待手中的权力,要以德聚人、以德感人、以德影响人,校长应该是道德人格的典范。所以,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校长伦理品格和伦理角色的定位。对此问题虽然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但学校需要伦理型的校长已成为学校管理实践的呼唤。

3.关于学校管理精神价值的提升。有学者认为,我们应借鉴西方学校管理经验,将学校管理中的价值伦理问题作为我国未来教育管理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同时,不少学者主张学校管理不能忽视“人”这个最重要的因素,否则,学校管理不但缺乏企业管理都追求的伦理精神,而且还会损伤学校价值主体的自由发展。因此,学校管理深层价值内核的反思和重建无疑是弘扬和落实学校管理伦理精神的重要转变。

4.关于学校管理伦理实践。学校管理活动本身的道德价值向度和公共伦理精神决定了精神价值和伦理标准在学校管理实践中的重要意义。这些不仅影响着学校管理者及管理对象的行为方式,而且直接影响学校管理的效率。“学校管理要想取得理想的效果,管理者必须要研究和掌握学校管理中的伦理关系及其特征,引导人们在管理原则与伦理道德的双重调节之下进行工作,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人的积极性,发挥人们的内在潜能,以提高学校工作的效率。”[13]

三、管理伦理研究的反思

国内管理理论研究虽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尚存一些不足之处,主要有三:第一,管理伦理研究的方法论存在不足。在管理伦理研究中,有的学者只是在伦理道德意义上探求伦理与管理的关系,强调伦理优先,甚至认为管理应该从属于伦理,从而强化了伦理的功能却忽视了管理的价值;有的则正好相反,对伦理只作效率判断,忽视了伦理的价值。在方法论上,都只看到管理和伦理的相斥性,而没有看到两者之间存在的内在一致性和统一性。方法论的问题对管理伦理的意义不可低估。第二,研究层面有待深入和拓展。管理伦理的研究一般可以从三个层面展开,即管理与伦理“何以结合”,“为何结合”?管理与伦理结合“何以可能”?管理与伦理“如何结合”?从总体研究状况看,对第三层面研究较多,其他两方面较少。从另一方面讲,管理伦理的研究对象有些局限,不能徘徊于以企业为主的几个有限的领域。譬如,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博大精深,其中不乏管理伦理思想,而此类研究明显不足。第三,对管理伦理标准研究不够深入。学界虽然提出了管理伦理的普遍行为标准,但在实际的管理事务中,什么是正确的或错误的问题还难以确定。例如,对人的尊严的理解、有关生命的神圣性、对章程和法律的遵守等。当这些问题被置于具体情境时,它们就不再是抽象、普遍的概念,而成为活生生的、个别性的特殊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所依据的正确与错误的标准也并非总是保持常态不动,相反,它们也是因环境的不同而有非常大的变化。[7]

参考文献:

[1]恩德勒.面向行动的经济伦理学[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31.

[2]张文贤.管理伦理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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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戴木才.管理伦理研究述评[J].当代财经,2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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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王晓锡.中国经济伦理学年鉴(2004-2005)[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78.

[7]李萍.论管理伦理的问题域及决策方法[J].哲学动态,2007(2).

[8]施泰因曼.企业伦理学基础[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4.

[9]金碚,李钢.企业社会责任公众调查的初步报告[J].新华文摘,20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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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学研究方向篇11

中图分类号：B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3）03—0110—06

“居住伦理”，即人们在日常居住生活中所体现出来的价值观念对个体的人格、人生的塑造，对人际交往和社会风气的影响及应遵循的行为规范和良序美俗。作为生活伦理的重要内容，居住伦理重在以伦理、道德的视角关注百姓的日常起居生活，塑造健康的居住方式，树立理性的居住伦理观和行为方式。目前国内的居住伦理研究主要可以从近30年来关于居住学研究的成果中体现出来。居住学研究的主旨虽然在于探索人类居住生活的内在规律，生活与空间的相互关系及发生、发展、变化的因果关系和结构关系等①，但在研究过程中必然关涉对现实伦理问题的阐析，而且有的伦理研究（如建筑伦理）已呈独立的态势，因此，本文基于居住伦理的内涵与居住学的三个重要范畴：居住建筑、居住环境和居住方式，结合国内的居住学研究成果，对其中伦理研究的发展脉络、主要成果和研究的不足做一述评。

