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学研究方向范文

引言：寻求写作上的突破？我们特意为您精选了4篇伦理学研究方向范文，希望这些范文能够成为您写作时的参考，帮助您的文章更加丰富和深入。

篇1

中图分类号：G250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2年3月29日

高等学校图书馆是学校的文献情报中心，是为教学和科学研究服务的学术机构，它的工作是学校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2001年新颁发的《普通高校图书馆规程》对高校图书馆的定位是“为教学和科学研究服务的学术性机构”，并对高校图书馆的管理方式、资源配置、服务手段和方式都提出了新的要求。高校图书馆的这种性质决定了其必须把开展图书馆本身的学术活动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一、图书馆基础理论的形成

图书馆学的基础理论是图书馆人长期从事图书馆工作积累下来的宝贵经验和财富，通过长期的理论和实践原理的体系，是图书馆工作实践的具体模式，预先研究尚未出现的图书馆工作实馆的起点与根本，是图书馆学领域中的主题思想、宏观理论，从近代西方图书馆学引入中国，尤其是计算机网络技术和企业管理等新技术新概念的引入，图书馆学理论的变化，最初表现在研究内容的变化上，使图书馆的研究方法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一旦这些新的理论内容变得成熟，就会有人探索构建新的理论体系来容纳它们。构建新的理论体系，既是基础理论体系自身的变革，也是使新理论成为学术共识并对图书馆实践产生更大影响的最佳途径。无论从实体还是虚拟，从时间还是空间都给予图书馆研究方法和基础研究提供了无穷大的想象依据，研究方法的多样化又从根本上冲击着图书馆的基础理论研究。

二、图书馆学研究现状

1、数字图书馆的兴起。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计算机技术的迅速发展，由此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图书馆数字化和信息化发展模式，向人们展示了数字化图书馆的新型模式——数字化技术。人们将图书馆学作为一门科学去独立研究是从近代开始的。由于图书馆学是在图书馆工作实践的基础上产生的，当图书馆学自立于近代科学之林以前，历史上已有关于文献收集、整理、存储和利用方面的经验和知识，为图书馆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了图书馆数字化基础理论，数字资源的研究、数字资源的整合管理等新模式、新观念。而数字图书馆一度被认为会取代原始的老式的传统图书馆。

2、图书资源信息化。高校图书馆是学校的文献信息中心，是为学校教学和科研提供文献信息保障的重要机构，作为高校文献信息从业者的图书馆员，其信息观念及信息能力的高低，既是评价其职业素质与水品的首要标准，也是影响图书馆工作和整个学校教学和科研工作的决定因素。信息资源共享是将一定范围的信息资源，包括信息资源、信息传播机构和利用者，按照互惠互利、互补余缺的原则进行协调，共同纳入一个有组织的网络中，使网络中的所有信息供有关用户、网络成员共同分享与利用的一种方式。它可用最小的投入提供尽可能多的、优质的知识信息，最大限度地满足用户或网络成员的需要，实现信息资源的充分利用，提高信息服务机构的服务效率。计算机技术网络化的发展催生了信息技术的发展，图书馆资源的信息化催生了图书馆信息资源的检索方式多样化，使图书馆信息资源的共享成为可能。

3、知识管理的理念。数字化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使图书馆文献建设和加工有了新的方向，由此图书馆催生了“知识”概念。知识，作为一个被广泛使用的词，其内涵和外延因使用者不同而异。一般可区分为狭义和广义的两种概念。根据韦伯斯特词典1997年的定义，知识是通过实践、研究、联系或调查获得的关于事物的事实和状态的认识，是对科学、艺术或技术的理解，是人类获得的关于真理和原理的认识的总和。总之，知识是人类积累的关于自然和社会的认识和经验的总和。知识管理实施过程中，一方面要加强用户需求的调研与预测，以增强信息服务的针对性和时效性，如图书馆虚拟参考咨询服务方式就是保障读者需求的重要渠道；另一方面要加强用户管理，注重用户信息能力的培养，提高读者的图书馆使用技能与使用效率，将馆藏的静止信息转化为动态的知识导航。引入内外部结构评价标准，通过读者的满意度调查和需求的增加率来看知识管理的效果。这就是广义的知识概念。知识管理对于图书情报学影响的研究、基于知识管理的图书情报学的变革和创新研究等。

4、图书馆人文研究。随着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步伐，图书馆人文研究转向实践，研究人员将人文研究的内容与信息自由、信息权利和公共图书馆精神相联系，认识到图书馆作为公益性事业，必须体现公共性与公正性，图书馆信息资源需要公平地提供给每一个读者，从而实现读者的利益均衡。蒋永福最早在1991年采用人文精神名称，他说：“人本主义图书馆学所极力倡导的是人的主体性，即弘扬人文精神。它要在现实的图书馆学土壤中，全面实现人性的复归。”图书馆是人类思维的产物，是人的本质的物化形式之一。通过对人文关怀，使技术化与人文化高度融合。图书馆在和谐社会的构建中，必将起到缓解社会矛盾、缩小社会差距；维护信息公平、保障公民权利；活跃文化生活、提高教育水平；弥补数字鸿沟、推动和谐发展的作用。图书馆人文研究的目的将是如何推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图书馆人文研究的对象将向公共图书馆转移，公共图书馆是图书馆体系中的重要类型，具有自身的明显特征和代表性，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中具有重要作用。

5、文献资源建设。图书馆作为现代信息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处在社会信息化浪潮的前沿，网络化、数字化建设迅猛发展，众多图书馆则处在从传统图书馆向数字图书馆的过渡发展阶段。信息资源作为图书馆的基本资源，是图书馆的生存之本，发展之源。加速实现图书馆信息资源数字化，已成为图书馆数字化建设发展的核心与关键，是摆在当代图书馆人面前的重要而紧迫的课题。信息资源管理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信息资源管理的基本理论问题 （起源、内涵）、信息资源管理学科体系建设、信息市场管理问题、信息共享和利用问题、信息检索策略与工具、信息资源重组、网络信息组织等。

