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合集12篇
医学篇1
时至今日，随着对西方科学文化产生的一系列误区的深入认识，中医学在医学实践中的特殊的、基本的疗效被肯定，中医学也日渐受到重视。但是，对中医学的肯定仍然是在经验论的层次上，远没有在哲学理性上实现自为而自在的统一。尤其对于解决这一已经产生了几千年的中医文化的继续发展的理路问题而言，就更需要哲学的根据和支持。
问题表明，对中医学的正确认识及其发展理路的研究，首先需要中医哲学的研究作为基础。然而，以我们已经熟悉并习以为常运用于思想的西方哲学思维进行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是不能产生正确的结果的。以西方哲学的模式为坐标系进行中医学的研究，其结果只能是南辕北辙。正确的方法是，应对中国文化之所以能产生中医学的哲学思想进行发掘，进而研究中医学的科学性，以对中医学的发展方向作出推定。这些是研究中医学发展应解决的基础理论问题，应当成为一切关心中医学发展的学者应投以相当大的精力进行研究的问题。
但是，对于中医学发展方向的困惑而言，面对的问题既是中医哲学带来的也是以哲学对中医学提出的本体论承诺出现的。这表现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中医学学科的科学性及其产生的哲学基础与我们所熟知并运用自如的现代科学和哲学对其进行研究而产生的误区，另一方面则要求中医学本身能证明自身的科学性和哲学基础，即中医学的学科性在本体论哲学的支持下表明其科学形式与哲学方式的统一──中医学是中国哲学形而中论的自在自为的统一。
就中国哲学的基本原理进行研究，其表明的哲学原理与中医学有怎样的相关性以及中医学表现出怎样的规律，是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哲学和中医学的关系，表明了中医学的思维方式在与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的统一性中展示出的科学上和文化上的重要意义。如果说由于中国文化的哲学基础生成了中医学的学科形式，从而表明了中国文化的一以贯之的理论特点，那么，中医学就在其内容和形式中展现出的基本规律将代表中国文化和哲学的基本形式。因此，应当说，进行中国哲学研究──真正想探索中国哲学奥秘、并认为中国哲学是不同于西方哲学的、具有独立的哲学形式，就应在《周易》、《道德经》和《内经》及《论语》等儒家和道学经典的研究上下功夫，这是研究中国哲学的基本方法，同样，这也是研究中医哲学的基本方法。
对中医学的哲学思维进行的研究，以发现其基本规律，这是中医学的基础理论问题，这已成为现代以来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由于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产生的“全盘西化”、西体西用的理性进路，所以，目前的研究结果表明，和以西方哲学推定中国哲学的研究一样，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无不是以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及科学模式对中医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及科学模式进行西化式的推定。从产生的研究结果而言，由于脱离了自在的中国文化的基础──中国文化对哲学的承诺及其原理的推定，应当认为这些推定的结果根本不是中国哲学或中医哲学的本来面目，而只是西方哲学和西医学对中医学理论的异化。
如果承认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并且承认中国文化的形式具有独立性──中医学也因此具有完全不同于西方医学的形式，那么，对生成中医学的哲学思维及其基本规律的研究只能是对中国文化研究的自在的哲学反思──哲学的承诺和推定的统一并进行推定的结果。生成文化的历史和逻辑只能是历史和逻辑在文化形式中的统一。所以，对生成文化的哲学基础进行推定，只能是由文化所承诺的哲学──哲学所能推定的文化形式在哲学形式上的统一。哲学在文化母体的自在性，使其被文化所承诺和推定，而不可能以任何外来文化所承诺的哲学进行推定。以西方哲学进行的推定，只是一种比较意义上的诠释，哲学的比较不具有本体论承诺和推定的统一性，本体是自身的逻辑推定。尤其是西方哲学在当代的进展产生了分析哲学和解释学，其理路表明的逻辑和形式对思维的限定，使对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运用产生了严格的限定。西方文化的内在结构──被语言和文字及形式逻辑所限定，就其文化形式内部所进行的历史文本的解释──以其自在的语言系统和思维方式对文本所进行的解释，不可能达到本来的意义。既然对自在的文化的解释呈现出重重困难，使西方文化自在的文字和语言本身所进行的解释都不具备其文本意义，何以能用西方的哲学原理和学科形式对中国的文化和哲学进行解释呢？真不理解当代中国学界何以能用西体西用的方法论进行中国文化的研究，并自以为是的认为发现了中国文化的“基本规律”。当以中国哲学自在的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与这些“基本规律”（例如辩证法）进行比较后，就会发现中西文化是截然不同的形式，就思维方式的基本性而言，中西文化不能在形式和内容上进行简单的类比和实现哲学思维方式的统一。因此，就中国哲学的研究而言，只能用承诺推定法进行哲学的外化。承诺推定法表明的哲学思维与文化形式的统一性表明，任何一种独立的文化是其自在的哲学思维所产生的结果，因此,中国文化的形式和内容只能是自在的中国哲学思维产生的结果。
所以，对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是以哲学的承诺和推定法进行的研究。由于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和基本规律只能在中国文化的母体中寻求，所以，这种研究只能是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这一研究还必然包括：中医学的哲学究竟是什么形式的？与中国哲学的关系是怎样的？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表明，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形成中医学的哲学基础问题。显然，在这一研究进路中，将同时构成对中国哲学及文化的反思。我在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中，以《时空统一论》⑴的哲学原理对中国的知识系统进行承诺推定法的研究反思，发现在中国文化的知识形式中，《易经》是中国哲学的基础，而中医学是运用中国哲学思维所产生的成熟的科学形式，也可以这样认为，从中医学中可以反映出中国哲学的本质性，所谓“医易相通”是也。那么，中国哲学的本质性与中医学的统一是以怎样的原理表现出来的？这是研究中医学的哲学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所以，研究中医学的哲学规律首要的是用哲学的承诺推定法把《易经》的思维方式外化为哲学的形式。我对《易经》的思维方式进行外化为哲学形式的工作是以“时空统一论”的哲学原理对《易经》之“卦”的研究中作出的，并以形而中论⑵的哲学原理进行了对中国哲学的概括，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及思维方式表明，时空对应的认识论原理、对应和中的方法论原理、中和统一的时空本体论是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因此，中医学能否反映出这三个基本规律就成为承诺和推定中医哲学的基本工作。
从中医学的基本原理中抽象出一般的思维方式并对其进行与中国哲学原理的整合是这一研究工作的组成部分。由于中医学的思维方式与《易经》统一，所以历代中医学者对“医易相通”的哲学问题都有相当深刻的理解，例如，清代名医章虚谷说:“诗、书、春秋，论世间事迹，褒君子，贬小人，以明治乱之所由，原非论阴阳之理者。《易》象表阴阳进退消长之理，儒者用喻世事治乱事之道。……故易为大道之源，医理、儒理俱在其中，《易·辞》为儒者之言，可用治世，不可治病也。……概医明大道之一截，易明大道之全体，医书岂真与易书比哉？医经与易经，体同而用异，拙集屡申其义矣。即将先天后天打作两橛，遂有一橛截全体之见，而不识其体用所在也。圣人韦编读易，不闻读医，假年学易，不闻学医，盖以此也。圣人为治世之大道，不为治病之小道，故言某未达不敢当。然道之用有大小，而其体一也。其所系之重，犹先于大道，何故？盖有性命而后有道德功业。保性命者，医道也。其理与《易经》同出阴阳太极之源，故体同而用异也。”（《章虚谷：《医门棒喝·论易理》）显然，章虚谷对《易经》和医经的哲学关系的认识是深刻的。由于中国哲学的外化是当代哲学的研究任务，因此，和所有对“医易相通”有相当深刻认识的?糯д咭谎庖谎芯渴且浴兑拙纷栽诘恼苎嘉某信岛屯贫ú⒁酝饣男问讲椭幸窖У恼苎嘉摹?/P>
笔者以形而中论对中国哲学所作的概括，就是上述研究方法的结果。既然中医学的哲学基础是形而中论的统一，那么，中医学在形而中论哲学思维中生成的基本规律是怎样的形式、以及这些基本规律对中医学发展的基本意义之所在就成为中医哲学研究的重要的价值论承诺。
《周易》和《道德经》及《内经》的哲学思维对当代的哲学发展及对中医学的继续进步将有极重要的意义。这已在近年的中国文化热中显见端倪。笔者在对人存在的本质性问题的研究中，结合西方哲学中的问题，以哲学的承诺推定法对《周易》的道器之论之承诺，推定出形而中论的哲学。形而中论的哲学认为，人对存在的认识，是以形作为主体认识、并区分为形上之道和形下之器，人的存在形式和主体地位实际上是世界存在形式中的形上和形下的中和者也，因此，人是存在的形而中者。人以时空的方式建立起对形的认识，因此，形而中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是建立在时空的本体论基础上，并且与中医学的时空观统一。所以，形而中论的哲学体系能很好的解决一系列重大的中医学哲学问题。
二、医易相通
随着世界学术界对《周易》研究的关注，“医易相通”作为中国古代学术史上重要的哲学命题，在当代尤为引起重视。“医易相通”的承诺表明，其不朽的意义和学术魅力发生于对人类生命本体的哲学思考和推定。“医易相通”概括了易学的哲学思维作为中医学理论基础的基本特点，其不但表现出易学的博大精深，同时也说明了中医学理论基础一以贯之的哲学内涵。显然，从内容到形式作出的分析都表明中医学理论基础的易学哲学性质。《周易》的形而中论的哲学制式，表明其哲学思维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哲学思维。就医学的作用和价值而言，中医和西医这两种不同的医学理论和实践特点表明了其起源于两种不同的哲学思维，从对存在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及其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不同，使其各自承诺不同的价值及推定出不同的概念范畴和理论体系。对主体存在本质的不同认识，使其对生命形式本体的认同形成不同的医学观念，在此基础上的发展，使我们看到了人类对生命的不同理解并表明在历史形式中和由此产生的现实问题──中医和西医展现在历史中的不同的逻辑理路和学科建构。
然而，对当代人类社会的存在而言，就哲学的层次上推定人类的存在形式，不能不认为虽然有西方自然科学近三百年来的主导和促进，但是，人类就基本的存在问题而言，尤其是生命的本质性问题，还是作为一个亘古常新的课题困扰着人们的理性。近现代表现出所谓的人类进步绝大部分是在其表象上，而不是表现在人类生存本质上的进步，可以说，到目前为止，人类是在其自为的异化形式下存在，对人类的理性的理想形式而言，自为的对自在的超越──自为的达到生命的更高的存在形式──实现自为自在的生命存在形式，显然，人类的存在现状表明，人类还远远没有达到这一目标。
因此，当西方科学模式对人们所期望解决的终极关怀问题不但没有解决，而且又由此产生了严重的可持续性发展问题时，人们已经显得彷惶不安，尤其是自然科学产生的负面价值引起人们的反思时，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和文化思潮应运而生。可以说，后现代主义思潮表明的对理性否定的坚决性已经成为困惑西方文化及科学理性的重大问题。一些思想家把力图走出误区的方法寄托于中国文化时，中国的《周易》就不失时机的又一次成为显学。对中医哲学的研究而言，面对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当企图再以西方哲学的制式推定中国文化时，无疑是当头棒喝。在这种形势下，对于中医哲学研究而言，许多学者不约而同的想到了“医易相通”的古老命题。所以“易学热”也把中医哲学带入其中。但是，就其以“医易相通”为命题产生的研究结果而言，却令人倍感失望，因为其产生的结论，无不带有西方哲学的“前见”。问题表明，因为《周易》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与中医学的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统一性，使之用西方哲学的制式不可能正确的推定中医哲学。中医哲学由《周易》的哲学制式所推定，这是应当首先明确的问题。
显然，后现代主义表现出的西方哲学的多元性及其带来价值取向的多元性对理性的异化是显而易见的。即使在当代中国，也随处可见西方文化的哲学、科学和宗教以各自的价值承诺带给人们存在方式的异化。以《周易》为基础的中国哲学的一以贯之，不但使“医易相通”，而且使《周易》与中国古代科学相通、《周易》与宗教相通，《周易》因此成为中国文化的基石。可以说，综观人类文明的几大形式，没有任何一个文明能像中国文明那样能够锦延不绝，持续发展并表现出文化的稳定性。西方哲学表明，就哲学问题及其表现出的多元性而言，西方哲学家们在近代和当代由于他们内在哲学传统思维形式的形式化限定使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显得无能为力，最终以据斥形而上学作为西方哲学的终结。然而，问题却没有解决，问题伴随着其造成人类存在的异化在当代使人们终于注意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优越性。但是，由于中西方哲学思维巨大的差异性，所以尽管《周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但是，由于西方哲学及科学和宗教是对存在形式化的结果，所以，不能将《周易》与西方文化及哲学作简单的类比，例如我们看到的把《周易》比附为科学或者把西方的思想文化的成果认定为在《周易》中早已有之那样。形而中论表明，《周易》的重要贡献是其哲学的本体论思想，在这方面，同样不能与西方哲学的本体论作简单的比附。对西方哲学的形式化而言，《周易》哲学是内化的，因此，把《周易》哲学作为明确的形式外化出来，是一项历史性的任务，《周易》哲学的外化将带来人类哲学及存在形式的空前革命。
《周易》和中医学的学科形式表明，其属于不同的知识形式和结构，之所以称为“医易相通”，是指其作为共同的哲学本体而言的，具体讲，《周易》的哲学思维是中医学的基础，易道广大使中医学与《周易》在“道”的层次上相通。因此，对道的理解问题成为医易相通的哲学问题。这属于哲学层次的问题，在中国的学术史中被历代学者所重视，在基本方面提高了《周易》群经之首的学术地位，但是，在西学倡兴的当代，则带来了更重要的问题，这就是，以《周易》为首的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关系和相互的哲学承诺，成为人类文化交融中的问题，尤其是人类发现其自身历史的和社会的、群体的和个体的行为方式所引起的价值失衡，使之把自身的本质作为反思的对象时，以《周易》为代表的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就又一次为人类提供了她深沉的思想。
所有人类存在的问题表明，其中最重要的，能引发出其他所有问题的都应归结为一个基本问题──这就是所谓的终极关怀问题，“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表明了其与西方医学和哲学的截然不同的本体观──而西方哲学对终极关怀的无能为力在后现代主义哲学中已经充分的暴露无遗。中医学家、道家及道教学者在对“医易相通”的基础上和以自身的医疗及修炼实践中形成的中国生命科学关于人的本质和应达到的存在方式，解决了终极关怀问题。中国的生命科学表明，“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和推定与《周易》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说卦传》）终极关怀的价值论承诺的统一，是“医易相通”的重要表现形式。
关于“医易相通”的基本原理，在中医学的基本理论方面，在中医学的发展过程中，张介宾的论述简要而精到的指出了“医易相通”的基本意义。他说:“宾偿闻之孙真人曰：不知易，不足以言太医，每窃疑焉。以为易之为书，在开务成务，知来常往；而医之为道，则调元赞化，起死回生，其义似殊，其用似异。且医有内经，何借于易，舍近求远，奚必其然？而今也年逾不惑，学到知羞，方克渐悟。方知天地之道，以阴阳二气造化万物；人身之理，以阴阳二气而长养百骇。易者，易也，具阴阳动静之妙；医者，意也，合阴阳消长之机。虽阴阳已备于内经，而变化莫大乎周易。故曰：天人一理者，一此阴阳也；医易同原者，同此变化也。岂非医易相通，理无二致，可以医而不知易乎？”又说：“神莫神于易，易莫易于医，欲赅医易，理之阴阳。故天下之万声，出于一阖一辟；天下之万数，出于一奇一偶；天下之万理，出于一动一静；天下之万象，出于一方一圆也。方圆也，动静也，奇偶也，阖辟也，总不出乎一与二也”、“予故曰：易具医之理，医得易之用。学医不知易，必谓医学无难，如斯而已也，抑熟知目视者有所不见，耳听者有所不闻，终不免一曲之陋。知易不知医，必谓易理深玄，渺茫难用也，又何异畏寒者得裘不衣，畏饥者得?皇常上Я舜砉舜松H辉蛞讲豢梢晕抟祝撞豢梢晕抟剑枘芗蚨兄蛞字浠龊跆欤街擞糜珊跷摇！?/P>
上论表明，张介宾非常精练的总结了“医易相通”的基本意义。把医学和易学在天地万物存在的基本层次上统一起来，使之形成易体医用、体用不二的一元论哲学思维，是中国哲学和医学上的重要思想。
总结前人在“医易相通”方面的研究，应当认为《周易》对中医基础理论的影响是重大的。《周易》是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其具体影响了中医学的脏腑理论、经络理论、阴阳气血理论、病理病机理论、诊断理论、治疗理论、方剂学和本草理论。而在当代具有重要作用的是其在生命科学领域内的具体运用──“气功”理论成功的运用易理，可以作为“医易相通”最好说明。
以当代的哲学观推定“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必然要求从哲学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层次分析《周易》对中医学的影响。《周易》的阴阳之论表明，阴阳之道是时间和空间产生的并由主体承诺和推定的形式，其表明本体是时空的阴阳变化生成的存在。阴阳之道的推定是主体所能发现本体存在之为存在的基本方式。就本体而言，《易传》认为：“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所以，阴阳能对人体的存在发生生命的本质性作用是因为时空的本体性，而这种本体性作用与主体性方式的正确统一，是在主体的形而中的方式性中产生的正确推定。形而中的方式性由“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易传》）的命题承诺和推定。人作为一种存在，本身是属于《周易》哲学推定的哪一种形式呢？人是什么呢？这些问题的存在使人的存在方式成为哲学所关心的也必须给预回答的主体论哲学承诺和形式推定的重要问题。但在《周易》哲学中，是不作为问题的，因为结论已经内化于“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承诺之中。所以。对应于西方哲学的主体论承诺而言，《周易》对这一问题没有作出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因此，在研究关于人的主体性的中医学中推定这一与《周易》相关的哲学问题，对今天的人类哲学而言是重要的。我认为，《周易》的哲学模式表明，从“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承诺的主体论作出的形式推定，说明了人的主体形式既不属于形上之道，也不属于形下之器，而是属于形而中，即形而中者谓之人。所以，主体被形而中所承诺──人是形而中者也。所谓的形而中者，以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而言，是指人的存在的时空层次和主体意识时空能力的对应和中，通过主体时空方式所能把握主体自身存在和客体存在的形而中的方式，即通过主体的形而中实现对存在──主在和客在的正确认识。
“医易相通”是中国生命科学中的重要命题。“医易相通”的形而中论哲学推定，使主体的生命存在形式成为中国生命科学研究的内容。形而中者谓之人的主体论形式推定，使人的存在是形而中的方式，主体将通过对时空的形而中的方式性实现主体的价值。主体能够适应时空层次，并通过时空阴阳的形而中的自作而把握存在，从而超越生命的时空形式。这是形而中论哲学承诺的生命科学原理。形而中者谓之卦──形而中者谓之人的统一，从而解决了认识论的主体性问题。形而中论哲学表明的认识论本质是：人没有独立的主体性，客观实在也没有独立的客体性，自为是自在的自为，而自在也是自为的自在，世界的时空统一性要求人类把握的世界要成为人在其中的世界，因此，对客观的存在而言，绝没有独立性可言，人的主观存在也绝没有独立性，因此，在方法论上的建构，《周易》之卦是形而上和形而下的统一，形而中论推定的人的存在形式，是形而中的方式性的──-而不是西方哲学的形而下的形式性的存在。因此，以形而中的方式性把握世界，是《周易》对人类哲学发展作出的重要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及方法论方面的贡献，其由形而中的主体方式承诺和推定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生命科学将成为人类科学的终极形式。
在“医易相通”中，以阴阳的概念范畴承诺了哲学认识论。《易传》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阴阳的推定成为中国哲学中的基本概念范畴。在中国文化中，阴阳范畴的具体应用，可谓一以贯之。在中医哲学中，阴阳承诺了哲学本体论的逻辑推定和主体论的形式推定。例如“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凡阴阳之要，阳密乃固”（《素问·生气通天论篇第三》）、“阳生阴长，阳杀阴藏”、“阳化气，阴成形”、“阴在内，阳之守也；阳在外，阴之使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阴中有阴，阳中有阳”（《素问·金匮真言论篇第四》）等等。
张介宾认为：“阴不可以无阳，非气无以生形也；阳不可以无阴，非形无以载气也”（《类经附翼·求正录·真阴论》）；石寿棠认为：“阳不能自立，必得阴而后立，故阳以阴为基，而阴为阳之母，阴不能自见，必待阳而后见，故阴以阳为统，而阳为阴为父”（《医源·阴阳互根论》）；吴谦等认为：“一阴一阳者，天地之道；一开一和者，动静之机”（《医宗金鉴·删补名医方论》卷二·六味地黄丸集注）；郑寿全认为：“人身所恃以立命者，其惟此阳气乎！阳气无伤，百病自然不作，阳气若伤，群阴即起”（《医理真传》卷二·阳虚证问答目录）柯琴认为：“阴阳互为其根，阳中无阴，谓之孤阳；阴中无阳，便是死阴”（《伤寒来苏集·伤寒论注·卷一·伤寒总论》）等等。从上面众多的论述中，可以看出阴阳概念在中医学中的应用是相当广泛而重要，并且在逻辑上是自恰的。如果阴阳的推定方式对人的生命形式的作用是自律的，那么，形而中论哲学的对应和中的推定方式，将使这一自律由主体的自为而实现。这是“医易相通”承诺的中国生命科学自在性的表现。
