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发展动力机制篇1

城市旅游即以城市为目的地的旅游活动。自20世纪80年代始，城市旅游作为旅游目的地的作用也愈发显著，已经成为现代旅游的支撑点。以接待入境旅游者为例，我国2000年接待人数超过20万人次的24个城市和另外接待超过10万人次的12个城市共接待2369.73万人次，占全国接待入境旅游者总人次的76.1%（200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统计年鉴）。由于城市旅游在城市复兴、城市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城市就业、满足居民游憩需求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受到政府和学术界的重视，成为关注和研究的热点。

一、研究背景

随着城市旅游的发展和竞争的加剧，城市旅游管理者和经营者过度重视旅游资源的开发、人造景点的建设和整个城市环境的绿化、亮化，而忽视城市特色的塑造和自身优势的挖掘的弊病逐渐显现：城市旅游产品雷同，缺乏个性，导致城市个性化旅游产品和服务特色丧失。其结果与城市旅游忽视发展动力机制的培育和城市旅游动力机制研究滞后不无关系。

城市旅游成为近年来旅游研究的主要热点之一，备受关注，国内外不少学者都进行了这方面的探索。国外page（1995）、dennis（1995）、van den berg（1995）和pearce（2001）都对城市旅游进行创造性地研究；国内，1999年保继刚、朱竑对珠海旅游发展驱动机制模型进行开创性的探索，是国内较早探索城市旅游动力机制的学者；2000年彭华借鉴利珀（leiper，1990）提出的人的需求+吸引物+信息的旅游吸引系统，提出了由旅游消费牵动和旅游产品吸引构成，并由中介系统和条件支持系统所联系的城市动力系统结构模型；2002年保继刚、刘雪梅对广东海外旅游发展作了定量化分析；2005年龙江智、保继刚运用“推——拉”（push-pull model）模型分析深圳、珠海两市旅游发展动力。但是，总体上目前关于城市旅游动力机制（driving mechanism）方面的研究还比较少，缺乏专门、系统的论述。

二、基本理论

（一）城市旅游动力系统结构模型

按照“推—拉”模式（push—pull model），城市旅游发展可以归结为两个因素：其一，旅游体验本质所决定的需求结构；其二，旅游城市所具有的相对优势（城市旅游引力优势）。同时，要实现城市旅游的可持续发展，也离不开中介系统和支持系统的作用，形成了由旅游消费牵动和旅游产品吸引构成，并由中介系统和支持系统所联系的动力系统所推动的城市旅游发展动力系统（图1）。

（二）旅游动力系统分析

1．需求系统

人对城市旅游的需求是城市旅游发展的原始推动力，旅游消费的推动,主要是研究需求结构和需求量及其未来趋势,以便制定城市旅游开发战略和促销战略。

2．引力系统

旅游活动具有资源指向性，旅游资源（旅游吸引）是吸引游客、发展旅游业的基础。城市是一种特殊的复合型旅游资源，具有综合性、营造性的特点。城市旅游引力系统主要有物质性和非物质性两部分组成，物质性吸引系统有：景观与环境吸引、设施吸引；非物质性吸引系统有：形象吸引、活动（经济、社会、文化等活动）吸引、氛围（苏州的江南风情、深圳的现代气息等）吸引和服务（旅游信息、接待等服务）吸引。

3．中介系统

中介系统是一个联络城市产品和消费的中间环节,它一方面把城市产品推向市场,引导消费,将旅游需求转化为旅游行为；另一方面又将需求信息反馈给城市旅游管理者和经营者,指导其制定城市旅游开发和促销战略。中介系统主要是指由各种传媒、宣传品、旅行社以及旅游交通等要素组成的，沟通城市旅游生产与消费的网络系统。

4．城市旅游支持系统

支持系统即城市旅游发展的大环境,它由硬环境（城市建设、交通、环境卫生、公用设施等）和软环境（社会、经济、文化、公共服务、城市管理、旅游政策等）构成。城市旅游支持系统是构成城市旅游形象的重要因素,对城市旅游吸引的营造具有很强的辅助作用，是实现城市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保障。

（三）城市旅游动力模型

由于旅游需求的多样性，城市旅游应根据不同层次的市场需求和产品供给情况，结合自己实际，抓住动力系统中的主导因素和优势，寻找适合自己的旅游发展模式。

1．城市旅游发展动力因素

城市旅游发展动力因素有主导因素和辅助因素构成。主导因素是指在推动城市旅游发展方面起主导作用的因子，是实现城市旅游发展动力源泉。辅助因素是对城市旅游发展起辅助推动作用的因素，它们不是吸引旅游者的主要吸引物,但对旅游者的决策和旅游体验质量有很大的影响。城市旅游的主导因素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城市旅游的不同发展阶段和时期，其主导因素和辅助因素之间可以发生转化。如深圳在20世纪80年代初，作为经济特区之一，特区优势是其城市旅游业发展的主导吸引力；20世纪90年代初，特区优势已经不明显，主题公园成为深圳城市旅游新的主打吸引力；由于主题公园特殊的生命周期，使其吸引力下降较快，深圳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具备发展商务、会展旅游的基础，强大的经济实力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内深圳旅游发展的主导动力机制。

2．城市旅游动力模型

城市旅游动力模型是一种主导动力驱动模型，根据城市旅游主导因素不同，城市旅游动力模型可分成四种类型：资源驱动型、经济吸引型、需求推动型和综合驱动型（表1）。

三、桂林城市旅游动力机制研究

（一）桂林城市旅游的现状

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央就明确了桂林市作为风景游览城市的定位，对桂林风景营建和旅游的发展进行了总体规划。桂林市旅游经历20世纪80年代早中期（1973~1977）以接待为主阶段、向经济产业转化的发展阶段（1978~1987）、低谷波动的停滞巩固阶段（1988~1996）和二次发展阶段（1997~ ）的曲折过程。现在通过旅游资源的整合、大桂林旅游圈构建、可进入性的提高等措施，实现了桂林旅游的二次发展（图2）。2002年桂林市共接待旅游者1095.8万人次，比上年增长8.58%。其中国内游客997.37万人次，增长8.89%；入境游客98.43万人次，增长5.54%；全年实现旅游总收入49.33亿元。

（二）桂林城市旅游发展的动力机制

1．桂林城市旅游发展模式

桂林市的旅游发展模式以“新桂林、新旅游、新享受”为主题，围绕以城市观光、休闲度假、会议会展商务等活动为内涵的“主题城市”旅游核心，发展民族风情、生态旅游、观光农业为重点，以加强桂南北旅游区、泛珠江流域和东盟自由贸易区旅游合作为辅助的旅游发展模式（图3）。同时，桂林市作为桂北旅游区的核心城市，其旅游发展应加强与自治区内桂南、桂东、桂西旅游的合作，特别是与南宁旅游圈在游客互送、会展商务旅游等方面的联动机制创新。

从桂林市旅游发展模式框图中，可以看出：城市主题（山水观光、休闲度假、会展旅游等）是桂林市旅游发展的主导动力，是一种强有力的形象招呼，“山水甲天下”仍是桂林市吸引海内外游客的核心力，同时，由于游客需求的多元化，桂林休闲度假、会展旅游也具有强劲的发展趋势；城市环境的改善、旅游资源整合、旅游形象的塑造以及居民和旅游从业者素质构成桂林旅游持续发展的重要辅助和有效补充；为把桂林建成国际性风景旅游城市，离不开良好的城市区域环境，桂林市旅游的客源覆盖全国，甚至全球的大部分国家：山水风光、休闲度假具有全球性，会展商务旅游主要为国内和东盟国际客源，民俗、生态旅游主要以区内和国内游客为主，因此良好的城市区域环境是桂林城市旅游发展重要影响因素，桂林城市旅游发展应充分重视区内、泛珠江流域和东盟之间的区域旅游合作。

2．驱动机制模型

（1）桂林旅游发展初期动力机制。桂林旅游发展初期，以政府促进型的山水观光旅游为主导因素的动力模型（图4）。桂林作为一座以秀丽的自然山水风光而著称于世的旅游城市，凭借桂林山水独特的风光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中外游客，山水风光的垄断性旅游资源成为桂林城市旅游的核心吸引力。桂林市凭借独特的旅游资源，塑造了“桂林山水甲天下”的城市旅游形象，吸引着无数中外游客，成为游客梦寐的旅游胜地。桂林市独特的山水资源、形象鲜明的旅游形象同时也迎合当时的国外旅游者观光、寻祖探亲的主题旅游需求。另外，桂林城市旅游在建国后迅速发展，与国家的支持政策休戚相关。建国后，中央就明确了桂林市作为风景旅游城市的定位，并给予桂林市旅游发展的政策等支持。因此，桂林旅游发展初期，形成了以山水观光为主导的动力机制。

（2）二次发展阶段动力机制分析。进入20世纪90年代，在世界经济处于相对低迷的状态时，中国经济异军突起，成为世界投资的热点地区之一。这种状况改变了旅华游客的主要动机：来我国的商务、会议、展览旅游迅猛发展。1996~2000年间，商务、会议游客占入境游客比重的平均为37.9%，仅比同期的观光度假游客比重少3.26%。同样，上世纪90年代后，中国综合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国民也由温饱步入了小康，随着老百姓经济条件的宽裕及空闲时间的增多，旅游不仅成为老百姓生活一个重要内容，而且人们的旅游消费观念也不断成熟，旅游需求结构走向了多元化。综上，国内外旅游需求结构在这一时期发生了深刻变化：观光、寻祖旅游观光、商务、会议、休闲度假，旅游需求结构的深刻变化，使经济因素成为推动城市旅游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在此期间，武汉、天津等城市表现明显优于桂林）。

然而，面对国内旅游需求结构的深刻变化，桂林并没有及时成功地实现城市旅游动力机制的转化，支撑着桂林旅游业继续进一步发展。由于桂林单一的山水观光旅游产品无法满足旅游者休闲度假、商务、会议等旅游需求，同时一些新兴旅游城市的兴起，加剧了城市之间的竞争，最终使部分游客专项其它城市，导致桂林市入境旅游在上世纪90年代一直处在低谷波动的停滞阶段（1988年~1996年），在第10名左右徘徊。

经过近10年的停滞，桂林城市旅游的管理者开始反思自身旅游发展模式，并不断进行新的发展动力机制探索。纵深发展和丰富以桂林山水为特色，以百里漓江画廊为主题的观光旅游业；加快桂林市周边休闲度假产品的开发和建设（桃花江旅游度假区、灵湖休闲度假中心、青狮潭旅游度假区等度假产品）；保护、开发文化旅游，形成自然与人文的融合（靖江王诚、阳朔西街等）；丰富民族风情产品系列（龙胜民族风情旅游区）；完善城市休闲、娱乐系统；加强区域合作，构建桂林—柳州—南宁—北海黄金旅游廊道，加强桂林和南宁之间会展旅游合作，客源共享；加快融入泛珠江流域以及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之间的区域旅游合作。桂林市通过整合旅游资源、加快城市旅游产品体系的构建、加强区域旅游合作等措施，形成了以山水观光、休闲度假和会展旅游为主题的城市旅游体系，山水观光、休闲度假、会展商务旅游成为桂林城市旅游发展的主导动力，新的动力机制（图5）的形成实现桂林市旅游的二次发展。

（三）启示

桂林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原汁原味的民族风情和优美的城市环境，这些优势恰恰适合国内外旅游者的新需求，因此，桂林旅游仍具有相对的优势和无尽的发展潜力。要桂林城市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对如下方面应予以充分的重视：

1．桂林旅游形象定位问题。旅游形象作为吸引游客的决定性因素，它不是不变的，而是在不断变化（受本底形象的强弱，传播中的形象以及传播的强度等因素的影响）。而“桂林山水甲天下”形象经过20多年的旅游开发面临老化的威胁，应尽快对桂林旅游形象重新定位，实现旅游形象的升级更新。

2．坚持环境整体优质提升的原则，继续加强市内景区、休闲娱乐设施建设，完善市内游憩系统。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出具规模的“两江四湖”夜间游览和游憩功能，加快城市会展设施的建设，与南宁实现南北联动，做活会议会展旅游项目。

3．城市旅游动力模型是一种主导动力驱动模型。不同时期同一城市主要旅游动力机制也可能完全不同，主导动力机制的转化与演变模式决定城市旅游发展模式。桂林旅游的可持续发展需要不断挖掘桂林旅游发展的主导驱动力，对城市旅游发展动力机制不断探索和创新，适时培育桂林市旅游发展的驱动机制。

四、结论

城市旅游发展过程中，往往注重旅游资源的开发、人造景点的建设和整个城市硬件环境的改善，忽视了城市旅游特色和形象的挖掘和塑造（即城市旅游发展动力机制培育），造成城市旅游特色趋同，特色不断丧失。然而，如何去挖掘和培育城市旅游的动力机制将成为城市旅游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课题。根据城市旅游动力系统结构模型（图1），城市旅游动力机制的培育：首先，认真分析城市旅游发展的环境和旅游市场需求结构的变化，把握旅游发展的主体趋势，抓住机遇，规避风险；其次，深入了解城市的文脉和地脉，分析城市旅游发展现状，挖掘特色和主导驱动力，培育城市旅游动力机制；最后，塑造城市旅游形象，创建城市旅游品牌，对接市场需求和城市旅游供给，并不断发展城市旅游动力机制。

本文选择以桂林市作为案例，是因为桂林市作为国内典型的传统旅游目的地，其城市旅游发展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对其他传统旅游城市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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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保继刚，刘雪梅．广东城市海外旅游发展动力因子量化分析[j]．旅游学刊，2002，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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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龙江智，保继刚．城市旅游发展的动力：理论分析与案例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5，15（1）.

城市发展动力机制篇2

中图分类号：F29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8-0422(2011)01-0113-02

城市群作为城市化发展的高级产物，其形成与发展会对其所在区域发展形成强大的推动力。在我国城市化快速推进的背景下，有越来越多的城市群兴起，而在每个城市群发展背后都有各自不同的发展动力机制。

1、城市群概念

1957年，法国地理学家戈特曼提出“大都市带”的概念以来，’世界上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研究城市群体组织。我国学者姚士谋认为：城市群(Urban Agglomerations)是在特定的地域范围内，具有相当数量的不同性质，类型和等级规模的城市，依托一定的自然环境条件，以一个或两个特大或大城市作为地区经济的核心，借助于综合运输网的通达性，发生与发展纯属于个体之间的内在联系，共同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城市“综合体”。崔功豪等认为：城市密集区是城市低级阶段，当城市密集区的城镇密度以及城镇之间的相互作用达到一定阶段，出现一体化发展的状态时，城市，密集区便实现了由量的积累到质的跨越，成为城市群。城市地区的空间序列的演化发展过程为：一般城市一都市区一城市密集区一都市圈与城市群一大都市圈一都市连绵区一都市带。由此可见都市群是城市地区发展过程的一种状态，它是由一个连续的空间范围内的若干不同等级的城镇，在中心城市的集聚与扩散效应下形成，并具有便捷的内部及对外交通运输系统，社会经济联系密切，产业分工协调的一种复杂城镇体系。

2、城市群发展的动力机制

城市群发展的动力机制是指促进城市群形成和发展的自然因素、经济因素和社会政治因素。城市群作为一种复杂的巨系统，每个城市群都有各自不同的发展动力机制，而产业的集聚与扩散效应是城市群形成和发展的主要动力：

(1)集聚效应

在工业化的初、中期，一些铁矿、煤炭、石油等资源蕴藏量丰富的区域依托当地丰富的资源发展重化TT业和能源工业，伴随着区域资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生产设施及其配套设施建设，同时发展了其上、下游产业及相应的服务性产业；在集聚效应的作用下，不同等级规模的生产相同或类似产品的企业在某一区域大量集聚，区内城镇之间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通过产业关联或其他方式逐渐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并形成合理的劳动地域分工体系，最终形成城市群。如德国的鲁尔区域城市群，我国的辽中南城市群和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等。

(2)扩散效应

随着技术和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在城市化过程中，由于集聚效应的作用，城市规模不断膨胀，产业迅速集中，并进一步促发了人口的大量集中，从而不可避免的会发生许多城市问题和社会问题，城市产业扩散是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个重要措施，产业扩散的结果是在一个城市周围，形成联系若干个中小城镇，这些城镇之间由于存在着密切的产业联系(或劳动地域分工联系)而联系紧密，最终以这一特大(大)城市为核心形成城市群(或都市圈)。

(3)区域网络化组织发展

区域内的网络化组织包括由交通运输、通讯电力等物质性线路组成的物质性网络和由市场中各种要素资源流动形成的非物质性网络两种。

物质性网络组织对城市群形成的促进作用可以分为两种情形。在工业化发展的初期和中期，在一些交通运输业发达的港口城市，凭借其发达的交通运输网络发展如石油、化工、钢铁工业等相应的传统产业，大量的不同规模的产业包括其配套产业、前后相关联产业和服务产业受集聚效应的作用而在某一区域集聚，导致了区域大批城镇的迅速发展，这些城镇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而最终形成城市群。

另外一种情形是相互邻近的城镇之间，通过空间相互作用而逐渐形成由铁路、公路、管道、通讯线路、电力等各种线路形成的物质性网络组织，借助现代化的网络组织各城市之间既可以沿相应的轴线进行产业布局又可以开展分工合作，增加区域城镇之间的相互联系，形成各具特色的劳动地域分工体系，最终形成城市群。

3、呼包鄂城市群概况分析

3.1　区域背景分析

呼包鄂城市群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西部的核心区，是内蒙古的政治文化经济及工业中心。其形成与发展是内蒙古近几年取得飞速发展的最强动力，而呼包鄂城市群的发展与内蒙古整体发展息息相关，密不可分。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内蒙古经济发展明显加快。2000年至2008年，内蒙古经济增长了2.66倍，年均增长17.6％，增速快于同期全国水平7.4个百分点，并连续7年增速居全国第一。2008年。全区完成生产总值7761.8亿元，位于全国第十六位，西部第二位。截至2008年底，全区按常住人口计算的人均生产总值达到32214元，按2008年年平均汇率折算，为4638美元，居全国第八位，连续6年保持西部第一位。2008年全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4431元，位于全国第九位，西部第一位。2008年末全区城镇人口1248.26万人，城市化率达到51.7％，高于全国平均水平6个百分点，并且城市化水平仍在稳步增长。

