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范文

时间:2023-08-29 09:20:08

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

篇1

1、地产泡沫破裂,银行呆账坏账严重。当时东南亚经济增长相当程度上是靠房地产投资拉动的。东南亚国家在推动经济自由化过程中,也致力于在房地产业中引进竞争机制。由于房地产业投资回报率高,从而吸引了大量资金,导致房地产价格暴涨,形成地产泡沫,严重冲击了东南亚金融体系的稳定性。

2、出口大幅度下降,经常项目收支状况恶化。东南亚国家贸易结构相对单一,极易受国际市场波动的影响。八十年代主要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九十年代转向高技术产品,主要是电子产品。1996年全球电子产品市场需求萎缩,东南亚各国出口急剧下降,如泰国出口增长率从1995年的22.15%猛降到1996年的0.11%。这对主要依靠出口增长带动的东南亚经济无疑是一个沉重打击。

3、外债负担沉重,构成不合理。危机前,东南亚各国大都实行盯住汇率,并相继放开资本账户的管制。八十年代中期以来,东南亚国家经常账户几乎一直存在着赤字,像泰国外债就已达850亿美元,原本就不平衡的国际收支状况雪上加霜,货币贬值压力加大,最终诱使国外投资者发动了对东南亚国家货币的攻击。

4、汇率政策僵硬,金融调控机制失措,难以适应瞬息万变的国际金融市场。东南亚国家普遍实行了以盯住美元为主的一揽子货币汇率制度,这种制度的代价就是中央银行难以根据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自主、灵活地实施本国货币政策。如,1993年和1994年泰国出现了经济过热,但中央银行无法提高利率。而1995年和1996年美元利率开始上升,泰国经济陷入不景气,这时需要降低泰铢利率,泰国银行同样无法实现这一目标。

5、东南亚区域经济一体化使得泰国金融危机迅速波及其他国家。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步伐加快,使得东南亚国家间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因此当泰国金融当局抵挡不住泰铢贬值被迫宣布实行浮动汇率时,国际投机势力立即冲向其他国家的货币,再加上其他国家经济中存在的问题与泰国类似,所以金融动荡遍及东南亚在所难免。

6、国际游资兴风作浪是东南亚金融动荡的外部因素。当时,国际金融市场上,日本股市复苏,美元持续走强,一部分原来流入东南亚的外资纷纷撤离,从而构成对东南亚国家货币的强大压力。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粗略统计,当时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流动的短期银行存款和其他短期证券至少有712万亿美元,并且呈现出与日俱增的趋势。以索罗斯的量子基金为首的国际投机势力在此次危机中兴风作浪,成为引发和加剧这次危机的导火索和罪魁祸首。

二、东南亚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启示

1、产业的发展应以充分利用我国的比较优势为主导。在我国目前的资本和劳动力结构条件下,根据比较优势建立起来的企业,一般规模不会过于巨大,多数依靠国内自有资金即可建立起来,不会形成过渡依赖外债来发展经济的格局。而且,这样的企业竞争力强,利润率高,一般不会出现还本付息的问题。随着资源结构的升级,资金逐渐由相对稀缺变为相对丰富,劳动力由相对丰富变为相对稀缺,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自然要随着比较优势的变化而升级。这样按比较优势来发展产业,最有利于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快速发展,以及较快速地缩小和发达国家的差距。

2、在经济快速发展时期,房地产和股市的发展容易产生过热现象,很容易变成泡沫。政府应考虑经济的合理布局,增加土地的有效供给,避免经济活动过渡集中于一两个城市。在减低股市的过热方面,政府应避免采用金融抑制政策,让银行储蓄有合理的利率水平。

篇2

一、基于金融系统的视角考察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

学术界关于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从金融系统的视角考察,理论与实务界已形成三点共识:

(1)过度的金融创新与金融自由化是导致次贷危机的主要原因

Yuliya Demyanyk和Hemert(2008)等从信贷标准和信贷质量下降方面进行了探讨,认为美国次贷危机的发生,很大程度上就是因降低的信贷标准和信贷质量造成的。而信贷标准和信贷质量的双双下降与住房价格的持续上涨不无关系。一方面,2001-2006年房价不断上涨,金融机构发放了大量次级贷款。其中,次级贷款2003年4000亿美元,2004年突破1万亿美元,2005年增加到14000亿美元;次级抵押贷款比例从1993年开始起步发展到2005年的20%。而监管机构几乎难以及时发现这些贷款的真实状况及其高风险,因此,这段时期美国抵押贷款的质量整体上不断下降,低质贷款的过度膨胀最终酿成了如今的危机。

另一方面,由于房产价格不断上升,大量新的信贷机构进入抵押贷款市场,追逐高收益,加剧了机构之间的竞争,导致信贷标准下降和贷款者承担的风险提高,而抵押市场上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和欺诈行为进一步加剧了风险的上升,过高的风险也造成金融市场的动荡(Dell'Ariccia etal,2008)。

然而,以上分析和研究是在理论的层次上展开的,对实际的解说和操作可能不具有明显的有效性,从实证研究中才可增加其可信性。因此,Keys、Laeven等(2008)利用美国次债市场数据进行的实证分析发现,次贷危机的发生机理主要源于证券化的过快、过度发展,随着一些非流动性贷款转化为流动性债券,金融机构对借款者的评估和监测动力明显降低。因此,证券化程度与监控力度显著负相关,过度证券化对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发生难逃罪责。

(2)过度放松的金融监管和分散的金融监管架构加速了金融危机的爆发

美国的众多财政金融要员如Paulson(2008)、Bernanke(2008)都支持这一观点,纷纷提出改革美国金融监管架构的短期、中期及长期建议。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的埃里克・马斯金教授认为这一危机发生主要应是美国政府的错误,是监管的失误。他表示,过去很多年间,美国的大量房屋抵押贷款发放都相当宽松,但实际上其中很多根本不应该批准。马斯金说,金融业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存在所谓的“外部影响效应”,这种外部影响会产生连锁效应,从而影响到所有金融行业当中的主体。因此,马斯金认为,金融行业需要监管,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使金融行业的这种外部效应不致失控,这在以前都有过非常惨痛的教训。比方次贷危机就证明了我们的监管失效,如果监管有利的话,一开始这个危机就不应当让它产生。

因此,邓翔(2008)指出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的深层原因是由于金融监管未能跟上金融创新的步伐,从而导致监管的缺失。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高飞、胡瞿(2008)在其研究基础上,从金融监管的角度进一步剖析了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指出金融分业监管不适应综合经营,缺乏协调和权威的监管机构同样也是导致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

(3)金融市场上道德风险的上升、市场信心的下降加剧了金融危机的爆发

关于这场危机的原因,专家及学者给出了诸多分析,这些分析均有道理,而且有的已探及成因的深层部位。Mian和Sufi(2008)等人认为美国抵押信贷市场违约率的上升导致美国房地产市场萎缩,引发了次贷危机,随着市场上道德风险的上升、市场信心的下降,危机蔓延到整个金融体系,乃至成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

亚洲公众知识分子(API)奖学金计划高级研究员Michael Mah-Hui Lim(2008)认为,道德风险问题激励了银行的风险承担,弱化了风险约束机制。2001-2005年美国的银行抵押贷款供给迅速上升,供给的扩张将原来无法获得抵押贷款的边缘消费者拉入抵押信贷市场。与此同时,快速上升的抵押信贷供给导致借款者风险的迅速积累和房产价格溢价上升,进一步提高了消费者的风险偏好,抵押贷款需求激增。道德风险上升所引起的抵押贷款市场非理性繁荣,为后来违约率的激增埋下隐患,是引发金融市场危机的重要诱因。

随着研究进一步深入,刘桂峰(2009)从道德层面入手深究了其原因。他对美国人过度超前的消费理念及消费行为引致的全球经济失衡及生态灾难、美国银行业自身本性的迷失导致的虚拟资本在全球的泛滥作了分析,从而指出:不负责任的消费理念以及由此导致的奢侈无度的消费行为是构成这场危机背后最深层次的道德原因。同时进一步指出,过度的消费理念和方式使社会各阶层、包括银行家阶层过分逐利,银行本性的迷失是构成这场危机背后另一道德层面的原因。

以上三点均从金融系统的视角考察了此次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但金融危机根源于实体经济,并作用于实体经济。因此,如果仅仅从金融系统的角度,单纯地依靠救助金融机构或注入流动性等举措,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金融系统层面下实体经济的结构性矛盾与深层次风险,甚至可能催生下一次金融危机。为此,有必要深入探讨导致金融危机的实体经济的深层次原因。

二、基于实体经济视角考察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大范围的金融危机使西方的银行体系遭受重创,实体经济也未能幸免,且影响仍在继续。因此,有必要从实体经济的角度来剖析危机产生的原因。

杨公齐(2008)指出:从根本上说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源应该是实体经济的失衡,国际收支失衡只是实体经济失衡的表象,实体经济失衡导致货币资本的国际流动,国际资本流动导致虚拟经济膨胀和萧条,由此形成流动性短缺,最终能够导致金融危机。因而全球实体经济的失衡是导致金融危机的必要条件。

此次金融危机爆发后,有不少经济学家和权威人士从消费方式角度进行了反思。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在接受我国央视记者采访时就谈到,此次金融危机的发生与美国人过度消费的生活方式有关。为了支撑此种消费方式,美联储不得不增发货币(美元)大量进口石油和日用消费品,以填补国内供给缺口,由此使美国长期处于外贸逆差状态,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兼地球研究所主任杰弗里・萨克斯说:在我看来,本次金融危机最基本的一个问题,就是美国居民过去几年消费过多。美国通过从中国、从全球的金融机构借款来为居民的消费提供融资,并且美国居民对未来很乐观,认为可以非常容易地获得借款,特别是房贷以及耐用消费品贷款,而现在由于金融危机,信贷供给减少,消费者失去信心,减少了消费,继而影响了资金的回笼和资产价格,这又反过来进一步加剧了居民收入及消费支出的下滑。所以,我认为美国会经历一个螺旋式的通货紧缩周期。我国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光研究员和张弛认为:“长期以来,美国人依靠举债来投资和消费。随着储蓄率下降和债务率的上升,这种寅吃卯粮、举债度日的经济生活方式必然潜藏着很大的风险,构成这次危机的基因。”

同样,基于实体经济的视角,陈继勇、盛杨怿、周琪(2009)进一步剖析了危机产生的原因,他们认为:美国网络经济破灭激发的房地产经济泡沫是孕育金融危机的摇篮;21世纪初美联储先后采取的宽松货币政策和紧缩货币政策是金融危机的催化剂和导火索;全球经济失衡支撑的美国过度消费是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全球金融体系中各国货币地位的不平等加速了金融危机在全球的蔓延。

三、基于虚拟经济视角考察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

与实体经济相比,虚拟经济具有高度流动性、不稳定性、高风险和高投机性等明显特征(曹莹,2009)。当前的美国金融危机是经济过度虚拟化和自由化后果的集中反映。一是它的高度流动性满足了投机需求,投机需求具有交易成本低、资金占用时间短、可导致巨大的财富转移效应等特点虚拟经济都可实现;二是高风险高收益带来的财富效应以及与之伴随的非理性的投机行为。高风险伴随着的必然是高收益,资产价格的不断上涨必然带来的是巨大财富效应的示范作用,即使人们知道收益背后的巨大风险,也会因为投机博弈的心理,产生非理性预期并导致严重的投机行为,即“羊群效应”,加速泡沫的膨胀;三是高投机性特征带来的高杠杆化为人们的投机行为推波助澜。金融创新衍生工具的交易实施保证金制度,因而投机资本往往可以支配数倍于自身的资本进行投机操作,极大地推动了投机热潮;四是不稳定性使金融市场受到更多政治,周边环境等许多非经济因素影响,加大了市场波动,在泡沫破裂时危害迅速扩散。

实际上,以上学者都只是从虚拟经济或实体经济单方面来研究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只强调其中一方面而提出的原因必然是不全面,不完善的。虽然泡沫经济产生于虚拟经济,但这并不是说与实体经济无关。相反,虚拟经济中的泡沫因素大多是实体经济引致的。因此,在此基础上,杨兆廷、王元(2009),结合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双重角度出发,指出泡沫经济是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两者相互作用的结果:一是政府为了发展实体经济所采用的宽松的货币政策,使银行等机构为市场提供了大量的信贷资金,过量的资金导致了资产价格的快速上涨,使虚拟经济中出现了泡沫。实体经济的持续增长能有效化解虚拟经济中的泡沫。反之,脆弱的实体经济则加速泡沫膨胀;二是金融自由化政策下缺少监管,泡沫膨胀时难以及时制止;三是实体经济中的紧缩政策,往往加速了泡沫的破裂。实体经济引致经济泡沫,虚拟经济过度膨胀的催化放大作用使经济泡沫发展为泡沫经济。由此,次贷危机变为金融危机。

四、运用金融危机理论考察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

对于金融危机的成因及防范问题,很多学者进行了细致的研究。李伟杰(2008)从金融危机的三代模型的演变过程分析了金融危机理论的沿革及发展。张金清(2008)从金融衍生品的信用创造机制研究美国金融危机的成因及传导机制。张宇和刘洪玉(2008)从美国公共住房政策角度分析了次贷危机的形成。这些学者都是分别探讨金融危机理论的发展和次贷危机的成因,但是并没有将历代危机理论与美国次贷危机相结合,对这一问题进行更深刻的分析。

因此,许爽,隋涛(2009)在此基础上,将历代危机理论与美国次贷危机相结合,运用金融危机理论分析了美国金融危机的生成机理。文中运用费雪的金融危机理论,指出货币供应量扩张,利率不断降低,孕育了金融危机;运用明斯基的金融不稳定性理论,分析得出金融创新导致了信用的过度扩张,使得信用风险不断放大;根据凯恩斯的投资需求不足理论与金德尔伯格的泡沫理论,指出利率提高、投资需求的下降,导致了资产价格下降,经济步入下行区间,因此金融危机爆发;运用金德尔伯格的泡沫理论,指出美国监管机构效率的低下。许爽与隋涛运用金融危机理论来分析美国危机的生成机理,有助于从危机的内在成因角度上采取更为有效的措施进行预防。

综上,我们可以发现,美国此次金融危机的发生,不是某个单方面原因造成的,而是上述几方面原因相互激励和助推,综合作用的结果。由于研究视角的差异,学术界关于美国次贷危机发生原因尚未形成一致的认识。但事实上,不同的研究结论之间并非完全对立,而是内在联系或统一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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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王莹,徐璋勇. 我国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J]. 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4).