三、形而中论与中医学
如果把《周易》作为群经之首，那么，中国的哲学原理就应当被《周易》所包容。形而中论对中国哲学的形式化，是以“时空统一论”的哲学原理对《周易》之“卦”的研究而推定为哲学形式的──形而中论是对“卦”的时空本质性研究并以“形而中者谓之卦”的命题产生的哲学原理。关于“形而中者谓之卦”，我已多次进行论证⑴，在这里再简单的作一介绍。“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思维以时空方式生成对存在的认识，中国哲学是以“卦”作为方式的，其中所表明的认识论原理是形而中的方式。这就是说，“卦”是存在与思维的统一方式──存在与思维的对应和中，“卦”是“道”、“器”的对应和中者也。因此，笔者认为“形而中者谓之卦”，这是中国哲学的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重要表现形式。就人存在的本质性而言，因“卦”承诺了主体论及其形式推定，所以，以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统一，就有形而中者谓之人的推定。形而中者谓之人的哲学推定表明，主体的对应和中是外化并推定出形而中论的哲学体系，是由形而中论哲学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与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及价值论承诺和范畴推定的统一而实现的。
笔者在关于《周易》的研究方面，从认识论的角度把“卦”的哲学内涵归结为“形而中者谓之卦”，“卦”的形式为阴阳爻表示的“时”和“空”，由此使“卦”无所不包，“卦”作为万物即形而上的方式和形而下的形式的中和性，推定出“卦”之上的形而上，即“道”，已是方式的存在，而不是形式的存在，由此理解《易》的“太极”，才能推定“太极”承诺的本体。把“太极”以“太极图”和“八卦图”统一的推定，都出于形而中论的哲学推定。具体讲，在“卦”之下，即“器”，是“形式”化所把握的与主体对应的存在，“卦”之上的“太极”或“无”是不能与主体的形式对应的因此是用“方式”所能把握的存在，“卦”是“形式”和“方式”的“中”，“卦”是以“中”的方式推定出“形上”和“形下”的主体形式，因此，方式性的把握本体，即本体不能作为形式推定的存在，本体只能以时空进行方式性的即和中的推定，即以“中”的方式推定形上之道。
下面简单的讨论形而中论的几个基本问题。
1，“卦”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形而上者谓之道”
《周易》的一个基本承诺是关于人作为主体对客观事物的推定方式，即主体的形而中性决定了和中为是。和中为是来源于《周易》的本体论承诺。《易传》中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一阴一阳之谓道”是推定《周易》本体论承诺的依据。一阴一阳者，太极所生之两仪也，故，两仪之所统者，乾、坤者也。关于乾，《周易·乾·彖》说：“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行。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和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关于坤，《周易·坤·彖》说：“至哉坤元，万物资始，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和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马地类，行地无疆，柔顺利贞”。乾坤作为“万物资始”，太极之生也。所以，“太极”作为本体，是形而中对形上之道的的推定方式。
在《周易》的研究中，把本体论的哲学承诺以太极生八卦的方式进行推定和以“太极图”方式的推定，进而以“八卦图”与“太极图”的复合方式的推定，是以“象数”表达《周易》哲学原理的推定方式。“象数”的推定方式有其直观的意义，其中表达出《周易》关于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与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及价值论承诺和范畴推定的统一，这是中国哲学独具特色的方式之一，这一方式也是西方哲学力图达到的一种境界，而中国哲学早在几千年前就已经达到了承诺和推定的统一性。但是，对中国哲学的这种推定方式，却不能以西方哲学的原理去加以理解，因为西方哲学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与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及价值论承诺和范畴推定的逻辑形式是与中国哲学不同的，西方哲学的推定是形式化的制式，而中国哲学是方式化的制式。西方哲学史表明，自亚里士多德以后，以形式化的制式推定本体，产生了西方哲学中的不可克服的本体论困难。
把“太极图”和“八卦图“结合到一起，一般认为这种方式是在朱熹之后才开始的，在此之前即使有太极图，也没有人将其与八卦结合在一起。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开创了这一推定的方式。把两者的结合，即把“太极图”放到“八卦图”的中心，使“八卦图”的推定统一于“太极图”的逻辑推定，这从哲学的承诺和推定而言，“太极图”是中国哲学中的独具特色的方式。由于“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易传》），故在中国哲学没有产生象西方哲学的那种被系统化了的形式和由形式而逻辑的方法。在这方面，中国哲学固然缺少主体形式化制式的推定，因为对这一部分的认识是与主体的形下性关联且发生直接的形式作用因而是不可或缺的部分，正如西方哲学的成就所表明的那样。可是，哲学的发展有它自身的规律，当西方哲学的形式化制式以产生自然科学为主要的成就因此而在继续形式化的努力中却困难重重以此表示出西方哲学的形式化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终结时，以《周易》为代表的方式性的中国哲学制式就必然成为当代哲学进路的新的发展方向。
所以，由于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制式的非统一性，各自的哲学制式只服从自身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用我们已经熟悉了的并“运用自如”的西方哲学的承诺和推定的形式作为研究《周易》的方法，将产生二律悖反的结果。由承诺和推定的制式所决定，一种思想形式的推定制式，只承诺思想制式推定的思想统一性。所以，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承诺与推定的制式是各自不同自在独立的系统。如前所述，对于西方哲学的制式和中国哲学制式进行的研究表明，以承诺推定法对制式的推定将发现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的各自不同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及价值论承诺和范畴推定。由于当代的中国哲学研究没有注意这一问题，使中国的哲学研究产生了严重的误区。
2，“卦”的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形而中者谓之人
由“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承诺的形而中的自在性，推定了形而中者谓之卦，卦由此承诺了哲学的主体论形式。由形而中者谓之卦的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统一，推定出主体的存在形式，即形而中者谓之人。“卦”的推定表明了这样的承诺：卦而上者谓之天，卦而下者谓之地，卦而中者谓之人。显然，这是指对卦象而言：卦之六爻，初、二为地，三、四为人，五、上为天，可见，主体之人为天地之间的中和者也。如果说易有三才之道，即有地道、人道和天道，并且由“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对道的承诺和推定，及其由“卦”来推定主体承诺的方式，那么，主体的存在就只能是形而中者谓之人。
所以，卦而中者谓之用，用而中者谓之真，真而中者谓之得道。由于卦象的中间两爻即三、四爻代表人，使形而中者谓之人的这一哲学推定极其重要，他承诺了主体的能动性。这就是说，在具体的事物中，人完全可以把握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因为任何事物的组成和对此所作的判断都是主体推定的结果，而人要想在事物的发展变化中充分的把握它，应采取的方法是切中事物的中和性，否则，难以掌握对事物的主动权。由于卦而上者谓之天，卦而下者谓之地，又由于“形而下者谓之器”，所以，天和地同为有形之物，人对有形之物的认识和把握是不会超过天和地的。但是，卦而中者谓之用，主体推定的形而中者谓之卦承诺了形而中者谓之人，所以，可以通过卦而推定道。主体要想达到这一高度，就必须使自身在形而中的方式中不能作为独立的主体，人既不是器也不是道，而是道器之中和者也，以此作为主体的形式推定，即实现主体方法论和认识论的的统一，就是所谓用而中者谓之真──真的认识只是中的主体形式，由此推定“形而上者谓之道”。可见，这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中国哲学范畴的体用之论，即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统一。
卦而中者谓之用，是推定“卦”承诺的主体方式。以八经卦相重而成的六十四卦，每一卦都由上卦和下卦组成，易之三才之道，把天、人、地和于卦中，人成为卦的主体论承诺和推定的方式。可见，对于“卦”而言，由“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即由“形”的承诺推定形而中者谓之卦，对于卦所承诺的主体性而言，有“形”承诺的主体的存在方式推定形而中者谓之人；由“卦”的三才之道的承诺，推定卦而中者谓之人。“卦”是“形”的三才之道的“形而中”，人是“卦”的三才之道中和者，由此可知，“卦”和“形”的形而中的统一推定形而中者谓之人，是形而中论哲学体系的核心思想。
形而中者谓之卦，卦而中者谓之用，是主体对事物的对应和中的方式。任何事物，只要主体选择了用的方式，从而为主体服务，就必然有一用的限度──中的制式，如果不顾事物对主体的形而中性，超越中的规律即对应和中的限度，将适得其反。所以，当我们在现实中看到对某一哲学观及方法论崇拜并推到绝对时，不但不是正确的方法，而且，还将由于违背对应和中的规律而带来错误的结果。
所以，由形而中论可以推定西方哲学中的所谓的唯心论和唯物论的哲学误区。尤其当我们以唯心论和唯物论的承诺去推定《周易》的哲学思想时，将失去《周易》的本来面目（实践说明，用这一方法对待问题的研究，给我们的理性带来的困难和在实践中造成的危害实在触目惊心）。以形而中论推定所谓的唯心唯物之争，因为器为物，人为中，心为形而中之心，物为形而中之物，所以，无论唯心和唯物都是形而中的方式，如果能这样推定唯心和唯物，并使其回到形而中，就实现了“天下殊途而同归”（《易传》）的承诺。所以，以中和为方法，可谓主体行之达道也。西方哲学的唯心论和唯物论之争的误区之一是在唯物而器的功利上达到空前的发展，以至于离道越来越远，最终由于物质社会的功利性需要，使之对物质的过度掠夺达到危及人类的生存。
形而中者谓之卦和形而中者谓之人的哲学推定，都是在本体──时间和空间的承诺下推定的结果，因此笔者认为，时间和空间是人类认识的生成方式。（具体见笔者《“卦”的形式及其本体论内涵──兼论《易经》研究的方法》载于段长山主编《现代易学优秀论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十月第一版第599页）
显然，以形而中论作为哲学反思并对中国哲学进行的外化表明，中国哲学是时空对应和中的方式性的形而中论，比较之下，西方哲学是时空对立统一的形式性的“形而上学”，所以，不能以西学东渐而来的对立统一的形式性的哲学命题、形式、概念和范畴阐解对应和中的方式性哲学命题、方式、概念和范畴。“时空统一论”的哲学原理表明，形而中论的方式性能承诺和推定形而下论的形式性，以此显示出形而中论哲学的强大生命力。历史将表明，形而中论哲学将成为二十一世纪之后人类的主导性哲学。由于这一论题不是本文的重点，笔者将另文论证。
正因为形而中论的原理在《周易》的思维方式中自在的应用，所以，作为中国哲学的“医易相通”的命题，使之在中医学别重视对《周易》的研究。皇甫谧说：“伏羲氏首人身，生有圣德，其理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所以六气、六腑、五脏、五行、水火、升降得以有象，百病之理得以类推，炎黄因斯，乃尝味百药而制九针以拯夭枉矣。”（皇甫谧《帝王世纪》）显然，其中对《周易》承诺的哲学思维之自在作用的肯定是相当明确的：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所以能有“所以六气、六腑、五脏、五行、水火、升降得以有象，百病之理得以类推”，是因为医学之理即易学之理，“医易相通”是也。“卦”的形式所以能“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者，“卦”的形而中方式也；而医可对“百病之理得以类推”者，人的形而中存在方式的推定者也。
孙一奎论曰：“是故在造化，则有消息盈虚；在人身，则有虚实顺逆。有消息盈虚，则有范围之道；有虚实顺逆，则有调剂之宜，斯理也，难言也。包牺氏画之，文王篆之，姬公爻之，尼父赞而翼之，黄帝问而歧伯陈之，越人难而诂释之一也。但经于四圣则为《易》，立论于歧黄则为《灵》、《素》，辨难于越人则为《难经》，书有二，而理无二也。知理无二，则之易以道阴阳，而《素问》，而《灵枢》，而《难经》，皆非外阴阳而为教也。《易》理明，则可以范围天地，曲成万物，知乎昼夜，《灵》、《素》、《难经》明，可以节宣化机，理民物，燮札瘥疵疠而登太和。故深于易者，善于医。精于医者，通于《易》。术业有专攻，理无二致也。斯理也，言也，独秉之智不能悟，非独秉之智不能言也。如唐祖师孙思藐者，其洞彻理气合一之旨者欤！其深于《易》而精于医者欤！其具独秉之智者欤！故曰：不知《易》者，不足以言太医。惟会理之精，故立论之确，即通之万世而无弊也。”（孙一奎:《赤水玄珠·医旨绪余》）显然，医易相通，因其哲学之理一也，之所以“斯理也，难言也，非独秉之智不能悟，亦非独秉之智不能言”，易理之形而中也，是故“精于医者，必通于《易》”者，思维之形而中方式的?盗芬允埂盎崂碇薄ⅰ傲⒙壑贰币病O匀唬吨芤住浴肺难晕剑骸暗露姓咭病保俏说拇嬖谝缘露⒄撸⒅凇罢小闭咭病K裕寮业摹吨杏埂吩唬骸爸幸舱撸煜轮蟊疽玻缓鸵舱撸煜轮锏酪玻轮泻停斓匚谎桑蛭镉伞薄R虼耍爸幸舱摺保味械淖栽谝玻昂鸵舱摺保撕陀谛味幸玻爸轮泻汀闭撸露小⒃嗬暾咭病P味新壑杂椭械姆椒酆腿鲜堵鄣恼苎г硭得鳎禾斓囟杂陀谥卸商斓刂疲灰跹舳杂陀谥卸杏弥兄恚蝗酥死砗陀谥姓叨衅洹爸行小敝唬煌蛭锒杂τ谝跹舨⒑陀谔斓刂卸型蛭镏恚蝗酥死砗陀谥行姓叨衅洹罢小敝K裕爸幸舱撸煜轮蟊疽病保侨撕陀谛味幸源锒杂椭兄浪哉咭病5兰业亩杂椭兄塾小肮视形尴嗌岩紫喑桑滔嘈危呦孪嗲悖羯嗪停昂笙嗨妗薄ⅰ靶槎磺觥6喾绞睿蝗缡刂小！保ā兜赖戮谖逭隆罚纱丝芍杂椭兄恚宓酪揭灰怨嶂病?/P>
可见，以医之理和《易》之理，医药的“中和”之理和于主体存在之“中行”之理，表明形而中论是传统医学的哲学基础，其中的对应和中的哲学方法论，无论在四诊八纲，阴阳气血、寒热虚实、三焦辨症，理法方药，君臣佐使的具体运用中，只要把握了这些医学方法之辨证形式的对应和中，就能运医理以“中和”之间，驱疾病于五行之外，而达“通之万世而无弊也”之妙。中医学的实践表明，这些结论是对“医易相通”之哲学承诺和推定的结果。
四，中医学的哲学规律
在对“医易相通”的形而中论哲学原理进行推定之后，中医学对形而中论哲学的具体运用将是我们在这一节中讨论的内容。
在对《周易》的研究中，先哲向有“易道尚中”之论。形而中论认为，在“易道尚中”的基本承诺下，如果认为“易道尚中”是《周易》哲学的主体形式，中医学是这一主体形式推定的结果，那么，“医易相通”的逻辑推定结果也只能是医道尚中。所以，“易道尚中”正是《周易》的形而中论哲学的方法论形式。形而中论在《周易》的“象”“数”“理”“义”的中和之道的整合中承诺和推定了中国哲学体系。《周易》以“象”论“理”“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系辞传上·第十一章》）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彖者，材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动者也。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系辞传下·第三章》）“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系辞传上·第八章》）以上的推定表明，客体能以主体的可见之“象”并能以“形”区分者，“器”也；由“形”而成为“象”的形式者，“卦”之象也；故“卦”之“象”者，不是“形而下者谓之器”，也不是“形而上者谓之道”，而是承诺“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之形而中者也。“制而用之谓之法”，故，形而中者谓之卦。
所以，以”卦““象”而推定“卦”之“理”，“形而上”和“形而下”推定形而中之“义”，以“形”之理作为主体推定的基础，以形而中者谓之卦作为承诺和推定形而中者谓之人的哲学主体性，从而推定形上之道和形下之器的“理”、“义，──即承诺和推定的形而中，形成由形上、卦、形下统一的形而中论的哲学体系。由此可见，《周易》哲学的形而中论具有与西方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完全不同的哲学体系性。对《周易》哲学的推定表明，《周易》以其形而中者谓之卦和形而中者谓之人的形而中论哲学体系，推定和承诺了主体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科学价值。
以周易的“数”“理”而论，河洛数理中直接推定的“中和之道”承诺了中医哲学的基本原理。“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于阴阳天地之间，六合之内。其气九州九窍五藏十二节，皆通乎天气。其生五，其气三，数犯此者，则邪气伤人，此寿命之本也”（《黄帝内经素问·生气通天论篇第三》）其理是为五行之相生，三阴三阳之生克之理。作为寿命之本，则应遵循河洛数理的“中和之道”。
所谓中和之数理，在《易传》中是谓“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系辞传上·第九章》）即“参天两地而倚数”推定的“五位相得而各有合”的中和之数及以此承诺主体的中和之道。
和者，天地之数合中而得者也，故以“天数五，地数五”的十数之中数“五”为相得有合之数。故二十五种相得之数而各有合者只有：一六相得有合；三八相得有合；五十相得有合；七二相得有合；九四相得有合。计五种相得有合之数。“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之数是承诺和推定河图的主体形式：其天地之数五十相得有合处河图之中，其它四位：一六相得有合处河图之北，三八相得有合处河图之东，七二相得有合处河图之南，九四相得有合处河图之西。以此天地数的河图数列关系，能容天下万物之数理。河图之用天地数十，为洛书之体，其洛书的四正对应之和数为十，四隅对应之和数也为十，中合数五。洛书之数九为河图之用，其中合数五。河图转为消息而成先天八卦而用九六，卦之中和之道也。“蓍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知”，洛书之中和之道也。可见，“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对于《周易》之数的推定，表现出主体论承诺的形式。
“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推定了主体论承诺的形式，显然，数之中合而得者即为“数”承诺的主体形式，以此表现出主体的中和之道。以“数”的中合而推定出主体的中和，这是《周易》哲学中重要的形式推定，这一推定使“数”与“卦”、“图”、“书”具有逻辑上的统一性，即中和之道的统一性，中和之道使“卦”作为《周易》的主体形式推定，使《周易》的存在论承诺和逻辑推定实现了统一。推定“卦”的中和之道，在中医学中是以“脾者土也，治中央”、“脾为阴中之至阴”即“至阴中土”作为主要表现形式的。
《灵枢·阴阳系日月》曰：“心为阳中之太阳，肺为阳中之少阴，肝为阴中之少阳，脾为阴中之至阴，肾为阴中之太阴”。关于至阴中土的作用，《素问·太阴阳明论》曰：“脾者土也，治中央，常以四时长四藏，各十八日寄治，不得独主于时也。脾藏者，常著胃土之精也。土者，生万物而法天地，故上下至头足，不得主时也。……足太阴者，三阴也，其脉贯胃，属脾络嗌，故太阴为之行气于三阴。阳明者，表也，五藏六府之海也，亦为之行气于三阳。藏府各因其经，而受气于阳明，故为胃行其津液，四肢不得禀水谷气，日以益衰，阴道不利，筋骨肌肉，无以气生，故不用焉。”上论表明，至阴中土在人体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体现了脾胃乃“后天之本”。脾胃对应于五藏纳五行之理，则表现出中土对水火木金即太阳之心、少阳之肝、太阴之肾、少阴之肺的统领和调节作用。形而中论认为，中土之所以具有对的这一对太阳之心、少阳之肝、太阴之肾、少阴之肺的统领和调节作用，是由于脾胃居有对人体的整体产生的“中和之道”。
关于中土的“中和之道”，河图之五是四方生数（一、二、三、四）变为四方成数（六、七、八、九）之中和之数，是为“五十相得而各有合”的互推。其中说明中和之数的作用，在人体，则表明中土的中和之用。洛书有所谓“中五立极”，是指洛书配属八卦之后，唯中数五无卦能与之相配，但八卦的卦变之用又为中数五所统领，数五的中和之用与卦相和。所以，中和之道表明的河洛数理、五藏、五行、卦象之变、中和之数有其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中医学而言，由于脾胃之中土的地位，对应于中和之道，脾胃的中和之用就成为其科学和哲学的统一。
由于脾胃的中和之用的重要性，因此历代医家都极为重视中土的作用，其论证的结果，都与形而中论的哲学统一。例如，华佗认为“人者，上禀天，下委地，阳以辅之，阴以佐之。天地顺则人气泰，天地逆则人气否。……人之动止，本乎天地。知人者有验于天，知天者亦有验于人，天合于人，人法于天，观天地逆从，则知人衰盛。”（华佗《中藏经·论人法于天地》）显然，“人者，上禀天，下委地，阳以辅之，阴以佐之”人的形而中之存在对应于道、器者也，道、器所秉者，阴阳也。所以，人为道、器之形上、形下之形而中者。“人之动止，本乎天地”、“天合于人，人法于天”，这些论述与老子的“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第二十五章》，同出而述异也。人之所以为大者，“天合于人，人法于天”也，这在哲学上表明，人对应于阴阳（或天地）是为形而中的自在性存在，是人之为人的存在的自在性。