3.2　呼包鄂城市群发展现状

呼包鄂城市群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部，由呼和浩特、包头和鄂尔多斯三个地级市组成，下辖9个市区、2个矿区、15个旗县、81个建制镇、223个乡镇苏木。三市总面积13.2万km2，总人口670万(20D8年)，域市化率达到67.2％(2008年)。2009年，呼包鄂三市GDP总量达到5720亿元，占全区GDP总量的59％；地方财政收入达到810亿元，占全区财政收入总量的58.8％，呼包鄂经济发展水平已与沿海发达地区比肩。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从国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23项指标来看，呼包鄂大部分已经达到或接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水平；从衡量现代化主要标志的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城市建设三组指标来看，无论是三市GDP、恩格尔系数还是人均居住面积都已经达到或接近基本现代化的水平。

4、呼包鄂城市群发展动力机制分析

城市群在起步阶段对自然因素的依赖较强，因此城市群往往形成于自然条件良好、地理位置优越、资源富集的地区。而在城市群的发展壮大阶段，经济发展水平，经济总量，产业结构，经济地位，产业分工协作等经济因素的影响力将不断加强。城市群的人口规模，人口分布，人口密度，国家方针政策，城市化水平等社会因素也是重要的城市群发展动力机制。城市群的形成离不开大量人口的集聚，而国家政策如基础设施建设，政策引导等对城市群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一个城市群的形成和发展往往受到多种动力机制的共同影响，而同一机制在不同城市群发展的阶段有不同的外在表现。

4.1　自然因素

4.1.1　区位条件

呼包鄂城市群位于内蒙古中部，是连接西北华北和东北地区的重要节点，也是我国西部开发出海通道。与京津塘和关中城市群相邻，靠近西北经济圈和环渤海经济圈，北部与蒙古国接壤，有方便的对外贸易口岸。位于众多城市群和经济圈的辐射范围内是呼包鄂城市群最大的区位优势，与周边经济实体的相互作用也必将加快呼包鄂城市群的发展速度，并提升呼包鄂城市群在区域经济活动中的影响力。

4.1.2　资源条件

呼包鄂地区矿产资源丰富，探明煤炭储量为1592亿吨。占自治区已探明储量的70％，拥有东胜、准格尔等我国著名的大型煤田。天然气总资源量4.57万亿m3，探明储量为7000亿m3，其中苏里格天然气探明储量已达6026亿m3，是我国最大的天然气整装气田。稀土储量居世界首位，白云鄂博稀土总储量就达1亿吨。约占世界已探明储量的50％以上，占全国储量的800以上。已探明铁矿保有储量17亿吨，占自治区保有储量的70％，其中以自云鄂博大型铁矿最为著名，有色金属和非金属矿产资源蕴藏极为丰富。主要非金属矿产储量为，天然碱6000万吨、芒硝70亿吨、高岭土65亿吨、石膏35亿吨、方沸石5000万吨，并且匹配条件好，靠近煤源、靠近黄河水源、靠近电网。黄河贯穿“金三角”腹地近千里，多年平均径流量250-350亿m3，土默川平原是优质富水区，相对充足的水源为呼包鄂地区经济发展和生活用水提供了保障。

4.2　经济因素

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呼包鄂城市群依托资源优势在经济发展方面获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2009年，三市GDP总量达到5720亿元，占全区GDP总量的59％：地方财政收入达到810亿元，占全区财政收入总量的58.8％。虽然在经济总量上无法与长三角和珠三角等城市群相比，但在人均水平上已与沿海发达地区比肩。呼包鄂经过十年的快速发展，已经基本实现了城市群起步阶段的原始积累，为城市进一步发展壮大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4.2.1　产业结构

目前呼包鄂城市群的三次产业结构已经演进到4.0：52.1：43.9，形成了二三一的产业结构形式，按照C，克拉克和A.G.B，费希尔的区域产业机构理论的描述，呼包鄂城市群已经进入了工业社会的成熟阶段。三市主导产业各有偏重，呼和浩特作为内蒙古首府城市，是自治区政治、经济、科技、教育、艺术、文化中心，第三产业较其他两市更为发达。包头则是偏重工业的传统工业城市。鄂尔多斯偏重于利用资源优势，发展能源产业。在产业结构方面，呼包鄂三市之间并没有出现严重的产业趋同，重复建设的现象，而是形成了优势互补、分工写作的良好局面。

4.2.2　特色产业

呼包鄂能源化工产业，在产业链方面不断延伸和拓展，在科技含量上不断提高创新。正逐步成为我国现在化能源基地。此外，畜产品加工业在全国处于领先行列，呼和浩特作为我国乳都，拥有伊利、蒙牛等乳制品行业的领军企业，在乳制品加工制作方面无论是规模还是技术都领先于国内其他地区。鄂尔多斯的羊绒制品加工行业在国内处于先进行列。包头拥有世界第一的稀土储量，稀土产业的研究和开发已经走在世界前列。另外，呼包鄂地区拥有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旅游业正不断发展壮大，以蒙古族风情及草原文化作为特色的生态旅游，每年都吸引着数以万计的游客前来观光旅游。

4.3　社会政治因素

4.3.1　人口条件

呼包鄂城市群最突出的特点是地广人稀，截止2008年，三市总人口达到690万人，其中呼和浩特260万人、包头251万人、鄂尔多斯159万人。三市总面积13.2万km2，城市化率达到67.2％。虽然人口规模于国内其他城市群相比处于劣势，但在人均经济指标上已经达到国内发达城市水平。呼包鄂城市群人口素质相对较高，三市集中了全区60％以上的科研开发机构，75％的科技人员和大部分自治区重点高校。人口分布方面60的人口集中于市区。其中，呼和浩特市区人口为160万人，包头市区人口为180万人，鄂尔多斯市区人口为60万人。旗县人口分布较少，人口密度偏低。

4.3.2　政策条件

国家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为呼包鄂城市群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一系列优惠政策及大量资金的投入，在加快呼包鄂基础设施和工业园区建设步伐的同时也加快了呼包鄂城市化的进程。呼包鄂城市群充分利用国家优惠政结合自身优势，在短短十年间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4.4　交通条件

呼包鄂城市通联系主要以公路铁路为主。公路方面，有G110、G109、G210、G209等交通干线与华北、东北、西北、华中地区及蒙古、俄罗斯等国相通。三市之间基本形成了便捷的高速公路环网，城市群内部实现了三小时内互通。铁路方面，京包、包兰线横穿呼和浩特和包头，包神线(包两线)、纵贯包头和鄂尔多斯。另外还有丰准线，集二线，集通线等铁路与自治区内其他盟市连通。航空客运方面，三市各有机场一座，分别有呼和浩特的白塔国际机场、包头的二里半机场和鄂尔多斯的伊金霍洛机场，其中呼和浩特的自塔国际机场是首都机场的最大备用机场，开通国内国际70多条航线，可通达国内各主要城市和欧洲、亚洲主要城市。

5、总结

目前呼包鄂城市群已成为内蒙古最为发达的地区，是全国重要的能源重化工业基地、西部地区发展最快的经济板块和全国最为活跃的经济区域之一。呼包鄂地区虽然发展较快，但是还存在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例如：呼包鄂城市群总体实力还不强，与长三角、京津唐等城市群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城市群内的中小城镇发展相对滞后，还未形成完善的城镇等级结构体系。另外社会生产力水平不高，科技创新能力较弱，低水平的同构发展、恶性竞争现象却相对严重。

与国内其他大型城市群相比，呼包鄂城市群人口总数较少，且分布不均。约60％的人口集中于市区，旗县人口数量少、人口密度低、发展动力不足。城市群首位度较高，城市群内中小城镇发展滞后。应着力发展人口较多，经济基础较好的中心镇，加强中心镇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引入劳动密集型产业，增加劳动就业岗位，加快中心镇人口的机械增长速度。将条件好的中心镇发展为县级市，并逐渐发展为城市群次中心，再利用次中心带动周边旗县发展，最终完善呼包鄂城市群的城镇等级结构体系。

在城市群产业结构优化过程中，可以将中心市区的一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至周边发展条件较好的中心镇，以带动中心市区周边小城镇的快速发展。加大对于高新技术园区建设的投入，一方面积极引进技术密集型的高新技术产业，提高产业经济效益，另一方面，为承接京津冀地区产业转移提供良好的条件。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劳动就业岗位，提高流动人口数量，加快城市人口机械增长。另外还应注重高科技人才的引进，提升能源产业科技创新水平，提高产业附加值，拓展产业链，发展循环经济。

在呼包鄂城市通网络建设中，应加强城市群内支网建设，提高城市群网络密度，为城市群内各旗县发展提供便利的交通条件。抓住国家大力发展高速条路的时机，建设连通包头至西安、呼和浩特至北京的高速铁路，形成京津唐城市群一呼包鄂城市群一关中城市群发展轴线，缩短三个城市群之间的时空距离，加强相互之间的联系与合作。加强与自治区内周边各盟市的交通联系，形成网络结构，为呼包鄂城市群发挥区域带动作用提供便利条件。

参考文献：

[1]姚士谋，中国的城市群[M]，北京：中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2.

[2]崔功豪等，当代区域规划导论[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5.

城市发展动力机制篇3

一、南充市小城镇概况

南充作为农业大市、丘陵大市、人口大市，小城镇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2008年全市124个国、省、市试点小城镇工商税收、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高出平均15%、20%。全市试点小城镇中有113个完成了规划，形成特色鲜明、风格各异的小城镇群体，2008年上半年全市集镇投入基础设施建设资金达3800万元，启动开发新区5.8平方公里，建成城镇生活污水净化池85处，小城镇道路硬化率达95%以上，自来水普及率100%，人均绿化面积超过3.1平方米；试点小城镇兴建各类专业、特色、综合农贸市场80个，面积近50万平方米；新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8万多人。小城镇建设渐入引农入镇、引资建镇、以商活镇、以企富镇、产业立镇的发展轨道。

同时，也暴露出诸如城镇规模偏小、布局过密、过散、基础设施落后、城镇建设水平低，品位不高、规划布局失衡、环境污染严重等问题。经验表明，当城市化水平低于30%时，农村远离文明；达到50%时，城市文明普及率将达70%；达到70%时，城市文明普及率将达到100%，基本实现城乡一体化。目前南充的城市化水平不到30%，仅相当于世界1950年的平均水平，发展任务艰巨。按四川省委要求，以城镇化水平45-50%计算，到2020年，南充市将有近200万农民转化为城镇居民，面对人口、就业、住房、环境等诸多压力，结合南充实际，必须重点发展好小城镇，对其发展的动力机制和策略进行研究。

动力机制，是指小城镇所必需的动力的产生机理，以及维持和改善这种动力产生的各种经济、制度等所构成的复杂的自然和社会因素的综合系统，它决定着小城镇的发展道路和对策选择。由于小城镇是“乡村之首，城市之尾”，不同地域、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其发展的动力系统结构各不相同。分析它有利于总结经验教训，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指导小城镇建设。由于南充在自然、经济、社会各方面有其独特性，因而在小城镇发展动力机制上必有其不同的特点。南充应以人为本、科学发展，合力用好动力机制，走健康发展、特色发展的城镇化道路。以下就南充市现阶段小城镇动力机制及策略和新型动力机制与策略作探析。

二、现阶段动力机制与策略

（一）经济驱动

小城镇发展是非农产业形成和农业人口转化成非农人口的过程。本质上讲，非农产业形成聚集是最原始的动力。农业的发展是小城镇的基础和前提，工业化是 “发动机”，第三产业是“后劲力量”。产业结构的演进改变了小城镇的形态和规模，进而影响其发展的过程。培育和发展有活力的“经济细胞”，是小城镇建设必须遵守的法则。

为此，南充市可以采取以下策略：

1、与发展工业结合，走“以工兴镇”的路子。如潆溪、小龙、龙门、七里、定水、新政等镇，大力招商引资，创建工业园区。

2、与农业产业化结合，走“以农强镇”的路子。如河舒、双龙、义兴等镇，依托丰富的农业资源，大力发展优质农产品保鲜、加工、运输业、延伸农业产业链条，促进农民增收。

3、与商贸发展结合，走“以商活镇”的路子。如伏虎、老观、建兴、小桥、李渡等镇，通过兴建各类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和日杂百货商场，刺激农村消费，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4、与文化旅游业发展结合，走“以旅富镇”的路子。如江南、马鞍、西兴、木老等镇，充分利用本镇资源，积极发展旅游业和农家乐，带动三产发展。

（二）市场驱动

市场动力机制是指在商品经济条件下，社会经济的各环节和组成部分通过市场建立其内在的有机联系。市场供求关系变化、企业间竞争、价格涨落、利率高低等都会带动和制约整个社会机体的运行与发展，使投入产出最优，从而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有效利用。应充分运用市场动力机制，打破区域、行业和所有制界限，“以人兴市、以市兴镇、以镇促市”。

南充须大力培育农村市场体系，推行“农工贸、贸工商、产加销”一体化经营，发展外向型经济，开拓国际市场。同时，与市场建设相结合，积极扩建、改建、新建各类市场，使区域性综合市场形成规模，上等级、上水平、发挥中心市场作用。

（三）环境驱动

城镇从本质上来说是人口居住地，是“居民点”。使城镇环境优美，生产、生活条件远优于农村，有利于吸引人口迁移聚集，带来资金投资创业，发展第三产业，使“城”变成“市”，否则充其量只能是一个生产地，难以发挥城镇的其他职能。

为此，南充市应注重生活居住环境的不断优化，在功能分区和住房、休闲、娱乐、教育、文化、卫生、工作、结构等功能分区布局上要科学合理，尽可能以方便人们生活需求为目的。在供水、排水、供电、通讯、交通等方面不断优化。特别是抓住国家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扩大内需的机遇，争取资金项目，加强小城镇的道路、供水、电力、燃气、绿化、美化、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营造出生态自然、绿化精致、风格独特的投资和居住环境。

（四）工业化驱动

工业化发达程度主要表现在：当地形成发展的工业生产，大城市工业向农村的渗透分散推进。前者以当地资源优势为依据，发展污染小（无污染）、投资少、见效快的加工企业为主，特别是农副产品加工、深加工工业，带动特色农业及农村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增加农民收入。后者为避免城市环境问题不断恶化，将一些工业适当布局到其周围的农村小城镇，有利于资金、技术合理流动，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

为此，南充应依托成渝工业生产、技术、资金、人才优势，主动承接沿海产业转移，实现新跨越。

（五）比较利益驱动

农村城市化的动力表现为农业系统内部的强推力和非农产业外部的强拉力的双重作用，驱动人口从农业转向非农产业，从农村转向城镇。由于农业的弱质性和农业的落后以及人多地少、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快速增长、城市收入增长远快于农村，使城乡差距持续拉大，农业内部的斥力增强和非农产业的吸引力加大。实践证明：农村城市化进程中，政治驱动因素减少，利益驱动因素增加，速度加快。

就南充而言，城市化水平落后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欠发达，工业化进程缓慢，比较利益驱动不力。小城镇建设应合理布局，科学规划，以农业产业化为契机，培植有特色的优质中小企业、，积极发展第三产业，营造小城镇建设的宽松环境，按市场化机制运作、让广大市民富裕。

（六）大城市辐射驱动

大城市的辐射是小城镇发展的外在动力之一。随着大城市人口的增长和经济活动集中度的提高，城市中心区环境、交通、住宅、企业、用地等均处于相对饱和状态，城市的经济活动或城市的职能向外延伸，各要素急需外移，由此带动城市周围农村地域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南充在成渝经济圈中，劳动力、产业政策、土地、交通以及房地产等方面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南充小城镇应依托成、渝、南的强力辐射（尽管尚不能覆盖全部的小城镇），以最低的成本、最大的收益，接受现代科技、文化知识、思想观念和日新月异的经济信息，接受中心城区的经济支援，从而以较快的速度发展。

（七）规划导向驱动

生产要素的集聚化、规模化，促使城镇化成为现实。如果小城镇规模偏小，达不到空间集聚要求，也达不到适度规模要求，难以形成较为完善的城镇供水、排水、供电、供热、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体系，以及商业、科技、教育等社会化服务体系，不仅严重浪费土地资源，而且不利于企业的集群发展，提高城镇效益。反之，城镇过密分布，导致集聚效益不足，辐射半径过小。因此，要有科学合理的规划导向机制，科学合理地确定小城镇建设的数量和规模。并实行最严格的土地和水资源的监管，盘活用好存量建设用地。

按公认标准，如果居住在城镇的人口达到总人口的70%，就基本实现了城镇化。为此，南充应按相对集中的新思路，创新发展方式，坚持“统一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开发、配套建设”的路子。有选择地发展少数重点小城镇，集中发展县城所在地或达到一定规模和经济实力、具有区域增长点意义的城镇型建制镇和中心镇，增强重点小城镇的集聚规模效应。应以县城所在镇15-20万人口、中心镇4-7万人口进行小城镇规划，以免遍地开花、力量分散，少走弯路。通过其集聚效应和扩散效应，形成各具特色的小城镇。

（八）政策导向和政府扶持驱动

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制度因素，制度创新是推动技术创新和应用，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政策上应扶持小城镇发展，改善投资环境，加大文化教育投入力度，在居住、择业、医疗、养老、保险、信贷、子女就学、就业等方面的进行制度创新。探索鼓励人口、资金、产业向小城镇聚集的有利政策，保障小城镇健康快速发展。

南充应不断创新小城镇产业发展机制，继续实施项目推动策略，以优惠政策吸纳资本进镇购房、建房、经商办企业。2008年，南充市固定资产投资达297亿元，增幅达48.1%，工业集中区新增20平方公里，达历史最好水平。2009年固定资产投资将突破400亿元，力争达到430亿元。大手笔、大气魄，必将带来大变化、大发展，不断壮大城镇规模，繁荣城镇经济。

（九）投资驱动

解决小城镇建设资金问题应主要依靠镇民和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创新投入机制，广开资金来源，逐步建立以集体经济积累和镇民个人投入为主，国家、地方、集体、个人共同投资的多元化投资体制。构建政府资本、金融资本、民间资本多元汇聚的格局。运用产权换资金、资产换资金、存量换增量等市场机制筹集资金。广泛吸纳区域内外和境外资金。

为此，鼓励企业和个人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允许其以一定的方式回收投资；抓好城镇产业的发展，着力培育市场体系，为城镇化提供经济支撑体系；金融机构要向城镇建设提供中长期信贷支持；地方财政要逐步加大城镇化建设资金投入；经营好城镇，推进基础设施建设的市场化。

（十）经营管理机制驱动

目前小城镇建设还存在建设不规范、按长官意志办事、管理不到位等问题，须采取有效措施，树立经营城镇新理念，促进城镇化进程。把小城镇建设纳入规范化、法制化轨道，促进城镇管理水平迈上新台阶。