一、居住建筑伦理研究

正如法国建筑师勒·柯布西耶所说：住宅是居住的机器。作为一门综合诸多软科学与自然科学为一身的综合性学科，居住学与建筑学关系密切。人类居住的本质在于建基于人类生活与行为之上的家屋，家屋并不仅仅包括具体技术、材料等实在的内容，还包括抽象的文化传统意识、价值取向等范畴，而这些使居住建筑的伦理研究成为可能。

居住建筑学与伦理学的结合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西方，其兴起，一方面源于建筑本身与伦理之间的深层关联，另一方面则是因现代建筑实践中涌现的大量伦理问题的推动。中国的建筑伦理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主要由一些建筑学者发起，他们在其论著中开始涉及建筑的伦理问题，如同济大学建筑系教授沈福煦在《宗教·伦理·建筑·艺术》一文中较早论及建筑与伦理的关系，指出：“建筑伦理学是从建筑实践中引出的经验和原理，主要关注的是对与建筑相关事物的态度，或者是说，对这些事物的判断。”②21世纪，随着居住学研究在国内的深入展开及城市居住环境恶化、建筑师职业精神缺失等多重危机的出现，关于建筑伦理的讨论日趋白热化。除了建筑学者，一些伦理学者也加入其中。拓荒之作为秦红岭的《建筑的伦理意蕴——建筑伦成果，其主要是从如下四个方面展开探讨的。

第一，以伦理视角阐析古代居住建筑的思想特征，揭示中国传统居住建筑文化的伦理意蕴及伦理功能。伦理概念在建筑中的形象反映构成建筑与伦理的狭义关系，而伦理观的流变与建筑发展间的关系则构成建筑与伦理的广义关系。有的研究从建筑与伦理的狭义关系出发，指出中国“居以载道”的建筑理念充分表达了中国传统的伦理型文化。如秦红岭认为，中国古代建筑无论是宫殿还是民居，都体现了皇权至上的政治伦理观、尊卑有序的等级道德观、群体本位的价值取向及和谐为本的人伦观；陈喆等在《传统民居空间划分的伦理内涵》中以家庭伦理为主线，考察人类传统民居建筑的空间划分方式，揭示了其中蕴含的伦理旨向；马旭初在《北京四合院与传统伦理观念》中以四合院的建筑风格为例，揭示了四合院内宅、外宅的划分体现着尊卑有别的等级观念，内宅的居住安排反映出长幼有序的传统伦理观念；张峰率在《“男尊女卑”伦理观对中国传统居住建筑的影响》中，通过对中国传统居住建筑中男女空间的比较研究，阐述了“男尊女卑”伦理观对传统居住建筑设计的深广影响。从以上研究成果看，中国传统的建筑具有内外有别的空间格局、尊卑有序的标示功能以及注重礼制的精神承载等特征，这些特征皆源于传统儒家伦理规范——“礼”，“礼”是中国传统建筑的核心价值内涵，因此，由“礼”的精神影响的建筑无不体现着一种等级差序。有的研究则从建筑与伦理的广义关系出发，探析伦理观念的流变与民居建筑的赓续构成的源流关系。有学者以民居建筑嬗变之“流”为立足点，指出导致这一嬗变的原因是伦理观念的变迁。如董睿在《居住文化的变迁与传统伦理的嬗变》中，从大历史层面揭示了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中伦理观念从大一统走向民主、从强调等级走向主张平等的巨大嬗变，而作为文化物质载体的民居建筑则见证并体现着这种嬗变。有学者以道德观念的嬗变之“源”为立足点，微观论证观念客体，即民居建筑的巨大变化。如陈斌的《从家庭伦理道德的转变看家庭居住方式的变化》指出，不仅社会文化、伦理意识的变迁会深刻地影响居住建筑、居住生活的变化，居住建筑、居住生活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传统价值观的嬗变。

