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作物的发展史篇1

[中图分类号] S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1650 （2014）01-0085-02

一、农业科技在农业文明延续的意义

邓小平关于科技与生产有一个著名的论断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和掌握科技的高素质劳动力是社会进步、生产发展的基础。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时期，发展农业是第一要务。两千年的封建社会文明，其主要内容农业文明，农业文明的延续，科学技术不间断发展是重要原因 。诚然，封建社会经济发展，对自然环境条件依赖很大。科学技术对生产的贡献很薄弱。如果用今天的科技发展的眼光来看，封建社会科学技术的进步是漫长而微弱的，但这是由于科学技术发展表现加速度的规律性决定的。中国封建社会之所以能长久不衰，正是由于古代科学技术长期处于领先地位的缘故。古代科学技术转化成生产力结出的累累硕果，也首先表现在栽培作物的推广发展上。纵观中国封建社会，栽培作物推广发展的一系列成果也都是以科学技术的发展、科技成果的应用为基础的，而政治、经济、文化、人口等因素，虽然对它的发展程度发生影响，但重要性都排在科学技术之后。

二、农业科技对农作物推广的历史影响

科学技术对封建社会农作物的推广与发展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是以犁为代表的耕作农具的发明、发展；二是农产品加工工具的发明、发展；三是对农作物生长特性的认识及栽培、储藏技术的发展，四是掌握农业科技和劳动技能的高素质劳动力的分布和迁移。基本影响情况如下：

1.农具及耕作技术对农作物推广的影响

中国古代冶炼技术发达，到春秋末年，铁金属出现。以大牲畜为动力的铁制农具犁的发明是一场在农业领域中的生产力革命，其意义不亚于近代的工业革命，为土地的开垦、种植业的精耕细作创造了条件。铁制农具经历了从秦汉到宋代约1500年的发展完善过程。这种完善过程中的微弱的变化，都可能产生一系列的生产成果。最能说明这种变化的是小麦在我国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推广发展。西汉初年，我国的经济中心是在黄河中下游的关中、华北平原地区。当时种植的主要粮食作物是谷子、大豆类。这和谷子、大豆耐旱、耐瘠薄，对耕作条件要求不高有关。而小麦虽然在新石器时代在北方就有零星种植，但只到封建社会初期还只是“接续饥乏”之物，在粮食作物中并不占重要地位。这是由于冬小麦对耕作条件要求较高，中国北方地区春秋季节干旱的自然条件决定的。西汉末年农学家汜胜之在关中推广冬小麦取得“遂使天卜丰穰”的显著成绩，决非仅仅由于关中是全国经济中心，或其他的历史偶然因素决定的，而应该和当时犁耕在生产中得到广泛应用，耕、耱农作体系的初步形成，耧车的发明，代田法的推广，再加上关中地区土层深厚而疏松，水利条件当时居全国之冠有直接关系。但总的来说，冬小麦在西汉时期的种植面积并不大，这是因为当时的犁还很原始笨重，耕地深度仅一寸，不能完全满足冬小麦的生长条件。魏晋以后，由于钢铁质量的提高，犁得到了进一步的改进，尉犁、江东犁等轻巧方便，能深耕达三寸的新犁型的出现，再加上耙在农业生产上的推广，到唐代耕、耱、耙的精细耕作体系已经形成，耕作抗旱保墒能力增强，冬小麦生长的耕作条件已初步具备，“小小早，不至全损”。唐中叶以后，冬小麦在北方得到广泛的种植。如果没有铁制农具的发展，是不可能实现的。

2.农产品加工技术对农作物推广的影响

农产品加工工具的发明创造，不但使手工业部门从农业中分化出来，也是农作物得以推广发展的重要条件。没有合适的加工工具，粮食不能成为美味食品，棉麻也不能成为遮寒衣被，农作物的推广发展就在实用意义上受到阻碍。例如，小麦粒食其适口性并不比谷子具有优越，如果没有西汉石盘磨的出现，小麦就不能做成美味面食。没有从粒食到面食饮食结构的变化，小麦实用价值无论从自给的角度，还是商品的角度，小麦种植都不可能引起人们的广泛兴趣。唐代水力碾业的发展，更是提高了面粉的生产加工能力，给小麦面粉的商品化创造了条件。在宋代时，棉花加工“无踏车椎弓之制，率用手剖去籽”。就凭用手剖籽这一点，棉花种植业就很难发展起来。正是由于黄道婆从海南引进了做、造、捍、掸，纺织之具，才提高了棉花的加工能力，使棉花在元代得以快速发展。宋代油料从自给加工发展到商品加工，就是由于榨油工具的改进，从而引起了油菜在江南地区种植的勃兴。

3.农业栽培、引种、储藏技术对农作物推广的影响

各种栽培作物都有其固有的生理特性，要想获得引种的成功、作物的丰产，必须根据其生理特性，结合土壤、气候等自然条件，合理安排农时，形成一整套完善的栽培技术，并辅以耕、蓐、锄、耘等管理措施。正如贾思勰所说，“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返道，劳而无获。”[ 1]留传下来的中国古代农业科技史料，从《汜胜之书》、《齐民要术》到《农桑辑要》、《农政全书》等，其主要内容都是记载农作物的栽培管理技术，农学家们在继承前人科技成果的基础上，借鉴农业实践经验，及时总结当时生产中种植的新品种及栽培管理技术，给当时农作物的推广发展以科学的指导。如茶叶兴于中唐，首载于《四时纂要》；木棉兴于元，首载于《农桑辑要》；甘薯兴于明，首载于《农政全书》。

农作物的引种需要具备科技的视野，我国农业的发展和引种科技历史密切相连。两汉时期通过丝绸之路我国引进了胡麻、核桃、石榴、胡葱、胡蒜、蚕豆等作物。隋唐时期，引进黄瓜、莴苣、菠菜、蓖麻等栽培作物。宋代从占城（今越南）引进占城稻，以后“占城稻”并入了我国古来就有的早稻序列。尤其明清时期，我国先后从东南亚各国引进玉米、甘薯、烟草、花生、南瓜、马铃薯、辣椒、番茄、荷兰豆等一批具有广阔推广前景的农作物。

地区之间自然条件的不同，决定着作物的区域分布。跨地区的引种和物种推广，必须解决相应的科技问题。科学技术的发明和应用，关乎作物推广与发展的成败、快慢。某一种农作物的栽培、储藏技术的发展，都直接决定着其在某一区域内的推广发展。具备这种特征最明显的是甘薯在华南、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推广过程，十六世纪末，甘薯从吕宋国引进后，为了在福建推广种植，巡抚金学曾首先命陈振龙父子在福州小规模试种，证明甘薯适宜福建“土性”，并解决了育曲、扦插、藏种等技术问题后，在福建推广成功。十七世纪初，徐光启根据长江流域的冬季气温低于华南的气候特点，解决了留种的技术问题后，甘薯在长江流域得以大面积种植。直到十八世纪中叶，由于华北地区“三冬冰冻，留种为难”，南方的“开窖藏种”不能适合华北的气候条件，使甘薯在华北推广受到阻碍。黄可润、陆耀在总结民间藏薯经验的基础上，经过实践发明了在北方连薯带藤的闭窖藏法，使甘薯在华北地区的得以广泛的种植。

4.人口迁移与农业技术传播对农作物推广的影响

科学技术要在生产中推广应用，必须通过生产劳动者的劳动实践，才能进一步的发展。高素质劳动者是科技的成功执行人，没有高素质劳动者，科技就无法发挥出它应有的作用。掌握生产技能的劳动者的地区分布，直接决定着地区经济发展的情况。美洲是世界三大物种起源地之―，但直到十七世纪印地安的农业生产，还处在原始状态。在封建社会，劳动力的素质，是通过长期的劳动实践锻炼出来的，在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社会结构中，劳动技能父子相传，具有很强的传承性。除了自然条件外，高素质劳动力的迁移，往往是经济中心转移的重要因素，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国粮食生产中心几经转移.秦汉时天下财富“关中十居其六”，魏晋至盛唐的“中州熟，天下足”，北宋至明代，称“苏湖熟，天下足”，清朝称“湖广熟，天下足”。其背后的原因之一，就是因战争、人口过剩等因素导致的人口迁移，带来的小麦种植技术在江南的传播。和其他传播手段相比，人口迁移更具有直接性，直接影响一个地区的农业经济发展。封建社会到宋代以后，新物种的推广速度大大快于唐朝以前，表明我国农业劳动力素质日益成熟。

三、结语

农作物的发展史篇2

（一）古代：农史研究的滥觞

中华民族是一个历史悠久并具有很强的历史感的民族。中国农业有上万年历史，对农业历史的记述也可以追溯到久远的古代。古史传说中的"神农氏"、"烈山氏"，就是农业起源和确立的时代的拟人化；《诗经·大雅·生民》也叙述了周族先祖弃从事农作（即所谓"后稷教稼"）的神话化了的历史。中国古代对农业历史的记述和对农史事物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一、在中国古代卷帙浩繁的农书中，从《齐民要术》开始，形成了重视对历史资料的收集和前代农书的征引的传统，大型的综合性农书，在论述某专题时，往往先罗列前代农书的资料，再介绍当代的新成果；有的农书，历史资料的汇集甚至成了它的主要内容。如《农政全书》对历史资料的征引就颇具规模，而《授时通考》简直是按一定体系编辑的农业生产和农业科技历史资料汇编。类书中也往往包含了农史资料汇编，最可观的是陈梦雷主编《古今图书集成》中的有关部分。二、历代不少经学家曾经对古代经籍中记载的农史名物进行考释，如三国陆玑的《毛诗草木虫鱼疏》，晋郭璞的《尔雅注》，清程瑶田的《沟洫疆理小记》、《九谷考》和刘宝楠的《释谷》等。三、中国古代有以"食货"系列形式 出现的关于经济史的系统记述，其中土地制度、农业生产的内容占了很重要地位。不过，食货系列中所涉农史只是经济史记述中的一部分（尽管是其重要的部分），而不是独立的农业史记述。农书和类书中的资料汇集和那些零散、不成系统的农史事物考释文字，诚然为以后的农史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基础，但还不能称之为农史学，而只是它的滥觞。

（二）19世纪末-1949：农史学科的萌芽

农史研究的出现既与近代农学的形成和发展有关，也和近代史学、尤其是经济史学的形成发展有关。

中国近代农学是引进的，而不是从传统农学自然发展起来的。鸦片战争以后，尤其是甲午战争失败，洋务运动破产，中国丝、茶等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受到激烈的竞争和冲击，朝野许多人士痛感改革和振兴农业的必要，纷纷介绍和引进西方的农业科学技术和工具设施，逐步建立起中国的近代农学。这就产生了一个如何把引进的西方农学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如何正确总结和继承中国传统农业遗产的问题。在引进西方农学方面做出突出成绩的罗振玉，曾研习《齐民要术》、《农政全书》、《授时通考》等古农书，捜访有关农书古籍，探寻中国经验农学和西方实验农学相通之处。清末民初学者高润生，为防止引进西方农学时削足适履之弊，提出一个全面整理和继承古代农业遗产的方案，他采用的仍然是"以经义说农事，以农事证经义"的考据学的方法，但在编纂计划中部分地吸收了现代农业学科分类，并提出了"古农学"的概念；可惜这个计划没有付诸实施。以上这些只能算是农史研究的酝酿。但从引进西方农学刺激起来的整理传统农业遗产和研究农业历史的愿望和行动，成为了农史研究的一种动力和一个源头。

大致与此同时，梁启超倡导"史学革命"，用近代进化史观研究历史，社会经济进入史家的视野。但这时期的新史家还没有系统考虑经济史问题。直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伴随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传播，以社会史论战为契机，掀起了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第一次高潮，形成了现代意义的中国经济史学；农业史是它的重要内容。这是农史研究的又一个源头。

二十世纪的农史研究，大体是以上两个源头交汇以后产生的。农史研究的论著二十年代中期以后逐渐多了起来。至1949年，农史研究的文章约有百篇，数量虽然不多，但牵涉面相当广，属于农业经济的有土地制度、农业政策、农业生产、农村组织、农民的身份地位和生活状况等，属于农业科学技术的有土壤、时令、农具、水利、作物、林业、畜牧兽医、渔业等。与农业有关的著作，土地制度和土地问题方面最多，有万国鼎的《中国田制史》等，其他影响较大的有郑肇经的《中国水利史》（商务印书馆，1939年）、邓云特的《中国救灾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李士豪的《中国渔业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等。

（三）1949-1978：农史学科的形成

这一时期，农史研究党和政府的领导和关怀下，以整理祖国农业遗产为重点有计划地开展，出版了一批有影响的成果，农史研究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

农谚和农书同为中国农学遗产中的瑰宝。农谚的收集整理也可以追溯到30年代，其中费心洁的《中国农谚》（中华书局，1937年）较有代表性。1958年，农业部组织大规模的农谚收集工作，由吕平整理编辑《中国农谚》一书，该书1965年编就，因文革的缘故，至1980年才由农业出版社正式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全面系统完备的农谚资料集。

农业科技史和农业生产史的专题研究亦已开展，研究涉及广泛的方面。辛树帜的《中国果树史研究》、谢成侠的《中国养马史》、刘仙洲的《中国农业机械史》是其中比较重要的成果；张仲葛养猪史研究，邹树文的昆虫史研究，也具有开创性。50年代末，农业遗产研究室根据农业部的指示编成《中国农学史》，该书以各个时代代表性农书或农业文献为骨干展开论述，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农业科技史，它的出版获得国内外学术界的好评。

本时期的农史研究是在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实证研究，其研究方法除一般史的研究方法外，最突出的是运用现代自然科学特别是农业科学知识阐述古农书记载的事物，并以此研究农业生产和农业科技的发展。此外，还有两个值得一提特点：一是把农书研究和该农书反映地区的实地调查结合起来，代表性的成果是陈恒力的《补农书研究》；二是有些农业科学工作者用科学实验的方法对某些传统技术（如溲种法，韭菜籽新陈的鉴别等）进行检验。

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研究以农书和其他农史资料的整理为重点，是正确的富有远见的决策，工作是卓有成效的，为农史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系统的农学史研究仍然是初步的。这一时期，史学界、经济史学界对历史上各个时代的土地制度、农业经济做了许多研究，取得丰硕的成果。但史学界的研究和农史界的研究基本上是各自为战，两者还没有整合起来。

本时期党和政府对农史研究的重视对农史学科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农业史研究不但为现实农业发展提供借鉴，而且是爱国主义的好教材。但过分地不适当地强调农史研究为现实政治服务也产生了流弊。例如，1958年大跃进时的浮夸风也刮到了农史研究中，有的论著人为地拔高区田法的粮食产量，为粮食亩产放"卫星"提供"理论根据"，是值得记取的历史教训。至于文革中用"儒法斗争"的框架去剪裁历史，把历史上的农家说成是"法家"，更是错误的政治对学术研究的干扰发展到极致。

在这里应该说明的是，为了在叙述中时间上的衔接，我们把1949到1978年划为一个阶段，实际上农史学科获得蓬勃发展的只是在建国后的17年，这种发展势头，被1966年爆发的文革中断了，当时研究机构被撤销，研究队伍被解散，农史研究在总体上陷于停顿。但不少学者仍在艰难的条件下坚持研究工作。这一时期发表的成果，最重要的是游修龄的《<齐民要术>及其作者贾思勰》 ，包含了许多精彩的阐述。

注释

[2] 在中国古代，"食"指食物生产，"货"指货币流通。从《史记·平准书》和《汉书·食货" 志》开始，中国历代正史中多有"食货志"，是记述经济发展历史的专志，形成首尾相续的系列。中国古代政书《十通》（《通典》、《通志》、《文献通考》及其后续著作共10本）中也有"食货门"，形成另一首尾相续的经济史记述系列。

[3] 该4部著作文革后的80年代初才由农业出版社出版。

[4] 万国鼎著，农业出版社1980年出版。

[5] 初稿完成于文革前，文革后修改补充出版。

农作物的发展史篇3

从以上山东地区史前农业研究的发展状况可以看出，以往的研究多限于综合整体叙述分析，而缺乏深入的个案研究，尤其是生产工具的个案研究。区域性的农业研究虽有所涉及，但是研究的领域还有待扩展。总之，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研究基础比较薄弱，方法还急需改善，因此，其研究的紧迫性较之其他领域更为突出。

二

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存在的几个现实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这一研究领域的发展。这些问题既有资料方面的原因，也有研究方法方面的原因。