为此，要完善小城镇建设的法规标准，规范管理程序；要规范规划设计市场和建筑市场，逐步建立备案制度和市场准入制度；要健全机构，配备合格的小城镇建设经营管理人员；要疏通公众参与渠道。

三、新型动力机制与策略

（一）企业集群驱动

企业集群使中小企业平均成本降低、劳动力资源素质提高并得到充分利用、市场份额扩大、具有明显的知识溢出效应。集群带来统一的规划，完善的市场设施，使企业获得外部经济效益，尤其是相同或相关产业聚集在一起，所需的水、电等基础设施大致相同，使公共服务业得以实现规模效益；同时，企业合作，可集企业全体力量，对外竞争，获得竞争优势；且企业与企业的专业化分工，品种齐全、质量提高，竞争力越来越大；由于企业位置集中，运输距离短，既方便费用又低，效益提高。

随着更大规模企业集群的形成，已成为南充小城镇经济发展的持续动力。据估计，企业集群中企业数量每增加10%，该地区被未来投资者选中可能性增加5-7%。

（二）返乡创业驱动

南充市176万人的劳务大军中，已有近10万名省外务工人员回归家乡。农民工大量返乡，无疑对南充市短期就业形势带来压力，同时，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的改革信号与新的强农惠农政策，对农民工返乡具有较大吸引力。这部分“新型农民”将是南充市实施项目推动战略、推进小城镇建设的宝贵人力资源。他们在外闯荡，开阔了视野，不但练就了一手好技能，而且还具备令行禁止、组织纪律性强的优点。因此，要借农民工返乡之机大力宣传政策，在土地流转、工商登记、税收、信贷等方面实施优惠，鼓励扶持在外积累了一定资金、技术的本地能人回乡创业，让他们有业就、有事干。

（三）旅游业驱动

旅游业是通过自然风光、名胜古迹等以及提供与之相配套的服务产业，几乎没有污染，就业容量很大，被国际上公认为是良好的创汇项目和最具活力的新经济增长点。发挥旅游业这一产业的龙头作用，通过招商引资改造和建设镇区，加大对旅游资源的开发力度，突出旅游产品特色，树立鲜明的地域形象并带动第三产业的发展，是南充新的经济增长点。

南充首批15个“特色乡村旅游示范村”已经敲定，这类小城镇具有名胜古迹或自然风景资源。目前有农家乐1200多户，其中星级农家乐78家，规模经营业主500多个，吸纳就业人数近万人，2008年全市农家乐实现旅游总收入7500多万元，进一步推动了以旅助农、城乡互动的发展目标。

（四）现代交通驱动

交通是城镇发展的重要动因，铁路、公路、河流干线将对沿途城镇发展起到明显带动作用，交通条件对沿线城镇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在现代经济高速发展社会中，交通条件对沿线城镇发展的影响更大。

南充便利的交通条件使该地区小城镇发展获得了良机。要充分利用这些便利交通条件，大力发展第一、三产业，以促进小城镇快速发展。

（五）知识经济驱动

在知识经济时代，第三产业占主导地位、产业结构软化。随着第三产业比重不断提高，出现了“经济服务化”趋势。如日本和美国服务化经济占据了GDP比重的50%以上。知识经济时代由于通讯与网络技术的发展，为经济要素的自由流动提供了可能。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交通通讯、网络技术的高速发展，削弱了地域空间对经济布局的限制，区域经济发展层次趋于样化。产业经济布局的空间拓展，为南充资源要素的重新组合与流动创造了崭新的构架方式，为南充城镇化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使受制于资源短缺，经济得不到快速发展的南充小城镇获得了新的发展可能。

四、结束语

小城镇的发展，内在动力是基础，外在动力是推力，新型动力是后劲；市场机制是主导，政策驱动是辅助。以人为本、科学发展是发展方向。南充应合力用好动力机制，走健康发展、特色发展的城镇化道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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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发展动力机制篇4

城乡一体化的动力机制，是指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所必需的动力产生机理，以及维持和改善这种机理的各种组织制度、经济关系所构成的综合系统（王彩红，2011）。目前，国内学者对城乡一体化的动力机制进行了一定研究。总体上看，城乡一体化动力机制研究处于探索阶段，尚无统一的认识和范式，研究城乡一体化驱动力是当前城乡一体化研究的一个重点内容。导致城乡二元结构的原因主要是城乡间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方面的差异引起的，城乡间这种具有级差特性方式必然在推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具有重要作用。因此作者引入经济极差、社会级差和生态级差的概念并诠释其在海口市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作用。

海口市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背景

根据2011年海口市统计年鉴，海口市幅员面积2304.84km2，其中已有城市建设用地（建成区）面积363 km2，城市规划建设面积1304.8 km2；农用地（郊区）面积1756 km2；未利用土地面积153 km2。户籍人口150.86万，其中非农人口89.77万，农业人口61.09万。全市共辖4个区、24个镇，是一个典型的中等城市。

利用以上数据可计算得海口市：

数据表明海口市目前59.51%的城市化率相对于我国平均51.3%的城市化率（同期我国城市化率为51.3%）要高8.21个百分点。我国多数城市学者研究指出：介于中国特殊的国情，中国的城市化率水平不宜太高，应该以60%左右为宜（杨荣南，1997）。目前海口市的城市化率达到了59.51%，表明海口市近年进入并正处于城乡一体化阶段。该数据指标使海口市的城乡一体化有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另外，海口市的土地城建率只有 15.75%，远低于与城市化率相适应的水平，但海口市目标规划的土地城建率为 56.61%，该数据与城市化率相适应。即政府在规划方面无形之中为海口市城乡一体化提供了推动力。

海口市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动力机制实证分析

在综合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认为导致城乡二元结构的原因主要是城乡间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方面的差异，城乡间这种具有级差特性方式必然在推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具有重要作用。文章将推动海口市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动力因素概括为三个，即：经济级差（主要是城乡居民之间的经济矛盾）；社会级差（主要是社会背景、户籍制度、文化差异、亲缘关系等）；生态级差（主要是资源、环境等共享矛盾）。

（一）经济级差动力分析

追求经济利益一直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城市化过程便是一个鲜明的例子。财富的积累直接加快城市化的过程，吸引着大量人口迁移进入城市，城市的集聚力或是向心力导致人力、资源、资金涌入城市，而郊区依然缓慢地发展着自给自足的农业。这种现象可由弗里德曼的中心-理论和郝希曼的极化-涓滴效应理论得到很好的解释。笔者重新审视城市化演进的序列，如图1所示。

显然，图1中，在0-3时间段内，城乡关系表现出明显的二元结构特征，城乡分割、对立严重，尤其在经济方面，城市与乡村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城乡居民各经济指数差距明显。笔者摘录了海南建省1987年和2000-2011年共12年的某些代表海口市城乡经济级差的数据指标（见表1）。

从表1可以看出，几乎所有年份海口市乡村居民的年可支配收入都不及城镇居民的1/2。几乎所有年份海口市乡村居民的年消费额都不及城镇居民的1/2，有些年份甚至不及1/3，海口市城乡居民存在明显的经济矛盾。

由表1数据，笔者计算出反映城乡协调发展能力的指标：城乡居民收入差异度系数S和城乡居民消费差异系数M（紫蕊，2006），计算出海口市的S、M值。其中：

（1）

（2）

式（1）中S为城乡居民收入差异度系数，S1为乡村居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S2为城镇居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式（2）中M为城乡居民消费差异度系数，M1为乡村居民消费水平，M2为城镇居民消费水平。S、M值越大，收入、消费差距越大，经济级差就越大。分别计算海口市1987和2000-2011年的S、M值，计算结果为：

S87 = 0.296 S00 = 0.516

S01 = 0.544 M87 = 0.397

M00 = 0.506 M01 = 0.533

S02 = 0.612 S03 = 0.608

S04 = 0.602 M02 = 0.667

M03 = 0.694 M04 = 0.613

S05 = 0.607 S06 = 0.612

S07 = 0.627 M05 = 0.604

M06 = 0.613 M07= 0.604

S08= 0.632 S09= 0.630

S10 = 0.631 M08= 0.619

M09= 0.517 M10= 0.646

S11= 0.638 M10= 0.640

以上数据从宏观上看，S、M都有增大的趋势，特别是相对于建省前，说明城乡经济差距在扩大。其中S、M在2002年后都大于0.6，两者都属于差距偏大。

再融合学术界常采用的恩格尔系数来反映海口市城乡居民经济差异：

恩格尔系数E：指食品消费支出占全部支出的百分比。据联合国粮农组织规定：E大于59%为贫困；49%

数据E显示：建省前，城镇居民生活接近贫困，但分配高度均衡。随后恩格尔系数呈下降的趋势，2007年达到39.0%的水平（接近富裕），但随后又逐渐上升，总体上来说，城镇居民现阶段基本处于小康水平（见表2）。

根据相应年份统计年鉴数据2005年海口市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52.8%，2010年为51.1%， 2011年为49.9%，总体上来说，乡村恩格尔系数有下降的趋势，现阶段处于温饱的水平，但是城镇和农村恩格尔系数E值差值仍然较大（2005年差距8.7%，2010年差距9%，2011年差距6%），这说明海口市城乡居民的经济差距仍然偏大。

经济级差综合分析与结论：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城乡居民收入差异度系数S、城乡居民消费差异度系数M和恩格尔系数E在近些年都处于一个较高水平，所以有理由推断海口市城乡经济级差在近些年达到峰值，城乡分割和对立的矛盾在经济方面比较尖锐。在收入和消费不平衡的情况下，难以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必然会从差异的高峰缓降下来，扭转城乡严重割裂的现实，寻求更持续协调的发展之路。此峰过后海口市进入城市化序列的第四阶段――城乡融合，即城乡一体化阶段，这和笔者前面所述“目前海口市的城市化率达到了59.51%，也就是说海口市近年进入并正处于城乡一体化阶段”结论相吻合。充分的数据表明海口市在经济级差的矛盾动力推动中逐步实现城乡一体化。

所以由经济级差分析得出结论：经济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充当着头号角色，没有经济的保障，城市化不可能顺利演进；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城乡一体化便开始客观地进行，而其中的动力之一就是经济发展到城乡经济级差达到某一峰值时隐性或潜在的驱动力。

（二）社会级差动力分析

1.海口市作为经济特区所拥有的比较优势。经济特区与非经济特区在全国范围内存在着社会级差。海南建省十年后的1998年对比建省前夕的1987年，全市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5.2倍，年平均增长18%，当年GDP占全省的25.1%。增幅比全国大多数非经济特区和全国的平均水平高多个百分点。社会级差中，经济特区与非经济特区经济发展的差异性间接决定了城市化模式的多样性，海口市城市化模式类型在我国特殊的政策制度下属于“自上而下”型城市化，海口市在国家的支持下，直接推动着海口市的城市化，而城乡一体化是城市化的高级阶段，直接推动城市化便是间接推动城乡一体化。

2.户籍制度改革的驱动力。海口市城乡一体化进程，户籍制度方面的改革作出了很大努力，提供了强大的驱动力。海口市一方面努力将符合转成城镇户口的乡村农民尽快转入城镇，减轻了农民的压力和负担，提高了农民的信心和积极性；一方面努力促使城乡户口的平等，积极推动了城乡一体化的顺利进行。

3.海口市发展潜力分析。一个城市的发展程度除了现实指标，还有一些潜在的指标，这些潜在的指标在不同城市有不同的潜力，推动力自然也不同，因此，在发展潜力方面也存在社会级差，比如人口素质。这些在推动城市化和城乡一体化方面会发挥很大的动力作用。下面就人类发展指数（HDI）对海口市发展潜力加以分析：

1990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提出了人类发展指数（HDI）的概念，它是由1岁预期寿命，成人识字率和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3项指标计算得出；它反应的是某一地区的综合人口发展素质，间接指示该地区的经济、生活、教育等综合发展潜力；HDI计算方法是（国内）：在一个国家内，找出上述三项指标的最大值MaxXij和最小值MinXij，然后把需计算的地区的3项指标数值Xij代入以下公式（3）、（4）计算指数Iij，可得出3个指数I1j、I2j和I3j：

（3）

（4）

其中HDI高于0.8为高人类发展水平；0.5

计算结果：I1j=0.154、I2j=0.071、I3j=0.616；则海口市HDI=0.720。

同期我国的人类发展指数为HDI=0.768。海口市的HDI结果显示海口市人类发展指数在全国省会城市和直辖市范围里发展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综合人口素质发展水平略低。前面已述城乡一体化是城市化的高级阶段，其基本条件就是要较高人类综合素质的支撑。海口市的这种略低的人类发展水平还不够支撑城乡一体化所需的必要动力。但是，动力是演变的，只是要综合提高人类发展指数所需的各项指标，这种动力必然会在海口市发生作用，而且这种动力的作用将是巨大的。

4.海口市拥有的“亲缘”关系。这里主要指与华侨的亲缘关系而引发的多种关系。海南省是我国三大侨乡之一，这种与华侨的亲缘关系在全国范围内具有其它多数省份不可多得的优势，这势必产生新型的社会级差。华侨在家乡的贡献涉及经济、文化、教育多个方面。“亲缘型”社会级差在海口市城乡一体化过程中是一种新型的驱动力，必然加以考虑。这种亲缘关系可归结为三类：血缘、地缘、商缘（何鉴，1999）。海口市拥有的“亲缘”关系与其它多数省份产生的社会级差在推动海口市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将发挥越来越多的作用。

（三）生态级差动力分析

1.城乡生态级差概述。城乡二元结构中，城市在经济、文化、政治、消费水平等方面占据主导优势，而在自然风光、环境资源、生态关系方面乡村占据绝对优势。城市和乡村之间因此存在着生态级差的矛盾。城乡的生态级差是一种逆向的极差，在城乡一体化发展到一定阶段便促使城市居民迁移到乡村，于是出现郊区城市化、逆城市化，这就是城乡一体化过程的雏形或前奏。以上分析表明，生态级差是城乡一体化过程的驱动力。

2.海口市生态建设情况。海南省在生态领域的优势被大众所公认，加上政府对生态环境的清醒认识，生态级差在海口市没有产生不可挽回的后果。海口市在生态建设方面的成就一直受到高度关注。1998年底，中共海南省委、省政府作出了建设生态省的战略决策；1999年初，国家环保总局批准海南为全国第一个生态示范省。笔者汇总了近些年海口市市区与乡村几项生态建设指标，如表4所示。

目前中国城市绿化覆盖率为31.66%，人均公共绿地面积为6.5m2。表4显示： 2005-2011年期间海口市绿化覆盖率平均为35.36%；在人均绿地面积方面，2005-2011年期间海口市人均绿地面积达到9.77m2的高水平，2011年，市区绿化覆盖率达到42%，人均绿地面积12 m2，基本形成城在绿中、城在花中、城在水中的生态城市格局；在郊区，到2011年底，全市已建成文明生态村1315个，占全市自然村总数的62%，远远高于全省51.2%的水平，形成了良好的乡村生态文明。以上数据表明，海口市在市区和郊区都把生态建设放到重要的位置，实现经济迅速发展和生态建设的双赢局面。可见，生态城市的建设在统筹城乡发展、推进海口市城乡一体化方面提供了驱动力。

结论

本文首先介绍海口市城乡一体化发展背景，然后阐明海口市城乡一体化的主要动力是经济级差、社会级差和生态级差，并且三种动力机制是有先后的演变顺序的，即城乡一体化的演进机制是先有经济级差，再介入社会级差，最后融入生态级差，三种动力融合其它子要素和系统产生一个巨大的合力，即城乡一体化动力系统合力，共同推动着海口市城乡一体化的顺利演进及和谐发展。

在介绍的三类级差中，城乡收支差异、经济特区比较优势、户籍制度、生态建设是海口市城乡一体化动力的基本微缩因子，对海口市城乡一体化影响程度高。因此要统筹全市经济发展，合理布局产业结构，加强中心镇、卫星镇建设，以点带面，带动全市经济发展，全面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尤其是加快农村地区经济发展。要利用好特区政策优势，创造出最具活力的发展环境，提高吸引力和竞争力。要完善户籍制度，为群众的自由迁徙创造条件。要构建生态城市，加强环境保护，实现绿色发展。

政府是社会发展的宏观调控者，应了解城乡一体化的客观过程，认清其动力机制，同时采取必要手段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构建和谐社会。海口市应抓住国际旅游岛建设重大历史机遇，加强城乡统一规划建设，创新体制机制，探索城乡一体化发展新模式，争当城乡和谐发展和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排头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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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发展动力机制篇5

城市旅游即以城市为目的地的旅游活动。自20世纪80年代始，城市旅游作为旅游目的地的作用也愈发显著，已经成为现代旅游的支撑点。以接待入境旅游者为例，我国2000年接待人数超过20万人次的24个城市和另外接待超过10万人次的12个城市共接待2369.73万人次，占全国接待入境旅游者总人次的76.1%（200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统计年鉴）。由于城市旅游在城市复兴、城市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城市就业、满足居民游憩需求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受到政府和学术界的重视，成为关注和研究的热点。

一、研究背景

随着城市旅游的发展和竞争的加剧，城市旅游管理者和经营者过度重视旅游资源的开发、人造景点的建设和整个城市环境的绿化、亮化，而忽视城市特色的塑造和自身优势的挖掘的弊病逐渐显现：城市旅游产品雷同，缺乏个性，导致城市个性化旅游产品和服务特色丧失。其结果与城市旅游忽视发展动力机制的培育和城市旅游动力机制研究滞后不无关系。

城市旅游成为近年来旅游研究的主要热点之一，备受关注，国内外不少学者都进行了这方面的探索。国外Page（1995）、Dennis（1995）、VandenBerg（1995）和Pearce（2001）都对城市旅游进行创造性地研究；国内，1999年保继刚、朱竑对珠海旅游发展驱动机制模型进行开创性的探索，是国内较早探索城市旅游动力机制的学者；2000年彭华借鉴利珀（Leiper，1990）提出的人的需求+吸引物+信息的旅游吸引系统，提出了由旅游消费牵动和旅游产品吸引构成，并由中介系统和条件支持系统所联系的城市动力系统结构模型；2002年保继刚、刘雪梅对广东海外旅游发展作了定量化分析；2005年龙江智、保继刚运用“推——拉”（Push-PullModel）模型分析深圳、珠海两市旅游发展动力。但是，总体上目前关于城市旅游动力机制（DrivingMechanism）方面的研究还比较少，缺乏专门、系统的论述。