第二，从应用伦理的视角，探讨建筑师的职业伦理问题。建筑师的职业伦理可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入手进行分析，前者指建筑师从建筑的价值属性、建筑与社会的关系、建筑与自然的关系入手进行的哲学探究；后者则基于西方的伦理准则，围绕建筑师的个体责任和义务，研究建筑师在民居工程实践中碰到的伦理难题和责任冲突及应当遵循的职业道德规范。目前，国内的研究多从微观层面出发探讨建筑师的职业道德问题。如秦红岭在《试论土木工程师的职业伦理》中将责任伦理视为建筑师首要的道德规范，认为建筑师必须担负起神圣的原始伦理责任，诗意地创造和守护人类的家园，让人更好地存在着。秦红岭在《职业伦理视野中的建筑工程伦理》中还提出了保证这种责任有效的方式。除了责任伦理，有的研究还从美德理论出发，指出建筑活动内蕴着求真、臻善、趋美的伦理价值，所以，“建筑师不仅有求真的欲望，更有求善的欲望……希望自己的目的能够在改造世界和创造人类生活环境的活动中实现，希望人们在他们所创造的生活环境中幸福地生活”③。这是建筑师的普遍良知，这一良知甚至在制度伦理缺位的时候也能发挥巨大的规范与引导作用。这些研究开拓了国内职业伦理学的新视野。

第三，以中西方哲学元理论来探讨居住建筑的伦理基础，拟构建国内居住建筑伦理体系。对此，有的研究从传统建筑所载之“道”着手，汲取其中的建筑理念，赋予现代居住建筑设计以生命。如邱建伟的博士论文《走向“天人合一”：建筑设计的人文反思与非线性思维观建构》，通过哲学与科学的综合分析，建立科学与人文相交融的合理化因素，从更广泛的领域反思现代建筑设计理论，提出现代建筑设计应秉持人性的、人文的理念，要使建筑与人实现“天人合一”。有的研究以海德格尔的现象学理论来探讨建筑的伦理本质问题，对其“诗意栖居”的筑造理念进行伦理学的解读。如郭宇力的硕士论文《历史的栖居：基于现象学视角的“历史性存在”筑造思考》，把“面对事实本身”作为理论视角，将历史街区问题的研究置于“人之存在”的深度和城市、建筑整体演化的背景之下，从哲学和现实“筑造”两个层面展开命题式的探讨，对当前人类社会的危机根源予以反思。还有一些研究基于国内建筑实践中的现实问题，提出了建筑活动中存在的值得研究的伦理问题，如建筑工程伦理、建筑技术伦理等问题，不同利益阶层的利己行为、弱势群体的居住质量问题等，这些研究强调未来的居住建筑实践必须确立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建筑伦理原则和行为规范，兼顾公平与正义等。

第四，从代际伦理的视角探讨城市化进程中产生的伦理问题，尤其是传统民居的保护问题。这些研究或者运用建筑学、人类学、哲学等方法，反思城市化的功过，认为城市化导致普遍的文化平庸状况，这种平庸已经使历史丰富性丧失，城市记忆力模糊，甚至失语；④中国的城市化正处于非常危险的时期，正在走向反人性、反人文之路，城市化应有的伦理目标应该是为历史留空间，为生活留空间，为子孙留空间。⑤或者运用文献学、建筑学、伦理学相结合的方法，在拼贴、还原中华传统古老民居建筑原貌的基础上，一方面指出这些由城市、乡镇、集市构成的复杂社会文化现象会随着自然的、经济的和社会行政局面、伦理文化赓续的盘根错节而融为一体，它们是中华悠久历史馈赠给后世的丰富遗产，我们的伦理责任就是让其得以存续；另一方面指出研究本身即是一种文化的“寻根”，在“实用”哲学大行其事的今天，我们要完成个体灵魂的完善，以实现中华传统文化从冷僻、萎缩走向“适应、合理、变通、兼融”。⑥

综上分析，目前国内建筑伦理研究虽然取得了进展，但总体仍处于起步阶段。正如秦红岭在《建筑伦理研究的现状评述：学理基础与趋势展望》中指出的，国内建筑伦理研究在研究对象、学科性质、研究方法等方面都存在诸多不足；不仅如此，建筑伦理研究的成果更多关注的是城市建筑而非乡村居住建筑的伦理问题，更多的是对文化意蕴而非人居建筑伦理价值的思考，这是由居住伦理的非独立性所导致的。但应当肯定的是，相较于居住伦理其他范畴的研究，国内建筑伦理的研究成果最丰硕、内容最丰富、体系最完整。这些研究，一方面，为中国建筑伦理学的构建奠定了基础，促进了城市的人性、人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作为国内居住伦理学建立之先声，居住建筑伦理的研究也为居住环境伦理、居住方式伦理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二、居住环境伦理研究

