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风暴论文篇1

有些人以为，是“9·11”事件打击了美国经济，其实不是。美国经济此次衰退，可以追朔到2000年4月以纳斯达克指数暴跌为标志的经济泡沫崩溃。在纳指暴跌后，4~9月间道指仍挺在万点以上水平，但自9月下旬至2001年4月，不仅纳指再次暴跌，道指也随纳指双双下跌，纳指从3800点跌至1670点，道指从10850点跌到9480点。美国经济和股市2000年9月后就再也没有出现强劲增长势头，因此“9·11”事件只是使美国经济在衰退的斜坡上下滑得更快，而不是下滑的起点。

既然不是偶然事件造成美国经济衰退，对何时出现复苏就存在着许多争论。目前对美国经济的前景大概有三种不同意见，即“V”型曲线、“U”型曲线和“L”型曲线这三种判断。简单说，“V”型曲线就是认为美国经济可以立即走出低谷，“U”型曲线是认为不可能在短期内复苏，要等两到三年；“L”型曲线则是说，此次衰退的时间会持续很长，何时复苏不可预期。

以2000年4月美国纳斯达克指数暴跌为标志，美国新经济的泡沫已经破了。2000年9月，美国道指、纳指双双暴跌，自那时以后直到今天，股市虽有反弹，但都未超过那次暴跌前的点位，显示出美国资产泡沫的膨胀也已到达顶峰，已处在高危期，随时有可能破灭。主张美国经济“V”型曲线和“U”型曲线的人，都是基于美国经济当前的问题仍属于传统生产过剩危机的认识，而没有与整个金融制度危机联系起来看，但美国的当权者却早已看清了美国金融危机的可怕前景，因此千方百计采取各种措施，维持资产泡沫不破，主要作法就是在资产泡沫濒于破灭的时候，拼命向市场注入货币。在“9·11”事件后美国政府预计到外资和个人资金会从股市大量退出，因此在重开股市前的两周内采取了两项重大举措，一是分两次共注入了1200亿美元的基础货币，按美国目前1：9的货币乘数，相当于提供了1万亿美元的信用资金供给，比中国一年的GDP都要大!二是美国证券委宣布取消了对上市公司只能持有本公司10％股票的严格限制，鼓励上市公司大量回购自己的股票。像微软等一些大上市公司，在本公司股票遭抛售的同时大量接手本公司股票，持有本公司股票的比例便很快就升到40％以上，由此维持道指在短期深跌后重上万点。美国人深深懂得，美国的经济繁荣来自于美元的强势，而美元的强势则来自于美元资产的价值，一旦美国股市崩溃，美元资产变得一文不值的时候，美元的强势就会一朝土崩瓦解，而没有美元的世界霸权，美国经济就会立即陷入一片混乱和严重萧条。不难想象，一个仅靠发行货币而维持国民40％消费品供给的国家，当其他国家视同本国货币为废纸的时候，与今天的阿根廷有何区别?

但是，是泡沫怎能不破?美国人用供应更多货币的办法补充资本市场的资金溢出，从而维持住股市点位，这种作法只是把泡沫吹得更大，使资本市场更具泡沫化，因此是“饮鸩止渴”，只能推迟泡沫破灭的时间而不会改变这个结果。美国人一直在吹嘘在“9·11”事件后经济可以迅速止跌，甚至已经出现了复苏势头，但美国去年10月份的消费反弹，主要是因为实行了汽车按揭贷款“零”利率的政策，刺激了汽车消费，但到11月和12月，汽车消费一落千丈，消费增长也再现颓势。最近美国商务部公布了1月份的先行指数，10项中有8项上升，特别是建筑业的增长令人瞩目，有人因此乐观地说美国经济已经开始复苏，但最关键的制造业定单和股市点位这两项并没有上升，能认为美国经济已经摆脱了衰退的阴影了吗?55于建筑业创记录的增长，也马上有分析指出，这是由于人们对股市恐慌，将资金从股市转向房地产，但是近些年美国房地产的泡沫也不小，美国在90年代的10年中，年均租售的办公楼面积是8800万平方英尺，而去年由于经济衰退，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1.12亿平方英尺退租，所以建筑业的景气并非反映着需求的增长，而只能预示出房地产业的进一步泡沫化。

美国人用供应更多货币的办法补充资本市场的资金溢出，从而维持住股市点位，这种作法只是把泡沫吹得更大，使资本市场更具泡沫化。

美国资产泡沫的总体破灭和发生金融风暴，我看也就在未来两到三年，捅破美国资产泡沫的直接诱因我看可能有三个：

第一，欧洲经济复苏引起国际资本向欧洲转移。国际资本的移动需要三个条件，一是流向经济增长率高的地区，二是流向利率水平高的地区，三是流向国家安全度高的地区。在整个90年代，欧洲经济长期处在启动欧元的准备工作中，为了达到启动欧元的统一标准，欧盟各国实施了强度极大的宏观紧缩，从而把公共赤字占GDP的比重，从90年代初的6％以上压到1999年3％以下。但这带来了长达10年经济低增长，而美国经济却在90年代的10年中如日中天，所以从经济增长率看是欧盟低，美国高。在2001年以前，美国的利率水平也高于欧洲，国家安全度就更不用说，在欧洲的心脏和周边不断有战争爆发，而美国则稳如泰山。但是从2000年开始，欧洲经济强劲复苏，2001年虽然受到美国经济衰退的影响增长率下降，但当年美国衰退得更严重，因此去年是欧洲经济近10年来增长率第一次高于美国；去年美国为了摆脱衰退实施了11次降息，而欧元区只有4次降息，因此也是在去年欧洲利率水平高出美国；“9·11”事件的发生，更是两次世界大战以来从未出现过的对美国本土的袭击，从而在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国家安全问题的认识。美国在阿富汗战争中并没有抓住本·拉登，却发现了对美国本土准备发动范围更大、后果更严重的恐?老飨咚鳎悦拦陌踩砸脖扰分薷睢＠省⒃龀ぢ省踩哉馊鎏跫荚谌ツ晖钡棺矗厝换嵋鸸首时净妨髂孀用拦飨蚺分蕖?/P>

欧洲资本市场虽然也有泡沫，但从总体上看与美国不可同日而语。例如以股票值占GDP的比重为指标衡量，1999年美国为203％，而意大利为46％，德国为54％，法国为64％，英国最高，也只有96％。2000年欧洲的经济复苏，也主要是以传统产业的增长为主体，所以从目前看，欧洲经济增长比美国要健康得多。今年1月1日欧元纸币开始流通，欧元区各国的物价开始统一用欧元标签，立即显示出欧洲各国间同一产品的生产与销售存在巨大价格差距，从而反映出欧洲通过资产重组与优化资源配置的巨大空间，欧元以价值信号引导资源配置优化的功能开始显现，这正是欧洲人在设计欧元过程中早已企盼的结果，并将形成促进欧洲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

欧洲在上千年历史中始终没有出现过统一、强大的国家，因此今天欧洲的政治家普遍缺少大国政治的头脑与全球战略意识，这使得欧洲人在处理国际关系中始终落在美国人的下风，甚至被美国人利用。然而欧元的统一，开辟了欧洲走向统一国家的道路，从来都是历史创造英雄，世人已经看到，欧盟国家领袖在政治上正在逐步成熟，有能力领导欧洲加快经济与政治整合，从而形成对欧洲经济和欧元的信心。

第二，“安然”风波继续扩大，捅破美国资产泡沫。安然公司在80年代末还只是美国二、三流的公司，但在90年代这10年中竟跻身于美国500强中的第七位，成为世界最大的石油天然气公司。神话一般的安然曾经是美国人的骄傲，但曾几何时却轰然倒下，内幕被揭开后人们才发现，神话原来是假话。近些年安然股价之所以会不断飚升，原因是安然公司勾结美国政府中的某些当权人物，修改美国有关法律，以适应安然进行能源产品衍生交易的需要；勾结世界著名的会计师事务所安达信，编造虚假公司业绩欺骗股民；勾结花旗、摩根等美国著名银行，在安然设立公司，一方面掩盖公司负债的真相，一方面通过与公司的关联资产交易，造成公司盈利大幅度增长的假象。2000年，安然公司的利润中来自传统能源生产与销售的部分竟然只占到2．3％，绝大部分利润都是来自于资产交易，难怪人们说安然已经越来越不像一家生产公司，而更像一家投资银行。为了编造虚假经营业绩，安然在1999年创立了一家进行能源衍生产品交易的网络公司“安然在线”，当年的交易额就达到了1万亿美元，而奇怪的是，在这个网上交易中，几乎所有卖主都是把产品卖给一个买主，就是安然，而几乎所有买主又都是从一个卖主手中买到东西，这个卖主还是安然!?庋慕灰自跄懿豢髑?亏到一定程度再也作不成假就只有宣告破产。安然公司从市值最高时的900亿美元到目前只剩下不到5亿美元，以及一大堆债务甩给银行。

问题并不是只有安然造假，在安然事件后美国证交会已经接到“潮水一样”的举报信函和电子邮件，仅2002年初以来就对20家上市公司发出了资产冻结令，而2001年全年却只有4家。自去年10月安然事件被揭穿以来，美国著名企业被揭露出造假、爆发财务情况不稳和宣布破产的消息简直是一个接着一个，在短短4个月中，已经发生了美国有史以来的第一、第四与第七大企业破产案。已经卷入企业丑闻和爆发财务不稳情况的著名企业已有惠普、IBM、福特汽车、爱克森美孚、泰科国际等这些国际知名大企业，甚至麦当劳和可口可乐这些国人所熟知的美国老牌公司也被卷入其中，除了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被指配合企业造假外，世界五大会计师事务所中另两大事务所毕马威和永道，也相继爆出帮助企业造假的丑闻。

这种情况与日本当时的情况何其相似!日本在泡沫经济破灭过程中也是大量爆出企业与政界、银行人士勾结造假的丑闻，例如著名的“野村证券”事件、“青山建设”事件、“尾七逢”事件等等一大批股市丑闻。这说明在资产泡沫急速膨胀的年代，人们在金钱欲望驱使下，普遍开始失去理智，铤而走险，不惜采取各种非法手段从资本市场获利，这在日本和美国都是一样的。而一旦造假行为难以为继，丑闻开始被揭露，由于人们对资本市场的普遍不信任与恐慌，会纷纷逃离股市，股市的崩溃就会随之而来。

第三，日本危机继续深化，牵累美国资产泡沫破裂。从目前情况看，日本经济危机没有任何好转的势头，反而有进一步深化的可能。首先是日本在过去10年中虽然泥足深陷，但外部经济环境尚好，可是自去年以来却出现了美欧经济同时衰退的情况，对日本不外是出现了新的不利情况；其次是今年3月，日本将实行新的会计制度，要求银行按股票现价计算资产，会暴露出日本银行真实的资产负债比例，有可能引发新一轮的信用紧缩和银行业破产，并破坏经济增长；第三，日本政府继续宏观政策的误操作，诱导日元贬值，招致日元资产大幅度贬值，引发停留在本国的资金外流，从而加重银行业危机。不管是哪一种情况，从目前情况看，日本企业和银行应付危机的最后措施就是抛售海外资产，而日本的海外资产一半以上是投放在美国，据说仅日本人持有美国国债的比例就高达20％。世界各国包括美国人在内，早已对美国的资产泡沫胆战心惊，因此一旦日本人开始大规模抛售美元资产，就有可能诱发抛售美元资产的狂潮。

以上三方面，都是捅破美国资产泡沫的潜伏条件，到底最终是以何种方式捅破，或者综合性的发作，还要继续观察，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以美国世界第一大国的地位，如果发生美国金融风暴，势必引发全球金融风暴。以美日直接密切的经济联系，日本自不必说，欧洲经济即使再健康也会被不同程度地卷入。亚洲金融风暴后受到沉重打击的东盟主要国家都还没有恢复元气，美国发生金融风暴无疑是雪上加霜，金融体系会进一步混乱，甚至引发社会动荡，拉美国家与美国联系一向紧密，并已有阿根廷发生金融危机，被美国金融风暴卷入并不奇怪。因此世界各大洲的主要经济体会无一遗漏，都会被卷入这场由美国引发的全球金融风暴中，而且都会步日本后尘，走人“L”型曲线。

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我们明知道现存的货币制度是危机的根源，却不知道该用什么新的货币制度来取代。人类社会少有走回头路的历史，因此可能不会倒退回金本位制，况且黄金在今天已经失去了绝大部分工业用途，只能作为装饰品，这与黄金在过去年代在物质生产中的地位已大相径庭。如果说日本金融风暴还不代表世界资产泡沫的总体破灭，美国金融风暴所引发的全球金融风暴，就已经使世界进入了资产泡沫总体破灭的时代。既然过去的贷币制度已经造成了如此巨大的灾难，人类社会理所应当进行新的选择，但是路在何方呢?这不仅是全球经济理论界的难题，更是世界经济的难题，因为如果找不到制度创新方向，金融风暴过后还会卷土重来。

以美国世界第一大国的地位，如果发生美国金融风暴，势必引发全球金融风暴。

二、准备迎接世界资本中心向中国转移

发生美国金融风暴以及全球金融风暴的时间，有可能是明年，也有可能再拖上两到三年，因此必须提高警惕。有一种说法是中国可以“一枝独秀”，在短期内我不这样认为，从中国经济增长去年跟随出口曲线走的情况不难看出，世界经济不好，中国经济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全球金融风暴的脚步已经越走越近，在这个背景下，中国千万不要开放自己的资本市场，千万不要使人民币国际化，否则就会被卷入其中。正像中国由于没有开放资本市场和使人民币国际化而侥幸逃过亚洲金融风暴一样，坚持过去的作法，我们也可以成功避开全球金融风暴。

如果没有发展全球金融风暴的背景，中国从世界制造业中心演变成世界金融中心的过程有可能被拖得很长。

在此前提下，如果发生全球金融风暴，世界主要经济体包括拉美和东盟国家都会出现较深幅度的负增长。中国经济虽也要跟着走一段下坡路，但决不会出现负增长。而一段时间后，或许是三年，情况就可能会发生极大变化，可能会出现世界经济继续下行，而中国经济出现拐点，开始上扬的变化，这是因为世界资本中心可能出现了向中国转移的趋势。

“九五”以来，已经出现了世界制造业中心向中国转移的趋势，这个趋势方兴未艾，还可能持续10年乃至更长时间。在传统经济条件下，制造业的中心也会逐步演变成金融中心，就像19世纪的英国和20世纪的美国一样，但20世纪70年代以后，货币运动主体逐步脱离物质经济而独立，制造业中心出现了与金融中心分离的趋势，就像今天欧洲的金融中心伦敦。所以，如果没有发生全球金融风暴的背景，中国从世界制造业中心演变成世界金融中心的过程有可能被拖得很长。

从当代世界资本中心看，欧美各大基金的管理人对中国的认识还很有限，这体现在欧美的大基金机构中，专门研究中国和作中国生意的人员，100个人中一般只有1~2个，而在香港，100个人中则有70~80人。所以，中国的企业在海外上市，在香港“H”股、“红筹股”可以被炒得火热，但是在纽约上“N”股，一级市场上市以后，二级市场基本上没有交易，这说明在中心资本市场，中国概念的投资价值并不高。但是如果发生全球金融风暴后情况就会大不相同，停留在中心资本市场的国际资本，由于欧美主要国家经济持续严重萧条而缺乏投资机会，全球只有中国经济唯一一个亮点，他们的眼睛迟早会转向中国，就会迎来世界资本中心向中国转移的时代。

在最近北京开的许多会议上，当我提出这个观点的时候，总有人问我，你既不同意开放中国的资本市场和人民币国际化，又说要准备“大引资”，这二者不是矛盾的吗?因为“大外资”都是国际的大基金，这类资金一般只作间接投资，即只投资于资本市场而不投到项目上。我说，“不要忘了，还有香港”。因为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存在着一个在其境外，又仅为其服务的国际资本市场，只有中国有香港。香港在中国改革开放20年中对内地投资平均占到中国吸收外资总额的50％以上，这不是因为香港人特别有钱，而是因为香港是世界第六大资本市场，在其中上市的1万多家公司，90％以上对中国有投资，由此形成了“中国概念股”。香港上市公司利用香港资本市场，从世界各地的投资人手中筹资，再对中国作直接投资，这样在发生亚洲金融风暴的时候，就不会发生投在中国内地的外资大规模抽逃的情况，这种“既没有开放资本市场，又充分享受到开放资本市场的好处”的情况，只有拥有香港的中国大陆才办得到。

当然，扩大外商直接投资也会碰到要求开放中国资本市场的问题，因为外资进入中国，已大量涉及到收购中国企业的问题，这类问题必然涉及到收购后股权和资产溢价收入如何实现与如何汇出境外等问题。目前外资的本金和红利汇出已有相关政策可以解决，但是如果允许外资企业在境内上市，并允许其将股权和资产溢价收入汇出境外，则无异于人民币的国际化和中国资本市场的彻底开放，外部的金融风暴就难以避免，而把口封死，又解决不好外资的退出机制问题，人家就不会放开手脚到中国来收购企业。如果可以设计出好的办法，把外资参、控股企业的上市问题放到香港去解决，这个矛盾就可以化解了，因为外资的股权和资产溢价收入可以在境外实现，对外资不开放境内的资本市场，一样可以解决他们的股权和资产溢价收入的回收，所以并非只有开放中国资本市场一条路。

把外资进入主渠道放到香港，也有利于香港经济的繁荣，夯实“一国两制”政策的基础。香港过去的支柱产业有现代轻型产业、运输贸易业、地产业和金融业，但是在80年代初期现代轻型产业转移到“珠三角”后，90年代以来，贸易和运输业的优势被中国东南沿海新建的大量港口和贸易人才与渠道分流，金融业的优势被上海所分享，泡沫化的地产市场又成为经济增长的包袱，香港经济实质上已由于缺乏主导产业而陷入困境。相比较而言，香港目前的真正优势是健全的法制环境和一大批高素质的金融业人才，所以在发生全球金融风暴的背景下世界资本中心开始向中国转移，这一进人中国的主渠道如果建在香港，则不难预言，香港将在较短时间就可能变成世界第一大资本市场，港币也会随之变成世界最坚挺的货币，这对香港经济繁荣的重大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把外资入口放在香港，还需要作好其他相关政策准备。比如，允许更多企业到香港上“H”股、红筹股的政策，国内的二板市场还要不要上也值得研究了。

欧洲的金融业向以保守著称，但保守也有保守的好处，就是泡沫小，丑闻少，所以一旦发生全球金融风暴，欧洲会先于美国复苏，欧元也会相对于美国更坚挺。我们不应只看到欧洲经济和欧元还弱于美国这些眼前的情况，而应在未来的引资政策、贸易政策和外汇储备政策等方面，把欧洲因素放得更大。

自90年代以来，日、港、韩、台加中国大陆的出口额增加了大约1万亿美元，其中50％以上是这五个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出口，说明东北亚地区的经济整合速度正在加快，“西太平洋经济区”已经呼之欲出。日、港、韩、台过去长期以美欧市场为出口导向，90年代以来正在朝中国大陆方向调整，而在发生全球金融风暴的背景下，他们对美欧的出口将会受到沉重打击，只有加速与中国经济的整合才会找到出路，因此全球金融风暴会给“西太平洋经济区”的整合提供新动力。“西太平洋经济区”的核心问题是中日关系，因为以日本的资金、技术加中国的市场和低成本、高素质的劳动力，才能引导“西太平洋经济区”从经济贸易联盟走向货币联盟，形成与美欧抗衡的能力，但目前中国经济与日本的整合还存在经济、政治、社会、外交等诸多方面的障碍。在发生全球金融风暴的条件下，日本经济会更加糟烂，并很难得到美欧的援手，因为他们自己也自顾不暇，因此会推动日本主动消除各种障碍，加速与中国经济的整合，这符合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

全球金融风暴会给“西太平洋经济区”的整合提供新动力。

金融风暴论文篇2

一、世界传媒业难逃金融危机影响

从世界传媒产业的发展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占据了绝对优势。四大西方主流通讯社美联社、合众国际、路透社、法新社每天发出的新闻量占据了整个世界新闻发稿量的4/5。在时代华纳、索尼、迪士尼等传媒产业巨头的引导下，西方50家媒体娱乐公司占据了当今世界上95％的传媒产业市场。美国现在的传媒产业发展水平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代，不仅规模巨大，而且产业细化、全球扩张。目前，美国的经济专家都不愿断言经济减速所直接影响的产业板块。然而，传媒产业内的每个人心里都清楚，一旦经济疲弱现象长期持续，哪一个行业都无法在衰退中幸免。美国一些资深媒体行业分析师和投资家认为，虽然美国的传媒企业和集团运营重心各有不同，但它们或多或少都会受到经济紧缩的影响。

在所有传媒大亨中，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最能感受经济放缓带来的切肤之痛，因为与其他影视制造同行相比，哥伦比亚的盈利主要依赖广告收益。高盛公司的分析师表示，在他们所关注的娱乐传媒产业板块中，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是最不被看好的企业。摩根大通公司的分析人员预测，美国经济放缓之后，哥伦比亚公司的广播业务收益有可能下降2%至6%，而伯恩斯坦公司的经济专家则估计，一旦经济衰退，哥伦比亚公司每股股票的收益可能遭受20%的重创。

