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污染的概念篇1

环境刑法已经成为欧洲各国刑法发展最快的部分，在某种意义上似乎已经走过了头，因为学术界倾向于环境应当按照其本来的样子加以保护而毋须顾及人类生活的需要及其质量。这一观念也同样深刻地影响了德国环境刑法中法益的概念、范围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污染和污染程度的评价问题，并成为德国环境刑法中复杂而重要的法律与政策问题。关于德国环境刑法中污染概念的研究(1)，对于我们以德国为样板具体地了解西方国家的这一后现代化变化并进而思考我国的环境之刑法保护问题，是有借鉴意义…… 环境刑法中法益的确定对污染概念的影响 环境刑法中的法益，是指环境刑法保护的社会利益。环境刑法中的污染，是损害这种法益的一种表现形式。在环境刑法中，法益的规定性对于污染概念的成立有着直接的意义。 在反对环境犯罪的斗争中，人们首先认识的是环境破坏之后对人类生命健康的危害。以人类为中心来确定“环境”的范围而形成的“人类环境”（注：“人类环境”这个概念是1972年联合国大会人类环境会议时提出来的，指的是以人类为中心和主体的外部世界，包括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天然的和人工改造过的各种自然因素的综合体。转引自金瑞林主编：《环境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的概念，大致反映了20世纪70年代初之前人类对环境的认识和在反对环境犯罪中需要保护的社会利益的性质。在这个时期之前，主要地是由于工业化的程度比较低，人类关心的主要是如何“合理地”向大自然索取。人们对于自己的社会经济活动对环境造成改变从而最终给人类自己带来的不利影响，并没有太深刻的认识。德国在1971年由各方面专家提出的刑法修改建议稿中，“环境保护”的概念也不过是局限在“保护人类生命健康免受环境的危害”这样的认识上。（注：关于德国环境刑法发展的概况，参见拙作：《德国经济犯罪与经济刑法研究》第九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70年代以来，由于人为原因对环境的破坏，包括由于不合理地开发利用资源而引起的环境问题，例如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和盐碱化、资源枯竭、气候变异、物种灭绝、生态平衡失调等，尤其是通过向自然环境排放污染物的形式对环境的破坏给人类带来的危害，日益受到重视。酸雨、“温室效应”和臭氧层破坏这些污染环境的后果对人类基本生存环境的威胁，更是震撼了全世界。在这种对环境意义的新认识中，德国刑法学界开始考虑将保护生态学意义上的环境作为自己保护的社会利益。 生态学意义上的环境，是指以整个生物界为中心和主体而构成的为生物生存所必要的外部空间和无生命物质的总和。生态环境的概念与人类环境的概念对环境刑法的意义有很大的不同。根据人类环境的概念，人类是可以改变自然环境的，并且，只要这种对自然环境的改变没有直接侵害人类自身的生命和健康，就不会有刑事责任问题。根据生态学意义上的环境概念，则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环境犯罪将以环境是否受到对其不利的侵害为标准，并且，刑事责任的产生不需要以对人类的损害为必要条件。（注：有关的分析，参见杨春洗、向泽选、刘生荣：《危害环境罪的理论与实务》，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8-9页。） 在根据“人类环境”的识识而确立的环境犯罪概念里，自然环境在实质上并没有成为刑法所要保护的一个自在的和独立的对象。在这种条件下，自然环境受到刑法的保护，其实是以人的生命、健康和财产不受到损害为条件和限度的。在司法实践中，如果人的生命、健康和财产没有受到直接的侵害，或者该种侵害是在人类社会可以忍受的程度之内，对自然环境的破坏行为是不会受到刑法处罚的。因此，在以“人类环境”作为法益的环境刑法中，污染必须达到给人的生命、健康或者财产造成损害的地步，才能在刑法上被承认，也就是说，才能作为犯罪处理。 在随后的几十年实践中，德国学者认识到，这种“以人类为中心的自私和短浅的目光”，（注：德国弗莱堡马普外国刑法与国际刑法研究所所长艾瑟尔教授：“德国经济刑法的最新发展”(Prof.Dr.AlbinEser，ZurneuestenEntwicklungdesdeutschenWirtschaftsstrafrechts)，参见拙作：《德国经济犯罪与经济刑法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400页。）并不能保护人类社会免除环境犯罪的侵害。一方面，由于人们在没有直接侵害他人生命、健康和财产的范围内，仍然可以不受刑事处罚地损害环境，因此，刑法在保护社会功能中所必须发挥的“禁止性”作用，在人类环境的概念下所制定的环境刑法中，是相当不明确的。人们经常不容易知道自己的行为是法律所允许 的还是法律所禁止的。另一方面，现代生态科学的发展也揭示了，由于生态系统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的作用，特别是食物链中的“生物放大”现象，（注：关于生态系统的功能问题，是指在同一食物链上，某些元素，尤其是那些难以自然分解的元素在生物体内的浓度随着营养级的提高而逐步增大的现象。参见金瑞林：前引书，第12-14页。）使得人类对环境的损害行为实际上可以表现为一个过程。这就是，对环境的损害行为，虽然单个地看可能难以确定对人损害的性质，但是，这些行为不仅可以通过不断地持续地发生而使危害社会的结果得以积累，从而显示其危害社会的性质，更可能通过自然界中低营养级的生物向高营养级的生物提供物质和能量的过程，而使损害环境的结果得以浓集并最终在人类身上显示出来。由于这个过程可能是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的，更由于自然环境被破坏之后恢复的困难性，因此，环境刑法在“生态环境”法益的支配下，对污染的要求可能就会空前地严格：任何改变环境并且可能最终危及人类的行为都有可能被认为是污染。 不过，生态环境的概念及其所要求的严格污染概念，在实践中很难行得通。人作为环境的产物，不仅要认识环境，而且要改造环境。如果完全地不考虑环境的改变对人的影响，绝对地将环境作为一个自在的独立的实体加以保护，使之免受人类的侵害，那么，人类社会的发展恐怕不是“零增长”（注：“零增长”的理论是国际学术组织《罗马俱乐部》在1968年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中提出的。该理论认为，由于人类与环境系统存在着发展的无限性和地球的有限性这样的基本矛盾，为了防止地球和人类社会的瓦解危机，“必须把经济增长限制到零”。转引自金瑞林：前引书，第35，95页。）的问题，而是负增长的问题了。因为即使人类社会不发展，不对环境造成新的损害，但是，为了解决现有的生产和生活条件对环境造成的损害问题，人类社会即使是向后倒退，也无法解决目前那些已知的环境问题。在德国经济界就经常有人担心，实行更严格的环境保护会不会危及“德国的经济地位”问题。很明显，不在利用和开发环境的基础上讨论环境问题是没有意义的，现代刑法不可能无条件地支持这样的保护环境的观念。 在这种既要生存又要发展的两难选择中，德国环境刑法目前采取了结合“人类环境”和“生态环境”两方面利益作为自己保护的法益的立场。德国政府在提请德国联邦议会讨论反环境犯罪法的草案说明中明确指出：“人类的生存空间和自然生存基础是需要刑法保护与重视的，长期以来，它们一直处在为保护传统的尤其是个人权利的法益的刑法的核心部分，这是不言而喻的。环境的刑事保护不能单纯地局限于对人类生命健康的保护，必须同时保护象水、空气和土地这样的基本生活基础，应当将它们作为人类生活空间的组成部分加以保护，并且将这种生态学的保护利益也作为法益来加以认识。”（注：参看“德国联邦议会公报”(Bundestagsdrucksache)8/2382，第9页。） 德国环境刑法将“人类环境”和“生态环境”作为保护的法益，一方面承认地球资源的再生能力和环境的自净能力，或者说是承认人类有向自然环境索取资源和排放废弃物的权利；另一方面又认识到地球的资源和自净能力都是有限的，或者说是认识到如果人类不把自己损害自然环境的行为限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总有一天，地球——这个人类共同的家园将难以适合人类居住。这种妥协式的立法安排，仍然受到许多德国刑法学者的批评。例如，德国弗莱堡马普外国刑法与国际刑法研究所所长艾瑟尔教授(Prof.Dr.AlbinEser)就指出，德国的环境保护目前注意仍然主要是环境资源的适度使用和保护资源的再生上，对于维护遣传物质的储备必须保持必要的多样性方面，仍然缺乏足够的认识。“如果人们认识到，在每一种植物或者动物中都有一种潜在的‘生存智慧’存在于遗传物质之中，这样，人们就会用新的眼光来认识维持物种多样性的重要意义。如果有人现在还没有认识到维持物种多样性对保持不同动植物种类之间在功能平衡上具有重大意义，而仍然要求环境对人类的奉献，那么，他就将在对人类的生存质量的保障中看到这种奉献的消失。”（注：参见艾瑟尔：前引文。）然而，尽管有这些激进意见的批评，德国刑法界现在一般同意，环境刑法应当维护人类对自己未来生存的自然基础的责任感。在这里，对环境本身的保护，保护的最终还是人类当前和未来的生存条件，也可以说，如果不能保护作为人类生存条件的环境，人类自己最终也是无法得到真正的保护的。 根据这种对环境刑法保护法益的认识，在德国环境刑法的具体条文的表述中，有的是以人的生命、健康和财产作为直接 的保护对象，直接体现对“人类环境”这种法益的保护；有的是以水、土地和特定地区作为直接的保护对象，直接体现对“生态环境”法益的保护。这些条文虽然是以保护人类为最终目的的，但是在如何保护人类方面，却存在着不同的侧重点，总的来说，德国环境刑法不仅是在保护人的生活，而且是在保护人如何生活。这样的立法认识和立法规定，对于司法实践中如何认定污染的表现形式，有着根本的指导性意义。 污染在各种环境犯罪中的表现形式 污染在德国环境刑法中的表现形式，主要是通过两种立法技术来规定的：第一种是使用危害行为、危害结果和危害状态（注：严格地说，德国刑法对危害状态的规定是以引起某种状态作为犯罪既遂的条件，因此，在德国环境刑法中，危害状态是一种特殊的行为或者结果。参见拙作：前引书，第346页。）这三种构成犯罪的要素来加以描述；第二种是根据“人类环境”和“生态环境”作为刑法法益的要求，从对人、水、空气、土地以及特定保护区域的影响这五个方面分别来界定污染的各种形式。在具体法律条文中，这两种方法是交叉使用的。对于可能在多方面给环境和社会造成严重损害的放射性污染，德国环境刑法另外专门规定了未经许可使用（核）设备罪（第327条）和未经许可处理放射性材料和其他危险物品罪（第328条）。对于违法使用核材料足以损害他人健康、生命或者财产的，德国刑法是作为危害公共安全罪来处理的，而不再作为一般的环境污染问题来处理。 （一）对人污染的表现形式 环境污染对人的影响，表现在对人的生命、健康和财产的直接损害。在德国环境刑法中，直接对人造成损害的污染，不是作为具体环境犯罪所侵害的直接法益来保护的，而是作为对环境犯罪从重处罚的情节加以规定的。根据德国刑法的规定，（注：这方面的规定主要是《德国刑法典》第330条“环境犯罪的特别严重情节”和第330a条“通过毒物排放造成的严重危害”中加以规定的。参见《德国刑法典》(Strafgesetzbuch，31.Auflage，1998，Beck-Texteimdtv)。）故意（注：过失犯罪时，只有在排放有毒物质产生致人死亡危险或者产生致多数人重伤危险的情况下，才能承担刑事责任。参见《德国刑法典》第330a条。）实施《施国刑法典》第324条至第329条规定的污染水、土地、空气和特定保护区，造成他人死亡或者严重损害健康危险、使大量人员处于损害健康危险状况、或者造成他人死亡的，应当判处更重的刑罚。（注：根据《德国刑法典》的规定，污染犯罪的一般情节的法定最高刑是2-3年有期徒刑，具有从重情节的法定最高刑是5年有期徒刑，对于造成他人死亡的，最高法定刑是10年有期徒刑。参见《德国刑法典》有关条文。）对水、土地和特定区域造成严重的污染，达到无法清除或者必须投入特别大量的资金和花费较长的时间才能清除的程度，也应当判处更重的刑罚。在德国的司法实践中，这种污染经常是由于以下行为产生的：违反为保护环境免受空气污染、噪音、震动、辐射或者其他对环境有害、对公众或者邻近地区具有其他危险的法律规定、可执行的禁令、命令或者规定，使用企业的场所和机器等设施（汽车、轨道车、飞行器或者轮船除外）造成的污染；未经必要的批准、资格认定、建筑许可、或者违反为保护环境免受有害影响而发布的可执行的禁令、命令或者规定，或者严重违反遵守公认的技术规范的义务，使用管道设施运送对水有害的物质，或者使用企业设备存放、分装或者重新包装对水有害的物质造成的污染；作为汽车司机或者作为其他对安全或运输负有责任的人，未经必要的批准或者许可，或者违反为保护环境免受有害影响而发布的可执行的禁令、命令或者规定，或者严重违反保护有关货物句受危害的义务，对核燃料、其他放射性物质、有爆炸危险性的物质或者其他危险的货物进行运输、发送、包装或拆装、装载或卸载、接受或转让他人，或者不作标记，结果造成污染的。另外，排放和泄露有毒物质也是对人的生命和健康有重大危害的一种污染形式。