“天者，阳之宗，地者，阴之属。阳者生之本，阴者死之基。立于天地之间，而受阴阳之辅佐者人也。得其阳者生，得其阴者死。阳中之阳为高真，阴中之阴为幽鬼。……阴阳相应，方乃和平。阴不足则济之以水母，阳不足则助之以火精，阴阳济等，各有攀陵，上通三寸，曰阳之神路，下通三寸，曰阴之鬼程。阴常宜损，阳常宜盈，居之中者，阴阳匀停。是以阳中之阳，天仙赐号；阴中之阴，下鬼持名；顺阴者多消灭，顺阳者多长生，逢斯妙趣，无所不灵。”（华佗：《中藏经·论阴阳大要》）“阳者生之本，阴者死之基。……得其阳者生，得其阴者死。……居之中者，阴阳匀停”。显然，由于“立于天地之间，而受阴阳之辅佐者人也”，因此这里把阴阳对应的自在性又在和于中的理路上进行了自为性，即阴阳和中的方法论，人的自在的自为只有“居之中者”，即和于中者，才能“阴阳匀停。”如果说人对应于阴阳是为形而中的自在性存在，是人之为人的存在的自在性，那么，人对应于阴阳而和于中者，就是形而中的自为性存在，是人之为人的存在的自为性。所以，“阴阳者，天地之枢机；五行者，阴阳之终始。非阴阳不能为天地，非五行不能为阴阳。故人者成于天地，败于阴阳，由五行从逆而生焉。天地有阴阳五行，人有血脉五脏。……五脏五行，相成相生，昼夜流转，无有始终，从之则吉，逆之则凶。天地阴阳，五行之道，中舍于人。人得者，可以出阴阳之数，夺天地之机，悦五行之要，无终无始，神仙不死矣”（华佗《中藏经·论生成》）。人成于天地而居之于中，败于阴阳而失之于中，是很重要的医学哲学思想。在这里，由阴阳和中到五行和中，而五行和中者，脾土也。所以，又谓之曰：“凡病脾者，上下不宁。盖脾上有心之母，下有肺之子。心者血也，属阴。肺者气也，属阳。脾病则上母不宁，子不宁则阴不足，阴不足则发热。又脾病则下子不宁，子不宁则阳不足，阳不足则发寒。故脾病则血气俱不宁，血气不宁，则寒热往来，无有休息，故病如疟也。盖脾者土也，心者火也，肺者金也。火生土，土生金，故曰上有心母，下有肺子，脾属其中，病则如斯耳。他脏上下皆法于此。”（华佗《中藏经·论上下不宁》）。其中强调了脾土对应于阴阳而和于中即五行和于脾土之中的重要性，于三焦论之，亦必然和于中焦之土为要。显然，在华佗的医学思想中，已把阴阳和中律、五行和中律与三焦和中律一以贯之于辨证施治是也。所以，与历史上的一切伟大的医学家一样，华佗的医学哲学思想高度的体现出对应和中的思维方式及其阴阳和中律、五行和中律与三焦和中律的哲学基?竟媛伞?/P>
值得注重的、也是极为重要的思想是，在华佗的医学思想中明确提出了“阳中之阳为高真”、“阳中之阳，天仙赐号”、“天地阴阳，五行之道，中舍于人。人得者，可以出阴阳之数，夺天地之机，悦五行之要，无终无始，神仙不死矣”的向以为道学所承诺和推定的哲学思想。这表明了“医道通仙道”（李念莪:《内经知要》）的哲学思维。这与中国的道家哲学及其道教的内丹⑶修炼的哲学思想高度统一，为道教的内丹的生命科学修炼技术提供了医学哲学的反思和证明。推定《周易》、《内经》、《周易参同契》等易道、医道、丹道承诺的哲学思想，有其在思维方式上和基本规律上呈现出的高度统一性。这也为中医学的发展提供了本体论的依据，笔者认为，形而中论的哲学不但使“医易相通”，而且也使医道相通。易道、医道、丹道的统一将使人类的医学由自为性向自在性发展，从而使人类的存在向时空对应的层次上发展和超越。人的主体性的自为和可能达到的存在形式始终是人类的终极关怀，是人类不懈为之努力的的目标，在中国文化中，对这一终极关怀有代表性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中医学和道学及儒学之中，对于其中的合理性研究，首先在于对其哲学思维及基本规律的体认──以修为之实践对哲学思维的推定，可以认为，中国文化中?恼庑┍蟛聘唬诓痪玫慕捶⒀锕獯笥谌澜纭?/P>
所以，如果认为“一阴一阳之谓道，偏阴偏阳之谓疾。”（张元素《医学启源·内经主治备要》）从而使之阴阳对应成为哲学本体论的依据，那么，我认为阴阳和中之谓医。阴阳和中者，医之大用也。“气血之根皆在下，培养在中，发用在上。”（郑寿全:《医理真传·卷三·问病人干咳周身痒者何故》）。“培养在中”者，“黄中通理”者是也。“人之元气，根基于肾，萌牙于肝，培养于脾，积贮于胸中为大气，以斡旋全身。”（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录·第四卷·治气学郁滞肢体疼痛方·培脾舒肝汤》）“培养在中”“培养于脾”，中之用也。所以，“凡人中气充足，则署邪不能相犯；署气入侵，皆气虚招之也。”（陈士铎《辨证录·卷八·内伤门》）。所以，阴阳和中律、五行和中律与三焦和中律者，阴阳、五行与三焦辩证而使之和于中也。和于中者，后天而言，和于脾胃者也，先天而言，和于肾者也。和于脾胃者，血之用也。和于肾者，气之用也。所以，后天而言，“人以胃气为本。”（李杲《脾胃论·卷中·饮食劳倦所伤始为热中论》）。而对于先天而言，人以肾气为本。对后天中土的作用，历代医家都有深刻的认识：“脾为土脏，主乎运水，全身水道，赖脾为通调。”（吴克潜:《大众医药·第二十四章·卫生门·健康要览》）；“胃者，水谷气血之海也”（《灵枢经·玉版第六十》）；“脾胃为血气阴阳之根蒂”（沈金鳌《妇科玉尺·卷五·崩漏》）；“胃者十二经之源，水谷之海也，平则万化安，病则万化危。”（李杲《脾胃论·卷下·脾胃虚则九窍不通论》）；“胃受司受纳，脾司运化，一纳一运，化生精气，津液上升，糟粕下降，斯无病矣”（王纶:《明医杂著·卷一·枳术丸论》）。以哲学思维推定中土之要者，以章虚谷的论述最为重要，他说：“土本先天太极之廓，为后天万物之母，故通贯四气而主于中也……夫太极为五行之廓者，生物之道也；土为太极之廓者，成物之道也。以五行该有形，则太极为五行之廓矣。以有形该无形，则土为太极之廓矣。理气有回环，故生成有顺逆耳。……良以阴阳虽判而太极之体即具阴阳之中，四象虽分而太极之体即具四象之内。所以加土称五行者，以表土中即太极之体所在也。是故五行相生循环无间者，以太极浑然之气流行乎中也。浑然之气无形而土居四象之中，通贯四气以显太极之用，故其成物则土为太极之廓而浑然之气即寓于中矣。”（章虚谷：《医门棒喝·太极五行发挥》）。
所以，以中国哲学的形而中论推定中医学的基本规律，是以对应和中的主体性推定的。对应和中者，人对应天地而和于中者也。因此，于道、器论之，人是形而中之存在。而人体中之中者，以藏象论之，脾胃也，以五行论之，中土也。以三焦论之，中焦也。而和于中者，人体健康之象也，而离偏于中者，疾病之所出矣！辨证施治者何以谓之？辨证者，由症对应于阴阳、五行、三焦者也；施治者，和于中者也；和者，由治而达者；中者，阴阳、五行、三焦之中者也；和也者，阴阳和中律、五行和中律与三焦和中律也。
把中国哲学暨《易经》中的哲学模式以形而中论原理进行的概括和反思，由于在中医学中主要体现出医学的目的和方法论的统一──“保性命者，医道也”，所以，对应和中是中医学中主要的思维方式和哲学方法论。以对应和中的规律进行对中医学的反思，其表明，在这一方法论的作用下产生的中医学哲学的主要规律是：阴阳和中律、五行和中律与三焦和中律。所以，以阴阳和中律、五行和中律与三焦和中律进行的中医哲学基本规律的概括，使之辨证施治成之所为也，是为中医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规律也。中医学的哲学本体论是以《周易》的思维方式为基础的，因此，“医易相通”者，哲学思维的统一性也。
五、医道相通
中国的医学哲学思想中向有“医乃道之绪余”之论。这在形而中论承诺的哲学思想中必然推定出医道相通的结论。实际上，古代医家的“医道通仙道”、“阳中之阳为高真”、“阳中之阳，天仙赐号”、“天地阴阳，五行之道，中舍于人。人得者，可以出阴阳之数，夺天地之机，悦五行之要，无终无始，神仙不死矣”的论述，已经表达出医道相通的哲学思想。中医学的发展表明，医道相通不但是哲学推定的结果，历史表明，在中医学发展的历史实践中，道学（指道家及道教）学者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
道学和中医学的关系，一般而言，就其内在的文化本体的一致性上，是在哲学层次上的统一。因此，道学对中医学的贡献，就必然表现为以道的本体论影响中医学理论及实践的具体发展。关于道的哲学研究以及对中医学的发展的相关性研究，学界的研究文献可谓汗牛充栋，但是，由于西方文化和哲学对中国文化发展在近代以来的滥殇，致使对道教和中医学的关系的研究也受到西方哲学的形式化的影响，这种对中医学的形式化的研究进路使中医学的发展迟缓甚或倒退。显而易见，中医学的形式化研究的方式悖离了道的哲学。限于本文的篇幅，本文就道的本体论对中医学的影响进行哲学反思，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医学向道学医学模式发展的理论问题。
道教哲学与中医学的发展密切相关，以中医学为主体性而言，在哲学上表现出以《周易》、道教、中医学三位一体的道本体论的系统关系。对应和中的哲学体用在中国文化中可谓一以贯之。表现为道统文化特性的中国文化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为最高目标，因此，尽管中国文化的内容博大精深，但都没有离此鹄的。就中医学自身的发展而言，受“道”哲学思维的影响就更是显而易见。就中国文化的历史而论，由于社会实践中的问题所引发，对道的抽象和身体力行成为道学思想家所研究的具体内容。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以道规范自己的理论体系，并直接影响了《易传》的形成和歧黄之术的理论体系，表现在哲学思维上形成了所谓的“医易相通”和医道相通的哲学观。道教为彻底贯彻和实现道家的终极关怀问题，以人生的终生修道为实践，在练功的实践中由于对中医学的需要，使实践中的道学与中医学的关系就必然表现为道学学者以道的哲学观对中医学的具体运用，以及在修道的进程中以自身的练功实践对医道的理解而发展为道教医学。因此，道教学者是在修道中身体力行的发展了中医学，并结合练功的机制，对中医学的阴阳、气血、经络、三焦、精气神、以及辩证施治和理法方药等理论及实践作出了特殊的贡献。其中，不但以医道对身体的有效作用而加深了对道的理解，而且也以道的本体理论推动了中医学的发展，为中医学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其中的大家为世人皆知、为人称道。例如葛洪、陶弘景、孙思邈等人。
显然，中医学是主体存在价值关系的主体自为的学问，而道教则是超越主体存在的自为的价值从而达到自在的学问。具体而言，中医学在道教哲学的影响下，以老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哲学观制定了中医学的医学模式，而道教则具体的应用了中医学对人体理论的认识，尤其是唐宋以后道教的内丹理论的成熟，更是大量的借鉴中医学有关精气神的理论的结果。这些，都表明了中国哲学的形而中论的对应和中的统一。以西方哲学的承诺而言，就是哲学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统一。
我们在当代讨论道学哲学与中医学的关系问题，最重要的当属道学哲学的道本体论问题。这不但因之中医学的需要，而且就人类哲学自身进步的需要，也极需从道学哲学中汲取营养，以走出当代哲学的困境。所以，道学哲学的研究应当是当代哲学研究中的相当重要的一部分。
然而，道的本体论哲学研究一直不被世人所重，或者被斥之为形而上学。所以，当代学界对道学哲学及道学医学的研究是相当薄弱的。因此，应当引起重视，这不但为中医学的继续存在和发展之必需，以推动中医学的进步，为人类作出新的贡献之必然；就走出当代的哲学困境而言，对道学哲学的研究也必然在发现其对道本体论的贡献中推定其重大的理性意义和社会实践意义。
因此，关于道学哲学的道本体论研究是相当重要的，以道本体论对人的存在及中医学模式的定位，将决定中医学的今后的发展方向。表现为当代气功热形式的文化现象，已透视出道学本体论哲学的潜在性影响。但是，显而易见的是，进一步对气功理论的深入研究受到当代思维方式的限定而出现重重困难。因此，对道教本体论哲学的正本清源──对道教哲学在哲学发展中重新定位，即在其自在的道本体上对人的存在的终极意义的关切和可能实现的方法论中实现当代哲学的革命，是道学哲学研究的重要方向。
在以上工作的基础上，在对道学哲学的终极关怀所能实现的道路中，反思中医学的理论和实现其在当代社会中的科学的合理定位，以发现西方医学模式中的问题，并在人类存在形式中发现其本质性的问题，以此映现出道学本体论哲学的重要性，在这一共识的基础上使人类的存在方式和所实现的价值与自然之道真正的统一起来，使人类社会的发展从自为转向自在。显然，这已超出了医学模式所研究的问题，也正是这样，才显现出中医学的整体和全面性，因为中医学历来主张人的生存环境的自为不但是医学应注重的，同时也是政府和社会应与其统一的。因此，古代的“儒必通医”的主张在当代不失其重要的社会和历史的意义。
道的形上学问题及其在哲学史上的地位，以道学哲学的形式来定位，其中需解决一系列的问题，其中主要的问题是道学哲学何以能够成立，及其道教哲学的优越性何在以及对当代哲学进步和社会发展有何种意义等问题。
道学哲学何以能够成立，这一问题自在于道学的思想体系之中。如果以“智慧”定义哲学，毫无疑问，道学的思想体系中处处充满智慧。如果从黑格尔的哲学标准定义哲学，则道教哲学并不属于西方哲学的形式化的哲学体系。道学哲学表明，道教哲学以“道”的本体论规范主体的修为与“道”合一，这一哲学思想在中国哲学中的本体论地位始终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发展。源于道家的“道”哲学，以“道”规范主体的修为而成道教的形式其本质上是为了实现“道”哲学的统一性。在今天看来，这种哲学在哲学的形式中尽管有相当多的内容需要完善，但其表现出的重要性是相当明显的，因为主体的存在本质及其自为的实现本体所限定的自在是人类的终极关怀，这一点是道学在历史实践中不断加以解决的问题。显然，如上所论，道学哲学与《周易》哲学其承诺的形而中论的统一性，使之为人的存在而推定的中医学思想体系实现了与《周易》及道学的形而中论的统一，这在一个方面说明了中国文化的整体性，也在另一方面反映了中医学不仅是医学，而是关于人的完善自身存在的学问。中医学所包含的道德和伦理的思想，以及对道本体论的承诺，都表明中医学被形而中论的中国哲学所承诺和推定。
应强调指出的是，中医学的哲学因其对主体的关怀所必需，导致其主要的理论基础就只有向道家及道教的终极关怀中汲取。如果说中医学的发展是在索取了道学对主体的终极关怀的理论形式而成功的解决了其中的重大的理论和医疗实践中的问题，那么，这一历史事实所反映的道学哲学中的关于解决终极关怀问题所取得的成就本身就成为当代重要的哲学研究对象。
老子在《道德经》中规范了道的本体论意义并在相当多的方面由此指示出主体的方法论。《周易》在基本的意义上承诺了道的形而中论的推定。关于人的存在的本质性问题，始终是哲学的重大问题，但西方哲学对此已无能为力。由于《道德经》和《周易》以道的方式对这一问题的承诺，使之对人的本质性存在的形式问题没有在基本的哲学意义作出推定，这显然是当代哲学的任务。所以，推定其形而中论的哲学体系以外化的形式而成为哲学形式，就成为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工作。人类的存在的所有问题表明，人的存在的本质性问题是当代哲学应重点解决的问题。中医学在解决这一问题的过程中，推定了人的存在的本质性问题，尤其《内经》中的有关论述，应引起我们的重视和研究。
六、《内经》的生命科学及其哲学本体论问题
作为中医学的经典──《内经》，其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为中医学的发展进步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其医学理论不但为医经之首因此成为医家必须精通的基础理论形式，而且作为对人体的有形之存在的形式方面的研究，也成为不同于西方医学模式的独立的医学体系。其中所反映出的对人的生命科学的重要建构和承诺的哲学本体论思维方式，对人的形而下之存在的自为性进行了医学模式的推定，在群经之首──《周易》哲学的一以贯之下，使中国的生命科学形式和承诺的的本体论的哲学思想在形而中论的哲学体系中实现了统一。
随着西方医学以形式化为主体的诊断技术的提高和治疗技术的滞后，已引起对中医学医疗特长的重视。因为对于治疗而言，西方医学显得不如中医学在整体方面的治疗的有效性，尤其是不具有气功医疗技术所承诺的生命科学对疾病医治的根本性。西方医学的对人体不断分割而日趋精细，但是，人的存在的机能表明，人的身体不是机器，整体不是部分的总和，所以，从人对客体存在的认识和对主体存在的操作性而言，人类在当代已经借助于科学技术虽然可以上天入地，夺自然界之物质为我所用，可谓无所不用其极，但对自身的存在本质而言，却知之甚少，从基本的意义上而言，并没有超过我们老祖宗的认识水平。在中医学的重要的成就中，尤其是以“气功”学、针灸学、导引术等一系列殊别于西方医学理论和方法伴随着自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化热被学界重新认识之后，使中医学的研究和应用重新得到世界医学界的重视，尤其是对一系列经典著作的研究，就更加引起学界的关注。可以预言，如果以这些经典中所反映的生命科学及其哲学思想作为参照系，用以反思西方哲学的问题，将能解决西方哲学中的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特别是将解决其中关于人的存在的本质性的生命科学的哲学问题。在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中，人类的理性将会在自在的升华过程中使人类的存在形式返朴归真，以此发生的变革将使人类的文化和科学产生新的革命。毫无疑问，在这一过程中，对于以代表中国哲学思想的中国文化的经典的研究是相当重要的工作。由于《内经》的生命科学及自在的本体论哲学的重要性，所以应进行《内经》基本思想体系的研究，以推定中国生命科学的形式。
之所以提出要在以包括《内经》的生命科学在内的中国古代经典著作中寻求当代哲学进程的一般原理和本质性，是因为西方哲学始之于亚里士多德的形式本体论带来的笛卡尔物质和精神的二元分离之后，虽最终使包括西方医学在内的自然科学取得相当的成就，但是，二元论世界观下的形式化分割所带来的化解整体而导致的非统一性的严重误区。在二元论思维方式的作用下，对人的生理器官的认识不但不断的被分割，而且人和自然界也被分割开来，自然界的存在物也被不断分割，最终不断暴露出西方医学模式的问题和以文艺复兴以来的经验论及实用主义造成的盲目乐观带来的对自然界的掠夺和破坏。问题表明，西方哲学带给人类的理性的失误之处越来越多，以至于使西方哲学在当代以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形式而终结。然而，人类的理性不可能在这种形势面前望而却步，不可能停止对自身存在的本质性及终极关怀问题的思索，在克服西方文化中心论从而注意到人类的整体性之后，以中国文化和哲学为代表的理性形式就在当代成为人类理性进步中的重要的参照系。
那么《内经》中有哪些内容是关于生命科学的论述及哲学本体论承诺、能够用以反思人类存在的本质性并以此作为人类哲学及其社会进步的参照系呢？
《内经》以论述中医学的思想体系为主，作为思想体系基础的哲学承诺，《内经》在论述具体的医疗方法之前，集中在《内经》卷首的七篇中论述关于人与自然界存在的关系和人的存在形式的诸种问题，并以此阐述了极其重要的生命科学思想。历史表明，这种生命科学的思想强烈的影响了医学、科学、宗教等中国文化的发展，是中国形而中论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内经》中有关生命科学和哲学的论述，在《内经》中主要包括在卷一的《上古天真论篇第一》、《四气调神论篇第二》、《生气通天论篇第三》、《金匮真言论篇第四》的四篇中和卷二的《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阴阳离合大论篇第六》、《阴阳别论篇第七》等三篇之中。由于这些论述的方式是以生命科学及哲学的方式出现的，其中对解决人的终极关怀所承诺的本体论哲学问题、及其对当代科学的发展和哲学研究有相当重要的借鉴作用。
《内经》中对人的存在形式和生命本质的认识最主要的是所提出的对生命形式的本体作用和主体的方式所能达到的境界。“上古之人，春秋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今时之人，年半百而动作皆衰者。时世异耶，人将失之耶？”对这一问题的答案是：“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而去。今时之人不然也，以酒为浆，以妄为常，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持满，不知御神。务快其心，逆於生乐，起居无节，故半百而衰也。夫上古圣人之教下也，皆谓之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是以志闲而少欲，心安而不惧，形劳而不倦，气从以顺，各从其欲，皆得所愿。故美其食，任其服，乐其俗，高下不相慕，其民故曰朴。是以奢欲不能劳其目，淫邪不能惑其心。愚智贤不肖，不惧与物，故合于道。以能年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者，以其德全不危也”（《上古天真论篇第一》）。在对人的生命活动认识的基础上，提出了主体所能把握的生命科学的操作形式，《内经》进一步认为：“上古有真人者，提挈天地，把握阴阳，呼气，独立守神，肌肉若一，故能寿敝天地，无有终时，此其道生。中古之时，有至人者，淳德全道，和於阴阳，调於四时，去世离俗，积精全神，游行天地之间，视听八达之外，此盖益其寿命而强者也，亦归于真人。其次有圣人者，处天地之和，从八风之理，适嗜欲于世俗之间，无恚嗔之心，行不欲离于世，被服章，举不欲观于俗，外不劳形于事，内无思想之患，以恬淡为务，以自得为功，形体不敝，精神不散，亦可以百数。其次有贤人者，法则天地，象似日月，辨列星辰，逆从阴阳，分别四时，将从上古，合同于道，亦可使益寿而有极时”（《上古天真论篇第一》）。
“智者察同，愚者察异，愚者不足，智者有余。有余则耳目聪明，身体轻强，劳者复壮，壮者益治。是以圣人为无为之事，乐恬淡之能，从欲快志於虚无之守，故寿命无穷，与天地终，此圣人之治身也。”（《阴阳应象大论篇》）、“圣人传精神，服天气、而通神明”（《生气通天论篇第三》）类似的论述和由此把握生命科学操作而成就显著者，在《庄子》、《山海经》和《道藏》中已是屡见不鲜。
在当代中国，由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大力鼓吹，多年来对学界由潜移默化而造成的思想方法的异化，使学术界已经在自觉和不自觉之中习惯的应用哲学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这种哲学是把人的本质作为物质性的存在和以反映论为基本形式推定生命运动的本质性，认为人的存在和生命形式由其基本存在的物质性所决定，主体自身没有自为的能力，人和自然界的其他生命形式一样，在其基本性上只是自然生成的一部机器，人的生命活动只能听天由命，反对实现对生命的自作，尤其对中国生命科学中的“精”、“气”、“神”理论模式和主体意识的调控作用，统统打入了唯心主义的冷宫。在哲学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中理解《内经》和其它经典中的关于人的几种生存境界，显然不可思议。如果古代的生命科学使人们可选择自作的方式而生存于“真人”、“圣人”和“贤人”的生命形式，其生命的形式的主体性是由自我把握的存在，那么，对于我们这些生存于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医学技术之中的却难以突破“半百而衰”的人们而言，不得不作出深沉的哲学思考。更为重要的是，从达到“真人”存在境界的修为的方法论形式中启悟出关于人类应该达到的生命形式，以此规范出人类社会的存在形式，以利于人类以生命科学的方式达到的存在境界并实现对自身的超越，使人和社会的存在达到自为的本质性自在，是解决人类终极关怀问题的重要途径。
《内经》的生命科学原理表明，以中国医药学为基础理论形式的歧皇之道，在其阴阳会通、五行运化、经气运卫、理法方药等经典理论形式中表现出的天人关系和对主体存在形式的认识及其所把握的生命科学，是“医易相通”和医道相通的结果。中国的生命科学在形而中论哲学对其原理进行推定之后，将成为人类解决终极关怀问题的科学形式。中国生命科学的实践表明，人的主体意识的能动性对生命的存在形式通过科学的可操作性的修炼，的确能达到相当高深的生命境界，这是不容怀疑的事实。这其中所反映出的与当代已经习惯的哲学基本原理相悖的哲学问题，却是给当代的哲学提供了最好的反思的依据。这是时代对哲学提出的挑战，可以相信，在中国的生命科学终于为终极关怀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并为实践所证明其正确性之后，并没有任何理由再对所习惯的哲学抱残守缺──时代的理性已经提出了这一要求。
