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着力点范文

时间:2023-07-27 09:2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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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当代贵州》:近一段时间来,中央对于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进行了一系列的决策部署,在全国加快发展方式转变这个大背景下,对于我省来说意味着什么?

王晓东:对我省来说既是挑战更是机遇、既是压力更是动力。中央作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大决策部署,对于我省来说,是挑战与机遇并存,压力与动力同在,关键是如何应对。应对得当,挑战可以转化为机遇,压力可以转化为动力;应对不当,就会在挑战中丧失机遇。

如何抓住机遇,搭上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艘大船,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是我们当前必须认真思考并努力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如果抓住了机遇,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就会上一个大的台阶;如果丧失了机遇,我省经济发展方式将更加落后、经济的整体竞争力将会更弱、与发达地区的差距就会进一步扩大。在机遇面前,既不能得“色盲症”,见事迟,看不到机遇;也不能得“痴呆症”,行动慢,错失了机遇。我们一定要把思想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以敏锐的眼光认识机遇,早认识、早部署、早推动,坚持把贵州发展放在全球经济大趋势中考虑、放在全国经济大格局中去谋划,顺势而为,以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和求真务实的作风加快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当代贵州》: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因地而异,对于贵州这样一个“两欠”省份,在转变发展方式中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王晓东:这要求我们要充分认清贵州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特殊性:第一,我省是一个经济发展滞后省。经济总量小、人均水平低、发展速度慢、整体质量差,是我省一切问题中带有根本性的问题。面对这些问题,加快发展、做大总量,仍然是我们当前最重要、最紧迫的任务,也决定了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必须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努力实现超常规发展,舍此没有别的选择。这样,必然会带来既要加快扩大经济总量,又要提高发展质量的突出矛盾;既要提高人均收入水平,又要改善经济结构、增强发展效益的突出矛盾。第二,我省是一个资源型产业比重大的省。面对这样的资源环境现状,如果我们继续重复走发达工业国家走过的先污染、后治理、再转型的老路,显然这些不可再生的资源浪费不起、消耗不起、破坏不起,这必然要求我们正确处理开发与保护的关系,坚持把提高技术含量、执行行业准入标准放在突出位置,走出一条依靠科技进步、延长产业链、降低资源消耗、优化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路子。第三,我省是一个生态脆弱省。面对这样的生态环境,我们绝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进行大开发,那样代价很大,得不偿失,但也不能为了保护环境而放弃开发。要坚持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坚持发展与保护同步、经济与生态双赢。第四,我省是一个“三不沿”省。不沿海、不沿江、不沿边,没有平原支撑,长期处在封闭半封闭的状态,是我省又一重大基本特征。面对“三不沿”省情,我们必须把交通建设摆在事关全省长远发展的重大战略位置来抓,努力突破瓶颈制约,实现我省与发达地区的快速连接,融入全国经济的大循环,充分借助外力加快发展。第五,从我省经济发展所处阶段性特征看,需求结构、城乡结构、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协调、不平衡问题突出。我省的经济社会发展正处在人均生产总值从1000美元向3000美元过渡的阶段。这个阶段的基本特征是,发展黄金期和矛盾凸显期并存,三大需求不协调、二元结构矛盾突出、经济社会不平衡。

总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对贵州来说,尤其重要,尤其紧迫,尤为艰巨,我们必须迎难而上,作为一场攻坚战、持久战,坚决打赢打好这场硬仗。

“三个方面”、“七大关键”找准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着力点

《当代贵州》:从您上述的总结中可以看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既是中央的重大决策部署,也是我省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历史性跨越的必由之路。具体该怎样做?

王晓东:这就需要我们突出重点,找准抓手,协同推进。在我看来,就是要在三个方面下功夫。一要在“加快”上下功夫。对我们这样一个“两欠”省份,如果不加快转变,就必然使原本已经很突出的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的矛盾更加突出,必须以“等不起”的紧迫感、“慢不得”的危机感、“坐不住”的责任感,在“加快”上下功夫,把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真正落到实处。二要在解决“三大基本问题”上下功夫。一是解决不愿转的问题;二是解决不会转的问题;三是解决不能转的问题。三要在做好发展特色经济这篇大文章上下功夫。

《当代贵州》:如何做好发展特色经济这篇大文章?