（注：参见《德国刑法典》第330a条释放有毒物质造成严重危害罪。） （二）水污染的表现形式 水污染主要是由危害水资源的环境犯罪（注：在德国经济刑法中，保护水资源的刑事责任主要是在《德国水保持法》和《德国刑法典》中加以规定的。参见拙作：前引书。）造成的，其中主要是由《德国刑法典》第324条规定的水污染罪造成的。如果仅仅是违背了小心谨慎的义务，尚没有导致水污染事故发生的，或者说，尚不能充分地证明水污染的发生的，经常要根据《德国水保持法》承担违反秩序的责任。 水污染罪侵害的对象是水 。德国刑法界一般认为，水污染罪保护的法益是“水对人类和环境的功能”。也有个别意见认为，该罪保护的法益是“有关行政机关为了社会公众的福利对水进行管理的功能”。根据《德国刑法典》规定的定义，（注：参见《德国刑法典》第330d条第1款第1项。）“水”是指在《德国刑法典》适用范围内的地表水、地下水以及海洋里的水（注：对于海洋里的水，《德国刑法典》与《德国水保持法》的规定略有不同，并不仅限于德国领海里的水，也不限于《德国刑法典》适用范围里的水，而是指没有地域限制的海洋里的水，包括公海里的水。对此，德国刑法界不认为在这里引入了刑法适用的世界法原则(Weltrechtsprinzip)，因为根据《德国刑法典》总则关于德国刑法适用范围的规定，只有德国人以及在悬挂德国国旗的船上或者在德国大陆架上实施行为的外国人，还有那些在德国国内犯罪并且不应当引渡的外国人，才能根据本条规定受到德国的刑事制裁。）。《德国刑法典》规定的水污染的行为是“未经准许对水造成污染或者其他对水的性质造成不利的改变”。 在水污染罪的行为构成中，污染是指水的表现形态在行为人的行为之后表现出不如从前那么“纯”（注：“纯”在德语中是rein，含义包括纯、纯正、完美无缺、清洁干净。）的状况，尤其是指那种水变浑浊、有泡沫、有油渍的情况。与过去《德国水保持法》的规定不同，为了防止对污染的概念提出过高的要求，现在德国刑法的规定不再要求造成污染的物质造成危害或者具有危害的危险，相反，只要造成水的不干净就可以了。然而，也不是每一种轻微的污染都符合本罪规定的行为构成，因为在这里，污染必须达到可以认定是对水的性质造成“不利的改变”时，才能构成犯罪。因此，那种通过泥沙使水造成轻微浑浊的情况，就不属于这里所说的污染。在决定是否存在着水污染的时候，关键在于判断行为对水的质量的影响。因此，是否存在水污染，只能根据具体案件的具体情况，例如水的数量和深度，水的用途，水的流速，投入水中的物质的数量和危险性来加以决定。在德国司法实践中，对很小一部分水造成严重污染的情况，一般来说，并不认为是符合情节严重的标准，但是，在实践中，也存在着认定污染了一部分水就足以构成犯罪的情况。（注：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判例，载“新刑法杂志”第91卷，第282页(BGHNS[，t]Z91，282)。）不过，从概念上说，并不要求被污染的水在污染前是干净的，换句话说，脏水也是可以被污染的，或者说，脏水也可以是本罪侵犯的对象。这里的关键之点在于：水的原来的状态被改变了。另外，德国刑法界还有一种有影响的意见主张，将有棱角的物体沉在河底，从而影响航行或者浴场的安全的，虽然没有影响水的质量，但是也属于污染的范畴。尽管这样的认识有点太宽泛了，但是还是被认为可以接受。 对本罪所要求的对水的性质造成“其他不利的改变”的要件，应当看成是各种不能为污染所包含的对水的性质加以不利改变的情况的总和。其中应当特别注意的是对水的性质造成的无法用肉眼看出的改变，尤其是造成水的物理、化学或者生物学特性的不利变化，例如，水流变暖或者变冷，加快或者受阻，等等。在这里不需要发生具体的不利情况，例如，鱼的死亡。在水质由于被加入了某种物质而变差了的时候，这种不利的改变就可以认为已经存在。而在对水的客观使用的可能性造成危害时，不管这种危害是一种担心或者是一种可能，就足以认为水质已经变差。德国刑法学界一般认为，构成本罪所要求的对水的“不利改变”，不应当包括对人、动物或者植物造成危害的可能性，因为根据法律对行为构成的要求，不利的可能性并不局限于人、动物和植物这个范围。因此，只要存在着必须对水的使用进行花费巨大的预加工，即存在着财产损失的危险性，那么，就足以认为存在着“不利的改变”。水的再利用能力的降低，也是一种“不利的改变”，这就是说，受污染的或者其他在性质上受到不利影响的水，也可以成为本罪的侵害对象。德国地方法院曾有判例认为，水面下降，危害了动植物的生活关系的，也是一种“其他对水的性质的不利改变”的情况。（注：下萨克森州奥尔登堡司法公报第90卷，第156页(OldenburgNdsRpfl.90，156)。） 引起水污染或者水的性质的不利改变的各种行为，都属于水污染罪的行为构成的范畴。这种行为包括各种通过污染物质直接污染水的行为，也包括有害物质间接地造成污染的行为，例如，通过乡镇排水工程排放有害物质、通过渗井排放废油、放任汽油从汽车里漏出、允许青贮饲料汁渗入土壤，等等。水污染罪要求的污染不仅可以是由作为行为构成的，而且也可以是由不作为行为 构成的。例如，由于不采取防护措施使油罐外溢造成的污染。但是，在污染发生的情况下，水污染罪所要求的不作为行为仅仅具有防止污染进一步扩大的义务，就是说，如果行为人没有采取措施防止污染进一步扩大的就要承担刑事责任。但是，行为人不具有将已发生的污染加以清除的义务，即行为人不会因为没有清除污染而承担刑事责任。 当然，德国的水污染罪只有在“未经准行”的情况下才能构成。在有权机关许可的情况之下和范围之内，对水造成污染的行为就没有刑事责任问题可言。 （三）空气污染的表现形式 空气污染可以从两个阶段上来考察：90年代初期以前，德国在空气污染方面基本采取的是广义概念，包括狭义的空气污染和其他通过空气非正常震动的方式造成污染的情况；在目前的《德国刑法典》中，空气污染是特指通过改变空气的自然构成来造成污染的情况。原来这个方面的污染已经分解为空气污染和噪音污染了。（注：为了保持对问题叙述的完整性，笔者在这里仍然将噪音污染作为一个子问题，将其包括在空气污染项下进行讨论。） 《德国刑法典》第325条规定的空气污染罪所侵害的直接法益，一般认为是空气的纯净性。为了完整地保护本罪所危害的法益，刑法保护被设定在危害发生之前的预备阶段，即只要行为人违反行政管理法规定的义务，在使用设备，尤其是在使用工作场所或者机器时，改变空气的自然构成，足以造成设备所属的区域之外的人的健康和动物、植物或者其他贵重物品的损害的，就可以构成犯罪。根据这个法律要求，空气污染必须具有造成空气破坏的结果，因此，本罪也表现为一种结果危害构成。 在污染空气的结果中，空气自然构成的改变可以通过气态、液态或者固态的物质来加以改变，例如，通过排放尘埃、气体、蒸汽或者有气味的物质，以及各种烟雾等行为来实施。并且，法律所要求的空气的自然成分，并不意味着作为污染对象的空气在被污染之前必须处于标准的洁净状态，事实上，已经被污染的空气仍然可以成为污染的对象。这里，有意义的是空气状态的具体改变，尽管改变的数值必须考虑空气的自然成分。不过，德国刑法界一般认为，抽取空气成分的行为，例如，减少氧气含量的行为不属于空气污染行为。 空气污染的行为必须是通过使用设备造成的。这里所说的设备，除了刑法明确提到的工作场所和机器之外，还包括各种固定的和可移动的设备和机器。在土地上偶而进行的行为，例如，焚烧自家花园里的废物或者荒草，农田的施肥，等等，或者在时间间隔很长之后又做这样的事，都不能认为是使用设备。对于设备的使用来说，一般认为，只要该设备是处在为了实现建立的目的而加以使用的过程中，该设备就是被使用了。但是，这种使用也可以是间接的，例如，对设备的测试或者修理。设备归谁所有并不影响设备是否被使用了，就是说，设备可以是由非设备所有人使用。 根据法律的要求，造成空气污染的行为还必须是严重违反行政管理法规定的义务的行为，包括严重违反可实施的保护环境免受有害影响的命令或者规定，或者在缺乏保护环境免受有害影响所必须的许可或者违反为此目的而发布的可实施的禁令的条件下使用设备的行为。一般认为，无视命令和规定，就可以构成符合要求的行为，这些命令和规定不必是专门保护环境的。对于“严重违反义务”的标准，可以从违反义务的程度、所违反的义务的意义来加以确定。如果有关的义务在特别严重的程度上，或者所违反的是特别重要的义务，就构成“严重的违反义务”。 根据法律的要求，这种行为构成不必要求损害的出现，也不必要求对人的健康产生具体的危害，只要具有根据可靠的自然科学知识，该空气污染足以引起损害就可以了。一般认为，空气污染只需要达到对人的健康或者对动物具有一般的危险性就可以了，然而，这种可能的危险性可以仅仅限制在特定的人群范围内，例如，老人、病人、身体虚弱的人、婴儿，不必要求对所有的人同时都具有一样的危险性。污染的排放是本身就具有危险性还是与其他因素一起发挥作用的并不重要。但是，空气污染是间接地发挥危害作用的也属于足以造成危害，例如，有害物质污染了植物，动物吃了植物又受了污染，或者人吃了植物或者动物又受了污染。同样，动物的迁徙使得自然的种群受到不利的改变从而危害了动物或者植物的，也是属于足以造成危害。总之，一般的“足以”必须是确定的，不能是估计的或者仅仅是可能的。 通常，是否“足以”应当在专家的帮助下，根据具体案件的情况来判断。但是，在这里依据的排放标准是由德国行政管理部门通过行政法规公布的，这种技术性规定仅仅对行政管理部门有约束力，却不能对法院产生约 束力，虽然它提供了自然科学方面的专业意见。尽管这种与行政法规定的排放标准不同的标准不会永远成为空气污染罪中的“足以”标准，但是，德国刑法界的确有强烈的主张，要求制定独立的刑法方面的标准。 在噪音污染方面，噪音是指人的耳朵能够听到的、属于扰乱正常人可以忍受的听力的相当大的声音。是否噪音并不考虑个别人可以超负荷忍受特大声音音量的能力。根据德国刑法的规定，噪音污染必须是由于使用设备并且违反行政法规定的义务造成的。这里所说的设备包括安装有产生噪音的机器或者使用发动机的装置，例如，履带式推土机、割草机、使用压缩空气的气锤和气钻，另外，还包括摩托车运动场和射击场。根据有关防止有害排放的法律法规的规定，声音播放器和乐器也属于设备。不过，噪音的产生只要达到足以危害设备所属区域以外的人的健康的程度，就符合本罪行为构成的要求了。德国刑法界虽然对于造成人的健康危害要求多高的噪音，例如，危害人的睡眠的噪音要求多高的等级，仍然没有明确的统一意见，但是，一般认为，噪音造成神经系统状态的病理性疾病或者其他疾病的，就属于产生了危害结果。然而，仅仅损害了精神健康的，还不能算造成危害结果。 （四）土地污染的表现形式 土地并不从一开始就是德国刑法保护的对象。在《德国刑法典》规定污染土地罪以后，对于生态有重要意义的土地的功能才成为德国环境刑法保护的直接客体。在此之前，土地只能通过对其使用有保护意义的其他规定（注：这些规定主要是《德国刑法典》规定的危害环境处理垃圾罪（第326条），危害特殊保护区罪（第329条）和释放有毒物质造成严重危害罪（第330a条）。另外，在化学品法和滴滴涕法等法律法规中也有一些规定。）而间接地受到环境刑法的保护。因此，根据现在的德国刑法规定，土地污染就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直接的在土地上表现出来的污染，一种是间接的通过其他法律禁止的行为而对土地造成的污染。 直接在土地上表现出来的污染，是污染土地罪所禁止的以土地为污染对象所造成的污染。作为污染对象的土地，可以是地球表面上层各种形态部分，包括固态、液态和气态的部分，只要其能够起到生态功能的承担者的作用。但是，对于土地上的水本身以及水下的土地部分，德国刑法学界认为，只要污染主要作用于水，那么，这些部分就不属于污染土地罪的保护对象，而属于水污染罪的保护对象。（注：参见舍恩科／施勒得：《刑法典注释》第25版，贝克出版社，慕尼黑，1997年，第2198页(Schoenke/Schroeder，StrafgesetzbuchKommentar25.Auflage，VerlagC.H.BeckMuenchen，1997，S.2198)。）把土地作为环境刑法保护的对象，强调了对生态环境有重要意义的非生命物质的保护。在这里，土地上是否已经开发利用是不重要的。 污染土地罪所指的污染行为，是指违反行政管理法规规定的义务，给土地带来、造成或者释放某种物质，并且通过足以危害他人健康，危害动物、植物，损害贵重物品或者水源的方式，或者在相当的范围内造成污染或者造成其他有害的变化的行为。在土地污染的概念中，关键在于给土地的属性造成有害的变化。这种有害的变化包括各种对土地的生态功能有意义的物理、化学或者生物属性的不利改变。在实践中，这种不利改变需要以行为前后土地质量的比较为条件。土地污染所说的有害的变化，还要求造成土地成份构成明显可觉察的对生态的不利改变。不过，这种对生态有害的变化并不要求持久存在，因此，那种能够迅速不为人所见的不利改变，例如，可以很快渗入地下水的毒物，只要其在种类和影响范围上有相当的不利作用，就可以被包括进土地污染的范围。 间接的通过其他法律禁止的行为而对土地造成的污染，主要是指垃圾污染。根据德国垃圾刑法，目前受到管制的垃圾一共有三类： 第一类是能够含有或者产生对人或者动物有毒的物质，或者含有或者能够产生对人或者动物的群体有害或者具有传染性的病原体的垃圾。这里的有毒物质是指那些根据其自身特点会产生化学或者物理化学反应，足以损害人的健康的物质。 第二类是具有爆炸危险性、自燃或者非少量放射性的垃圾。这里的爆炸危险性应当根据德国爆炸物品法中的规定来判断。自然性是指可以在自然条件下，未经点燃就可以自己着火的性质。放射性垃圾是指含有核放射性物质的或者可以放射出辐射线的垃圾，但是，仅仅含有少量（注：关于少量的界限，要根据不同物质确定。例如，《德国辐射保护条例》第45和46条中就有相关的规定。）放射性的垃圾不属于这一类垃圾的内 容。 第三类是根据其种类、性质或者数量，足以持久地给水、空气或者土地造成不利的污染或者其他不利的变化的垃圾。这一类首先是包括《德国垃圾法》第2条第2款的“特别垃圾”和德国《水管理法》中的危害水资源的物质。