二、基本理论

（一）城市旅游动力系统结构模型

按照“推—拉”模式（Push—PullModel），城市旅游发展可以归结为两个因素：其一，旅游体验本质所决定的需求结构；其二，旅游城市所具有的相对优势（城市旅游引力优势）。同时，要实现城市旅游的可持续发展，也离不开中介系统和支持系统的作用，形成了由旅游消费牵动和旅游产品吸引构成，并由中介系统和支持系统所联系的动力系统所推动的城市旅游发展动力系统（图1）。

（二）旅游动力系统分析

1．需求系统

人对城市旅游的需求是城市旅游发展的原始推动力，旅游消费的推动,主要是研究需求结构和需求量及其未来趋势,以便制定城市旅游开发战略和促销战略。

2．引力系统

旅游活动具有资源指向性，旅游资源（旅游吸引）是吸引游客、发展旅游业的基础。城市是一种特殊的复合型旅游资源，具有综合性、营造性的特点。城市旅游引力系统主要有物质性和非物质性两部分组成，物质性吸引系统有：景观与环境吸引、设施吸引；非物质性吸引系统有：形象吸引、活动（经济、社会、文化等活动）吸引、氛围（苏州的江南风情、深圳的现代气息等）吸引和服务（旅游信息、接待等服务）吸引。

3．中介系统

中介系统是一个联络城市产品和消费的中间环节,它一方面把城市产品推向市场,引导消费,将旅游需求转化为旅游行为；另一方面又将需求信息反馈给城市旅游管理者和经营者,指导其制定城市旅游开发和促销战略。中介系统主要是指由各种传媒、宣传品、旅行社以及旅游交通等要素组成的，沟通城市旅游生产与消费的网络系统。

4．城市旅游支持系统

支持系统即城市旅游发展的大环境,它由硬环境（城市建设、交通、环境卫生、公用设施等）和软环境（社会、经济、文化、公共服务、城市管理、旅游政策等）构成。城市旅游支持系统是构成城市旅游形象的重要因素,对城市旅游吸引的营造具有很强的辅助作用，是实现城市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保障。

（三）城市旅游动力模型

由于旅游需求的多样性，城市旅游应根据不同层次的市场需求和产品供给情况，结合自己实际，抓住动力系统中的主导因素和优势，寻找适合自己的旅游发展模式。

1．城市旅游发展动力因素

城市旅游发展动力因素有主导因素和辅助因素构成。主导因素是指在推动城市旅游发展方面起主导作用的因子，是实现城市旅游发展动力源泉。辅助因素是对城市旅游发展起辅助推动作用的因素，它们不是吸引旅游者的主要吸引物,但对旅游者的决策和旅游体验质量有很大的影响。城市旅游的主导因素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城市旅游的不同发展阶段和时期，其主导因素和辅助因素之间可以发生转化。如深圳在20世纪80年代初，作为经济特区之一，特区优势是其城市旅游业发展的主导吸引力；20世纪90年代初，特区优势已经不明显，主题公园成为深圳城市旅游新的主打吸引力；由于主题公园特殊的生命周期，使其吸引力下降较快，深圳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具备发展商务、会展旅游的基础，强大的经济实力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内深圳旅游发展的主导动力机制。

2．城市旅游动力模型

城市旅游动力模型是一种主导动力驱动模型，根据城市旅游主导因素不同，城市旅游动力模型可分成四种类型：资源驱动型、经济吸引型、需求推动型和综合驱动型（表1）。

三、桂林城市旅游动力机制研究

（一）桂林城市旅游的现状

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央就明确了桂林市作为风景游览城市的定位，对桂林风景营建和旅游的发展进行了总体规划。桂林市旅游经历20世纪80年代早中期（1973~1977）以接待为主阶段、向经济产业转化的发展阶段（1978~1987）、低谷波动的停滞巩固阶段（1988~1996）和二次发展阶段（1997~）的曲折过程。现在通过旅游资源的整合、大桂林旅游圈构建、可进入性的提高等措施，实现了桂林旅游的二次发展（图2）。2002年桂林市共接待旅游者1095.8万人次，比上年增长8.58%。其中国内游客997.37万人次，增长8.89%；入境游客98.43万人次，增长5.54%；全年实现旅游总收入49.33亿元。

（二）桂林城市旅游发展的动力机制

1．桂林城市旅游发展模式

桂林市的旅游发展模式以“新桂林、新旅游、新享受”为主题，围绕以城市观光、休闲度假、会议会展商务等活动为内涵的“主题城市”旅游核心，发展民族风情、生态旅游、观光农业为重点，以加强桂南北旅游区、泛珠江流域和东盟自由贸易区旅游合作为辅助的旅游发展模式（图3）。同时，桂林市作为桂北旅游区的核心城市，其旅游发展应加强与自治区内桂南、桂东、桂西旅游的合作，特别是与南宁旅游圈在游客互送、会展商务旅游等方面的联动机制创新。

从桂林市旅游发展模式框图中，可以看出：城市主题（山水观光、休闲度假、会展旅游等）是桂林市旅游发展的主导动力，是一种强有力的形象招呼，“山水甲天下”仍是桂林市吸引海内外游客的核心力，同时，由于游客需求的多元化，桂林休闲度假、会展旅游也具有强劲的发展趋势；城市环境的改善、旅游资源整合、旅游形象的塑造以及居民和旅游从业者素质构成桂林旅游持续发展的重要辅助和有效补充；为把桂林建成国际性风景旅游城市，离不开良好的城市区域环境，桂林市旅游的客源覆盖全国，甚至全球的大部分国家：山水风光、休闲度假具有全球性，会展商务旅游主要为国内和东盟国际客源，民俗、生态旅游主要以区内和国内游客为主，因此良好的城市区域环境是桂林城市旅游发展重要影响因素，桂林城市旅游发展应充分重视区内、泛珠江流域和东盟之间的区域旅游合作。

2．驱动机制模型

（1）桂林旅游发展初期动力机制。桂林旅游发展初期，以政府促进型的山水观光旅游为主导因素的动力模型（图4）。桂林作为一座以秀丽的自然山水风光而著称于世的旅游城市，凭借桂林山水独特的风光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中外游客，山水风光的垄断性旅游资源成为桂林城市旅游的核心吸引力。桂林市凭借独特的旅游资源，塑造了“桂林山水甲天下”的城市旅游形象，吸引着无数中外游客，成为游客梦寐的旅游胜地。桂林市独特的山水资源、形象鲜明的旅游形象同时也迎合当时的国外旅游者观光、寻祖探亲的主题旅游需求。另外，桂林城市旅游在建国后迅速发展，与国家的支持政策休戚相关。建国后，中央就明确了桂林市作为风景旅游城市的定位，并给予桂林市旅游发展的政策等支持。因此，桂林旅游发展初期，形成了以山水观光为主导的动力机制。

（2）二次发展阶段动力机制分析。进入20世纪90年代，在世界经济处于相对低迷的状态时，中国经济异军突起，成为世界投资的热点地区之一。这种状况改变了旅华游客的主要动机：来我国的商务、会议、展览旅游迅猛发展。1996~2000年间，商务、会议游客占入境游客比重的平均为37.9%，仅比同期的观光度假游客比重少3.26%。同样，上世纪90年代后，中国综合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国民也由温饱步入了小康，随着老百姓经济条件的宽裕及空闲时间的增多，旅游不仅成为老百姓生活一个重要内容，而且人们的旅游消费观念也不断成熟，旅游需求结构走向了多元化。综上，国内外旅游需求结构在这一时期发生了深刻变化：观光、寻祖旅游观光、商务、会议、休闲度假，旅游需求结构的深刻变化，使经济因素成为推动城市旅游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在此期间，武汉、天津等城市表现明显优于桂林）。

然而，面对国内旅游需求结构的深刻变化，桂林并没有及时成功地实现城市旅游动力机制的转化，支撑着桂林旅游业继续进一步发展。由于桂林单一的山水观光旅游产品无法满足旅游者休闲度假、商务、会议等旅游需求，同时一些新兴旅游城市的兴起，加剧了城市之间的竞争，最终使部分游客专项其它城市，导致桂林市入境旅游在上世纪90年代一直处在低谷波动的停滞阶段（1988年~1996年），在第10名左右徘徊。

经过近10年的停滞，桂林城市旅游的管理者开始反思自身旅游发展模式，并不断进行新的发展动力机制探索。纵深发展和丰富以桂林山水为特色，以百里漓江画廊为主题的观光旅游业；加快桂林市周边休闲度假产品的开发和建设（桃花江旅游度假区、灵湖休闲度假中心、青狮潭旅游度假区等度假产品）；保护、开发文化旅游，形成自然与人文的融合（靖江王诚、阳朔西街等）；丰富民族风情产品系列（龙胜民族风情旅游区）；完善城市休闲、娱乐系统；加强区域合作，构建桂林—柳州—南宁—北海黄金旅游廊道，加强桂林和南宁之间会展旅游合作，客源共享；加快融入泛珠江流域以及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之间的区域旅游合作。桂林市通过整合旅游资源、加快城市旅游产品体系的构建、加强区域旅游合作等措施，形成了以山水观光、休闲度假和会展旅游为主题的城市旅游体系，山水观光、休闲度假、会展商务旅游成为桂林城市旅游发展的主导动力，新的动力机制（图5）的形成实现桂林市旅游的二次发展。

（三）启示

桂林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原汁原味的民族风情和优美的城市环境，这些优势恰恰适合国内外旅游者的新需求，因此，桂林旅游仍具有相对的优势和无尽的发展潜力。要桂林城市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对如下方面应予以充分的重视：

1．桂林旅游形象定位问题。旅游形象作为吸引游客的决定性因素，它不是不变的，而是在不断变化（受本底形象的强弱，传播中的形象以及传播的强度等因素的影响）。而“桂林山水甲天下”形象经过20多年的旅游开发面临老化的威胁，应尽快对桂林旅游形象重新定位，实现旅游形象的升级更新。

2．坚持环境整体优质提升的原则，继续加强市内景区、休闲娱乐设施建设，完善市内游憩系统。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出具规模的“两江四湖”夜间游览和游憩功能，加快城市会展设施的建设，与南宁实现南北联动，做活会议会展旅游项目。

3．城市旅游动力模型是一种主导动力驱动模型。不同时期同一城市主要旅游动力机制也可能完全不同，主导动力机制的转化与演变模式决定城市旅游发展模式。桂林旅游的可持续发展需要不断挖掘桂林旅游发展的主导驱动力，对城市旅游发展动力机制不断探索和创新，适时培育桂林市旅游发展的驱动机制。

四、结论

城市旅游发展过程中，往往注重旅游资源的开发、人造景点的建设和整个城市硬件环境的改善，忽视了城市旅游特色和形象的挖掘和塑造（即城市旅游发展动力机制培育），造成城市旅游特色趋同，特色不断丧失。然而，如何去挖掘和培育城市旅游的动力机制将成为城市旅游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课题。根据城市旅游动力系统结构模型（图1），城市旅游动力机制的培育：首先，认真分析城市旅游发展的环境和旅游市场需求结构的变化，把握旅游发展的主体趋势，抓住机遇，规避风险；其次，深入了解城市的文脉和地脉，分析城市旅游发展现状，挖掘特色和主导驱动力，培育城市旅游动力机制；最后，塑造城市旅游形象，创建城市旅游品牌，对接市场需求和城市旅游供给，并不断发展城市旅游动力机制。

本文选择以桂林市作为案例，是因为桂林市作为国内典型的传统旅游目的地，其城市旅游发展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对其他传统旅游城市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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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发展动力机制篇6

Abstract: With the space under the dynamic mechanism of China's industrialization and city expansion characteristics, to take this space for possible future expansion of the rapid advance of the pre-urbanization, the spatial expansion of cities and dramatic increase in the scale of demand for land, many cities are facingthe scale of urban spatial expansion problems. How to solve the current planning needs to focus on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of continuing impetus to the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of flexible space structure.This paper attempts by the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to explore the different dynamics of urban spatial expansion factor and its mechanism of action, as well as different dynamic mechanisms of space to expand the characteristics to ui space for possible future expansion of the forecast and judgment, so take precautions to makedecision-making. Shantou City space to expand as an example, analyz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hantou space to expand the role of the different stages of economic, social, urbanization and dynamic factors, and through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linear model for its future expansion timing bold prediction for space development strategy to provide support.

Keywords: mechanisms of power, space to expand,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timing.

中图分类号：F291.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引言

城市空间拓展是城市在各种动力作用下的一种空间推进，对城市空间拓展的研究实质上就是将这种动力机制的现状、潜在可能和趋势解释为空间的语言，其结论可用于明确规划手法的选择、具体方法确定等。

国内外对城市空间进行解析的理论有针对实体环境的城市空间研究理论、强调空间人文社会属性的芝加哥学派，从政治因素着手分析的结构学派等。随着城市地理信息技术发展、空间拓展研究开始向动态化模型发展，利用GIS空间增长模型、微观主体演变机制模型（元细胞自动机（CA）、SLEUTH模型）对空间拓展进行监视和动态模拟【1】。但这些模型主要考虑的是城市土地利用中的自然因素，与城市规划的实际操作思路不一致，且其成果更多的是对过程的模拟和结果的描述，无法揭示空间拓展的根本动因而对未来作出预测和判断，难以与实际工作紧密结合。本文试图通过建立动力机制评价体系和关联度分析，描述各动力因子对城市空间拓展的不同影响，并进一步探讨动力机制下城市空间拓展方式及方向，为城市规划编制过程中解决空间持续动力与建构弹性的空间提供支撑和参考。

2、城市基建拓展驱动力和动力机制

国内外学者对城市空间拓展动力的认定各不相同。陈顺清认为城市增长的动力可以分为向心力、离心力和摩擦力三种力量的相互作用【2】。张庭伟基于城市空间变化动力的经济学和社会分析，将影响城市空间拓展的力量简约分为政府力、市场力、社区力【3】。英国学者弗雷斯特从城市经济、城市工业两大方面，分别就人口，劳动力市场，总体就业水平，规模经济、资金专业化和多元化、企业区位导向、聚集经济、基础结构需求等因素对城市空间拓展影响进行了分析【4】。

笔者认为城市空间拓展由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的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不同城市的不同发展阶段，各影响因素的作用强度会有所不同，从而形成了每个城市不同的空间形态和区域城市空间结构。也因此，这些要素在城市各个发展阶段的不同表现可作为城市空间拓展阶段的标志。本文以城市建成区面积为自变量，以动力因素为因变量，构建了城市空间拓展的动力机制指标体系。F指标体系=｛F政策因子、F经济因子、F基础设施因子、F城市化因子｝，上述因子又可以细分为一系列定量化的衡量指标。本文最终选取了4大类、10小类15项指标作为影响城市空间拓展的主导因素。在此基础上可运用关联度方法，对以上指标体系进行关联度筛选和分析。关联度越高，则说明影响程度越高，反之则影响程度越低。

自然因子 城市土地存量 城市土地存量（a15）

表一：动力机制评价体系图

城市发展动力机制篇7

［中图分类号］F2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426（2010）12－0037－03

一、城市化模式的界定与经济发展模式的厘清

城市化模式是指城市化进程的具体实现形式，可以从不同角度和层次进行界定，总体上可以分为外延式界定和内涵式界定两大类。外延式主要依据城市化不同的外部特征进行界定，大致有以下几种观点：根据城市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可将城市化模式划分为发达型和发展型；根据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关系可划分为同步型、超前型和滞后型［1］；根据地域和国家的不同可划分为欧美模式、拉美模式和苏联模式等［2］。内涵式是从城市化自身所具有的内部特性出发进行界定，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从城市化的目标定位、发展道路出发将城市化模式界定为小城镇发展模式、中等城市发展模式、大城市发展模式以及多元化发展模式等。二是从推动城市化的动力机制着手将城市化模式划分为政府推动模式、市场拉动模式和外资带动模式等。我们将使用城市化模式的内涵式界定，从目标定位和动力机制两个方面展开研究。

同城市化模式一样，也可以多层次、多角度地厘清经济发展模式的分类。从资源配置的方式出发可以分为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从资源利用效率出发则包括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和集约型经济发展模式；从推动经济增长的需求结构来看有投资拉动型、消费拉动型和外贸拉动型模式。笔者认为经济发展模式和城市化模式的关系密切，无论哪个层面的经济发展模式发生转变都会在目标定位和动力机制两个方面对城市化模式的变动产生重大影响。为此，本文将以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为切入点，从目标定位和动力机制两方面解析中国城市化模式的演进。

二、中国城市化模式的历史审视与现状分析

审视中国城市化模式的历史，必须首先进行时间界定。就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改革开放前后和上世纪末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发生了两次重大转变。一是改革开放前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体制性转变，资源配置方式从政府计划向市场引导转变；二是进入新世纪前后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向集约型经济发展模式的理念性转变，经济发展理念从“又快又好”向“又好又快”转变。鉴于此，我们分别对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至上世纪末两个时间段的中国城市化模式进行审视，进而对本世纪初至今的城市化模式进行分析。

（一）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城市化模式

新中国建立初期，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中国借鉴苏联经验建立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政府成为资源配置的主体，政府的计划指令是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在优先发展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的战略指导下，政府通过计划指令将经济资源向工业领域集中，以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持城市的模式实现了工业化的跨越式发展，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工业国需要上百年才能完成的工业化进程，建立起了独立的、门类较为齐全的工业体系。这种以牺牲农业、支持工业的计划经济模式对当时中国的城市化模式产生了很大影响。

1．目标定位模糊。由于过分强调工业化，城市化在这一阶段受重视程度不够，目标定位模糊。应当指出，同志在新中国建立初期曾经认识到“工业化带动城市化”的规律，这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一五计划”期间都有所体现，城市化与工业化实现了同步增长，城市化水平由1949年的10．64％提高到1957年的15．39％［3］。此后，为了赶超英美等发达国家，中国确立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而后来的“备荒备战”和“三线建设”进一步强化了重工业的优先地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资源按照政府行政指令进行配置，国家经济完全按照政府预先制定的计划运行，重工业优先的发展战略使得经济资源向重工业严重倾斜，主要工业品的生产计划成为政府制定的五年计划的主体部分，而应与工业化同步的城市化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城市化的目标定位比较模糊。

