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区经济基础篇1

家庭、学校和社会是认识社会化的三个主要场所。孩子最先受到社会化的地方就是家庭，且父母是孩子的启蒙老师。由于农民的文化水平较低且家庭观念落后，因此，只会用简单的说教和打骂措施教育孩子。但是他们又具有“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迫切希望，这些仅表现在对分数的关注上。一旦孩子成绩不好，家长只会训斥和打骂，时间久了便认为孩子不是读书的材料。

1.2学校教育的现状

全州现在共有1122所小学，教学点602个，在校的小学生有320352人，现有16056名小学教师。目前小学教职工与学生比为1：19.95，从总数上看似乎超编，但是由于很多农村的小学教师中有50%“民转公”过来的，50岁以上了占了30%以上，这部分教师具有体弱多病以及文化素质低的特点。因此，每年都要具有一定的补充数量。市舞阳办事处鸭子塘小学现有14名教师和290名学生，师生比为1：20.7，表面看超编一人，但是由于该校35岁以下的教师仅有1名，50岁以上的5人，还有4人长期患病不能授课，因此，该校不得已还聘请了2名临时代课教师。此小学处于市舞阳办事处管辖，师资尚且如此，其他偏远地区的小学尤其那些一校一师的小学可想而知。此外，教学点和班额不足也是造成超编的重要原因。全州现有167所初中，在校初中生167489名，现有初中教师10034人。师生比为1：16.69，虽然总体看编制持平，但这也是相对的。省定的编制不包含寄宿制学校管理人员，但是近些年为了巩固和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全州大力建设寄宿制学校，除了为学生安全着想外，也减轻了学生和家长的负担。由于农村初中改为寄宿制，从而导致学校管理和后勤服务人员占了1015个编制，从而使得初中教师也变得十分紧张。在备、教、辅、改、考及学生的管理方面，老师的工作量严重超载，但福利待遇上升几乎为零。教师的套改工资与公务员相比，教师只能拿到相应职称档位的最低工资，而公务员则拿到相应档位的最高工资。中小学教师的绩效工资每年9600元，到位情况约6000元，半数只拿到4800-5400元，而公务员每年全额发放12000元，少数还有年终奖，理由是教师具有寒暑假，从而大大挫伤了教师工作的积极性。由于地区经济落后，虽然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但是仅有33%的初中生升入高中。政府对学校的评价、奖励等也是根据中考和高考成绩。教师为了达到升学目标且拿到更多的奖金，考什么教什么，直接跳过素质培养。

2基础教育对地区经济的影响

2.1低素质人口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

2.1.1大量的低素质劳动力只能分布在加工这样的较低的层次上，而技术含量较高的专业分工则缺乏足够数量和质量的劳动力，从而导致物质循环的某些环节出现流通不畅甚至中断的现象，从而降低了资源的利用程度并造成环境的恶化。因此，导致地区环境污染和破坏的基本原因之一就是人口素质不高。3.1.2低素质的人口还不愿或无力保护和利用环境和资源，往往局限于对某些自然资源的传统性依赖。由于贫困，人们迫于生活的需要就会掠夺式的开采森林、耕地以及草地等资源，从而造成人们的生活更加贫困和困难而形成了恶性循环。

2.1.3由于低素质的人口对社会经济形势的变化不能很好的适应且不能正确把握变化的方向和相应的转变速度，从而造成传统产业堆积了大量的劳动力，对于先进的环保技术和设施无力从事，导致环境污染以及资源利用率的降低，从而影响整个地区经济的发展。

2.1.4人口素质较低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资源的人均拥有量。

2.2基础教育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当人才、知识和信息作为基本的生产要素逐步取代财富、资本和权力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支配力量时，教育从社会经济舞台的幕后走向前台。市是湖北省基础教育课改实验区之一，在全州率先承担实验任务，经过周密筹备，从2002年9月开始，我市所有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启动了课改实验，至今，初中已经完整地经历了一轮改革实验，小学的课改年级已经推进到了四年级。我市课改实验实施以来，经过乡镇结构和学校布局调整，到2005年底，有16个乡（镇、街道办事处）24所初中、302所小学共6万多名学生4000多名教师参加课改实验。我市各学校在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特别是在教育主管部门的领导下，强化管理、积极探索、勇于实验，我市课程改革实验已经取得一些阶段性成果，各实验学校，所有参与课改实验的教师，正以满腔的热情和饱满的斗志，把课程改革引向深入。高质量的教育体系成为促进当地经济建设及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支撑，为加快区域经济发展做出重要的贡献。教育作为传播和再生产科学知识的场所，在人力资源、科技创新以及促进经济建设发展方面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城市化、工业化以及农业化产业均需要集聚生产要素，而劳动者作为生产诸多要素中最重要的因素，劳动者具有较高的素质才能产生最大的效益。地区正为迈向城镇化而不懈努力，从而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第二、三产业转移，从而实现了农业现代化的重大战略。美国经济学家米凯•吉瑟研究证明，乡村地区的教育水平提高10%，那么会诱导6%-7%的农民迁出农业，从而提高5%的农业工资。

3提高基础教育的作用

3.1培养高素质的劳动者

教育先行教育水平决定了提高劳动者素质的程度，并且劳动者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经济建设的发展。为给区域经济发展提供充足的高素质劳动者，必须从战略高度培养青少年的文化素质和创新能力。

3.2新城区开发建设

学校先行根据新城区的发展经验，人们由于留恋老城区的生活而导致新城区发展缓慢，当今社会，人们最重视的莫过于子女教育问题。因此，在建设新城区时优先规划和建设优质的学校来吸引老城区居民，从而达到快速繁荣新城区的目的。

3.3教育促进区城经济发展

投入先行增加投入不仅可以培养更多更好的人才而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并且自身也能得到发展并创造效益。两者呈现辩证互利关系而形成良性循环，因此，投入教育就是投入经济建设。

地区经济基础篇2

关键词： 基础教育；地区经济发展；影响

Key words： basic education；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influence

中图分类号：G40-0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4）02-0221-02

1 基础教育的含义及其价值

基础教育是指人们在成长的过程中为了获取更多的学问在先期掌握的知识。基础教育作为在世界各国面向21世纪的教育改革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因此，基础教育是造就人才和提高国民素质的基础工程。目前，中国的基础教育是指含初中及以前的所有教育。狭义的范围指九年义务教育，广义上还包括家庭教育和必要的社会生活知识教育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是这样规定的：“义务教育必须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努力提高教育质量，使儿童、少年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为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奠定基础”。《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则是更明确地指出：“基础教育是提高民族素质的奠基工程”。这就清楚地告诉我们，基础教育的价值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基础教育的基本目标在于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素质，它的对象和着眼点是全体人民，而不是一部分人，更不是少数人；第二，基础教育的功能是为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奠定基础，它强调的是基本素质的培养，而不是专业或某些专门人才的培养。因此，基础教育的教学内容课程体系，教育教学观念与思想，教学方法以及评估等，都必须服从这样一个基本的价值目标。基础教育具有多功能性。无论是对人自身的成长，社会道德的形成、政治环境的净化、社会文化和审美水平的提高，还是人类的经济活动的开展，都具有广泛的积极作用。

2 恩施地区基础教育现状

2.1 家庭教育的现状

家庭、学校和社会是认识社会化的三个主要场所。孩子最先受到社会化的地方就是家庭，且父母是孩子的启蒙老师。由于农民的文化水平较低且家庭观念落后，因此，只会用简单的说教和打骂措施教育孩子。但是他们又具有“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迫切希望，这些仅表现在对分数的关注上。一旦孩子成绩不好，家长只会训斥和打骂，时间久了便认为孩子不是读书的材料。

2.2 学校教育的现状

全州现在共有1122所小学，教学点602个，在校的小学生有320352人，现有16056名小学教师。目前小学教职工与学生比为1：19.95，从总数上看似乎超编，但是由于很多农村的小学教师中有50%“民转公”过来的，50岁以上了占了30%以上，这部分教师具有体弱多病以及文化素质低的特点。因此，每年都要具有一定的补充数量。恩施市舞阳办事处鸭子塘小学现有14名教师和290名学生，师生比为1：20.7，表面看超编一人，但是由于该校35岁以下的教师仅有1名，50岁以上的5人，还有4人长期患病不能授课，因此，该校不得已还聘请了2名临时代课教师。此小学处于恩施市舞阳办事处管辖，师资尚且如此，其他偏远地区的小学尤其那些一校一师的小学可想而知。此外，教学点和班额不足也是造成超编的重要原因。

全州现有167所初中，在校初中生167489名，现有初中教师10034人。师生比为1：16.69，虽然总体看编制持平，但这也是相对的。省定的编制不包含寄宿制学校管理人员，但是近些年为了巩固和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全州大力建设寄宿制学校，除了为学生安全着想外，也减轻了学生和家长的负担。由于农村初中改为寄宿制，从而导致学校管理和后勤服务人员占了1015个编制，从而使得初中教师也变得十分紧张。

在备、教、辅、改、考及学生的管理方面，老师的工作量严重超载，但福利待遇上升几乎为零。教师的套改工资与公务员相比，教师只能拿到相应职称档位的最低工资，而公务员则拿到相应档位的最高工资。中小学教师的绩效工资每年9600元，到位情况约6000元，半数只拿到4800-5400元，而公务员每年全额发放12000元，少数还有年终奖，理由是教师具有寒暑假，从而大大挫伤了教师工作的积极性。由于恩施地区经济落后，虽然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但是仅有33%的初中生升入高中。政府对学校的评价、奖励等也是根据中考和高考成绩。教师为了达到升学目标且拿到更多的奖金，考什么教什么，直接跳过素质培养。

3 基础教育对恩施地区经济的影响

3.1 低素质人口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

3.1.1 大量的低素质劳动力只能分布在加工这样的较低的层次上，而技术含量较高的专业分工则缺乏足够数量和质量的劳动力，从而导致物质循环的某些环节出现流通不畅甚至中断的现象，从而降低了资源的利用程度并造成环境的恶化。因此，导致恩施地区环境污染和破坏的基本原因之一就是人口素质不高。

3.1.2 低素质的人口还不愿或无力保护和利用环境和资源，往往局限于对某些自然资源的传统性依赖。由于贫困，人们迫于生活的需要就会掠夺式的开采森林、耕地以及草地等资源，从而造成人们的生活更加贫困和困难而形成了恶性循环。

3.1.3 由于低素质的人口对社会经济形势的变化不能很好的适应且不能正确把握变化的方向和相应的转变速度，从而造成传统产业堆积了大量的劳动力，对于先进的环保技术和设施无力从事，导致环境污染以及资源利用率的降低，从而影响整个地区经济的发展。

3.1.4 人口素质较低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资源的人均拥有量。

3.2 基础教育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当人才、知识和信息作为基本的生产要素逐步取代财富、资本和权力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支配力量时，教育从社会经济舞台的幕后走向前台。恩施市是湖北省基础教育课改实验区之一，在全州率先承担实验任务，经过周密筹备，从2002年9月开始，我市所有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启动了课改实验，至今，初中已经完整地经历了一轮改革实验，小学的课改年级已经推进到了四年级。我市课改实验实施以来，经过乡镇结构和学校布局调整，到2005年底，有16个乡（镇、街道办事处）24所初中、302所小学共6万多名学生4000多名教师参加课改实验。我市各学校在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特别是在教育主管部门的领导下，强化管理、积极探索、勇于实验，我市课程改革实验已经取得一些阶段性成果，各实验学校，所有参与课改实验的教师，正以满腔的热情和饱满的斗志，把课程改革引向深入。高质量的恩施教育体系成为促进当地经济建设及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支撑，为加快恩施区域经济发展做出重要的贡献。

教育作为传播和再生产科学知识的场所，在人力资源、科技创新以及促进经济建设发展方面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城市化、工业化以及农业化产业均需要集聚生产要素，而劳动者作为生产诸多要素中最重要的因素，劳动者具有较高的素质才能产生最大的效益。恩施地区正为迈向城镇化而不懈努力，从而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第二、三产业转移，从而实现了农业现代化的重大战略。美国经济学家米凯·吉瑟研究证明，乡村地区的教育水平提高10%，那么会诱导6%-7%的农民迁出农业，从而提高5%的农业工资。

4 提高基础教育的作用

4.1 培养高素质的劳动者，教育先行

教育水平决定了提高劳动者素质的程度，并且劳动者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经济建设的发展。为给区域经济发展提供充足的高素质劳动者，必须从战略高度培养青少年的文化素质和创新能力。

4.2 新城区开发建设，学校先行

根据新城区的发展经验，人们由于留恋老城区的生活而导致新城区发展缓慢，当今社会，人们最重视的莫过于子女教育问题。因此，在建设新城区时优先规划和建设优质的学校来吸引老城区居民，从而达到快速繁荣新城区的目的。

4.3 教育促进区城经济发展，投入先行

增加投入不仅可以培养更多更好的人才而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并且自身也能得到发展并创造效益。两者呈现辩证互利关系而形成良性循环，因此，投入教育就是投入经济建设。

4.4 打造经济发展的“软实力”，“人文”先行

为了打造助推区域经济增长的强大“软实力”，必须重视继承和发展传统文化以凝结人文动力优势。

参考文献：

[1]顾胜和.教育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理论与实践探讨——抚州教育对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调查[J].教育学术月刊，2011（10）.

[2]恩施市教研室课程改革调研组.恩施市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现状调查报告[R].