[12]温涛,冉光和,熊德平.中国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J]. 经济研究,2005,(9).

篇3

    2007年4月爆发的次贷危机,以美国新世纪金融公司(美国第二大次房贷公司)破产事件为标志,由房地产市场蔓延到信贷市场,进而演变为全球性金融危机。此次危机波及到全球,由于美国金融机构把次级贷款打包成债券,大量出售给国际投资者,包括我国的一些金融机构。而且金融危机对美国经济实体造成影响并促使美国调整宏观经济政策,而在全球化不断深化的今天,美国的经济政策调整必然会跨越国界,传导到全世界,这必将对世界经济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因此,在此背景下正确审视这次金融危机,探讨其产生的机理和原因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1 关于金融危机原因的探讨

    关于这次金融危机产生的机理和原因,国内外学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形成了不同的观点和看法。笔者根据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吴晓求教授关于“制度说”、“政策说”、“市场说”和“周期说”的提法,将学术界学者的观点归纳总结如下:

    (1)制度说。“制度说”认为,高度自由、过度竞争的经济制度和金融体系是全球金融危机产生的制度原因。大卫?科茨认为,此次美国次贷危机的根本原因是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因为,解除管制是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没有国家严密监管的金融市场是非常不稳定的。日本共产党中央前主席不破哲三谈到国际金融危机对当今资本主义和世界社会主义的影响时指出,国际金融危机的性质是金融危机与生产过剩的结合,其根源是新自由主义的泛滥。李鹏程指出,次贷危机的深层次意思就是过度宽松的经济政策,即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此次金融危机就是由先前一阶段的次贷危机所引起的,而次贷危机产生的源头又于政府“放任经济、任其发展”的新自由经济政策密切相关。

    (2)政策说。“政策说”认为,长期的低利率和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全球金融危机形成的政策基础。许小年指出,美联储所发行的货币超出实体经济的需要,金融机构的钱太多了,再加上对对冲基金监管不力,最终成为次贷危机的罪魁祸首。甄炳禧认为,美国次贷危机起源于近年来美国次贷市场的过分膨胀,是近些年来其国内积累的金融和经济风险不断释放的结果,也与金融创新、金融全球化及西方货币政策相关。美国的货币政策和与此相关的美国房地产行情的变化也是次贷危机发生的重要因素。孙音则指出,自2000 年起美联储屡次降低利率来刺激经济鼓励消费,致使美国国内出现过低的储蓄率、长期的消费热潮、进口不断增加以及长期的经常性收支恶化,而美国之所以可以按照这种形势维持经济的繁荣,其最主要的原因是当前全球经济的严重失衡和不对等、不均衡、不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尤其是以美元本位制为特征的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着内在的重大缺陷。

    (3)市场说。“市场说”从更微观的角度分析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他们认为,金融的过度创新和监管的相对滞后,金融工具的结构化、衍生性和高杠杆趋势,导致了金融市场过度的流动性,加剧了金融体系的不稳定程度,是这次金融危机产生的直接原因。王胜国指出,美国政府为刺激经济复苏的宽松的货币政策促使了次级抵押贷款的迅速增长和美国居民的过渡消费,造成了资产价格泡沫;监管制度的漏洞和监管手段的不足使金融体系的风险逐步积累,是导致此次危机的主要原因;华尔街的经济精英们违背信用原则,漠视风险控制,缺乏制衡机制,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迷狂中陶醉,将社会责任抛诸脑后;美联储为抑制经济过热和稳定通货膨胀预期大幅度地提高利率的货币政策,直接促使这次次级抵押贷款偿付危机的爆发。而究其根源在于金融创新中对于信用风险的控制不当。

    (4)周期说。“周期说”认为,这次金融危机是全球经济长周期的一种反映,是20 世纪30 年代大危机以来全球经济结构、贸易结构、金融结构大调整在金融体系上的一种必然反映。它是对国际经济金融体系中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严重的结构性失衡的一次重大调整,以实现资本市场、金融资产在规模和结构上与其赖以存在的实体经济相匹配。在上述四种说法里,吴晓求教授比较倾向的就是“周期说”。并且他认为,“百年一遇”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只会发源于美国、发端于华尔街。因为,在那里,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现代金融),无论在规模上, 还是在结构上都已严重失衡,华尔街的极端利己主义行为把这种失衡推向了极端, 从而使金融危机一触即发。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建中央主席成思危认为,美国金融危机并不单纯是监管不力,如果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分析来看,实际上是虚拟资本过度膨胀的结果。

    除了这几种主要的原因分析之外,还有的学者提出过度消费说,委托代理链过长说、流动性过剩说等不同的理论。

    2 基于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成因再探讨

    上述关于金融危机产生原因的分析,分别从不同的视角阐释了危机的成因。各位学者虽然都提出了自己的独特看法,每种分析也都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是都只是分析了金融危机的表面原因或者具体原因,并没有揭示出当前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或者深层次原因。因此,我们要从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视角透析当前金融危机的本质,揭示危机背后的深层次原因。

    虽然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没有在完整系统的专着里给我们呈现,但是马克思早在19世纪40年代就已经开始研究资本主义周期性的、普遍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而《资本论》的写作并问世,标志着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完成。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资本的生产过剩,仅仅是指可以作为资本执行职能即可以用来按一定剥削程度剥削劳动的生产资料——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生产过剩;而这个剥削程度下降到一定点以下,就会引起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混乱和停滞、危机、资本的破坏。”可见,马克思认为,经济危机的实质是资本生产相对过剩引起的危机。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相对过剩”,它是针对“绝对过剩”而言的。马克思又指出:“生活资料和现有的人口相比不是生产得太多了。正好相反,要使大量人口能够体面地、像人一样地生活,生活资料还是生产得太少了……但是,要使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作为按一定的利润率剥削工人的手段起作用,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就周期地生产得太多了……不是财富生产得太多了。而是资本主义的、对抗性的形式上的财富,周期地生产得太多了。” 可见,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的社会基础和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即不断扩大的社会生产能力与相对有限的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

    资本主义当代危机的产生流程是:资本制度的内在矛盾——两极分化——有效需求不足——生产相对过剩——透支消费——违约率上升——经济危机——淘汰过剩生产能力——回到起点。通过增加透支消费、违约率上升两个环节,一方面延迟了危机;另一方面生产过剩不再直接表现为有效需求不足,而是表现为有效需求旺盛,甚至表现为有效需求“过度”(透支消费)。可见,其实质仍然是马克思早已指出的“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自从“9?11”事件后,美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房地产市场繁荣,次贷机构为了获取利益,大量发放次级抵押贷款。当美联储为了避免通货膨胀而提高利率时,借款人无法正常还贷,导致了危机的发生。这种透支消费,正是由于消费者消费能力有限,而资本家要获取高利益,所以低估风险,盲目发放贷款,其根本目的就是为了缓解生产过剩。所以,透支消费,只不过是将危机从当时推迟到了未来。

    可见,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才导致了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矛盾。这也就引发了生产无限扩大和消费能力落后的矛盾,出现了消费能力不足,导致生产过剩。由此引发了透支消费,出现了违约率上升,引起了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波及到全球之后出现了当前的金融危机。按照马克思的逻辑,只有用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实现生产关系的根本变革才能最终解决这个对抗性矛盾。这也就揭示了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经济危机仍将继续甚至更加频繁,资本主义也终将走向穷途末路。

    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是一个科学的理论,它把握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从本质和根源上说明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的必然性。对今天而言,它仍然具有重要的价值。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我国市场经济基本保持稳定发展,事实证明了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科学发展观是经得起考验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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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4月爆发的次贷危机,以美国新世纪金融公司(美国第二大次房贷公司)破产事件为标志,由房地产市场蔓延到信贷市场,进而演变为全球性金融危机。此次危机波及到全球,由于美国金融机构把次级贷款打包成债券,大量出售给国际投资者,包括我国的一些金融机构。而且金融危机对美国经济实体造成影响并促使美国调整宏观经济政策,而在全球化不断深化的今天,美国的经济政策调整必然会跨越国界,传导到全世界,这必将对世界经济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因此,在此背景下正确审视这次金融危机,探讨其产生的机理和原因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1 关于金融危机原因的探讨

关于这次金融危机产生的机理和原因,国内外学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形成了不同的观点和看法。笔者根据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吴晓求教授关于“制度说”、“政策说”、“市场说”和“周期说”的提法,将学术界学者的观点归纳总结如下:

(1)制度说。“制度说”认为,高度自由、过度竞争的经济制度和金融体系是全球金融危机产生的制度原因。大卫?科茨认为,此次美国次贷危机的根本原因是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因为,解除管制是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没有国家严密监管的金融市场是非常不稳定的。日本共产党中央前主席不破哲三谈到国际金融危机对当今资本主义和世界社会主义的影响时指出,国际金融危机的性质是金融危机与生产过剩的结合,其根源是新自由主义的泛滥。李鹏程指出,次贷危机的深层次意思就是过度宽松的经济政策,即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此次金融危机就是由先前一阶段的次贷危机所引起的,而次贷危机产生的源头又于政府“放任经济、任其发展”的新自由经济政策密切相关。

(2)政策说。“政策说”认为,长期的低利率和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全球金融危机形成的政策基础。许小年指出,美联储所发行的货币超出实体经济的需要,金融机构的钱太多了,再加上对对冲基金监管不力,最终成为次贷危机的罪魁祸首。甄炳禧认为,美国次贷危机起源于近年来美国次贷市场的过分膨胀,是近些年来其国内积累的金融和经济风险不断释放的结果,也与金融创新、金融全球化及西方货币政策相关。美国的货币政策和与此相关的美国房地产行情的变化也是次贷危机发生的重要因素。孙音则指出,自2000 年起美联储屡次降低利率来刺激经济鼓励消费,致使美国国内出现过低的储蓄率、长期的消费热潮、进口不断增加以及长期的经常性收支恶化,而美国之所以可以按照这种形势维持经济的繁荣,其最主要的原因是当前全球经济的严重失衡和不对等、不均衡、不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尤其是以美元本位制为特征的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着内在的重大缺陷。

(3)市场说。“市场说”从更微观的角度分析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他们认为,金融的过度创新和监管的相对滞后,金融工具的结构化、衍生性和高杠杆趋势,导致了金融市场过度的流动性,加剧了金融体系的不稳定程度,是这次金融危机产生的直接原因。王胜国指出,美国政府为刺激经济复苏的宽松的货币政策促使了次级抵押贷款的迅速增长和美国居民的过渡消费,造成了资产价格泡沫;监管制度的漏洞和监管手段的不足使金融体系的风险逐步积累,是导致此次危机的主要原因;华尔街的经济精英们违背信用原则,漠视风险控制,缺乏制衡机制,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迷狂中陶醉,将社会责任抛诸脑后;美联储为抑制经济过热和稳定通货膨胀预期大幅度地提高利率的货币政策,直接促使这次次级抵押贷款偿付危机的爆发。而究其根源在于金融创新中对于信用风险的控制不当。

(4)周期说。“周期说”认为,这次金融危机是全球经济长周期的一种反映,是20 世纪30 年代大危机以来全球经济结构、贸易结构、金融结构大调整在金融体系上的一种必然反映。它是对国际经济金融体系中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严重的结构性失衡的一次重大调整,以实现资本市场、金融资产在规模和结构上与其赖以存在的实体经济相匹配。在上述四种说法里,吴晓求教授比较倾向的就是“周期说”。并且他认为,“百年一遇”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只会发源于美国、发端于华尔街。因为,在那里,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现代金融),无论在规模上, 还是在结构上都已严重失衡,华尔街的极端利己主义行为把这种失衡推向了极端, 从而使金融危机一触即发。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建中央主席成思危认为,美国金融危机并不单纯是监管不力,如果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分析来看,实际上是虚拟资本过度膨胀的结果。

除了这几种主要的原因分析之外,还有的学者提出过度消费说,委托代理链过长说、流动性过剩说等不同的理论。

2 基于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成因再探讨

上述关于金融危机产生原因的分析,分别从不同的视角阐释了危机的成因。各位学者虽然都提出了自己的独特看法,每种分析也都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是都只是分析了金融危机的表面原因或者具体原因,并没有揭示出当前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或者深层次原因。因此,我们要从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视角透析当前金融危机的本质,揭示危机背后的深层次原因。

虽然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没有在完整系统的专着里给我们呈现,但是马克思早在19世纪40年代就已经开始研究资本主义周期性的、普遍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而《资本论》的写作并问世,标志着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完成。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资本的生产过剩,仅仅是指可以作为资本执行职能即可以用来按一定剥削程度剥削劳动的生产资料——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生产过剩;而这个剥削程度下降到一定点以下,就会引起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混乱和停滞、危机、资本的破坏。”可见,马克思认为,经济危机的实质是资本生产相对过剩引起的危机。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相对过剩”,它是针对“绝对过剩”而言的。马克思又指出:“生活资料和现有的人口相比不是生产得太多了。正好相反,要使大量人口能够体面地、像人一样地生活,生活资料还是生产得太少了……但是,要使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作为按一定的利润率剥削工人的手段起作用,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就周期地生产得太多了……不是财富生产得太多了。而是资本主义的、对抗性的形式上的财富,周期地生产得太多了。” 可见,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的社会基础和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即不断扩大的社会生产能力与相对有限的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

资本主义当代危机的产生流程是:资本制度的内在矛盾——两极分化——有效需求不足——生产相对过剩——透支消费——违约率上升——经济危机——淘汰过剩生产能力——回到起点。通过增加透支消费、违约率上升两个环节,一方面延迟了危机;另一方面生产过剩不再直接表现为有效需求不足,而是表现为有效需求旺盛,甚至表现为有效需求“过度”(透支消费)。可见,其实质仍然是马克思早已指出的“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自从“9?11”事件后,美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房地产市场繁荣,次贷机构为了获取利益,大量发放次级抵押贷款。当美联储为了避免通货膨胀而提高利率时,借款人无法正常还贷,导致了危机的发生。这种透支消费,正是由于消费者消费能力有限,而资本家要获取高利益,所以低估风险,盲目发放贷款,其根本目的就是为了缓解生产过剩。所以,透支消费,只不过是将危机从当时推迟到了未来。

