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经典文学篇1

〔中图分类号〕I10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7）02-0177-09

一、引言

在工业革命以来的维多利亚时代，英国儿童和青少年文学异军突起，发表的名篇佳作数量之多，艺术水平之高，叙事文类之丰富，影响之深远，足以令世人瞩目。此后，学界公认这一时期为英国儿童文学的黄金时代，只是在时间划分上略有分歧。然而在论及这一时期的儿童和青少年文学创作成就时，批评家关注的目光和评价的重点往往倾斜在幻想叙事文类上，而对其他叙事文类则关注不够。作为英国儿童文学图书出版和史学研究及书目学权威之作，哈维・达顿（F.J. Harvey Darton）的《英国儿童图书：五个世纪的社会生活史》（Childrens Books in England：Five Centuries of Social Life，1932）根据翔实的史料对英国儿童图书创作、出版的整个社会历史语境及发展进程，尤其是维多利亚时期儿童幻想文学经典的出现与英国儿童文学第一个黄金时代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等进行了系统深入的阐述。〔1〕

汉弗莱・卡彭特（Humphrey Carpenter）的《秘密花园：儿童文学的黄金时代研究》（Secret Gardens：A Study of the Golden Age of Childrens Literature，1985）对1860年至1930年出现的杰出儿童文学作家及其创作进行了全面的专题考察，认为这一时期作家们的创作活动形成了涉及相似思想观念和主题的模式。卡彭特在书中重点阐述的是，在这一“儿童文学的黄金时代”，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的作家选择儿童小说来作为自己描写社会和表达个人梦幻的载体。〔2〕彼得・亨特（Peter Hunt）主编的《插图版英语儿童文学史》（Childrens Literature：An Illustrated History，1995）是一部按年代和创作类型编排的通史类论文集。它重点探讨了英国儿童幻想小说兴起的社会历史和文化条件等因素。书中第六章题为“一种艺术形式的诞生”，论述了维多利亚时期至爱德华时期的代表性童话小说作家及其创作的开拓性艺术特征。〔3〕安德鲁・桑德斯（Andrew Sanders）的《牛津简明英国文学史》（The Short Oxford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2000）是一部深受评论界赞誉的开放、精到的英国文学史。在第七章“维多利亚鼎盛期的文学：1830至1880”中，作者对刘易斯・卡罗尔（两部“爱丽丝”小说的作者）和爱德华・利尔（《荒诞歌谣》的作者）这两位作家创作的艺术特征进行了专门论述。桑德斯指出“爱丽丝”小说始终充满反转、推测、激变和梦想等因素；两部“爱丽丝”小说呈现出一种探索荒诞的快乐，因为荒Q就像镜子一样，提供了一种看待事物的可供选择的方式。他认为这两位作家的创作标志着“一种富于智力和奇想的儿童文学的出现，”是鉴赏力变革的最显著的结果。〔4〕而这种阐述代表了英国主流学界的价值取向，即将维多利亚时代的儿童文学经典纳入英国文学正史，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约翰・里凯蒂（John Richetti）主编的《哥伦比亚英国小说史》（The Columbia History of the British Novel，2005）是英国小说发展史研究的权威论文集，体现了20世纪末英美学术界在该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和价值趋向。其中罗伯特・波尔赫默斯（Robert Polhemus）的文章《刘易斯・卡罗尔与维多利亚小说中的儿童》（Lewis Carroll and the Child in Victorian Fiction）将幻想文学与童年书写联系起来，阐述了小女孩爱丽丝这一人物具有的划时代的重要文化意义，以及爱丽丝作为维多利亚时代小说的儿童主人公，是如何与同时代的其他重要小说家（如狄更斯等）所呈现的儿童主人公和童年相关联的。〔5〕菲利普・戴维斯（Philip Davis）的《维多利亚人》（The Victorians 1830-1880：The Oxford English Literary History vol.8.，2007）是一部新颖独特的英国维多利亚文学史，以社会思潮和文化背景为主线，深入考察了1830年至1880年这一特定历史时期英国文学的总体特点和客观成因。论著尤其对达尔文和科学发现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冲击进行了深度阐述。事实上，达尔文不仅对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产生重要影响，更是直接影响和推动了儿童和青少年文学创作，这也是我们当前要关注的重点之一。戴维斯还论述了维多利亚时代的童话文学和幻想文学（Fairy Tales and Fantasies），探讨了它们的时代意义和文学话语价值。戴维斯将童话文学和幻想文学纳入维多利亚文学史体现了一种突破，一种新视野和新认知。综上所述，评论家对维多利亚时期异军突起的儿童幻想文学给予高度评价，但对写实性青少年文学叙事关注不够。换言之，学界对维多利亚时期儿童幻想文学的史学价值和艺术成就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但对写实性叙事文类的研究和认识还有很大提升空间。事实上，这一时期的写实性文学叙事和幻想性文学叙事构成了一个儿童和青少年文学叙事共同体，研究者应当全面系统地将这一时期儿童和青少年文学叙事贯通起来，通过共时性方法进行整合研究。

二、重返童年：三种叙事走向

首先进入我们视野的是以“重返童年”为特征的三种童年叙事。在维多利亚时代，包括达尔文进化论在内的英国近代自然科学的新发现和新思想引发了深刻的宗教和信仰危机。在地理、生物和历史科学的新发现面前，正统神学节节败退。英国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和激烈震荡引发了大多数维多利亚人的迷茫、痛苦乃至各种精神及信仰危机。从总体看，当急剧的社会变化和深刻的信仰危机成为维多利亚人面临的新环境和新问题，工业革命导致的社会变迁与动荡催生维多利亚人“重返童年”的愿望，推动了英国儿童和青少年文学叙事的兴起。19世纪中期以来，以“重返童年”为特征的童年叙事成为作家们对抗社会剧变和精神危机的表达方式。众多著名作家怀着追寻童年的心态为孩子们写作，或者就以少男少女作为自己作品的主人公，推动了童年叙事的兴起。

1.以狄更斯的“苦难题材”小说为代表的现实主义童年叙事

作为维多利亚时代最杰出、影响也最大的小说家之一，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1812-1870）大力开创了现实主义的童年叙事。这一童年书写的原动力来自他本人受到至深伤害的童年经历。狄更斯采用批判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捕捉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多种多样的童年和人生。作者透过表面的繁荣和“进步，”撕开其温情脉脉的面纱，直笔书写社会现实的冷酷无情，大力开拓了“苦难童年”的叙事领域，但他的大多数小说的浪漫结局呈现了狄更斯式的人文主义温情，给读者留下了希望之光。工业革命给英国带来重大社会变革的同时，也造成了社会结构中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两个民族”的相互对立。〔6〕而对童工的剥削更是英国历史上“最可耻事情之一”。狄更斯令人难忘地描写了英国中下层社会种种触目惊心的贫困生活，揭示了儿童作为拜金主义社会的牺牲品所承受的精神和物质生活的苦难。从儿童文学史意义看，把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如华兹华斯等所讴歌的儿童形象转化为批判现实主义小说所表现的主人公，狄更斯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事实上，从《雾都孤儿》（Oliver Twist）的发表到《远大前程》（Great Expectation）问世的25年间，狄更斯笔下所呈现的那些历尽磨难和坎坷人生的儿童群像（如奥利弗、耐尔、董贝、蒂姆、匹普、小杜丽、科波菲尔等），无不铭刻在无数读者的头脑之中。有人说，如果要向广大英国文学的读者做一项调查，问他们对英国文学作品中感到印象最深刻的场景是什么，那么这就是最可能得到的回答之一：济贫院里，饥肠辘辘的孤儿奥利弗手捧粥碗哀求道：“可以吗，先生，我还想再要一点！”狄更斯采用批判现实主义的手法，捕捉和书写剧烈动荡时代社会底层产生的各种焦虑，以及形形的苦难童年和变动不居的人生。而对于19世纪以来的英国儿童文学叙事，狄更斯做出的最大贡献就在于他对于少年儿童人物的倾心描写，对于现实主义的苦难童年题材的大力开拓。相对于狄更斯笔下英国城镇少年儿童的苦难命运，理查德・杰弗里斯（Richard Jefferies）等作家则通过乡村童年书写，如《捡橡果的孩子》（The Acorn Gatherer）收于1884出版的《田野的生活》（The Life of the Fields，London： Chatto & Windus， 1884）。等，表现了这一时期英国乡村儿童在工业化进程中陷入的凄惨生存处境。

2.“奇境漫游”：幻想性童年叙事

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1832-1898）的两部“爱丽丝”小说代表着维多利亚时期幻想性童年叙事的异军突起。通过以幻写实的童话艺术，作者讲述了天真淳朴而且具有常识判断的小女孩爱丽丝独自一人在奇境世界和镜中世界的荒诞生活经历，创造性地拓展了传统童话叙事的表现空间和哲理容量。就创作过程而言，“爱丽丝”故事秉承了口传童话故事的民间文化因素（现场型，亲密性，互动性），体现了它与传统童话的血脉关系；与此同时，这两部作品又通过作者的卓越才思和文字加工获得了独领的艺术升华，这两者的结合在特定意义上体现的是历久弥新的童话本体精神与现代小说艺术相结合的产物。耐人寻味的是，现实生活中的小女孩爱丽丝通过卡罗尔的童话叙事成为永恒童年的象征。恰如作者在其童话小说的扉页题诗中所言，他的两部“爱丽丝”小说是奉献给儿童，奉献给人类童年的“爱的礼物。”通过小女孩“漫游奇境”之幻想性童年叙事，卡罗尔的想象力得到激发和释放，而且他也通过卓越的幻想性童话叙事捕捉和呈现了维多利亚时代充满矛盾的希望和恐惧，表达了荒诞文学叙事所蕴涵的希望改进现实的童话乌托邦意愿。有关“爱丽丝”小说的创作过程和思想艺术特征，参见舒伟《重访爱丽丝的奇境世界：儿童文学经典的启示》，《理论与创作》2010年3期；《走进“阐释奇境”：从历史语境解读两部“爱丽丝”小说的深层意涵》，《社会科学研究》，2014年2期。以卡罗尔的两部“爱丽丝”小说为代表的幻想性童年叙事作品前所未有地冲破了从18世纪中期以来一直在英国儿童文学领域占主导地位的刻板写实之藩篱，颠覆了那些恪守“事实”，坚持理性说教的儿童图书的写作教条，推动了张扬幻想，追求快乐奔放天性的幻想儿童文学叙事主潮的兴起。