地区经济基础篇3

中图分类号：F12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01-0146-02

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区域位于山西、陕西、河南三省交界处，包括山西省运城市、临汾市，陕西省渭南市和河南省三门峡市四个市，共辖47个县（市、区）。总面积约5.8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的0.6%，占三省的10.97%。总人口1 686.84万，占全国的1.27%，占三省的9.91%。该区域2009年人均GDP为16 825元，比全国低8 300元，比东部地区低23 361元，比中部地区低2 612元，比西部地区低1 264元，经济相对欠发达。

一、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区域经济合作的理论基础

山西、陕西、河南三省都有围绕各自省会城市建立的城市群，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区域正好位于这三大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太原城市圈和关中―天水经济区三大城市群）的中心。而作为中西部地区的城市群，这三大城市群辐射能力相对较弱，黄河金三角区域四市都有被各自省会城市群所边缘化的危机。该三大城市群介绍如下:

1.关中―天水经济区。2009年中国公布了12个部级区域发展规划中，关中―天水经济区是《国家西部大开发“十一五”规划》确定的西部大开发三大重点经济区之一。该经济区范围包括陕西省西安、铜川、宝鸡、咸阳、渭南、杨凌、商洛（部分区县：商州区、洛南县、丹凤县、柞水县）和甘肃省天水所辖行政区域，面积7.98万平方公里，2007年末总人口为2 842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3 765亿元，直接辐射区域包括陕西省陕南的汉中、安康，陕北的延安、榆林，甘肃省的平凉、庆阳和陇南地区。

2.太原城市圈。在2010年国家发改委印发的《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城市群发展的指导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 ）中，太原城市圈是中部的六大城市群之一。该城市圈位于山西和河北两省境内，以太原为中心，包括阳泉市域全部，晋中市的榆次区、寿阳县、太谷县、平遥县、祁县、介休市，忻州市的忻府区、定襄县、原平市、静乐县，吕梁市的交城县、文水县、孝义市和汾阳市，面积31 199平方公里。

3.中原城市群。在《意见》中，中原城市群也是中部的六大城市群之一。中原城市群位于河南省中部地区，以郑州为中心，包括洛阳、开封、新乡、焦作、许昌、平顶山、漯河、济源共9个省辖（管）市，14个县级市、33个县。区域土地面积为5.87万平方公里，占河南全省的35.1%；总人口4 012.5万，占全省的41%。

在倪鹏飞等编写的《城市竞争力蓝皮书（2008版）》中，中原城市群、关中城市群、太原城市群综合竞争力排名分列九、十二、十四位。可见，相对而言中原城市群经济实力最强，关中城市群次之，太原城市群相对最弱。

中心地理论由德国城市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W.Christaller）和德国经济学家廖士（A.Losch）于1933年和1940年分别提出。该理论认为，在地形完全平坦、土质相同、人口分布均匀、交通方便程度相等的假设前提下，城镇的分布是均匀而且规则的呈现等边六角形的排列。根据中心地理论，低一级的中心地应位于高一级的三个中心地所形成的等边三角形的中央，从而最有利于低一级的中心地与高一级的中心地展开竞争。如果把中原城市群、关中―天水经济区、太原城市圈看做高一级的中心地，依据中心地理论，在这三大城市群的中心位置就可能产生低一级的中心地。而黄河金三角区域正好处于中原城市群、关中城市群、太原城市群三大城市群的中心位置。因此，该区域有产生低一级城市群的区域条件。

二、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区域经济合作的现实基础

（一）地缘基础

从地域上看，黄河金三角区域属于三省边界区，四市在自然条件、农业、资源方面有很强的同质性。同时黄河金三角地区是仰韶文化的发源地，该地区四市同属革命老区。而且，历史上临汾与运城曾经是一个地区，叫晋南地区；“唇亡齿寒”的故事发生在运城市平陆县和三门峡陕县间；“秦晋之好”的故事则发生在山西和陕西。另外，黄河金三角四市都靠近黄河，在文化、习俗方面也很相似。

（二）产业基础

由于区域自然条件适合农作物生长，黄河金三角区域四市是各自省份重要的粮棉产区和农业最发达地区。运城、临汾粮食产量占山西省的1/3，棉花产量占90%以上；渭南粮食产量占陕西省的17%，棉花产量占90%。黄河金三角区域四市都处在北纬35度附近，是世界苹果主产区中唯一符合苹果七项生态指标的最佳优生区，各方面条件都非常适合苹果生产。区域内苹果种植面积近700万亩，年产苹果700余万吨，浓缩果汁产能90万吨，分别占全国的1/5、1/4和3/4。进行黄河金三角区域经济合作可发挥规模优势，大力推广现代农业技术，打造以苹果生产、加工为龙头的现代农业生产和农产品加工基地，拉长产业链，形成在全国乃至世界有影响的优势产业。

黄河金三角区域能源、矿产资源丰富，煤炭开采规模形成约1亿吨的生产能力，占全国的4%；焦炭形成4 100万吨的生产能力，占全国的14%；电力装机容量超过1 400万千瓦，约占全国的3%；氧化铝产能610万吨，约占全国的35%；电解铝产量约占全国的10%；金属镁产能50万吨，占全国的50%以上；钼资源矿石已探明储量达14亿吨，钼金128万吨，是世界六大钼矿床之一，钼精粉产量3万吨，占全国的一半以上；黄金产量35吨，约占全国的15%。丰富的能源、矿产资源为整个区域的共同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该区域是最早被称为“中国”和“华夏”的地方，区域内文化旅游景点众多，部级文物保护单位有87处，西岳华山、壶口瀑布、关帝庙、司马迁祠墓等独特的旅游资源形成了“中华根、黄河魂”的旅游主体形象。

（三）前期合作

1986年，山西省运城市、河南省三门峡市、陕西省渭南市就成立了“晋陕豫黄河金三角经济协作区”。二十多年来，协作区共同编制各类发展规划、联合建设基础设施，在产业合作等方面也尝试合作发展，以期形成可以充分发挥该区域经济主体功能的产业基础，而且取得了一定成效。目前，秦晋豫三省陕西渭南、山西运城和临汾、河南三门峡四市已经围绕旅游、果业、基础设施等方面进行交流和合作。联合建设了三门峡、风陵渡等五座黄河公路大桥，为晋煤南运、黄河两岸经贸往来提供了帮助。合作建设直通中原和陕西的东济高速、运三高速、侯禹高速等基础设施，为区域内以及周边城市的经贸往来构筑了便捷的交通体系。为了发挥区域内苹果产业的优势，成立了黄河金三角果业发展联席会，围绕果业品种培育、技术推广、市场开拓、标准建立、果汁加工等方面积极开展合作，为区域包括苹果在内的各类水果形成了生产、销售、存储、加工等一条龙的产业链。签订了《晋陕豫黄河金三角旅游合作协议书》，联合推行 “一证游”，初步实现协作区域内的无障碍旅游。强化警务协作，完善联动机制，建立了 “晋陕豫黄河金三角经济协作区公安协作网络”。制定了 《晋陕豫黄河金三角经济协作区发展企业集群和企业集团的意见》，促成一批颇具规模的能源化工、机械制造、新型材料、冶金建材企业迅速崛起，使区域内能源资源利用得到初步整合，规模优势逐步显现。黄河金三角区域四市通过开展跨区域联合调研，进一步明确了主要发展和支持有色金属新型材料、以机械制造为中心的装备制造、新型能源、电力及煤业和煤化工业、以苹果生产及加工为龙头的现代农业、文化旅游和现代物流业为试验区的六大支撑产业。

（四）政策支持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从此区域协调发展逐渐成为社会的共识。但省际边界区域位于我省与省（直辖市、自治区）之间的交界地区，该区域既是省级经济政策的交汇区，又是区域经济摩擦的集中地。在2009年国家发改委的《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规划》第十章中，提到“ 支持中部地区与西部毗邻地区开展合作，鼓励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地区突破行政界限，开展区域协调发展试验。提升中部地区与港澳台地区合作层次，拓宽合作领域”。2010年，国家发改委印发的《〈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规划〉实施意见》中，又强调“加快构建沿陇海经济带”。而黄河金三角区域既是陇海经济带的组成部分，又是连接陇海线上相邻的两大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和关中―天水经济区）的纽带。随着郑西客运专线的开通，更加密切了黄河金三角区域与中原城市群和关中―天水经济区的经济关系。而渭南更是黄河金三角区域和关中―天水经济区共有的城市。

三、结论

根据中心地理论，黄河金三角区域有产生城市群的理论支撑和区域条件。而在黄河金三角区域内，运城、临汾、渭南和三门峡地理位置紧密相连、文化习俗相近、产业相关度高，加上黄河金三角区域已有的合作经验和国家政策的扶持，使得黄河金三角区域形成跨省域经济合作区成为可能。在中西部结合地带构建新的城市群，加快黄河金三角区域的经济合作，将会成为实施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两大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1]徐学强，周一星，宁越敏.城市地理学:第2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2]李小建，等.经济地理学:第2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3]朱传耿，王振波，仇方道.省际边界区域城市化模式研究[J].人文地理，2006，(1).

[4]朱传耿，王振波，盂召宜.中国省际边界区域的研究进展及展望[J].经济地理，2007，(2).

[5]国家发改委.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Z]，2009.

[6]国家发改委.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规划[Z]，2009.

地区经济基础篇4

中图分类号：G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7）04（c）-0163-02

1 国内高校经济学课程双语教学发展趋势

国家教育部2003年提出加强大学本科教学的12项措施，其中要求各高校在3年之内开设5%～10%的双语课程。在2005年国家教育部颁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高等学校要全面推广和使用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成果，要提高双语教学课程的质量，继续扩大双语教学课程的数量。

在中组部、教育部等国家部委的倡导和支持下，中国高校双语教学已有丰硕实践和研究成果，集中在海外双语教学的启示、师资培养、大学基础英语与双语教学的衔接、双语教学模式和媒介作用等方面。经济学相关课程从本科到硕士、博士研究生，分别对应的是基础、中级和高级课程。随着中国和世界经济接轨的加速，从20世纪末开始，国内部属多学科和财经类高校已开始在经济学一级学科框架下的三级教学层次中普遍采用英文教材和双语授课，21世纪初地方综合和财经类高校也开始在相应教学层次推进双语教学，并有丰富的经济学核心课程实践和研究成果。

但是西部地区高等教育水平整体相对较落后，少数民族地区高校还有自身的特殊困难，双语教学实践开展时间也较短，需要在坚持不懈和循序渐进地开展双语教学的过程中不断思考总结，积极改善和提高双语教学水平。下面以A大学为例，探讨西部地区地方高校基础经济学双语教学实践与改革。

2 基础经济学双语教学实践

2.1 课程建设背景和目标

A大学的农林经济管理学科是一级学科博士点，是自治区重点建设学科。经济学是农林经济管理学科的核心基础课程之一，通过基础经济学以及中级经济学、高级经济学双语课程的探索和开展，有利于提高农林经济管理及相关学科各培养层次学生专业水平，促进农林经济管理学科保持和提升学科竞争力。

A大学立足本校实际，通过多种途径，积极落实教育部有关双语教学的部署和要求。一方面通过攻读学位、对口援建“质量工程”、教师脱产外语进修等多种途径提升教师英语水平和双语授课能力；一方面通过加强本科英语教学、选拔优秀本科学生赴对口援疆内地高水平大学访学等办法不断提高学生英语水平和双语教学接受能力。经济学系列课程是经济管理类专业的专业基础课，涉及校内不同学院多个专业，经济学系列课程双语教学的探索和开展，有利于新疆A大学实现建设西北一流、国内知名的高水平教学研究型大学的发展目标。

2.2 教学实践概况

自2006年以来，A大学经济学系列课程双语教学团队面向本科生，先后开发了西方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公共财政学和世界经济5门基础经济学系列课程。其中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是属于面向经管类专业学生的专业基础课，公共财政学是面向经管类专业学生的限制选修课，世界经济是面向全校的公开选修课。2009年A大学国际教育学院获批培养英国高等教育文凭项目（HND）专业学生，开设有3门基础经济学课程，分别是经济学导论、微观和宏观经济学理论与应用和世界经济。

2.3 教学效果评价

基础经济学系列课程双语教学的教学效果评价从学生问卷、学生评教和教师评学3个方面，比较全面立体地反映教学管三方评价反馈。

2.3.1 教师评学

A大学国际教育学院HND项目学生按照培养方案大部分课程是双语授课。根据2016年教师评学，从学习态度、课堂行为、纪律状况和学习效果4个一级指标评价情况看，国际教育学院学生综合得分为92.34，排全校各学院第一，4个一级指标均名列前矛，特别是学习态度为95.10，比全校平均分高了约10%，比评价最低的学院高了约21%，同时也高于外国语学院综合得分为86.04。外国语学院学生教师评价为学习态度85.70、课堂行为86.90、纪律状况88.60和学习效果82.10，相比之下国际教育学院得分分别为95.10、92.38、90.45、91.40。从教师评学指标看，坚持双语教学的专业学生的学习态度等指标均更突出。

2.3.2 学生评教

学生评教是高校教学管理部门对评价和监督教学质量的重要措施。通过比较基础经济学相同或相近课程在中文授课和双语授课中学生评教的差异，可以反映学生对相应课程双语教学的接受程度。根据2014―2016年非HND项目学生教学质量评价汇总，基础经济学系列双语课程综合平均得分为89.96，中文课程综合平均得分为90.66，双语课程评教结果略低于中文课程，差距在0.7。

2.3.3 问卷反馈

为获得更详细的学生评价数据，2014―2016年课题组在专业基础课、专业课和公共选修课3类教学班进行问卷调查，问卷在学期结束后匿名发放，共收回有效问卷166份。双语课程对同学意味着更多的努力和付出，特别是英文教辅材料、双语授课和分阶段测试考核方式等改革措施，加大了课程学习的日常压力。尽管如此，经过一个学期的亲身学习，约70%的学生认为应该大力推进双语教学课程，约91%的学生对刚结束的基础经济学双语课程能够接受，其中25%的学生积极支持。