这类垃圾的种类很广，可以是生活垃圾、人粪、畜粪（例如在一天内在一个地方堆积一万立升的牛粪），只要其具有法律要求的条件，即足以给水、空气或者土地造成不利的污染或者其他不利的变化。 德国刑法中的垃圾概念，虽然是在垃圾法规定的垃圾概念的基础上建立的，但是，垃圾在刑法上的概念与垃圾法上的概念并不完全等同。《垃圾法》规定的垃圾，是指全部可移动的垃圾，包括固体垃圾、液体垃圾和气体垃圾。这些垃圾可以是垃圾的所有人愿意扔掉的，或者是为了社会的利益应当有管理地不再保存的。前者也称为任意性垃圾或者主观性垃圾，后者也称为强制性垃圾或者客观性垃圾。（注：在德国法律界，对主观性垃圾与客观性垃圾的区分与种类存在着许多争论，例如，有的主张从是否出于保护社会的利益来区分，还有的主张从是否还有经济价值来区分。但是，无论如何，这个概念下的垃圾都属于垃圾刑法的管制范围。参看：舍恩科／施勒得：前引书，第326条。）与《垃圾法》规定的垃圾概念相比，德国刑法中的垃圾概念表现出或宽或窄的特点。比垃圾法规定的概念较宽的地方在于，德国刑法对液态垃圾没有限制性规定，没有象垃圾法那样把导入污水处理设施的废水和其他物质排除在垃圾的概念之外，因为对导入污水处理设施中废水和其他物质的使用，也必须持有德国水法发放的许可才能进行，否则也构成犯罪。另外，刑法意义上的垃圾，还可能与德国《原子能法》和其他法规中规定的交出特定的垃圾的义务联系在一起的。原子能法规定的“放射性剩余物质”和“拆卸或者拆除下来的具有放射性的设备部件”，只要是从原子能法的角度看来已经失去使用价值的东西，就属于刑法意义上的垃圾。不过，那种受到放射性污染的物品和食物，如果不能属于“具有爆炸危险性、自然或者非少量放射性的”垃圾的范围，就不属于刑法意义上的垃圾。比垃圾法规定的概念较窄的地方在于，刑法的垃圾概念不包括垃圾法规定的垃圾推定，即推定为垃圾的情况。（注：例如，未经合法机关许可，在公共场所等地非法存放的汽车等物件，在特定的情况下，可以根据垃圾法被推定为是垃圾。） 在德国加强环境保护的呼声中，主张对垃圾刑法进行改革是最强烈的和最迫切的意见之一。德国刑法界中影响比较大的改革主张有：应当扩大垃圾刑法中应当加以管制的垃圾种类，特别应当在垃圾刑法中加以规定的垃圾种类有：对人有致癌作用的垃圾，会产生危害植物果实的垃圾，会改变遗传特征的垃圾，以及那些在种类、特征或者数量上足以危害动物或者植物的存在（即在特定地区范围内动物或者植物种群的数量）的垃圾。另外，还有人主张扩大法定的交出有放射性的垃圾的范围。 德国垃圾刑法对造成垃圾污染的行为也作了以下具体的规定：处理，即对垃圾进行预加工、捣碎、堆积、烧毁、消毒，以及其他从数量上或者质量上对垃圾加以改造的行为；（注：例如，未经准许将被油污染过的土壤与未受污染的材料相混合，将报废的汽车压扁的行为，等等。）存放，即临时存放垃圾的行为；（注：例如，长期地不间断地将工厂的场地当作“临时”场地堆放特别垃圾。）贮存，即以长期堆放为目的存放垃圾的行为；排放，即让液体性物质流走，不再以原样收回的行为；清除，即其他使自己摆脱垃圾的行为，尤其包括将垃圾以其他形式排入水中和空中的行为，另外，将垃圾交给轻信的第三人作最后处理的行为，在行为人对此完全没有发挥作用的可能性的情况下，也属于清除行为。除了这些垃圾污染行为之外，违反法定义务不交出放射性垃圾的，也是一种犯罪行为。 （五）对特定保护区域的污染形式 特殊保护区是指在那种生态意义上特别敏感的地区。受德国环境刑法直接保护的特殊保护区有三个，即特定的容易遭受空气污染和噪音侵害的地区，水源与矿泉保护地区，以及自然保护区。这些地区具有的独特的生态利益，对人类的生存有着特殊的意义。 危害特殊保护区的污染形式主要有三种： 第一，违反法律法规，在需要特别防止空气污染或者噪音对环境造成有害影响的地区，或者在缺乏变化的气候状况下应当担心空气污染急剧增加对环境有害的影响的地区，使用产生空气污染或者噪音的设备的； 第二，违反法律法规，在对水源或者矿泉水源特别加以保护的地区，使用职业设备贮存、装载、转运对水源有危害的物质，使用管道运送对水源有危害的物质，或者在职业活动规模上进行的开采砾石、 沙土或者其他固体物质的； 第三，违反法律法规，在自然保护区、国家公园、或者作为自然保护区临时加以保护的地区，开采矿产或者其他土地的组成部分或者从中牟利的，进行挖掘或者堆积活动的，取水、排水或者对水作任何改变的，对沼泽、泥潭、池塘或者其他潮湿地区进行排水活动的，或者砍树挖根的。 虽然这些污染行为的造成都是以违反法律和行政规定为前提的，但是，德国刑法学界认为，这种污染侵犯的法益不是单纯的超个人的行政管理利益，而是通过独立的生态方面的法益表现出来的对人的保护。 污染概念中的正当化与免责问题 污染概念中的正当化与免责问题是由于对污染概念加以限制的必要性而提出的。限制污染概念的必要性主要是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 第一，理论根据方面的考虑。在污染还没有直接表现为对人的健康、生命和财产的损害的时候，就宣布其为犯罪的做法，在理论上似乎与“抽象的危害行为”的概念很难划清界限。根据抽象危害行为的概念，犯罪的成立不取决于损害结果或者具体危害的出现，尤其不取决于对危害结果加以证明的危害行为。如果在刑法中引入抽象危害行为，就意味着刑事责任的扩大，并且，如果在环境犯罪中不需要要求证明某种污染对人的危害，是否容易导致随意出入人罪的危险？显然，抽象危害行为理论与传统的以造成实际损害行为为中心的理论有很不一致的地方。 第二，立法技术方面的考虑。德国环境刑法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采用“空白刑法”的立法技术。空白刑法是指完全或者部分地将对行为构成的描述“空白地”留下来，而通过引述其他法律规定，其中主要是非立法机构制定的行政法规，加以补充和完善的刑法规定。这种立法技术看起来就像立法者开出了一张空白支票，而有关管理部门则有权加以填写。同时，由于德国允许在合乎法律规定的情况下排放废气、废水和废物，因此，在这种立法模式下，如何保证正确地追究污染环境的刑事责任，即在造成环境污染时不放纵犯罪和在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排放情况下不追究排放人的刑事责任，就成为十分重要的立法与司法问题。 为了防止滥用污染概念，德国刑法学界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进行了研究和努力。 在理论方面，德国刑法界并不一般地承认污染犯罪都是抽象危害构成。从“人类环境”的眼光来看，抽象危害构成仅仅表现为与个人的人身财产利益有关。然而，从“生态环境”的眼光看来，与个人人身财产利益没有直接关系的环境利益，就对犯罪的成立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例如，在水污染犯罪中，如果只把人的生命与健康利益作为受保护的利益，那么，水污染就表现为对这些利益的一种抽象的危害。从生态意义上观察，由于水的纯净是需要保护的法益，因为那是人在生态学意义上的生活基础，因此，水污染行为对水的纯度的损害就是一种真正的损害，而不应当被看成是单纯的抽象危害了。从理论上严格地说，德国污染犯罪中有一些是使用抽象危害构成加以规定的，有一些则不是。 在立法技术方面，德国刑法界一方面通过宪法法院肯定了环境刑法依靠行政管理法规的立法模式符合德国宪法规定的明确性原则（注：《德国基本法》第103条第2款和第104条规定的原则。）以及分权原则，（注：《德国基本法》第20条第2款规定的原则。）另一方面，在具体的法律规定中，针对不同犯罪中法益保护的具体要求，对于各个领域中污染的不同表现形式，还采取了以下一些使污染正当化或者免责，即防止污染概念扩大化的做法： 第一，规定轻微污染不处罚。这个做法典型地规定在《德国刑法典》第326条危害环境处理垃圾罪中。该条第6款规定：“由于垃圾数量很少，明显地排除了对环境，尤其是对人、水、空气、土地、可食动物或者植物的有害影响时，行为不予刑法处罚。”（注：参见舍恩科／施勒得：前引书，第2209页。）由于在危害环境处理垃圾罪中，是以管制垃圾为对象，采取抽象的危害构成尽可能地将所有违法处理垃圾的境况都加以包括了，因此，如果在垃圾数量和危害后果上不作明文限制，在实践中就可能造成处罚轻微的处理管制垃圾的后果。尽管这个著名的“轻微规定”在德国刑法中并不具有更大的一般性意义，（注：在德国刑法学界，对这一条“轻微规定”是存在着许多争论的。有关讨论情况参见拙作：前引书，第174-175页。）但是，在防止扩大垃圾刑法的适用范围方面，还是发挥了作用的。 第二，符合行政许可不处罚。这个做法一般地适用于各种污染物排放的情况。根据“人类环境”的概念，废气、废水和废物在一定程度之内是可以排放的。在实践中，这个许可程度只能通过行政许可加以确认。通过取得行政许可进行排放， 可以使污染控制在环境和社会可以容忍的范围之内。因此，在有权机关许可的情况之下和范围之内，对污染行为就没有刑事责任可言。当然，合法的行政许可是不包括使用威胁、贿赂或者共谋手段取得的许可和批准，也不包括通过不正确或者不完全的说明而取得的许可和批准。（注：《德国刑法典》第330d条第5款。） 第三，实质无危害不处罚。根据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德国环境刑法在有关犯罪中对污染的形式做了详细的描述，尤其是对那些以抽象危害构成的方式写成的犯罪，因为这种立法技术不要求犯罪行为产生具体的危害或者导致一种损害。但是，这样也产生了一种危险，即某些行为在形式上符合法律的规定，但是在实质上是有利于社会的行为，可能会被追究为犯罪。例如，《德国刑法典》第327条未经许可使用设备罪规定的行为包括，违法使用、占用、全部或者部分拆毁、或者从本质上改变核设施或者其用途的各种行为。其中，对于使用、占用和拆毁核设施的行为，必须具有本质上可能产生危害社会的危险，否则，就不构成犯罪。根据这种“实质无危害”的理论和规定，那种以加强现有的安全防护措施为目的，对核设施进行的建筑方面的改动，就不属于这种行为的范畴。 德国环境刑法中的污染概念对中国刑法的借鉴意义 在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的今天，世界各国都将保护环境、治理污染作为国家的责任。中国宪法第26条第1款也明确规定：“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从宪法的角度来看，“人类环境”和“生态环境”显然都是中国法律保护的对象。然而，由于各个方面条件的限制，目前中国刑法在惩治污染犯罪方面，还没有将“生态环境”意义上的法律利益作为自己的保护内容。虽然这几年来中国一些地区的污染状况有了明显的变化，例如北京的空气污染和太湖地区的水污染问题都有了明显的改善，但是，要保持祖国天清水澈空气好的良好环境，尤其是要做到持续经济有效地防治污染，刑法是可以也应当在符合国际标准的水平上发挥自身作用的。很明显，德国比较成功地使用刑法治理污染的经验，对中国是有借鉴意义的，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有以下几点： 第一，刑法保护的法益状况，对于明确环境犯罪中污染的概念有着根本的指导意义。以“人类环境”的观念来考虑环境犯罪问题，只能根据人的生命健康或者财产来确定刑法意义上的“污染”，如果污染没有直接侵害人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就不能受到刑法的追究。以“生态环境”的观念来考虑环境犯罪问题，就可能在人的生命健康和财产还没有直接受到侵害的时候，对危害自然环境的污染采取刑法措施。很明显，把“生态环境”作为刑法保护的法益，一方面提高了生态环境的法律价值，另一方面可以避免环境污染发展到给人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造成损失的程度上才加以惩治的无奈，从而提高环境保护的水平。这样，刑法法益概念的改变促使了污染概念的改变，刑法法益标准的提高将导致污染构成标准的降低和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 第二，在刑法中，污染可以表现为一种危害结果，也可以表现为一种危害状态或者一种危害行为。在环境刑法中，污染首先表现为对水、空气、土地的自然形态和自然构成有害的改变。根据特殊生态地区对于社会和人类生活的意义，例如水源区、自然状态脆弱地区、自然保护区，从具体的环境保护要求出发，环境刑法也可以规定更严格的构成污染的标准。然而，当污染是以特殊危险的方式造成时，例如核材料的非法使用，就不属于环境犯罪的范围，而属于其他犯罪，例如危害公共安全罪的范围。总之，污染的概念在对具体的环境对象的危害上，有着各自具体的标准。刑法在确立和追究污染犯罪时，应当实事求是地根据具体法益的要求，采用恰当的方式来界定污染的概念。 第三，在完整规定污染犯罪的同时，应当防止刑事责任扩大化。德国刑法理论繁荣发展的结果，是对犯罪的完整彻底的规定和追究，这样，虽然使法益得到彻底的保护，使刑法的任务和作用在法定的范围内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但是，也使得在形式上符合法定标准而实际危害很小的污染将受到刑法的处罚、从而容易受到“刑事责任过分扩大化”的批评。（注：应当指出，这样的批评并没有得到德国刑法界的普遍接受，但是笔者相信，这样的批评在中国刑法界会更强烈。关于中德刑法基本观念的差异，参见拙作：“中德划分罪与非罪方法的比较研究”，载《南京大学法律评论》1999年秋季号，第94页以下。）为避免这样的问题发生，应当借鉴德国刑法界提出的轻微污染不处罚，符合行政许可不处罚和实质无危害不处罚的限制规定