在这一时期，童话小说的创作蔚然成风，出现了一大批风格各异，深受少年儿童读者喜爱的名篇名著，引领了英国儿童文学的第一个黄金时代的到来。这一时期的其他重要作品还包括F.E.佩吉特（F.E. Paget）的《卡兹科普弗斯一家的希望》（The Hope of the Katzekopfs，1844）；罗斯金（John Ruskin）的《金河王》（The King of the Golden River，1851）；萨克雷（W.M. Thackeray）的《玫瑰与戒指》（The Rose and the Ring，1855）；金斯利（Charles Kingsley）的《水孩儿》（Water Babies，1863）；刘易斯・卡罗尔的《爱丽丝奇境漫游记》（Alice in Wonderland，1865）和《爱丽丝镜中世界奇遇记》（Alices Adventures in the Glass，1871）；乔治・麦克唐纳（Gorge Macdonald）的《乘着北风遨游》（At the Back of North Wind，1871）、《公主与妖怪》（The Princess and Goblin，1872）、《公主与科迪》（The Princess and Curdie，1883）；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的童话集《快乐王子及其它故事》[The Happy Prince and Other Tales，1888，包括《快乐王子》《夜莺与玫瑰》《自私的巨人》《忠诚的朋友》和《神奇的火箭》]和《石榴之家》[A House of Pomegranates，1891，包括《少年国王》《小公主的生日》《渔夫和他的灵魂》和《星孩儿》]；约瑟夫・拉・吉卜林（J.Rudyard Kipling）的《林莽传奇》（Jungle Books，1894-1895）和《原来如此的故事》（Justso Stories，1902）；贝特丽克丝・波特（Beatrix Potter）的《兔子彼得的故事》（Peter Rabbit，1902）；伊迪丝・内斯比特（Edith Nesbit）的《五个孩子与沙精》（Five Children and It，1902）、《凤凰与魔毯》（Phoenix and Carpet，1904）、《护符的故事》（The Story of the Amulet，1906）和《魔法城堡》（Enchanted Castle，1907）；s翰・巴里（John Barrie）的《小飞侠彼得・潘》（Peter Pan，1904）；肯尼斯・格雷厄姆（Kenneth Grahame）的《黄金时代》（The Golden Age，1895）、《梦里春秋》（Dream Days，1898）和《柳林清风》（Wind in the Willows，1908）等等。

3.科学家达尔文的“自传式”童年叙事

1831年，22岁的达尔文参加“小猎犬号”科考航行；1859年，在犹豫和等待了22年之后，50岁的达尔文发表了震撼世人的《物种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1887年，78岁的达尔文发表了《达尔文自传》。长期以来，在清教主义观念主导下，坚持道德训诫的儿童图书在英国一直是绝对主流趋势。以达尔文进化论为代表的新思潮颠覆性地撼动了基督教有关上帝与世间众生关系的不二说法，对于这一时期的儿童和青少年文学叙事的兴起产生了极大推动作用。有关文献表明，达尔文学说直接影响和推动了这一时期的儿童和青少年文学创作的想象力。对于刘易斯・卡罗尔，那些荒诞的、难以理解的异己力量和异化现象成为他探索幻想奇境的重要写作推力。另一位作家查尔斯・金斯利在《水孩儿》中就糅合了进化论思想（加上作者所了解的其他相关自然科学知识）和基督教精神，体现了宗教感化因素与文学想象的结合。阅读这一时期其他许多作家的作品，如格雷厄姆的《柳林风声》、巴里的《彼得・潘》、吉卜林的《原来如此的故事》、波特的《兔子彼得》、以及本内特的《秘密花园》等等，都能发现达尔文思想的直接影响。从总体看，惊世骇俗的进化论对维多利亚时期作家们想象力的推动是无以替代的。从《物种起源》（1859）的发表到《柳林风声》（1908）的出现，时间见证了英国儿童文学的黄金时代的来临。另一方面，《达尔文自传》（1887）本身也成为这一时期的重要童年叙事之一。它讲述科学家的童年，包括童年往事和回忆、出海科考的历程、对家族名人的记述。既是生动翔实的童年记忆，又呈现出想象的世界、奇迹的世界，具有双重影响。在普遍意义上，它为少年儿童提供的启示包括：“1）培养好奇心；2）发挥你自身的优势；3）对未知的新奇事物持开放态度；4）尊重传统，但敢于挑战现存范式；5）要走出去，才能有所发现。” 〔7〕而在文学意义上，《达尔文自传》所描述的科学家的童年俨然成为一个追求知识、追求信念和实现希望的文学新大陆，值得关注和追索。无独有偶，1885年见证了另一本童年传记《那些功成名就的穷小子的童年故事》（Lives of Poor Boys Who Became Famous）的出版，其扉页上题写着散文家、诗人拉尔夫・爱默生的题词：“恰当地说，我们没有历史，只有传记。”〔8〕而哲学家、文论家托马斯・卡莱尔的题词是，“只要是忠实的描绘，人类的画像乃是人类殿堂里所有画像中最受欢迎的。” 〔9〕这本传记讲述了发明家瓦特、音乐家莫扎特、学者约翰逊、作家哥尔德斯密、科学家法拉第、政治家林肯等28位出身穷苦的名人们的童年故事，从另一维度表明了当时人们对于童年的关注。

三、卓越的贡献：女性作家的童话叙事

从维多利亚时代中期以来，英国女性童话作家异军突起，她们的创作构成了该时期童话文学创作的半壁江山、为英国童话小说突破道德说教的藩篱，为英国儿童文学第一个黄金时代的到来做出了不容忽视的重要贡献。这批女作家包括伊迪丝・内斯比特、贝特丽克丝・波特、萨拉・柯尔律治、凯瑟琳・辛克莱、弗朗西斯・布朗、安妮・伊莎贝拉・里奇（作家萨克雷的女儿）、吉恩・英格罗、马洛克・克雷克、莫尔斯沃斯夫人、朱莉安娜・霍瑞肖・尤因、克里斯蒂娜・罗塞蒂、艾丽斯・科克伦、玛丽・德・摩根、哈里特・路易莎・蔡尔德-彭伯顿、露西・莱恩・克利福德和伊芙琳・夏普等等。从民俗文化的视野看，女性与童话文学之间存在着一种天然的密切联系。就性别特征而言，女性内心生活的丰富多姿使她们的想象更为细腻、生动。女性童话作家在创作中对具象性的生活画面尤其敏感。而从社会政治的角度看，由于置身于一种性别歧视的男权社会里，女性作家有更多的精神诉求和情理表述，有更充足的理由去寻求对心灵创伤的慰藉，对社会不公的鞭挞，有更急迫的需求去获得自我生命的超越，去构建一个理想的童话乌托邦。从文学表达的意义上，女性童话作家特有的敏感和直觉的性别感受使她们更具有细腻而浪漫的审美想象，更具有自如地讲述童话故事的“天赋”才能。她们对于工业革命以来社会转型期产生的困惑和痛苦有着不同体验，更渴望道德关怀、审美情趣和天伦之乐，更需要诉诸奇异的想象。

浪漫主义诗人柯尔律治的女儿萨拉・柯尔律治创作的《凡塔斯米翁》（1837）是以斯宾塞的《仙后》为范例而创作的，充满浪漫传奇色彩，讲述帕姆兰德国王凡塔斯米翁的历险故事。小说中出现了爱情与阴谋、寻找与搏斗、正邪之间的生死较量，还有超自然精灵的介入等因素。朱莉安娜・霍瑞肖・尤因的《地精布朗尼和其他故事》（1870），由著名插图艺术家乔治・克鲁克尚克为该书配画。其《怪魔求婚记》（1871）讲述的是少女莫莉智胜强占民女的恶魔的故事。当怪魔前来求婚之际，莫莉利用怪魔贪婪无度和爱占便宜的心理特点，答应嫁给怪魔，同时要求怪魔在婚前完成两个任务，以便婚后好好地、“节俭地”在一起过日子。在完成莫莉交代的婚前准备工作的过程中，怪魔备受折磨，吃尽了苦头，而且身体也被冻坏了，最后他选择了逃跑，以逃避他的“未婚妻”。作者在故事中采用了许多口传民间故事的母题因素，而且在叙述中对于生产劳作和居家度日的细节描写真实生动地呈现了当地英国乡村生活的画面。

在这一时期的女性童话作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伊迪丝・内斯比特。她不仅推动了维多利亚后期的英国童话小说创作的持续发展，而且对20世纪的英国儿童幻想文学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代表作包括《五个孩子和沙精》（1902）、《凤凰与魔毯》（1904）和《护符的故事》（1906）系列，以及《魔法城堡》（1907）、《亚顿城的魔法》（1908）、《迪奇・哈丁的时空旅行》（1909）等着重表现跨越时空题材的儿童幻想小说。《五个孩子与沙精》（1902）是描写同一集体主人公（一户人家的五个孩子）的三部曲系列的第一部，具有重要的开拓意义。随后的两部是《凤凰与魔毯》（1904）和《护符的故事》（1906）。在这些故事里，孩子们通过沙精神奇但有所限制的魔法而经历了奇异的人生境遇，体会到了各种改变带来的欣喜、震惊、惶恐、懊悔等情感，从而获得了对生活的更多理解。内斯比特童话小说的经典性因素可以表述为：（1）通过作为集体主人公的孩子们的视野，通过呈现他们的家庭环境及其心理活动，作者真实而艺术地描绘了维多利亚时期少年儿童的生活图景，可以使读者毫无障碍地认可这一图景的真实性，并且进入主人公的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2）通过敞开时空阀门预设了广阔的历险和认知空间。从作者生活的时代出发，从此时此刻的当下进入其营造的童话乌托邦世界，也可以回到过去，回到远古，或者进入“最近的未来”及遥远的未来。也是人类认知的包容性特点，既可以回到过去的历史时空，也可以前往未来的时空，极大地拓展了儿童幻想文学的活动天地，揭示了内斯比特童话世界的包容性特点。（3）通过幻想文学的方式ξ多利亚时代的社会现实进行了批评，表露了作者的乌托邦社会主义思想。

四、新时代的成长问题：少年校园叙事

在维多利亚时代，工业革命突飞猛进，新的科学发现不断涌现，国力的强盛使英帝国得到急剧扩张。在此背景下，猛然增长的知识问题和随之而来的教育问题都显得急迫起来。对自然科学知识的传授、对帝国热情的培养和对善良、诚实、勤俭等品质的引导，逐渐成为维多利亚时代教育理念的基本共识。在英国的初级教育体系中，公学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就表现学校生活的校园小说而言，无论是现实主义的叙事，还是幻想性叙事，都是主人公从年幼无知走向身体和心智成熟的成长叙事。

早期的英国校园小说或者说描写过校园生活的小说可以追溯到18世纪的儿童文学作家萨拉・菲尔丁（Sarah Fielding）的《女教师》（The Governess，1749）。随后有哈里特・马蒂诺（Harriet Martineau）的《科洛夫顿的男孩们》（The Crofton Boys，1841）等作品问世。查尔斯・兰姆和玛丽・兰姆合写的《莱西丝特夫人的学校》（Mrs Leicesters School，1809）是描写发生在学校里的故事的短篇小说集，而夏洛特・勃朗特的《简爱》（1847），狄更斯的《董贝父子》（1848）、《大卫・科波菲尔》（David Copperfield，1850）等作品已出现对英国学校的状况和校园生活的生动细致的描写，而且这些描写也引发了社会公众对学校教育状况的关注。

随着时代语境的显著变化，英国校园小说在维多利亚时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出现了具有很高文学艺术性，而且对后人产生很大影响的经典文本，其中影响最大的作家包括托马斯・休斯（Tomas Hughes，1822-1896）、 弗雷德里克・W・法勒（Frederic William Farrar，1831-1903）、塔尔博特・B・里德（Talbot Baines Reed，1852-1893）和约瑟夫・拉・吉卜林（J.Rudyard Kipling，1865-1936）等人。