三、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方法

图书馆学的研究方法。21世纪出现了几种全新的研究方法，主要有：定性与定量说、过程说和三维立体论。定性观察只是要求对物质的组成有所了解。此仅仅涉及到性质。定量观测要求到物质的组成以及在各物质的含量问题。定量是具体到数值，一般比较精确。而定性就模糊许多。常用的图书馆学定量定性研究法主要针对文献计量、个案调研等。而过程说和三维立体论也是研究人员在图书馆学理论研究整个过程中人为地将图书馆学研究方法划分的结果。

四、结论

图书馆学的方法论只是研究图书馆文献的一种手段和工具。当代图书馆学中任何重大的研究课题，都需要将传统的图书馆学理论和方法，与现代化的计算机技术相结合。除上述学科以外，经济学、统计学、传播学、历史学、语言学、逻辑学等，也都是与图书馆学相关的学科。图书馆学的研究方法，一些在多学科研究中都通用的研究方法，如观察法、实验法、调查法、模拟法，以及逻辑思维中的分析、比较、分类、类比、综合、抽象、假设、归纳、演绎等方法都在图书馆学研究中得到了应用。其中，调查法已被广泛应用于读者研究、文献资源调查等很多方面。图书馆学研究中最常采用的是对图书馆实践经验的分析与综合的方法以及目录学方法。在研究图书馆学的过程中切忌将某种或几种研究方法来定性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以使我们的研究方向出现偏差。图书馆学研究是在不断吸取各种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发展的，新的科学研究方法还会不断出现，图书馆学研究也将随之更加深入。

主要参考文献：

篇2

中图分类号:G42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9)16-0234-02

1 选择灵活的教学方法

(1)启发式的理论讲授法。高职的政治课的教学课时较少,对于不薄的教材就必须要对内容有所选择、综合和提炼,再以专题形式进行讲授。同一政治组的教师可以对不同专题进行分工备课,有条件的可以由同一教师在不同班级进行巡回讲授,不具备条件的则可以在教研小组内实行资源共享和成果共享,由不同教师传播讲授。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其一,在课程开始初,一定要在各个班级进行师生讨论、或者问卷调查,或者学习委员座谈,了解本专业学生的学习意向,然后再结合课程目标,选定讲授专题;其二,不支持一厢情愿的填鸭式和照本宣科式的讲授,而是要结合学生实际、教师实际和课程实际,丰富信息量,增强新颖性,具有启发性;其三,适当的聘请外校教师或者社会名士进行相关内容的专题讲座,丰富学生学习视野和思维视野。

(2)参与式的案例讨论法。政治课与国家的历史文化、人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所以本课程案例资料十分丰富。不过,在组织案例讨论时需要注意:其一,一定要在每个班级培养数名善于观察生活、提出问题、长于客观分析和语言表达的学生,由他们在课堂上发动和引导同学参与讨论。其二,教师要在一开始讲清案例教学的目的和大概过程,取得全班大多数同学的支持和认可,甚至可以将每一次讨论纳入考核;在平常要善于观察,迅速地熟悉各个学生的特点,让全班同学都愿意也能自如的当众表达自己的观点和看法,毫不吝惜对这个班级的期待。其三,在讨论即将结束前,一定要留下时间,由学生们对活动感受进行及时的总结,巩固效果。其四,讨论课的选题不宜过宽,但却可以从点到面、由表及里自然展开,顺势深化。

(3)研究式的实践教学法。如今广为流传的建构主义教学观强调每个学习者应给予自己与世界相互作用的独特经验和赋予这些经验的意义,去构建自己的知识,而不是等待知识的传递。高职学生的动手的热情和能力都是很突出的,政治课教学利用此优势,启发大学生为满足接触社会实际的需求而进行实践和锻炼的自觉性。教师既可以针对专题的实际开展相应的实践教学活动,如在讲解改革开放专题时,通过分组布置任务,监控资料收集和整理过程,在课堂上展示成果,提出观点,以及最后面向全校进行相关宣传,顺利的完成了研究式的实践教学活动;也可以借其他课程的实践教学活动渗透本课程的思想精髓,如在讲解人际交往专题时,在其他班级笔者使用的是游戏法和讨论法,但是在有的班级却是借该班的市场调研实习来进行的,效果也是不错的;教师还可以加强指导,如先提出学习目标,再提供学生研究需要的部分数据、素材,学生主动进行甄别筛选,归纳分析,从中概括出自己的观点,并通过课堂交流或网上交流得以展现;教师也可以赋予学生更多的自由,设计开放式的实践研究话题,鼓励学生充分利用各类资源,自由确立与课程相关、本人感兴趣的学习目标,设计调查问卷,查阅书籍资料,进行社会调查,最终以书面成果或网上编辑等形式展现成果进行交流。这里要注意的是,其一,每次活动定要分组进行,并由组员轮流承担组长职责,这样有利于培养学生组织管理、换位思考、团队协作的素质,有利于在小组间激发良性竞争的动力,勇争上游,一举而三得;其二,教师要在一开始提出层次不同但目标和规则明确的要求等,并抓牢小组长,实施过程监控,注意活动总结,在广度上,不限于在班级内分享成果,而是要善于从班到系,从系到院的扩大宣传面,塑造本班级形象,提升个人素质,在深度上,鼓励学生形成书面的成果,培养学生观察和分析能力、书面和口头表达能力。

(4)自觉式的自我学习法。如果说前面的三种方法叫做学生主动参与,则这种方法便是自觉完成了,正是“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即教师在教授课程内容的同时,也要教给他们日后自己独立学习的方法。然而,遗憾的是,当前对于学法的研究和指导非常薄弱,至今尚未引起普遍的重视,至于自学习惯的养成,难以毕其功于一役,故必须从一时一事抓起,严格要求,持之以恒,不可有所懈怠和轻视。笔者的深刻体验是,在日常的教学中,要特别引导学生“我们是怎样选题的,方法和原则是什么;我们是怎样收集资料的,途径和要点是什么;我们是怎样得出结论的,逻辑思维路径上要注意什么问题;各个同学的体悟为什么总有不一样的地方,该怎样综合;我们自身各有什么优势,该如何互补;在生活中还有其他的问题吗,该如何面对和解决;世界上的事物会这样简单吗,是否还有每日进步的要求……”等类似的问题。只要对学生们再多点拨一下,他们就会走得更好更远。