可见,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才导致了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矛盾。这也就引发了生产无限扩大和消费能力落后的矛盾,出现了消费能力不足,导致生产过剩。由此引发了透支消费,出现了违约率上升,引起了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波及到全球之后出现了当前的金融危机。按照马克思的逻辑,只有用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实现生产关系的根本变革才能最终解决这个对抗性矛盾。这也就揭示了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经济危机仍将继续甚至更加频繁,资本主义也终将走向穷途末路。

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是一个科学的理论,它把握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从本质和根源上说明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的必然性。对今天而言,它仍然具有重要的价值。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我国市场经济基本保持稳定发展,事实证明了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科学发展观是经得起考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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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两次危机的成因比较分析

1、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

(1)出口大幅度减少,经常项目赤字巨大。亚洲国家的产业结构和技术水平基本相似,同时它们的贸易结构相对单一,这就使得它们对发达国家需求的变化和贸易保护措施特别敏感。例如1996年国际市场对电子产品的需求大幅减少,而这些亚洲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在90年代转为以出口电子产品为主,因此,泰国的出口增长率从1995年的22.15%下降到1996年的0.11%。这对亚洲经济无疑是一次重击。

(2)“泡沫经济”也是引起这场危机的原因。当时,亚洲经济的繁荣发展有一部分也是依靠房地产拉动的,房地产的巨额收入使得大量资金进入这个产业,房地产价格暴涨。因此,亚洲经济工业化进程被缩短,货币化程度过高,多余的货币没有实际的劳务和商品作为依托。

(3)国际游资的参与是引起危机的重要原因。当时,以索罗斯领导的量子基金为首的投资基金在亚洲兴风作浪,使得一部分资金从亚洲撤出,造成这些国家货币的巨大压力,成为这次危机的导火索。

2、次贷危机发生的原因

(1)金融衍生品的过度创新。金融创新创造了大量以次级贷款为基础的金融衍生品,商业银行将次贷资产打包出售,并通过投资银行对其进行证券化,卖给养老基金、保险基金等投资者。这不仅使银行将资金回收,刺激了房地产行业的繁荣,还使得所有相关的金融机构串在一起,同时又由于金融衍生品的杠杆性,使风险不断放大。

(2)信用风险管理不严格。商业银行在发放贷款时,都假定房地产的公允价值会持续增长,因此,发放贷款时就不考虑借款人的信誉。但是,房地产市场中价格是有波动的。在对信用风险监管不严格的情况下,如果房地产价格下跌,会给商业银行造成呆坏账,甚至是银行破产。

(3)房地产市场扭曲繁荣。从2001年1月到2003年6月,美联储共降息25次。持续的低利率,使得房地产行业火爆,很多投资家也将资金转移到这个产业中,房地产市场的泡沫越积越大。自2004年中期开始,发地产价格下跌,贷款位于率增加,引发连锁反应,并最终成为全球性危机。

3、综合比较异同点

通过比较亚洲金融危机和次贷危机产生的原因,可以得出这两次危机产生的共同原因是“泡沫经济”,即资本流动性过剩,并没有充足的商品和物资作为基础。另外,还有经常项目赤字巨大、外债结构不合理等原因。最后,利率在这个过程中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时由国际游资引发的,次贷危机是信用链条断裂的连锁反应。

三、两次危机对我国的启示

1、加强对金融衍生品的关注与研究

从亚洲金融危机到次贷危机,许多国家纷纷采取措施来防范金融风险,并且,随着经济的发展,许多金融衍生品也随之出现。这些衍生品可以有效的将风险转移出去,但并不能消除系统性风险,因此,如果投资者以盈利性为目标,危机就会产生。我们应该加强对危机的研究,认识到其利弊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金融衍生品可以分散风险,推进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我们应该认识到风险只能分散,不能消失。我们必须把风险置于可以控制的范围之内。

2、虚拟经济要有实体经济作依托

金融、保险和房地产等都属于虚拟经济,一般来说,虚拟经济的发展有实体经济作为依托,二者协调发展。虚拟经济极易引发泡沫危机,导致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相分离。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国际金融全球化和其他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动,次贷危机就是由于虚拟经济过快发展但缺乏金融监管的经济链条出现问题,引起一连串连锁反应,最后影响到实体经济。从亚洲金融危机和次贷危机发生的原因,我们可以看出虚拟经济会产生大量的泡沫。因此在保持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应该警惕泡沫的产生和积累,尤其是在房地产市场。

3、要建立健全的金融监管制度

亚洲金融危机和次贷危机发生还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各国金融监管过松。由此看出,无论是经济体制健全的发达国家还是经济体制不完善的发展中国家,都应该加强一国的金融监管。在金融自由化高速发展的进程中,金融的脆弱性不断加强,这就更加需要建立健全的监管机制,加强金融监管。尤其我国金融监管机制还不够完善,在金融自由化的进程中,会有很多漏洞。因此,政府有效的金融监管十分必要。企业资金所有权的特点是资金大部分不是企业经营者所有的,使得企业的所有者更加倾向于从事高风险的业务,而这些业务很有可能对企业的债权人和整个经济造成损害。我国应该重视金融衍生品发展过程中得金融监管问题。

4、建立国际间的协调机制

在国际金融全球化的大背景之下,为了维护本国经济的繁荣发展,国际间的互帮互助是十分必要的。如果忽略作为世界一份子的责任单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势必会导致一国的危机蔓延至全球。这也是次贷危机带给我国的启示之一。如今世界上有四大风险评估机构,表面上它们有利于风险控制,实际上关于个体与整体的矛盾任然存在。因此,在其他国家的经济发生问题时,为了防止其他国家的危机蔓延到我国,我们应该积极的与其他国家商量,采取措施来缓解危机,恢复本国投资者以及世界投资者的信心,为维护世界经济的高速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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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830.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09)08-0044-05

2007年以来,美国次级住房抵押贷款拖欠率大幅上升,引发了次贷危机,并进而爆发了波及世界的金融危机。特别是2008年9月以来,国际金融形势急剧恶化,迅速演变成上世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又迅速影响实体经济,造成全球性经济衰退,因而这次金融危机已不限于金融领域,事实上已成为一次严重的经济危机。古巴全国人大经济委员会主任、著名经济学家奥斯瓦尔多・马丁内斯认为,这场经济危机一方面是生产过剩,同时又是消费不足。“我们面临的形势已经超出了经济和金融危机,也是一场社会危机、食品危机和生态危机,是所有这些烈性危机爆发的综合性结果。”这次危机的根源是什么?中外学者见仁见智,各有见解。但其深层次的根源是什么?不少中外学者已“回归马克思”。因此可以说,危机的根源还需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去找寻。

一、金融危机根源的不同解释与理论分歧

对于这场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不同立场、不同学派的学者,对其产生的根源做了不同的分析与解释,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1 “市场说”。即从更加微观的角度分析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主要观点有三种。(1)消费需求过度论。将这次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归结为美国居民的消费需求严重超过居民收入,并得出启示:无论政府执行何种政策,无节制的负债消费必然会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2)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背离论。认为由于商品的价值同使用价值的运行渠道、轨迹、方式以及监管机构、经营主体各不相同,这就导致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相脱节。当这种背离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时,就有可能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巨额财政赤字和外贸赤字,直至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3)金融创新引起的一系列弊端论。认为金融的过度创新,以及金融工具的结构化、衍生性和高杠杆趋势,导致了金融市场过度的流动性,加剧了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是这次金融危机产生的直接原因。

2 “制度说”。认为高度自由、过度竞争的经济制度和金融体系是全球金融危机产生的制度原因。其主要观点是金融监管缺陷论。认为次贷危机的主要根源,是美国的金融监管体制存在着重大缺陷:对金融机构实行分类监管的体制不完善;以机构监管为重点,功能监管薄弱,不能适应混合经营的特点,对一些多功能的金融机构监管不力;过快发展的衍生产品监管滞后。金融监管缺陷论还认为,不负责任的放贷行为、受利益冲突的证券评级等,才是这次危机的主因。这种“制度说”,实际上是“体制说”,是从体制层面看监管制度的缺陷。还有人认为,这次危机的根本原因是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因为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模式取代了原来由国家管制的资本主义模式,政府不再对宏观经济进行积极调控,放松对经济和金融的管制,资方完全控制劳方,社会福利急剧减少,自由、残酷的竞争取代了有节制的竞争,商品、服务和资本在不同国家之间相对自由地流动等等。它解除了对金融的管制,加速了贫富两极分化,必然导致金融危机。资本主义制度缺陷论认为,实体经济中以房屋为代表的商品卖不出去,生产相对过剩,有效需求不足,最终引起危机爆发,故危机的根源正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

3 “政策说”。认为长期的低利率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赤字财政,是全球金融危机形成的政策基础。2000年至危机爆发前,美联储14次降低联邦基金利率,使得企业、金融机构和居民能够以十分低廉的成本进行融资和借贷。与此同时,2001年之后,美国政府进行大规模的减税,推动居民消费增长。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赤字财政刺激了美国居民的过度消费和金融机构的高杠杆运营,造成了资产价格泡沫。

4 “周期说”。认为这次金融危机是全球经济长周期的一种反映,也是全球经济严重失衡的一种反映;是上世纪30年代大危机以来全球经济结构、贸易结构、金融结构大调整在金融体系上的一种必然反映,也是对国际经济金融体系中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现代金融或资本市场)在不同经济体之间严重结构性失衡的一次重大调整,以实现资本市场、金融资产在规模和结构上与其赖以生存的实体经济相匹配。

二、当前金融危机的深层次根源仍然在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

马克思在分析货币的支付手段时曾指出,在支付手段的链条中,隐藏着危机的可能性。但只有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危机的可能性才会成为现实性。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金融、信贷业广为发展,虚拟经济空前扩大,支付链条不断拉长;支付链条一旦断裂,就会发生金融危机。马克思进一步指出,金融投机活动猖獗是引发金融危机的一个直接原因;扩大信贷带来的营业活动过度扩大,是造成生产过剩的一个重要因素。马克思对危机根源的深刻分析,对于我们清醒认识当前的金融危机,具有更加直接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首先,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金融危机的理论,是建立在货币危机理论基础之上的。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一旦劳动的社会性质表现为商品的货币存在,从而表现为一个处于现实生产之外的东西,独立的货币危机或作为现实危机尖锐化的货币危机,就是不可避免的。”马克思认为,货币危机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内在矛盾的必然产物,在现实中表现为资金链条的断裂。商品不能转化为货币,使商品贬值;债务不能转化为现实货币,使债务到期无法偿还;信用货币不足,银行和工厂纷纷倒闭。在一般情况下,危机常常表现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生产过剩的危机;另一种是银行信用的危机。当前的金融危机从表面上看似乎不是生产过剩的危机,而是银行信用的危机或货币危机,但事实上却与生产过剩的危机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银行家为了帮助资本家解决生产过剩问题,并从中分割超额利润,设计出能够超现实买卖商品的金融衍生品,使之成为解决生产过剩的途径,结果造成了本来手中货币不足、支付能力欠缺的老百姓,在银行家设计的金融衍生品的诱导下超前消费,拉长了信用资金链条。而信用资金链条过长,则为货币危机和整个社会的经济危机埋下了隐患。

其次,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资本的本性决定了生产规模

的无限扩大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不足之间的矛盾,从而使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现象成为社会经济运行的一种常态。这一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爆发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所讲的生产过剩是指商品生产过剩而非产品生产过剩。马克思指出:只要社会上相当大一部分人的最迫切的需要还没有得到满足,就“绝对谈不上产品的生产过剩”。“在这个意义上,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往常是生产不足……产品的生产过剩和商品的生产过剩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因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界限是资本家的利润,而非群众的需要。”从现象上看,导致这次危机爆发的导火索是美国的次贷危机,是金融领域中的危机,但其实质是实体经济中的生产过剩。美国的房屋生产过剩表现在房屋空置率的不断提高上:由1978年的6%左右提高到2008年的13%。这表明房屋的供给超过有效需求越来越大。而且,已出售的房屋中,靠抵押贷款购房所占比例很大。2007年,靠抵押贷款购买的房屋占全部已售房屋的比例为68%。可见,次贷危机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是由房产供给的不断扩大而现实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的矛盾积累造成的,其实质仍然是生产过剩。当前资本主义发展的事实说明,尽管由于现代金融的发展和各种金融工具的运用,使得经济危机更多的是以金融危机的形式首先表现出来,但作为经济危机先兆的金融危机,并不是经济危机的原因:相反,它是生产过剩的结果和危机的表现形式。

再次,资本主义制度加剧了虚拟经济的发展,使之与实体经济相脱节;虚拟经济危机的最终根源,也是实体经济危机的根源。美国经济最大的特点是虚拟经济成分较高,即高度依赖虚拟资本的循环来创造利润。由于虚拟资本不是现实资本,从而虚拟经济的发展与实体经济的发展严重脱节。这种脱节具体表现为:一方面是由虚拟经济所产生的巨大虚假需求对实体经济发展造成的假象形成的,即由虚拟经济制造出来的需求假象诱导实体经济盲目发展;另一方面,社会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又远远跟不上实体经济的发展速度,当社会信用链条在某一环节发生断裂,首先爆发的就是金融危机或信用危机。金融危机直接影响到相关群众的收入减少,从而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直线下降,并引发由虚拟经济造成的虚假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破灭。使实体经济中本来存在而被掩盖的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的矛盾显露出来,从而回归为实体经济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而实体经济的衰退,又反过来加剧虚拟经济的波动,形成一种恶性循环。这正是应验了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主义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是以货币危机或信用危机为先导的。

马克思恩格斯曾对虚拟经济危机和实体经济危机的关系作过论述:第一,之所以会出现作为现实生产过剩危机的先期表现的货币危机,是因为商业和工业危机的一切因素已经存在,货币危机是由商业危机所引起的。第二,就作为生产过剩危机的先期表现的货币危机而言,金融危机是实体危机的预兆、先声、序幕和第一阶段。对此,马克思恩格斯不但指出,金融危机的根源或根本原因在于生产过剩及其过剩危机:而且还揭示了金融危机作为工商业危机的一个阶段。是工商业危机的最一般的表现,因而金融危机的实质也就是生产过剩危机。第三,金融市场也会有自己的危机,这时,工业中的直接的紊乱对这种危机只起次要的作用,或者不起什么作用。恩格斯还进一步指出,在金融市场中,总的说来是头足倒置地反映出工业市场的运动;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金融市场对工业市场具有反作用。金融市场可能影响工业市场,从而影响到工业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