从19世纪中叶以来，在工业革命的带动下，英国进入了一个生产力快速发展的繁荣时期。与过去相比，民众的收入总体上得到较大提高。越来越多的家境殷实的中产阶级父母开始重视子女的教育问题。对于这样的家长，将自己的男孩送进寄宿学校，让他们接受更好的教育，不失为一种时尚而有效的做法。在维多利亚中期，英国各地设立的公立学校数量急增，从1841年至1900年，短短的40年里就比过去增加了一倍多。时代的变化也使学校的教育实践发生了很大的改进。当然，传统的宗教精神仍然需要重点维护，最大的变化在于锻炼学生体魄的体育运动的设立和体育精神的培养。1870年通过的教育法案强调要为所有适龄群体提供初级教育。这一法案的实施促进了英国初等教育的发展，客观上增加了英国社会不同社会群体中校园小说的潜在的读者数量。从1880年开始，出版商致力于向公众推出有关“校园故事”的广告。而在英国的初级教育体系中，英国公学（本质上仍然是私立学校） 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它们开始在校内鼓励各种类型的运动，把运动当作培养学生遵守秩序和纪律的一种方法。教育家认为这不仅能为精力充沛的男生们提供一种有益的宣泄体力的活动方式，而且有利于引导他们远离对抗社会，或违反道德的个人行为。此外，体育科目的设立一方面可以锻炼学生的身体，另一方面那些集体项目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团队精神，这对于处于快速上升阶段的大英帝国希望国民具备对外协调一致的帝国团队意识也是相吻合的。在这一进程中，许多公学的校长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托马斯・休斯创作的校园小说《汤姆・布朗的公学岁月》（Tom Browns School Days）讲述一个名叫汤姆・布朗的男生在教育家托马斯・阿诺德任校长的拉格比公学的校园生活及成长经历。由于很受读者欢迎，该书在1857年出版后的当年就重印了四次，以后更是持续重印，时至今日。这部作品用写实性的手法艺术地再现了阿诺德校长的教育活动的影响和布朗在学校求学期间的经历。该小说从第二章开始讲述汤姆进入拉格比公学后的生活与学习经历。作为新生，他经历了在新坏境遭遇的种种考验。他加入了足球队，并且参加了学校里的其他活动；他勇敢地应对受到的欺凌；在参与各种校园活动的过程中，他与好友哈利・伊斯特遇到一些麻烦，遭遇了误解。后来汤姆的宿舍来了一个内向羞怯的新生阿瑟，这让汤姆产生了某种责任感，逐渐变得成熟起来。经过了在拉格比公学的求学岁月之后，作为拉格比公学的足球队队长，汤姆・布朗在身体和心智方面都成长起来。《汤姆・布朗的公学岁月》对人物的刻画生动细致，具有浓厚的学校生活气息。书中描述的学校生活场景和经历是许多学龄孩子所熟悉的，尤其是这一年龄段的孩子所关注的集体生活环境中的友谊、友情，以及如何处理同学间的人际关系，培养团队意识，如何应对成人的权威等因素，都能够唤起读者的呼应与共鸣。

从维多利亚时代的学生汤姆・布朗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我们会联想到20世纪英国女作家J.K・罗琳笔下的哈利・波特在霍格沃茨魔法学校度过的峥嵘岁月――事实上，英国的校园叙事传统是一脉相承的。哈利・波特所在的魔法学校与现实生活中的学校非常相似，采用七年学制，实行学生寄宿制。在圣诞节期间，学生可离校返家，与家人团聚，也可留校过节；暑假期间所有学生必须离开学校，进入现实生活。无论是维多利亚公学里的少年汤姆・布朗，还是魔法学校里的男生哈利・波特，主人公都通过各不相同，又十分相似的方式尽情享受着富于生活气息和戏剧性冲突的校园历险行动，故事就发生在人们熟悉的课堂教室、礼堂、食堂、宿舍、图书馆和运动场等。同样，写实性的拉格比公学校长托马斯・阿诺德与霍格沃茨魔法学校的校长邓布力具有很多相似之处，他们都知识渊博、德高望重，无愧为引导主人公健康成长的良师益友。无论是现实主义的校园叙事，还是幻想性的校园叙事，它们都是作为少年的主人公从年幼无知、混混沌沌的生命阶段走向身体和心智成熟的成长叙事。

五、帝殖民和新世界的吸引力：少年历险叙事

与英国校园小说一样，英国儿童与青少年历险小说在维多利亚时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出现了一大批经典作品。在维多利亚时代，英国工业革命取得了最重要的物质成果，也产生了最深刻的社会影响。先后出现的以瓦特蒸汽机、莫兹利车床、惠特尔喷气式发动机等为代表的技术创新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使英国一跃成为“世界工厂”，这使得英国从海外获取资源，获取原材料显得更为紧迫。在维多利亚时期，英国除了进一步加强对印度等原有殖民地的控制外，又以非洲为重点，与其他欧洲列强开展殖民地的争夺。到1897年，英国实际统治的区域已比维多利亚女王登基时扩大了四倍，占有全球四分之一的土地，号称“日不落帝国”。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英国国内的通讯报道变得更加便捷，同时价格低廉的报刊变得越来越普及，英国公众对于大英帝国的海外扩张也更加了解，更受鼓舞。随着英国海外殖民地的扩大，每年都有大量英国公民移居海外，维多利亚时代的孩子们自然受到他们父辈对于大英帝国的热忱，期待着离开学校后到海外殖民地工作，或者经营商贸、或者加入英国驻外军队服务、或者作为公务员到殖民政府机构任职。大英帝国的殖民扩张也需要培养青少年的帝国意识和行动能力，吉卜林当年在德文郡就读的“联合服务学校”就是一所旨在帮助男孩们通过军队的测试，使之能够前往印度等海外殖民地服务的学校。拿破仑战争之后，英国迅速崛起为一个强大的海洋军事强国，海外扩张进入高潮期。大英帝国在印度、加拿大的殖民成果，海军统帅纳尔逊（1758-1805）和反法同盟联军统帅之一的威灵顿将军的赫赫战功与业绩令英国人倍感振奋，爱国热情和帝国意识空前高涨。在这样的社会历史语境下，注重行动与男子汉气概的历险小说自然得以繁荣，而令人振奋激动的历险故事也大受欢迎，非常流行。整个英国的社会和文化机制都鼓励男孩和女孩去阅读历险故事，而且这些故事的主人公就是像他们一样的少年，很容易引起他们的共鸣。一方面是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的时代背景，另一方面是儿童与青少年对于历险的渴望和对历险故事的喜爱，这两方面的因素合力推动了维多利亚时代儿童历险小说的繁荣和发展。

与此同时，由于印刷技术的进步和出版形式的多样化，登载民间故事的廉价小书成为流行的大众阅读方式[到维多利亚时代中期，随着报纸印花税（1855）和纸张税（1861）的取消，书刊的出版发行成本进一步降低，促使更多廉价书刊出现，使得当时英国社会的工人阶层等下等阶层也能够成为书刊的消费者]。而儿童与青少年读者市场的发展和繁荣更加引人注目。有关国会爆炸案的盖伊的故事，以及1820年约瑟夫・瑞兹逊编辑出版的一卷本《罗宾汉歌谣集》等，都受到青少年读者的欢迎。1812年出版的《瑞士的鲁滨逊一家》（The Swiss Family Robinson）于1814年被译成英文出版。沃尔特・司各特的历史传奇小说拓展了英国历险小说传统的疆域，惊险的故事不仅发生在海外的异国他乡，也发生在本土的历史长河中，针对儿童读者的改写本相继出版。许多作家不由自主地瞄准了儿童图书市场。阿格尼斯・斯特里克兰（Agnes Stricland）创作了《相互竞争的克鲁索》（The Rival Crusoes，1826），又名为《海难》（Shipwrck）。安尼・弗雷泽・泰特勒（Anne Fraser Tytler）创作了《莱拉》（Leila，1833），又名《岛屿》（The Island），这两部小说讲述的都是鲁滨逊漂流历险式的故事。霍夫兰夫人（Mrs Hofland）创作的《被人偷走的少年》（The Stolen Boy，1830）设置在异国背景地，讲述少年曼纽尔被来自德克萨斯的红种印第安人掠走关押后机智逃脱的故事。哈里特・马蒂诺（Harriet Martineau）创作了《农夫与王子》（The Peasant and the Prince，1841）和《内奥米》（Naomi）又名《在耶路撒冷的最后日子》（The Last Days of Jerusalem）。以及J.B・韦布夫人（Mrs J.B.Webb）创作的发生在过去的历险故事。进入维多利亚时代中后期，英国儿童历险小说的创作迎来新的创作高峰。在当年流行的历险小说中，仅乔治・亨蒂的作品每年都要发行15万本。到19世纪末，几乎所有的主要出版社，如布莱克特、尼尔逊、朗曼、麦克米兰和J.F・肖等都致力于出版历险小说。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历险小说作家有弗雷德里克・马里亚特、托马斯・里德、威廉・金斯顿、乔治・亨蒂、罗伯特・史蒂文森和赖德・哈格德等人。

自《鲁滨逊漂流记》以来，英国历险小说的传统元素包括：异域风情、追寻和创造财富、开拓蛮荒之地，教化野蛮的土人、白人用现代技术（火枪）加上语言和宗教对土人进行控制等等。就维多利亚时期的儿童历险故事的叙事特征而言，作者往往将可能发生的事情与异乎寻常的事情融合起来。历险故事的核心就在于惊险刺激，但这些惊险的事情又必须建立起可信性。主人公通常是现实生活中常见的十几岁的少年，要么是一个牧师的儿子，要么就是一个小旅馆老板的儿子等等。这样的主人公既非聪明过人、出类拔萃，也非愚昧无知、呆头傻脑，但他总是具有不可或缺的勇气和决心。在故事的开端，主人公往往由于家庭冲突或别的什么原因而离家出走，去寻求财富和好运。在史蒂文森的《诱拐》中，主人公的父亲去世了，于是他踏上了寻找其他亲人的旅程，从而遭遇了随后发生的事情。历险故事的背景地一般设置在远离故国的异域他乡。此外，会有一个陪伴者跟随在主人公身旁，或者主人公随身带着一件特殊的礼物，如一张地图，一件武器，或者能够帮助他学习掌握其他语言的工具等。故事中的主人公通常会遭遇危机或险阻，如沉船、海难、被劫持、受到食人生番的袭击、遭遇背叛等等，不一而足。当然，两种力量之间必然爆发的一场激战将是故事的高潮部分。与早期的同类小说相比，维多利亚时期的儿童历险小说更注重对于道德责任和刚毅精神的推崇；宗教性的说教已经淡化，而是将英国国教福音派信奉的“强健的基督教”观念和高涨的帝国意识结合起来，更注重展现英国白人的美德与品质，如诚实、忠诚、坚毅、足智多谋、处变不惊等等。在这一时期的作家中，乔治・亨蒂是维多利亚时代晚期不列颠帝国意识的最热忱的鼓吹者，他通常会在每本小说的前面，以一封致“H爱的小伙子们”的信作为序言，敦请他们关注故事中的英勇业绩和刚毅精神，关注主人公的历险行动， 因为正是这样的行动帮助大英帝国走向强盛和繁荣。就维多利亚时期的儿童历险故事的深层结构而言，它们在叙述模式、主人公的历险模式等方面仍然受到民间故事和童话故事的影响。