除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金融分析专家对迪斯尼公司的前景也不十分看好。有经济专家认为，迪斯尼公司的股价在经济放缓后可能收缩12．3％，原因在于迪斯尼公司21％的经济收益来自广告收入，另有约25％来自主题公园营业额，而这两项收益随时会受旅游产业效益波动影响。花旗投资的分析师近日则将迪斯尼股票定级为“售出”。经济分析专家们也清楚地看到，迪斯尼与其他传媒公司一样，经营策略发生巨大转变，已经不能与美国前几次经济萧条时的传媒企业同日而语了。投资公司的调查分析显示，经历过1991年美国经济大萧条之后，迪斯尼公司的主营收益已经从主题公园转移。新闻集团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鲁珀特•默多克透露，新闻集团不再依赖某个单一市场或某种单一媒体，收购境外的MySpace、天空意大利以及东欧国家的电视播放系统，正是新闻集团向经济快速增长国家扩张的明证。

而作为美国几大传媒巨头之一的时代华纳也并非局外之人。近一段时间，华尔街的观察家们都在拭目以待，看新上任的首席执行官杰夫雷•布克斯采取怎样的改革措施，来保护这个易得衰退感冒的传媒大亨。时代华纳近年来将收益重点从电视网络转移，尽管人们还不能确定广告收益衰减对数字产业有哪些影响，也无法预知次贷危机能够减少多少网络用户，分析专家们仍相信转移经营重心能够抵御部分衰退风险。

其他传媒广告投放的形势总的来说不容乐观。瓦乔维亚证券本月的报告中预计，2009年投向杂志的广告支出将减少2%，投向报纸的广告支出将减9.8%，较此前预期有所恶化。但福克斯商业新闻网(FoxBusinessNetwork)广告销售部副总裁麦卡恩(JohnMcCann)表示，部分广告主别无选择，不得不留在这块市场。“对金融公司来说，那些幸存者必须保护自己的市场份额。悄无声息是不行的。”但很多广告主有仍可能选择削减广告投入。“大部分(广告主)会等待市场平静下来再做行动。”福布斯网站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斯潘菲勒(JimSpanfeller)说。[1]

10月13日，俄罗斯记者联盟发言人称，此次经济危机最受打击的是俄罗斯媒体行业，广告投放量正在急剧缩减。俄罗斯记者联盟组织及媒体与民众社会发展中心负责人伊格尔•雅克文科接收采访时说：“通过广告市场，传媒领域被波及得最快也受打击最严重。数百家公司已经破产，主要都是从事广告业务的。”他说，即使是国营或公共媒体也不会幸免。再过2——3个月，因通货膨胀和大量公司破产所造成的需求结构改变会让这些公司也体会到结算和零售压力。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最新的调查显示，由于各国企业都削减了IT及广告开支以应对次贷危机的影响，全球在线广告业务在经过连续五年的高速发展后，有可能在2008年停止增长。另据报道，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今年上半年英国广告市场整体支出同比下降0.7%，美国金融服务业的广告支出同比下降27%。

目前看来，索尼公司似乎在所有传媒巨头中最能抵御经济危机，因为它没有经营电视网络业务。经济专家分析，索尼的娱乐产业目前还没有受到美国经济影响，其电视业务主要关注技术整合，与美国广告业增减没有多少关联，即使有冲击，也主要来自于电子领域。商业部门的统计显示，美国2月份零售业下滑0.6％，电子产品本月的销售减少0.2％，但电脑游戏的硬件和软件销售量猛增34％，对于索尼公司的游戏业务无疑是个利好。

二、金融风暴与传媒产业关系的复杂性

就历史上发生的几次金融风暴来看，防御性行业，如传媒、计算机设备、零售业、通信设备和医药生物等都是受到经济周期下行影响最小的行业。但在世界各行业联系更加紧密的情况下，传媒行业受到的影响也不可低估。

无论是美国这些资本主义国家还是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媒体是否为执政党耳目喉舌工具，其传媒产业的运营模式其实都大体相近：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依靠广告收益为主，其他经营路子为辅的产业化模式。因此，金融危机一旦使经济低迷，那么企业必将受损，投入媒体广告减少，媒体产业相应受损。这是两者最基本的关系。无论从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还是从此次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来看，都存在这样一个链条，只是按照时间纵向发展，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传媒受影响的程度、范围等有所区别。下面以1997亚洲金融风暴和这次金融危机相比具体说明：

首先是表现在影响面的不同。1997年的金融危机源于泰国，横扫东南亚，进而影响到全球，受到重创的国家有泰国、韩国等当事国。当年的金融风暴始于亚洲，从亚洲扩散开来，相形之下西欧、美国等国家所受影响要小于亚洲圈子，并非这次金融危机一样迅速席卷全球。相应的，原来在较小范围的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居于美国、西欧等国的传媒行业受影响更小。而此次金融危机爆发于作为全世界金融中心的美国，短时间内迅速冲击西方国家乃至全世界。西方国家占据全球95%传媒产业市场，而他们以美国为代表在这次金融危机中首当其冲，因此，可以说传媒产业整个行业所受影响面积更大，范围更广。而亚洲等国家所受影响现在还比较小。这场来势迅猛的金融风暴虽然正在蔓延至全球，但就目前情况来看，对亚洲及中国的影响相对较小，甚至迄今还未明朗。10月16日，光线传媒内部人士透露，金融风暴并未影响该公司登录A股的计划，该公司总裁王长田近期频繁与华兴资本共商私募上市事宜，同时光线内部已悄然推行年薪制与期权制。他认为，光线上市计划并未受金融风暴的影响。让他更感欣慰的是，自金融风暴发生以来，投资者未减少对光线的热情，一定程度上甚至超过他想象。当然，这也许是他们自身的乐观态度或是猜测，或者只是阶段性现象，对今后的发展仍需审慎观察。

此外，不同时期金融风暴对传媒产业发的影响程度有所区别。几次金融危机对传媒产业产生的影响是不同的。从世界范围来看，由于近几年全球传媒产业的发展迅猛，相关行业如电影、游戏、动漫产业等相比前几年都有很大发展，传媒产业外延扩大，因此此次金融危机所波及行业范围也将相对更加广泛。自金融危机爆发后，一系列传媒产业（含电影这样的大传媒产业）的反应都显示出此次危机波及范围的广泛，美国电影相关统计机构公布的数据显示，最近两个月，美国的影院市场一直处于冰冻期，北美票房排行榜上的第一名都没能超过3000万美元，大部分时候都在2000万美元上下徘徊。而两个月之前，排行榜上的第一名一般都在5000万美元以上，差距之大令人咋舌。好莱坞此次也将面临资金流产、上映推迟、影院萧条、罢工回潮等问题。一些公司为防止将来“断货”，将已经拍好的影片推迟上映。《哈利•波特6》就从原定的今年11月推迟到明年夏天上映，007新片《量子危机》也推迟一周。美国媒体预言，随着金融危机持续蔓延，这种情况将层出不穷。此外，其他传媒娱乐产业也相继有所反应。美国高盛公司将手中娱乐公司股票减持10％，标准普尔传媒娱乐产业信用评估专家称传媒公司未来一个季度的业绩收益将最先反映出经济下滑的初期影响。

拿中国来说，最近几年新兴媒体的出现，相关动漫、游戏、影视、娱乐产业等与传媒有关的文化创意产业大力发展。因此此次金融危机对其造成的影响必然大于之前的金融风暴。1997年互联网刚刚兴起，传统媒体占据着传媒产业的绝对统治地位。近年来，传媒产业内部各行业的产值规模、增幅以及组成结构都发生着迅速变化。同传统媒体相比，新媒体的迅速成长为中国传媒产业结构带来了新的变化。传媒业正呈现出强劲的产业化发展趋势，传媒产业雏形已经形成，并且传媒业的快速发展带动或促进了相关行业的发展。从传媒资本的角度看，中国传媒的市场化改革的进程在明显加快，而且国家的有关政策也开始松动，由原来的严格控制到现在的限制性进入。这样一来，全球经济的波动和市场变化也会比原来更快更直接地影响到中国传媒产业。不过，现在的传媒产业抗击风险能力也更强，更加成熟理性。97年金融风暴发生时，当时的互联网还未兴起，相关企业对发展模式尚处在探索阶段，更多的是在烧钱，所以一旦发生金融危机，大家都仓皇而逃，加上当时资本市场对中国市场的不甚了解，一旦出现问题就不再追加投资，从而造成很多向产业化方向发展的企业中途夭折。而现在虽然出现了金融风暴，传媒行业更能够看清楚形势，包括一些投资者，这样就使得该有机会的公司依然有机会。

不同国家、地区的媒体受金融风暴的影响方式是有差异的。例如，中国与国外传媒产业不同的地方就包括赢利模式的不同，中国媒体的广告收入占行业收入的比例大于西方媒体。此次金融危机直接影响广告行业，进而影响赖之以生存的传传媒行业。本次金融危机爆发，企业盈利能力受到影响，势必会使企业减少宣传资金，对广告宣传的投放也就相应缩减，这样一来，媒体赖以生存的广告减少后，媒体收入也相应减少，这必将影响到国内各大大小小传媒。而媒体的广告结构不同，在金融风暴中所受影响的程度也会不同。[2]就《成都商报》来说，其广告中有50%以上是房地产广告，此次由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风暴对房地产行业影响最大，因此，如像《成都商报》这样一半以上依赖房地产广告的传媒产业所受影响将会比其他依赖房地产广告比例少于它的传媒更大。

不同种类的媒体在此次金融风暴中所受影响也是不同的。网络、电视、广播、报纸、杂志媒体所受影响都是有差异的。就金融风暴爆发后月数据资料显示，网站点击率、电视收视率均有上升，特别是各大门户网站，因此网络、电视媒体的广告收入并不至于惨淡。反倒是时效性较差的杂志面临严重的广告缩水。

网络和电视：由于网络是现今人们获取信息的最快捷、最简单的渠道，互联网甚至可以在事件发生的同时将事件图文声并茂地展现出来，而且具有可反复浏览的信息保存性和深度阅读的专题性，其及时更新的速度是其他媒体所不能比拟的。因此，人们为了尽快获得更多更新的关于金融危机的消息，上互联网成了人们的普遍选择。纽约时报媒体集团首席广告官丹尼斯•沃伦(DeniseWarren)指出9月份金融危机反而造成了纽约时报网（）访问量激增，广告增长明显高于上述水平，“由于无法预测这部分流量，因此我们无法提前销售广告。”丹尼斯•沃伦表示。而金融信息网站Boursorama的点击率增长了50%，仅7日一天点击量就达到了105万次。

除了网络，电视也具有声画并茂的传播优势，此次金融危机爆发后，人们除了浏览网络，每天打开电视了解金融危机最新消息也成了另一种快捷方式。据调查显示，9月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国电视台收视率，特别是新闻频道普遍上升了。美国CNBC在金融危机爆发后，创下了自“9•11”以来的最高收视记录。CNN的收视率增长了27%，而福克斯（FOX）的收视率则增长了35%。此外，另外一个导致电视收视率节节攀升的原因是，金融危机带来的失业率以及高涨的油价，正在让球迷们、歌迷们远离球场和演唱会现场，更多的人，尤其是欧美国家的人更多地选择在家看电视或上网在线收看。

报纸和杂志：几家欢喜几家愁。金融危机使金融类杂志销售火爆，《经济学家》杂志一位发言人表示，该杂志的零售量比去年同期上涨了20-25%，其增长与金融危机爆发，读者对金融新闻关注升高有关。培生集团(PearsonPLC)旗下的《金融时报》在美国10月份零售量提高了30%；《华尔街日报》几周来零售成绩也提高了20%，《华尔街日报》网站九月迎来2,450万读者，创单月纪录，较去年同期上涨137%。法国经济类报纸《回声报》9月的销量同比增长了21.5%。而据英国《独立报》报道，随着金融海啸直卷全球，世界知名杂志《花花公子》也受到严重冲击，甚至面临破产威胁，近日盛传，赫夫纳可能要裁员度过困境。听到这一风声，赫夫纳旗下明星纷纷跳槽，以求自保。这一举动无疑是雪上加霜。赫夫纳一手打造的商业王国股价最近由6.2英镑急跌至1.55镑，生意亮起红灯。据83岁的休•赫夫纳说，目前他的股票已经跌了七成，传言要被迫裁员以渡过经济危机。“面对当前突如其来的经济气候，我们认为有必要创造一些能令华尔街微笑的东西”，《花花公子》的高级副总裁兼摄影总监加利•科尔得意地说。根据《花花公子》的要求，所有年满18周岁居住在美国的女性，只要能够提供曾经或正在华尔街供职的证明，并且填写完备相关资料，就有机会前来拍摄。目前该“选秀”活动已经开始，路透社消息称，《花花公子》计划在2009年2月份推出以华尔街女性职员为主题的专辑。[3]由此可以看出，相比起其他媒体在金融危机来临后收视率、阅读量有所激增的情况，杂志的境况并不看好，一些投资人甚至撤销了对以往杂志的股份。

三、传媒业应对态势及突围策略探析

面对这次突如其来的金融风暴，传媒业发展前景阴云密布，在金融危机爆发后，传媒业巨头们也不得不为经济衰退作些准备，暂时调整产业发展方向，全球各大传媒集团都已陆续采取措施谨慎应对本次金融风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首席执行官莱斯利•莫维斯说：“如果美国经济下滑——很显然已经出现——影响我们所经营的广播和电视业务，我们会采取措施进行干预。”

麦格劳•希尔出版公司召开的媒体峰会上，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首席执行官莱斯利•莫维斯开始未雨绸缪进行战前动员。他对参会人员解释说，传媒企业运营和转产存在诸多方式和途径，哥伦比亚公司已经削减了部分经营项目支出，一些烧钱的项目经费也被压缩，公司管理层有能力应付经济放缓的形势。

中国传媒产业如何应对本次金融危机？这是大家都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此次危机还继续持续发展中，我们都还不知道它将带来多大的影响，如何发展也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紧密跟踪深入分析不断调整应对步伐是必须的。根据以往经验，结合现阶段媒体产业特征提供以下应对措施供传媒行业参考：

1、做好内容，稳定与扩大市场。金融危机使人们对市场上的一点风吹草动都倍加关注，给了媒体一个前所未有的扩大受众群的契机。

2、降低营运成本。由于广告缩减影响媒体收入，媒体应该在降低自身营运成本上下功夫，节俭开支，降低成本，必要情况下进行人员及机构的精简，提高员工工作效率。

3、其次，开拓新收益渠道，开发新的文化产品，谋求自身突围。传媒产业可以拓展到游戏、影视等领域，开发相关文化、创意产品及服务。

4、进行其他关联产业的开拓，可以抓住在相关产业“抄底”进入的机会。从宏观来说，拉动内需也是必然之势，在政府宏观政策指导下，一旦扩大内需，市场需求就会跟着放大，传媒产业应该进行相应的产业战略布局。

危机所造成传媒产业乃至整个经济损失到底有多大，还有待观察。对危机最终杀伤力的评价显然已经超出了经济学家预期的范围，其影响不仅在金融体系和经济层面，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逐步显现，因此，传媒产业有必要做好更长远的准备以应对这场未知的风暴。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各媒体应该根据各自不同的媒体特性、资源结构、战略需要，有针对性、有选择地采取一些应对措施，规避风险，寻找战机，实现自身的良性发展。

[注释]

[1]《分析：金融风暴对财经媒体亦喜亦忧》路透社10月16日记者RobertMacMillan

[2]中国投资咨询网2008年10月2008年中国传媒产业分析及投资咨询报告

[3]《金融危机后，<花花公子>选择脱内衣》2008.10.17凤凰网（/）

[参考文献]

1.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传播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11月第1版。

2.〔美〕约翰•费斯克著《理解大众文化》，宋伟杰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9月第一版。

3.〔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4月第一版。

金融风暴论文篇3

1996年我国出口贸易不尽如从意，特别是头6个月的出口贸易更是严重滑坡，后半年则稍有回升。有人分析我国出口贸易的滑坡的直接原因是出口退税率的下调导致的。但其中是否也有我国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力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相比有下降之虞呢？

尤其重要的是，我国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呆帐是困扰我国金融形势稳定和经济增长的的头号大敌。我国银行资产占GDP的比率大大超过发达国家的同一比率，比一些发展中国家的这一比率也高出许多。据《经济学家》周刊的数字，我国银行负债资产在1995年的这一比率是80%左右，而美国是50%左右。亚洲国家除日本外都比我国低。

我国银行受国家的控制程度比大多数亚洲新兴市场国家的银行受国家的控制程度要高出许多。在同一期的《经济学家》周刊中，以国有银行资产占整个银行资产的比率来反映的这一程度，中国的这一比率接近100%。印度为70%，台湾省为接近60%。俄罗斯为25%左右，韩国为18%左右。

由此可见，我国的金融市场存在着巨大的系统性风险。目前这是一种可能的风险，但是一俟条件成熟，就会转化为现实中的金融风险。

乍一看起来，东南亚金融危机似乎与平民百姓无关，仔细一想其实大谬不然。难道通货膨胀、银行倒闭跟咱们老百姓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们太习惯于计划经济条件下国家包揽我们生活中的一切，以致我们对金融市场中广泛存在的风险麻木不仁。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也曾出现过如1988年1993年经济增长过快，物价上涨过猛的情况，这也是市场金融风险的一种。

但我们的银行从来没有因为经营者管理不善，出现不能支付居民存款的现象。近几年在市场规律的作用下也曾有过几家非银行金融机构因经营管理不善而倒闭，但我们出于稳定社会秩序的考虑，没有抓住机会向储户们宣传因银行支付出现问题而出现的金融风险。因此我们对这一类的金融风险没有亲身感受。

其实，我们一直在市场中迈进，银行支付不济而导致银行挤兑风潮的风险会用它特有手段让我们付出代价。我国台湾省近几年不是也曾出现银行挤兑风波吗？日本前几年出现的银行倒闭一直都在困扰着日本经济的顺利复苏。去年日本市民不是为反对日本政府用财政收入来垫支住宅金融的巨额亏损吗？

银行也是企业，它亦存在着因支付困难和经营不善而倒闭的必然性。只是我国的金融才刚刚迈向市场化，银行的经营水平、资产质量等一系列问题还没有完全暴露。但这不是我们松懈对金融风险警惕的理由。只要风险存在，就一刻也不能放松对它的警惕。

东南亚金融危机不但给国际金融市场及其金融当局提了个醒，也给我国广大的老百姓们提了个醒。在当今老百姓拥有越来越多的、种类繁多的金融资产的时候，他们特别需要培养自己的风险意识，提高自己的金融风险的预防能力和承担能力。

中国的股民们已经多次领教了股市的风云变化，他们对股市的风险有了切身感受。但是中国的老百姓们对银行会倒闭的金融风险则没有亲身经历。因此今天叫狼来了，会没有人相信。若是当真狼来了呢，我们只有亡羊补牢了。

要实行灵活的汇率政策

在这次东南亚货币危机中，以泰国为首，包括其他东南亚各国如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新加坡、韩国等国，因货币纷纷不支，目前，东南亚各国中央银行都已宣布扩大本国货币与美元的浮动范围，或相继与美元脱钩，倾刻间，东南亚的美元区支离破碎。在与美元挂钩采取钉住“通货蓝”的东亚国家中，除了香港外，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韩国和新加坡结果无一幸免地遭到了失败，付出了惨痛的高昂代价。

八十年代，出于经济发展的需要，东南亚各国都将本国货币与美元挂钩，并将其固定在一定水平上，而不是根据市场供求变化来进行调整。1995年，美日签定加强美元协议后，各国也未能及时调整汇率政策，结果逐步造成本国货币严重升值，最后成为投机商的攻击目标。

本来，不论哪个国家采用钉住特定“通货篮”汇率制度在实践中皆存在一些不尽人意的地方。一、联系汇率制度不能充分反映本国经济运行规律，因为本国的经济发展几乎不可能长期与被盯住货币国的经济发展相同步、相一致。因此，在经济发展不同步、不一致的前提下，又竭力维持联系汇率，就必然要付出高昂的金融成本，当本国经济发展良好，国际竞争力强时，则撑住联系汇率不觉太费劲，若情况相反，则大家都看到了，这次东南亚金融风暴就是活生生的实例反映。二、由于联系汇率制度是单一与特定货币挂钩，为稳定汇率就必然牺牲本国货币利率的独立性，自己剥夺了对本国货币政策的控制权，一旦被钉住货币国为了自身的利益调整利率，则本国货币被动地追随他国利率有时则可能是效果恰恰是相反的，即他国是刺激经济发展，本国却抑制经济发展。这方面例子有很多，举不胜举。比如，1994年以来美国为抑制通胀，振兴经济，多次提高利率，听任美元贬值，香港港元利率被迫随之提高，从而对香港的工业、地产、贸易、金融的发展皆产生了不良影响。因此，可以断定，长期采用钉住特定“通货蓝”汇率制度是完全不可取的，尤其是本国经济发展不发达，国际竞争力不强，金融体系不完善的国家更是不能采取钉住特定“通货蓝”汇率制度，否则，无疑是慢性自杀，为金融投机分子创造出良好的几乎无风险的投机机会，其结果往往是灾难性的。事实上，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采取管理浮动汇率的国家由1990年的23国增至1997年的48国；采取独立浮动汇率制度的国家，亦由1990年25国增至1997年的51国。这充分显示外汇市场进一步自由化，由市场力量决定汇率，已是沛然莫之能御的趋势。所以作为新兴工业国来说，应当不断调整汇率政策，使之适应市场供求的变化。