“只要教育充分尊重每个学生的优势智力领域,为他们提供适合他们各自的教育方法,为他们创设多种多样的展示自己才能的情境,给每个学生多样化的选择,他们都能充分发展各自的个性特长,激发潜在的巨大的智能,形成独特的自我”。

2 采用多样的教学手段

(1)挖掘传统的“黑板+粉笔”的潜力。这不仅是因为资金和硬件的尴尬,也是由于我们长久使用的“黑板+粉笔”手段仍然有着现代教育手段不能替代的价值,二者不是“一山二虎”的关系,而是“夫唱妇随”的分工。当然,要挖掘传统教学手段的潜力就得有所创新,可以考虑在呆板的黑白双色体系里,加入彩色因子,如可以制作一些简单的卡纸和吸贴,形成同样精彩的光彩讲台;也可以考虑购买挂图类的教具等,甚至发动学生在讨论和实践活动中制作一些图片、小报等,可用于其他班级和年级的教学,这些也都可以丰富学生感官感受;也可以考虑采用简单的可移动的电视和影碟机设备,向学生展示视频资料等。

(2)增强多媒体设施的配备。理由自不用多说了,这也是保证课堂声色光影皆具的最好方法了。当然在应用这样设备时要注意物尽其用,要把实物投影、电影动画、图像模型等手段与传统教学讲授相结合,将“大道理”变得直观生动、深入浅出,而绝不能把简单的把多媒体理解为白色背景的黑板而已。举其中一个侧面来说,课件一定要做得精美,切忌呆板的展现文字纲目,文字、图片、影像、声音、动画可以综合,从单向性的展示到互动性的交流可以实现,从教师一个人构思课件到师生共同完成制作也可以结合,或者课中完整的呈现课件或者在课堂讲授的同时完成课件可以选择,用所有班级一个课件到不同班级有不同调整也可以是努力的方向。

(3)探索网络媒介的效用。我国于1994年正式开通了与Internet的专线连接,开放的网络文化改变了时空结构,“导致了流动空间取代了地方空间”。学生从此可以在“流动的空间”(space of flows)和“无时间的时间”(timeless-time)自由进出。无论在课内还是课外,网络资源都能为学生学习思想政治课提供强大的技术支撑。通过网络教学,有利于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生动性,更好地促进学生个体发展,创设研究性学习环境,培养学生可持续学习能力,从而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时代感与实效性。今天,几乎在所有高校包括高职都已经有了自己的网站甚至有了自己的校园网,这样良好的教育阵地又怎能弃置不用呢?可以考虑的做法是:其一,将政治课形成比较成熟的“精品课程”,将之挂在校园网上,学生可以随时上网学习。其二,建立本课程的博客群,建议以每一门课为单位来建立,在其下可以按班级和授课教师分类,或者按意见类型分类等,都各有好处。通过这样的途径,可以开拓师生沟通新的桥梁,使得交流更为顺畅,学生们也更加愿意倾吐真实的想法,于教学而言,这样便捷可靠的反馈信息机制的重要性也是不言而喻的。通过网络媒介,可以培养学生多方面的学习能力,比如横向跨学科学习能力、创新学习能力、合作学习能力以及良好的信息素养等。这些素质的形成又培养了学生的可持续学习能力,并激发学生的创新精神。

3 实施综合性的考核方式

从多年来高校政治理论课考试改革的脉络看来,考试改革已经势在必行,且在很多的院校开始迈出了步子。在此,有必要重申以下方面的改革方向:关于考试内容,应该变只考读写为听说读写的全面考查;变注重基础知识为在注重基础知识的基础上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的考核;变注重考查思维的结果为注重考查思维的过程。关于考试形式,应该变单纯的闭卷考试为开卷与闭卷相结合、笔试与口试相结合。关于考试安排,可以采取集中与分散结合的办法。听说考试分散在平时进行,记入阶段性考试总分。

在以上的三个方面里,笔者主要是从方式方法的操作层面进行了微观的阐述,这样的教学方法属于思想政治教育显性方法领域。这是“充分利用各种公开的手段、公共场所、有领导的、有组织、有系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和潜隐在人们的经济生活、职业生活、文化生活和日常生活中的“无形”的方法相比,更符合教师在课堂使用的实际环境。至于隐性方法在这里不属于论述范围,暂且不论。

最后,需要清醒认识到的是,作为全校的涉及面广、影响力大、实施难度高的公共基础课,如果要真正取得思想政治课教学的实效和大效,必不能少的要素至少还有:真正树立起科学的教育理念特别是教学质量观、时空观和人才观;学院的资金、设施、政策的支持;团委学生处的学生活动的配合;“第二课堂”和各社团的辅助。可见,思想政治课是一个各要素都要融洽配合的体系,任重而道远,要搞好这一课程体系,就必须纳入学院的总体调控,方能实现长远的目标。希望我们的大学真正成为“探索真理和自由成长的最佳处所,在这里充满着对人的价值与意义的理解和尊崇,能够使置身于其间的每个人感受到充满内心的庄严感和被净化了的自我超越感”。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26-427.

篇3

摘要：黄宗羲的《明儒学案》使中国传统思想学术史中最成熟的作品，叙述明代儒学由理学向心学的发展演变，突出学派的传承，及思想家的学说宗旨。进而对中国传统思想学术的研究对象和方法等基本理论进行了探索，为思想学术史研究建立坚实的基础，并保留了大量珍贵的史料，对后世的历史和哲学研究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关键词：《明儒学案》 黄宗羲 思想学术史