2．动力机制遭到扭曲。此阶段城市化的动力机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遭到扭曲，工业化的快速推进对城市化水平的提升贡献不大。城市化与工业化应该具有同步性，无论是政府主导还是市场主导，城市化的实质就是由于工业化水平的提升使大量农业人口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从事非农产业的过程，实现这一过程的基本前提是农村人口可以进行自由流动。但是为了能够实施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持城市的发展战略，便于政府将经济资源向工业集中，政府制定和实施了严格的城乡“二元化”管理制度，政府对城市和市民实行“统包”，而对农村和农民则实行“统制”，通过财产制度、户籍制度、住宅制度、粮食供给制度、副食品和燃料供给制度、教育制度、医疗制度、就业制度、养老制度、劳动保险制度、劳动保护制度甚至婚姻制度等具体制度安排造成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异，形成城乡之间的壁垒，阻止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自由流动。同时，由于重工业对劳动力的吸附能力有限，新中国建立前后出生的城市新增人口使城市出现了较大的就业压力，这也是期间推行“上山下乡”运动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改革开放至上世纪末的中国城市化模式

改革开放至上世纪末，计划经济体制逐步瓦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得以建立和完善，市场对资源配置的能力逐步强化，城乡“二元化”的管理体制逐步被打破。随着经济发展模式在体制层面的根本性转变，中国的城市化模式也出现了相应的变化。

1．目标定位得以明确。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确立了以积极发展小城镇为主的城市化方针，城市化有了比较明确的目标定位。改革开放初期，在经济高速增长而城乡户籍分隔的背景下，积极发展小城镇成为可供政府选择的最佳城市化政策，过去那种控制城市人口增长和城乡分隔的政策被鼓励小城镇发展的政策所取代。1980年的全国城市规划工作会议提出了“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的城市发展总方针。1983年，费孝通先生提出“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要以小城镇为主，大中小城市为辅”，认为“加强小城镇建设是中国社会主义城市化的必由之路。”［4］此后，1984－1986年“撤社建乡”、1986年和1992年两次修订小城镇建制标准，都极大地促进了小城镇的发展。1998年10月，中共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发展小城镇，是带动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大战略”，进一步提升了发展小城镇的重要地位。

2．动力机制得到修复。在计划经济时期受到扭曲的城市化动力机制得到修复，政府推动、市场拉动和外资带动在这一时期都有所体现。首先是城乡人口流动的壁垒被逐步打破。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乡“二元化”管理体制尤其是城乡户籍制度的改革尝试，极大地促进了农业人口向城市的转移，被扭曲的城市化动力机制得到恢复。1997年《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试点方案》和《关于完善农村户籍管理制度意见》指出，应当适时进行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允许已经在小城镇就业、居住并符合一定条件的农村人口在小城镇办理城镇常住户口，以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就近、有序地向小城镇转移，促进小城镇和农村的全面发展，农村新生婴儿可以随母或者随父登记常住户口。此后，许多小城市为促进经济发展，基本放开了户籍限制；不少大中城市，甚至北京、上海等也放松了外地人口进入本市的限制。其次是计划经济体制在农村逐步被瓦解，市场拉动型的城市化在农村就地展开。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政府计划指令逐渐退出农村经济领域，市场对经济资源的配置作用逐步强化，乡镇企业在中华大地异军突起，一大批依托乡镇企业的小城镇逐渐兴起。此外，90年代中后期，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对外开放政策的指引下，许多大中城市从自身资源禀赋出发、以市场为导向纷纷设立经济开发区，进行招商引资，这种政府推动和外资带动的模式极大地促进了这些大中城市的城市化进程。

（三）中国城市化模式的现状分析

进入新世纪后，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受到资源和环境的双重约束难以为继，高效的集约型经济发展模式受到青睐。经济发展理念从只重视速度向速度与质量并重转变，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形成共识，“节能减排”、“又好又快发展”等成为热点词汇。经济发展模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对中国城市化模式在目标定位和动力机制方面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1．城市化目标的重新定位。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注重打造城市圈和城市群成为城市化发展的目标，以发展小城镇为主的目标定位受到扬弃。现阶段城市化求“大”的目标定位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向集约型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影响，集约型经济发展模式注重发挥经济资源的规模效应，通过对分散的经济资源进行聚合规整形成规模从而产生规模效应。相对于小城镇，大中城市对经济资源的聚合能力要强得多，通过做大做强大中城市甚至打造城市圈可以最大限度整合有限的经济资源产生规模效益，发挥互补效益，实现集约式发展。2009年开始实施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以珠三角九市为基础打造广佛肇、深莞惠、珠中江三大经济圈，广佛同城化已经在积极推动中。但是应当指出，我们对于积极发展小城镇的城市化目标只是扬弃而非放弃，中央关于制定“十一五”规划的《建议》中明确指出要“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提高城镇综合承载能力，关注城市发展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协调，按照循序渐进、节约土地、集约发展、合理布局的原则，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

2．多动力共同推进的动力机制。现阶段的城市化动力机制以政府推动为主，市场拉动和外资带动为辅。首先，以政府推动为主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说明，一方面集约型经济发展模式凸显了发展大中城市、打造城市圈在城市化目标定位中的地位。而求大目标的实现离不开政府推动，一个非常关键的原因是政府直接或间接控制了城市化推进的基础要素――土地，同时城市规模扩大所需要的基础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也要由政府提供。另一方面，在现有的行政管理体制下，地方政府在推动城市化的过程中存在很强的利益诉求，城市化与工业化之间存在互促关系，工业化可以带动城市化，城市化也能促进工业化，因此地方政府通过推动城市化促进工业化可以提高本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其次，乡镇企业的衰落导致市场拉动型的小城镇化模式日益式微，市场对城市化的拉动作用受到削弱。乡镇企业是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而蓬勃发展起来的，在自由无序的市场机制作用下呈现出小、散、多等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所固有的特点，集约型经济发展模式取代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必然会抑制乡镇企业的后续发展，抑制的结果是小城镇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吸纳能力的下降和市场对城市化拉动作用的削弱。最后，粗放型发展模式向集约型发展模式的转变对引进外资提出了质量要求，即从集约型发展模式的理念出发对外资项目提出可持续性的环境和资源要求，是否符合集约型的发展理念成为能否引进的重要标准，这种引资观念的转变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外资进入的规模，进而削弱了外资对城市化的带动作用。

三、中国城市化模式的未来展望

（一）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主要特征

通过对中国城市化模式的历史审视和现状分析，可以发现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对城市化模式的变动影响重大。展望中国城市化模式的未来需要首先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模式进行研判，虽然这种研判比较困难，但是从现状和发展趋势来看我们依然能够判断出中国未来经济发展模式的大致特征：首先，在资源配置的体制性层面，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更加完善，市场对资源的配置能力将进一步增强；其次，在发展理念层面，可以预见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具有可持续性和高效的集约型发展模式最终将完全取代粗放型的发展模式；最后，在经济增长方式层面，逐步提升人民群众的消费能力，扩大内需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投资拉动型向消费拉动型的转变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已经为我们敲响了警钟。

（二）未来城市化目标定位的展望

1．城市化是必然趋势。必须认识到城市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未来相当长的时期里我国将处于城市化的加速发展阶段。从未来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来看，由投资拉动型向消费拉动型的转变要求我们必须扩大内部需求，内部需求的扩大离不开广大农村消费能力的提升，农村消费能力的提升又依赖于城乡差距的缩小，而城市化是缩小城乡差距的根本性措施，所以城市化是大势所趋。

2．大、中、小协调发展的多元化目标定位是最优选择。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城市化的本质就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自由流动的过程，流动的原因主要是城乡间的劳动收入存在差距，在边际递减规律的作用下，劳动力不断向城市聚集最终会导致城市劳动收入的持续下降，这正是很多发展中国家“城市病”的发生机制。在市场对资源配置能力逐渐增强的大背景下，在尚有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的压力下，大、中、小协调发展的多元化目标定位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使我国避免“城市病”的发生。

3．打造各种规模的城市群将是我国城市化实现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全面协调可持续性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集约型经济发展模式是符合要求的发展模式，应当在未来城市化中得到充分体现。城市群的打造可以让具有不同资源禀赋的城市之间进行优势互补，实现对资源的集约式利用，因此结合大、中、小协调发展的多元化目标定位，打造各种规模的城市群应当成为未来我国城市化发展的主要目标。

（三）未来城市化动力机制的展望

1．重视发挥市场对城市化的拉动作用。城市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城市化进程是经济社会发展历程的真实写照，城市化进程就是经济资源在城乡间重新配置的过程，劳动力、资本和土地等生产要素的流转构成了城市化的壮观图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日益完善必将强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主体地位，市场机制对劳动力、资本和土地等生产要素的配置能力也必然会增强。市场机制对城市化拉动作用的充分发挥，需要进一步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逐步消除限制城乡人口流动的壁垒；需要建立健全有关土地流转立法，实现农村集体用地向城市建设用地的合法有序流转。

2．政府在城市化中的职能应该由直接推动向间接引导转变。客观地讲，政府直接推动对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作出了重大贡献，同时也暴露出不少问题。比较突出的是许多地方政府积极规划开发的产业园区项目空置率较高，造成大量经济资源的浪费，与集约型的科学发展模式背道而驰。究其原因，乃是政府在推动城市化的过程中存在较强的主观意识和盲动性，没有充分将本地的资源禀赋与市场实际情况相结合，片面求快、求大，违背了城市化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政府应当在尊重城市化客观规律的基础上积极发挥政府的服务职能，以政府规划为引导、市场拉动为主体实现城市化的合理有序发展，注重在公共基础设施供给和公共服务提供方面充分发挥作用，实现政府由直接推动向间接引导的转变。

3．注重发挥国内民间资本对城市化的带动作用。在外资对城市化带动作用减弱的情况下，应当注重发挥国内民间资本对城市化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城市化的带动作用。改革开放以来，外资的大规模进入对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起到了很大的带动作用，政府推动和外资带动是东部沿海地区实现快速城市化的主要动力，珠三角的深圳、长三角的浦东是这种模式的典型代表。但是这种城市化模式在中西部地区的推行存在一定难度，主要原因是东部沿海地区拥有更加完善的公共基础设施和成熟的商业环境，外资进入时会优先考虑东部沿海地区，相对而言中西部地区对外资的吸引力不足。在此背景下，近年来频频进行海外投资的中国民间资本为中西部地区的城市化动力提供了新的选择，因此应当积极创造条件引导民间资本向中西部地区流动，使其成为未来推进中西部地区城市化进程的强大动力。

参考文献：

［1］毛蒋兴，薛德升．世界城市化模式及其对珠江三角洲的启示［J］．规划师，2006，（5）．

城市发展动力机制篇8

城市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是世界各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曾经面临或正在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长期以来，在二元经济结构影响下，我国城乡经济发展差距扩大，城乡经济变得不协调。这严重地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与和谐社会的构建。为着力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彻底解决“三农”问题，我党进行了一系列的理论创新，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要“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1］22－23。2008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明确提出要以切实加强农业基础建设为主题，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形成促进城乡社会协调发展的新机制。总而言之，通过城乡互动、统筹发展，实现城乡一体化成为打破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政策取向。

河南地处中原，是一个农业大省，又是全国第一人口大省，城乡经济发展差距十分明显，不仅大大超过东部地区的城乡经济差距，而且同中部地区的其他省份进行横向比较也存在一定差距。城乡一体化发展更具迫切性和艰巨性，意义也更加深远。另外，河南省地域辽阔，各县、市城乡经济发展水平具有明显的差异。因此，河南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协调机制的研究，对于推进河南城乡经济一体化向更高层次发展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构建制度决策协调机制，在制度框架内实现城乡互动、统筹发展。

制度因素对城乡关系发展的影响具有决定性。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政策制度因素是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核心因素。

（一）构建城乡产业一体化机制，强化城乡产业结构关联性。

城乡产业一体化是构建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新格局的基础和支撑，是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承接工业化、现代化发展进程的必然要求。城乡产业一体化就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产业发展的思路上，要改变农村只能搞农业，而城市则专门发展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等传统发展观念，使三大产业在城乡之间进行广泛联合，构建城乡产业优势互补的一体化经济结构，使城乡经济相互渗透，相辅相成，最终实现共同繁荣［2］。

1.在城乡工业空间布局方面，充分发挥城市工业的带动作用，将涉农工业向小城镇转移，引导乡镇企业调整发展战略，使其与城市工业优势互补，错位发展；农村地区要搞好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投资环境，积极对接城市工业项目向农村转移。

2.在城乡产业组织形式方面，通过“总部+基地”、“工业飞地”等思路承接一、二圈层的产业转移，发展城乡关联产业，使城乡经济直接联合在一起，优势互补，融为一体。

3.在农村产业集群发展方面，坚持以“特”当头，以“特”优先，开发郊区农业的生产功能和生活功能。

4.在城乡第三产业发展方面，将现代服务业的经营思想和城市服务业的经营网络延伸到农村；发展农业文化，挖掘农业文化中的经济内涵，拓展农村第三产业发展领域，培植新的经济增长点。

（二）构建城乡市场一体化机制，保护农户这一微观主体的产权利益。

城乡市场一体化是统筹城乡经济发展的基础和关键。市场一体化是协调城乡关系、促进城乡共同繁荣的根本途径。

1.在城乡一体化的经济管理体制方面，消除限制资源、要素和产品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的各种体制性政策性障碍。

2.在城乡一体化的市场网络体系方面，加快发展和培育城乡统一的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推进中心城市的展销市场、中小城镇的专业市场、广大农村初级农贸市场间的纵向联系，形成相互依赖且等级多样的城乡网络系统。

3.在确立城乡一体化的经济主体方面，赋予城市和乡村两大空间的各个经济主体以平等的地位和权利。要落实农民的基本财产权，探索农村集体经济的股份制改造，实行农民土地财产权的股份化，土地权益的货币化、债权化。要让农民享受国民待遇。

4.在城乡一体化的市场运行秩序方面，发展专业化市场中介服务机构，发展电子商务、连锁经营、物流配送等现代流通方式，健全农业行政执法体系，创造城乡统一的竞争秩序和市场环境。

（三）构建城乡资本流动机制，增强支农实力。

1.推进农村金融机构改革。加快地方金融机构发展，以县域为单位组建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支持城市商业银行跨区经营。放宽中小金融机构的准入制度，允许、鼓励民间金融，特别是要支持发展建立在农民自愿基础上的规范的农村合作金融组织。

2.提高农业自我积累机制，从根本上提高对农业的投入能力，缓解农村资金供求矛盾。

（四）构建农业技术进步机制，提高河南农业自我发展能力。

1.建立健全农业科研成果转化机制。强化农业科研的需求导向和市场导向，完善农业科研成果转化机制，重视研究机构与用户合作开展技术创新，同时要充分发挥推广体系和中介服务在科研成果转化机制中的作用。

2.强化政府对农业技术进步的支持机制，增加政府对农业科研、农业科研推广机构和中介服务的投资。

（五）构建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机制，实现城乡就业一体化。

城乡经济一体化对农民而言就是城镇化就业，在城乡关系的协调中构建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机制，实现劳动力全社会的自由配置。

1.在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内部转移机制方面，发展与农业有关的乡镇企业，促使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

2.在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异地转移方面，把发展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建设结合起来，走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协调发展之路。

3.在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就业方面，引导农民合理有序地向城市流动，消除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各种政策性障碍，逐渐建立起城市与农村之间公平统一的劳动力市场，让农村劳动力平等参与就业竞争。

（六）建立合理的城乡分工机制［3］，切实改变农民的弱势地位。

1.着力发展城乡一体化的总部经济。技术性较强的产业，在城市建立产业“总部”，在农村建立产业“分部”，资源性较强的产业，直接在农村建立产业“总部”，在城市建立销售“分部”，使城乡之间形成有效的分工利益联系，形成相互依赖关系，使城乡之间从分割走向融合。

2.建立城乡间的双向贸易渠道，使城市生产的产品在农村有市场，农村生产的产品能够卖到城市去。

3.建立城乡一体化的要素市场，促进城乡资本开放，建立倾斜的利益机制，着力促进城市的工商资本和人力资本下乡。

二、构建城乡经济利益协调机制，使全民共享城乡一体化利益。

城乡经济一体化既是一个社会整体利益增进的过程，又是涉及政府、企业、居民等利益主体利益关系协调的系统工程。城乡经济一体化中各利益主体的利益既有一致性又有矛盾性，应在城乡统筹、以农为本的原则下构建城乡一体化利益协调机制。

（一）宏观上，在制度框架内构建协调城乡一体化中的利益矛盾，实现城乡互动、平等发展的长效机制。用制度创新与宏观手段推动、调控城乡一体化进程，使社会利益体系保持大体上合理与稳定的格局。

建立健全与生产力发展状况相互适应的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用制度协调利益关系，促进经济发展。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就业制度，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构建创新土地制度，构建创新社会保障制度，构建创新行政管理制度，构建创新投融资制度，全面落实农村义务教育制度，构建创新财政税收制度，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等。核心是解决好城市发展这条腿长、农村发展这条腿短的问题，实现由过去的亲城市、亲增长向亲农村、亲民生转变。

（二）做好城乡一体化规划。推进城乡一体化，规划是龙头。重视城乡空间布局、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市场体系构建、劳动就业、生态环境保护、社会事业规划集中统一管理，综合部署、调控和协调城乡各项建设活动，保证城乡各系统、各地区之间协调发展，正确处理局部与整体、近期建设与远期发展、城乡发展与土地保护、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的关系，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和环境协调发展。

（三）微观上重视农民话语权，构建农民利益诉求与表达机制。

农民是城乡一体化的主体，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农民利益，是推动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的核心动力。

在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具体操作过程中，涉及农民个人或村集体利益的所有事项都必须征求村民的意见与建议，建立有广大群众参与的城乡一体化建设决策机制与评价机制，不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让农民在城乡一体化建设中确实得到实惠。充分尊重和鼓励农民的首创精神，调动他们参与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建设的积极性，让他们在不断分享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建设成果的同时，支持城乡一体化建设，参与城乡一体化建设。

三、构建政府宏观调控机制，保证城乡经济一体化持续发展城乡经济一体化作用的有效发挥，仅仅依赖纯粹的市场竞争利益机制是不行的，还需要政府进行有效的宏观调控。政府有效的宏观调控是竞争利益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保证。政府的宏观调控主要是依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分配政策、产业政策以及利率、税率、税种结构、工资水平等经济参数的作用，要对产业和生产要素的聚集进行间接调控。

