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龄化研究篇1

一、引言

我国在2000年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数达到7%，开始跨入人口老龄化国家行列。此后十年，这一比例逐年上升。从2000以来，我国人口总量增速趋缓，而老年人口总量和比例增速却在加快。与2000年相比，2010年我国60岁及以上和65岁及以上人口分别增长了2.93%和1.91% 。目前，我国正处于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发展时期，对于人口老龄化问题的研究非常必要，但我国现有文献中有关人口老龄化问题的研究存在着一定的不足：绝大多数研究都以人口老龄化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导致的社会经济问题和挑战为出发点，在此基础上分析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对策，解决问题时更多的是强调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社会经济压力和挑战。这些研究成果虽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然而，对于人口老龄化问题应该辩证的看待，正视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挑战的同时，更应该从积极的视角考虑如何实现“老年型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二、两种不同倾向的老龄观

所谓老龄观是指国家和社会对老年人群所持有的观念和看法，以及在所持有的观念的基础上对老龄问题所采取的态度和行动。从多数学者与人口老龄化问题相关的研究来看，我国的老龄观主要可以分为以下两种倾向：

1．消极倾向的老龄观

消极倾向的老龄观从传统的老年理论研究出发，主观的把老年人群界定为生理和心理方面的弱势群体，认为老年人不再创造经济社会价值，是纯粹的社会资源消耗者和被照顾者，把老年人描绘为体弱多病、传统保守和脱离社会。在这种先入为主并带有歧视的消极图景的引导下，人们在谈到人口老龄化现象时，研究的焦点更多是人口老龄化的到来及其进一步的发展所带来的巨大的挑战和压力，以及其对社会、经济等方面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由此在研究中更多的是强调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应对。为缓解老龄社会压力而提出的措施被定义为“健康老龄化”策略。虽然“健康老龄化”概念从1987年提出到现在，其内涵和外延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健康老龄化”从本质上仍然是将老年群体看作是社会的弱势人群和边缘人群，其研究的出发点仍然是人口老龄化的消极影响，而忽视了老年群体对社会的积极作用。

2．积极倾向的老龄观

1997年6月，西方七国首脑丹佛会议提出了积极老龄化的主张。从国内外学者对积极老龄化的解读来看，积极倾向的老龄观是社会对人口老龄化的一种乐观的认识，也是一种积极的对待老年人群的态度和准则。

积极倾向的老龄观强调对“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进行辩证的分析。一方面，积极老龄观认为人口老龄化无疑会对社会经济的各领域产生全方位的影响，因此是对我国未来建设发展的一个考验；但从另一个角度说，人口老龄化也是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机遇和促进。老龄化的影响是一把双刃剑,是利是弊,固然一方面要取决于老年人自身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另一方面则要看社会和家庭如何回应、如何转化、如何导向。从积极的老龄观出发，老龄化社会的出现，会督促我国通过“六个老有”的养老规范来反向推动国家消费、教育医疗、“孝亲文化”、人力资源开发等方面的发展。

三、积极老龄观下的人口老龄化问题策略分析

在积极老龄观的引导下，首先需要做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经济、物质、制度、观念等各种准备：完善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障政策；探索适合的养老模式；探索灵活的人口政策；关注人口的流动和迁移，关注城乡及区域老龄化差异。在此基础上，注重针对人口老龄化的积极策略的运用，最终实现我国“老龄化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与和谐发展。积极老龄化视野下的人口老龄化具体策略有：

1．关注老年消费心理，引导老年消费需求

以消费者的年龄为市场细分变量对市场进行划分时，老年群体是一个重要的细分市场。随着我国逐步步入老龄化社会，老年人的数量不断增加，老年消费市场将成为潜力极大的市场。而新时代的老年消费者会具有怎样的消费心理和消费行为，对我国拉动内需、产业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对老年消费者需求的研究是了解其消费心理和行为规律的起点。社会和企业应该采取各种方法，充分的关注和了解老年消费者的需求和偏好等心理，采取适当的市场营销手段引导老年的消费需求。

2．发展老龄产业，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

在关注和引导老年消费需求的基础上，我国应该加快开发老龄产业并加强与发达国家的交流和合作。老龄产业即为满足老年人的特殊消费需求而为他们提品和服务的产业。随着我国老龄化的加剧，为老产业将成为未来社会和企业的热门产业。随着时代的发展，我国传统的老年群体为下一代“奉献”的意识会逐渐改变，取而代之的是人们生命生活质量意识的不断提高，因此老年娱乐、旅游、住宅、继续教育等新兴老龄行业将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银发经济”将成为我国新的经济增长点。

3．重视“第三人力资源”的开发，探索弹性退休制度

积极老龄观认为应该消除年龄歧视的不利影响，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老年人口是非常宝贵的需要投资和开发的第三人力资源，可以使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供给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根据我国的国情，随着人口预期寿命不断延长，为了实现老年人力资源的开发和有效利用，应该探索实行弹性的退休制度，但是在政策调整需要注意借鉴发达国家经验，采用渐进策略以及采取有效措施，控制提前退休现象。

4．重视老年继续教育，实现老年人的发展和自我实现

实现老年发展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老年继续教育。目前我国的老年教育的主要形式是老年大学，老年大学得到了老年人的认同，为老年人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平台。而我国的老年教育也存在着教育机构数量少、教育内容单一等问题，政府和社会应该重视和持续改善我国的老年继续教育状况，帮助实现老年人的发展和自我实现。

5．注重老年娱乐事业，提高老年生命生活质量

仅仅从物质需求满足的角度来衡量老年人的生命生活质量是远远不够的，和谐老龄化社会更应该注重的是老年人的精神文化需求和生活方式问题。政府应该在满足老年人的物质需求的基础上，力求使老年人的精神需求得到满足，使其生活多姿多彩，心理健康愉悦。开发老年娱乐事业，提高老人晚年生活质量，对社会和老年群体来说一个双赢的结果。

6．倡导传播“孝”文化，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中国人自古讲究“孝悌”，在老子看来，孝慈之心是人的自然性情，不需教导就有，正如羊羔跪乳，乌鸦反哺，何况人是高等动物，更懂得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5]。然而由于前文所述种种原因，我国的“孝”文化正在经受前所未有的巨大的冲击，在金钱和利益的面前，“孝心孝行”逐步缺失。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也警醒社会应该呼唤“孝文化”的回归，应该呼唤“道德良心”的回归。“孝”文化的回归，并不能依靠少数人的自律和自省，应该举全国之力，全社会之力，自上而下的进行倡导和传播，国家相关部门、媒体和公众人物、教育部门更应该肩负起舆论引导的重要作用，同时我们也应该去反省：“孝文化”缺失的大环境怎样，难道仅仅是“孝文化”离我们远去了吗？和谐与可持续发展老龄化社会的构建需要所有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作为道德基础。

参考文献：

[1]孙钦荣.不同老龄观的老龄工作策略选择分析[ J ].中国老年学杂志，2011（2）

[2]穆光宗.老年发展论―――21世纪成功老龄化战略的基本框架[ J ].人口研究，2002（6）

[3]徐萍.消费心理学教程（第三版）[M ].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217-219

老龄化研究篇2

随着老人对社会的义务减少，他们对社会的兴趣也日益降低。但更多的研究认为，是现代经济限制了老年人社会角色的发挥和社会活动的参与，从而形成社会对老年人的疏离。特别是强制退休制度，更是以牺牲老年人社会劳动的权利为代价，以提高生产效率。与此相比，早期“活动理论(activitytheory)”更接近常人的认识，似乎公允一些。这个“理论”认为：个体在社会中的角色并不因年龄的增长而减少，老年人同样有活动和参与的愿望，只是参与活动的速度变缓、节奏放慢而已。“活动理论”与“生命持续理论”、“年龄分层理论”、“角色理论”和“发展理论”一脉相承。

中国老年人也面临一些特殊问题。传统社会的消失与当代制度的变迁使得中国当前的“文化失范”现象突出，“尊老”的传统日益消亡。中国特有的独生子女政策带来的“4-2-1”家庭结构，也造成了“万千宠爱集于一身（亦是全部压力集于一身）”的脆弱社会心理，又催生新的社会问题。在各种矛盾同时出现的今日中国，代际冲突与社会谈判将成为普遍现象，沟通（亦即传播）的作用将进一步凸显。老龄化与传播：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老年人与传播的关系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据研究者调查，中国大陆关于老年人与传播关系的研究数量少、深度浅，集中在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介和个别刊物，研究方法多以感想式的评论为主，很不均衡。老龄化与大众传播媒介关系密切。在现代大众社会，老年人与社会生活的主要联系是非职业性的，是需要借助大众传媒来实现的。大众媒介却往往忽略对老年生活的反映，对老年人群的形象建构很多是负面的，也存在隐性歧视。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大众传媒都在有意无意地灌输一种悲惨和无助的“自然”年龄观：变老，意味着日益丑陋的容貌和日益无助的身体，意味着对社会的经济负担和对家庭的无益浪费。虽然从生理学和经济学上看，这些说法不是没有根据，但这种消极的观点导致了深重的焦虑心理，无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而有害于老年人（事实上也包括全体人，因为每个人都会老去）的精神健康。“日益年老”的现实与“永远活在当下”的理想之间的不匹配性与日益后现代化的视觉文化明显相关。而老年人正是视觉媒介（主要是电视）的基本受众。据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及香港科技大学调查研究中心2005年的一次《中国综合社会调查》，老年人仍然习惯通过传统媒体获取信息、休闲娱乐；电视是老年人中最常使用的媒介，其次是报纸、手机，而接触网络的老年人在当时只占很低的比例。有研究认为，价格是阻碍老年人使用新科技产品的主要因素，其次是技术困难。可见，只有经济水平和接受能力都较高的老年人才有可能接触并采纳新媒体，因此，老年人普遍把“会上网”看做一种正面标签，视为一种“值得骄傲”的事情。数据显示，一周7天内老年人几乎每天都会收看电视，而每周约有一半的时间会选择看报纸，上网的天数平均每周仅有1天。可见，电视是充实老年人群体晚年精神文化生活的主要媒介形式，起重要的“伴随”作用。另据央视-索福瑞媒介研究公司的调查，老年人群已成为中国电视观众的主体，见图1。

从收视时间看，2012年65岁以上老年人日均电视收视时间是269分钟，也是各年龄段中最高的；55至64岁是255分钟，位列第二，两类群体日均收看电视均超过4个小时，属于伯格纳所谓的“重度”观众。显然，老年人赋闲在家，有更多的时间收看电视；同时，电视帮助老年人扩大了信息经验，降低了他们的信息贫困程度。老年人与电子媒介：传播研究的一些取向“老龄化与传播”的关系主要涉及大众传播媒介（报刊、广播电视、新媒体）为老年人口提供的服务和老年人接触和采用大众传媒中出现的问题。“老龄化与传播”研究则是在承认老龄化现实的前提下，力图寻求个人健康与社会和谐的纠偏除弊。现有的“老龄化（或者老年人）与电子传播”的关系有一些特定的研究取向，大致可以分为老年人与传统媒介的关系及他们与新传播媒介的关系。对老年人与传统媒介的关系，由于电视与观众的研究文献丰富，有一些分年龄段的研究成果涉及老年人与电视的关系。

各国经验普遍显示，电视是老年人晚年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美国传播学者乔治•格伯纳等人提出的电视教养理论（cultivationtheory，台湾译称涵化理论）及其文化指标研究的发现④，美国老年人是电视的“重度”接受者（界定为每天看电视超过4小时的接受者），他们对真实世界的看法易受电视对世界的描绘所影响，甚至被其主导；电视暴力节目（包括其他一些负面报道）对重度电视观众尤其是老年人具有“吓退作用”。的确，中国的老年人对“邪恶的”现实世界（灾难、事故、犯罪案件、环境质量、食品安全，包括大量针对老年人的欺诈现象）也往往会有不安全、不可信的负面印象，并逐步退缩于个人的狭小世界。此外，老年群体、老年生活与老年形象在电视中的反映也是很不充分的，因为鸡皮鹤发的老人与观众对青春靓丽形象的期待南辕北辙，而观众的这种审美偏好也是商业电视长期培育出来的。即使有《金色池塘》等有数的几部影视作品从正面的视角反映了老年人的问题，但以老年人为主角的视觉文化总体偏少。而在中国电视剧库存中，老年人早早退出了古代宫廷以外的权力场域；在家庭剧种中出现的，也多是可怜可笑的形象。尽管老年人已成为中国电视观众的主体，可真正做给老年人看的电视节目却寥寥无几。中央电视台办了18年深受老年观众喜爱的栏目《夕阳红》于2010年告别荧屏；虽然后来在央视十套“复出”，但受关注度已大为降低。广播本来是老年人非常喜爱的媒体，近几年更多向年轻听众播放流行音乐，也使老年广播市场不断萎缩。相比之下，一直被我们误认为“不敬老爱老”的西方媒体，却很重视为老年人服务（当然，他们大多是出于开发和经营市场的需要）。美国有800多家老年广播电台；法国也有专门电台通过热线电话为老年人提供免费服务。大众传媒是社会文化生态的建构者，它们对老人形象的贬低和对老年节目的忽视也可能导致社会对敬老、爱老传统的淡忘。随着手机和互联网的飞速发展，老年人与新媒介接触的状况已经大大增加。据《中国互联网统计报告》的数据，近几年来，60岁以上老年群体接触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介的人数有所增长，从2000年的283.5万迅速升至2012年的902万，增幅为218.2%。然而，尽管老年网民的总体数量在不断上升，但由于老年人口的数量增加更快，相比之下，互联网在老年人中的普及率近年并未明显提升，与非老年人群的网络普及率快速蹿升形成鲜明对比（图2）。可见，享受互联网及其所带来的便利，只是少数老年人的“特权”，绝大多数老年人仍属于信息社会“边缘人群”。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可能并没有缩小老年人与非老年人之间的“数字鸿沟”，甚至可能扩大了“代沟”，加重了代际隔阂。新媒体在老年人的生活中仍是不熟悉的新鲜事物，使用互联网在老年人的生活中则属于“锦上添花”的部分。因为需要投入较多的注意力和体力到海量的网络中“主动”获取讯息，相比于电视提供的不假思索即可完成的“被动式娱乐”，老年人对网络并没有形成很强的“依赖性”。

老年人在体验到“信息孤岛”的孤独感，认识到网络提高晚年生活品质和社会适应性等诸多好处后，也并不缺乏使用新媒体的意愿，但他们面临的障碍使他们望而生畏。包括老年人对社会环境和虚拟空间的疑惧，对技术的恐惧以及对自身能力的不自信使老年人对新媒体的采纳过程类似于由传统社会向信息社会的“移民”。而老年人最依赖的家人往往充当了他们向信息社会“移民”的“顾问”和“人”：家人通过提供物质支持、技术反哺、情感激励和心理支持等方式，成为促进新媒体在老年人群中普及的关键角色。使用新媒体（尤其是网上视频）可以弥合老年人在现实生活中社会关系网络的弱化，减少社会分隔，帮助老年人“重新社会化”。晚辈对老年人进行新媒介素养“技术反哺”并通过虚拟空间的互动进行“精神赡养”，正成为现代中国人尽孝的一种方式。从社会效益角度看，新媒体催生的远距离工作方式，可能成为开发老年人力资源，发掘年长者潜力的辅助形式，为那些被退休制度划分的老年人提供一个发挥作用的平台，让老年人从社会的“消极人口”变为事实上的“积极人口”。（本文作者：郭镇之、孟伦单位：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老龄化研究篇3