资料方面，目前山东地区史前考古发掘资料中，多数侧重于陶器的统计分析，对石器基本上是粗线条的描述，尤其是在考古调查资料中，鲜有对石器的全面系统描述（指文字、线图、尺寸描述齐全者）。资料的不足在发掘器物的数量上体现的十分明显，例如山东龙山文化发表的资料中陶器数以万计，而石器仅有几千件，这种数量上的巨大差距说明了学者们以往对石器的重视程度不够。当然，这可能是时代的原因造成的，因为过去学者们偏重于对文化分期的研究以及文化谱系的建立，而在这方面陶器比石器更具优越性。另外，山东地区史前考古资料还缺少植物、动物鉴定的资料，虽然发表的考古发掘报告和简报中有些这方面的资料，但是这些资料多是零散的、少量的，不利于综合系统的研究。

研究方法方面，山东史前农业考古研究过去多从生产工具入手来研究农业的发展状况。这种方法上的单一化，不利于揭示农业生产发展的本质。在一些具体的研究上则存在以下几个主要问题：偏重整体叙述分析，缺乏个案深入研究；侧重农业发展史的研究，缺乏农业发展动因的合理解释；农业起源研究略显不足。

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研究存在上述问题，资料丰富程度不足是一个原因，而要深入研究这些问题，研究方法的改善才是关键。农业考古研究是一项综合的系统研究，多种方法的整体运用是必然趋势。史前农业考古研究没有文献资料可供参考，只能采用考古学资料进行分析。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新考古学的理论不断传入，为综合系统分析提供了有利条件。如今，考古学研究领域中正呈现"理论多元化、方法系统化、技术国际化"的趋势，农业考古研究亦是如此。国外一些先进的技术方法，大大地提高了资料获取程度，同时也相应地扩展了研究的领域。农业考古学应该以此为契机，丰富自己的研究理论，改进技术方法。这其中民族学、经济学、数学统计分析的方法尤为重要、民族学中有关原始民族以及现代晚进民族的资料是进行史前农业考古学研究的"活化石"，这些资料可以为史前农业研究提供参考；经济学中有关社会经济发展研究的原理，对史前农业发展进程的分析具有借鉴意义；数学中统计方法对史前农业进行量化研究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正如上文所讲，过去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学研究注重整体叙述分析，缺乏个案深入研究，而个案深入研究中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式就是量化研究。整体叙述分析可以从整体上把握史前农业的发展进程，但要想深入了解各个时期的农业状况则必须采取量化分析的方式，因为量化分析能够更清楚地了解各种因素的比例关系，发现隐藏于实物资料背后的深层次动因。例如，我们过去将目光过多地集中于生产工具的发展变化上，从生产工具的变化角度寻找社会变化发展的原因，但是近年来的研究成果表明春秋以前金属生产工具在农业生产中并未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农具不是农业生产的唯一"指示器"(11)。如果从量化的角度来分析，就可以更清楚的看到这一点。农业考古研究不仅要复原古代农业发展史，还要对此进行解释。既然农具不是农业生产的唯一"指示器"，那么就应该找到另外的"指示器"。从山东地区史前遗址的发现情况能够大致看出这方面的因素。山东地区史前文化谱系比较清楚，从早到晚依次为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目前已发现的遗址数量中，后李文化为10余处，北辛文化100余处，大汶口文化500余处，龙山文化1300余处，岳石文化近300处。后李文化和北辛文化中打制石器还占一定比例，而到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时期磨制石器已占绝大多数。在农业生产工具没有质的变化的情况下，社会如何支持大量增加的人口就值得深入分析了。山东龙山文化时期遗址达1300余处，表明此时人口已大量增加，要解释这一现象还需联系当时的社会发展情况。龙山文化时期社会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城址大量增加、文字出现、等级分化加剧，这一切又不同于西方的文明模式，只能从中国的历史实际进行分析。从综合大型工程，如城址、祭坛的建筑可以获知社会组织管理职能的加强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管理职能也会反映在农业生产的分工协作上，从而提高了生产效率，扩大了农业生产。另外，农作物栽培技术的改善也会相应的增加产量，促进农业发展。因此可以说农业的发展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非单一变量的原因。可见，只有在量化研究的基础上，才能全面而深刻地揭示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因。

总之，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研究无论是从整体叙述上还是从个案分析上，都要求我们必须采取多种方法并转换传统的研究视角，从中国历史发展的实际出发，在多种因素综合量化分析的基础上，揭示中国农业发展的规律，阐释中国文明的本质动因。

三

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研究虽然存在资料不足的现实情况，但是这并不妨碍农业考古学研究的深化，而且这种情况在不久的将来会逐步得到改善。现在重要的是能够使广大考古工作者特别是发掘者在意识上形成主动收集农业考古学资料的观念，带着科研目标去从事考古发掘工作。考古发掘是收集资料的主要方式，而且也是获得科学资料的关键。近年来，有关考古学分支学科的确立使得考古资料的信息量大增，这与发掘者的主观意识是分不开的。在农业考古学研究中植物考古学、动物考古学等分支学科的确立，让更多的考古工作者意识到了资料收集工作的重要性，因为研究的深入对考古资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这在传统考古学资料中有些是无法获得的。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学中植物硅酸体分析方法的应用以及相关研究的开展(12)，为加强农业考古学资料的收集工作创造了条件。无疑新方法的应用扩大了研究的范围，也提高了农业考古学资料收集的精细化程度。

在资料不断丰富的条件下，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学研究有望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突破。首先是农业生产工具的研究，在定量分析的基础上，能够了解个别区域乃至整个山东地区生产工具的特点和具体的生产方式，不同地区、不同地域的生产工具是不同的，这与土质以及环境有直接的关系，而只有深化个案研究，才能了解地区间的差异。其次是农业起源的研究，多种理论与方法的综合分析，是其取得突破的保证。农业是如何起源的问题历来为学术界所关注，山东地区地理环境较为封闭，其区域的系统研究必将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这里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等的理论与方法在分析过程中的综合应用，有助于问题的解决。最后是农业与文明的关系研究，在其他研究不断深化的前题下，能够取得长足的进展。农业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保证，但农业的发展不一定就能导致文明的产生。这里任何单一的因素都无法解释文明的产生。因此，综合分析山东地区史前农业发展过程并结合相关领域的研究可以为文明的产生与发展提供合理的解释。

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研究的问题还相当多，这些问题的解决还有赖于农业考古学理论、方法、技术的改进。国外的一些研究理论、方法、技术是在总结西方实践的基础上提出的，对于中国的考古学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是还需中国实践的检验。因此，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学研究在应用这些方法进行研究的时候，对总结中国自己的农业考古学研究理论与方法具有重要意义。



注释：

（1）陈文华：《简论农业考古》，《农业考古》1984年第2期。

（2）吴诗池：《山东新石器时代农业考古概述》，《农业考古》1985年第1期。

（3）吴诗池：《海岱文化区的史前农业》，《农业考古》1985年第1期。

（4）吴诗池：《综述山东出土的农业生产工具》，《农业考古》1990年第1期。

（5）石敬东：《从出土文物看枣庄地区的史前农业》，《农业考古》2000年第3期。

（6）房道国：《济南地区古代农业考古概述》，《农业考古》1996年第1期。

（7）陈淑卿：《海岱地区龙山文化生产工具的类型学考察》，《辽海文物刊》1997年第2期。

（8）任相宏：《岳石文化的农具》，《考古》1995年第10期。

（9）这类文章很多，主要有：

何德亮：《论山东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养猪业》，《农业考古》1986年第1期。

刘俊勇：《试论东夷史前经济》，《中原文物》1994年第4期。

何德亮：《山东史前时期自然环境的考古学观察》，《华夏考古》1996年第3期。

（10）佟佩华：《海岱地区原始农业初探》，《庆祝山东大学考古系成立三十周年论文集》（待刊）。

何德亮：《试论山东地区的原始农业》，《庆祝山东大学考古系成立三十周年论文集》（待刊）。

（11）白云翔：《我国青铜时代农业生产工具的考古发现及其考察》，《农业考古》2002年第3期。

（12）有关山东地区史前植物硅酸体及其相关研究的论文主要有：

王克林、吴加安：《尉迟寺遗址硅酸体分析-兼论尉迟寺遗址史前农业经济特点》，《考古》1998年第4期。

靳桂云：《山东临淄田旺龙山文化遗址植物硅酸体分析》，《考古》1999年第2期。

农作物的发展史篇4

从以上山东地区史前农业研究的发展状况可以看出，以往的研究多限于综合整体叙述分析，而缺乏深入的个案研究，尤其是生产工具的个案研究。区域性的农业研究虽有所涉及，但是研究的领域还有待扩展。总之，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研究基础比较薄弱，方法还急需改善，因此，其研究的紧迫性较之其他领域更为突出。

二

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存在的几个现实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这一研究领域的发展。这些问题既有资料方面的原因，也有研究方法方面的原因。

资料方面，目前山东地区史前考古发掘资料中，多数侧重于陶器的统计分析，对石器基本上是粗线条的描述，尤其是在考古调查资料中，鲜有对石器的全面系统描述（指文字、线图、尺寸描述齐全者）。资料的不足在发掘器物的数量上体现的十分明显，例如山东龙山文化发表的资料中陶器数以万计，而石器仅有几千件，这种数量上的巨大差距说明了学者们以往对石器的重视程度不够。当然，这可能是时代的原因造成的，因为过去学者们偏重于对文化分期的研究以及文化谱系的建立，而在这方面陶器比石器更具优越性。另外，山东地区史前考古资料还缺少植物、动物鉴定的资料，虽然发表的考古发掘报告和简报中有些这方面的资料，但是这些资料多是零散的、少量的，不利于综合系统的研究。

研究方法方面，山东史前农业考古研究过去多从生产工具入手来研究农业的发展状况。这种方法上的单一化，不利于揭示农业生产发展的本质。在一些具体的研究上则存在以下几个主要问题：偏重整体叙述分析，缺乏个案深入研究；侧重农业发展史的研究，缺乏农业发展动因的合理解释；农业起源研究略显不足。

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研究存在上述问题，资料丰富程度不足是一个原因，而要深入研究这些问题，研究方法的改善才是关键。农业考古研究是一项综合的系统研究，多种方法的整体运用是必然趋势。史前农业考古研究没有文献资料可供参考，只能采用考古学资料进行分析。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新考古学的理论不断传入，为综合系统分析提供了有利条件。如今，考古学研究领域中正呈现"理论多元化、方法系统化、技术国际化"的趋势，农业考古研究亦是如此。国外一些先进的技术方法，大大地提高了资料获取程度，同时也相应地扩展了研究的领域。农业考古学应该以此为契机，丰富自己的研究理论，改进技术方法。这其中民族学、经济学、数学统计分析的方法尤为重要、民族学中有关原始民族以及现代晚进民族的资料是进行史前农业考古学研究的"活化石"，这些资料可以为史前农业研究提供参考；经济学中有关社会经济发展研究的原理，对史前农业发展进程的分析具有借鉴意义；数学中统计方法对史前农业进行量化研究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正如上文所讲，过去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学研究注重整体叙述分析，缺乏个案深入研究，而个案深入研究中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式就是量化研究。整体叙述分析可以从整体上把握史前农业的发展进程，但要想深入了解各个时期的农业状况则必须采取量化分析的方式，因为量化分析能够更清楚地了解各种因素的比例关系，发现隐藏于实物资料背后的深层次动因。例如，我们过去将目光过多地集中于生产工具的发展变化上，从生产工具的变化角度寻找社会变化发展的原因，但是近年来的研究成果表明春秋以前金属生产工具在农业生产中并未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农具不是农业生产的唯一"指示器"(11)。如果从量化的角度来分析，就可以更清楚的看到这一点。农业考古研究不仅要复原古代农业发展史，还要对此进行解释。既然农具不是农业生产的唯一"指示器"，那么就应该找到另外的"指示器"。从山东地区史前遗址的发现情况能够大致看出这方面的因素。山东地区史前文化谱系比较清楚，从早到晚依次为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目前已发现的遗址数量中，后李文化为10余处，北辛文化100余处，大汶口文化500余处，龙山文化1300余处，岳石文化近300处。后李文化和北辛文化中打制石器还占一定比例，而到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时期磨制石器已占绝大多数。在农业生产工具没有质的变化的情况下，社会如何支持大量增加的人口就值得深入分析了。山东龙山文化时期遗址达1300余处，表明此时人口已大量增加，要解释这一现象还需联系当时的社会发展情况。龙山文化时期社会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城址大量增加、文字出现、等级分化加剧，这一切又不同于西方的文明模式，只能从中国的历史实际进行分析。从综合大型工程，如城址、祭坛的建筑可以获知社会组织管理职能的加强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管理职能也会反映在农业生产的分工协作上，从而提高了生产效率，扩大了农业生产。另外，农作物栽培技术的改善也会相应的增加产量，促进农业发展。因此可以说农业的发展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非单一变量的原因。可见，只有在量化研究的基础上，才能全面而深刻地揭示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因。

总之，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研究无论是从整体叙述上还是从个案分析上，都要求我们必须采取多种方法并转换传统的研究视角，从中国历史发展的实际出发，在多种因素综合量化分析的基础上，揭示中国农业发展的规律，阐释中国文明的本质动因。 三

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研究虽然存在资料不足的现实情况，但是这并不妨碍农业考古学研究的深化，而且这种情况在不久的将来会逐步得到改善。现在重要的是能够使广大考古工作者特别是发掘者在意识上形成主动收集农业考古学资料的观念，带着科研目标去从事考古发掘工作。考古发掘是收集资料的主要方式，而且也是获得科学资料的关键。近年来，有关考古学分支学科的确立使得考古资料的信息量大增，这与发掘者的主观意识是分不开的。在农业考古学研究中植物考古学、动物考古学等分支学科的确立，让更多的考古工作者意识到了资料收集工作的重要性，因为研究的深入对考古资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这在传统考古学资料中有些是无法获得的。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学中植物硅酸体分析方法的应用以及相关研究的开展(12)，为加强农业考古学资料的收集工作创造了条件。无疑新方法的应用扩大了研究的范围，也提高了农业考古学资料收集的精细化程度。

在资料不断丰富的条件下，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学研究有望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突破。首先是农业生产工具的研究，在定量分析的基础上，能够了解个别区域乃至整个山东地区生产工具的特点和具体的生产方式，不同地区、不同地域的生产工具是不同的，这与土质以及环境有直接的关系，而只有深化个案研究，才能了解地区间的差异。其次是农业起源的研究，多种理论与方法的综合分析，是其取得突破的保证。农业是如何起源的问题历来为学术界所关注，山东地区地理环境较为封闭，其区域的系统研究必将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这里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等的理论与方法在分析过程中的综合应用，有助于问题的解决。最后是农业与文明的关系研究，在其他研究不断深化的前题下，能够取得长足的进展。农业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保证，但农业的发展不一定就能导致文明的产生。这里任何单一的因素都无法解释文明的产生。因此，综合分析山东地区史前农业发展过程并结合相关领域的研究可以为文明的产生与发展提供合理的解释。

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研究的问题还相当多，这些问题的解决还有赖于农业考古学理论、方法、技术的改进。国外的一些研究理论、方法、技术是在总结西方实践的基础上提出的，对于中国的考古学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是还需中国实践的检验。因此，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学研究在应用这些方法进行研究的时候，对总结中国自己的农业考古学研究理论与方法具有重要意义。



注释：

（1）陈文华：《简论农业考古》，《农业考古》1984年第2期。

（2）吴诗池：《山东新石器时代农业考古概述》，《农业考古》1985年第1期。

（3）吴诗池：《海岱文化区的史前农业》，《农业考古》1985年第1期。

（4）吴诗池：《综述山东出土的农业生产工具》，《农业考古》1990年第1期。

（5）石敬东：《从出土文物看枣庄地区的史前农业》，《农业考古》2000年第3期。

（6）房道国：《济南地区古代农业考古概述》，《农业考古》1996年第1期。

（7）陈淑卿：《海岱地区龙山文化生产工具的类型学考察》，《辽海文物刊》1997年第2期。

（8）任相宏：《岳石文化的农具》，《考古》1995年第10期。

（9）这类文章很多，主要有：

何德亮：《论山东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养猪业》，《农业考古》1986年第1期。