四、城乡经济一体化协调机制构建对策。

政府、城市和农村在促进城乡经济一体化协调发展中作为不同的主体，通过选择不同的政策或措施，达到合理分工和资源有效的利用，共同促进城乡经济一体化协调发展目标的实现。

（一）政府层面：强化责任，发挥主导作用。

政府是城乡经济一体化协调发展的行政主体，其在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宏观调控与制度供给上。从我国各地城乡一体化的实践来看，推动这一工程健康顺利发展的主导力量是政府，强化政府责任，充分发挥政府在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主导作用，是实现城乡一体化的根本保证。

政府是推进城乡一体化的责任主体。在推进城乡一体化的进程中，政府责任表现为规划责任、调控责任、公共服务责任、社会管理责任、利益平衡责任、财力保障责任等［4］。

（二）城市方面：强化自身功能，提高综合承载能力，发挥带动作用。

城乡经济一体化，以城带乡，重点在城市。城市是资本、信息、人才、科技等生产要素的聚集地，要发挥城市的集聚和扩散效应，使其对农村具有辐射和带动作用，就必须强化城市自身的功能。

1.提高城镇综合承载能力。坚持中心城市带动战略，大力实施“现代城镇体系建设工程”。突出产业为基、就业为本，增强城镇吸纳和辐射带动能力。

2.加快产业集聚区建设。坚持产城互动、融合发展，大力实施“产业集聚区建设工程”，提高产业集聚区承载力、吸引力和竞争力。只有实现产业集聚，才能实现人口集聚。

3.发展高新技术及高新产业依托城市现有科技优势，加强关键技术创新、技术集成、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加快推进高新技术研发、应用，为经济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城乡统筹发展提供科技支撑；推进农村资源节约和生态科技开发，跟踪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推进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应用，延长农业产业链，促进农村生产经营的专业化。

4.加快新型城镇化进程，带动“三化”（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协调科学发展，让群众受益，坚持“四个重在”（重在持续、重在提升、重在统筹、重在为民），围绕构建“一个载体、三个体系”（以产业集聚区为载体，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现代城镇体系、自主创新体系），把加快城镇化进程作为带动“三化”协调科学发展的着力点。

5.建立健全农业技术推广机制。

对各种农业技术按产品、技术类型及其在市场上技术产权的可保护程度等进行科学、系统的分类，再由政府拨款推广或直接推向市场，采取政府行为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新机制，充分发挥城市在农业技术推广中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三）农村方面：强化内部动力，发挥能动作用在城乡一体化发展中，难点在于农村的发展。

加快农村经济建设步伐，尽管需要有外力支持，但主要还需要自力更生。外因只有通过内因才能充分发挥作用。无论是支持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制度还是政策，都需要最终转化为内部的动力，才能真正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

1.加强城乡统筹的意识教育。通过宣传和教育，让广大干部和群众，尤其是干部认识到统筹城乡发展、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的紧迫性和重大意义。

从而调动各主体的积极性，使其服务于城乡发展。

推进干部管理制度改革，重视农村基层干部的培养和提拔，加强上下级之间的干部交流。通过培训、教育、参观学习，提升农村干部的整体素质。

2.要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作为主力军的农民，是农村经济发展的真正内部动力源，他们的参与和推动是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关键［5］。城乡一体化进程中要特别关注农民的利益，在制度保障上，要充分考虑失地农民的生存和就业问题，为其提供基本生活和医疗保障，从培训、信息服务、金融服务等多个环节给予就业帮助。

3.发展特色产业，以“一县一业、一乡一品、一民一技”为方向，培育一批农村资源型特色产业，与城市建立良好的互助机制，相互依赖，共同发展。

4.发展“三农”经济。把解决“三农”问题变为发展“三农”经济，即把解决农业问题转变为发展“大农业经济”，把解决农民问题转变为发展“人力资源经济”，把解决农村问题转变为发展“城镇化经济”［6］。

5.建立健全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人才培养机制。保持乡村长期协调发展，最重要的是培育和造就一大批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将农村的人口包袱转化为人力资源，增强农民自我发展的能力。发展教育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路径。因此，要开展职业技能培训，解决技能型人才紧缺问题，提高产业的承接能力。重视非农业技术与农业技术培训。鼓励农业院校、农技学校的学生到农村实习，向农民传播农业技术。进一步加强城市文化与农村文化的交流与整合，把培育新型农民与引导人才流入有机结合起来，为农村建设注入强劲动力。

通过与城市的协作，提高农民科技文化素质，切实增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后劲。

（四）机构层面：增设专门的协调机构，制定规划，协调矛盾。

推进城乡一体化，是一项重大而深刻的系统性变革，涉及思想认识和思维方式的转变，发展方式和政策措施的变化，产业布局和利益关系的调整，乃至体制和机制的创新。建立一个由上一级政府牵头的有权威性和执行力的协调机构，是促进城乡一体化的有效手段。为此，建议省市政府应在积极精简闲置机构的同时，尽快增设专门的协调机构，赋予其必要的权力，使其具备打破行政区域经济藩篱的潜能。

一方面，制定统一的发展规划，协调解决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问题；另一方面，严密监控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各级政府责任的落实情况，督促检查中央和地方政府各项惠农政策的实施效果，切实维护农民的利益；严密监控社会利益矛盾和冲突的动态与趋向，向社会及时发出利益失衡的预警，为政府进行宏观调控提供可靠的信息与根据。

总之，河南城乡经济一体化协调机制的内容包括制度决策协调机制和利益协调机制。可通过设置协调机构，强化政府责任，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强化城市的功能，使其发挥自身的带动作用；强化农村内部动力，使其发挥主观能动作用。总之，要通过城乡经济一体化协调机制的构建，促进城乡经济一体化协调发展目标的实现。

［参考文献］［1］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R］//十七大报告辅导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2］黄元斌。论城乡产业一体化［J］。中国西部科技，2007，（11）。

［3］李敬。城乡协调发展的经济学基础与核心机制构建［J］.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09，（4）。

［4］王继荣。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政府责任［EB/OL］。chinareform.org.cn，2010－08－05.

城市发展动力机制篇9

中图分类号:F127文献标识码:A

一、城市化及其动力机制

城市化作为一种世界性的社会经济现象和趋势,是一个经济、社会、生态和文化诸方面全面转变的动态过程,是乡村分散的人口、劳动力和非农业经济活动不断向城市集聚,城市文明不断向乡村扩散,城市成长为经济发展主要动力的过程。它是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我国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焦点问题。对于西部地区来讲,城市化更是加快区域经济发展、缩小区域间和区域内差距、统筹城乡发展和改善生态环境的重要出路。

城市化发展的动力机制是指推动城市化发生和发展所必需的动力的产生机理,以及维持和改善这种作用机理的各种经济关系、组织制度等所构成的综合系统的总和。在一般的城市化过程中,城市的吸引力与乡村的扩张力或称推力与拉力是构成城市化持续推进的动力机制。在推力与拉力的相互作用下,发达国家城市化道路走过了一条工业化水平不断提高、产业结构不断升级、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的内生化道路。然而,与城市化的一般规律截然不同,我国西部地区城市化走过了一条曲折的道路。

二、西部地区城市化动力机制演变

由于城市化的复杂性及动态变化性,不同时段、不同发展阶段的城市化动力机制是不同的,改革开放前后推动西部地区城市化的动力机制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第一阶段:中央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外生型城市化阶段(1949～1978年)。这一阶段西部地区城市化服从于当时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和特殊的社会背景,完全依靠外部力量拉动而成。建国后,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确立拉开了西部地区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序幕,后来的“三线建设”加速了这一进程。但是,从本质上讲,这一时期西部地区城市化发展的动力中经济因素仍未能代替政治因素,这种依托国家投资建立起的以资源开发为重点的重化工业以及军工制造业,属于一种移植和嵌入模式,工业化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缺乏联系,违背了城市化的一般规律,最终形成了在广大的小农经济社会中镶嵌着“孤岛”状分布的几大中心城市和资源型中小城市的城市格局,工业化和城市化都存在着严重的扭曲。

第二阶段:多元力量推动阶段。改革开放以来,推动西部地区城市化进程的动力机制也发了根本性变化,呈现出政府“自上”的动力和其他外部力量拉动与区域内市场力量“自下”推动的多元格局。首先,政府“自上”的动力仍然在推动本地区城市化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特别是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国家加大了对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力度,为西部地区城市化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同时,地方政府成为推动地区城市化的重要力量。改革开放后,特别是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的财政体制改革,使地方政府作为一级利益主体,在赶超的压力和区域利益最大化的诱导下,各地区都加大了工业化、城镇化的步伐;其次,“自外”力量对本地区城市化进程的影响加大。尽管由于区位限制,西部地区不可能像东部地区一样靠引进外资来推动城市化进程。但是,近年来,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进一步实施,出于全局和自身利益的考虑,越来越多的东部省份以及东部地区的企业以向西部投资、提供先进技术等方式支持本地区开发。这些,都相应地推动了西部地区城市化进程;第三,推动城市化“自下”力量开始形成,两支新兴市场力量逐渐显示出对城市化的驱动力:一是以非公有制为主体的中小企业迅速兴起,成为拉动城市化的一支十分活跃的力量;二是农民在市场力量诱导下自发地向非农产业和城市转移,进城打工、兴办乡镇企业、从事非农产业等,都极大地推动了城市化进程。

三、西部地区城市化动力机制的培育与重构

城市化作为一项涉及社会经济生活诸方面的系统工程,不是由单个或几个因素推动的,其动力机制是一个系统,这个系统既包括微观、中观,也包括宏观动力,既有内力作用也有外力作用,既有自然因素也有社会经济因素,既有市场作用也有政府推动作用。针对西部地区经济基础差、区位条件受限制的现实状况,可以从以下方面对其动力机制进行培育和重构:

1、充分利用外部力量,构建西部地区城市化的宏观动力。发展经济学认为,外部力量是打破区域低水平循环陷阱的关键因素。西部地区城市化的内生力量比较弱小,加快城市化能力建设需要外部力量的拉动力,即中央政府的支持和外部要素的流入。国家的投资和优惠政策的倾斜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影响西部地区城市化的一个重要因素。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深入,西部地区应充分利用中央政府的政策、资金支持以及借助西部开发过程中部级大型工程项目的刺激辐射作用,由点及面,推动本地区城市化进程。同时,西部地区应该通过比较优势积极参与国际国内分工、扩大开放,吸引外部要素流入,与区域内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结合,形成本地区城市化新的外部拉动力。

2、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与非农产业发展,培育西部地区城市化的中观动力。产业结构的调整与转换这一中观动力在城市化动力系统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要通过产业转换来实现;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流动实质上是要素在各产业间的流动。结合西部地区各产业发展状况,为推动其城市化进程,当前西部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化和调整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发展特色农业。农业是城市化发展的基础动力,西部地区工业化水平还比较低,农业承担着为工业化和城市化提品贡献、资本贡献、市场贡献甚至外汇贡献的任务。但是,西部地区生态环境脆弱,农业发展面临较大困难。因此,调整和优化农业结构,调整现有农业布局,结合生态环境特点,发展具有区域比较优势的特色农业,增加农业剩余,是推进西部地区城市化的必然选择。

其次,发挥资源和劳动力优势,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工业。西部地区自然资源丰富而生态环境脆弱,因此发展工业具有了可能性和必要性。结合各自的资源禀赋状况,西部地区应该因地制宜地发展一些有优势、有市场、有特色的加工工业和劳动密集型工业,实现资源开发和产品深加工并举,一方面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增加经济效益;另一方面扩大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在发展中实现资源禀赋结构的提升。同时,改造传统工业,提高技术水平和加工增值水平,更好地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

最后,在农业和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以吸收西部地区“无限供给”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加快城市化进程。

3、合理发展乡镇企业,培育西部地区城市化的微观动力。推进城市化光靠政府还不够,还要靠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市场发挥作用的条件是要有真正的市场主体――产权清晰、投资理性、独立承担市场的收益和风险的企业。因此,为推动地区城市化,西部地区需要结合实际情况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同时应该注意合理规划,杜绝东部地区发展乡镇企业形成的“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农村病”。

4、加快制度创新,推动西部地区城市化。以科思和道格拉斯・C・诺思为代表的西方新制度经济学派认为,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制度因素,在技术不变的条件下,通过制度创新(变迁)同样可以大大促进经济发展。城市化作为伴随社会经济增长和结构变迁而出现的社会现象,同样与制度安排及其变迁密切相关。

为推进我国西部地区今后的城市化过程,必须进一步加大各项制度的创新力度。主要包括:继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放开城市的户籍管理,取消对外来落户人口的种种歧视性政策和规定,调整城镇户口迁移政策;改革城镇住房制度,加大土地制度创新,使农民真正进入城市并留在城市。同时,加快社会保障制度创新,加快建立以养老、失业和医疗为主体,国家、企业、个人三方共担,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覆盖城乡的统一社会保障体系。此外,应重视观念、习俗等非正式制度的创新,减少其对西部地区城市化的负面影响。

(作者单位:西南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城市发展动力机制篇10

城市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是世界各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曾经面临或正在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长期以来，在二元经济结构影响下，我国城乡经济发展差距扩大，城乡经济变得不协调。这严重地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与和谐社会的构建。为着力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彻底解决“三农”问题，我党进行了一系列的理论创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要“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1］22－23。2008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明确提出要以切实加强农业基础建设为主题，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形成促进城乡社会协调发展的新机制。总而言之，通过城乡互动、统筹发展，实现城乡一体化成为打破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政策取向。

河南地处中原，是一个农业大省，又是全国第一人口大省，城乡经济发展差距十分明显，不仅大大超过东部地区的城乡经济差距，而且同中部地区的其他省份进行横向比较也存在一定差距。城乡一体化发展更具迫切性和艰巨性，意义也更加深远。另外，河南省地域辽阔，各县、市城乡经济发展水平具有明显的差异。因此，河南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协调机制的研究，对于推进河南城乡经济一体化向更高层次发展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构建制度决策协调机制，在制度框架内实现城乡互动、统筹发展。

制度因素对城乡关系发展的影响具有决定性。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政策制度因素是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核心因素。

（一）构建城乡产业一体化机制，强化城乡产业结构关联性。

城乡产业一体化是构建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新格局的基础和支撑，是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承接工业化、现代化发展进程的必然要求。城乡产业一体化就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产业发展的思路上，要改变农村只能搞农业，而城市则专门发展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等传统发展观念，使三大产业在城乡之间进行广泛联合，构建城乡产业优势互补的一体化经济结构，使城乡经济相互渗透，相辅相成，最终实现共同繁荣［2］。

1.在城乡工业空间布局方面，充分发挥城市工业的带动作用，将涉农工业向小城镇转移，引导乡镇企业调整发展战略，使其与城市工业优势互补，错位发展；农村地区要搞好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投资环境，积极对接城市工业项目向农村转移。

2.在城乡产业组织形式方面，通过“总部+基地”、“工业飞地”等思路承接一、二圈层的产业转移，发展城乡关联产业，使城乡经济直接联合在一起，优势互补，融为一体。

3.在农村产业集群发展方面，坚持以“特”当头，以“特”优先，开发郊区农业的生产功能和生活功能。

4.在城乡第三产业发展方面，将现代服务业的经营思想和城市服务业的经营网络延伸到农村；发展农业文化，挖掘农业文化中的经济内涵，拓展农村第三产业发展领域，培植新的经济增长点。

（二）构建城乡市场一体化机制，保护农户这一微观主体的产权利益。

城乡市场一体化是统筹城乡经济发展的基础和关键。市场一体化是协调城乡关系、促进城乡共同繁荣的根本途径。

1.在城乡一体化的经济管理体制方面，消除限制资源、要素和产品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的各种体制性政策。

2.在城乡一体化的市场网络体系方面，加快发展和培育城乡统一的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推进中心城市的展销市场、中小城镇的专业市场、广大农村初级农贸市场间的纵向联系，形成相互依赖且等级多样的城乡网络系统。

3.在确立城乡一体化的经济主体方面，赋予城市和乡村两大空间的各个经济主体以平等的地位和权利。要落实农民的基本财产权，探索农村集体经济的股份制改造，实行农民土地财产权的股份化，土地权益的货币化、债权化。要让农民享受国民待遇。

4.在城乡一体化的市场运行秩序方面，发展专业化市场中介服务机构，发展电子商务、连锁经营、物流配送等现代流通方式，健全农业行政执法体系，创造城乡统一的竞争秩序和市场环境。

（三）构建城乡资本流动机制，增强支农实力。

1.推进农村金融机构改革。加快地方金融机构发展，以县域为单位组建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支持城市商业银行跨区经营。放宽中小金融机构的准入制度，允许、鼓励民间金融，特别是要支持发展建立在农民自愿基础上的规范的农村合作金融组织。

2.提高农业自我积累机制，从根本上提高对农业的投入能力，缓解农村资金供求矛盾。

（四）构建农业技术进步机制，提高河南农业自我发展能力。

1.建立健全农业科研成果转化机制。强化农业科研的需求导向和市场导向，完善农业科研成果转化机制，重视研究机构与用户合作开展技术创新，同时要充分发挥推广体系和中介服务在科研成果转化机制中的作用。

2.强化政府对农业技术进步的支持机制，增加政府对农业科研、农业科研推广机构和中介服务的投资。

（五）构建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机制，实现城乡就业一体化。

城乡经济一体化对农民而言就是城镇化就业，在城乡关系的协调中构建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机制，实现劳动力全社会的自由配置。

1.在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内部转移机制方面，发展与农业有关的乡镇企业，促使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

2.在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异地转移方面，把发展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建设结合起来，走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协调发展之路。

3.在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就业方面，引导农民合理有序地向城市流动，消除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各种政策，逐渐建立起城市与农村之间公平统一的劳动力市场，让农村劳动力平等参与就业竞争。

（六）建立合理的城乡分工机制［3］，切实改变农民的弱势地位。

1.着力发展城乡一体化的总部经济。技术性较强的产业，在城市建立产业“总部”，在农村建立产业“分部”，资源性较强的产业，直接在农村建立产业“总部”，在城市建立销售“分部”，使城乡之间形成有效的分工利益联系，形成相互依赖关系，使城乡之间从分割走向融合。

2.建立城乡间的双向贸易渠道，使城市生产的产品在农村有市场，农村生产的产品能够卖到城市去。

3.建立城乡一体化的要素市场，促进城乡资本开放，建立倾斜的利益机制，着力促进城市的工商资本和人力资本下乡。

二、构建城乡经济利益协调机制，使全民共享城乡一体化利益。

城乡经济一体化既是一个社会整体利益增进的过程，又是涉及政府、企业、居民等利益主体利益关系协调的系统工程。城乡经济一体化中各利益主体的利益既有一致性又有矛盾性，应在城乡统筹、以农为本的原则下构建城乡一体化利益协调机制。