外资是面双刃剑

无论哪个国家，外资从来都是被看作是发展本国经济的动力，都是大爱欢迎的。事实上，绝大部分情况也确实是这样。因此，人们普遍产生了这么一个思维定式：外资多多益善。然而历史上有许许多多的金融危机却是由于外资的投机活动兴风作浪造成的。即外资是面双刃剑，吸引进来了，搞不好会自伤身体，弄得遍体鳞伤。

在这次东南亚风暴发生后的蔓延过程中，一些东南亚国家的政治官员纷纷指责美国金融专家索罗斯的金融投机活动在东南亚货币、证券市场兴风作浪，是造成东南亚金融风暴的罪魁祸首。的确，以金融投机作为职业的索罗斯今年瞄准了东南亚货币、证券市场。今年1—8月份，仅他属下的量子基金就动用数十亿美元资金，在东南亚货币、证券市场获利20多亿美元，投机十分成功。究其根本原因，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东南亚各国的金融自由化进程超前，在快速引进外资的时候，未能配合以行之有效的措施使用好、监管好、调控好。

近几年来，东南亚国家外资的流入趋于失控状态。目前泰国的外债已达900亿美元，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40%，其他国家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分别为54%、47%、39%。尤其严重的是流入东南亚各国的外资有将近25%属于短期贷款，这些资金出于逐利的本性，随时都会摇身一变成为投机资金成为”始乱终弃“的过客。

建立在投机泡沫和大规模外资进入基础上的经济增长，一旦投资的领域未能产生预期收益甚至亏损时，外资尤其是投机性质的短期外资就会以它们当初蜂拥而来的激情，迅速而毫不犹豫地抛弃这个国家和它的货币，将其经济肌体砍得鲜血淋漓。

这次东南亚金融风暴给东南亚国家在经济上造成的伤害仅是货币、证券市场这一块就已是触目惊心：从今年初迄今，投资人在泰国货币、证券市场的损失已过54%；菲律宾居次为46%、马来西亚45%、印度尼西亚41%、新加坡25%。

外资本身还是个好东西，用不好、管不好、调控不好也会伤人。东南亚这次金融风暴带给东南亚各国的教训是惨痛的。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政府干预往往事与愿违

这次东南亚金融风暴发生后，东南亚许多国家政府纷纷采用紧缩银根，提高利率。像印度尼西亚，当印尼盾兑美元的比率跌破3000的水平以后，为了缩紧资金的流动，其中央银行的利率已经上扬了2倍。更有甚者，比如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甚至直接干预市场：马来西亚一度采取措施宣布限制投资人卖空一百种重要的股票，印度尼西亚也步马来西亚的后尘，宣布了类似马亚西亚的做法，限制外国人外汇交易。这些国家直接干预市场的目的无外乎是遏制市场下滑，稳定投资人的信心。效果如何呢？

马来西亚宣布了新的限制后，令投资人无法按完全自己的意愿自由买卖，投资人信心大失，资金大规模移出，宣布实施新限制的当日，吉隆坡股市应声而落，并带动整个东南亚地区股市下挫，而且随后连跌数日。无奈之下，马来西亚政府又只好朝令夕改，宣布取消限制。然而投资人信心已受重创，而且政府如此朝令夕改更令投资人疑虑重重，望而却步，可以说是对马来西亚政府干预市场的莫大嘲讽。

印度尼西况类似，该国政府宣布的新限制，提高了投资人取得印尼盾的难度。当日，汇市开市印尼盾对美元的汇率先止跌回升，但很快的又再下挫，显示出以限制市场运作的这种短期做法根本无效，往往是事与愿违。港特区政府。香港采取的积极不干预政策获得了极大的成功，港元汇率相当坚挺。尽管香港股市八月底至九月初一度暴跌，急剧振荡，但香港特区政府仍坚持积极不干预政策，反而令投资人感到买卖自由，资金流动性好，从而对投资人产生吸引力。舆论普遍认为资金不会从香港大量流出。这难道不能给我们以极大的启示吗？

不断调整产业结构

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在近十几年来实行吸引外资发展经济的道路，加快了国内经济的发展。但是在大量吸引外资的同时，忽视了调整国内经济结构，以引导外资进入国家需要发展的领域中去。例如，泰国在吸引外资时，忽视了外资的结构，外债余额中80%是短期外债，而且占GDP的比重1995年为39.8%，1996年为38.3%。外债占GDP的比重过大削弱了国民经济抵御国际金融风险的能力；短期外债比重大增加了国家财政支出负担。此外，泰国没能有效地引导外资向基础工业和加工业方向投资，近80%的外资投资在房地产和证券市场。这样的外资投资结构无疑会引发国民经济的泡沫成分，虚假繁荣掩盖了经济结构失衡。在金融危机爆发前夕，泰国有近一半的房地产空置。大量的资金无法如期收回，特别是银行以外国资金向房地产投资，更是无法如期偿还到期的外债。应当不断调整产业结构，增强本国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东南亚国家都以促进出口作为经济发展的龙头，然而，近两年其轻工业产品，如服装、电子和电讯产品，受到中国内地和香港的激烈竞争，重工业产品则受到来自韩国和前苏联国家的挑战，结果该地区出口的衰退和进口势头强劲，导致贸易赤字剧增，经常项目赤字扩大以及外汇储备减少等，从而加大了引发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对此，今后东南亚各国应将其工业结构从劳力密集型向高附加值的技术密集型转变，以便加强其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促进出口的发展。

控制外国短期贷款的比例

必须适当控制外国短期贷款的比例，东南亚国家有四分之一的外国贷款属于短期贷款，并以此支付进口。短期贷款的明显缺陷是偿还期短，在金融系统运转不灵时极易引发金融市场动荡。菲律宾大部分外资集中在证券市场等利润高但风险大的行业，这种投资一旦回报率不高，就会被撤走，从而引发金融市场动荡。

人民币应调低利率水平

人民币自1994年1月并轨后，曾在1995年5月17日创下8．2802的最高位。由于目前人民币利率高于国际金融市场利率，人民币汇率稳中有升，使得国际套利资本有利可图，中国应控制这些资金流入，防止形成金融危机。

人民币值趋于坚挺，加之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使得套利资本有利可图，这将首先使中国外汇储备增加动荡的成分。另外，政府将因有些单位将非法私借的外债混入经常帐户，而无法统计外债规模，外汇大量地兑换人民币，增加了通货膨胀的压力。

中国严格控制短期外资流入，防止其在股票、期货、债券、房地产等市场制造金融“泡沫”；加强对外商投资企业的债务管理，杜绝在外资企业对外借债没有纳入国家外债规模的情况下，出现假合资、真融资的机会。

中国应适当调低利率水平，目前中国短期存贷款利率平均水平在年利率7至8厘，内债年利率平均水平为12厘左右，而国际市场存贷款年平均利率约为六厘，而国债年利率到6厘，中国的息率水平对国际短期投资资本具有强大的吸引力。此外，还应加强结售汇管理，在结汇环节上，内外资企业结构应有凭证办理，防止资本项目混入经常项目兑付，套汇逃汇。国际套利资本是利用汇率、利率以及其他金融资产的变动预期进行套利，墨西哥金融危机与东南亚金融动荡就是证明。

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档次

在这次危机中，受影响最深的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等四个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大量利用外资的同时，没有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本国的产业停滞在低水平上重复。本国工业的低水平重复削弱了产品的出口竞争能力。泰国的经常项目逆差从1994年就已经开始了，1995年逆差是141.09亿美元，1996年达180.13亿美元，占GDP的比重分别为8.8%和9.7%。马来西亚的经常项目逆差1995年为66.31亿美元，1996年81.08亿美元。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在1995年和1996年也出现经常项目逆差。其实东南亚国家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力下降在1994普遍出现经常项目逆差得到全面证实。

本国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下降，导致经常项目逆差，本应让本国货币相应贬值以提高商品的出口竞争力，但泰国没有这样做，有的国家这样做了但不彻底，没有起到促进商口出口的目的，也没有削减经常项目赤字。

为了维持高估的本国货币，泰国和菲律宾不断地收购本国货币，抛售外汇，反而使本国银根紧缩，利率上升，打击了本国经济的发展。国内的高利率也吸引了一些外国短期资金流入国内。这些短期国外资本极易受国际和本国的金融形势的影响，一有吹草动，便会对本国金融市场产生冲击。

加强金融监管，防范金融投机

金融监管主要是监管银行的管理制度和资金的运用。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金融监管体系存在着严重漏洞。新兴发展中国家为了吸引发达国家的资本都不同程度地开放本国的金融市场。发达国家金融市场的金融创新工具无疑会对新兴市场有巨大的吸引力。衍生金融工具，即使是发达国家的成熟金融市场也有严格的监管要求，但不少新兴金融市场也在广泛使用。

离岸金融业务也是需要较成熟的监管经验，亚非拉的许多国家已经开始或正在试图开展这方面的业务。发展中国家的离岸金融市场正在利用国家政府的迟缓的监管制度，进行金融投机活动。

对新兴金融市场而言，至少下列四个方面的潜在风险需要发展中国家的金融管理当局加强金融监管：1、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不稳定的宏观经济形势；2、向本银行的职员、股东、董监事及政府官员提供的有关联贷款；3、银行与政府之间存在的密切联系。

过去十年，伴随经济的快速增长，东南亚国家一些银行擅自放松向房地产业贷款的标准，结果导致大量资金因房地产过剩变成呆账，从而使投机商有机可乘。目前，泰国和菲律宾都已规定房地产贷款不能超过银行总业务量的20%，贷款数额不能超过项目所需资金总额的60%。所以必须限制向回报率较差或容易造成呆账的行业提供贷款，并建立相应的风险防范机制。

暴发这次泰国金融危机的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国际货币投机商的推波助澜。国际货币大炒家乔治·索罗斯，他在1992年就曾成功地狙击英镑和意大利里拉，从而迫使英镑和里拉当时退出欧洲货币机制。他于今年3月份就开始狙击泰国铢，他又一次冒险成功了。乔治·索罗斯的冒险之所以能够成功不是因为他本身有足够的资金来狙击泰铢，而是因为他能够对世界金融市场的庞大游资起呼风唤雨的作用。因为新兴金融市场国家不但要特别注重金融监管的建设而且要密切关注金融市场的投机商对本国货币的投机交易。香港金融市场在这次危机中也曾经两次受金融投机商的狙击，但香港金融管理局及时关注外汇市场的投机活动，因而没使投机商的企图得逞。国际金融投机商对货币的炒作为各国和国际金融组织的监管提出了新的课题。

建立多层次的完善的金融市场

建立多层次的金融市场保证金融市场的稳定是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

国家通过货币市场的利率工具调控经济生活的货币供给量，从而达到平衡全社会的供给与需求关系。不适当的货币政策会导致经济过热或者经济萧条。这都不利于金融市场的平稳运行。在1994年以后连续三年泰国发生经常项目逆差时，政府没有采取适当的货币政策，降低利率，刺激本国经济发展，贬值本国货币，增加产品出口。政府反而提高利率，以达到吸引外资流入国内，平衡国际收支逆差。提高利率固然能吸引大量短期外资，暂时平衡外贸逆差，但是却紧缩了银根，增加了国内企业的债务负担，抑制了国内经济的发展。从长远来看，提高利率的政策是一个极其错误的货币政策。可以说，这是泰国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之一。

一个国家的利率水平合理与否要视该国的具体经济情况而定。经济过热与否，消费水平是否过高，国有企业的负债能力，国际金融市场的利率水平等都要综合考虑。就我国当前的利率水平而言，中央银行认为是合理的，他们认为在剔除通货膨胀率之后，我国实际一年期存款年利率为4%，与国际金融市场的利率水平相当。另外这一水平的利率已没有空间再行降息的必要。因为这不符合我国实行适当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的总目标。目前的利率水平也不会太低，不存在提高利率水平的压力。在目前的宏观经济形势下提高利率水平会使大部分国有企业和中小型私营企业面临利息负担过重和资金短缺的困境。

泰国及东南亚金融危机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不争的事实，即各国金融市场已经成为全球金融市场的一部分。任何一个国家的利率水平都会引起国际游资的反应，尤其是金融基础薄弱的国家更是国际投机商热衷猎取的目标。这一点在1992年的英镑危机和现在的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及我国香港的外汇市场波动就被证明了。

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是货币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全国统一的规范运作的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是我国货币市场建设的目标之一。没有全国统一的规范的银行同业拆借市场，银行间不可能形成我国的基础利率水平，资金就不能在全国流通，就会形成各自割据的资金中心，不利于资金配置。规范性是要求打击各种违法的资金拆借市场。黑市资金市场在我国利率水平严重扭曲的情况下，曾经猖狂一时，严重扰乱了金融秩序，加大了金融风险。规范性目的就是为了根除违法资金拆借。

资本市场是筹资人获得长期资金的主要市场，获得长期资金有两种主要方式即发行股票和发行债券，所以资本市场在我国主要有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债券市场主要是国债市场，无论从发行规模还是交易量来看，企业债券市场还是一个开始。我国也是才从今年5月份制定规范企业发行可转换债券的法律文件。这个文件是适应我国国有大中型企业直接融资的迫切需要而制定的。

我国的国债市场远比企业债券市场要大得多。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的“1996年国家财政预算草案”，1996年计划发行国债1952亿元，比上年增长了28.42%，占同年财政收入与支出的46.69%和40.7%。从1990年到1996年我国国债的发行增长速度均高于同期财政收入与支出。

尽管财政对国债的依存度在日益提高，但是我国国债余额占GNP的比重却很低，1995年低这一比重为5.9%，1996年度国债发行额占7月底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的比率也仅为5.41%，也就是说财政的债务负担与国民经济的应债能力不相称。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重建财政工作，提高国家财政汲取国民收入能力的迫切性。

1995年国债发行第一次引用带有招标拍卖形式的市场发行机制，国债招标发行机制是一种市场机制。这种市场机制的运用有利于金融资产利率的形成。金融资产利率的市场形成机制无疑会推动我国利率的市场化形成机制。国债收益率的形成对我国基准利率的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社会资金的供求关系与国家货币政策的协调的共同点就是市场。因此国债收益率的市场形成机制有利于我国货币市场的形成，有利于我国资本市场的完善。

目前国债市场交易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二级市场交易中存在的大量的债券回购交易积欠问题。国债卖空存在的这些问题已成为困扰金融市场的重大问题。为了解决这一系列国债市场交易问题，财政部等有关部门于1996年成立了中央国债登记结算公司，负责主持营运全国国债托管结算系统。1997年6月5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出通知，要求停止所有商业银行在证券交易所和各证券交易中心的证券回购及现券交易。此后国家规定所有的国债回购业务和现券交易都交由中央国债登记结算公司管理。这是规范我国国债市场的关键措施。

我国资本市场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股票市场。我国股票市场已经发展壮大起来了。上市公司数量大幅增长，投资人数稳定上升，上市股票市价总值不断扩大，沪深两市的成交量激剧增长。去年底和今年4、5月份股市的大幅攀升，说明股市的交投十分活跃。毕竟我国股市是一个年轻的市场，证券交易的监管不完善，理性投资者不够成熟。因而从一开始中国股市就呈现出年轻股市场的风险性质。

因此改进交易制度和完善基础设施成为证券市场建设的一项不可松懈的任务。今年5月份国家将股票交易印花税从3‰上调到5‰，对抑制股市投机起了一定作用。今年3月上海证券市场推出新的指定交易制度，投资者在与自己选定的一家证券经营机构订立指定交易协议后，可以指定该机构为自己买卖证券的唯一交易人，指定证券经营机构为投资者提供委托、交易、结算、查询及其他市场服务。投资者选择指定交易方式，可以有效地防止自己的股票帐户被盗用。4月份，上海证券交易所又推出完善查询制度和中央存管制度等六项措施，进一步步强了上海证券托管清算体系的服务功能。

深圳证券交易所从5月份起，实行股份集中管理与清算制度正式运转，使深圳市场自1995年8月以来推出的改进证券登记结算制度的一系列相关措施全部按期实施。深圳市场对股份登记结算制度进行的改革，主要是在原有的“两级托管”基础上对股份实行集中管理。与上海的中央登记清算制度不同，深圳登记结算公司为证券商提供二级托管服务，证券商为投资者提供一级托管服务。

除此之外，沪深两市证券交易市场的技术设施不断有改善，信息统计和信息制度更加客观规范，实时监督系统初步建立起来，监管水平有所提高。两家证券交易所先后建立了独立的市场监查部门，开发电子化的证券交易实时监控系统。电子实时监控系统利用电子计算机技术，对证券交易实时监控，及时发现证券交易过程中的异常情况。实时交易系统为跟踪、分析和调查违规交易提供了重要技术保障。

我国证券交易要继续在上述各方面做出努力。特别是在市场监管方面更是不可手软，一经发现市场违规行为坚决查处，决不姑息方能规范市场交易。

多层次多结构的金融市场体系是现代经济的必须。国家的货币政策、产业政策以及金融政策都要通过对金融市场的调控来实现。由于各金融市场的功能、运作方式、对各货币政策的各种工具的吸收能力和程度不同，国家金融当局需要多层次多结构的金融市场来市场供求关系。

正是由于多种金融市场的存在，经济生活中的金融风险才能够有效地分散。不把鸡蛋放在一个蓝子里是防范风险的最好方法。建立多层次的金融市场正是基于要把鸡蛋分散地放在不同的几个蓝子里的想法。现代金融生活的实践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合理的宏观经济结构是控制金融风险的基础

泰国及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原因是宏观经济结构失衡。在大力推动国内企业吸引外资的时候，泰国政府忽视了保证吸引外资的质量和外资的结构问题。泰国与东盟其他国家一样，经济的高速发展要求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建设能够先行一步。但是因为国内资金太缺乏，国家管理层驾驭宏观经济的能力不够成熟，这些基本问题在与经济发展严重不适应之前，没有引起泰国政府的重视。1996年—1997年泰国政府为了解决这些非解决不可的问题，正计划从周边国家和我国云南省进口能源。1996年6月末泰国总理班汉访问老挝柬埔寨时签订了进口水利水电的备忘录。该备忘录计划至2006年将分别从上述两国进口300万千瓦和40万千瓦的电力。

除基础工业的建设与本国经济发展不相适应之外，泰国及东盟其他国家的宏观经济结构还存在如下严重失衡：房地产和股市等泡沫经济成份过热，劳动密集型工业占整个产业的比重太大，且低技术水平的产品出口竞争力下降。由于国内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旺盛，国内的通货膨胀压力增大，严重困扰经济发展和金融形势稳定。

泰国从1994年就出现了经常项目的贸易赤字，以后几年没有改善，1995年泰国经常项目逆差为141.09亿美元，1996年为180.13亿美元，分别占同年GDP的9.7%和8.8%。一般来说，正常的比例是5—6%，超过8%则是处于危险线上。泰国连续两年超过8%的警戒线。与此同时，泰国尚有大量短期外债，不但有沉重的利息支出负担，而且面临着偿还外债的责任。因此泰国的金融形势在危机爆发前是相当严峻的。

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下降是导致泰国经常项目赤字的主要因素。1994年以前，泰国出口的大部分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强的竞争力，为泰国赢得大量外汇。1994年以后，泰国周边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迅速崛起，对泰国的产品在市场构成了威胁，夺去了大部分市场份额。面对这一形势，没有引起泰国产业界的重视，没有因此而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

泰国在吸引外资方面也出现严重失误。为了加快本国经济的发展，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泰国需要外资来弥补国内资金的不足。国际金融市场与外国政府的资金能够满足泰国加快国内经济的发展。泰国十几年来大力引进外资金，外债负担大大增加。1995年泰国外债余额为659.1亿美元，1996年为700.74亿美元，而这两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分别为41242亿泰铢和46334亿泰铢，分别按同年的汇率计算，外债分别占同年的国内生产总值的39.8%和38.3%，而且近80%的外债是短期的。外商直接投资的80%投向了房地产和证券等泡沫产业中，这些泡沫产业为泰国的经济带来了虚假的经济繁荣。利用外资的政策失误为泰国金融危机埋下了深层次的结构矛盾。这一矛盾在泰国的连续三年的外贸赤字特别是经常项目的赤字的打击下，终于无法被掩盖了。

加强金融风险管理

我国金融市场与国际金融市场的密切联系，向我们提出了金融风险管理的新课题。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也面临着吸引外资为本国经济服务的任务。据世界银行今年的报告统计，我国已连续二年是世界第二大利用外资大国，是发展中国家的第一大利用外资大国。我国也是1996年世界银行的最大贷款国。截止去年底，我国共向世界银行贷款280亿美元，用于184个工程项目。