王晓东:在我看来,做好发展特色经济这篇大文章,就要扬长避短,发挥优势,力争在转变上下功夫、在加快上见成效。具体讲,就是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把握七个关键环节:

一要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作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首要任务。一是要始终坚持“好字当头、能快则快”的重要方针。能快则快是我们贵州当前乃至今后一段时期必须坚持的重要指导方针。二是不仅要努力争取发展速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且要努力保持一个较长的快速增长期。近几年来,我省经济发展速度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说明我省是可以做到的。贵州必须保持10年、20年、30年甚至更长的快速增长期,这样才能缩小差距。我们应当有这样的信心,有这样的志气。三是要把保持10%以上的增长速度作为一个基本目标。我省是典型的速度效益型经济。要做大经济总量、提高人均水平、缩小发展差距,必须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的根本要求,奋力保持一个较长时期的10%以上的速度。

二要把改善发展基础条件作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基础工程。一要加大以交通、水利为重点的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基础条件首先是交通、水利建设,对我省来说,这是当前压倒一切的任务。二要加快生态建设力度。加强生态建设,我认为就是“封、退、种、治”四个字,坚持封山育林、退耕还林、种草养畜、采取生物和工程措施加以治理。三要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在我看来,就是要做到三个切实抓好。一个是切实抓好基础教育。要完善义务教育的保障体系,在“两基”达标的基础上,进一步巩固和提高攻坚成果,促进基础教育持续发展。一个是切实抓好职业教育。抓职业教育,这是产业发展的需要,我省一方面大量的劳动力富余,另一方面许多企业缺乏工人特别是技术工人,这说明我们的职业教育还有很大的欠缺。再一个是切实抓好高等教育。要推进高校资源优化配置,加强重点学科建设,合理规划高校布局和办学规模,发挥教育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三要把调整优化经济结构作为加快发展方式转变的中心环节。抓住经济结构问题,就抓住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线。从我省看,要着力从三个方面推进。

一是要调整优化需求结构。贵州现阶段经济特征仍然是投资拉动型。在拉动经济增长的投资、消费、出口三大因素中,扩大投资仍然是最大的任务、最主要的抓手。在扩大投资力度的同时,逐步提高投资效益,重点投向新材料、新能源、新医药等符合转变发展方式的领域,以投资结构的优化调整带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另一方面要千方百计扩大消费。再一方面要千方百计扩大出口。

二是要调整优化产业结构。产业结构不合理是制约我省经济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2009年,我省一二三产业的比例为14.2∶37.9∶47.9,全国一二三产业比例为10.6∶46.8∶42.6,第三产业的比重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我省的产业结构是建立在“一产不稳、二产不强、三产不大”、三次产业都不发达基础上的。而在第二产业内部,我省实际上是在轻工业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的条件下走上重化工之路的。在我看来,优化产业结构,关键是要大力推进“三化进程”、着力抓好“两大增长点”,切实改变产业层次低、布局散、竞争力弱的状况。“三化”就是农业产业化、新型工业化、绿色城镇化;两大增长点就是旅游和县域经济。在农业产业化方面,要围绕农业产业化经营,积极培育和引进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引导企业按照集团化和专业化模式进行重组联合,推广龙头带基地、公司连农户、产加销一条龙等多种模式,加快建设农业科研开发和技术服务体系。在新型工业化方面,就是大力培育特色优势支柱产业,关键是要根据资源禀赋状况,扬长避短,发挥优势。在我看来,就是要“建立三大基地、打造两大品牌”,即建立南方重要的能源基地、原材料基地、装备制造业基地;要充分打造贵烟品牌、茅台品牌。在绿色城镇化方面,就是要扩大规模、完善功能、发展产业、消除壁垒。我认为,要扩大城市规模,把城市规模做大,是推进城市化的首要任务。在做大规模的同时要大力完善城市功能,增强城市的聚集力、服务力和辐射力。同时,如果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没有就业,就不会有收入,所以要下功夫发展城市经济,有产业才能有就业,有就业才能有收入,有收入才能有消费。消除壁垒,就是要革除限制农民转变为城市居民的政策壁垒。当务之急,是要下决心改革城乡人为阻隔的户籍制度,化农民为市民。在旅游业方面,在硬件建设上,既要大力加强区域内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又要大力加强景区内的景观建设和配套设施建设,增强吸引力。在软件建设上,既要大力加强管理,从小处着眼、细处着手,努力提高旅游服务水平,又要大力拓展市场,加强旅游推介宣传。在县域经济方面,贵州经济发展滞后,转变方式难,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县域经济方面实力弱、基础差。要加大力度发展县域经济,加快形成区域新的增长极。