在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中，《易经》是中国哲学的源头，其承诺的哲学思维方式持久的作用于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这已被中国文化的内容所证明。如果说《易经》所承诺的是哲学的思维方式，在这种哲学思维方式所能产生的医易相通中，《内经》提出了具体的生命科学形式，那么，以道学为代表的生命科学的操作方式则更加明确的解决了主体能实现的生命科学的具体实践问题。
在对人的存在的本体性以形而中论的哲学找到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根据以后，中国古代文化中的生命科学所达到的高度的确令世人惊叹。《内经》中用“七损八益”的时空方式对人的生命发展的论证，以及怎样超越“七损八益”时空方式对人的生命的制约，《内经》的作者和历代哲人在这方面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尤其是专门在这一领域内进行研究并奉献终生的历代道教学者更是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人的生命之存在──这一人类终极关怀问题解决的进程中，《内经》提供了关于主体的存在方式和相互作用的基本的理论形式，并在其一般性上指出了主体的生命科学的操作方式。在“医易相通”和医道相通的进路中，由道学学者把重新实现《内经》生命哲学中的“真人”和“圣人”生存境界而付诸于修道实践，并取得了瞩目的成就。我们在当代的一些气功大师的医疗奇迹中可以看到古代道学学者所作出的对人的形而下存在之时空超越的伟大理论贡献和成功的实践之缩影。
在实现对生命时空的超越的基本理论形式中，对形上之道的把握被贯穿于主体的形而中的方式上，即在把主体的操作性的形而中方式和形而上的统一中，实现所谓的道德合一的理想境界。在生命科学的不断发展中，随着《周易参同契》所代表的道教内丹术修炼方法的成熟，更把这一目标的实践性推到了理想的高度。
中国古代文化中的这些宝贵的生命科学的理论虽有其在实践中的成功的应用，但是，对当代中国文化而言，却产生了所谓的哲学问题。之所以产生这一问题，是以当代所应用的西方哲学和科学模式推定中国生命科学而产生的结果。中西哲学的不同承诺表明，中西文化是具有不同形式和本质的两种类型的文化。我认为，以形而中论对这一问题的分析表明，西方哲学的时空二元分割（包括人与自然的分割）──把时空形式化，而中国哲学却把时空做为对应和中的主体方式，时空在中西哲学中的不同运用是产生中西文化不同形式的基本原因。所以，不能以其中一种形式为坐标系对另一种形式作出推定，尤其是不能在价值论上进行承诺或推定。就当代以西方哲学对中国哲学推定而言，事实表明，其结果已经是南辕北辙，悖论迭生。
因此，不能以西方哲学和科学模式来推定中国的生命科学──尽管我们在现实中已屡见不鲜的看到把其视之为封建迷信之类的批判。表现为现实中的科学至上的科学主义世界观并不能把我们带入对中国生命科学的任何有价值的探索，除非科学的模式在经过中国生命哲学的带动下进行科学模式的转换以实现“内向性转移”（见辛立洲著《中国文化简论》天津社科出版社1994年版第75页）之后。所以，对中国生命哲学的研究必然发生的哲学和科学的革命从而发生人类存在形式的根本变革，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必然方向。
以《内经》为代表的中国的生命科学是人类文化中的宝贵财富，在其被现代学界重新发现对人类科学的基本意义之后，已经引起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的注重和研究，对中国文化重新走向世界，发挥其伟大的历史作用，显然是重要的。所以，在研究中以西方哲学思维推定中国文化的做法尽管还将是西方学界的必然现象，也必然会产生象黑格尔认为中国没有哲学那种对中国文化的表象化曲解，从而不利于在本质上真正的理解中国文化，这一点由其文化的自律性所决定，是中国学界应该理解的。然而，当在中国人自己身上出现这样的问题时──用西方文化的变色镜来研究中国文化，并自以为是、以尽曲解之能事──是可忍孰不可忍！。
所以，中国学界在经过由本世纪初开始的以西方文化为坐标系对中国文化进行的“全盘西化”式的批判、对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极尽歪曲之后，所造成的中国文化在当代的失落已经不证自明的今天，中国学界应在反思这一悲剧中呼唤中国文化和科学精神的回归。而这样作，绝不仅是出于民族自强的需要，而是出于对人类文化发展的必然性之认识。显然，对于“医易相通”和医道相通的哲学研究以及中国生命科学的研究，将成为复兴中国文化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
七、中医学的发展方向
在西方医学已经于当代越来越显现出其固有的不足和欠缺的同时，伴随着中国文化热的出现，中医学的优异之处已引起了世界医学界的重视。对西医学进行的哲学反思表明，从其问题发生的根本原因而言，所要解决的问题已不仅仅是单纯的医学问题，因为从西方文化模式所暴露出的问题，不仅仅表现在医学方面，更主要的问题是在西方文化的哲学方面。应当认为，西医学和中医学两种医学模式的优劣是在不同的哲学思维方式中形成的，这些优劣还要在以后的医学和文化的进步中更加明显的表现出来。关心中医学发展的学者显然已注意到中医学的优势，但是，因大部分学者以实践性为目的，其主要在中医学的医疗实践方面。这显然是应该进行的重要工作。但是，更重要的工作是对中医学的哲学理论基础进行研究，以推进中医学在现代的继续发展。笔者认为，在现代中国思维方式已全面西化的情况下，为要在理论上厘清中医学的哲学理论，因此应对西方哲学进行彻底的批判反思，这是中医学研究工作中的基础性工作。哲学反思表明，中医学的优势是由于哲学思维形成的，这就是说，中医学的成就是中国哲学的结果，正是中国哲学的理论基础使中医学的理论和实践在历史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并且在当代社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并将成为人类医学继续发展的相当重要的参照系。但是，由于近代中国引进西方文化和哲学以来所造成的思维定势和对中国哲学推定的失误，以至于造成对中医学的研究和发展形成思维方式上的误导，影响了中医学在现代的发展。因此，从哲学的高度研究中医学的哲学本体论及其在实践中的作用，是中医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中的重要的工作，也是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之所以把中医学和哲学结合到一起进行研究，这是由中医学和中国哲学的内在规律所决定的，这也是中医学与西方医学的不同之处。
由于中国的哲学思维与西方的哲学思维的不同方式，以至于到目前为止，学术界还没有从中国传统文化形式中推定中国哲学的体系性，以此发现中国哲学不同于西方科学的本质性，即中国哲学是以怎样的本体和本体论进行哲学思想的。尽管西方的形式化的哲学思维造就了西方文化，但是，由于中国哲学不是形式化的，以西方哲学的形式化的概念和范畴释解中国哲学就势必使中国哲学的本质性受到歪曲，例如，对“道”范畴的研究，以西方哲学进行的疏解，已经产生了普遍的悖论。因此，研究中国哲学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是哲学和中医学发展的重大理论问题。例如：我们经常看到这样一个观点，即认为中国哲学是“天人合一”的哲学，但是，由于“天人合一”的命题不能在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及主体论承诺和价值论承诺和范畴推定的统一性上进行推定，所以“天人合一”的命题并不能代表中国哲学，更不是中国哲学的本质性推定。问题表明，中医学的哲学思想是应该首先从中国哲学中得到正确的推定，使之能够以明确的哲学理路推动中医学在当代的发展。
从道学医学家孙思邈对中医学的学术性质的观点能够得到中医学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和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及价值论承诺和范畴推定的相关启示。他认为：“凡欲为大医，必须谙《素问》、《甲乙》、《黄帝针经》、《明堂》、流注十二经脉、三部九候、五脏六腑、表里孔穴、《本草》、《药对》、张仲景、王叔和、阮河南、范东阳、张苗、靳邵等诸部经方，又须妙解阴阳禄命、诸家相法及灼龟五兆、周易六壬，须精熟。如此乃得为大医。若不尔者，如无目夜游，动致颠损；次须熟读此方，寻思妙理，留意研究，始可于言于医道者矣。又须涉猎群书，何者？若不读五经，不知有仁义之道；不读三史，不知有古今之事；不读诸子百家，则不能默而识之；不读内经，则不知有慈悲喜舍之德；不读庄老，不能任真体运，则吉凶拘忌，触涂而生。至于五行休王，七耀天文，须探微，若能具而学之，则医道无所滞碍，而尽善尽美者矣。”（孙思邈:《备急千斤要方》）。由时空对应、对应和中、中和统一的形而中论哲学可知，“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法于阴阳，和于术数”（《素问·上古天真论篇第一》）、“一阴一阳之谓道”（《易?罚I鲜龅恼庑┞凼龆妓得髁酥幸窖П旧硎恰暗馈毖У囊桓霾糠郑虼耍挥邪盐樟恕暗馈钡恼苎急纾拍芫咛灏盐罩幸窖В灾幸窖Р拍茉擞镁睢S捎谧栽诘乃嘉绞剿龆ǎ泄苎г诶飞喜⒚挥邢笪鞣秸苎茄游鞣轿幕行纬尚问交恼苎В虼耍暗馈本筒豢赡茉谛问交乃嘉邪盐眨荒茉诒咎宓姆绞叫源嬖诘囊庖迳习盐眨虼耍桓鲇泄毕椎闹幸窖д撸匦胂笏锼煎闼凼龅哪茄遣├廊菏椤⑸媪园倏贫谩暗馈蹦簟R虼耍俜怖飞系拿剑抟徊皇嵌浴暗馈庇猩羁痰奶迦系牡谩暗馈闭撸佣蛊洹耙降牢匏桶∩凭∶勒咭印！?/P>
由于“医易相通”使中医学的哲学思维与易学统一，因此，作为中医学的文化形式而言，其本质性与中国文化的形式及本质性是统一的。所以，中医学在当代的发展方向问题，是由中医学自在的规律所决定的，而且能否实现正确的进路与当代能否运用正确的哲学密切相关。
由于西方文化从近代开始的对中国文化和哲学的滥觞，在当代完成对中国哲学“道”本体论的发掘，以建构中国哲学的独立形式，尽管无论对中医学或中国文化的发展至关重要，然而，就目前中国哲学的研究的状况而言，却显的任重而道远，因为西方哲学造成的对中国文化和哲学的异化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就中医学的学术研究而言，除了疗效的实践意义之外，应当重点研究中医学的哲学本体论问题，以中医学的生命科学的操作方式使人的主体形式与存在本体统一，这将是中医学哲学理论的研究方向。具体而言，中医学应在“道”本体论的思辨形式中，完成对人的生命的本质性的认识，在可操作的生命科学形式中，使人类的生存方式达到其应该达到自在的境地。
本文所论证的中医哲学的基本规律表明，中医学的哲学是与中国的文化和哲学统一的，而中国的文化和哲学是自在的和独立的系统，中国哲学是以人的形而中存在的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所作出的推定，因此，主体自为的行为方式应与其形而中的主体性统一。中国文化的历史和内在逻辑表明，中医学的发展与中国文化和哲学有其自在统一的理路和规律。由此可知，中医学在当代的发展将取决于中国文化在当代的哲学理路能否与中医学的内在的哲学理路统一。应当认为，中医学的发展是与中国文化的发展一脉相承的。发现和顺应中国哲学的规律，以人的存在的形而中的本质性与时空层次的对应统一，使中医学的学科理论形式与人的存在的必然性统一，这将是中国文化和哲学及中医学在今后的发展进路并将以此实现人类社会自在的存在形式。
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在中国当代文化中的主体性地位，使之对中医学的思维模式及其哲学的研究产生了严重的异化。对中医学中的反映思维模式及其哲学理路的概念范畴几乎都以西方哲学的模式进行了推定。对于这些以解释学为主体运用于中医学的研究，已成为中医学研究的主流，但是，由于哲学本体论在西方哲学中的产生的误区，以西方哲学作为主体形式的研究不可能正确的和全面的反映出本在的中医学的思维模式及其哲学。因此，从本质上自在的推定中医学的思维方式及其哲学，是相当重要的。
如果思维方式和其产生的知识形式是哲学的自在统一，那么，一定的知识形式将是其自在的思维方式所产生的自为结果，哲学将是知识形式中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与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及价值论承诺和范畴推定的统一。因此，就中医学的学科形式而言，如果承认其是不同于西方医学的独立的形式，那么，中医学自在的哲学就是西方哲学的形式所不能兼容的。所以，与西方医学是西方哲学所生成的医学形式一样，中医学也只能是中国哲学思维所生成的形式。从中医学的形式中推定其哲学思维，发现其自在的哲学规律，也许是比以西方哲学为主体的当代推定方式对发现中医学的哲学模式及规律更为有利。
长期以来，有关中医学的哲学研究，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其哲学思维属于辨证法的思维方式或朴素的辩证法，由于中国哲学的自在方式承诺和推定了中医学的学科性，使以西方哲学的辨证法推定中医学形成了相当大的曲解，由此导致不但不能从本质上认识中医学，而且对中医学的研究和发展形成了相当大的障碍。因此，哲学上的正本清源就是当代中医学研究中的重要任务。
辨证施治与辨病施治是中医学的主要理论之一，两者的理论关系在哲学中的统一，构成了独具理论特色的中医学的治法和治则，辨证施治与辨病施治的关系反映出中医学中的认识论的哲学体系，是与中国哲学的本体论一脉相承的。探讨辨证施治与辨病施治的关系，分析辨证施治与辨病施治所承诺的哲学，是中医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辨证施治与辨病施治是对疾病认识并采取相关的医治方法是中医学的重要理论特点，两者反应出的对疾病的认识，就人是自然界的自在的形而中的存在物而言，是相当深刻的。八纲辨证、六经辨证、卫气营血辨证、脏腑辨证、气血津液辨证，病因辨证等，辨证虽有多种方式，但以阴阳为体。“一阴一阳之谓道”是辨证的总纲。辨证施治与辨病施治虽可表现为“同病异证”、“异病同证”、“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等较为复杂的关系，但只要在阴阳上辨病识证，就可事半而功倍。总之，中医学理论体系是一种高级的综合性的学术修养，与形而下的西方医学绝不相同。
由于以上的中医学医疗特点的存在，中医学人才的培养的教育体制的改革势在必行，这关系到中医学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就目前我国的中医学人才的培养教育体制而言，由于与中医学自在的规律相悖，已严重的阻碍了中医学的发展，降低了中医的医疗水平，不但少有近古以前的医学思想家出现，而且在当代能把中医作为一种科学──中国科学的主体形式──进行研究，从而献身于中医学的研究并取得显著成果的人可谓寥若晨星。
研究其中的原因，解决其中的问题，明确中医学在我国当代的发展进路，是迫在眉睫的工作。我认为，中医学的发展应在以下的改革中进行：
1，改革中医学的教材。应编写中医哲学教材，增加开设以“道”为基本内容的“中医哲学”课，锻炼加强学者的哲学思维能力，使学者建立起一定结构的中国哲学的思维方式，以利于中医学的学习和中医的医疗实践。不但如此，还应在普通中小学教育中，增加以中医学为基本形式的世界观及养生学教育，真正的使学生的德智体全面发展。对生产高素质的中华民族而言，这一点是相当重要的。
2，中医人才的培养道路，应走“师徒制”，这是中医学内在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模式之传承所必需的，这不但为中医学技术的口授心传特点所决定，更多的则是为中医学的道德伦理特色所限定的问题。实践表明，这一不成制度的制度，为中国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医圣手”。但是，现代的中医教育体制下却少有“中医圣手”出现，所以，教育体制中的问题应彻底反思。
3，中医学问中，向有“学医三年，天下无不治之病；行医三年，天下无可用之方”之论。因此，中医学不同于其它学问，其所探索和解决的问题，是中医学者终生所追求的学术问题。所以，政府在医学的管理模式上，应尊重中医学的学术特点，保护和礼遇中医学人才，使其学术研究不被政治所左右，并为其创造优越的学术研究和生活环境，使优秀的青年学者能够走进学习中医学的大门并中医学的发展而贡献力量。这是保护和发展中医学的当务之急。
4，改革中医学的医疗模式，采用以中医诊断为主、西医医疗仪器诊断为辅的诊断方法；采中药和道教内丹疗法为主、西药为辅的治疗方法。“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素问·四气调神篇第二》）因此应以中医药进行预防治疗，更重要的是配合四时养生。
5，抱朴子葛洪有“食补不如药补，药补不如气补”的重要生命科学思想，因此，中医疗法应逐步采用以重在内养精气神、以合大药为内药的治法治则为主，辅以中药调整和治疗的道学医学和生命科学体系。道学医学和生命科学体系的推行，不但可彻底根治疾病，提高人们的生存境地，并可在相当的程度上补中医和中草药资源的紧缺。因此：
6，中医院的办院方针应采用以道学内功为主，药物为辅；疗养与治疗并重的医疗模式。对患者授以道教内丹功法、四时养生、动静相宜为辅的医疗方法，在练功中辅之于中药。这一医疗模式的实行，使患者能在今后的生活实践中持之以衡并长期受益。
以上应为中医学在当展的长期国策，是中医学的生命科学模式在当代实现的对传统中医模式的转化和发展。
总之，中医学是人类文化中独特的不可多得的宝贵的财富，在其发生和发展的历程中与中国哲学息息相关、与生命科学学者的身体力行和医疗实践所总解的理论和经验密不可分。但是，中医学尽管理论成熟，流派众多，在历史中所形成的医疗模式表明（以中医七大门派的理论为主），其治法治则上的主体部分都是采用投以中草药物、以经方为主、时方验方为辅的医疗方法。在人类理性不断进步的当代，人类对自身的认识不断深入，随着当代哲学革命的完成，中医学必将最后完成以生命科学为主体医疗模式的方法论转向，而这一转向是在近代就应完成的，只是由于西方文化的冲击，致使这一工作无法进行。历史将表明，厚西薄中是浅薄的。在当代中国文化热的国际大环境中尽快的完成这一工作，使中医学在世界医学中重放异彩，中国的哲学和医学学者责无旁贷、任重道远。我们当以此共勉。
八、生命科学研究中的哲学问题
使中医学完成以生命科学为主体医疗模式的方法论转向，在当代同样存在着应首先解决的是生命科学研究中的哲学问题和对基本理论模式的推定问题。
包括中医学在内的生命科学，是中国古代文化中的瑰宝，其在先秦文化中，就已经成熟并被包容于儒学和道学之中。生成于中国文化中的这种生命科学形式，因有其相应的哲学为基础，所以不能以西方的科学理论和科学规律进行界定或者类推。笔者在研究中，根据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把以生命科学为代表形式的中国科学以其本质性界定为形上性科学，把以声光电化为代表形式的西方科学以其本质性界定为形下性科学，从科学的基本性上解决了这一研究领域存在的问题（例如“李约瑟问题”等）。具体推论请参考拙作《追寻中国科学精神》一书。
我们知道，中国当代的生命科学研究由“气功热”所引发，由于没有相应的基础理论之准备，所以，生命科学的基础理论研究的滞后始终成为制约研究中的问题。这些问题表现出当代文化模式与“气功”文化的母体──中国文化的非统一性，尤其是其中的哲学问题成为问题中的问题。因此，对这些问题的反思将推动哲学、文化与科学的进步。对生命科学的哲学问题的思考，不但使人类文化的本质性和科学的本质性问题得以澄清，而且使哲学在这一过程中带来自身的革命，哲学将在对存在本体的新认识中突破旧的模式，将在对人类终极关怀中建立人类的哲学。而且，只有在这一哲学理路中，使生命科学的本体论问题得到化解，从而推动生命科学的研究。在这一过程中将推定人类存在的本质性，使人类的文化在存在的本体性形式上解决终极关怀问题。
所以，深入探索生命科学研究中的基础理论问题，使当代以来产生的“气功热”向健康的方向上发展及对社会产生积极的影响，是这一工作中的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由于人的存在的终极关怀问题是人的思想和行为的价值主体（生命是一切其他价值所推定的主体），加之中国社会从八十年代以来开始了稳定、健康和政治宽松的进步时期，人们的价值主体意识在一定的程度上被社会政治意识形态所认同。在这种社会氛围中，人们开始有条件以价值主体出发关怀自身的存在问题，开始有条件选择医疗保健措施，以达到增强身体健康和延长生命之目的。基于自身的医疗经验，普遍的共识认为常规的西方医学的方法不能在最基本的价值本体的意义上达到上述目标。因此，从中国古代社会就产生的，被先秦儒学和道学及两汉以后的道教已经证明的行之有效的“气功”修炼方法，就成为人们选择的强身健体的锻练方法。但是，由于当代人们的思维方式、语言内涵与古代大不相同，加之当代人的社会存在形式与古代（产生“气功”的）自在形式相差悬殊，更加之当代人们习惯于用西方的科学方法和科学主义的价值观评介气功修炼，这就形成了一系列的理论问题，尤其是其中的基础理论问题。由于古代“气功”流派众多，各执其一，良莠参杂，令人难辨真伪。问题表明，当代的“气功”热始于社会自发性，而不是出于中国文化和哲学的理性。出于实用的心态，这使生命科学的研究相对被动，因此表现出基础理论研究的薄弱。由此可知，在生命科学研究中进行基础理论方面的研究，以确定“气功”功理功法的普遍意义，使人的价值本体在正确的方法论中达到自在，是当前生命科学研究中的重要工作。而这一工作，也只有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在具备了可供反思的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生理学、医学及科学学等成熟的具有外在价值的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人类的认识在确立了价值主体并证明其是唯一最高的价值时才有可能完成。
从哲学而言，在当代的文化模式中发生的“气功热”，实质上是当代主流文化观的“异化”，因为无论从何种意义而言，以“气功”为形式表现出的中国文化的本质性与当代的主流文化观是不兼容的。这实际生成了下面的悖论──以中国现代主流文化的西方哲学思维推定中国古老的“气功”。所以，这些主流哲学和文化观念上的问题，在实践中成为练功者的心里障碍，练功者需具备的无私、无为等心里素质，与当代的价值取向（尤其是商品经济的价值观）显然是相悖的。因此，对气功修炼者的文化心里素质的研究表明，社会上产生的广泛的群众性的气功热，存在着文化上的障碍，存在着基础理论的困难，存在着哲学认识论的问题。这些，也是存在于生命科学研究者中的问题。“气功热”以来产生的问题表明，由于在研究中缺少对中国传统哲学文化方面的基础性研究，因此发生了所谓的反对伪科学的问题，当然，以伪科学贯之于这些问题显然出于科学主义的价值观，尽管能说明批评者的心态，但是，由于这种批评不具备本体论意义，因此终非正确，而其中所反映出的哲学和文化价值观问题对批判者和被批判者都是具有同一性的问题。对于用反对伪科学为武器的批判者而言，把孩子和脏水一同倒掉（例如于光远、何柞庥、司马南等人出于意识形态的价值承诺而不是出于理性的承诺而进行的批判）。对于被批判者而言，由于缺少文化的主体意识或出于某种目的，把脏水叫孩子喝掉（例如有的气功门派声称不二法门，修者必需将原来所习所修的知识及书籍等忘掉和烧毁等，这种做法不但有违于文化发展的规律，同时也造成人的文化道德修养的失落）。试问，没有文化能有今天的文化架构从而能使人们认识气功吗？这些就不是用所谓反对伪科学能解决的问题，因为用西方的形下性的科学承诺真理并批判中国形上性的生命科学，由于形下性和形上性的不同，实质上因其不能自圆其说而处于两难困境。反对伪科学和把气功称为科学由于同样不知其形上性和形下性的区别，这将使人们的认识陷入严重的误区。这些乃是非理性的行为，发展下去，这是对文化的反动，是对生命科学研究及文化理性的扼杀。因此，“气功”修炼的文化学、人类学意义及其哲学基础理论和科学的形上性和形下性的不同形式问题，应引起生命科学研究者的极大重视。