与些同时，外国的金融机构如银行、保险等已在我国开展了业务。我国金融当局已在上海浦东允许外资银行开展人民币业务。我国国有商业独资银行也开展了离岸金融业务，一些金融机构利用香港、经济特区及上海浦东的政策优势与外国银行同行建立了密切的业务关系。我国的人民币经常项目下的自由兑换增加了国际金融市场对我国金融市场的联系。

因此，我国金融市场已不再是1979年以前的与世隔绝的孤立的金融市场。国际金融与我国金融市场联系已达到一天也不能中断的程度。香港回归祖国后，她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将继续得到加强和发展。香港与祖国大陆的经济贸易金融联系也是一个国家之内两个相对独立的金融市场之间的联系。综上所述，我国金融市场的风险将前所未有地增加，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我们缺乏了解的全新的世界。更重要的是，我们的银行以及管理人员对这一全新的领域的风险估计不够，缺乏必要的运作经险和制度准备。这就大大增加了金融市场的风险。

尽管我国有前所未有的外汇储备，高速持续增长的经济，但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一系列货币危机再次我国的金融界同行发出了警告：金融风险时刻不能忘记。

银行与企业的关系：提高银行资产质量的关键

我国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占我国整个银行资产的90%左右，而其中的大部分资产又是投向国有企业。我国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平均为近80%，而对银行的负债对占其中的70%以上。因此国有企业的生产经营几乎全系于国有商业银行的资金扶持。

改革开放以后，各种所有制形式的经济蓬勃发展，个体所有制经济、集体所有制经济及各种所有制的混合体—股份制经济等与国有经济形成了并驾齐驱的新形势。由于历史的和体制上的等各种因素，国有企业不但承担了经济改革的大部分成本，而且在转变经营机制上也没有取得重大突破。这导致了相当部分国有企业的效益滑坡，经营生产难于为继。这部分国有企业与国有独资银行之间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构成了银行企业之间的主要关系。

金融风暴论文篇4

2007年4月，美国新世纪金融公司申请破产，标志着次贷危机正式爆发。一年来这场危机的影响愈演愈烈，形成一种“蝴蝶”效应，引发了国际金融风波，导致全球闹股灾。次贷危机造成美国的坏账是4600亿美元，由于美国把坏账证券化，经过金融机构的炒作，现在扩展到全球，波及到许多国家的金融机构和银行，估计最终损失要达到1.2万亿美元，其损失和危害正在逐步显露。这件事远远没有结束，预计美国次贷危机对全球的影响将持续到2008年10月末或年末，才能最终见底。美国一打“喷嚏”，全世界都跟着“感冒”，这就是金融国际化和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传感效应。

一、美国次级贷款的内容和特点

次级房产贷款简称次贷，是一种房地产抵押的按揭贷款。美国的房地产抵押贷款分为三级市场，第一级是优级房贷市场，第二级是次优级房贷市场，第三级是次级贷款市场。次贷政策对中低收入的购房者很有诱惑力，因为它具备了三个特点：一是次贷低首付，有的次贷甚至没有首付，这对中低收入者特别具有吸引力。一般的按揭贷款都要有首付，大概占总额的20%—40%，而次级贷款的低首付特点则激起了人们的购房欲望。二是次贷期限长，有的20年还本息，还款周期长使贷款者压力小。三是次贷利息前低后高，即前2年是低息，后18年是高息，越到接近20年的时候利息越高。这三个特点使得中低收入者踊跃贷款购房，房地产价格涨得很快，一套豪宅最高达到几百万美元以上。

美国开办次级贷款的初衷是好的，旨在解决中低收入者买房难问题。这项措施启动后，美国的私人住房率提升了6个百分点，为1000万中低收入者解决了住房问题。在美国，孩子18岁以后基本自立了，剩下父母构成了家庭的小型化。次级贷款政策迎合了美国人的生活习惯，并较好地满足了美国人的购房欲望。但市场经济的供求规律是不可违背的，次贷刺激了房市，也毁了房市。因为当时美国的房地产价格暴涨，信贷双方都有一个心理底线，即最后实在不行就卖房子还贷款，反正也赔不上，结果恰恰就在这里面出了问题，房价连跌了40%，房地产市场因此溃不成军，终于爆发了次贷危机。

二、诱发次贷危机的原因

从根本上讲，次贷危机是金融炒作的结果。美国金融是全球一体化的龙头，很多银行都在发行贷款证券（英文缩写是MBS），形成债务后再卖债券（英文缩写是CDO），经过金融机构的炒作，波及到全球形成了一个债务链，债务链一断，便产生一种多米诺骨牌式的连锁效应，造成了全球性的金融风波。探求原因，主要是三个因素集合造成的。

（一）宏观调控力度不当。美联储为了有效调控经济，格林斯潘首先是在2003年之前多次降息，从5%降到1%。降息使贷款成本下降，诱使很多人靠次贷买房，促成了房地产“泡沫”。而后美联储为了治理通货膨胀，又连续13次调高了存贷款利息，到2006年初由最初的1%调到了5.3%。因为利息高了，还贷的成本也就高了，本金滚利息，越滚越大，加重了还贷者的压力。美联储主导贷款利息前降后升的“U”型走势种下了祸根，致使很多人次贷低息买房，而后又高息还款难，最终引发了危机。

（二）房地产市场失衡。美国房地产从2006年开始降温，“泡沫”破裂后，房地产价格大跌，原来售价100万美元的房子，现在只能卖到60万美元左右，出现了房地产全面缩水和下跌的局面。这使最终指望卖房子还贷款的人始料不及，房价下跌到卖房子也还不上贷款的地步，次贷危机终于浮出了水面，引发了金融风波。

（三）金融机构推波助澜。金融机构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便竞相炒作房地产贷款的证券和债券，炒来炒去，炒得扩大化了，波及到全球，把很多国家和银行都卷了进去，从而引发世界性的金融波动和风险。

美国次贷危机是历史的巧合。现在设想：如果美联储当年不加息，贷款的利息也就不会这么高；如果美国的房地产价格还在涨，房主还贷就不会出问题；如果只是单纯为了刺激房贷，没有证券商、银行家从中炒作金融衍生品，也就不会引发全球的金融危机。而现实的结果恰恰是这三个问题汇集在一起“交叉感染”，其结果必然引发美国的次贷危机。事出有因，绝非偶然，偶然寓于必然之中，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

三、次贷危机的后果和危害

美国的次贷危机就像计算机病毒一样，马上蔓延到全球金融系统的各个角落，带来了全球性的诸多问题，包括现在的股灾和金融风波。

（一）次贷危机引发美元贬值。美国处于世界霸主地位，小布什希望美元贬值，贬值后会刺激外贸出口，降低进口，减少美国的外贸逆差，这是他的基本立足点。美元贬值以后，美国可以多印美钞向全球输送通货膨胀，欧盟、日本、俄罗斯、中国都出现了反应，物价上涨、经济放缓。比如人民币升值的问题，美元和人民币的汇率从2005年7月21日晚上19:00开始升值，到目前已累计升值了18.2%，汇率已突破7元的大关。到2008年年末，人民币与美元的比率将升到6.6元，接着继续再升到5元，2020年最后升到4元左右。人民币升值的另一个原因是压缩出口、增加进口，降低外贸顺差和外汇储备。美国打压人民币升值意在减少它的外贸逆差，内外的原因兼有，就像“天平”的两端，一端是美元贬值，另一端人民币就要升值，这是一个联动的过程。美元贬值带动人民币的升值加快，为全球输送通货膨胀，现在俄罗斯的物价涨得也很厉害，欧盟、日本、新加坡、韩国也都受到影响，物价都在上涨。所以，面对物价上涨，中央提出“两个防止”，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利用财政、税收、货币政策等多种经济杠杆调控物价和股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大力推进节能减排，确保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二）次贷危机引发石油价格上涨。美元贬值之后，美国、纽约和伦敦的期货石油价格最高接近每桶150美元（七桶为1吨），一吨是1000美元左右，折合人民币6800元左右。石油是全球的软黄金，经济高速发达之后，石油更是经济血脉。目前，我国每年石油的消耗量是2.7亿吨，仅次于美国，是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耗国。如果石油涨价，会引发我国很多产品涨价，中国的物价就会形成“井喷”效应。现在中石化、中石油天天向发改委反映，我国一半的石油靠进口，如果石油不涨价，就会出现倒挂和亏损，发改委只好让财政给其补贴120亿元，让其别涨价。2007年我国物价上涨，工业品是石油领头涨，副食品是猪肉领头涨。由于我国垄断产业太多，资源管理不到位，产品成本降不下来，电力、石油、煤碳等资源性的行业都提出要求涨价，但老百姓又怕涨价，这使国家发改委一手托两家，处在两难的选择中，即一手托企业要涨价，一手托民众怕涨价。若经济问题弄不好，则会引发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影响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三）次贷危机引发很多国家经济减速。由于美元贬值，石油涨价，美国经济发展开始减速。2007年美国GDP增长率为2.2％，比2006年下降了1个百分点；2008年第一季度GDP增长率为0.4％，第二季度预计只有1％，预计2008年全年美国GDP增长率为1.5％左右，最悲观的是高盛公司预测只有0.8％。美国、日本、欧盟被称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三大引擎”，现在都在减速，而金砖四国（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正在崛起，将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的新潮流。

四、全球金融系统的新特征

通过分析美国次贷危机和全球的金融风波，发现世界金融系统出现了很多新的特征，需要我们去研究和把握。

（一）金融系统的整体性。世界经济全球化首先表现为货币的国际化和金融系统的一体化。现在看，全球的金融系统是连为一体的，已经形成一个联动互补的新格局，一个地方出问题，马上会引起连锁反应。这需要我们整体把握金融系统的形势和走向，不要孤立地片面地看待经济问题。

（二）金融资本的流动性。全球的金融资本近100万亿美元，西方发达国家资本过剩，大概有8万亿美元的流动资本掌握在一些金融大鳄的手里，在世界各地寻找机会进行投机炒作。其中，有一个金融大鳄叫索罗斯，他的手里有上千亿美金的“热”钱，1997年，他看到亚洲的金融市场刚开放并很脆弱，便到泰国的金融市场搅动一番后抽资脱逃，致使泰铢当天贬值，并引发了整个东南亚的金融风险，中国的香港也深受其害。国际游资多了以后就会到处窜，像老鼠一样哪有窟窿就往哪里钻，所以金融系统开放后要更加注意安全性。现在看，几次大的金融危机都是国际游资投机形成的。比如1997年泰铢贬值引发的东南亚金融风险，1998年俄罗斯的金融危机，1999年巴西的金融风波等，都是国际游资的流动带来的后果。在我国，这些国际游资基本上会炒四个“市”，都很有规律。第一步是炒期货市场，通过抬价，把国家的物价系统搞乱；第二步是炒股票市场，把股市烘起来，出现股市“泡沫”，到高位之后再抽资逃跑，套住的是中国的股民散户；第三步是炒房地产市场，形成房地产“泡沫”后再抽逃；还有一些高手进行第四步，即炒外汇市场，在汇率浮动中挣钱。这些金融大鳄在期市、股市、房市和汇市这“四市”上做文章，投机炒作到一定程度，把老百姓和股民的钱换成美元揣走了，留下的是金融灾难，这已成为一种定式和基本规律。

（三）金融体系的脆弱性。某个环节有了风吹草动，马上形成一种“蝴蝶”效应，整个金融系统就会产生连锁反应，因为它是一体化和全球化的，这种大趋势无法遏制。虽然次贷危机本身仅仅几千亿美元，但全球都受影响。我国的股市离美国很远，但也受到了波及。股民是炒信心、炒预期，如果信心和预期都没了，股市也就跌惨了。现在看，这次次贷危机迅速蔓延，形成一种灾难，就是由全球金融系统的脆弱性和敏感性带来的。

（四）金融波动的周期性。金融系统的运行具有周期性，只有认真了解和把握，才能未雨绸缪，驾驭金融形势的变化。从学习马克思的《资本论》开始，我们就知道资本主义有经济危机，危机时会出现牛奶过剩倒到海里、产品积压卖不动、工厂倒闭、工人失业和物价飞涨等现象，这是那个年代初级阶段的经济危机，是一种生产过剩型的危机，这是即时危机的基本特征。经济发展到今天，实现了经济全球化和资本国际化，无论哪个国家、哪个地方发生经济危机，首先表现为金融危机，所以金融的安全性至关重要。由过去的生产过剩型危机转变为金融危机，这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新规律。我国改革开放30年，也出现了一些周期性的规律，比如经济过热，基本上是8－10年出现一次。1982-1984年，我国出现第一次经济过热，进行了治理整顿；1994年，出现第二次经济过热，进行了第二次治理整顿；2006年末，出现第三次经济过热。我国股市也呈周期性变化，基本上是五“熊”三“牛”，股票行情是“横有多长、竖有多高”，这些都是辨证的。现在需要我们掌握的是周期性，准确把握经济走向和规律，从而做到未雨绸缪，提高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从美国看市场经济的优势有两个基本特征：第一，用市场法则和价值规律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第二，产权多样化，鼓励竞争，为经济发展提供不竭动力。但是，市场经济也有负面效应，会周期性地出现一些问题。在计划经济年代，经济的主要危险是通货膨胀，因为当时是短缺经济，经常供不应求，物价自然就会上涨。市场经济有通胀，也有紧缩，二者交替进行，但主要危险是通货紧缩，即生产过剩、物价低迷、消费不足。在1998-2005年期间，我国经历了8年的通货紧缩，经济为此付出了很大代价。目前，我国又一次进行宏观调控，防止通货膨胀，但要注意调控的节奏和力度，要点刹车，不能急刹车，急刹车容易造成翻车。如果长期过度地紧缩银根，那么到2009年末，我国有可能重新滑入通货紧缩，5年内经济将无法有大的发展。不能一放就胀，一紧就缩，这几年我国一直是这么周而复始地走这条路，现在要注意掌握调控的力度。如果再次出现1998年的那种通货紧缩，我国就难办了，因为我国人口基数太大，再加上弱势群体多，如果经济没有一定的发展速度，那么很难保就业、保稳定，这是我国的特殊国情决定的。

参考文献:

[1]论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危机的原因和影响［J］.经济学动态,2007(9).

[2]从次贷危机看美国楼市与中国楼市的关系［J］.中国金融,2007(18).

[3]论我国的资产泡沫与金融风险［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2).

金融风暴论文篇5

随着针对这场危机认识的深入，我们不仅需要从业务模式上进行反思，更需要从管理模式上进行反思。如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管理模式，让中国式管理形成独有的体系，并为企业在风暴过去之后的快速崛起提供卓越的管理平台支持，是我们在经济危机暴虐的今天，需要提前思考并找到答案的必需选择。

一、金融风暴对我国企来的影响

中国贸促会在学习实践活动中，紧密结合当前经济形势变化，紧密结合贸促会工作实际，认真扎实开展调研工作。10月24日—26日，中国贸促会办公室主任段志强、工作人员邬胜荣深入浙江温州、台州30余家民营进出口企业进行调研，调研企业涵盖纺织服装、鞋业、阀门、水泵、缝纫机、汽车零部件、摩托车、气动工具、卫浴设备、家具等行业。参加人员既有私营企业主，也有地方行业协会代表，还有地方海关、外经贸和发改委等政府部门及金融机构的官员。通过个别访谈、开座谈会、实地走访等形式，了解金融危机对企业经营的影响。

1、汇率影响较大，特别是人民币对欧元升值过快

浙江菲斯特成衣有限公司蔡欢天董事长、温州宇宙家纺有限公司蔡福宝总经理、台州恒辉家具有限公司郑正富董事长等说，美元汇率用了两年时间，从去年8.23：1跌落到6.7：1，跌幅近15%。而欧元汇率从今年4月的11.2：1迅速跌落到8.77：1，短短两个月跌幅近20%。英镑汇率也由原来的15：1下跌到10.99：1。这对大多数企业来说是“毁灭性”打击。人民币挺得太厉害，影响民族工业一大片，企业根本来不及消化汇率变化带来的损失。许多企业国际市场需求锐减，原有订单不让发货，已发货的不付款，新的订单不下，汇率不稳，原材料涨价，劳动力成本上升，失业率增加，企业倒闭增多，雪上加霜，内外交困，陷入“有订单不敢接，接了也不敢做”，“不生产是等死，生产是快死”的困境。

温州宇宙家纺有限公司蔡福宝总经理说，今年前9个月出口3800多万元，产值3亿多元，但由于前9个月人民币对美元升值近6%，仅汇率变化一项造成净利润损失就达1000多万元。

据温州瓯海革鞋行业协会何国良秘书长调查，温州一双鞋出口欧盟利润大概在鞋价的5%左右，由于人民币对欧元升值近20%，企业不仅没有利润，每出口一双鞋还要赔15%，大约30元，“做得越多亏得越多”，现在许多温州制鞋企业都将欧盟生产线关闭了。

中国银行温州分行吴少宁副行长说，温州开发区企业倒闭700多家，占10%；中行温州分行开户的前十大汽车配件企业利润率下降50%；到10月份，企业呆坏账飙升近500%。

2、石油、原材料等价格走势不明朗

温州宇宙家纺有限公司蔡福宝、台州海关稽查科陈先顺科长、中国农业银行台州分行国际部黄阳波副总经理等说，去年以来石油价格上涨，不仅使企业物流成本增加，还导致与石油相关的原材料价格上涨。染料价格从每吨2万多元上涨到4万多元，煤的价格也由去年600多元/吨上涨到现在的1000多元/吨，上涨70%，一个月耗煤1000多吨，多支出40多万元，一年近500万元。现在国际油价普遍下跌，从今年8月份147美元/桶下跌到67美元/桶，国内石油市场却风景独好，企业物流成本没有降低，反而运费成本提高30—40%。

浙江超达阀门股份有限公司王汉洲董事长说，去年以来生产阀门所需主要原材料镍、钼、废钢等上涨近50—60%，相关产品价格增幅30%，工人工资增长10%，企业成本增加很大。

3、欧美市场需求萎缩，企业订单减少

浙江瑞立集团陶保健副总裁说，今年计划销售汽车配件1000万辆，预计年底只能销售850万辆。

浙江凯通摩托车有限公司李官德总经理说，凯通摩托车去年80%出口欧美市场，现在下降40%。

4、贸易风险加大，一些上市企业市值缩水

浙江菲斯特成衣有限公司蔡欢天董事长、浙江人民电器集团叶玉森总经理等说，有的企业发货后拿不到货款，现金流量减少。为降低风险，很多企业只得“不还钱，不下单”。

浙江瑞立集团陶保健副总裁说，一些国家技术壁垒和贸易壁垒增加了企业出口成本和风险。此外，股票价格下跌，资产严重缩水，已由最高9.3美元/股下跌到最低时的1.58美元/股，市值缩水2/3。

中国农业银行台州分行国际部黄阳波副总经理说，中信保浙江分公司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受理索赔案件169起，增长74%，报损3035万美元，赔偿895万美元。

5、实施《劳动合同法》造成企业用工成本上升

浙江菲斯特成衣有限公司蔡欢天董事长、温州宇宙家纺有限公司蔡福宝总经理、温州金帝鞋业有限公司郑士礼副总经理、浙江新世纪集团陈德松董事长、浙江埃飞灵卫浴设备有限公司林榆彬董事长、台州企泰缝纫机有限公司王凯董事长等说，过早实施《劳动合同法》对企业来说负担沉重，劳动力成本至少增加了20%。如过去找一个普工最多1000元，现在1500元也留不住，同时工人流动过于频繁，加班限时、签订固定期限合同等，都增加了用工成本，现在有订单都不敢接。

温州宇宙家纺有限公司蔡福宝总经理说，企业现有工人2000人，每月为每个工人交纳“五险”（养老、工伤、生育、失业、医疗）400多元，一个月80万元，一年净增1000万元。温州金帝鞋业有限公司郑士礼副总经理说，金帝鞋业是浙江出口量最大的鞋业企业，有工人5100多人，“五险”支出一年要增加2500多万元。此外，近二年工人流失率平均达6%，很多工人培训完后说走就走，感到很“头痛”。

浙江埃飞灵卫浴有限公司林榆彬董事长说，现在要求企业按销售产值定比例为工人交纳社保不太合理。如2000万产值扣缴10万元，有些临时工人不愿意参保，干了十几天就辞职，工人最后也拿不到社保。

台州市恒辉家具有限公司郑正富董事长、浙江凯通摩托车有限公司李官德总经理等说，《劳动合同法》实施后劳资纠纷增加，有些企业几乎每月都有1-2起劳资官司，《劳动合同法》在一些地方变成了“官司法”。有的工人为索要各种赔偿，甚至把手指故意弄伤，这对企业和工人都是伤害。

6、政策变化过于频繁，缺乏稳定性

浙江埃飞灵卫浴设备有限公司林榆彬董事长、台州市恒辉家具有限公司郑正富董事长等说，国家出口退税率两个月内从11%提升到14%，虽可以帮助有些企业“度过难关”，但短期内却无法逆转下滑趋势，无法有效扼制由金融迅速向实业蔓延。一是提高幅度仍低于原来的17%，抵顶不了汇率、原材料和成本上涨所造成的损失；二是行业有限，许多未能涵盖；三是外贸企业多做贴牌生产，出口退税款等于间接补贴外国厂商。

