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根本特征篇1

8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在艰苦卓绝的长征中，锻造了伟大的长征精神。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精神保证，是中国共产党绵延不绝的精神追求和精神力量，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结晶与精华。长征精神所蕴含的价值目标、价值追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高度的契合。因此，积极探索长征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逻辑关系，对于人们更好地继承、弘扬和发展长征精神，更好地理解、认同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长征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共同的起源

从长征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起源上来看，二者都是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与时代精神相结合的产物，都起源于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核心与灵魂。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逐渐形成了“愚公移山”、“精卫填海”的不屈不挠精神，“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爱国主义精神，“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坚定信念精神，“人心齐、泰山移”的团结互助精神，“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无私奉献精神等精神财富。这些精神共同构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激励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为了民族的独立、人民的解放和国家的富强而奋斗，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篇章。在中华民族精神的传承中，中华民族精神与时代特征相结合，又表现出了新的特质，形成于革命战争年代的长征精神，就是中华民族精神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长征精神就是团结奋进、勇往直前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就是不怕牺牲、一心为国的爱国主义精神，就是独立自主、勇于探索的精神，就是依靠群众、无私奉献的献身主义精神。长征精神的形成与内核，都是对中华民族精神的继承与发展，是中华民族精神在革命战争年代的特殊表现，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思想保证和精神支撑。正如在纪念长征胜利7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所指出的：“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革命风范的生动反映，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的集中展示，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长征精神就是中国古代传统美德与当时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所形成的、近代革命优良传统的集中体现，既是对中华民族精神的继承，又具备了新的时代特质。

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上第一次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个重大命题和战略任务，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为了更好地建设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2012年党的十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概念，即“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24字方针。24字方针从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层面，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价值目标。“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核心价值观，每一个价值观的形成与发展又都依赖于一定的文化环境，体现着该民族的精神”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植根于中华民族精神的土壤，是对中华民族精神的继承与发展。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家层面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价值目标，就是儒家所倡导的和合文化在新时代的体现；社会层面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价值追求就是古代法家所追求的“天公平而无私，故美恶莫不覆；地公平而无私，故小大莫不载；无弃之言，公平而无私，故贤不肖莫不用”的法治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个人层面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更是中国古代核心价值观中的重要内容。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起源于中华民族精神，又反映了中华民族在新时代的价值诉求，赋予了中华民族精神浓郁的时代特色，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根本价值取向。

二、长征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相同的本质

中华文化根本特征篇2

1.引言

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深入发展，我们不再仅仅是学习英语语言和英语世界的文化，而是要主动将自己的文化推向世界，党中央实施“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应时而生。茶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优秀结晶，是长期累积下的文化精髓。在中华茶文化迈出国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茶艺英语尤为重要，中国英语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可以有效弥补双方文化和语言的空白之处。

2.中国英语

“中国英语”与“中式英语”的差别最早是由葛传诚壬于1982年提出的，后来“中国英语”的概念得到更多学者的认同和支持，并撰写论文加以研究，比如汪榕培等。中国英语客观存在，有着自己的发展历程。从1637年的中国最初接触英语开始，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皮钦语和外语。皮钦语是由于最初双方交际缺少必要的共同语所致；有汉语方言（粤语、闽南话、上海话等）、葡萄牙语、马来语和英语的特点。外语制度的确立有利于英语地位的确立；晚清明国时期的中国英语语体正式、用词华丽、语法结构复杂，其中国特征并不明显。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1949-1978）期间，中国英语最明显的特征是政治色彩。改革开放后到现阶段，中国英语呈现出最为显著的中国特征（潘章仙，2005）。这些特征体现在语言的各个层面：词汇、语法和语篇及修辞。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及与世界联系日益密切，中国英语在各个领域都呈现出欣欣向荣的良好势头。本文主要研究茶艺英语中的中国英语。

3.茶艺英语研究现状

茶艺英语属于专门用途英语类别。广义的茶艺英语可指从种茶到采茶、制茶、售茶到泡茶、品茶的所有茶事活动的英语表达；而狭义的“茶艺英语”可指艺茶、品茶、茶馆茶艺服务以及茶文化宣传工作中需要用到的英语表达（李泉洁，2015）。李泉洁通过知网数据库中得到的语料，对我国茶艺英语研究现状进行研究，发现我国目前对茶艺英语的研究有四个特点：“小众性”、“必要性”“迫切性”和“困难性”。小范围并不代表不重要；茶艺研究在当前很有必要，培养一批高素质的对外文化交流人才已是刻不容缓（黄汝，2010）；茶艺是中国特有的文化范式，茶艺英语研究中的翻译研究也面临巨大挑战。目前，我国茶艺英语的研究多集中于“茶学”或茶艺课程的教学研究、以翻译为目的的研究，以及宣传茶文化为目的研究三个方面。茶艺英语教学没有统一的课程规划和教学大纲教材。从翻译角度出发对茶艺英语研究的成果不多，比如李丹、姜欣、张桂华等。以茶文化宣传为目的的材料目前唯一可寻的是《茶艺英语》，由林治和李~欧编著。本文以此书为语料来源，研究其中国英语特征和功能。

4.茶艺英语的中国英语研究

茶文化在中国源远流长，唐代的陆羽以著世界第一部茶叶专著《茶经》而闻名于世，对中国和世界茶叶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被尊称为“茶圣”。现代茶艺是一门高雅的艺术。茶艺英语中有许多中国特有的事物，有明显的中国特征。

4.1词汇层面

杨莉认为中国英语词汇的构成方式主要有：（1）音译借词；一部分词汇或短语是根据中国普通话的发音直接转化生成的，比如fengshui，jiaozi，kang等。（2）意译借词；将汉语词汇通过直译手段逐词借用英语的表述形式生成，比如Four Modernization，Floating population；（3）混合借用；把外来语成分与本族语成分结合在一起；有的是汉语词根加上英语词根构成复合词；有的是汉语词根加上英语词缀构成，比如Peking duck，Chinatown，Confucian，Manchurian等。

茶艺英语中有大量的音译词，主要是茶叶名称，如苦丁茶、杜仲、蒙顶黄牙、霍山黄牙、白鸡冠、水金龟、铁罗汉等。中国是茶的发源地，按照不同标准，茶叶分为不同的种类；不同种类下又根据茶叶的产地、茶的特色、历史故事等有不同种类的茶。这些茶名正是中国丰富茶文化的一部分；如果根据意思翻译为英语的话会很唆，而且意思不一定明确。采用这种直译法，给茶艺英语增加了茶的地方文化特色。

另一类是意译借词。茶艺英语中此类词汇有三类；首先是茶具；茶具是茶艺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些茶具是中国特有的器皿，但有些是共有的，可以根据意思借用英语的现成语言成分去表达新的含义，比如和tea相结合的有tea canister，tea basin，tea tray，tea plate，tea cart。其次是一部分茶叶的名称，如black tea，white tea，yellow tea，Seven Son’s Cake，herbflower tea，Rose black tea，Big Red Rob，scented tea等。此类茶叶的名字和其特征有一定的联系，采用译借词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最后是其他方面，比如“God water”是天水，茶艺中将水分为天水、地水和再生水三类，其中雨、雪、霜、雹、露成为“天水”。采用GOD一词让人联想到“圣水”，自然也是茶艺中泡好茶的上等好水，使读者感受到茶艺中水的重要性及茶艺的奇妙之处。

第三类是混合借词。这类词表现在茶叶名称中，如Tieguanyin Tea，Longjing Tea，Biluochun Tea，Huangshanmaofeng Tea，Taiping Monkey King，Wuzi Xianhao Tea；采用英文TEA与汉语拼音的结合，让人一看就知道是一种茶，汉语拼音为英语的表达增添了异域色彩，体现了中国特征。这类词也表现在泉水的名称中。水在茶艺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中国有不同的名泉，如Baotu Spring，Huishan Spring，Hupao Spring；Yuye Spring，zhongling Spring等。“好水泡好茶”，茶艺自诞生之日起就特别讲究泡茶的水质，好的泉水便是泡茶者的福音。有的器皿表达也是这类词汇，如piaoyi cup，Gongdao Mug，Fragrance-smelling cup；还有茶叶产地或者器皿生产地的地名表达，如Yixing Province，Zhejing Province，等。这些地方大多因当地的茶叶或者茶艺器皿著称，将它们的汉语拼音表达保留下来本来就是在传播中国文化。

4.2句法层面

英汉句子结构最大的区别在于英语重形合，汉语重意和。“形合”就是通过语言本身的语法手段来链接句子成分；“意合”主要是靠句子内部的逻辑关系来链接（范勇，2015）。茶艺英语中的英语句式有的就具有汉语语句的特征，形成独具特色的短句体现了其中国特征。比如“one tender and three verdures（一嫩三鲜）”，“one tender and three green（一嫩三绿）”等。“一嫩三鲜”是由康熙帝命名的茶叶碧螺春的特点，这个英语短剧很好概括了其特点：叶芽嫩，色泽碧绿，香气鲜美，滋味鲜甘。“一嫩三绿”是绿茶的特点：茶叶嫩，外形绿，汤水绿，叶底绿。绿茶事未经发酵的茶，这个英语表达也很好地表达了其特点。中国英语采用汉语特色的短句便于记忆。

4.3语篇层面

从语篇看，汉英在叙述风格方面表现出不同的特点，比如汉语的陈述与描写讲究语言华美，英语则崇尚平实简洁；英语论说文委婉而含蓄，而汉语则直截了当（范勇，2015）。在茶艺英语中的茶艺解说词部分，有许多典故、名人故事等用词考究。比如“凤凰三点头”、“三龙护鼎”、“玉液移壶”、“乌龙入海”、“祥龙行雨”、“甘霖普降”、“绿叶镶红边”、“荷塘听雨”等。解说词是茶艺师在茶艺表演或是为客人冲泡茶时的语言解说，包括对茶的特点、历史故事、泡茶动作讲解、茶的保健功效、茶的冲泡方法步骤等多方面的解说。茶艺英语保留汉语的这种语篇特征，在茶艺解说词部分详尽细致，保留汉语的特色；其中的许多修辞手法是通过“归化”手法尽量保持其原汁原味。如In the eyes of tea drinkers，“water is the mother of tea while the teapot is the father of tea”.When making Big Red Robe，the king of teas，only a “Great Bin Pot” will match it.（“在茶人眼里，‘水是茶之母，壶为茶之父’，要冲泡大红袍这样的‘茶王’，只有英大彬壶才能相配”。）

5.茶艺英语的中国英语功能

胡晓丽根据语言功能理论研究提出“中国英语”在语言运用中呈现两大功能，既有在语标记语言使用者社会功能文化特征的功能，又是语言使用者达成不同交际目的的有效工具。茶艺英语的中国英语除了具备这两项功能之外，还有传播中华文化、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的功能。

首先，茶艺英语的中国英语具有文化标记功能，它承载着中华茶文化信息和内容。比如在茶名称的英译中保留了中国茶命名特征和规律。在交流中标记了中华茶的文化身份，即茶艺是中国人财富的文化印记。其次是促进功能。在茶艺英语中，中国英语有效地促进了构建文化认同，建立了人际关系，达到表达情感和体现意识形态等多种交际目的，有效填补了英语中茶艺相关词汇表达的空缺。茶艺英语中的中国英语，“You can call me Xiao Wang”，通过对“Xiao Wang”这一中国特色称呼的应用，茶艺师与客人之间建立了友好的关系，为茶艺服务打下了基础。在送客人走时，有中国语言的习惯，即对客人表示关心。比如“Mind how you go！Take care.”体现了中国人顾客至上的理念，拉近了人际关系，为下次做好了铺垫。最后是传播中华文化，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的功能。茶艺英语的服务对象或者读者是外国人士，茶艺英语承担着将中国茶文化传播出去的重任。由于中英语言和文化的天然差异，英语不能完全充分地反映茶文化；中国英语正好填补了两种语言之间的空白，圆满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因为中国英语是以规范英语为核心并表达中国社会文化诸领域特有的事物（李文中，1993）。茶艺英语的中国英语在中华茶文化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功不可没，成为传播茶文化的有效工具。

6.结语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研究了茶艺英语的中国英语特征及其功能，就语言特征而言，词汇层面最为显著，在茶的英语名称方面，三种构词法中国英语都具有；在茶具和茶叶相关的地名英语中，译借词居多；混合借词中，茶名称和与茶密切关联的泉水名称显著。句法层面体现为使用汉语式的简练句式，清晰明了，便于记忆。语篇层面主要体现在茶艺解说词方面，保留了汉语语言讲究、详致华美的风格。茶艺英语具有文化标记功能、人际功能，以及传播中华文化、促进中外茶文化交流的重要功能。

参考文献：

[1]范勇.美国主流媒体上的“中国英语”实证研究.[M].北京：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

[2]黄汝.中国茶文化对外交流与翻译人才的培养[J].农业考古，2010（2）.