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号南雷，又称梨洲先生，浙江余姚人。所著《明儒学案》对中国学术史研究的内容、方法等重要问题进行了初步探索，他关于中国思想学术史研究理论与方法的认识，在中国思想学术研究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 黄宗羲的思想学术史研究理论 思想学术史的研究在中国有悠久的传统。明清之际以前，出现了《庄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韩非子·显学》、《吕氏春秋·不二》、《论六家要旨》、《伊洛渊源录》等论著与资料汇编。其中《庄子·天下篇》就从“道”的分裂来看待学术的发展。它认为远古时期，并无百家之学，只是到了天下大乱的时候，贤圣不明，道德不一，才有“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道术将为天下裂”的现象出现。西汉时期，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也明确指出：“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阴阳、儒、墨、名、法、道德诸种学术，都有共同的目标，只不过出发点不同，理论的深浅有别。《天下篇》和《论六家要旨》评判当时的各种学术，都是以见道的高下远近为根据。 黄宗羲著《明儒学案》，也认为学术史研究就是要全面反映各种学术体现“道”的曲折过程。他说，“学术之不同，正以见道体之无尽”，并举大海与江淮河汉以及泾渭诸水的关系加以说明：“夫道犹海也，江、淮、河、汉以至泾渭蹄踯，莫不昼夜曲折以趋之，其各自为水者，至于海而为一水矣”[1]（《明儒学案·序》，P7）。江淮河汉各支水流虽然各有曲折，但都归趋于海，是海水的组成部分。学术也是如此，虽然各家各派有所不同，但都是道的体现。他认为理想的思想学术史研究应该使关于“道”的所有创见都能得到反映，在“竭其心之万殊”的基础上，使各家各派的学术观点“深浅各得，醇疵互见”[1]（《明儒学案·郑性序》，P1）。 黄宗羲反对用一种观点来评判思想学术史。明代周汝登编撰《圣学宗传》，上自伏羲、神农、黄帝、尧、禹、汤、文、武、周、孔、孟、荀，中经董仲舒、杨雄、王通、韩愈、穆修、胡瑗、周、程、张、邵、朱、陆，终至王学诸子，凡18卷。黄宗羲批评它的主观性太强，“扰金银铜铁为一器”，是以其一人之宗旨，非各家之宗旨。他也反对把思想学术史研究简单等同于史料汇编。孙奇在逢康熙五年（1666年）写成《理学宗传》，凡26卷，正传包括周、二程、张、邵、朱、陆、薛（瑄）、王、罗洪先、顾宪成等十一子，其余诸子分别列入汉儒考，隋儒考、唐儒考、宋儒考、元儒考和明儒考，谓备考。又有附录一卷，谓之补遗。黄宗羲批评这一著作，“杂收不复甄别，其批注所及，未必得其要领，而闻见亦陋”[1]（《明儒学案·发凡》，P17）。他说：“学问之道，以各人自用得着者为真。凡倚门傍户，依样葫芦者，非流俗之士，则经生之业也”。思想学术史的价值在于充分显示学术的个性。 “有一偏之见，有相反之论，学者于其不同处，正宜着眼理会，所谓一本而万殊也。以水济水，岂是学问”[1]（《明儒学案·发凡》，P18）。他善于从不同的学说理路中归纳整理出符合学术演变规律的合理因素，“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提炼不同的学说中的内在价值。 《明儒学案》就是根据“一本而万殊”的学术史观，对明学思想的发展历史做了总结。它以时代先后、学派传承为线索，将思想家的传记、学说述评、资料摘录融为一体，力求全面、系统的反映明学思想发展的历史。全书首列《师说》，采选其师刘宗周对明代学术的评论，以示学术渊源，次以崇仁、白沙、河东、三原诸学案，叙述明代学术由理学向心学的过渡，再记以姚江及诸王门学案，着重叙述明代王学的发展与传播，接以止修、泰州、甘泉三学案，叙述王门别派对王学的修正与辩难，并在诸儒学案中兼及程朱学者对陆王心学的批评。最后纪东林诸子和蕺山学案，以东林诸子为程朱学的殿军，以蕺山为王学的殿军，给后学指示儒学发展的路向。按照黄宗羲的论述，明学的发展包括以下过程：1、明初的理学以朱学为其开端，而以崇仁吴与弼、河东薛瑄学派为明代朱学之大宗。两家学术各有特色：崇仁治学主“涵养”，河东治学重“践履”，崇仁门人陈白沙，发挥师说，倡“静中养出端倪”之学，为明代心学之发端。2、明代中期，王守仁继陈献章而起，王学大昌，成为尔后明学之大宗。王学传人，按其所在地区分成六派，而以江右王门为王学之正传。王门六派在传播师说过程中，渐起分化：或倾向于程、朱的“道问学”，或出入于佛、老之间，或主张和会程、朱与陆、王的学术异同。3、及至明末，刘宗周奋起救王门溺禅之弊，以“慎独”之学继承、发扬陆、王“本心之学”，因而成为明代王学之殿军、陆王心学之总结者。在王学的兴起及其发展和演变过程中，有止修、泰州等王门别派对王学的修正，有湛学与王学的辩难，有程、朱学者对陆王心学的批评。还出现了王廷相、吕坤等人的非理学倾向。这些非王学派别对陆王心学的修正、辩难和批评，是明代中后期理学发展的重要内容。 黄宗羲总结明学的发展历史，“道”是他最主要的标准，任何思想学术，只要对“道”的显现有一定创见，都能在他的学案中得到体现。那么，他所谓“道”到底包括哪些主要内容呢? 首先，“道”包括对宇宙本体的认识。什么是宇宙的本体，理学家有不同的看法，张载认为“气”是万物的本体，程、朱认为“天理”是万物的本体，而陆九渊认为“心”是万物的本体。明学的主要创见是，王阳明充分论证了“心”是万物的本体。黄宗羲的老师刘宗周一方面认为“盈天地间一气而已矣”[1]（《明儒学案·蕺山学案语录》，P1520），另一方面又认为天地万物本“无物”，“无物”者，“统于吾心者也”，归根到底，他以“吾心”为宇宙本原。黄宗羲说：“盈天地皆心也”，肯定“心”是宇宙本体，但他的“心”本体说力图包括理学的探索成果。他认为“心”“理”不二，说：“天地万物之理，不外于腔子里，故见心之广大”[1]（《明儒学案·文简湛甘泉先生若水》，P877），天地万物之理俱在我心的认识范围之内。“后之学者错会前贤之意，以为此理悬空于天地万物之间，吾从而穷之，不几于义外乎？此处一差，则万殊不能归一”[1]（《明儒学案·序》，P7）。如果认为“理”是先验的，超越于天地之外、万物之上，那样去格物穷理，就是本末倒置，事倍而功半。“故穷理者，穷此心之万殊，非穷万物之万殊也”[1]（《明儒学案·黄梨洲先生原序》，P9）。他又特别重视气，认为理气合一：“宇宙间一气也。即使天地混沌，人物消尽，只一空虚，亦属气耳”[1]（《明儒学案·太常王塘南先生时槐》，P469）。“天地之间只有气，更无理，所谓理者，以气自有条理故立此名耳”[1]（《明儒学案·肃敏王竣川先生廷相》，P1175）。气为天地万物之本，理是气运动变化的规律。“理气之名由人而造，自其浮沉升降者而言，则谓之气；自其浮沉升降不失其则者言，则谓之理。盖一物而两名，非两物而一体也”[1]（《明儒学案·学正曹月川先生端》，P1064）。黄宗羲甚至说，理学、气学之名只是人们通过不同方式、角度认知“道”的不同，它们都统一于“心”。 其次，“道”包括对人类特性的认识。黄宗羲坚持性善论，“当恻隐处自恻隐，当羞恶处自羞恶，当恭敬处自恭敬，当是非处自是非，千头万绪，轇轕纷纭，历然不昧者，是所谓性也。……性是天地万物之理，公也，心是一己所有，私也”[1]（《明儒学案·文庄罗整菴先生钦顺》，P1109）。他认为对人而言，变者为心，不变者为性，因为“气之流行，不能无过不及，故人之所禀，不能无偏。气质虽偏，而中正者未尝不在也”[1]（《明儒学案·太仆吕巾石先生怀》，P912）。所以“儒者之道，从至变之中，以得其不变者，而后心与理一。……性无不善，心则动静感应，不一其端而真妄杂焉”[1]（《明儒学案·文敬胡敬斋先生居仁》，P30）。 再次，“道”包括人生体道方式的认识。黄宗羲的哲学可以说是一种实践的哲学。他解释阳明的“致良知”说“致字即是行字”[1]（《明儒学案·姚江学案》，P179）。认为阳明“‘致良知’一语发自晚年，未及与学者深究其旨，后来门下多以意见搀和，……非复立言之本意”[1]（《明儒学案·姚江学案》，P180）。在《明儒学案》中，黄宗羲对王阳明的“四句教”进行了讨论，他认为王阳明讲“无善无恶者，无善念恶念耳，非谓性无善恶也，……为好善恶恶者，天命自然，炯然不昧者，知也，性也。阳明于此，加一良字，正言性善也……良知是本体，天之道也；格物是工夫，人之道也”[1]（《明儒学案·东林学案》，P1379）。关于“四无”与“四有”之辨的重新诠释，反映了他在这类虚实问题上避虚就实的基本看法。 黄宗羲评判思想学术史对“道”本依据的实践，反映出他“和而不同”的哲学史观与“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的哲学体验。