三是优化所有制结构。加快发展非公经济。必须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条件,积极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参与资源开发、基础设施、公用事业、金融服务和社会事业等领域。

四要把节能减排作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攻坚战来打。节能减排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相互关联、相互促进。我们必须狠下功夫。一要抓重点。要突出抓好重点领域、重点行业、重点企业的节能减排,抓住主要矛盾,积极推动耗能大户、排放大户的节能减排工作。二要抓技术。要加快以节能减排为中心的技术改造,广泛应用高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采用节能环保的新设备、新工艺、新技术,降低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量。三要抓淘汰。要综合运用行政、法律、市场和经济的手段抓紧进行淘汰。要在2010年年底前,再关闭79对小煤矿,淘汰水泥湿法生产线、炭化室高度4.3米以下的小机焦、7200千伏安以下黄磷生产线、6300千伏安以下矿热炉。四要抓建设。根据中央的要求,到2010年,COD排放总量要控制在21万吨以内,比2005年下降7%。解决这个问题,关键是要建设污水处理厂。要抓紧完善措施,建立健全机制,确保每一个污水处理设施长期投入运营。五要抓发展。一方面要发展低碳经济。另一方面要发展循环经济。六要抓追究。要建立节能减排专项跟踪督查机制和考核制度,形成定期督办、定期通报、定期考核的制度,确保各项节能减排目标扎实推进。在年度考核中按照节能减排的考核规定实行“一票否决”,对地方行政领导实行严格的“行政问责制”。

篇2

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推动湖北经济实现跨跃式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近30年来,湖北省的经济特别是制造业保持了较快速度的增长。GDP年均增长10.4%,2007年达9230.8亿元,人均GDP已达2279美元;工业主导经济增长,经过多年发展和结构调整,湖北省已建设了以大型企业为骨干,以汽车、钢铁、石化、纺织、食品、电力、机械、化工部门为主体的制造业体系。高科技产业发展迅速,光纤光缆、光通信、激光加工、3C和3S软件、生物医药、电动汽车领域在全国领先,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全省工业的三分之一,“中国光谷”产值有望赶超千亿元。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是:湖北省的经济发展水平不仅与沿海发达地区差距没有缩小,而且在中部周边几省横向比较亦不占领先位置。2005年湖北GDP总值全国排位13位,人均GDP排19位。2006年,全省GDP增长率为12.4%,是近十年来最高增速,但在全国只居16位,中部六省排第3位。与经济增长、发展、经济效益有关大部分指标,湖北省也落后于周边各省。建国前30多年,湖北省的农业、制造业,在全国处于较领先地位,然而现在湖北经济发展水平只居中间,甚至中等偏下的地位。如果这种情况任其发展下去,湖北省要实现中部率先崛起的战略目标就会越来越困难。

根据经济增长、发展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一个较长时期高速增长的经济体,必然形成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不平衡。湖北经济发展的这种相对滞后,是由经济发展(增长)区域不平衡规律所决定的。只有客观、深入分析湖北省与沿海发达地区、周边各省经济不平衡发展各种因素,才能形成一套使湖北经济走出区域发展滞后的困境实现跨越发展的正确的思路与对策。有一种主流的看法认为,决定经济发展区域不均衡基本因素在于是否存在区位优势。当前,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已成为全球市场体系的重要力量,中国内地形成了三个具有全球影响经济增长中心区域:即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经济圈,以广州、深圳为主的珠三角经济圈,京津唐为轴心的环勃海经济带。湖北省地理位置使其置身于这些世界经济增长的中心区域的外部。政策上看,湖北既没有享受东部沿海地区经济优惠政策,也没有被纳入中央西部大开发政策体系之中。应当承认,湖北省的这种地理位置是造成其经济发展地域上相对滞后的不可忽视的原因。然而,决定经济增长地域差距根本因素是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模式。近十年来,国内一些学者运用西方新古典经济增长公式及全要素生产率理论分析决定国内各省份之间经济增长差距的因素。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尤其是人均GDP增长率取决于要素投入增长、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及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因此,导致湖北经济发展水平区域性差距主要原因是生产率方面的差距。具体来说,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相比,湖北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对落后,是由以下具体原因引起的。