[3]胡晓丽.中国英语之功能研究[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8（11）.

[4]姜欣，刘晓雪，王冰.茶艺典籍翻译障碍点的互文性解析[J].农业考古，2009（5）.

[5]李丹.茶艺翻译的文化图式构建策略[J].宜春学院学报，2011（10）.

[6]李泉洁.我国茶艺英语研究现状评述[J].广州城市职业学院学报，2015（3）.

[7]李文中.中国英语与中式英语[J].外语教学与研究，1993（4）.

[8]潘章仙.中国英语变体中的语言和文化认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中华文化根本特征篇3

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6.01.0018

中华民族凝聚力是“中国力量”的核心，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动力源泉。历史证明，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稳定发展，始终与文化实践紧密相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文化构成了民族凝聚力的内核。随着时展，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文化系统要素更新、发展及彼此协调互动必然能提升民族凝聚力。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发展是传统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时代延续与升华，更是其基本要素自我发展的结晶。而实践告诉我们，这种自我发展有着独特的文化逻辑与特征，充分体现了本民族文化的自觉、自信和自强。本文立足于文化哲学的文化结构论视角，对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基本要素自我发展的文化逻辑和特征进行分析，以更好地展现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内在结构及其运行机理。

一、文化结构论与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基本要素的契合

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特指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发展阶段，与自主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紧密相连。实践证明，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发展，其实质就是其基本构成要素在民族性与时代性基础上的自我更新与发展。一直以来，学界普遍认为民族凝聚力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包括经济因素、政治因素、文化因素、科技因素、地理环境因素、外交因素等。诚然，民族凝聚力是民族问题，因此必然包含民族构成的基本要素，即地理因素、经济因素、传统文化因素、共同的心理状态，但与此同时，随着人类产生国家这个共同体之后，民族凝聚力不仅是一个民族问题，还是国家层面的问题，涉及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军事体制和制度以及国家间的交流等层面。因此，民族凝聚力的基本构成要素相当庞杂和广泛，需要对其进行合理归纳以便展开相应研究。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亦是如此。本文借助文化哲学的文化结构论，结合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发展实际，对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基本构成要素进行合理归纳与深层分析。

文化结构理论是文化哲学的重要内容。文化哲学往往将文化作为一个系统进行研究，认为文化是人类生存和发展方式的积累和沉淀，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过程，主要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大子系统。经典作家马克思对此也进行过论述。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从辩证唯物主义角度对蒲鲁东的唯心主义历史观进行了批判，认为“哲学家蒲鲁东先生对事物的理解是颠倒的”。在马克思眼里，“经济学家蒲鲁东先生非常明白，人们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中制造呢绒、麻布和丝织品的。但是他不明白，这些一定的社会关系同麻布、亚麻等一样，也是人们生产出来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率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1]马克思在这里阐述了人们生产过程的三个阶段及其递进关系，其实也等于间接地阐明了人类社会文化的基本构成，即物质文化（制造呢绒、麻布和丝织品等）、制度文化（社会关系）、精神文化（原理、观念等），其中，物质文化是基础，精神文化建立在物质文化基础之上，制度文化介于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之间，成为二者互动与衔接的中间力量。马克思不仅勾勒了文化的基本构成要素，还对这些要素关系进行了深层阐述。马克思曾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2]这告诉我们，物质文化是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基础。马克思还指出：“在宗法制度、种姓制度、封建制度和行会制度下，整个社会的分工都是按照一定的规则进行的。”[3] “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4]这意味着制度文化对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精神文化对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都具有能动的反作用。许苏民先生曾立足于辩证唯物主义，结合文化发展实践，对文化基本构成要素的辩证关系进行了详细论述，即“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是一个相互依存的整体，物质文化中渗透着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制度文化为物质文化所决定，同时又以一定的精神文化观念作为存在的前提，并在其中凝结着、沉淀着精神文化的因素，而又反转过来给以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发展以巨大的影响。精神文化归根到底为物质文化的发展水平所决定，但又受到制度文化的制约和影响，并且反作用于制度文化和物质文化。”[5]108-109按照上述马克思主义文化结构论的思维方法，结合当代中国发展实际，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基本要素就可以具体归纳为：从物质文化而言，主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科技成就形成的影响力；从制度文化而言，主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形成的强制力、约束力和向心力；从精神文化而言，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形成的感召力和亲和力。这些要素彼此并不孤立，而是相互影响、相互牵制、相互配合的辩证统一关系。这种关系使得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形成了一个和谐运转、有机互动的整体结构，释放了强大力量，构筑了实现中国梦的强大动力基础。

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基本构成要素虽然彼此相互渗透、相互影响，但在民族凝聚力系统中的地位和价值功能是不一样的。按照文化结构论的思维，物质文化居于文化系统的表层，是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物质基础和创新动力，其时代性特征明显，变动性和灵活性最强，虽能体现民族发展的历史特征，但不能体现民族最本质、最深层的特征。因此，物质文化要素虽影响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发展，但不是决定性的根本要素。就像在西方物质文明的冲击下，麦当劳、肯德基等快餐在中国遍地开花，现代化摩天大楼座座耸起，但这并未弱化中华文明影响力和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精神文化居于文化系统的最深层，稳定性最强，是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发展永不枯竭的力量源泉。因为精神文化“更好地揭示了人的本质特征，揭示了人与动物的本质差别；换言之，精神文化最深刻地体现了人的文化超越自然和本能的创造性和自由的本性。”[6]80与此同时，“精神文化不应是外在于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的独立的东西，而是内在于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内在于人的所有活动的深层的机理性东西，而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都是精神文化的外在表现或物化形式。”[6]80所以，精神文化是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构成的深层要素，是决定中华民族凝聚力发展的根本动力。在历史上，当中华民族遭遇外敌入侵时，首先必然是“国家统一、自强不息”等民族精神唤醒国人守护民族家园。

制度文化是民族文化的中层结构，兼具民族性与时代性特征于一体，能有效衔接、调节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互动发展，是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生存发展的政治条件和社会基础。没有制度文化调节和保障，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就失去了“护航”，很容易在现代化、全球化大潮中遭遇损伤，进而弱化民族凝聚力。因此，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要实现持续发展，就必须充分尊重各个基本要素的地位和作用，保持彼此协调发展，切忌相互脱节。改革开放以来，从“三位一体”到“四位一体”，再到“五位一体”，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到政治文明和生态文明建设，从集体领导到依法治国，从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到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充分表明了我们党在提升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增强中国力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方面的高度自觉。

二、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基本要素自我发展的内在逻辑

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基本要素的升华，既是本民族文化内在精神的自觉发展，也是中华文化与其他外来文化重在相互激荡、相互碰撞、相互交流中的自我提升。这是一场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整合的复杂过程。

首先，民族文化内在精神的自觉更新。一般说来，在人类历史的发展中，理性的民族进入到一个新的文化时代，当自身固有的文化模式无法适应生存需求和新的时展时，它们内部能自我衍生和形成新的文化要素，并对现有文化模式形成强烈的批判，从而具备文化内在精神自觉更新的能力。如西方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对人性的呼唤及其对传统的世俗文化与神教文化形成的冲击就是很好的体现。中华民族自古就是一个理性民族，中华文化更是一种理性色彩比较浓重的文化。当中华民族本土文化处于自我发展的和平环境，未遭遇外来异质文化入侵时，其自身具有内在的自我批判、自我质疑、自我更新精神，能根据社会的发展批判自身不足，并将一些新的文化因子自觉融入自身体系，通过新的整合与提升，超越自在的固有文化，形成新的符合时展需要的文化因子，实现整个民族文化的创新，从而推动民族凝聚力的发展。从原始的、以地缘关系为中心的自然情感文化观到强调德性、集体、和谐、人本的传统文化模式，从诸子百家学说纷争到“独尊儒术”及四大发明的相继产生，等等，都体现了中华文化内在精神的自觉更新能力。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发展就是其内部构成的文化因素自觉更新的结果。

其次，多元文化潜移的相互整合。文化结构论认为，“所谓文化整合，就是把不同的文化要素按照时代的要求和社会的需要重新建构成一个具有内在的有机联系的文化整体。”[5]174在文化发展与交流的过程中，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在向现代化的转型过程中，往往是文化整合的过程。这种整合既有横向的整合，又有纵向的整合。横向整合侧重于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纵向整合侧重于民族内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对话。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发展是在全球化、现代化大潮背景下，所以其内部文化要素的发展主要体现在横向整合上，即在维护民族凝聚力的前提下，以民族成员共同的心灵祈向和精神家园为基础，推动本土文化的物质层面、制度层面和精神层面与世界各民族先进文化相互对接、相互融合，提升本民族文化的自我内涵和世界影响力，从而提升当代中华民族的聚合力和凝聚张力。

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基本要素的自我发展主要通过以上两种内在逻辑机制实现的。新中国成立以来，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的引导下，坚持文化的内部创新，使得我国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都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我们也要意识到，当今世界又是一个文化离析与文化整合相互并存的局面。世界各民族在坚持本土不可替代的固有文化传统与模式走向世界并向着多元化方向发展的过程中，往往都会遭遇一些困境或经历一段不平凡的历程，包括文化本土创新能力及经验的缺乏、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转型中的“阵痛”、面对外来文化强烈冲击时的“不知所措”等，致使民族凝聚力也在曲折中实现更新和发展。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内部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发展也曾遭遇过困境。新中国成立后，面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缺乏，我们向苏联学习，使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基本要素的自我发展或多或少打上了苏联的烙印，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巩固了新生的政权，但之后一段时间却又不幸受到了左倾思想的干扰，“十年”更是破坏了国家的经济建设，扰乱了国家的民主法制建设，造成了人民精神意识的混乱，严重阻碍了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基本要素的自我发展。直到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文化的现代建设终于在一个更为理性、宽和的社会文化氛围中迎来了历史性的新契机。随着对中国现代化历程屡遭挫折之经验教训的反省， 随着改革开放后对左倾文化观念的清除与对马克思主义文化方针的全面贯彻， 特别是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道路的深入探讨， 国人对中国文化传统给予了更多关注。在国际上， ‘西方文化中心论’的时代正在过去， 民族文化多元开展的历史合理性得到了更有力的肯定；工业东亚一定程度上具有东方特色的现代化模式的出现也从一个侧面加强了国人确立具有民族特色之现代文化的紧迫感。”[7]在这种背景下，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基本要素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在坚持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基础上，自我创新与发展，并积极与世界潮流接轨，吸收世界各民族先进文化要素，使之与本民族优秀文化基因相互融合与整合，共同构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大厦，实现了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极大增强。