刘俊勇：《试论东夷史前经济》，《中原文物》1994年第4期。

何德亮：《山东史前时期自然环境的考古学观察》，《华夏考古》1996年第3期。

（10）佟佩华：《海岱地区原始农业初探》，《庆祝山东大学考古系成立三十周年论文集》（待刊）。

何德亮：《试论山东地区的原始农业》，《庆祝山东大学考古系成立三十周年论文集》（待刊）。

（11）白云翔：《我国青铜时代农业生产工具的考古发现及其考察》，《农业考古》2002年第3期。

（12）有关山东地区史前植物硅酸体及其相关研究的论文主要有：

王克林、吴加安：《尉迟寺遗址硅酸体分析-兼论尉迟寺遗址史前农业经济特点》，《考古》1998年第4期。

靳桂云：《山东临淄田旺龙山文化遗址植物硅酸体分析》，《考古》1999年第2期。

农作物的发展史篇5

农业结构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农业开发和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学者张保民（1982 ）认为，农业结构是农业经济中各种经济因素的构成情况及其相互关系。清代是我国农业发展的转轨时期，湘西少数民族地区在这一时期农业结构出现了新的格局。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对清代湘西少数民族地区农业结构的研究主要从治理政策、影响因素、社会变迁等方面展开。而从区域之间、族别之间农业结构的比较研究，或对清代湘西少数民族地区农业结构的具体演变、各民族的分布与变迁、美洲新作物引入等方面研究并不多。为了进一步明确现阶段的研究进展，为今后的研究方向做好规划，本文对清代湘西少数民族地区农业结构的研究进展进行了总结与分析。

1 关于农业结构的阶段划分与特点研究

关于清代湘西少数民族地区农业结构的阶段划分与特点的研究，学界都是将雍正四年的改土归流这一政策作为重要的切入点。龙先琼（2001）将历史时期湘西地区的开发活动进行了梳理和简要述评，分为先秦时期、秦汉至唐时期、五代至清初土司时期、改土归流与苗防屯政时期、清末和民国时期等阶段。并认为在土司时期的部分苗族、土家族地区，仍然是处于刀耕火种的原始时期，主要的生产活动是采集、狩猎、农耕，而林业、畜牧业、副业等是附庸部门。而在改土归流以后，苗族、土家族等地区逐渐形成了以种植业为主，林业、畜牧业、渔业、副业为辅的农业结构。总结得出，改土归流之后湘西少数民族地区的开发与发展， 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喻湘存 （2002）将历史时期湘西苗族、土家族地区经济发展类型分为隋唐以前的苗族、土家族地区在羁縻制度下的自然经济、隋唐以来至明清时期的开发经济以及改土归流后的发展型经济。并认为在改土归流以后，湘西苗族、土家族地区的农业生产、手工业、商业都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期。

总之，对清代湘西少数民族地区农业结构划分的研究，基本上是以改土归流为界限，分为两个大的历史时期。同时，清代的改土归流是湘西少数民族地区农业开发的重要转折点，湘西少数民族地区的农业结构也由采集、狩猎的简单农业结构模式逐渐向农、林、牧、副、渔等生产部门协调发展的模式演变。

2 关于农业结构的影响因素研究

清代湘西少数民族地区农业结构的演变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已有研究主要将这些因素归纳为治理政策、新作物引入、人口迁移、自然灾害等方面，并认为，治理政策是清代湘西少数民族地区农业结构演变的关键影响因素，其影响力度最大。

2.1 关于治理政策对农业结构影响的研究

关于治理政策对农业结构的影响的研究多集中在改土归流上。学者们主要从三个方面对改土归流进行了分析。李世愉（1984）中探讨了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大规模实行改土对流的原因，并认为改土归流对于解放少数民族的生产力和加强民族融合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伍新福（1986）认为，“归流”后湘西苗族地区的农耕工具和手工工具有了显著改进和发展，人口也大量增殖。杜成材（2007）以经济模式的角度分析了湘西土家族、苗族与汉族的文化差异。王高飞（2013）阐述了改土归流之后，苗族、土家族地区农业经济的快速发展对自然环境与地理环境的影响变迁。刘莉（1991）对湘西苗族、土家族地区在“改土归流”前后生产工具；耕地面积；农业生产的发展；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商业的繁荣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概述。彭官章（1991）认为，改土归流促进了湘西苗族、土家族农业经济的发展。

2.2 新作物引入

明清时期，我国引进的美洲作物主要有玉米、番薯、辣椒、番茄等近30种。其中番薯、玉米也推广到了湘西少数民族地区。这些美洲作物的引入促进了湘西少数民族地区的农业生产进一步的发展，同时也造成了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等消极影响。

王思明（2004）分析了美洲作物对中国农业生产结构的影响：增加了中国粮食作物的种类和产量；推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拓展土地利用的时间与空间。蓝勇（2001）认为，明清之际玉米、马铃薯、红薯的传入与推广既有积极意义的一面，还存在许多负面影响。

研究美洲作物入湘的专题研究。王佩良（2008）对花生、番薯、玉米、辣椒等美洲作物传入湖南的路径和影响进行了分析。张敏波等在（2007）中研究了清代玉米作物在湘西传入栽培情况、在湘西推广栽培的动因分析以及对湘西种植业的影响。认为玉米的引入和推广，丰富了粮食作物的构成，改变了食物结构；增加了耕地面积，提高了粮食总产量；推进了粮食商品化和家庭副业的发展。同时，也分析了消极影响。随着玉米取代稻谷成为种植业的大宗，传统农作物的种植日益缩小，林牧渔猎严重衰退，再加上生态破坏，灾害频繁，不利于湘西种植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3 人口迁徙

明清时期，形成了以“江西填湖广”这样一种以江西人为主的各省向湖南移民的浪潮。这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不仅为湘西少数民族地区带来了大量的劳动力和成熟的农业生产技术，还丰富了该地区的作物种类，促进了湘西少数民族地区的农业开发，是造成清代湘西少数民族地区农业结构演变的重要原因之一。

罗运胜（2010）认为，汉族移民对沅水中上游地区农业开发有一定的积极影响。郗玉松（2014）认为，清初，苗族、土家族地区相继完成了改土归流，流官取代了土司的统治。大量的移民进入到苗族、土家族山区，他们不仅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还带入了适合苗族、土家族山区的农作物玉米，玉米的引种提高了苗族、土家族山区的粮食产量，满足了不断增长的人口对粮食的需求，吸引更多流民进入到土家族山区，促进了湘西苗族、土家族地区农业经济发展。

2.4 自然灾害

清代湘西少数民族地区频繁发生的自然灾害对当地农业生产的发展有较大的影响。清代影响湘西少数民族地区农业生产的自然灾害主要为水灾、旱灾、冰雹和虫害，而水灾和旱灾是清代湘西少数民族地区最为普遍的农业自然灾害。张颖华（2011）分析了清代前期湖南自然灾害的特点，并对自然灾害严重影响湖南粮食生产进行了探讨，认为自然灾害使得湖南大部分地区农业经济发展总是停留在较低的水平上。自然灾害直接阻碍着地方社会经济稳定和持续地增长，也成为了湖南社会经济在向近代转型之初仍徘徊于生产力落后、民众贫困状态的重要原因。

3 对清代湘西少数民族地区农业结构研究的重要意义与不足

以上所述可知，学界对清代湘西少数民族地区农业结构的研究不仅厘清了清代湘西少数民族地区农业结构阶段划分与特点，并着重从治理政策、新作物引入、人口迁徙、自然灾害等方面分析了影响农业结构的因素，这对于清代湘西少数民族地区农业结构研究来说具有重要意义。已有研究成果为目前湘西少数民族地区的农业发展和经济开发，也提供了历史借鉴和参考，为解决现代农业结构问题提供了宝贵经验。

当然，在新世纪的社会经济和学术发展背景下，已有研究存在若干不足。地方史料的挖掘、整理和利用不够；区域之间、族别之间农业结构的比较研究还比较薄弱；清代湘西少数民族地区农业结构具体演变的探讨也较少；清代湘西少数民族地区各民族的分布与变迁、美洲作物引入等方面的探讨，也还留有较大的空白。这些都是在将来研究中可以着力挖掘的地方。

通过上述研究状况的梳理，为更加深入和全面的研究清代湘西少数民族地区农业结构演变，笔者认为今后的研究至少应从如下几方面推向前进：扩大少数民族地区农业史、科技史的研究队伍；加大对少数民族地区农业史、科技史的重视；加强湘西少数民族地区区域史的整体性研究；继续深化清代湘西少数民族地区新作物引入、民族分布、区域比较等专题研究；大力挖掘和利用清代湘西少数民族地区的历史资料。

参考文献：

[1]张保民.关于十年规划中的农业经济结构调整问题[J].农业经济论丛，1982（3）：90.

[2]龙先琼.略论历史上的湘西开发[J].民族研究，2011（5）：90-95+109-110.

[3]伍新福.试论湘西苗区“改土归流”[J].民族研究，1986（1）：15-22.

[4]王高飞.清代土家族地区改土归流及其环境效应初步研究[D]，重庆：西南大学，2013.

[5]王佩良.美洲作物入湘[J].文史博览，2008（5）：87.

农作物的发展史篇6

【关键词】

农村历史文化；农村；农民；和谐社会

一、诠释农村历史文化的内涵和特征

农村历史文化是农村这个特定地域在长期的历史中社会发展的产物，是扎根于农耕文明之中，孕育特色乡土之中，凝结在家族之中，沉淀、传承下来的具有相对稳定性的文化综合体。农村历史文化是农民这个群体世代传承下来的风俗习惯、价值观念、思想道德、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等一切精神文化相互贯通相互交融意识复合体。在一定意义上，一部农村社会发展史就是一部农村文化史。2005年，宋方镇在论文《农村历史文化与”三农”关系的研究》指出：农村历史文化观念主要指积淀在农村地区的人们意识、心理、自觉和不自觉形成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道德情操、审美情味、宗教感情、民族性格等。中国历史文化悠久、地大物博和地理风貌特征复杂多样，这就导致了中国农村历史文化具有自己的特色：

1、独特性纵观中国的历史文化成果，无不是中国劳动人民在农业社会生活实践中其智慧的结晶，诸如中国的农耕工具、美轮美奂的传统建筑、优美的剪纸工艺等，深刻体现了农村历史文化在文化领域内的独特性。

2、地域性一方水土，一方文化。由于中国农村各地自然环境千差万别，生产力发展水平程度不同。同时，受历史、地理因素的影响，农村各地区的文化带有明显的地域特征，不同的农村地区风俗习惯、思维方式、生活习惯、等截然不同，无不体现着当地的文化特点。3、民族性中国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主体，中国农民在中华民族遭受外来入侵时期，总是走在时代前列，奋起反抗外敌入侵，保家卫国，无不彰显了扎根于农村历史文化深处的民族凝聚力、生命力、创造力，这种民族性是农村历史文化的支柱，支撑着农村社会的不断地发展。

二、剖析农村历史文化对构建和谐社会的作用

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中，农村覆盖率就占了80%以上；在14亿人口中，农村人口就占了8亿多，毋庸置疑，中国的农村在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起关键作用。而农村历史文化作为思想上层建筑的体现，对中国的社会发展起着巨大的反作用，优秀的农村历史文化对中国和谐社会的构建起促进作用。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剖析：

1、夯实党的群众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从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历程来看，都离不开人民群众自觉或不自觉的参与，党的事业归根到底就是人民群众的事业，是工农联盟为基础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换来的。继承和发展农村优秀的历史文化，在意识形态上能够统一人民群众的思想，团结人民群众继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继续为中华复兴之路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从根本上来说有利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2、化解各种利益冲突，维护国家长治久安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出现各种利益冲突。而人口众多的农民问题是否能够有效解决，直接决定着中国社会主义发展能否顺利进展。农村优秀历史文化在社会发展不断与时俱进，体现时代性，可以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到人民群众中来，并成为人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价值导向，在利益冲突面前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从而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

3、培养新时代新型农民，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科学技术和大众传媒突飞猛进的发展，也冲击了农村地区，给农村带来日新月异的变化，主要表现在意识形态领域中。人们不再以传统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开展自己的农业活动，更多的农民把科学技术和土地相结合，改变了传统的农耕方式，成为新型的农民，推动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在一定程度上使人民的幸福指数不断提升。随着现代化农业进程的拓展，城乡差别越来越小，从而促进了城乡一体化发展，推动了城镇化建设。

三、探讨构建和谐农村的文化措施

根据我国当前的现实国情，三农问题还是我们国家的主要问题，农村的社会发展程度直接影响着我们所为之奋斗的和谐社会建设，农村的和谐稳定是中国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和关键。在城乡二元体制的影响下，过多于偏重对城市的发展，而忽略了农村的发展，面对城市的日新月异，农村的发展严重滞后。优秀农村历史文化正失去光彩，乡村的活力也在不断下降，曾经作为无数人生活理想的安乐、和谐的乡村正在逐步地消失。这一现象将从根本上危及中国和谐社会建设和现代化进程。唯有摒弃传统的对农村发展的工具性思维，从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角度出发，将和谐农村作为中国社会发展新的目标追求，才能构建中国的和谐社会。因此，必须采取措施大力发展农村的文化事业，从而构建和谐农村，实现中国社会的和谐最终目标。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讨：

1、进行文化体制改革要求我们的决策者要打破原有的城乡二元文化发展机制，进行文化体制改革，统筹城乡文化一体发展。政府做好文化宏观调控作用，发挥文化市场主体地位，以城促乡，以文带农，搞好农村文化事业，为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

农作物的发展史篇7

农业是中国发展历史最悠久的产业，也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命脉，目前中国农业企业数量增长较快，相应的农业企业会计核算需要进一步加以细化规范。中国农业长期以来一直以小农经济型的小规模生产为主，2006年财政部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5号———生物资产》，规定采用历史成本法对农业生物资产进行计量和会计核算，然而2003年开始实施的《国际会计准则第41号———农业》（IAS41）则采用公允价值法对农业生物资产进行计量与核算。虽然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颁布了与IAS41趋同的农业会计准则，但是很多农业发展程度非常高的发达国家仍然使用历史成本法来计量与核算农业生物资产。为什么发达国家选择历史成本法作为农业生物资产计量模式？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到底哪种计量模式与会计核算方法更适合中国国情？这些都是值得深入分析的问题，以便对农业生物资产计量模式的选择有更深刻的理解，进而规范和完善中国农业生物资产会计准则。而农业生物资产计量模式的科学制定，有助于对中国农业生物资产真实价值的动态反应，强化对农业资产的管理，也有助于农业企业提供真实、可靠的财务报告，提高会计信息的真实性，进而进一步吸引外资，促进中国农业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

1农业生物资产会计计量模式的理论概述

生物资产会计是指采用规定的计量方法、计量属性、计量模式等记录生物资产相关的经济事项，并在财务报告中进行披露的工作过程。对于农业生物资产，计量属性的不同会使农业生物资产价值存在较大的差异。世界各国的农业生物资产会计准则中，基本都采用历史成本法和公允价值法两种计量模式。

1．1公允价值法

IAS41认为，公允价值法能更相关、可靠地计量各时期农业生物资产转化所导致的价值变动，尤其是对跨期间成长的农业生物资产，公允价值法有助于解决价值变动披露的问题。在公允价值法下，农业生物资产成长、转化过程中的价值变动产生的利得、损失可以被及时地会计处理并得以披露。此外，IAS41认为，农业行业中的联产品与联合成本，其各成分转化能力与价值的不同导致农业投入产出中的分配工作异常复杂，历史成本法下各个农业生物资产转化价值间的分配、分摊非常复杂，由于天然繁衍的性质，对农业生物资产的配比会计核算上有较大的自由度，容易导致农业企业出现不当盈余的问题，使会计信息的可靠性与相关性降低，而公允价值法能够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由于活跃市场中交易价格的存在，所以联产品也有可参照的价值标的，即使不存在活跃、流动性强的交易市场，会计主体也可以利用现值技术等专用方法来确定公允价值［1］。