（一）宏观上，在制度框架内构建协调城乡一体化中的利益矛盾，实现城乡互动、平等发展的长效机制。用制度创新与宏观手段推动、调控城乡一体化进程，使社会利益体系保持大体上合理与稳定的格局。

建立健全与生产力发展状况相互适应的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用制度协调利益关系，促进经济发展。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就业制度，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构建创新土地制度，构建创新社会保障制度，构建创新行政管理制度，构建创新投融资制度，全面落实农村义务教育制度，构建创新财政税收制度，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等。核心是解决好城市发展这条腿长、农村发展这条腿短的问题，实现由过去的亲城市、亲增长向亲农村、亲民生转变。

（二）做好城乡一体化规划。推进城乡一体化，规划是龙头。重视城乡空间布局、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市场体系构建、劳动就业、生态环境保护、社会事业规划集中统一管理，综合部署、调控和协调城乡各项建设活动，保证城乡各系统、各地区之间协调发展，正确处理局部与整体、近期建设与远期发展、城乡发展与土地保护、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的关系，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和环境协调发展。

（三）微观上重视农民话语权，构建农民利益诉求与表达机制。

农民是城乡一体化的主体，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农民利益，是推动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的核心动力。

在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具体操作过程中，涉及农民个人或村集体利益的所有事项都必须征求村民的意见与建议，建立有广大群众参与的城乡一体化建设决策机制与评价机制，不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让农民在城乡一体化建设中确实得到实惠。充分尊重和鼓励农民的首创精神，调动他们参与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建设的积极性，让他们在不断分享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建设成果的同时，支持城乡一体化建设，参与城乡一体化建设。

三、构建政府宏观调控机制，保证城乡经济一体化持续发展城乡经济一体化作用的有效发挥，仅仅依赖纯粹的市场竞争利益机制是不行的，还需要政府进行有效的宏观调控。政府有效的宏观调控是竞争利益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保证。政府的宏观调控主要是依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分配政策、产业政策以及利率、税率、税种结构、工资水平等经济参数的作用，要对产业和生产要素的聚集进行间接调控。

四、城乡经济一体化协调机制构建对策。

政府、城市和农村在促进城乡经济一体化协调发展中作为不同的主体，通过选择不同的政策或措施，达到合理分工和资源有效的利用，共同促进城乡经济一体化协调发展目标的实现。

（一）政府层面：强化责任，发挥主导作用。

政府是城乡经济一体化协调发展的行政主体，其在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宏观调控与制度供给上。从我国各地城乡一体化的实践来看，推动这一工程健康顺利发展的主导力量是政府，强化政府责任，充分发挥政府在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主导作用，是实现城乡一体化的根本保证。

政府是推进城乡一体化的责任主体。在推进城乡一体化的进程中，政府责任表现为规划责任、调控责任、公共服务责任、社会管理责任、利益平衡责任、财力保障责任等［4］。

（二）城市方面：强化自身功能，提高综合承载能力，发挥带动作用。

城乡经济一体化，以城带乡，重点在城市。城市是资本、信息、人才、科技等生产要素的聚集地，要发挥城市的集聚和扩散效应，使其对农村具有辐射和带动作用，就必须强化城市自身的功能。

1.提高城镇综合承载能力。坚持中心城市带动战略，大力实施“现代城镇体系建设工程”。突出产业为基、就业为本，增强城镇吸纳和辐射带动能力。

2.加快产业集聚区建设。坚持产城互动、融合发展，大力实施“产业集聚区建设工程”，提高产业集聚区承载力、吸引力和竞争力。只有实现产业集聚，才能实现人口集聚。

3.发展高新技术及高新产业依托城市现有科技优势，加强关键技术创新、技术集成、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加快推进高新技术研发、应用，为经济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城乡统筹发展提供科技支撑；推进农村资源节约和生态科技开发，跟踪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推进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应用，延长农业产业链，促进农村生产经营的专业化。

4.加快新型城镇化进程，带动“三化”（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协调科学发展，让群众受益，坚持“四个重在”（重在持续、重在提升、重在统筹、重在为民），围绕构建“一个载体、三个体系”（以产业集聚区为载体，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现代城镇体系、自主创新体系），把加快城镇化进程作为带动“三化”协调科学发展的着力点。

5.建立健全农业技术推广机制。

对各种农业技术按产品、技术类型及其在市场上技术产权的可保护程度等进行科学、系统的分类，再由政府拨款推广或直接推向市场，采取政府行为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新机制，充分发挥城市在农业技术推广中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三）农村方面：强化内部动力，发挥能动作用在城乡一体化发展中，难点在于农村的发展。

加快农村经济建设步伐，尽管需要有外力支持，但主要还需要自力更生。外因只有通过内因才能充分发挥作用。无论是支持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制度还是政策，都需要最终转化为内部的动力，才能真正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

1.加强城乡统筹的意识教育。通过宣传和教育，让广大干部和群众，尤其是干部认识到统筹城乡发展、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的紧迫性和重大意义。

从而调动各主体的积极性，使其服务于城乡发展。

推进干部管理制度改革，重视农村基层干部的培养和提拔，加强上下级之间的干部交流。通过培训、教育、参观学习，提升农村干部的整体素质。

2.要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作为主力军的农民，是农村经济发展的真正内部动力源，他们的参与和推动是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关键［5］。城乡一体化进程中要特别关注农民的利益，在制度保障上，要充分考虑失地农民的生存和就业问题，为其提供基本生活和医疗保障，从培训、信息服务、金融服务等多个环节给予就业帮助。

3.发展特色产业，以“一县一业、一乡一品、一民一技”为方向，培育一批农村资源型特色产业，与城市建立良好的互助机制，相互依赖，共同发展。

4.发展“三农”经济。把解决“三农”问题变为发展“三农”经济，即把解决农业问题转变为发展“大农业经济”，把解决农民问题转变为发展“人力资源经济”，把解决农村问题转变为发展“城镇化经济”［6］。

5.建立健全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人才培养机制。保持乡村长期协调发展，最重要的是培育和造就一大批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将农村的人口包袱转化为人力资源，增强农民自我发展的能力。发展教育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路径。因此，要开展职业技能培训，解决技能型人才紧缺问题，提高产业的承接能力。重视非农业技术与农业技术培训。鼓励农业院校、农技学校的学生到农村实习，向农民传播农业技术。进一步加强城市文化与农村文化的交流与整合，把培育新型农民与引导人才流入有机结合起来，为农村建设注入强劲动力。

通过与城市的协作，提高农民科技文化素质，切实增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后劲。

（四）机构层面：增设专门的协调机构，制定规划，协调矛盾。

城市发展动力机制篇11

文明临沂的发展其内在的特质就在于沂蒙精神的弘扬，是沂蒙精神陶冶了沂蒙人民，是沂蒙精神铸就了文明临沂。文明临沂的发展其外在的特质就在于物质临沂和生态临沂的发展。创建临沂文明城市的长效机制，需要继续坚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弘扬沂蒙精神主旋律，坚持和谐理念，实现全面发展，打造“生态临沂”，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一、科学规范政府行为，加强立法，为创建文明城市长效机制提供动力和保障

创建临沂文明城市的长效机制，必须加强政府主导，科学定位政府职能，科学规范政府行为，加强立法，为构建长效机制提供动力和保障。首先需要以效能政府、服务型政府、法治政府为定位，完善创建文明城市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强化党委、政府统一领导，充分发挥人大、政协的监督检查职能， 大力提倡社会组织的参与，加大新闻媒体的宣传、报道力度，形成及时发现问题、及时解决问题的长效机制；强化各级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的工作职能，坚持定期向党委常委会报告创建工作的制度；坚持“综合执法联席会议”等制度，把构建文明城市长效机制任务纳入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布局，加强城乡各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机制， 完善城乡联动机制，形成合力，实现城乡一体化全方位开展文明城市建设，以创建文明城市长效机制为动力促进全市经济社会全面可持续发展。其次，要完善创建文明城市的目标责任体系。以《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为标准，完善精神文明年度绩效考核制度， 实现目标责任明确化、创建指标定量化、监督检查定期化、责任追究程序化，做到统筹兼顾，层层落实。再次，要建立健全文明城市的法治体系建设。规范城市管理，完善城市管理综合执法体系， 落实执法部门责任制， 建立城管行政执法区域责任追究制度、城乡环境综合整治督查及责任追究制度，提高执法效能。

二、弘扬沂蒙精神，以沂蒙红色文化引领城市全面发展，打造精神文明之城

构建文明临沂的长效机制，必须继续推进弘扬沂蒙精神与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融合。实现党风廉政建设与反腐败教育工作的经常化、制度化。继续开发沂蒙红色文化，完善30条红色旅游精品线路、百个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建成山东省红色文化产业园区核心。继续推进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全面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大力开展道德模范评选活动，让“沂蒙红嫂”精神深入人心。确保道德实践活动的长效机制，深入持久地开展“文明临沂从我做起”、“知荣辱、树新风”、“知荣明耻、爱我沂蒙”等道德实践活动，培育全市知荣辱、讲正气、促和谐的良好社会风尚。完善市场秩序整治机制，构建市场监管长效机制，打造诚信临沂。禁止一切迷信思想、腐朽文化的传播，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要持续增强城市的凝聚力、向心力。坚持“创城为民、为民创城”的原则，为群众办实事，让群众得实惠，让市民从内心支持创城、从行动上参与创城，让群众真实感受到创城是关系市民切身利益的民心工程，群众积极性提高了，才能高效地构建“和而美”的文明临沂。目前，临沂市已呈现出文化繁荣发展的新景象。

三、健全多元化公共服务体系，构建文明临沂服务创新性城市，打造物质文明之城

构建文明临沂的长效机制，必须以构建文明临沂服务创新性城市为定位，健全多元化公共服务体系。继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以河为轴，两岸开发，一河五片，组团开发”的城市规划思路， 推进 “五城”、“五馆”、“五街”、“四园”建设。即把临沂市建设成为一个商旅之城、书法之城、兵学之城、地热之城、水上运动之城；继续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大力发展经济。截止目前，临沂市全力推进县域经济、统筹城乡发展、保障改善民生等工作，经济运行继续平稳较快增长，生态循环农业取得长足发展，工业生产效益平稳运行，建筑业稳步发展，城乡居民收入较快增长，民生状况持续改善，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较快。

四、提倡善治理念，推行科学化城市治理模式，构建以社会公正为核心的现代社会治理模式，构建和谐之城

城市政治文明是文明城市创建的重要目标，是指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人们通过改造城市的生态环境，改善自身全面发展环境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与物质生活水平相适应的政治生存状态。

构建文明临沂的长效机制，必须大力弘扬城市精神。城市政治文明的实现，首先需要市民具备较好的自身综合素质。继续推进“弘扬沂蒙精神、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弘扬沂蒙精神、争取更大光荣”等各式主题教育活动，不断提升市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其次，政治文明城市要具备以社会公正为核心的现代社会治理模式。所谓社会公正，总书记指出，“促进人人平等获得发展机会，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不断消除人民参与经济发展、分享经济发展成果方面的障碍”。一句话，就是让更多的人共享改革开放和发展的成果。构建公平的城市社会秩序还有很大的阻力，只有通过法律和民主渠道，来约束监督权力，才能构建和谐的城市社会体系。第三，必须积极推进“服务型政府”转型，不断下放政府的权力并促进公众的政治参与。总之，政府要积极引导，促进群众建设文明城市、文明社区的积极性，大力提倡公民参与公共事务和社会管理，不断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实现城市的政治文明。

城市发展动力机制篇12

一、深刻把握当前城市化进程的阶段性要求

城市化是推动发展、促进变革的重要力量，是转方式调结构和扩内需稳增长的强劲动力。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这项工作，去年11月召开了全市城镇化工作会议，对过去的工作进行了全面总结，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做出了系统部署。那么，为什么今天还要召开这次会议呢？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我市的城市化已经步入关键期，要求在政策措施上有新思路、新办法。建市以来，我市用20年时间走过发达国家30至50年的城市化道路，实现了三个跨越：一是城市人口增加了100万，城市化率由建市初的9.2%提高到去年的58.7%；二是城市空间扩大了10倍，全市城镇建成区面积由35.4平方公里扩展到385.1平方公里；三是拉开了组团发展的大框架，初步形成以中心城市为核心，以荣成、文登、乳山、石岛4个副中心城市为骨干，以13个中心镇为基点的城市群发展格局。本地农民是否有可能转移，是城市化的前提；是否有足够的载体，则是转移的基础。随着农业机械化、产业化的深入推进，农业生产效率的大幅提高，大量的农村富余劳动力需要转移；而随着城市空间的拓展，城镇体系的完善，用工需求的扩大，又为承接农村人口转移提供了空间。因而，这三个跨越为推进城市现代化和新型城镇化提供了前提和基础。根据反映城市发展规律的“纳瑟姆曲线”，以城市化率30%和70%两个拐点为界限，城市化发展划分为准备期、高速期和成熟期三个阶段，而在高速期，50%又是一个重要的节点，城市化推进的要求和模式都将发生新的转变：城市发展方式由规模扩张为主向质量提升并举转变，城市空间形态由单体突破向城市群协调发展转变，城市发展模式由注重生产力发展向提升品牌影响力转变。经过20多年的跨越式发展，我市的城市化率已经超过50%，在这个关键的节点上，政策措施跟上去了，城市化水平就将跃上一个新的层次，否则，就可能坐失良机，形成新的或者是永久性的落差。为此，我们必须适应城市发展方式转变的客观要求，抓紧研究制订新的政策措施，切实推动城市化转型升级。

第二，我市的经济发展已经步入转型期，要求在新型城镇化上有新举措、新成效。工业化创造机会，城市化创造内需。改革开放30年，我国经济走的是“全球化－外需增长模式”，而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以及最近的汇率争端、货币战争，客观上形成了倒逼机制，逼迫我们加快转方式调结构，向“城市化－内需增长模式”转变。我市人均GDP已接近1万美元，在这个发展的新阶段，转方式调结构不仅要强化自主创新走新型工业化的道路，更要着眼内需，重视发展服务业，重视解决“三农”问题，走新型城镇化的道路。我市的工业基础较好，但服务业比重只有34%，一直是产业发展上的“短腿”，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城乡差距拉大的问题也比较突出，而且在发展的方式上外向度较高、内需不足，这些都是我们转方式调结构的重点和难点。新型城镇化为服务业发展提供了空间和载体，是扩大内需、统筹城乡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强力引擎，不仅能够促进城乡之间的产业、就业、基础设施、社会事业的良性互动，也能够促进城乡劳动力、人才、资金等资源的整合。要打好转方式调结构这场硬仗，我们必须适应产业升级、经济转型的需要，把新型城镇化作为经济发展的持久动力和重要依托，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加快推进。

第三，我市的体制改革已经步入攻坚期，要求在城市管理体制上有新调整、新革新。当前，改革的重点已经由经济领域转到社会领域。特别是随着城镇人口的快速集中，一系列“城市病”也集中地凸现出来。近年来，我们在治理城市交通拥堵、停车秩序、道路破损、街道积水、建筑垃圾、工地扬尘、机动车尾气、近岸污水排放等方面下了很大功夫，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有些方面往往是“按下葫芦起来瓢”，一些问题无法得到根治，其根源就是城市管理体制没有很好地随着城市化的推进而完善，一些工作的监管职责不明确，部门交叉管理、区块分割管理的问题时有发生，某些方面存在着都管都不管、管又不到位、甚至推诿扯皮的现象。建市之初，由于中心市区的面积和人口都不大，我们实行的是条块结合的小城市管理模式，但目前中心城市建成区面积已扩大到129平方公里，总人口达到100万左右，已达到大城市规模，城市管理体制急需调整理顺，需要我们静下心来认真地研究问题，探讨改革思路。同时，城市管理中的问题都直接涉及群众的切身利益，是群众关注的焦点，因而城市管理体制调整不仅是一个改革问题，更是一个民生问题，需要我们积极探索，攻坚破难，尽快建立联动高效的大城管体制，切实提高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让人民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

第四，当前的区域竞争已经步入新周期，要求我们在打造新优势上有新作为、新突破。当前的区域竞争已经由区位优势、产业优势的竞争转变为城市竞争。综合竞争力强的城市在城市化水平上也处于领先位置，上海的城市化率达到88.7%，北京、天津超过75%，深圳特区接近100%，珠海88%，汕头72%，其他沿海开放城市的城市化率也大都超过60%。刚才的电视片展示，各地围绕城市竞争采取了很多措施，无论是重庆的户籍改革还是广州的人才自由落户，无论是成都的农村土地资本化还是天津的宅基地换房，其核心都是加快城市化，提升城市内涵，放大城市优势，增强城市竞争力。在城市竞争的新周期，各地都在积极行动，而我市也面临着如何巩固老优势、打造新优势的重大课题。在新型城镇化上先行一步，就能抢占区域竞争的制高点，落后一步，一时的差距就可能成为永远的落后。形势逼人，不容有丝毫的迟疑与懈怠。

城市现代化就是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以系统的眼光、战略的思维、科学的方法、科技的手段来谋划城市发展，强化载体功能，提升公共服务能力，带动区域协调发展，反映的是城市发展质量方面的提高过程。新型城镇化就是依托中心城市发展县域经济，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推动城市集群化和农村城镇化，强调的是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要求。无论是城市现代化，还是新型城镇化，归根结底就是推动农村、农业和农民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转变，打破城乡二元结构，进而提升全社会的现代化水平。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完善城市化布局和形态；省委、省政府也就推进新型城镇化做出了全面部署，并大力实施和谐城乡建设行动。我们推进城市现代化和新型城镇化，既有强力的政策支持和制度保障，也面临不小的压力、困难和挑战：一是化解历史包袱的压力更大。建市初的城市化发展就像在一张白纸上作画，自由发挥的空间很大；而在城市发展框架拉开之后，不可避免地背上一些历史包袱。如城市规划建设中的遗留问题，旧小区、旧管网、旧设施的改造压力，旧有条条框框的限制，都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住了城市发展的手脚。二是满足群众需求的难度更大。随着城市发展阶段的提升，人民群众的需求层次也不断提高，农民进城的需求更加强烈，市民对城市化也有更多的期待，如何更好地满足群众的多元化、个性化、优质化需求是我们面临的重大考验。三是打造竞争优势的挑战更大。我市的城市化有着一定的先发优势，但随着城市竞争的日趋激烈，把这些优势放到大环境中去比较，不少竞争优势正在弱化甚至被赶超。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以创新的视野审视城市化，以创新的理念谋划城市化，以创新的举措推进城市化，深入实施新型城镇化建设行动和城市精细化管理行动，不断开创城市现代化和新型城镇化工作的新局面。