W生对课程的认可主要来自学生对双语课程的预期与本次课程效果基本相符。在回答“您对本学期经济学双语课程理解和支持的原因是”（多选）时，“教师水平好”“教学内容好”“教学方法好”和“自己喜欢经济学”分别是42%、50%、58%和42%，而“自己喜欢学习英语”仅为8%。在回答“经过本学期经济学课程学习，您从哪些方面得到获益和提升”（多选）时，约63%的同学选择“经济学专业知识”，31%的同学选择“英语应用能力”。

在回答“与中文授课相比，双语课程哪些地方让您感觉压力变大？”（多选）时，约56%的同学选择“影响自己对知识的理解”，约46%的同学选择“课程难度更大”，约44%的同学选择“需要更多时间预习和复习”，约33%的同学选择“降低了自己的专业学习兴趣”，约23%的同学选择了“课程通过率可能会更低”。

在回答“与中文授课相比，双语课程哪些地方让你觉得值得？”（多选）时，约60%的同学选择了“有利于提升外语知识和能力”，约53%的同学选择了“更能开拓国际视野和意识”，约42%的同学选择了“有利于提高自身职业竞争力”和“有利于提升经济学专业知识和能力”。

3 创新双语教学改革思路

3.1 多种渠道并举，提高师资水平

不断提高师资水平，是保证双语教学质量的关键之一。A大基础经济学双语教学团队不断发展壮大。目前A大学普通班基础经济学系列课程双语教学教师中约80%已达管理学或经济学博士学位，但具有海外留学或进修经历比例较低。外聘教师占A大国际教育学院HND课程中基础经济学教师的约50%，都具有海外留学经历，分别获得由澳洲、欧洲和北美名校颁发硕士学位，通常是商科学位专业。

较高的整体师资水平保证了以教学质量审查严格著称的HND项目达到标准，但是同时存在师资队伍不稳定的问题。解决思路主要包括两种路径，一是招聘经验丰富高水平教师；二是加速培养现有教师。一方面需要继续招聘经验丰富高水平教师，同时加大激励力度，提高双语教师待遇，保持高水平师资队伍稳定。另一方面对编制内教师，应采取鼓励到国内外高水平高校攻读学位，利用“对口援疆”机制访学进修等多种途径提高双语教学水平。

攻读学位、进修访学等提高双语教学能力的培养计划都存在一定时期内影响教学的问题，但目前缺乏高效的双语教学能力在岗培训途径。慕课（MOOC）的出现为这种培养需求提供了互联网+时代的高效解决途径。课题组2016年学习了特拉维夫大学（Tel Aviv University）约拉姆教授（Yoram Margalioth）主讲的《经济增长与分配公平Ⅰ―国家的作用》（Economic Growth and Distributive Justice Part I -The Role of the State），通过学习、测试，获得通过证书。慕课课程理论学习时长通常是每周1～3 h，周期通常是4～6周。慕课课程有两大优点，一是教师可以利用课余时间在网络条件下完成学习和测试，不影响正常教学秩序；二是教师可以灵活选择全球多所高水平大学开设的经济类课程，在学习时同时积累双语经济学教学经验和专业课知识。

3.2 创新教学改革，提升教学质量

以提升教学质量为目标，基础经济学双语教学改革从内涵上可以分为优化教学内容、丰富教学模式、完善课程体系三部分。

地区经济基础篇5

经济数学是财经类院校学生必修的一门重要基础课程，对学生后续专业课的学习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1 经济数学在财经类院校专业课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经济的核心问题是提高效率，降低成本.而成本是由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两个部分组成的.成本利润、收入需求、价格等经济量，是经济问题中必需考虑的因素.为了达到利润最大、成本最小、价格最合理，就要把握最佳产量、最佳销售量，而这常用到求函数的最大、最小值问题，线性规划、非线性规划问题等经济学中最常见的最优化问题，而其实质就是求能够使目标函数达到极值的选择变量的值.作为科学技术之基础的数学，既有卓越的智力价值，又有卓越的应用价值.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数学将更广泛、更普遍渗透到科学技术、经济生活以及现实世界的各个领域.

1.1 数学在经济学中的重要地位

数学方法在会计中应用的重要性，表现在数学方法无可比拟的优点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高度的准确性，二是烟密度逻辑性.由于数学固有的精确性优点，采用数学方法可以准确地研究和描述会计要素之间及会计要素内部的数量关系，是对会计信息进行量的分析不可缺少的手段，同时采用数学的方法，有助于赋予会计学中的经济范畴和概念以准确的定义，比如固定资产的折旧、内部收益率的定义等.运用数学方法严格遵循数理逻辑程序，从一定的前提必能得出确定的结论.运用数学方法，一方面便于从现有的理论中演绎出新的理论，收到事倍功半之效，另一方面，

有助于暴露出研究中的错误，以便加以匡正.如经济学中有两个非常常用的经济术语：边际和弹性，它们和经济数学就有着密切的联系.边际量表示一单位的自变量的变化量所引起的因变量的变化量.如果掌握了经济数学，就很容易就明白"边际量"近似于或者说就是经济数学中的"一阶导数"即而不至于无从下手.如果没有经济数学知识，那么只能直观地凭对它的语言陈述理解这一经济术语，必然要求文字阅读理解能力强，但仍不容易准确地把握这一术语，因为它本身涉及的就是数量变化，只有用数学加以定量化才能真正准确地把握它.

1.2 经济数学在财经类专业课程的作用

所谓经济应用数学是指经济中所应用的数学知识.它涉及算术、代数、微积分、概率统计、运算学、对策论等多门课程.它们相互渗透，又形成众多的数学分支.

经济数学是财经类高等院校开设的一门重要的理论课，是会计、经济管理、金融类专业后续课程的学习、升学考研及进行财政金融科学研究必不可少的基础性课程.经济数学不仅可以使学生系统地掌握微积分、线性代数以及概率论和数理统计的理论知识和运算技能，为后续专业课程的学习奠定了必备的基础，培养成为在金融证券、投资、保险、统计等领域从事金融分析、经济建模、系统设计工作的经济数学复合型人才，还可以通过教学环节，逐步培养并提高学生的抽象思维能力、逻辑推理能力、空间想象能力及审美能力.

通过经济数学的学习，不仅可以培养学生理性的思维能力，缜密的分析习惯，还能激发学生的创造力，为学生学习后继课程及以后的研究和应用提供必要的数学基础.因此，针对经济人才培养注重知识的有效管理和应用的显著特点，探索民族地区经济数学的教学理念、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更好的发挥经济数学教学在民族地区经济人才培养中的作用，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2 民族地区财经类院校转型过程中经济数学基础教学存在的问题

在民族地区进行经济数学教学，除了和其他地区的的共性外，还有着自身的特殊性，这就出现了一些 "不是问题"的问题.

2.1 学生认识知识存在障碍

由于地域、民族习俗、知识结构差异，导致了学生对待同一件事物认识、接受能力不同.特别是地处地区的大中专类院校，90%以上的生源为藏族学生，他们从小习惯于藏语交流与思考，很多学生都是从小学五年级，甚至初中才开始系统学习汉语，造成学生对知识的理解不到位，无法准确、全面掌握.

2.2 基础知识较薄弱

在讲授经济数学时，常常会用到一些数学基础知识，如加、减、乘、除，百分比等，而一些学生由于基础知识较薄弱，无法理解，更谈不上应用.任课老师时常不得不给这些学生"加餐".长此以往，学期初计划的课程无法完成，教学质量得不到保障.

2.3 教学理念陈旧落后

传统的教学理念基本上是遵循"概念-性质-计算"，忽略了学生对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理解，没有注重学生能力方面的提高.教师把现成的结论传授给学生，学生只是被动的接受，而不是积极的主动学习者.由于经济数学具有高度抽象性和严密的逻辑性，而财经类专业文科学生较多，学生的数学基础、逻辑推理能力本来就较薄弱，久而久之，学生就会觉得数学枯燥乏味，对高数的学习越来越失去兴趣，最后甚至产生一种厌烦的情绪，长此以往，更谈不上教学质量了.

2.4 教学形式单一，教学手段滞后

民族地区的课堂教学中，方式仍然以"课堂以教师为主，教师以书本为主"的传统模式进行，基本没有创新可言，除了灌输枯燥的课本理论知识和反复讲授的例题之外，忽略了对学生数学应用能力的培养和数学思维的提高，缺乏现代化教学理念和手段.

2.5 生源与师资结构的矛盾突出

目前高校的持续扩招，一方面生源质量普遍下降，特别是财经类专业兼收文、理学生，入校后又混合编班，加之民族生源数学知识欠缺，班级内学生数学成绩相差90余分.学生的数学基础参差不齐，个体差异很大.另一方面，部分在经济类专业教学的教师数学素养欠缺，无法将数学高质量地融入教学过程中；同时，由于部分数学教师因缺乏相关的财政经济专业知识，在教学中未能体现出数学在经济中的应用与结合.

3 对民族地区财经类院校转型过程中经济数学基础教学问题的思考

目前大部分经济数学教材的内容都存在"重数学理论，轻经济应用"、"重知识灌输，轻方法培养"的问题，没有做到"经济"与"数学"的相互渗透与有机结合，导致学生学习乏味、主动性低，没有从根本上弄清某些定义、定理的来龙去脉，不能从数学的角度分析经济问题，不能从经济的立场抽象数学思维.民族地区财经类院校转型过程中经济数学基础教学问题，是一个亟待解决的全新的问题，鉴于以上种种问题，笔者做了一些思考，并在教学环节中加以了尝试.

3.1 加强学生数学基础知识教学

在每年新生入校开始经济数学课程教学前，安排4至6学时给学生全面、系统地复习最常用的数学基础知识，让学生在学习新知识前有基础知识"垫底"，在讲授新知识时能很快融会贯通.

3.2 突出专业特色，改革教学内容

财经类院校经济数学的教学应符合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要求，教学内容应具有专业特点.在教学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财政经济类专业对数学知识的需求，在保证数学知识的严谨性、逻辑性的前提下，删除或简化繁文缛节.教学的内容应注重理将数学知识与解决经济生活中的实际问题联系起来，注重学科间的交叉与融合.如存贮模型、最优价格模型、蛛网模型等等.通过学习交流，领悟数学与经济的联系，掌握新知识和新概念，真正让学生能够学以致用.

3.3 利用能够利用的各种方式加强师生之间的交流

教师在课堂内外与学生的接触是影响学生的学习态度、学习兴趣的主要因素，及时的意见反馈能够促进教与学的互动，使教师在引导学生兴趣的同时挖掘其探究欲望.同时，建立灵活多样的考核方法，平时讨论、数据收集、处理、数学模型分析等结果记入平时考核，改变过去固定的考试方式，尝试尊重个体差异有利于个性发展的新型考核方法.

3.4 融入学科励志小故事

在课堂教学过程中，让学生了解数学发展过程中若干重要事件、重要人物和重要成果，体会数学对人类文明发展的作用，感受数学的严谨性、科学性和艺术性，了解数学家探索数学奥秘的艰辛历程和闪光智慧.如在微积分的教学中，可适当穿插讲授牛顿、莱布尼兹、柯西的生平和他们在微积分相应理论建立中所做出的贡献，并分析与之密切相关的数学的发展等，使学生深刻感受到数学中所蕴含的博大思想，提高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

3.5 尝试分层教学

因材施教是教育教学的基本原则，分层教学正好体现了这一点.所谓分层教学， 就是从学生实际知识水平和学习能力出发， 在授课环节上做出相应调整， 即在教材、进度、课时、考试内容等方面区别对待.从学生的实际情况出发， 采取不同层次的教育教学方法和手段， 改变传统的教育教学形式，调整教育教学内容，使不同层次不同水平的学生各取所需、各有所获、各具所长，发挥学生的自身优势， 扬长避短， 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激发起他们的学习兴趣.

具体来说就是以学生入校时的数学成绩和学生个人的意愿将学生分为"高、低班"."低班"要求：在保证满足各个专业对数学知识的需要为基础，使学生掌握经济工作中常用的数学工具和基本的数学思维，具有初步的应用数学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高班"要求：对于数学基础扎实，学习有余力，准备继续深造或者所学的专业对数学有更高要求的学生设定的.给学生适当介绍一些现代数学思想、方法，让学生对目前最新的数学工具及其发展趋势有所了解.这种新模式、新视觉、新感受、新体验，消除了一些学生"吃不饱"，而有一些学生"消化不良"的现象发生.