总之,此次金融危机并没有跳出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逻辑。作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所表现出的生产无限扩大趋势和需求不足的矛盾,导致了生产过剩的危机爆发。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是一个科学的理论,它把握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从本质和根源上说明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的必然性。对于今天而言,它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二战后,尽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采取了一系列在经济发展中自我调节乃至实行经济计划化的政策措施,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其矛盾和周期性经济危机;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市场经济不可能解决其基本矛盾,矛盾因素积累到一定程度,依然和必然会爆发危机。因此,企求单纯依靠货币政策、财税政策或救助困难企业这类经济手段。来根本消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内生的消费与生产相背离的矛盾,是不可能的;它只能起一种治标的缓和性作用,而不能起治本的根本性作用。

三、我国应对世界金融危机的几点思考

世界各国救市的力度越来越大,但效果却并不理想,这说明只停留在体制层面的救市措施解决不了制度根源上的问题。斯蒂格利茨曾批判布什政府的减税政策和7000亿美元的救市计划,他认为,这无异于是向体内出血的病人输血,向投机者提供补偿。我们认为,世界经济衰退的局势,只能依照马克思所揭示的经济规律运转下去。

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参与经济全球化,特别是对外贸易依存度高,也受到世界金融危机的较大冲击。但我国的经济衰退不是始于金融领域,而是始于实体经济主要是出口经济领域。20世纪90年代前后,我国采取了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在低利率、低汇率、低要素价格政策的支持下,沿海地区中小企业积极融入到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全球生产网络中,但是它们大多只充当了低层次的供应商。随着金融危机爆发,引发了广东和浙江一带的中小企业纷纷关门,掀起了一轮中小企业“倒闭潮”。国家发改委公布的一项数据显示,2008年上半年,我国共有6.7万家规模以上的中小企业倒闭。而仅2008年10月上旬,珠三角就有近50家香港企业申请破产清算。据香港工业总会会长陈镇仁近期表示,珠三角7万家港资企业中,2008年底可能会有四分之一即1.75万家企业倒闭。以一家企业倒闭导致500人失业计算,1.75万家企业倒闭就将导致87.5万人失业,而这些工厂所聘用的绝大多数都是来自中国内地的农民工。反映中国经济总体状况的GDP增速下滑,对外出口增速大幅回落,工业生产增速持续减缓,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也在下降,财政收入不容乐观。而来自典型行业的报告更表明,金融危机对我国实体经济的影响已十分明显。如2008年10月初的钢铁行业的报告称,这次金融危机对我国钢材需求较大的实体经济部门,如房地产行业、造船行业、汽车行业等都造成了巨大影响。110

当然,由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经济体制包括金融体制,没有完全融入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一体化当中,故我国不会陷入美国那样的深重危机之中。我国的资本市场没有完全开放,我国的金融

衍生品也没有像西方一些国家那样泛滥,因而我国金融体系所受到的影响不会很重。而且,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不存在资本主义那样的基本矛盾,不存在产生过剩经济危机的制度性根源。人们有时会提到,20世纪30年代美、德等经济大萧条年代,苏联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竟未受冲击,经济蓬勃发展,形成了鲜明对比。为什么这次金融危机会对社会主义的中国造成不小的冲击呢?这是因为,现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国内外情况与当时社会主义苏联不同。首先,当时还没有发展到经济全球一体化,苏联经济没有融入到国际经济一体化之中,所以苏联当时没有我国这么高的外贸依存度。直到20世纪50年代,还存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和两大市场体系。而我国随着扩大对外开放,早已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当中。其次,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非公有制中的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目前已占相当大的比例,其防范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能力远不如国有经济;但国有经济所占比重在大幅度降低,这会削弱我国防范世界经济危机的能力。

关于走出这次危机的出路,不少学者也有不同的看法。世界银行代表佩雷拉・达・希尔瓦说:“最后的可能结果是资本主义的终结,或是建立一种更加有调节的资本主义。”著名学者何明认为,走出资本主义危机的惟一出路是摆脱资本主义。到目前为止,惟一的结论是走向社会主义。本文提出了我国应对世界金融危机的四点思考。

首先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抵制和消除新自由主义对我国的影响。有如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危机让人们认为资本主义的末日已经来临但又“起死回生”一样,这次危机也不会导致资本主义终结,但可以说是美国原有资本主义模式的终结,也可以说是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模式的终结。中外学者进一步看清了新自由主义的危害。可以说,正是新自由主义使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不断积累与激化,导致危机的爆发。美国著名学者斯蒂格利茨也在批判新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即市场本身可以自我调节;认为这种教条造成了当前的危机。因此,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市场万能)以及反对国家干预,决不是我国改革的方向。当前,任何国家都不可能依靠市场运作去解决这次金融危机,必须靠政府有效的宏观调控手段。我国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投资,目前“调结构、保增长、惠民生、保稳定”的调控措施已初见成效。

其次,要重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结合。虚拟经济不能脱离实体经济而无序扩张;否则,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越远,产生的泡沫就越大,泡沫也就越易破裂,而破裂后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也就越大。要知道,脱离了实体经济的支撑,虚拟经济可能变成投机经济,带来不断增长的泡沫。美国近年来的网络泡沫和房地产泡沫的破裂,就是一种值得汲取的教训。

再次,要减少我国过高的外贸依存度。我国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应主要依靠扩大消费需求,积极促进居民消费结构升级。这不仅有助于积极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作为最终需求,消费增长是保持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主要动力。受这次世界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冲击,我国首当其冲的是南方生产出口商品的企业,许多工厂倒闭,大量工人失业,这正是我国外贸依存度过高导致的消极后果。日本也是出口大国,其外贸依存度不过20%左右,而我国2004年曾高达70%,但1970年我国外贸依存度只有5%。这表明我国外贸依存度提高过快,远远高于GDP的增长速度。

最后,要防止金融与经济危机危害的继续扩大,加强对虚拟经济的有效监管。金融衍生品的创新,本来可以分散风险;但如果缺少有效监管。原来作为分散风险的链条可能变成传递风险的渠道。因此,我们既要避免金融衍生品的过度开发,又要重视加强对其有效监管,处理好信贷、货币供应与信用这三个层次的关系;既要避免简单地模仿当今西方国家最前沿的金融技术和金融工具,又要结合我国自身特点进行金融创新,正确处理好经济与金融的关系。金融事业发展成功与否,不能只看金融自身的单项指标,还应看经济社会是否稳定增长与发展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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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型金融危机 商业银行 金融创新 风险管理

前言

于2007年下半年爆发的次贷危机以空前的发生、发展与扩散速度演变为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在短短一年多时间内,此次危机以其巨大的破坏性广泛的波及面和深远的影响力,一再改写世界经济史。有美国政府支持的两房”由盛及衰曾经叱咤风云的华尔街五大投行遭灭顶之灾.全球金融机构的资产价值蒸发数以万亿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其去年10月发布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中.将危机所致的预期损失由4月时估计的9450亿美元增加至1.4万亿美元.更有业内人士预测损失总额将高达近3万亿美元。面对这样一场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探讨其成因、独有的特点及其向我国经济传导的机制.有助于我们研判这一危机可能对中国经济的;中击深刻认识和理解金融危机背景下国内商业银行实施风险管理的重点和意义。

一、此次金融危机之“新”

对于金融危机.我们并不陌生。从上世纪8O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美国储贷危机、9O年代的北欧银行危机、日本房地产泡沫、墨西哥龙舌兰危机、亚洲金融危机到21世纪的科技网络泡沫以及现在的次贷危机,危机往往伴随经济周期的繁荣而爆发,同时引发衰退.代价高昂。对于此次金融危机.很多人认为它只是历史的重复.并无不寻常之处.其中Reinhart和Rogoff(2008)的研究最具代表性。他们认为.此次危机在定性和定量方面都与过去3O年以来发达经济体所发生的危机具有高度的相似性。但是,新世纪以来.伴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和金融全球化、自由化、证券化进程的加快.世界金融市场发生了一些根本性的变化。这些变化的存在注定了此次金融危机在形成原因特点、向国内经济传导的机制等方面区别于以往的金融危机.是一次“新型金融危机”。

(一)此次金融危机的新原因

历次金融危机虽然形成原因不尽相同.但不外乎货币政策失误、金融体系内生不稳定、经济内外部均衡冲突、金融过度扩张的风险累积、泡沫过度膨胀.道德风险、监管不利等。对此次危机的原因,也有专家提出了如国际金融市场结构改变、监管失效、美联储货币政策失误、美国经济增长模式问题等多种不同的观点。作者认为.这些所谓的原因都只从单一的视角出发,解释了危机的表面原因。事实上.从更深层次看,此次危机是本轮全球经济失衡的必然结果。国际收支经常账户结构失衡和国际资本流动失衡作为当前全球经济失衡的重要表征,恰恰是此次危机的祸根。

首先.美国经常账户巨额赤字和中国,中东等石油产出国的经常账户巨额盈余并存的结果就是顺差国不断增加外汇储备,逆差国(主要是美国)大量举借外债。高度自由和发达的美国证券市场通过吸引大量外国资金涌入美国.满足了美国逆差的融资需求。顺差国积累的美元储备中有相当一部分通过资本账户流向美国.使美国能够较长时期内保持低利率政策。而这种低利率政策又进一步促成了美国房地产价格的畸形上涨,埋下了危机的隐患。

之后,美联储的低利率政策和美国住房价格的急剧上升使得住房抵押贷款的不良率和资不抵债率下降.刺激银行发放了大量房地产次级抵押贷款。2001年-2006年间,次级抵押贷款的发放量增加了4800亿美元。次级抵押贷款市场的过度繁荣源于房地产泡沫.又反过来刺激了房地产泡沫的进一步膨胀,危机发生的可能性不断加剧。更为关键的是,银行还将次级抵押贷款证券化.创造出形形色色的金融衍生工具.其初衷是转移风险,但客观上导致风险逐渐在美国金融体系内聚积,成为危机爆发的温床。当美联储连续提高利率.刺破了美国房地产市场泡沫时.次贷推迟偿还和违约率大幅上升,次贷危机由此爆发。

(二)此次金融危机的新特点

在金融全球化、自由化、证券化迅猛发展的背景下此次金融危机的独有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金融创新在此次危机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金融创新既带来了交易工具的多样化又使市场参与主体在数量和类型上均有突破。

首先.此次危机以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后形成的债券及其衍生品为投机对象.其中结构性投资工具(SIVs).如抵押贷款支持债券(MBS)、债务担保债券(CDO)、信用违约互换(CDS)、资产支持商业票据(ABCP)等大受欢迎。由于结构性投资工具是住房抵押贷款等基础产品经复杂的设计、组合和拆解形成的,融合了多种投资工具.其实际风险往往难以准确、有效地计量。事实证明,这些结构性投资工具的流行使得风险成几何级数被放大,对此次危机的扩散产生了相当强的推波助澜作用。

其次,与复杂的结构性金融产品相对应的是市场参与主体的数量猛增和类型多元化。各种机构为逐利而生,除了次贷贷款人和住房贷款金融机构,还有保险公司、信用评级公司投资银行.商业银行、特殊目的机构(SPV)等。市场主体的多元化也将危机的影响范围进一步扩大,形成了众多从虚拟经济领域到实体经济的危机传导机制。

2.此次危机是全球性的系统性的金融危机

不同于以前的银行业危机如北欧银行危机、货币危机如亚洲金融危机、债务危机如拉美债务危机,此次源于美国房地产市场的危机已然成为了一场影响范围极其广、程度极其深的史无前例的全球性系统性金融危机。

所谓”全球性”.是对影响范围而言的。虽然此次危机源于美国,但它从一开始就没有局限于美国,而是在极短的时间内扩散到了全球金融市场的各个角落。究其原因,金融全球化使众多外国投资者深度介入美国金融市场.给危机在世界范围内快速传导提供了顺畅的渠道。

所谓”系统性”,是指危机爆发后.各个主要金融领域都出现严重的问题.金融机构破产、实体经济遭殃等相继或同时发生。首先.此次危机源于次贷市场,但迅速蔓延至整个金融系统。以雷曼兄弟、美林、最大保险公司AIG、摩根士丹利和高盛等为代表的各类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保险公司、对冲基金.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等金融机构都受到牵连。其次.危机从虚拟经济深入至实体经济的各个层面。全球范围内的需求萎缩、制造业衰退企业经营困难、失业人口剧增等等给经济增长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新兴经济体.增长前景都不容乐观。

3.此次危机是美国一直倡导和推行的自由金融体系的危机

篇8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以及我国逐步开放金融业,我国的金融体系越来越成为世界金融体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然而20世纪以来频繁发生的金融危机却明白无误地昭示着金融危机的危害性。尤其是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国而言,金融危机在某种意义上可能就是一个灾难性的结果。虽然我国迄今还未曾在发生金融危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国的经济结构和金融体系有多么健全,而更多地可归结为我国先前所处的封闭状态。事实上,国外近年来关于爆发金融危机的论调几乎就不曾停止过。比如尼古拉斯拉迪就认为,中国的金融危机早已成熟,唯一缺乏的是引发危机全面爆发的导火索(吴传俯,2003)。更有《远东经济评论》2002年发表文章认为“中国金融系统在走向毁灭”。虽然这些观点各有其出发点,但是中国经济体系内部存在着许多诱发金融危机的因素却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在金融开放已成为趋势的当前,从其他国家发生的金融危机中汲取经验,防范金融危机并且增强自身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就更显得迫切而重要。

一、综述

关于金融危机,比较权威的定义是由戈德斯密斯(1982)给出的 ,是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短期利率、资产(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其特征是基于预期资产价格下降而大量抛出不动产或长期金融资产,换成货币。金融危机可以分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银行危机等类型。而近年来的金融危机越来越呈现出某种混合形式的危机。

(一)马克思的金融危机理论

马克思关于金融危机的理论是在批判李嘉图的“比例”理论、萨伊的“市场均衡法则”的基础上建立的。马克思指出,货币的出现使商品的买卖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出现分离的可能性,结果导致货币与商品的转化过程出现不确定性,而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在客观上又会产生债务支付危机的可能性;因此,导致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可能性的关键在于商品和货币各自不同的独立运动价值特性。而只要商品、货币存在,经济危机就不可避免,并且会首先表现为金融危机。