浙江新世纪集团陈德松董事长、浙江凯通摩托车有限公司李官德总经理、浙江超达阀门股份有限公司王汉洲董事长等说，政策“不稳定”和“朝令夕改”最让企业担心。国家出台有些政策时没给企业安民告示，没有预留足够的调整“缓冲期”。

银行利率政策方面。温州宇宙家纺有限公司蔡福宝总经理说，去年以来，国家6次加息，造成每月多付利息款30万元，一年就增加近400万元支出。台州海关稽查科陈先顺科长说，现在银行利息10%左右，再加上环保、税收等各项支出，企业平均15%的利润，能够用来扩大再生产的几乎所剩无几，实际上都在为银行“打工”。

出口退税政策方面。浙江超达阀门股份有限公司王汉洲董事长、台州市恒辉家具有限公司郑正富董事长等最担心出口退税率再降，希望国家“稳一稳”，让企业有个预期。

汇率政策方面。浙江埃飞灵卫浴有限公司林榆彬董事长说，去年到现在汇率变化一项就把企业大部分利润吞噬了，真正能让企业受益的是保持汇率政策稳定。

企业融资方面。浙江菲斯特成衣有限公司蔡欢天董事长、浙江凯通摩托车有限公司李官德总经理等说，现在融资环境很不好，去年宏观调控以来，银行光收不贷，很多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很难从银行贷到款，造成企业资金供应链不畅。一些企业不得不求助月息6分的民间借贷，一年就是70%多的利息，许多企业都被“搞垮”了。企业现在面临的状况确实很无奈，银行借不到钱只有倒闭，民间借贷又等于慢性自杀。

7、部分政策“不合理”、“不完善”、“互相抵触”

浙江新世纪集团陈德松董事长说：一是有些政策体系不够完善。如国务院今年出台的《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若干政策措施的实施意见》，目前尚缺乏具体配套政策。二是《对外贸易法》和国税总局、商务部制定的《关于进一步规范外贸出口经营秩序，切实加强出口货物退(免)税管理的通知》在一些具体条款上存在抵触。三是国税总局、商务部制定的《关于进一步规范外贸出口经营秩序，切实加强出口货物退(免)税管理的通知》第二条第五款规定不合理。因为即使在自营出口业务中，海外购货商也往往会提出指定生产厂家、规格数量、验货等要求。如让本国外贸企业为外国客户的商业决策承担风险，否则就不给退税，等于是增加本国企业国际竞争风险，降低本国企业国际竞争力。四是转口贸易中银行信用证开证方式有待进一步改善。如在一票转口贸易中，一公司为中转方，从香港某公司采购一批货物，销往第三方波兰某公司。在此之前，该公司需用信用证方式向香港供应商结算货款。银行方面根据相关政策，认定该货物不进我方港口，该公司也不是该票货物实际持有人，而是与香港供应商商定后，直接由香港港口运往波兰。因此拒绝为该公司开具信用证。通常情况下，第三方波兰公司会采取远期信用证与该公司结算货款(一般时长为60天)，而该公司因银行拒开信用证，不能以同样方式向香港供应商结算，只能预先电汇货款，这将增加该公司经营风险和降低资金运作效率，造成不必要的经济损失。五是当前国家金融机构为了限制外汇流入，特别建立了待核查账户，这一规定存在不合理地方。按照规定，所有美金流入必须先进入待核查账户，当企业完成全部产品出口，客户方全额付出货款后，才能核销、结汇。该公司对外出口产品，与国外客户确定的付款方式为部分预先电汇货款，客户遵照合同预付定金，该定金汇入待核查账户。其不合理之处在于，如该公司完成出货，而客户方余款未能及时付出，此情况下，待核查账户上所收预付款就不能核销、结汇，也不能划转和用于质押人民币贷款。而一旦发生贸易磨擦，客户方拒付余款，待核查账户所收预付款就永远无法核销、结汇。这势必严重影响企业资金流转和高效利用。

二、企业管理模式的创新

从业务模式思考，目前中国最先倒闭或者深受波及的企业，往往都处于全球价值链的最末端。这类企业的共同特征是利润最低化、出口牵引化。随着国外消费能力的大面积萎缩，销售订单急剧减少，从而出现开工不足的现象，由此导致现金流的减少，加剧企业的生存危机。

从管理模式思考，这些企业管理机制非常落后，基本属于人治管理和经验管理。这种管理模式危机在销售增长的情况下一般都会淡化，但只要出现市场波动，最先受影响的就是这些没有任何风险承担能力的企业。市场变动是不可控的，但企业管理模式的更新和提升，却是经营者必需应对并可以主动改进的方向。

1、构建从职位到胜任特征到知识的逐层演进的人力资源可持续化管理提升体系。

经济危机影响企业的利润和生存，而职位将影响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机制的健康状况。在现阶段，无论采用哪种管理体系，职位都是人力资源管理的基石。没有科学、规范、完整的职位体系梳理，就不可能构建适合企业特征的人力资源管理平台。在职位体系完善的基础上，再根据职位特性引入能力管理，建立关键岗位的胜任特征模型。在职位管理和能力管理趋于规范的基础上，再根据企业需要建立知识共享平台，构建企业人力资源知本化管理体系。

很多企业管理者对职务分析的认识还停留在比较肤浅的层面上，认为职务分析无非就是写一份岗位说明书。而实际上，岗位说明书只是成果的展现，更关键的内容在于岗位职责的梳理和岗位任职资格的定义。而岗位职责必需和岗位产出密切相关，所以需要从业务流程和管理流程入手。同时，一份完好的岗位说明书，需要能对岗位进行准确定位，通过关键业绩领域的挖掘梳理出关键业绩指标，为岗位产出的价值衡量提供最重要的依据。这段时间我们先后为数家企业提供人力资源咨询服务，他们都有现成的岗位说明书，但在咨询过程中无一例外都是从职位入手。可见，企业现有的职务分析尚不能支撑人力资源新模式的构建，需要从业务发展、管理模式特性、未来适应性等角度重新进行评估。

2、因应企业管理精细化的发展，人力资源管理度量化成为企业越来越迫切和现实的需求。

在我们为客户提供咨询的过程中，企业最大的管理困惑就是工作量化问题。如何科学评估员工的产出和人力资源部自身的工作效率，成为人力资源从业者操作层面最大的管理诉求。而人力资源管理度量化，可以有效地帮助企业解决这一管理难题。

所谓人力资源度量化，就是从工作中抽取关键指标并建立数学分析模型，从数量化的角度对工作进行分析和评估。比如工作方面的利润完成率、客户投诉次数、废品率等，内部管控上的员工满意度、能力测评等，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的培训次数、培训效益、招聘成本、薪资成本、员工结构分析等。

人力资源度量化要求每项工作都能抓住最核心的指标，并设计可操性强、准确率高的数学分析模型，通过客观的数学分析对工作进行全方位的评估。当然，人力资源度量化未必能涵盖工作和人员的所有方面，某些指标如果实在无法找到合适的数学分析模型，或者如果采用度量化会加大不必要的管理成本时，可以考虑采用德尔菲法或者其它工具。比如我们在给某家公司提供咨询时，客户要求对中层干部的部门管理水平进行评估。我们设计了部门关键员工流失率和部门工作效率两个指标，而部门工作效率就没有建立数学模型，而是由主管上级根据日常工作表现进行评估。

3、从权力驱动型人力资源管理，转变到以员工为客户的价值驱动型人力资源管理，实现组织利润和员工价值的最大化。

传统管理模式下的人力资源管理，是基于权力驱动的管理模式，通过组织架构内的权力分配实现管理职能。这种管理模式比较刚性，将人力资源管理推到员工的对立面，让员工感觉是在被动的状态下服从和遵守。而客户价值驱动型管理模式，将员工看成人力资源管理的客户，人力资源管理职责就是为员工提供相应的人力资源产品和服务。

在客户价值驱动型的管理模式下，人力资源管理将通过有效沟通更加关注员工需求，让自己提供的培训、招聘、绩效等产品和服务更加贴近员工的实际需要，真正构建以员工为导向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

企业要实现客户价值驱动型人力资源管理模式，需要建立包含价值创造、价值评估、价值分配三个关键环节的人力资源价值管理体系。在该体系范围内，不仅关注人力资源产品和服务为员工创造的价值，也关注员工为企业创造的价值，并通过绩效管理、奖惩管理等工具对价值进行确认和衡量，通过薪资管理、激励管理等工具对员工创造的价值给予相应的回报。

4、构建人力资源知本化管理体系，实现企业内外部知识共享，让企业知识在组织内发挥最大的效用。

在人力资源知本化管理体系建设中，员工是创造知识的主体，组织是积淀知识的母体，流程是传递知识的载体

员工知识和能力的差异化，导致他们在为企业服务的过程中，可以创造各自专业领域丰富的知识和经验。人力资源管理者需要将这些知识和经验进行筛选和积累，并提供给有需要的员工更好完成业务工作，在帮助员工业绩最大化的同时，也能让组织效益最大化。

人力资源知本化管理的核心并不在于知识的积累，而在于通过借鉴实现知识的再创造，并由此来构建学习型组织，使企业永远保持鲜活的创造力。要想成为一个基业长青的公司，企业就必需构建知识的共享平台，让员工在分享的同时进行再创造，从而汇聚成企业知识的海洋。也只有这样，企业的管理提升和业务拓展才能获得更加坚实的基础。

5、建立不仅适合企业管理现状，还能满足未来管理提升的人力资源信息系统，帮助人力资源管理者为员工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

人力资源信息系统从基础阶段发展到目前的管控阶段，解决重心还在于业务流程的自动化处理和协同化操作。要应对未来的管理提升，就需要在软件定位上更进一步，从“效能诉求”提升到“管理诉求”。通过人力资源信息系统建设，在企业战略指导下构建多样化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型，比如前文提到的人力资源度量化管理体系、人力资源知本化管理体系等。

三、小结

看待任何事物，我们都要善于应用辩证的眼光。这次经济危机，确实导致销售锐减，赢利下滑。但换一个角度，由经济危机导致的市场低迷，对于想提升内部管理水平的企业来说，却是难得的喘息机会。在销售暴涨或者出口猛增的时候，企业更加关注产品生产和交付，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来考虑管理问题，所以很多企业的管理基础非常薄弱。这种薄弱的管理机制，肯定无法应对企业更大的扩张。未来发展到一定阶段，即使没有经济危机，也极有可能因为内部管理危机而产生一系列经营性风险。在经济危机的影响下，企业实现人力资源管理创新，为企业搭建具有前瞻性的人力资源管理平台，并为企业可持续性发展了提供足够的人力资源管理积累和人才储备。

参考文献：

[1]樊联社.浅谈金融危机与管理[J].西部金融,2008,10:62~63

金融风暴论文篇6

由于国有企业改革尚未完成，银行现在不但要承担庞大存量呆帐，而且要继续为那些管理不善，市场竞争力不强等扭亏无望的国有企业注入资金。这是新的潜在的呆帐，是流量的呆帐。流量的呆帐比存量的呆帐更可怕。因为它会无助于化解银行的金融风险，反而会鲸食我们为此而付出的一切努力，直至把整个银行系统推向崩溃的深渊。

谨慎融入国际金融市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米歇尔·康德苏在接受法国记者时说，为了处理国际金融危机，亚洲各国表现了良好的团结精神，使得这次金融危机能较快地平息下去。

1994底至1995年初，墨西哥金融危机爆发时，美国联合西方七国共同提供478亿美元货款帮助墨西哥渡过金融危机。从那时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建立了紧急筹款机制，以帮助发生货币危机的国家或地区恢复金融秩序。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运用紧急筹款机制在几天内完成了以往需要几个月才能完成的事情。在泰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日本联手召开了亚洲金融会议，同意共同出资160亿美元帮助泰国重振信用系统。康德苏指出，在当今全球一体化金融形势下，每一个国家都必须时刻警惕宏观经济平衡出现的漏洞，并且迅速采取行动。任何迟缓都会给本国和世界其他各国造成更大损失。康德苏指出，这是一个责任心，责任心比团结精神来得更得要。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从救助墨西哥金融危机和东南亚金融危机的行动中发现了自己的不足。这主要是由于国家与国际金融组织之间的关系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一个国际金融组织，它可以为这家收集并提供信息、建议甚至可以通过其他国家向其施压的办法来达到目的。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尽量避免使用这些办法，尽最大可能地通过本国政府的计划来实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

要做到这一点目前还很困难，除了国家的内政之外，还有来自文化方面困难。泰国如果在1996年夏就遵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采取行动改革国家的经济结构，那么不致以会发生1997年7月的金融危机。泰国政府当时很相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建议。挽救危机的机会就这样丧失了。

米歇尔·康德苏对东南亚金融危机教训的总结是有代表性的。他说出了一个当代金融监管的重大课题，国家如何接受国际金融组织的建议和指导的问题。泰国没有及时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直到危机爆发后，才不得不为获得国际社会的支援而进行一系列的改革。

1979年我国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次年加入世界银行。我国正在努力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着更好地融入国际经济贸易金融体系，我国从金融贸易进出口制度等诸多方面进行改革，以适应国际社会的经济惯例。

我国是世界第二大利用外资国。从1993年起，我国就是世界银行的最大货款国。截止1996年8月底，我国实际利用外国直接投资达1610.7亿美元。国家将继续扩大利用外资的力度，将逐步实行对外国投资者国民待遇。国家计划在今后内每年实际利用外资300亿美元。1997年全年实际利用外资达495亿美元。

随着对外贸易的持续顺差，197年我国外汇储备已达1200亿美元。我国金融市场与世界金融市场的联系已越来越来密切。在这次泰国金融危机后，应国际社会的要求，我国中央银行已经开始参与国际金融事务，向泰国提供10亿美元货款援助。这仅仅是一个开始，我国将会更加融入国际金融体系。中国于7月1日恢复对香港行使，香港作为一个国际化的金融中心的地位会继续加强，这一世纪大事会加快中国融入国际金融体积体系的步伐。今年9月15日在香港召开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会，就是中国决心全面参与国际金融事务的一个信号。

事实上，我国已经与国与国际金融市场建立了正常的密切的联系，我们的目标是全面参与国际金融体系的一切活动，发展中国十几年来经济高速增长优势，为国际金融体系建设和金融市场稳定发挥应有的作用。

1996年底，我国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下的可兑换制度。外商投资企业在银行的结售方面拥有充分的自由。为了保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根据我国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力的具体情况，保持相当规模的外汇储备是十分必要的。泰国及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的一个显而见的教训是东南亚国家的外汇储备太少，不足于支付本国货币的大幅波动，而导致货币的大幅震荡。

实现经常项目下的人民币自由兑换是我国开放金融市场的一个重大成就，在条件成熟时我国将开放资本项目下的人民币自由兑换。世界贸易组织（WTO）为了适应经济自由化、全球信息化的趋势和西方发达国家的要求，决心要在下个世纪实现全球的金融市场开放。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因此开放资本项目下的人民币自由兑换是全球的金融发展趋势。我国应采取较积极的措施来迎接这个挑战。

东南亚国家在积极开放金融市场的同时，在大量利用国际廉价资本的同时，没有保持清醒的头脑，防范国际金融风险，因而他们要付出代价，缴纳昂贵的学费。泰国由于金融危机对国内经济的打击，必须被动地进行财政金融和经济结构的改革。国内的经济增长速度也大为放慢。专家估计，泰国在今年的五年之内难于恢复到令人羡慕“东亚奇迹”的水平。

我国是一个大的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经济速度是我国的基本国策。但是我国决不能饮鸠止渴，超出我国的实际国情，揠苗助长地过早开放资本项目下的人民币自由兑换。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和东南亚货币危机是实例。

金融风暴论文篇7

这个带有很多钱的就是乔治·索罗斯，以他量子基金为首的国际投机者从5月开始对泰铢发动了攻击。并了这个多米诺骨牌。

泰铢、印尼盾、马来西亚元、菲律宾比索兑美元汇价狂跌；新加坡、韩国、台湾等亚洲三小龙也难逃此劫。

刚刚回归的香港也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纽约道·琼斯指数、伦敦和东京的大型股市也不可避免地卷入这一泥潭。

这场空前的金融危机来势之猛、涉及之广令全球为之震惊！

在此，我们特推出这一系列，以飨读者。———编者

索罗斯血洗东南亚

小刘在某外企任职，因业务关系，经常往来于泰中之间，可是7月的一个星期三的早晨，他发现自己着实赚了一笔———1美元兑换的泰铢突然变多了。稀里糊涂的他还以为是银行的小姐弄错了。事实上，泰国人的国际购买能力在这一天锐减16．7％，一场规模空前的金融风暴正登滩东南亚。

1997年1月份，以乔治·索罗斯为首的国际投机商开始对觊觎已久的东南亚金融市场发动攻击，开始抛售泰铢，买进美元。泰铢直线下跌。其目的很明确：

搅乱东南亚金融市场，以图混水摸鱼，狠捞一笔。而东南亚一些国家房地产、外汇储备、金融市场管理的混乱与失控，给投机者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吃柿子挑软的拿，索罗斯的如意算盘是：先从最不堪一击的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入手，进而搅乱亚洲“四小龙”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最后攻占香港，以图造成他们无坚不摧的印象，击溃市场信心，引发“群羊”心理。索罗斯认为，只要击垮一个国家的金融市场，其它国家就不可避免一个接着一个倒下，这就是所谓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泰国，成了首当其冲的目标。

5月份，国际货币投机商开始大举沽售泰铢，兑美元汇率大幅下跌。面对投机商气势汹汹的进攻，泰国央行与新加坡央行联手入市，三管齐下，企图捍卫泰铢阵地，他们动用了120亿美元吸纳泰铢；禁止本地银行拆借泰铢给离岸投机者；大幅提高息率，一番短兵相接之后，泰铢的地位暂时性保住了。

对此，国际货币投机商进行了强有力的反击，他们的招数只有一个：筹集资金，狠抛泰铢。索罗斯开始节节挺进。与此同时，泰铢贬值的浪潮一浪接着一浪，泰铢兑换美元的汇率屡创新低。泰政府临阵换将，原财政部长庵雷·威拉旺被迫交出帅印，泰政府此举，犹如在波涛汹涌的湖面投下一颗重磅炸弹，菲律宾成了受害者，比索汇率开始大幅起落。

庵雷·威拉旺的黯然而去却未能阻止泰铢的节节失利。6月份，投机商开始出售美国国债，筹集资金，再度向泰铢发起致命一击。泰央行奋起还击。其时，人心惶惶，人人自危，在太平盛世掩盖下的各种弊端一一暴露出来。为了稳定军心，6月30日，泰国总理差厄利发表电视讲话：“我再次重申，泰铢不会贬值，我们将让那些投机分子血本无归。”发誓归发誓，偏偏其金融市场像个扶不起的阿斗。此时的泰国央行已弹尽粮绝，仅有的3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早已花光。就在泰总理讲话两天之后，泰国央行被迫宣布实行浮动汇率制，放弃长达13年之久的泰铢与美元挂钩的汇率制。当天，泰铢重挫20％，7月29日，泰国央行行长伦差·马拉甲宣布辞职，8月5日，泰央行决定关闭42家金融机构，至此，泰铢终于失守。

与此同时，菲律宾比索的软弱可欺使它成为投机商的另一狙击目标，菲央行曾尝试一周之内4次加息，并宣布扩宽比索兑换美元汇率的上落波幅，竭力对抗索罗斯。但大势已去，无力回天。7月11日，菲央行宣布允许菲律宾比索在更阔的幅度内波动，一时间，比索贬值惨不忍睹，实际上，这标志着比索保卫战的全面失守。

就像一个瘾君子，此时的索罗斯显然并未心满意足，他们四下出动，寻找可捕猎的下一个目标，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进入了他的视线之内。

马来西亚央行企图拉高沽空马来西亚林吉特的成本来阻止投机商的兴风作浪，印度尼西亚也入市支持印尼盾。但终挡不住投机商强有力的进攻，马币、印尼币对美元兑换比价一低再低。

邻国阵地的失守开始波及一向有“避难货币”之称的新加坡货币。唇亡齿寒，尽管新加坡也采取了诸如拉高利率等措施，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新加坡元兑美元的汇率还是持续下跌。

在索罗斯的强硬态势下，各国政府均感力不从心，已纷纷放弃了捍卫行动，开始屈服，一副任打不还手的样子。任由本国货币在市场中沉沉浮浮，另一方面，国际货币投机商更是有恃无恐，在东南亚金融市场上呼风唤雨，横行一时。

东南亚货币狙击战弄得人人自危，各国金融当局使尽浑身解数以免掉入这一泥潭之中，就连在此次风潮中一直作壁上观的美国也开始表态，美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说，他特别“感到不安的是”这场危机在很大程度上由一个国家涉及到另一个国家，美国愿意帮助“受这次波动影响的国家”。