地区经济基础篇6

一、财政政策调控以优化民族经济为基础

各民族共同繁荣是我国的基本民族政策，推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提高民族地区经济水平一直是民族地区的重要问题。虽然民族地区人口较少，但是民族地区的区域面积占到国土面积的一半还多，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不仅是本区域经济的增长，更关系着国家经济总量的提升。另外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关系着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和平和稳定。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民族地区经济已经形成了区域经济发展的基本模式，根据民族所处区域不同，不同民族区域的经济发展或狩猎经济、游牧经济，或农业经济，第一产业比重较大是大多数民族地区经济结构的共同特征。根据市场发展规律，第一产业在区域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越大，区域经济发展就越落后，工业和服务业的比重增加将有效提升区域经济发展的速度。民族地区单单依靠小农经济的生产模式或者初级加工工业的模式已经远远不能实现市场环境下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必须依靠财政政策等财政杠杆撬动区域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不合理、经济附加值低、经济发展活力不足等问题都是大部分民族地区在经济发展方面的普遍问题。结合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依据财政政策来推动民族区域经济发展，可以从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支持和发展新兴产业，推进产业升级等几个方面来着手。首先是培养新的经济增长点，发展新产业，拉动经济发展，动力不足是民族地区普遍问题，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必须要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发展新产业，在此基础上财政政策调控就要向新产业增加支付，为新产业发展进行资金倾斜，从财政方面解决新产业发展中的资金不足问题。其次，推进产业升级，在多年的发展过程中，民族地区已经在当地资源基础上形成了区域经济发展的基本系统，农业、工业、服务业各有发展，但是由于技术水平和需求制约，民族地区的农业、工业、服务业等方面明显存在着技术因素不足等问题，农业依靠经验，工业主要是初级加工，而服务业方面更多地局限于区域的生产生活服务，技术服务等服务业的发展不足，要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就必须推进产业升级。产业升级主要在于成本、技术等因素限制，因此借助财政政策推动产业升级，就需要结合产业升级需求，根据相关问题，通过税收、补贴、转移支付等手段来推进产业升级，最终推进产业附加值提升。最后，产业结构方面，产业结构不合理，第三产业发展不足、第一产业比重过大是民族地区经济的基本特征，财政是导向，财政政策导向下的资本流动可以使更多的资金进入到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最终推动劳动力向第二、第三产业的转移，优化产业结构。

二、财政政策调控以合理利用民族资源为方向

计划和市场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广泛利用资源是市场的基本特性。在利润导向下，因供给和需求的复杂作用，资源会流向更加符合其经济利益最大化特性的领域，优化资源配置是市场的基本功能。市场对资源的自发调节在经济利益层面来看是合理的，但是从社会层面来看，市场对资源的自发调节功能很容易使区域之间的资源分配失衡。由于多种因素制约，少数民族地区在经济基础、管理体制、基础设施等方面都缺乏聚拢资源的优势，因此市场环境下民族地区的资源很容易流出民族地区，而外部的资源也因为民族地区缺乏市场吸引力不愿意进入民族地区。国家经济的发展，不是某个或某些地区的单独发展，而是多个区域经济的共同发展，虽然部分区域由于条件不足发展较晚，但是在目标上，所有区域、所有人群的共同发展是国家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市场环境下的资源分配不平衡使得经济发展本来就缓慢的民族地区更缺乏资源支持，因此借助国家政府的力量，调整市场环境下的资源流向不平衡，有助于民族地区缩短与其他区域的发展差距。配置资源、公平分配和稳定经济是财政的基本功能，财政政策是财政功能发挥的主要表现形式，民族地区在市场环境下的资源流失问题可以通过财政政策的资源配置等功能来化解。市场环境下民族地区的资源流动包括自然资源流动和人力资源流动。以自然资源来看，民族地区地域广阔，资源丰富是大部分民族地区的共同特征，在资源优势条件下，不少地区以资源开发为方向，形成了资源开发输出的基本经济模式。因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需求不足，在这种环境下，民族地区的资源在当地的加工利用较少，更多的初级资源因其他地区的市场经济发展需求而从民族地区流出，而对民族地区而言，自然资源以低廉的价格流出使资源对于经济发展的贡献有限，同时也使得该区域在之后的经济发展中资源缺失。从人力资源来看，近年来，民族地区的教育发展较快，接受高等教育的民族学生越来越多，民族人才素质水平在不断提高，但是，由于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不足，市场上的人才需求不足，市场经济下自主就业政策使得民族学生走出来的多，但民族地区可以选择的岗位并不多，由此更多的民族学生流出民族地区。另外由于经济水平有限，市场环境下民族地区对人才所能提供的薪资待遇等方面和其他地区相比并不具备优势，因此进入民族地区的人才也较少，一方面是本地人才的流出；另一方面是外地人才的不愿进入，人才资源匮乏成为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对于因市场经济而带来的民族地区的资源流失，需要财政政策在调控方面对相关问题予以平衡。首先是资源方面，可以财政补贴的方式推进民族地区自然资源深加工，尽量使民族地区资源在本地提高附加值再进入流通领域，增加资源在民族地区的效益。其次是人力资源方面，可以通过财政政策方面的倾斜，鼓励外地高素质人才进入，同时也为吸引本地高素质人才的回归提供财政方面的便利，如创业补贴等，增加民族地区对人才的吸引力。

三、财政政策调控以保护民族生态环境为前提

由于地理条件、气候条件等影响，少数民族地区大多生态环境脆弱。西南、西北是我国少数民族的主要聚居区，也是我国多数水系资源的发源地。自然地理上的区位特征使得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与整个国家的生态环境息息相关，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维护具有国家战略意义。市场环境下，为了推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民族地区通过各种措施来推动当地产业发展，提高经济水平。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使得当地的矿产资源、土地资源、森林资源、湿地资源、自然资源等资源的利用更多地局限在经济领域内，过度开发、滥砍滥伐的现象在民族地区时有发生，经济发展中的经济主导性使得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维护处于被忽略的地位，极大地损害了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因此也使得民族地区生态灾害频发，严重影响了民族民众的生活。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是民族民众的生存依赖，建立在生态环境损害基础上的经济发展实质上是暂时的短暂的发展，只有建立在生态环境维护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才有利于民族地区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和生态关系密切，生态效益较好的地区经济水平往往也较高，不少发达地区或国家中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同步发展已经从实践上证明了经济和生态的正相关性。因此无论是从民族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和生态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来看，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维护都十分必要。市场自发调节带来的生态损害需要通过国家政府的力量来调节，财政政策作为国家经济调控发展最为重要的手段，在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维护方面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维护也是财政政策调控需要考虑的重点内容。财政政策对生态环境的维护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首先，通过财政税收等手段遏制生态环境损害的企业或产业发展，同时减少对生态环境不利的产业方面的投资，通过资金方面的流动，提高损害生态环境的成本，减少损害生态环境方面的资金流入。其次，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等手段，对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进行维护或修复，鉴于民族地区生态环境的重要性，财政政策需要对生态环境问题较为突出的地区进行专项资金支持。最后，立足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推动民族地区生态经济的发展。生态也是资源，立足生态，发展经济是民族地区未来经济发展的必然方向，通过财政政策鼓励生态经济方面的资金投入，可以有效推动民族地区生态经济下的各种产业发展。

地区经济基础篇7

中图分类号： F503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9-055X（2013）02-0054-04

一、 引言

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是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Aschauer（1989）针对美国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基础设施投资下降， 以及70年代初期生产率开始下降的事实， 用实证方法研究了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研究结果显示， 交通等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影响[1]。Cazzavillan（1993）以欧洲12个国家为研究样本， 选取1957―1987年的数据， 运用面板数据方法， 研究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结果显示， 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产出弹性为0.25[2]。Canning和Fay（1993）研究显示， 交通基础设施等核心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大于电力和通讯等非核心基础设施投资， 而且同样的基础设施在高收入地区的产出弹性高于低收入地区 [3]。Demurger（2001）研究了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研究显示， 交通基础设施显著促进了地区经济增长 [4]。Cantos et al.（2003） 以西班牙全国及各地区为研究样本， 用面板数据方法研究公路、 港口、 机场、 铁路等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农业、 工业、 建筑业和服务业等产业的影响， 结果表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各产业的产出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5]。Charles et al.（2006）研究显示，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地区经济增长具有直接促进作用， 也具有间接促进作用， 间接促进作用主要表现为其他地区经济增长对本地区的溢出效应 [6]。

近年来， 国内学者也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张学良（2007）分析了我国交通基础设施水平的地区差异状况， 并对交通基础设施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 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经济增长类似， 均呈现出较强的空间聚集特征， 交通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的重心主要集中在我国东部沿海地区， 中西部地区的集中程度相对较低； 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为0.0563-0.2058； 从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地区差异来看， 中部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高于其他地区[7]。张镝和吴利华（2008）选取我国1952-2006年的时间序列数据， 用协整分析、 误差修正模型分析， 以及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 研究交通基础设施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关系， 研究结果显示， 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经济增长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 在短期内表现为动态均衡， 并且二者之间具有双向因果关系[8]。刘学华等（2009）以我国西部地区为研究样本， 研究了交通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 结果显示， 自2000年以来交通基础设施投资显著推动了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 并且投资规模及其分布变化对经济效率具有重要影响[9]。刘生龙和胡鞍钢（2010）研究了交通基础设施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结果表明： 交通基础设施对我国的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 交通基础设施条件的地区差异是导致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重要原因； 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 西部地区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有利于促进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 有助于实现与中东部地区的趋同[10]。

综上所述， 多数研究证实交通基础设施促进地区经济增长， 尽管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弹性系数）存在差异。在相关理论指导下， 近年来我国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力度明显加大。1998年以来我国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 增加了对交通基础设施的投资， 有效扩大了国内需求， 对促进经济增长起到了重要作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 为了刺激经济增长， 我国进一步加大了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然而， 国家对人力资本投资增长的幅度依然较小[ZW（DYB][HT6SS][KG*2]2009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为3.59%， 比2008年的3.33%增加了0.269百分点。[11][ZW）]。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通常能在短期内刺激经济增长， 但从长期来看， 人力资本投资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本文将解决两个问题： 一是交通基础设施对我国经济增长有多大影响？二是交通基础设施与人力资本水平相比， 哪个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更大？第二个问题有助于回答在政府财政支出既定的条件下， 是注重短期的交通基础设施改善， 还是应该注重长期的人力资本投资。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 第二部分构建计量模型并对相关指标与数据进行说明； 第三部分进行实证检验， 并对检验结果进行分析； 第四部分是结论与启示。

二、 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地区经济基础篇8

(一)区域文化对区域经济发展起着核心的影响。

区域文化是区域内形成的思想意识的集合,是逐渐形成于这个地区的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反映了一个地区特殊的人文历史风貌,也创造了这个地区基本的有别于其他区域的文化的人文特色。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

1.区域文化反作用于区域经济发展。区域文化的反作用主要变现为,一是文化建设通过对社会群体利益、愿望的反映和确立意志的理想信念,对形成适应经济发展的先进文化理念和环境有利,继而激发创造力,引领经济高速发展,二是通过文化建设对建构制度工作的引导,满足社会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优化,从而提供在经济发展上的精神动力。

2.区域经济发展受区域文化的影响。文化上的认同是指人与人之乃至于人与团体之间的对同一文化内涵的肯定,是一定区域范围内的一种特有化心理状态,它具有一种将不同的人团结到一个团队中的凝聚力。文化认同的表现具有多个方面,既可以通过浅层次的方面体现出来如语言、文字、建筑、服饰等方面,也可以通过深层次的方面体现出来如行为方式、风俗习惯、价值观念等,所以文化认同是区域内经济不可忽视的因素。区域经济合作与文化认同有较强的关联,没有文化认同的连接,区域经济合作就无法整合。通过文化认同对于降低风险成本和加强区域凝聚力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从而推动区域经济发展。

3.特色的区域文化造就特色的区域经济,区域文化的发展直接受区域经济发展的决定。区域经济的发展向区域文化发展提供物质基础,决定着区域文化发展。与此同时,区域文化反作用于区域经济发展,影响着区域经济的发展。区域文化影响区域经济活动的各个部分,致使区域特色经济的形成,致使区域经济便具有相对独立性和空间差异性,差异显出优势,优势形成特色。

(二)基础设施因素对区域经济发展发挥着不可替的作用

基础设施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以公路、铁路、机场、通讯、水电煤气为主的基础建设;二是以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文化等社会性基础建设。

1.基础设施是促成一个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重要因素。目前基础设施对于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主要有两种见解:一是认为区域基础设施是促成区域经济出现增长差异的主要因素,而另一种观点认为基础设施对促成区域经济增长出现差异的影响甚微。从理论层面看,上述观点取决于区域基础设施的发展水平和发展类型。在基础设施相对缺乏的情况下,基础设施发展水平势必将是造成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根本因素-另一方面,不同类型的基础设施会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力。交通通信、能源、水利设施等,对区域经济增长差异明显有较强的作用,时下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科技手段和在科技手段的相关创新在现阶段区域经济发展起着最为直接深刻的影响作用。

2.基础设施是创造和提升区域市场竞争环境的基本要素。基础设施对区域经济发展和竞争能力提升具有显著作用。在基础设施体系不断完善的过程中,特别是科技手段不断进步的今天,如果地区不能拥有较好的基础设施服务,特别是科技手段方面,就会削弱自身的竞争力和优势,从而导致其在发展中处于劣势;而那些拥有较好的基础设施服务和较为先进的科技手段的地区在经济发展中可能具有更多的机会。

二、我国现阶段区域经济发展的现状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平衡性减弱区域经济的差异性表现得更为明显,并且此类不平衡性大有逐渐增长的趋势,这将是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面临的居大挑战。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的一面显示得十分清楚,即:在国家政策的导向下,东部沿海地区获益远远高于内陆地区,东北老工业基地与沿海东部地区差距日趋加大。总的来说,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协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东中西部之间的经济发展上的差距继续加大。东中西三大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距十分明显,东部最快,中部次之,西部最差。

(二)东北老工业基地发展情况不容乐观,形势严峻,困难重重。

(三)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处境尴尬,所面临的发展压力较大。在东部发展形势良好,西部大开发与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政策形势下,中部地区原有农业发展的道路日趋狭窄,同时制造业也未见起色,中部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

造成我国现阶段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的因素主要有如下几点:

(一)国家和政府经济政策的导向和扶持是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出现不协调的根本原因。纵观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历史,国家和政府的经济政策导向和扶持一直起着很大的作用,改革开放政策使得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一直处于榜首位置,西部大开发政策也使西部地区保持了经济上的良性增长。