二 黄宗羲研究中国思想学术史的方法 黄宗羲《明儒学案》研究中国思想学术史的主要方法表现为： 第一，他对史料非常重视，《明儒学案》的资料都是直接由原著中提炼出来。“每见钞先儒语录者，荟撮数条，不知去取之意谓何。其人一生之精神未尝透露，如何见其学术？是编皆从全集纂要钩玄，未尝袭前人之旧本也”[1]（《明儒学案·发凡》，P17）。 第二，他指出对思想家思想的研究应该抓住思想家的宗旨，把握思想家思想体系的核心部分。“学者不能得其人之宗旨，即读其书，亦由张骞初至大夏，不能得月氏要领也”[1]（《明儒学案·发凡》，P17）。他认为“大凡学有宗旨，是其人之得力处，亦是学者入门处，天下之义理无穷，苟非定以一二字，如何约之使其在我”[1]（《明儒学案·发凡》，P17）。通过对明学中主要表现为心性、理气、性情之辨，气质与义理之性之辨，本体与工夫之辨等等问题的讨论，黄宗羲对明代思想家的学说宗旨进行了提炼，至今对于我们理解明儒的思想仍具参考价值。如白沙主“静”，河东主“敬”，阳明宗旨“致良知”，甘泉宗旨“随处体认天理”，蕺山“慎独”等。 第三，他重视学派在思想学术史研究中的地位。黄宗羲网罗明代众多理学家，为之分别学派，为每一学派立一学案，学案前几乎都有序言，以说明该学派的盛衰传递。他论崇仁学派吴与弼“其相传一脉，虽一斋、庄渠稍为转手，终不敢离此矩镬也。白沙出其门，然自叙所得，不关聘君，当为别派”[1]（《明儒学案·崇仁学案一》，P14），清晰的说明崇仁学派的思想脉络，又厘清了与白沙学派的关系。他认为“有明之学，自白沙始入精微”，而“无姚江，则古来之学脉绝矣”，寥寥数语，勾勒出当时的学术发展大势。又论姚江、甘泉“各立宗旨，湛氏门人，虽不及王氏之盛，然当时学于湛者，或卒业于王，学于王者，或卒业于湛，亦犹朱陆之门下，遞相出入也。其后源远流长，王氏之外，名湛氏学者，至今不绝”[1]（《明儒学案·甘泉学案一》，P876），道出了王学与湛学密切联系。学派分析为剖析明代儒学源流、思想演变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第四、他重视思想家生平行事的考察，力求真实的体现学者的全人格。黄宗羲重视分析思想家们的思想与行为是否一致，他认为只有言行一致的思想才是真正代表思想家认识境界的思想，否则，不管多么高深玄妙，终究是“虚弄精魂”。这样就不得不对关系学者生平节义出处的一些史料加以仔细辨明，如吴与弼讼弟并为权臣石亨作跋、薛瑄与太监王振的关系、追还有疾生员廪米、陈献章与太监梁方的关系等等，黄宗羲多设身处地，加以辩辟。全书无处不体现出他对真儒者、真儒学的理解。他所理想的儒者，一方面博学慎思，“读书不多，无以证斯理之变化，多而不求于心，则为俗学”[2]（《鲒埼亭文集选注·黄梨洲先生神道碑》，P99），另一方面，又能经世致用，他表彰东林诸子等讲学清议、抨击弊政的行为，和“一堂师友，冷风热血，洗涤乾坤”[1]（《明儒学案·东林学案一》p1375）的风范。钱穆说他“欲冶文苑、儒林、道学于一炉，重复古者儒之大全”，并且“欲推学术事功而一之”[3]（《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P32），这其实也是晚明学者共同的思想趋向。《明儒学案》不为颜山农、何心隐、李卓吾等人立学案，就是因为他们的学术或入于禅，或“一变而为（张）仪、（苏）秦之学矣”，已经“复非名教所能羁络矣”[1]（《明儒学案·泰州学案一》，P703），言行不能统一。 黄宗羲的学术史研究方法论与他的哲学思想和学术史观具有内在的统一性，这使他的著作更加成熟、完善，较前人的研究具有更坚实的理论基础，为中国传统思想学术史研究做出重大突破，不仅给后人留下大量研究明代思想史的翔实资料，也为中国思想史学科理论建设打下良好基础。