国际投机商咄咄逼人的气焰已使得国际社会对集体应付货币危机的认识正在加深。7月25日，中国、澳大利亚、日本、中国香港特区、印度尼西亚、韩国、马来西亚、新西兰等亚太地区11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央银行和金融管理局高层代表在上海开会，会议结束后发出的声明表示，一个稳定的货币市场是非常重要的，亚太各国将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共同研究，对有关国家提供新援助的措施协助成员国在必要时进行经济调整，这个消息对东南亚各国来说，至少让他们觉得在自己与国际货币炒家进行殊死搏斗时不再显得那么孤单。

8月5日，危机重重的泰国，同意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附带苛刻条件的备用贷款计划及一揽子措施。8月11日，为拯救资金短缺的泰国，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持，世界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央银行行长在日本东京举行会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亚洲的一些国家和地区承诺分担为泰国提供总共160亿美元（后增至167亿美元）的融资款计划，其中中国和中国香港都各自承诺向泰国借出10亿美元的贷款。8月21日，国际清算银行（BIS）宣布给予泰国总值33亿美元的临时贷款，以协助它渡过难关。

就在东南亚各国四处求援、积极谋划之时，国际投机商却销声匿迹，突然不再攻击。8月20日，东南亚各国货币汇率暂时回稳，东南亚各国人们均大大喘了口气：好了，风暴终于过去了！

就像暴风雨前夕的宁静，平静的外表下孕育着一片杀机，东邻各国显然欢乐还为时过早，新一轮的“狂风暴雨”只是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机会而已，令人无奈的是，这种宁静仅仅持续了几天；东邻各国还没来得及揩揩身上的血迹。8月底，又一轮令人目瞪口呆的跌势瞬间而至。这一次，却把东盟成员文莱也拉下了水。

至此，索罗斯一副得势不饶人的架势，剩勇追穷寇，再度集中火力扫荡东南亚。进入9月份，这场风暴持续肆虐已进入第三个月，外汇市场的颓势仍在继续。东南亚各国经济状况继续恶化。10月19日，泰国财政部长他农·比达亚也满腹惆怅卸任而去。

直到11月上旬，这场对东南亚来说噩梦一般的4个多月的黑色风暴才渐趋平静。据业内人士分析，这场动荡已告一段落。但对东南亚，特别是身处震源的泰国来说，弹冠可以，相庆却已苦涩难提。

无可奈何花落去

金融风暴论文篇8

随着中国银行业的不断发展，各家商业银行间的竞争日益激烈，金融衍生产品层出不穷，为了适应当今市场，各家银行纷纷进行变革，从传统的存贷款业务转向中间业务发展，中间业务已成为中国银行业的新大陆。

中间业务，指商业银行从事的按会计准则不列入资产负债表内，不影响其资产负债总额，但能影响银行当期损益，改变银行报酬率的经营活动。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的中间业务可以分为以下九类：1.支付结算业务，2.银行卡业务，3.类业务，4.担保类业务，5.承诺类业务，6.交易类业务，7.基金托管业务，8.咨询顾问类业务，9.其他类中间业务。这些中间业务可以帮助商业银行逃避一些管制，而且还带来了不菲的收益，是各家银行竞相利用开发的对象。发展中间业务，银行可以不运用或不直接运用自己的资金，以接受客户委托的方式开展业务，多数情况下，商业银行出售的是自己的信用，银行在交易的双方中为一方对一方作出承诺，促使交易的顺利进行，银行再从中收取手续费。其风险较小，大大拓展了商业银行的发展空间。

西方发展中间业务起步很早，但直到二战以后才真正开始被重视。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间业务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以美国为例：50年代-70年代，美国银行业的中间业务收入和利息收入几近同步增长；但从80年代起，两类收入的增长速度不再保持一致，中间业务收入的增长速度近乎是利息收入的两倍。1999年，美国银行业的中间业务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比重达到42％，远远超过了80年代的20％。到2008年这个比例保持在45%左右。可见，中间业务已成为西方银行业的主要经营项目。不仅仅是所占比重高，另一方面，西方中间业务的创新也十分迅速。西方商业银行中间业务的服务手段科技化程度很高，软硬件设备、支付应用系统及管理信息系统先进，网络技术普及、发达，家庭银行、手机银行、电话银行、自助银行、网上银行等服务应有尽有。特别是发达的电话银行、网上银行等服务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向客户提供金融服务，拓展了银行的服务时间和空间，大大降低了成本，改变了传统银行的经营方式。

而我国商业银行发展还远远不够，平均看来，中间业务的比例只占到百分之十几：从我国上市的三家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已经披露的2008年年报信息来看，工行2008年非利息收入为467.21亿元，比上年增加156.30亿元，增长50.3%，占该行营业收入的比重为15.1%，提高2.9个百分点，收益结构持续优化。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增长14.7%，与上一年相比，增速趋缓。其他非利息收益27.19亿元，由净损失扭转为收益。中行2008年实现非利息收入653.52亿元人民币，较上年增加239.02亿元人民币，增幅达到了57.66%。非利息收入在营业收入中的占比为28.63%，较上年上升7.29个百分点。建行2008年手续费及佣金收入为384.46亿元，同比增长22.78%，其在经营收入中比较上年提高了0.06个百分点，达到了14.25%。由此看来，我国商业银行的总体发展水平有待提高，但目前也发展迅速。随着国民对金融业的逐步深入了解以及最近两年兴起的理财热潮，中间业务更多走进寻常百姓的身边。一些具有专业知识的人士开始尝试进行期权，期货，互换的投资。中间业务逐渐走上兴盛正规的大道。但是，与国外商业银行相比，虽然我国商业银行中间业务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但是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有学者谈到我国商业银行存在的问题：

1.我国商业银行中间业务创新能力低，产品雷同，造成盈利能力差，“没卖点”。目前四家国有商业银行中间业务品种中，大多数停留于以银行支付中介为基础和以信用中介职能为基础的中间业务，这些传统结算业务、服务性的收付款业务品种收入约占中间业务收入的90％左右。比如中国建设银行的中间业务收入主要来源于银行卡、结算类、类、外汇买卖及结售汇、咨询类和房改金融业务等，这6项业务收入占中间业务收入的86%。尽管我国商业银行业中间业务品种已达到260多种，但60%集中在代收代付、结售汇、结算等劳务型业务上，都是技术含量低的低附加值产品，银行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但利润率很低。相比之下，那些具有较高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的产品却很少。

2.我国商业银行缺乏较为明确的发展战略和完整的组织治理体系.在发展中间业务方面存在发展战略和规划不明确，缺乏全局性。由于我国金融业实行严格的分业经营模式，造成各商业银行对中间业务的经营原则、经营范围难以把握，完全由各行根据自己的理解实施，缺乏规范性和长期性，分业经营模式也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商业银行对中间业务的发展。

3.我国商业银行虽然注重科技投入，不断提高中间业务品种的科技含量，但是却相反缺乏专业人才，科技支撑力度不够。以上这三点问题，是商业银行目前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大敌。如何正确解决这些问题，采用什么方式改变现状。无疑应该是商业银行应当抓紧时间考虑的事情。

曾有学者从营销学的角度提出了解决办法及建议：

1.建立商业银行战略性营销治理过程模型及营销目标。首先进行营销策划，银行应该决定如何对实现营销计划的目标过程中的进展衡量以及谁对者这一衡量工作负责，换句话说，计划本身应对这一问题做出回答：如何才能知道自己已经达到了目的，无论是何种原因，对产生问题的原因进行评估并且对营销组合进行调整或是微调都十分重要。

2.进行我国商业银行中间业务市场细分和市场定位。各商业银行应根据自身的特点和优势，充分利用银行已有的营业网点，在空间上，从城市包围农村，要按照先从外部技术等环境较好的大城市开始，再逐步向中、小城市，甚至农村推进。在时间上，先立足发展，如咨询、理财、基金托管等风险较低的中间业务；待人员素质提高，再发展风险较大、收益丰厚的业务品种，并逐步向衍生金融工具交易方面拓展。

3.制定我国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战略战术。商业银行营销战略，是指商业银行将其所处环境中面临的各种机遇和挑战与商业自身的资源和条件结合起来，以期实现商业银行经营治理目标。当然，这些建议也只是建立在一方面的学术研究上的。

那么，从金融危机背景下考虑如何跨越性发展中国商业银行中间业务，可以从多个方面同时进行探讨：

首先应注意的是：2008年，美国华尔街爆发的金融危机对整个世界经济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我国商业银行应当从这次危机中汲取到教训。金融竞争的加剧使金融衍生产品层出不穷，但同时，大大加重了银行经营的风险。所以，在发展过程中，除了考虑怎样增加盈利，拓展业务。还应当把加强监管放在重要的位置。不能重蹈美国覆辙，过于放松监管的最终结果是造成更大危机的爆发。

第二，以小见大说发展。从我自身的感受来讲，商业银行在经营中间业务时并没有做到十分令人满意。例如，当客户办理银行卡时，相关从业人员并不能清楚透彻解释每种卡的作用，收费项目，使用方法等，只是将卡推销给客户就算万事大吉。许多客户在使用过程中会不经意发现卡上的钱被不明原因的扣去或委屈地上了银行的黑名单。前不久，中央二台做过一期专题节目：“可怕的信用卡。”就提到过许多人一人竟持有数十至几十张信用卡。而大多数的卡是没有用过的，是处于给在银行工作的朋友帮忙或为了银行赠送的一点小礼品，一时冲动办理的；干脆有一些银行的营业网点，还直接用半诱半推的手段蛊惑客户办理银行卡。商业银行应当从长远考虑，反映给客户真实可靠的信息，提供给真正适合客户的适当的服务，而不应当为了眼前的一时的盈利而损坏了在客户当中的形象，同时商业银行应当从单纯追求业务目标数字的增长循环怪圈中挣脱出来，注重实实在在的发展。

第三，最为需要注意的是：在金融海啸爆发前夕，为了赚取更多财富，华尔街金融机构从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利用资本市场平台，设计出众多虚拟中间产品，故意放大风险。虚拟无限放大本身就是狂躁，不但弹击金融体系千疮百孔，更使世界经济受到拖累，更惨的是众多投资卷入者的财富短时间内化为乌有。因此，针对金融危机背景下中间业务发展的特点及目前中间业务市场所面临的严峻形势，中国商业银行推进中间业务实现跨越式发展应把握这样一些内容。

在金融洗染海啸冲击波浪式爆发和打压下，我国商业银行中间业务要继续保持跨越式发展，首先要充分认识危机与风险的危害性。危机的持续性冲击力很强，不止一波或两波，它往往是螺旋式地冲刷，即一波冲击，一波下跌，一波上升；又一波冲击，一波下跌，一波上升……直至最后的衰竭疲软，而这种疲软的复苏，往往需要三年、五年，甚至十年不等。目前，国际投资人士大唱中国新兴市场崛起赞歌，而中国政府为了树立形象，提振民众信心，也在经济刺激方面予以高调迎合，在行动上顺势而动。但是我们心里明白：中国经济运行的体制并不十分健全，市场价值的规律有时受到政策压抑，消费文化也并未有效建立，结构性投资和拉动的效能并不突出，经济基础依然不牢。因此，在全球性金融动荡的前提下，中国经济绝不可以独善其身，而且，当国际投资集团聚焦中国资本市场并且热钱过度集中投机时，缺乏实体经济支撑的资本市场将会急剧膨胀，甚至危害正常资本市场功能的有效发挥。

1、以资本市场为依托推进商业银行中间业务实现跨越式发展，必须审时度势，调整策略，顺势而为。虽然中间业务不列入资产负债表内，不影响其资产负债总额，但市场的动荡不安，产品营销的趋势受阻，或产品盈利受损，或公众持币观望等等市场活动的锐减，都将使商业银行中间业务经营受到制约，影响其当期损益，减少银行收益。而所有的这些继而将影响到银行中间业务经营方向，经营策略以及营销行为。稳健经营即为效益，因此充分认识危机，因地制宜化解危机，顺势而为，避害趋利是继续保持中间业务强势发展的第一要义。

2、夯实传统中间业务基础是商业银行中间业务继续保持跨越式发展的根本保证。银行业务经营的目标是利润最大化，高收益存在高风险这也是共识的经营之道。传统的中间业务诸如支付结算业务，服务社会的功能普及，有一定稳定的客户群体，虽然这项业务突出了服务性，但存在有潜在的扩大收益的巨大市场，它的稳定的扩展效能很大，业务的品牌影响有广泛的公众基础，而且它的服务价格相对固定，众人周知，社会认识度较广，是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收入的主要渠道。所以，在金融危机的境况下，进一步细化传统中间业务操作流程，充分体现便民、利民、亲民的服务宗旨和服务功能，将会获得跨越发展。如工商银行的E银行，利用网络的快捷和结算的安全渠道优势,体现出“工商银行，你身边的银行”的品牌化服务风格，很受社会欢迎。这样，一旦夯实了传统类中间业务服务，就构建了起逐步扩大收益的业务发展广阔通道，也就铸造了抵御风险，安全盈利，保证商业银行中间业务稳定运行的坚实基础。

3、打信誉品牌，拓展新兴中间业务，继续推进中间业务跨越发展的速度。商业银行中间业务近年来扩张较快，一方面得益于市场经营突破的重点方向选择，另一方面得益于银行社会信誉的不断提升。当金融危机袭来时，冲击最大的是银行的信誉，花旗的重亏，雷曼的倒闭，华尔街笼罩在一片哗然与肃杀气氛中，这些莫不是由于银行虚涨的信用泡沫破裂，尤其是投资银行在中间业务所谓的创新方面，大打虚拟交易战，无限扩大信用交易筹码，使得传统的、安全意义下的中间业务—银行不运用或不直接运用自己的资金，以接受客户委托的方式开展业务，也变形为出售的信用或衍生出大量的资产创新工具，有恃无恐地在市场间横行，造成极端的信用泛滥，最后导致资产缩水，损毁了商业银行多年来苦心经营的信用信誉。

前车之鉴，在目前救市危急当中，我国国家信用也开始大量放大，同样也放大了中间业务方面的一些虚张的成分，中间业务的经营拓展方面也应牢牢把握“安全性、流动性、效益性”三性原则。如中间业务的新兴理财业务在资本市场上涨疯狂时，红极一时，而在07年的股市爆跌中却陷入“负收益”，至今大多数银行仍为“负收益”纠纷补洞，而大量的个人客户的纷纷流失更为心焦头痛。

那么，如何面对这些因境？信用品牌的力量比什么都有说服能力。工商银行理财产品的盈利数据有力地揭示了信用品牌的号召力。除了注重理财产品功能设计和市场需求导向以外，工行以理财产品为良好信誉的依托，充分维护客户利益，鼓励员工在认识风险的前提下，将风险可控的产品推荐给客户，赢得客户的信任和理解。同时，在稳健理财，稳健营销和稳定收益的基础上，逐渐展开多形式、多内容、多领域的理财投资产品合作及营销，如法人理财，投资咨询理财，委托理财等等业务，以巩固阵地，扩大战果，收益甚为显著。

金融风暴论文篇9

新闻策划应当以电视和栏目的定位为基础。“直击华尔街风暴”特别报道很好地处理了新闻策划与电视和栏目定位的关系。CCTV-2《经济半小时》栏目“观经济大势,知民生冷暖”的定位决定了该栏目必须具有宏观视野。而“直击华尔街风暴”特别报道正是站在全球的高度,呈现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经济的动态变迁。从2008年9月16日开始,CCTV-2《经济半小时》栏目以雷曼兄弟破产这个标志性事件的发生为契机,持续数月连续推出72期大型电视直播节目“直击华尔街风暴”特别报道,全方位剖析金融风暴中中国的金融、地产、汽车、出口及国家的财政、金融政策的发展变化。这样的报道定位符合中央电视台作为中国最具影响力、覆盖面最广的电视台的地位特征,也符合国家大台的形象,满足了全国亿万观众了解事态变化的需要。此次“直击华尔街风暴”的报道也打破了在全球重大经济事件中,只有欧美部分国家的电视新闻报道的垄断局面。和讯网投资资讯部总监王正鹏认为,从这次美国的金融危机报道来看,CCTV-2“直击华尔街风暴”在美国金融危机这一重大事件中发出了亚洲的声音。③

新闻策划在报道内容和主题的选择上,应考虑观众的信息需求特点。作为部级电视台,央视担负着特别的使命,她要为全国亿万观众传递有关世界变化的各种信息。在金融风暴席卷全球的非常时刻,守望世界经济大事,担负起国家和民众利益的t望者的角色,就成为CCTV-2一个光荣而又伟大的使命。正如CCTV-2总监郭振玺所说的,及时、深入、权威地报道这次金融危机是中央电视台作为国家电视台的媒体责任。④“直击华尔街风暴”特别报道及时、充分地报道金融危机在全球的进展,全方位展示这场危机的方方面面,为全国观众准确把握危机进展提供最及时、全面、权威的资讯,正是这种媒介角色和价值观的生动体现。美国报业先驱普利策曾说,“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船头的t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直击华尔街风暴”特别报道的记者和编辑们很好地诠释了这位报业巨擎一百多年前给记者下的定义。

新闻策划应体现出栏目的风格特征。作为中央电视台创办最早、影响最大的名牌经济深度报道,《经济半小时》栏目始终用经济的眼光关注社会热点,总是选择重大经济事件、业界风云人物作为报道的核心,以严谨的态度、新闻的眼光、经济的视角、权威的评论,深度报道经济事件、透彻分析经济现象、准确把握经济脉搏。因此,专业性、权威性、思想性和指导性是该栏目的基本风格。“直击华尔街风暴”特别报道秉承了《经济半小时》报道方面的风格特征。

首先,从专业性角度来看,“直击华尔街风暴”体现在三方面。第一,从报道的内容上来说,无论是解释华尔街风暴的原因,还是金融风暴对中国的金融系统、外汇安全、房地产、汽车产业以及国家的财政、金融政策的影响,所涉及的都是专业性非常强的问题。第二,从报道的队伍上来说,“参与华尔街系列报道的编导记者,均为有十年以上经验的从业人员,很大程度保证了节目的可看性。”经济频道《中国财经报道》主编赵悦解释了“华尔街系列节目”受到追捧的原因。⑤专业的队伍保证了报道的专业性及对所报道问题的专业解释。第三,节目所请的嘉宾或采访的对象都是各个领域内的重量级专家,他们观点的专业性毫无疑义。

其次,在权威性方面,中央电视台在观众心目中长期以来独一无二的地位奠定了“直击华尔街风暴”特别报道权威性的基础。此外,83位嘉宾和其他采访对象几乎都是国内外各领域内的重量级人物。随意列举几位的头衔和身份就可以看出这个节目的权威性特点,如美国财长保尔森,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英国前首相布莱尔,英国施罗德投资公司中国区总裁高潮生,摩根大通中国区总裁李小加,道琼斯原CEO麦健陆。这些专家和业界精英的观点和分析大大增强了节目的权威性。

第三,“直击华尔街风暴”的思想性体现在专家对经济形势的分析和解读上。由于危机的复杂性,很难由某一个人在某一个时刻对危机的方方面面做出准确、全面的判断。因此,该节目前后共邀请了80多位嘉宾从各个方面全方位剖析此次金融危机,并通过采访其他持各种见解的专家对同一个问题进行热烈地讨论,形成思想的碰撞和对接。正如有评论指出的,“‘直击华尔街风暴’将这场危机当成了认识当今世界经济深层次运行规律、认识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关联性、增长经济知识的课堂。节目全方位展示各种视角,提供大量的经济学知识,让参与节目的各方和观众一起共同深化对这场危机的认识,共同提高把握重大经济问题的能力”。⑥

最后,“直击华尔街风暴”系列节目还注重加强经济报道的指导性、实用功能,将国际金融危机与中国经济联系密切的部位作为报道重点,将搞好国内经济作为报道的落脚点。比如说节目中,中国工商银行行长姜建清等人士介绍了中国金融机构的运行状况,客观分析了中国金融机构可能遭受的损失,同时强调,由于此前中国金融机构的改革和我国金融业稳健开放的政策,中国金融业总体健康。这些内容既为国内各方面防范危机提供了预警信息,也为大家正确了解中国经济状况提供了非常权威的信息,引导了舆论,提升了信心。

新闻策划应审时度势,迅速出击。新闻报道要取得最佳的传播效果,必须要有一个好的播出时机。时机的选择对新闻策划的成败至关重要。此次“直击华尔街风暴”系列报道推出的时机非常成功。