挪威建筑理论家C.N.舒尔兹认为，“居住”意味着人与给定环境之间建立一种有意义的关系。人想获得一个“存在的立足点”，必须“认同”于环境，即人赋予环境以意义、对环境有“归属感”，这才是居住的真实意义。⑦因此，有的学者甚至将居住学视为全面研究人类居住环境的学科。人类居住生活与社会文化环境、人工环境之间的关系，在居住学形成之前，就已是学界关注的主要伦理问题。20世纪20年代，中国学者邹德谨和一些日本学者就对这一方面做了最早的探讨。20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居住学的确立，日本学界以深切的现实关怀和广阔的理论视域不断推动研究的发展。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国家也开始了对居住环境伦理的体系化研究，时至今天，居住的生态伦理、环境伦理研究已成为西方伦理学研究的显学。但由于政治的原因，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叶，在一些建筑学者、伦理学者的推动下，中国的居住环境伦理研究才渐趋复兴。居住环境包括居住的自然生态环境、社会文化环境及人工环境。⑧所以下面就从这三个方面对国内人居环境伦理研究给予述评。

第一，基于生态伦理观、环境伦理观探讨传统的居住观念、居住行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既有之利”、“现有之弊”与“应有之义”。其中，“既有之利”指居住环境伦理研究重在把握人类传统居住文化的价值，指出中国传统居住追求“宜居”，强调居住环境与人和自然间的融合。如谭刚毅在《两宋时期的中国民居与居住形态》中指出，中国传统文化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生态伦理”的概念，可实际生活中却无不体现着人与自然的亲和关系。这种亲和关系源自中国人的古老智慧。朱力认为，“在中国古代依靠经验来营造宜居环境，并以阴阳五行等思想加以引导，而产生了风水学说，按照‘趋吉避凶’的原则，以指导居住环境的选址、定向、施工等，其中隐含着朴素的生态伦理观念”⑨。目前这方面的研究大多都认识到指导传统中国人“宜居”生态理念的是“天人合一”哲学观。“现有之弊”主要指出了人类居住文化与自然、生态环境之间的危机，分析了造成危机的主要根源在于错误的生态观。荆其敏等强调，导致空气、水等居住环境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现代人类生存的价值观及居住方式和生活方式之弊。传统的住宅讲究“天人合一”，但现在，由于建筑师缺乏土地生态学的观点，城市和乡村在建房时只会挑选最好的地段，从而破坏了自然环境。⑩对此，秦红岭也在《试析生态城市建设应遵循的价值原则》中揭示，现代人主张改造自然、征服自然，将自然视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工具，这种观念已经成为现代人类的普遍价值观，反映在国家发展、城市建设、民居建筑和人们居住生活的每一个方面。朱力以本雅明的批判理论分析了这一价值观的哲学根源，其指出，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理性的崇拜与确立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主宰了人类的价值体系。这些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当代环境伦理问题产生的价值根源。“应有之义”旨在基于导致居住环境日益恶化的价值和人性根源，强调借鉴传统，以新的自然观应用于当代居住设计与建设、居住生活理念之中，培育现代人的环境伦理道德意识。如孙彩萍从宏观层面指出，传统的自然观、生态伦理观不仅是中国未来居住建设的文化资源，还是遭受现代机械自然观之苦的西方文化观念变革的契机所在。朱力从微观层面强调，明代文人在居住环境理想图式、日常生活情趣、休闲娱乐、社会交往、消费观念等生活方式上对自然的审美与尊重的精神，对当代社会构建生态环境伦理观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能够帮助我们超越仅从工具理性的视角思考自然价值的思维定式。此外，有的研究也正确地看到正是人类的欲望造成了今天的环境问题，所以必须抑制人类的消费欲望，善待环境，关爱万物，建立起一个“低熵”社会。