(二)区域问自然因素的差异对区域经济的发展具有较大的影响。自然因素的差异直接影响区域间经济发展的速度,有一定的不平衡也在所难免,在此就这点本文不作过多的论述。

(三)区域间科技发展水平和科技创新能力的悬殊,这是造成我过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的核心问题。东部地区以其便利的交通优势和区位优势,较为便捷地获取了较为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科技创新能力,国内外的先进的科学技术都汇集于东部地区,奠定了东部地区在区域经济发展上领头羊的地位,其次西部地区通过政策的调控,在继东部地区后再次获取了先进的技术和较好的科技创新能力,所以时下西部地区发展情况较好。

三、相关建议

(一)增加对科学技术和科技创新的重视程度,提升区域内自身整体的科技水平和科技创新能力,这是区域自身解决经济发展问题的核心思路

地区经济基础篇9

中图分类号：F120.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3－3890（2008）06－0010-04

基础设施是一个历史概念。纵观人类经济发展史我们可以发现，基础设施的内容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不断扩大的。1994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将基础设施分为两类：经济基础设施与社会基础设施。经济基础设施指永久性的工程建筑、设备、设施和提供居民所用和用于经济生产的服务，包括公用事业（电力、管道煤气、电信、供水、卫生设施与排污、固体废物的收集和处理系统）、公共工程（大坝、灌渠和道路）以及其他交通部门（铁路、城市交通、海港、水运和机场）；社会基础设施包括文教、医疗保健等。基础设施具有为生产与生活等各种社会经济活动提供生产和社会公共服务的双重功能，是社会生产和再生产正常进行的重要条件。

一、基础设施促进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

（一）基础设施的规模效应

1. 基础设施的增加导致总产出直接增加。一方面，基础设施作为国民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产出的增加将引起总产出的提高。随着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在国民经济活动总量中所占份额越来越大，对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也不断上升；另一方面，基础设施投资的增加有助于拉动需求，带动经济总量快速扩张。由于基础设施的特性，基础设施投资是政府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投资乘数原理，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可以创造大量有效需求。Aschauer（1989a，1989b，1989c，1993）的实证分析说明了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发展的极端重要性。笔者认为，美国经济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生产率出现明显下降趋势的原因是先于生产率变动的基础设施投资的下降。

2. 基础设施通过提高生产率来促进经济增长。由基础设施的投资所引起的服务从两方面影响经济增长：第一，基础设施服务，如运输、供水、电力、信息等，是生产的中间投入，具有规模经济效应，投入使用后，在一定的产出范围内，会减轻基础设施使用者的成本。这种服务成本投入的减少意味着使用者利润的增加，从而带来总产出、收入和就业的增长。世界银行对尼日利亚、印度尼西亚和泰国三个发展中国家的一项研究报告说明，在基础设施的规模经济效应得以发挥的情况下，基础设施的服务成本明显降低。就尼日利亚企业而言，由每千瓦小时8.19美元下降到8美分，而印度尼西亚则由每千瓦小时4.05美元下降到8美分，这种成本非常接近于国际竞争水平――每千瓦小时7美分。①第二，基础设施服务的改善会间接提高其他生产要素（劳动力和资本）的产出率。例如，基础设施保障了生产从手工向机械化的转变，减少了工人的通讯时间，促进了信息交流的进步等。基础设施被看作生产的免酬因素（未付报酬因素），它通过提高劳动力和资本的边际收益来发挥作用，有很高的投资回报率，从而能够“挤进”私人投资。在新增长理论中，如Bougheas，Demetriades和Mamuneas（2000）把基础设施作为节约成本的技术引入了Romer（1987）的内生增长模型中证明了基础设施能够促进职业化和长期经济增长。具体而言，基础设施可视为一种能够降低中间投入品固定生产成本的技术，随着分工和中间投入品的数量的拓展，经济获得内生增长动力。作者利用美国制造业普查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表明分工程度与核心基础设施确实存在着正相关关系，从而对理论模型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二）基础设施的空间配置效应

1. 基础设施是地区经济增长存在差异的一个影响因素。一种观点认为，生产率的地区差异与基础设施的地区差异是紧密相关的。因为后者创造了外部性，导致规模经济和投资回报率的增长。另一种观点认为，导致地区经济增长差异的关键因素是工业区位，而不是基础设施。金凤君②认为上述观点主要取决于区域基础设施发展水平和发展类型。在基础设施相对短缺的环境下，基础设施发展水平必然是影响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主要因素；而在基础设施保障程度或发展水平较高的情况下，基础设施的差异并不一定是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关键因素。另一方面，基础设施的类型不同，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力也是不同的。对于那些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基础设施，如交通通信、能源、水利设施等，对区域经济增长差异有较强作用，而其他类别，如学校教育与卫生保健，主要是通过影响劳动效率来间接影响生产活动的。另外，那些与经济增长无直接关系的基础设施，如军事基础设施、某些环保基础设施等，其发展就不一定会带来区域经济增长差异。

2. 基础设施是决定一个地区竞争力的关键因素。一个企业或地区竞争力的提高依赖于高质量的基础设施。合理的基础设施空间配置方式可以为地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环境，为本地区企业或产业创造更多机会，从而会成为推动区域经济增长的积极因素，或对某些新兴行业起“孵化”作用。相反，如果一个企业不能获得良好的基础设施，被迫去寻求高成本的替代方案，结果会对产品的盈利性和生产水平产生不利影响，从而会降低这些行业或地区的竞争力。世界银行提出的“孵化器假说”认为，小企业在发展之初，倾向于将厂址选择在大城市中心或老工业区附近，因为这样可以较容易地利用到良好的基础设施和其他基本的服务，但是当小企业成长发展后，则倾向于离开这些地方以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由此可以看出，小企业的成长发展更依赖于良好的基础设施的公共提供。

（三）基础设施的结构效应

1. 基础设施通过内部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施加影响。作为一个紧密相联的组织网络系统，不同的基础设施部门对经济增长有不同的影响。这可以通过基础设施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加以说明。过去铁路和能源基础设施导致了市场与生产的巨大变化，但近几十年来，这种作用被“信息革命”的作用所掩盖。电子通信技术和服务的电子信息系统在现代经济的第二和第三产业生产与分布活动中占有重要地位。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中，涉及信息加工与生产经营活动的产出值占GDP的1/3~1/2③，在发展中国家所占的份额也在增加。电子通信技术的变化大大减少了通信成本，扩展了服务范围，还减少了运输费用和其他行业通信服务的费用。这种结果改变了成本结构，提高了信息的地位并由此加强了贸易、制造业、资本流动的全球化趋势，人们之间的接触与文化交流也日渐增多。

2. 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了产业结构转换。基础设施的变动不仅是产业结构得以顺利成长的基础，而且它的变动有利于协调产业间关系。首先，基础设施的合理配置能促进需求多样化和需求结构变动。一方面，它的变动有助于深化产业加工，丰富产业结构。另一方面，它的变动有助于扩充市场需求，影响不同产业的发展速度。其次，基础设施投资能带动提供基础设施建设供给品产业的发展，促进产业结构转换。再次，基础设施本身是产业结构的构成部分，增加基础设施投资，会增加服务业产值，改善一、二、三产业比例关系，推进产业结构升级。

（四）基础设施的福利效应

基础设施的好坏不仅影响企业的经济行为和活动结果，而且影响经济的另一微观主体―――家庭。因为基础设施服务如清洁水、运输、通讯、医疗等是人类健康的基本需要，具备这些最基本的基础设施是社会福利的基本标准。缺乏基础设施会对人类的健康、劳动生产率和生活质量产生很大的影响。良好的饮用水及环境卫生基础设施有利于降低发病率和死亡率；由交通运输设施引起的空气污染和安全问题也与人类的健康息息息相关。另外，基础设施如交通运输、电话通讯、网络服务等，能够为人们提供就业、教育和消费其他商品和服务的机会。因此，基础设施成本的降低和服务的改善有利于增加人们真实收入和消费水平，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有时间寻求更有效的活动。改善城镇地区的基础设施，有助于失业者获得新的就业机会；能够获得良好基础设施的小规模公司，会使公司利润水平提高，从而吸引更多的公司、企业创立，从总体上增加就业机会。

二、中国基础设施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对于中国来说，正确认识和理解基础设施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十分必要。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具有基础设施投资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和经济落后的现实所决定的经济发展战略，导致了对基础设施投资严重不足。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把基础设施建设作为重点，不断加大对农林水利、交通、通信、城市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投资力度，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服务总量与效率大为提高。1981-2000年的20年间，全国基础设施投资增加近61倍，基础设施投资额由1981年的126亿元增加到2000年的7 580.11亿元。④大规模的投资资金的注入产生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对于促进中国经济增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从已有研究来看，虽然国外有关基础设施与经济发展的研究文献不在少数，但是基于中国国情的分析很少。Démurger（2000）是个例外。作者通过对交通和通讯两项基础设施的分析，实证发现交通和通讯对地区经济增长有着显著影响。通过对各省增长率的进一步分析，Démurger发现基础设施（尤其是交通）对于弥补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客观差异起到了强化的作用，基础设施对于帮助内陆地区接受沿海地区的辐射显得极为重要。Fan and Zhang（2004）考察了基础设施对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从普查资料提供的数据直观地来看，经济发展水平和基础设施的发展水平非常一致。随后，作者运用联立方程组对农业部门的生产函数和非农部门的生产函数进行了联立估计，结论认为，基础设施的作用主要是通过通讯渠道起作用的，其中农业部门对东部地区的贡献为20％，非农部门对东部地区劳动生产率的贡献为54％。从总的农业部门来看，基础设施解释了40％以上的地区劳动生产率的差异问题。由此可以看出，政府在农村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也是农业增长的重要动力。范九利、白暴力（2004a，2004b）利用中国总量数据和地区数据进行了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关联的一系列检验。实证得出结论：中国基础设施资本具有显著的增长推动效应，其产出弹性大约为0.695，大于非基础设施资本和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包含基础设施资本要素的生产函数表现出显著的规模报酬递增特征；基础设施对其他要素有很强的替代弹性。金凤君（2004）重点分析了基础设施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作者指出，基础设施是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模式的纽带。由多种类型的基础设施在地域空间上紧密布局而形成的基础设施束（或基础设施走廊） 是带状经济发展的激发器和助推器。基础设施束的线路走向决定了“带状经济”的空间分布范围和形态，基础设施束的支撑能力和联系能力决定了“带状经济”内部及对外联系的能力、强度及本身实力，基础设施束的空间组合状况决定了“带状经济”的空间结构和组织结构（见表1）。

综上所述，尽管有关中国基础设施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很少，但是少数的文献同样证实了基础设施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纵观中国基础设施的发展现状，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有了极大的发展，却仍然没有摆脱落后于经济发展需要的局面。比如，在交通门类基础设施中，中国与美国国土面积大体相当，人口还远多于美国，但是中国高速公路密度在2000年时还不足美国的1/5。在通信门类基础设施中，中国每千人互联网用户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3左右。在电力门类基础设施中，中国人均装机容量仅为美国的1/12，人均发电量和用电量为美国的1/11。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交通运输和邮电通信行业占GDP的比重不仅明显低于其他国家的平均水平，而且还存在不稳定和下降的趋势。基础设施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突出，农村基础设施发展严重滞后对经济增长的制约作用越来越明显，加剧了城乡二元化结构特征。这说明中国应该不失时机地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创造必要的前提条件。

注释：

①转引自邓淑莲：《基础设施与经济发展关系探析》，《山东财政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第36页。

②参见金凤君：《基础设施与区域经济发展环境》，《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4年第4期，第71页。

③参见Christine Kessides，“The contribution of infrastructure to economic development”，The World Bank，1993，p16。

④参见王任飞，王进杰《中国基础设施发展现状评析》，《经济研究参考》2006年第38期，第2页。

参考文献:

［1］唐建新，杨军.基础设施与经济发展――理论与政策［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1）.

［2］金凤君.基础设施与区域经济发展环境［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4，（4）.

［3］李伯溪，刘德顺.中国基础设施水平与经济增长的区域比较分析［J］.管理世界，1995，（2）.