目前生命科学研究的方法论表明，仅仅以西方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人体的某些“气功”作用下的物理现象以作出某种科学的解释显然是不够的，更主要的基础性的工作即哲学和文化的研究还没有在应有的层次上展开，这使得理论上的混乱和造成研究中的困难就不可避免。这一问题，从一些当前发行的气功杂志和理论刊物的论点中略见一斑。因此，应在当前的生命科学研究中重视基础理论方面的研究，尤其重视生命科学的哲学和文化问题，在解决了上述的基础理论问题之后，生命科学研究才会深入和健康的发展。而这一进程表明，人类社会发展到当代，由于价值主体的反思和被重新确立，将使西方自然科学的模式由形下性转化为形上性，在中国生命科学对终极关怀的承诺中，使生命科学研究具有人和社会存在形式的必然统一性。
当代的生命科学研究表明，由于哲学思维自在于研究中的作用，并由于有相当多的研究者的哲学思维束缚于西方哲学的模式，使生命科学的研究因哲学思维方式上的问题，出现了一些误解和争论，没有产生突破性的研究成果。黑格尔认为：“既然文化上的区别一般地基于思想范畴的区别，则哲学上的区别则更是基于思想范畴的区别”（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商务印书馆1959年9月新1版第1卷第47页）因此，如果说以形下性的西方科学的模式承诺并生成了西方的医学体系，这由其哲学的统一性所决定，那么，形上性的中国生命科学也只能是中国哲学生成的科学形式。所以，如果不是出自于理性，而是以几十年来养成的西化的思维定势、那种被异化的文化价值观及其对意识形态上的承诺，因此以西化的概念和范畴作为坐标系进行中国的生命科学研究，那么，显然由于中国生命科学研究的形上性，其概念范畴在两种科学形式及本质上的非统一性，将造成理解中国生命科学的严重误区。
我们看到，当代的生命科学研究始于“特异功能”、“气功”等现象的出现，研究方向是基于人的内在性的自作所产生的人体效应以对生命的重要作用作出科学的阐释。但是，这一阐释的形式虽然借鉴于西方科学，由于生命科学的对象及实验的主体是修炼者自我的感觉经验，表现出科学的形上性；而西方科学是物理性的实在形式，表现为形下性，使之形下性科学的物理形式与经验感觉的形上性不具有完备同一的对应性成为科学模式上的困难。因此，对人体的完备的物理测量，尤其是“气功”作用下的人体效应，是形下性的科学模式和技术水平所无法达到的。从哲学角度而言，由于研究对象的操作形式产生于自在的哲学思维方式（道学、儒学、医学），不同于西方科学的哲学思维，所以，中国生命科学的研究实质上是超越西方科学形式的研究方法。之所以借鉴科学，仅仅是寻求以西方自然科学已然成功的物理形式作为认识论的参照系。但是，对人体自在的内在性、对生命的可操作性（我命在我而不在天）之效应（例如大、小周天）的形上性的普遍原理的认识，由于西方自然科学并不具有本体论的自在性，所以将对形上性的生命科学的推定显得无能为力。因此，只有在明确区分形上性和形下性科学的不同从而推定正确的研究方法，以此进行生命科学研究并最终建立形上性的科学模式，才是正确的研究方向。
把生命科学研究的自在性放到其历史和逻辑的过程中反思，能进一步理解中国古代生命科学不同于西方自然科学的本质性。任何科学的产生都有其自在的本体论支持，例如西方的科学产生于古希腊的哲学。然而，所谓的生命科学研究的对象却是早在几千年前产生于中国的古代哲学文化中的中医学及儒学和道学之中，如上所论，生成其形上性生命科学的哲学是与西方哲学截然不同的形而中论。显然，关于人的存在，无论中国哲学的形而中论还是具体的生命科学形式，也无论是其表现在历史中的和逻辑中的统一性，都不同于西方的哲学和形下性的自然科学体系，所以，不能以西方哲学和形下性科学的方法对中国的生命科学形式进行简单的推定。
显然，不能以西方的哲学和自然科学的模式推定生命科学研究的终极价值，因为人类已经有了相当长的和丰富的社会历史来了解人类的过去，而这一了解并不再是个体的经验，而是知识的积淀，人类已经终于在普遍意义上发现对终极关怀问题的解决绝不是任何物质性的满足所能达到的，也不是西方的科学形式所能完成的，而必须寻求其它的道路。正是在这样一种只有在当代才能引起普遍性共识的文化氛围中，当代的“气功热”和生命科学研究才成为可能。如上所述，西方科学是十足的形而下的产物，而中国古代的生命科学研究和修炼实践却是形而上的产物，所以，西方的形而下与中国的形而上的哲学和科学的融通，是当代生命科学研究中的潜在的哲学困难之一。
事实表明，以西方哲学和科学模式对生命科学的研究方法，已在生命科学的本体论承诺中发生了认识论问题，因为把人的存在作为纯物质性存在因而用物质实验的方法以证明例如外气、内气等效应性问题的研究，实质上是用科学形式对人体科学研究在形式上的限定。应当认为，在相关的物质能量转换的层次上利用科学形式鉴别人体的物理效应，在形式上是有效的。但是，对产生这些物理能量效应的本体上的操作方式和其本质性的研究，尤其是自在于存在者之中的意识自为所产生的形上性的生命科学作用，当代自然科学以物理性和实在性形式所进行的研究，由于其被时空的参照系所限定，将是相当困难的，甚至是无能为力的。生命科学研究将表明，当代的生命科学研究不具有与历史上其他部类的科学研究相同形式的研究，其应当是哲学和科学的整合──以新的科学模式并在其中进行的研究和推定。
对于科学研究中的认识论问题，爱因斯坦曾指出：“即使是有勇敢精神和敏锐本能的学者，也可以因为哲学上的偏见而妨碍他们对事实作出正确解释。这种偏见──至今还没有灭绝──就在于相信毋须有自由的概念构造，事实本身就能够而且应该为我们提供科学知识。这种误解之所以可能，只是因为人们不容易认识到，经过验证和长期使用而显得似乎同经验材料直接相联系的那些概念，其实都是自由选择出来的”（《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第22页）。爱因斯坦指出的问题，有普遍性的意义，在当代的生命科学研究中显得更为重要：由于物理科学模式与生命科学效应的能量转换的时空非统一性困难，此时，以形下性的科学模式对形上性的生命科学现象的解释，不但显的牵强附会，而且不利于生命科学的本质性研究。所以，哲学思维的僵化，是其根本问题。尽管已有学者指出，生命科学的研究将带动科学革命，实现科学模式的内向性转化（见辛立洲:《二十一世纪的明珠──中国文化简论》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4月第1版）。但并没有引起生命科学研究者的广泛注意。我们看到，在目前的生命科学研究中，由于物理科学模式运用于生命科学研究由形下性向形上性转化模式上的困难，把人体气功效应中的不能被形下科学所推定的现象称为异端邪说、封建迷信等时而有之。更有甚者，以“气功”现象与形下性的科学原理的相悖为理由而加以否定。之所以产生这些认识，除却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而外（因不是学术问题，故不在本文的讨论之内），都是自觉和不自觉的陷入了哲学上的误区而形成的。因此，应当了解形下性科学的本质性。任何形下性的科学，都是主体对客体进行的模式上的转换，使客体能够以被感知的形式进行观察和理解，进而重构概念和理论系统。由于时空的形式化，模式转换的时空限定性成为形下性科学中的困难问题。在形下性的科学研究中，为突破时空限定性，测试仪器被不断改进，数学──时空形式化的基本工具不断被新的数论所取代，使主体对存在的认识向深层发展。但是，形下性科学模式的时空转换问题却始终成为制约人的认识的基本问题。自相对论问世之后，时空被引进认识论领域，但是，时空的基本问题，例如时空在物理效应的模式中的作用、观测仪器的时空效应等问题，没有引起研究者的注意，而生命科学研究最具本体性的问题则是在科学效应的形上性与人体效应的时空模式的非对应性之中。对于这一形上性科学的本质性问题能否引起研究者的注意并在实践中加以解决，是当代生命科学研究能否真正的称其为科学的本质?怨丶侍狻?/P>
当代生命科学研究所发现的哲学问题表明，不能在生命科学的研究中把西方科学和哲学方法论作为完备的坐标系。对科学的认识应消解这样的一个误区，即：科学是认识世界的工具，工具本身不能成为世界的代表，科学是认识真理的工具，而工具本身并不能代表或取代真理。
就西方自然科学原理的本质性而言，是思维以范畴的模式化产生的对客体的物理性建构。由于其具有物理的外在的物质性，所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科学的范畴和模式能与人体的练功效应完备的对应性，以所谓的科学仪器的模式所进行的对人体效应的观测，则由于能量和时空转换的困难，使对其所进行的解释多有牵强之处。这些表明，以气功修炼所进行的经验形式和科学形式之间需要一种转换的模式，而这一模式的转换在西方的自然科学体系内是不能完成的。所以，西方的自然科学体系并不能对人体的练功效应给以终极价值的推定。
这样，将出现下述的困难：既不能把形下性科学的形式用于生命科学研究，又要对中国的“气功”修炼的形上性方式给出科学形式上的证明。解决这一困难的方法只能是在认识论的层次上给以界定，使人体的相关研究于科学的模式中在一定的层次上以模式的转换方式为科学所包容，从而把科学形式区分为形上性和形下性。以人体“气功”效应的自为性而言，如果以形下性的科学仪器对人体效应作测定，对“外气”尚可以某种物理效应或以物理实在进行解释，但对于“内气”，以物理效应或物理实在进行解释，就成为问题。例如，在修炼道家内丹功的过程中，身体中的内气根据其练功的层次的不同，感觉到的内气“质量”大不一样，所循走的经络也不尽相同，小周天，大周天，玉液还丹，金液还丹等层次均具有不同的感觉和能量形式（如：热感、凉感、气重气清、有汗无汗等等）。又如，内气以时间的不同而循行于一定的经络（例如子时为复气在尾闾穴），这一循行过程无论对任何人都一样，是一个自然的过程，然而，对经络的认识用形下性的科学模式进行的推定已经非常困难，对这一过程的的可操作性的测定与对受试者的主体感觉进行定性的形下性的科学模式化就更困难。由于人是受试的主体，而人体的气功效应是主体的操作性，并不具有形下性的科学仪器对人体干涉的决定性。所以，对于形下性科学的阐释而言，西方科学的形式并不具有唯一性，因为生命科学的研究存在着模式化的定性与主体的感觉同一性的困难问题。这一点使我们回到休谟哲学。
休谟哲学表明，对于人的主体性认识，主体的所有认识都不能提供可靠的与存在的同一证明，所以，主体的所有的认识并不具有本体论意义。对休谟问题的哲学反思，使休谟的怀疑论哲学推进了西方认识论哲学的发展。但到目前为止，西方的后现代主义以海德格尔哲学为代表形式仍然俳徊于休谟的问题之中。由于在形下性的科学哲学中存在这样的问题，所以，企图以形下性的科学形式阐解人体的“气功”效应，就必然遇到的上述的不可克服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困难。
由上所述，中国生命科学的本体论问题实质是人体的自为的和自在的时空效应和当代形下性科学模式的时空效应的非同一性问题。中国生命科学的时空效应是精、气、神的统一，是形上意识的内化，因此是形上性的。而当代科学模式的时空效应是物理的能量性以意识所作的模式化，是形下意识的外化，因此是形下性的。由此可知，中西科学形式之不同的本质性原因是两者时空方式的非统一性问题。形下性的科学表明，时空的本体论问题是物理学前沿研究中因受形下性限定成为难以解决的基本问题。因此，就目前的西方科学模式的形下性而言，没有资格对人体气功效应及中国生命科学原理作出权威性推定。
因此，西方科学模式的形下性的时空效应与生命科学中的形上性的时空效应的统一性成为当代科学和哲学中的重大问题。其中所暴露的时空问题，是自在的本体论问题，也是认识论的基本问题，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在发现了时空的本质之后，将在本体的意义上对当代哲学形成革命性的促进，使科学模式向形上性转移。在这一过程中，人类对自身以及客体的认识将发生革命，当代的中国生命科学研究是这一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应成为一切有志于人类进步的所有哲学和科学工作者的共识。
中医学是从属于中国生命科学的学科形式，所以，中国生命科学的形上性，决定了中医学的科学性。《易经》中直接相关的中医学的科学性除了在六十四卦中有相关的论述外，还在《易传》中形成了体系化的科学及哲学思想。
东汉魏伯阳作《周易参同契》，揭示了中国生命科学所依据的《周易》哲学原理。《周易》的“象数”表明的人体的生命运动和生命形式即主体以形而中之用所把握的生命科学的可操作性，其不但说明了中国生命科学的形上性，也在《周易》之卦数理的运用上据斥把西方的形下性医学对生命具体结构和作用与卦理的形上性生命科学原理进行类推。正如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根本不同一样，中国的医学及生命科学与西方的医学和生命科学具有本质性的不同。把握形下性的具体结构及功能为目标和进行形上性的生命运动的操作是西方生命科学和中国生命学的根本区别，两者之间的哲学原理不同导致医学及生命科学的形式之不同，这是显而易见的。
对人的主体性而言，形上之道在生命科学的可操作性中推定，而形中之用是中医学和生命科学的可操作性基础，由此表现出形中之用到形上之道的生命科学操作性的统一。所以，华佗的“医道通仙道”之论在形上性科学的操作上表明了中医学和道学的生命科学意义。
形而中者谓之卦，卦而中者谓之人，因此，从“医易相通”的哲学推定中，可以推定易学为体医学为用的本质性。因此，从中医学的本质性中可知，其“理法方药”的本质性作用是对人体有形作用的调整，使其功能得到最大的发挥，使人体的健康得到保证。由此看来，中医学的目标是“形而下者为之器”是对人的形式的存在的满足，即对后天的保证，因此，中医学是人体的后天存在之本。对于更为本质性的生命科学的形上性的操作问题，即形而上者谓之道的问题、生命的本源问题──生命的先天之本和超越，在医道相通的基础上，古代道学进行了大量的生命科学的实践。历史表明，虽然《内经》对生命科学有相当的论述，但付诸于大量实践并取得重要成就的主要属于道家的生命科学研究。对于当代而言，人类对生命的本质性问题的认识，在形而中论的哲学基础上，在以中国古代道家对生命的理解和气功实践中，将进一步明确。笔者认为，自在于时空并自为于时空的方式，从而实现使人类存在的时空层次的超越是由人类的本质性存在决定的终极关怀。努力实现这种存在的形式，是人类社会运用生命科学实现的目标。
人类到目前为止所产生的文化形式中，中国的传统生命科学是最伟大的科学形式，因为其在方法论上成功的解决了人类的终极关怀问题。但是由于近代以来的西方哲学的滥觞，使中国生命科学的研究不能在人存在的基本层次上被当代社会所理解。从中国传统生命科学在文化历史中产生的逻辑性而言，因其产生在甚早期的社会之中，有违于西方的进化论，因此，其表现出的哲学原理及人的本质性存在之终极目标等问题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由于在传统生命科学历史的进程中表现出了不同的形式，所以，其中的逻辑问题将引人注目。历史表明，中国生命科学在历史的过程中呈现出三种形式：上古真人的自在之道、中古道家的老子之道和近古道教的内丹之道。由于其哲学基础是形而中到形而上的承诺与推定，所以，形而中论的哲学本体承诺了现代生命科学的研究。也正是由于形而中到形而上的统一，说明了中国生命科学的搏大精深。
中国哲学和医学生成了以道学为内容的生命科学形式。以中医学为生命科学的医学模式，以道学为生命科学的操作形式，构成了以《周易》为哲学基础的三位一体的哲学──医学──道学生命科学体系。这些是人类文化中极宝贵财富，必将对人类的文化和科学发展作出重要的贡献。
注释
医学篇2
2灵活运用多媒体技术，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
核医学发展至今五十多年，从开始的甲功测定仪到放射免疫测定仪、再发展到今天的数字化双探头及三探头单光子发射型计算机断层仪(SPECT)、正电子发射型计算机断层仪(PET)，仪器在不断更新，技术在不断进步。正因为核医学的特殊性，在教学中涉及了大量的解剖结构、疾病、正常及非正常的影像学表现，在核医学教学中，老师应亲自制作多媒体课件，辅以大量的图片、动画、视频等多种形式，比如核医学的动态显像、血流灌注，获得的是一系列、连续的影像，这些都是在以往的教学方法中无法生动的体现的。核医学科的一些常见操作，如动态显像的床旁“弹丸”式注射、图像的动态采集，放射性药物的标记等过程都可通过多媒体投影形象生动地演示出来，使学生的学习由被动变主动，抽象的理论更加的直观，从而使学生更好的记忆，在有效时间里取得很好的效果，使教学的实际效果得到提高。
医学篇3
《周易》是中国经典文化的“原体”有“群经之首”之称,她通过卦的形象变化来寻求自然、人事变化的规律。生动的反映了中国古代朴素而丰富的辨证法思想,极大地深化了中华民族的理论思维。中医学的理论体系是通过进取诸身、远察诸物、取类比象的方法而建构的，这正是《周易》所创,所以说医源于易。明代张介宾的“医易同源”论曰:“易者易也,具阴阳动静之妙；医者意也,合阴阳消长之机。虽阴阳已备于中医学#而变化莫大于《周易》。故曰天人一理者，―此阴阳也；医易同源者，同此变化也。岂非医易相通,理无二致，可以医而不知易乎？”医易同源，不仅是指在世界观、方法论上的一致，更重要的是指理论形态的合一。
中医发源于先秦，其理论体系形成于战国至秦汉,经历了三次发展高潮，第一次高潮出现于战国到秦汉时期，此期《黄帝内经》的产生标志着以整体观念为基本特征的中国医学理论体系初步形成。该书基于秦汉以前的天文、历法、气象、数学、生物、地理等学科的重要成果，在气一元论、阴阳五行学说指导下，总结春秋战国以前的医疗成就和治疗经验,确定了中医学的理论原则，成为中医学发展的基础和理论源泉。《黄帝内经》与确立辨证论治原则的《伤寒杂病论》、系统总结药物学的《神衣本草经》以及《难经》和《黄帝内经》被历代一家奉为四大经典，确立了中医学独特的理论体系。第二次高潮为唐、宋、金、元时期，此期各种专科和综合性论著层出叠见，金元四大家学术思想各具特色，各有创见，均从不同角度丰富和发展了中医学。第三次高潮为明清时期，吴又可提出治疗传染病的学术见解，创立了温病学说，与伤寒学说相辅相成，成为中医治疗外感热病的两大学说。此期，李时珍《本草纲目》问世，而清代王清任的《医林改错》标志着古典形态中医学理论体系的成熟。
中医学以“气一元论”为指导思想，以藏象经络学说为核心，以阴阳五行学说为说理工具，说明人体的生理活动和疾病的病理变化;运用望、闻、问、切四诊手段，诊察病情；运用八纲、脏腑、经络、精气血津、卫气营血“六经”和“三焦”等多种辨证方法,根据病情表现，辨明疾病的症候,确定相应的治则治法,采用中药、针灸、推拿等多种治疗手段治疗疾病。在治疗疾病时，强调因人制宜、因地制宜和因时制宜。
西医源于古希腊文明，最早创造医学体系的是爱奥尼亚地区柯斯岛上的希波克拉底〔公元前460年左右），以他的名义流传下来的著作集成《希波克拉底文集》是有关西医的第一本著作。希波克拉底创建了体液理论，认为人身上有4种体液，即血液、黄胆汁、黑胆汁和黏液，这四种液体的流动维系着人的生命,它们相互调和、平衡，人就健康;如果平衡破坏,人就生病。希腊化时期，盖伦（公元130-200年)总结了希腊医学自希波克拉底以来的成就并基于大量的解剖实践和临床实践，创立了自成体系的医学理论。盖伦的医学理论在欧洲持续了一千多年直到文艺复兴。
文艺复兴迎来了西方科学技术的大发展，16-17世纪,维萨留斯通过人体解剖校正了盖伦的人体生理结构，出版了伟大的著作《人体结构》》标志着解剖学的诞生。哈维等则发现血液循环理论,将物理学、化学的概念引入生物医学中。显微镜的发明不但确立了“细胞”概念而且认识了微生物。18-19世纪，细胞学、实验生理学、遗传学、微生物学、免疫学等学科的建立标志着现代医学的诞生。巴斯德灭菌法的发明使手术死亡率降到15%，而疫苗的发明使传染病有效控制,标志着现代医学走向成熟。20世纪抗生素和化学药物的出现使现代医学完全进入了实际应用时代。50年代,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奠定了70年代基因工程技术的诞生,使在分子水平上进行生命的探索、操作和创造成为可能。西医学发展达到了巅峰。
西医学把人简化为生物学客体,注重人的组织器官、细胞、分子属性,是通过解剖尸体，用实验做出生物学等指标来解释人体的生命现象和规律。把人的疾病与健康问题还原为生物的、物理的、化学的问题。认为疾病是由某些生物、化学、物理等致病因子,对人体某一部分的损害,或人体缺乏某些必需物质所致。因而一旦特定病因被查出来了,诊断便确立。治疗上，西医是依靠药物等治疗手段，针对致病因素进行对抗治疗，强调消除人的病。
量子中医学是中医理论现代化的科研成果，它是基于在科学、哲学层面的充分比较中医之气与量子的本质特性特征，提出“量子表征中医之气”的观点，在此基础上，利用量子理论、自组织理论、（耗散结构理论论)、特别是机体电磁辐射的相干性理论，揭示中医理论的阴阳、五行、藏象、经络、天人相应、药性等学说的科学内涵。拟用量子理论等现论转化中医理论，建立现代的中医诊察和实验研究体系。其基本思想是以整体观和辨证唯物论为哲学思想，以量子理论等现代学科为理论基础，基于机体电磁辐射场表征中医人体之“气”的观点，运用微观状态的电磁辐射光（量子）辐射、能量（热）等量子形式,研究阐述中医理论关于人的健康与疾病转化规律及其预防、诊断、治疗、康复和保健的科学。概括的讲，量子中医学就是在机体电磁辐射层面研究人体健康与疾病转化规律及其预防、诊断、治疗康复和保健的一门学科。当然，量子中医学目前还仅仅是个概念，形成一个完整学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需要大量的理论和实验层面的支撑。但随着中医理论科学内涵的揭示，量子中医学的雏形已经形成。
2科学哲学观
中医学的哲学观同中国古代哲学观，为辨证、有机唯物主义，主要以取象思维为主。其方法论为思辨。中医药学是采用模型建构、整体认知、直觉观测、动态把握的方法来看问题。其特点为：①整体观，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构成人体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在结构上不可分割，在功能上相互协调、互为补充,在病理上相互影响。而且人体与自然界也是密不可分的，自然界的变化随时影响着人体生理病理转化,人类在能动的适应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维持着正常的生命活动。②功能性，中医学在认识解剖形体的基础上,特别重视人体的功能活动，常常从这一角度分析和认识人体的生命规律。③恒动性，中医学认为人体是一个不断发生着气的升降出入运动而维系着形气相互转化过程的机体,人的生理和病理过程是机体气的动态平衡和失衡的过程。
西医学的哲学观为机械唯物主义，以还原分析论为其方法论，其思维方式为逻辑思维，西医学是采用物质分析、数学定量、实验实证的方法来看问题^其特点为①将人体视为各个零部件的组合。主要从病灶局部出发，用微观的、分析物质结构的方法及实验手段，来研究和认识人体的病灶一一人的病。②注重结构忽视功能，以解剖学为基础，着重研究人体的形体器官和化学构成，认为人是一台机器,只有物理的关系，而没有情感的融通。缺乏对人的整体生命的考察。③注重人体生理、病理的静态、局部忽视其变化、动态及整体。
量子中医学的哲学观与中医学相同，为有机、辨证唯物主义,其思维方式则以逻辑思维为主，方法论以还原、综合并重。量子中医学是中医学理论框架下，利用量子理论等现论转化构建而形成的。其特点与中医学有诸多相同点,①整体观,量子的通讯联系性可以将具有电磁辐射的万物联系起来，具有整体观外，量子组成的电磁场在宇宙的空间中伸延且没有边界，表现为整体性；量子的纠缠性、非定域性、超距作用等特性，更深刻的刻画出量子的整体观的属性,②功能性,机体的量子是机体内非分子型的通讯信使，机体电磁辐射是生命现象基础特征，其形成的电磁辐射场具有高度相干性，与生命体系相互关联，是调节生命功能和生命状态的有效途径。③恒动性，电磁辐射都是恒动的、永无静止的。④量子可以通过基于光电效应的仪器，定量的测知机体辐射的量子的数目、频率及量子统计，从而分析生物体系（如：人）的状态。与中医气的可察性相比，量子的可测性更客观更缜密，这是量子中医学建立诊察和实验研究体系的基础。