第二，从生活伦理的视角出发，探讨社会文化环境与居住行为间的伦理关系。作为生活伦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居住伦理研究的社会文化环境既包括居民的居住观，也包括居住区内的安全、邻里关系等问题。研究者从宏观与微观层面出发，分析社会文化环境对于居民生活的意义。宏观层面，有的从历史主义视角研究儒家礼制文化与阴阳风水等神秘文化对城乡聚落方式的影响，如肖群忠指出，中国古代邻里关系的基本特点决定邻里关系主要是以道德作为调节手段，形成了亲仁善邻的道德态度、乡邻和睦的价值目标、相容相让的基本道德、相扶相助的伦理义务；有的研究，如林永匡的《民国居住文化通史》，立足社会大变动时期，探讨新旧文化在城市居住伦理中的共存与冲突。有的研究立足现实，阐述现代社会文化环境对民居建筑和居住生活产生的利弊，如郭晓蓓的《“城市生活”今昔：民生伦理的审视视角——当代中国城市化进程的道德思考》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以俗文化为主流的社会，这一俗文化在商品社会中以群众的消费文化、商业文化等为内核，极大地影响着当代的居住文化、居住伦理和居住道德。微观层面，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中国各区域及少数民族人居环境伦理的探讨，这是目前该领域研究得比较充分的部分，为中国古民居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三，从生活伦理的视角出发，研究人工环境的伦理性及其对居住生活的选择、居住质量的影响。“人工环境”指由于人类活动而形成的环境要素，包括住宅的设计和配套的公共服务设施、卫生绿化等。调查显示，人工环境的质量直接反映居民的居住质量，决定着人们的购房行为，成为衡量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的主要标准。罗雪中认为，与以往人们“被居住”不同，现代人在选购商品房时更追求住宅区的人工环境。与传统的宜居理念不同，现代的“宜居”与“便利”紧密联系，进而与幸福感、城市的满意度与认同感等伦理心理密不可分。遗憾的是，国内目前这一层面的研究多停留于艺术、建筑的层面。

总之，现代人迫切需要一个安静、安全、优美、便利的居住环境，然而，国内居住环境的状况虽已得到一定改善，伦理研究也已起步，但与民生需求相比，都是相对滞后的。主要体现是：缺乏类似国外学界将居住、社会和环境问题联为一体系统地归纳和阐述居住环境的概念、指标体系、评价理论的系统化、评价理论的理论化等研究成果；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尚未建立，或囿于现象的描述，学理分析不足，或仅局限于形而上的论述，而建筑、环境学等科学知识背景匮乏；针对居住环境问题开出的很多“药方”只能停留在学术层面，缺乏现实的可操作性；诸如居住安全、居住用水等居住环境的范畴研究尚待起步。这些既是居住环境伦理研究的局限性，也是其未来研究与发展的生长点所在。

三、居住方式伦理研究

居住方式伦理以居住主体的价值，居住主体与居住空间的关系，社会中各种因素成长、组合与嬗变综合作用引起的居住方式流变为研究内容，其研究最早可追溯至19世纪初，伴随世界范围内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居住问题成为城市发展的焦点问题。20世纪50年代，居住学形成，居住方式作为现代社会发展的焦点问题，逐渐为西方的多个研究领域所重视，出现学科综合、交叉的大趋势。在中国，现代意义的居住方式研究开始是作为民俗学的研究内容承担着启蒙民众的使命，20世纪90年代中叶得到一定程度的独立发展。21世纪，城市化进程速度加快，传统聚落与现代城居的矛盾，居住主体的多元化、复杂化与住宅理念一元化的矛盾，贫富差距、居住空间的隔绝与社会制度的公正性问题之间的矛盾以及西方居住学理论的引进，推动了居住方式研究的迅速发展。综合这些研究，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从人本主义出发探讨居住方式的伦理本质及现代居住行为的价值缺失问题。有的研究综观古今中外的居住文化，主张住宅建设必须以人为本才能让人们对生活更满意，才能共建和谐的人际关系，而现代城市高层住宅与小区正背道而驰，造成使用者的不满。有的研究认为，虽然现代城市住宅建筑已开始强调人的参与和改善人的居住感受，但中国的城市规划本质上仍未摆脱功能主义的影响，住区规划“见物不见人”，缺乏人文关怀的问题依然很严重。鉴于此，邱建伟博士在其论文《走向“天人合一”——建筑设计的人文反思与非线性思维观建构》中，主张研究或借助西方建筑模式、生活模式的自然主义、人本主义思潮指导中国的建筑观、居住观，或者致力于以传统“天人合一”的建筑理念作为今天住宅建设者的学理依据。