一、引言

养老保险作为主要的社会保险制度之一，对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设计良好的养老保险制度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团结，协调代际关系，保持社会的健康发展；养老保险为劳动者提供了规避老年风险的最有效手段，免除了劳动者的后顾之忧，促进充分就业的实现，进而促进经济增长。然而，目前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较为严重，老年人口基数大、发展速度较快，预计2050年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达到31%，略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33%），这势必会对养老保险制度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考察养老保险制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国内外学者对人口老龄化和养老保险制度做了大量研究，国外学者对老龄化的研究始于生育率问题，加里•贝克尔发展了关于生育率的经济学理论，他认为孩子是“耐用消费品”，父母的需求更多地受孩子质量的影响，因此，他从孩子的数量需求与质量需求两个方面研究了家庭对孩子的需求。此外，其他人口学家还提出了“代际财富转移”理论、“性别角色”理论、“家庭合同”假说、临界值假说等学说研究生育率问题对人口结构变化的影响。国内学者对老龄化问题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人口老龄化的原因，如鲍思顿等（2005）；[1]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影响效应，如李军（2006）；[2]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如杜鹏等（2005）。[3]对于养老保险制度而言，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主要包括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的理论依据及养老保险制度形式的选择。系统地阐述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的必要性的理论是通过生命周期理论、风险理论、市场失灵理论、世代交叠模型展开的，例如David（2001）[4]通过世代交叠模型论证了养老保险制度有助于实现帕累托最优。就养老保险制度的形式而言，目前主要有现收现付制、基金累积制及包含现收现付和基金累积的部分累积制。现收现付制是各国最初采用的形式，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出现，现收现付制养老体系出现收支难以平衡的问题，各国的养老保险制度开始由现收现付制向基金累积制转变，对于这种改革是否合理，学界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支持改革的研究包括Feldstein（1996）、[5]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2000）[6]等，反对改革的包括Verbon（1988）、[7]巴尔（2003）[8]等。通过文献回顾可知，目前关于人口老龄化和养老保险制度的研究有很多，但是，现有文献很少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考察中国的养老保险制度，蔡昉等（2003）[9]直接将人口老龄化与养老保险联系起来进行研究，康传坤等（2014）[10]考察了人口老龄化对最优养老金缴费率的影响，因此，本文将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考察中国的养老保险制度，同时总结世界主要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经验，以期为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提供借鉴。

二、中国养老保险制度现状描述

目前，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是由基本养老保险、补充性养老保险和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三部分构成的。其中，2015年以前，基本养老保险由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和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三部分组成；城镇居民养老保险是2009年开始实行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2011年开始的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合并而来的；2015年《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颁布后，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与企业工作人员实行相同的养老保险制度；至此，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由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和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组成。在补充性养老保险方面，我国企业年金制度始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正式文件中首次被提及是2000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试点方案》。就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而言，虽然起步较晚，但随着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和对于商业养老保险认识的加深，其发展十分迅速，到2013年，我国寿险保费收入达到9425.14亿元。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方式，其中，城镇居民养老保险的资金来源于个人缴费，政府补贴，其他经济组织、社会组织和个人为参保人提供的资助，“国家为每个参保人员建立终身记录的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个人缴费、地方人民政府对参保人的缴费补贴及其他来源的缴费资助，全部计入个人账户。个人账户储存额目前每年参考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一年期存款利率利息。”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费由企业和职工按工资的一定比例缴纳，并分别纳入社会统筹账户和个人账户进行管理。2005年12月，国务院出台《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国发[2005]38号），规定在职职工的缴费率为8%，企业缴费率为20%，合计缴费率为28%。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经过近30年的改革，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对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依旧存在很多问题，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点：其一，养老金亏空问题严重，根据财政部2014年的全国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情况，2014年养老保险费收入17554亿元，支出19117亿元，结余为负1563亿元，之所以会出现如此严重的亏空，一方面是因为历史欠账问题严重，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人口老龄化使得缴纳养老保险的年轻人越来越少；其二，养老保险基金管理水平低、管理效率差，基本养老保险中个人账户部分的资金应该进行有效的投资，并且其收益率要高于通货膨胀，但是目前我国的金融市场发展尚不成熟，很难保证养老保险基金有较为稳定的较高的收益率。

三、人口老龄化对养老保险制度的影响

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虽然已经取得一定成效，但仍存在很多问题，人口老龄化使得本就不够完善的养老保险制度更加脆弱，那么，人口老龄化究竟会对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产生怎样的影响呢？人口老龄化对养老保险制度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其一，养老金支付压力增大，老龄化意味着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增加，需要支付养老金的老年人口基数增加，养老金的需求增加；其二，养老金供给相对减少，老龄化也意味着年轻人相对于老年人来说越来越少，缴费人数也会越来越少，养老金的供给减少；其三，原有的养老保险制度难以为继，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加，一方面直接增加了养老金支付的数额，另一方面又减少了养老金的供给，对原有的养老保险制度构成了双重压力，使其难以为继，由此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的养老保险体制大变革。然而，不幸的是，已有的改革实践证明，尚无一种养老保险制度可以成功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那么，世界各国究竟为应对人口老龄化做出了哪些努力、哪些经验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呢？这都是值得研究、了解的问题。

四、主要国家人口老龄化与养老保险制度比较分析

21世纪可以说是人口老龄化的世纪，世界主要国家几乎都面临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养老保险制度作为老年人的保障制度，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显得尤为重要，本文接下来的部分将对主要国家人口老龄化情况及养老保险制度进行简要介绍。人口老龄化现象最早出现于发达国家，法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出现人口老龄化的国家，1850年欧洲工业革命即将结束时，法国60岁以上人口已经占总人口的10%，此后，欧美各国陆续进入老龄化社会，北欧国家瑞典于1882年、挪威于1890年进入老龄化社会，1930年英国、德国几乎同时迈入老龄化的门槛，美国也于1940年进入老龄化社会，此时，65岁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比重超过7%的国家还包括瑞士、荷兰、奥地利、比利时、丹麦等十几个国家。1960年，世界人口中65岁以上的老年人占5.6%，而发达国家人口中65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8.5%，人口老龄化已成发达国家的普遍现象。与发达国家不同，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老龄化现象出现较晚，但是发展十分迅速，以中国为例，2000年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为10.3%，正式进入老龄化社会，2015年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已经达到16.1%，预计2050年将达到31%。面对人口老龄化压力，主要国家采取了相应措施，李通屏对此做出了归纳总结，主要措施如下：其一，开源节流，改革传统的养老金计划；其二，延迟退休，鼓励更多的老年人工作；其三，鼓励迁移，增加移民劳动力供给；其四，鼓励生育，增加未来的劳动力供给；其五，积极老龄化，减轻老年照顾的压力。与人口老龄化现象相同，养老保险制度也是最早出现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欧美发达国家，其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建立阶段（1889年德国建立《养老、残废、死亡保险法》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二是扩张与发展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20世纪60年代）；三是调整与改革阶段（20世纪70年代至今）。目前，按照国家主导的程度与方式不同，养老保险模式可以分为社会保障型（如德国、法国、美国、日本等）、福利国家型（如英联邦国家和瑞典、挪威等西北欧国家）、部分储蓄型（如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和完全储蓄型（如智利等南美国家）。养老保险的上述四种模式各有利弊，尚无一种模式可以成功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更多的国家采用多支柱式的养老保险框架，以更多地发挥各种模式的优点，尽量地减少其弊端。通过对世界主要国家人口老龄化和养老保险制度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出，人口老龄化问题已经对各国造成了较为严重的困扰，各国都试图改革养老保险制度以期可以成功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然而不幸的是，目前尚无一种模式被实践证明是完全成功的，可以说，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养老保险制度仍在探索当中。

老龄化研究篇4

1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    

老龄化研究篇5

中图分类号：F241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16-0097-03

一、安徽省人口老龄化的特征

人口老龄化是指人口某一标准年龄结构比例上升所产生的一种现象，按国际划分标准，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及其以上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例大于10%或65岁及其以上人口所占比例大于7%时，标志着老龄化时期的到来。从老龄化的过程来看，发达国家是自然老龄化，而中国则是政策性老龄化，在1999年中国已成为老龄化的国家。同年，安徽省60岁以上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首次超过10%，达到10.96%，此后安徽省老龄化程度以不同的幅度上升，这预示安徽省人口老龄化在1999年正式到来。安徽省老龄化的特征包括老龄人口基数大且发展速度快、城市老龄人口扶养比越来越高、人口老龄化区域差异显著以及传统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

1.老龄人口基数大且增长速度快。2003年60岁以上老龄人口占全省总人口比例为13.22%；2005年安徽省60岁以上老龄人口占全省总人口比例为14.57%；2008年60岁以上老龄人口占全省总人口比例为15.96%，达到979.15万，绝对数字十分巨大。2008年安徽省有9个城市的60岁以上人口超过该市人口的15%。据历年统计资料预测，该比例将继续扩大。此外，老龄人口高龄化问题也越来越严重。1999年到2008年，安徽省老龄人口高龄化趋势呈总体上升状态（见图1），1999年65岁以上老龄人口占总老龄人口的7.38%，2005年达到了10.09%，2008年则达到了11.15%，绝对数字达112.6万人。

2.城市老龄人口扶养比越来越高。城市老龄人口扶养比是指老龄人口（65岁以上人口）与15~64岁人口的比例。一方面，统计数据表明，从1999―2008年，虽然个别年份出现老龄人口的扶养比下降，但总体走势仍为逐年上升（见下页图2）。2008年，老龄人口的扶养比达到16.65%。另一方面，安徽省省老龄人口生活来源还是以劳动收入和家庭其他成员供养为主。2005年全省各市老龄人口靠劳动收入和家庭其他成员供养的占大多数，分别占60岁以上老龄人口的38.34%和45.10%。其次是依靠离退休金养老金，占到老龄人口的11.91%。而依靠国家保障救助所占比例较低，只占到2.16%。

3.人口老龄化的区域差异显著。2008年，安徽省的60岁以上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15.96%。安徽省内不同的城市人口老龄化区域差异明显。经济发达但人口老龄化程度低于全省平均水平的地区如合肥、芜湖等由于人口输入带来大批年轻人口导致人口老龄化水平低于全省水平。省内流向合肥市半年以上的人口占省内跨市外出半年以上的流动人口的44.7%，芜湖市居第二位，达到12.43%。经济正在转型，人口老龄化程度较低的地区。如淮北属于资源枯竭型城市，由于其经济正在向其他产业转型，所以外出人口不多。2008年外出半年以上人口所占比例仅为8.57%，而其人口出生率相对高于全省水平。所以在2008年的统计中，老龄化程度为12.26%，成为安徽老龄化程度最低的城市。黄山市、六安市、安庆市、池州市自然环境优越，再加上远离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和交通条件的相对落后，外来流动人口较少，造成该地区人们竞争意识小，生存压力不大，无形中延长了人们的寿命，导致其经济比较发达但老龄化水平相对较高。经济欠发达地区人口老龄化水平却高于全省老龄化水平的地区，主要由于经济发展落后，大量剩余劳动力输出而导致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如巢湖在2008年的统计中，60岁以上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22.34 %，成为安徽省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地区。

4.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逐步弱化。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过快的原因并不仅仅是人均寿命延长，死亡率下降，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1]。安徽省从1973年开始全面开展计划生育，一对夫妻只允许生育一个或两个孩子，这一举措使安徽省的总和生育率下降很快。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们思想观念发生变化、住房条件得到改善以及独生子女的父母开始进入老年期，空巢现象将更加普遍，空巢期也将明显延长。与发达国家独居与夫妇空巢户高达70%~80%的比例相比，中国老年人空巢比例持续增加的趋势将是不可逆转的[2]。据安徽省2005年统计年鉴，靠家庭供养的60岁以上老人有36 853人，占60岁以上老龄人口的59.71%。无子女家庭养老和空巢老人的养老风险比多子女家庭养老风险大得多，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必将给安徽省的社会养老机制带来挑战。

二、安徽省老龄产业发展特征

老龄产业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一个独立的产业部门，它是由老年消费市场需求增长带动而形成的一个新兴的综合的产业，是为老年人的衣、食、住、行、用、医疗、娱、学、保险、通讯等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卫生保健、生活照料的用品、设施和场所提品和服务的各个行业、多个产业相互交叉的综合性产业[3]。老龄产业不仅为老龄人群学习生活提供便利的条件，也为国家经济的发展带来积极的效益，同时还能解决部分就业问题，对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安徽省老龄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包括老龄产业占GDP比重不大、老龄产品开发缺乏深度和广度、老龄产品供给不足。

1.总体经济增长速度快，但老龄产业比重不大。据安徽省统计局资料，2005―2009年，每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以22%左右的速度增长。2010年1―2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更是达到了26.5%。虽然经济一直取得较为稳定的增长，但是老龄产业增加的幅度并不很大，几乎不变。老龄产业与环保产业都属于21世纪的新兴产业，未来必定有很好的发展前景。因此，大力发展老龄产业已成为经济全面发展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

2.老龄产品种类少，发展层次较低。随着老龄产业的不断发展，老龄消费市场潜力巨大。在西方老龄产业发展较早的发达国家的老龄产品市场已经相当发达，企业在开发产品时除了着重质量优异、方便、实用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生产符合老龄人特点的产品。西方发达国家在老龄住宅市场、老龄教育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国外商家对老龄产品市场进行深度开发，创新研发出符合老龄人特点的特种消费品。而目前中国老龄产品主要以保健营养品为主，其他老龄专用品开发很少。从芜湖市沃尔玛等大型超市了解到，老龄用品主要分为老龄生活助用品轮椅、拐杖、升降设备及其他交通和助走器材，专用通讯设备、视听读写用品用具等；老龄营养保健品：营养滋补品、养容保健食品、保健酒类、保健茶、土特产等；老龄生活用品：老龄服装、鞋帽、生活用品、用具、保健用品、绿色环保建材、包装、原材料、半制品等。而大商场中的老龄产品大部分有省外厂商生产，如老龄助用品和保健器材多为上海市、福建省、浙江省生产；老龄保健营养品主要由上海市、江苏、广西等省生产，只有富硒康是由安徽省界首市生产，而富硒康也不是由安徽省自主研发的；老龄服装多为北京市、上海市、浙江省生产。由此可见，安徽省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老年产品太少，各行各业对老龄产品的开发存在严重不足，老龄产品生产处于初级层次，对老龄人的精神需求产品开发欠缺。

3.老龄产业市场需求大，供给出现不足。张纯元是比较早关注人口老化与老年市场关系的学者之一，他提出，中国人口的急剧老化，会给未来消费带来重大的变化，尤其老年人口需求构成市场的变化是人口老龄化逐步加快的必然结果[4]。随着中国人均GDP达到3 000美元，居民消费能量逐渐释放，老年产业市场潜力巨大。据专家预测，目前中国老年人市场需求大约为7 000亿元~8 000亿元，而实际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总价值不到1 000亿元 [3]。从安徽省目前情况来看，老龄物质产品多由外省生产，本身开发创新的老龄产品极少；此外，中国老年教育市场将孕育着无限商机，将会有越来越多的老年人为了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和生命质量，为了能让自己融入现代生活，而加入到书画、养生、保健、英语、计算机、理论研讨等学习行列[5]。安徽省的17个地市虽都有老年大学，但师资力量不强、基础设施不完善、受益的老龄群体狭小，而各地市的老年活动中心所提供的服务种类也很少。由上述分析可知，安徽省老龄产业的供给远远跟不上老龄群体的消费需求，一些公共老年服务设施仍需要不断完善。

三、安徽省发展老龄产业的对策建议

1.政府出台政策，带动老龄产业发展。政府作为市场经济宏观调控的主体，在老龄产业发展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老龄扶养比的上升给社会经济系统带来了压力。这就要求政府和社会积极发展，为扶养老龄群体创造经济基础。首先，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市场经济的安全阀，目前，中国城市养老保险已经基本实现了全覆盖，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老龄人的退休金标准也不断增加，2010年2月，养老保险金又不同幅度上调了一些。政府应积极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增加老龄人的实际购买力；其次，结合皖江城镇带建设的大好时机，大力引进资本，对发展老龄产品的企业给予一些税收或补贴，对发展老龄产品的企业加以辅助与支持，促使老龄企业产业化。