三、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基本要素自我发展的内在特征

实践已证明，在文化创新与文化整合中，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基本要素实现了自我发展，这种自我发展立足于中华民族实际，紧跟时展，表现出了自己独特的文化特征。

首先，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这是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基本要素自我发展的基本特征。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作为文化系统三要素，呈现由表层进入中层，再到深层的结构关系，既体现了民族性底蕴，又凸显了时代特色。但由于三要素在文化整体发展中的地位和功能不同，使得民族性与时代性在三要素身上的比重有所差异。一般而言，物质文化变化最快，时代性最强，精神文化由于历史沉淀时间较长，变化较慢，稳定性较强，民族性更加突出。制度文化沉淀着精神文化因素，又保障和支撑着物质文化发展，因而民族性与时代性都很突出。坚持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是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基本要素取得快速发展的宝贵经验和鲜明特征。从“一大二公”的计划经济到“倡导平等、竞争、开放、法制”的市场经济发展，体现了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内部物质文化要素的发展紧跟时代潮流。从“双百方针”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再到“文化自觉和自信基础上的文化强国建设”，体现了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内部精神文化要素发展注重民族底蕴和时代气息的结合。从反对个人崇拜，坚持民主和法治原则到“依法治国”，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体现了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内部制度文化要素发展的与时俱进。正因为三大要素始终坚持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才使得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内部表层、中层和深层结构在时展中不断优化。

其次，理性文化批判与文化重建的统一。这是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基本要素自我发展的核心特征。从人类文化发展史来看，文化发展的过程是复杂的，但总体而言，主要是围绕“文化批判与文化重建”来展开的。常言道“不破不立”，文化批判侧重于“破”，倡导文化内在精神的反省，正确认识自身的不足。文化重建侧重于“立”，倡导创新与发展，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保持合适张力，在本土与世界之间保持自我本性。一个缺乏文化批判与重建精神及动力的民族，是一个精神困顿和缺乏活力的民族，必将被现代化所抛弃。理性的文化批判与文化重建表面上是文化的现代化，但实质上反映了人的现代化，其宗旨就是要破除旧的文化发展模式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束缚，形成一种以理性、宽容、开放、自由、人本为主要特征的新的文化发展状态，让人在一种“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文化氛围之中实现幸福生存与发展。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内部的文化要素发展凸显了这种理性文化批判与文化重建的辩证统一。无论是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主体的物质文化确立，还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主体的制度文化和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主体的精神文化的形成，都是基于现代化角度对传统文化发展的反思、批判和重建，都是为了给现代人发展创造一个更加自由、公正、人本的新环境。正因为如此，当代中国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才能获得巨大的价值认同，从而能聚合成一种强大力量。此外，我们还可以发现，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基本要素的自我发展所体现的理性文化批判和文化重建精神，并不是传统社会或一般意义上的激进式变革，也不是仅限于精英群体的文化启蒙和改革，而是在润物细无声处，植根于民众生活，从人们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文化根基、利益表达与实现等入手，使民众日常生活的质量逐渐提升，并不断适应现代化发展要求。这种文化批判与文化重建过程必然能从根本上赢得民众认同和支持，进而能真正凝心聚力和聚合民气。反观中国历史上的一些文化革新，如以制度文化变革为核心的“”，虽在一定程度上触动了封建制度文化根基，带来了文化新气象，但这场文化变革仅局限于精英知识分子的圈子，并未植根于广大民众的日常生活沃土，也没有提升全体国民的文化自觉、文化改造意识。因此这种文化批判和文化重建的探索注定昙花一现，无法完成民族危机背景下中华民族凝聚力内部制度文化要素更新与发展的重任。与此相比，当代中国物质、制度和精神文化发展是深层触及民众生存与生活方式、真正坚持“以广大民众为本”的理性文化批判与文化重建过程。这不仅带动了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与创新性发展，还极大地提升了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活力与源泉。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41-142.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2.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24.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219-220.

中华文化根本特征篇4

关键词:文明的冲突 征服 教化 历史

Keywords:civil conflicts conquer civilize history

亨廷顿声称要为冷战结束后的世界提供一幅既简单也不过于简单的“地图”,同时也意图创建一个新的范式――文明的冲突。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任何一个范式或者说理论都是对现象的简化加工,任何一个范式也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某一种范式,确实能够“看到”其他范式看不到的“现象”,但同时它却不可能“看到”由其他的角度才“看得到”的现象。于是,文明冲突的理论并不一定需要代替其他范式,范式就是一个工具箱,一旦需要的时候,他们就能被使用,关键的不是范式本身,而是在需要的时候挑选“工具”的能力。而作为一个范式,作为一套建筑在一个“认知意向”之上的“分析架构”。

我认为世界上虽然各国之间的交往越来越频繁,一体化的进程也在不断加深。而在事实上存在着一个各自的价值体系来区别盟友的事实。也许有个别的不同的,但有着相同宗教、信仰、文化背景的更容易接受对方。利益虽是各国出发的根本。但在利益相同的前提下,各国寻找各自拉拢的对象往往是文明的成员。

所以文明冲突论对我们研究国际关系和世界的未来格局是非常有意义的。但是总的感觉,亨廷顿用文明的冲突是否掩盖了“侵略”, 是否掩盖文明的本质区别,是值得我们探讨的话题。本文从文明的本质出发,探讨下以下几种不同类型的文明,认识到这些文明的的特性,从而认识文明间的冲突到底是怎么挑起的。

这里我还是认同亨廷顿的文明的分类,把文明分为分别为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拉丁美洲文明,还有非洲文明[1]。

一、七个文明按照其性质不同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第一、具有征服性的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日本文明 这个四个文明除了有各自的文明特征外,有一个显著的共同特征:有着强烈的向外扩张和挑战性质的征服特征。

第二、具有教化性的文明,中华文明、印度文明有一个显著的共同特征:对自我文明的历史优越感,而产生的文明包容性,带着大国意识的文化兼并和教化特征。

中华文明中作为理念形态的儒家文化,它是主张“和为贵”的,因此具有相当大的包容性。就现时各国、各民族的实际情况看,大概没有把儒家文化作为官方的意识形态的可能,儒家文化只能作为一种理论、思想起作用。儒家文化作为一种理论、思想,它所提倡的是“普遍和谐”的观念[2]。

儒家精神强调这样一些价值观:权威,等级制度,个人权利和利益居次要地位,一致的重要性,避免正面冲突,“保全面子”,以及总的说来,国家高于社会,社会高于个人。

中国古代就是对自己文明极端自负,对野蛮民族、外邦采取的更多是教化、通婚、赏赐等方式来解决。只需要这些民族和国家承认其中央国家。

印度文明由于自己文明的中断,众多文明的内部消化,而弱化了教化作用,古印度经历了雅立安人的征服,后来在13世纪又经历穆斯林的统治时期,19世纪被英国殖民统治,整个文化就是个大杂烩。印度文明还具有很强的包容性。每次外来民族的入侵,都给印度文明带来新的成分。它们与本土文化融为一体,使之不断更新,不断丰富。

所以印度文明,也可以认为是教化型的文明。教化的意思是是教育同化的意思,中华文明和印度文明,这两种文明强大的包容性造就了它们的教化作用。

第三、处于自我消化中的文明 。

拉美文明和可能的非洲文明,由于在外来文明带来冲击后,自我的消化融合还有一个过程,所以还明显的处于自我消化成熟的过程。

可能的非洲文明(部落文明转化来的文明类型),非洲是人类的发源地,北非文明早,但并不能代表整个非洲的文明。总体来看,非洲文明发展缓慢,以部落文明为主体的。由于西方文明的进入,加快了非洲文明的发展,但是还没形成真正意义的自己的文明,所以亨廷顿称为可能的非洲文明。拉美文明(外来文明和当地文明结合后的文明类型),古代拉美文明:玛雅、阿兹特克、印卡文明。但这几个文明都时光的闪电,现在基本上没什么东西留下来。拉美文明在开放与自我保护,本土文化与欧美文化的融合、改善环境,轻松的生活方式、奔放的体育和艺术,出色的文学,等等各方面,拉美文明在世界文明中独具特性。

在界定这些文明的类型时,我们还要认识到三个文明类型都是具有教化性和征服性。但教化和征服性在各文明中占的比例是不一样的,征服型文明是指此文明中征服性大于教化性,比如西方文明也有教化性特征,但是它的征服性特征远远大于教化性,所以它属于为征服型的文明。而中国,在历史上当然也有扩张,版图的不断扩张就能说明这个问题,但是征服性不是它的主要特征,反而教化性才是占主导的,所以中华文明属于教化型的文明。三种不同性质的文明,在冲突中的作用也是不一样的,主动性也是不一样的,影响扩张方式也是不一样的。

二、历史视角下的各文明关系

首先,征服型文明是文明间冲突的主动者。在历史上,征服型的文明始终以一种主动者的姿态出现。

西方文明对伊斯兰文明(互有主动),主要表现有马其顿帝国(亚历山大大帝)入侵非洲和印度文明;罗马帝国(凯撒大帝)入侵非洲和印度文明;拜占庭(君士坦丁大帝)接受基督教,入侵非洲、中东和印度文明;是在1096年到1291年发生的九次宗教性军事行动的总称 ,入侵伊斯兰文明;两次世界大战的发源地和主要参战国;美国的霸权主义。

西方文明对中华文明,主要表现以西方文明为主动:鸦片战争到八国联军入京;美国发动的越南、朝鲜战争。西方文明对非洲文明和拉美文明,主要表现英法对非洲的殖民;德国对非洲殖民;西班牙、葡萄牙对拉美的开发和殖民。西方文明对东正教文明,主要表现拿破仑、希特勒发动的对俄罗斯战争。西方文明对印度文明,主要表现英国殖民印度,使印度出现了西方化的一些表现,现在印度人基本上都能熟练地使用英语,造就了它们在电子科技方面走在中国前面的主要原因。

东正教文明对西方文明、对中华文明、对日本文明、对伊斯兰文明都有明显的征服过程。最明显的表现是,俄罗斯的国土面积占据了世界的六分之一,这个跟这个文明的强烈的征服欲是分不开的[3]。

日本文明对中华文明,主要表现明代的倭寇之乱;甲午战争;侵华八年战争;1592年3月丰臣秀吉率兵发动对朝鲜的侵略,4月14日侵朝的日军首先于釜山登陆,19日后的5月2日攻陷朝鲜王京汉城, 6月15日攻陷平壤。朝鲜之役共历七年,明军成功击退日本,保住了朝鲜;910年8月22日,日本以军队包围汉城皇宫,强迫韩国皇帝李认可《日韩合并条约》,从此朝鲜完全被日吞并,沦为殖民地。

伊斯兰文明在历史上也有着明显的主动特性。早在伍麦叶王朝(661～750)时期渡过直布罗陀海峡进攻西班牙的西哥特王国,占领比利牛斯半岛大部分地区,地跨亚、非、欧三大洲;10世纪时,北非、埃及什叶派的法蒂玛王朝(909～1171)、西班牙的后伍麦叶王朝(756～1031)同阿拔斯王朝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 中世纪晚期,奥斯曼帝国版图和影响最大,成为横跨亚、非、欧三大洲的伊斯兰帝国;16世纪中期帖木儿六世孙巴布尔在印度建立的莫卧儿帝国,其领土达南亚次大陆的整个北半部,确立了伊斯兰教在该地区的统治地位;伊斯兰教早期向世界的传播,与阿拉伯帝国的向外征服有着密切的联系。