地区经济基础篇10

中图分类号：C913文献标识码： A

“拉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是投资、消费和出口。交通运输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和服务性行业，一方面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是以交通投资的方式拉动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又通过交通运输生产活动向社会提供服务推动经济发展。从这个意义上看，在‘三驾马车’中交通运输三居其二。”交通运输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先导作用和基础作用，因此交通运输系统必须明确提出以重点项目建设为主，着力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以此推进交通运输事业全面科学发展。

一、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交通基础设施是交通运输领域的经济性基础设施，一般包括铁路、公路、航空、水运和管道，通过影响运输成本和交通可达性影响企业的区位决策和区域的产业集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行了大规模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十二五”规划中也强调了交通基础设施的重要性，要求“十二五”期间初步形成符合设施配套衔接要求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随着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规模日益扩大，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以及部分产业由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的转移，交通基础设施也产生了诸如配置不合理、衔接不畅等问题。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尤其是城市公共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是城市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城市生存和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基础。

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从感性上来讲，无疑是巨大的。衣食住行无疑是人类生存的基本需要，而其中的“行”实现的基础条件就是交通基础设施。纵观人类的发展历程，出行方式由步行到马车再到汽车，由木船到帆船再到轮船，由滑翔机到飞机；由水路到陆路再到航空。现代社会，交通基础设施的优劣，交通工具的先进与落后不仅影响到个人的生活，而且也与整个国民经济的成熟程度密切相关。长期以来，许多学者致力于从量化的角度，通过建立数学模型来精确衡量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

二、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对相关产业的经济拉动

交通运输业的关联产业有能源产业、建筑材料产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物流业、餐饮、服务业等，这些部门与交通运输有着紧密的联系。一方面交通运输的发展会带动这些部门的发展，交通道路的修建需要大量的能源和建筑材料这些部门的生产会迅速扩大，从事这些部门的不管是企业老总还是普通工人，他们的收入将增加。交通道路的修建一方面可以刺激当地的第三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由于道路的畅通和交通时间的缩短，将会刺激更多的物流和客流，一些地方因为交通设施不便而没有得到开发利用的资源现在有条件得到开发。另一方面，这些部门的发展程度反过来也会影响交通运输的发展。

三、交通基础设施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及各级地方政府十分重视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但随着经济发展，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之间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呈现非均衡状态。铁路、公路作为应用范围最广的交通运输方式，其供给量的地区差异具有代表性，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1995 － 2012 年铁路、公路里程数各地区相差不大，全国铁路营业里程数增长幅度小、增速较慢，而公路增幅远大于铁路，尤其是2006 年后我国公路里程数显著增加。西部地区的铁路营业里程数和公路里程数总量和增幅均最大。1995 － 2012 年西部地区铁路营业里程数和公路里程数分别增长2. 98倍和3. 02 倍，显示出较大的发展潜力。中部地区里程总数大于东部地区，但增幅最小，铁路营业里程数和公路里程数分别增长98% 和3. 09 倍。此外，我国东部地区的高速公路里程从1998 至2012 年均高于中西部地区，但中西部地区的增幅大于东部地区。考虑到各区域的国土面积不同，因此网络密度( 单位面积内的里程数) 更能反映地区的交通基础设施供给状况。在铁路和公路密度上，东部地区始终保持领先，中部地区紧随其后，西部地区与二者差距较大。总体上铁路密度增幅远小于公路密度，东部地区铁路密度增加73%，中西部地区分别增加53% 和98%。公路密度增幅最大的是东部地区，增长3. 14 倍，其次为中部地区3. 10 倍，增幅最小的是西部地区3. 05 倍。我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呈现较明显的地区差异，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已基本形成较为完善的交通运输网络，西部地区尚处于交通基础设施的加速发展建设阶段，路网密度和运输线路质量都有待提高。

四、基础设施对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

1.城市基础设施是城市产生与发展的基础

城市基础设施其实是在城市发展当中最先应该去考虑的建设内容。往往对于一个新建的城市，人们在整个城市建设规划中首先会进行城市基础性设施的总体布局，而且一般情况下，这样的规划布局都要留有一定的余地性，从而好为后来在城市的发展过程中完成对基础设施系统的与时俱进的改良。之所以在一个城市建设中人们对基础设施的规划看得如此重要，正是由于城市基础设施是城市产生与发展的基础

2.城市基础设施是城市经济运转的前提

城市经济的发展是要有各种条件作保障的。这些条件包括国际的大局势、国家政策、文化氛围等，但对于一个企业或一个公司来说，基于这各样条件而带来的发展还必须有一个至关重要的物质因素，那就是自身所在城市的基础设施的完善情况，只有有了良好的基础设施条件，包括完备的水、陆、空运输条件等，这样才能使得经济得到快速发展。

3.城市基础设施是城市形成聚集效益的根本

城市基础设施是一个系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城市基础设施本身就是一种专门服务生产的优良的环境系统。只有一个城市形成了完善的基础设施体系，一个城市才真的能产生巨大的吸纳作用，产生强大的创造经济利益的功能，而城市中的各种企业只是实现基础设施这种效益聚集功能的执行者。一个基础设施完善的城市拥有巨大的感召力，这本身也是因为基础设施自身的稀缺性，所以对于任何一个城市来说都是自身所拥有的一项巨大的资源。一旦拥有就将带动周边地区产生聚集力量。

五、交通基础设施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1.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经济增长方面

一方面，不同阶段的经济增长速度以及经济增长方式都要求有不同的基础设施建设的速度和结构偏好。目前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特别是交通运输经济的快速增长就离不开高速公路、机场及铁路的支持，同时经济的快速发展也离不开能源水利方面的大力支持，要保证企业经营的电力和水力等方面的需求。

另一方面，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是经济增长的内在要求，但是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要先于经济增长提出的要求，要有一定的提前量。更不能让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满足不了经济增长提出的要求，从而制约经济的发展速度。

特别重要的是，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可以成为拉动经济回升的主要因素。特别是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特大洪涝灾害和这次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下，要使得我国经济保持稳定增长格局，就可以通过加大合理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来扩大内需，提高经济增长的拉动力。

2.基础设施建设与投融资机制方面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特别是20 世纪90 年代以来，随着财税、金融、外汇体制的改革，逐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核心的企业改革和以项目法人制度，资本金制度为主要内容的投资体制。融资方式更趋多样，融资对象日益增多，融资条件更加规范。从此，我国基础设施建设从依靠政府投资到银行贷款，再到发行债券和上市融资，这种这种融资体制发生的质的变化，较好的解决了大额资金来源困难的问题，直接推动了我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腾飞。

3.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经营机制方面

经营机制的变革和发展也促进了我国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我国基础设施建设出现了多元化的经营模式和经营主体，包括国有控股企业、与民营资本和外资的合资合作企业、民营独资企业等。民营资本参与的方式包括合同承包、租赁、合资、合作、参股、BOT、TOT 等十多种，并且随着实践的深入，更多的形式和制度安排仍不断被创新出来，我国基础设施建设也会被进一步促进。

4.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市场机制条件下的资金新来源

从城市建设“综合开发”开始，逐步形成城市建设与土地经营良性互动的新模式。1987 年国务院《关于加强城市建设的通知》提出城市建设“统一规划，合理布局，配套建设，综合开发”的20 字方针，各地实行了“以路带房”、“以房带路”的房地产开发与城市改建相结合模式，有效地解决了城市建设资金不足的矛盾。

综上所述，在我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很多因素对其有影响，交通基础设施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方面。现如今随着区域经济差异的不断发展，中西部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越来越受到人们重视，这在一定程度上能促进我国经济更好的平稳发展。要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就要注重其中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不断促进基础设施技术的创新和发展，这样才能保证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交通基础设施对西部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评价[J]. 西部交通科技,2012,03:6-11.

[2]温惠英,沈毅贤.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经济发展的Granger因果关系[J]. 交通科技与经济,2008,02:82-84.

[3]田军华. 基础设施对技术进步的影响效应研究[D].西南财经大学,2012.

地区经济基础篇11

［中图分类号］ F2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3－3890（2007）10－0015-06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持续扩大的区域差距与中国的经济增长一样，备受世人关注。区域差距与非均衡的产生及其变动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作为传统要素的自然条件和初始起点是影响地区差距形成的因素，但并不是造成各地区经济增长差异的必然原因。政府的调控通过对传统要素的“渗透”，可以影响传统要素的禀赋结构和质量。在考察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区域差距状况的变动趋势时，承认造成中国区域非均衡扩大的人为原因比单纯运用自然条件解释区域差距的扩大更有说服力，由此引出的政策含义更值得我们关注。它说明，只要我们调整政府政策偏好，就可能既避免两极分化，同时又不牺牲经济增长。

有关经济增长与公共支出的著述颇多，尤其值得一提的是，Arrow、Kurz和Barro在政府直接干预模型的构造方面做了开创性的工作。在认识到政府支出在高速公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生产性以及政府在很多方面支出的不可替代性之后，他们在增长理论的框架下，将公共支出引入生产函数，从而开拓了这个领域的研究。Arrow & Kurz （1970）在公共支出是生产性的假设下，把公共支出引入生产函数，得出私人投资将从政府支出中获益。Barro （1990）假设政府的目标是追求经济增长率最大化，得出公共支出具有生产性，并证明了增长率最大化与消费者效用最大化是一致的，但是该模型把消费者之间的收入差距忽略了，没有考虑政府的公平性目标。

国内理论界虽然十分重视财政政策的作用，但研究视野主要放在财政政策对宏观经济运行的调控作用上，少有学者注意到财政政策对区域这一中观层次的调控问题。龚六堂（2002）将政府分为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将公共资本流量纳入生产函数和效用函数，得出各种税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数量关系。娄洪（2004）则分析了多个地区不同的公共基础设施流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认为政府基础设施资本的外溢效应扩大了两地区的经济增长率。主要问题在于，研究往往将政府干预调控的某一方面（如公共投资资本、转移支付等）单独带入生产函数，得出经济增长与其的函数关系，没有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同时合并考虑政府调控的各种支持手段对区域发展的综合影响。更主要的是，大部分研究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在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政策可能有着截然不同的效果。

笔者旨在分析各种政府支出政策对经济增长和地区间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为达到这个目的，笔者借鉴Martin & Ottaviano（1999）的方法，建立一个包含公共基础设施的两地区内生增长模型。该模型表明，与转移支付和传统的区域政策相对照，旨在减少革新成本的政府支出政策能提高经济增长率，同时促进区域间平等。

二、包含公共基础设施的两地区内生增长模型

Martin & Ottaviano（1999）将Romer（1990）创立的内生增长模型和Helpman & Krugman（1985）创立的经济地理模型联合起来建立一个两地区内生增长模型，其中，企业定位和公共基础设施起着重要作用。在分析之前，对本模型的基本理论框架和经济模式作如下设定：

第一，存在两个区域：地区1和地区2。地区1和地区2都有固定数量的劳动（L），两地区除了初始收入水平外其余禀赋都相同，地区1比地区2更富裕。资本流动和企业定位在地区间都是自由的。

第二，经济由三个部门组成：一是典型的家庭部门。家庭拥有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以消费获得效用。二是生产部门。生产部门总是追求利润最大化，潜在利润的差异导致企业定位的改变。生产部门又分为存在地方外溢性的研发部门、规模报酬不变部门和规模报酬递增部门。三是政府部门。政府部门对公共基础设施进行投资并无偿提供给企业使用。在分析外生的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对经济的作用机制时，不考虑政府部门。

第三，经济地理是两个地区的革新增长的决定因素，而经济地理由企业定位的均衡来描述。

第四，两个地区间和地区内部都存在交易成本，而且公共基础设施会影响这两类交易成本。由于交易成本会改变经济地理，基础设施的变化将对企业定位、经济增长率以及地区间名义收入差距产生影响。

由于模型具有对称性，我们只考虑地区1（地区2的变量都用*表示）。

2. 假设公共支出政策提高地区2内部的基础设施，即?啄*D增加。根据方程（6），对于给定的?兹E，γ将减小，从而曲线γ（?兹E）向右移动（见图3）。随着公共基础设施改善，地区2的产品交易成本将下降，而有效需求会增加。由于假定规模报酬递增，生产异质产品的企业会移到地区2，γ减少。从地区1迁到地区2会使研发成本增加从而导致经济增长减缓。由于更多的企业在地区2从事生产致使当地生产的产品的交易成本降低，地区2的价格指数相对地区1减少，另一方面，名义收入差距增加，从而真实收入差距是不明确的。因此，这项政策使企业集中程度降低、经济增长减缓，而对真实收入差距的影响不明确。

3. 假设公共支出政策提高地区间的基础设施，即?啄I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地区1有比地区2更大的市场规模，那么地区间基础设施的改善将会提高地区1的工业集中程度，所以，曲线γ（?兹E）将会向左移动（见图4）。此时，这项政策与图3所示的减少地区2内部交易成本的效应正好相反：随着企业集中程度γ增加，增长率g将提高，名义收入差距?兹E将减少，但真实收入差距的改变不明确。如Martin & Ottaviano（1999）所说，如果地区间的交易成本已经足够低以至于价格指数的影响并不十分重要，那么旨在减少地区间交易成本的基础设施的改善将会减少地区间真实收入差距。

一项旨在减少地区1内部交易成本的政策将与此处所说的改善地区间基础设施的政策具有相同的效应。

4. 假设公共支出政策减少经济中的革新成本，即η减少，比如通过对R&D进行投资。在这种情况下，曲线g（γ）将会向左移动（见图5）。随着革新成本降低，更多的工厂进入市场削弱了已有工厂的垄断地位，从而减少地区1资本所有者的收入。这样不仅减少了地区间收入差距，而且也促使更多的企业重新定位在地区2。从方程（10）可知，革新成本的降低能弥补空间集中程度的降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从而使得经济增长率仍然增加②。而地区1空间集中程度降低且同时地区间名义收入差距减少使得真实收入差距减少。因此，旨在降低革新成本的公共政策既能促进经济增长，又能保障公平。

上述分析表明：从理论角度看，经济增长和区域间平衡存在政策上的权衡。对贫困地区直接的货币转移支付政府支出政策能促进区域间平等，但可能对经济增长不利；在贫困地区内部改善基础设施的公共支出政策提高了名义收入差距，但对经济增长不利；改善地区间或富裕地区内部基础设施的政策则使经济增长率提高并减少名义收入差距，但对真实收入差距的影响不明确；与转移支付和传统的区域政策相对照，旨在减少革新成本的公共支出政策能提高经济增长率，同时促进区域间平等。因此，对于政府来说，通过对减少革新成本的人力资本及研发等进行投资既能促进增长又能维护公平。

四、结论

我们借鉴Martin & Ottaviano（1999）的方法，建立一个由内生增长框架和经济地理框架联合起来的包含公共基础设施的两地区内生增长模型，将各种政府支出政策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同时合并考虑政府调控的各种支持手段对经济增长和地区间收入不平等的综合影响。该模型表明，从理论角度看，经济增长和区域间平衡存在政策上的权衡。转移支付或传统的改善基础设施的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和地区间收入平等存在取舍，与转移支付和传统的区域政策相对照，旨在减少革新成本的公共支出政策能提高经济增长率，同时促进区域间平等。当然，这个模型并不完整，并且某些假定不符合事实，以至于结果可能对政府政策的描述不公平。但它有助于我们明白政府政策受多种复杂因素的影响，而且不同的公共支出政策对地区经济乃至全国经济都有不同的影响。

中国有许多学者对不同的公共投资对农村经济增长及农户收入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其中，刘晓昀等（2003）从农户收入和支出的角度研究了贫困地区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对农户收入和支出的影响。通过模型估计结果显示，贫困地区农户明显从基础设施投资中获益，但同时还发现，基础设施投资对农户的影响往往因农户的人力资本状况不同而有显著差异。王、汪三贵（2006）对中国分区域农村教育对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影响进行分析，发现东西部农村不同文化程度劳动力比重对人均纯收入的影响系数存在差异，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的文化程度及其对人均纯收入的影响整体上低于东部地区。高梦滔、姚洋（2006）使用非参数回归方法对影响农户收入差距的原因加以分析，估计的结果表明，教育和在职培训体现出的人力资本是拉大农户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物质资本包括土地对农户收入差距没有显著影响，而且在不同的收入组别上，人力资本的回报都显著高于物资资本的回报。这些研究都从不同角度表明人力资本投资对农村经济发展和人均收入具有重大影响，而且在不同区域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本研究结果对政府确定今后投资的优先次序有重要的政策含义。本研究发现各种公共投资的经济增长效果和缩小地区收入不平等的效果有很大差异，重新合理配置政府资源有很大的潜力可挖。只要我们调整政府政策偏好，就可能既避免两级分化，同时又不牺牲经济增长。基于本研究结果，现提出以下的政策建议：一是政府应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资力度。继续增加农村教育投资，尤其是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农村教育投资是促进农业增长、缩小地区差距的最有效措施。二是农业科研投资势在必行。农业科研投资不仅经济回报高，而且对农村发展和缩小地区差距也具有重要作用。三是政府应当高度重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地区间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四是国家尤其应当重视对西部地区农业科研、教育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由于西部地区税基很小，应由东部富裕地区向西部地区实行财政转移，支持西部开发，缩小地区间收入不平等。

［参考文献］

［1］高梦滔，姚洋.农户收入差距的微观基础：物质资本还是人力资本？［J］.经济研究，2006，（12）.