2.企业转变观念，积极开发老龄产品。老龄产品利润空间仅为10%，而其他产品的利润空间则会大得多，如流行服装的而利润空间则在60%左右[3]。因此，企业不愿意专门生产针对老龄人群的特殊产品。以2008年为例，全省三人户家庭规模的比例最多，占到29.5%；家庭规模在五人户和六人及六人以上户所占比重最少，仅为8.39%和4.73%。由此可见，三世同堂的局面已经有了很大改变，因此物质生活在子女孝敬父母的方式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相应的老龄产品的需要进一步扩大。企业应抓住机遇，积极参与老龄产品的研发，根据自身企业产品生产出特色的老龄产品，该老龄产品又可带来相应互补品的消费。如，开发老龄房地产不仅满足了老年群体的对小户型房屋的需求，而且又节约了资源，同时老年人入住后又会带来老年家具及其他生活用品的消费。

3.成立老龄产业协会，搭建老龄产业平台。中国老龄产业协会于2010年1月30日在北京成立。广东省、宁夏省等省分均成立了老龄产业协会。老龄产业协会主要功能在于研究制定老龄产业“行规行约”并监督执行，建立行业自律机制，提高行业整体素质，依法维护会员合法权益和行业整体利益；参与制定国家老龄产业发展规划，向政府部门提出有关产业政策、经济立法等建议；建立老龄产业信息网络，按照规定编发行业刊物；组织会员研发老年产品，引进、推介国外优质同类产品；开展从业单位、社会组织间的国际合作交流活动，考察、借鉴先进经营模式及管理经验；根据需要举办交易会、展览会；组织从业人员的各类培训等；受政府部门或其他有关单位委托，承办与老龄产业有关的工作。因此，安徽省应尽快成立安徽省老龄产业协会，将“银发产业”变成“朝阳产业”等。各地市也应积极成立符合自身地市特点的行业协会，在省行业协会的带动下，共同促进老龄产业健康稳定有序发展。

4.各地市因地制宜，差异化发展老龄产业。安徽省在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的规划中，要积极引进长三角地区的老龄企业，依托这些地区较为成熟老龄产业基础，开拓创新本省的品牌。如合肥、芜湖这些经济较发达的城市在今后发展老龄产业的时候要注意差异化发展不同的老龄实体产业，在有条件研发老龄产品的企业开发本企业的老龄产品，做到产品专门化、特色化，减少省内不良竞争，而达到互补互利的目的。以采矿业为主的城市，如淮南市、淮北市、铜陵市、马鞍山市，这些正在或可能变成资源枯竭型的城市在各自的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应重视老龄产业的发展，成立专门的开发区，发展专门的老龄产品生产基地。安徽省内风景名胜地众多，如黄山（黄山市）、九华山（池州市）、天柱山（安庆市），这类城市在推进老龄产业时应结合自身特色，以开发老龄房地产与老龄旅游休闲度假产品为主，积极研发出适合老龄人群的养老房屋及方便舒适的旅游产品。各地市旅行社可针对老龄群体推出省内银色旅游，既不耗费太多体力，又能给老龄人带来享受。就芜湖市来看，除一家旅行社推出夕阳红的路线，其他旅行社都没有特别推出银色旅游。

5.加快高科技产业发展，提高老龄产业科技含量。安徽省内科技机构的数目已从2000年的984个增加到2008年的1 533个，科技经费筹集额从2000年的490.06亿元上升到2008年的2 545.40亿元；专利申请授权量从2000年的1 482件增加到2008年的4 346件。但相对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来说，安徽省高科技产业的发展还远远不足，在这其中，老龄产品的高科技含量更有待进一步提高。因此，政府和企业都应加大对老龄产业的科技投资，积极研发生产出功能齐全，样式新颖的老龄产品。

关注老龄化社会，加速安徽省老龄产业发展，开发老龄消费市场，可以充分满足亿万老龄人的消费需求，提高老龄人的生活质量，丰富老龄人的生活，体现社会的文明和进步。发展老龄产业，可以有力地扩大内需，调整地区产业结构，增强抗御经济周期的能力，促进地方经济的健康发展。安徽省在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的建设中，应及时抓住老龄产业发展机遇，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切实采取有效措施，加快老龄产业发展步伐，将安徽省建成中部城市中重要老龄产业基地，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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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秦娟.老年产业发展的机遇与挑战――以江苏省南通市为例[J].中国经贸导刊，2009，(23)：32-33.

[3]杨宏，谭博.西方发达国家老龄产业的发展经验及启示[J].经济纵横，2006，(11)：65-75.

老龄化研究篇6

中国养老保险体系构建中需要直接面对的问题就是人口老龄化问题。中国要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社会保障制度就要不断地完善，以通过塑造优良的人口环境促进人口良性发展。中国目前已经进入到人口老龄化社会，这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影响极深。人口老龄化意味着中国社会保障的压力是极大的。如果养老保险制度没有跟得上时展，就意味着在具体实施中存在着滞后性。人口老龄化属于世界性问题，中国作为人口大国就更需要直接面对人口老龄化问题。这就需要有关部门对全面掌握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从中分析城乡差异，并对城乡养老保险制度的执行情况做出基本的判断，基于此而对人口老龄化对城乡养老保险制度进行评估。从中可以明确，中国的社会发展结构受到人口老龄化、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极深，加之多元文化渗入，使得中国的养老保险制度受到了一定的冲击。要高度重视人口老龄化问题，才能够加快养老保险制度建设的步伐，并推进相关政策的不断完善。

1中国养老保险制度的发展历程以及改革现状

1.1中国养老保险制度的发展历程

中国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自建立以来，经历了改革，至今已经走过了10多年的实践，期间不断地摸索着，并落实到实践中，对于养老保险资金管理已经形成了社会统筹结合个人账户的资金筹集方式。［1］随着人口老龄化速度的加快，中国的养老保险现状日趋严峻，使得养老保险制度难以为继。目前退休人员的劳保保障，特别是新型农村养老保险模式的启动，养老保险功能日趋退化。这就需要从中国发展实际出发，针对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实践问题展开研究，思考社会保障中所存在的问题。纵观中国养老保险的发展历程，自195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以来中国的养老保险不断地发展，主要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即从1951—1965年的养老保险制度开始建立;1966—1976年的养老保险制度引发社会问题而遭到破坏;1977—1992年的养老保险制度进入到恢复期并根据社会发展形势而不断地调整;直到1993年，中国的养老保险制度开始改革和创新。从中可以明确，中国的养老保险制度在每一个阶段都与中国社会发展状况密切相关，且符合中国国情。目前的养老保险制度改变了原初的养老金计算方式，采用了社会统筹结合个人账户的养老保险模式，逐渐形成了中国多层次的养老保险体系。

1.2中国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现状

中国新型的养老保险制度经过不断地改革，形成了多层次的养老保险体系，内容包括基本养老保险、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和企业补充养老保险三种养老保险形式，构成了多支柱的养老保险模式。中国的基本养老保险即为国家统一养老政策下的养老保险，主要是满足广大的退休人员和离休人员的基本生活。基本养老保险的覆盖面非常广，包括所有的单位职工、个体商户以及自由职业者。职工个人储蓄性的养老保险属于一种补充性的养老保险形式，是职工根据自己的需要自觉自愿参与养老保险。这种养老保险模式可以与企业的养老保险相结合，有助于激发企业职工参与保险的积极性。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即为在基本养老保险基础上所缴纳的企业年金，是基于国家有关政策而建立起来的，旨在提高退休人员的基本生活水准。中国自2014年以来，开始启动统筹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体系，明确提出了改革方案。其中所涉及的敏感问题就是机关事业单位的养老保险与企业养老制度并轨的改革方案。养老保险改革严格按照“一个统一”的原则的同时，相关工作的展开要确保“五个同步”:其一为养老保险制度与工资制度同步;其二为机关与事业单位关于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同步;其三为待遇调整与计发办法之间要保持同步;其四为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要与职业年金的建立同步;其五为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在全国范围内同步。［2］

2我国人口老龄化的根源以及所带来的社会性问题

2.1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根源

中国人口老龄化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中国的育儿费用比较高，人们的生活压力比较大，且快节奏的生活，导致生育率有所下降，甚至在中国的社会中出现了很多的丁克族;二是中国的医疗科技水平发展比较快，加之现代的医学知识传播途径很多，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很懂得自我保健，使得中国的人均寿命有所延长;三是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执行了多年，虽然成功地降低了人口数量，同时也出现了老年人人口数量所占比例增多的现象。［3］

2.2中国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社会性问题

中国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社会性问题就是养老问题。中国城镇化发展进程的加快，使得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流入到城市，这就使得原有的养老体制不再适应现代的发展。中国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针对中国的养老问题加以解决，但是依然存在着矛盾，并已经成为社会性问题。人口老龄化给政府规划养老的能力以考验。养老已经不仅仅是养老金问题，还包括老年人的基本生活保障、基本医疗保证、家庭护理等各方面。按照养老社会化的发展趋势，未来的养老就是社会养老，使得原有的家庭生活保障模式被打破，养老问题由政府来解决。但是，面对越来越多的老年人，中国政府很显然也是力不从心的。中国社会经济的进步，使得中国的家庭趋向于小型化，多为一对夫妻一个孩子，农村居民向城市流动，使得农村人口数量降低。农村居民到城市中的主要目的也是希望自己有更好的发展，最终的目的还是要解决养老问题。［4］之所以中国处于中国人口老龄化趋势下而出现养老保险制度问题，主要还在于养老服务队伍的服务水平难以满足老年人的需求。由于整体素质不高，加之业务能力有限，使得养老保险服务质量较低，特别是对老年人的健康护理，很难从专业的角度达到老年人以及家属的满意。养老问题已经成为必须面对并着眼解决的问题。

3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的问题

中国养老保险制度经历了不断地改革和发展，面临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加之养老保险制度在转轨期间所存在的各种遗留问题，使得新型的养老保险制度自实施以来面临着发展困境。首先，中国的养老保险覆盖面仍然需要进一步扩大。虽然中国政府将养老保险的覆盖工作作为重点工作内容，但是，要实现养老保险的全覆盖却依然很难。根据有关数据统计，目前的养老保险在全国的覆盖率还不到40%，很显然这个数据无法证实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发挥着保障功能，也使得社会保障难以满足中国社会发展需要。随着2009年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启动，使得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举步维艰，在规模化发展的同时，很难将具体工作落实。特别是灵活就业人员，面对养老保险缴费的负担，使得一些人员开始退保。其次，养老保险基金没有实现统筹规划。从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情况来看，由于采用了分级统筹的方式，使得养老保险基金缺少风险抵御能力而导致基金严重流失。［5］养老费用存在着地域性，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不同，导致养老金数量分配不均。对于经济发达城市而言，养老保险基金尚存在结余，但是如果经济欠发达地区，就会存在保险金缺口。一些人口流动频繁的地区，由于这些流动人口会缴纳养老金，而并不会在那里养老，就会使得该地区的养老金比较充裕。这样就会导致养老金发放不均衡，越是经济发达地区，人口流动快，养老金就会越多，而经济落后的地区，由于缺乏流动人口，就会导致养老金发放困难。最后，养老保险金的保值增值效率相对较低。中国自2010年以来，城镇企业职工的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所积累的养老保险金就已经出现了超过1.5万亿元的结余，但是这样庞大的数字并没有落实到企业职工的个人账户中。现行的企业职工个人账户中，养老保险金主要是用于支付职工的退休金，账户多为空账，而且按照目前的养老保险制度，养老保险金的20%足够支付两个月的费用，用于存入银行或者购买政府债券的部分则占80%。随着银行利率的降低，使得养老金结余贬值，难以获得较高的收益，这就会给国家养老保险带来负担。

4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我国养老保障制度的完善措施

4.1促进养老保险制度的整合，完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

中国的养老保险制度从结构上来看较为分散，缺乏统一性，不仅对养老保险制度造成了不良影响，而且还使得养老保险制度难以应对目前的中国老龄化问题。［6］为了推进中国养老保险制度的整合，中国对机关事业单位的养老保险制度实施了改革，将机关事业单位的养老保险制度划入到社会统筹范围内。但是，在具体实施中，却存在着养老保险制度新旧交替问题。在新的养老保险制度和旧的养老保险制度相互转轨的过程中，就会存在利益上的矛盾，要实现平稳转轨，还需要一个过程。面对这样的问题，可以通过对机关事业单位的工资进行调整，将实施工资改革与实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同时进行，使得养老保险制度顺利过渡，快速进入到正式实施的轨道。中国的另一项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就是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实施。为了让农村居民老有所养，中国为农村居民启动了养老保险制度。养老保险制度在近年来的实施给农村居民带来了实惠，但是，要将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划入到城镇职工的养老保险制度范畴当中，还没有具体展开。中国城镇化发展，加之中国农村正在走新型农业发展道路，很多农村地区已经逐渐向城镇化转变，居民的生活社区化发展。这就需要农村保险制度继续推进，逐渐融入到城镇职工的养老保险范畴当中，首先从养老保险制度上实现城乡平等，以使得相关的各项制度有效衔接。参与养老保险的居民，无论是城镇居民，还是农村居民，都可以在城乡养老保险之间相互转换，以利于农村居民到城镇就业时养老保险的衔接。

4.2对养老保险制度要实施统一化的监督管理

中国进入法制化社会，虽然对社会保险金的管理都有明确规定，并在法律范围内诉诸了关于保障基金的征收以及使用的问题，但是，很多相关内容都没有在法律的层面细化。这就需要有关管理部门强化监督管理工作，包括财政机构、监察机构和审计机构都可以从各自的管理职能出发对社会保障基金的启动和应用等工作进行监督管理。［7］特别是在社会保障基金的征收和使用上，要建立专门的监督管理小组，采用问责制的管理办法，制定相关的风险管理制度以确保社会保障基金安全流动。随着风险管理制度落实到实践工作中，就会使得社会保障基金在使用的过程中所存在的风险进行分散处理，降低基金投资的缝隙率。此外，对社会保障基金的投资使用，还要基于法律规定而由专业的公司进行市场化运行，以在保证资金安全的前提下提高社会保障基金投资的收益率。

4.3从政策上支持养老保险和家庭保障的融合

中国进入到人口老龄化阶段，养老保险工作日渐重要。要确保中国人口结构合理，就要注重养老保险制度的有效性和持续性。将养老保险制度与中国的社会结构和家庭保障相融合，使得社会养老保险资源与家庭养老保险资源相匹配，养老保险问题的解决更为顺利展开，才能够促使中国的养老保险更适合中国的社会发展道路。政府作为社会养老保险的宏观调控者，要从统筹管理的角度出发对家庭保险与社会保险整合。这就需要从道德的层面强调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传承，提倡中国家庭和谐是促进社会和谐的基础，同时还要从政策上强调，从政策上完善家庭保障制度。此外，还要发动社会力量，让全社会都来关注老年人群体，伸出援助的手帮助老年人，以缓解社会养老保险的压力，特别是各项配套政策的落实到位，有助于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更为符合中国国情且随着社会的发展而逐步完善。

4.4高度重视商业保险的发展

中国的养老保险制度与社会发展形势相比存在滞后性，这就形成了目前所必须面对的公民养老问题。虽然采用了立法的手段，但是由于区域差异和不同领域的养老保险制度有所不同，使得养老保险体系系统化运行。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正处于转型关键期，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也进入到攻坚阶段，面对中国养老保险发展缓慢的问题，可以通过倡导养老保险制度多层次展开。养老保险水平要建立在国家经济和区域经济发展上，在考虑到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发展的同时，还要将商业保险融入其中，鼓励居民参加商业保险以满足自身的养老需求。虽然中国的养老保险体系在不断地完善，但是，在多层次养老保险中，商业保险所能够发挥的作用还没有得到人们的重视。中国应该建立保险政策环境，优化商业保险制度，以促使商业保险公司能够在保险业务上多开通老龄产业，将保险公司的专业保险优势充分地发挥出来，以通过社会养老保险与商业养老保险相结合，使得中国的养老保险多层次展开。

5结论

综上所述，虽然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的问题，使得各个国家政治经济以及社会文化都受到了影响。人口老龄化对中国带来的严峻挑战在于其对中国的未来发展产生了负面作用，这就需要从全社会角度针对人口老龄化问题展开研究。为了能够更好地解决目前所面对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就需要高度重视养老保险的落实。中国通过加快城乡社会保障的建设步伐对养老保险制度不断地完善，以使得城乡居民老有所依。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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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胡晓华，易守宽，杨雪梅.浅析人口老龄化对中国养老保险制度的挑战［J］．法制与社会，2013(4):243－245.