环境污染的概念篇2

关键词:

环境污染;公益诉讼;法律问题研究

一、引言

开展我国的环境污染公益诉讼法律问题研究，解决我国的环境污染问题，首先应当完善我国的法律法规，从而使得我国的司法资源开展环境保护工作的过程中，也能够真正的做到有据可依。健全我国的环境污染公益诉讼制度，对于我国的环境问题给予足够的重视，进而促使我国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能够给予环境足够的保护，从而实现长久的、可持续的发展。

二、环境污染公益诉讼法律问题研究的重要性

由于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部分城市在利用自然资源时，没有做到资源的合理运用，因此各种环境问题也随之产生［1］。环境污染现象的出现，严重的干扰到了人们的生产生活顺利开展，甚至威胁到了人们的健康。因此进行国家和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需要给予环境问题以足够的重视，从而有效的保障社会和群众的公益。由此可知环境污染公益诉讼法律问题研究的重要性不容忽视。

三、环境污染公益诉讼法律问题研究

具体内容研究公益诉讼的概念是相比较私益诉讼的概念提出的，公益诉讼所诉讼的现象，主要是危害社会公共利益的现象。公益诉讼的概念存在着广义公益诉讼概念和狭义公益诉讼两个概念。其中广义公益诉讼的概念指的是为了保证公共利益的完善性和有效性，国家机关以国家的名义，或者是个人以自身的名义提出的诉讼。而狭义的公益诉讼的概念仅仅是指国家机关以国家的名义开展诉讼，进行公共利益的保护和完善工作。环境污染公益诉讼的内容相对复杂，相对于其他的公益诉讼的内容，环境公益诉讼的内容还需要增添除了诉讼要求、诉讼对象、破坏的行为以及破坏行为所产生的后果之外的各项地域因素、人文因素以及地理因素等等。因此开展环境污染公益诉讼的工作难度相对更高。

四、环境污染公益诉讼法律的实施问题研究

开展环境污染公益诉讼法律的实施问题研究，根据环境污染公益诉讼的基本法律规章探究环境污染公益诉讼法律的具体实施方式，主要分为以下的几个方面:

(一)拓展公民行使环境污染公益诉讼权的空间

拓展公民行使环境污染公益诉讼权的空间［2］。由于环境污染公益诉讼法律的执行的根本目的，是保障公民所共同具有的权益。因此应当规定除去法律特殊的规定外，任何公民都具备有效的行使环境污染诉讼的法律权益。

(二)扩大环境污染公益诉讼的涵盖范围

扩大环境污染公益诉讼的涵盖范围，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经济的不断发展，公民实行环境诉讼内容也越来越广泛。因此需要开展环境污染公益诉讼涵盖问题的扩张工作，从而保证任何的人为的、污染环境的行为，都能够通过环境污染公益诉讼被给予及时的制止。从而应当扩大环境污染公益诉讼的涵盖范围，规定具有任何破坏环境行为的个人或者是集体，公民都可以对其进行诉讼，并且要求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三)完善和应用环境污染公益诉讼法律的内容

我国关于环境问题的法律法规的完善和应用的缺失，也是导致我国的环境问题较为严峻的主要因素之一。因此开展环境污染公益诉讼法律问题的研究，首先需要完善环境污染公益诉讼法律的内容［3］。开展宪法、环境保护法、水污染法等法律的应用和完善。并且制定专门的环境保护部门，对于地区进行定期的，环境污染问题核查。对于存在着破坏环境的个人或者企业，具有直接行使对其进行环境污染公益诉讼的权利。从而可以有效的保证环境污染公益诉讼法律的顺利实施。

五、结语

开展环境污染公益诉讼法律问题研究，首先应当明确环境污染公益诉讼法律问题研究的重要性，进而开展环境污染公益诉讼法律问题研究具体内容研究。探究环境污染公益诉讼法律的实施问题:拓展公民行使环境污染公益诉讼权的空间和扩大环境污染公益诉讼的涵盖范围以及完善和应用环境污染公益诉讼法律的内容。开展环境污染公益诉讼法律问题研究，给予我国环境保护问题以足够的重视，是我国进行可持续高速发展的关键所在。

参考文献：

［1］张方．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研究［D］．河南大学，2013．

环境污染的概念篇3

一、求真务实，严格执法，认真查处污染环境的违法行为

我们把坚决清理取缔“十五斜企业和其它不符合产业政策的严重污染企业放在环境监察工作的首位。20*年，全共清理取缔“十五斜企业19家，立案查处严重污染企业40家，查处的重点主要是针对我工业建设项目中的小造纸、小炼焦、小炼钢、小电镀和污染严重的小化工企业。

在现场执法工作中，我们结合自身工作的特点，严格从源头控制污染企业的产生，发现新上建设项目，及早介入，率先了解其生产工艺，对工艺中存在严重污染问题又无力落实“三同时”制度的新建项目，及时予以制止，这样，既控制了新建项目带来的污染隐患，又最大限度地减少了盲目投资者的经济损失。

二、认真做好环境处理工作，积极解决群众关心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切实维护群众合法的环境权益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的环境意识和环保法制意识也随之增长。20*年，我们共处理环境问题125件，其中，我群众还在全环保系统首创自制光碟反映环境污染问题的先例。对于群众反映的环境污染问题，我们按照工作无小事的原则，从解决污染双方的矛盾入手，坚持事无巨细，做到事事有落实，件件有回复，环境案件处理率达到100%，连续多年被我评为工作先进单位。

三、坚持以人为本，科学管理，为我经济和社会的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在环境监察工作中，我们率先引入提前介入的概念，率先引入执法就是服务、零距离服务的概念，率先引入一站式执法、全程式服务的概念，最大限度地保障执法成果，最大限度地保障投资者避免因为重复投资或者投资方向失误所造成的损失。

从企业新建项目立项开始，我们就把执法和服务贯穿其中。首先，帮助企业理清投资方向，分析项目投资的可行性，防止重复投资和上马禁止的落后淘汰工艺；其次，为企业提供污染治理技术和污染治理信息，帮助企业落实“三同时”措施，使企业在污染治理方面实现以较少的投资取得最好的治理效果；第三，主动帮助企业办理建设项目审批手续，指导企业进行排污申报，指导企业建立污染治理台帐，并且不收取任何成本费、服务费。这样，把执法溶入于服务之中，把环保理念溶入于服务之中，实现了管理与服务的有机结合，环境宣传与服务的有机结合，最终实现了环境监察成果的最大化。

今年以来，我相继吹响了四城同建和建设大而强、富而美东陇海第三大的战斗号角，在新形势下，环境监察工作更加任重而道远。我们将紧紧围绕委政府的中心任务，在环保局的正确领导下，以开拓的精神，昂扬的姿态，解放思想，轻装上阵，全面深化环境监察工作改革，全面溶入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去，以适应我经济和社会快速发展的要求。下一步，环境监察工作将要在职能和观念上实现两个方面的转变：