六、结语

通过对维多利亚时期的儿童和青少年文学叙事共同体的考察，我们能够以新的发展视野和新的学术资源去认识这一特殊时期出现的、为共同的读者群体而创作的文学叙事作品，认识这些叙事经典是如何形成的。首先，我们需要借鉴批评家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Henry Williams，1921-1988）在《文化与社会：1780-1950》（Culture and Society：1780-1950，1958）中提出的相关概念。他对1780至1950年间英国40多位著名思想家、文学家的作品及其文化观念进行了系统考察，认为自18世纪下半叶以来，英国作家形成了文学和文化的“可认知共同体”（the knowable community）和“情感结构”（the structure of feelings）。威廉斯对19世纪一批英国小说家作品进行了新视阈的解读，揭示了这些作家在面对巨大社会变革时在思想和情感上的反应，即“情感结构”。 〔10〕在同样的社会变革语境下，尤其在面对下一代的知识接受、身心成长和教育问题，19世纪的英国儿童和青少年文学叙事为人们留下了珍贵的“情感结构”记述。这些叙事类型虽然经历了不同的历史演变（如幻想性童年叙事属于同源异流的幻想文学，少年历险小说可直接追溯到18世纪的《鲁宾逊漂流记》传统），但它们都在维多利亚这一特定社会历史语境中通过各自的反应，应对着共同的挑战，形成了儿童和青少年文学叙事之共同体，共存互补，不可或缺。这个文学叙事共同体具有不同的艺术追求，但具有共同的指向，其预设的共同读者对象决定了各叙事类型之间的逻辑和心理的内在关系，对巨变时代的殊途同归的情感结构是这个共同体的集体意识所觉察到的。

在这个特殊时代，社会的巨变引发了科学与宗教之争、科学与人文之争以及科学与想象力之争；这些争论也影响和塑造了儿童和青少年文学叙事共同体。19世纪60年代，达尔文“进化论”的坚定捍卫者，生物学家托马斯・亨利・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1825-1895）与牛津教区主教威尔伯福斯（Samuel Wilberforce）之间发生了一场著名论战， 标志着新兴科学与传统宗教之间的对立、冲突。与此同时，赫胥黎与诗人评论家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1822-1888）之间也发生了一场影响深远的“科学与文化”之争。这两场论证颇具代表性和时代性，是反映维多利亚时期社会巨变与思想争鸣症候的晴雨表。事实上，维多利亚时代科学与宗教之间形成了一种复杂关系，相互对立又相互指涉，如宗教包含着朴素的科学因素，而科学秉承着追求真理的执着信仰。由此引发的是对于科学知识的本质问题与文学想象力的关系的探讨。在维多利亚时代，自然科学取得长足的令人震惊的进展。在生产力快速发展、社会巨变和精神迷茫与危机的背景下，一方面，怀旧和感伤情绪催生了“重返童年”的思潮，推动了这一时期多种童年叙事的兴起；另一方面，知识分子及文人对于知识的本质问题产生了极大关注，自然要探求和反思人类智力思维活动所产生的、或可能产生的正面和负面影响。从最初的乌托邦（utopia）到后来的恶托邦 （dystopia）、异托邦（heterotopia）等等，作家们用文学形式构想出各种科技发展的前景与后果。这一时期的科学家们试图把握物质世界变化的规律，社会学家也得以借助自然科学的视角来审视人类社会的变化，而文学家则致力于捕捉社会巨变过程中作为个体的人类心理反应。在工业革命推动下，人类的科学知识体系得到迅猛发展。自然科学在19世纪完成了重要整合，形成了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等六大学科。与此同时，科学意识还引发了维多利亚知识分子对社会变化规律的探求，以及对人类自身特性的探求，继而推动了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政治经济学等人文学科的诞生。恰如恩格斯所言：“正如达尔文发现了有机界的发展规律，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多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11〕

与此同时，从宗教人士和科学家到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教育家、思想家、哲学家、文论家、小说家、诗人，人们通过论争和对话发表各自的见解，体现了维多利亚时期独特的精神特质：碰撞论争与开放接纳。这也不可避免地引发了科学发现与文学想象的碰撞。1846年，亚当斯根据牛顿引力学说，预言了海王星的存在。1859年，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引起极大震动。在随后的十几年中，支持达尔文学说的证据相继被发现。在弗洛伊德时代，由于神经科学尚处于不发达的状态，弗氏的许多理论假设受到学界的质疑。而随着相关科学的发展进步，人们发现弗洛伊德当年提出的理论相继得到了现代科学实验的证实，正如2004年马克・索姆斯（Mark Solms）在2004年5月出版的杂志《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上发表的文章《弗洛伊德归来》（Freud Returns）所阐述的。1915年，爱因斯坦根据广义相对论提出引力波（gravitational wave）的存在，2016年，科学家的发现印证了这一预言：天文台利用激光干涉引力波探y器首次探测到了引力波现象。这证实了维多利亚时代的物理学家约翰・丁达尔（John Tyndall ，1820-1893）所强调的想象力在真理探索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他在《物质与力》的科学论文中提出，科学的目的在于“揭示日常事物的神奇和奥妙之处。”〔12〕对维多利亚时代宗教与科学、科学与文学之间存在的复杂关系现象的探究有助于我们理解维多利亚人为何要追寻知识的完整性，为何能创作出卓越的文学叙事作品。

从当代中国视阈去考察这一时期的儿童和青少年文学共同体，具有积极的认识论意义。在过去漫长的历史时期，生产力的发展在时空传播上显得相当缓慢，以至于人们终其一生也难以感觉发生的变化。而随着19世纪工业革命的进程，人类社会发生的变化不可同日而语，面临的挑战也非同一般。作家们为应对这一变化主题而进行创作，通过文学叙事捕捉变化进程中人物的情感结构，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维多利亚时期的儿童和青少年文学经典是丰厚的文化遗产，具有双重性特点，不仅为儿童和青少年读者喜爱，而且能满足成人读者的认知和审美需求。对它们的系统研究能够为我们提供多方面的学术资源。通过新的学术视野和学术资源揭示作为一个文学叙事共同体的儿童和青少年文学叙事的全貌，它的不同艺术追求和相同的应对时代变化挑战的指向，它的当代意义的文学和文化阐释，以及它能够为我们提供什么样的启示和借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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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arpenter， Humphrey. Secret Gardens： A Study of the Golden Age of Childrens Literature〔M〕.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85.

〔3〕Hunt， Peter. ed. Childrens Literature：An Illustrated History〔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130-166.

〔4〕安德鲁・桑德斯.牛津简明英国文学史〔M〕.谷启楠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473.

〔5〕Richetti，John. ed. The Columbia History of the British Novel〔M〕.Bei 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5： 582， 584.

〔6〕Smith， Sheila M. Introduction〔M〕//Sybil or The Two Nations.Oxford and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1：v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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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Bolton， Sarah K. . Lives of Poor Boys Who Became Famous〔M〕. New York： Thomas Y. Crowell & Co.

青少年经典文学篇2

中图分类号：G718 文献标识码：C DOI：10.3969/j.issn.1672-8181.2013.18.057

1 图书馆在青少年经典阅读中开展导读工作的必要性

导读工作是图书馆读者服务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图书馆采用各种手段去“干预”和“影响”读者的阅读兴趣和行为，引导读者正确利用馆藏文献，最大限度地提高文献利用率。青少年时期阅读大量的经典名著，对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应试教育的影响，浅阅读的盛行，很多青少年不知道如何选择经典书目，不知道如何提高对经典作品的理解和鉴赏力，甚至有些对阅读经典不感兴趣和存在阅读困难。在徐建军老师对高一年级317份调查问卷中，“你在名著阅读理解上有没有困难”一项，有73.2%的学生回答“有困难”；“你认为有没有必要对你现在的名著阅读进行必要的指导”一项，有82.6%的学生认为“有必要”；“你认为有没有必要开设一些专题性讲座，放一些有关名著的影视等，来帮助你阅读”一项，有82%的学生认为“有必要”。[1]

2 图书馆在青少年经典阅读中的导读工作

2.1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创造经典阅读条件

2.1.1 编制经典书目

经典书目的编制要充分考虑青少年的学习因素，让他们在阅读经典的同时达到提高学习成绩的效果，从而直观地感受到阅读经典的作用。

一是按照《语文教学大纲》要求，把小学、初中、高中阶段的课外阅读名著列入经典书目；

二是遵循能力发展的需要，把经过实践和时间验证，对青少年成长、发展有益的各类书籍列入经典书目。

2.1.2 设置专题经典书架

多数图书馆是按照《中图法》的分类原则设置书架，它有一定的科学性。但在工作中我们发现，大多数人的思维习惯，特别是青少年的借阅习惯，更能接受的是主题书架。图书馆可以借鉴书店的模式，在借阅室较为显眼的位置，设置如“世界经典名著”、“红色经典系列”、“科学与奥秘”等主题书架，并有醒目标识。笔者建议，所配书籍要以原著为主，这样有利于广大青少年在阅读中体会作品的优秀之处。

2.1.3 推荐经典书籍

一是读者推荐：对青少年阅读兴趣产生重大影响的既不是老师，也不是父母，而是同学。图书馆要充分利用这一特点，让青少年之间的交流成为经典阅读的助推器。除定期召开读者推荐会外，还可以在读书论坛，QQ读书群上设置经典书籍推荐栏目，让读者及时介绍自己喜欢的经典书籍，吸引其他读者阅读。

二是“畅销书”推荐：图书馆每个月公布当月借阅率高、评价多的经典书目，刺激青少年的借阅兴趣。

三是馆员推荐：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可以结合教材内容、社会动态定期推荐经典书籍。如莫言获得诺贝尔奖后，及时地推荐莫言其他的作品。

2.2 授人以鱼还要授人以渔：提升经典阅读技能

2.2.1 与学校合作指导

一是集中式指导：图书馆与学校合作，将某部作品作为班级或年级必读书籍，让老师对他们的阅读进行适当地指导。作品的时代背景、作者情况、成书情况等都可以介绍给学生；也可以让老师带领学生充分挖掘书中的兴趣点和矛盾点，通过切实的阅读，细节的感染，去理解作品的内涵，让广大青少年读者体会到读有所乐，读有所得。

二是集中式诵读：诵读也是提升阅读能力的一种方式，图书馆可以定期到学校上阅读课。抓住书中的精彩处，以诵读的形式，演绎经典篇章。通过口读耳听，口耳并用，使阅读真正活起来；或是一边缓缓朗读，一边慢慢思考，将“读”与“思”结合起来，加深对书中情节的理解，做到“读了又思，思了又读”。

2.2.2 与家长合作指导

亲子共读是一种家庭教育形式，对青少年阅读潜能的开发和个人阅读能力的提高具有重要的意义。海师范大学副教授李燕认为：亲子共读会使孩子从小体会到读书是一件快乐的事，从而培养其良好的阅读态度，这种态度将使孩子受用终生，会给孩子将来的学习、社会适应、文化修养等打下良好的基础。图书馆可以通过板报或学习班的形式，教导、鼓励家长和孩子一同读书，体味书中的乐趣。对做不到“亲子共读”的家长，让他们懂得评价评价孩子读的书籍，看看孩子的读书笔记，了解了解孩子的读书想法等，也是对孩子阅读的认同和肯定。也许对家长而言只是只言片语，却能极大地促进孩子的阅读兴趣。

2.2.3 图书馆独立指导

一是定期召开座谈会。图书馆定期邀请知名作家、学者、教师、优秀读者等召开座谈会，与青少年读者一起座谈自己的阅读方法、阅读经验、阅读效果等。这些成功人士介绍的读书方法、谈到的读书心得等大多会成为孩子们读书的动力。应该说名人效应会极大地促进青少年的读书兴趣，引导他们形成正确的阅读倾向。