其次,教化型文明在文明冲突处于被动地位,很少会主动挑起冲突,在历史中基本处于温和的扩张过程。侵略方式的扩张几乎没怎么出现,都是以教化方式在完成文明的不断发展。

中华文明在历史上根本没主动侵犯过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日本文明、西方文明。中华文明的核心中国,在历朝历代只有在本文明内的冲突,而没有对其他文明主动的挑起过战端。印度文明在历史上也没主动侵犯过伊斯兰文明、中华文明、西方文明。在历史上公元前3世纪阿育王:横跨南亚、中亚和西亚部分领土的大帝国,这个时候伊斯兰文明还没形成。这只是个国家强大的表现,并没表现为主动侵犯其他文明。

教化型文明之间往往容易产生敌视,但很少会出现暴力性质的冲突。如中华文明和印度文明,而且文明的相互融合,很多优秀文化被相互吸收,但都没动摇到两个文明的根本。比如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最后被融合在中华文明中,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门,而没动摇儒教在中国的中心地位。而印度,以最早的婆罗门文化为核心的文明,一直居于其他入侵文化的核心,也并没有被其他文明所同化和融合。

再次,自我消化文明,易跟教化型文明合作,而跟征服性文明易产生抵触。纵观现在的中非关系、中国和拉美关系,以及西方文明和拉美、非洲关系都是摩擦不断。中国能比较好的处理非洲和拉美国家的关系,因为在他们看来,中华文明没有侵略性的特征,他们比较难够接受,对于他们来说主要以接受为主,防范为辅的策略。而对西方文明,他们报着仇视的态度,一方面需要西方国家的支持,但又同事害怕西方文明对他们的文化经济政治的侵略。

三、结语

从文明的效果看,征服性文明会有短期效果,教化性文明更具有长期优势。任何文明总是在不断的发展,总是以同化其他文明为自身的主要目标,任何文明都有非常强烈的扩张意识,但这个过程还是有一定区别的,就是上面讲到的三种类型。文明是表现为一种观念性,排除了物质性。文明就是不断地认同,不断地想象其自身的文明共同体最终达到文明的发展的[4]。

参考文献:

[1][美]塞缪尔.亨廷顿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

中华文化根本特征篇5

中图分类号TD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11）56-0067-02

1 区域地质成矿背景

1.1 概况

本区大地构造位置处于华北地台南缘，华熊台缘凹陷，崤山―鲁山拱褶断束区中部，熊耳山地体的西段。成矿区带属熊耳山金、银、铜、铅、锌多金属成矿带之北亚带。构造、岩浆活动频繁，北东―北北东向断裂构造发育且规模较大。金、银、铅锌多金属矿床（点）较多，多金属元素地球化学异常清晰，具备良好的成矿地质条件和找矿前景。

1.2 区域地层

本区出露地层主要为太古界太华群变质岩系和中元古界熊耳群火山岩系，其中太华群变质岩系属晚太古代花岗绿岩建造，对有色金属及贵金属成矿十分有利。

1.3 区域构造特征

区内构造以断裂为主。断裂有两类，即拆离断层及断裂破碎带。拆离断层带有北、南和西三条，规模大，基本控制了区域上银_铅矿床分布的格局，但蚀变弱，矿化差。断裂破碎带在区内极为发育，大多数位于变质核杂岩内部，形成NE、NNE向断裂构造带，是区内主要的控矿、含矿构造。如蒿坪沟、铁炉坪矿区银_金_铅矿体均受控于该类断裂。

1.4 区域岩浆岩

区域上的岩浆岩主要有早期的辉长辉绿岩和燕山期的花岗岩（或花岗斑岩）。其中花岗斑岩与成矿关系密切，矿田的分布受岩体空间位置的影响，如西段的银_铅矿床均围绕本区西南侧寨凹隐伏岩体分布，形成西部大型银_铅矿田（沙沟银铅矿）。本区即位于该矿田的南部，区域上有着良好的成矿地质背景。

2 矿区地质特征

2.1 地层

区内出露地层主要为太古界太华群石板沟组（Arsh）角闪斜长片麻岩、混合岩化角闪斜长片麻岩，龙潭沟组（Arl）黑云角闪斜长片麻岩，龙门店组（Arln）角闪斜长片麻岩；第四系（Q）零星出露。

2.2 构造

区内主要构造为断裂构造，NE-NNE向断裂及拆离断裂带是区内主要控矿构造带。走向为NE的断裂，倾向为NW，倾角一般为60°~80°。矿化以银、铅为主，其延长超过1 000m，分别有F29、SL1等。

2.3 岩浆岩

区内出露的岩浆岩相对较少，有早期的辉长岩及变辉长岩体，分布于矿区的中北部，规模不大。矿区西南侧2km处推断为寨凹隐伏花岗斑岩体中心[2]，根据蒿坪沟及铁炉坪矿床成因的研究结果表明，其对成矿控制作用明显，已发现的主要矿床铁均分布于其周边。

3 矿床地质特征

本区矿床类型属于构造破碎带（蚀变岩型），矿体赋存在切割太华群片麻岩的陡倾斜断裂破碎带内，走向以NE、NNE向为主。倾向多为NW，倾角多在70°左右，局部有反向倾斜现象。基本成平行分布。次级构造比较发育，矿化特征主要表现为铜矿化，构造带多呈NE、NEE向，少数近WE向展布。与区内主构造方向一致。

3.1 矿体地质特征

区内含矿脉体以NNE向为主，其中四道沟C29脉及李家沟SL1延展规模较大，其他矿脉延展规模相对较小。现就主要矿脉特征简述如下：

C29:分布于李家沟-杨家村一带，地表延长5 500余米，本矿区出露长度达1 400余米，蚀变带宽1.0m~15m，产状为295°~330°∠56~80°。根据槽、坑探的控制情况，其含矿段长度约为650m，厚度为0.5m~5.6m，一般为1.0m~1.5m，矿体厚度变化稳定，呈不规则脉状。

SL1：分布于杨沟脑-三道沟之间，呈NE向展布，地表延长1700米，蚀变带宽1.0m~3.0m，产状310°~315°∠60~85°。根据工程控制情况，其含矿段长度约为440m，厚度为0.32m~2.56m，一般为0.5m~1.0m，赋存在标高1 040m~1 200m之间，矿体厚度变化不稳定，呈不规则脉状。

3.2 矿石特征

原生矿石矿物主要有方铅矿，闪锌矿，黄铜矿，其次为黄铁矿。脉石矿物主要有石英，其次为方解石、绢云母、白云母等。矿石呈自形、半自形、它形粒状结构，致密块状、细脉-网脉状、浸染状构造。

3.3 围岩蚀变特征

矿区发育典型的中低温热液蚀变。主要类型有硅化、绢云母化、碳酸盐化、黄铁矿化、绿泥石化。围岩蚀变常以破碎带为中心向两侧对称发育，蚀变范围不超过5m，中心带为硅化-矿化带，向两侧依次为绢英岩化带和绿泥石绢云母化带。

4 成矿地质条件分析

4.1 成矿地质背景

矿区位于变质核杂岩构造的西端，北拆离断层带与西拆离断层带交汇处附近；矿床赋存在太华群变质岩内的NE、NNE向断裂蚀变带银、铅、锌矿化明显，局部存在富矿段。矿区北部及东北部，有一辉长岩体出露，面积约3km2，可见矿区具备“三位一体”的成矿背景条件。

4.2 区域地球物理及地球化学异常特征

根据以往的地球物理资料分析可知[3]，在沙沟西-铁炉坪地区，其剩余重力异常呈NNW向舌状展布，矿床（点）分布亦沿NNW向分布，说明矿产的分布与一定的地球物理场相关，区内几个较大的矿床点均位于舌状突出部位，而本区则位于这些矿床沿NEE向分布区的西南部，成矿位置条件优越。

图1 寨凹-故县一带布格重力剩余异常等值线图

注：1.布格重力剩余异常等值线（单位：105mm），2.矿床点

从化探、物探异常来看，在杨沟脑-上槽一带，Ag、Pb、Cu三个元素的异常呈环状分布，浓集中心明显，Ag、Pb、Cu异常套合较好，其展布方向具有明显的NE或NNE向的趋势；在寨凹-杨沟脑一带Cu、Mo、As等元素异常呈环状重叠在一起，其展布方向具有明显的NEE向、近WE向展布，与区内构造方向基本一致。

依据以上的地球物理及地球化学特征及邻区成矿条件类似的已知矿床对比，说明本矿区具有较好的银、铅、铜找矿前景。

4.3 矿化富集规律

地表地质点及坑探工程采样分析结果均表现为浅部矿脉贫而薄，深部矿体富而厚的特点。成矿元素的赋存深度也与相应的成矿温度相符合。因此，可以认为本区深部具有更好的找矿前景。

5 找矿方向分析

根据本区区域成矿地质背景、矿区地质条件和物化探异常特征、构造带特征和矿体的矿化富集规律，下一步的找矿方向：

1）本区及周边地区构造蚀变破碎带较多，目前进行系统解剖的仅是矿化比较集中的主要地段。矿区内矿体具有上贫下富的特点，因此对地表矿化弱的其它破碎带不应放弃，应加强深部找矿的综合研究；

2）本区找矿方向应主要集中在北东―北北东向及北西向破碎带内，但其它方向延伸的破碎带内的找矿工作亦不容忽视；

3）本区的主攻矿种除现有的铅锌银外，铜矿的勘察在今后的探矿工作中也应作为重点之一。

参考文献

中华文化根本特征篇6

回望新中国70年的发展史，无论是在中华民族历史上，还是在世界历史上，都是一部感天动地的辉煌史诗。这部历史，叙述的是奋斗，探索的是规律，启示当下，烛照未来。

党的领导是新中国70年发展进步的根本保证，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70年来，我们党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矢志不渝地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一穷二白、满目疮痍的基础上，充分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积极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有效克服无数艰难险阻，在强国富民的“赶考”路上，向历史和人民交上了一份满意的答卷。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取得社会主义建设一系列基础性成就，中华民族实现了从受尽屈辱到站起来的伟大飞跃。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了经济发展的“中国奇迹”，使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中华民族迎来了从富起来到

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开启了实现伟大复兴的新征程。历史昭示我们，坚持党的领导是新中国70年发展进步的根本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在前进征程上要夺取新的胜利，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要深入学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始终保持强烈的“赶考”意识，保持刀刃向内的勇气，全面从严治党管党，使我们党始终保持先进性、纯洁性，永葆党的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新中国70年艰辛探索取得的根本成就，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70年来，我们党在推进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独立自主地走自己的路，巨笔公

众

号整理，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历史昭示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胜利前进的光辉旗帜，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必由之路。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在前进征程上要夺取新的胜利，必须始终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始终沿着党和人民开辟的正确道路胜利前进。

人民是决定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必须始终坚持人民主体地位。70年来，我们党和国家坚持和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把党的正确主张和国家的意志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无论是废除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完成“三大改造”，还是取消延续了2600余年的农业税;无论是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制度，还是誓言把近14亿人一个不落带入全面小康，我们党始终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进入新时代，总书记以“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坚持“以百姓心为心”，倾听人民心声，回应人民期待，人民群众获得感显著增强。历史昭示我们，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党和国家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在前进征程上要夺取新的胜利，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中华文化根本特征篇7