三 黄宗羲思想学术史研究的影响 黄宗羲关于思想学术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为后来的中国思想学术史研究者所继承和发展。章学诚也曾对黄宗羲的思想学术史研究有所评价，说黄宗羲的思想学术史研究有浓郁的“言性命者，必究于史”[4]（《文史通义·浙东学术》，P523）的风格：“梨洲黄氏出蕺山刘氏之门，而开万氏兄弟经史之学，以至全氏祖望辈尚存其意。”黄宗羲试图把思想置于“历史”中加以解释，这种“历史”意识启示后人从历史发展演变的角度看待思想学术。后来的全祖望《宋元学案》就是秉承其意，再有《清学案小识》、《清儒学案》等继起之作，虽然在理论深度和广度上有所不及，但实际上刺激推动了近代学术史研究的兴盛。 当然，《明儒学案》中体现的黄宗羲的学术史观也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他将学术史研究局限于儒学范围内，不能从更加宽广的视野中客观的看待佛教、道教思想在中国传统学术中的地位，对学术史研究领域中文明交往和文化融合问题的认识不够深入，这也给后来的思想学术史研究留下了进一步探讨的课题。 20世纪初年，中国的学者们试图对中国传统学术的“道”这一核心范畴做出新的解说。他们认为，要明确中国思想学术的研究内容，首先应该抛弃传统的道统观念，用平等的眼光来看待诸子百家之学，只要是在学术史上确有创见的思想学术，都应在学术发展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其次应参考西方社会学、政治学、哲学原理来分析传统学术，对中国思想学术史的创见做出有条理的解释。 1918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就认为，如果要对中国学术史的史料做贯通性的整理，就“不可不借别系的哲学，作一种解释演述的工具”[5]（《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大纲·导言》，P28）。他参照西方哲学观念，将哲学学问分为六个部分：讨论天地万物怎样来的宇宙论，讨论知识、思想的范围、作用及方法的名学与知识论，讨论人生在世如何行为的人生哲学（又叫伦理学），讨论怎样才能使人有知识、有思想、行善去恶的教育哲学，讨论社会国家应如何组织、如何管理的政治哲学，讨论人生究竟有何归宿的宗教哲学。 20世纪30年代，冯友兰出版的《中国哲学史》上下册（上册1931年，下册1934年）同样认为，要研究中国思想学术，对它做贯通性的理解，就不可不参照西洋哲学：“今欲讲哲学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6]（《中国哲学史》上册，《子学时代·绪论》，P1）。他把哲学分为三大部分：宇宙论、人生论和知识论。 侯外庐认为中国传统学术的“道”，从现代人的眼光来看，至少应包括哲学思想、逻辑思想和社会思想。所谓“哲学思想”，即思想家对世界总体的认识，包括人对自身的认识、人对社会的认识、对自然的认识以及人在世界整体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侯外庐认为，用实用主义，冯友兰用实在论思想来研究中国哲学史，并不能完全反映中国哲学史的实际情形[7](《韧的追求》，P193，P265-266)。中国哲学思想主要通过“天道”、“人道”、“天道”与“人道”如何统一等命题显示出来。所谓“逻辑思想”，即思想家阐发思想观点的方法。侯外庐认为任何思想家的思想，都有一定的方法论做根据。这种方法渗透在思想家表达思想的整个过程，反映出思想家的思维模式。如果对思想家们的思想方法有所把握，就不难了解当时的思维水平。所谓社会思想，即思想家关于社会生活、社会问题、社会模式的观念和理论。侯外庐认为社会思想是中国思想学术的核心。相对而言，中国历史上缺少纯粹学术化的思想传统，任何思想都以社会现实问题做为出发点和归宿。这就决定了中国古代社会思想非常成熟。中国社会思想主要通过伦理思想、政治思想、社会理想等方面的内涵显示出来，同时也反映在对法律、经济、军事、民族等到具体社会问题的思索之中，甚至体现在社会心理之中。①侯外庐特别指出，中国思想史虽然要研究哲学思想、逻辑思想、社会思想，“但是思想史也并不是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哲学思想的简单总和，而是要研究整个社会意识的历史特点及其变化规律”[8](《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自序》，P11)。他的助手张岂之也曾经这样概括：“思想史就是人类社会思想意识的发展史……确切地说，思想史就是研究人类历史上社会思想意识发展、演变及其规律的学科”[9](《论思想史与哲学史的相互关系》，载《儒学·理学·实学·新学》，P296)。可见侯外庐所理解的中国思想史，并不是哲学思想、逻辑思想、社会思想的简单拼凑，而是以哲学思想、逻辑思想作为支撑，以社会思想作为核心，所构成的有机整体，是这一有机整体发展演变的历史。简单地说，中国思想史就是研究中国思想历史的学科，是研究中国思想结构、思想内容、表现形式及其发展变化历史的学科。 非但如此，20世纪的学人们还对《明儒学案》研究思想学术史的方法做了发展。梁启超评论黄宗羲的《明儒学案》时，说《明儒学案》提出了撰著学术史的四个必要条件：一是要网罗一个时代的各个重要学派；二要对各家学说作提纲挈领的勾勒；三要忠于事实：四要在对其人所处时代和经历的叙述中体现其全人格。他认为这四点是著作学术史的基本要求，“中国有完善的学术史，自梨洲之著学案始”[10](《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P58)。 1918年，发表《中国哲学史大纲》，其导言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方法做了比较系统的讨论，他提出“述学”、“明变”、“求因”、“评判”四步骤，根本功夫不外两条：一是对材料校勘，二是参照其它哲学资料，把每一部书的内容要旨融会贯串，寻出一个脉胳条理，演成一家有头绪有条理的学说。也就是说，要找出中国思想学术的条理，首先要在资料的搜集审定和整理上下一番功夫，同时也必须重视西方学术思想的参照作用。 侯外庐认为，对思想家体系化的思想的分析，必须抓住思想家的宗旨，离开了思想家的宗旨，就难以理解思想家的思想体系。同时，“研究思想史不能不研究学派”。他说：“思想史上各种学派的产生及其融合和批判、吸收和排斥的复杂过程，一方面展现出人类思想在其自身矛盾运动中的丰富多样性，另一方面又反映出一定历史时代的社会矛盾和社会思潮的某些特点。因此，研究思想史不能不研究学派。我们不仅需要了解不同学派的形成过程及其赖以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思想凭藉，进而了解它们在思想内容、观点、方法乃至风格方面的不同特点，而且更加需要深入了解不同学派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对于那些彼此对立的学派尤其需要进行具体分析，分清其脉胳”[8](《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自序》，P13)。 侯外庐还指出，如果要使中国思想学术史的研究真正成为一门科学，还必须把思想史置于中国社会史的具体背景，把二者贯通起来。他说：“思想史系以社会史为基础而递变其形态。因此，思想史上的疑难就不能由思想的本身运动要求得解决，而只有从社会的历史发展里来剔抉其秘密”[11]（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P28）。否则，对于中国思想学术史的研究，“必流于附会臆度”[12]（《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自序》，P1）。这就必须“以自然史的精确性”对中国社会历史进行研究，对中国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历史进行深入的探讨。侯外庐通过翻译《资本论》，“从经典著作的原著掌握观察问题的理论和方法”[13]（《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P157），确立了他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发展最基本的理论依据。他根据特殊的生产资料与生产力相结合的特殊方式，剖析了中国古代社会的特征。他还对社会史如何与思想史相贯通，作了系统的论述，提出了许多富有启发的思路。他特别重视社会思潮的研究，认为社会思潮是联系历史与思想的关键中介。侯先生认为，任何思想都有一定的阶级倾向，都代表一定的利益。挖掘思想背后的阶级根源，有助于正确把握思想的主流倾向。但侯先生同时认为，思想史本身有其相对的对立性。研究社会史与思想史的贯通，不能把所有的思想都归结于经济发展的支配作用。把社会史与思想史的贯通，是20世纪中国思想学术史研究最重要的创见，它不但为合符真实的现代中国思想学术史的建立提供了基础，而且为科学地解剖中国思想学术史，挖掘思想背景的社会原因提供了依据。 20世纪中国思想学术史研究与传统的思想学术史研究相比，确实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在20世纪中国思想学术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的探索中，我们不时发现黄宗羲《明儒学案》影子。事实上，任何一门学科要发展，都不可能割断其学科发展的历史，中国现代思想史学科就是从传统思想学术史研究发展而来。深入理解传统学术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对于今天如何深化中国思想史研究或许会有一定的启示。