二、推进城市现代化和新型城镇化的目标任务及工作重点

按照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市委、市政府结合国家、省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结合编制“十二五”规划，组织有关部门经过长时间的充分调查研究和反复论证，制订了《关于推进新型城镇化若干扶持政策的意见》、《关于加强城市精细化管理的实施意见》和《关于扩权强镇支持小城镇发展的实施意见》三个文件，今天会议上印发征求意见。这三个意见在政策措施上都有新的突破，主要有三个目的：

通过政策整合，破除城市化进程中的体制机制障碍，进一步提高全市城镇的承载能力。力争“十二五”期间，全市城市化率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以上，2015年达到65%，2020年达到75%以上，达到世界发达国家城市化率平均水平。

通过管理创新，提升城市的精细化管理水平，进一步增强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能力。力争“十二五”期间，中心城区的精细化管理面积达到70平方公里，实现城市管理活动的全方位覆盖、全时段监管、高效能管理。

通过扩权强镇，激活小城镇发展活力，进一步扩大人口吸纳能力。力争“十二五”期间，打造4个体制机制顺畅、经济实力雄厚、基础设施完善、辐射能力较强的中心镇，进而带动全市形成一批有活力的新型城镇，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

围绕这些目标，工作中要以城镇布局、人口转移、产业支撑和内涵提升这四个重点来展开：

（一）科学配置资源、拓展空间，解决好城镇发展布局问题。战略布局也是生产力，布局好了可以事半功倍，布局不好难免多走弯路。要根据新型城镇化进程的需要，合理安排空间布局、产业布局，优化配置资源，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

一是以小城镇为重点，合理规划城市发展的空间布局。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城市化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城市化，通常是大城市超先发展；第二个阶段是市郊化，人口和产业都向郊区扩散；第三个阶段是反城市化与内域的分散，也就是小城镇化，通过推进农村城镇化，大力发展小城镇，缓解中心城市的压力，满足市民高品质生活的需求。我国提出的新型城镇化道路，也把小城镇发展放到了突出位置。从我市的情况看，一个中心城市、四个副中心城市的格局基本确定，中心城市已发展到大城市的规模，副中心城市也都进入快速膨胀期，当前的重点是研究小城镇的发展问题。在全市49个建制镇中，不足3万人的有27个，占全市的55%，占全省的12%，这两个比例在全省都是最高的，说明我市的城镇布局分散，整体规模偏小，与新型城镇化的要求不相适应。这次研究制订的《关于扩权强镇支持小城镇发展的实施意见》，初步确定荣成市俚岛镇、文登市大水泊镇、乳山市白沙滩镇、环翠区温泉镇等4个经济实力较强、发展潜力较大的镇开展试点，主要目的有两个，一个是形成集聚效应，通过规划引导和政策扶持，推动重点镇加快发展，培育产业和人口的集聚区；另一个是形成示范效应，通过打造新型城镇化的示范点，带动全市城镇化水平的整体提升。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把各项政策及时落实到位，充分调动试点镇加快发展的积极性。要按照权责统一、重心下移的原则，在规划、城建、环保、治安、安全生产等领域，依法下放部分审批权和行政执法权，赋予一定的规划建设管理权，扩大镇级政府行政事务管理和处置权限。要完善试点镇的预算管理权、资金所有权和财务审批权，落实好税收收入和土地出让金县级收益返还政策，构建经济和社会发展相适应、财权与事权相匹配的镇级财政保障机制。要发挥各类财政专项资金的杠杆作用，支持试点镇建立健全投融资机制，引导私人资本、社会资本和境外资本以多种方式参与试点镇建设。要支持试点镇整体实施土地综合整治、改造镇区旧村、实行迁村并点，开展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工作，增强建设用地保障能力。要深化人事制度改革，权力下放要集中在与小城镇建设密切相关的重点部门，重点放在提高行政管理效率上，避免机构重叠、人浮于事。要建立试点镇进入和退出机制，对未纳入试点，但发展较快、达到一定经济实力的镇，由所在市区申请，予以增补；试点镇连续两年达不到考核要求的，退出试点镇序列；对表现突出的试点镇给予奖励，形成支持小城镇发展的良性机制。

二是以县域经济为重点，优化配置区域发展的产业布局。从经济总量看，全市县域经济占73%；从地方财政收入看，县域占60%。县域经济的布局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全市的整体产业布局，县域经济的发展质量决定着城镇化的质量。目前，各市区的城镇建设都是多点布局，如荣成的城区、石岛、成山，文登的城区、南海新区，乳山的城区、银滩和海湾新区。这种分散布局有利于拉开城镇化框架，加速城镇规模扩张，但如果形不成产业集聚效应，也会限制城镇化的进程。各市区要依托各自比较优势，把城镇发展规划与产业发展规划有机结合起来，在加大基础设施投入、增强城镇承载功能的同时，因地制宜地谋划好区域内的生产力布局，以产业集聚带动人口聚集、城镇发展，避免把新城建成“空城”、“死城”。同时也要看到，尽管我市县域经济的总量规模不小，但不同程度地存在运行质量不高、发展后劲不足的问题，面临着“二次创业”的瓶颈，与中心城区相比，去年荣成、文登、乳山万元GDP创造的地方财政收入分别只占到51.7%、52.1%和50.5%，服务业比重分别低3.5、3.3和4.1个百分点，高新技术产业比重分别低18.7、19.1和26.8个百分点。各市区要正视差距，下大力气提升经济质量效益，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打造各具特色的竞争优势，为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三是以中心城市为龙头，整合利用和优化配置区域资源。中心城市、副中心城市、小城镇，只有统筹兼顾，才能协调发展。近年来，我市从国土规划、区域规划、城镇体系规划、城市总体规划四个层面，进一步完善了规划体系。但由于市区之间统筹不够、部门之间协调不够，在城市空间配置、资源利用和优势互补上仍存在一些问题和矛盾，各自为战、争相开发、重复建设等现象时有发生，从而影响区域整体效益的发挥。就拿海岸线的保护开发来说，一些地方在不适合建港的地方建港，在不应当填海的地方填海，在不宜开发的地方搞地产开发，在不宜搞养殖的地方毁礁养殖等等。按照城乡规划法，各市区都有规划权，但有权并不意味着就可以各自为政，就可以割裂全局，市级规划、国土资源、海洋渔业等部门要抓紧制订完善全市资源保护利用规划，主动搞好沟通协调，统筹利用好全市的土地、沙滩、山体、海岸线、海域等资源，形成更加科学、严格的资源环境保护利用机制。对于各专项规划的编制，要着眼于发展全局，统筹考虑，紧密衔接，避免出现相互冲突的问题。各市区要牢固树立全市“一盘棋”的观念，发挥好衔接点、中间带的功能，一面对接中心城市，一面对接小城镇，实现区域设施共建、资源共享、优势互补、联动发展。

（二）积极落实政策，健全机制，解决好农村人口转移问题。城镇化的本质是让农村人口进城，享受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城市化率的提高，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外来人口增加，二是本地农村人口减少。建市初期我市有211万农村人口，经过20多年的转移，还有104万人生活在农村。一个地区的城市化率再高，如果没有统筹解决好农民问题，那么也是有缺陷的城市化。各级各部门在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无论制订政策还是出台措施，都要把握一个总原则，就是一切都要立足于、着眼于本地农民的转移，而非简单地提高城市化率。要按照农民进城的“路径图”和人口迁移规律，认真落实这次研究制订的《关于推进新型城镇化若干扶持政策的意见》，让人民群众真正享受到城镇化带来的实惠。

一是户籍问题。户籍是城乡二元结构最直接的体现，虽然我市已经在概念上取消了农业、非农业户口性质的划分，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但这只是户籍管理方式上的变化，实际上在社会保障、社会救助、就业、就学等方面依然存在着政策待遇上的差别。这次出台的意见中，对本地农民在城镇购房落户、投靠落户、投资落户、进城务工落户以及大中专毕业生落户的条件都进一步放宽，各级各有关部门要严格执行到位，引导本市农民合理有序流动。同时，要抓紧对分散在各部门中的相关政策制度进行梳理，逐步消除城乡不同户籍的权利差异，弱化门槛限制，给进城农民平等的生存发展权利，最大限度地推进城乡居民平等化。

二是土地问题。土地是农民生存的基础，也是农民进城需要首先解决的问题。有关部门调查显示，目前农民进城的重要瓶颈因素就在于土地流转不畅，流转市场没有真正形成。对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央在政策上有明文规定，允许依法有序流转。解决好流转过程中的问题，关键是抓住两点，一是保障农民的合法利益，二是建立健全流转制度。有了既灵活又规范的制度，农民才有条件参与土地流转，有了健全的利益保护机制，农民才有意愿参与土地流转。各级各部门在推动迁村并点、土地整治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等工作时，都要坚持让利于民、服务于民，切实保护农民权益，真正让农民在土地流转中受益，绝不能打农民土地的主意。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抓紧完善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积极引导农民以土地承包经营权换股权、换租金、换保障，有序推动农村土地规模经营，提升农村土地资产价值。农业、国土资源部门要尽快对全市农村承包土地进行确权，抓紧理顺土地承包权混乱的问题，及时核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为土地流转创造条件。要进一步增强各级土地流转中心服务平台功能，健全供求对接机制，提高价格评估、合同指导、纠纷调处效率，推进土地承包经营权规范有序流转。

三是住房问题。目前，全市农村居民点面积38.9万亩，人均用地面积195.9平方米，高于人均150平方米的国家标准，而且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会出现越来越多的空心村，措施不当会造成土地大量闲置。加强集中居住区建设，是改善农民居住条件、推进农村住房建设和环境综合整治、提高农村土地集约利用率的有效途径。要坚持因地制宜，强化规划指导，加大资金、用地、信贷等方面支持力度，鼓励农民以有房宅基地置换安置房，推动农村住房向小城镇规模聚集。要以促进农民生活方式转变、提升农民生活质量为导向，充分尊重群众意愿，搞好集中居住区的规划建设，适合盖楼的盖楼，不适合盖楼的也不要勉强，真正地把好事办好。

四是就业问题。实现集中居住以后，如何让进城农民有工作干、养得起家，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要建立健全农民利益保障机制，对被兼并村居民除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或转让收益外，还应享有兼并方提供的长久稳定的生活保障和就业保障。要利用好各类职业教育培训平台，大力实施农民技能培训工程，增强就业竞争力和对城市生活的适应性。对于有意愿和能力进城创业的，要纳入城镇就业服务和政策扶持范围。金融部门要支持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和农村资金互助社建设，推进金融服务产品向镇村延伸，为农民创业提供有力的信贷支持。

五是保障问题。要探索建立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体系，在养老保障制度上，按照“城乡一体、分档缴费、自愿选择”的思路，做好进城农民的新农保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城镇居民养老保险的衔接，逐步打破参保身份限制，实现参保人员全覆盖。在医疗保障制度上，要进一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整合新农合与城镇居民医保制度，加强小城镇和农村医疗设施、队伍建设，最大限度缩小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差距。在社会救助制度上，要落实分层分类救助办法，健全城乡低保标准自然增长机制，逐步形成一体化的社会救助体系。

六是教育问题。加快推动城镇化，需要统筹利用好各类公共资源。子女教育作为进城农民的迫切需求，可以说是除了房子之外引导农民集中居住的另一个“引子”。各级各有关部门要结合落实教育发展规划纲要，合理配置教育资源，科学规划城乡学校布局，统一城乡生均公用经费标准，均衡配置城乡教育设施和师资力量，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向重点镇集中，同时在入学、购房等方面制订优惠政策，吸引农村人口向城镇聚集。

（三）强化结构调整、转型升级，解决好产业支撑问题。“为利而市，市久成城”，城市是产业发展、经济聚集的结果。没有产业支撑，城市现代化和新型城镇化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目前，我国的城市化普遍存在着“三个滞后”，即农业产业化滞后于城市化，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消费滞后于生产。结合我市实际，着眼于解决“三个滞后”问题，要大力培植特色优势产业，推进产业集聚，夯实新型城镇化的基础。

一是切实推动农业产业化。农业产业化是提高农村劳动生产率、释放农村劳动力的有效途径。要进一步完善城镇集聚人口、产业、资金、技术、信息等功能，积极引导农村二、三产业向城镇集聚，大力培育有利于解决农民就业、促进农民增收的龙头企业和农村经济合作组织，支持企业以适用的经营模式、合理的分配形式，引导农民积极参与农业产业化经营，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要健全农业龙头企业、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农户三者之间的利益调节机制和分配关系，最大限度地共享产业化带来的利益成果。

二是切实推动镇园互动发展。发展园区可以引进产业项目，并通过生产生活设施共用降低建设成本，是推进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的结合点。要积极推动省级开发区与镇区进行区划整合、功能整合、机构整合，让园区共享城镇基础设施和各种资源条件，让城镇通过园区提高对产业、人口的承载能力。要探索发展“飞地经济”，建立跨市、镇异地落户项目利益共享机制，集合力量推进工业园区建设。要建立完善单位土地投入产出绩效评价体系，适度提高开发区的建设容积率，进一步提升工业园区的发展质量，真正把园区的产业集聚、城市拓展功能有效发挥出来。

三是切实提升服务业发展水平。服务业发展步伐缓慢，根本上源于城镇化的滞后。要认真贯彻省、市出台的加快服务业跨越发展的若干政策，在放宽市场准入、实施财税优惠、培育市场主体、强化金融扶持、保障土地供应等方面，抓紧制订配套政策和实施细则，推动服务业跨越发展。要坚持相对集聚和点面结合，继续强化服务业产业载体建设，推进商贸业、制造业联动发展。要切实加大服务业投入，进一步完善政府投资为引导、企业筹资为主体、民间资本和境外资本为支撑的投融资机制，确保服务业投资增速大幅提高。

（四）强化机制创新、管理创优，解决好城市内涵提升问题。当前的城市建设，已经由单纯的建设向建设、管理、运营转变，最终体现在城市的层次和内涵上，体现在品质和品牌上，也体现在管理和经营上。各级各部门要将城市作为企业来经营、作为家庭来管理、作为作品来打造，推动体制机制创新，不断增强城市的动力和活力。

一是着眼于上档升级，强化城建重点工程建设。城市建设是一项基础性工作，很大部分“城市病”的根源就在于城市没有规划好、没有建设好。在今后的城市建设中，要牢固树立打造精品城市的理念，在规划设计上下功夫，在功能衔接上下功夫，在注重细节上下功夫，进一步提升城市的内在品质和外在形象。明年市区计划实施16项城建重点工程，包括金线顶、江家寨立交桥等改造工程，双岛湾、五渚河、工业新城、临港产业区等“两城两区”工程，世昌大道、青岛路、环山路、文化路等综合整治工程，文化产业区、国际展览中心、高新商贸广场、九龙湾等区域开发工程，以及包括城中村改造、旧生活区改造等10个分项工程在内的城市区域更新工程。这些工程市委常委会已经研究通过，这次会议印发了《2011年市区城建重点工程实施方案》，明确了分包领导、牵头单位、责任单位以及项目责任人，各相关责任人要按照要求，认真落实目标责任制，合理安排项目的规划设计、招标投标、拆迁等各个环节，狠抓施工建设管理，严格工程质量监管，确保把每一个项目都建成亮点工程、优质工程、精品工程。

二是着眼于机制创新，抓好城市精细化管理。推进城市精细化管理，就是按照新的城市管理理念，借助信息化技术手段，创新管理体制机制，建立严格有序的城市管理规范、准则和标准。城市可以划分为两大区域，公共区域和有权属区域。有权属区域主要包括居民小区、机关事业单位、企业三个部分，如果通过规范化的管理，把有权属的部分管好了，那么城市90%以上的区域就得到了有效管理，剩下的街道、公共场所等公共区域就可以更方便地实施精细化管理。但实际上，我市这两大区域的管理都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居民小区的物业管理有待进一步规范，需要健全监督机制；机关企事业单位的有权属区域管理也有待建立约束机制；道路、沙滩、公园、海岸线、河道等公共区域也需要探索规范有效的管理体制和机制，需要各级各有关部门静下心来研究管理细节和操作办法。明年市区要启动建设城市管理信息平台，推行网格化的城市管理模式。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按照“管得全面、干得精细”的要求，及早研究精细化管理的工作重点，制订具体的管理标准，明确管理责任，并建立责任追究制度，确保精细化管理措施落到实处。要进一步整合管理资源，集合公安交警、市政、国土资源、城管执法、规划建设、房地产管理、统计、市长公开电话等部门行业平台，建立精细化管理的信息系统平台，实现设施共用、信息共享，最大限度地减少重复投资，节约建设成本。要进一步完善管理队伍，充分调动社区工作人员、环卫人员等各类社会资源，做好日常城市管理问题的信息采集、监督处理等工作。要严格落实《物业管理条例》，通过群众自治和市场化运作，引导社区居民聘请专业物业服务公司，将有权属区域的部分公共服务逐步过渡到社区物业管理。要进一步整合社区资源，建立社区管理服务的长效机制，不断满足群众多样化、个性化需求。这次省政府部署的和谐城乡建设行动，涉及到城乡基础设施、人居环境、社会化管理、公共服务等方方面面的工作，考核的范围比较广，标准比较细，方法比较严，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按照《市和谐城乡建设行动实施方案》的部署，立即行动起来，把各项工作要求落到实处，确保和谐城乡建设行动有效果、见成效。

三是着眼于长远发展，搞好城市运营。城市是一笔巨大的资产，必须运用市场经济手段，对城市资产进行集聚、重组和运营，促进城市资产增值和品牌升值。要用经营的眼光去规划城市，综合各方面因素，聘请高水平的城市策划专家，对城市的发展方向、功能分区、公共设施和重点建筑等进行明确定位，通过规划体现城市特色，提升城市品位，拉升资源价值。要用经营的策略去推介城市，由打造城市品牌向经营城市品牌转变，深入挖掘城市环境、文化、生态内涵，放大“蓝色休闲之都、世界宜居城市”的品牌效应。要用经营的手段去建设城市，进一步提高市投融资管理中心的资本运作能力，着力推动城市资源向资本、证券转化，实现资源利用价值的最大化和最优配置。要用经营的方式去管理城市，进一步深化市政公用事业改革，探索采取政府服务外包的方式做好环卫等工作，运用社会资源维护城市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