3支撑学科
中医学的支撑学科是中国古代哲学，以中国古代哲学的阴阳学说、五行学说作为其思辨工具。这是目前唯一的不但以哲学作为其指导思想而且以哲学作为其说理工具的自然科学范畴的学科。造成了中医理论抽象化、概念模糊化、诊察方法主观化,缺乏现代科学的清晰性、严密性和可证性等基本特征,使中医的特色和优势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和显现,而且难以理解和掌握。
西医学的支撑学科为16-19世纪发展起来的经典物理学、化学等近代科学体系，西医学以经典的物理学、化学的基本原理和技术为基础，建立了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药理学、病原生物学等为基础的医学理论体系和诊察及实验研究体系,形成了西医的生物医学模式。具备现代科学的清晰性、严密性和可证性等基本特征。
量子中医学的支撑学科是量子理论、自组织理论、机体电磁辐射的相干性理论以及电磁理论等现代科学体系。量子中医学是用量子理论等现代科学转化中医学的阴阳五行、气等哲学思辨工具形成的学科,是在机体电磁辐射层面上研究人体健康与疾病转化规律及其预防、诊断、治疗、康复和保健的，基于量子的强度、频率及量子统计等建立起诊察和实验研究体系的。
综上可见，中医学、西医学、量子中医学的支撑基础学科不同，决定了其研究层面不同，中医学是以人体之“气”这一抽象的物质概念为研究对象,西医学是以机体的器官、细胞、分子为其研究对象的，量子中医学是以机体的量子、（电磁辐射）为研究对象的。
4临床诊治
中医理论是基于“气一元论”思想建立起来的，认为气是世界的本原，整个宇宙都是由气构成的，人的生理、病理转变也是气的使然,气的阴阳平衡是衡量机体健康与否的标准尺度,气的状态是由医者通过望诊、闻诊、问诊、切诊等四诊之诊察方法收集的资料、症状和体征，通过分析、综合，利用八纲、脏腑、病因、病机等中医基础理论,辨清疾病的原因、性质、部位，以及邪正之间的关系，概括、判断为某种性质的证即气的状态。然后根据辨证的结果，确定相应的治疗方法如方剂、针灸、推拿等,这一过程中医称为辨证论治。
四诊诊断方法依据有三条:①司外揣内。意为通过观察、分析病人的外部表现,测知其体内的病理变化。②见微知著,通过观察局部的、微小的变化，测知整体的、全身的病变。人体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其任何一部分都与整体或其它部分密切联系，因而局部可反映整体的生理、病理信息。③以常达变，即以正常的状况为标准，通过对比发现太过或不及的异常变化。意为以健康人体的表现或状态去衡量病人，即可发现病人的异常之处及病变所在，从而为做出正确的诊断提供线索和依据。
中医主要应用源于天然的中药和以疏通经络为主的各种非药物治疗，用中医药理论对药物进行复方组合，对人体进行有重点的整体治疗。在大量长期的临床实践中，先者们根据不同的症候总结出大量的相应的药方，这是我国劳动人民在社会实践活动中的智慧结晶，有是证用是方是中医的重要医则。中医主要是通过调整机体的状态恢复患者的健康的，以治未病为主的,所以其治疗的范围有限。
西医在诊断疾病过程中，根据临床经验和理论知识,并借助于各种实验仪器设备及检查技术对疾病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包括病因诊断、病理解剖诊断、病理生理诊断等方面。
西医主要应用化学药品和手术治疗，消除病原体的侵袭和弥补机体的代偿功能。随着技术的发展,西医治疗还有放射治疗，介入治疗,透析治疗，物理治疗等等。在治疗疾病的不同阶段,西医可能会采用一种治疗方法,或一种方法为主同时采用多种治疗方法。
西医学的治疗原理是针对病变的特异性病因、病理，运用药物的化学作用性质和方式,形成特异性地消除病因、纠正病理的治疗。治疗思想是针对病因、病理、病位以直接控制的逆施性对抗疗法。治疗手段的选择和设计是以能够特异地消除病因、纠正病理为标准，治疗活动就是运用这种手段去消除病因、纠正病理的过程。随着观测技术的进步，越来越向更低的微观层次深入，越来越趋向于在分子水平的层次上理解疾病和医学现象。
量子中医学是在传统中医的框架下，用量子理论转化传统中医哲学内容构建的，认为量子可以表征中医之气。其诊断方法是用生物光子分析系统或其他检测生物超微弱发光、电磁、热能等仪器检测机体的量子行为，定量确定机体的状态,通过建立机体量子的行为与方剂、针灸等的定量数理关系，实施治疗的。量子中医学的治疗方法和治疗理念与传统中医学一样，最大的区别在于量子中医学实现治疗的定量化，中医学则是定性的。
5讨论
中医理论源于东方文明，西医理论源于西方古希腊文明，量子中医学却是用源于西方文明的量子理论转化来自东方文明的中医理论而来的。他们有相同的目的性即抵御人的疾病保障人的健康。
中医学是建立在人体之“气是构成并维持人生命活动的最重要、最基础的物质”这一哲学抽象概念之上的，量子中医学是建立在人体之“气是机体电磁辐射场”这一具体物质概念之上的，中医学“气”的概念是哲学层面的概念是彻底的、绝对的，量子中医学“量子”的概念是物理层面的概念,是实在的、可定量检测的。量子中医学认为量子与气具有同构性,而西方传统的思想文化以原子和还原论为代表,认为“原子”是世界万物的本原；量子中医学是以中医学为实践基础，以量子理论等现代科学为理论基础建立的学科，同中医学一样强调人体生命的功能变化规律，西医是以经典的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近代科学为支撑建立的学科,强调人体生命的结构变化规律，强调征服自然。中医学以中国古代哲学为支撑学科，以阴阳学说、五行学说等哲学思辨工具为其说理工具。中医学和量子中医学重视机体的整体性、恒动性、功能性,形神统一，西医则重视脏器和细胞组织分析、强调局部、静态、结构，排斥精神因素；中医学重唯象研究，强调阴阳平衡，而量子中医学和西医学则重实证研究,注重实证分析、综合。量子中医学从机体电磁辐射层面研究人体;西医学从分子水平研究人体，中医学则从整体水平来研究人体的变化；中医学的诊断擅长司外揣内的功能观察法，辨证逻辑和定性分析，量子中医学和西医学的诊断尽可能运用一切科学技术发明，以定量检测为主；治疗上中医学和量子中医学是以天然的中药、针灸、拔罐等通过调整机体的状态，调动机体的抗病潜能达到恢复健康的目的，并用多种药物配伍，多种方法并用来提高疗效,侧重于治未病，西医治病则主要是以化学药物、手术等为主要工具，通过对抗局部病灶达到消除疾病的目的，侧重于治已病。
医学篇4
犹记得，2009年11月10日央视报道了一则“北大医学教授惨死北大医院，病历多处被院方篡改”的新闻，一经报道后旋即在全社会引起了极大的躁动。第一，因为北大医院在全国的知名度也是数一数二。第二，能在北大医院看病更是放心。君不知，全国最优秀的医疗资源，大多集中在一线城市，再加上北京高等医学院校集中。在一些地方看不好的病痒，部分人就会不远千里选择去北京看病，特别是比较牛的医院。孩子出事了，老爹自然要出来扛着。于是按照常规，卫生部立即举行了新闻会，以正视听。实际上医疗事故，不足为新鲜事，此事影响颇大的原因，就是象征国内一流医院的北大医院，居然手术操作由“实习生”担当。当记者质疑北大医院事件时，新闻发言人毛群安用心良苦地说到，“为了我们每一个未来医生的成长，大家还是应该理解、关心、支持这些医学生的临床带教工作。”这话说得无可厚非，也说到了医生的心坎里。
以一名高等医学院校毕业的本科医学生为例。首先得在医疗机构实习满一年后，才能参加医师资格考试，经过第一站的实践技能和第二站的临床理论考试均合格后，取得医师资格证书，然后在医疗机构注册，方才算是依法行医，否则都可以划为“非法行医“之列。然而，在毕业的一年内，如果你不让医学生实习，学一些真刀实枪的东西，那这些医学生能真正学到什么？医生这个行业是非常将就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一个在医学院考试很牛的人，科科全优，但是到了真正的医院，面对真正的病人，特别是面对需急救的病人，顿时大脑短路，操作断路，急得满头大汗。如果没有具备临床经验的医生在场，那会发生什么？大家可以想象。这说明从医学生到医生的转变是需要时间的打磨和实用有效的临床经验。这关系到一个人的生命，生死一念，就掌握在你的手上。试问在世上，还有什么能比生命更宝贵的东西？医学生还是学生，更需要带教老师们的传道授业解惑了。
一提到非法行医，大家都会不约而同地认为是社会上无照证经营的黑诊所之类的伪白大衣，我们的公立医院显然不会录用无资质的医务人员。倘若这样认为，那就大错特错。我国的医疗资源目前其实很匮乏，特别是一些边远地区，同其他行业一样，有真才实学又毕业于名牌大学的医学生想在大城市发展，如果是硕士、博士那你请他回地方发展，他会吗？除非他患了“精神分裂症”。话虽不中听，但事实如此。优秀的医疗资源集中在了那些大城市，小地方的医疗资源自然就杯水车薪了。而我国地大物博，人口分布较广，偏远地区的医疗资源更是不足。再加上看病难，药费贵等一系列老难题，然而都在一步一个脚印的医药体制改革中慢慢推进。既然是改革，改革中就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所以“北大医院非法行医”事件，真正触动的是制度、法律、管理等更深层次的问题，也是涉及医疗安全的敏感性问题。
需要指明的是，在死者家属和律师指出：“实习期医务人员没有行医资质，但是在医院内给患者诊治疾病和书写病历。”如果事实成立，它的确违反了执业医师法中“未经医师注册取得执业证书，不得从事医师执业活动”的规定。但是，“实习期医务人员做临床诊治和病历书写工作”却有行业文件支持！这就出现了矛盾，你不让医学生迈出第一步，那他永远就是蹒跚学步的小孩子，不让他摔倒，就爬不起来，一辈子爬着走路。
笔者曾经实习的时候，按理带教医生是不会让你独立看病的。比如在骨科实习时，即便给病人做石膏外固定，一些简单的清创缝合，都需要有带教的指导，在指导下完成各项操作。但具体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带教医生，他的管床病人一般都很多，特别在一些大医院更是如此。除了上班，加班，还有一些项目研究，论文撰写，实习带教等琐事。所以只要不是很严重的病，带领你熟悉后，加上平时实习时用点心，表现主动点，积极点，即便是从零实践开始，只要病人治疗过程中不出现太大问题，一般带教医生是乐于你这样“帮忙”的。若不出事的话，可以瞒天过海；若出事，那就只有暗渡陈仓了。
医学篇5
随着社会的进步，单一的生物医学模式转变为生物一心理一社会医学模式，国民素质的提高促进了公民自我保护意识的增强，特别是市场经济引入医疗卫生行业，传统的义务论、美德论受到严峻的挑战，带来了如何协调医患关系中服务与公益、医际关系中协作与竞争、医社关系中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等诸多问题。这些问题不仅要求提高医生的技术素质，而且更加强调医务人员的伦理素质。
同时，在医学技术迅速发展的今天，医学技术的应用和实际选择正遭遇越来越多的道德难题，其医疗决策也必然受到认识主体道德决断能力和认识水平的制约。由于当代医学的特点，行医远比以往要复杂得多。不仅牵涉到病人的生命安危，关系国家卫生资源如何用，同时也关系医生的信誉，方方面面都需要做出伦理决策。医学伦理学己渗入到医疗行为的每一个环节中。这无形中要求未来的医务工作者必须具备符合社会需求的素质，尤其在伦理方面的素质要达到更高的水准。
然而，现实的情况又是怎样呢?卫生部副部长王陇德在一次采访中也承认，目前我国的医务工作者存在着医学伦理学知识和人文社科知识缺乏的现象，这对我国的医德医风的建设、医院管理、医疗服务质量的改善都带来了很大的制约。尤其是在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今天，这个问题更显得突出。
2目前医务人员医学伦理素质不高的原因
1999年5月召开的中美医学伦理学比较国际研讨会上，有一个引人注目的议题：中国医学生在校期间接受的伦理价值观，为何没有最大程度地转化为职业行为道德准则?经过研讨，与会者认为：首先，它说明我们社会的伦理道德建设还存在问题，缺乏合乎规律的层次衔接，能为多数人接受、且适应现实状况的道德观念与教育的局面，还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和建立。其次，它表明仅靠在校期间的伦理教育还不够，还必须加强走上工作岗位以后的道德教育以及相关的伦理、法律之规范和制约。
医院作为医学伦理学的教育基地，没有系统的医学伦理学的继续教育，绝大部分医院都将医学伦理学的教育等同于医德医风教育。其次，教学方法与形式不能满足培养医学伦理素质的要求。医院往往跟随卫生行政部门的要求而制订计划。继续沿用计划经济体制下那一套思政治工作的传统做法，内容单调枯燥，形式僵化呆板，以至收效甚微。例如，卫生部在某个时期号召医务人员学做“白求恩式的医务工作者”，医院便针对这个主题召开大会、小会对医务人员进行宣传教育，并评选“白求恩式先进医务工作者”。过了一段时间，卫生部又提出推广“以病人为中心”的服务模式，医院便又针对这个主题开展教育。教育还停留在浅层次的说教，期待大家立竿见影地增强医德意识。随着医务人员的文化层次、认识水平的提高，这种浅层次的说教显然不能适应。再次，教育的层次性缺乏。由于各单位、各个人的知识、智能、素质、觉悟水平存在差异，只采取这种同一内容、同一标准、同一方法的教育，没有依循其层次水平，提出实际、具体的要求、教育效果必然不理想。
综上所述，以往医院的医学伦理学教育存在不完善和实效差的弱点，不能满足医疗卫生改革和21世纪医学服务的新需要。
3建立符合时代要求的医院医学伦理教育新模式
医院的医学伦理学教育，是属于继续教育的一个内容，因而方法方式、内容侧重等应有别于学校。医院与医学院校合作开展教学研宄，避免简单重复学校教过的课程，在内容的广度和深度上达到更高的层次;临床实践和理论学习相结合，注重能力的培养，使临床基地的教育与学校教学融为一体。
3.1营造医学伦理学教育的良好氛围3.1.1医院实行伦理化管理^医院在制定规章制度、落实管理目标、协调抢救措施和进行质量监控的过程中，必须运用医学伦理学的观点、原理和方法，创造一个重视医学伦理学的良好氛围。同时，在医院文化的建设中，要注意融入医学伦理学理念，促使其成为医务人员内心认同的价值观。
3.1.2医院管理者的医学伦理素质^医院的伦理化管理要求医院管理者具有较高的医学伦理素质。医院管理者在医疗活动中肩负着决策、领导、指挥、服务等使命，医院管理者的道德水平直接影响着其所辖部门的道德状况，同时也是制定、实施行之有效的医德规范以及客观考核的保证。医院管理者的医学伦理素质如何、对医学伦理学的重视程度如何，也会直接影响到医院医学伦理学教育的效果。因此，应注意不断加强对医院管理者的医学伦理学教育，提高其道德素养，为实现医院伦理化管理、促使医务人员重视医学伦理学打下坚实的基础。具体的做法是：设置对医院管理者选择、升迀的医学伦理学考核关：建立健全对管理干部的道德监督制约机制;对医院管理者进行现代医学伦理学培训等。
3.2实施医学伦理学教育的主体——医院伦理学委员会医院伦理委员会应成为医院医学伦理学教育的主体机构并负责具体实施。因为:(1)医院伦理委员会能把医学实践和医学伦理学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使医学伦理学根植于医学实践，避免了理论与实践的脱节;(2)医院伦理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包括医学专家、伦理学家、律师、热心伦理的病人代表等，由他们联合起来进行医学伦理学的教育是最合适不过的;G)医院伦理委员会有足够的教学科研力量，并且他们处于临床第一线，了解医务人员在临床实践中的伦理教育需求，开展教学研宄，提高教学质量和实效性。在医院进行系统的医学伦理学教育，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时间都不是很长，经验还不够，要使医院医学伦理学教育纳入正规化、科学化的轨道，加强教育理论研宄尤为重要，以医院伦理委员会这一常设机构对医务人员进行系统的、多种形式的医学伦理学教育，还可以避免过去政治运动式医德医风教育的一些弊端，并且在营造医院的医学伦理氛围方面发挥作用。
在医院伦理委员会下设立专门的教学小组，负责：1)医学伦理学的理论研宄。针对医学实践中出现的医学伦理的新问题、新矛盾和需要解决的新课题展开研宄，寻找对策，为医务人员做出指引。(2)与医学院校合作开展教学研宄，以使医院的医学伦理教学与学校教学相衔接。G)根据社会和医学实践要求，针对不同层次医务人员的特点和实际需要，编写医学伦理学继续教育的教材。(4)教学实施。(5)对医务人员进行考核，有关考核结果交医院管理部门，作为医务人员晋升、奖惩等的参考依据。
3.3医院医学伦理学教育的内容和教学方法
过去的医院伦理建设主要集中在对医德医风的提倡和宣传上，事实上医学伦理学的建设内涵比职业道德的建设要丰富得多。医学伦理素质是从医者解决医学伦理学问题的认知、判断、价值决策、情感、作风、破解难题能力、优化选择智慧等综合医伦素养和品质。而医德医风主要是指医务人员服务态度和工作作风。其主体和内涵显然只是医伦素质的一部分。因此医院的医学伦理学教育内容要拓展，以实用性为主，尽量贴近临床、社会需求、注意与学校的教育相衔接，教学内容应包括医学伦理观、生命伦理学等。
教学方法可以参考学校的方法，采用以问题为基础的方法为主，着重能力的培养。医学伦理学与临床专业技能的学习相结合，把医学伦理学理论与临床诊疗过程，把伦理判断与医疗技术决策有机结合起来。在临床医学教学中，要在讲解各项技术内容的同时，向学生提出各种技术应用中可能遇到的伦理社会问题及应有的对策。此外，要针对医务人员在实践中遇到的伦理问题，定期上小课、召开座谈会、讨论会、答疑解惑。
3.4教育的层次性。
医院医学伦理学教育对象构成较医学院校要复杂。由于个人素质的多层次性，教育基础、文化构成的差异性以及所从事工作的特性不同，决定了医学伦理学教育的层次性。必须区别不同年龄、不同文化程度、不同工作分工的医务人员的差别，在不同层次上采取不同的医学伦理教育，既有体现现代医学伦理学的先进性，也要体现医学职业道德的广泛性。
3.4.1住院医生.住院医生是临床医生成长的关键阶段，他们刚离开学校，有较系统的理论知识，缺少的是书本知识与临床实践的结合。针对住院医生的特点及需要掌握的伦理技能，制订教学计划，定期以课堂讲授、案例分析、小组讨论等方式帮助他们学习有关医患关系、临床伦理、生命伦理等方面的知识，以培养伦理推理和决策能力为主。住院医生的医学伦理学教育纳入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列为继续教育必修课。在住院医生规范化培训的各科室轮转过程中，学习各临床学科在诊治过程中可能遇到的临床伦理问题和处理医患关系。并在有经验的临床医生指导下，形成良好的临床工作习惯，建立临床思维及增强处理复杂伦理问题的能力。
医学篇6
要求本科生具有与患者及家属、医生和护士以及其他医疗卫生从业人员有效交流的能力医患沟通是指医患双方就疾病的预防、保健和诊疗以及相关的问题形成一致的意见并构建相互信任的关系，最终实现促进大众健康的目标。在树立“以患者为中心”的沟通理念中，学习和掌握如何根据患者的反应与其做良好的沟通这一技能，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改善医患关系，增强治疗效果[1]。其实医患关系是有狭义的和广义的两种理解。狭义的医患关系仅仅指的是医生与患者之间的关系；广义的医患关系是指医务人员（包括医生、医学生、护士、医技人员、医疗行政和后勤人员等）与患者一方（包括患者本人、患者的亲属、监护人、单位组织等）之间的关系。
1.2加强思想道德与职业素质的培养
要求本科生在职业活动中学会尊重患者医学从一开始就是为人服务的，与人文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如何使医学生保持一颗平和之心，提高“以人为本”的人文执业技能、杜绝医疗纠纷，防患于未然，是医学教育中一个亟待重视和深入研究的课题。
2本科生毕业后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对人文教育的要求2013年底国务院7部委联合“关于建立国家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的指导意见”要求“四个坚持”：坚持面向医疗需求的方向不偏离，坚持严守培训质量的底线不突破，坚持制度机制创新的重点不放松，坚持医学人文教育的根基不动摇。培训内容包括医疗道德作风、临床实践技能、专业理论知识、人际沟通交流、医疗政策法规等全面的医学素养。人文医学执业技能是指除去医学知识以外的与医学相关的重要执业技能。因此人文医学执业技能是医师执业的基础，是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重要内涵之一。
3本科生人文医学素质培养理论与临床实践不同步
3.1未接触临床的理论学习阶段设置课程
以临床医学专业五年制学生为例，在第七学期也就是大四的第一学期设置的“医患沟通与技巧”课程内容丰富，包括介绍医学标准、解读医疗法规、讲述医患沟通和技巧、学习医患纠纷处理的基本方法、了解问诊、交代病情和术前谈话的过程等。从一方面而言，这些内容的确是学生未来临床实践时需要了解的知识，对于学生进入临床实践开启了一扇门。但从另一方面而言，由于大四期间仍主要采取理论学习方式，学生在听讲时尚未进入临床，对真实的医疗环境缺乏足够的认识，更缺乏医患沟通的实操；而课堂上的授课内容又多数来源于临床实践，因此学生在听课时对所讲述的可能并不熟悉，这样的理论授课效果可能在未来的临床实践中不能得到有效的体现和反馈。
3.2临床实习阶段未设置课程临床医学专业
五年制学生在第期开始进入生产实习阶段，此阶段学生真正开始与患者的“第一次密切接触”，尽管学生们在医护卫技等方面只是跟随临床老师们有初步的认识，但可以在每日的临床实践中与患者有全方位和充分的接触，体会医患沟通的全过程。但是这一阶段没有相应的课程对学生们进行针对性的引导。
4根据临床实践时间同步培养人文医学素质并评估
4.1临床实习期间培训人文医学执业技能
学生进入了临床实习阶段就意味着进入医患沟通的实操阶段，在这个阶段亟需不断地医患沟通培训与指导，因此在大四讲授“医德修养与医患沟通”课程的基础上，如果在临床医学专业五年制学生生产实习阶段引入医患沟通课程，使其在实践过程中能够应用所学的医患沟通技巧与知识，积累从书本上难以获得的临床经验，对于规范医师职业道德，提高自我保护的能力，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临床实习阶段引入的医患沟通课程内容应该有别于大四期间的“医德修养与医患沟通”课程，是以“人文医学执业技能”培训为主体的医患沟通课程。应该选择经过中国医师协会人文医学执业技能培训及师资培训的老师进行带教。在学生进入生产实习后，可以由辅导员随时收集学生在临床中碰到的医患沟通实例等，收集案例后由辅导员统一交给授课及培训老师，生产实习满1个月时，由定期授课及培训老师在“实习生小讲座”时间进行人文医学执业技能培训、医患沟通案例解析和点评。培训老师将通过多种形式如门诊、病房、社区的社会调查、角色扮演、案例分析、门诊和床边教学等对学生进行系统培训。
4.2引入人文医学素质评估体系
鉴于培训和提高医患沟通技能对于改善医患关系的重要性，医学教育者十分重视对医学生沟通能力的评估。美国医学研究生教育鉴定委员会总结了医学生所应具备的六个方面的素质，沟通能力即为其中之一；美国国家医学考试也要求在客观标准临床考试中增加对学生访谈和沟通能力的考核。此外，美国医师执照考试、住院医生和职业医生资格鉴定考试也将沟通能力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生产实习之前、生产实习第3个月、生产实习第6个月及生产实习结束时采用SEGUE量表可以评价学生自我感知的态度、面谈技能、交流技能、告之坏消息等沟通能力的基线情况以及经过培训后的变化情况，既有助于学生学习，有利于老师评价教学效果。
医学篇7
2结果分析
2．1临床医学生毕业打算和就业意向
2．1．1临床本科毕业后的打算
被调查者在“本科毕业后你的打算”问题上，选择“考研或出国”、“考公务员”、“去城市工作”、“到基层工作”、“其他选择”的分别占28．4％、8．1％、40．5％、10．1％、12．8％，去城市工作占最大比例，其次是出国或考研。