关键词： 煤田水文地质；充水；几何形态

Key words： coalfield hydro geology；water filling；geometric shape

中图分类号：P641.1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7）01-0205-02

0 引言

华北煤田分布广、煤层多、储量大，矿床水文地质条件复杂。不同地区开采不同时代煤层所遏到的地质灾害问题和复杂程度亦不同，严重时可能会威胁着矿井安全生产，造成井田防治突水灾害的费用逐年增加，生产效益不断下降，使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蒙受巨大损失。基于此，对华北煤田水文地质特征的研究，对于科学有效的预测和防治煤矿突水，保证矿井安全生产具有重要意义。

1 华北煤田水文地质特征

华北煤田西以贺兰山―六盘山一线与西北为邻，南以秦岭―大别山一线与华南分界，东濒黄海，北以阴山―燕山―辉南―和龙一线与东北相接，华北煤田主要聚煤期为石炭二叠纪，早中侏罗世和第三纪煤田较少。

①含煤地层基底水文地质条件。

华北石炭二叠纪含煤地层基底大部分是奥陶纪灰岩，仅在个别地区是寒武纪或震旦亚界灰岩。

②含煤地层内部水文地质条件。

1）上石盒子组含煤地层。

上石盒子组岩性为砾岩和砂岩泥岩为主，地层厚度最小120m，最大可达700m，主要在华北的南部地区。

2）下石盒子组含煤地层。

下石盒子组的岩性以粗碎屑岩、粉砂岩、泥岩和煤等为主，地层厚度变化大。

3）山西组含煤地层。

下二叠统山西组的岩相以陆相为主，主要分为三种类型：山前冲击平原型、滨海冲击平原及滨海平原型和泻湖海湾型

4）太原组含煤地层。

上石炭统太原组主要以砂岩、泥岩、灰岩、煤层和少量砾岩为主，岩相局部为陆相，其余为海陆交替沉积。

③含煤地层盖层的水文地质条件。

在大部分平原地区，煤系地层上覆巨厚的第四系松散层，含水性强弱不一。第四系底部附近的松散含水层对矿井充水有直接影响，其中粗砂砾岩含水丰富，含泥质较多的松散层含水性弱。

在大部分丘陵地区，煤系地层上覆第四系盖层很薄，基岩风化裂隙发育，渗水性较好。这些地区煤系地层的充水水源是松散层孔隙水、风化带裂隙水、大气降水和地表水。

2 华北煤田导水构造的水文地质特征

2.1 根据导水构造几何形态特征的划分

沟通充水含水层之间水力联系的几何形态类型颇多，不同类型在涌水量计算和防治水设计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对导水构造的几何形态进行系统完整的类型划分是很有必要的。

根据几何形态可划分为以下4种类型：岩溶陷落柱、隐伏露头、条带裂隙、网状裂隙。

2.1.1 岩溶陷落柱

陷落柱本身条件复杂，分为导水陷落柱和阻水陷落柱。陷落柱边界受塌陷作用影响形成次生裂隙，易于联通上下含水层。岩溶陷落柱的分布规律不清，至今仍是研究的重点。

2.1.2 隐伏露头

煤系地层灰岩含水层、砂岩裂隙含水层和中奥陶统灰岩含水层呈隐伏露头形式与上覆第四系松散层不整合接触。隐伏露头地下水力交替的影响因素主要有隐伏露头基岩风化带的渗透能力和上覆第四系孔隙含水层底部粘性土隔水层的厚度。

2.1.3 条带裂隙

华北煤田基本上属于中朝准地台，构造相对稳定，主要以褶曲和断裂为主。导水断裂使煤层直接或间接对接中奥陶统灰岩含水层，形成不同程度的水力联系。大型断裂易于形成比较发育的裂隙网络，形成沟通上下含水层之间的水力联系通道。

2.1.4 网状裂隙

在华北煤田北部主要以砂岩含水层为主。在多次构造应力作用下，脆性的隔水层不断受力后，以断裂形式释放压力，使本来隔水的泥岩层形成了不同方向的断裂和节理，发育成比较发育网状裂隙。

以上4种类型是华北煤田所发现的最基本类型，在实际生产中可能会遇到这4种类型的不同组合形式。表1即为4种类型的组合表。

岩溶陷落柱和条带裂隙的组合类型，多分布在地层的中深部，垂向导通能力好，水力交替强度大。但大部分分布规律不清并且规模较小，是实际生产中极易忽视，从而引起威胁极大的恶性突水事故。

岩溶陷落柱和隐伏露头的组合类型，隐伏露头多分布于地层的浅部，岩溶陷落柱多分布于地层的中深部，在华北煤系地层中较为常见的一种组合类型。对其组合一般最为有效的防治水措施是采取浅截深堵，对其进行治理。

隐伏露头和条带裂隙的组合类型，隐伏露头多分布于地层的浅部，条带裂隙多分布于地层的深部，这一组合在华北煤系地层中也较为常见。这种组合的矿井水文地质条件一般较为复杂，充水水源多、通道畅通，矿井涌水量一般较大，突水灾害事件繁现。

隐伏露头和网状裂隙的组合类型。在构造运动作用下，呈脆性的相对隔水岩层不断受力，脆性地层以大面积破裂形式释放应力，形成大范围裂隙网络。

其余的两种、三种和四种组合形式在实际的煤系地层中发现不多。

2.2 根据地下水渗流的水动力特征划分

根据水动力特征可分为2种基本类型：管道式和渗滤式。

2.2.1 管道式

地下径流多呈管流状，水力条件极其复杂。其中管道式的导水通道较为畅通，充水强度一般较强，容易对矿井造成灾害性的突水事故。

2.2.2 渗滤式

地下水的运动基本符合线性渗透定律，渗流介质类似松散多孔介质性质。由此类所诱发的地下水涌入矿井的过程往往是渐变的。因而此类一般对矿井直接形成的水害威胁相对较小。

上述两种划分方案依据不同，但存在一定的联系。一般陷落柱和条带裂隙由于其介质破碎严重，通道较为畅通，地下水的流动形式多为管道流。隐伏露头和网状裂隙多为渗滤式，地下水符合线性渗透定律。

3 结论

各种类型的水力联系是建立华北煤田充水水文地质模型的基础和核心。沟通充水含水层之间水力联系的几何形态类型颇多，不同类型在水力特征模拟与水量预测的计算方法和空间展布位置的探测技术存在较大的差异。在空间展布的几何形态特征所划分的4种基本类型和各种组合类型，对认识矿井水文地质条件和采取合理的防治水措施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用价值。

参考文献：

[1]韩得馨，等.中国煤田地质学[M].北京：煤炭工业出版社，1980.

[2]杨孟达.煤矿地质学[M].北京：煤炭工业出版社，2007.

[3]葛亮涛.中国煤田水文地质基本特征与规律[J].中国煤田地质，1996（6）：46-53.

中华文化根本特征篇8

在谈论"中华"、"中华民族"或者与其有关的许多问题的时候，我们马上遇到的基础难题就是"民族"这个概念。1903年，梁启超把瑞士－德国的家、法学家J.K.布伦奇利的民族概念介绍到，这个词从此成为20世纪初期以来汉语中很常用的一个词。它经常与"国家"和"种族"成为互相替代的同义词。正因为这个词如此广泛的用法，在学术中我们就遇到了很多麻烦。为了遵循学术研究的基本逻辑，首先就需要对"民族"这个词同"国家""种族"这两个词的意义的相似与差异，进行比较严格的辨证。

布伦奇利对于民族概念有严格的定义。他认为"民族"作为一个实在的研究对象，这个概念具有8个基本规定性：根源上同居一地，根源上同一血统，同一人种生理体质，同一语言，同一文字，同一宗教，同一风俗，根源上共同进行社会活动。我们可以看出，布伦奇利的定义具有明显的形而上学的僵硬性，他没有把民族作为一个处于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变动、不断相互发生关系的历史事物，而把它个体静态化了，因而，这个定义也就不能完全符?quot;民族"的实际状况。但是，布伦奇利的规定性对于把握民族之间进行区分的特征，有一定的意义。例如我们中国人讲"同文同种"（文字和人种），或者讲"黄皮肤，黑头发"（人种），或者讲"长江黄河"（居住地），或者讲"龙的子孙"（宗教、风俗），等等。这些话语都是对布伦奇利定义的某个或者某些规定性的实际说明。

今天，当我们使用"中华民族"这个概念的时候，大体是在以下三个意义领域和语境中。一是在谈论中华民族这个大的共同体作 为国家、作为文化、作为民族的整体本身的存在、成长、发展等问题的时候，二是在谈论我们这个民族国家与外部的关系（国际关系）的时候，或者国际情况对我们的的时候，三是在谈论我们民族内部的关系和问题的时候，尤其是 在谈论汉族和其他民族（所谓少数民族）的关系的时候。

我们今天谈论中华文化，基本概念是民族文化，即把中华作为一个民族国家来谈论。也就是说，我们"中华民族"在文化上是一个历史形成的、具有很强的内部凝聚力的共同体。

二，由多生一的建构："族群"与"民族"的同一

中华民族作为一鼍哂泻芮康哪诓磕哿Φ墓餐澹窃诔て诘纳缁崂贩⒄构讨行纬傻摹?br> 在这里，我们必须强调"民族"概念与"族群"概念的不同。实际上，"民族"（NATION）概念是一个政治文化概念，在民族的意义上，人们经常讲"民族独立"、"民族国家"等等。而族群（ETHNIC GROUP）概念，则只是在文化人类学的意义上，探讨不同类型的人类族群的社会历史的生活方式，尤其是强调它们之间的差异和个性（特殊性）。所谓"中华民族"是一个由56个"族群"组成的民族的说法，已经成为人们的日常话语，但它并不是严格的学术话语。

从古代以来，在亚洲东部这块大地上，星罗棋布地生活着许多人类族群，从最北的黑龙江到最南的深圳、香港、澳门；从最东的东海海面、到最西的青藏高原，都有考古发现可以证明这一点。也就是说，中华文化是在整个中华大地上共同发生的。当代学者把中国上古文明分为七个、或者八个、或者六个区域，一般认为主要的区域是黄河中游区，黄河下游区，江汉区，长江三角洲区，赣粤区，陇东塞外区。许多族群在自己社会生活的过程中，互相交往，进行经济活动，也互相通婚，发生着血缘关系之间的融汇。这是一种很普通的社会历史现象。所以，可以说，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一个族群是所谓"血统纯粹"的族群。如梁启超所说："华夏民族，非一族所成。太古以来，诸族错居，接触，各去小异而大同，渐化合以成一族之形，后世所谓诸夏是也?quot;（《饮冰室合集》第11册）非本族群的血缘关系与人种的融汇，是人类发展历史中必然的事情；相反，不融汇、或者强制使其不融汇，则是不可能的事情。

经过在生产和生活过程中的长期的相互交往，也由于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实际需要，许多小的族群（例如氏族）逐步联合或者经过战争被合并，成为族群联合体，成为一个更大的族群。这种由小到大的联合或者合并的趋势，导致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形成了一些区域性的较大族群，或曰"部落"，然后就是部落之间的联合，这是族群联合体的更高的形式，形成为更大的族群。在关于"中国"的古代传说中，处于黄河中游和渭河流域的那些族群逐步融汇为一，成为古代的羌人族群，而黄河下游的部族则形成为夷人族群（九夷），在北方有狄人族群，在西方有戎人族群，在江汉地区有古代苗人族群，在其南还有蛮人族群。漫长历史中这六个主要族群的形成过程，就是中华民族的族群从多向少的整合过程，实际上，这六个族群，还可以进一步被概括为三个大的文化"族团"：1，羌戎狄（华夏核心族群的前身）；2，夷；3，苗蛮。