1．2历史成本法

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主张优先选择历史成本法核算农业生物资产，认为历史成本法在农业生物资产计量中会生成更客观、可验证、更可靠的会计信息，而且即使在《国际会计准则》（InternationalAccountingStandards，IAS）中资产核算一般也采用历史成本法，因此农业生物资产也应当与其他资产在计量模式上保持一致性。首先，农业生产经营的复杂性和风险都较高，所以农业生物资产价值的不确定性高于其他资产，而且相当比例的农业生物资产缺乏活跃、公开的交易市场，公允价值并不能够客观、准确地取得。另外在现值计算方法中，很多参数需要人为估计，利用现值技术计算得出的价值并不可靠，使得公允价值法下农业生物资产会计核算出来的价值，其客观性、相关性大大下降。相比之下，历史成本法计量更加准确、可靠。其次，完善、规范、流动性强的农业交易市场，在很多发展中国家中并不存在，很多处于培育期内的农业生物资产，尚未成熟不具有使用价值，不能用于交易，所以无法获得公允价值。而且农业商品的市场价格变化相当频繁，资产负债表日的价格与销售时的实际交易价格并不一定一致，此外还有一部分培育农业生物资产行为的目的不是为了出售，交易价格并无实质意义。这些原因导致公允价值法在农业生物资产中的应用，并不一定能得出准确、客观的结果。最后，在公允价值法下，农业生物资产的市场价格变动需要确认未实现的利得和损失，然而农业生物资产并不需要很强的变现性，所以在农业经济领域中，未实现利得和损失并无实质意义，也违背了IAS中收入确认的概念［1］。

2农业生物资产会计计量模式的特点

2．1公允价值法的特点

2014年中国财政部颁布了新会计准则，对公允价值法做出了更加详细的规定。公允价值法所反映的持续经营收益有助于揭示会计主体经营业绩的情况，即公允价值法下会计信息的相关性更强，而且有助于体现农业生物资产的真实价值，尤其是在生长周期内因自身形态、种类变化和自然生长发育带来的价值变动，还有外部市场因素带来的价值变动。此外，活跃农产品交易市场的存在，使得市场价格作为农业生物资产价值的计量标准，可靠性较强，从而增强了农业企业间会计信息的可比性。而且公允价值法能够提供实时的资产价值状况，能够有效地避免会计主体经营过程中决策对农业生物资产价值的影响，成本与潜在收益的关系更稳定，所以公允价值法有助于提高会计信息的可理解性和可比性。公允价值法的局限性在于：第一，很多农业生物资产并不存在活跃的、规范完善的成熟交易市场，这导致公允价值法失去了实际意义。第二，公允价值法受市场环境、交易事项、会计人员素质等不同因素的影响，也就是说易受人为主观因素的影响，容易出现会计信息可靠性低的问题。第三，公允价值法前期需要进行搜集市场信息、加工价格信息并进行审计等准备工作，大大增加了会计工作成本，所以出于成本效益原则，公允价值法的推广和普及存在一定难度。

2．2历史成本法的特点

第一，历史成本法能为会计主体提供可靠的财务信息，由于历史成本法的数据都是基于已经发生的、真实的交易，能够经得起考证，相应生成的会计信息可靠性较高。第二，以实际成交的价格计量收入，以实际发生的支出计量费用，可以有效地避免会计主体操纵利润，保证会计信息的真实性。第三，在历史成本法下，获取原始凭证和价格数据较为容易，核算工作成本大大较低，实际操作性大大提高，而且也不需要考虑会计核算入账后的价值变动，核算工作量较小、方法简单，有助于降低会计工作成本，因此大部分会计人员，尤其是中小企业的会计人员更容易接受历史成本法。第四，历史成本法由于客观性、可靠性强，能够做到不偏不倚，企业各利益相关方都能认可客观、真实的财务信息，有助于协调企业管理中的矛盾。历史成本法的局限性在于：第一，不能准确反映资产价值的变化，历史成本法下农业生物资产的账面价值不能随意变动，如果发生自然增值的情况，会计核算无法反映实质的价值增值，会影响农业生物资产的真实性，也难以反映相关性。第二，历史成本法下收益是可实现的收益，但是对于某些农业生物资产，生长期较长，成本计算是历史数据，而收入计算是以现时价格为基础，两者很难做到良好配比。例如林业树木资产，营业成本为几年甚至几十年的账面历史成本费用支出，与出售时的现实价值相配比，无法真实反映以往会计期间的收益，所以对于生长期限较长的农业生物资产，历史成本法的相关性较低。

3国外农业生物资产计量模式的选择

从时间序列上看，法国1986年在《会计总方案》中提出了农业生物资产的准则，并对会计核算与财务报告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规定，并要求使用历史成本法对农业生物资产进行会计处理；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在1996年发表声明，应当按照成本与市价孰低法核算农业生物资产。这两个国家均采用历史成本法作为农业生物资产计量模式。1998年澳大利亚会计准则委员会制定了《AASB1037———生物资产》，规定生物资产净市场值的变动都要进行相应的收入或支出的会计处理，2004年又颁布了《AASB141———澳大利亚农业会计准则》，进一步明确了以公允价值法核算农业生物资产。加拿大会计师协会在1999年颁布的《成功的农场管理会计》规定，优先选择历史成本法核算农业生物资产。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于2001年了《国际会计准则第41号———农业》（IAS41），从2003年起开始生效，规定农业生物资产应优先采用公允价值法作为计量模式。南非注册会计师协会于2002年颁布了《南非会计准则———农业》，该准则的规定与IAS41基本一致。欧盟于2005年要求公司制农业企业按照IAS41的规定实施会计工作。2006年中国财政部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5号———生物资产》，规定首选历史成本法，并规定如果外部条件成熟，也可以采用公允价值法。目前，世界典型国家和地区的农业生物资产会计计量模式如表1所示。由于日本会计政策不采用公允价值会计准则，导致日本公司和部分投资者对公允价值收入形成错误判断，会计政策采用历史成本计价原则，因此日本对农业生物资产的计量模式也是以历史成本法为主。欧盟作为国际会计准则的主要制定方之一，自然力推IAS41，但是仅限于公司制企业，尤其是上市公司。对于农业生物资产来说，IAS41规定优先采用公允价值法，并没有完全排斥历史成本法，而欧盟的广大农户、非公司制农业企业、农业类非营利机构等，出于降低核算成本的目的，则按照历史成本法进行核算，所以欧盟实际上是部分实施公允价值法。

4国外农业生物资产会计计量模式选择的原因

根据前文分析，发达国家普遍采用历史成本法和公允价值法两种模式，但是发达国家会计体系较成熟，也存在活跃、规范、完善的农产品交易市场，并且广泛参与了全球农业市场竞争，为什么会存在不同的农业会计体系，选择不同计量模式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这对中国农业会计准则的制定有重要的参考意义。由于农业的基础性地位，世界各国和地区均对农业实施不同程度的补贴（表2）。美国、日本、加拿大农业支持总量占农业产值的比重分别为36％、64％和26％，远高于澳大利亚的6％；农业生产者补贴占农业收入的比重分别为9％、47％和17％，也高于澳大利亚的4％。而美国、日本和加拿大都是典型的采用历史成本法对农业生物资产进行会计核算的国家。欧盟农业支持总量占农业产值的比重与美国相当，农业生产者补贴占农业收入的比重还高于美国。欧盟目前的农业补贴模式，主要是针对基层农户进行补贴，以及直接对基础设施建设进行补贴［2］，而并不是对公司制农业企业补贴。而欧盟的基层农户、非公司制农业企业、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等经济单位的会计核算，也是采用历史成本法。南非采用公允价值法作为计量模式，2005—2007年南非的农业支持总量占GDP的比重在0.7％以下，低于ODCE其他成员，2007年农业生产者补贴占农业收入的比重为5％～6％。由此可见，农业支持总量占农业产值的比重、农业生产者补贴占农业收入的比重较低的国家和地区，基本采用公允价值法核算农业生物资产，有利于促进本国或地区农产品出口；而这两项指标数值较高的国家和地区，采用历史成本法核算农业生物资产，这是贯彻落实农业补贴所必需的会计基础。其原因在于历史成本法计量基于真实交易事项，可靠性较高，会计工作成本较低，而且便于核查与审计，有利于协调政府监察部门与农业经营主体的矛盾。而公允价值法存在人为主观性，存在对价值计量的操纵行为，不利于农户、农业企业等经营单位提供真实的财务信息，也不利于国家对农业产业补贴的贯彻实施，还可能存在利用公允价值变动骗取国家资金的问题。

5启示

从表2可以看出，目前中国农业支持总量占农业产值的比重、农业生产者补贴占农业收入的比重，与美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相比处于较低水平，但高于澳大利亚、南非等国。中国政府非常重视农业发展，加大对农业产业的补贴和投入是中国农业的长期发展战略，根据本文的分析，中国应采取历史成本法进行农业生物资产的会计处理。中国农业会计准则应当坚持对历史成本法的贯彻，参照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AICPA）的规定，进一步完善历史成本计量模式。例如参照AICPA的规定，将土地使用权这类无形资产直接计入农业生物资产的成本，有利于农业企业间成本的可比性，也有利于与国际农业企业产品成本的对比。另外，应当借鉴AICPA的规定，对以销售为目的培育的动物，应归集直接和间接培育成本，出售时按成本与市价孰低法核算，积极借鉴国际上成熟规范的农业会计体系，对中国农业会计体系加以完善和规范。

参考文献

［1］段霄．生物资产会计计量模式的选择研究［D］．长沙：中南林业科技大学，2014．

［2］刘晓亮，殷向晖．欧盟农业补贴政策的演进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对外经贸实务，2015（3）：25－28．

［3］丁传武．生物资产会计研究［D］．南宁：广西大学，2014．

［4］丁佳．生物资产会计准则及相关问题研究［D］．镇江：江苏科技大学，2014．

［5］高春艳．上市公司生物资产会计信息披露研究［D］．大连：东北财经大学，2012．

农作物的发展史篇8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6.23.084

杨献珍是中国具有代表性的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理论家、教育家，在理论上善于把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精髓，在实践中不断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形成了颇具特色的杨献珍哲学思想，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杨献珍哲学思想在实践中创新，其哲学思想内涵丰富、见解深刻，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体现，能为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提供理论指导，对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也具有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

1 坚持唯物论，反对唯心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必须从实际出发

杨献珍是一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毕生都在坚持和普及唯物论思想。杨献珍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思想，寻找“改造世界”的正确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一直是杨献珍宣传唯物主义的指导思想和目的。坚持唯物论，反对唯心论，主观符合客观，思想正确反映存在，是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理论前提，有利于指导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从实际出发。

1.1 杨献珍唯物论思想是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理论前提

杨献珍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坚持唯物主义是其哲学思想最鲜明的特色。他清醒地认识到坚持唯物主义的重要性，“在实际工作中，谁若离开了唯物主义，在什么时候离开了唯物主义，在什么地方离开了唯物主义，就一定要犯错误。”因为只有坚持唯物主义，才能使我们的主观认识符合客观实际，只有唯物主义才能教我们掌握正确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只有坚持唯物主义，社会主义建设才能取得成功。“学会在认识事物上达到主观和客观相一致，这样才能做好工作，避免犯错误。”杨献珍大力宣传和坚持唯物主义的目的是在实际工作中思维与存在相一致，即在实际工作中以唯物主义指导，正确反映客观现实，主客观相一致。杨献珍唯物论思想为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提供了理论前提，并指导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

1.2 杨献珍唯物论思想指导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从实际出发

《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明确规定：“乡镇党的委员会和村党支部是党在农村的基础组织，是党在农村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是乡镇、村各种组织和各项工作的领导核心。”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关键地位和重要作用决定了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十分重视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建设，并且强调根据党的目标、任务和所处环境的变化，根据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根据农村基层党组织的自身状况，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方式、方法。

从实际出发或是从观念出发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分水岭。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面临农村组织形式日益多样、农村社会阶层更多元，农村人口流动更加频繁，农村贫困人口依然存在等新情况和新变化。我们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一是要从当前农村实际出发，善于借鉴和运用杨献珍唯物论思想，使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主观方法、对策符合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使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取得实效。

2 坚持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正确处理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中的矛盾关系

杨献珍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思想，在抵制形而上学中形成了他的辩证法思想，着重强调矛盾同一性，并重新阐发“合二而一”辩证法思想。“合二而一”是杨献珍对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规律的通俗表达，既有中国语言特色又具民族哲思特点，对我们民族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产生了重大影响。杨献珍“合二而一”辩证法思想，有利于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正确处理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中党建与发展的矛盾关系。

2.1 杨献珍“合二而一”辩证法思想是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理论指导

杨献珍将古代哲学家“合有无谓之元”思想作马克思主义哲学解读，提出“合二而一”，科学表达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对立统一思想。“合二而一”作为“对立统一”思想的中国化表达方式，是一种辩证法的科学思维方法。杨献珍在《克服形而上学思想方法》中指出：“形而上学思想方法是一种会害死人的思想方法。所有一切左右倾错误、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等都是源于这种形而上学思想方法。”这启示我们在实际工作中要坚持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因为只有尊重辩证法，坚持“合二而一”，学会用对立统一规律去做工作，摒弃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思维”的形而上学思想方法，才能避免陷入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泥坑。从这个意义上讲，杨献珍“合二而一”辩证法思想成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提供了理论支撑。

2.2 杨献珍辩证法思想有利于正确处理农村党建与农村发展的矛盾关系

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包括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等多方面内容，在建设过程中存在着诸多矛盾。如：抓党建与抓发展的矛盾，“口袋富”与“脑袋富”的矛盾，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抓党建与抓发展成为最主要的矛盾。处理不好这对矛盾，势必影响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进程和脱贫致富奔小康的进程。杨献珍指出：“在实际工作中存在着这种情况，即矛盾着的东西，本来可以统一起来的，但在他们的思想上和实际工作中却统一不起来。这些矛盾着的东西看起来都是对立的，但又是能够统一起来的。”可见，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过程中存在着的这对主要矛盾是可以统一起来的，不是绝对不相容的。

仲祖文在学习贯彻全国农村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时强调要“切实解决‘就党建抓党建’、党建与发展‘两张皮’的问题。紧密结合农村改革发展稳定来推进党建工作。农村基层党组织要切实担负起推动经济发展的责任，成为推动科学发展、维护稳定的坚强堡垒”。党建与发展看似两个相互对立方面，在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过程中，抓党建与抓发展是相互依存的，不是彼此割裂的，以党建保发展，则能保持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以发展促党建，则能使党建充满生机与活力，两者合二而一，统一于农村发展和民生改善的目标中。杨献珍肯定、突出、强调“矛盾的同一性”，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过程中，党的领导干部要善于把握农村党建与农村发展的统一性，正确处理二者的辩证关系，这对加强和改进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3 坚持唯物史观，反对唯心史观，充分发挥农民群众在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中的创造性

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是杨献珍唯物史观的核心。他主张无产阶级政党的一切组织、一切工作必须密切与人民群众相结合，必须贯彻群众路线，否则将一事无成。广大干部不树立唯物史观的群众观，就无法解决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问题。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必须坚持群众观点，走群众路线。

3.1 杨献珍辩证唯物主义群众史观，是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理论支点

杨献珍一贯重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并自觉地用这些原理来考察现实问题。他不仅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群众观，强调要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创造力，而且提出要坚持历史辩证法，走群众路线。“杨献珍坚持历史辩证法，把尊重群众的历史创造精神，向群众学习，当群众的学生，同教育群众，当群众的先生辩证地统一起来”。既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当群众的学生，又当群众的先生”的两点论，又强调“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重点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离不开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参与，其发展的目的是为了农民，同时发展又必须紧紧依靠农民群众，因此杨献珍的辩证唯物主义群众史观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提供了理论支点。

3.2 杨献珍辩证唯物主义群众史观，要求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走群众路线

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是做好农村工作，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也是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必然要求，每一个“全面”都涉及千千万万群众的利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键在农民是否脱贫，“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农村富不富，关键看支部”。这是农村基层党建工作座谈会上得出的共识，可见群众在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中的重要性。

仲祖文在谈学习贯彻农村基层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上特别强调要“强化乡镇抓村的直接责任，树立岗位在村、阵地在村的意识，乡镇党委书记和领导班子成员沉下去、深下去，摸村情、察民意，分片包村，入户走访，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宣传到村，把思想政治工作开展到户，把各项惠民政策落实到人。”党的领导干部在农村基层党建工作中坚持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当群众的学生，又当群众的先生”的辩证唯物主义群众观。深入了解群众的需求，根据广大群众的意见制定方针政策，从群众中来，然后到群众中去宣传、执行，到群众中去；既向群众学习，研究群众的感情，当群众的学生，又领导群众、教育群众，当群众的先生。同时也坚定地走“一切为了人民群众，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向人民群众学习，相信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历史唯物主义群众路线，尤其注重发挥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尊重农民首创精神，鼓励各地积极探索、勇于改革、大胆创新”。

杨献珍哲学思想为解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实际问题提供了科学方法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特殊阶段，尤其注重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杨献珍哲学思想有利于为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提供理论借鉴，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实践提供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指导，既富有理论意义又有实践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杨献珍.杨献珍文集：第1卷[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428-429.