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一旦劳动的性质表现为商品的货币存在,从而表现为一个处于现实生产之外的东西,独立的货币危机或作为现实危机尖锐化的货币危机,就是不可避免的。” 可见,马克思是将货币金融危机分为两种类型:伴随经济危机发生的货币金融危机和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伴随经济危机的金融危机主要是以市场竞争、资本积累以及信用等因素为现实条件,而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则是金融系统内部紊乱的结果。同时马克思特别强调了银行信用在缓和和加剧金融危机中的作用。

总的来说,马克思认为金融危机是以生产过剩和金融过剩为条件,表现为和银行的流动性危机、债务支付危机,但是其本质上是货币危机。

(二)西方的金融危机理论

早期比较有的金融危机理论是由Fisher(1933)提出的债务-通货紧缩理论。Fisher认为,在经济扩张过程中,投资的增加主要是通过银行信贷来实现。这会引起货币增加,从而物价上涨;而物价上涨又有利于债务人,因此信贷会进一步扩大,直到“过度负债”状态,即流动资产不足以清偿到期的债务,结果引起连锁的债务-通货紧缩过程,而这个过程则往往是以广泛的破产而结束。在Fisher的理论基础上,Minsky(1963)提出“金融不稳定”理论,Tobin(1980)提出“银行体系关键”理论,Kindleberger(1978)提出“过度交易”理论, M.H.Wolfson(1996)年提出“资产价格下降”理论,各自从不同方面发展了Fisher的债务-通货紧缩理论。

70年代以后的金融危机爆发得越来越频繁,而且常常以独立于实际经济危机的形式而产生。在此基础上,金融危机理论也逐渐趋于成熟化。从70年代到90年代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金融危机模型是由P.Krugman(1979)提出的,并由R.Flood和P.Garber加以完善和发展,认为宏观经济政策和汇率制度之间的不协调是导致金融危机的原因;第二阶段金融危机模型是由以M.Obstfeld(1994、1996)为代表,主要引入预期因素,对政府与私人之间进行动态博弈,强调金融危机由于预期因素存在的自促成性质以及经济基础变量对于发生金融危机的重要作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金融危机理论发展至第三阶段。许多学者跳出货币政策、汇率体制、财政政策、公共政策等传统的宏观经济分析范围,开始从金融中介、不对称信息方面分析金融危机。其中有代表性的如Krugman(1998)提出的道德风险模型,强调金融中介的道德风险在导致过度风险投资既而形成资产泡沫化中所起的核心作用;流动性危机模型(J.Sachs,1998),侧重于从金融体系自身的不稳定性来解释金融危机形成的机理;“孪生危机”( Kaminsky & Reinhart, 1998 ) ,从实证方面银行业危机与货币危机之间固有的联系。 二、危机的国际经验与教训

从上看,早期比较典型的金融危机有荷兰的“郁金香狂热”、英格兰的南海泡沫、法国的密西西比泡沫以及美国1929年的大萧条等等。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回顾20世纪90年代以来所发生的重大金融危机,并试图从中找出导致金融危机发生的共同因素,以为我国预防金融危机提供借鉴。

(一)90年代一共发生了五次大的金融危机,根据时间顺序如下:

1.1992-1993年的欧洲货币危机

90年代初,两德合并。为了东部地区,德国于1992年6月16日将其贴现率提高至8.75%。结果马克汇率开始上升,从而引发欧洲汇率机制长达1年的动荡。金融风波接连爆发,英镑和意大利里拉被迫退出欧洲汇率机制。欧洲货币危机出现在欧洲经济货币一体化进程中。从表面上看,是由于德国单独提高贴现率所引起,但是其深层次原因是欧盟各成员国货币政策的不协调,从而从根本上违背了联合浮动汇率制的要求,而宏观经济政策的不协调又与欧盟内部各成员国经济发展的差异紧密相连。

2.1994-1995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

1994年12月20日,墨西哥突然宣布比索对美元汇率的波动幅度将被扩大到15%,由于经济中的长期积累矛盾,此举触发市场信心危机,结果人们纷纷抛售比索,1995年初,比索贬值30%。随后股市也应声下跌。比索大幅贬值又引起输入的通货膨胀,这样,为了稳定货币,墨西哥大幅提高利率,结果国内需求减少,大量倒闭,失业剧增。在国际援助和墨西哥政府的努力下,墨西哥的金融危机在1995年以后开始缓解。墨西哥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有三:第一、债务规模庞大,结构失调;第二、经常项目持续逆差,结果储备资产不足,清偿能力下降;第三、僵硬的汇率机制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

3.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

亚洲金融危机是泰国货币急剧贬值在亚洲地区形成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这次金融危机所波及的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之大都为历史罕见,不仅造成了东南亚国家的汇市、股市动荡,大批金融机构倒闭,失业增加,经济衰退,而且还蔓延到世界其它地区,对全球经济都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亚洲金融危机涉及到许多不同的国家,各国爆发危机的原因也有所区别。然而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决不是偶然的,不同国家存在着许多共同的诱发金融危机产生的因素,如宏观经济失衡,金融体系脆弱,资本市场开放与监控,货币可兑换与金融市场发育不协调等(李建军、田光宁,1998)。

4.1998-1999年的俄罗斯金融危机

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波及,俄罗斯金融市场在1997年秋季大幅下挫之后一直处于不稳定状态,到1998年5月,终于爆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震荡,股市陷入危机,卢布遭受严重的贬值压力。俄罗斯金融危机是俄罗斯、经济、危机的综合反映 ,被称为“俄罗斯综合症”。从外部因素上看,一方面是因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世界石油价格下跌导致其国际收支恶化,财政税收减少。但究其根本,国内政局动荡,经济长期不景气,金融体系不健全,外债结构不合理则是深层次的原因。

5.1999-2000年的巴西金融危机

1999年 1月 7日,巴西米纳斯吉拉斯州宣布该州因财源枯竭,90天内无力偿还欠联邦政府的 154亿美元的债务。这导致当日巴西股市重挫 6%左右,巴西政府债券价格也暴跌4 4%,雷亚尔持续走弱,央行行长在三周内两度易人。雷亚尔对美元的汇价接连下挫,股市接连下跌。“桑巴旋风”迅即向亚洲、欧洲及北美吹开,直接冲击了拉美国家,欧洲、亚洲等国家的资本市场。巴西金融危机的外部原因主要是受亚洲和俄罗斯金融危机影响导致国际贸易环境恶化,而其内部原因则是公共债务和公共赤字日益扩大,国际贸易长期逆差,宏观经济政策出现失误等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

从这几次金融危机可以看出金融危机其实就如同达摩克利斯之剑,时时悬在各国头上,只不过是在不同时候降落在不同国家头上而已。可以说,在全球范围内不同程度的金融危机几乎年年都有。事实上,2001年再度爆发阿根廷金融危机,由此可见金融危机的频繁性。

20世纪以来典型的金融危机有以下几个特点:(1).传染性;(2).突然性;(3).破坏性;(4).频繁性。总的来看,金融危机的爆发是一个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发展的趋向来看,金融体系内部越来越成为金融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然而宏观经济结构失调,僵硬的汇率制度,脆弱的金融体系,不合理的外债结构往往成为酝酿金融危机的土壤,也是导致这几次金融危机的共同原因。

(二)金融危机的经验与教训

金融危机爆发频率的增加为我国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和教训。大致有以下几点:

1.实施有弹性的汇率制度。对于一国经济而言,大致可以选择由市场决定的浮动汇率和由央行干预的固定汇率。比较而言,固定汇率在微观经济效率方面具有比较优势,但是央行明确承诺维持汇率稳定的义务却使得央行必须牺牲货币政策的自主权,而浮动汇率则可使货币政策能够对各种冲击做出反应,从而引致较优的宏观经济绩效。然而实施固定汇率制却并非意味着绝对地固定名义汇率,而应当动态调整以反映经济发展的趋势。事实证明,汇率变动的压力如果不能以主动的方式加以化解,则必然就以危机的方式释放。以墨西哥与泰国为例,僵硬的汇率制度越来越不能反映真实汇率变动的趋势,从而固定汇率的压力越来越大,结果在投机者的冲击下,外汇储备就会下降并引发市场信心危机。

2.对于国际救援宁可不可抱有期望

外部贷款援助往往被认为是最有效的反危机措施之一。来自IMF等外部贷款救援有利于稳定币值,恢复危机发生国的经济增长,但是其组织结构决定了其职能的发挥需要以极少数国家的利益为前提。IMF在墨西哥金融危机与亚洲金融危机中表现的差异就说明了这一点,而这其实又是两次危机缓解时间巨大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外,IMF的贷款条件往往比较苛刻,甚至会以牺牲部分国家利益为代价,并且附带着漫长的讨价还价时间,这对处于危机中的国家是极为不利的。而这其实也就是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蒂尔宁愿过贫困日子也不向IMF求援的原因。因此,对于在金融危机以后的国际救援不应给予太多指望。

3.适当的外债规模和结构

双缺口模型证明了发展家即使在较高储蓄率时也必然要借助于外资和外债。事实上,外资流入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但是外债的规模与结构应当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尤其是对于巨额短期资金进出应当适度从严,以减少金融市场的动荡。在上述的几次金融危机中,短期资金几乎都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此外,借入的外债于投资用途,而不应用于偿还旧债,更不应当为特权阶层所挥霍。

4.宏观经济失衡往往是爆发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

这几次金融危机,可以看出宏观经济失衡往往是金融危机爆发的前提条件。尤其是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在“东亚奇迹”正为世人所瞩目之际,因此,其中缘由更值得沉思。事实上,在高增长光环的掩盖下,以高投入和出口带动的亚洲经济中早已出现了严重的结构问题。经济结构没有及时调整加剧了经济失衡,成为金融危机爆发的基本条件。 三、防范危机的现实思考

中国迄今为止没有爆发过金融危机,主要可归功于稳定的宏观环境、良好的国际收支状况、谨慎的金融自由化以及资本帐户下的不可自由兑换。然而,虽然没有遭受到金融危机的直接冲击,却并不意味着我国的金融系统有多么安全。事实上,我国在渐进改革中累积的深层次矛盾已经成为诱发金融危机的潜在因素。这大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国有的改革;2.证券市场违规操作,过度投机现象;3.国有商业银行改革问题。

在亚洲金融危机以后,IMF曾对金融危机的防范措施作了归纳,主要集中在以下五个方面:1.鼓励各国政府实行健康的宏观经济政策;2.由国际结算银行出面制定一系列的标准,鼓励新兴市场遵守这些标准;3.在IMF建立自动生效的援助机制,当符合标准的国家在遇到金融危机时,自动给予援助;4.IMF积极鼓励新兴市场使用价格手段来限制那些不适当的、过多的短期资本流入;5.注意力从限制短期贷款的发放转移到确实让放贷者承担更大的风险。而对于我们国家而言,除了IMF所归纳的这五点之外,更重要的是要解决我国经济中诱发金融危机产生的因素。从预防金融危机出发,构建健全的金融体系和有效的监管体系,并增强自身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

1.加强审慎的监管体系。审慎监管体系的脆弱性是许多国家爆发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缺乏有效的监管,一国金融体系的运作就会失去安全屏障。而如果没有一个强而有效的审慎监管体系,则由于明确或潜在的存款保险的存在以及不对称信息的原因,银行体系里将存在大量的道德风险。这样,在发生危机时存款保险或政府会提供担保的预期会诱使金融机构过度承担风险,结果导致金融危机发生的更高概率(Le Fort,1989)。根据我国目前实施监管的现状,应当重点从制度上完善监管体系,杜绝监管的漏洞,促使银监会 、证监会、保监会分工协作高效运转;培育金融监管体系运转的微观金融基础;将金融系统内部控制与外部监管有效结合起来;改进和完善监管手段;监管监管者,平衡和制约监管者的权力和义务。

2. 完善和稳定金融体系。传统的经济认为市场导向型的金融系统优于银行为主导的金融系统,然而更新的表明两种金融系统各具优势和劣势 。对一国而言,选择那一种模式更多地应当从其、和文化背景方面予以考虑。然而大多数经济学家达成的共识是一个“好的”金融系统应当具备有效的体系,良好的标准,透明的金融制度,有效的资本市场和规范的公司治理。实践证明,健全的金融体系将对抵御金融危机起着极其关键的作用。

3.改革低效的国有银行体系。目前,国有银行体系的低效运作已成为金融体系稳定的重要因素,而沉淀多年的历史坏帐和低效率的银行治理结构则加大了我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高盛公司在其2002年12月的研究报告中指出,中国的银行体系最值得担心的倒不是类似东南亚金融危机中东南亚国家的银行业所出现的摧枯拉朽般的倒闭风潮,最应当担心的倒是像日本的金融体系一样,因为迟迟不推出彻底的金融改革,不仅使得银行体系一蹶不振,而且还严重制约了日本经济的复苏和增长潜力的发挥。此外,我国应当引入民营银行,形成适度竞争的银行体系。各国的实践证明,市场化才是提高银行体系运作效率的根本途径。

4.谨慎推行金融自由化。70年代以后,许多国家在麦金农和肖的金融自由化理论指导下掀起了金融自由化的浪潮。然而不同国家金融自由化的绩效却相差甚远。许多国家由于金融自由化不当导致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对于我国而言,金融自由化已成为现实的选择,重要的是要为金融自由化创造有利的初始条件,谨慎地推进金融自由化进程。

5.建立金融危机预警系统。金融危机往往是金融风险积累的结果,因而事先监控和控制金融风险,将金融危机化解于未然就极为重要。对于金融体系中的风险因素,尤其是导致金融危机产生的潜在因素,如通货膨胀、汇率、银行体系风险、债务风险都应当纳入金融危机的预警系统。

[1] Demirg- Kunt, Asli and Detragiache, Enrica.“Financial Liberalization and Financial Fragility”, 1998.