中华文化根本特征篇9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2)04-0111-05

一个社会如何保存和重现记忆?一个民族如何保存和重现记忆?有学者认为,只有举行仪式。因为“有关过去的意向和有关过去的记忆知识,是通过(或多或少是仪式性的)操演来传达和维持的”。无疑,民族记忆历史的记忆是中华文化的储存箱,而重要的民族记忆都离不开仪式的承载和传播。记忆、仪式与传播之间相互辅助、共存共生。因此,河南新郑黄帝故里每年举办的拜祖大典可以看做是一种记忆的仪式传播,它在传承传统文化、强化历史记忆、建构文化认同、增强民族凝聚力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有着不可忽略的传播意义和价值。

一、拜祖大典与记忆的仪式传播

“在许多文化中,举行仪式是为了纪念相联系的神话,为了回忆一个据信在某个固定的历史日期或在某个过去的神话中发生的事件。”几千年来,“三月三,拜轩辕”成为中华民族一项重要的文化传统活动。正因为如此,在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今天,河南新郑拜祖大典2008年已被正式列为河南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种被“发明的传统”在新的历史语境的复活带给我们许多重要的启示。

仪式和传统密不可分,“传统本质上是一种形式化和仪式化的过程,因此‘被发明的传统’意味着一整套通常由已被公开或私下接受的规则所控制的实践活动,具有一种仪式或象征特性,它试图通过重复来灌输一定的价值和行为规范,而且必然暗含与过去的连续性”。可以说,“传统是一个社会的文化遗产,是人类过去所创造的种种制度、信仰、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等构成的表意象征;它使代与代之间、一个历史阶段与另一个历史阶段之间保持了某种连续性和同一性,构成了一个社会创造与再创造自己的文化密码,并且给人类生存带来了秩序和意义”。简言之,传统形成的范畴来自人类的不同活动领域,体现着某种行为方式与观念,具有延续性、规范作用和感召力。

仪式和记忆、传播也紧密相连,“记忆不仅产生于人自身,也产生于人与人之间。它不仅是一种神经或心理学现象,更重要的还是一种社会现象。它在交际和记忆媒介中得以发展,记忆媒介确保这些交际的再次识别性和连续性”。拜祖大典作为一种有意识的创造集体记忆的仪式传播活动,依托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依赖于炎黄子孙的历史文化记忆。而“记忆是实现历时性和时间延续的器官。从本质上讲,它有两个不同的功能:储存和重建。这两种功能都参与到了建立历时性即延长时间这一过程中,即便它们的参与方式不同。记忆是一种以编程和繁殖原则为基础的再生产,该原则使文化模式得以延续。这种(深层结构的)形式储存保证了(明显的)行为的可重复性,并由此赋予了文化再生产的能力。这并不是指‘大量复制’,而是在象征的感知世界、行为方式、赋形这三者的连续性的层面上说的”。

无疑,拜祖大典即是一种记忆仪式的媒介传播活动。所有参加拜祖大典以及在电视媒体前观看拜祖大典的人们,通过“在场”和“不在场”,感受到同为炎黄子孙、龙的传人的荣光,重新认识和记忆起中华民族和历代祖先所创造的历史。这种共同的“根基记忆”由于带着浓郁的情感和熟悉、亲切,具有强大的凝聚力。这种以“回溯本原”的历史记忆,是“以向回看的方式进行文化认同,确认自己处在一个强大的历史空间和族群文化之中,拥有一些可以充分应对变化的传统资源,自己是这一传统中的一分子,凭着凸显和夸张这种文化传统与民族历史的方式,人获得所需要的自信心和凝聚力”。换句话说,人们正是通过仪式这种文化行为,获得某种体验,形成文化记忆,这种记忆建立在集体的文化基础之上,并在变与不变之间代代传承、绵延传续。

二、拜祖大典的“仪式重演”与符号象征

一般来说,所有的仪式都具备两个特征:形式主义和操演作用。它们作为记忆手法能有效地发挥作用。除此之外,记忆仪式还有两个不同于其他所有仪式的特征,一是“它们明确涉指原型人物和事件,无论人们把这些理解为历史存在还是神话想象;由于有这个事实,这类仪式另一个特征,而且是它们独具的特色。我们可以把这个特征描述为仪式重演特征,它对于塑造社群记忆,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特质”。拜祖大典中的“形式主义”特征主要突出显示在仪式中的一些符号运用上。这些符号无论是语言符号还是非语言符号,无不带有浓郁的象征意义,透露出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气息,可以再次激活和强化我们的记忆。拜祖大典中的主要象征符号在以下几方面:

(一)色彩符号:黄色为尊

中华文化根本特征篇10

 

 

 

摘要：

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革命精神财富，是我国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和重要组成部分。长征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文化源流、价值目标和观念特性上具有共通性。将长征精神融入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有利于丰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内容、拓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路径、凝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精神力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将长征精神融入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提升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实效，达到“立德树人”的教育目的，需把握理想信念引领、道德自觉培养、爱国主义精神弘扬和育人合力构建等四个着力点。

 

关键词：长征精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实效性

 

DOI:10.15938/j.cnki.iper.2017.04.001

 

中图分类号： 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749（2017）04－0001－06

 

 

 

 

 

2016年10月21日，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指出长征精神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1]长征精神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传统，是我国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和重要组成部分，是引领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精神旗帜。党的十八大提出和倡导的“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在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结合社会主义发展的理论与实践凝练而成的思想结晶，深入回答了我们要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建设什么样的社会、培育什么样的公民的重大问题。长征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二者在文化源流、价值目标和观念特性上具有共通性。深刻把握两者的逻辑关联，有助于我们将长征精神融入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中，提升教育的实效性和针对性，达到“立德树人”的教育目的。

一、长征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共通性

1.在文化源流上具有共通性

中国作为拥有五千多年历史的文明古国，诞生了辉煌灿烂的华夏文明，形成了独具特色、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从文化源流上分析，长征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共通性，两者都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长征精神打上了深深的中华文化烙印，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民族精神的集中和最高体现。总书记在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指出：“伟大长征精神，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的集中展示，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2]长征集中展示了爱国主义精神、自强不息精神、团结友善精神、乐观主义精神和艰苦奋斗精神。这些精神的形成无不植根于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沃土中，吸取了中华民族刚健有为、自强不息、互助友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优秀传统文化核心理念。长征精神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革命时代的思想升华与创新性转化。

江河万里总有源，树高千尺也有根。“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源泉和理论根基，积淀了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了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创造性的继承和发展，寄托着当代中国人的理想和信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倡导的讲仁爱、崇正义、倡公平、重民本、尚和合、守诚信等价值观念一脉相承，延续和蕴含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具体来说，国家层面核心价值观源于中华传统文化和合、富国强民、以民为本的理念。如秦朝商鞅认为“故治国者，其传力也，以富国强民也。”儒家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道家倡导的“天人合一”、庄子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等思想就分别与“富强民主和谐”价值观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从社会层面核心价值观看，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不仅反映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属性，也深刻印证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记忆。从“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到“人的类特性就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从“不患寡而患不均”到“一切人生来都是平等的”，从“各尽其职就是正义”到“正义是一种主观的价值判断”，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对自由、平等和公正观念的认识和不懈追求。[4]而从公民层面的价值观而言，同样吸取了我国各族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的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的精髓，相关的论述和典故比比皆是。比如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济世安民的价值理念，“敬业乐群”、“忠于职守”的思想传统，孔子“主忠信”的道德观，孟子提倡“与人为善”等都与公民个人层面价值观的具体价值准则不谋而合。

2.在价值目标上具有共通性

从现实价值目标上看，长征精神和核心价值观具有共通性。两者都以共产主义的实现作为最高理想和奋斗目标，都致力于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提供强劲的精神动力。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将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奋斗目标，并为之付出了艰辛的努力。长征精神孕育和凝练的历程，正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追求远大理想和目标的生动写照，多少年来一直激励着我们后来者为实现这个目标而奋斗不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现阶段中国社会“最大公约数”的价值共识，同样以共产主义的实现作为最高理想和目标表达。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直是近代以来中华儿女的伟大梦想。正如同志所言，“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最伟大的梦想，是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和根本利益。”[5]实现伟大的梦想，需要付出长期不懈的努力。实干才能兴邦，坚持才能成就梦想。长征途中，红军将士们吃菜根、啃树皮，面对敌人的围追堵截却越挫越勇，坚持斗争不轻言放弃。现时代我们追求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梦想，就要发扬长征精神中不怕困难、团结拼搏的精神，为中国梦的实现凝聚强大力量。2013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第一条就明确指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集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正能量，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6]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弘扬能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为早日圆梦提供精神支撑。

3.在观念特性上具有共通性

长征精神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属意识形态范畴，两者在指导思想上，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都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实际相结合而形成的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思想成果，两者都体现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特征；都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本质要求，都具备与时俱进的开放性特质。

遵义会议之前，王明等人脱离中国实际，实行错误的军事指挥，导致红军接连失利。惨痛的教训促使我们党开始深入思考党的思想路线问题。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重大问题的立场，从而找到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将中国革命事业引向了胜利。改革开放以来，党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坚持中华民族高度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从中国文化现状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它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与中国价值理念的有机统一，符合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也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光辉典范。

二、弘扬长征精神对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重要价值

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任务。在当前时代背景下，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键就是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纳入国民教育总体规划”。[7]通过广泛的宣传教育让全体社会成员将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大学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生力军，大力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已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总书记在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指出，“伟大长征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红色基因和精神族谱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和灵魂，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丰富滋养。”[8]深入学习和理解总书记关于长征精神的重要论述，利用长征精神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对于提升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实效，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培养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和实践价值。

1.有利于丰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内容

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下，全面准确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丰富内涵和外延，对增强大学生对核心价值观的理论认同，提高大学生的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具有重要的意义。理论的深度把握是获取人民群众情感支持和理性认同的关键。马克思曾经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指出：“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9]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个倡导”词义虽然简单实则有着丰富的内涵，然而现实却是诸多高校在教学过程中面临理论阐释失语或乏力的窘境，教学内容停留于碎片化和浅表化，教学方法则呈现出抽象化和单一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论渊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故而在阐释过程中要与我国文化和革命传统接轨，才能引起受众的共鸣。总书记强调：“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必须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相契合”。[10]长征精神作为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提供了鲜活的素材和丰富的话语资源，有助于丰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内容。比如大量有关长征题材的历史资料、文化书籍以及音像制品就能很好地适用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教学中，帮助大学生加深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解，加深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历史文化渊源的认识。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爱国”一词为例，在教育中可以用长征途中工农红军为挽救民族危亡，以非凡智慧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英勇抗敌的英模事迹来进行解读，通过深入浅出、情理交融的内容阐释，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实效性。

2.有利于拓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路径

作为新技术支撑体系下出现的媒体形态，新媒体已经逐渐融入到高校校园中。因其便捷性和交互性等特点，新媒体逐渐成为高校进行校园文化建设和教师教书育人的主要方式。长征精神的媒体宣传，为高校拓宽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新媒体平台。比如，借用网络交流平台和网络课程，在方便快捷的互动中帮助大学生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借助生动活泼的教学手段引导大学生养成自强不息、团结合作的精神品格，用创意而又接地气的互联网思维方式继续传递长征精神。这样不仅可以提高大学生学习的参与度，还能在沟通反馈中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接受效度。