［2］龚六堂，邹恒甫.最优税率、转移支付与经济增长［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2，（1）.

［3］刘晓昀，辛贤，毛学峰.贫困地区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对农户收入和支出的影响［J］.中国农村观察，2003，（1）.

［4］娄洪.长期经济增长中的公共投资政策――包含一般拥挤性公共基础设施资本存量的动态经济增长模型［J］.经济研究，2004，（3）.

［5］王，汪三贵.教育对中国农村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分析［J］.农业技术经济，2006，（2）.

［6］Arrow， K. & M.Kurz，1970， Public Investment， the Rate of Return， and Optimal Fiscal Policy， John Hopkins Press.

［7］Barro， R.， 1990， "Government Spending in a Simple Model of Endogenous Grow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98，PP103-125.

地区经济基础篇12

文章编号：2095-5960（2016）06-0099-10；中图分类号：F294.3；文献标识码：A

一、问题的提出

内生增长理论认为基础设施投资促进经济增长的原动力不仅体现在投资拉动上，还与基础设施的溢出效应相关（Barro，1990[1]），基础设施固有的准公共物品属性在提高要素生产率、降低企业成本、减少交易摩擦等方面对经济增长起到长期促进作用（李平等，2011[2]）。在投资拉动方面，Shah（1992）[3]将基础设施作为除资本、劳动、技术进步三要素以外的第四要素，并将其引入到生产函数模型中，用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来反映其经济效率。当考虑基础设施作为第四生产要素时，绝大多数文献资料都证明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不可或缺的促进作用，特别是在一些贫困地区，基础设施投资的边际效用甚至超过产业部门边际收益（Sahoo等，2009[4]）。在溢出效应方面，存在时间溢出和空间溢出两种互补观点，时间溢出的核心思想是将基础设施投资的外部性内生化，通过构建一个标准的希克斯中性效率函数来使生产边界外移，侧重于分析基础设施投资在促进经济增长上的长期性、延续性（Hulten等，2006[5]；刘生龙、胡鞍钢，2010[6]）；空间溢出观点认为，地区间基础设施投资具有整体不可分性，在促进经济增长时存在相互依赖现象，侧重于研究基础设施空间布局上的规模化、协调性，特别是对线状布局类基础设施（例如：公路、铁路、管道等）的实证研究，已经取得较为一致的空间溢出结论（张学良，2012[7]；胡煜、李红昌，2015[8]； Acemoglu等，2015[9]）。

国家“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加大“西部地区”、“农村地区”、“内陆沿边地区”等贫困地区基础设施投资力度。由于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具有投资拉动和溢出作用，发展经济学将基础设施列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先行条件，认为基础设施投资是贫困地区破解贫困循环陷阱、获得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Parkera等，2008[10]）。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对交通、能源、邮电通信等基础设施投资保持在15.3%以上的年均增长率，在过去20年中基础设施年均投资增长率进一步提升到24.5%（王自锋等，2014[11]），可以说基础设施投资是当代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中坚力量之一。基础设施溢出效应得以充分发挥的关键在于空间合理布局和均衡配置，但现阶段中国区域不平衡发展使得基础设施难以在相同水平上进行互联互通，随着西部大开发、新型城镇化战略持续深入推进，政府加强贫困地区基础设施投资力度成为未来重要的施政目标。

三峡库区是中西部战略结合部上典型的贫困地区。三峡库区位于长江上中游交界区域，国土面积5.55万平方公里，人均耕地面积0.54亩，低于全国人均耕地1.48亩的水平；常住人口1457万人，其中农村贫困人口132万人，贫困发生率为9.06%，高于全国贫困发生率7.2%的水平。三峡库区部分区域与秦巴山区、武陵山区集中连片贫困区交叠，是历史上中西地区典型的贫困山区，又配合三峡工程重大项目建设，淹没沿江集镇114个，搬迁安置移民124万余人，当前基础设施与生产活动仍处在恢复重建过程中。历史路径与现实原因使得三峡库区既具有贫困地区典型贫困特征：贫困路径依赖、基础设施薄弱、产业空虚、生产力落后、劳动力素质不高、创新不足等现象；也存在有别于其他贫困地区特殊发展特征：长江上游生态屏障、扶贫攻坚先行先试区域、对口支援政策高地、政策性人口城镇化超前、贫困发生率较高等现象（袁媛等，2015[12]）。自“十五”计划以来，政府对三峡库区基础设施投资力度逐年加大，基础设施水平有明显改观。《重庆统计年鉴》、《三峡库区年报》等资料显示，三峡库区城市道路交通长度与邮电业务总量等年均增速分别为8.69%、13.78%，依托基础设施投资拉动和溢出效应，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速高达14.67%，数据表明，政府对三峡库区基础设施投资的政策取向已取得明显成效。

已有文献较少同时考虑基础设施效率的时间和空间溢出效应，当前对三峡库区基础设施投资的理论与经验研究尚属鲜见。在精准扶贫和优化空间格局的政策背景下，深入分析三峡库区基础设施效率与时空溢出特征，不仅能够剖析三峡库区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影响关系，并且对贫困地区基础设施扎实推进的政策设计有启发意义。

二、效率的测度与分析

（一）基础设施效率的概念

Colombier（2008）[13]在两部门经济模型框架下，认为基础设施效率是指企业以较少的公共开支来为消费者提供既定的基础设施服务，其核心是运用边际效用原理求最小化成本。但Colombier没有给定企业公共投资与基础设施服务之间的具体函数形式，因而无法量化某一地区的基础设施效率。Sharma等（2010）[14]将生产性基础设施投资与制造业产出之间的函数构造成超越对数形成，通过随机前沿分析对印度基础设施效率进行量化，用基础设施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来表示基础设施效率。骆永民（2011）[15]同样采用全要素生产率概念来量化基础设施效率，但在方法上与Sharma等有所不同，后者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来对基础设施效率进行测度。可以看出，基础设施效率是衡量基础设施投入成本与其产生的商品与服务价值之间关系的标准。在基础设施投入成本上，一般以经济性基础设施存量为研究对象，涉及交通、能源、信息等经济性基础设施，具体包括城市道路密度、等级公路密度、能源消耗量、邮电业务总量、互联网普及率等相关指标；在基础设施生产的商品和服务价值上，一般以国内生产总值（GDP）、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GDP）等相关指标来表示。

（二）基础设施效率的测度方法

运用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测度基础设施效率，其思想是通过线性规划来估计决策单元集（DUM）的生产可能性边界，即基础设施投资最优效率，然后以此衡量决策单元集内每一决策单元的相对效率。DEA方法在同质性决策单元效率测度方面具有良好效果，其优点在于无须设定投入与产出指标之间具体函数形式，并能解决各个指标的单位尺度不一致问题。在可变规模报酬假定下，基础设施效率DEA模型做如下设定：

假设决策单元集中存在d个同质性决策单元（DUM），每一决策单元有m种投入要素和s种产出结果，表示为X=（x1，x2，…，xm）、Y=（y1，y2，…，ys），所有的生产可行性集表示为P。在线性优化方程组中，每一决策单元在既定技术水平下，都可以通过调节投入、产出松弛变量来达到最优效率，DEA模型线性规划方程组如式（1）所示。

当线性规划方程组中不添加凸性假设条件eTλ=1时，可求得技术效率值（TE）；当添加凸性假设条件eTλ=1时，可分解得到纯技术效率值（PTE）；技术效率与纯技术效率比值定义为规模效率值（SE，SE=TE/PTE）。三者的经济意义分别为：TE是对决策单元资源配置、投入规模等多方面效率的衡量；PTE是对决策单元配置资源效率的衡量；SE是对决策单元投入资源规模效率的衡量。

（三）基础设施效率的测度结果

根据前述基础设施效率概念，本文对三峡库区基础设施效率的测度包含交通、能源、信息三类经济性基础设施，为体现基础设施效率演变趋势，采用2000―2014年三峡库区15个区县相关指标的面板数据。借鉴刘生龙、胡鞍钢对中国交通、能源、信息基础设施存量的计算方法[6]，基础设施投入指标具体包括：

1.交通基础设施以城市道路交通密度（m/km2）表示；

2.能源基础设施以夜间稳定灯光值（night-time stable light value）作为替代变量来表示①①在能源基础设施衡量上，本文的初始想法是以能源消费量来进行衡量，但各区县统计年鉴、统计公报等数据资料未报告此数据。近年来，涌现出以夜间灯光遥感数据作为变量来反映社会经济发展的文献资料，其中Letu等（2010）[16]、吴健生等（2014）[17]已实证夜间稳定灯光值与能源消费量高度正相关。基于此，参照吴健生等的夜间灯光遥感数据处理方法，以夜间稳定灯光值（各地区所有像元的灰度值之和）作为能源消费量的替代变量，来衡量能源基础设施水平。 ；

3.信息基础设施以人均邮电业务总量（元/人）表示。

产出指标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GDP；元/人）表示。

在数据预处理上，人均邮电业务总量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以2000年为基期按重庆市PGDP平减指数进行折算，并将上述投入产出指标均对数化。数据出自于《三峡工程重庆库区统计历史资料汇编（1992―2004）；（2005-2009）》、《三峡库区年报（2010―2014）》及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的国家地理数据中心（NGDC）。

本文计算了2000―2014年三峡库区15个区县基础设施效率数据，并报告2000、2006、2014年基础设施效率值。为辨析不同地区经济发展层次的基础设施效率特征，以PGDP为标准对上述三个年份的15个地区进行排序，并以PGDP中值为临界，形成排名靠前的7个经济相对优势地区组（以下简称优势地区）与排名靠后的8个经济相对劣势地区组（以下简称劣势地区），结果如表1所示。

三峡库区基础设施效率整体呈上升趋势，优势地区在基础设施规模效率上要好于劣势地区，但后者在基础设施稀缺资源配置上更有效率。表1显示，三峡库区TE均值在2000、2006、2014年分别为0.912、0.953、0.963，随时间推移越来越接近效率有效值1。这表明，基础设施资源在投入、配置等方面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均有提升。在优势地区与劣势地区的效率比较上，以2014年为例，二者SE均值分别为0.990、0.977，二者PTE均值分别为0.977、0.993，这表明，优势地区在基础设施资源投入上要比劣势地区更加丰裕，但后者在基础设施稀缺资源有效配置方面更为合理。原因在于，前者在相对经济优势支撑下，其基础设施资源投入规模受到限制的程度要比后者小，这使得优势地区在基础设施投资规模的弹性调节上具有竞争优势；对于劣势地区，有限的经济水平与政策支持难以支撑基础设施的规模化投入，因而如何有效配置稀缺的基础设施资源成为当地决策部门优先考虑的问题。

需要警惕地是，劣势地区基础设施投资有效处于低水平陷阱之中，在效率提升策略上并不具有示范意义。从表1中可以看出，渝北区与涪陵区、奉节县与巫溪县在基础设施资源配置效率上均处于基本有效水平，但是在PGDP比较上，前者分别为52010元/人、46744元/人，后者分别为16434元/人、11924元/人，前者平均数是后者平均数的3.48倍。显然，以渝北区、涪陵区为代表的优势地区基础设施投资有效水平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要高于奉节县、巫溪县为代表的劣势地区基础设施投资有效水平，纳尔逊（Nelson，1957）将后者的经济社会发展状态称之为低水平陷阱。造成劣势地区低水平陷阱的原因在于协调失灵，即基础设施投资部门与直接生产部门都在等待对方先行动。具体来讲，劣势地区公共财政无力支撑大规模、长期性、回报率低的基础设施投资项目，私人部门趋利性本质使其不愿在基础设施配套不全且预期无明显改善的劣势地区展开生产经营业务。破解劣势地区基础设施效率低水平陷阱须从基础设施财政投入和市场环境改善同时着手：一方面增强中央财政对劣势地区基础设施投资的转移支付力度，以解决基础设施投资无力；另一方面对口支援劣势地区产业发展，以繁荣当地市场环境。虽然这一过程在初期会损失部分基础设施效率，但长远来看，市场会对劣势地区基础设施发展趋势做出理性预期，随着基础设施不断改善和生产部门持续进入，劣势地区基础设施在较长时期内将获得更高水平的效率状态。