[2]杨洪林.杨献珍哲学思想通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99.

[3]杨献珍.杨献珍文集：第1卷[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153.

[4]杨献珍.杨献珍文集：第3卷[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72.

[5]仲祖文.着力解决当前农村基层党建突出问题[N].人民日报，2015-6-21.

农作物的发展史篇9

一、征集时间

宣传时限：2012年10月至2013年3月末。

征集时限：1949年至2004年。重点征集信用社管理机构变更、重大变革节点和建国初期以及期间的历史资料和实物。

关键时点：1949年9月，吉林省第一个信用部——汪清县鸡冠砬子供销社信用部成立；1949年12月永吉县西阳信用社成立；1951年人民银行和供销总社共同管理信用部；1955年成立中国农业银行，全省信用部完成转社工作，划归农行领导；1957年撤销中国农业银行；1959年信用社下放给管理区（生产大队）；1960年恢复信用社；1963年恢复中国农业银行；1965年撤销中国农业银行；1966年借贷记账法改为收付记账法；1970年实行党委一元化领导，贫下中农管理；1979年恢复中国农业银行；1994年恢复借贷记账法；1996年与农行脱离隶属关系；1997年农金体改办管理信用社；1998年人民银行管理信用社；2003年银监局管理信用社；2004年成立省联社等。

二、征集范围

历史资料和实物：凡是与农村信用社发展历史有关或者对农村信用社发展历史有鉴证作用的资料和实物都在征集范围，如：照片、牌匾、印章、金柜、尾箱、报刊、书籍、档案、文件、荣誉证、工作证、职称证、存折、股金证、借据、备查簿、笔记本、传票、支票、算盘、计息器、计算器、蘸水笔、自行车、背包、草帽、暖瓶、茶杯、马灯、扎枪、文字资料及影音资料等等。

三、宣传方式

一是通过媒体宣传，在《新文化报》、《城市晚报》上刊登征集广告；在“吉林卫视”、“吉林乡村”等电视台播放征集广告。

二是广泛动员农信员工积极参与征集历史资料活动，发掘曾经在人民银行、农行和供销社工作过的老领导、老员工，征集有历史价值的资料和实物。

四、征集方法

采取收购、租赁、捐赠等多种形式征集，使征集到的历史资料丰富、珍贵，有研究价值和珍藏价值。

（一）收购 聘请专家对历史资料和实物进行鉴定、价值评估，与收藏者签订收购协议，按价值支付现金，并登记收藏者姓名、留存收藏者与藏品合影、颁发收购证书，省联社永久收藏。

（二）租赁 征集的历史资料和实物所有权归收藏者所有，按年度给付租金，与收藏者签订租赁协议，对收藏者相关信息进行登记、留存收藏者与藏品合影、颁发租赁证书。

（三）捐赠 给捐赠者颁发证书和部分奖金，与收藏者签订捐赠协议，对收藏者相关信息进行登记、留存收藏者与藏品合影，省联社永久收藏。

五、相关要求

（一）成立组织，加强领导 省联社成立征集历史资料领导小组，唐忠民理事长任组长，纪委书记张诚谦任副组长，党群工作部主任和各办事处主任为组员。在党群工作部设办公室，负责征集活动的统筹安排。各县级行社也要相应成立领导小组，理事长任组长，指定专人负责宣传、征集、登记、保管、报送等工作。各县级行社征集历史资料领导小组成员名单，于2012年10月末前上报省联社党群工作部征集历史资料办公室。

（二）多措并举，深度挖潜 各县级行社要通过广播、电视、报纸等媒体宣传征集方案，采用LED显示屏滚动播放、印制宣传单等多种方式广泛宣传征集历史资料的有关事项，建立信息网络，搞好信息反馈，增强社会公众对此项活动的认知程度；同时还要通过认真查找县志记录，翻阅历史资料，走访对农村信用社发展历史了解的人民银行、农行和供销社离、退休老干部、老员工，多方面搜集历史资料。收购、租赁、捐赠的进展情况适时通报，充分调动参与征集活动的积极性。

（三）妥善保管，按时报送 各县级行社要做好征集历史资料和实物的审验、登记、保管等工作。省联社征集历史资料办公室将定期派人深入各地现场查验，经审验合格的历史资料报送省联社，在省联社史料馆收藏并展览。

联系人：尤兴启

联系电话：0431-89682036 89682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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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作物的发展史篇10

农村古建筑是一个地区特殊的文化资源，有着不可替代的独特性和唯一性。农村古建筑不单是建筑物，还是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它集中反映了不同时代、不同区域中国乡村社会的发展状况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状态，是当地区域乡村风貌、人文习俗的真实反映，农耕文明、社会变迁的历史见证。第三批全国文物普查公布的统计数字显示：全国新发现古建筑263885处，占新发现文物登记总量的34.42%，其数量位居各类不可移动文物总量之首，农村古建筑在其中占很大比重，可见农村古建筑在全国文物中的地位之重要。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跨越式发展，特别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实施，让广大农民群众得到了实惠，生存环境有了较大的改善，生活质量获得了极大的提高。随之而来的农村社区化改造，在一定程度上对千百年来保存下来的农村古建筑造成了强烈的冲击，农村古建筑保护工作面临巨大挑战，现实生活中的诸多问题使古建筑生存空间存有很大隐患。与此同时，许多居民仍然生活在古建筑中，闲置、失修、无力维护、翻新改造、农民固有的生活方式等使古建筑不同程度的受到损坏和毁灭。因此，农村古建筑的保护和利用在目前就显得非常重要,也为今后文物保护工作带来了新的命题。

笔者通过参加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对农村古建筑的状况有了切身体验，认为农村古建筑在保护和管理、利用上主要面临以下两个方面问题：

第一，保护意识不强，大量的农村古建筑被拆除，尤其是农村中的宗教建筑面临重大挑战。首先、很多人对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性认识片面，使反映农村宗教文化寺庙等古建筑受到了较大冲击。新农村建设中农民树立了新的价值理念，不再信仰上天的恩赐，更加注重通过自己的诚实劳动换取美好幸福的生活。所以散落在农村的宗教建筑备受冷落，年久失修导致了建筑的破损，甚至坍塌。其次、产权多样化也是导致农村古建筑数量锐减的重要原因，有的古建筑属个人所有，有的属集体所有，有的属国家所有，所有权的多样化使得古建筑的管理和维护成为了一道难题。所有权人对农村古建筑价值认识不同，保护意识缺乏，造成了保护措施的缺失，从而导致了大量历史古建筑的消失。

第二，专业修复知识缺乏，农村古建筑很多沦为“古今结合”的建筑物。此类情况主要是经多年雨水侵蚀等自然因素的影响导致屋面瓦片碎裂，进而漏雨开始侵蚀屋面结构，所有者不忍任其倒塌，于是用现代的修葺方法进行了修缮，原有的灰色板瓦被替换为红色普通板瓦，虽然保护了古建筑的主体结构，但是却改变了古建筑的建筑风格，古建筑原有的古朴韵味减色不少。

针对以上两个问题个人建议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保护新发现的农村古建筑：

第一、加强认识，充分领悟保护古建筑的重大意义。古建筑是一中文化精神的载体，通过古建筑可以了解其丰富的文化内涵。文物的价值主要是精神价值，其中古建筑的价值显然不仅仅是精神层面的，物质上的价值也非常重要，精神层面的价值正是通过其独特的物质结构方式和展现风格向世人传达着它所独有的精神价值和时代特色,是实物的史书、历史的年鉴、文化的载体。比如：袁氏避暑山庄，有的书中将其称为袁紫兰避暑山庄，从该山庄的物质层面看，其功能就是为了方便袁氏家族避暑所建的别墅；但是其依山而建、层层递进、回廊相接的独特建造方式，反映出当时袁氏家族的财势和地位，同时也反映出当时建筑工人的巧妙构思和高超建造水平。并且由此建筑可以同焦桥袁氏文化体系联系在一起，认识袁氏家族的兴衰史，加深了对邹平历史人物和经济发展状况的了解。

第二、政府主导，把农村古建筑保护工作作为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在我国现行体制下，政府是社会活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它可以组织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以及各种社会行政资源对古建筑的保护工作进行加强和支持，通过国家宏观调控的方式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农村古建筑保护和利用中都离不开规划和资金的问题，也就是人力和财力，而政府可以通过协调，为农村古建筑的保护和利用争取到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还可以通过新农村呈现规划为农村古建筑提供强有力的政策支持，从而保证古建筑保护和利用工作的顺利实施！如浙江省建德市通过出台《建筑市农村历史建筑保护管理实施办法》，其中规定：“国土部门对需要建新房的历史建筑产权户，另行安排建房宅基地，原有的历史建筑土地收归村集体所有，从政策上鼓励历史建筑的产权户建新不拆旧，解决历史建筑产权户的新区建设用地问题，同时健全农村房屋产权交易制度，适当放松产权交易，允许有经济能力的集体或国家购买历史建筑进行保护”等条款，为妥善解决农村历史建筑保护中较棘手的产权问题、土地问题提出了解决的思路。

第三、科学统筹，吸引民间资本的加盟。古建筑是发展旅游业的重要物质基础，因此很多专家都认为“旅游开发”是一条重要的渠道。农村古建筑的科学统筹就是要统筹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来加强、完善古建筑保护、开发、利用工作。这里的统筹主要是针对文化资源的统筹，比如袁氏避暑山庄，其主人袁紫兰曾有“山西康百万、山东袁紫兰、河南沈万三”的传说（民国初《文明杂字》），这本身就是一个品牌，如同袁氏家族的故居、发家史、官宦史以及家族墓葬等各类文化资源统筹综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完整的袁氏文化旅游系列。就可以提高游客的到访率，促进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淄博市的周村大街（因电视剧《大染坊》而出名）、山西乔家大院（因电影《红高粱》而使游客暴增）都是很好的例子。另外，现目前大部分农村古建筑的所有权大部分属于个人，所以可以通过协商，让所有人将古建筑所有权以入股等形式加入到农村古建筑的开发利用中来，这样不仅可以尽量减少古建筑开发利用中的阻力，而且能够充分调用农民的积极性，让他们积极参与到整个古建筑保护工作中来，为古建筑保护开发的成功实施献计献策，临沂市竹泉村的开发就很有说服力。

农作物的发展史篇11

农学是中国古代自然科学中真正形成体系的少数几个学科之一。春秋战国时期即已出现总结农业生产管理和技术经验的专门著作--农书和以农业生产问题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农家。农学和农家的出现，标志着在长期农业生产中所积累的农业科学技术知识已经脱离了散在的状态而系統化了。从战国到近代西方农业科学传人中国以前，中国尚存和已佚的农书估计达千种之多，内容涵盖了广义农业生产的各个方面。其卷帙之浩繁、内容之丰富、体裁之多样、流传之广远，在同时代的世界中是独一无二的。按照科学史这门学科的奠基者萨顿的定义，科学是"系統化了的实证知识"；中国农书所反映的中国古代关于农业生产的知识体系是如此的博大和丰富，难道还称不上科学吗？

反对者可能会说：中国农书诚然繁多，但所记载的只是实用的技术知识，因此还是不能称之为科学。中国农书的内容可以用"技术"两个字一言以蔽之吗？不能。

兹以现存最早的一组农学论文--战国时代成书的《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为例予以说明。这四篇中，《上农》是讲农业政策的，《任地》诸篇是讲科学技术的。《任地》以"后稷曰"开始，提出了当时农业生产中的十大问题（中心是如何把涝洼地改造为可耕良田，还有杂草防除，庄稼地通风透光，对农作物产量质量的要求等），以后各篇围绕着这些问题展开论述，其中的确广泛记述农业生产中的各项具体操作技术，如畎亩制农田的规格等，但也有不少论述属于统率技术的原则、原理。如《任地》说∶"凡耕之大方，力者欲柔，柔者欲力；息者欲劳，劳者欲息；棘者欲肥，肥者欲棘；急者欲缓，缓者欲急；湿者欲燥，燥者欲湿。"讲的是如何正确处理土壤中五对相互矛盾的性状的原则，其中蕴涵着土壤肥力诸性状可以相互转化的理论前提，已经超越具体的操作技术的范围了。同篇还提出"地可使肥，又可使棘"，土壤肥力可变论表述得更为明确，其属于学理的范畴更加明显了。后来《氾胜之书》的"和土"理论和陈旉《农书》"地力常新壮"的命题，就是在这基础上提出来的。《审时》论述掌握农时的重要性时，对比了"得时之稼"和"失时之稼"的不同生产效果：等量的植株，产量不一样；等量的谷物，出米率不一样；等量的米粒，食用后对人体健康的作用不一样。这完全是对农业生产原理的一种论证，并不涉及具体的操作。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上农》等篇的这些理论、原理、原则不是散在的，而是以"天地人"的"三才"理论为核心串联起来：《上农》主要是讲如何调动、组织和管理农业劳动力，《任地》《辩土》主要讲土地利用，《审时》则主要讲天时掌握，而在土地利用和农时掌握中也体现了人的主导作用；四篇构成一个结构严密、相当完整的的知识体系。这是战国时代和战国以前农业生产经验长期积累的结晶，其理论之正确和论述之精彩，至今仍然令人赞叹。

我们赞成把科学和技术适当区分开来。传统的农业科学和农业技术是紧密相连的，但两者毕竟不能划等号。技术是具体的操作方法与技能，科学则是指导这种操作的原理和知识体系，并且是经过了总结并多见于文字记载的。有农业就有相应的农业技术，它已经有了近万年的历史，而农业科学知识体系即传统农学的形成距今还不到三千年。严复说过："盖学与术异。学者，考自然之理，立必然之例。术者，据已知之理，求可成之功。学主知，术主行。"（《原富》序）这话讲得不错。用这种标准来衡量，决不能说《吕氏春秋·上农》等篇有"术"无"学"，也决不能说中国古代农书有"术"无"学"。中国古代农书把"自在"形态的农业技术加以总结，对其机理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探索，把它提高到"自为"的形态，形成相当完整、而且不断丰富的知识体系，从而成为中国古代农学的主要载体。因而，说中国古代只有农业技术而无农业科学是不正确的。我国古代虽然没有建立在科学实验基础上的近代形态的农业科学，但已经形成了独具特色、自成体系的传统农业科学。

二、中国传统农学发生发展的阶段性与中国农学史的分编

中国传统农学的形成和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由于内在矛盾和外部关系的制约，传统农学在不同的时代需要解决不同的问题，它所包含的各个方面的发展或迟或速、或显或晦，从而显现出不同的面貌。我们可以根据这种情况划分农学史的不同发展阶段。农学史发展阶段的划分主要应该考虑哪些因素呢？

农学的发展不是孤立的，它受到社会生产、经济政治的制度及其发展状况、文化思想、各地区各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这在本书的导论中已有阐述。在制约农学发展的诸因素中，农业生产的因素最为重要，是农学发展的基础。农学总是在解决农业生产新问题，总结农业生产新经验中向前发展的。各时期农业生产的基本问题和基本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该时期农学的基本内容和基本面貌。因此，中国传统农学发展的阶段与中国古代农业发展的阶段有颇高的一致性。但传统农学是以农书为主要载体的，农业生产中的经验需要经过农书的总结，才能以农学的形态出现。而作为农学载体的农书的创作，又有其不同于一般生产发展的特殊规律。在古代条件下，表现为农书创作的农学总结一般是相对滞后的；也就是说，生产发展在前，农学总结在后。而且这种总结有赖于一定社会需要的催生或一定社会氛围的助产。所以农学总结，尤其是重要农书的创作与社会生产的发展往往并不同步。例如，《齐民要术》和《农桑辑要》、王桢《农书》不是出现在两汉、唐宋农业生产大发展的时代，而是出现在北朝和元初农业生产受到严重破坏而亟待恢复的时代。《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以沟洫农业有关的生产技术的总结为中心，但它的产生不是在沟洫农业最为盛行的西周春秋时代，而是在沟洫农业走向衰落的战国时代；因为这种总结只有在战国时代学术下移、百家争鸣的条件下才有可能问世。重要农书的产生，是一个长时期农业生产经验的总结，不但丰富了传统农学的内容，而且往往代表了农学发展的一个时代，从而成为农学发展阶段划分的重要因素和标帜。