老龄化研究篇7

人口老龄化是二十一世纪人口发展的一大趋势，不仅是我国，世界人口也正趋向老龄化发展。人口老龄化给中国城乡、地域发展、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问题与挑战，给养老保险提出了新的难题，而解决这些难题的关键则在于对养老保险体制进行创新。只有创新养老保险体制，由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问题才能得到有效的解决。

一、中国人口老龄化特点与趋势

1.中国人口老龄化特点

中国人口老龄化具有如下几个突出性特征：

其一，人口老龄化速度较快，水平较高。衡量人口老龄化水平的指标主要有出生率、死亡率、总体人口年龄中位数、60或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等。采用低位预测法，以65岁及以上老年人为研究对象，估计到2020年我国老年人口比例将达到12.7%，2030年老年人口比例将达到17.5%，2050年老年人口将达到27.2%。在达到这些保守估计值时，所预计需花费的年限比世界人口老龄化达到同等水平所花费的年限要短10年左右，说明我国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很快，且水平较高。

其二，在时间上老龄化呈阶段性和累进性。我国人口老龄化在时间上所表现出的阶段性和累进性特征主要与以往人口的自然变动（出生、死亡、生育低潮、高潮）有关，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1974年以来，我国人口共经历了两次生育低潮和两次生育高潮，这一人口变动形成了年轻型向青年型过渡、青年型向老年型过渡的年龄结构，并在老年型维持了十多年的发展路程。1962年至1973年，即第二次人口生育高潮期间出生的人口在现有总人口中占有较大一部分比例，这部分人群大多数为正常劳动力，当他们过渡到65岁以后，我国人口老龄化现象就会进入高峰阶段，形成累进式发展。

其三，在空间上老龄化呈城乡、地域分布不均匀、不平衡现象。从1982年到2010年期间所进行的6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中发现，65岁及以上老龄人口在城乡分布、地域分布上表现出某种差异。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全国老龄人口占比为6.96%，镇老龄人口比例为6.25%，县老龄人口比例为7.74%，市老龄人口比例为7%，较之前几次普查65岁以上老龄人比例均有不同程度的上升。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全国65岁以上老龄人口占比上升至8.91%，镇、县、市老龄人口比例分别上升至7.97%、10.06%和7.69%，城乡、地域间的老龄人口分布差异进一步扩大。造成这一不平衡现象出现的原因主要是人口的持续迁移和流动，以及流动人口数量的持续增加。

2.中国人口老龄化趋势

2000年到2010年期间内，我国老龄化人口数量呈平稳增长趋势。根据近两年人口年龄变化情况分析，预计2020年至2040年，我国人口老龄化将呈快速增长趋势，而2040年之后人口老龄化趋势又逐渐趋于平缓。总的来说，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我国人口老龄化整体发展趋势较快，且这种趋势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不仅人口结构总体趋于老化，而且老年群体内部也呈老化发展态势，这是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也是养老保险体制要重点克服的一个难题。

二、人口老龄化趋势下养老保险体制创新策略

1.适当提高退休年龄，扩大保险覆盖范围

目前，我国对职工退休年龄的规定是男性60岁，女性55岁，从事体力型工作的劳动者退休年龄提前5年。这一规定基于的是上世纪中期我国国情所制定的，俨然与当前人口老龄化的年龄结构不相适应。因此，适当提高职工退休年龄，扩大养老保险覆盖范围非常必要，这可以为我国养老保险体制的改革创新创造有利条件。鉴于提高退休年龄事关重大，涉及每一位公民的切身利益和国家利益，且目前存在较多争议，具体的方案制定与实施还需对我国当前国情及人口老龄化特点及趋势等各相关方面进行综合、深入考虑。但不管延迟退休年龄的方案如何制定，都必须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

关于保险覆盖范围，虽然我国出台了相应的政策与暂行办法，为养老保险制度的完善与体制的创新奠定了坚实基础，但就当前实际情况来看，城市养老保险与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对接问题还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一部分群体还未能享受到养老保险的福利。在这一问题上，我国应加强城乡养老保险制度的有效对接，在做好监察工作的同时扩大养老保险覆盖范围，鼓励城市农民工、非国有企业职工参与到养老保险当中。

2.准确定位养老保险体制

对我国养老保险体制进行准确定位，是创新养老保险体制的前提与基础。养老保险体制分为多种类型，有社会福利型、收入保险关联型、储金型、混合型等，我国养老保险体制属于哪种类型呢？笔者认为，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应划分为混合过渡型，混合指个人缴费与工资收入挂钩，将工资收入的一部分作为养老金，而过渡指新中国成立以来养老保险从小到大，从窄到宽不断改革、不断向前发展的过渡性质。

3.保值、增值养老保险基金

针对养老金存在的个人账户空账现象，应适当填补养老金个人账户空账，使养老保险基金得到保值。同时，做实个人账户，为个人账户的做实制定阶段性做实个人账户计划，在该计划中对部分做实的养老金个人账户的额度、比例、监管规则、资金来源等进行详细明确的规定，以便为养老金的保值、增值打好基础，提高养老保险基金抵御风险能力。考虑到养老保险体制的创新离不开政府的监督、指导与推动，因而在创新过程中，政府应严格依法行事，在实施一定强制性手段的同时，建立和引进市场体制机制，鼓励第三方机构参与到养老金管理当中，通过政策优惠等方式扩大养老金投融资渠道，加强金融风险规避与养老金监管，实现养老保险基金持续性的保值、增值目标。

4.完善保险监管机制，构建多层次保障体系

侵占、挪用等现象在养老保险业务中屡见不鲜，这反映出我国现行养老金监管机制尚不够完善，监管工作不到位，监管力度有待加强。所以，完善养老保险监管机制势在必行。结合我国当前基本国情，充分考虑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与特点，借鉴国外成功经验，遵循法制化原则，建立一套层次分明、独立运行、完整规范的养老保险监管机制与养老金管理体系，对养老金监管工作进行指导和规约，尽可能减少挪用、侵占等不良现象的发生。在完善保险监管机制基础上，构建多层次的养老金保障体系，有利于减少养老金问题发生。目前，国外一些发达国家已开始推广应用多层次养老金保障体系，取得了较好的保障效果，为养老金管理工作的开展与问题的解决提供了相对科学的依据，可以为我国提供有价值的借鉴。

总之，人口老龄化是科技时代、文明时代人类发展的必然趋势，它的出现给养老保险制度以及老年抚养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为了推动养老保险事业健康长远发展，更好的服务于老年群体，必须要创新养老保险体制。根据我国人口老龄化特点与趋势，采取各种有效措施积极创新养老保险体制，并将其视为一项长期性工程，最终达到人口老龄化与养老保险体制协同发展目的。

参考文献

[1]苏春红.人口老龄化的经济效应与中国养老保险制度选择[D].山东大学，2010

[2]谢安.中国人口老龄化变化趋势及完善养老保险体制的研究[J].开放导报，2011（4）：29-34

老龄化研究篇8

关键词：

农村养老保险；老龄化；蓬溪县

党的十以来，在“民生观”里反复强调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意义，“要推动养老事业多元化、多样化发展，让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现阶段我国已迈入了老龄化社会，农村老人数量大、保障低，身体健康水平普遍不高，因此如何解决农村养老，既是“三农”发展中面临的一个长期而又艰巨的难题，也关系到全面小康社会的实现．在这个问题上，大部分国家采取将农村养老纳入正式制度建设的办法，并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来保障政策的实施．如经济水平高、社会制度较完善的北欧等发达国家，农村养老主要由国家财政承担，保障水平较高、覆盖面较广；德国、日本等，推行以社会各类保障为主，其他政策为辅，农民各自缴纳一定的费用，同时国家也给予充足的补贴［1］．这些做法不仅使社会保障具有较高的水平，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国家的财政压力．对于经济不太发达、农村人口数量庞大、政府财力欠缺的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巴西等，主要推行救助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通过对特殊群体救助，为生活困难的公民提供最低的经济保障，保障经费主要由国家承担［2］．该模式的保障水平较低，但能避免给国家财政带来巨大压力，较适合目前国情．由于我国东中西部发展不平衡，各省市间经济发展差异大，因此救助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在各地实施情况不尽相同．本文选择四川省遂宁市蓬溪县细坝村作为调查对象，一则该村目前养老情况是省内大多数地区的缩影，另一方面农村养老保险在该村的发展势头较好．通过实际走访调查和分析，希望能为新时期进一步推进农村养老保障发展发挥作用．

1调查区概况

蓬溪县位于四川盆地东部，属中亚热带温湿季风气候，境内河流众多，水系发达．该县东邻武胜、合川、南充，南靠遂宁、潼南，西接大英，北壤射洪．有遂西高速、成南高速公路、国道318线、达成铁路、绵遂高速等横贯境内．蓬溪县人口总数接近80万，以发展现代农业为主［3］．本次调查选取蓬溪县细坝村，该村与重庆市潼南县相邻，位于河岸冲积平原上，水、陆交通便利，是涪江沿岸重要的河运码头．在实行土地流转后，农民收入主要来源为种植大棚蔬菜、农闲期为承包商打工和收取土地租金，人口294人，60岁以上老人48人，占总人口16．3％，青壮年多外出务工，2008年该村成立了蔬菜种植协会．本次调查主要针对60岁及以上的老人．

2研究区养老现状

2．1老人的地位、收入和家庭结构明显变化

随着家庭生命周期变化，老人的社会关系由原来的家庭核心成员变为子女的社会关系，由原来的生产者变为消耗者，经济地位的变化导致社会角色的改变，因子女独立并外出务工，原有家庭结构开始解体，农村老人变为空巢老人，家庭逐步走向衰弱．过去农民完全靠土地吃饭，家中长者拥有丰富的生活智慧及务农经验，在家庭中的地位较高．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土地对农民的束缚逐渐减弱，越来越多的青壮年放下农活离开农村，到经济待遇更好的珠三角、长三角地区或工矿业发达的新疆内蒙古等地从事建筑业或其他劳动性行业，青壮年的收入逐渐增加，与父辈在经济、生活上逐渐分开，老人不再作为一家之主支配子女财产，由原来的主导地位，逐渐变为被赡养对象，其日常照料承担者由过去的大家庭逐步转变为夫妻双方或子孙辈对老人的照顾，且这种照顾主要是在老人年事过高或生病等情况下进行．如研究区48位60岁以上的老人中，只有18人有子女常年在身边，这批老人的年龄基本在70岁以上，而其余老人的子女基本外出务工，经常不在家．

2．2以家庭养老为主要养老方式

我国是一个十分重视家庭伦理的国家．家庭作为最基本的经济单位，其中一项很重要的功能就是解决人的养老问题，所以，中国有“养儿防老”的说法．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家庭逐渐小型化，加之实行了近四十年的独生子女政策，家庭养老功能越来越弱化．近年来，有学者提出了“村域社区养老”或者“村级养老社区”的保障模式，希望能通过借鉴城市社区养老模式来解决困境中农村社区养老［4－7］．但要实施社区养老，一般要求当地农村的经济水平较高，集体经济能力足够坚实，能够满足社区养老的经济条件．我国是传统农业大国，农村人口数量庞大，农村经济水平总体较低，社区养老在农村实行面窄，主要在经济较为发达的东部［8］．而对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的本研究区域，以发展农业为主，无集体企业，村民收入主要依靠在家务农或外出务工，虽然收入在近年有一定提高，但与东部大部分农村相比，相差甚远，要在当地发展社区养老，在现在和未来几年内基本不能实现．而家庭养老是我国农村一直传承沿袭的养老模式，这种养老方式容易给老人带来幸福感，也是老人养老的首要选择［9］．调查中发现，农民每年通过土地租赁虽然可获得2000～3000元的租金，但这笔收入只能作为老人生活补贴并不能满足养老需求，当地老人主要还是靠子女供养．调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近年虽有较大提高，但与大部分农村地区相比，总体水平仍偏低，不具备社区养老的实施条件，家庭养老将继续是该村老人养老的主要方式．

2．3养老保险购买以基础型新农保为主

研究区老人过去生活来源主要是靠家庭积累或自己的长年劳动，近年来老人的养老资金构成发生了一些新变化，除家庭子女提供的养老资金外，参保老人能够享受到国家提供的覆盖面极广的新农保，以及各种社会救助如低保等，同时还有各种有偿商业养老保险、土地租金收入等．当前的养老保险根据缴费主体，主要分为三大类：一是国家全额拨款的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二是单位和个人共同缴纳的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三是国家补贴和个人缴纳相结合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10－11］．第三类为国家补贴部分基础养老金，自己缴纳一部分，多缴多得，以新农保为其代表．细坝村70岁以上老人有15人，占60岁及以上人口的31．25％；60～70岁老人33人，占60岁及以上人口的68．75％，此类老人经济能力、生活自立能力较强．在养老保险的购买上，有14位老人自费购买了商业性城镇居民养老保险，这部分费用在4～7万，购买者多为有一定经济基础的轻龄化农民，占60岁以上老年人口数量的29％．购买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人较多，占44％，多为经济能力较弱、年龄偏高的老人，每月能领到60～90元不等的养老金．

3研究区养老保险存在问题

3．1新型农村养老保险保障水平低

从调查可知，研究区农民以购买基础型新农保为养老保险的主要参保形式，农村老人每月领取的养老金较少，基本在100元以下，这笔收入购买力低，难以满足老人的日常生活需求．新农保是四川省内覆盖面最广的农村养老保险，但保障水平较低，而养老金领取标准又是影响农户参保行为的重要因素［12－15］．新农保难以解决农村老人基本的生活问题，虽然商业养老保险保障高，但参保价格高，因年龄因素和经济条件严重影响农民购买养老保险的积极性．新农保不能成为农村老人养老的坚实依靠，农村老人的养老仍然需要依靠自己长年的经济积蓄或子女提供养老资金．低保障水平的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对农村老人现在或将来的基本生活保障能力都较欠缺，亟待向更高水平发展．

3．2商业养老保险发展欠缺

商业养老保险作为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基础型养老保险趋向功能互补，能够为参保人提供更高水平的养老服务，提供更加充足的养老资金，筹资渠道的多元化也能减轻国家的财政压力．大多数国家的补充养老保险和基本养老保险可达到70％［16］，而我国广大农村主要依靠劳动积累和家庭养老，大部分农村的发展水平远低于城市，在养老保障体系中所占比重也远低于国际水平，特别是中西部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广大农村地区，商业保险购买率更低．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商业性养老保险价格较高，农民购买商业保险经济压力较大，但从另一方面也说明商业性养老保险在我国农村地区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3．3农村养老保险资金筹集渠道单一

目前调查区域的基础型养老保险资金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政府财政补贴，二是农民自我缴纳．商业性养老保险基本依靠农民自我积蓄购买，当地农民的经济收入远低于城镇居民，基本无其他类型的资金投入，缺少集体经济和当地乡镇企业，无法为养老保险提供多种资金支持，农民和政府经济压力较大．

4农村养老保险发展出路

4．1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制度，做到农保工作有法可依

加强农村养老保险法律法规制定，让农村老人的养老在制度、法律等方面得到坚实可靠的保障．政府加强农村养老保险政策、制度等方面的宣传，相关部门落实农村养老保险的各项工作，并建立健全农村养老保险相应的法律监督机制，以保证广大农村地区的养老保险工作稳步推进．2014年2月7号，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工作会议，决定合并原有的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和新农保，建立城乡统一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17］，此决定意味着政府将开始着手解决具体的养老碎片化问题．