为进一步探索劣势地区基础设施效率的如何破解低水平状态，图1报告了三峡库区各区县规模报酬收益阶段的演变路径。可以看出，2000年三峡库区基础设施效率的规模报酬以递减状态为主，反映出各地区基础设施投资供给增加，但市场对基础设施投资的需求不足。随着产业部门持续推进，三峡库区基础设施规模报酬递减状态逐步减弱，而规模报酬递增状态逐步增强，且从基础设施投入力度小的东北区域蔓延到投入力度大的西南区域。2014年，奉节县、巫溪县基础设施效率低水平状态已被打破，转变为基础设施规模报酬递增状态。图1演变路径可表述为：劣势地区基础设施效率处于低水平陷阱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来扩张劣势地区基础设施投资，但市场对基础设施投资的需求不足，从而形成规模报酬递减状态生产部门做出积极反应，新的基础设施配置效率出现，规模报酬状态由递减转变为递增中央与地方财政持续增加基础设施投资，经济集聚效应增强，促使基础设施效率达到高水平状态。

三、时空溢出效应研究

（一）研究方法

针对劣势地区基础设施效率时空溢出研究上，重点检验两个问题：第一，基础设施效率的时间溢出效应；第二，基础设施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据此，构建三峡库区基础设施效率的动态空间滞后模型（dynamic spatial lag model）。

其中，参数λ表示基础设施效率的时间溢出效应，当λ=0时，模型则为静态空间滞后模型，参数ρ表示基础设施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IIE为基础设施效率（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efficiency），由本文第二部分测度的全局技术效率（TE）表示；wij为空间权重矩阵W中的元素，wij（IIEj，t表示其他地区基础设施效率的空间滞后项；Xp表示外生控制变量及其个数；φ、β分别对应相关变量的参数估计；μ、ν表示模型的个体效应和时间效应；ε为随机扰动项。

（二）变量与数据

空间权重矩阵是变量与空间滞后项相关关系的传递途径。在基础设施效率空间效应研究上，空间权重矩阵设定方式一般有地理邻近0―1赋值法、地理距离倒数赋值法、经济距离倒数赋值法以及综合赋值法。[9][10][11][15]可以确定的是，交通距离、经济差距是基础设施效率空间效应的主要影响因素。据此，本文对三峡库区基础设施效率空间权重矩阵将使用地理权重矩阵和经济权重矩阵的乘积来进行赋值，综合考虑交通和经济影响下的空间相关关系。首先计算地理权重矩阵，以区（县）府间的地理直线距离倒数1/GDij来反映；其次计算经济权重矩阵，以区（县）府间2000―2014年的平均PGDP差距倒数1/EDij来反映；最后计算经济地理权重矩阵，以二者乘积的交互项1/（GDij・EDij）来反映。

在外生变量Xp选择上，分别从基础设施供给侧与需求侧影响因素进行思考，形成政府税收、人口密度、城镇化水平的外生控制变量组，其中政府税收用“一般预算收入（T，万元）”表示、人口密度用“人口密度（P，人/km2）”表示、城镇化水平用“城镇化率（U，%）”表示，矩阵化为Xp=（T，P，U）。数据出自于《三峡工程重庆库区统计历史资料汇编（1992―2004）；（2005―2009）》、《三峡库区年报（2010―2014）》、《重庆市统计年鉴2015》及各地区2014年统计年鉴。在数据预处理上，将外生控制变量T以2000年为基期，按重庆市GDP平减指数进行折算。除效率变量IIE外，其他变量均进行对数化处理。

（三）溢出效应分析

为了增强回归结果的稳健性，表2报告了三峡库区基础设施效率动态空间滞后模型的参数估计，并与静态空间滞后模型相比较，以检验基础设施效率的溢出效应；表3将优势地区与劣势地区基础设施效率进行对比分析，以考察不同经济发展水平阶段下基础设施效率影响因素的变化。

表2显示，动态与静态空间滞后模型估计结果的回归系数符号一致，表明三峡库区基础设施效率时空溢出效应的模型构建具有稳健性。从回归系数大小的比较上看，静态空间滞后模型的空间效应为0.041，小于动态空间滞后模型的空间效应0.486。从回归系数的显著性上看，静态空间滞后模型的空间效应要弱于动态空间滞后模型，并且静态空间滞后模型没有考虑基础设施效率的时间效应，而时间效应在动态空间滞后模型中被检验出显著存在。对比之下可以发现，静态空间滞后模型不仅低估了三峡库区基础设施效率的空间效应，还忽略了基础设施效率的时滞效应，因而选择动态空间滞后模型来解释三峡库区基础设施效率的时空溢出特征更为合理。

三峡库区基础设施效率的时间溢出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为正，效率提升具有内生驱动和外生依赖双重特征。表2中时间溢出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的系数估计分别为0.477、0.486，大小相近，显著为正，这表明三峡库区基础设施效率的时空溢出特征明显，且时间溢出与空间溢出对基础设施效率的提升作用同等重要。针对三峡库区基础设施效率时空溢出效应的形成原因，本文分别从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两个角度进行分析。在理论上，一方面由于基础设施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先行条件，基础设施投资能够不断促进技术进步，使生产可能性边界持续外移，进而对经济增长发挥稳定持续的效益；另一方面，由于基础设施投资的整体不可分性，空间上的规模化有助于提高基础设施利用率，从而降低基础设施投资边际成本，且利于地区间要素自由流动，增加要素边际收益，体现出基础设施效率的空间外溢。在实践中，样本期间中央和地方财政持续加大对三峡库区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并且展开全国对口支援三峡库区的政策举措，三峡库区产业水平得以逐步恢复和集聚发展；同时，由于基础设施发展水平的改善，三峡库区各个区县之间的互联互通水平得以提升，要素流、人才流、信息流等通道可达性驱动三峡库区内部经济单元不断发生极化和扩散反应。

此外，在控制变量中，三峡库区中经济增长与人口密度对基础设施效率的提升有促进作用，地方税收与城镇化水平对基础设施效率的提升有抑制影响。经济增长一方面作为基础设施效率的期望产出端，二者之间存在正相关的内在机理，另一方面为基础设施投资增加物资累积，能够弥补当前三峡库区基础设施资源的不足。人口密度适度增加在降低基础设施投资边际成本和提升效益方面发挥作用，能够促进基础设施效率提升。地方税收增加最终转嫁为企业与居民的经济负担，从而增加企业经营成本，削弱居民消费能力，长期里会抑制基础设施效率提升。城镇化水平受政策影响力度大、程度深，近年来三峡库区中高山移民、水库移民、生态移民等非自发性城镇化现象加重基础设施的外部拥挤，从而降低了基础设施效率。

在三峡库区基础设施效率溢出效应的比较分析中，可以发现，优势地区效率提升主要通过内生驱动，而劣势地区效率提升主要通过外生依赖。表3回归结果显示，优势地区基础设施效率的时间溢出效应系数估计为0.785，空间溢出效应的系数估计仅为0.043，时间溢出效应对基础设施效率的提升作用要远高于空间溢出效应；而在劣势地区，基础设施效率的时间溢出效应系数估计为0.338，空间溢出效应系数估计为0.565，空间溢出效应对基础设施效率的提升作用要高于时间溢出效应。

基础设施发展现状和投资力度的差别是形成优势地区、劣势地区基础设施效率溢出效应差异的主要原因之一。优势地区处于三峡水库库尾，淹没面积少，基础设施投资的历史欠账相对较少，三峡水库成库以后基础设施投资资金充裕，又有全国对口支援三峡库区的产业帮扶方略，产业承接能力强、重建恢复发展快，这些因素使优势地区自身的基础设施利用率大幅提升，因而基础设施效率受自身发展水平影响更大；劣势地区处于三峡水库腹心，原有基础设施发展良好的沿江集镇大量淹没，交通、能源、信息等通道建设滞后使产业生产、物流成本升高，虽然在三峡水库成库以后劣势地区基础设施投资帮扶力度加大，但仍处于基础设施薄弱阶段，依然存在产业空虚问题，因而劣势地区基础设施效率更加倾向于借力发展。

四、结论与启示

研究三峡库区基础设施效率及其时空溢出效应，对于探索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发展规律和政策取向有启发意义。本文以三峡库区各区县为研究对象，运用DEA模型测度基础设施效率，运用动态空间滞后模型来分析基础设施效率的时空特征，并对相关结果进行了稳健性讨论，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三峡库区基础设施效率整体上明显改善，但特困区县基础设施效率处于低水平陷阱中。中央及地方政府加大对三峡库区基础设施供给力度是效率提升的主要原因，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具有投资拉上和成本降低作用，能够增强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提高基础设施利用率，从而提升基础设施效率。特困区县基础设施效率处于有效水平的原因在于基础设施低供给引致经济低产出，虽然这与基础设施高供给引致经济高产出处于同一效率前沿面上，但特困区县基础设施投资低水平有效对经济可持续增长不具有示范意义，甚至会固化特困地区历史贫困路径，致使特困地区长期陷入低水平陷阱。

第二，三峡库区基础设施效率存在显著为正的时空溢出效应，效率提升具有显著的动态促进和空间协同。三峡库区经济社会正处于恢复重建过程中，基础设施发展为经济高速增长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产业部门直接生产活动的增加，一方面提升了基础设施利用率，另一方面也提高了基础设施投资回报率，使得基础设施能够长期投入、持续稳定地对经济增长发挥促进作用。基础设施具有整体不可分性，三峡库区基础设施投资能够加强各个区县间的互联互通水平，更好发挥区域性支点城市的经济辐射性，带动地理间隔相近、经济发展相当的地区协同发展，这对促成三峡库区各区县经济均衡发展格局有重要作用。

第三，三峡库区基础设施效率溢出效应的分组比较中，优势地区基础设施效率的时间溢出效应更加突出，劣势地区基础设施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较为明显。由于优势地区与劣势地区基础设施的发展水平、投资力度、政策支持上存在现实差距，使得优势地区能够富集基础设施投资资源，易形成基础设施效率高地，效率提升与前期基础设施发展水平紧密联系；劣势地区基础设施薄弱与建设资源不足制约了投资效率的进一步提升，积极对接其他地区基础设施，打通区域间的要素流动通道，减少要素价格扭曲现象，从而实现劣势地区基础设施效率的借力提升。

综上所述，三峡库区基础设施效率提升策略应关注两点：其一，以财政支持和对口支援并举的方略来破解特困地区基础设施效率的低水平状态。加强财政支持和对口支援力度，同步改善基础设施投资的供给侧不足和需求侧疲软，从而化解政府和企业在基础设施发展中的协调失灵问题；其二，推进支点城市、小城市和中心集镇之间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工程建设，优化基础设施发展空间格局，发挥基础设施规模红利。三峡库区基础设施建设正处于高速发展阶段，地方政府争相获得财政支持来改善本地基础设施数量和质量，缺少对三峡库区基础设施投资整体效率的关注，因而推进三峡库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工程建设，疏通地区间要素流动通道，能够为区域基础设施协同、开放、共享发展夯实基础。

参考文献：

[1]Barro R. Government Spending in A Simple Model of Endogenous Growth[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0，98（5）：103-126.

[2]李平，王春晖，于国才.基础设施与经济发展的文献综述[J].世界经济，2011，34（5）：93-116.

[3]Shah A. Dynamics of Public Infrastructure， Industrial Productivity and Profitability[J].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992，74（1）：28-36.

[4]Sahoo P， Dash K.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in India[J]. Journal of the Asia Pacific Economy， 2009，14（4）： 351-365.

[5]Hulten C， Bennathan E， Srinivasan S. Infrastructure， Externalitie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 Study of the Indian Manufacturing Industry[J].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2006，20（2）：291-308.

[6]刘生龙，胡鞍钢.基础设施的外部性在中国的检验：1988―2007[J].经济研究，2010，45（3）：4-15

[7]张学良.中国交通基础设施促进了区域经济增长吗――兼论交通基础设施的空间溢出效应[J].中国社会科学，2012（3）：60-77.

[8]胡煜，李红昌.交通枢纽等级的测度及其空间溢出效应――基于中国城市面板数据的空间计量分析[J].中国工业经济，2015（5）：32-43.

[9]Acemoglu D， García-Jimeno C， Robinson J. State Capacit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 Network Approach[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5，105（8）：2364-2409.

[10]Parkera D， Kirkpatricka C. Infrastructure Regulation and Poverty Reduc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 Review of the Evidence and a Research Agenda[J]. Quarterly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2008，48（2）：177-188.

[11]王自锋，孙浦阳，张伯伟，等.基础设施规模与利用效率对技术进步的影响：基于中国区域的实证分析[J].南开经济研究，2014（2）：118-135.

[12]袁媛，伍彬，古叶恒.重庆市城市贫困空间特征和影响因素研究――兼论东西部城市的异同[J].人文地理，2015，30（1）：70-77.

[13]Colombier C. Efficiency in Public Infrastructure Provision： A Theoretical Note [J]. Journal of Economic Studies， 2008，35（6）：528-543.

[14]Sharma C， Sehgal S. Impact of Infrastructure on Output， Productivity and Efficiency： Evidence from the Indian Manufacturing Industry[J]. Indian Growth and Development Review， 2010，3（2）：100-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