二是组织广泛式探讨。图书馆可以借助各种力量，为青少年的经典阅读提供一个交流的平台。大厅里的读者园地、网上的读者读书博客，读书论坛，QQ读书群都是开展阅读交流的很好平台。图书馆里还可以对书籍分门别类，定时定期抛出探讨的话题，让青少年读者根据自己的感受发表见解或附议。这样一个交流平台，让青少年读者在互相交流中体会到阅读的成就感，从而激发起他们的阅读兴趣。

三是推荐评论作品。经典作品的原著很精彩，很多评论家对于这些作品的解读也很到位。文学评论家的解读，实际上是教人们如何更好地品读这部作品。所以图书馆在推荐作品的同时可以推荐一些著名的文学评论家评价作品的文章。广大青少年在初读的基础上，有了名家的指点，会更深入地理解原著。

四是结合影视作品的影响：现代媒体日益发达，电影、电视、电脑等高新技术的崛起从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人类的阅读习惯，如果加以恰当地利用可以使经典阅读锦上添花。图书馆可以利用现代技术，在节假日放映经典名著改编的影视作品，让青少年读者从感性上加强对经典作品的了解。通过不同于文字的影像与声音，可以更直观、更立体地了解经典作品，体会作品传达出的艺术感染力和艺术魅力。

2.3 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激发经典阅读兴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在青少年阅读经典作品期间，图书馆适时地给予评价与奖励，能更好地激发他们的阅读兴趣，让他们觉得是“我要读书”，而不是“要我读书”。

2.3.1 建立青少年读者阅读记录表

图书馆可以按照每位读者的借阅记录，为读者建立“阅读记录表”，记录读者一个阶段内所读书籍。馆里定期公布一次，并对他们的阅读取向加以肯定或指导，让青少年读者看到自己阅读成果的基础上多读好书。

2.3.2 建立读者星级制度

按照读者借阅图书的数量、性质、效果等内容确定读者的星级等级。一年内阅读5部及以上经典作品、在图书馆组织的课外阅读测试中达到90分以上的青少年读者定为五星级；一年内阅读4部经典作品、测试拿到80分以上的青少年读者为四星级，以此类推并对突出的读者给予奖励，鼓励他们多读书、读好书。

2.3.3 开展展示活动

读书交流会、经典作品片段表演、读后感征文、朗诵比赛、讲故事比赛等等，都是很好的展示活动，既可以了解青少年实际的阅读状态，展示他们的阅读成效，也可以促进青少年读者经典阅读的深化，促使他们产生阅读成就感和阅读兴趣。

3 图书馆做好青少年经典阅读导读工作的条件

3.1 提升馆员素质

人们常说“给人一瓢水，自己要有一桶水”。要做好青少年经典阅读的导读工作，图书馆员要具备相应的素质能力。首先要具备严谨认真的工作作风、热情周到的服务态度；其次要不断地提高自己的业务知识和文化科学知识水平；再次通过学习掌握一些青少年教育学、心理学、行为学的知识，掌握新的阅读理念和阅读方法。

3.2 加强多方合作

图书馆、学校、家庭等社会各界的目标是一样的――把青少年培养成一个对自己、对家庭、对社会有用的人。因此，图书馆要顺应这种趋势，加强与家庭、学校、教育部门的合作，形成课内、课外知识的良性互补；同时和文化宣传部门、妇联、团委、社科联、媒体等部门合作，形成资源、能力的互补，从而做好青少年的经典阅读工作。

图书馆作为素质教育的重要阵地，是广大青少年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提高修养、陶冶情操的最佳场所之一。要充分发挥其教育职能作用，让每个青少年多读书、读好书、会读书，让经典阅读润泽他们年轻的生命，让他们的生命因经典阅读更加美好！

青少年经典文学篇3

红色经典影视剧(以下简称红色经典)是我国人民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在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的沉寂和90年代后期的再度走红，几经沉浮时至今日改编红色经典已愈发炙手可热。近年，以《亮剑》、《特殊使命》、《仁者无敌》等为代表的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持续升温，并引导青年学生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为我们认识红色经典的精神实质并对青少年加强思想教育提供了良好的教材。

红色经典就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史上里程碑式的人和事。再扩大一点，从广义上说可以认为：凡是在革命战争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对实现中国共产党的意志和主张起过较大进步和推动作用的人和事，都应归为红色经典。如革命现代京剧样板戏，是在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下实现党的意志和主张的，也应算红色经典影视剧。

与红色经典相对应的是红色原创。红色原创是群众公认的、影响较大的、收视率较高的、描写革命历史和英雄人物的经典影视作品，其意义不单纯在于商业价值，更在于为当代社会建立一个强烈的文化认同感，使整个社会通过其塑造的典型人物找到自己的政治模型和文化方位。当然，红色经典都是当年的红色原创，所谓的红色原创，是指进入本世纪以来创作的影视作品。

一、红色经典及其精神实质

1　何谓红色经典。

红色经典是文化的一种特殊形态，它特指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所习得的知识、信仰、艺术、伦理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任何其他能力和习惯的综合体。红色经典是中华民族极其宝贵的文化资源，它和其他文化同样具有复合性、象征性、多元性、传承性、共享性等特征。

2　红色经典的精神实质。

红色经典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积淀形成的。深入挖掘红色经典的价值内核，它与新时期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基石。

红色经典作为中国共产党特有的思想文化形态，是随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的确立不断得以丰富和发展的。其传承与发展促进党的政治文化生成一种巨大的政治价值，使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得以进一步的巩固。在新历史时期，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要不断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红色经典作为先进文化形态，必然成为意识形态的主阵地。

红色经典作为民族文化的天然构成，是革命、建设年代留下的特殊文化形态。它本身所蕴含的厚重的历史承载培养了人们坚定的理想信念：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选择，是人民的选择，坚持这条道路就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红色经典可以激发人们的爱国主义情怀。广义的红色经典不仅包括物质形态的，即在长征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时期所留下的革命活动遗址、遗物、文献、作品等，也包括非物质形态的即在革命与建设年代留下的丰富的精神财富。这些深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为了取得民族独立、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主义情怀。红色经典不仅是弘扬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的鲜活教材，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有效载体。

二、挖掘红色经典主题。促进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

红色经典反映着中华民族文化前进的方向，满足人民大众、特别是广大青少年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实现红色经典与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的互动，必将构成一种文明或文明的生活方式，并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和谐共存。

1　大力弘扬红色经典，坚定青少年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

理想信念是红色经典的重要内容，也是红色经典的宝贵财富，深入挖掘红色经典中关于理想信念的经典题材，对青少年进行理想信念的教育，使其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科学把握历史发展的必由之路，培养其热爱党、拥护党、坚定不移地跟党走的思想感情，并最终树立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坚定信念。

2　通过红色经典的感染力，对青少年普及爱国主义教育。

爱国主义是民族精神的核心，是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的主题。红色经典在本质上是爱国主义文化，它包括了许许多多中国共产党为了取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英勇奋斗的经典爱国事例，涌现出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壮烈场面。这种爱国主义精神已经深深融入我们的民族意识、民族品格和民族气质之中，成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精神动力。用红色经典中的爱国主义精神激励青少年，培养他们的爱国主义情怀，使其从内心深处产生对祖国的深厚感情，立志成长，报效祖国。

3　挖掘红色经典价值形态，推进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

红色经典与社会主义荣辱观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部分，也是当代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广大青少年形成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具有指导功能。将红色经典本身所蕴含的人本思想与责任的培养，诚信教育，同情心、爱心的激励，珍爱生命，珍惜生活等思想结合在一起，帮助青少年理解周围正在迅猛发生的价值冲撞与变迁，使其知荣辱、明大义。

青少年经典文学篇4

开展经典诵读活动，培养中小学生的人文情怀，为青少年开启人生梦扩容。开启人生梦，必须用蕴含在中华民族血液里的人文精神浸润青少年的心灵。针对古诗词能诵、能写、能画、能唱的特点，各学校创造性形成了背经典、写经典、画经典、演经典、践经典等多种形式，将诵读活动与学校的阅读课、书法课、美术课以及大课间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巧妙结合起来，让学生在课堂阅读、练习书法、做韵律操、跳皮筋、踢毽子中时刻与经典相伴。可以想象，如果所有的孩子都能时常获得这种文化熏陶，他们的内心世界、人文情怀将变得更为宽广。

青少年经典文学篇5

青少年儿童阶段正是人生记忆最佳的黄金时期，若能阅读本民族文化经典著作，乃至世界优秀文化的典籍，以滋养心灵、拓展视野、启迪心智、教养人品。利用课本范例．激发学生阅读文化经典著作的兴趣，是学习的先导，是需求的动力，少年若天性，习惯成自然，学生才会将家长的要求、老师的要求———要我读转化为自主寻求的我要读，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首先从课内向课外延伸，新课标准人教版实验教材根据不同的年龄阶段、不同的年级选编了一些古文，虽然篇数不多，但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我们的小学生可以学古文，让小学生阅读古文先由易到难，由浅到深，“不求甚解，只求熟读成诵”，“读书百遍，其义自现”，俗话说得好：“一熟三分巧，”这样就能消除学生对古文的畏难情绪，经典著作诵读教学的基本原理就是努力创造机会让学生多读多背、反复接触，让学生觉得古文不是高不可攀的，它是可触可摸的，是生动有趣的，从而缩短这些经典文学与孩子们在心理、思想、情感等方面的距离，让孩子们学习起来不会感到生疏，能与身边的事情相联系，激发孩子们的阅读兴趣，让孩子们兴趣盎然地走进文化经典著作中来。通过激发学生们课外阅读的兴趣，有助于培养孩子们自主学习的良好习惯，促进思维发展，滋养思想情感，提高品位修养，从而让孩子们觉得生命更有价值、生存更有活力，学习、生活更充满快乐，学习的态度“知之者不如好知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可以说是从精神上给学生们补充了更加丰富的“营养”。在他们幼小的心灵纯净空廓，由经典著作奠基可以激起他们一生对文化知识的向往，如此必定会有益于造就德才兼备的贤士，襟怀天下的大器，以达到民族文化薪火相传的目标［5］。

良好的读书环境对人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因此在学校除了在课堂上开展多种形式的诵读外，还可以根据少年儿童天真活泼、富于想象、模仿能力强等心理特点，在学校、班级中积极创设营造一种浓厚的阅读氛围，利于学生“自主感悟经典著作”的课堂教学氛围，来进一步激发提高他们学习经典著作的兴趣与能力。举办系列文化经典著作阅读竞赛活动。如唱红歌、读经典、诵诗歌、讲故事比赛等。在比赛中让学生找到更多读书的乐趣，收获更多的知识与智慧，使学生们积极参与其中、乐于其中，让学生的感官沐浴于神秘的经典文化天地，产生一种“仰之弥高，钻之弥深”的敬仰感以及生命价值体认的特殊感受，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把经典著作的反复影响自觉转化为言行的规范、文明、得体、优雅，达到心态的从容愉悦，理想的高深远大．我国经典、诗歌、故事源远流长，是民族文化的根基和典范，是中华民族的精神食粮。开展“唱红歌、读经典、诵诗歌、讲故事比赛等”活动就是要让学生们在诗歌、经典、故事中感受传统民族经典著作的博大精深，对中华民族经典著作的理解和欣赏，汲取立身做人的精神食粮。以活动为载体，既有利于铭记经典著作的精髓，也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经典著作的兴趣，增强学习自信心。让他们感受那浓郁的读书氛围，从而激发阅读的愿望，从内容上适合他们的“胃口”。让学生们自己去获取，去探求，去寻觅，去掌握，在我们的教学中，把课外阅读纳入教学的轨道，充分利用现实生活中的教育资源，开展丰富多彩的学习实践活动，拓宽学习的内容、形式与渠道，使学生在广阔的空间里学、用，丰富知识，提高能力。让我们都来重视经典著作阅读吧！