4．2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增加筹资渠道

良好的经济基础是农村养老保险事业发展的重要条件，能够为农村老人的生活提供坚实的物质保障，也能为农村老人提供更高水平的养老服务．经济水平提高，能为农村养老保险事业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同时增强政府的财政支持能力，增加农民经济收入，以提高农民自身养老保险购买能力，也能促使青壮年更愿意就近工作，在获得较高济收入的同时又能照顾家中老人．

4．3加强政府财政补贴，提高农民参保积极性

基础型农村养老保险有其较为广阔的覆盖面，但能为农民提供的保障水平较低；商业性养老保险水平较高，但价格也较高，在农村的普及率低．发展农村养老事业，亟待水平更高、价格更平民化的农村养老保险呈现．发展惠民性农村商业养老保险，国家可以在基础型养老保障上，给予农民更多优惠与帮助，分层次、分步骤实现农村商业养老保险的普及［18］．另外我国农村养老保险不必设定很高的缴费率和替代率，政府在有一定的能力下辅以发展城镇化的社区养老，支持有老人需要赡养的子女回乡创业，营造和谐安康的社会环境［19］．

5展望

人口老龄化是世界性问题，对人类社会产生的影响深刻持久．我国是世界上人口老龄化程度较高的国家之一，且老龄化速度加快，应对人口老龄化任务也重．截止2013年9月，我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数量已超过2亿，预计到2020年，老年人口将达到2．48亿，年均增长速度达到3．28％，老龄化水平将达17．17％［20］．养老保险发展势在必行．发展农村养老保险，重在解决养老资金问题，养老资金欠缺是当下农村养老保险事业发展遇到的一大瓶颈问题，众多制度、措施的落实都需要有足够的资金支持，那么养老资金可以从哪里来呢？每年国企收益颇高，国家可以考虑从国企利润中找寻养老资金，将国企现在的部分利润用到社会保障上．《国务院关于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意见》对民生支出作了界定，认为“必要时，可部分用于社会保障等项支出”［21］．但现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没有明确的专项预算制度规定国有资本投入民生账户的比例，只有制定明确的专项预算制度，才能保证社保等民生支出的实际使用［22］．在追求经济繁荣社会进步的同时，提高人们生活的幸福指数也不可忽视．幼有所长，老有所养，是社会主义建设对美好和谐社会生活的追求，要实现老有所依、老有所养，不仅要依靠个人、家庭的力量，也需要国家与社会的支持．现有农村养老保险存在经济水平低、保障力度低、经济压力大、商业保险发展不足、养老资金缺乏等问题，而资金问题是关键因素，因此，解决好资金问题，建立水平更高、覆盖面更广的养老保险制度，农村养老保险事业才能找到更好的出路，农村老年人才能拥有一个体面而有尊严的晚年生活．

作者：王珊 杜俊桃 单位：内江师范学院地理与资源科学学院 蓬南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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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龄化研究篇9

中图分类号：K901.2 文献标志码：A

0 引言

自19世纪后期法国最早出现人口老龄化开始，西方许多国家相继进入老龄化社会，在全球面临人口、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问题的背景下，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老年人健康、养老服务、社会福利等问题及其政策应对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广泛关注。早期的老龄化和老年人研究以人口学、社会学、经济学、医学和生物学等领域为主，20世纪40年代伴随人口老龄化发展起来的老年学和其它交叉学科开始借鉴地理学方法研究老年人口地理方面（如分布、移动、环境等），20世纪70年代，以Rowles、Warnes和Golant等为代表的北美和英国地理学家进行了老龄化地理领域的开拓性研究。

西方老龄化地理（geographies of ageing）研究涉及人文地理学的人口地理学、医学地理学、健康地理学、文化地理学和社会地理学，以及社会老年学的文化老年学、环境老年学等分支学科[1]，是一个跨学科（主要为老年学和地理学的交叉融合）的研究领域，也被称为“地理老年学（geographical gerontology）”[2]。老龄化地理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对相互作用的老年人、空间和地方之间关系的研究[3]。西方国家老龄化地理研究的发展历程与人文地理学研究转向和思潮有密切关系。20世纪60年代“计量革命”引发的西方地理学界实证主义研究，70年代以来人文主义思潮下人文地理学从宏中观尺度描述向微观个体行为空间研究的转变，90年代以后在后现代主义、新自由主义、女权主义等思潮下人文地理学出现的“文化转向”，均对地理学的老龄化研究产生深刻影响，据此将西方国家老龄化地理研究历程划分为3个阶段：

（1） 20 世纪80 年代及以前。老龄化地理领域的研究以70年代北美和英国地理学家的开拓性工作为始，初期的研究为包括老年人地理集中、老年移民、老年人-环境相互作用调查、服务提供的政策导向等主题的描述性分析[4]，此时期更多的是人口学、老年学、医学等学科领域借鉴地理学方法作为一种工具来研究老龄化。直到20世纪80 年代末，老龄化地理研究才被看作为社会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其关于老龄化和老年人研究的主要方向，集中于运用经验主义或实证主义方法研究老年人的空间分布及其随时间的变化和为老服务提供等两大主题[5]。

（2） 20 世纪90 年代。地理学家在反思持续占主导地位的经验主义和实证空间科学方法的不足基础上，对老龄化和老年人研究的传统主题和方式逐渐深入并日益成熟，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人口老龄化空间趋势和老年人口行为、各种老龄化设施和环境的考察、保健和护理等方面。同时，受人文主义思潮影响，地理学与老年学产生了更多的融合，老龄化地理研究的视角除了关注健康、医疗保健、照护等传统主题外，还开始关注特定地方老年人生活的日常经验，老龄化的研究范畴已不仅限于社会地理学，而逐步形成了人文地理学的一个分支[2]。

（3） 21 世纪以来。在地理学研究“文化转向”的总体趋势下，老龄化地理学从人文地理的文化转向中学习理论和方法论，与学科的理论发展尤其是社会批判理论、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相联系[6，7]，老龄化的地理关注范围进一步扩大，超越了人文地理和社会老年学关于老年人流动性、居住、福利、护理和日常生活方面的传统经验领域，尤其是在社会和文化地理学延伸更广泛，促进了老龄化地理研究理论和方法论的多元化发展[2，8]，如并行发展的人文地理学和社会老年学分别以各种方式批判性地与人文科学重新结合后，日益转向参与老年人个体日常现实经验的微观层面的研究，对包括传记、自传、口述历史、民族志等一系列质性研究方法的探索，以及现代人文地理的关系性（relationality）和非表征（non-representational）理论取向探索的兴趣与日俱增[1]。

西方国家老龄化地理研究以上阶段的中心议题，主要集中于关注人口老龄化空间分布和老年人口迁移、老年健康与生活环境、老年服务供给的政策评估、老年个人日常经验等4个方面研究内容。下文将从这4个方面对西方国家老龄化地理研究进展进行评述，并结合中国老龄化地理学研究现状提出国内相关研究的可借鉴之处。

1 对人口老龄化空间分布和老年人口迁移的研究

长期以来，人口老龄化的空间方面议题一直是人文地理学者和社会老年学者等对老龄化地理的研究焦点，包括老年人口空间分布、老龄化地区成因和老年人口迁移等核心内容。

1.1 人口老龄化和老年人口空间分布

老龄化空间格局作为地方、国家和全球人口特征扩散的例证，被广泛应用于各种经、环境、财政、卫生和社会问题的研究。典型的如联合国每几年出版一次的《世界人口老龄化》系列报告，提供了对全球人口老龄化趋势和老龄化的社会-经济和健康特征的的描述[9]；Kinsella 和 Phillips在其《全球老龄化：成功的挑战》一文中分析了人口老龄化的全局和局部因素和众多的社会、经济和政策影响的基础[10]；Mccracken 等学者通过分析世界老年人口数量分布变化，运用汇集人口、流行病学和老龄化转变的模型描绘全球人口老龄化发展演变的地理-历史进程[11]。亚太地区集中了全球一半以上的老年人口，引起了官方机构和学者对这些区域老龄化空间分布、人口老龄化与健康、家庭与社会服务等方面的重点关注[12，13]。老龄化空间研究通常还包括对隐含老龄化负面含义的死亡率和发病率（例如癌症和心脏疾病）绘制地理范围图[14]，对突出人口和地方空间环境更具有脆弱性而不是恢复能力特征的分析[15]，纵向研究和建模方法的发展促进对人口老龄化研究中多尺度分析因素的认识[16]，基于地理信息系统（GIS）和空间数据的多层次模型绘制人口趋势地图[17]等方面。

学界关于老年人口空间分布的研究成果颇为丰富，从国家和区域层面展开实证描述老年人口空间集中和分布的分析较多。学者对欧美国家层面的研究发现，老年人口分布普遍存在较大差异，如，早期对美国巴尔的摩、费城和匹兹堡三大城市的研究发现，老年人口较多的城市老年人空间分布呈分散趋势，反之则呈集中趋势[18]，有研究表明1990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佛罗里达和东北部等9个州集中分布了全国52.2%的老年人口[19]，20世纪90年代南部和西部州及其中的小型和中等都市区及郊区吸引了较多老年人[20]，对俄罗斯联邦和整个加拿大城市系统老年人口空间集聚模式和趋势的审视[21，22]也说明老年人口主要集中分布于都市区、特定区域（如类似州、城市之间）等。在城市层面，对美国俄亥俄州托莱多市的研究显示内城老龄人口密度较高而郊区和新建城区较低[23]；美国城市老年人口分布明显集中于都会区的核心区，从而可能形成典型的“退休中心”（Retirement Centers）[24]；Golant认为，老年人大多青睐大都市区，其中一半的人首选居住之地是中心城区[25]；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城市地区人口空间分布研究结论[26]说明，老年人大多集中分布于都会区的中心地带和偏远的乡村区域，城市中心城区人口老龄化程度保持较高水平而郊区老龄化程度逐渐上升。

1.2 城市人口老龄化地区成因

对于城市内部老年人口多为集中分布于旧城和城郊而形成老龄化地区的研究结论，学者们进一步探索其成因，分析涉及了各种社会经济因素，如城市扩张引起的年轻人口和老年人口不同外迁率、城市核心区不同社会阶层的死亡率、不同的城市化阶段等对城市老龄化地区形成区域的影响[16]，但考虑政治和文化因素对人口老龄化影响的研究较少，如公共政策是如何对人口老龄化空间不均衡起普遍影响作用的[27]。Golant指出，复杂的老年人口空间分布模式说明，不同城市老年人集聚区的形成原因各有其不同，甚至在同一城市的不同发展阶段也都具有不尽相同的老年人口分布模式[28]。例如，研究澳大利亚快速发展的新兴城市的人口分布后发现，老年人口在住房建设年代越久远的地区数量越多，这是由于城市居住区向郊区扩张带来大量年轻人口从老城搬出，而老年人留居老城中心而导致的[29]。在美国的研究则发现，20世纪60～70年代，美国老年人口增长较快地区为非都市区，但70～80年代末出现了老年人口逆向迁移，从非都市区或乡村转向城市地区，90年代以后老年人口又转向郊区化迁移趋势。由此说明，老年人口分布状况随时因不同的城市化阶段影响而出现即时的变动，城市老年人集聚区也随之发生变化。

有学者进一步探讨老龄化地区的形成原因，提出其研究核心是要了解某个老龄化地区的发展过程是老年和非老年人口迁移还是当地人口自然老化（aging in place）的结果。Bean曾指出，相比于各地区不同出生率、死亡率的影响，不同地区人口迁移率是对老年人口集聚差异影响更重要的原因[19]；也有学者的分析表明，本地新老年人的产生和从外迁移来的人口都对区域老年人口集聚程度产生重要的影响[30]。对此，比较具有说服力和影响力的解释是美国学者McCarthy的“老年人口空间集聚学说”，他在对美国20世纪50～70年代老年人口空间分布格局变化的研究中，通过分析人口的动态迁移归纳出3种老龄化地区类型：①美国在50年代经历了城市化快速发展下非老年人迁出和老年人残留的非都市区老龄化的“残留集聚（accumulation）”过程；②60年代经历了郊区化趋势下退休老年人迁入郊区和非老年人向大都市迁移的郊区老龄化“替代集聚（recomposition）”过程；③70年代经历了老年人和非老年人同时迁入但老年人迁入比例相对较高的郊区老龄化“汇合集聚（congregation）” 过程。可见，各地区老龄化的过程和结果会因其不同年龄人口的迁移率而完全不同[31]。

1.3 老年人口迁移

老年人的空间分布和集聚的主要动力之一是老年人的迁移，因此，对老龄化空间模式的研究也刺激了地理学者对老龄化和移民长期关系研究的兴趣[32]，20世纪70～80年代，欧美国家对此进行的大量实证研究从国家、区域和城市内部等不同的空间尺度展开。

对一国范围内老年人口迁移的研究多为利用普查数据，探讨退休老年人在生命周期改变，如退休、丧偶、再婚、重病伤残等发生时，在不同地域间的迁移行为。如对美国的研究显示，20世纪60年代老年人口移动的数量和比例增加，多数是由北部各州迁向南部和西部的佛罗里达、加利福尼亚等阳光地带（the Sunbelt）[33]，而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西部老年人迁入数量逐渐减少直至变为净迁出区域，原来为净迁出的东北部和中西部老年人迁出数量出现下降趋势[34]。在这些老年移民中，年轻时因为工作离开故乡而退休后选择回乡养老的迁移称为回归迁移，同样较多的回归迁移是趋向阳光地带或者退休者地带[35]；也有部分老年人因身体机能下降或失偶而回迁，还可能因为更进一步的老年衰弱而再次向养老机构迁移，这样一个迁移周期体现了老年人生命晚期不同阶段的迁移模式[36]。同时国家尺度的研究出现了少量的关于老年人季节性迁移和跨国迁移的文献，研究学者们通过问卷调查获取数据后分析认为，季节性迁移的经常发生可能预示着老年人会发生居住地的迁移[37]，如果老年人经常进行季节性迁移且滞留迁移目的地时间较长，超过在原居住地的居留时间时，其真正的常住地就有必要重新定义[38]。

基于都市区与非都市区和城市内部空间尺度的老年人口迁移的研究显示，这一尺度的迁移是老年人口迁移的重要部分。如美国20世纪70年代老年人与其他年龄人群一样从农村向大都市迁移，此后又从同一个都市区内部大规模稳定地迁出到非都市区[39]，同时迁入都市区、尤其是中心市区的老年人数量逐渐减少，都市区成为老年人外向净迁出的区域[40]，整体呈现老年人口从都市区向非都市区扩散迁移的趋势。同样的对美国城市内部的老年人迁移的研究发现，老年人从城市中心CBD到郊^的离心迁移大于从郊区到CBD的向心迁移[41]。

关于老年人迁移动因的研究主要关注于老年个人属性特征、家庭特征和迁入地特征3个方面的影响因素。Walters探讨美国退休老年人群迁移影响因素并划分3种迁移类型：第一类老年迁移者具备较好的经济、身体状况，为了追求更高品质的生活而迁往具有宜人气候和居住环境舒适的地区，属于享乐型移民（amenity migrants）；第二类老年迁移者往往是失偶的经济和身体条件较差者，由于经济和居住的依赖性通常往生活成本较低的地区迁移或是寻求成年子女照顾而选择和孩子居住，属于救助型移民（assistance migrants）；第三类老年迁移者通常是不与配偶同住的严重伤病者，因为缺乏生活自理能力需要专业的陪护和护理，因此会迁向医疗设施较好的地区，这类老年移民属于严重伤病型移民（severely disabled migrants not living with a spouse）[42]。由此可见，不同的老年人健康、经济、家庭特征和社会环境特征等导致老年人发生迁移行为的原因不同。