加强高校实践育人工作，是全面落实党的教育方针，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于国民教育全过程的必然要求。长征的革命遗址与纪念馆，既是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进行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实践载体。高校可以引导大学生党员带头组织传承长征精神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实践活动。比如，组织学生开展长征精神志愿服务万里行活动，锻炼学生体魄、磨练学生意志，促使广大学生发扬和传承红军将士艰苦朴素、顽强拼搏的革命精神，用实际行动做红色传人；组织学生参观长征历史纪念馆，走访慰问老红军和老战士，使大学生从红军长征的感人事迹中接受红色教育。通过亲身体验和实践养成，增强大学生作为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3.有利于凝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精神力量

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非是朝夕之功，其过程也不可能一帆风顺。从其诞生的那天开始，就面临着各种社会思潮的质疑、批判和攻击，在高校表现得尤其集中。开展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面临着诸多问题和困难，任重而道远。近年，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泛滥，中华民族的精神遗产不时遭其恶意曲解；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历史伟人不时遭其恶意丑化。历史虚无主义者“经常随意假设历史，随心所欲地虚构裁剪历史”[11],种种不实言论的涌现造成部分大学生意识混乱与迷茫。同时，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不失时机地将新自由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等价值观向我国传播和渗透。在此情境下，高校教育者能否在尊重差异和包容多样的语境下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否引导“80后”、“90后”大学生抵抗错误思潮的侵袭，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将是一次全新考验。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我们依然可以从那场声势浩大的长征征途中汲取精神力量。红军将士们用鲜血和生命抒写的不朽传奇能激发大学生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激荡起为国家前途、民族命运和人民幸福而努力拼搏的决心和勇气。具体而言，“坚定革命的理想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指引我们要坚定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信心，决不被错误的谣言所蛊惑，要树立苦中作乐的乐观心态，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胜的信念；“不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指引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长期性与艰巨性，做好长期奋斗的思想准备；“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指引我们在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过程中，不能照抄照搬、盲目借鉴他国经验，而应当从我国实际出发，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和“同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的精神”指引我们各条战线的群众要齐心协力、团结一致，紧密团结在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汇集起中华民族向世界舞台中心挺进的磅礴伟力。

三、弘扬长征精神视域下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着力点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将长征精神融入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提升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实效，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必须把握以下四个着力点。

1.坚持以理想信念的引领为核心

长征是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坚定的理想信念是人民群众战胜困难、取得革命和建设事业胜利的精神支撑。邓小平同志指出：“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12]长征的胜利即理想信念的胜利，总书记明确指出：“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没有牢不可破的理想信念，没有崇高理想信念的有力支撑，要取得长征胜利是不可想象的。”[13]“革命理想高于天”是长征途中广为流传的口号。正是因为拥有坚定的革命信念，独腿战士钟赤兵拄着双拐走完了长征路。红军作为一个共同体能够完成如此艰巨的历史使命，穿越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征服人类生存极限，长驱二万五千里，根本原因也在于红军具有铁一般的革命意志和信仰。

科学崇高的理想信念能帮助大学生思考“做什么人、走什么路和为什么学”的现实问题，明确做人的根本。继续坚定不移地加强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是解决当前高校核心价值观教育乏力的关键。将长征精神融入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核心就是要帮助青年大学生确立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信仰，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坚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信心，坚定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积极引导大学生把个人价值追求融入到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过程中，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不懈奋斗。比如组织开展“大学生党员红色服务”实践活动，激励大学生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帮助身边同学用马克思主义方法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高校要以弘扬长征精神为契机，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坚定大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2.坚持以道德自觉的培养为基础

长征的生命力在于它是一种蕴涵道德自觉品行的生动实践。在长征中，红军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所到之处，秋毫无犯，这既是红军严格遵守党规党纪的行动展示，更是红军将士高尚品格的道德示范。长征途中涌现出了一大批把自己仅有的粮食、衣物，甚至生存的希望让给战友，而把饥饿、苦难和死亡的威胁留给自己的英雄道德模范。正是因为高度道德自觉的驱动和感召，才激发了红军将士们英勇顽强的革命斗志，并收获民心，发动人民群众一道共同抗敌。

人无德不立，国无德不兴。道德是人类文明的结晶，是时代进步的尺度。崇德修身无论对个人还是对国家而言都极其重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浓缩和体现了中华民族道德素养的精髓。同志强调：“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一种德，既是个人的德，也是一种大德，就是国家的德、社会的德。”[14]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培育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离不开立德树人的问题，其重点还在于提升大学生的道德自觉。道德自觉主要体现为道德主体在道德认知、道德内省和道德约束方面具有清醒的自主认识与自律意识。“只有在清醒认识道德现状、注重把握共同利益的基础上，人们才能坚持以向真、向善、向美的‘内驱力’，努力克服自身局限性，避免急功近利，最终得以守望共同的精神家园。”[15]缺乏道德自觉，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失去动力和活力。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我国经济社会转型，西方资产阶级腐朽思想观念不断传入我国，部分大学生受其影响道德品质呈现逐渐滑坡的迹象。目前诸多高校反复开展大学生诚信应考、遵纪守法等教育活动，即是对大学生现实道德状况的回应。在此情境下，有必要在开展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过程中，坚持把以立德树人作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中心环节，加强大学生自我道德教育，激发他们的道德自省和自觉性，从而“迈向从他律到他律与自律结合、最终实现自律的修德境界”[16]。为此，可以发挥长征精神的感召和教化功能，积极开展丰富多彩的道德教育实践活动，用长征精神加强传统美德教育，提升大学生的道德判断和辨识力。道德模范是有形的正能量，是鲜活的价值观，是道德实践的榜样。要在大学生中深入开展红军长征道德模范学习实践活动，创新宣传形式，注重活动实效，把道德模范的榜样力量转化为大学生的生动实践，在高校校园内营造崇德向善、德行天下的浓厚氛围。

3.坚持以爱国主义精神的弘扬为重点

爱国主义精神是民族精神的核心，是民族繁衍和发展的精神命脉。爱国主义精神始终是我国各民族、各阶层团结一致的强大动力，支撑着中华民族团结奋斗、发展繁荣的伟大实践。长征的胜利，充分体现了红军将士们为实现中华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勇于抗争、不怕流血牺牲的爱国主义精神。

爱国，自古至今都是中国社会始终强调的精神品格，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标志，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在开展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过程中，需要以纪念长征胜利活动为契机，进一步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重点是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受西方社会思潮的侵袭，当前我国大学生中出现了一些歪曲和误解爱国主义的错误论调，有的人甚至认为经济全球化时代已无需再提民族国家的主权与利益，更无需提倡爱国主义；还有的人以盲目抵制、鲁莽行事等非理性行为来表达爱国之情。对此，在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过程中，有必要准确讲解和把握爱国主义的时代内涵，全面厘清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面临的挑战，引导大学生将深厚的爱国情感、理性的爱国认识和务实的爱国行动相统一。高校要加强和重视党史国史教育，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历史发展规律,正确认识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带领大学生参观各类博物馆、纪念馆、展览馆、烈士陵园等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以此增进大学生对民族和国家的使命感，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4.坚持以育人合力的构建为保障

长征胜利启示我们：团结各方力量、紧密联系和依靠各地各族人民群众是战胜一切困难、凝聚人心的法宝，长征的胜利是动员人民、依靠人民和团结人民的结果。长征途经12个省中，有6个少数民族地区。有的少数民族群众起初对红军抱有敌视态度，后经过红军战士耐心的讲解和高尚品德的感召，逐步化解了误会。红军每到一地，都深入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打土豪、分粮食、废苛捐，赢得了广大群众的拥护。

开展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单靠一方或某个人的力量难以取得成效。我们应把握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规律和特点，把思想价值引领贯穿高校教育教学全过程和各环节，形成教书育人、科研育人、实践育人、管理育人的长效机制，努力创设家庭、社会、学校三位一体的育人体系，搭建全方位齐抓共管、多方面协调配合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格局。在家庭层面，家长要以身作则，重视家风教化，以良好家风对大学生进行道德启蒙、品性养成、革命传统教育，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从社会层面而言，要积极组织和引导各地结合区域特点和历史传统，有序开展长征地域文化资源的研发，重视长征物质遗产的保留与修复，鼓励旅行社积极开辟长征主题红色旅游专线；组织创作弘扬长征精神的歌曲、影视剧和文学作品，营造精神振奋、民心鼓舞的社会氛围。在高校层面，党委要对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工作实行全面领导，切实履行党委主体责任；高校教师要将长征精神融入课堂教学中，深入研究长征精神的内涵和实质，把握长征精神与核心价值观的契合点，构建科学规范的价值观话语体系；积极创设弘扬长征精神的实践载体，邀请老红军或红军后代到高校开讲座，加深大学生对中国革命斗争史和中华传统美德的认识和体会。总之，高校各部门要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加强沟通、密切配合，形成共同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协同效应，激励大学生自觉将爱国之情转化为报国之行。

教育强则国强，人才兴则国兴。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关系高校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17]高校的立身之本在于立德树人，“立德”就是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知识教育。长征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生动教材，用长征精神立德树人，在弘扬长征精神中提升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为学生点亮理想的灯，照亮前行的路，引导大学生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坚定信仰者、积极传播者和模范践行者，既是必要的，也是至关重要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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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杨红英.道德文化自觉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践行[J].学术论坛，2013（4）：9.

 

中华文化根本特征篇11

同志在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党内政治文化的概念，阐述了党内政治生活、政治生态、政治文化相辅相成的关系。在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七次全会上的讲话中，他又阐述了党内政治文化的内涵，进一步提出了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要求。正确认识党内政治文化是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前提。而明确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的内涵，把握党内政治文化的本质与基本特征，是进行党内政治文化研究的逻辑起点，也是进一步分析党内政治文化的结构与功能的客观前提，是理解党内政治文化与党内政治生活、政治生态相互关系的理论基础，是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进而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必然要求。

一、党内政治文化的内涵

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政治文化在性质和类型上属于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它绝对不是一座文化上的“飞来峰”，而是我们党在长期的政治实践中形成的政治心理、政治情感、政治价值观和政治思想等构成的有机整体。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政治文化既有坚实的理论基础、生动的实践源泉，也有深厚的文化传承。正如所指出：“我们的党内政治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以革命文化为源头、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主体、充分体现中国共产党党性的文化。”

（一）马克思主义是党内政治文化的指导思想

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也是党内政治文化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及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具体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党内政治文化的思想观点，深入学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不移地走好中国特色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之路。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党内政治文化的基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根”。它孕育了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品格，培育了中国人民崇高的价值追求，支撑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中国共产党产生于中华民族，来自于中国人民，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因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样也孕育和涵养了中国共产党先进的党内政治文化，培育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优秀价值观，党内政治文化必然要建立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之上。

（三）革命文化是党内政治文化的源头

革命文化不仅包括党在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培育形成的各种革命精神，比如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红安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红岩精神、西柏坡精神等等，也包括党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以及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过程中形成的大庆精神、“两弹一星”精神、抗震救灾精神等等富有时代特征、民族特色的革命文化精神，都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革命文化是党的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刻展示着党的历史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深刻揭示了历史事件、历史现象背后深层次的文化原因，深刻蕴含着党团结凝聚、纯洁先进、成功发展的秘诀。强调：“光荣传统不能丢，丢了就丢了魂；红色基因不能变，变了就变了质。”