为了凸显中国传统农学自身的发展规律及其呈现的阶段性，本书打破主要反映各种政治力量兴衰嬗代的王朝体系，按长时段把全书分为四编；这种分编与传统农学阶段性的划分是一致的。

第一编是"先秦时期农学"。先秦是中国农学萌芽和形成的时期。它包括两个阶段：从农业起源到春秋以前是农业科学知识积累和传统农学的酝酿阶段；春秋战国是中国传统农学的形成阶段。中国农业起源于距今一万年前后，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广大地区逐渐形成以粮食种植为中心多种经营的农业生产结构，并在不同地区形成不同的农业经济文化类型，农业实践的深度和广度为世所罕见，为农学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础。中国农业发展到西周春秋时期，已经在沟洫农业的形态下出现了精耕细作农业技术的萌芽，但日益丰富的农业技术还没有获得全面的总结。从春秋中晚期到战国时代，以铁农具的普及和大规模农田灌溉水利工程的兴建为标志，农业生产力有了飞跃的发展，不但导致了地主制封建制度和中央集权统一帝国的建立，同时也促进了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同时，在当时社会的激烈变动中，"学在官府"的格局被打破，思想文化领域形成百家争鸣的活跃局面，长期积累的农业生产科学技术知识遂由此获得总结，终于导致了中国传统农学的诞生。本时期传统农学形成的主要标志和特点：一是农家、农书和有关农学文献的出现。以《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为代表的这一时期的农学文献，数量虽然不多，但水平相当高，综合性强，理论色彩浓。二是精耕细作技术体系的雏形及其初步总结。三是作为传统农学基础的传统农时学、土壤学等的建立。在传统农学的形成发展中，对"天时"的认识和掌握是一马当先的，先秦时代，传统农学的指时手段和指时体系已基本完备，并出现了后世所无的高水平土壤学专著。四是以"三才"理论为核心的农学思想的形成。由此可见，这一时期农学的成就是辉煌的，传统农学体系的框架已经基本建立起来，为传统农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编是"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农学"。秦汉魏晋南北朝是中国传统农学臻于成熟的时期。本时期农业经济的重心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及其南境的农业相对落后，长城以北则形成骑马民族统治的牧区。秦汉时期我国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大帝国，封建地主阶级政权重视农业的发展。牛耕耦犁在黄河流域的普及，农田水利建设高潮的形成，农业生产全方位的发展，各地区各民族农业文化的交流，给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以极大的推动，北方旱农精耕细作技术体系逐步形成。魏晋南北朝国家陷于分裂，原北方游牧族纷纷进入中原，中原人口则大量南迁，加速了不同类型农业文化的交汇与民族融合的过程，使农学发展的基础更加宽阔。黄河流域的农业生产虽一度受到严重的破坏，但农业生产力并没有倒退，黄河流域下游地区有进一步的开发，精耕细作技术体系继续完善，并成为当时克服经济困难的重要手段。这一时期的后期，已经出现恢复被长期战乱破坏的农业生产，重新实现国家的统一的社会要求，在主客观各种条件的配合下，孕育出系统总结北方旱农精耕细作经验，代表当时中国和世界农学最高水平的传统农学经典--《齐民要术》。北方旱农精耕细作技术体系的形成，以《氾胜之书》、《齐民要术》为代表的传统农学经典的出现，成为本时期传统农学臻于成熟的两大标志。本时期农学比前代有明显进步并呈现出崭新的面貌。先秦农学建立在耒耜耕作的基础上，本时期农学建立在牛耕技术的基础上；先秦农学主要解决防洪排涝的问题，本时期农学主要解决防旱保墒的问题；先秦农学只有作物栽培总论，本时期农学与农业生产全方位的发展相适应，不但有总论，而且有各种分论，传统农学的范围及其所包含的精耕细作的基本原则已扩展和贯彻到经济作物、园艺作物、林业、蚕桑、畜牧、渔业等领域中去了；先秦农学基础学科的突出成就是指时系统、土壤分类和土壤学理论，本时期农学基础学科的突出成就是土壤耕作学，同时，农业生物学知识及其运用也比前代有长足进步，提高农业生物自身的生产能力与改善农业环境条件被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先秦农学在其发展中形成了"三才"理论，本时期农学则把这种理论具体贯彻到农业生产的所有环节中，反映了农学指导思想的深化和具体化。但本时期农学偏于实用，基础学科的发展，基础理论的探索逊于前代。又缺少对南方农业生产经验的总结，这当然是与南方农业生产的相对滞后有关。

第三编是"隋唐宋元时期农学"。隋唐宋元是中国传统农学向广度和深度扩展的时期。这时，中国封建地主制经济的发展由前期进入后期，土地私有制进一步发展，契约租佃制逐渐普遍，商品经济重新活跃，城镇兴起，这些变化是以农业生产的发展为前提，又反过来给农业生产提出了新问题和提供了新动力。在农业生产扩展基础上全国经济重心的南移，是本时期农业史上最突出的事件。汉末以来已获长足的进步长江流域及其南境的经济，本时期又有持续的发展，而黄河流域的经济在安史之乱和女真人、蒙古人入主过程中屡遭战乱破坏，发展滞缓，终于导致了农业优势的南北易位。这种格局，形成于安史乱后，巩固于宋元之时。与此同时，边疆地区获得进一步开发，北方牧区的农业经济因素有所增长。以南方农业发展为中心，本时期土地利用的广度深度均有很大提高，农业生产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农业生产门类显著增多。我国传统农学也由此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南方泽农精耕细作技术体系的形成和南北农业技术的的交流融汇，是这个新阶段的重要标志和特点。南方泽农精耕细作技术体系是在南北农业文化交流的基础上形成的，吸收了北方旱农精耕细作技术体系的精粹而有所发展，在提高土地利用率方面尤有特色，成就更高；不但创造了多种充分利用水土资源的形式，而且初步建立了多熟种植制度，育秧移栽、细致的整地、耘耨和排灌、重视施肥、培育良种等各项精巧的农业技术都是围绕着用地养地这个中心发展起来的。生物技术有明显进步。农学理论也有不少创新；提出了"盗天地之时利"、掌握农时要灵活处理"时"与"气"的矛盾，通过合理安排，使各种作物"相继以生成，相资以利用"，"地力常新壮"、"用粪如用药"，不唯"风土论"等重要思想。农学发展新阶段的另一标志和特点是农书创作的新格局，这一时期的重要农书有第一次总结南方精耕农业技术体系的陈旉《农书》，有反映北方旱农技术新经验和囊括南北方农业科学技术精华的《农桑辑要》、王桢《农书》等，又产生了一批反映农具、育种、经济作物、园艺作物、经济林木、花卉、蚕桑、畜牧兽医等方面农学成就的专谱、专科农书。

第四编是"明清时期农学"。明清是中国传统农学继续发展但其局限性已经逐渐暴露的时期；也是中西农学开始了相互交汇的时期。本时期的农业既有较大的发展，又受到严重的制约。国家长期和平统一的局面，几种重要新作物的引进和推广，促进土地大量垦辟，农区不断扩大，南北差距缩小，粮食增产和在这基础上商品性农业的兴起。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明中叶以后封建社会中已经产生了新的经济因素，但地主制经济仍然有自我调节的能力，继续容纳生产力一定程度的发展，同时又束缚着新经济因素的成长和生产力的更大发展。宋代开始的人口长期增长的趋势到清代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人口激增导致全国性的耕地紧缺，成为本时期农业面临突出的新问题。为了解决民食问题，除千方百计开辟新耕地和引进推广高产作物以外，还努力提高复种指数。在农业生产继续发展的同时，农具没有改进，生态环境恶化，自然灾害增多，劳动生产率渐呈下降趋势。在这样的条件下，本时期农学的特点是农艺的精细化和向"多劳集约"的方向发展，"粪大力勤"成为农业生产的基本要求。本时期农学的最大成就仍然在土地利用方面，土地利用率和土地生产率都逼近传统农业的极限；意义最为深远的则是"立体农业"或"生态农业"雏形的出现。与此相联系，本时期农学思想中最有价值的，是反映农业生态系统中物质循环和能量转化关系的"余气相培"论的提出。为了在有限的土地上获取尽可能多的产品，如何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发挥人的作用受到进一步的重视，"力"与"知"的关系，"时宜"、"地宜"、"物宜"的"三宜"原则，都有新的总结和阐述。由于各种条件的汇合，本时期的农书创作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农政全书》系统而有鉴别地收集了前代的农学成果和当代农学的新成果，首次把屯垦、水利、荒政等内容纳入综合性农书中，首次在农学研究中应用了"象数之学"，还收录了西方近代水利著作--《泰西水法》，是传统农学中体大思精、内容宏富、继承与创新相结合的集大成的著作。地方性农书大量涌现，反映了精耕细作的农艺和农学知识向更广阔的地区推广，并在一些地方获得适应该地区不同的自然和社会条件的具体表现形式。其中有的（如《补农书》）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专业性农书数量更多、门类更广，其中包括有关新兴作物（烟草、番薯、棉花等）种植、提倡发展双季稻、发展海洋渔业、放养柞蚕、治蝗、荒政、区田法试验等前代所无的新内容。本时期的农学在继续扩展和细化的同时，也提出了进一步予以综合的要求，并出现象《农说》、《知本提纲·农则篇》等从理论上总结传统农学的著作，从而使传统农学更加条理化和系统化；但由于当时进行这种总结所能使用的理论武器仍然是传统的笼统而模糊的阴阳五行思想，缺乏实验的科学手段和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精确的理论，传统农学的进一步发展受到了极大的局限，并在世界范围内逐渐相对落伍。与此同时，中西农学交汇的漫长过程也在这个时期开始了。

三、中国传统农学体系内在关系和中国农学史的结构

既然科学与技术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中国农学史的撰写就应该区别于农业技术史和一般的农业科技史（这种科技史的重心仍然是技术史），它虽然不应该也不可能脱离农业技术孤立地描述农业科学的发展，但必须突出"科学"的内容，形成不同于农业技术史的农学史体系与结构。

八十年代梁家勉先生主编的《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是以农业生产的要素和部门为纲分章编写的。这种写法适合农业技术史的特点，有其合理和方便之处。但如果我们蹈袭这种编写方法，就不但不可避免与该书雷同重复，而且难以反映作为农学史区别于农业科学技术史的特点。

五十年代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农学史》，是以骨干农书为纲分章编写的。上面说过，农书是我国传统农学的主要载体，它不但是我们发掘和研究中国传统农学的主要依据，而且其本身的发展就是中国农学史的重要内容。按照骨干农书编写农学史有其合理和方便之处。但农书的发展只是农学发展的一个侧面，较多反映了传统农学内容逐渐丰富、规模逐渐扩大等外在的表现和特征，却难以反映中国农学史发展的全貌及其体系的内在特征。

那么，新编的《中国农学史》的体系结构究竟应该如何安排？

要想合理安排中国农学史的体系结构，首先要研究中国传统农学体系自身的特点。

从中国传统农学的内容看，它大体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l、精耕细作农业技术体系中的原理、原则；2、作为农业科学的基础学科（如土壤学、农时学、农业生物学等）的理论和知识；3、以"三才"理论为核心的农学思想或农学理论。这三个方面是相互联系的。精耕细作是近人对中国传统农艺精华的一种概括，它是中国古代人民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克服自然条件中的不利因素，发挥其有利因素而创造的一种巧妙的农艺。精耕细作首先在以粮食为中心的大田种植业中发生，并逐步推广到农业的其它领域中。它在不同的农业领域中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基本上都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适应和改善农业生物生长的环境条件，二是提高农业生物自身的生产能力；前者又包括了对"天时"的认识和掌握，对土地的利用和改造。可见，精耕细作技术体系是建立在对"天""地""稼"（或"物"）诸因素认识的基础上的；而这些认识最后归结为"三才"理论。"三才"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种宇宙模式，它把天、地，人看成是宇宙组成的三大要素，这三大要素的功能和本质，人们习惯用天时、地利（或地宜）、人力（或人和）这种通俗的语言来表述它，并作为一种分析框架应用到各个领域。它是中国长期农业实践经验的结晶，首先是精耕细作技术体系的理论概括，又反过来成为精耕细作农业技术的指导思想。农业生产离不开"天"（气候、季节等）、"地"（土壤、地形等）、"稼"（农业生物）、"人"（从事农业生产的主体，包括人的劳动和经营等）等因素，中国传统农学正是通过长期的农业实践，在逐步加深对上述诸因素认识的过程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对"天"的认识逐渐积累和发展了农时学和农业气象学的知识和理论，对"地"的认识逐渐积累和发展了农业土壤学的知识和理论，对"稼"的认识逐渐积累和发展了农业生物学的知识和理论。这些构成了中国传统农学的基础学科，各种农业技术的原理、原则大都可以归属到这些学科之中；而"三才"理论则是对"天"、"地"、"人"、"稼"等因素及其关系的总体认识。中国传统农学体系可以用"精耕细作、天人相参"八个字来概括，而"三才"理论是它的灵魂和总纲。抓住"三才"理论这个"纲"，中国传统农学体系的特点和内在关系就比较清楚了。

根据以上认识，这次编写的《中国农学史》按长时段分编以后，每编基本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该时期农学发展的历史背景。这是因为农学的发展离不开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条件，对此必须有一个交代，才能正确説明当时农学发展及其特点的依据。第二部分是该时期的农书。农书是中国传统农学的主要载体，它的发展本身就是中国传统农学的重要内容，需要单独地予以介绍。说明各个时代农书的概貌，重要农书的作者、基本内容、特点、历史地位以及流传和研究情况。第三部分是该时期以基本学科为中心的农学的发展。这是全书重心所在，它以"三才"理论为纲，基本上按"天"（对农时的认识和农业气象知等）、"地"（土壤学和土地利用等等）、"稼"（农业生物学理论知识及相关技术等）、农学思想等次序安排章节，庶几能够更好地反映中国传统农学体系自身的特点及其内在的逻辑关系。

四、中国传统农学对天、地、稼、人诸因素的认识

中国传统农学中关于"天、地、人"关系的经典性论述见之于《吕氏春秋·审时》：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

在这里，"稼"是指农作物，扩大一些，也不妨理解为农业生物；"天"指气候、季节等因素，"地"指土壤、地形等因素，它们共同构成农业生产中的环境条件；而"人"则是农业生产中的主体。上述引文把农业生产中视为农作物（或农业生物）与自然环境和人类劳动等因素组成的相互联系的整体，反映了作为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的统一的农业生产的本质。它所包含的整体观、联系观、动态观，贯穿于我国传统农学和农艺的各个方面。

我国古代，在农业生产的"天"、"地"、"稼"诸因素中，首先受到重视的是"天时"的因素，人们对天时与农业生产的关系有深刻的论述，农时意识之强烈世所罕见；并摸索出一整套掌握农时的方法。它包括了农业气象学的内容，又不同于一般所说的农业气象学，我们称之为"农时学"。对农时的掌握，人们不是采取单一的手段，而是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形成一个指时的体系。保留了夏代历法内容的《夏小正》，已列出每月的物候、星象、气象和农事，这就把天上的日月星辰，地上的草木鸟兽和人间的生产活动，以季节变化为轴，联结起来，具备后世"三才"理论整体观的雏形。发展到战国秦汉，传统指时系统已趋完备。它以二十四节气和物候的结合和相互补充为重要特色。二十四节气的制定以标准时体系为核心，并考虑了多方面的因素。而物候指时本身即以对天上、地下、人间万事万物相互联系的认识为前提。即王充所说的"天气变于上，人物应于下"。战国秦汉以后发展变化虽然不大，但这个指时系统一直在指导着农业生产。

对"地"的因素的认识利用也发生得很早，且贯彻始终，历久不衰。在作物生长的外界条件中，气候是人们难以控制和改变的，但土壤在很大程度上则是可以改变的，地形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可以改变的。因此，我国古代人民总是把改善农业环境的努力侧重在土地上。提高土地利用率成为精耕细作技术体系的重要基础；"尽地利"或"尽地力"成为传统农学的基本要求。作为这种实践的结晶并为之提供理论根据的，正是中国传统土壤学中最有特色的"土宜论"和"土脉论"。"土宜论"有丰富的内涵，它是建立在对不同土壤、不同地类及其与动植物关系的深刻认识的基础上。中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已对土壤作出细致的分类；这些分类并非孤立进行的，而是十分注意不同土壤、不同地类与不同的动植物的相互依存的关系。中国传统土壤学本质上是一种土壤生态学。"土脉论"把土壤看成是有气脉的活的机体。这种思想西周末年即已出现，为后世农学家所继承，并把它和"土宜论"结合起来。所谓"土脉"，实际上是中国传统农学对土壤肥力的一种表述。既然土壤有气脉，气脉有盛有衰、可益可损，那么，土壤肥力的状况就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可以在人力的影响下发生变化的，后世"地力常新壮"的光辉理论，就是在这基础上产生的。中国古代人民不但把许多原来条件恶劣、难以利用的土地改造为良田，而且自战国以来已从休闲制过渡到连种制，并在连种制基础上创造了丰富多彩的轮作倒茬、间套复种方式，土地利用率和土地生产率都是很高的。但从总体看，土地种了几千年而地力不衰，被世人视为奇迹。这一切之所以能够实现，主要就是依靠建立在土宜论和土脉论基础上的合理的耕作、施肥、灌溉和栽培等综合措施，而不是依靠什么黄土的"自行肥效"。