一是效率或生产率的差别。据统计,2005年湖北经济发展总指标为109分,其中经济发展效率由全国第10位降至第14位,效率得分由46分减至38分;从单位能耗GDP看,其指标排在全国第18位;单位GDP用水消耗指标由2004年17位跌至27位;固定资产投资弹性系数从2004年0.62降至2005年0.58,排名由10位跌至15位。而最重要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率的统计,湖北省在全国几乎是最差的。1996年―2003年,除中部湖北、安徽、西部、贵州、青海、外,其他省区域TFP均在提高,而湖北下降了1.3%。2005年湖北工业经济综合效益为166.66,比全国平均值低10.5个百分点,大部分指标落后于周边省份。

二是产业结构不合理、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换代的问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湖北产业结构特点是:第一产业比重过重,高出全国平均比重4.1个百分点;第二产业比重低10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比重也低10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内部重工业比重高达73%;第三产业内部金融、保险业发展较慢。湖北是农业大省,但不是强省,农业的现代水平、产业化水平低、生产方式落后、农业的投入产出率难以提高,制造业是湖北经济的骨干、中心,但也是老工业基地,面临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换代的繁重任务。

三是湖北作为农业大省,其城乡分割、二元化结构所带来的三农问题,比沿海地区严重得多。2003年湖北省农民人均纯收入虽然达到2567元,但比全国平均水平少55元,不到浙江的50%,并只相当于江苏的61%、广东的63%。据测算,在做若干扣除后,湖北城乡居民收入实际差距为7倍,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大。2006年以前,农村每年新增劳动力44万人,富余劳动力规模达600万,农民就业形势极为严峻,农村产业化水平、市场化水平、龙头企业,农副产品加工、转换、增殖能力与沿海发达地区有较大差距。县市财政实力严重不足、农村债务问题严重,村庄衰落、农村公共服务、公共产品、生产条件、社会保障欠债较多。

四是潜在的比较优势在发展中没有得到应有的、充分的利用或发挥。湖北省高等院校林立、科研院所实力雄厚,但湖北省的科技进步水平却不高。虽然与2004―2005年相比,湖北科技进步指数有所提高,但各项指标均低于全国,位列全国中等水平;科研院所的成果转换率较低;各类人力资源的利用率远低于沿海地区;制造业,尤其是重工业是湖北产业发展主体,相比西部地区以自然资源丰裕优势,以及沿海相当区域的制造业以加工贸易、帖牌生产为模式为主,它是具有一定优势的;但这一产业上优势,由于仍推行粗放的增长方式或发展方式,也没有得到很好发挥。

可以看出,正是粗放、外延型、经济增长方式以及不合理发展方式等导致了湖北省与沿海发达地区发展水平差距扩大。因此,只有尽一切努力加快发展方式的转变,才能真正促进湖北经济实现跨越性发展,实现在中部率先崛起的目标。

二、促进经济增长模式由要素投入为主转变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为主是湖北省经济实现跨跃式发展的基本途径

虽然经济发展方式内容上只是包含增长方式,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无疑是实现发展方式转变的核心任务。通过分析我们发现,全要素生产水平的差距是造成湖北省经济发展区域性滞后的主要原因。要尽一切努力提高工业企业TFP,转变增长方式,即逐渐放弃要素投入为主的增长模式改变为全要素生产增长为主的增长模式。有学者对比研究了湖北和广东在大中型工业增长方式的差异。1995―2004年广东省大中型工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年平均增长7.2%,劳动力年平均增长18.6%,工业增加值平均增长19.8%,其中TFP的贡献为13.6%,要素投入增长仅为6.2%。在TFP增长的贡献中,技术进步的效应为11.6%,技术效率的贡献为2%。投入的要素6.2%贡献中,资本的贡献为1.6%,劳动的贡献为4.7%。而湖北省,10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平均为14.3%,劳动力平均增长率为-5.7%,工业增加值平均增长率为11.5%。其中TFP增长的贡献仅为1.3%,要素投入增长的贡献为10.2%。可以看出,广东工业增长的源泉主要是生产率,特别是技术进步的提高,而湖北工业增长高度依赖于资本的投入。那么导致湖北省与沿海发达地区TFP增长差异的具体因素是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投资、制度化、市场化水平。在技术进步方面,2001年上海的企业研发费用、专利人数、引进技术个数分别22625万元、212777个、1126884万美元;湖北省为105236万元、4322个、141431万元美元。除了企业研发投资费用外,后两项指标上海一个市就比湖北省高近百倍、十倍;人力资本方面,2001―2002年,上海人均教育经费1244元,湖北为285.59元,每10万人中受高等教育人数上海为6534个,湖北为1566个,尽管湖北省无论在中等普通教育还是高等教育水平在全国应居于前位,但比起上海市仍相差很远。从市场水平的全国排序上,1999年上海排第8,而湖北排16位;从非公有制所占比重看,上海也远高于湖北省。这就决定了上海的TFP增长率远高于湖北(1996―2003年间,上海TFP增长9.05%,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80%;湖北TFP增长率仅为3.81%,贡献率为40%左右)。