[2] 贝内特T麦克勒姆,国际货币经济学[M],中国金融出版社,2001年

[3] 李建军、田光宁,九十年代三大国际金融危机比较研究[M],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

[4] 陈学彬,当代金融危机的形成、扩散与防范机制研究[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

篇9

中图分类号:F830.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09)08-0044-05

2007年以来,美国次级住房抵押贷款拖欠率大幅上升,引发了次贷危机,并进而爆发了波及世界的金融危机。特别是2008年9月以来,国际金融形势急剧恶化,迅速演变成上世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又迅速影响实体经济,造成全球性经济衰退,因而这次金融危机已不限于金融领域,事实上已成为一次严重的经济危机。古巴全国人大经济委员会主任、著名经济学家奥斯瓦尔多·马丁内斯认为,这场经济危机一方面是生产过剩,同时又是消费不足。“我们面临的形势已经超出了经济和金融危机,也是一场社会危机、食品危机和生态危机,是所有这些烈性危机爆发的综合性结果。”这次危机的根源是什么?中外学者见仁见智,各有见解。但其深层次的根源是什么?不少中外学者已“回归马克思”。因此可以说,危机的根源还需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去找寻。

一、金融危机根源的不同解释与理论分歧

对于这场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不同立场、不同学派的学者,对其产生的根源做了不同的分析与解释,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1 “市场说”。即从更加微观的角度分析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主要观点有三种。(1)消费需求过度论。将这次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归结为美国居民的消费需求严重超过居民收入,并得出启示:无论政府执行何种政策,无节制的负债消费必然会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2)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背离论。认为由于商品的价值同使用价值的运行渠道、轨迹、方式以及监管机构、经营主体各不相同,这就导致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相脱节。当这种背离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时,就有可能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巨额财政赤字和外贸赤字,直至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3)金融创新引起的一系列弊端论。认为金融的过度创新,以及金融工具的结构化、衍生性和高杠杆趋势,导致了金融市场过度的流动性,加剧了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是这次金融危机产生的直接原因。

2 “制度说”。认为高度自由、过度竞争的经济制度和金融体系是全球金融危机产生的制度原因。其主要观点是金融监管缺陷论。认为次贷危机的主要根源,是美国的金融监管体制存在着重大缺陷:对金融机构实行分类监管的体制不完善;以机构监管为重点,功能监管薄弱,不能适应混合经营的特点,对一些多功能的金融机构监管不力;过快发展的衍生产品监管滞后。金融监管缺陷论还认为,不负责任的放贷行为、受利益冲突的证券评级等,才是这次危机的主因。这种“制度说”,实际上是“体制说”,是从体制层面看监管制度的缺陷。还有人认为,这次危机的根本原因是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因为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模式取代了原来由国家管制的资本主义模式,政府不再对宏观经济进行积极调控,放松对经济和金融的管制,资方完全控制劳方,社会福利急剧减少,自由、残酷的竞争取代了有节制的竞争,商品、服务和资本在不同国家之间相对自由地流动等等。它解除了对金融的管制,加速了贫富两极分化,必然导致金融危机。资本主义制度缺陷论认为,实体经济中以房屋为代表的商品卖不出去,生产相对过剩,有效需求不足,最终引起危机爆发,故危机的根源正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

3 “政策说”。认为长期的低利率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赤字财政,是全球金融危机形成的政策基础。2000年至危机爆发前,美联储14次降低联邦基金利率,使得企业、金融机构和居民能够以十分低廉的成本进行融资和借贷。与此同时,2001年之后,美国政府进行大规模的减税,推动居民消费增长。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赤字财政刺激了美国居民的过度消费和金融机构的高杠杆运营,造成了资产价格泡沫。

4 “周期说”。认为这次金融危机是全球经济长周期的一种反映,也是全球经济严重失衡的一种反映;是上世纪30年代大危机以来全球经济结构、贸易结构、金融结构大调整在金融体系上的一种必然反映,也是对国际经济金融体系中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现代金融或资本市场)在不同经济体之间严重结构性失衡的一次重大调整,以实现资本市场、金融资产在规模和结构上与其赖以生存的实体经济相匹配。

二、当前金融危机的深层次根源仍然在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

马克思在分析货币的支付手段时曾指出,在支付手段的链条中,隐藏着危机的可能性。但只有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危机的可能性才会成为现实性。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金融、信贷业广为发展,虚拟经济空前扩大,支付链条不断拉长;支付链条一旦断裂,就会发生金融危机。马克思进一步指出,金融投机活动猖獗是引发金融危机的一个直接原因;扩大信贷带来的营业活动过度扩大,是造成生产过剩的一个重要因素。马克思对危机根源的深刻分析,对于我们清醒认识当前的金融危机,具有更加直接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首先,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金融危机的理论,是建立在货币危机理论基础之上的。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一旦劳动的社会性质表现为商品的货币存在,从而表现为一个处于现实生产之外的东西,独立的货币危机或作为现实危机尖锐化的货币危机,就是不可避免的。”马克思认为,货币危机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内在矛盾的必然产物,在现实中表现为资金链条的断裂。商品不能转化为货币,使商品贬值;债务不能转化为现实货币,使债务到期无法偿还;信用货币不足,银行和工厂纷纷倒闭。在一般情况下,危机常常表现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生产过剩的危机;另一种是银行信用的危机。当前的金融危机从表面上看似乎不是生产过剩的危机,而是银行信用的危机或货币危机,但事实上却与生产过剩的危机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银行家为了帮助资本家解决生产过剩问题,并从中分割超额利润,设计出能够超现实买卖商品的金融衍生品,使之成为解决生产过剩的途径,结果造成了本来手中货币不足、支付能力欠缺的老百姓,在银行家设计的金融衍生品的诱导下超前消费,拉长了信用资金链条。而信用资金链条过长,则为货币危机和整个社会的经济危机埋下了隐患。

其次,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资本的本性决定了生产规模的无限扩大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不足之间的矛盾,从而使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现象成为社会经济运行的一种常态。这一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爆发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所讲的生产过剩是指商品生产过剩而非产品生产过剩。马克思指出:只要社会上相当大一部分人的最迫切的需要还没有得到满足,就“绝对谈不上产品的生产过剩”。“在这个意义上,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往常是生产不足……产品的生产过剩和商品的生产过剩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因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界限是资本家的利润,而非群众的需要。”从现象上看,导致这次危机爆发的导火索是美国的次贷危机,是金融领域中的危机,但其实质是实体经济中的生产过剩。美国的房屋生产过剩表现在房屋空置率的不断提高上:由1978年的6%左右提高到2008年的13%。这表明房屋的供给超过有效需求越来越大。而且,已出售的房屋中,靠抵押贷款购房所占比例很大。2007年,靠抵押贷款购买的房屋占全部已售房屋的比例为68%。可见,次贷危机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是由房产供给的不断扩大而现实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的矛盾积累造成的,其实质仍然是生产过剩。当前资本主义发展的事实说明,尽管由于现代金融的发展和各种金融工具的运用,使得经济危机更多的是以金融危机的形式首先表现出来,但作为经济危机先兆的金融危机,并不是经济危机的原因:相反,它是生产过剩的结果和危机的表现形式。

再次,资本主义制度加剧了虚拟经济的发展,使之与实体经济相脱节;虚拟经济危机的最终根源,也是实体经济危机的根源。美国经济最大的特点是虚拟经济成分较高,即高度依赖虚拟资本的循环来创造利润。由于虚拟资本不是现实资本,从而虚拟经济的发展与实体经济的发展严重脱节。这种脱节具体表现为:一方面是由虚拟经济所产生的巨大虚假需求对实体经济发展造成的假象形成的,即由虚拟经济制造出来的需求假象诱导实体经济盲目发展;另一方面,社会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又远远跟不上实体经济的发展速度,当社会信用链条在某一环节发生断裂,首先爆发的就是金融危机或信用危机。金融危机直接影响到相关群众的收入减少,从而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直线下降,并引发由虚拟经济造成的虚假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破灭。使实体经济中本来存在而被掩盖的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的矛盾显露出来,从而回归为实体经济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而实体经济的衰退,又反过来加剧虚拟经济的波动,形成一种恶性循环。这正是应验了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主义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是以货币危机或信用危机为先导的。

马克思恩格斯曾对虚拟经济危机和实体经济危机的关系作过论述:第一,之所以会出现作为现实生产过剩危机的先期表现的货币危机,是因为商业和工业危机的一切因素已经存在,货币危机是由商业危机所引起的。第二,就作为生产过剩危机的先期表现的货币危机而言,金融危机是实体危机的预兆、先声、序幕和第一阶段。对此,马克思恩格斯不但指出,金融危机的根源或根本原因在于生产过剩及其过剩危机:而且还揭示了金融危机作为工商业危机的一个阶段。是工商业危机的最一般的表现,因而金融危机的实质也就是生产过剩危机。第三,金融市场也会有自己的危机,这时,工业中的直接的紊乱对这种危机只起次要的作用,或者不起什么作用。恩格斯还进一步指出,在金融市场中,总的说来是头足倒置地反映出工业市场的运动;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金融市场对工业市场具有反作用。金融市场可能影响工业市场,从而影响到工业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

总之,此次金融危机并没有跳出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逻辑。作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所表现出的生产无限扩大趋势和需求不足的矛盾,导致了生产过剩的危机爆发。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是一个科学的理论,它把握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从本质和根源上说明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的必然性。对于今天而言,它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二战后,尽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采取了一系列在经济发展中自我调节乃至实行经济计划化的政策措施,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其矛盾和周期性经济危机;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市场经济不可能解决其基本矛盾,矛盾因素积累到一定程度,依然和必然会爆发危机。因此,企求单纯依靠货币政策、财税政策或救助困难企业这类经济手段。来根本消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内生的消费与生产相背离的矛盾,是不可能的;它只能起一种治标的缓和性作用,而不能起治本的根本性作用。

三、我国应对世界金融危机的几点思考

世界各国救市的力度越来越大,但效果却并不理想,这说明只停留在体制层面的救市措施解决不了制度根源上的问题。斯蒂格利茨曾批判布什政府的减税政策和7000亿美元的救市计划,他认为,这无异于是向体内出血的病人输血,向投机者提供补偿。我们认为,世界经济衰退的局势,只能依照马克思所揭示的经济规律运转下去。

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参与经济全球化,特别是对外贸易依存度高,也受到世界金融危机的较大冲击。但我国的经济衰退不是始于金融领域,而是始于实体经济主要是出口经济领域。20世纪90年代前后,我国采取了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在低利率、低汇率、低要素价格政策的支持下,沿海地区中小企业积极融入到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全球生产网络中,但是它们大多只充当了低层次的供应商。随着金融危机爆发,引发了广东和浙江一带的中小企业纷纷关门,掀起了一轮中小企业“倒闭潮”。国家发改委公布的一项数据显示,2008年上半年,我国共有6.7万家规模以上的中小企业倒闭。而仅2008年10月上旬,珠三角就有近50家香港企业申请破产清算。据香港工业总会会长陈镇仁近期表示,珠三角7万家港资企业中,2008年底可能会有四分之一即1.75万家企业倒闭。以一家企业倒闭导致500人失业计算,1.75万家企业倒闭就将导致87.5万人失业,而这些工厂所聘用的绝大多数都是来自中国内地的农民工。反映中国经济总体状况的GDP增速下滑,对外出口增速大幅回落,工业生产增速持续减缓,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也在下降,财政收入不容乐观。而来自典型行业的报告更表明,金融危机对我国实体经济的影响已十分明显。如2008年10月初发布的钢铁行业的报告称,这次金融危机对我国钢材需求较大的实体经济部门,如房地产行业、造船行业、汽车行业等都造成了巨大影响。110

当然,由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经济体制包括金融体制,没有完全融入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一体化当中,故我国不会陷入美国那样的深重危机之中。我国的资本市场没有完全开放,我国的金融衍生品也没有像西方一些国家那样泛滥,因而我国金融体系所受到的影响不会很重。而且,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不存在资本主义那样的基本矛盾,不存在产生过剩经济危机的制度性根源。人们有时会提到,20世纪30年代美、德等经济大萧条年代,苏联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竟未受冲击,经济蓬勃发展,形成了鲜明对比。为什么这次金融危机会对社会主义的中国造成不小的冲击呢?这是因为,现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国内外情况与当时社会主义苏联不同。首先,当时还没有发展到经济全球一体化,苏联经济没有融入到国际经济一体化之中,所以苏联当时没有我国这么高的外贸依存度。直到20世纪50年代,还存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和两大市场体系。而我国随着扩大对外开放,早已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当中。其次,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非公有制中的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目前已占相当大的比例,其防范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能力远不如国有经济;但国有经济所占比重在大幅度降低,这会削弱我国防范世界经济危机的能力。

关于走出这次危机的出路,不少学者也有不同的看法。世界银行代表佩雷拉·达·希尔瓦说:“最后的可能结果是资本主义的终结,或是建立一种更加有调节的资本主义。”著名学者何明认为,走出资本主义危机的惟一出路是摆脱资本主义。到目前为止,惟一的结论是走向社会主义。本文提出了我国应对世界金融危机的四点思考。

首先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抵制和消除新自由主义对我国的影响。有如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危机让人们认为资本主义的末日已经来临但又“起死回生”一样,这次危机也不会导致资本主义终结,但可以说是美国原有资本主义模式的终结,也可以说是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模式的终结。中外学者进一步看清了新自由主义的危害。可以说,正是新自由主义使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不断积累与激化,导致危机的爆发。美国著名学者斯蒂格利茨也在批判新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即市场本身可以自我调节;认为这种教条造成了当前的危机。因此,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市场万能)以及反对国家干预,决不是我国改革的方向。当前,任何国家都不可能依靠市场运作去解决这次金融危机,必须靠政府有效的宏观调控手段。我国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投资,目前“调结构、保增长、惠民生、保稳定”的调控措施已初见成效。

其次,要重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结合。虚拟经济不能脱离实体经济而无序扩张;否则,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越远,产生的泡沫就越大,泡沫也就越易破裂,而破裂后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也就越大。要知道,脱离了实体经济的支撑,虚拟经济可能变成投机经济,带来不断增长的泡沫。美国近年来的网络泡沫和房地产泡沫的破裂,就是一种值得汲取的教训。

再次,要减少我国过高的外贸依存度。我国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应主要依靠扩大消费需求,积极促进居民消费结构升级。这不仅有助于积极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作为最终需求,消费增长是保持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主要动力。受这次世界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冲击,我国首当其冲的是南方生产出口商品的企业,许多工厂倒闭,大量工人失业,这正是我国外贸依存度过高导致的消极后果。日本也是出口大国,其外贸依存度不过20%左右,而我国2004年曾高达70%,但1970年我国外贸依存度只有5%。这表明我国外贸依存度提高过快,远远高于GDP的增长速度。