（一）深化红歌传唱进校园活动

学校广泛开展“唱红歌让我更快乐、红歌伴我共成长，”同学们通过唱革命歌曲，对峥嵘岁月的回顾，对幸福生活的珍爱，对美好未来的向往，唱出了对祖国母亲的无限深情和诚挚的祝愿，也唱出了新时代学生昂扬向上、团结进取的精神风貌。

（二）学经典著作，深入推进诵读活动

在青少年学生中开展中华经典著作的诵读，让青少年在接受现代教育的同时，从小浸淫于中华文化这最深切、最久远的人文关怀之中，与圣贤为友，与经典著作同行。开展文化经典著作诵读课堂，举办文化经典著作诵读比赛。教育部门要组织各中小学校，依托《读点经典》小学版和中学版，结合课堂古典文学内容，利用早读、晚读、班会、自习、少先队活动等组织学生诵读文化经典著作，每学期要分班级、年级、学校等集中组织开展文化经典著作诵读比赛活动，在学校中掀起一波又一波的文化经典著作阅读热潮，最大限度地推动学生的文化经典著阅读热情，既丰富了学生的知识，又提高了学生阅读鉴赏的能力，还能不断地积累了语言，锻炼了口才，进一步巩固学生在课内学到的各种知识，对于提高学生的认读水平和作文能力，有助于形成良好的道德品格，乃至于整个学科学习都起着极大的推动作用。

（三）突效果，扎实开展讲故事活动

以讲故事诱发兴趣，大力推进故事进校园、教育部门要要求学校广泛开展课堂故事会、讲故事比赛等故事进校园活动，每学期中学校开展不少于1次讲故事比赛活动，学生可以结合自身学习成长中的亲身经历，结合所学的知识和身边的真实事迹，畅谈对历史故事的体会和感想；对新时代英雄的理解，可以围绕自己所看到的电影和书籍，抒发感情，讴歌长征的丰功伟绩；可以借助长征中的历史故事等内容增强学生爱国情感，以生动的语言和感人的事例，把孩子带进一个美妙精彩的世界里，在享受故事带来的奇妙世界里感受到课外阅读的诱惑，展现新时期青少年学生热爱国家、热爱党、热爱人民的美德和良好的精神面貌。

青少年经典文学篇6

七月，学子们迎来了属于自己的假期，各大出版社也迎来青少年读物不可错过的绝佳销售期。静态的阅读活动虽然不能与其他强大的促销商品相媲美，但充裕的闲暇时间，老师的推荐，家长的要求等，让青少年有机会广泛接触课外读物，这已是不争的事实。但青少年究竟如何对待“经典”阅读呢?

我们先从一份调查问卷说起。

2009年6月，为了配合本期主题阅读，笔者走进厦门集美大学和嘉庚学院两所高校，按专业不同发出240份关于暑期阅读的调查问卷，后期收回190份，其中有效问卷178份。问卷虽少，但依然能反映出部分问题。由于大学生知识视野相对比较宽阔，在青少年中最具有代表性。因此这里以大学生为例，先谈谈问卷中揭示的当今阅读现状的两个问题。

上述数据无形中告诉我们：首先，如今大学生的暑假生活并不和谐，许多大学生依然对自己的生活感到茫然，选择上网、游戏甚至无所事事的比率高达68.04％，这一现象不得不引起家长与老师的警觉和反思。其次，从选择看书的比率来看，阅读虽然不是大学生们的主要暑假生活方式，但图书阅读依然占有一定的份量，针对青少年读者的图书阅读销售市场依然具有很大的潜力。

青少年经典文学篇7

通过我馆读者阅读调查，我个人认为，作为基层公共图书馆工作者，在推动全民阅读，特别是青少年阅读方面应该发挥重要作用。要使来图书馆的读者不仅只阅读，还要能悦读，读好书，读有用的书，图书馆工作者，要给经常了解读者读书的目的和读者的爱好，给他们做导读员，让他们懂得用有限的生命去面对无限浩瀚的知识海洋，吸取对自己有价值的精神食粮。

阅读的目的和作用

阅读是指一种从书面语言和其他书面符号中获得意义的社会行为、实践活动和心理过程。阅读的主要目的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获取信息与知识――即求知。二是陶冶情操――即审美，而且读者阅读的目的也不外乎这两种。

阅读是为了尽快获取自己需要信息和知识。满足读者需要，阅读是现代文明社会生存的一种技能，阅读能力对人的发展与成功起到关键的作用。阅读是一项知识积累的长效行为，只有养成持之以恒的阅读习惯，才能具备丰富的词汇、良好的语言素养以及高水平的思维能力。阅读经典对青少年人的发展具有重要价值和作用。青少年时代是阅读的启蒙和兴趣产生的时期，图书馆作为社会文化教育机构，如何激发和引导青少年的阅读兴趣，培养他们养成爱阅读的好习惯，是其读者服务的重要内涵。探索和分析青少年阅读的特点规律，了解和掌握青少年儿童阅读的相关因素，对提高其服务水平大有裨益。读书决定一个人的修养和品位，也决定一个民族的素质，影响一个国家的走向。

推动经典导读是图书馆的社会责任

导读是图书馆的传统业务，现在我国每年要出版8000多种杂志和10000多种图书，每年近2万种杂志和图书的出版，要让我们每个青少年读者在很短的时间找出适合自己看的图书，谈何容易，特别是那些低幼儿童和青年学生，他们不知道该读什么样的书好，虽然现在小学生教材里也给学生推荐经典古文，可我感觉太深，低年级学生无法读懂，所以我们公共图书馆人员要给他们有所其别，对低幼儿可以选择一些他们感兴趣的，浅而易懂的图书，特别那些图文并茂的优秀著作，找准他们各年龄的阅读特点，各人的爱好和兴趣。

怎么样指导青少年阅读经典

经典导读是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去阅读经典著作，教给大学读经典著作的方法，培养大学生经典阅读的兴趣，从而促使大学生更好地阅读经典作品。通过经典导读，可以告诉学生，人的时间有限，阅读必须有选择，从图书馆自身来看，也可以将图书泔的经典图书展示出来，让好书有读者。这样.就能够形成“每个读者有其书。每本书有其读者”的良好氛围.

当然，经典导读的作用在于引导大学生去阅读经典，真正发挥作用还需要通过读者自身的主观参与，以精力和生命的投注，导读并不能代替大学生自身对于经典的阅读、学习的过程.导读者只能是一个引导者，正如谚语所说的。只能把马引到河边.但不能代替马来饮水。因此，经典导读的关键就是一个“导”字.那么如何“导”，我认为.导读分两个层面，一个是培养大学生经典阅读的兴趣，另外还需要一些方法上的指导。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因此经典阅读最重要的是要让青少年产生阅读兴趣。只有兴趣才会调动读者的主观能动性、注意力和潜在学习能力，使他能更好地掌握学习的内容。其实，经典并非像想象的抽象，恰恰相反，经典往往和鲜活的人生有关，阅读心理学也告诉我们，人们对和自己的现实生活有关的内容会产生阅读兴趣，因此如果能够把抽象的话语和青少年的现实生活关联起来，就能够使青少年发生兴趣。

青少年经典文学篇8

【中图分类号】 G623.2 【文献标识码】 A

英国一位教育家曾提出从幼儿园小班就开始接触莎士比亚并且获得了可喜的成果；美国的有识之士也提出“关闭电视机，安静一小时”以“造就能读会写一代”的建议；1998年，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也发起了“中华古诗文经典诵读工程”。

之所以要诵读经典，正如赫钦斯所说：“经典著作乃是在任何时代都具有当代性的作品。例如，苏格拉底对话提出的那些问题，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依然同样紧迫；读牛顿的《原理》，我们便看到了一个伟大的天才在活动。这些乃是我们知道的最好的书籍。没有读过这些书的人就是没有受到过教育。”

具体而言，以下四点是语文学习中诵读经典最直接的意义。

一、传承民族文化，秉承民族精神，树立民族自信心

经典著作是民族文化和知识的结晶，是创造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重要力量，是一个民族始终保持创造力的活水源头。一个民族一旦抛弃了自己在悠久历史中所形成的经典，就会失去最重要的精神支撑，终将导致该民族借以安身立命的共同价值观丧失，从而成为一个灵魂漂泊的民族。任何一个民族文化必须扎根在自身文化的土壤中，只有对自身文化有充分的认识、理解、保护和发扬，它才能适应自身社会合理、健康发展的要求，才有深厚地吸收其他民族文化的基础和能力。一个没有能力坚持自身文化自主性的民族，也就没有能力吸收他民族的文化以丰富和发展其自身的文化，它将或被消灭，或被全盘同化。

二、提升青少年的文化素养，培养青少年的文化气质

诵读经典著作，可以直探人性本源，轻便地汲取到人生的智慧，较迅速地启迪自己的理性。经典之所以为经典，就是因为它经受了时间的考验，是真正的人文精华。有些经典之作有和谐的音韵、优美的意境，有助于提升孩子的情感品质；有些经典之作更包含了道德的、伦理的、民族的大学问和大奥秘，可以指导孩子生活、涵养孩子的文化气质、帮助孩子走向成功。

中华传统文化经典教育是一种中华民族精神的教育。中国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参与国际竞争，首先得有自己的文化气质，这是赢得外国人尊重的根本。而传统经典文化将赋予中国孩子这种与众不同的文化气质。盲目地学习外国人，将永远使自己陷于被动的境地。

三、有助于青少年自主学习，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诵读经典著作，既扩大了学生的知识面、开阔了眼界，又能养成从小热爱学习的良好习惯，为将来博览群书打下基础。课余时间诵读古今中外的优秀经典著作，能培养青少年学生自学的能力。此外，由于阅读经典有利于语言能力的培养，语言又是理解力的基础，所以阅读经典著作有利于儿童理解能力的培养。

四、阅读经典著作的教化意义

在以人为本，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不论从社会阶层关系、社会制度、人伦关系和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来看，都是非常需要道德教化的。而道德教化的最好时期就是在青少年时期。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是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而古文经典不但浸染着这些思想内涵，而且还提供了达到这些目标的修身和治理办法。青少年儿童从小就明白这些道理并身体力行，对其自身乃至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都具有积极意义。

那么，应该如何引导孩子们诵读经典著作呢？

首先，要选择精当的诵读经典。

经典包括两个方面, 即学科经典和非学科经典，这里所指的主要是后者。孩子们诵读的经典起码应符合三点：其一，在内容上具有普适性，讨论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其二，要有思想性与影响力，诵读后要能够激励人们积极地生活；其三，具有历史性，就是需要经过时间的检验。

朗朗上口的唐诗宋词很适合儿童诵读，但这远远不够，胡适、王余光等人推荐出《论语》、《老子》、《诗经》、《庄子》、《史记》等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诵读经典。

首先，家长和老师必须明确，让孩子们诵读的经典著作是非学科经典，不属于学科性认知领域，从而也就不适用认知心理学。我们大可不必像学习数学一样一步一步往前走，倒是象牙牙学语，语种、次序、难易其实无关紧要。