第二，从政治伦理层面探讨公众参与城市规划、居住建设的权利。根据1987年国际建筑师协会的《布赖顿会议宣言》提出的城市住宅的发展均势，未来的居民是最主要的决策者与建设者。按建筑规划设计的步骤，市民、设计师、政府官员分别承担着不同的义务，由此产生了对不同角色职业伦理问题的探讨。目前，国内研究多为对建筑师、城市规划设计师和政府官员的职业伦理的探讨，而对于城市规划、居住决策的“公众参与”问题的伦理研究很少有涉及。其中，对政府官员职业伦理问题的探讨主要从百姓“难住”、“住难”的现状及其居住政策、法规的研究中加以体现，如张增船指出，“住有所居”是当前的一项民生大计，有着人道主义、制度公正、人权等内在伦理意蕴，在现有的制度环境下，政府责任的缺位、财税体制和土地政策的伦理失范，使“住”成了居民的沉重负担。居住危机实质上就是制度伦理危机。

第三，从制度伦理与关怀伦理层面探讨中国的弱势群体居住生活中凸显的伦理问题。这是目前中国居住伦理研究亟待重点关注的领域，然而却处于相对匮乏的状态。现有的研究有的着力从整体探讨城市“居住弱势群体”的伦理问题，如焦怡雪的博士后报告《城市居住弱势群体住房保障的规划问题研究》，将“居住弱势群体”界定为居住现状水平不能满足基本居住需要又无法通过市场途径改善居住状况的群体，提出城市居住弱势群体住房保障的目标为实现人人享有适当住房的社会权利。有的则具体研究了“年龄弱势群体”——城市老人的居住问题。21世纪，人口老龄化成为中国面临的突出社会问题，老年人居住问题的研究持续升温。与20世纪不同的是，这一时期的研究更多关注老年人的精神需求，如王江萍在《城市老年人居住方式研究》中指出，孤独感和沮丧感是独居老人的普遍精神状态，传统的以“孝”为核心建构的住宅设计和家庭居住方式在某种程度上能够缓解老人的这种状态，使老人能够获得幸福的晚年生活。有的研究针对“绝对弱势群体”——农民工的居住问题作以初探，如单孝虹的《失地农民集中居住新区的道德伦理建设初探》强调，农民工居住在城市中，形成一个庞大的弱势群体，其居住方式或大或小地影响着他们对城市的认同感，实际上，农民工的居住方式彰显出的是制度的公正、公平等伦理问题。这部分的研究应当成为伦理学各个领域研究的核心内容。

第四，从家庭伦理的视角透析反传统的“特殊家庭”的居住伦理问题。由于家庭组织形式和成员间伦理关系、社会地位的不同，家庭成员的居住方式、日常的交往形式存在巨大的差异。有的研究探讨了“丁克家庭”的家居方式，如梁旭的《“丁克家庭”的居住问题研究》指出了“丁克家庭”这一居住方式对传统婚姻、家庭价值观念的巨大冲击。有的则研究了城市的“空巢家庭”，如侯立丽的硕士论文《我国城市“空巢家庭”居住模式研究》指出，计划生育造成“空巢家庭”成为未来中国人的主要居住方式，对于“空巢家庭”，除了来自家庭、社会的人文关怀外，还必须实现空巢家庭住宅设计的人性化、住宅环境的环保性和住宅社区的交流性特征，这样才能确保空巢家庭的和谐。实际上，除了城市“空巢家庭”，乡村也表达出日益纠结的家庭、社会伦理困境：夫妻长年外出打工，孩子和老人形成“空巢家庭”，由于相比由此导致的“留守儿童”的伦理问题，老人的居住伦理问题已显得微乎其微了，所以这部分的伦理研究少有人问津。

第五，从社会伦理的层面探讨社会转型期间出现的居住方式伦理问题。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空间资源分配不公导致阶层分化，由此映射出社会阶层分化后不同阶层居住方式的封闭与隔绝、贫富差距日趋扩大等诸多社会伦理问题。在中国现有市场经济体制下，城市住房资源不仅被市场“看不见的手”掌控，更为权力所控制，于是，腐败现象丛生，寻租活动猖獗，有限的住房资源分配失衡。就此，刘精明指出，旧城改造的过程就是一个城市优势资源重新分配的过程，是权力和金钱占有教育、交通、环境等最好的资源，而拆迁居民逐步被边缘化为弱势群体的过程。居住资源分配不均导致空间使用上的隔离与分化，客观上形成了社会的阶层隔离和贫富隔离。鉴于此，研究者试图提出有效的解决路径，秦红岭在罗尔斯正义论的启示下，强调了城市规划者的社会责任。有的研究则通过对美英等国的实践分析，提出“混合居住”的方式，以解决居住分异、空间资源分配失衡等问题，实现社会的和谐。但唐晓岚反对“混合居住”方式，认为这样可能引发和激化阶层矛盾，应该加强以政府管理为核心的社会调控的介入，以达到各阶层居住利益的公平。