2008年9月14日,美国华尔街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宣布破产,158年的历史就此终结;有94年历史之久的美国另一家投资银行美林证券,也在同一天宣布将以440亿美元的价格出售给美国银行,和雷曼兄弟一样,这家“百年老店”也将不复存在;世界第三大金融机构、全美最大的保险公司AIG(美国国际集团)也传来濒于崩溃的信号。这些消息震惊了整条华尔街,也震动了全球的金融市场,美国金融媒体用醒目的标题――“危情华尔街”对此次金融巨变进行了报道。从2008年9月16日开始,CCTV-2《经济半小时》就以雷曼兄弟破产这个标志性事件的发生为契机,及时推出资讯与深度相结合的专业电视财经新闻报道――“直击华尔街风暴”特别报道,及时向观众传递事态变化的信息。这种快速的反应是此次系列报道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具有158年历史的美国华尔街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的破产标志着全球金融危机进入了一个非常危险的新阶段,或许是此次金融危机的最高潮。危机发生后,全世界人民包括中国人民都想知道这次金融海啸为什么会发生?它的破坏力有多大?它的影响会持续多长时间?它对全球经济,尤其是中国经济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应该如何应对这场金融危机……太多太多的疑问萦绕在人们的脑海中。人们急需有人对他们的疑问做出专业性的解答,“直击华尔街风暴”特别策划无疑迎合了广大观众这样的需求。正如郭振玺所说,“我们的节目最早发出雷曼倒掉的警示,最先解释清楚了美国政府注资并非金融机构国有化,提醒中国不能因金融危机而止步海外投资等等,诸如此类的许多内容,不仅具有前瞻性,也起到了正本清源的作用”。⑦因此,这样的新闻报道能获得观众极大的关注,成功也就在情理之中。此外,由于2008年9月13日、14日和15日是中秋假期,很多中国观众还在度假,而且在这三天中国股市休市,金融风暴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最直接的体现――对股市的冲击还没有显现出来。因此,在假期后的第一天就及时推出相关的策划报道,既迎合了观众时间上的要求,又可以在16日观察金融风暴对中国股市的影响,这是非常明智的选择。

新闻策划应符合观众信息需求的形式。财经类报道是专业性强、知识密集型和服务性的报道。财经报道的专业性体现在要对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做出准确的分析和判断,分析各种因素对宏观经济、中观产业经济以及微观经济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深刻剖析影响经济发展形势的各种因素之间的关系,从而帮助观众理解当前的经济形势,为今后的投资决策和理性消费提供重要的参考。财经信息的专业性和服务性的特点决定了财经报道应以资讯和深度相结合的报道形式,资讯是满足观众信息需求迅速的特点,深度是满足观众全方位了解事态发展变化的特点。

“直击华尔街风暴”系列报道每次在节目开头都会及时播出国内外当天或当时发生的重要财经资讯,满足人们及时了解事态发展变化的需要。节目中也时常穿插连线报道的形式,增强了节目的现场感和时效性。在此基础上,节目的重点是主持人和专家对金融风暴和这些重要的资讯当中所蕴含的财经信息进行解读,分析金融风暴和这些资讯当中的哪些因素会对今后的经济走势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如2008年10月26日节目中,在报道完周小川代表国务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关于金融宏观调控的报告后,就报告当中提到的金融危机对中国出口的影响,及时采访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驻华代表费达瀚,倾听他对金融风暴对中国出口的影响的见解。这种资讯加深度分析的方式较好地解决了财经报道专业化与大众化的矛盾,因为各种经济现象之间是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的,而缺乏经济知识的普通观众对各种现象的发生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是没有概念的。在报道完资讯后,及时对资讯的影响和作用进行分析解读,为观众起到了解疑释惑的作用。

总之,笔者认为,电视新闻策划要取得成功,必须充分考虑新闻策划与电视和栏目的定位、报道内容和主题的选择、栏目报道风格、策划的时机和观众信息需求的形式之间的关系。只有厘清这几者之间的关系,电视新闻策划才能取得圆满成功。为此,本文将几者之间的关系用如下模型表示:

(作者单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本文责编:邵满春

参考文献:

金融风暴论文篇10

此次金融危机初始，经济频道立即作出反应，并迅速占领了报道制高点。从2008年9月20日开始，经济频道在晚间21：00连续推出时长60分钟至120分钟的大型直播特别报道《直击华尔街风暴》节目，全方位报道金融风暴的最新进展，分析其造成的影响。随着金融风暴的不断蔓延，经济频道又从10月11日起，在傍晚18：00时段增加了一档60分钟的《直击华尔街风暴》直播节目。这样，经济频道就形成了早间时段(“第一时间”两个小时)、午间时段(“全球资讯榜”40分钟)、晚间两个时段(18点档和21点档《直击华尔街风暴》，共两到三个小时)全天四个时段递进报道、滚动播出的格局，每天数小时的直播节目，全天候、全方位跟踪报道同一经济事件，这不仅创造了经济频道历史，也是中国电视史上前所未有的举动。

二、突出权威性、专业性，打造具有全球化视野的话语平台

这次金融危机中的事件或现象，非常复杂、敏感，普通观众认识把握起来有难度，经济频道坚持以党中央、国务院的有关论断为指导，用专业视角科学把握复杂的经济现象。《直击华尔街风暴》将这场危机当成了认识当今世界经济深层次运行规律、认识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关联性、增长经济知识的课堂，通过各种视角，提供大量的经济学知识，让参与节目的各方和观众一起共同深化对这场危机的认识，共同提高把握重大经济问题的能力，将遥远、专业的经济事件与中国百姓的利益、生活经验结合起来，大大提高了传播的有效性。

值得一提的是，经济频道对节目的对话平台进行了精心设计，以国内外经济界、金融界一流嘉宾的“豪华”阵容，确保其达到国际水准，从而加强节目的专业性和权威性。上百位全球知名经济界人士以嘉宾或采访对象的身份出现在了节目中，除财经界人士外，《直击华尔街风暴》还采访了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英国前首相布莱尔、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等政界名流；除欧美、日本知名人士外，《直击华尔街风暴》还采访了俄罗斯、印度、韩国等新兴经济体的经济界专家、学者。这些嘉宾都学有所长，是某些经济领域的权威，或者本身就是实际经济生活中的“要角”，他们提供的资讯和分析方法，让这场金融危机的来龙去脉显得更加清晰、生动和有说服力。

在资源组织方式上，《直击华尔街风暴》还聘请国外财经界著名人士为财经观察员，连线评论金融危机的最新进展。英国金融时报首席评论员马丁・沃尔夫、美国新兴市场股份公司总裁安东尼・范・阿格塔米尔等都曾经作为经济频道华尔街观察员，在《直击华尔街风暴》节目中就一些专业的财经问题发表连线评论。《直击华尔街风暴》因此成为国际化程度极高的节目。

金融危机缺少电视擅长表现的现场细节，要进行超大规模的现场直播，没有全新的观念，全新的资源组织方式、运作机制和表达方式，难以完成这样一个艰巨任务。经济频道在《直击华尔街风暴》特别节目中，动用了多种电视手段，创新了经济报道的新形式。在《直击华尔街风暴》节目中，中央电视台驻全球各地的记者，特别是驻美国、欧洲、日本等危机热点地区的记者，每天都要发回及时新闻报道和评论。有时候，驻外记者还会请到经济名流来到记者站演播室，与经济频道主演播室作连线评论。驻外记者除日常报道外，还往往是故事的讲述者，生活感受的分享者，与观众就危机进行面对面的人际交流。他们发回的报道不仅改善了新闻的时效性，还拓展了国际经济新闻的功能。

通过《直击华尔街风暴》节目的实践，我们认识到，争夺话语权必须采用全新的新闻组织方式和表达方式，打造具有全球化视野的话语平台，提高舆论引导水平。

三、以我为主，主动出击，凸显中国话语权

2008年9月中，美国著名投行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华尔街金融风暴升级。经济频道果断推出《直击华尔街风暴》大型特别节目。经济频道在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尚未完全显现时，就主动高调地进行金融危机报道，是基于以下认识：

1.中国媒体在重大国际事务上必须凸显中国的话语权。我们认为，愈演愈烈的金融危机不仅是国家间经济利益、国际经济秩序的调整，而且还将是一场内涵丰富的政治斗争，甚至可能导致对价值观、生活方式等等的重新审视，在这些问题上，中国人必须维护自身利益，中国媒体必须显示与日益增强的国力相匹配的话语权。

2.争夺话语权必须要抓住国际重大事件，变客场观战为主场出战。随着中国经济参与全球化程度的加深，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对我国的影响也日渐加大，某些时候甚至会上升为影响我国经济生活的主要矛盾，以往在经济报道中“先国内、后国际”的编辑报道思路必须突破。作为中国经济宣传的主阵地，经济频道要守望中国国家和民众的重大经济利益，就必须守望国际经济形势的重大变化。《直击华尔街风暴》主动出击的姿态得到了观众的充分肯定，不少观众来电话说，经济频道在金融危机这样重大的国际事件面前不再是客场观战，而是主场出战，显示出了一种敢于“亮剑”的气势。

3.争夺话语权必须抢占新闻制高点，体现压倒性的舆论优势。

金融风暴论文篇11

中图分类号：F83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544（2014）01-0013-06

一、引言

20世纪70年代以来， 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汇率变动日益频繁，理论研究表明，汇率波动会直接和间接影响微观经济主体的运营， 进而对一个国家乃至全球宏观经济稳定产生负面冲击。国外已有的文献通过对美国、日本、加拿大等发达国家的商业银行进行实证分析后发现，汇率波动是导致银行业绩不稳定的重要因素，并且对银行的市值和股票收益率产生负面影响（如，Choi et al，1992；Chamberlain et al，1997）。

2005年7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了《关于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公告》，正式启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逐步从固定汇率制向浮动汇率制过渡，市场化定价机制日渐成型，国内外金融资产价格体系逐步接轨。当前人民币汇率作为一种基础性的经济资源和金融资产价格，正成为广泛影响中国经济发展和金融市场运行的主要因素，同时也成为影响世界经济和全球金融的重要因素。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汇改也拉开了人民币升值的序幕。从汇改至2013年9月末，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累计上涨达34% ① ，同期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指数上升28%、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指数更是提高了37% ② 。 对于商业银行来说，汇率变动将导致其面临汇率风险， 并且汇率风险已经成为银行业一项重要的市场风险。 李雪莲等（2010）、王相宁和王敷慧（2012）的实证研究证明，自人民币汇改以来我国商业银行普遍面临较大的汇率风险暴露，Wong et al（2009）对我国上市银行的研究进一步发现，银行的资产规模越大，汇率风险暴露也越大。

为了应对日益加剧的人民币汇率波动， 中国人民银行依托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探索建立了国内的外汇衍生品市场。 就该市场的演进路径而言，2005年8月央行了《关于扩大外汇指定银行对客户远期结售汇业务和开办人民币与外币掉期业务有关问题的通知》以及《关于加快发展外汇市场有关问题的通知》，据此银行间债券市场推出了人民币外币掉期交易业务和远期外汇业务；2007年8月央行了《关于在银行间外汇市场开办人民币外汇货币掉期业务有关问题的通知》，允许开办人民币外汇货币掉期业务 ① ；2011年2月国家外汇管理局了《关于人民币对外汇期权交易有关问题的通知》，历史性地推出了人民币对外汇的期权产品。随着国内经济对外开放不断加强，与全球经济融合持续加深，2012年我国的外汇衍生品市场交易量高达2.58万亿美元，是2006年的40倍 ② 。

作为市场的主要参与者，商业银行扮演着多重角色。商业银行运用外汇衍生品进行套期保值，进而对冲汇率风险，降低风险暴露。与此同时，商业银行也充当外汇衍生品市场的做市商，并且基于对汇率走势的研判而从事套利、投机为目的的衍生品交易，在改善收入结构的同时，又可能加大汇率风险暴露水平。我国金融体系与发达成熟的经济体存在着巨大差异，国内资本市场（包括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银行在整个金融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在金融资源配置上扮演核心角色。因此，我国商业银行运用外汇衍生品是否对其面临的汇率风险暴露产生显著的影响？这种影响的方向如何？影响的规模会有多大？这是本文所要回答的问题。搞清这些问题不仅有利于深化对新形势下维护银行体系稳健运行的认知，而且有助于切实保障金融系统的安全和促进宏观经济的稳定。

二、研究设计

（一）变量选取

1. 被解释变量

考察外汇衍生品对汇率风险暴露的影响，必须选择合理、恰当的汇率风险暴露指标，这是能否有效开展实证检验的基础。目前对外汇风险暴露程度的度量，主要有现金流量法和资本市场法。

现金流量法是通过测度企业经营活动现金流或经营收入对汇率变动的敏感程度作为其面临的汇率风险暴露程度。由于企业的经营活动现金流或经营收入的观测值相对偏少，因而限制了现金流量法的应用和推广，运用这一方法进行研究的相关文献也相对较少， 主要包括Martin and Mauer（2003）、Lee and Jang（2011）等。

资本市场法最早由Adler and Dumas（1984）提出，其思路是用上市公司的股票收益率对同期的汇率变动进行回归，估算出股价对汇率的敏感程度作为估计企业的汇率风险暴露。Jorion（1990）在Adler and Dumas（1984）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了整个股票市场收益率这一控制变量， 以此代表与汇率变动无关却会影响公司股价的因素， 从而避免了伪回归的问题。 其模型的形式设定为：Rit=？琢i+？茁1i Rm t+？茁2 i Rst+？着it。其中，Rit代表第i家样本公司在第t期的股票收益率，Rm t代表整个市场收益率，Rst代表汇率的变化，？茁2 i 表示第i家样本公司股票收益率对汇率变动的敏感程度，即外汇风险暴露系数。Jorion（1990）的两因素模型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针对外汇风险暴露研究的相关研究大多是基于此模型展开。

据此， 本文在测度商业银行的汇率风险暴露这一被解释变量时，运用Jorion（1990）的模型进行测度， 其中整个股票市场收益率Rm t用沪深300指数的收益率，而人民币汇率变动Rs t则用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的变化表示。同时，为了有效降低样本银行因股票临时停牌而带来的数据缺损问题，本文借鉴了Aysun and Guldi（2008）的研究思路， 运用每周的收益率数据来估算样本银行的外汇风险暴露系数。

2. 解释变量

在已有文献中， 表示衍生品使用这一变量通常采用两种形式：一是虚拟变量，即当观测期内样本银行使用衍生品时，赋值为1，否则为0。在涉及衍生品使用的国内实证文献也往往采用这种做法（如，郑莉莉、郑建明，2012；郭飞，2012等）。然而虚拟变量的局限性在于无法对样本的对冲程度进行衡量， 对冲1%风险暴露的样本与对冲100%风险暴露的样本在实证检验中的影响相同，这显然不符合实际，因而得出的结论很可能产生偏差甚至是错误。 二是对冲比率，即衍生品合约名义本金占总资产的比例。近年来国外的相关实证研究文献主要运用对冲比率来衡量衍生品使用这一变量， 以此提高实证检验的精确性。

按照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等相关要求，商业银行计量和披露衍生工具的信息包括名义本金和公允价值。 笔者通过整理我国上市银行对外披露的财务报告时发现，上市银行均能够严格按照会计准则的要求在财务报告附件中详细披露衍生品的种类、 名义本金和公允价值， 这为本文实证研究提供了数据上的保障。Pantzalis et al（2001）和Zhao and Moser（2009）指出名义本金是衡量衍生品交易的一个理想指标。 此外Triki（2006）认为由于衍生品的公允价值易受被对冲资产价值波动以及合约存续期的影响，因而公允价值不适合作为实证研究的变量。据此，本文借鉴了Carter and Sinkey（1998）、Brewer et al（2000）和Pumanandam（2007）等的研究思路，运用对冲比率来代表我国商业银行外汇衍生品的使用程度， 因此将期末外汇衍生品名义本金占资产总额的比重作为实证模型的被解释变量。

3. 控制变量

同时，为了更加准确地检验外汇衍生品对银行汇率风险暴露的影响，在实证模型中包含以下控制变量：

（1）金融危机。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造成了全球外汇市场的剧烈波动，因此必然对我国商业银行的外汇风险暴露产生影响，需要对金融危机这一突发事件的影响进行控制，而这一因素在已往的实证文献中却被忽略了。本文采用虚拟变量的方法对2008年这一特殊年份这一因素的赋值为1，其余年份赋值为0。

（2）行业竞争。有研究发现，行业的竞争程度会影响到企业的汇率风险暴露。而市场结构反映了市场竞争的强弱程度，目前衡量银行业市场结构的指标主要有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HHI）、H统计量、P-R法和勒纳指数等。鉴于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长期以来占据市场主导地位，本文采用CR4（行业前四名）作为银行业市场结构的变量。

（3）银行特征变量。根据已有的研究文献，影响汇率风险暴露的银行特征变量主要包括四大类：

一是资产规模。不同规模的银行在经营策略、业务布局、风险管理等方面存在差异性，因而面临的汇率风险亦会不同，Wong et al（2009）通过对我国14家上市银行的实证研究发现， 银行规模与外汇风险暴露之间存在相关性。因此，在研究中需对资产规模影响进行控制，参照国内外的普遍做法，在实证模型中对总资产取自然对数形式。

二是成长能力。 一般而言， 银行的商业机会越大、成长性越高时，对外融资的需求往往会越强，通过风险管理能维持银行的稳健经营和较高的信用等级，从而提高融资的便利性；银行的成长性越高，对汇率波动的敏感性通常会越低。据此，本文将营业收入增长率作为衡量成长能力的控制变量， 而将利率增长率作为检验模型稳健性的替代变量。

三是流动性水平。De Necolò et al（2010）指出流动性水平对于银行风险的影响也十分重要， 银行的流动性与安全性之间通常是高度统一的， 通常银行的流动性越高，对汇率波动的敏感性就会降低。为此，在实证模型中将流动性比率作为控制变量之一， 同时用存贷比率作为检验模型稳健性的替代变量。

四是资本充足率。 当银行投资中自有资金占比越高时，一旦经营失败银行股东就损失得越多，因而道德风险就降低，银行投资就更审慎，资本充足水平就是通过这种“风险共担效应”来影响银行风险水平。因而，在本文实证模型中用资本充足率代表资本充足水平。

（二）模型设定及样本选择

依据上述被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选择，本文构建如下实证分析模型，模型中变量的说明见表1。

FEit=？琢i+？酌1Fxdit+？酌2Y08t+？酌3CR4t+？酌4Sizeit+？酌5Growit+？酌6Liqit+？酌7Capit-1+？着it

考虑到实证样本的可获性和客观性， 本文选择了在我国沪深A股市场上市的16家商业银行作为研究对象 ① 。由于2005年7月份我国启动了人民币汇改，加之国内首款外汇衍生品合约（远期外汇业务）于2005年8月才正式推出，因此本文选择2006年至2012年作为实证的观测期间，并且以年度作为观测频率。同时，由于这16家银行上市时间存在差异，本文剔除了被解释变量中存在缺损的观测值，因此最终实证研究的观测值共计87组。由于每个时期的样本数量存在差异， 实证研究模型属于非平衡面板。从数据本身来看，基于上市商业银行的面板数据研究能够有效克服我国银行开展衍生品业务时间较短的局限，提升估计和检验统计量的自由度，增加分析结论的可靠性。

三、实证过程

（一）变量描述性统计与相关系数 ②

据统计，样本银行在不同观测期内的汇率风险暴露系数在方向上和程度上是存在差异的，但平均而言样本银行的汇率风险暴露系数为-0.67， 即人民币升值1%将使银行的股价下降0.67%，因此可以认为我国的上市银行受到了人民币升值的负面影响。这与李雪莲等（2010）、陈晓莉和高璐（2012）、王相宁和王敷慧（2012）的相关研究结果一致。同时，样本银行在资产规模、成长能力、流动性水平、资本充足水平等方面均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这是因为国内上市银行既包括了大型国有银行（四大行），又有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这也体现了实证样本具有广泛性和代表性。

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之间以及控制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均较低，说明上文设定的实证模型不存在明显的多元共线性问题，因此可以认为上文实证模型设定是恰当的。此外，仅从相关系数来看，外汇衍生品与银行的汇率风险暴露系数之间呈现弱的正相关关系。

（二）回归模型结果与分析

为了更好地检验该系数显著性的稳定程度，本文采用逐步添加控制变量的方式来展示模型回归结果，同时实证研究借助目前广泛运用的计量软件Eviews7.0完成，具体结果见表2。

从表2中不难发现，无论是否添加控制变量，外汇衍生品对银行的汇率风险暴露均产生了正效应，而且系数的显著水平至少达到10%；同时就系数的大小而言，系数处在8至15.4之间，平均为11，即当外汇衍生品的对冲比例提高1%， 银行汇率风险程度系数平均提高约0.11。 考虑到本文实证的观测期内人民币汇率处于上升通道中，因此可以得出“外汇衍生品的使用显著地改善了银行的汇率风险暴露程度， 有效缓解了因人民币升值而带来的负面冲击”的结论。 这一实证结果实质上与国外的研究结论也是基本一致的。究其原因，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解释。

一是从对冲汇率风险的角度。 伴随着我国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不断推进， 商业银行面临的汇率风险也日益增加， 而外汇衍生品为银行管理汇率风险提供了便捷、有效的工具和手段，同时，外汇衍生品还能综合反映各种市场信息和未来预期， 具备独特的预测未来人民币汇率走向的优势。因此，通过外汇远期、外汇互换、外汇期权等衍生金融工具，银行可以在不改变已有资产和负债的前提下， 短期内完成对汇率敞口的管理，更好地实现资产与负债的匹配，锁定相应的融资成本和资产收益， 促进金融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改善。