2．1．2临床本科毕业后的就业单位选择
在被调查“如果当医生，你愿意在什么单位工作”时，大部分学生选择城市单位，城市各级医疗机构中，按医疗机构的级别分类，级别越高的所占的比例也越高，愿意到乡镇卫生院的仅仅占被调查者的1．4％，到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比例也只有12．2％。
2．1．3临床本科毕业后的期望收入
对毕业后的每月期望收入，46．6％的人期望达到5000元以上；24．3％的人期望达到4001～5000元的收入；20．3％的人期望达到3001～4000元；仅有8．8％的人期望工资为2001～3000元；1001～2000元收入没有一人选择。
2．2临床医学生对全科医学的认知
被调查者中高达27％的医学生不知道“全科医生”，可见医学生对全科医学及全科医生的认知情况不高。在问及“你认为临床医学本科专业应该开始《全科医学概论》课程吗”时，有87．8％的被调查者选择“应该”，有12．2％的被调查者认为“不需要”，可见绝大部分临床医学生还是希望获得全科医学相关的信息和知识。
2．3临床医学生对成为全科医生的接受性
针对“如果有需要你愿意毕业后通过转岗培训或者接受全科医生规范化培训成为全科医生吗”问题，被调查者中75．7％的人表示愿意，24．3％的人不愿意。调查愿意做全科医生的原因时，64．2％的人认为全科医生将来发展空间大，26．6％的人认为是对全科医学的兴趣，6．4％的人认为由于大医院医患关系紧张，只有2．8％选择喜欢在基层工作作为原因。对不愿意做全科医生的原因进行调查时，“发展前景不好”、“得不到社会认可”、“不愿意在基层工作”、“收入低”分别占34．5％、32．7％、19．2％、14．5％。与临床医学生对全科医学认知不足不同的是，临床医学生对全科医生的接受性较好，相当高比例的临床医学生对成为全科医生并不存在抵触，愿意成为全科医生的医学生中认为发展空间大的比例较高，不愿意成为全科医生的原因主要担心全科医生发展前景不好和得不到社会认可，其次是收入因素。
3讨论
3．1转变医学生的就业观点
调查结果显示临床医学生到基层工作的意愿较低，毕业打算到城市工作以及出国或考研这样的传统所占比例相对高，对于具体工作单位的选择可以看出，临床医学生更向往城市级别较高的医疗机构。此次调查结果与赵露、任成所作的研究结果“临床医学生对到城市大中型医疗机构工作选择高达84．9％，而对乡镇医疗机构的选择仅有1．6％”非常接近［1］。学生的就业观点并没有随着我国医疗卫生改革政策以及社会需求而发生转变，作为非一流医学院校的学生，就业观点与一流医学院校学生的就业选择没有差别，但面对严峻的就业形势，必将有部分学生会在就业过程中受挫。因此，医学院校需要对学生开展入校专业教育和卫生政策宣教，同时对高年级学生开展就业指导。专业教育、卫生政策宣传和就业指导一定要紧密联系我国卫生改革现状和社会的卫生人才需求实际。很多学校都有开展专业教育和就业指导，但是针对性不强，而且教学内容没有随医改政策而做出调整，不能做到与时俱进，对学生的指导性不强。这需要学校重视这项工作，就业主管部门应加强对社会需求的分析［2］，指导学生了解医疗卫生就业市场的形势需求［3］，选择专业人员适时调整完善相关教学内容，提高教学质量并优化课程设置［4］，通过这些教育活动改变学生的传统就业观适应社会需求。
3．2积极宣传医改政策和全科医学制度
医学篇8
医学的靶向错了
医学本来分为：预防医学、治疗医学和康复医学三个范畴，而国人太迷信治疗医学，殊不知，医药带给病人的风险极大。
很多的疾病都是由于患者长期用药而产生的，叫并发性疾病，也叫医源性疾病。中国卫生部统计：中国每年因药物不良反应住院的患者高达250万人，而因为医源性疾病死亡人数高达20万人。
70年代，以色列因为医生罢工一个月，全国死亡率降低34%。在这里，并不是告诉大家有病不找医生，而值得思考的是，我们的医疗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
科技的进步，医学的发达，医院的增长，医疗费的不断增长，并没有使疾病减少，反而，患者和疾病更多了。如果医学的进步，以发病率上升为代价，这似乎有些不合情理。
上工不治已病治未病
“治未病”最早源于《黄帝内经》，所谓“上工”，指的是最高明的大夫，是预防疾病的，将疾病抑制在萌芽状态，古代称之为食医。
一次，魏王问扁鹊：“听说你兄弟三人都擅长医术，你们三人谁的医术最高明？”扁鹊答：“大哥医术最高，二哥次之，我最差！”
魏王又问：“为什么你闻名天下？”扁鹊说：“大哥治病总能做到防患于未燃，刚有一点征兆，他就能将病根铲除，所以，人们不知道他是真正治病的高手；二哥治病是在病兆初起之时，刚刚发病就将疾病给压下去了，所以，大家总认为他只能治小病，却并不知道这个病一旦压不下去，就会酝成大病。而我治病于生命垂危之时，人们见到的是破脓血、动手术等，所以，我的名声就传遍天下。
未雨绸缪，是在天还没有下雨之前，先把门窗绑牢，以防不测；亡羊补牢，是等羊丢失了以后，再去修补羊圈。 您说哪个办法更好呢？
据统计，中国人的医疗费90%用于死前一个月抢救，而若把80%的抢救费，提早10年用于防病，至少可以健康地多活10年。在保健预防上每多花1元钱，就可以减少8元钱的医疗费，和100元的抢救费。而中国老百姓却养成了“没病吃饭、有病吃药”的习惯，而病与非病之间却无人问津。
医学篇9
1 中医医学心理学的理论基础
1.1 形神合一论中医医学心理学研究人的心理、生理，建立形神合一论。在狭义来讲，形为身体，神为心理，形神合一。
1.2心主神明论用藏象学说阐述人的心理和生理的假说。将人身之神依附于藏象之心，故心为“君主之官”。 [1]
1.3 心神感知论《内经》阐明感知活动的中枢（心神）通过经络与感觉器官联系，如心神能感知针灸的“针感”。[1]
1.4五脏情志论
1.4.1五志分脏论《内经》阐述五志分属特定脏腑。不同脏腑精气的盛衰导致不同心理活动的改变，五志的太过不及均可使脏腑受损。
1.4.2七情致病论《内经》以气机紊乱阐述“喜、怒、忧、思、悲、恐、惊”情志致病，有指导意义。[2] [3]七情生于脏腑，出于心神，当其强度超过生理调节范围时可致病。[4]
1.5人格体质的分型《内经》把人格、体质结合：①按阴阳属性，分太阴、少阴、太阳、少阳、阴阳和平5型阴阳五态人。②按五行属性，分25型阴阳二十五人。[5]
1.6 阴阳睡梦论《内经》从形神合一论出发，以脏腑功能的阴阳五行属性来释梦。 [1]
2 中医医学心理学的基本疗法及案例
2.1情志相胜心理疗法《内经》始创此法，反映了中国的民族心理，丹溪、子和于此贡献犹大。[6] [7]子和提出“悲治怒，以怆恻苦楚之言感之；喜治悲，以谑浪亵狎之言娱之”等，丹溪提出“怒以忧胜之以恐解之；喜以恐胜之以怒解之”等以情胜情的治疗模式。[8] [9]
2.1.1单独运用 如怒伤肝，悲胜怒：张氏治疗因怒而厥的燕姬，使她因灸法损毁皮肤而悲，而排解郁怒。如喜伤心，恐胜喜：范进过喜而呈癫状，岳父突然打耳光，他因恐而清醒。
2.1.2综合运用以情胜情疗法要灵活运用。[10]一种情志刺激可调一种或数种情志致病；一种或数种情志可调一种情志致病。[11]某女思夫纳呆，丹溪综合“以怒胜思，以喜解思”让其父使女怒，又诈以其夫将归使女喜，女思得解。
2.2言语疏导法用语言对患者劝说开导的精神治疗方法。在能保护患者隐私的环境，使其畅言，顺其意疏导，改善其负面情绪。
2.3惊者平之法《内经》：“惊者平之”。张从正：“惟习可以治惊，夫惊以其忽然而遇之也，使习见习闻不惊”。[12]卫新妻每闻有响则惊倒不知人。戴人用以木击几等方法发出声音，使之耳闻目睹，渐次为常，惊止病愈。
2.4顺情从欲法欲愈其疾，当先治心。室女倾心于某男，初其父不许，由此郁闷而患瘰疬。其父遂许。婚后三月，其症大减，再稍加调治即愈。[13]
2.5移精变气法《素问・移精变气论篇》讲述运用精神疗法转移精神，梳理气机。杨贲亨诊患内障的贵人，用诡言令其凝神于足以降火，愈目疾。
2.6导引运气法让患者安神静志，摒弃不良情绪的干扰，梳理紊乱的气机，恢复平衡的心理疗法。卢不远治疗沈某的恐死症指导其禅宗参究法（导引运气法），百日病愈。
2.7传统音乐疗法《内经》以五音对应五脏的模式，用相应的五音组合，调理忧愁、思虑、悲哀等异常情志及心身疾病。
2.8祝由疗法“祝说病由”以“移精变气”，而“邪不伤正，精神复强而内守”； “祝其病所由来以告于神”，而“病由是可愈”。[14]祝由疗法蕴藏合理的科学内核，借助患者的信仰，掌握和改变患者的心理，达到治病的目的。[15]
2.9针药疗法《内经》强调心神，重视针药疗法，如选用针灸肝经原穴太冲或服用逍遥丸治疗肝气郁结的患者等被广泛地运用。
3 问题与展望
中国古代医学心理学存在发展连贯性，蕴含丰富的心理治疗思想，然其内容支离破碎，系统性不强。我等应结合现代医学心理学研究，形成本土化的心理治疗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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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篇10
循证医学作为一种新的临床思维模式或理念，是1972年由英国内科医生、流行病学家Archie Cochrane创立。经过几十年发展，循证医学的理论体系、技术体系逐渐形成，其实践应用更是随着国际Cochrane协作网的建设和微机网络技术的突飞猛进而不断完善、并在临床医学领域迅速发展，成为当前国际临床医学的热点之一。
1 循证医学的定义及特征
循证医学(evidencebased medicine， EBM)是指在疾病的诊治过程中有意识地、明确地、审慎地利用当前的最佳证据，同时结合临床医师个人的专业技能和长期临床经验，考虑患者的价值观和意愿，完美地将三者结合在一起，制定出具体的治疗方案。其核心思想是医务人员应该认真、明智、深思熟虑地运用在临床研究中得到的最新的、最有力的科学研究信息来诊治病人。同时EBM要求医生把个人临床经验与最新临床试验研究成果相结合，用于指导临床实践［1］。循证医学与以往的经验医学模式相比，在评价结果的指标、证据的来源、研究方法以及样本量有不同的要求。它更强调利用发表的文献证据解决临床问题，对证据进行严格分级，对医学文献评价分级的实践指南提供指导，并充分考虑病人的需求和意愿解决具体临床问题。EBM越来越重视解决临床问题的特殊方法，那就是要认真、明确和明智地应用现有的最好证据，同时结合医生的个人专业技能和临床经验，考虑病人的愿望，对病人作出医疗决策，其内容包括三个基本要素：（1）最好的临床研究证据;（2）医师自己的工作能力;（3）病人的意愿和选择。如果脱离了 “三要素” ，那就不是循证医学，而是经验医学。证据是循证医学的基石，遵循证据是循证医学的本质所在。循证医学中的证据主要指临床人体研究的证据，包括病因、诊断、预防、治疗、康复和预后等方面的研究。
2 循证医学实践
2.1 循证医学实践的类别 循证医学实践可分为两种类型，即循证医学最佳证据的提供和最佳证据的应用。证据提供者参与制造、收集与评价文献，提供最佳证据，主要是由一批颇具学术造诣的临床流行病学家，各专业的临床学家，临床统计学家，卫生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医学科学信息工作者，共同协作，根据临床实践中的问题，通过大规模、长期、双盲、随机对照等实践行为产生大量的数据和结果，对文献进行收集、分析、评价及综合最佳研究成果，为临床医生提供证据［2］。证据使用者是从事于临床医学的医务人员、医疗管理和卫生决策的决策者。
2.2 循证医学实践过程 循证医学的主要实践过程主要为五个基本实践步骤:（1）针对具体病人提出临床实践中需要解决的问题；（2）高效率寻求解决问题的科学依据；（3）严格评价证据的真实性和可行性；（4）依据研究结果，结合患者具体情况制定相应的医疗决策；（5）对临床实践后的效果进行评估。
3 循证医学证据来源
3.1 目前有大量可供医学信息资源可供查询，循证医学信息资源按其资源类型可分为原始资源和整合资源。原始资源是进行医学循证不可或缺的基本资源、主要通过检索医学文献数据库而得到。如：MEDLINE（美国国立医学图书馆开发的一个大型书目型数据库）、EMBASE EMBASE（国际著名出版公司Elsevier Science编辑出版的大型生物医学及药学文献书目数据库）、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CBMdisc)、中国医院知识仓库（CHKD）、循证医学数据库、CochraneLibrary（Cochrane协作网创建的获取循证医学资源的重要的数据库）。
3.2 循证医学期刊 刊载以循证医学方法进行二次研究文献为主的杂志有：美国《循证医学杂志》、美国《内科医师学会杂志俱乐部》、英国《循证护理杂志》、《中国循证医学》和《循证医学》等。
4 我国循证医学发展的现状
中国循证医学中心（中国Cochrane中心），自1996年开始筹建，1999年正式批准注册成为国际Cochrane协作网的第十五个中心。1999年中国中心主任被选为世界Cochrane协作网指导委员会成员。目前，国内临床医学模式仍停留在传统的经验医学模式，多数医疗单位的临床研究仍停留在叙述性临床病例总结的水平，临床研究方法十分混乱，方法学比较落后，研究水平很难跟基础研究相比。EBM在我国临床诊治实践、撰写论文、开展临床科研等方面的应用还非常薄弱。但就目前国内的总体现状来看，EBM还是一个新领域，特别是在如何提供证据、产生证据方面，所开展的临床科研工作远不能满足EBM方法学的要求。
5 存在的问题
5.1 循证医学研究结论与客观实际存在差距 医学研究同其它科学研究一样，都是为了揭示客观世界的秘密。尽管循证医学比经验医学有更大的样本，用随机对照分组的办法以及统计分析数据的手段，使研究样本的意义最详尽地反映出来。但是，不管样本多大，方法如何科学，与研究对象所代表的实际情况，必然存在或多或少的差异。第一是由于原始性研究存在各种缺陷，以及发表文章的偏倚和研究者的偏倚，再加上课题本身常常存在设计上的缺陷，所以目前循证医学所提供的 “证据”，都有一定的偏倚。第二所谓的 “证据” 并非不可改变，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更多文献的发表，可能有很大的变化。
5.2 功利因素对循证医学的干扰 由于循证医学研究要求的大样本、双盲、对照的研究方式，使研究的规模相当庞大，耗资巨大。由于每开发一个新药制药公司均要投入巨资，一旦失败经济损失常常高达数亿美元。制药公司受巨大的利益驱动，导致不少阴性结果被刻意隐瞒，难以为世人所知，故其所得结论的真实性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所以，功利的干扰必然在课题设计、实施和对结论的解释等许多方面表现出来［3］。由于功利的干扰使得研究结论不能展示全貌。
5.3 中医药运用循证医学的困扰 传统的临床评价多依赖中医专家和医师在临证实践过程中对个案病例或系列病例的经验总结，缺乏严格设计的前瞻性试验研究，其明显的不足在于偏倚难以控制，结果经不起重复。中医药临床试验20余年来呈不断增长趋势。但这些年的临床研究中仍存在不少问题［4］。这些问题包括:研究设计与报告的质量不高，随机方法应用不当，没有足够的样本量，观察指标不明确，易于发生偏倚，所以无论是证候或是疗效判断指标都难以达到规范化和量化;报告的疗效可重复性低且疗效指标多为临床症状等 “软” 指标，缺乏长期随访所获得的终点 “硬” 指标(如病死率、致残率等)。这些问题均影响了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因此其试验的科学价值很难得到国际认可。导致中医药随机对照试验文章在设计、实施和报告中均存在一些问题诸如随机分组方法的描述、盲法的使用、依从性及疗效定义等方面。
循证医学仍不成熟，还面临如何与临床实践融为一体的巨大挑战。全世界的研究者要进行大量的研究工作，来摸索如何运用高质量原始研究生产相应证据，而这将是一项艰辛的工作。在研究产生相应证据的基础上制定循证指南并且在确保临床决策符合患者价值观和喜好确保循证实践的实施将是未来循证医学的发展方向。系统评价和Meta分析原理用于卫生政策领域并且持续增长也将是循证医学发展的另一个趋势。
参考文献
［1］ HaynesB，HainesA.Barrier，sandbridge stoevidence based diracal practice［J］.BMJ，1998，317(3153):273，276.
医学篇11
中医学认为，保持机体内的气血调和，阴阳平衡是人体健康的关键。二千多年前，我国最早的医学经典《黄帝内经》中就明确记载“阴平阳秘，精神乃治”“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现代生态医学从生态学的观点出发，研究人的健康和疾病，充分利用有益因素，控制和消除有害因素，有病治疗，未病防病，无病保健，延年益寿。两者理论，不谋而合，十分相似。最近有人提出“废除中医”发表“中医是伪科学”的奇谈怪论，可见这些人对中医理论知之甚少，片面理解。本文作者长期从事生态医学的研究，也涉足中医学的阴阳平衡理论，研究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中医学的本质就是生态医学，决不是伪科学”［1，2］。
1生态学的基本概念
生态学（ecology）一词是德国生物学家E·Haeckel于1869年提出，其定义是：生态学是研究有机体与其周围环境（包括非生物和生物环境）相互关系的科学，由于研究生态学，保护生态环境（宏环境和微环境），对于人类社会及生命优质有着重要作用。近30年来生态学已发展成为庞大的学科群，并出现了许多分支，生态医学就是其中重要的分支［3］。
2生态医学及三层次
生态学分为宏观生态学、微观生态学、分子生态学三个层次。生态医学可从三个层次进行研究，一是以个体和群体为中心同其环境的宏观生态医学；二是以单细胞为中心同其环境关系的微观生态医学即医学微生态学；三是以细胞内的生物活性分子特别是核酸分子为中心同其分子环境关系的分子生态医学；现就生态医学的三个层次简要介绍如下：
2.1宏观生态医学在医学和人体健康方面，随着环境污染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引起了人们对生态医学研究的广泛重视，作者认为医学必须将人放在整个生物圈中来研究生命现象，因为人不仅仅具有生物属性和社会属性，更重要的是人是生物圈中众多物种的成员之一，生物圈对人类的影响长期没有得到应有的认识，只是在20世纪50年生的环境危机和“公害病”迭次发生以后，人们才认识到生物圈的变化与人类有如此密切的关系。大气、土壤、水质的污染，噪音和振动的增多，致癌致畸，致突变的理化因子进入人类所生存的环境，植被的破坏和野生动物的灭绝，臭氧层的破坏，酸雨、温室效应等等，都会直接或间接影响人体的健康，影响人体以下的生态层次。另外，人增也将影响到食物的供应，食物短缺可致营养不良和其他疾病的发生，现在许多人生活在10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里，这样的城市中水处理系统、垃圾处理系统、基础设施、社会秩序和公共健康规划的使用是严重超载的，这势必会影响人们的正常生活和健康，解决这些问题的理论基础必须是生态学的基本原理［3］。
2.2微观生态医学（医学微生态学）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的魏曦、康白教授开始从事微生态学的研究，60年代以后美国的DubosR·J等人把大量的生态学观念和术语引入到微观生态学研究之中。1977年，联邦德国VolkerRush博士首先明确提出微生态学即微观生态学(microecology)一词，康白教授将其定义为微生态学是研究正常微生物群与其宿主（人、动物、植物）相互关系的生命科学分支，微生态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就是医学微生态学即微观生态医学，它是研究正常微生物群与人体之间相互关系的学科。在长期的生物进化、适应过程中，在正常人的体表和与外界相通的腔道粘膜表面存在不同种类和数量对人体有益无害的微生物群称为正常微生物群，其中以细菌为主，其数量相当于人体细胞的10倍，正常微生物大部分与宿主细胞密切接触，交换物质、能量，甚至相互传递遗传信息，正常微生物群对宿主具有营养、免疫、生长刺激、生物拮抗等作用，从生态学观点来看，正常微生物群，在正常条件下，与宿主保持着生态平衡，一切干扰因素，都将引起微生态失调，从而影响人体健康。
在感染性疾病中，按以往的观点，是病原微生物所致，但它不能解释菌群失调所致的内源性感染（条件致病），医学微生态学认为，感染是微生物对宿主或宏生物的异常侵染所致的微生物与宿主或宏生物之间相互作用的一种生态学现象。疫苗、抗生素以及医疗技术的飞速发展，造成了一种我们几乎不受疾病影响的假象，但人们也逐渐认识到抗生素对人类的不利作用。1950年魏曦、康白二位教授曾发现一例鼠型链丝杆菌感染的鼠咬热病人，在用抗生素治疗后，虽杀灭了病原体，但终因导致肺炎克鲁伯菌（正常情况下为人体正常菌之一，不致病）肺炎进而引起败血症而死亡，成为世界上首次发现抗生素治疗而引起的菌群失调症，当时二位教授曾预言到，在光辉的抗生素降临以后，我们必须注意其给人类带来的阴影，扰乱正常菌群和引起菌群失调。抗生素的广泛应用，尤其是滥用抗生素而引起的菌群失调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因此，这就唤醒人们对正常微生物群的生态平衡和失调等问题的研究，从此，诞生了微观生态医学。微观生态医学的行为是维护人体的微生态平衡，防治微生态失调，微生态制剂疗法，合理应用抗生素等［5,7］。
2.3分子生态医学随着分子生物学的进展，以及生态学的理论向分子生物学中的渗透而出现了分子生态学（molecularecology）它是从分子水平上研究和探讨生命物质的生态学问题，分子生态学一词于1988年由中国的向近敏、林雨霖二位教授首先提出，随后国外的TerryBurke也在《自然》杂志上提出。分子生态学的定义为：研究分子生物甚至生物活性分子同其分子环境相互关系的学科，是生态学的分子层次。它主要阐明生命体与其相关细胞之间的各种活性分子直至分子网络相互作用的生理平衡状态和病理失调状态的分子机制，以及促进生理平衡和防止病理失调和恢复生理平衡的措施和方法，分子生态医学的医疗行为是利用分子生态制剂以恢复分子生态平衡［6］。
3中医学的生态观与现代生态医学
中医学的四诊八纲就是从人的整体出发，探讨人体平衡和失调的转化机制，并通过中药使失调恢复平衡，中医的天人合一的思想，阴阳平衡理论，辨证施治的方法以及未病先防、既病防变、治病求本、扶正祛邪、调整阴阳、药食同源的防病原则都是生态医学思想的体现。限于篇幅，本文仅就中医学的生态观在微观生态医学（医学微生态学）中的体现加以论述［1～3］。
3.1中医“治未病”的学术思想与现代保健医学中医从整体观念出发，建立了预防为主的保健观点，早在两千多年前就认识到预防疾病的重要性，提出了“治未病”的预防思想，指出“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所谓治未病，包括未病先防和既病防变两个方面的内容。微生态学的崛起，促进了医学的发展，医学从治疗医学、预防医学已经发展到现代保健医学，它必须以生态学为理论基础，其主要思想为无病保健、未病预防、有病治疗、既病防变，这是医学发展到现代保健医学的必然规律。微生态制剂由于是来自宿主生理性细菌的制剂，回归至原生境，修复生物屏障，根据疾病的生态病因的观点，因而，微生态制剂可达到无病保健、未病预防，有病治疗，既病防变之目的。微生态疗法重在调整，中医的核心也是调整，因此，两者的观点和理论不谋而合，这是值得互相借鉴的。
3.2阴阳平衡理论与微生态理论阴阳学说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宇宙观和方法论，它渗透到医学领域后，促进了中医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成为中医学的重要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借此阐明人体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和疾病的诊断、治疗及预防的根本规律，因此，中医的阴阳学说是关于认识疾病和防治疾病根本规律的学说［1～3］。