一、实现环境监察工作从管理型执法、收费型执法到服务型执法的转变

我们要在继续强化提前介入管理的概念、执法就是服务、零距离服务的概念、一站式执法、全程式服务的概念，力争把污染消灭在萌芽状态的基础上，从壮大我的工业经济实力入手，提高服务意识，强化服务职能，保障我工业经济的健康发展，从根本上提高我改善环境、治理污染的能力，切实发挥环境作为生产力的作用。

二、实现环境监察工作从点源管理到面源管理、宏观管理的转变

环境污染的概念篇4

一、求真务实，严格执法，认真查处污染环境的违法行为

我们把坚决清理取缔“十五小”企业和其它不符合产业政策的严重污染企业放在环境监察工作的首位。2004年，全市共清理取缔“十五小”企业19家，立案查处严重污染企业40家，查处的重点主要是针对我市工业建设项目中的小造纸、小炼焦、小炼钢、小电镀和污染严重的小化工企业。

在现场执法工作中，我们结合自身工作的特点，严格从源头控制污染企业的产生，发现新上建设项目，及早介入，率先了解其生产工艺，对工艺中存在严重污染问题又无力落实“三同时”制度的新建项目，及时予以制止，这样，既控制了新建项目带来的污染隐患，又最大限度地减少了盲目投资者的经济损失。

二、认真做好环境信访处理工作，积极解决群众关心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切实维护群众合法的环境权益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的环境意识和环保法制意识也随之增长。2004年，我们共处理环境信访问题125件，其中，我市群众还在全省环保系统首创自制光碟反映环境污染问题的先例。对于群众反映的环境污染问题，我们按照信访工作无小事的原则，从解决污染双方的矛盾入手，坚持事无巨细，做到事事有落实，件件有回复，环境信访案件处理率达到100%，连续多年被我市评为信访工作先进单位。

三、坚持以人为本，科学管理，为我市经济和社会的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在环境监察工作中，我们率先引入提前介入的概念，率先引入执法就是服务、零距离服务的概念，率先引入一站式执法、全程式服务的概念，最大限度地保障执法成果，最大限度地保障投资者避免因为重复投资或者投资方向失误所造成的损失。

从企业新建项目立项开始，我们就把执法和服务贯穿其中。首先，帮助企业理清投资方向，分析项目投资的可行性，防止重复投资和上马国家禁止的落后淘汰工艺；其次，为企业提供污染治理技术和污染治理信息，帮助企业落实“三同时”措施，使企业在污染治理方面实现以较少的投资取得最好的治理效果；第三，主动帮助企业办理建设项目审批手续，指导企业进行排污申报，指导企业建立污染治理台帐，并且不收取任何成本费、服务费。这样，把执法溶入于服务之中，把环保理念溶入于服务之中，实现了管理与服务的有机结合，环境宣传与服务的有机结合，最终实现了环境监察成果的最大化。

今年以来，我市相继吹响了四城同建和建设大而强、富而美东陇海第三大市的战斗号角，在新形势下，环境监察工作更加任重而道远。我们将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的中心任务，在市环保局的正确领导下，以开拓的精神，昂扬的姿态，解放思想，轻装上阵，全面深化环境监察工作改革，全面溶入我市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去，以适应我市经济和社会快速发展的要求。下一步，环境监察工作将要在职能和观念上实现两个方面的转变：

一、实现环境监察工作从管理型执法、收费型执法到服务型执法的转变

我们要在继续强化提前介入管理的概念、执法就是服务、零距离服务的概念、一站式执法、全程式服务的概念，力争把污染消灭在萌芽状态的基础上，从壮大我市的工业经济实力入手，提高服务意识，强化服务职能，保障我市工业经济的健康发展，从根本上提高我市改善环境、治理污染的能力，切实发挥环境作为生产力的作用。

二、实现环境监察工作从点源管理到面源管理、宏观管理的转变

环境污染的概念篇5

二、“跨界”的概念辨析

“跨界”这一概念最开始的含义是两国边界附近的区域，跨度不超过20到30公里。訛譺这种将“边界地区”与“跨界”两个概念相混淆的做法是不合理的，因为一些跨界污染或损坏，可以来自很远的地方，例如随着大气流动，可以带来数百乃至上千公里外的污染。訛譻因此，1979年签订的《长距离跨界大气污染公约》将“跨界大气污染”定义为“其物质来源全部或部分处于一国管辖范围内的区域，而对另一国管辖范围内的区域发生有害作用的大气污染……”訛譼。1982年国际法协会通过的《适用于跨界污染的国际法规则》也规定：“跨界污染指污染的全部或部分的物质来源是在一国领土内，而对另一国的领土产生有害的后果。”訛譽它们都强调领土或管辖的概念訛譾，而不仅仅局限于边界地区。新的疑问是，如果某区域不是一国领土或管辖的范围，但由在该区域进行的活动却处于该国控制之下，例如大陆架、专属经济区或国际法所不承认的干涉、占领和非法吞并的地区，一旦该区域发生了损害他国环境的污染事件，是否应该包括在跨界污染的范围？在纳米比亚案中，国际法院认为：“实质的控制(physicalcontrol)，而非的或合法的控制，构成对于影响他国的国际责任的根据。”訛譿鉴于此，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于1996年以一读通过的《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后果的国际责任条款草案》将“跨界损害”定义为：“在起源国之外的一国领土或一国管辖或控制下的其他区域所引起的损害，不论有关国家是否拥有共同边界”。訛讀正如在联合国大会对本条款的有关评注中所指出的：“委员会不能预测所有未来可能发生的跨界损害，但是，它想明确一点，委员会的意图是划出一条界线，以清晰区分本条款所包括活动的国家和受到不利影响的国家。其分界线就是领土界线、管辖界线和控制界线。因此，‘跨界损害’一语中的‘跨界’一词应结合第1条中所用的‘在其领土内或管辖内或在其控制下的地区内’一语来理解。”訛讁这个定义充分弥补了《长距离跨界大气污染公约》和国际法协会《适用于跨界污染的国际法规则》等文件中所下定义的不足，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国际法委员会随后于2001年通过的《关于预防危险活动的跨界损害的草案》和2004年通过的《关于危险活动造成的跨界损害案件中损失分配的原则草案》对此进行重申，进一步坚持了这个定义。

三、“环境损害”的概念辨析

“环境损害”的概念虽然简单而明确，但因为与“污染”的概念关系密切而需特别界定。环境问题出现的早期，环境损害的主要表现形式是污染，因此，应对环境损害的策略和措施也是以污染为主，对“污染”概念的界定也最为成熟。早在1974年OECD通过的一项关于跨界污染原则的建议中，就对污染进行了明确界定：“人类直接或间接将物质或能量引入环境而造成有害的后果，这些后果包括可能危害人类健康、损害生物资源和生态系统、减损环境的优美、妨碍环境的其他正当用途。”輮訛輥该定义提出后，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为后面有关污染的诸多国际文件所继承，如1976年《保护地中海海洋环境的巴塞罗那公约》第2条、1979年《长距离跨界大气污染公约》第1条以及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条等。但是，OECD的上述“污染”定义存在严重不足，往往会忽略和过滤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重大环境不利影响行为，例如，对跨界河流进行引流或修建大坝，由于这种活动没有对环境“引入”任何物质或能量，即使这样给邻国环境造成重大的不利影响，也排斥在传统的应对污染的国际法规则之外。随着人类对各种自然资源开发和利用的强度日益增大，这种非“引入”性的环境不利影响的活动的发生日益增多，OECD的“污染”定义以及相应的国际法规则已不能适应新的时代要求。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环境法专家组在其报告中扩大了概念的适用范围，不再提“污染”，而代之以“环境损害”。它将“环境损害”定义为：“人类直接或间接地通过污染物质、电离辐射、噪声、爆炸、振动或其他形式的能量、工厂、动物、疾病、洪水、泥石流或其他相似手段，对人身健康、生物资源、生态系统、物质财产、自然美观或自然资源和环境的其他合法用途造成的任何损害。”輯訛輥这个定义修正了传统“污染“定义存在的缺陷，将引入性及非引入性等一切可能造成环境不利影响后果的活动都纳入其中，比较全面和充分体现了现代社会对环境规则的要求。当然，有的国际法文件走得更远。如1991年《关于跨界背景下环境影响评价》，提出一个新的概念———“环境影响”。其第1条把“环境影响”定义为“人类活动为对环境造成的任何重大的不利后果，即对健康和安全、动植物、土壤、大气、水、气候、风景和古迹及其他建筑的影响，或者这些影响之间的相互作用。由于改变这些因素而对文化遗产和社会经济条件产生的影响也包括在内”。輰訛輥但是，笔者认为，“环境影响”的范围过于宽泛，且不易量化，这无疑会严重制约相应的国际实践，“环境损害”应是最为适宜的概念。

四、“跨界环境损害”的概念界定

通过前面对“跨界”和“环境损害”两个概念的辨析，现在能够对“跨界环境损害”的概念作一个清晰的界定了。笔者认为，“跨界环境损害”是指在一国管辖或控制下的地区内发生的环境污染或破坏，对另一国管辖或控制的地区所造成的重大不利后果，包括对人身、财产以及自然环境本身在内的任何损害。基于此定义，“跨界环境损害”包括以下构成要素輱訛輥。一是损害必须是有形的物质影响。有的学者认为，跨界环境损害，除了对环境本身的损害及其相关费用外，还包括环境不利影响活动所造成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损害后果，但国际法的发展历程表明，这种做法是不可取的。在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刚开始着手“国际法不加禁止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后果的国际责任”专题的编撰工作时，一个主要的争议点就是是否应该将该专题所处理的跨界损害仅限于物理上的环境损害，还是应该包括经济、社会等在内全方位的跨界损害。輲訛輥委员会最终达成一致，将经济、社会方面的问题排除在外，因为后者在性质上与物理上的环境损害不同，需要不同法律规则予以处理。輳訛輥二是损害是人为原因造成的。环境损害的发生有人为的原因，也有自然的原因。但国际法上一般都对海啸、地震等非人为因素造成的跨界损害规定了例外条款，即以所谓的“不可抗力”作为免责事由輴訛輥。因此，跨界环境损害的发生必须与法律意义上的人的行为相关。当然，在发生上述自然灾害有造成跨界损害之虞时，灾害发生国有尽通知、预防等“谨慎注意”的义务，如果违反了此等义务，仍需承担相应的责任輵訛輥。三是损害必须达到一定的严重程度。輶訛輥随着科技的发展和各国交往的密切，在这样一个地球村里，各国的资源开发和生产生活活动都是相互高度联系和影响的，跨界环境损害无可避免会频繁发生，因此，没有必要，也无可能对所有的跨界环境损害问题都进行法律规制和责任追究。輷訛輥现行国际法对跨界环境损害的规制，一般性的做法是规定相应的“准入门槛“———“严重损害标准”。例如，国际法协会在1966年制定的《赫尔辛基国际水法规则》的注释中明确表示，所谓损害，其程度应当是严重的，当然，“并非任何损害都是严重的，一般来说，当损害实际上妨碍了或阻止了对水的合理利用，该损害就是严重的。”輮訛輦这一立场在该协会水资源委员会起草的《跨界污染国际法规则草案》中再次得到重申。此外，如1988年通过的《管制南极矿产资源活动公约》、1991年通过的《关于评估跨界环境影响的公约》和1990年通过的《关于跨界内陆水域意外污染的行为准则》等一些公约中也使用了“重大”、“严重”或“显著”等用语。当然，关于“重大”一词的含义，并非没有模糊性，但一般可以这样理解，“重大”的程度应超过“察觉”，但不必达到“严重”或“显著”的程度。輯訛輦四是损害必须是跨界的。这里的“跨界”的概念隐含了两个国家，指从一国管辖或控制下的地区到另一国管辖或控制下的地区，所以一国之内的跨越不同地区边界的情形不属于国际法上“跨界”的范围。有时候，一国管辖或控制下的地区内发生的环境污染或破坏可能对两个以上其他国家管辖或控制的地区造成的损害，此时，情况的处理涉及量的变化因而更为复杂，但性质依然未变，还是属于“跨界环境损害”輰訛輦。当然，对不在任何国家管辖或控制范围内的全球公域的损害也排除国际法上“跨界环境损害”的范围之外，需要国际法另行处理。