最后,要防止金融与经济危机危害的继续扩大,加强对虚拟经济的有效监管。金融衍生品的创新,本来可以分散风险;但如果缺少有效监管。原来作为分散风险的链条可能变成传递风险的渠道。因此,我们既要避免金融衍生品的过度开发,又要重视加强对其有效监管,处理好信贷、货币供应与信用这三个层次的关系;既要避免简单地模仿当今西方国家最前沿的金融技术和金融工具,又要结合我国自身特点进行金融创新,正确处理好经济与金融的关系。金融事业发展成功与否,不能只看金融自身的单项指标,还应看经济社会是否稳定增长与发展的指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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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830.99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30-0070-02

2007年4月,美国新世纪金融公司申请破产保护,引发了美国金融市场多米诺骨牌效应,很多金融机构不是宣布破产,就是被收购,或者被美国政府接管,美国次贷危机爆发。次贷危机逐渐向国际范围内拓展,向实体经济渗透,演变为国际金融危机。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两年多来,世界经济复苏步伐仍然缓慢,基础依然薄弱,还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危机的深层次影响仍未消除。国际金融危机引起了人们对未来发展前景的思考,危机爆发原因是什么?此次危机是否验证了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对这些问题应该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作出科学阐释,找到危机爆发原因,有助于政府采取措施积极应对金融危机。

一、对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原因的不同解释

肇始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国际金融危机,是自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对世界各国影响深远。对于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原因,学者们提出了各自的观点。丁冰认为,当前危机主要是由于长时期来新自由主义泛滥所造成的。恪守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华盛顿共识”主张实行全盘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其中包括金融自由化,以进一步加强资本的剥削和掠夺,其结果势必加剧资本主义固有的基本矛盾和贫富两极分化的发展,从而为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埋下了隐患[1]。大卫・科茨认为,导致这次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原因是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2]。刘英奎认为,美国寅吃卯粮的中产阶级超前消费方式铸就了危机的社会基础,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促进了危机的形成,银行和金融机构违规操作埋下了危机的祸根[3]。葛奇认为,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在于次级房屋贷款发放环节。通过房贷一评级一卖出的证券化过程,次级贷款风险被散播到了全球各类投资者。金融监管机构对此次危机负有不可推却的责任,其传统的最佳标准式的监管理念通过巴塞尔新协议等方式导致了市场行为趋同,从而流动性缺失、系统性风险发生、亲周期问题显现[4]。

这些原因比较客观地描述了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表现,也暗示了政府在应对金融危机过程中的具体措施。但是,它们一个共同缺陷是只停留于表象分析,对原因的阐述显得不够深入,没有揭示出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如前所述,新自由主义主张全盘私有化、自由化,而美国政府采取的一项应对金融危机的重大策略就是直接接管金融机构,即实行国有化,这不是自相矛盾吗?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西方国家经济普遍衰退,唯有中国经济“风景这边独好”,一枝独秀,成为世界经济的火车头,成为引领世界经济走出衰退的希望。西方国家银行等金融机构倒闭、破产,而社会主义中国的金融业却表现不俗,维护了国内金融市场的稳定,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这些问题是不能从现象层面或者说技术层面得到说明的,只有运用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从社会制度层面作出解释,才能揭示出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

二、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揭示了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

马克思主义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规律,是我们认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现状和趋势的指导方针,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揭示了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

马克思早在19世纪40年代就开始研究经济危机问题,形成了关于经济危机理论的思想萌芽。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一书中指出,“由于自然规律的必然性,生产一定要经过繁荣、衰退、危机、停滞、新的繁荣等等周而复始的更替。” [5]马克思还探讨了经济危机的渊源,“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是灾难丛生的根源”[6]。后来,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生产力的发展,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中论述了危机产生的必然性,把危机与资本主义制度的灭亡联系起来,使经济危机研究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在《1848―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马克思分析了经济危机与社会革命之间的关系,“在这种普遍繁荣的情况下,即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在以整个资产阶级范围内所能达到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也就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只有在现代生产力和资产阶级生产方式互相矛盾的时候,这种革命才有可能……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可能发生。但它正如新的危机一样肯定会来临。”[6]在《1857―1859年经济学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和《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对经济危机理论作了比较详细论述,使这一理论得到了丰富和发展。马克思指出,在简单商品流通中就包含着经济危机的可能性,但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性,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才有可能发生。马克思划时代巨著《资本论》问世,则标志着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最终形成。虽然马克思没有在《资本论》中以专门篇幅来阐述经济危机,但有关经济危机理论,马克思都作了论述,只是分散在不同的地方而已。经济学家琼・罗宾逊说过:“马克思没有建立关于商业循环或资本主义的长期运动的完整的学说。”[7]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

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资料私有制和雇佣劳动的存在,导致资本和劳动互相分离。为了追求最大限度的剩余价值,资本家一方面大力增加资本积累,扩大生产规模,生产出大量商品。另一方面资本家总是通过各种手段来加强对劳动者的剥削,压低工人工资,导致无产阶级购买力逐渐下降,表现在宏观层面就是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和劳动者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相对缩小的矛盾,导致总供给与总需求不平衡,这种不平衡积累到一定程度,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就会爆发。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一切现实的危机的最后原因,总是群众的贫穷和他们的消费受到限制,而与此相对比的是,资本主义生产竭力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 [8] 这里所说的“生产过剩”,不是绝对的生产过剩,而是相对的生产过剩,即相对于有购买力的需求来说是过剩了,“资本的生产过剩,从来仅仅是指能够作为资本执行职能即能够用来按一定剥削程度剥削劳动的生产资料――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生产过剩;而这个剥削程度下降到一定点以下,就会引起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混乱和停滞、危机、资本的破坏。” [8]“生活资料和现有的人口相比不是生产得太多了。正好相反。要使大量人口能够体面地、像人一样地生活,生活资料还是生产得太少了。” [8]

马克思认为,只要资本主义存在,爆发周期性经济危机就不可避免。自1825年英国爆发第一次经济危机以来,经济危机每隔若干年就爆发一次,经济危机成为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如影随形的伴侣。1929年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让凯恩斯主义大行其道,资本主义社会正处于黄金时代。20世纪70年代,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石油危机爆发、西方经济出现“滞胀”状态,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逐渐受到质疑。20世纪80年代,撒切尔夫人和里根政府开始全面采用新自由主义市场化、自由化和私有化政策,新自由主义开始占据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主流经济学的地位,在美国一直被布什、克林顿、小布什采用。新自由主义政策反对对劳动力市场的政府干预,主张减少收入分配调节,导致居民收入增长停滞,造成了严重的贫富分化,经济增长的大部分流向了富人的口袋。2005 年,美国最富有的1%和1‰的人所拥有的财富都达到了1928 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最富有的1‰的人口只有30 万,他们的收入与最穷的50%的人口的总收入是相当的,而最穷的50%的人口有1.5 亿[2]。而且,在新自由主义倡导的“小政府”理念指导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放松了监管,不再为工人提供相应的援助计划和政策,工人阶级在与资本家的博弈中更加处于劣势,工资增长幅度远远低于利润增长幅度,结果就是工薪阶层相对收入下降或停滞,造成消费需求不足。为了刺激消费,促进经济增长,美国大力发展消费信贷,鼓励居民大量借债,超前消费。很多低收入者信用等级较低、无法达到普通信贷标准,也能大举借债,这就增加了放贷机构的风险。银行等贷款机构为了降低风险,把数量众多的次级住房贷款包装成优质债券在市场上发售,吸引各类投资机构购买;投资机构则利用金融创新技术,再将其打包、分割、组合,派生出一系列脱离其基础价格的、结构异常复杂的金融衍生产品,出售给对冲基金、保险公司等。结果,起初的贷款就被逐级放大成为几倍甚至数十倍的金融衍生产品,金融风险也随之被急剧放大。这种寅吃卯粮的超前消费模式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泡沫,虽然能暂时掩盖生产与消费的矛盾,但是长此以往,更大的经济危机在酝酿孕育之中。当矛盾达到十分尖锐化的程度时,经济危机爆发了。所以,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居民消费能力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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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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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正面临着一场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全世界的股市和楼市在一瞬间蒸发掉一半以上,并且仍旧在下滑,大量的世界级的金融机构破产或者转型;金融市场风声鹤唳,银行惜贷如金,流动性陷于干涸。世界经济已经出现“硬着陆”的迹象。各国经济在短时间内出现巨大的滑坡。数据统计,美国第三季度增速也下滑gdp负增长0.3%,英国负增长0.5%,德国负增长0.5%,中国经济第三季度增速也下滑到十位数以下。大部分的经济体在第三季度的小幅下降将在第四季度转化为大幅萎缩,下降程度可能达到第三季度的数倍以上。

经济危机发自于金融危机。对于产生这次金融危机的原因,一致的共识是美国的次贷危机形成的。因为在美国,贷款非常普遍,房子、汽车、信用卡、电话单等,都有信贷,有信贷记录被视为是信用的记录证明。其原因可归结为:第一,基本信贷原则丧失。按照国际惯例,购房按揭贷款一般要20%—30%的首付然后按月还本付息。美国的次级贷款实现零首付,半年内无需还本付息,5年内只付息不还本,甚至允许购房者降房价增值部分再次向银行抵押贷款。次级贷款的对象没有还贷能力,放贷银行违背了今本的信贷原则;第二,金融衍生产品产生的过度泡沫,与大量的金融衍生品的出现相伴随的风险,资产证券化这一衍生工具,在本次次贷危机形成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第三,监管缺失,美联储鼓励金融创新,衍生工具可以分散风险,对金融衍生工具缺乏了应用的监管;第四,美国经济体系出现问题,美国的基本经济基础是高债务经济,是全民债务经济,向全世界借债来支持高消费水平;第五,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世界金融体系为一个由不受约束的美元所主导的体系,美国的双赤字不可避免地影响到美元的地位,2006年美国的赤字已达其gdp的6%左右。以格林斯潘为首的美国货币当局,在长时期内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支持美国经济的发展,加上松弛的金融监管,鼓励发展衍生工具,支持了虚荣的繁荣。结果世界金融体系内流动性泛滥,虚拟资产大量积累。金融危机的发展和扩散暴露了美国金融监管机制本身的缺陷,作为一个金融管制较为宽松的国家,美国政府介入危机的迟缓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危机的扩散。市场稳定有序的基础是法制和监管,建立在这个之上的一些市场运行的基本规则和制度,是一个健康的金融体系赖以生存的基石。

美国作为此次金融危机的“发起者”,既是金融危机的传播源又是传染者,任何国家,地区甚至是个人都被卷入此次金融危机当中。美国通过贸易、货币和金融等多种直接或间接渠道,在把本国金融危机传播分散给世界各国或地区的同时,也加速或是刺激了各国金融泡沫的破灭,造成了世界范围内的金融危机。可以说只要美国金融危机不消除,其危害就会借助于美国特有的传播途径,不断向世界各国传播扩散,不断引发各国金融问题,经济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对于美国金融危机的救助既是对美国金融危机救助,也等于救助全球金融危机,也是从源头上救助金融危机的最有效方法之一。

因此,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救助应以救助美国金融危机为重点之一,解决好美国金融危机,就可以从根源上避免全球金融危机的进一步传播。救助美国金融危机可以从三个角度考虑:第一,维持本国货币汇率稳定,既可以有效的稳定国际金融市场,也有利于美国通过汇率政策调整国际收支;第二,承担美国金融危机带来的有价证券损失,包括继续持有美国债券(权)不抛售、持有美国外汇储备不大量抛售,保持国际储备量与结构的相对稳定,一方面可以不减少甚至增加美国可调动救市资金,另一方面也可以避免美国金融市场之一步动荡;第三,继续注资购进美国不良债券(权),增加美国资本流动性与对企业的救助力度。

局域金融危机的爆发不会引起世界范围内的金融危机以及经济萧条,而美国金融危机之所以能将各国卷入全球金融危机的“深渊”,主要源于不合理的国际金融体制以及美国的特殊经济政治地位,对于美国金融危机的救助只是一时之计,并不能从根源上消除全国金融危机的隐患。所以各国在对全球金融危机积极救助的同时,也在大力开展国际合作,协商和谈判,希望建立起一个公平公正科学合理的新的国际金融体系。

金融危机爆发后,社会各界一方面忙着原罪,而在愈演愈烈的金融危机中,矛头直接指向会计准则,认为第157号美国会计准则要求金融产品按照“公允价值”计量是金融危机罪魁祸首。即找出罪魁祸首;另一方面积极寻找应对危机的举措。在前一方面,人们从次贷危机追溯到衍生金融产品,追溯到市场及市场信用;在后一方面,政府开始“国家干预”,替代失灵的自由市场。在这一过程中,令会计界人士没有想到的是,金融危机也扯上了会计:公允价值成了金融危机的原凶之一;会计也成了金融危机的救“市”主。公允价值计量与金融危机的相关性,成了金融界与会计界在危机拯救中的一个争议热点。在金融危机蔓延过程中,美国一些银行家、金融业人士和国会议员将矛头指向了第157号美国会计准则。他们认为,该准则关于金融产品按照公允价值计量的规定,在金融危机中起到了发生器与助推器作用,即在市场大幅下跌和定价功能缺失的情况下,公允价值计量导致金融机构按市价大幅减计资产,使亏损增加,资本充足率下降,引起市场加大资产抛售力度,进而形成“价格下跌-资产减计-恐慌性抛售-价格进一步下跌”的恶性循环,推动并加速恶化了金融危机。他们并认为,失灵的市场常常意味着没有什么价格可以让金融机构作为基准来“盯住”,如果金融机构不必按市值计量其金融资产,金融危机就会消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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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922.28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003-4161(2009)04-0089-04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对世界各国的影响不尽相同。其中,金融危机防范法律制度完善与否,成为左右各国避免金融危机所带来的不良影响的重要因素。比如美国由于防范金融危机法律制度的完备,其股市下跌了不到两成,其金融业虽然损失巨大,但并没有受到根本性的打击;相反,法制不太健全的越南,其国内股市下跌了百分之六十多。由此可见,法律制度越健全、完善,建筑在此层面上的金融活动就越稳定,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就越小,即使发生危机,法律制度也能够将损害降到最低。因此,加强法律制度构建是防范和化解金融危机的有效手段