3.2.1阐释人体的结构及生理功能阴阳学说在阐释人体的结构时，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整体，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阴阳对立统一体。医学微生态学研究表明，在人体的体表以及与外界相通的腔道粘膜表面存在着大量的正常生物群，构成了除解剖意义上的系统以外的微生态系统，与机体形成为一个有机的统一体。中医认为人体的正常生命活动，是阴阳两个方面保持着对立统一的协调关系，使阴阳处于动态平衡状态的结果，物质与功能、阴与阳共处于相互对立、依存和转化的统一体中，维持着物质与功能、阴与阳的相对的动态平衡，保证了生命活动的正常进行。据瑞典Gustaffson教授研究估计，人类肠道大约带1kg细菌，其活菌数量达1012～13个，这些正常菌参与了宿主的代谢、免疫、生理生化、生物拮抗等方面的作用，以维持人的健康，此即微生态平衡。
3.2.2说明人体的病理变化人体与外界环境的整体统一和机体内在环境的平衡协调，是人体赖以生存的基础，疾病的发生就是这种平衡协调遭到破坏的结果，用阴阳学说来说明人体的生理病理，则认为“阴平阳秘”即阴阳的平衡协调是人体生理活动的基础，这种平衡协调关系一旦受到破坏，使阴阳失去平衡，便会产生疾病。人体微生态系统由于内因或外因的影响使其平衡遭受破坏即微生态失调，便可导致多种疾病，如胃肠微生态系统平衡失调，便可引起多种胃肠道疾病。
3.2.3用于疾病的诊断由于疾病发生发展变化的根本在于阴阳失调，中医有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八纲，但八纲中又以阴阳作为总纲。微生态学诊断疾病，采用厌氧培养技术对人体某部位正常细菌进行定量（多少）、定性（何种细菌）定位（存在的部位）检查以确定微生态失调及程度。
3.2.4指导养生防病中医学十分重视对疾病的预防，取天地自然规律，采取各种养生的方法，借以保持机体内部以及机体内外环境之间的阴阳平衡，达到增进健康，预防疾病的目的。养生防病即为现代的保健医学，保健医学必须以微生态学为理论基础，维持人体微生态平衡，微生态制剂的重要功能就是无病保健，未病预防。
3.2.5用于疾病的治疗中医认为疾病的发生发展的根本原因是阴阳平衡失调，因此，调整阴阳、补偏救弊、促使阴平阳秘，恢复阴阳相对平衡。微生态疗法也是恢复微生态平衡达到治疗目的，其方法有营养调整、抗菌调整、内服菌群促进物质、活菌制剂等从而达到纠正微生态失调，恢复微生态平衡。
3.3扶正祛邪理论与维护人体微生态平衡中医认为疾病的过程是正气与邪气相互斗争的过程，正邪力量的消长决定疾病的发展与转归，邪胜于正则病进，正胜于邪则病退，扶正和祛邪是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扶正是为了祛邪，是通过增强正气的方法，祛邪外出，从而恢复健康，即所谓“正足邪自祛”；祛邪是为了扶正，消除致病因素的损害，而达到保护正气恢复健康的目的，即所谓“邪去正自安”。
从医学微生态学角度来认识正气可理解为人体微生态系统的正常功能态。20世纪70年代中期荷兰微生态学专家VanderWaaij提出了定植抗力学说，其含义为肠道正常菌群对潜在病原菌在肠道中定植的拮抗作用或抵抗力。研究证明，在正常菌群中，厌氧菌（如双歧杆菌等）对定植抗力负有重要责任，抑制了厌氧菌，定植抗力便下降，扶持厌氧菌，定植抗力便提高。康白教授提出了生物夺氧学说，因肠道正常菌大多为厌氧菌，因此，他用从土壤中所分离出的一株无毒的需氧芽胞杆菌（蜡样芽胞杆菌）制成一种生物夺氧的活菌制剂，口服后，肠道氧气被消耗，提供了供厌氧菌生存的厌氧环境，厌氧菌才能生长，才能维持正常菌的屏障作用和其他功能，从而达到扶正（扶持正常菌群）祛邪（拮抗外袭菌的感染）的作用。由此可见，中医的扶正祛邪理论与维护微生态平衡原理十分相似。
3.4中医的脾胃学说与胃肠微生态系统功能脾胃学说是中医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医的脾与消化、吸收、代谢、免疫、神经内分泌有关，微生态学研究表明，中医的脾与人体胃肠正常微生物有密切关系。胃主受纳、脾主运化，是指胃受纳食物之后再经脾把水谷化为精微，并将精微物质转输至全身。脾气健运，机体的消化吸收功能才健全，才能为化生气、血、津液等提供足够的养料，才能使全身脏腑组织得到充分的营养，以维持正常的生理活动，反之脾失健运，则机体的消化吸收功能便因此而失常，便会出现腹胀、便泌、食欲不振以至倦怠、消瘦和气血不足等。
医学微生态学研究证明，在人的胃肠微生态系统中存在许多生理性细菌如双歧杆菌、类杆菌、乳杆菌、拟杆菌、粪链球菌、韦荣球菌等，每克粪便的细菌数量可达1014个，如此大量正常菌产生的各种酶，参与了机体的酶池，对三大营养物质（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类）的消化吸收起着重要作用，如胃肠微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正常，就会发挥正常的消化吸收功能，若结构和功能异常如双歧杆菌等减少时生物屏障作用下降，有利于外来病原菌的侵袭，或与其他肠道菌比例失调或寄居位置的变化如产气菌大量增殖，就会引起腹泻、胀气等表现。
3.5药食同源理论与微生态学中的营养调整中医的药食学，即药物与饮食关系的学问，药食同源，药食互补，药食互用是其主要内容，药与食之间并不存在严格的界限，把药物与食物科学地配合起来用以养生、治病是中医学的重要课题，作者对中医的医食同源有以下的理解。
由于不合理的膳食可致冠心病、高血压、胃肠疾病等，对病人而言，合理营养极为重要。医食同源、药食同根，表明合理营养和药物对于防治疾病有异曲同工之处。医学微生态学研究证明，营养也是使宿主适应其正常微生物菌群的重要因素。营养失调、营养不良或营养变化都对正常微生物群有影响，在正常时保持微生态平衡，在异常时导致生态失调，在微生态治疗法中，用限制营养的办法抑制过盛菌的繁殖如发酵性腹泻可限制碳水化合物食物，腐败性腹泻限制蛋白质食物等。通过营养对正常微生物群中某些成员的促进作用来调整菌群失调也可取得一定作用，根据不同种群对营养要求的不同，可达到促进某些细菌生长和繁殖的目的。对双歧杆菌的扶植可用胡萝卜、乳糖、野芝麻四糖、棉子糖；对乳杆菌的扶植可用乳糖和蔗糖；对肠球菌的扶植可用叶酸、复合维生素B及蜂蜜等多含B族维生素的食物。通过营养的作用来提高宿主对其正常微生物群的适应能力，从而保持人体微生态平衡。
高蛋白、高脂肪食物结构对类杆菌和梭菌有促进作用，这两种细菌的增多与癌症和衰老有联系，因此，要保持对健康有益的正常微生物群，就必须注意膳食结构，合理膳食以利人的健康。
3.6异病同治与使用微生态制剂的微生态疗法
中医的异病同治是不同的疾病在出现相同的证候时，应采用同样的治疗方法。有关微生态学中异病同治的问题，目前研究得较多的是胃肠道疾病及微生态治疗。微生态学研究表明，在人体胃肠粘膜上排列着致密的对人体有益的细菌（主要有双歧杆菌、乳杆菌、粪链球菌等）形成菌膜屏障，这种菌膜屏障能发挥生物拮抗作用控制有害菌的繁殖，阻止有害菌毒性物质的吸收，产生乳酸等使体内有害毒物排出体外，具有清洁肠道，保护肝脏，维护人体健康的作用。一旦菌膜屏障破坏，在外袭病因的作用下，就会导致各种疾病的发生如急慢性胃炎、胃溃疡、肠炎、慢性结肠炎、肝病加重等，鉴于这些疾病有一共同的发病机制——微生态失调，因此，利用宿主体内的生理性细菌（如双歧杆菌等）作为种子，通过发酵工程，扩大数量，制成活菌制剂，再回归到宿主的原生境，重建菌膜屏障，就能达到纠正微生态失调，恢复微生态平衡的目的。因此，一种微生态制剂能治疗多种消化系统疾病，此谓异病同治。
从以上列举的医学微生态学理论与中医理论来看，两者不谋而合，极为相似，因此，是值得相互借鉴的，可以用医学微生态学原理解释和阐明中医中的某些理论，也可用微生态学的研究方法和技术来研究中医理论和中药、药方。舌象检查证明，不同舌象，是不同菌群结果，通过中医中药疗法，可改变舌象，菌群结构也同步改变。四君子汤有扶植肠道生理性细菌的生长作用，小承气汤在调整肠道平衡方面非常有效。我们可利用微生态学研究方法，从医学微生态学角度依据生态学原理去研究中医中药等方面的问题，为人类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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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篇12
前言
程国彭，字钟龄，原字山岭，号恒阳子，晚年到当地普明寺修行，法号普明子，天都（今安徽歙县）人，生卒年月不祥，附贡生。少年多病，酷爱医学，经多年刻苦钻研，临证卓有效验，四方求诊者众。对危重病人，只要有一线生机，均极力抢救，每能起死回生。著有《医学心悟》［1］与《外科十法》二书。
《医学心悟》系程氏积30年业医心得，融会《内经》、《难经》及历代名医精华编写而成。全书5卷，卷一载“医中百误歌”、“经腑论”、“内伤外感致病十九字”、“寒热虚实表里阴阳辨”、“医门八法”等文40余则；卷二论伤寒，分述《伤寒论》六经证治；卷三、卷四为内科杂症及五官诸疾；卷五为妇产科病症。是书所列各科病证先述病源、症状，次述诊断治疗，并附程氏自拟经验方。可谓分类清楚，论述简要，所选方药简便易行，内容丰富，切于实用，是一部理论联系临床的中医启蒙著作，流传甚广，被后世认为是中医入门的重要参考书。程氏归宗普陀后，逢皇上拨款大修庙宇，前后寺僧及工作人等不下数千人，其中病患不一，有患背疽者，有患臁疮、疥癣者，投以膏散，不半月而收功。因思《医学心悟》未及外科，乃复会聚精神，参悟外科旨要，约为《外科十法》1卷，其书言简而赅，方约而效，与《医学心悟》合刊而成6卷。余偶读是书，若有所悟，现管窥其学术思想如下。
明确八纲，概括病证总要
程氏将病证首次明确概括为八纲，指出“病有总要，寒、热、虚、实、表、里、阴、阳，八字而已。病情既不外此，则辨证之法亦不出此。”
病之寒热，全在口渴与不渴、渴而消水不消水、饮食喜热与喜冷、烦躁与厥逆、溺之长短赤白、便之溏结、脉之迟数以分之。假如口渴而能消水，喜冷饮食，烦躁，溺短赤，便结，脉数，此热也。假如口不渴，或假渴而不能消水，喜饮热汤，手足厥冷，溺清长，便溏，脉迟，此寒也。病之虚实，全在有汗与无汗、胸腹胀痛与否、胀之减与不减、痛之拒按与喜按、病之新久、禀之厚薄、脉之虚实以分之。假如病中无汗，腹胀不减，痛而拒按，病新得，人禀厚，脉实有力，此实也。假如病中多汗，腹胀时减复如故，痛而喜按，按之则痛止，病久禀弱，脉虚无力，此虚也。病之表里，全在发热与潮热、恶寒与恶热、头痛与腹痛、鼻塞与口燥，舌苔之有无，脉之浮沉以分之。假如发热恶寒，头痛鼻塞，舌上无苔，脉息浮，此表也。假如潮热恶热，腹痛口燥，舌苔黄黑，脉息沉，此里也。病之阴阳，统上六字而言，所包者广。热者为阳，实者为阳，在表者为阳；寒者为阴，虚者为阴，在里者为阴。寒邪客表，阳中之阴；热邪入里，阴中之阳。寒邪入里，阴中之阴；热邪达表，阳中之阳。而真阴真阳之别，则又不同。假如脉数无力，虚火上炎，口燥唇焦，内热便结，气逆上冲，此真阴不足也；假如脉大无力，四肢倦怠，唇淡口和，肌冷便溏，饮食不化，此真阳不足也。寒热、虚实、表里、阴阳之别，总不外此。
首创八法，立论治病之方
程氏首次将中医治法明确归类为八法，指出“论病之原，以内伤外感四字括之。论病之情，则以寒、热、虚、实、表、里、阴、阳八字统之。而论病之方，则以汗、和、下、消、吐、清、温、补八法尽之。”并对八法的基本概念、适用范围、代表方剂及使用禁忌等详细阐述。如汗者，散也，邪在皮毛者，汗而发之；伤寒，其在半表半里者，惟有和之一法；下者，攻也，攻其邪也，病在里，则下之而已；消者，去其壅也，脏腑、经络、肌肉之间，本无物而忽有之，必为消散，乃得其平；吐者，治上焦也，胸次之间，咽喉之地，或有痰食、痈脓，法当吐之；清者，清其热也，脏腑有热则清之；温者，温其中也，脏受寒侵，必须温剂；补者，补其虚也，邪之所凑，其气必虚，精气夺则虚。
每法均列出当法不法，不当法而法，当法而妄法，当法不可法而又不可以不法，法之不得其法以误人等不同情形，详加论述。如在论汗法时，汗者，散也。风寒初客于人，此皮毛受病，法当汗之，若适时不汗，或汗不如法，此当汗不汗之过也。如元气不足，或劳心好色，真阴亏损，或伤食，或寒痰厥逆，湿淫脚气，内痈、外痈，瘀血凝积，或风温、湿温、中暑、自汗等，皆有寒热，与外感风寒似同而实异。若误汗之，变证百出，所谓不当汗而汗者此也。若夫证在外感应汗之列，而其人脐之左右上下或有动气，则不可以汗。有少阴中寒、寸脉弱者、尺脉弱者、诸亡血家、淋家、疮家、伤寒病在少阳、坏病、虚人及女人经水适来者，皆不可以汗，若妄汗之，变证百出也，所谓当汗不可汗，而妄汗误人者此也。凡一切阳虚者，皆宜补中发汗；一切阴虚者，皆宜养阴发汗；挟寒者，皆宜温经发汗；伤食者，则宜消导发汗；感重而体实者，汗之宜重；感轻而体虚者，汗之宜轻。汗不出则散之，汗出多则敛之，此敛汗退热法，其谓致病有因，出汗有由，治得其宜，汗自敛之。
凝炼病因，阐述病证由来
程氏认为，“人身之病，不离乎内伤外感，而内伤外感中，只一十九字尽之矣。风、寒、暑、湿、燥、火，外感也。喜、怒、忧、思、悲、恐、惊，与夫阳虚、阴虚、伤食，内伤也。此一十九字，而千变万化之病予以出矣。”以十九字概括外感、内伤病因，提纲挈领，言简意赅。
关于火，《内经》有壮火、少火之名，后人则曰天火、君火、相火、龙火、雷火，而丹溪以虚实二字括之。程氏认为，外火：风、寒、暑、湿、燥、火及伤热饮食，贼火也，贼可驱而不可留。内火：七情，劳役耗神，子火也，子可养而不可害。
驱贼火有四法：发：风寒壅闭，火邪内郁，宜升发之，升阳散火汤之类是也。清：内热极盛，宜用寒凉，黄连解毒汤之类。攻：火气郁结，大便不通，法当攻下，承气汤之类。制：热气拂郁，清之不去，攻之不可，此真水有亏，不能制火，当滋其肾，地黄汤之类。
养子火也有四法：达：肝气郁结，五郁相因，当顺其性而升之，逍遥散之类。滋：虚火上炎，必滋其水，所谓壮水之主，以镇阳光，六味汤之类。温：劳役神疲，元气受伤
，阴火乘其土位，补中益气汤之类。引：肾气虚寒，逼其无根失守之火，浮游于上，当以辛热杂于壮水药中，导之下行，所谓导龙入海，引火归元，八味汤之类。
风、寒、暑、湿、燥、火常相杂为患，冬月致病，风、寒、火是也。春兼四字，风、寒、湿、火是也。夏兼五字，风、寒、暑、湿、火是也。秋只四字，风、寒、燥、火是也。
关于风邪，中风有中脏、中腑、中血脉之殊。中腑者，中在表也，外显六经之形证。中脏者，中在里也，如不语中心，唇缓中脾，鼻塞中肺，目瞀中肝，耳聋中肾。又有闭证与脱证之分，闭者，宜疏通开窍，脱者，宜温补元气固脱。中血脉者，中在半表半里，如半身不遂，口眼歪斜。药宜和解，而又有气、血之分，气虚者，偏于右，佐以四君子汤；血虚者，偏于左，倍用四物汤；气血俱虚者，左右并病，佐以八珍汤。寒邪中脏，一于寒也；风邪中脏，而有寒有热。热风，多见闭证，理宜疏导为先；寒风，多见于脱证，理宜温补为先。中风不语有心、脾、肾之异，若心经不语，必昏冒，全不知人，或兼直视、摇头等症。若胞络受邪，则时昏时醒，或时自喜笑。若脾经不语，则人事明白，或唇缓，口角流涎，语言蹇涩。若肾经不语，则腰足痿痹，或耳聋遗尿，以此为辨。
关于内伤杂证，丹溪治法，气用四君子汤，血用四物汤，痰用二陈汤，郁用越鞠丸；薛立斋从而广之，气用补中，而参以八味，益气之源。血用四物，而参以六味，壮水之主。痰用二陈，而兼以六君，补脾土以胜湿，治痰之本。郁用越鞠，而兼以逍遥，一方治木郁，诸郁皆解也。程氏认为，杂证主治四字者，气、血、痰、郁也。气虚者，宜四君子辈，而气实者，则香苏、平胃之类可用。血虚者，宜四物辈，而血实者，则手拈、失笑之类。寻常之痰，可用二陈辈，而顽痰胶固，致生怪证者，非滚痰丸之类不济。些小之郁，可用越鞠、逍遥辈，而五郁相混，二便不通者，非承气、神佑之类弗济。
唱和伤寒，“传经直中”为要
程氏对仲景伤寒学说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有许多独到的认识，在《医学心悟》中有专门论述。
在“伤寒纲领”中，认为“凡看伤寒，以传经直中四字为纲领。”传经者，由太阳传阳明，由阳明传少阳，由少阳传太阴，由太阴传少阴，由少阴传厥阴，此名循经传也。也有越经传者，如寒邪初客太阳，有不传阳明，而径传少阳者。有不传阳明经，而径入阳明腑者。也有由阳明不传少阳，而径入本腑者。也有少阳不传三阴，而径入胃腑者。也有传一二经而止者。也有始终只在一经者。虽所传各各不同，其为传经则一也。夫直中者，谓不由阳经传入，而径中三阴者也。中太阴则病浅，中少阴则病深，中厥阴则愈深矣。此其所当急温也。至于伤寒主治，表里寒热四字也。太阳、阳明为表，太阴、少阴、厥阴为里，少阳居表里之间，谓之半表半里。凡伤寒，自阳经传入者，为热邪，不由阳经传入，而直中阴经者，谓之中寒，则为寒邪。
对于经腑的认识，夫经者，径也，行于皮之内、肉之中也。腑者，器也，所以盛水谷者也。夫邪之在三阳也，有太阳、阳明、少阳之经，凡三阳在经之邪，未入腑者，可汗而已。邪之在阴也，有太阴、少阴、厥阴之经，凡三阴之邪，已入腑者，可下而已。此入腑之腑，阳明胃腑也。凡阳邪入阴尚未结实之证，可还阳向汗。大抵伤寒治法，急于解表，而缓于攻里。对于伤寒阴证，认为阴证有三说，即传经之阴证，阴中之热证也；有直中之阴证，阴中之寒证也；有房室之阴证，阴中之虚证也。
程氏认为，合、并病者，伤寒传经之别名也。或两经同病，或三经同病，名曰合病。若一经病未已，复连及一经，名曰并病。并发挥仲景三阳有合病，有并病之说，认为不仅三阳有合病、并病，三阴也有合病、并病。两感者，表里双传也，一日太阳与少阴同病，二日阳明与太阴同病，三日少阳与厥阴同病。分为直中之两感，传经之两感，如仲景所谓“少阴证，反发热，用麻黄附子细辛汤”，此论直中之两感。传经两感，以解表为主，而清里佐之。直中两感，以温中为主，而发表次之。
程氏注解伤寒病证，先列经病症状，后注治法、方药、用法、用方禁忌、主要病证表现及其病因病机等。如注解少阳证，先列症状，如目眩、口苦、耳聋、胸满胁痛、寒热往来、呕吐、头汗、盗汗、舌滑、脉弦等症，病证为少阳经受病，法当和解，用小柴胡汤和解之。后列小柴胡汤组成、用法、随证加减用药。再列诸症的病因病机。层次清晰，条理顺序，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便于掌握领会。
奉参诸经，论述各科玄微
程氏上奉《内经》、《难经》、《伤寒》之旨，下参金元四大家及诸贤之说，发前人之未表，阐古者之未及，结合自己的临证感悟与心得，注释临床各科病证，确有独到之处，且理法方药，环环相扣，一目了然。
如关于类中风，认为有火中、虚中、湿中、寒中、暑中、气中、食中、恶中等八种，应辨证施治。关于中风，有中脏、中腑、中血脉。中脏者，寒风，多见脱证，当温补元气，大剂附子理中汤；热风，多见闭证，先用搐鼻散吹之，次用牛黄丸灌之。中腑者，中在表也，中太阳，用桂枝汤；中阳明，用葛根汤；中少阳，用小柴胡汤加桂枝。中血脉者，中在经络之中也，大秦艽汤主之。偏在左，倍用四物汤；偏在右，佐以四君子汤；左右俱病，佐以八珍汤，并虎骨胶丸。
关于腰痛，有风、有寒、有湿、有热、有瘀血、有气滞、有痰饮，皆标也。肾虚，其本也。
关于咳嗽，认为肺体属金，譬若钟然，钟非叩不鸣。风、寒、暑、湿、燥、火，六淫之邪，自外击之则鸣，劳欲、情志、饮食、炙之火，自内攻之则亦鸣。治法则在止嗽散的基础上，随证加减。如外感咳嗽中，感受风寒，用止嗽散加防风、苏叶、生姜以散邪。暑气伤肺咳嗽者，加黄连、黄芩、花粉以直折其火。湿气生痰，加半夏、茯苓、桑白皮、生姜、大枣祛其湿。若燥气焚金，加栝楼、贝母、知母、柏子仁以润燥等。在内伤咳嗽中，若七情郁结，郁火上冲者，加香附、贝母、柴胡、黑山栀。劳欲伤肾，阴虚不能制火，朝用地黄丸滋肾水，午用止嗽散去荆芥加贝母、知母开火郁。若内伤饮食咳嗽，止嗽散加连翘、山楂、麦芽、萝卜子。
关于喘证，认为外感之喘，多出于肺；内伤之喘，多出于肾。如风寒外客而喘，散之；直中于寒而喘，温之；热邪传里便秘而喘者，攻之；暑热伤气而喘者，清而补之；痰湿壅结而喘者，消之。七情郁火上冲而喘者，疏而达之，加味逍遥散；肾水虚而火上炎致喘者，壮水制之，知柏八味丸
；肾阳不足而火上泛者，引火归根，桂附八味丸；脾虚不生肺而喘者，培土生金，五味异功散加桔梗。
关于吐血，程氏认为，暴吐血，以祛瘀为主，而兼之降火；久吐血，以养阴为主，而兼之理脾。祛瘀降火多用四生丸、十灰散、花蕊石散，养阴理脾多用六味汤、四物汤、四君子汤。
关于心痛，程氏认为有九种，气、血、热、寒、饮、食、虚、虫、疰，气痛用沉香降气散，血痛用手拈散，热痛用清中汤，寒痛用姜附汤加肉桂，饮痛用小半夏加茯苓汤，食痛用保和汤，虚痛用归脾汤，虫痛用化虫丸，疰痛用神术散、葱白酒、生姜汤。
关于痿证，丹溪治法，泻南方，补北方。泻南方，则肺金不受邪，补北方，则心火自下降。程氏认为，治痿取阳明，所以祛其湿也。泻南补北，所以清其热。治痿之法，不外补中祛湿、养阴清热而已，方用五痿汤随证加减治脏热，十全大补汤、虎潜丸治气血虚、肝肾虚热。
关于痹证，痹者，痛也，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为痹。治行痹者，散风为主，而以除寒祛湿佐之，大抵参以补血之剂；治痛痹者，散寒为主，而以疏风燥湿佐之，大抵参以补火之剂；治着痹者，燥湿为主，而以祛风散寒佐之，大抵参以补脾之剂。通用蠲痹汤加减主之，痛甚者，佐以松枝酒。
关于三消证治，认为渴而多饮为上消，消谷善饥为中消，口渴小水如膏为下消。三消之证，皆燥热结聚也。大法：治上消者，宜润其肺，兼清其胃，使胃火不得伤肺也，二冬汤主之；治中消者，宜清其胃，兼滋其肾，使相火不得攻胃也，生地八物汤主之；治下消者，宜滋其肾，兼补其肺，滋其上源以生水也，地黄汤、生脉散主之。
关于痰饮，程氏认为，大抵痰有燥湿之分，饮有表里之别。湿痰滑而易出，多生于脾。脾实宜消之，二陈汤，甚则滚痰丸；脾虚宜补之，六君子汤。兼寒、兼热随证加药。燥痰涩而难出，多生于肺。肺燥则润之，贝母栝楼散；肺受火刑，不能下降，以致真水上泛，则滋其阴，六味丸。饮在表者，干呕，发热而咳，面目、四肢浮肿，香苏、五皮散。饮在里者，或停心下，或伏两腋，或走肠间，用小半夏加茯苓汤。诸如此类，不一而足。精选效方，简便实用易行
自仲景之后，随着对疾病的认识深入，历代医家不断搜集、整理、增辑有效方剂，方剂著作层出不穷。程氏采用由博返约、去芜存菁的方法，从浩瀚的方书中，精选有价值的方剂，分门别类，纳入各种病证之下，理法方药，脉因证治，简便易行。
每个病证之下，先列历代医家对该病证病因病机的认识及治则治法，后列程氏自己对该病证的认知及理法方药，既选《伤寒》、《金匮》等经方，又载《千金》、《局方》及河间、东垣、丹溪、从正等名著名医的效方，还录入《肘后》、《世医得效方》等民间验方，且创立新方。如《伤寒》的麻黄汤、桂枝汤、小柴胡汤、葛根汤、承气汤、白虎汤、四逆汤、五苓散、茵陈蒿汤、真武汤、半夏泻心汤等；《金匮》的百合地黄汤、栀子汤、金匮肾气丸等；《局方》的逍遥散、四君子汤、二陈汤、神术散、藿香正气散等；《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三化汤、大秦艽汤等；《内外伤辨惑论》的补中益气汤等。据统计，程氏在《心悟》中创立的新方有搐鼻散、冰黄散、百部膏、改容丸、柴葛解肌汤、加味柑桔汤、治疫清凉散、治痢散、淡竹叶汤、茵陈术附汤、神术散、茯苓升麻汤、假苏散、程氏萆分清饮、程氏蠲痹汤、启膈散、手拈散、泽兰汤、通经丸、五痿汤、补天大造丸、橘核丸、秘精丸、菟丝子丸、生铁落饮、安神定志丸、二冬汤、月华丸、透脓散、消瘰丸、止嗽散、半夏白术天麻汤、贝母瓜蒌散、加味香苏散等多首。无论是精选效方，还是创立新方，都以简约、易行、实用为宗旨。
药味少而精书中所选方药药味精炼而不庞杂，每位药均列剂量、炮制方法，程氏自创之止嗽散、半夏白术天麻汤即是明例，止嗽散由炒桔梗、荆芥、蒸紫菀、蒸百部、蒸白前各二斤、炒甘草十二两、陈皮水洗，去白一斤等组成，治诸般咳嗽，无论是外感还是内伤咳嗽，均可在此方基础上进行化裁，药味少而精练，药物剂量、炮制方法明确。转载于范文中国网。
药量适中程氏所选方中药物剂量适中，无大剂量药物的使用，如其自制的治湿痰壅遏所致眩晕的半夏白术天麻汤，由半夏一钱五分，天麻、茯苓、橘红各一钱，白术三钱，甘草五分，生姜一片，大枣二枚组成，药物剂量适中，配伍精当。
用法讲究每选之方均注明用法及饮食禁忌，如治虚劳久咳不已的团鱼丸，用法为将贝母、知母、前胡、柴胡、杏仁与大团鱼同煮熟，取肉连汁食之。将药渣焙干为末，用鱼骨煮汁一盏，和药为丸，如桐子大。每服二十丸，麦冬汤下，日三服。
注重化裁程氏注重在主方所治病证的基础上随症化裁。如用柴胡疏肝散治肝气不和所致胁痛，如唇焦口渴，乍痛乍止者，火也，加山栀、黄芩；肝经一条扛起者，食积也，加青皮、麦芽、山楂。痛有定处而不移，日轻夜重者，瘀血也，加归尾、红花、桃仁、牡丹皮。干咳，咳引胁痛者，停饮也，加半夏、茯苓。喜热畏寒，欲得热手按者，寒气也，加肉桂、吴茱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