通过分析可以明确,湖北省与上海、广东在经济发展上的差距实质是经济增长模式的差异。湖北经济是典型的高投入、低产出模式,其固定资本投资增长率比广东高一倍,其产业增长率则低了80%左右。为了推动湖北省经济增长方式,尤其是工业企业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应当努力做好以下工作。

一是充分利用湖北武汉市是“两型社会改革试验区”的机遇,大力推动工业企业,尤其是骨干龙头企业、重点行业的节能、降耗、节水、减排,提高资源的循环利用率的工作。湖北是能源、资源生产短缺的省,重点部门如钢铁、汽车、石油、化工等行业又都是资源消耗高、对环保要求和资源循环利用要求极高的行业。政府有关部门及相关行业协会,要对湖北的节能降耗减排、资源循环利用的现状进行深入清查,制定相应目标、规划;在投资项目、招商引资、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工作上,对项目、企业设置相应门坎,制定相应标准。各企业要注意从设计、工艺、设备更新、管理各个环节着眼于节能、降耗、减排及资源循环利用水平。每个重点行业都要树立这样观念,节能、降耗、减排、资源循环利用是市场竞争的关键。汽车部门就要按全球先进标准大力开发低能耗、低排放、混合动力的产品;石化部门要将治污、治废当作提升企业竞争力的基本工作。政府有关部门要为各企业推广一些成熟、先进的节能技术为节水工艺、降耗、循环利用、减排新技术创造条件,为企业搞好服务;并将此项工作作为企业考核、评价的主要内容之一。当前,湖北工业企业当务之急是淘汰各种落后、过剩的生产能力,加大固定资本更新、技术改造的力度,争取在不太长时间内淘汰省内各工业企业一切落后生产力成份。要建立新建项目的技术标准和准入制;同时政府要采取财政、金融措施,消除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工艺更新的所有顾虑。

二是充分利用湖北省科技资源、人才资源丰富的优势,大力鼓励工业企业提升技术创新能力。更新创新组织,大型企业都要设专门技术、新产品研发机构,建立企业、大专院校、科研院所联合的股份合作方式的企业研发机构;鼓励科技人员创办科技企业,为中高端技术、研发人才的自主创业提供方便,建立并完善对科技创新成果转换的激励机制,对企业的技术尖子、对技术进步发挥重大作用的人要考虑比照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相同甚至更高的报酬,对技术成果可以予以价值评估,并转作企业的股份;高度重视人力资本投资、重视企业基层技术人才及中高级技师的培养,采取措施鼓励员工学技术,搞好企业技术培训。要大幅提高科技创新、技术进步,培训方面的投入。

三是努力提高湖北省的市场化水平及民营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化程度、民营经济发展水平是制约TFP增长率的制度性原因。在这两个方面要下大功夫:一方面要进一步加强市场体系建设,加强市场的一体化、竞争性程度建设,杜绝地方保护主义;另一方面要更进一步重视非公有制经济成份的发展。当前,湖北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可以有以下具体路径:结合中小企业成长推动非公有经济;县域经济要以民营企业的发展为主;鼓励全员自主创业;扩大民营资本能够进入的产业领域范围;利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机会,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政府要完善对中小企业、民营企业的服务体系,解决中小企业、非公企业融资难问题;在税收、劳动法执行等诸方面加强对民营企业监督管理,提高民营企业的综合素质。

四是在固定资产投资方面,在稳定投资率、投资成长率情形下,要千方百计地提高投资本身的效率。通过强化增强投资成本及其约束机制,规范投资主体、行为,抑制投资冲动;改善、加强对全省基建项目的管理,对项目市场前景、投资预算、建设周期、施工质量,要予以关注;根据产业需要、产业结构调整要求,调整投资结构,提高投资质量;进一步深化投融资体制,项目决策评估制度改革。各政府、党政部门要从投资主体、主导者角色中退出,不要关注“招商引资”这类事情,努力提升政府的服务力、执行力。