二是从提供风险管理的角度。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2006）对我国10个省市323家企业的抽样调查显示，汇改后企业的汇率避险意识大大增强，企业正在将外汇衍生工具作为管理汇率风险的一种重要方式，并且发展势头良好。郑莉莉、郑建明（2012）对我国上市非金融企业的研究也表明，汇改以来企业在外汇衍生品的使用方面， 无论是企业的数量还是衍生品的名义本金规模均呈现较大幅度的增长。 而国内商业银行作为外汇衍生工具的主要提供者，在为工商企业提供汇率风险管理服务的同时，也有效提升了银行产品和服务的市场竞争力， 有助于改变商业银行以信贷规模扩张的外延式发展模式， 大大改善了商业银行依赖传统信贷业务的盈利结构。

（四）模型的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研究结果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本文运用以下两种方法对实证模型进行稳定性检验： 一是调整样本的观测期间， 选取2006～2010年和2008～2012年这两个子期间对实证模型进行重新估算，结论并未出现明显的改变；二是替换模型的控制变量，将总资产（取自然对数）、营业收入增长率、流动比率这三个控制变量同时替换为营业收入（取自然对数）、净利润增长率、存贷比率，检验发现原有结论未发生根本性变化。因此，可以认为本文实证结果是稳健和可靠的。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2006～2012年期间国内16家上市商业银行的数据，运用Jorion（1990）的两因素模型估计汇率风险暴露， 同时通过整理样本银行年报中涉及外汇衍生品的相关信息， 从外汇衍生品的视角实证检验了其对银行汇率风险暴露的影响， 得出以下结论：一是外汇衍生品对银行的汇率风险暴露系数产生了显著的正效应，有效缓解了因人民币升值而带来的负面冲击；二是就影响的程度而言，当外汇衍生品的对冲比例提高1%，银行汇率风险程度系数平均提高约0.11。依据实证研究的结果，并结合我国外汇衍生品市场的发展现状，笔者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一）稳步推进外汇衍生品市场发展

与国外金融市场相比，我国外汇衍生合约的品种偏少。2006年8月，美国芝加哥商品交易所（CME）上市了以人民币汇率为标的的期货、期权合约；2009年12月纳斯达克期货交易所推出了人民币对美元的期货产品；2010年11月南非证券交易所上市了人民币对兰特期货；2011年8月巴西证券期货交易所上市了雷亚尔对人民币期货；2012年9月香港证券交易所也推出了美元对人民币的期货产品。 相比之下， 境内的外汇期货市场建设则显得滞后，至今还未形成相关的合约品种。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了“鼓励金融创新，丰富金融市场层次和产品”的要求，同时考虑到我国的外贸结构（2012年我国与欧盟、 美国和日本的贸易额占我国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分别达到14.13%、12.54%和8.52% ① ），因此建议国内尽早推出人民币对美元、 欧元和日元的外汇期货合约， 随后有选择地推出人民币对周边国家货币的期货合约，从而努力建设一个品种丰富、运行高效、功能完备的外汇衍生品市场。

（二）加强外汇衍生品市场的监管

我国外汇衍生品属于典型的在银行间市场交易的场外合约 ① ，合约的日常交易缺乏透明度。然而近期发生的“债券黑金”事件暴露出我国银行间市场的交易缺乏公开透明，容易成为利益输送的温床 ② 。对此，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的“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的精神，金融监管机构应加快建立一个具有充分透明度的外汇衍生品市场框架，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建议从三个方面着手：

一是完善监管法律体系，尽快制定一部全面规范包括外汇衍生品在内的场外衍生品交易的法律，将整个场外市场统一纳入监管框架。

二是健全监管协调机制，改进不同监管机构之间的信息交流与共享机制，加强对外汇衍生品市场监管的合作协调，统一监管政策，减少监管套利，弥补监管真空，优化监管资源配置，发挥监管协同效应。

三是完善上海清算所作为场外市场中央对手方的功能，授权其负责对外汇衍生品的登记、托管、交易、清算、结算、风控、信息披露等重点环节进行统一规范管理，提升相关基础设施的技术系统功能，提高市场透明度和运行效率，从而完善我国外汇衍生品市场的基础设施建设。

参考文献：

[1]Adler，M. and B. Dumas. Exposure to Currency Risk：Definition and Measurement[J]. Financial management，1984，13（2）：41-50.

[2]Aysun，U. and M. Guldi. Increasing Derivatives Market Activity in Emerging Markets and Exchange Rate Exposure[R]. 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 Working Paper No. 06，2008：1-45.

[3]Brewer，E.，B. A. Minton and J. T. Moser. Interest-Rate Derivatives and Bank Lending[J]. 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2000（3）：353-379.

[4]Carter，D. A.，and J. F. Sinkey. The Use of Interest Rate Derivatives by End-users：The Case of Large Community Banks[J]. Journal of Financial Services Research，1998（1）：17-34.

[5]Chamberlain. S，J. S. Howe.，and H. Popper. The Exchange Rate Exposure of U. S. and Japanese Banking Institution[J]. 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1997，21（6）：871-892.

[6]Choi，J. J.，E. Elyasiani，and K. J. Kopecky. The Sensitivity of Bank Stock Returns to Market，Interest and Exchange Rate Risks[J].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1992（5）：983-1004.

[7]De Nicolò G，A. G. Dell.，and L. Laeven. Monetary policy and bank risk taking[R]. IMF Staff Position Note SPN/10/09，2010.

[8]Jorion P. The Exchange-Rate Exposure of US Multinationals[J]. Journal of Business，1990，63（2）：331-345.

[9]Lee，S. K.，and S. C. S. Jang. Foreign Exchange Exposure of US Tourism-Related Firms[J]. Tourism Management，2011，32（4）：934-948.

[10]Martin，A. D.，and L. J. Mauer. Exchange Rate Exposures of US Banks：A Cash Flow-based Methodology[J]. 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2003，27（5）：851-865.

[11]Pantzalis，C. Simkins B. J. and P. A. Laux. Operational Hedges and the Foreign Exchange Exposure of U. S.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2001（4）：793-812.

[12]Pumanandam，A.Interest Rate Derivatives at Commercial Banks：An Empirical lnvestigation[J].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2007（6）：1769-1808.

[13]Shapiro，A. C. Foundations of Multinational Financial Management[M]. New York：John Wiley and Sons，2006：121.

[14]Triki，T. Research on Corporate Hedging Theories：A Critical Review of the Evidence to Date[J]. ICFAI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06（3）：14-40.

[15]Wong，T. C.，J. Wong.，and P. Leung. The Foreign Exchange Exposure of Chinese Banks[J]. China economic review，2009，20（2）：174-182.

[16]Zhao，F. and J. Moser. Bank Lending and Interest-rate Derivatives[R]. Working Paper，2009：1-33.

[17]陈晓莉，高璐. 中国上市金融机构外汇风险暴露——基于汇改后数据的经验分析[J]. 南开经济研究，2012（4）：141-152.

[18]郭飞. 外汇风险对冲和公司价值：基于中国跨国公司的实证研究[J]. 经济研究，2012（9）：18-31.

[19]李雪莲，刘梅，李健. 商业银行汇率风险暴露系统估计及其规避之浅见[J]. 现代财经，2010（12）：23-29.

金融风暴论文篇12

自从中国外汇制度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以来，中国的外汇风险环境越来越严峻。如何有效地度量外汇风险成为整个金融风险度量过程的重要环节，也是外汇市场经济主体合理规避风险的重要前提。

一、外汇风险的直接度量

外汇风险的直接度量法，是指衡量由于汇率的波动给有关外汇市场经济主体的外汇资产价值带来影响的度量方法。通过这类金融风险度量方法，外汇市场经济主体的管理者可以直接掌握汇率发生变动的情况下外汇投资组合的损失。直接度量外汇风险的金融风险度量法主要有外汇敞口分析、VaR度量方法和极端情况下的各类方法。

在这些方法中，外汇敞口分析可以衡量经济主体因其外币资产和负债组合的不相匹配或外汇买卖的不相匹配而可能产生的外汇亏损或盈利所形成的外汇风险(王璐等， 2006)。这种方法具有计算简便、清晰易懂的优点，但它忽略了各币种汇率变动的相关性，难以揭示由于各币种汇率变动的相关性所带来的外汇风险。目前，为大多学者所使用的外汇风险直接度量方法主要是VaR度量法以及在极端情况下所使用的各种直接度量方法。

(一) VaR度量法

VaR的度量法可以将不同市场因子、不同市场的风险集成一个数，较准确地测量由不同风险来源及其相互作用而产生的潜在损失的风险。该方法又可以分为参数分析法、非参数分析法以及情景分析等，这些方法各有特点但均存在不足。

参数分析方法是VaR计算中最为常用的方法，一般是建立在汇率波动是正态分布假设之上的，能正确地估计外汇资产价值变动的分布函数，并且在得出该分布函数后准确地计算出该分布函数的参数值。但用它没有考虑到在现实汇率的时间序列波动中表现出来的厚尾现象和非正态汇率波动现象。

非参数的测量方法包括历史数据模拟法和蒙特卡罗模拟法。历史数据模拟法所需数据从历史的收益率序列中取样，在应用过程中不需对外汇市场的复杂结构做出任何假设和考虑汇率波动分布非正态的问题。但当波动率在短期内变化较大时历史模拟法估计不准(Engle， 1982)，并且选取的历史数据对VaR值的预测有很大影响。另一种非参数方法为蒙特卡罗模拟法，可以用来观测那些人们认为将要发生，但历史观测值中没有出现的事件。该方法考虑到波动性的时变性、厚尾和极端事件，在解决数据的非正态分布等复杂的问题上表现出了极大的灵活性。但由于测量结果取决于模拟的次数，导致该方法耗时、依赖于电脑并且模拟的代价较高。国内学者朱宏泉等(2002)和王春峰等(2000)均发展了用蒙特卡罗模拟计算VaR的新方法，对非参数方法进行了扩展性研究。

情景分析是测量外币资产与负债组合在汇率发生极大的变化时的敏感度，优点是通过计算资产组合面临的潜在的最大损失找出较为脆弱且容易发生问题的部分，便于经济主体对汇率风险的度量与控制。缺点在于其效果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有效情景的构造和选择， 一旦预期的各种组合变动与实际情况存在较大的差距，对汇率风险分析的结果就会失去实践意义，甚至会引发错误的套利政策从而导致不必要的损失。

(二)极端情形度量法

虽然VaR较为准确地测量了金融市场在正常波动情形下资产组合的外汇风险，但实际金融市场中极端波动情景和事件时有发生。如果这些事件发生，经济变量间和金融市场因子间的一些稳定关系就会被破坏，原有外汇市场因子之间的相关性、价格关系以及波动性都会发生很大改变，而VaR在这种极端市场情景下存在较大的估计误差。为此，人们引入了EVT， CVaR， Copula， ES等方法来测量极端金融市场情景下的外汇风险。

1·极值理论

极值理论(EVT)是可以用来测量外汇风险极端情景下风险损失的一种参数估计方法，是研究分布的尾部状态的强有力的工具，其优点主要有两点:首先，不会像历史模拟法受到历史观测个数的限制，即使对于较小的显著水平的样本外VaR值也可方便求得;其次，该理论没有对收益率分布强加某个特定模型，而是由数据本身来说明尾部分布，这样就降低了模型风险。该方法局限性在于只适合于描述尾部的分布，对于较大的显著水平有可能导致大量的数据浪费。并且估计的VaR的精确性并不是很好，计算方法不易掌握，统计量的分析和估计方法比较困难。

国外学者将极值理论广泛地运用到外汇风险度量实证研究中。Akging (1998)利用极值理论研究了拉丁美洲黑市汇率分布特性;Koedijk (1990， 1992)基于极值理论中非参数尾部指数估计，实证研究了东欧7国黑市汇率收益的经验分布; Embrechts (2000)通过实证分析了极值理论的前景和缺陷，并作了全面的总结。国内学者詹原瑞等(2000)以及潘家柱等(2000)讨论了根据极值理论计算VaR的方法;马超群等(2001)提出了完全参数方法，它本质上是参数方法结合极值理论的运用，更进一步发展了该模型，但在我国极值理论的研究仅仅局限于定性分析中，并没有广泛运用到实际操作中来。

2·CvaR模型

条件风险价值CvaR模型(ConditionalValue-at-Risk)，即损失超过VaR的条件均值，代表超额损失的平均水平，可以反映金融头寸的潜在损失。CVaR表示损失超过VaR1-α(X)时的条件期望值。假定M是一个随机变量，表示金融资产的损益， VaR1-α(X)表示在100 (1-α)%置信水平下的VaR，则CVaR1-α(X)表示损失超过VaR1-α(X)时的期望值:

其中， qα是X的α%分位数。由于损益的分布f (x)没有必要是绝对连续的，通常可以用EX表示离散分布条件下VaR1-α(X)。该模型是一致性风险度量模型，具有次可加性，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VaR模型的缺点。它不仅考虑了超过VaR值的频率，而且考虑了超过VaR值损失的条件期望，有效的改善了VaR模型在处理损失分布的后尾现象时存在的问题。

Rockafellar等(2000)首先提出了CVaR的概念，认为该方法可以很好的应用于大型投资组合和复杂的情景分析中。由此，国内外很多学者均从VaR与CVaR的比较方面进行研究，如刘小茂等(2005)和殷文琳等(2006)均对VaR和CVaR度量方法进行了比较分析，发现CVaR独有的次可加性最能显示它相对于VaR的优越性，并给出基于条件风险价值的计量模型以及其在投资组合管理中的应用。

3·ES模型

ES (Expected Shortfall)模型是在CVaR基础上进行改进的一致性风险度量模型。ESp定义为在一定的置信水平p下，某一资产或投资组合在未来特定时间内的损失超过VaRp的条件期望。假设X为某金融资产的损失，其分布函数为F (x)，则ESp (X)可以表示为:

其中， F-1(α) =inf {x | F (x)≥α}。

当损失X的密度函数连续时， ESp可以简单的表示为:

ESp=E {x | F (x)≥p} (3)

Acerbi (2001)提出一般化的ES模型，认为该模型对于损失X的分布没有特殊的要求，在分布函数连续和不连续的情况下都能保持一致性风险度量。因此，该模型不仅可以应用到任何的金融工具的风险度量和风险控制，也可以保证在给定风险量的约束条件下最大化预期收益组合的唯一性。但是目前在我国将ES模型运用到外汇风险度量的研究还没有得到广泛的发展。

4·Copula方法

Copula是一种把多维随机变量的联合分布用其一维边际分布连接起来的函数，可以用它来研究与相形相关或VaR不能描述特征的相关极端事件相联系的一些问题。由于Copula可由随机变量的边际和相关性来确定，能够全面描述随即变量的联合性质，因此正态假设和联合分布建模问题都可以通过该方法来解决。

假定随机变量X和Y分别代表两种外汇资产的损失，它们的边缘分布分别为F (x)和G (y)，具有Copula函数C (F (x)， G(y)，则投资组合的VaR可表示为:

其中，δ代表资产X在投资组合中的权重，γ为限定值，它与置信水平α是相对应的。Copula函数可以解决传统的多元分布函数在实际应用中存在的解析式难处理、约束条件多的缺陷。当外汇组合中的资产已经确定，外汇市场风险可由一个相应的Copula函数来描述，从而构造灵活的多元分布函数，掌握资产组合内各金融资产收益的真实分布与相关关系。

将Copula函数真正应用于金融经济研究近几年才刚刚开始。在Nelsen (1998)比较系统地讨论了Copula的定义和构建方法后，许多学者系统地研究了Copula在金融中的一些应用，如Bouye等(2000)， Lindskog (2000)和Clemente等(2003)均运用Copula理论研究了如何建立有效的风险管理度量模型，并验证了该方法在求联合分布函数的便捷和准确性。

在中国， Copula方法的应用才刚刚兴起。吴振翔等(2004)拓展了Copula方法的应用范围，他们运用Archimedean Copula方法给出了确定两种外汇最小风险投资组合的方法，并对欧元和日元的投资组合做了相应的风险分析得到了二者的最小风险投资组合;罗薇等(2006)同样基于Copula结合具有不同边际分布模型来计算资产投资组合。但是目前以Copula为基础的相关性测度方法并不完善，属于需要做进一步研究的前沿领域。

二、外汇风险的间接度量

上文分析了外汇风险的直接度量方法怎样衡量汇率变动可能给企业带来的直接影响。同时许多学者通过研究发现，由于汇率的变动对于宏观经济变量发生作用从而又通过种种经济的传导机制，最终使企业的价值发生改变。这种未预期到的汇率变动所引起的公司价值的变化也叫外汇风险暴露，企业通常使用回归的方法来度量汇率波动与公司价值变动之间的关系，从而间接描述外汇风险。

外汇风险暴露的度量方法又可以分为两种，一种为资本市场法，另一种为现金流量法。资本市场法认为，外汇风险能影响企业的股票价格，因此Adler和Dumas (1984)首次提出外汇风险暴露可以由股票收益率对汇率波动的敏感度来度量，他们认为一单位汇率变动造成股票价值变动的大小，就是该资产的外汇暴露。因此外汇暴露是一个包括了以上因素的倾斜的回归方程，可以表示成:

P=α+bS+e (5)

其中， P是公司的股票价值， a是常数项; b是暴露的回归系数，表示为b=Cov (P， S) /Var (S); S是汇率的波动; e是残差项， E (e) =Cov (e， S)。

国外许多学者在Adler-Dumas模型上进行了发展， Jorion(1990)， Amihud (1994)以及Choi和Prasad (1995)都使用了一个两因素模型:

Rit=αi+βiRmt+γiXt+εit(6)

其中Rit为i公司t期的股价报酬率; Rmt为市场大盘指数报酬率; Xt是t期未预期汇率变动率。

许多学者利用该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均对其进行发展和完善，Martin (1999)利用指数平滑法发展了一个简单的汇率预测方法來估计投资人对汇率的期望值，这个变量可同时包含过去的汇率变动率和最近一期的汇率变动率，从而使结果比较客观和结构化。Bod-nar和Wong (2000)， Parsley和Popper (2002)以及Dominguez和Tesar (2001)也对该模型所度量的外汇风险暴露在变量指标的使用如汇率与市场收益率数据的选取上有建设性的建议。

由于企业在现实外汇交易中，可能不只一种货币的汇率对公司价值造成影响，因此当影响公司价值的汇率由单独一种货币的汇率变为多种货币的汇率后，公司i的价值决定的方程可以变为:

Vi=a+b1S1+b2S2+…+bmSm+c1K1+c2K2+…+cnKn+ei

(7)

其中， Sm为影响该公司价值的汇率; m， K为其他因素。可以通过上式求出各种外汇汇率对公司价值的“净影响”，即求出汇率Sm对该公司价值V的偏导数bm， m=1， 2，…， m， bm即为i公司面临的货币m的外汇风险暴露。

但是由于许多不发达国家股市的不稳定和不完善，容易受到许多人为因素和政府政策因素的影响而引起波动。许多对不发达国家所进行的股票收益率与外汇波动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用资本市场法度量的外汇风险暴露显著性均不是很明显。由此Shapiro(1990)提出，如果ΔPV/Δe (ΔPV为公司价值的变动，Δe为外汇的变动)不等于零时，公司将暴露于外汇风险中。他的研究发现，外汇风险暴露为公司价值因不确定外汇变动的影响而产生的变动，亦即外汇的变动会影响公司的现金流量。因此，他以营运的概念为出发点，认为外汇风险暴露的衡量可以用下面的回归式来衡量:

ACFt=α+AEXCHt+ut(8)

其中， ACF为t期的现金流量变动， AEXCHt为名义汇率变动率， a为常数项， ut为回归式的残差项。Brown (1995)， Walsh(1994)以及Martin和Mauer (2003)均采用现金流量法研究企业的外汇风险暴露，其模型表示如下:

Rit=ai0+aixext+ait(9)

其中， Rit为公司i在t时期的营业收入变动率， ext为汇率变动率， ai0为常数项， ait为残差值。由于一个企业的某个时期的营业收入的高低，不仅会受到当期汇率变动的影响，也应受到既往汇率变动的影响。因此，上述学者在该模型的基础上进行改进，加入汇率滞后的因素来探索竞争效果。由于他们均对将企业的月度营业收入代表企业的价值，采用落后四期的汇率变动，约一季度的时间来讨论企业的经营暴露状况:

其中， Rit为公司i在t时期的营业收入变动率， ex为汇率变动率， aki为落后k期的外汇风险暴露系数，εit残差值。用回归方法测量外汇经济风险暴露的优点在于:计算过程非常简便，并且其结果以数量的形式表示出来，简单明了，便于公司的管理人员进行其它定量分析。但该方法也存在着一些不足:第一，在计算外汇风险暴露时，只能计算整个外汇风险暴露，而难以将外汇经济风险暴露与外汇交易风险暴露、外汇会计风险暴露区分开来;第二，在选择模型形式时，若对模型形式的选择根据主观判断进行，则具有较大的随意性;第三，在构造模型时，难以将影响公司价值的所有因素均引入到模型中，从而在计算的外汇风险暴露中，既有外汇风险暴露也包含了其他因素引起的风险暴露，从而从结果上直接表现为模型的拟合效果均不是很好;第四，进行参数估计时，需要大量的数据，常常出现数据不足或数据难以获得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