总之，目前国内关于居住方式伦理的研究从各个层面反思了中国现代居住方式存在的伦理困境，但研究也存在非独立性、非系统性特征。此外，研究更多关注的是政治制度伦理的否定维度即保障性制度的研究，而非诸如公众权利、公众参与、公众监督等的维度；研究还局限于城居生活方式的探讨，乡居方式的研究甚少涉及；对居住主体范围的伦理研究也亟待扩大。

四、结语

“住”是人类生存的最基本的物质需求和行为，而以居住建筑伦理、居住环境伦理与居住方式伦理为本质内容的居住伦理，蕴含着人道、人性和人本，公正、平等和幸福等丰富的伦理道德内容，不管时空如何变幻，都必然折射出个体的追求与价值、整个社会的文化精神和价值取向。所以，它本应为伦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然而由于主客观的因素，相较于发达国家理论成熟、视阈开阔、方法多元的居住伦理研究，中国的相关研究起步晚，目前还处于对居住的伦理问题进行多角度反思与学理基础的探索阶段。因此，这些反思和探索必然存在着诸多的不足，而弥补这些不足，推动中国的居住伦理研究走向独立，实现学理化、系统化和人居价值指导正是未来研究者的目标所在。

伦理学研究方向篇12

1 校长职业的角色定位分析与发展脉络

1.1 校长职业的角色定位

在我国对校长作为一种职业不存在什么分歧，但对校长职业发展的未来走向，学术界还有不同看法，分歧主要表现在校长职业发展的未来方向是职业化还是专业化，当然也有折衷的观点：校长职业化即校长专业化。

在本人看来，专业是职业的高级发展阶段，是职业分化和发展的结果，是指需要专门知识和技能的职业。职业要发展成为专业，必须达到和符合专业标准。从校长职业发展的趋势来看，专业化的观点是更合理的选择。

在对校长专业化的探讨中，我国学者们观点较多地集中在强调专业知识、专业能力、专业化意识等内容，而关于伦理基础方面的研究较少。我国原国家教委于1991年颁发的《全国中小学校长任职条件和岗位要求（试行）》以及1999年教育部《中小学校长培训规定》仍然属于部门规章，除了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外，就再没有校长自身专业伦理方面的内容了。

1.2 校长专业伦理研究的逻辑设计

第一，校长是一种职业，职业是要向前发展的，而职业发展的结果是专业化。校长职业的发展遵从这一规律。第二，职业在向专业发展过程中，必然要形成自己的专业伦理思想与伦理规范体系。这种专业伦理思想与规范体系进而成为一个专业成熟的标志。第三，专业伦理思想的形成离不开普通伦理思想的支撑，但又不是普通伦理思想在专业实践中的简单运用，因此，借鉴与发展一般伦理思想成为专业伦理思想形成的指导思想。基于此，本文中校长专业伦理思想的形成借鉴与吸收普通伦理学中目的论与义务论的思想精华。第四，校长专业伦理是指导校长专业实践行为的价值观，而校长的专业实践集中表现为决策。如何进行伦理决策便成为专业伦理思想的重要内容。第五，校长专业伦理如果不能转化为校长自身的德性，那么它便只能是一纸空文，如何提高校长专业伦理造诣，造就德性校长便成为本研究的根本落脚点。