环境污染的概念篇6

教材解析：“环境问题的概念”部分，教材呈现两幅景观图（图41 大气污染、图42固体垃圾污染）。图片虽然直观，但对概念的理解帮助不大，可补充图1“人类社会与地理环境的关系”。

用图说明：人类社会是地理环境的一部分，人类社会的发展受地理环境的影响，同时，人类社会的发展也对地理环境施加各种影响。具体来说：人类社会的发展需要从（自然）地理环境中获取物质和能量，人类社会在发展的同时向（自然）地理环境排放有毒、有害物质。环境问题是（人类向环境）索取（物质和能量）超过环境再生能量或者（人类向环境）排放（废弃物）的量超过环境自净能力从而使环境条件发生改变，并对人类以及其它生物的生存和发展造成影响和破坏的问题。该图使学生在了解人类社会和环境关系的基础上理解环境问题的概念，有利于学生从更高层次理解环境问题的分类和产生原因。

二、加工图片，剖析环境问题的类型

教材解析：“环境问题的类型”部分，教材以“树状结构图”的形式呈现。该图很好地呈现出环境问题的四大类型，但该图对理解“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和“提出环境问题治理的措施”知识点没有提供恰当的延伸契机。故可在原图的基础上加工（如图2）。

用图说明：加工后的树状结构图明确了某类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到底是“索取大于再生”还是“排放超过自净”，有利于学生在探讨环境问题治理措施时有针对性地提出治理思路。针对“索取大于再生”这类环境问题治理措施的根本思路是：减少索取，促进再生。针对“排放超过自净”这类环境问题治理措施的根本思路是：减少排放，加强自净。

三、以图为媒，探究人类面临的主要环境问题

教材解析：“人类面临的主要环境问题”部分的教学目标为：根据相关资料，归纳人类面临的主要环境问题。教师可结合《选修6》对本节内容进行拓展和延伸，基本思路为：某环境问题的概念―产生原因―治理措施。以案例教学模式为主，详细分析一个案例，让学生在掌握分析方法的基础上分析其它案例。现以“大气污染”为例，探讨具体实施过程。

1.利用景观图直击大气污染

大气污染指洁净大气被有害气体和悬浮物质微粒污染的现象。本环节利用教材图41“大气污染”、“雾霾中的天安门”（如图3）这两幅景观图片加以诠释。

用图说明：大气污染是学生身边的案例，采用景观图加以展示即可。与其它类型图片相比，景观图更直观、更能带来视觉冲击。

2.巧用活动图探究大气污染成因

通过教材图41“大气污染”、图47 “煤燃烧过程的生成物”、图48“汽车排放的污染物”引导学生找出大气污染的主要来源：工业废气、汽车尾气、生活用煤产生的烟尘。在此基础上总结：大气污染成因的分析应从污染源和自净途径两方面入手（如图4）。

用图说明：教材用图能让学生深入了解煤和汽燃料燃烧后产生的污染物的化学成分，了解导致大气污染的化学物质。补充图4可为探索环境问题治理措施提供思路。

3.运用结构图总结治理措施

在成因探究的基础上，明确治理途径应“兵分两路”。一为减少污染物的排放，二为增强自净能力。该部分可设置学生探究环节，探究目标：针对大气污染产生原因提出具体可行的治理措施。在学生探究的基础上可利用树状结构图加以总结（如图5）。

环境污染的概念篇7

随着地球上人口的剧增和工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特别是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对自然资源需求水平不断提高，生产强度日益加大，有毒、有害废气物质不断的输入环境，远远超过了环境的自净能力而导致环境污染日益严重。为了解决人类面临的这个重大问题，对于大气污染和地表水污染之力的研究已十分广泛，许多技术已相当成熟并被广泛应用。

对于污染土壤及地下水的之力来说，由于其具有隐蔽性、滞后性、累积性以及难治理和修复周期长等区别与大气和地表水体污染的特点，其修复问题已成为环境科学研究日益活跃的领域，同时也是世界性难题。虽然人们已在污染土壤及地下水物理修复和化学修复领域进行了有益探索，形成了一些实用技术，但这些修复方法往往会破坏场地结构、造成二次污染，对于污染面积巨大且污染程度较轻的土壤甚至难以应用。为此，近年来，人们在污染环境的物理修复、化学修复甚至生物修复取得一定成功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生态修复的理念，并对其概念、内涵、原理、产业化途径等进行了理论上的探索和实践上应用的探索，试图以生态学的原理和方法，在污染环境的修复和治理过程中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从而达到可持续发展。

一、生物修复—生态修复的基础

生物修复是对污染环境实施修复、之力的最为重要的技术之一，是正在发展中的技术，是生态修复的基础。

目前被广泛认同的生物修复定义，是指微生物催化降解有机污染物，从而修复被污染环境或消除环境中的污染物的一个受控或自发进行的过程，这是狭义的定义。

除了微生物修复外，植物修复、动物修复乃至酶学修复等方式的出现，赋予了生物修复更广泛的内涵，即生物修复是指利用细菌和真菌等微生物、蚯蚓等动物以及水生藻类、陆生植物，甚至酶及分泌物等的代谢活性降解、减轻有机污染物的毒性，改变重金属的活性或在环境中结合态，通过改变污染物的化学或物理特性二影响其在环境中的迁移、转化和降解速率。

目前使用最广、最有效的生物修复技术仍是微生物修复。

二、物理与化学修复—生态修复的构成要素

从修复原理来看，物理修复与化学修复是指充分利用光、温、水、土、气、热等环境要素，根据污染物的理性性质，通过机械分离、蒸发、点解、磁化、冰冻、加热、凝固、氧化—还原、吸附—解吸、沉淀—溶解等物理怪和化学反应，使环境中污染物被清除或转化为无害物质。通常，为了节省环境治理的成本，物理修复或化学修复往作为生物修复的前处理阶段，近年来根式作为生态修复的构成要素。无论是环境要素或生态因子，还是工程措施，对于修复生物的生命活动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影响要素。若将它们有机的结合起来，使环境条件和生态因子在有利于生物生活的同时，也有利于污染物的去除或转化，将极大地提高生物修复或植物修复的效率，这一点对于生态修复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物理与化学修复措施与生物修复的结合，是生态修复必不可少的构成要素，其利用的是否直接关系到生态修复的有效性和成败。在实际的修复过程中，把物理修复、化学修复措施更好地与生物修复结合起来，才能形成有效的生态修复技术。

三、植物修复—生态修复的基本形式

植物修复这一概念大约是1980年代前期提出来的，其最初的思想是利用超累积植物的的超量富集作用来去除污染环境中多余的重金属。

目前，植物修复这一技术已经涵盖了污染环境治理的各个方面，如城市树木、草坪乃至花卉植物对大气或室内空气的净化；池塘中水生植物通过对氮、磷等营养物质的利用而对富营养化水体的净化；污染土壤及水体中无机污染物的去除及有机污染物的讲解等。

在污染环境治理中，从形式上来看，似乎主要是植物在起作用，但实际上植物修复过程中，往往是植物、根系分泌物、根际圈微生物、根际圈土壤物理和化学因素（这些因素可以部分人为调控）等在共同起作用。因而，总的来说，植物修复几乎包括了生态修复的所有机制，是生态修复的基本形式。

环境污染的概念篇8

一、问题的提出

电子废弃物污染作为环境污染的一种特殊形式，严重威胁着生态安全与人类健康。广东汕头市贵屿镇是全国最大的电子废弃物拆解处理集散地，由于拆解工艺简单落后，使得该地环境污染严重，居民健康受到威胁。2005年汕头大学对该地165名一至六岁儿童的血铅水平进行了调查，发现血铅负荷偏高，其中135名儿童铅中毒，中度铅中毒者达到24.4%。在我国，像贵屿镇这样的地区远不止一个，广东清远、浙江台州、河北黄骅等地都面临着严重的电子废弃物污染。面对这样的污染现实，我们不得不思考以下几个问题：什么是电子废弃物？针对其污染，我国刑法进行了怎样规制？其他国家和地区如何规定，又有哪些值得我们借鉴？

二、电子废弃物概念

何谓电子废弃物，我国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规定。从国家颁布的法律性文件来看，对于其概念，我国经历了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2003年，原国家环保总局的《关于加强废弃电子电气设备环境管理的公告》（以下简称“公告”）首次从生产、维修、消费三个环节（简称“三环节”）进行了规定：“电子废物包括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不合格设备及其零部件；维修过程中产生的报废品及废弃零部件；消费者废弃的设备”。2004年修订通过的《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则从工业生产和日常生活两方面（以下简称“两方面”）将其规定为“丧失利用价值或者虽未丧失价值但被抛弃或者放弃的固态、半固态和置于容器中的气态的物品、物质”。2006年的《废弃家用电器与电子产品污染防治技术政策》继承了2003年《公告》的特点，从“三环节”角度将废弃家用电器与电子产品定义为“已经失去使用价值或因使用价值不能满足要求而被丢弃的家用电器与电子产品”。2007年颁布的《电子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管理办法》则融合了上述三个法律性文件的特点，结合“两方面”和“三环节”，将其综合规定为：“废弃的电子电器产品、设备及其废弃零部件、元器件和有关部门规定纳入电子废物管理的物品、物质”。从定义的角度来看，电子废弃物概念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狭义角度看，电子废弃物是指电子电器产品达到使用寿命后的报废物；广义角度来看，电子废弃物还包括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不合格产品及其零部件、边角余料、维修过程中产生的报废品及废弃零部件。需要注意的是，无论广义还是狭义，它们都建立在“两方面”和“三环节”的基础上。哪种定义角度好呢？笔者认为，针对我国现状，适合采取广义概念。一方面，我国电子废弃物污染状况严峻，采取广义概念，有利于将电子废弃物各种污染形态纳入到规制范围内，更好地起到惩戒和引导作用。另一方面，随着电子产业不断发展，电子废弃物污染形态也将更加复杂，采取广义概念，有利于应对未来出现的新情况、新种类，从而避免电子废弃物新种类出现时无法可依或法律规定不明确的状况。

三、德美关于电子废弃物的刑法规制

（一）德国

德国并没有设立专门的电子废弃物罪名，而是将其统称为“垃圾”。首先，《德国刑法典》第326条对“垃圾”范围进行了广义上的界定，包括“具有公共危险性的可传播的毒剂和病原体；可能会导致疾病发生或遗传基因改变以及易燃、易爆、具有放射性的垃圾”。在对“垃圾”进行界定时，德国并没有明确告知哪些属于刑法规制的“垃圾”，而是从可能导致的危害结果角度思考，对所谓的“垃圾”进行了一个包容性的概括，即只要某些废弃物能够导致某种损害结果，该废弃物即可视为刑法上的“垃圾”。其次，德国广泛引入了危险犯的犯罪形态，刑罚严峻。《德国刑法典》第326条规定：“在许可范围之外或者违背许可的处理程序存放、储存、排放上述垃圾的，可以判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罚金”。再者，德国刑法综合考虑了各种具体情况。《德国刑法典》第326条还规定了未遂犯、过失犯的处罚以及范围很窄的免责事由，周全地考虑了实践中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

（二）美国

在电子废弃物污染刑法规制方面，《固体废弃物处置法》是美国最重要一部法律。首先，同德国一样，美国也没有专门设立电子废弃物污染相关罪名，而是将电子废弃物纳入到固体废物范围内进行规制。该固体废物的范围非常广泛，包括固态、半固态、液态等各种形态的物质。其次，美国广泛引入了抽象危险犯的犯罪形态，惩罚力度大。《固体废弃物处置法》第3008条规定：“故意产生、贮放、处理、运输、处置或采用其他方式保存任何有毒废弃物的。根据其行为情况可以处以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每天不超过5万美元罚款或者两者并罚”。再者，美国刑法概括性较强，对现实以及未来可能出现的情况考虑得较为全面。《固体废弃物处置法》第3008条规定要对“在明知情况下进行明显的、不公正的，且对人类生活来说是不可饶恕的行为或者是明显地置人们生命安全于不顾的行为”进行惩罚，语句概括性很强。随着电子产品的不断丰富以及未来可能出现的复杂情况，在惩治电子废弃物污染犯罪时，如果遇到一些较为模糊的难题而犹豫不决，我们便可以通过这样概括性的规定进行规制范围上的选择。