三、从三个方面推动湖北的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为了促进湖北经济跨越式发展,达成中部率先崛起之目标,在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前提条件下,要做好三方面的工作。

1、调整工业经济结构,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换代

贯彻省委、省政府“产业第一”、“工业兴省”战略,抓住机遇,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换代。工业企业发展是制约全国经济发展区域差距的主要因素。近几年来,湖北在工业经济结构调整方式上,取得了很大成绩。主要表现在:中小企业成长迅速,全省规模以上企业单位2008年突破1万家,达10660家,比2007年新增1600家;规模经济水平提升迅速,全省千亿元行业已达6个,汽车、钢铁、石化、电力、食品,形成还包括光电子信息产业、纺织几大重点产业部门。经过2008―2009年的世界金融危机,受冲击较大的广东省、浙江省开始下决心实行产业升级,而湖北省许多地方、部门的官员,似乎没有意识到现在又到了决定湖北经济发展命运的关键时期。我们应当牢牢抓住机遇,下决心将湖北工业经济发展中心工作转到产业升级上来,否则我们不仅无法缩小与上海、广东、浙江的差距,而且相比周边各省也会越来落后。要树立这样观念:实现“弯道超越”或跨越式发展,并不取决于要素投入有多高、项目上马有多快,靠继续维持目前这种粗放的、外延型发展方式支撑湖北经济的发展,要实现跨越是不可能的。要素投入增长会抑制TFP的增长;投资增长是有界限,且不可长久、持续的,要素投入的下降是一个必然趋势。进行产业升级主要围绕六大重点行业,钢铁、汽车、石化、食品、纺织、光电子信息产业,实行以下产业升级换代的战略举措:上规模,即扩大重点行业规模、骨干龙头企业的规模;促配套、兴集群,围绕骨干企业、项目采取措施推动关联企业的发展;重点行业、企业要围绕产业链,尽最大力量拓宽产业链,力争更多部门发展空间;同时,要以提升核心竞争力(包括核心技术、核心人力资源、差异性竞争能力)为手段,进一步开发高附加值产品,力争占据各行业部门全球产业链的高端位置;重点行业,企业要高度重视品牌经营,争取有更多全国知名品牌产生,争取产生世界知名品牌。推动产业升级要逐渐放弃低成本扩张战略。改革工资制度,企业要建立合理工资分配政策,建立企业员工正常加薪制度;改进企业管理,逐步形成以人为本、以员工为本、以客户为中心的民主化、合理化的企业管理和经营体系。

2、实施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消除城乡二元化分割带来的日趋严重三农问题

近几年来,湖北省抓住“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这一机遇,为解决湖北三农问题,推出一系列重要举措,取得了一定成效。根据湖北省“三农”的实际情况,为了推动湖北经济发展方式彻底转变,可以实行以下举措。

(1)实行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2008年以来,根据四川成都、重庆市的有关经验,湖北的鄂州市,武汉的汉南区及襄樊、荆门等地区纷纷开始了“城乡一体化发展和改革”的试点,取得了一些有益经验。现在,应当在全省各地逐步推开这些经验,要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真正实现城乡互动,以城市化、工业化带动农村发展,就要将农村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文化教育发展、政治发展,纳入到城市发展的统一架构之中。加速城乡之间资本、人力资源及其他生产要素互相流动;构建统一城镇发展体系,努力发展小城镇,并形成一大批强村、中心村。

(2)进行制度创新,从土地、金融、财政、人力资源四个方面,消除或缓解“三农”问题。农村集体所有制土地制度改革是当前农村体制改革的重心。土地股份合作制应当是农村集体土地制度改革的基本方向。这项改革要确保土地集体所有权属不变,保护村集体(农民)土地上的权益,首先是土地的收益权即集体土地出租、入股收益。应允许集体土地有权以股份方式参与任何土地非农业开发,大幅提高土地征用费,减少直止土地征购,使农民有权享有土地市场化交易形成的增值收入的相当部分;同时要使村集体对土地流转使用真正具有支配、控制权,对土地使用有自主决策权,使农民有能力保护自己利益;鼓励农村信用合作机构,村镇银行小额信贷公司及一些民间专项投资(基金)、保险机构的发展,恢复并重建镇村金融体系。为了重建村级自主公共财政,需要创造条件鼓励集体经济、合作经济大力发展,这是解决村集体收入或自主公共财政空壳村现象,重建村镇公共服务体系、社会保障及农村文化事业发展唯一可行的办法。农业经济要有较大的发展。围绕地域资源状况,大力发展板块农业、基地农业、规模农业、品牌农业,发展扶持农副产品加工龙头企业,使农民能够据有农业产业链各个链条上获得增殖的空间;从根本上消除用农副产品剪刀差、土地交易、农村金融资源、人力资源流失所产生的农村整体贫困化趋势的漫延。推进小城镇建设,深化新农村建设的各项工作。进一步加快“农村社区建设”,“百镇千村工程”及区域一体化试验区步伐,探索解决新农村建设各种具体问题。