其次，教师可利用早读先带领孩子们朗读，家长督促孩子课外反复诵读，而且不宜要求孩子去理解，就如古代中国的孩子，先读起来甚至背下去就够了，“囫囵吞枣”、“不求甚解”对于孩子们诵读经典是恰当的要求。

青少年经典文学篇9

中华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更是我们民族文化发展的源泉。虽然时代在不断发展，但传统文化对于现代人依然有其独特的价值，尤其在培养青少年的学习、德行、气质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当下学习传统文化是十分必要的，但不应该是一成不变地照抄照搬，也不是简单地依葫芦画瓢，而是需要将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品质与现代的先进理念相结合，从一个良性的角度重新真正地认识和理解传统文化，以发展的眼光去学习传统文化，以使其能为今天所用、为将来所用。

“传优养心”青少年传统文化专题读本是广东暨南大学李香平教授以“传优”（即传播、传承、传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养心”（即培养具有爱国心、责任心、诚信心、友善心的人）为主旨，根据自己对传统文化的研究、对自己孩子的传统文化教育实践，以及对适龄青少年的传统文化教育教学中的研究与实践，编写的一套面向青少年的传统文化专题系列读本。这套读本包括《孝敬之道》《学习之道》《责任之道》《修身之道》（后两本待出版）等，旨在通过自己的实践经验以及孩子们的实践反馈，打造一本让孩子们真正喜欢学、喜欢听的青少年传统文化读本，而不是传统教育里那种灌输式的、填鸭式的枯燥乏味的照本宣科，避免了青少年传统文化教育的三个“两张皮”现象：学术与市场“两张皮”、传统与现代“两张皮”、教育者和受众“两张皮”。

这套“传优养心”青少年传统文化专题读本，作者在内容挑选和编排体例上都有别于其他的传统文化教材：一是立足青少年常见问题进行专题整编，针对性强；二是立足现代社会需要进行扬弃取舍，专业性强；三是立足青少年的学习特点进行互动，可读性强；四是立足多元文化背景“洋为中用”，开放性强。故而这套书选择了《说文解字》《经典撷英》《经典名篇》《古文初读》等栏目进行编排，还设计了《故事有约》《幽默讽刺》《七嘴八舌》《自我评价》等小栏目，短小精悍，好读易学，欢乐有趣，力求有针对性地给青少年进行人文精神和传统文化教育引导，立足现代社会人文精神和传播传统文化精神的需要，以轻松幽默、互动应用的方式进行展现，并博采众长地引用了部分西方经典名言、故事，同时富含趣味性和哲理性，真正体现了中西合璧、兼收并蓄的文化传承理念。

《孝敬之道》《学习之道》这两本书都是按七个大课进行安排的，每课选取一个传统文化经典篇目，然后由此引申出一个相对独立的主题，再细化、延伸、推广开来，从不局限于一部书或一个面。其中《孝敬之道》包括“百善首孝一人之本”“慈乌反哺一念亲情”“怀刑自爱一报亲恩”“庄敬孝慈一行孝道”“劳而不怨一行孝德”“显亲扬名一践孝行”“推恩及人一顺人伦”等。同时，还附录了课后经典诵读名篇：《孝经》《礼记・祭义》《荀子・子道》《吕氏春秋-孝行》《盐铁论-孝养》《陈情表》。这样的篇目内容和结构安排，意

青少年经典文学篇10

1.1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离不开国学教育。

中国共产党在二十八年前实行改革开放，使得经济保持了令人瞩目的高增长，国家整体竞争实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的提升，但收入差距加大，城乡发展失衡，自然环境破坏等问题也开始凸显。基于此，党中央准确把握时展的脉搏，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宏伟蓝图。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人心和谐、人际和谐、天人和谐”的阐述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历史依据。因此研究推广国学教育无疑会在精神领域为构建和谐社会，培养未来的建设者和接班人。重振国学，取其精华，必将在中西方文化对话中弥补当代社会中人群的精神缺失。

1.2中小学德育教育需要国学教育提供素材方法。

现在。我们面对高科技的文明社会，虽然物质水平都提升了，具有极高的日常物质享受和便利，可是我们冷静地观察思考，青少年在极尽所能享受物质文明的同时，似乎出缺失了一些青少年应该拥有的东西。那就是如何做人，如何处事。当今的学校教育，由于种种原因，普遍着重于知识、科技教育，而忽视了应有的人文教育或实施人文教育过程中方法不当，环节缺失。用什么教育学生自觉抵制不良思想的侵蚀，从小就形成爱国主义思想和民族自豪感，成为未来社会合格的人才呢?我认为，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国学并没有过时。智慧、真理是永恒的。历久弥新，就象天上的太阳。虽然古老，但每天常新，它不仅赋予人类生命，又带来光明和希望。古圣贤的为人处世准则、教育启蒙方法就像和煦的阳光普照寰宇，带给人类幸福与美满。以古圣贤的风范、以传承千载的经典教导禀性淳良的孩子，让他们在人生的第一步就站在文化巨人的肩膀上，从高起点上展开自己的人生。在学习国学的过程中逐渐修养自己的本心，把圣贤的经典融入到自己的脑海中，变成自己的经典，提高自己抗外界干扰的能力，自觉抵制外界不良思想影响，这个作用，在数千年的华夏文明发展史中已经得到证实。北宋名相范仲淹两岁而孤，自幼好学，经历了种种艰辛，最终成为一国宰相。国家的栋梁。在北宋腐败的官场中，他克己奉公，廉洁自律，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伟襟。名垂青史。这正是儒家教育的光辉典范。

2.推广国学教育的方法途径

2.1根据青少年身心发展特点，诵读经典，先入为主。

古语云“教儿婴孩，教妇初来”，儿童天性未泯之时最容易教导也最需要教导。我们利用青少年身心发展的这一黄金时期，藉由先哲的风范，薰习我们的子弟，引用国学的经典教导天性善良的儿童，那么“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通过让他们诵读经典必将为他们奠定一生为人处世、成家立业、幸福美满的基础。青少年的学习就是扎根教育。人在成长中必定要有所积累，这是人立身处世的基础。而这个积累，最好的莫过于圣贤的智慧和经验。让青少诵读经典，不一定在这个年龄阶段，他们便能完全理解掌握，但在他们身心逐步发展中领悟、体会，就达到了我们推行国学教育的目的。

2.2积极挖掘现有学科的国学因素，开展形式多样的国学教育活动。

思想品德教师可以结合教材内容适当结合古人的故事，启发青少年思考。让他们融入到故事中去，培养良好的德行。例如，我们在讲遇到学习和生活困境的时候，不要轻言主弃，我们可以举大禹治水的故事，了解古圣贤的公德之心。我们在讲解中国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时，我们可以启发学生，古人用智慧建造的各种建筑虽历千百年仍光彩照人与当今一些豆腐渣工程相比，古人那为后世子孙负责任的仁厚之心清晰可见，我们应适时启发学生，向古人学习这种精神，努力学习。增长自己的才干，长大后更好地奉献祖国和人民。美术教师也可以在讲课时抓住契机，对学生进行中华优秀文化教育的艺术熏陶。把中国有名的书画引入校园，让他们一饱眼福，教学生学习国画知识，这些都会起到推广国学的作用。

3.推广国学教育应当注意的问题

3.1坚持发展的观点，坚持古为今用的原则，防止复古倾向。

在推广国学教育的过程中必须注意，国学的内容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丰富的。并且是通过开放吸收与努力借见其他民族多种文化来“强身健体”的，这样才能够使得中华传统文化屹立于世界民族文化之林。在推广国学教育的同时，坚决防止走复古的极端。坚决杜绝不注重内容而只注重形式。推广国学要结合当今社会发展的主流，从古人那里学习精神层面的东西，如道德标准、价值观念等。我们在推行中小学国学教育过程中，主要是教育青少年确立对人、对事、对物的正确态度。对人，要处理好父子、同事、夫妇、兄弟、朋友这五种关系。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尊敬师长，关心体贴他人。要有互助团结的理念，宽厚待人，知恩报恩的心性。对事，要教导青少年“忽以恶小而为之，忽以善小而不为”，注重礼仪，讲求信用，承担责任，有错必改，面对困难，迎难而上，明辨是非，勤学善思的生活态度。对物，要教导青少年节用爱物，懂得珍惜，尊重生命，感恩自然。而对那些忆经被社会发展所淘汰的糟粕要坚决制止，绝不可使之流人课堂。

3.2坚持借鉴五千年华夏文明史，而并非拘于某一时代。

推行国学教育不要仅仅理解为诵读儒学经典，这实际上是对国学内容的窄化。传统的经典包括很多内容，贯通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均可以借鉴，而并非局限于春秋战国、诸子百家。应当让青少年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以更宽广的视野来了解和接受国学精髓，比如古代诗词散文、经典中的哲理、名言以及历代名人的成功经验等。

青少年经典文学篇11

风行于中学生中间的青春文学正引起有识之士的关注。北大教授曹文轩在《〈少年查必良伤人事件〉序》中写道：“读了李海洋的小说，你不服气不行。即使拿它与当下我们一些颇有名气的成人作家的作品比，我看，它也是说得过去的。”曹先生说，自己学生时代的作文也被老师看好，但今天拿出来看看，对照如今的少年的文字，除了羞愧还是羞愧。这当然是曹先生的自谦。不过，众多的青春文学中，的确有不寻常的高手，他们已引起一些作家、评论家的注意，马原、莫言等作家都曾为他们的书作序热情推荐。人们在全面了解青春文学之前就下断语是不妥的。他们的作品畅销的原因不能简单地归于商业炒作或读者的无知。从《第一次亲密接触》开始，《三重门》《我为歌狂》《爱上爱情》《幻城》《梦里花落知多少》《葵花走失在1890》等一系列作品创造了出版业的奇迹，眼下更有来自韩国青春的“情流感”席卷神州，大有令本土败北之势。韩寒、郭敬明和张悦然成了学生的偶像。尽管《梦里花落知多少》涉嫌抄袭，这本发行量超过百万的小说仍然让众多读者泪流满面。而在这些热闹的偶像后面，众多的青春正在默默努力。西安交大的李傻傻以《红X》引起主流文坛的注意，有评论称他为“少年沈从文”，并非只凭“湘西”籍贯，他干净洗练的文笔即使在专业作家中也是很难得的，书商封他为“实力派”的代表，并非没有根据。

对青春文学不屑一顾或者全盘否定的人，可能并没有了解过这几年青春文学的创作情况。他们鄙视、反对青春文学，主要理由就是这些作品思想境界与艺术水准低下，是青年学生的无病，是供中学生消费的快餐文化。只要冷静地想想，就会发现这些理由值得商榷。某几部作品粗糙并不意味着整体水平也低下。青春文学的畅销离不开商业炒作，而巨额利润又诱使出版商推出更多的跟风之作，以致在繁荣的青春文学中鱼龙混杂，低劣之作比比皆是，评论界理应对此保持警惕，不必追捧，但也不能因此一概棒杀。况且，创作中的跟风现象并非青春首创，专业的成人作家都难免随大流。上世纪90年代开始盛行“文化大散文”，十几年来也不见得篇篇是经典。至于80年代前后的伤痕文学、知青文学、寻根文学等一个又一个文学热中，我们也记不清有多少作家随波逐流了。