（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党内政治文化的主体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两个先锋队”性质决定了我们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是中国先进文化的推动者和发展者，同时又始终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我们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通过社会主义改造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起，就开始形成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党内政治文化一定是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母体培育和发展起来的，同时引领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党内政治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党内政治实践中的生动体现。

（五）党内政治文化是充分体现中国共产党党性的文化

党性是一个政党固有的本性，是政党阶级性最高和最集中的表现。中国共产党党性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本质属性，也是党内政治文化的集中体现，其本质上就是中国工人阶级的阶级性和先进性。指出：“先进性和纯洁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因此，党内政治文化建设要始终体现中国共产党的阶级性、先进性和纯洁性，坚持以党性修炼为主线，同一切弱化党的先进性、损害党的纯洁性的行为作斗争，积极倡导和弘扬忠诚老实、光明坦荡、公道正派、实事求是、艰苦奋斗、清正廉洁等价值观，坚决反对关系学、厚黑学、官场术、“潜规则”等庸俗腐朽的“江湖”文化。

二、党内政治文化的本质

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其党内政治文化必然体现着工人阶级的意志和根本利益。所以，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政治文化本质上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党内政治实践中的淬炼和升华，体现着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信仰和价值追求，是中国工人阶级的阶级性和先进性的生动体现。

（一）阶级性是党内政治文化的根本属性

每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都是这个社会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马克思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因而，这就是那些使某一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因而这也就是这个阶级的统治的思想。”[1] 98 马克思主义认为，政党是阶级的工具，政党本质上是特定阶级的利益代表，阶级性是政党的本质属性。意识形态是政党根本利益得以集中反映的理论形式，同时“意识形态把政党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任何政党的产生和存在都有自己的意识形态前提，从逻辑上说，先有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认同才可能有政党”[2] 235。由于意识形态从根本上说是反映统治阶级的利益，党内政治文化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反映政党的根本价值取向，因此，阶级性必然是党内政治文化的根本属性。作为工人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党内政治文化也始终以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为指导思想，反映着党所代表的中国工人阶级的阶级性。

（二）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的阶级性决定了党内政治文化的先进性

中国共产党是按照列宁的建党思想建立起来的工人阶级政党，党的阶级基础是工人阶级，党的阶级性关系到和反映了党的先进性[3] 83。中国共产党始终积极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根本价值追求，除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外没有任何自身的特殊利益追求。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的那样，“共产党人同全体无产者的关系是怎样的呢？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阶级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1] 285。邓小平同志在《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也强调：“工人阶级的政党不是把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工具，而是自觉地认定自己是人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共产党———这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中先进分子的集合体，它对于人民群众的伟大的领导作用，是不容怀疑的。但是，它之所以成为先进部队，它之所以能够领导人民群众，正因为而且仅仅因为，它是人民群众的全心全意的服务者，它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意志，并且努力帮助人民群众组织起来，为自己的利益和意志而斗争。”[4] 218 党内政治文化是党的性质和宗旨的反映，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决定了党要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必须要建设先进的党内政治文化，并以党内政治文化引领社会文化的发展，充分发挥其示范、带动作用，充分体现党所代表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性本质。

三、党内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

党内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主要是由党内政治文化的根本属性所决定的，而党内政治文化又是建立在本党阶级属性基础之上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地位决定了其党内政治文化必然具有阶级性和政治性、民族性和时代性、原则性和战斗性等基本特征。

（一）阶级性和政治性

在阶级社会里，文化反映了统治阶级的意志，党内政治文化同样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反映着统治阶级的阶级属性。如前所述，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党内政治文化必然首先体现中国工人阶级的阶级性。政治问题，任何时期都是根本性的重大问题。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的政治性主要表现在：一是党内政治文化有助于坚定党员、干部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信念，不断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二是党内政治文化引导党员、干部严格遵守党的政治纪律，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尤其是核心意识和看齐意识。三是党内政治文化是由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的，体现着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人民立场。

（二）民族性和时代性

中国共产党产生于中华民族，来自于中国人民，是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和滋养中成立并发展壮大的，党内政治文化也是在中华民族的历史和社会经济、政治发展进程中形成的，必然具有浓厚的民族性特点。同志强调，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党内政治生活的光荣传统，不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是党的宝贵财富。光荣传统不能丢，丢了就丢了魂；红色基因不能变，变了就变了质。

时代性是党内政治文化的显著特点，是党的先进性的重要体现。实践证明，党和人民的事业发展到什么阶段，党的建设就要推进到什么阶段。作为党的建设深层次、基础性的工程，党内政治文化的时代性能够更好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与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相适应，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助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党内政治文化的时代性还表现在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全党，尤其是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行动指南，不断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

（三）原则性和战斗性

指出，党的干部必须坚持原则、认真负责；对领导班子来说，原则性是基本要求。党员、干部和领导班子的原则性来源于党内政治生活和党内政治文化的原则性。党内政治文化的原则性是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原则性、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文化基础和价值导向，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根本保证。

中国共产党的战斗性必然要求党内政治文化的战斗性。毛泽东在《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要建设的一个大党，不是一个‘乌合之众’的党，而是一个独立的、有战斗力的党。”[5] 179邓小平同志也指出“党是一个战斗的组织”，我们要搞革命建设“就要建立一个有战斗力的党”。党的战斗力同党内政治文化、党内政治生活密切相关，党内政治文化的战斗性是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的基础，是党的战斗力的力量源泉。对此，强调：“ 一个班子强不强、有没有战斗力，同有没有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密切相关。”[6] 96

党内政治文化的原则性与战斗性密切相关，相互促进。党内政治文化的原则性和战斗性要求：一要严明党纪，坚持原则，增强党的战斗力。二要用够用好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解决党内矛盾、提高党的战斗力的有力武器，在原则问题上进行思想斗争，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三要坚决同党内一切消极的、落后的甚至腐朽的党内政治文化作斗争，激浊扬清，营造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

党内政治文化的阶级性和政治性、民族性和时代性、原则性和战斗性是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阶级性和政治性是灵魂，决定着党内政治文化的发展方向，如果没有灵魂，一切都无从谈起。民族性和时代性是党的先进性的重要体现，离开了民族性，党内政治文化就失去了根基；离开了时代性，党内政治文化就失去了生机活力。原则性和战斗性是党内政治文化的准绳和检验党的战斗力的重要标准。如果党内政治文化没有原则性或原则性不强，就等于丧失或者模糊了是非曲直的标准，就会陷入混乱；如果党内政治文化没有战斗性，党就会失去战斗力，就不能实现党的纲领路线和历史使命，也就难以保持党的先进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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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吴桂韩.中国共产党党内文化研究[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

中华文化根本特征篇12

关键词 武术 艺术 特征

一、选题依据

中华武术是一种独特的民族文化，从古代武术神话中的表意情怀、意象到武术套路，无不显示出其艺术气息。可以说，艺术是隐含在技击性之中，中国人追求“意境意象”审美追求、技术艺术化、“感性体悟”的审美方式、“天人合一”的哲学理想的典范[1]。随着冷兵器时代结束，武术技击性逐渐弱化，同时，影视的发展，又加速了武术的艺术化发展。武术活动中客观存在的大量的现实美，为艺术创作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当代武术的娱乐观赏、养生健体、陶冶情操的价值，大大超过了它的技击价值；而它的体育价值又不能完全概括它所包含的东方古典哲学、传统伦理和它与杂技、民族舞蹈、戏曲等的联系。本文是通过研究武术技击是否是艺术、武术技法的巧妙、武术和艺术的联系、武术套路的艺术特征来探讨中华武术的艺术性。

二、研究方法

（一）文献资料法

本文利用中国知网等网络资源和书籍搜索有关武术与艺术的文章40余处并进行了整合分析。

（二）专家访谈法

访谈了淮北师范大学陈威教授、赵先卿教授和王舜老师，北京体育大学门惠丰教授、阚桂香教授、武冬教授。

三、结果分析

（一）中华武术技法的巧妙

武术技法是指练习的基本技术规格要求及其规律性的运动方法，主要包括外部的形态动作和内部的神韵。武术中“神”是“形”的动作依据，“形”是“神”的外在表现。只有把二者巧妙的结合起来，才能达到技法的最佳效果，充分展示出姿势雄壮、精神勇往、动作灵活、力法快长的风格特点。武术技法的体态运动主要包括仰、立、拧、含、展、转等，具体指躯干后屈，含胸拔背，舒腰推胸，伸身拔腰，上下身体相反方向转动和以腰部为轴，手臂做各种轮转动作。在实践中这些体态运动多与各种身法结合在一起，形成武术的技法练习。武术的身法实质是以腰为源的方法，起于脚，发于腿，主宰于腰，形于手指。这充分说明腰是支配上下肢的总枢纽，也是力量传递是否得当的关键。

（二）武术是一种理想化的技击艺术

武术追求的是对“技”与“器”的更高追求，是人心对武术的理解，是对心灵自身的调节，是对神韵的感悟。武术追求的以和为贵就是来自民族的文化特性，体现了民族“尚和”、“内敛”的文化气质。武术追求的技击来自生存、竞争的要求，中国把它总结为一种“健吾身”、“养品行”、“知天性”、“寻天道”的活动方式[2]。武术拳技不再是一种好勇斗狠的暴力行为，而成为一种对自我、对自然、对天道追求的手段。武术之道为技艺的最高境界，表现为通过习武练拳获得的一种超越生命体验和人生价值，以及对天道自然宇宙的生化之理的感受与体悟。武术将“艺”与“术”的结合，通过实践获得万物归根、天人相合的生命感悟与精神体验。通过由武至道，超过技击的外在，实现自我生命的实现，使武术成为理想化的技击艺术。

（三）中华武术与艺术的结合

中国武术运用概括抽象这种手法，使技击动作的套路动作的概括性和具体可感性有机地统一起来，把艺术想象和客观形象完美的结合起来。虽然武术动作取材于技击，但不是技击动作的纯客观模仿和再现。而是根据中华民族“华实互补、虚实相成”等创作思想，将其素材进行艺术再现，成为“形神兼备”、“虚攻技击”的武术动作。在这个过程中，武术家要按社会要求和文化观念，将素材进行选择、概括、抽象、修饰、提炼、分解、组合，再依动静疾徐、攻守进退、刚柔相济等规律进行排列组合，串联成套，用艺术的形象，集中表现出技击动作普遍意义的特征。

（四）武术套路的艺术特征

武术套路的艺术美是艺术美和武术自然本色美的辩证统一体，具有以下特征：1.节奏特征：动如涛、静如岳、起如猿、落如鹊、立如鸡、站如松、转如轮、折如弓、轻如叶、重如铁等。在武术套路比赛中，追求的是神韵的完美结合。2.动作特征：武术套路动作实现了攻防技击动作的艺术化过程。攻防技击动作是武术套路运动的重要组成元素，分动态和静态两种。3.风格特征：武术门派各异，拳种繁多，有刚劲有力、浑厚沉稳的南拳；飘洒大方，气势奔放的通臂拳；丝丝如扣、圆活走转的八卦掌等。4.结构特征：武术套路的结构有情节构思结构和动作编排结构。

四、结论

武术将“艺”与“术”的结合，通过实践获得万物归根、天人相合的生命感悟与精神体验。通过由武至道，超过技击的外在，实现自我生命的实现，使武术成为理想化的技击艺术。中国武术运用概括抽象这种手法，使技击动作的套路动作的概括性和具体可感性有机地统一起来，把艺术想象和客观形象完美的结合起来，具有形神兼备、动静结合、节奏鲜明等技击特征。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