3、湖北省要千方百计创造条件,发展自己潜在竞争优势,并努力消除在经济地域上的比较劣势

通过增长方式转变、发展高新产业、企业技术进步等一系列契机,充分发挥湖北省科技资源、人力资源丰富的优势,将经济发展的动力放在主要靠依托于人力资本投资增长主导增长基础上来。形成合理的区域发展战略,通过大力发展交通、物流、缩小武汉与上海的距离,使长江沿线城市、地区尽可能多地纳入长三角经济圈之中;展开湖北各市、县与沿海发达地区的全方位经济合作。沿海经济圈大多是外向型经济,在转向内需主导的发展模式中要经历很多困难。湖北省应当继续将经济的市场放在国内市场上;要防止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形成的“新陷井”:不能过多通过承接转移将沿海加工贸易、贴牌生产的落后形式嫁接到内地;不能因为东部产业转移,使湖北省丧失自己实行产业升级换代的时机,并使其陷入全国性产业结构分布体系的中低端位置陷井;这样,湖北省与上海、广东、浙江的差距只会越拉越大;提高湖北重点产业,尤其是钢铁、汽车、石化及光电子信息产业抗“经济周期”、“危机”干扰的能力。

(注:本文系湖北省2008年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湖北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点、途径与对策研究》的研究成果;项目立项号:[2009]122。)

篇3

就目前的情况看,我国经济若按照原有增长方式继续前行,正面临着来自各方面的瓶颈制约。

首先是劳动力的瓶颈;其次是资源瓶颈;第三是环境瓶颈。

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的经济体制改革主要体现在社会产品商品化的过程,那么,上世纪90年代以来启动的重要改革进程,就是社会及个人资产的金融化、虚拟化。金融和虚拟资本的运作必须服从于服务实体经济的使命。如果为了片面追求GDP,或者为了某项其他的价值目标而将金融虚拟资产的扩张当作所依托的主要路径,最终的效果常常是适得其反的。

甄别利用比较优势

如果从生产要素比较优势的角度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除了劳动力成本较低外,表面看来似乎没有什么别的优势。其实,换一个角度,若从经济整体来看,我国却有着巨大、众多其他各方面的优势。即便与发达国家相比,这些优势也是毫不逊色的。

这首先表现在大国的特有优势。诸如:拥有世界排名前列的庞大国土面积,拥有世界上最为众多的人口,因而拥有十分广阔而纵深的市场潜力,也拥有了自建国以来长期积累形成具有相当实力的制造业骨干企业,以及作为支撑的科教体系等。

要确保中国经济的可持续的长期发展,就必须充分利用和发挥这方面的“比较优势”。比方说,我们的很多企业都不愿意在先进技术和优质产品的研发上头花费很多投入,认为这是不划算的,还不如用我们的所谓劳动密集型的产品去交换他国的先进产品。从静态的意义上说,这样做也许有其道理。但是,从动态的形成竞争优势的角度看,则显然是很不适当的。这样做的结果是可能把自己本来拥有的优势拱手让给了别人。从更加深层意义上分析,现代经济并不像一些经济学教科书所描写的那样,是单个企业和个体代表的经济细胞的简单组合。事实上,它是由大小不同的经济细胞所组成的相互依存的有机体。就全球的经济网络体系来说,其中的一些大经济体依托所拥有的规模经济优势,尤其是处于高端的经济和产业位置,可以让那些较为弱小经济体不得不依附于强大的经济体。像中国这样日益壮大的经济体不可能依附于其他的经济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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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建设是国家保增长、扩内需的重要途径

,同样也是地方农村经济健康发展的坚实磐石。当前农村的基础设施仍很薄弱,尤其是山区,建设任务更为繁重,需要狠下功夫:

在投入环节上下功夫。应加大项目的汇报争取力度,特别是要规划好、争取到关系区域经济长远发展的大项目,如洞庭湖区综合治理项目、老区开发建设项目等。应加快项目审批速度,减少资金周转环节,确保大多数项目资金在11月前下拨,确保工程建设时间充裕。应加大支农资金整合力度,避免交叉投资现象。现在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水利、烟草、国土等部门均有项目,由于项目分散,专业技术人员不足,造成设计施工把关不严,容易出现重复、浪费现象,影响投资效益。

在建设环节上下功夫。应协调处理好施工环境,防止出现阻工、挠工的现象,确保工程建设顺利推进。应真正把好项目启动关、施工关、验收关,确保工程质量,防止出现“豆腐渣”和“半拉子”工程。应控制好新债,防止出现不顾实际、违规举债搞建设的情况,避免造成一代人的政绩几代人的包袱。

在养护环节上下功夫。有中型水库管理所反映,国家投入项目资金,完成了水库除险加固和部分渠道硬化,但由于管理机制问题,现在水库沟渠清淤扫障困难,“藕节”现象严重,所在的水库设计灌溉面积4.5万亩,而实际只能灌溉1.5万亩。与此类似,村级公路、人饮设施,也存在养护难题。对此,应创新基础设施养护机制,确保水利、公路等公益设施建得起、管得好、用得久。就水利沟渠养护来说,首先要考虑取消水费。因为在取消农特两税和扩大补贴的当前,向群众收取水费成本高、难度大。财政可以安排相应的专项资金,取代水费,用于水渠养护,这样不仅可以降低农民的生产成本,提高农民的种粮积极性,而且可以促进水利设施的良性运行。

二、盘活有限资源

发展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任何一个区域经济的增长都是它的自然资源、资本与人力资源的函数。现阶段需要用“三流”进一步激活农村经济:

一是承包地流转。承包地适度流转,可以促进农业的规模集约经营,可以减少承包地抛荒现象。据统计,近三年**承包地流转面积仅占承包地总面积的2%,基本上是小规模分散性流转,多属转包、委托代耕代种性质。今后,可以加强服务,引导农民自愿、有偿、有序流转土地。重点加强土地流转信息化建设,结合农村土地二轮延包后续完善工作,构建县乡联网的土地管理信息系统;继续探索创新流转方式,鼓励农户通过转包、出租、入股等形式流转土地;可以安排项目或补助,鼓励有资金、懂技术、会管理的农村种养大户、农业企业、合作社受让农户流转的土地,开展规模经营。

二是农产品流通。农产品流通可以把产品变成商品,帮助农民实现增产增收。现阶段,农产品买卖中农民处于弱势地位,往往没有定价权;农产品加工比例低,大多处于“粮食卖担,水果卖筐,茶叶卖堆,牲畜卖头”的原材料贱卖阶段;农产品营销方式比较落后,坐等客商上门较为普遍,中转环节相对较多,利润被多重摊薄。去年的柑橘销售不旺,橘农增产减收,暴露了流通环节的诸多弊端。今后可以多引导农村能人组建一批农产品流通协会,提高农民流通定价的话语权;可以鼓励和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农产品的精深加工,大力发展上下游产业,打造产业集群;可以培养一批营销人才,发展电子商务,扩大直销比例。 三、健全科技体系

科技体系不健全,科学技术就难以普及,科技成果就难以转化,科技兴农的步伐就难以加快。 二要着力加强农民技术技能培训。主要借助四大培训力量,积极造就“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第一是新型

农民培训讲师团。讲师团成员主要是农口各局、办的专业技术人员,他们业务能力强、农村工作经验丰富,常年深入田间地头,手把手

地传授农业实用技术,是培训农民的重要力量。第二是职业农民培训机构。目前,农业局实施的“阳光培训工程”、扶贫办实施的贫困地区青年农民转移培训工程,不仅有学费补贴,还可推荐工作。从以往的培训效果看,能够“培训一人,致富一家”。第三是龙头企业、合作组织。目前全县有省市农业龙头企业11家、合作组织69家,他们内有生命力,外有竞争力,在培训农民方面具有许多优势,政府可以采取激励措施,使他们更好地发展产业,培训农民。第四是村级组织。现在大部分村居、社区已建有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站点,可以充分发挥这些先进设备的作用,搞好学用结合,真正形成“农忙干农活,农闲看远教”的喜人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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