2 对老年健康与生活环境的研究

2.1老年人健康与照护

地理学者从人文主义、女权主义以及其他理论视角持续而深入关注老龄化领域的研究聚焦于医疗、保健、照护和空间的关系上[43]。早期的老年人口健康地理学主要集中于在较小的单位区域对老年人口的健康状况进行调查分析并集合成诸如社会健康图集的文献[44]，或是绘制具有老龄化负面含义如死亡率和发病率（例如癌症和心脏疾病）、剥夺和死亡率之间关系的范围图[14]，以及大量关于老人护理的研究文献如关注于发展良好的社区护理实践模式和在这些模型后面的理论框架、正式和非正式护理之间的关系和随之而来的政策影响、增长的社区护理对家庭的影响等主题的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地理学者一直致力于关注健康地理的演变和扩展合作，专注于把地方（place）当做一个健康老龄化决定因素的研究任务，即空间和地方影响老年人口幸福感的途径[45]。大量的研究工作基于地理老年学家 Rowles、Harper 等的前期研究成果，从局部或微观尺度分析老年人和地方之间的关系入手，揭示在此语境下照护和支持所起的作用，研究内容涉及理解老年人与家及周边环境契合的状况及体验，这些空间情景的社会、情感和物理特征，以及这些空间、距离如何影响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和身心健康及由家庭提供给老年人的照护[43]，由此理解日常生活中地方（特别是家）是如何和为什么对老年人口照护和支持起重要作用的[46]。

2.2 老年人生活环境

地理学家持续关注人类经验中环境的重要性，研究了老年人生活和护理的地点、空间和时间的重要性并形成了关于地点是不确定的、复杂的和有争议的重要观点[47]。随后对环境和设施的深入关注使地理学家进一步理解了社区、城镇、城市以及特定的建筑环境如家庭方面[48]、居住护理环境和医院[49]等支持或挑战老龄弱势群体[50]的方式。生活在农村环境中的老年人面对的挑战继续吸引少数地理学者的特别关注[51]。

地理学者从社会老年学角度长期关注老龄化和空间、地点之间联系及扩展[52]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是老年人居住环境，包括老年人住房及其对住宅设施设计的影响、老龄社会空间隔离等，这些研究为应对以现行政策和规划为导向的 “健康老龄化”和“老年友好型社区”主题做出了贡献[53]。学者们关于老年人住房的研究受益于社会结构分析的变换，晚年住房选择形式不断地受到结构约束，老年人面临的多种住房选择依赖于他们的时间、空间和社会地位[54]，老年人早年生活的经济地位和社会不平等持久影响晚年住房机会的分化，且通过政府住房政策被进一步限制，从而也影响老龄化社区空间格局的形成[55]。在老年人住房和生活环境影响的研究方面，对某些特定环境如住宅[56]、封闭的退休社区[57]的研究可以揭示老年人和他们生活其中变化的社会和物理环境之间的关系。

对老龄社会空间隔离的研究出现了批判性地评估社会和空间结构之间的关系的倾向，揭示种族、性别和阶层的空间绑定定义[58]，探索老年人的空间和社会分异，更重要的是理解年龄的社会和空间隔离背后的现实[59]，Laws的研究通过追踪年龄关系的城市历史来反映代际关系与城市建设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60]，Rogerson运用GIS空间技术比较了美国15个最大城市地区老年人群体的社会隔离状况[61]。

3 对老年服务供给的政策评估

由于老龄化社会的需求，西方国家政府投入了大量资金用于老年服务设施和老年社区建设以改善老年人生活环境，老年人更多地在公共养老机构接受照护服务。但随着越来越增加的老年人养老保障和服务需求，20世纪80年代许多国家遭遇了“福利危机”，政府为了减轻沉重的养老负担，实施了以私营化占相当重要地位的各项社会福利改革方案，与官方和民间达成的将家庭及社区当作最佳养老地点的共识――“就地养老”相关的照护政策得以推行，如美国的“基于家庭和社区的服务”和欧盟的“长期照护制度”方案等。对此，许多西方地理学者对老年服务供给模式和政府福利政策实施的效果进行分析后一致认为，社会经济、政治和制度的变化造成了卫生服务重组，导致了服务设施区位变迁，从而影响了老年人获取、使用卫生保健服务的方式[62，63]。

学者对加拿大安大略省长期护理服务的研究工作，提供了一个服务接受者和提供者看待长期护理服务改革的观点，结果显示在特殊的政治结构和制度框架背景下，政策改革后服务供给模式的多样性和不确定性对老年人使用服务和服务提供者导致更大的潜在的脆弱性[64]。长期护理服务改革的影响也波及到更广泛的空间：Joseph和Chalmers在新西兰的研究揭示，长期护理提供的私营部门转向已经导致在农村地区相对于城市地区较少的服务，尽管越来越多的老年人住在农村社区[65]；Fortney 等对美国社区服务方案的研究表明，农村老人因为居于地理可达性较差的地方，因此很少获得家庭/精神健康服务，他们可能面临在医院或养老院接受照护的困境[66]。针对越来越多的老年人生活在社区服务缺乏的农村地区的状况，很多学者强调需要为此考虑解决的策略。所有这些地理学者探讨的焦点是，要想保证服务供给分配的相对公平，该如何规划布局服务设施的区位和寻找适宜的服务提供方式。

4 对老年个人日常经验的研究

欧美国家的地理学者认为，老龄化地理研究不可或缺的人文主义传统提供了许多了解老龄化和老年人与空间、地方关系的新视角，从人的层面尤其是老年人的日常生活体验出发，研究一定环境条件下其对空间和地方在身份、意义、满意度和依恋感方面的体验质量，有助于深入理解地方与老年人的生活和经验之间塑造和被塑造并且不断交织发展的多层次、动态过程，从而完整理解老龄化的演化过程及其社会效应。这方面研究的独特视角是关于地方（场所）的研究，以美国地理学家Rowles在1978年描述社区变化中老年人的地理体验[52]为始，持续在微观尺度上关注老年人对各种地方（如家庭、社区、村庄、城镇、养老院等）的主观体验，多运用传记、口述历史、民族志、回忆录等参与性、质性研究方法探索老年人的家及其周边生活环境对其地方依赖、身份认同及身心照护等的影响[67]。

对老年人经验的研究较大部分是关于一般老年人的日常生活和环境的体验。Rowles持续对阿巴拉契亚农村老年人日常生活世界进行探索，使用充满地方感和农村环境生活感觉的定义和概念评论老龄化和地方[68]。Rollinson在他详细研究芝加哥入住单人间酒店的老年人的日常经验时，采用民族志传统，揭示居民每日生存斗争的细节，并发现他们的“街道危险故事”加剧了穷人、老年城市居民的地理和社会隔离[69]。Harper利用符号相互作用理论和民族志材料来探索老年人与他们生活周边环境的关系以及他们与亲属发展的相互关系[70]。Elder的研究明确指出老年个人生活中历史（时间）和地理（地方）的重要作用，给予了地理学者以生命历程线索重要性的启迪[71]。近来老年人地理的更多主题是与家的意义相结合的研究。随着老年人能力下降，居家时间增加，老年家庭逐渐变成保健和社会照护的一个站点，家居空间日益呈现复杂性质[72]。地理学家主要研究家居空间影响生活和经历的复杂方式，和就地方、身份、意义和依恋感方面的体验质量[48]。此外，家居空间被看作是这样一个地点――一方面，它使人产生舒适性、私密性和安全感；另一方面，是突出恐惧和失落或提供脱离接触和撤离的地点[73]。

对老年人经验的研究中，少量研究集中在老年时有影响力的“精英”式历史人物的传记研究。比如，Cameron和Forrester对生态学的先驱Arthur Tansley（1871-1955）的研究，探讨了其晚年的工作是如何富有成效的[74]。近期对Uvedale Price（1747-1829）――一个英国风景画作者的研究通过考察其生活史，深度评论年老和疾病对他的影响，他对于老龄化的看法和他如何能够保持体力和智力活动，以及人们如何看待他的年龄增长的[75]。Said 关于“晚期风格”的工作认为伟大的艺术家和作曲家晚年创造的音乐并不总是与他们的生活和事业相协调而以平静和鼓舞人心的方式结束，相反，它可能是深刻断裂和充满矛盾的，并且可以演奏得比以往更辉煌和富有影响力[76]。

5 对中国老龄化地理研究的启示

西方国家老龄化地理研究以老龄化和老年人与空间、地方之间相互关系为核心，从区域空间、社会经济和文化、地理学与其他学科交叉融合的3个基本视角[8，77]，对人口老龄化的空间模式（老年人口空间分布和迁移）、老年健康与生活环境、老年服务供给和政策评估、老年人日常生活体验等方面展开研究，成果较为丰富。近期的研究受人文主义思潮和文化转向的影响，由之前宏观层面研究探讨老龄化社会演化的自然规律转向对老龄化的演化过程及其社会心理和文化方面的意义进行理解和诠释，研究方向越来越趋向于从中观和微观尺度研究老年人生活环境和个体生命体验，研究方法逐步由初期的描述性和数理统计定量分析方法转向传记、口述历史、民族志等一系列具有创新性的、参与性的方法，质性分析和个性化案例研究越来越受重视。西方老龄化地理研究分阶段的主要思潮、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等如图1所示。

中国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1999 年60 岁以上人口超过10%，进入了老龄化社会。作为世界上老年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中国社会发展面临人口的快速老龄化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和挑稹20世纪80年代国内学者开始对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进行研究，从人口学、社会学、经济学、老年学、医学、建筑规划学等学科交叉融合发展的研究视角，重点关注人口老龄化演变趋势预测及生育政策调整、老龄化社会经济影响尤其养老保障和养老保险、积极老龄化应对策略等领域。中国地理学界对老龄化的研究起步较晚，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研究成果逐步丰富，研究内容涉及人口老龄化时空特征和区域差异[78-80]、老年人日常活动和流动迁移行为[81，82]、老年公共服务需求和老年社区建设[83，84]、老年人健康和生活环境[85，86]、养老服务空间组织和规划[87-89]等，多为运用定性描述分析、统计分析和地域空间分析、空间统计学等实证研究方法来刻画宏观的老龄化空间格局，以及对老年生活满意度或幸福感的模型分析等。

总体来看，中国老龄化地理研究在较短时间内取得了比较丰富的成果，研究角度涉及老龄化较多方面，研究体系初步形成，但在理论、方法和一些重要研究议题方面还较为薄弱，老龄化地理学需要进一步完善充实。借鉴西方国家老龄化地理学的研究，中国老龄化地理学研究需要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1） 拓展研究视角。与国外的研究相比较，国内老龄化地理学研究偏重于区域空间视角的老龄化区域空间差异和老龄化设施规划等少数方向，较多与人口学、公共健康、环境心理、城市规划等学科交叉融合而较少与社会文化和经济、管理等相关学科融合，因此地理学在面对老龄化影响地域空间的实际问题时缺乏多维度多空间尺度的综合应对。今后老龄化地理学应注重拓展社会、经济和文化视角的研究，加强与社会、经济、文化、管理、技术等相关学科的交叉融合，从中汲取多样化的理论和方法以促进学科持续发展。

（2） 扩展和深化研究内容。虽然中国地理学已经从多角度对老龄化问题进行了探索，但对比国外老龄化地理学围绕老龄化与空间、地方相互关系核心问题的各方面进行的深入研究，尤其越来越趋向于注重中微观的地方与老龄化关系的研究，中国老龄化地理学研究则更多偏重宏观和中观尺度的空间研究。实际上，对地方的研究更具有现实意义，比如社区和家庭照护的现实需求就十分突出，因此，对老年社区建设的研究应该成为中国老龄化地理学在地方和老龄化关系方面进一步扩展和深化的重点研究内容之一；同时加强对老年人日常生活体验及心理情感等微观因素的研究，更深入分析围绕老年人养老照护的相关利益者的需求以适应老龄化社会的规划理念等。

（3） S富研究方法。对比国外老龄化地理学研究方法逐步由定量、数理统计分析方法转向运用民族志、口述历史、传记等具有创新性的、参与性的质性研究方法，中国地理学研究老龄化问题仍多采用地域空间分析、空间统计学等传统的实证研究方法。为了在描述社会空间格局演变和机制的同时深入细致探究现象背后的本质，未来中国老龄化地理学研究应该对质性研究、关系方法和非表征方法等新方法加以重视，拓展多元化研究方法，促进学科领域内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研究并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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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ess on geographies of ageing in western countries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studies in China

ZHOU Chun-shan， TONG Xin-mei， HU Jin-can

老龄化研究篇10

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6-0134-02

一、问题提出的背景：老龄化社会

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按国际公认的老龄化社会标准――60岁以上老年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0%，1999年我国就已进入老龄化社会。而在1999年至2009年这10年间，我国老年人口就增加了5000万。据民政部和全国老龄办等有关部门的统计资料显示，全国老年人口正以年均近1000万的增幅“跑步前进”。照此增长趋势，预计到本世纪中叶，老年人口将从现在的九个人中有一个，发展到三个人中就有一个，且高龄化、“空巢”化日益严重[1]。

与“银潮”相伴而来的，是让政府及社会备受困扰的养老问题。发达国家一般是“先富后老”或“富老同步”，即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5000至10000美元之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条件下进入老龄社会，而我国则是“未富先老”，即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刚刚超过1000美元时就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我国老龄化人口基数大、增速快，养老底子薄、负担重。解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养老需要和落后的社会生产的矛盾是摆在政府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其中，发挥法律的作用对于这一问题的解决具有重要意义。

二、我国养老法律制度分析

（一）我国养老法律制度的历史回顾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我国古代的儒家思想要求人“对家孝，对国忠”。汉武帝及其后代的统治者皆以孝治天下，大兴孝文化，使孝的观念深入人心。家礼国法都对父母子女关系予以规制。我国古代各朝对不孝之人都规定了严厉的处罚。例如：商朝《吕氏春秋・孝行》记载“刑三百，罚莫重于不孝”。秦律可以根据家长请求处罚不孝子。西汉设有“违反伦常罪”。但由于历史的局限，我国古代的法律重在对“不孝”的惩罚，缺乏体系化的、“重在预防”的养老保障法律制度。

在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中，家庭既是生产单位，也是生活单位和保障单位，家庭和家族内养老是实现老年保障的主要方式。随着社会的发展，养老的范围逐渐从家庭扩展到社会。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共产党曾经就劳动保险、社会保险等进行过一些有益的探索。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受苏联模式的影响较大。1951年2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对职工养老待遇标准做了规定。条例规定劳动者退休后，按其本企业工龄的长短，按月领取养老补助费，其数额为本人工资的30%-50%。上个世纪50年代初建立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是在计划经济的背景之下逐步形成的。该制度实际上是一个现收现付制的养老保险制度，在养老金支付上是采取完全的受益确定制的方式，资金来源上完全由企业或单位负担。该制度体现了社会的“公平”原则，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有效地保障了退休人员的基本生活，促进了当时经济和社会发展。但是由于其覆盖范围有限，尚未建立统一的保障制度[2]。1982年宪法中“国家依照法律规定实行企业事业组织的职工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退休制度。退休人员的生活受到国家和社会的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多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这两条规定为养老社会保障提供了最高法律依据。此后，由于在养老保障制改革的过程中各方利益冲突，矛盾重重，因此国家出台了大量的法律规范性文件，如1986年的《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首次正式确立了企业、个人、国家三方共同筹集养老保险基金的供款原则，首次引入了个人缴费制度；1991年《国务院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提出我国要“逐步建立起基本养老保险与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和职工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相结合的制度。”1992年1月，人事部就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做出通知；1997年、2005年国务院就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了多个决定。

（二）我国养老法律制度的现状简析

1982年宪法在根本大法层面为公民的养老保障提供了最高法律依据。在人大立法层面，我国先后制定了《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社会保险法》等法律。除此以外，国务院及相关部委颁布了大量的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地方人大、地方政府也出台了一系列地方法规、地方政府规章。许多社会保障制度的相关内容散见于政策文件、部门规章、相关机关的通知、命令等等，立法层次相对较低，缺乏规范性、稳定性。规则混乱导致管理混乱，一些地方保障对象的认定条件和审批标准散乱，低保发放随心所欲；一些地方挪用农村养老基金。由于人为的社保基金的管理不善引起群众的不满。