1.构建金融危机防范法律制度的必要性

1.1 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复杂多变

纵观国际金融业发展的历程,我们可以发现,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多种多样,复杂多变。比如: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日益脱离、虚拟经济向投机经济的演化、泡沫经济的出现和膨胀、信托责任的沦丧以及国际金融秩序的混乱和不公正,均是导致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在不同时期出现的经济危机,或者是上述原因同时出现、相互作用,或者是单独一两个原因的强烈刺激,直接诱发经济危机。也就是说,不同时期爆发的不同的经济危机,其产生的原因并不完全相同,这对构建金融危机防范体系提出了更高的法制化要求。

1.2 金融危机频繁出现

研究金融业发展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金融危机伴随着金融业的发展频繁发生,而相邻两次金融危机爆发的时间间隔也越来越短,呈现出一种周期性的形态和特点。甚至在金融危机结束后的经济复苏时期或经济日益繁荣的上升阶段,也会出现不同程度的金融危机相伴期间。为此,构建一套完整的金融危机防范法律制度,作为金融业发展的庇护和屏障显得尤为重要。

1.3 金融危机影响巨大、后果严重

较为猛烈的大规模的金融危机,对整个社会经济的影响巨大。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始于美国并延续至30年代中期的金融危机,最终演变成为大规模的经济危机,出现社会经济的大萧条,它对世界政治结构、经济结构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可以说,金融危机对金融业乃至于对整个社会经济的影响程度与范围已经越来越大,已成为世界范围内一个不可回避的经济现象。事实证明,金融危机往往会诱发经济危机,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危机所诱发的经济结构的变动,也会对社会政治结构带来冲击和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金融危机不仅仅是影响金融业发展的问题,它对社会经济形势,甚至对整个社会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均会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和冲击。所以,构建金融危机防范法律制度,是关乎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重要一环。

2.我国金融危机防范法律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目前,在我国金融监管法律制度中,有关金融危机防范的法律制度散见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金融机构撤销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中,这些法律法规为我国金融业的健康发展、防范金融危机提供了一定的法律保障。但是随着经济市场化和金融全球化的发展,我国金融危机防范法律制度的缺陷越来越明显,其存在的问题主要有:

2.1 金融法律体系中某些规定不够明确

在我国现行金融类法律法规中,“根据有关规定”、“国务院另行规定”、“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另行规定”等模糊规定经常出现,这些规定严重违反了法律的透明度原则,无法满足法律条文对于“明确具体”的要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类似的“模糊款项”几乎随处可见。司法实践警示我们:“模糊款项”很容易导致对法律产生歧义或引起摩擦,影响法律在适用上的确定性和权威性。

2.2 金融稳定维护法律体系不够完善

现行的金融法律对于维护金融稳定、防范金融危机的规定过于零散、比较笼统,操作规范有待进一步细化和完善。此外,主要金融法律法规的立法空白是导致金融危机防范制度缺陷的主要原因之一。从金融类法律的整体框架看,规范外资金融机构、外汇管理、信托业、投资基金业等方面的法律,至今没有出现。《外资金融机构法》、《外汇管理法》、《金融机构退出法》、《存款保险法》、《投资基金法》以及《信托业管理法》都需要尽快出台。

2.3 金融监管法律制度存在严重缺陷

虽然我国已初步建立了金融监管法律体系,但在金融监管理念、金融监管体制的设计等诸多方面存在严重的缺陷。首先,金融监管理念模糊,监管者角色定位不准。其次,现行“分业经营、分行监管”的监管体制,既不利于金融创新、不利于金融业的全面发展,也与国际上混业经营、混业监管的趋势不相适应。再次,金融监管法律体系不健全,配套法规、规章不够完备,法与法之间的衔接性不强,有些法律、法规之间存在重复与冲突。最后,金融监管的手段、方法不够完善,对我国银行业国际化的适应能力不高[1]。

2.4 金融危机应急法律制度缺失

目前,我国在金融危机应急法律制度构建方面存在欠缺。具体表现为:首先,最后贷款人制度存在拯救标准不明确、拯救权过于集中、救助工具单一等缺陷。其次,对危机银行的接管与并购制度是防范金融危机一项不可或缺的法律制度。我国对危机银行的接管与并购制度主要是由《商业银行法》确定的,其中关于接管标准、重整措施以及对接管组织行为限制等方面的规定极不完善。最后,存款保险制度缺位,导致中国人民银行的任务过于繁重,社会公众产生恐慌心理,出现存款挤兑现象[2]。

2.5 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机制不够完善

我国的《商业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保险法》等法律对金融机构市场退出的监管多为原则性的规定,没能形成完整的市场退出法律保障体系。对于正常的金融机构收购、兼并等主动退出市场的行为没有专门的规定,而且也没有制定金融机构破产法律制度。此外,企业破产法律制度的滞后造成金融机构不良资产在一定程度上大量滋生和积累,进一步阻碍了金融机构的风险防范。总之,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机制的不完善使风险控制缺乏法律的约束,容易导致金融风险积聚,影响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

3.构建我国金融危机防范法律制度的原则和立足点

3.1 构建我国金融危机防范法律制度的原则和价值取向

在构建我国金融危机防范法律制度过程中,应该贯彻四个基本原则:一是维护金融安全原则;二是促进经济稳健增长原则;三是维护中小投资者利益原则;四是与国际金融形势接轨原则。金融危机防范与处置法律制度的价值取向,应包括安全、公平、秩序。

安全,就是指金融业的发展不能大起大落,不能出现系统性金融风险。美国政府在实施救市援助时会有取舍,对有的金融机构实施救助措施,而对另一些金融机构则贯彻市场经济原则,使其被购并或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其标准就在于要看这些金融机构所发生的问题是否会引起系统性金融风险,根据其市场份额、其他金融机构对其依赖程度、是否会导致支付、结算系统崩溃等标准进行判断。我们知道,民众的资金存入银行后,银行除了合同相对方的职能外,还承担了结算与保管职能,现代金融业所承担的公共服务职能是显而易见的。实现金融业的安全就是为了维护整个经济结构的安全,不使金融业的链条发生断裂,防止金融风险向其他行业进行扩散。

公平,就是指在维护金融业稳定与发展,克服金融危机时应重点保护中小投资者和储户的利益。如很多国家已建立起存款保险制度,强调信息的透明化,这种公平其实就是一种实质公平,使中小投资者与储户的利益尽可能少地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

秩序,就是指金融危机防范与处置法律制度内部以及与其他相关法律制度结构上与内容上的和谐与统一。首先,金融危机防范与处置法律制度应与其他相关法律制度衔接与协调,从而保证整个法律体系运作顺畅,避免冲突与矛盾;其次,在金融危机防范与处置法律制度内容的设计上,应结合金融业的特殊性,使金融监管法律制度具有适用性、针对性,使之更加顺畅地运行;第三,在防范与处置金融风险监管机构的权力配置上,应考虑各监管机构间的权力协调,避免出现金融监管任何阶段内出现管理真空,同时防止行政管理程序与司法管理程序间、行政监管各部门间、行政权与司法权间的冲突;第四,在防范与处置金融风险监管机构与被管理金融机构及相关利益方之间,建立良好的秩序关系,设计出有效、顺畅的救济机制,当金融监管机构的处罚决定侵害他人合法利益时,金融监管法律制度能够提供有效的救济途径,保证相关利益方的合法权益免受侵害[3]。

3.2 构建我国金融危机防范法律制度的立足点

为了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挑战,我国金融危机防范法律制度的构建应建立在四大“立足点”之上。一要立足于社会和谐稳定,从法律层面调整区域、城乡、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为正确处理和人民内部的矛盾提供行之有效的法律对策。二要立足于进一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对构建生态文明迫切需要解决的法律问题,及时制定出有针对性、有实用价值的法律法规。三要立足于主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挑战,为早日建立一个国际金融风险监控与预警机制、风险防范体系提供法律基础。最后要立足于不断完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为起支架作用的基本法律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献计献策。

4.重构我国金融危机防范法律制度的建议

构建防范金融危机法律制度的主旨并不是要消灭所有的金融风险,而是要将金融风险控制在金融监督管理者可容忍的范围和金融机构可承受的区间内[4]。从这个意义上讲,必须重构我国金融危机防范法律制度,使我国金融业能走上持续健康发展的轨道。

4.1 完善现行金融监管法律制度

首先,确立开放与保护并重的监管理念,借鉴“开放式保护主义”的经验,利用各项国际制度中的局限和缺陷,在开放格局中争取对我国金融业和金融市场的有效保护;实现监管者角色的转变,我国金融机构必须实现由传统的行政管制向依法监管的转换、由强调市场准入的审批式监管向重视全程监管转换、由合规性监管为主向风险性监管为主转换、由单纯的外部性监管向强化内控重视行业自律转换。其次,改革和完善金融监管体制,尽快制定统一的《金融监管法》。第三,协调和完备我国金融监管法律体系,不仅要重视立法,重视立法的整体规划,使法律、法规、规章之间能够协调一致,克服重叠、不协调甚至相抵触之不足,而且还要重视金融法律法规的实施细则,使金融业真正做到有法可依。第四,改进和完善金融监管的手段和方法,把金融监管的市场准入、稽查、市场退出等纳入法制体系,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保护存款人利益、稳定金融体系的事后补救措施,完善金融监督程序措施,建立全国性的银行同业组织,充分发挥其自律作用。总之,从长远看,我国应建立统一集中的金融监管体制,以提高监管效率,防范金融系统风险。

4.2 制定一部《金融危机应急法》,确保我国金融的安全

金融危机发端于发达国家,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结构特点紧密相关。因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世界性金融危机对发展中国家产生了很强的冲击。对我国而言,采取具有防范性的法律保障措施对于克服这场金融危机、保持中国经济的相对稳定与发展更具有现实意义。《金融危机应急法》的制定能够威慑国际投机资本,为中国外汇市场创造平稳运行的环境;能够减少加快金融开放进程中的风险;能为中国解决自身问题争取更多的时间。总而言之,制定一部《金融危机应急法》是防范金融危机低成本、高效率的路子。

4.3 加强对上市公司的管理,构建金融危机“防火墙”

4.3.1 缩短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期限。我国对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期限缺乏严格的标准要求,披露期限过长容易诱发内幕交易行为或者给个别公司蓄意扭曲某些详细、真实信息以可乘之机。我们可以借鉴日本的经验让独立的中介机构对上市公司披露信息进行审查验证,并且将信息披露的电子提交义务化。减轻监管机构的负担、降低监管成本、提高监管效率,减少披露义务人的披露成本,使证券投资者易于获取据以作出投资判断的有效信息。

4.3.2 细化董事义务,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现行法律对董事的注意义务和忠实义务的规定极为模糊、笼统且不具有操作性。在今后的立法中应当明确规定董事违背义务时应承担的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和损害赔偿责任;对于各项责任的内容、责任追究主体、责任承担主体、责任追究期限和追究方式均应做出可操作性的详细规定。此外,设立并完善独立董事制度,由独立董事关注小股东利益,并对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发表独立意见。

4.3.3 充分发挥法律体系和会计准则的控制功能。

法律体系以及会计准则的单独运作都难以对管理层自利行为构成有效约束。因此,有必要把法律体系以及会计准则二者的控制功能有机结合起来。将董事、高管以及相关专业人士在拟定、审查、批准股票期权计划时勤勉尽责义务的具体化。

4.3.4 完善金融刑法,维护金融安全。由于我国相关的金融法律体系正在不断改革、逐步完备的过程中,金融刑法在金融安全领域的适用还存在一定的缺陷。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喻伟等在中国金融安全的刑法保护暨湖北省法学会刑法研究会2008年年会上提出,应从以下三个方面进一步完善刑法:一是增加罪名和犯罪主体,如增加出售、购买、运输、持有、使用变造的货币罪,明确规定金融机构为金融犯罪主体之一。二是完善刑罚体系,完善罚金刑的适用,减少倍比罚金制,代之以实定罚金制;合理完善刑罚幅度设置,细化量刑档次。三是刑种配置上增加资格刑的种类,对自然人可增加禁止从业的资格刑,对单位犯罪应该增设停业整顿、限制从事业务活动与强制解散三种资格刑。此外,武汉警官职业学院副教授冉妮莉在中国金融安全的刑法保护暨湖北省法学会刑法研究会2008年年会上提出,金融犯罪的国际化发展趋势警示我们:必须重视与世界各国共同协调合作打击国际金融犯罪活动。相关国际条约、公约所确定的金融刑事法律规范将会对我国金融刑事立法以及金融刑事法制的完善产生重大的影响,必须促进我国金融刑法规范的形式和内容与国际金融法律规范接轨。

4.3.5 加强金融危机防范国际合作法律制度的调整。在当前金融全球一体化的时代,金融风险的国际传递越来越快,影响越来越大。我国在加入WTO后,国内金融业国际化进一步深化,而随之而来的金融风险也进一步加大,金融风险的防范特别需要国际合作。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丹尼斯•斯诺尔教授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指出,金融监管不力是造成目前国际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国际社会应加强金融监管,并就此展开合作,以避免危机再次发生。因此,我国的金融危机防范法律制度应在借鉴他国经验及国际惯例的基础上做一些调整:一要确立金融监管的原则,以维护我国的国家利益、公共秩序及公共利益。二要贯彻WTO下的互惠原则及国民待遇原则,增强法律的透明度,增强法律在适用上的权威性。三要加强对外国金融机构的谨慎监管,在制度设立上既要包括对外国金融机构在我国金融活动中的监管,也要涵盖我国金融机构在外国从事金融活动的监管。四要在我国处置金融机构危机方面建立起既符合国际合作,又符合“属地原则”的法律规范,增加国际投资者的信心,促进国际金融监管合作。

结语

金融风险始终伴随着金融业的发展,尽管金融危机爆发原因多种多样,但法制水平是避免、防范金融危机、降低金融风险的关键因素之一。为此,我国应围绕金融业、针对金融风险、金融危机健全、完善法律制度,防范和化解金融危机。

参考文献:

[1]李国际.金融全球化趋势下我国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的完善[M].特区经济, 2008,(11):230,231.

[2]张立先.金融危机防范的法律制度研究[J]. 安徽警官职业学院学报, 2008,(5):10.

[3]季立刚.金融危机防范与处置的法律制度[N].上海法制报, 2009-01-21(B05).

陈剑平.改革与完善中国金融监管体制的法律思考[J].上海经济研究,2006,(02).

[4]项俊波:金融风险的防范与法律制度的完善[J].金融研究,200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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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盛学军.冲击与回应:全球化中的金融监管法律制度[J].法学评论.20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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