（三）总结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发现，在电子废弃物污染刑法规制方面，德国、美国都广泛采用了危险犯形态，且以抽象危险犯为主。同时，三者刑法规制范围较广，将电子废弃物很好地容纳了进来。德国将电子废弃物包含在“垃圾”范围内，美国包含在“固体废物”。此外，两者刑罚力度大，手段多样。德美两国结合自由型和罚金刑，设置了较为严厉苛刻的刑罚，犯罪之人往往面临着巨额罚金和长达数年的自由刑。

四、我国电子废弃物刑法规制

首先，对于电子废弃物污染，我国刑法从两个角度进行规制。对于国内电子废弃物在回收处理造成的污染，主要适用刑法第338条的污染环境罪。如果将国外电子废弃物进口到国内，则适用刑法第339条，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定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擅自进口固体废物罪和走私固体废物罪。其次，从刑法第338条、339条可以看出，我国并没有专门设立与电子废弃物相关的罪名进行规制，而是统一将其纳入到污染环境罪中。这样会忽视各种污染源的特点，起不到保护环境的作用。虽然刑法第339条设置了固体废物犯罪，但其主要针对进口固体废物进行规制，对于常见的电子废弃物污染犯罪，仍以刑法第338条污染环境罪为主。德美两国也没有专门设立电子废弃物污染罪名进行刑法规制，但是并不同于我国。德国专门针对“垃圾”，美国针对固体废弃物污染。再者，针对于环境类犯罪，我国刑法仍采用实害犯形态。根据刑法第338条，对于电子废弃物污染，只有达到“严重污染环境”或者“后果特别严重”时，才会受到刑事制裁。这与其他国家和地区所采用的危险犯形成了鲜明对比，实害犯更多的是惩治犯罪，但是很难起到预防污染、保护环境的目的。最后，相关刑罚并不明确。这主要针对罚金刑而言。我国刑法采用了无限额罚金制，但是罚金数额多少并未提及。无限额罚金制能够使审判人员根据犯罪情节和案件的具体情况作出符合实际的罚金判决譺訛，但是也为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预留了过大的空间，容易导致刑罚擅断。罚金数额的不确定，容易使得罚金刑仅仅成为象征性的惩罚，不利于有效规制电子废弃物污染。

五、思考与建议

（一）增设电子废弃物污染相关罪名，增强针对性

刑法价值更多在于预防犯罪，环境类犯罪更是如此。我们要根据各种污染的特点设置罪责罚，具有针对性，而不是将大部分环境类犯罪大都纳入到污染环境罪中，使得污染环境罪笼统而不明确。因此将电子废弃物在内的污染主要规制在刑法第338条的现状势必需要做出改变，我们需要在环境犯罪的相关章节增设电子废弃物污染相关罪名。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的做法，增设一个规制范围广、针对性强、能够包含电子废弃物污染的废弃物犯罪。在对“废弃物”进行范围界定时，我们不妨借鉴德国刑法对“垃圾”的界定方法，从可能导致某种结果出现的角度，对“废弃物”进行定义。这样规制范围更广，考虑情况更加周全。

（二）引入抽象危险犯，发挥刑法的前期屏障作用

电子废弃物污染具有长期性、隐蔽性，其危害结果可能需要一个较长的潜伏期才会显现。由于人类认识水平有限，就会导致污染行为实施若干年后，人类可能最终确认其实害后果，但是因已超过追诉时效或因犯罪主体因素而无法追究刑责，鉴于此，学界一直建言污染环境犯罪应从结果犯转变为危险犯。对于环境，我们要遵循预防为主原则，不能在环境已经受到严重破坏时才去惩治犯罪，而应该提前对那些具备“严重污染环境”的危险，但还没有出现“严重污染环境”实害结果的行为予以惩处，做到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因此我们要广泛引入抽象危险犯犯罪形态，充分发挥刑法的前期屏障作用。

环境污染的概念篇9

[论文关键词]环境侵权 违法性要件 因果关系 公益诉讼

一、我国环境侵权民事制度的现状

环境侵权是环境法和侵权法的交叉领域。我国现行法律中对环境侵权民事制度的规定主要分散于《民法通则》、环境基本法与单行法、民事程序法以及《侵权责任法》之中。首先是我国1986年的《民法通则》第124条和1989年的《环境保护法》第41条，专门针对环境污染中的民事责任问题作出了原则性的规定。此后，其他关于环境问题的民事法律法规也相继出台，如1982年通过，1999年修订的《海洋环境保护法》、1999年修订的《水污染防治法》、1987年通过、1995年、2000年两次修订的《大气污染防治法》、1995年通过的《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以及1996年通过的《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这些陆续颁布的单行法基本上作了与《环境保护法》相似的规定，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环境民事责任制度体系。在民事程序法方面的规定主要有：我国1991年《民事诉讼法》第54、55条，规定了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的共同诉讼同样适用于环境侵权的民事诉讼，以及2002年4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4条第3项之规定。此外，2009年12月26日由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表决通过，于2010年7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对环境污染问题在第八章“环境污染责任”作的专章共四条（第65条至68条）的规定，一定程度上完善了我国环境民事责任法律体系。

二、 我国现行环境侵权民事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对“环境侵权”概念的界定问题

对于环境侵权，各国都有不同的表述，在日本和其他一些地区通常称之为“公害”，这一概念现也基本为各国所接受。我国法律对这一概念未作明确界定，只在相关法律中对其责任作了一些宽泛的规定，如《民法通则》第124条：“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治污染的规定，污染环境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环境保护法》第41条：“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害的单位或个人赔偿损失。”《侵权责任法》第65条规定：“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从这些对环境侵权行为所作的原则性条款中，不难看出，在侵权行为方式上，现行法律对环境侵权的概念仅限定为环境污染。那么因资源开发等引起的生态损害问题该如何解决呢？在我国，因开发自然资源引起的水土流失、生活环境遭到毁灭性破坏的问题也同样存在，甚至更为严重。如果侵权法只关注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必将使因生态破坏行为受到损害的公民无法获得法律救济。

（二）“违法性”之要件——环境侵权立法的不统一

对于环境侵权是否应以违法性为构成要件，传统民法与环境法的规定并不一致。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124条：“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治污染的规定，污染环境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这说明与其他民事侵权行为一样，传统民法中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的承担，也是以侵害人行为的违法性为前提。而我国《环境保护法》第41条第1款规定：“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害的单位和个人赔偿损失。”即造成环境污染的，均应承担民事责任，该法并未将行为的“违法性”作为承担民事责任的必要要件。可以说，这是对传统民事法律的立法进步。除此之外，其他各单行的环境污染防治法也都无此要求。环境侵权纠纷在司法实践中，虽有不以违法性为构成要件的环境侵权案件，但更多的还是引用《民法通则》中的规定。《民法通则》与《环境保护法》和各单行的环境污染防治法的不同规定，充分反映了我国相关立法在环境侵权民事责任“违法性”要件问题上存在的矛盾。若以“违法性”为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无疑给受害人的民事救济带来极大不便，也间接鼓励了侵权人的环境侵权行为。

（三）因果关系的推定原则不明确

我国《侵权责任法》第66条规定：“因污染环境发生纠纷，污染者应当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即由污染者就行为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承担举证义务，在不能举证时即推定其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该条实质上是规定了与日本的“间接反证法”相似的单一的因果关系推定法。但是，在面对复杂多样的环境侵权纠纷案件的司法审判中，由于环境侵权行为的特殊性，环境污染损害一般具有长期性、潜伏性，造成损害的过程具有复杂性，这往往使得环境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表现得十分隐蔽和不紧实，较一般侵权行为的因果关系更具复杂性。将因果关系推定的方法仅规定为这一两种方式，显然不能满足类型多样化、案情复杂化的环境侵权纠纷案件的需要，必须根据不同类型的环境侵权案件，确定和适用与之相应的不同的因果关系认定方法。

（四）对环境侵权诉讼的困难

环境诉讼制度是公众进入到环境侵权损害赔偿过程中的重要途径。我国目前对环境侵权的救济基本上适用传统的民事侵权救济手段，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08条规定，提起民事诉讼的原告必须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这种“直接的利害关系”意味着原告必须享有请求救济的“排他”性的实体性权利，只有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人才能成为正当当事人，这实际上排斥了间接利害关系人的民事诉权。而在我国，作为传统意义上的“公共财产”，绝大多数的环境权益要素都不为任何单位和个人享有，环境侵害往往涉及到众多的不特定的间接利害关系人的权益，当这些间接利害关系人运用传统的法律诉讼途径维护环境权益时，因与案件“无直接的利害关系”而无法获得司法程序的救济。因此，如何构建和完善环境侵权救济机制，解决环境侵权诉讼中原告资格的认定困难，创建一种符合现代社会发展需要的新型诉讼形式，已是传统民事救济程序面临的一大难题。

三、完善环境侵权民事制度的一些建议

（一）关于“环境侵权”概念的界定

从近年来国内接踵发生的大连渤海湾石油泄漏事件、紫金矿业酮酸水渗漏事件，康菲中国石油公司渤海湾溢油事件等所引发的生态破坏问题中，人们愈加意识到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在今后的环境侵权民事制度立法完善中，首先应结合环境侵害这一特殊侵权行为的特征，明确界定环境侵权行为方式不仅包括污染环境，还应包括生态破坏。综合我国现行环境侵权法律制度及相关学者关于环境侵权的理论探讨，可将“环境侵权”概念定义为“因人为活动造成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并因此损害他人的人身权、财产权以及环境权等权益，依法应当承担环境责任的一种特殊侵权行为。”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所依赖的客观存在，生态损害理应纳入环境侵权民事法律的调整范围。因此，对《侵权责任法》第65条“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中的“损害”这一概念，在理解上也应包括对生态环境的损害。

（二）摒弃环境侵权行为之“违法性”要件

“在环境污染损害赔偿中，只要造成环境污染危害，不管行为人主观上有无过错，也不管行为人的行为在客观上是否违法，行为人都得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由于环境污染在社会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进程中的不可避免性，大部分国家都通过制定环境保护标准将这种损害限制在最小范围或者是人们“可以忍受的限度”之内，使这种损害环境权益的行为从“违法行为”变成“合法行为”，但这绝不是说“合法行为”者在损害受害人权益的时候就可以免于赔偿。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做到完全禁止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行为，即使是“合法行为”也仍然是在污染环境。所以，在今后的环境侵权司法实践中，应摒弃《民法通则》第124条中以“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作为加害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违法性”前提，明确规定即使排污合法，损害如果发生，责任仍需承担。虽然我国《侵权责任法》在开始的草案当中也规定“排污符合规定标准，但给人造成损害的，排污者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但在正式颁布的《侵权责任法》中仍删除了这一规定。从某种程度上说，《侵权责任法》仍延续了《民法通则》关于环境侵权违法性要件的规定，这显然是一种不可取的做法。

（三）确立因果关系推定原则

环境污染的概念篇10

由于法律的调整具有滞后性，法律的实施与发展总是受到社会经济环境的发展变化影响，是一个各利益集团之间相互斗争与妥协的过程，也是立法者在冒险与谨慎之间的抉择。环境立法的发展更是体现出法的滞后性与局限性特征，就固体废物而言，2011年，全国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为325140.6万吨，综合利用量（含往年利用贮存量）为199757.4万吨，综合利用率为60.5%。[ 见国家环保局：《2011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由此产生的对人类生命健康的威胁以及环境的污染也日益严重，然而环境污染者恶意规避法律规定的现象更是屡见不鲜，防治污染的难度可想而知。从立法层面，创设一个能够充分保障自然人环境利益的权利――“环境权”，加大法律保护的范围，延缓法律调整的滞后性是十分必要的。

二、“环境权”创设的立法与现实命题

关于“环境权”的概念，目前在学术界仍然有较大争议，至今尚未形成一个公认的概念。武汉大学蔡守秋教授曾给“环境权”下个一个完整的定义，“即环境法律关系的主体有合理享用环境的权利，也有保护环境的义务的法律资格”。吉林大学张文显教授在对权利义务做分类时曾把“环境权”列入人类权。[ 张文显《法学基本范畴研究》，第103页。]也有学者把“环境权”定义为“相邻权”。笔者认为，从保护民事主体的环境权益的现实角度以及我国的司法实践入手，“环境权”应当作狭义理解，是一种综合性民事权利，既具有人身性质的权利，也具有财产性质的权利。是一种“绝对权”。