中国古代农学提高农业生物自身的生产能力的途径，一是通过驯化、引进、育种相结合来取得来高产优质的作物和禽畜品种，二是根据农业生物的特性采取相应的措施。在良种选育方面，人们采取了有性繁殖和无性繁殖，种内杂交和种间杂交等多种手段，成绩斐然。其中田间穗选与单种、单收、单藏、加强田间管理等措施相配合的系统选育法，把育种、繁种、和保纯复壮结合起来，最能体现传统农学综合性与整体性的精神。注意外部形态与内部性状的相关性，畜禽繁育与外界环境的协调，是中国古代选育种技术的重要特点。如人们很早就认识到矮秆作物早熟丰产，高秆作物晚熟低产。又产生了根据家畜外形特征来鉴别其优劣的的相畜学。在这过程中，人们加深了对生物遗传性和变异性的认识，如北魏的贾思勰已观察到，不但生物的"性"能遗传，在环境改变时会发生变异；而且这些变异在一定条件下能够固定化而形成新的特性。元明时代的农书对"唯风土论"进行批判，其意义就是指出了农业生物的特性、农业生物与环境的关系都是可变的。中国古代农学的重要原则之一是"因物制宜"，这是建立在对各种农业生物的形态、习性及其对外部环境的要求深入细致观察的基础上的。尤其值得提出的是，传统农学对农业生物内部（如营养生长与生殖生长、不同生长部位和生长时期）、生物群体中同一生物不同个体和不同种类生物之间的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有着深入的认识，并巧妙地加以利用，趋利避害，使之向人类所需要的方向发展。人们很注意建构合理的农业生物群体。早在先秦时代，人们就通过垄作、条播、中耕等方法，使农田作物行列整齐、通风透光，变无序为有序。以后又有轮作倒茬、间套复种、生态农业雏形等等的创造，都是对农业生物群体中互养互抑关系的认识与利用。中国古代选种和对生物特性的认识虽然发生很早，但比较系统的记载开始于秦汉魏晋南北朝时代，而且偏重于应用，始终没有形成独立的农业生物学。

在"三才"理论体系中，"人"与"天""地"并列，既非大自然（"天""地"）的奴隶，又非大自然的主宰，他是以自然过程的参与者调控者的身份出现的。这就是所谓"赞天地之化育"。因此，人和自然不是对抗的关系，而是协调的关系。从而很早就产生了充满睿智的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思想。农业生物的生长离不开自然环境，更离不开作为农业生产主导者的人，但人在农业生产中作用的发挥必须建立在尊重自然界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农业生物在自然环境中生长，有其客观规律性，人类可以干预这一过程，使它符合自己的目标，但不能驾凌于自然之上，违反客观规律；人们认识了客观规律，才有主动权，不但可以趋利避害，而且可以"人定胜天"。因此，中国传统农业总是强调因时、因地、因物制宜，即所谓"三宜"，把这看作是一切农业举措必须遵守的原则。如前所述，中国传统农学认为农业的环境条件不是固定不变的，农业生物的特性及其与周围环境的关系也不是固定不变的，这就展示了人们在农业生产领域内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的广阔空间。土壤环境的改造，优良品种的选育，都与这种思想的指导有关。即使人们无法左右的"天时"，人们也不是完全消极被动的。在农业生产实践中，人们很早就直觉地认识到劳动力是农业生产的基本要素之一，从而有"人力"概念的出现。但农业生产不能光靠拼体力，更需要认识和掌握自然规律；于是又提出了"知"。明代马一龙论述了农业生产中"力"与"知"的关系："故知时为上，知土次之。知其所宜，用其不可弃，知其所宜，用其不可为，力足以胜天矣。知不逾力者，劳而无功。"反映了对"人"的因素认识的深化。另一方面，农业生产不是孤立的个人行为，而是一种社会活动，因此需要群体的协调，这就是所谓"人和"。"人和"概念的形成，是传统农学整体观在人的因素中的体现。在传统农学中，"人"的因素的作用不但表现在各种技术措施的制定和实施中，而且表现在"人"对农业生产的管理上，包括国家对农业的宏观管理和地主、农民对其家庭经济的经营管理。这也是中国传统农学的一项重要内容。

从以上简要的叙述中可以看出，中国传统农学是有其鲜明特色的，是有其独特的自然哲学基础的。英国著名中国科学技术史专家李约瑟指出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观是一种有机统一的自然观。这大概没有比在中国古代农学中表现得更为典型的了。

五、"三才"与"气"论

以"三才"理论为核心的中国传统农学所讲"天"、"地"、"人"、"稼"等因素不是相互孤立的，而是统一的；其统一的基础是"气"。

"气"是中国古代哲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它主要是指一种流动着的、可以有各种不同表现形态的精微物质。"三才"理论的形成本身就有赖于"气"的概念的介入。甲骨文中的"天"字是大脑袋的人形，意指人头顶上的苍天，在当时宗教神学观念的支配下，天被认为是有意志的人格神--"帝"的处所，所以"天"又成为"帝"的代称。甲骨文中的"时"，从"日"从"止"（足形之下加一横），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太阳的运行的意思，是一种唯物的观念。但商代和西周初年，人们并没有把"天"和"时"联系起来。到了春秋时代，甚至可以追溯到西周末年，人们开始把"气"视为"天"的本质，把"时"视为"气"运行的秩序，从而逐渐形成"天时"的观念；同时，人们又提出"地气"的概念，把土地看成是有气脉的活的机体，形成了所谓"气脉论"。这样就把"天"和"地"物质化，为"三才"理论提供了重要基础；加上当时在铁农具推广以后的农业实践中，人们对自身在利用和改造自然中的地位和作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于是形成了"人"与天地并列的"三才"理论。

古人认为天和地统一在"气"之上，地气的运动受天气的影响；大地上动植物的生长和人类的活动都要受到它们的制约，农业活动必须依循天气和地气的这种变化来行事。这种观念在《礼记·月令》和《氾胜之书》等著作中已表现得十分清楚，而且一直延续至后世。元代王桢说："风行地上，各有方位，土性所宜，各随气化，所以远近彼此之间，风土各有别也。"就是对"天"和"地"在"气"基础上的统一的理解。万物生长也是由于禀受了天地之"气"，陈旉说："万物因时受气，因气发生。"就是对天地和万物在"气"的基础上的统一的理解。物候之所以能够指时，就是由于天地万物在"气"的基础上存在着"动"和"应"的关系。不但如此，在古人看来，人和天地万物都是由于"气"的流动和转化所形成的不同形态。例如清人杨屾认为人和天地万物都由"五行之气"组成，人以动植物为食，就是吸收利用其中的五行之气，而人类的排泄物和废弃物仍然包含了没有利用完的五行之气，它们返回土壤，又可以供农作物生长发育之用。这种"余气相培"论，正是对人和天地万物在"气"的基础上的统一的理解。它是对农业生态系统物质循环和能量转化的一种朴素的表达方式，反映了人们对农业生物、自然坏境和人类之间关系认识的深化。由此看来，在我国传统农学中，"三才"和"气"论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或者说，"三才"理论是建立在"气"一元沦的基础之上的，以"三才"理论为核心的中国传统农学虽然立足于"气"论，但在很长时间内并没有在这基础上进一步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在这方面，它与我国的传统医学表现出明显的不同。我国传统医学早在战国秦汉时期已经在阴阳五行说（实际上也可以视为一种"气"论，或"气"论的一种形态）的基础上形成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但中国传统农学在很长时期内只是停留在一般地以阴阳之气解释时令变化的范围内，没有运用"气"论对农业生产的过程作出系统的说明。直到明清时才出现就方面的尝试；而其达到的理论深度和实用效果都远逊了传统医学。"气"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的一个"魔物"。它与中国传统农学的关系非常密切，而过去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是很不够的。

六、中国传统农学的优缺点及其近代落伍的原因

如前所述，以"三才"理论为核心的中国传统农学，比较注意农业生产的总体，比较注意适应和利用农业生态系统中的农业生物、自然环境等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比较符合作为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统一的农业的本性。也因而能比较充分地发挥人在农业生产中的能动作用，使人和自然的关系比较协调。它的指导下，形成了精耕细作的优良传统，在农艺水平、土地利用率和土地生产率等方面长期领先于世界。中国传统农业在其发展过程中并不是没有遇到困难和曲折，但这些困难和曲折从来不是由于技术指导的失误所引起的。相反，由于灾害、战乱等原因而造成的农业生产的巨大破坏，往往依靠坚持和发扬精耕细作的传统而得以克服。中国传统农业犹如一棵根深蒂固的大树，砍断一个大枝，很快又长出新的大枝来代替，不但依然绿荫满地，而且比以前更加繁茂了。中华古代文明的繁荣和几千年持续不断的发展，得力于发达的传统农业作为其物质基础；而传统农业之所以富于生命力，重要原因之一是有一个由先进的自然哲学指导的优秀的农业科学技术体系。这个体系，是我们的祖先留给世界文化的珍贵遗产。但中国传统农学的不足也是明显的。

它重综合而轻分析，重定性而轻定量，重外部表现而轻内部结构，重彼此关系而轻自身要素。在农业气象学方面，虽然很早就形成了综合的指时系统，善于观察自然现象之间的相互联系，以把握气候的实际变化，但始终未能对各种气象因素及其变化作定量分析。在农业土壤学方面，虽然很早对各种土壤作出细致的分类，敏锐地揭示了不同土壤与不同植物、动物之间的依存关系，创造了改造和培肥土壤的光辉理论和有效方法，但始终没有对土壤本身的成分和结构作深入的理化分析。在农业生物学方面，虽然很早就对各种农业生物的形态、性状作出细致的观察和分类，尤善掌握农业生物与环境条件之间、各种农业生物之间、同一物种外部形态与内部性状之间的关系，并巧妙利用以提高农业生物自身生产能力，但始终未能深入农业生物内部探索其组织结构和生命过程的奥秘。

它重功能而轻机理；重实用而轻基础。早在先秦时代，中国已经有关于土壤学、地植物学等的专门著作（如《尚书·禹贡》、《管子·地员》等），但秦汉以后向实用技术发展，有关基础学科的专门著作反而没有了。象《齐民要术》这样光辉的农学著作，的确包含了丰富的农业土壤学和农业生物学知识，但都是附着在各种实用技术应用的说解中，这些知识是分散的，尚缺乏系统化，更没有在理论上加以概括、总结和提高。毋庸讳言，秦汉以后的中国传统农学，确实是过分地粘着于实用技术，独立于实用技术之外的以单纯的"求知"为目的的科学探索，是相当的缺乏。甚至那种哲理性的农学理论，在很长时期内。只是以只言片语的方式表现出来；虽然它的精神被贯彻到各方面实际技术之中，但它本身并没有经过系统化的总结。总的说来，基础学科和以求知为目的的探索落后于生产技术的发展，理论落后于实践的发展。基础学科和基础理论发展的这种滞后，后来成为我国农业科学进一步发展，尤其是传统农学的向现代农学转变的严重障碍。

中国传统农学以特有的自然哲学为其指导思想，其优点已如上述；但它没有形成自己的一套严密的精确的概念体系，只能借用哲理性的概念（如"气"、"阴阳"等）阐述农业生产过程的机理。这些概念能较好地反映世间各种事物的统一性及其相互联系和转化，但又是模糊的、多义的，可以在自然与社会、精神与物质、主体与客体之间渗透的。它可以涵容丰富的内容，对各种事物作出左右逢源的解释，这些解释所反映的主要是事物共性的一面，却难以深入反映事物的特性；而且由于给人一种无所不适的满足，也在相当程度上妨碍了进一步的深入探讨。用"气脉"表示土壤肥力性状的可变动性，在先秦时代是一种天才的发现，两千年后仍然是这种解释，就远远不够了。与此相联系，传统农学往往停止在对事物性状的一段的论述，缺乏计量分析和可以计量研究手段，因而也难以有精确的把握。中国古代人民善于观察并且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明清时代有些农学家已经注意到农学研究中的数量关系，但始终没有提高到可控实验的水平，因而传统农学也就不可能获得精确的表现形式。

我国传统农学的发展也经历过"合一分一合"的过程。如先秦的《吕氏春秋·辩土》诸篇是综合性的作物栽培概论，秦汉以后出现了专业性农书，综合性农书也包含了作物栽培和动物饲养的分论，这也是从合到分的过程。但这种"分"，是按生产对象和生产项目的细分，而不是对各种生产因素的深入分析；这种"分"，仍然没有摆脱对实用技术的粘着，在研究手段和理论形态上并没有创新。到了明清时代，传统农学的发展要求在理论上加以总结和提高，这时出现了象明代马一龙《农说》和清代杨灿《知本提纲·农则》这样的农学理论著作。这两部著作虽然对传统的"三才"理论作了进一步的阐述，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观点，并使传统农业技术的原则原理更加条理化和系统化。但从马一龙到杨屾，他们所能运用的理论武器仍然是传统的阴阳五行说。如马一龙试图用阴阳消长解释气候季节的变化，解释农作物的生长、发育、成熟、死亡，以至解释各种农业技术。这种理论强调了农作物生长和环境条件密不可分的关系，强调了农作物生长过程中存在相互依存的矛盾的两个方面，一定程度反映作物的生长规律，但它毕竟是一种抽象、笼统的原则，完全没有深入到生物体内部，完全没有涉及农作物从开花到结实这一关键时期的细节，因而不可能对农作物的生命过程作出科学的解释。面对着复杂的农业生态系统和丰富多彩的农业技术，这种抽象的、只反映宇宙事物间某些共性的阴阳学说显得无能为力。当马一龙用它解释具体生产技术时，有时难免以偏概全，削足适履，甚至用主观臆想代替客观事实。不能说马一龙和杨屾用阴阳五行学说阐述农业生产原理取得了完全的成功。

欧洲中世纪的农业技术是远远落后于我国的；但他们有希腊、罗马时期遗留下来的为求知而独立探索的传统，有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体系，他们的思维方式虽拙于综合而长于分析。文艺复兴以来，理性精神昂扬，逐渐形成了建立在可控实验基础上的近代科学。相当于明末清初的十七、十八世纪的欧洲，在农业技术上虽然仍然落后于我国，但在农业实用技术之外已出现了重大的突破。当时已发明了光学显微镜，并用它发现了细胞，观察研究了植物的授精过程，揭示了生物生命过程的奥秘，从而酝酿着生物学和农学的飞跃发展。而同时期的中国农学却没有出现新的理论和研究手段。与西欧同时期相比，中国传统农学的基础学科，尤其是生物学显然是落伍了。我国传统农学落后于西方，也正是从这里开始的。

七、农业现代化与中国农学史研究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在关于中国农业现代化道路的讨论中，如何对待中国的传统农业和传统农业科学技术，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当时从美国引进了成套大型农业机械化设备，在东北的三江平原进行大规模的农业现代化的试验，在一些同志中产生了盲目乐观的情绪，以为中国的农业问题依靠引进西方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就可以解决，传统的精耕细作的农业科学技术已经过时了。中国农业精耕细作的优良传统在农业现代化中还有没有它的地位，一时成了问题。在这次讨论中，绝大多数农史研究者都对此作了肯定的回答。八十年代中期，党中央明确指出，在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学习和引进国外的先进农业科学技术必须与我国精耕细作的优良传统相结合。在中央这一方针制定的过程中，农史工作者的研究和论辩是起了作用的。