当《梦里花落知多少》的印数超过百万册的时候，当青春文学在图书市场所占份额同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持平时②，青春文学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闭目塞听孤陋寡闻无视新事物的存在，是不利于指导中学生课外阅读的。

二、青春文学为什么受中学生欢迎

在我们的“当代文学欣赏”选修课上，有位学生谈到她从小喜欢阅读文学名著。初中时，她大量阅读雨果、托尔斯泰等大文豪的作品，结果同学们都称她为“怪物”，因为大部分同学读的是《我为歌狂》之类的青春文学作品，只她一人例外。她说，读过名著后，再来读青春文学，就感觉没味道看不下去了。这真是令人振奋而又发人深思的案例，它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经典名著与青春文学处于截然不同的两个层次，它们分别有自己的合适的读者。能欣赏经典名著，往往看不上青春文学；反之，沉迷于青春文学中的大部分同学，可能看不懂经典名著。

经典名著是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是经过时间证明的传承文明的艺术精品，其思想性艺术性都毋庸置疑，值得每位学子认真品读。然而实际情况却是学生不爱读名著，这是为什么呢？首先在于名著本身的深度。有人调侃说“名著就是大家都说好然而谁也不去看的书”。名著离一般读者太远了。它总是高高在上，没有一定的知识储备和生活积累是难以达到其高度的，即使读N次也是做无用功。一部文学作品的时代背景、作者的生活经历思想状况、作品所反映的社会现实、作品中的思想光辉艺术价值等等，对一般中学生来说，都不是容易解决的。即使是高中语文老师，如果没有大量的教学辅导书，恐怕也很难独立解读文本。读不懂的书能读出什么味道来呢？其次，考试的压力也使学生无暇欣赏文学名著。成绩优秀的学生有能力欣赏名著，但他们几乎不看原著，“速读”类选本足以应付考试，而千把字的文摘最容易纳入高考作文中。至于成绩一般的学生连“速读”与文摘也省去了――为功利起见，读名著并非提高分数的捷径。此外，现代传媒无孔不入，学生有足够多的娱乐选择，从娱乐角度来说，名著阅读远远排在其他项目之后。

与之相反，青春文学的阅读则是自觉的审美行为，它不因学校禁止家长反对而停止，其深层原因值得每个教育工作者思考。我们认为，青春文学道出了中学生的心声，这是它广受欢迎的根本原因。中学生早恋现象已不是什么秘密，当学校、家长和社会遮遮掩掩欲说还休时，青春文学却对此进行淋漓尽致的演绎，让中学生有找到知音的感觉。青春文学的语言在中学生看来是最时尚最鲜活的语言，即使是不规范的语句，也被认为是富有创意充满时代精神。而青春文学中对应试教育的嘲讽和批判、对性和暴力的渲染、对社会的愤激抨击也切中了部分学生的心理需求，使他们在阅读中得到一种因反叛带来的。

我们把这种阅读称作自觉的审美行为，就是因为这种阅读是无须外力强制又不带功利目的的纯愉悦性阅读过程。在这种阅读中，学生个体同作品形成共鸣，为其欢笑为其流泪奔走相告争相传阅，形成与经典作品阅读正襟危坐愁眉苦脸完全不同的风景。

我们在主观上都希望学生阅读更多的经典名著。因为根据接受美学理论，“期待视野与作品之间的距离，熟知的先在审美经验与新作品接受所需要的‘视野的变化’之间的距离，决定着文学作品的艺术性。”（姚斯《接受美学》）也就是说，作品的艺术性越高，越能加大期待视野与作品之间的审美距离，越有利于已有知识的重组与完善，越能提高鉴赏水平。而通俗类作品根据流行趣味标准，实现人们的期待，因此难以提高鉴赏水平③。然而看看成年人在看什么书之后，对学生就不必苛求了。虽然流行的消费文学一再降低自己的创作姿态，粗鄙媚俗，但是当代精英文学却在大作“实验文章”，在个人化写作中顾影自怜，严重脱离一般读者。当代文学作品的阅读变得同经典作品一样困难。因此，青春文学凭借与中学生之间在生活经历情感体验方面的相通，轻易地引发阅读期待，促使学生选择阅读青春文学也就不奇怪了。

三、青春文学有利于培养阅读兴趣

中学生阅读青春文学的自觉行为，正是培养课外阅读兴趣的有利条件，理由如下：

1.文学启蒙离不开“通俗”。上古神话、经典童话一直是我国家长、学校用来文学启蒙的主要素材，事实上孩子在通往文学的路上还经历过喜欢民间故事、连环画、笑话和说书唱戏等阶段，这些素材的共同点就是“通俗”。用于学童启蒙的唐诗及其他古诗，也都是琅琅上口通俗易懂的。一代又一代的孩子在这种通俗作品的熏陶下走上文学道路。奇怪的是，现在人们总是把武侠、言情和侦探等另一类通俗读物排斥在文学启蒙的素材之外。上世纪80年代的中学生都经历过金庸、琼瑶的诱惑，而当时又有哪个学校允许学生读金庸、琼瑶？章无计自称“一个以83版射雕作为文学启蒙的青年”④，在“70后”“80后”中，并非个别现象。他们或许就是未来的大作家。通俗作品由于迎合大众趣味，阅读期待与作品之间缺少距离，难以提高读者的鉴赏水平，但未必不能当做启蒙素材。我们没有理由轻视“通俗”。

2.“通俗”并非贬义。在阳春白雪“高雅”的衬托下，下里巴人“通俗”似乎缺少光彩。然而回顾文学发展史，我们发现通俗作品往往从受鄙视开始到最后却被奉为经典。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现在已成为各个时代文学的代表，然而在它们萌芽期发展期，都是受鄙视的不入流的通俗作品。现当代文学史上也不乏“通俗”的经典。张恨水、金庸、琼瑶等作家凭借丰富的创作赢得了读者，也挤入了文学殿堂。许多“纯文学”作家也放下架子走通俗之路，王小波、王朔都因为通俗而赢得众多读者；《废都》《白鹿原》因为大众化而长期畅销。外国文学经典中也有许多通俗作品，《基督山伯爵》《茶花女》《福尔摩斯》《乱世佳人》《挪威的森林》等在我国拥有广大的读者。近年来欧美畅销书《哈利波特》《达・芬奇密码》风靡全世界，走的也是“通俗”路。看来“通俗”“典雅”只能说明作家反映生活的方式不同，并不能以此判定其高低优劣。

把青春文学同上述古今中外的通俗文学经典相提并论显然是不妥当的。然而，当前的青春文学无疑属于通俗作品。我们在考察这类作品时发现，真正好的作品不可能没有读者。倒是平庸之作，因为失去了读者，出生不久就被时光老人忘记了。而在网络时代，除非作品本身，其他因素无法提升点击率。青春文学的畅销，应该值得高兴。它至少说明有这么多人在读书，不至于哀叹“现代社会没人读书”了。

3.喜欢青春文学也无可厚非。我国现行教育制度注重精英教育忽视大众职业教育，反映在阅读上，人们总是推崇精英文学而排斥大众文学，这实在有违教育规律。且不说不可能人人成为精英，单从接受个体来说，同样的阅读素材也未必符合所有的人。事实上，当代中学生生活在非常世俗化的商品经济社会中，他们的生活离不开时尚、新潮，他们面对的文化消费品是全球性的特殊商品。好莱坞商业片、韩剧和国产肥皂剧充斥银屏，快餐文化铺天盖地，网络游戏囊括老中青――在这个享乐至上的游戏时代，能坐下来看点书已经难能可贵了。想当然地要求莘莘学子阅读几部指定的经典，除非是应付考试，否则是很不妥当的。条条大路通罗马，阅读能力的提高可以通过不同的文本来实现，学生应该有选择文本的自由。十全大补的山珍海味未必适合每一个人，有时候青菜萝卜或者干脆用快餐方便面更实在，营养不多，但是容易消化吸收。长期以来，我们有儿童文学，有（纯文学、经典名著是面向成年读者的），单单缺少“青春文学”。现在出现了青春文学，如果禁止学生阅读，有些学生刚刚冒芽的阅读兴趣就被踩灭了。

我们就碰到这样一件事。政教主任在晚自习巡查时没收了一本课外书。学生在背后发牢骚：“又不是，凭什么没收！”“凭什么”总是有所“凭”的。由于对文本的审美功能和教育功能的不同理解，一些人对学生总是不放心，这也不许看那也不能看，生怕学生看了书就变坏。肯定能找出许多例子证明坏书的毒害，然而不看坏书就不会干坏事了吗？道理显然讲不通。

4.青春文学好处多多。片面反对学生阅读青春文学作品除了激化学生的逆反心理和挫伤阅读积极性外，没有积极意义。我们必须抓住这个难得的契机，培养学生的课外阅读兴趣。

对青春文学入迷的学生，他们的作文中往往也会出现一些网络文学中的常用语、缩略语和网络符号，会出现一种伤感、颓丧的情调，恋爱素材也会进入作文中。不必害怕学生中毒，他们只是缺少鉴别，而这种主动拿来的阅读方法则是非常可贵的。模仿与借鉴只隔一层纸，正确引导之下不难进入创作阶段。

青春文学们对生活的观察和反映与中学生的生活经历最为接近，他们之间处于基本平等的高度，阅读时容易产生心灵交融，容易产生审美再创造，这些都是经典作品无法代替的。

韩寒们的成功道路，虽然被人多方诘难，但对许多中学生来说有着巨大的诱惑力。仅仅因为文章写得好，小小年纪就能开上跑车，就能破格被重点大学录取，就能进入福布斯排行榜――书中自有黄金屋，境界虽然不高，而以他们为榜样，当今社会还有几人有资格非议呢？崇高的目标和美好的理想固然值得我们崇敬，但在进行阅读指导时，务实一些更容易让学生接受。

青少年经典文学篇12

二、强化基础训练，构建身韵审美教学体系

为了能够将古典舞发扬光大，我们必须要对古典舞构建完善的教学体系，而古典舞的核心又在于身韵教学，所以我们必须要构建一个比较系统的身韵教学体系。在古典舞中，身韵有很高的训练价值，可以训练表演者“以神领形、以形传神”的艺术境界，并且身韵具有很高的艺术欣赏价值。目前的实践表明，身韵课程是可以分开进行的，最后进行融会贯通，已经成为了中国古典舞教育最主要的教学方式，为我国的古典舞体系培养了众多优秀的舞蹈者。身韵一直贯穿着整个古典舞的学习当中。身韵是在对戏曲、武术等中国传统的文化艺术的动作特征进行一定的总结的基础上而形成的，它强调在舞蹈的过程当中要以腰部为核心，非常重视对中段的训练。身韵的教学主要是为了能够将身韵融入到古典舞的动作当中，它比较重视以下几个方面能力的练习:点线处理的能力、动作的连接能力、节奏的处理能力以及情感的表达能力「17]。可以说基础训练只是教会了学生们一些基本的动作，而身韵则是引导学生对这些动作进行升华，让整个舞蹈赋予了生命力和张力，给予了其灵魂。我们完全无法想象，如果一个舞蹈缺少了身韵，那将跟行尸走肉一样，空有僵硬的动作，没有古典舞的神韵，没有了内心的灵魂。所以为了能够将蕴含着丰富的传统文化的古典舞推广开来，我们必须要加强对青少年的基础训练，并构建出完善的身韵训练体系，这样才能够让更多的国人更多的西方人了解中国文化的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