2 校长专业伦理谱系略图

2.1 西方的观点

校长作为学校的领导，对校长专业伦理的研究也把重点放在领导伦理方面。在教育领域，对校长的领导伦理的关注发韧于20世纪50～70年代西方教育管理研究领域中两位著名人物格里菲斯（Daniel E. Griffiths）和格林菲尔德（Thomas Barr Greenfield）之间对教育管理研究中的一些基本问题的争论。格里菲斯作为教育管理理论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由于受科学主义思想的影响，主张“去价值”或“价值中立”，而格林菲尔德则认为，学校本质上就是一种道德秩序，它要为那些重要的价值服务。刻意追求所谓普适性的、客观的和科学的真理，不但追求不到，反而会造成无力处理组织生活中的另一些重要方面，如道德、义务、责任感等价值问题。20世纪50年代之前如果说对教育管理研究的范式称之为逻辑实证范式的话（其研究重点是把科学管理思想引入到教育管理之中），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形成的并持续至今的教育管理的批判理论范式更是把教育管理直接当成一种道德科学。格林菲尔德认为，学校管理者是“价值观的代表，他们既是价值观的创造者，又是价值观的主人”。批判范式据此提出，如果把组织看作是争夺价值观的战场，而不是具体化的结构，领导的角色就是在白热化的战斗中提出价值观。作为这一范式的倡导者之一的美国印地安纳大学的福斯特教授（William Foster）在其代表作《范式与承诺——教育管理的新方法》（Paradigms and promises： New approaches to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1986）中也提出，把教育管理看作是一门道德科学，把改革教育和教育管理实践作为批判研究的旨趣。他指出，伦理的思考是教育领导者的首要责任，因此也必须是教育管理培养方案的首要内容。福斯特指出：“领导从总体上必须保持一种趋向民主价值观的伦理关照，它必须历史地与伦理的意义相关联，作为一种对社区良好生活的追求……这里的伦理不仅仅指个体的行为，而是指一种更加综合的观念，它告诉我们作为一个道德社区如何共同生活。”自此以后，对学校领导的研究转向关注伦理道德在领导理论中的作用。托马斯·J·萨乔万尼所著的《道德领导：抵及学校改善的核心》成为这一转向的典范之作。在该书中，萨乔万尼强调学校领导的权威除了科层制权威，心理权威之外，更注重学校领导的道德权威，对学校的领导也注重学校共同体的共同体价值观。另外他的《校长学：一种反思性实践戏》更是把学校视为一种道德共同体，强调关系的重要性，这儿的关系主要是指共同体内部成员之间的关系。此外，加拿大著名学者迈克尔·富兰对此也有深入的研究，他所著的《学校领导的道德使命》也是探讨道德对学校领导的意义和对教育及社会的重大作用。

经过数十年的研究，西方许多国家都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校长专业伦理规范体系。如英国教师培训署于1998年颁行《国家校长标准》以及《国家校长职务专业资格》，并获得英国议会通过，《国家校长标准》随即被确定为校长行动的依据和培训的指南，其中就有明确的伦理要求。美国州际学校领导者资格认证协会（ISLLC）的校长标准中也有明确的伦理要求。

2.2 我国目前的现状

在国内，关于教育伦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教学伦理、教师伦理等方面，如檀传宝著的《教师伦理学专题》、胡斌武著的《教学伦理探究》、孙彩平著的《教育的伦理精神》等。而关于学校领导的伦理研究目前还处在起步阶段。2003年全国教育管理学科学术委员会暨全国教育管理协作研究学术年会提出，在教育管理研究中要做到“事实与价值”的整合，确立教育管理研究的“伦理视角”等，初步确立了领导伦理研究的发展取向和路径。因而对校长专业伦理的研究自然而然地应历史之运而生。2008年韩少华先生的《专业伦理：校长专业发展的应然内涵》开校长专业伦理研究之先河。然而国内大多数学者虽然都认为校长专业化必须有专业伦理规范，但论述略嫌简单。如有人认为，校长专业伦理是校长专业精神的一部分，作为一名校长应具备如下专业伦理：“履行校长职责和法律义务；遵守职业伦理规范；有明确的个人信仰和价值观；品德高尚，为他人树立行为典范；具有民主精神和亲和力，谦逊待人；全心全意为学校和学校成员谋发展；公正廉洁；承受压力，勇于应对挑战”。因此，加强对我国校长专业伦理的研究就纳入学人的视野，成为校长专业发展的热点问题之一。

3 研究价值与意义

3.1 理论价值

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改变了国内相关领域研究的薄弱状况，目前我国对校长专业化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而作为专业标志专业伦理却鲜有涉及。特别是校长专业伦理问题，更是少有涉及。因此，为校长专业发展探询科学的伦理基础，并据此提示校长专业的基本道义精神和应遵循的伦理价值准则，从而使校长专业实践活动更规范、更有章可循地提供理论上的依据。从而使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丰富和完善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