事情其实是很明白的。农业科学技术是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人民根据不同的自然和社会条件在世代传承中创造出来的，包含了该民族对当地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的深刻理解，具有明显的地区性和民族性，是不可能轻易地被抛弃或割断的。我们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需要学习和引进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但这种引进必须考虑本国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必须与民族传统相结合。我国传统农学精耕细作的传统，不但创造了历史的辉煌，而且在今天的农业生产的发展中仍然发挥着重要的积极作用。在我国人多地少、耕地后备资源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依靠精耕细作，努力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仍然是发展农业生产唯一正确的选择。扩大一点说，世界人口总是不断增加，而耕地却不可能无限的开垦，所以从总体看，世界农业必然是要走集约经营、精耕细作、提高单产的道路的。上文说过，中国历史上长期农业实践中所形成的"三才"理论及其所体现的有机统一的自然观，是比较符合作为自然再生产和社会再生产统一的农业的本质的，因而也在相当程度上是符合农业发展的方向。西方现代农业虽然应用近代自然科学的成果取得重大的成就，但西方近代自然科学是把自然界分解成各个部分进行研究的结果，对事物之间的联系注意不够。因此，西方现代农业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农业的本性。二十世纪后半期以来，环境污染、水土流失、病虫害抗性增加、能源过分消耗、"投入-产出比"下降等弊端已日益暴露，引起西方学者的反思，并重视从中国传统农业和传统农学获取启示，以寻找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传统农学所包含的合理因素、价值和生命力再次显露出来。在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应该把中国传统农学中的优良传统与西方现代先进的科学技术结合起来，取长补短，建设更新、更高的现代农学。

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那次大讨论以来，形势的发展给农业工作者和农史工作者提出的问题，已经不是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要不要继承传统农业科学技术的优良传统，而是在农业现代化中如何保存传统农业科学技术中有价值的东西？现在，现代化的浪潮、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浪潮汹涌澎湃，传统文化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在这个浪潮面前，许多传统的东西，或者迅速消失，或者严重变形，达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地步。传统农业科学技术也同样面临严峻的形势。应该指出，传统农业科学技术中有些东西在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消失或发生变化是不可避免的。例如传统农业科学技术重视中耕，讲求"锄不厌数"，为此要投入大量的劳动力；现在农民劳动的门路多了，劳动力值钱了，不少地方采用了除草剂，传统的中耕技术就不可能按老样子维持下去了。又如传统农业科学技术有一套整理秧田，培育壮秧的精细技术和理论，但现在推广抛秧技术，这一套就派不上用场了。大体说来，凡是与多劳集约相联系的技术，或迟或早要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消失或改变形态。现在的问题是要防止玉石俱焚，防止在现代化浪潮中把传统中有价值的东西毁掉，这些东西一旦毁掉，就可能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在这样的大形势之下，在即将到来的新世纪中，中国农学史学科将如何发展？中国农学史研究者应该怎么办？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我们认为，起码有如下三个方面的工作是我们应该努力去做的。

第一，认真开展与社会、文化、生态等领域相结合的农学史研究。当前，在现代化过程中，人类在经济取得迅猛发展，但同时也出现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和环境问题，对人类社会造成了现实的或潜在的威胁；因此，经济与社会文化的协调发展，人和自然的协调发展，日益为人类所关注。凡此种种，使得综合性研究成为科学发展的不可抗拒的潮流；与此相伴随的则是不同学科理论与方法交叉融合的趋向。例如，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交叉的"科学、技术与社会"（STS）已经迅速成为一个新兴的专门研究领域。在这种情况下，农学史研究更应注意经济与社会、文化、自然诸因素的相互关系及其长期发展趋势的考察，而不能孤立进行。所谓农学史的"外史"，就是从农学与社会、自然的相互关联中去研究它的发展。"外史"的研究已经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但如何把"外史"与"内史"有机地结合起来，仍然需要继续努力。而农学发展与社会变迁的关系，农学发展与环境变迁的关系，农学发展与文化发展的关系等，仍然有许多值得深入探索的专门领域。例如，中国传统农业和传统农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和根抵；过去，无论是研究文化史的学者，或是研究农学史的学者，对这个问题是注意不够的。如前所述，中国传统农学的重要特点是以富于哲理的思想为其统率，这种农学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传统的思维方式关系非常密切；在这方面还有许多问题值得探讨。只有把传统农学的研究与社会文化的分析结合起来，才能深刻揭示农学发展和变化的规律；才能进一步弄清在现代化条件下，传统农学中哪些东西应予继承，哪些东西必需改变；而继承的依据、改变的方向又是什么。从文化学的视角研究农学史，还有一个应予重视的课题，这就是国内各民族各地区农业文化的交流、中外农业文化的交流和近现代中西农学的交汇；这些问题的研究，迄今仍然是比较初步的。

农作物的发展史篇12

On the Agricultural Achievement in Qing Dynasty

Abstract:From many aspects such as the land productivity, the grain yield per mu，the new production division，the ecological agriculture，the agronomy work and the populations supported by agriculture，etc，this paper tries to expound the fact of the agronomy achievement in Qing Dynasty, and points out its position in the history of developing in Chinese and global agriculture. Meanwhile, the reason why the farm implement was not developed and the labor productivity was not high in Qing Dynasty was analyzed in the paper.

Key words: The agriculture of the Qing Dynasty; Agriculture achievement

农业是农业 社会 中最基本的生产部门，同时也是农业社会的 经济 基础。农业的兴衰是农业社会中经济兴衰的直接标志。本着这种认识，作者认为考察清代的农业成就，对于了解清代的经济发展是有重要意义的。

本文所说的农业成就是指清代的农业技术和农业经济超越前代的水平而言的，也是和同时期西方国家农业发展水平相比较而言的，并不是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清代的农业。

一、 清代农业的成就

（一）土地利用率的空前提高

清代土地利用率的提高同耕作制度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具体表现一是从清以前的一年一熟制，发展成了二年三熟制，一年二熟制，一年三熟制。二是耕作制的发展遍及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和闽广地区，是一种全国范围的变化；这种全国范围出现高复种指数的大变化，在 中国 历史 上是从未有过的。

清代由于人多地少矛盾的加剧，农作物种类和品种的增加，以及栽培技术的发展，从而促成了耕作制度的大发展。耕作制度发展的具体情况如下：

1.黄河中下游的二年三熟制

2.长江流域的一年二熟制

长江流域的一年二熟制有二种形式，一是水稻同旱作物一年二熟，二是种植双季稻。稻与旱作物一年二熟制，形式多种多样，其中又以稻麦复种为主，这是利用稻田秋后空闲的时机，种植冬作物，以提高土地利用率的一种办法。清代这种耕作制度在长江流域分布极广，浙江、江苏、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四川等省都有，成为这些省份利用冬闲田的一种主要方式。

双季稻是长江流域又一种重要的耕作制。双季稻在历史上主要分布于闽广地区，到清代才发展到长江中下游。清·道光时人李彦章在《江南催耕课稻编》中说：“以余所知，浙东、闽南、广东、广西，及江西、安徽，岁种再熟田居其大半，近闻两湖、四川在在亦渐艺此。”表明到十九世纪中叶,双季稻已发展到长江流域各省。笔者又查考了长江流域的方志,查到有51个县有双季稻种植的记载，其中只有二个县是明代开始种双季稻的，其他49个州县都是到清代才具有双季稻的记载，说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双季稻绝大多数是在清代发展起来的[4]。

3.闽广地区的二熟制和三熟制

至于珠江流域(包括福建)的三熟制则完全是清代发展起来的一种耕作制度，它包括三季稻、稻稻麦、稻稻菜、稻稻烟、烟稻瓜、稻豆麦等多种三熟制的种植方式。分布的地区包括，福建的福州、台湾、临汀，广东的广州、嘉应、新会等地[7]。

清代多熟制的发展和推广，带来了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

两湖地区，乾隆时稻麦二熟制已经普及，据记载“种麦之田十居七八。”[8]江西赣州是个双季稻地区，康熙时“田种翻稻者十之二。”[9]山东是一个二年三熟制地区，据有的学者 研究 ，复种率达25％，由此可见多熟制的推行，土地利用率在不同地区分别提高了20～80％。扩大复种面积是相当可观的。

*本文根据作者2004年4月在南京农业大学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所作的学术报告整理。

[1] 清·祁隽《马首农言》。

[2] 清·吴树声《沂水桑麻话》。

[3] 清·《凤台县志·食货》。

[4] 拙作《明清农业史》（待出版）。

[5] 东汉·杨孚《异物志》：“稻交趾冬又种，农者一岁再种。”

[6] 拙著《明清农业史》（待出版）。

[7] 拙著《明清农业史》（待出版）。

[8] 《孙文宅公奏疏》卷八，“请开曲麦疏”。

[9] 乾隆《会昌县志》。

（二）提高了粮食亩产量，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粮食不足的矛盾

由此可见清代多熟制的推广，取得的效益是十分可观的。

（二）粮食亩产量达到超历史生产水平

粮食亩产量是经济因素和技术因素综合利用的结果，所以亩产量的高低，可视为衡量一个历史时期农业生产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

关于我国历代的粮食亩产量，不少学者都作过研究，虽然具体的产量数字，不同学者得出的数字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一致的，即清代（前期）的粮食亩产量都高于历史上的各个时期。现以吴慧的研究为例来说明。据研究，秦汉时我国的亩产量为264市斤／市亩，唐代是334市斤／市亩，清以前亩产量最高是明代，为346市斤／市亩，清代的亩产量达到了374市斤／市亩，分别比汉代增加了41.6％，比唐代增代11.9％，比明的亩产量高了8％，清代是历史上亩产量最高的一个历史时期。

中国历代粮食亩产量

资料来源：吴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农业出版社，1985年，括弧内为笔者校正数字。

（三）新产业部门的建立

中国的传统农业是耕织结合、自给自足的 自然 经济。这种农业生产 内容 单一，生产范围狭小。明清时期由于自然经济的逐步解体和商品经济渗入到农业生产，从而出现了一些新的产业部门，据初步统计，约有13个之多。这些新的生产部门包括植棉业、棉纺织业、桑秧业、蚕种业、柞蚕业、丝织业、烟草业、蔗糖业、养珠业、养蜂业、渔苗业、海洋渔业、花卉业等，其中海洋渔业在东南沿海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说：“海民生理半年生计在田半年生计在海，故稻不收谓之田荒，鱼不收谓之海荒。”这些新的产业部门，有的在明代中期已经出现，但大部分形成于清代，由于新产业部门的建立，这就大大丰富了农业生产的内容，扩大了农业生产的范围，标志着清代的农业生产的新发展。

（四）生态农业的创立

（五）农学的发展

其次表现在农学研究的内容有了新的发展。蝗虫是我国古代主要的自然灾害之一，在历史上只有宋代的董煟写过2本有关治蝗的著作，清代随着蝗灾的严重，研究治蝗的著作不断出现，保留至今的治蝗书，至少还有26部，清代成为我国研究治蝗技术最发达的一个时期。

对农作物的研究，也是清代农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其中对于外来作物如番薯、棉花、烟草等的研究，清代的学者，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他们写下了3部番薯著作，11部棉花著作，10部烟草著作，其中对棉花、烟草的研究都是开创性的工作，从而为我国传统农学研究外来作物填补了空白。

此外对于野蚕的系统研究，也是从清代开始的。尽管野蚕汉代已见记载，但很长时间中没有人作过系统的研究，清代的学者在关注桑蚕的同时，也注意了野蚕的研究，并写下了18部野蚕著作，这也是清代农学中的重要成就之一。

上述列举的事实说明，清代在农学上取得的成就是相当巨大的。

[1] 李翊《戒庵老人漫笔》。

[2] 同治《高明县志》。

清代农学著作统计表

资料来源：《中国农业百科全书·农业历史卷》474－486页。

（六）创造了以少量耕地养活大量人口的记录

按照我国史书记载，在明代以前，我国人口都没有超过六千万，明代开始达到一亿几千万，也就是说，明代以前，我国农业生产最高只达到维持六千万人生活的水平，到明代开始提高到维持一亿几千万人。清代我国人口进一步发展到三亿至四亿。这表明农业生产已达到了养活三亿至四亿人口的水平，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

二、对一些 问题 的看法

（一）怎样看待清代的农具没有 发展 的问题

农具没有发展，能说农业有发展吗？我们认为这是两个问题，尽管二者有联系。推动农业发展条件是多方面的，除了农具以外，还有肥料、水利、品种、技术等因素，不能用农具有没有发展，作为衡量农业生产有否发展的唯一条件。

清代农具没有发展是有多方面的原因的：一，清代以前创造的传统农具，都是适应个体小农经营的农具，到明清时期，这些农具仍适应个体农民的 经济 水平，能满足在农业生产上的需要，客观上没有需求，因而阻止了人们的创造。二，明清以前创造的农具，都是以人力、畜力、水力、风力为动力的铁木工具。农具的进一步发展是以蒸汽、电力为动力，以及使用合金钢和许多 现代 科学 技术，这个条件当时的 中国 是不存在的。同时，农田的零星分散，农民的贫困和缺少科学文化知识等原因也阻碍农具的改良。由此可见，清代农具没有发展，是受整个 社会 的经济、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制约的，不只是农业本身的问题。但一如上述，农具的停滞并没有阻碍这一时期农业的发展。

（二）如何看待清代的农业劳动生产率问题

[1] 《礼记·王制》；《孟子·万章下》；《吕氏春秋·上农》。

[2] 《切问斋文钞》卷十五“财赋”一。

三、清代农业在中外农业史上的地位

（一）在中国农业发展史上的地位

清代是中国农业生产最发达的时期之一。乾隆时，中国人口已达3亿。当时全世界有9亿人口，中国的农业养活了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这在中国农业发展史上是从未出现过的。

清代是我国传统农业技术发展的新阶段，在清代以前，我国的传统农业技术有过二次发展，一是在两汉时期，由于开发黄河流域干旱和半干旱地区，开成了以抗旱保墒为主要 内容 的北方旱地农业技术。二是在唐宋 时代 ，由于开发长江流域低洼沼泽地区，形成了以防旱、排涝为内容的南方水田农业技术。可见，清以前的农业技术，重心都在于开发、利用黄河、长江流域的土地。即是以扩大耕地面积来发展生产，清代由于农区的耕地已开垦殆尽，人们便想尽办法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来发展生产，创造了集约经营，多熟种植的精耕细作农业。这是我国农业生产技术从以扩大耕地面积来提高产量为主，转入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为主来发展生产的重要历史时期，是我国农业技术的新的发展。

（二）在世界农业发展史上的地位

清代乾隆时期，即十八世纪，中国仍是世界上农业最发达的国家。英国学者亚·沃尔夫（Abraham Wolf）在他的名著《十八世纪科学、技术和 哲学 史》中说，十八世纪西欧的农业，在耕作制方面，开始从两圃制、三圃制发展到诺福克轮作制，即四区轮作制，土地利用率从50％、66％提高到100％；在农具方面，耕作农具从6－8头牛拉动的轮犁，发展到二匹马拉动的木犁。播种农具，由手工播种，发展到畜力条播机[1]。

这说明，清代除劳动生产率不如西方高以外，其他的指标都高于西方或等同于西方，清代的农业在十八世纪时并不比西方落后。对此，国外的学者也都认为，十八世纪的中国农业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最发达的农业。

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经济系赵冈教授在《重新评价中国历史上的小农经济》一文中说：“与欧洲比较，直到明清为止，中国的农业生产是最先进的，产量遥遥领先于欧洲，……比起欧洲的庄园制度，效率高出许多。”[4]

法国著名的汉学家谢和奈在《中国社会史》中也说：“中国农业于18世纪达到其发展的最高水平，由于该国的农业技术，作物品种的多样化和单位面积的产量，其农业看来是近代农业科学出现以前历史上最科学和最发达者，……与此形成鲜明圣对照的是，同时代的许多欧洲地区的农业可能显得特别落后。”[5]

事实说明，到清乾隆时期，中国的农业在世界上还是相当先进和发达的，清前期的 政治 改革也是有成效的，中国农业的落后是十九世纪时的事，这个问题只能留待以后来讨论了。

[参 考 文 献]

[1]中国农业百科全书·农业历史卷[M].北京:农业出版社,1995.

[2]亚·沃尔夫.十八世纪科学、技术、哲学史[M].周昌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3]戴逸.十八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导言卷[M].沈阳:辽海出版社,1999.

[4]郝使君,等.中国500年比较[M]. 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1996.

[5]赵冈.重新评价中国历史上的小农经济[J].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1).

[6]谢和耐.中国社会史[M].耿昇,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

[2] 《赴华使团》，转引自载逸《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导言卷》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