参考书目： [1](明)黄宗羲.《明儒学案》(M)，中华书局，1985年 [2](清)全祖望著.黄云眉注《鲒埼亭文集选注》(M)，齐鲁书社，1982年 [3]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商务印书馆，1997年 [4]章学诚. 《文史通义》(M)，中华书局，2000年 [5]姜义华主编.《学术文集》上册(M)，中华书局1991年 [6]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M)，中华书局1984年 [7] 侯外庐. 《韧的追求》(M)，三联书店，1985年 [8] 侯外庐 《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M)，人民出版社，1987年 [9] 张岂之 《儒学·理学·实学·新学》(M)，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 [10]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东方出版社，1996年 [11]侯外庐 《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1957年 [12]侯外庐 《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M)，人民出版社1993年 [13]侯外庐 《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M)，人民出版社，1993年

篇4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51-0128-02

一、引言

“磁法勘探”是地球物理相关专业（勘探地球物理、勘查技术与工程等）本科生学习的一门主干课程，旨在培养地球物理专业学生掌握磁法勘探实践与科学研究所需的基本概念与基础理论。这门课程数理公式复杂，理论性、应用性强，需要讲授的内容十分丰富。随着教学规模不断扩大，学生人数增多，如何进一步提高该课程的教学效果、增强学生对知识的应用能力，一直是学院领导和教师们思考的主要问题和努力的方向。以课堂教学、教材为中心，以教师讲授为中心的传统教学模式已经不能适应磁法勘探日新月异的理论与技术发展的需求，不利于创新型人才的培养。

本文针对“磁法勘探”课程，着重讨论理论联系实践的教学方式，寓教于学，让学生在实践中通过自主思考，将原本晦涩难懂的理论知识更有效地吸收、消化，促进学生对“磁法勘探”的深入理解，提高实践应用能力。这种教学方法根据磁法勘探课程的特点，结合学生学习知识的客观规律，提出了以“理解知识”为中心的实践性教学模式。在该教学模式里，老师和学生不仅处于传统的传承关系，更加注重导学关系，围绕理论学习――实践消化――理解应用三部曲进行互动。具体而言，在“磁法勘探”课程中除了采用传统的课堂理论教学，充分利用本课程实践性强的特点，不仅依托我校北戴河野外实习基地，更加注重在日常课堂教学中与实践有机结合，构建全方位的理论――实践教学体系。换而言之，本文强调的实践教学，不仅仅指课堂之外的实践活动，更加指所有教学过程中的以学生动手-动脑的学习过程。实践表明，该教学模式能有效突破传统以课堂灌输讲授的填鸭式教学瓶颈，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习热忱，促进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提高学生对本专业的实践能力。

二、“磁法勘探”教学研究现状

近年来，地球物理课程的教学改革研究得到了国内外广泛的探索和实践，其教学方法与教学模式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与此同时，“磁法勘探”理论与方法技术不断发展，在国内外得到迅速的发展应用，愈加受到重视。地球物理课程的教学改革以及磁法勘探的不断发展，进而引起“磁法勘探”这门课程的授课时间、授课内容等发生变化。

虽然我们在教学方法改革与授课形式上做了很多工作，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无法避免的教学课时减少与课程内容增加的矛盾。最近几年，随着高校教学改革的进行，不断有新的课程设置，抑或是赋予学生自主学习的诉求不断上升，导致传统课程教学时数不断压缩；与此同时，信息大爆炸以及飞速发展的磁法勘探方法技术必将使得授课内容大幅增加，这两者之间的冲突与矛盾是每一位教师都需要直视的挑战。