另外，我国还没有建立起比较系统的社会保障监督体系，社会保障的监督和责任追究机制尚不完善。从社会保障资金的筹集、管理到发放，监督机构的监督尚不到位，资金运作透明度低直接导致社保资金运作的安全性得不到保障，保值增值困难重重。社保资金被挪用、挤占、挥霍、截流的案例并不少见。

三、国外养老法律制度及其对我国的借鉴

国外养老保障法律制度发展起步较早。西方工业革命后，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小农经济的解体削弱和破坏了传统家庭养老保障方式的基础，增加了养老风险，迫切需要建立一种新型的社会化的养老保障机制。在这种背景下，现代意义上的养老保障制度逐步发展起来。世界各主要国家纷纷建立了养老法律制度。德国于1883年通过了第一个社会保险法案――《疾病社会保险法》，此法与后来通过的《工伤事故保险法》、《老年和残疾社会保险法》共同形成了世界上第一套完整的社会保险体系。德国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主要分“法定养老保险”和“补充养老保险”两部分，前者为强制性质，后者为自愿性质。后者主要适用于自由职业和手工业者，以保障他们获得国家补贴和制度保障。

随后各国相继通过了有关养老保障的法律。截至二战前，世界已有30多个国家建立了养老保障制度。如：美国的养老保障制度被人们称作“三条腿的板凳”，具体包含社会保障计划、公司退休计划和个人养老储蓄。英国养老金体制则采取二支柱结构形式：第一支柱结构为统一缴费的“国家基本养老金”，第二支柱结构为与个人收入相关联的养老金计划。俄罗斯的养老保障采取的是“三支柱”模式，建立了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强制性养老保险，自愿性补充养老保险三个方面互相补充的模式。

二战后，西方国家普遍面临人口老龄化问题，纷纷成立专门的老年人口管理机构，普及老年保险法，制定国家干预方针与政策。政策法规不断完善，财政支出不断增加，养老保障的覆盖面、服务项目不断扩大。直到上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陷入经济滞胀困境，养老保障制度面临财政困境。在此背景下，各国政府纷纷采取措施渡过危机，如改革养老保障制度、提高退休年龄、提高缴费比例等等[2]。

研究表明，几乎所有的国家都经历了养老保障“从无到有”的过程，即从家庭保障到建立专门的养老保障制度；覆盖人群“从少到多”，逐步建立覆盖大多数或者全民的养老保障体系。各国纷纷建立起多元化的制度，不管是“二支柱”还是“三支柱”，目的都是为了分担养老保障责任。另外，加强立法是必不可少的。许多国家在养老保障领域都有专门的法律法规，如美国的《雇员退休金保障法》、英国的《养老金法》等。不少国家还通过税收优惠激励企业、个人、家庭积极地承担养老保障责任。

我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面临着非常重的养老压力，借鉴外国的经验，同时要立足我国国情，探索一条适合我国特色的养老保障之路。

四、我国养老法律制度的改革思路

（一）必须加快相关立法进程

纵观世界各国，立法先行是共同的改革经验。各国都非常重视养老保障制度的法律体系建设，并将其作为养老保障制度改革中的重要的一环。我国宪法明确规定，获得养老保障是每个公民享有的基本权利。但是，我国一直到2010年《社会保险法》才迟迟出台。我国目前的相关立法主体级别偏低且混乱，导致各地做法五花八门。在当今的老龄化社会背景下，我国的相关立法严重滞后于社会需求，应建立一套科学的法律制度。在全国人大立法层面，应尽快建立以《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社会保险法》为主干的法律体系。应及时对《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进行修改。目前这部法律相对笼统，缺乏可操作性。应明确我国的养老保障体制及具体做法。在统一立法的基础上，国务院、有立法权的地方人大、地方政府可以在统一的法律框架内做出适合实际的相关立法。另外，社会保障相关法律还要与《公司法》、《托管法》等经济法相协调，共同监督基金管理公司的投资运营，防止机构关联交易等违规操作的发生。此外，鉴于养老金基金管理中刑事案件高发的态势，应及时制定《养老金基金监督管理法》增加养老金基金民事责任。此外，建立劳动保障法庭、推行养老保障公益诉讼制度等也将会是有效的尝试。

（二）可以出台一些配套政策

养老保障问题面广量大，牵涉利益主体多元。可以借鉴一些国家的经验制定有关政策。目前许多国家都实施企业年金计划。如美国的401K计划，即“雇员福利计划”，雇员确定自己的缴费额（不能超过工资的25%），雇主根据雇员的工作年限对雇员的个人账户缴费，所有缴费享有税收优惠，等到雇员退休时，根据不同支取方式提供税收优惠。另外，美国联邦政府对“个人养老储蓄”给予优惠支持。国家发行高利贷个人养老债券，鼓励个人购买。也鼓励开办“个人退休账户”，允许受雇的劳动者从自己收入中拿出一部分（15%左右）投保，他们不仅可以获得高利率回报，而且免交个人所得税。另外，德国的一项叫作“储存个人服务时间”的制度也值得借鉴。在德国，凡年满18岁的公民，均可利用公休或节假日义务到老年公寓、老人院和老年病康复中心提供各种护理服务，不拿报酬，但服务时间可随时储存在服务者个人档案中，以备将来自己需要接受护理服务时，将这些服务时间提取出来免费享用[3]。

另外，在必要时延迟退休也被看作是一项有效政策。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在1992年至1996年期间，有21个国家提高了职工的最低退休年龄。这一问题在我国也引发了激烈的讨论，同意者的主要理由是缓解养老金压力、人尽其才，反对者认为这将增加矛盾重重的“就业难”问题，也不利于提高劳动者生活质量。一些年富力强的知识分子，可以在其自愿的情况下考虑其延迟退休，但是许多体力劳动者并不愿意延迟退休。所以人社部门应充分考虑多种不同的声音，宜对不同群体采取差别政策，合理确定退休年龄，并以“小步慢走”的方法实施。

“老有所养”不仅是古人关于大同社会的美好愿景，更是今天建设和谐社会的题中之意。加快我国养老法律制度的改革，形势迫切，意义深远。

参考文献：

老龄化研究篇11

一、研究背景及研究综述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15-64岁的劳动力人口已经在2014年出现负增长，而且中国老龄化将呈现加速发展的态势，老龄化将会是我国人口结构的长期特征。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老年人生活涉及的养老保障体制、退休金制度、医疗保险及家庭生活照料等方面，并不能完全依靠市场来解决，政府要通过增加财政支出的规模、调整财政支出的结构，通过在养老、医疗领域投入更多的财政资金，来解决老龄化带来的问题。我国在财政支出方面也有了类似的变化：财政支出规模逐年扩大，并且养老保障金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不断上升，2014年为14.33%，较1900年的4.40%上升了9.93个百分点。我国的经济发展和财政支出将会受到老龄化加剧的影响，财政风险会相应提高。因此，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讨论其产生的财政风险以及应对措施，是十分有意义的。

由于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在国外一些发达国家比较明显，故国外关于人口老龄化对财政收支的研究较多，其中包括新古典偿债模型：即通过研究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序列之间的时间序列性质，来检验政府债务的长期稳定性。Faruqee and Muhleisen（2001）对日本老龄化带来的人口压力及财政的可持续性进行了研究，认为未来人口转变将会成为日本的一个必然特征，出生率的下降暗示着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及日本人口的减少，这种人口转变将会对日本社会及经济带来深刻的影响；日本需要实施长期的财政政策来维持公共支出的可持续性，并建议日本采取减少公共投资、扩大收入及消费税收并减少社会保障福利来解决长期的财政负担。

我国学者从1982年开始关注人口老龄化问题，田雪原发表《关于人口“老化”问题》之后，国内许多学者开始关注人口老龄化问题。但是由于当时人口老龄化对我国经济的影响还不是很显著，因此那时的研究集中在研究人口数量的问题上，极少关注老龄化带来的问题及影响。1986年袁辑辉、邬沧萍开始探索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分别发表了《老龄化问题》及《漫谈人口老化》。至此之后，国内学者对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及财政支出方面的研究越来越多。厉以宁（1994）通过对包含老年抚养系数的计量经济模型进行研究后认为，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具有横向及纵向关系，横向来看，老龄化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具有正向变动关系；而从纵向来看，人口老龄化问题是经济发展的产物，并且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越来越严重。余永定（2000）通过建立“国债/GDP”动态路径模型，采用“国债警戒线”作为判断财政稳定性的标准，衡量了财政赤字/GDP的稳定性。张天芳、王林、吕王勇（2006）通过分析得出，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加重，将会给政府财政带来巨大的压力。他们预测，如果老年人口所占比重超过10%，政府财政将需支出50%来满足社会保障支出，2030年中国老年人口比重将达到15.34%，老年人口比重的上升，将会进一步加重社会保障支出的压力。李民强（2010）认为，不考虑人口老龄化的因素，我国的财政长期是稳定的；如果考虑人口老龄化的因素，我国的财政中长期是不稳定的。李洪心、李巍（2012）研究得出，老龄化会导致政府社会保障支出的比例不断上升，政府财政支出的规模也会增大，而老年人口比重、老年抚养比等也对财政支出规模具有较强劲的相P性。

二、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及对财政收入、支出的影响

（一）我国老龄化问题日趋严重。人口老龄化是指总人口中因年轻人口数量减少、老年人口数量增加而导致的老年人口比例相应增长、老年人口抚养比1不断升高的过程。国际上通常的划分标准是：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比例达到10%，或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比例达到7%，即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处于老龄化社会。据我国第5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2000年，我国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10.2%，按照国际标准，我国从2000年就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2015年中国统计年鉴》显示，截至2014年底，全国65岁及以上人口13755万人，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0.06%，老年人口抚养比13.7%（见表1）。同时，我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日趋严重，据人口普查及人口研究中心预测数据显示，2030年前后，我国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预计将增至4亿左右；到2050年我国60岁和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总数将分别达到4.5亿和3.55亿，这意味着每3个人中就有一个老人。

（二）老龄化将是我国人口结构的长期特征。2011年底，我国65岁以上老人的数量就达到了1.23亿，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老年人口数量超过1亿人的国家。我国人口老龄化的速度也在不断地加快，从1982年到2000年，我国总的人口增长率仅为1.47%，老年人口的增长速度为3.02%，高于总人口增长率1.55个百分点。从2000年到2014年，总人口的增长率为0.57%，老年人口的增长率为3.57%，高于总人口增长率3个百分点。由于我国实施了30年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老龄化的速度较发达国家更快。根据联合国的预测，1990年到2020年间，世界老龄人口年均增速仅为2.5%，但我国老年人口的年均增长速度为3.3%。到2020年，我国65岁及以上老龄人口将占到世界老龄人口的24%，即：全世界约4个老年人中就有1个是中国老人。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由7%上升到14%只用了25年的时间，而比我国经济发达的美国用了66年，法国用了115年，英国用了45年。

在老龄人口增加的同时，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在逐步下降。从表1可以看出，我国少儿抚养比从2005年到2014年呈持续下降的态势，可以预见未来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 比重也会呈现出下降趋势。根据联合国的预测，我国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会由2010年占总人口74.5%下降到2050年的56.7%。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深，老年人口抚养比会进一步提高，劳动力供给将进一步减少。而由于人口结构变化和调整具有一定的滞后性，需要的时间较长，老龄化又是不可逆转的。因此，老龄化将会是我国人口结构的长期特征。

（三）我国在人均收入水平较低的情况下进入老龄社会，服务体系跟不上老龄人口需求。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才进入老龄化社会，社会保障、养老体系及医疗水平均较高，可以应对老龄化带来的经济上的挑战。发达国家在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时候，人均GDP一般为5000到10000美元，而我国在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GDP为800美元，相当于世界水平的16.2%，老龄化进程超前于经济发展，老龄化带来的负担较重。随着老年人口数量的不断增加，会使得老年人群对赡养、医疗、社会福利及社会服务等方面的需求增加。但是，我国针对老年人的社会保障、医疗服务等方面的政策、措施还不够完善，养老服务体系还远远滞后于养老的服务需求，尤其是农村居民的养老、医疗保障制度更加不健全，保障水平比较低，老龄化带来的负担更重。

（四）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与老化，导致社会产出及政府财政收入减少。一方面，人口老龄化将直接导致年轻劳动力的供给不足、劳动力的平均年龄越来越大，在我国这样一个生产率水平较低的劳动密集型国家来说，劳动者体力的好坏对劳动产率的提高有重要的作用，而老年人口体力及精力的下降，将直接导致劳动生产率的下降。而且高龄劳动力接受新知识及科学技术的能力^差、缺乏创新、对新技术的适应能力也较差，将会影响企业技术创新及技术变革，也会导致劳动生产率的下降，社会产出及财政收入的减少。另一方面，为了促进社会公平、促进老龄产业发展并缓解养老的巨额财政支出，老龄化的加剧将促使政府采取促进老龄产业发展的政策，以税收优惠或者财政补贴的方式对老龄产业进行扶持，比如对符合国家规定的条件的养老金给予税收减免、对私人养老服务机构给予税收优惠政策等，虽然有利于老年产业发展，有利于缓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的冲击，但同时也带来了财政收入的减少。

（五）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使我国在养老和医疗方面财政支出持续增加。2030年前后，我国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预计将增至4 亿左右，如此多的老年人将会导致与养老、医疗相关的财政支出比重不断上升。一方面，随着老年人口的增多及养老保障覆盖面的增大，领取养老金、养老保障的人数增加，直接加重了我国财政的养老负担。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统计部《2014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4年年末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人数为84232万人，比1996年的8800万人增加了75432万人，基本养老保险金累计结余35645亿元，较上年下降4370亿元。目前，职工养老保险的抚养比是3.04：1，也就是3个人养1个人，预计2020年将下降到2.94：1，到2050年将下降到1.3：1，领取养老金的人数越来越，并且随着人口预期寿命的增加，领取养老金的年限也在相应的增长。所以，在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的情况下，政府的养老支出压力也将逐步的增加。另一方面，由于老年人自身的生理特征，身体功能开始下降，很多老人不得不面临慢性疾病的困扰，加之老年人对健康生活的需求，将会促使政府将更多的财政支出用于改善老年人的卫生、医疗条件，导致国家用于老年医疗的费用增加。

三、政策建议

（一）减少和避免老龄化带来的不利因素，弥补劳动力供给不足的缺口，促进经济增长。一是返聘老龄高级人才。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中，一些人经过几十年的学习和研究，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知识和经验，比如科研、医学领域老年人队伍中的佼佼者，即便在知识和技术更新换代频繁的今天，他们仍然能继续在自己的岗位上游刃有余。通过返聘，可以继续使他们为社会创造更多的价值。二是发展老年教育，提高老年人的素质，使其成为能对社会贡献力量的人力资本。不论是因为经济的困难还是排除空虚的需要，一些低龄老年人就业的愿望非常激烈。可是由于知识和技术的过时，跟不上社会的步伐，难以胜任各种岗位的工作。发展老年教育可以满足老年人的就业需要，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劳动力资源。三是大力发展老年产业。目前，我国老年产业还远远不能满足老年人口的需求。随着经济的发展，老年人口的养老金、退休金逐步提高，他们的收入也呈不断上升的态势。而我国作为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拥有巨大的消费潜力，如果能够充分利用现有的广阔市场，以老年人需求为导向，研制适合他们的产品，重点发展老年服务业，兴建养老机构、医疗服务机构等，将会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缓解社会就业压力，促进经济发展。