蔡守秋将“环境权”的概念，区分广义和狭义，笔者较为赞同这种区分。因为概念的细分可以有效地避免挂一漏万的弊病。笔者认为，广义上的“环境权”，与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上通过的《人类环境宣言》所宣布的：“人类有权在一种能够过尊严和福利的生活环境中，享有自由、平等和充实的生活条件的基本权利，并负有保护这一代和将来的世世代代的环境的庄严责任。”中确立的理念大致一致，归于人权的范畴，我国立法若采用广义的“环境权”的概念，则该权利义务的运行应当属于《宪法》调整的内容，而我国《宪法》的司法化进程刚刚起航，基本权利的救济渠道仍然相对狭窄，很难保护公民、法人、其他组织的具体合法权益。因而立法可以采狭义上“环境权”，即“公民环境权”的概念。

我国现行颁布的《侵权责任法》规定：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因污染环境发生纠纷，污染者应当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由此可见，环境侵权责任在我国侵权法被定性为无过错责任。立法者看到了环境法律关系的主体与客体的广泛性的特点，但没能完全认识到其侵权行为方式的模糊性特征，因而没能提出“环境权”的概念。

污染环境可能导致侵害民事主体的人身、财产权益。使被侵害者的人身健康遭受威胁损害，并且给被侵权人带来了一定的精神压力，使其精神蒙受损失。也可能使被侵权人的财产降低价值甚至损毁灭失。根据环境侵权客体的广泛性以及不确定的特点而言，环境侵权应当是一个慢性的、潜在的、不易被察觉的过程。但是，基于侵犯人身、财产而追究侵权者的民事责任，要求行为须达到一个程度而不是一种可能性。因此仅仅通过人身权或者财产权的渠道来主张损害赔偿，很难真正地、切实地保障被侵权者的合法权益。

民事权利以效力所及的范围为标准，可分为“绝对权”与“相对权”。所谓绝对权，指得对一切人主张的权利，又称“对世权”，所谓“相对权”，指及得对特定人主张的权利，又称“对人权”。[ 梁慧星《民法总论》第三版，第76页。]绝对权效力所及范围的具有不特定性，并且要求他人履行的义务是消极、容忍、不作为的。环境权是符合绝对权的特点的。因此，我国立法者将来在确定“环境权”的概念时，将其定性为“绝对权”较为适宜。

环境权应当是一项综合性的民事权利，客体既包括人身性质权利与财产性质权利。人身性质的权利，不仅仅是当事人的人身权，还有一个享受良好环境以进行工作、生活学习的权利。环境的污染并不当然会侵犯周围自然人的人身权，但很可能会影响到享受良好环境的权利。例如排污者排放无害的但却是难以使人忍受的臭气、臭水。财产性质的权利，不仅仅是在发生具体损害时才能主张，也可以进行自由处分，但这种处分，法律应当作严格的限定，否则不但不能实现立法的初衷，反而有可能会引发道德风险，使得环境受益人滥用权利从而损害了他人乃至国家的环境利益。 三、结论

从固体废物转移的角度，固体废物的转移虽然要经过较为严格的审批程序，但是终归有可能扩大固体废物污染的范围，这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环境侵权的不确定性，间接地给被侵权人带来了举证上的不便。

其次，由于环境侵权的不确定性、慢性、潜在性等特征，因而证明污染者侵权责任的证据应当具有高度盖然性，即被侵权人能够证明污染行为存在损害其环境权的可能性，就可以追究污染者的侵权责任。民事权利具有相对的可处分性，环境权也应当是一种可以进行限制性处分的权利。梅因曾说过，迄今为止任何社会的进步运动，都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过程。污染者可以和潜在的被侵权人进行环境权交易，这样也可以增加污染成本，促进我国生态文明的建设。综上所述，进行制度上的重构，制定《民法典》时创设“环境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从公法与私法的双重角度约束污染是具有一定的可行性的。

参考文献：

[1]张文显《法理学》法律出版社

[2]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

环境污染的概念篇11

二、预防医学课堂教学的实践

任何学科的课堂教学都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原则，而非预防医学专业的预防医学课堂教学也是如此。为了说明某种环境对人群健康的影响，而在教室内或在实训室内借助案例分析进行实践性教学与理论教学几乎没有什么差别。因为，预防医学主要涉及“五大卫生学”内容，具有广泛的实践性与现实性，单纯进行理论教学难以引起学生的兴趣，甚至让学生感到枯燥乏味。因此，充实并加强实践性教学在预防医学课堂教学中更加重要。在实际操作中，必须亲临环境现场，通常采用的是现场调查法。通过现场调查法充实并加强课堂教学的实践性。除了“儿童少年卫生学”中的一部分内容在教室内可以完成实践性教学之外，其余内容的预防医学教学实践，必须进入各自的环境现场，通过现场调查法加强课堂教学的实践性，而切忌照本宣科作案例分析，否则很难取得成效。环境卫生学中家庭环境卫生实践内容，可以进入社区并走进家庭，进行现场调查;营养与食品卫生学的实践性教学，可以参观饭店、餐馆、食品厂，可以通过体检、化验与膳食调查反映个体或群体的营养状况;劳动卫生与职业病学的实践性教学，可以通过参观工厂、矿山工人现实的劳动生产环境，感受各种生产性有害因素对工人健康的影响，以及到职业病防治院(所)去见习，见识各种常见的职业病，以加深学生对职业病的认识，尤其是可以加强临床医学专业的学生将来在实际临床工作中鉴别职业病的能力，以减少误诊。

三、预防医学课堂教学的过程

加强课堂教学过程的研究促进课堂教学的顺利进行。预防医学课堂教学的过程可以划分为开始、中间和结束三个阶段，即开场白作为开始阶段、以新课进行为中阶段、以结束语为结束阶段。课堂教学的开始阶段能否吸引住学生，关键是看能否设计出一个好的开场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起到导入新课、引人入胜的作用。通过开场白导入新课常见的有旧课导入式、事例引入式、问题导入式、情境导入式几种常见的形式，通过这些形式开展师生之间的教学互动，一个好的开场白能得到学生的关注，只有学生关注了教师，倾听教师的讲课，才有可能真正具备课堂教学的两个基本条件:教师在讲，学生在听，否则，就是无效的课堂教学。课堂教学的中间阶段即主体内容设计，包括教学时间分配、教学重点与难点处理、案例的应用，以及加强与学生的互动等。课堂教学结束语是课堂教学环节与形式上完整性的体现。一次授课内容结束之前，进行结束语的设计，使所学知识更加条理化、系统化，方便学生理解、记忆，直到最终掌握并应用该知识，以及促使知识向技能的转化，这都需要通过课堂结束语的设计来完成。前苏联教育家尼洛夫•叶希波说:通过总结学生在课堂上所学的主要事实和基本思想来结束一堂课是很有好处的。教师通过总结教学过程中研究问题的思路，帮助学生认识本学科思维方式的特点和学习方法。预防医学课堂教学结束语的常见形式有解惑式结束语、归纳总结式结束语、传道式结束语、留置悬念式结束语等。

环境污染的概念篇12

一、环境税概述

环境税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国际税收学界兴起的一个概念。目前学术界关于环境税的定义学术界分为狭义、中义、广义三种。狭义环境税指的是环境污染税。中义的环境税包括环境污染税和自然资源税。广义的环境税不仅包含环境污染税、自然资源税等，还有为实现环境保护的目的而开征的各种税收。环境税又被称为“庇古”税，经济学家庇古于十九世纪初发表了《福利经济学》一书，指出因为经济对于环境的影响是无法通过商品交易中体现出来的，因此人类生产和消费的过程无法影响到环境污染问题。而为了有效地预防和控制经济发展给环境带来的不利性影响，就需要将这种影响内在化，让环境的污染者和受益者来承担因此造成的成本，即所谓的“庇古手段”。而此手段想要更好地发挥作用，就需要政府的干预和介入，从而形成了庇古税，即所谓的环境税。

二、国外环境税制度发展状况

国外建立起良好的环境税制度的国家主要集中于OECD国家。二十世纪中期，瑞典、荷兰等国家开始尝试针对一些零散的环境问题开征环境污染税。但是，这一阶段的税收措施主要是一些简单的尝试，仍然属于传统的税收体系的一部分，环保的理念也不明显和强烈，真正的环境税法律制度并没有形成起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环境税终于迎来了其发展的春天。由于该制度在保护环境方面的优点日益凸显，许多国家开始采用环境税制度，一些新的税种也被相继被引入。这一阶段，真正意义上的环境税开始大量的出现，并且开始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尤其是北欧地区的一些国家开始对本国的现有税制进行绿色化改革，这使得环境税制度逐步建立起来。二十世纪末期，环境税制度进入了完善的阶段。越来越多的国家，例如，日本、韩国开始引入和建立环境税制度，同时，一些新的环境税种被采纳，环境税制度日益完善。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发展，环境税法律制度已经完善。主要包括排污税、污染产品税、自然资源税以及其他具有环保意义的税收制度。而排污税又可以根据污染物的种类不同进一步划分为大气污染税、水资源污染税、噪声税、固体废弃物处理税等。而污染产品税主要是针对会对环境造成污染的产品，例如，一次性筷子、电池、塑料袋等，进行征税。自然资源税是针对自然资源开采征收的税收。其他具有环保意义的税收制度则根据各国情况不同而各有特色，例如英国伦敦征收的拥挤税等。

三、我国与环境保护相关税制概述

我国目前尚未建立起独立的环境税体系，与环境保护相关的税收分散于其他税收体系中，并且其征收初衷并不是为了保护环境。

（一）消费税概述

消费税的征收目的是为了抑制过度消费，因此其征税对象主要是高档消费品和高污染高耗能产品，侧面也起到了抑制高污染高能耗产品使用和保护环境的作用。消费税税目中9种属于污染环境的应税消费品，比如木质一次性筷子、成品油、摩托车、小汽车、轮胎等。事实上，在环境税制度发展的初期阶段，许多国家开始进行征收环境税收探索时都是通过消费税进行征收。许多环境税税种也都是从消费税中独立出去的。因此，消费税也是所有税种中与环境税最相近的税种。

（二）资源税概述

资源税的纳税人是在我国领域及海域开采应税矿产品和生产盐的单位和个人。其税目包括原油、煤炭、天然气、黑色金属类矿原矿、有色金属矿原矿、其他非金属类矿原矿以及盐等。资源税的征收目的主要是调节资源级差收入同时体现国有资源有偿使用。但由于其征税对象煤炭、石油都属于高污染高能耗产品，因此在客观上也起到了促进资源开发者合理充分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的作用。不过，我们必须明确的认识到我国征收的资源税与环境税体系中的自然资源税仍存在差异。其环保理念不足、征税范围过小、税率设计偏低、计税的依据不合理等因素纵容了企业进行粗放式的经营，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资源的浪费。

（三）城镇土地使用税和耕地占用税概述

城镇土地使用税的征税对象是国有土地和集体土地，其征税目的是为了合理利用城镇土地、提高土地的使用效益。耕地占用税是对占用耕地建房或者从事其他非农建设的行为征收的一种税。其目的在于保护耕地。二者都起到了保护土地资源，促进土地资源合理利用的作用。

四、关于我国开征环境税的建议

（一）科学确定环境税税种

开征环境税要考虑的首要问题是确定环境税税种。税种的确立不仅要考虑环境保护因素也要兼顾经济发展，还要考虑税务机关征税的可操作性与便利性。笔者认为当前若开征环境税，首先应从排污税着手开、率先开征排污税并逐步扩展。这样一方面可以减少环境税开征的阻力，为建立健全环境税制度积累经验；另一方面又防止由于课征对象过于单一，导致环境不公平现象。考虑到目前我国的环境状况，水污染问题和大气污染问题严重。因此，笔者建议环境税的开征应首先从这两个领域入手，可以考虑设置大气污染税和水污染税两个税种。同时考虑到企业的排放污染物不可能是单一排放，而如果对排放物进行充分细致的测量又会导致征税代价过高，效率低下等问题。因此在具体税种下进行税目设置时，不宜设置过多税种，可以设置一般污染物税和特殊污染物税。以大气污染税为例，由于空气中颗粒物含量过高，对人体造成危害严重可以考虑设置固体颗粒物税。而对于其他造成大气污染的排放物如氮氧化合物、二氧化碳、二氧化硫等可以统一设置一般大气污染物税。

（二）合理设定环境税税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