另外，教学与科研的有机结合也有待进一步协调。在大学本科磁法勘探的教学环节中，受“人多粥少”等许多客观条件的限制，一些实践性很强的知识点只能基于课堂讲授，或者一些概念要点不能展开详述，留给大学生自己思考、实践锻炼的机会就更少，学生利用所学知识参与科学研究的机会有待进一步挖掘。与此同时，离开不够充分的前期理论知识的学习，学生无法有效掌握和应用理论知识也难以把理论知识转化为实际技能。另外一方面，磁法勘探中的一部分关键内容是对采集的磁异常进行分析，然而这类专业性很强的分析方法是学生一时难以掌握的。作为教师，我们有责任和义务为学生研究一些模拟软件，让学生有学习的平台；另外一方面，更应该“授人以渔”，锻炼他们自己动手编写计算机程序分析数据的能力。当前，社会经济的发展使得学生中电脑的普及率非常高，这为磁法勘探数据分析提供了优越的条件。笔者在课程讲授过程中，全班学生便携式计算机的拥有率达到100%，上机实习在教室中即可进行，不需要去学校提供的微机房，不仅节约了时间，更加方便学生的学习。

三、理论联系实践的“磁法勘探”教学模式

随着国家教学改革的推进，教学理念、理论不断发展，以往采用的灌输式的讲授早已不被提倡，以人为本注重实践的教学方式不断受到重视[1，2，3，4]。然而在实践教学活动中，受教学任务、教学条件以及教学时间等影响，理论联系实践的教学方式仍值得深入研究。就“磁法勘探”课程而言，存在有两方面关键问题：

1.教学方法单一：当教学任务繁重、教学内容很多而教学时间有限，教师教学趋于单一的教学方法；灌输式的讲授方法因信息量大，多被采用。这种灌输式的讲授常常忽略学生的实际理解接受能力，阻碍教学效果的提升。

2.实践环节值得深入：“磁法勘探”课程是一门实践性非常强的学科，我校为地球物理专业设计了一定量的野外磁法勘探实践教学环节，非常有利于学生的理论联系实践，将知识变活直至灵活应用。然而，由于学生人数多，实践机会不充分、实践中与理论知识的相互关联不够紧密，不利于学生在实践中强化知识结构。

实践性强是磁法勘探教学的特色，尤其对于将走上工作岗位的本科毕业生，这一部分的培养和熏陶尤为重要。除了野外生产实习以外，教师在课堂教学中结合一些磁法勘探实例分析、提出问题具体分析等，可以使学生把所学到的理论知识与实践融会贯通，在实践中加强对专业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孔子言：“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如此很难真正体会到所学知识的真谛，更难以深入理解。科学知识具有系统性，不同问题之间常常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通过加强实践，让学生参与进来，在实际问题中运用知识，不断地巩固、加深理解。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对人才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其中掌握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全面知识越来越受到重视，这要求教师通过教学改革，不断完善教学方法与教学理念。为了提高“磁法勘探”教学效果，笔者基于理论联系实践的教学思路，提出以下几点方法思路。

首先，课堂教学在讲授过程中多融合一些与理论知识相互关联的实际问题，让学生通过问题学习知识，充分利用大学生的学习迁移，深化对知识的理解。在“磁法勘探”教学活动中，笔者曾遭遇一个有趣现象：位场异常的解析延拓是本课程的重要部分，在实践中有很强的应用性，是需要反复讲授的内容。通过课堂学习，学生明白了延拓在空间域、频率域的计算理论，也明白了上、下延拓后场的空间域、频率域的显著特征。从这个角度上说，学生对这个概念是掌握的。然而，在实践中，面对一幅原平面异常和一幅向上延拓的结果，学生竟不能对号入座。只有当教师提醒从频率等特征差异来分析时，学生才恍然大悟。这充分说明了理论学习与实践的紧密联系，它有助于学生产生学习迁移，更好地吸收消化理论知识并能够灵活应用。其次，在野外实践教学中要充分结合理论分析。对于实践中出现的每一个科学问题，教师应当及时利用相应的理论知识加以分析，强化学生原先的理论知识建构体系。比如，在课堂教学中，磁异常的方向导数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经过讲解，学生可以较容易地掌握空间域、频率域的方向导数计算公式。然而在野外实践教学中，面对一幅南北走向由断裂构造引起的磁异常，要求学生选择导数方向时，则会产生很多的不确定性、疑惑性。

实际上，理论与实践不是截然分离的，而应该是相辅相成相互呼应的。在方向导数知识点的教学中，为了让学生更好地理解，教师可以结合实践提出相应问题。首先，三个方向导数的物理意义的差别是什么？显然，水平方向导数反映该方向的梯度变化特征，它主要突出垂直求导方向的构造信息；其次，对一个具有南北走向的磁异常，需要选择x方向导数还是y方向导数？在上一个问题环节中，答案已经很明显了。在这个过程中，学生是带着实践问题来学习方向导数，学习效果自然提高。再比如，在磁异常处理解释中，常常需要应用一定的数学方法对异常进行处理，突出目标异常，有利于解释。这不仅需要一定理论知识积累，同时更需要在实践中对知识的理解消化，才能做到运用自如。对于一幅磁异常数据，通常遵循由宏观到微观、由简单到复杂、由已知到未知的处理解释原则。

四、结束语

“磁法勘探”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其教学效果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学生将来的生产、科研工作。采用理论联系实践的教学方式，围绕各个教学知识点，献身说法，最大程度地帮助学生有效学习，将我校地球物理专业学生培养为能熟练从事地球物理勘探、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

总而言之，理论联系实践的教学方法是促进教学效果提升的重要途径。它不是简单的口号，而是要求教师在教学中融会贯通，灵活把握，紧密结合理论与实践的相辅相成关系，帮助学生进行有效学习，产生学习迁移，促进“磁法勘探”教学效果的不断提升。

参考文献：

[1]卢菲菲.教学学术：高校教学质量提高的关键点[J].高等理科教育，2011，（4））：19-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