（二）建立多渠道、多层次的养老、医疗保障体系，缓解政府的养老和医疗保障支出压力。建立多渠道、多层次的养老、医疗保障体系，缓解政府的养老和医疗保障支出压力。一是要加快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推进养老保险的全国统筹，进一步完善个人账户制度，推出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的政策，推进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运营，实现保值增值，推进多层次的养老保险体系，除了基本养老保险，还要推进企业年金、职业年金、商业养老保险、建立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二是建立健全老年人基本医疗保障体系，采取财政补贴、减税等方式鼓励商业医疗保险加入，鼓励企业开展补充医疗保险，与商业医疗保险进行合作，为老年人提供更全面的医疗保障。同时，对于老年人保健、护理行业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政策和扶持，在全社会形成一个良性循环、互助互惠的医疗保障体系。

（三）明确政府主体责任，大力发掘民间力量解决老龄化问题，缓解财政支出压力。政府对于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应该明确主体责任，动员社会力量参与老年社会服务体系构建。老年人口的不断增多、失能老人的不断增加，使得要尽快构建比较完善的老年社会服务体系。除了财政补贴、专项转移支付以及福利彩票收益的资金来源以外，可以提倡慈善事业等社会力量也参与到老年基础设施改建、养老机构筹建等工作当中，调动全社会力量来尽快构建老年社会服务体系，缓解政府的财政支出压力。

参考文献

[1]李民强.人口老龄化对我国财政支出及稳定性影响研究[D].吉林：吉林大学，2010。

[2]王利军.中国养老金缺口财政负担对公共财政的影响[J].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2006，（6）：591-592。

[3]武静.我国人口老龄化对财政平衡的影响研究[D].北京：北京林业大学，2013。

[4]余永定：财政稳定问题研究的一个理论框架[J].世界经济.2000，（6）：3-12。

[5]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5[M].2016。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population aging on financial risk

Yang AiYun Li WenYing Wang XiaoYun

老龄化研究篇12

中图分类号：C91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07)10-0051-05

人口老龄化是21世纪人类发展的主要特征，已成为世界各国政府和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我国是人口大国，也是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很快的国家。如何从我国实际出发，采取针对性的措施，妥善解决好人口老龄化问题，不仅对做好当前老龄工作具有指导作用，还可为解决世界人口老龄化问题提供借鉴。本研究从分析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和特征入手，阐述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探索既符合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又切实可行的老龄工作对策。

一、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及其特征

人口老龄化是指总人口中老年人的比例上升。按照联合国有关组织的统计，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老龄人口数超过人口总数10%，或65岁以上老龄人口数超过7%，就称其为老龄化国家或老龄化地区。据此，国际上习惯将人口年龄结构划分为三种类型：65岁以上老龄人口数超过总人数7%的称为老年型人口，4%-7%称为成年型人口，4%以下称为年轻型人口。2000年，我国60岁以上老龄人口数为1.3亿，首次突破10%，正式跨入老龄化社会的行列。从世界范围来看，已经出现人口老龄化和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国家，几乎都属于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既有与经济发达国家类似的方面，也有许多与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不同的特殊表现。

老年人口绝对数量大。截至2006年底，全国65岁以上人口10419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7.9%，比上年上升了0.2个百分点。预计到2040年人口达到最高峰值时，我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约为3.3亿，接近于1980年全世界老年人口之和。国际老龄问题研究专家普遍认为，解决好中国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对亚洲乃至世界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快。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明显快于发达国家。按联合国统计，从1950年到90年代末，世界老人数量增长了176%，中国的老人数量增长了217%；而在本世纪未来的25年中，世界老人将增加90%，中国的老人将增加111%。某人口研究机构统计，65岁以上老人从7%增加到14%所需的时间，在法国是115年，瑞士是85年，美国是66年，英国是45年，而中国只需要25年。本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将是我国老年人口增长最快的时期，60岁以上老人数平均每年增长4%以上，65岁以上老人数的年增长速度将超过5%。也就是说，每12至13年，60岁以上的老人就要增加1亿，相当于一个世界人口大国的总量。这样的增长速度在世界上少有，甚至超过老龄化速度最快的日本。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改变了世界人口老龄化格局。即过去人口老龄化是发达国家的事情，现在已成为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面临的重要社会问题。

我国东部发达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由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异大，人口老龄化进程在时间上、空间上很不平衡。据中国人民大学研究，我国大陆31个省(市、区)进入老年型社会时间的标准差为9.36年。东部发达地区的大中城市已相继成为人口老龄化城市。上海市到2010年将增加到287.3万，占总人口的20.5%；到2025年将达到最高峰468.8万，占总人口的32.7%。北京市到2010年将增加到230万，占总人口的16.9%；到2025年将增加到416万，老年人口比例接近30%，大大超过目前世界上发达国家的老龄化程度。相对而言，我国中西部地区人口老龄化的压力还不突出，但这些地区的老龄人口总数不可忽视。

老年人口城乡分布不均。实行计划生育以来，因控制人口增长的力度不同，加上生活水平、生活质量和医疗条件的差异，老年人口的空间分布是城市高于农村，城市老龄化程度在人口年龄结构转型的初、中期比农村突出。但随着今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老年人口的空间分布将可能出现农村高于城市的现象。其主要原因是大批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从事二三产业，使城市人口老龄化程度有所缓解；中老年人留在农村，则加剧了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由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和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所形成的发展差异给解决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人口老龄化进程超前经济发展水平。从人口老龄化的一般规律来看，人口老龄化程度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有着直接正向的联系，而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同经济发展状况、社会保障能力、国民收入水平有着较大的偏离和超前性。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来看，世界上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达到7%的发达国家，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一般在1万美元以上，而我国在达到这一比例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有1千美元左右。即发达国家是“先富后老”，而我国是“未富先老”。因此，经济的发展和年龄结构形成了一个“时间差”，在经济水平较低、综合国力有限、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的情况下提前进入老龄化社会，这就使我国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遇到更多的困难和矛盾。

老年人口高龄化发展迅速。国际上研究人口老龄化问题时通常把80岁以上老人划为高龄老年人口。我国高龄老年人口预计到2025年和2050年将分别达到3547万和12083万，占世界高龄人口的23.1%和31.9%。高龄人口丧偶和患病的概率高，高龄女性多于男性，高龄老人生活自理能力差，他们不仅需要经济上的供养，而且需要生活上的照料，这对我们老年社会保障和发展老年事业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二、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标志。长寿与低生育率是人口趋向老龄化的直接因素。许多学者在研究中都强调了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的负面影响，而笔者认为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具有两重性：一方面，人口老龄化意味着人口年龄结构类型由增长型向稳定型转变，有利于未来人口数量的稳定和负增长，从而缓解人口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促进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由于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老龄化社会在经济不发达，缺乏应对准备的情况下提前来临，使得社会承载力相对不足，这是它的负面影响。

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一是人口的老龄化会导致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由于老龄人口日益增长，社会用于积累的再生产基金相对减少。在国民收入一定的情况下，积累和消费基金是此消彼长的关系，中国人口老化和老年人口的增长会导致消费基金的不断膨胀，从而对生产基金的积累产生消极影响。同时，一旦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口呈现老化趋势，必然使劳动力素质下降，从而影响经济增长的速度。二是人口过快的老龄化提高了社会负担系数，使社会负担加重。我国老年人供养系数已由1982年的12.9上升到2000年的29.4，预计2030年将达到39。这说明劳动力人口除了为自身生存和发展进行生产劳动外，还要负担更多的老年人口生存和发展的费用，这不仅使劳动力人口的负担日益加重，同时也加重了社会负担。三是人口老龄化将对社会需求结构提出新的要求。随着老龄化的快速发展，老年人口的数量和比重不断增大，为满足庞大老年人口特殊需要的商品和生活服务及服务设施也将大幅度增加，这必然要求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作相应的调整，发展以满足老年人需要的产业和社会服务设施。而我国现有的产业结构与人口老龄化很不适应，突出表现为第三产业发展滞后，远不能满足老年人口的特殊需要。

对生活方式的影响。随着生育率的下降、生产生活的社会化以及个人在经济上的独立，家庭规模和结构发生变化是必然的。家庭规模缩小，全国平均每个家庭人口数在建国初期一般为5人以上，1982年下降为4.41人，现在已降到3.28人。家庭结构模式由传统的联合家庭向核心家庭转换，多代家庭显著减少，与子女分家或独居的老人越来越多，同时，家庭中可照料老人的成员减少，特别是由于妇女参加工作，将难以承担照料任务，家庭养老功能不断弱化。

对社会文化的影响。人口结构的变化将会影响到社会文化结构的变化，老年人需要社会有适应老人的文化活动来丰富精神生活。老年人喜爱的大秧歌、太极拳、保健操以及老年大学等很多社区文化教育活动将会有显著的增加，电台、电视台、报纸刊物等新闻媒体将会增加适合老年人的节目和版面。社会文化变迁的主体将是老年人自身，变迁的目的是为了从心理上和生理上创造出一个更加适应老年人生活的社会氛围。但不可避免的是，一些老年人退休后无所事事，孤独、单调、缺乏创造性的生活状态仍会有相当程度的存在；社会发展和变化节奏的加快使一部分老人不适应，激烈的社会竞争、紧张家庭的生活使晚辈没有时间陪伴和照顾老人，可能会有新的难以预料的现象发生。

三、人口老龄化引发的老年人问题

人口老龄化之所以能够对经济社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主要是由于老年人口是一个生理和社会功能处于下降时期的群体，是一个较为明显的弱势群体，当这一群体所占比重不断提高、人口数量迅速增加，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又不相适应，社会观念、保障机制和服务水平等又难以配套时，必然引发一些老年人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社会保障压力日增。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经济虽然得到了迅速发展，但尚未达到保障全体老年人口的水平，特别是广大农村养老保障水平低、能力弱。如何进一步建立、健全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改善广大农村老年人的社会保障程度，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是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问题，是各级政府面临的重大难题之一。二是医疗保健问题较为突出。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疾病日渐增多，医疗新技术的运用，医疗费用不断上升，对政府和家庭都是新生的负担。往往因一个老人生大病就阻碍了一个家庭的致富之路，“小康小康，一场大病全泡汤”的现象还普遍存在。三是老年人生活社会化日趋普遍。随着人口的高龄化、家庭的小型化、老年家庭的空巢化，越来越多的家庭将失去全方位养老的功能，越来越多的高龄老人、病残老人的生活照料更依赖于社会服务，老年社区服务中心、康复机构、老年公寓、托老所等需求量日增。四是老年人精神文化需求快速上升。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老龄人口经济收入不断增加，文化层次逐步提升，必然对精神文化生活产生更高的要求。如老年文化活动、老年大学、老年旅游、老年网站受到越来越多老年人的青睐。如何满足老年人这方面的需求，也是摆在我们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五是老年人社会参与度不断增强。随着老年人物质文化水平的提高，医疗条件的改善，保健意识和保健能力的增强，老年人参与社会发展、体现生命价值的愿望愈加强烈。庞大的老年群体蕴藏着巨大的人才能量，应加以充分开发利用。

四、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战略对策

面对我国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的影响以及引发的老年人问题，必须立足实际，放眼长远，趋利避害，及时研究制定相应的战略对策，以实现老龄化不利影响的最小化和老年人价值的最大化，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不断增强经济承载能力。解决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一切问题，集中到一点，就是加快经济发展，壮大经济实力。统计和预测表明，在2020年以前，我国人口的总供养系数在60%以内(相当于发达国家1995年的总供养系数)，是一个“人口红利”时期。这个时期少儿人口的比重已经下降，老年人口的比重还在上升，总供养比尚处于较低水平，同时劳动力也相对年轻，劳动力资源充足，每年净增劳动人口达600万左右，是加快发展经济的黄金时期。我们要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加快经济发展，不断增加积累，为应对老龄高峰和高龄社会的到来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适当调整我国的人口政策。自70年代以来，我国成功的计划生育政策使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已经下降到10‰以下，妇女生育率已经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但由于我国人口基数较大，在21世纪前20至30年，人口的净增值仍然会居高不下。这期间，我国的劳动力人口将超过9亿，劳动适龄人口的就业压力非常大。因此，控制人口数量仍然是我们现在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头等重要任务。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控制人口的同时也要适时调整人口政策，因地制宜、分类指导，使我国的人口结构更加科学合理，以适应人口老龄化的到来。一是制定人口发展规划要考虑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和老龄化对社会的影响和压力。二是对城市和农村应有不同的计划生育要求。鉴于农村人口增长的比例和社会控制难度较大的现状，农村的人口政策应该在一个较长时期维持不变；城市的人口政策可在一段时期后作些调整，比如允许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生第二胎等。三是提高人口的教育水平，改革和发展教育事业，改革和完善分配制度，逐步提高劳动力收入水平，推动我国人口由外生性低生育率向内生性低生育率的转变。

加快完善符合国情的养老保障体系。保障老有所养是老龄化社会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第二次老龄问题世界大会要求各国政府根据向所有老年人都提供保险的原则，建立或制定社会保险制度，强调养老保险应考虑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以及国民经济承受能力，同时应努力实现持续的社会经济发展；发展中国家为养老计划提供资金时要慎重考虑，既要确保这些计划的实现，也不妨碍社会经济发展。这些要求对于我国建立养老保障体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我国经济尚不发达的条件下，建立一个既能保障老年人经济生活需要又不影响经济发展的养老保障体系，将是我们实现老龄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一项重要措施。为了适应我国老龄化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我们应建立一个公平与效率兼顾、基金来源多渠道、城乡有别的社会养老、家庭养老与社会助老服务相结合的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城镇职工的养老保险由国家基本保险、企业补充保险和个人储蓄保险组成，国家基本保险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帐户相结合的制度，保险费由国家、单位、个人共同承担。养老保险基金的筹集宜采用现收现会与部分积累相结合的模式，即在现收现付的基础上，建立个人帐户储存积累基金，为21世纪老龄化高峰期的退休人员剧增做准备。农村养老保险以家庭保障为主，目前要充分发挥家庭的养老功能，政府对有养老任务的子女给予适当的资助和优惠。对于经济比较发达的农村在政府引导和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开展商业保险和社会互助保险，满足部分群众对养老的特殊需要。

建立切合实际的养老模式和养老制度。我国是在经济尚不发达的情况下迎来人口老龄化社会的，因此，要用发展的观点解决老龄化所带来的问题。我们不能照搬西方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政策，只能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实事求是，改革创新，坚持国家、社会、家庭、个人共同负担的原则，建立一套符合实际的养老模式和养老制度。近年来，江苏经济较发达的苏南地区举办了一些具有特色的养老院，并设立了养老爱老救助基金，对解决老龄化问题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加快以社区为中心的老年服务体系建设。在人口老龄化、家庭小型化以及老年人预期寿命延长的背景下，一方面老年人的生活照料需求增多，另一方面家庭照料老年人的资源在逐渐减少，需要通过发展社区服务来弥补家庭养老功能的不足。这几年，江苏各地加快了社区利民服务网点建设，但社区服务发展缺乏宏观政策的指导，缺乏管理人才和经过专业培训的服务人员，服务项目少，工作不规范。下一步，要把发展社区服务纳入社会总体发展规划，以满足老年人的实际需求为目标，围绕“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的要求，加强疾病医护、生活服务、精神慰藉、文化体育、参与社会等硬件和软件建设。硬件建设项要按照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因地制宜、梯度发展；软件方面要完善服务体系，增加服务项目，抓好物业管理队伍、志愿者服务队伍、低龄老人为高龄老人或患病老人服务队伍建设，创造居家养老的新环境。

积极推进老年立法，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解决老年人问题和人口老龄化问题，需要加快建立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依法推进我国的老龄事业。我国1996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但有关老年工作的法制建设仍滞后于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在处理很多涉老民事纠纷时，缺乏专项法律法规依据。为了切实维护老年人权益，发展老龄事业，应尽快制定养老法、医疗保险法、社会救济法、社区服务法、老年人住宅法和老年福利法等。实践证明，建立健全老年法律法规体系，可以更好地调整涉及老年人的法律关系，制裁侵犯老年人合法权益的不法行为，促进家庭和睦，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弘扬中华民族的尊老、爱老的优良传统和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