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分析篇1

一、引言

第三次社会大分工的出现使得扮演着商品交换功能的地摊经济应运而生。这种通过摆地摊来获取收益的经济模式，从远古时代的以物易物到新世纪发达的市场经济体系，无论在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还是贫穷落后国家都一直焕发出旺盛的生命力，并伴随着人类走过了数个社会形态。事实上由于地摊交易的合法性饱受争议，它一直被视作一种边缘化的经济。2020年两会期间，随着李克强总理对地摊经济的社会和经济价值的大力肯定，极具人间烟火气的地摊经济作为中国传统商业形态再次回归到国人视野中，成为后疫情时代中国经济社会热点话题。

二、中国地摊经济的发展历程

中国的地摊经济发端于地摊交易，回顾历史，在中国历朝历代的繁荣时期都不难发现地摊经济的身影。那些我们耳熟能详的成语，买椟还珠、削足适履等都与地摊经济息息相关。由于各个时期社会形态、管理条例、发展水平的不同，中国的地摊交易的发展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从表1中可以看出，在一切弛放、自由通商的宋朝，地摊经济可谓空前繁荣。反观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城管部门力量的加强，地摊经济日渐萧条。这表明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央对地摊经济的管制与当时的地摊经济的繁荣程度表现出明显的正相关趋势。总体来看，在漫长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对地摊经济的管制呈现宽严交替的形势。出现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值得深究。事实上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除了与当时的时代背景、生产力水平、科技发达程度等因素相关之外，还与其经济学内涵有直接关系。

三、地摊经济产生的经济学原因

时至今日，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能够使地摊经济销声匿迹。即使经历了统治者们的不断打压和清剿，地摊经济仍然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结合经济学视角进行分析，地摊经济能够不断重生存在现实的原因和基础。

(一)地摊市场的存在是产权界定不完全下商贩与政府间的博弈虽然以现代化为准则的城市规划禁止任何有悖于秩序的东西，但是地摊交易在低收入人群中仍然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由于产权界定的不完全性，使得摊贩以道路等公共区域作为“寻租”的对象成为可能。按照法律规定来讲，街道、道路是公有的，即经济学意义中的公共物品。在这种情况下地摊市场的存在可以视为商贩与政府间博弈。由于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只要不存在外部不经济，任何自愿的交易都会带来福利的改进。这表明地摊经济是摊贩和政府博弈后的一种纳什均衡，它的存在是有价值的，这符合帕累托改进的要求。这点赵英军教授在其研究中建立了相关模型并进行了证明[1]。

(二)政府高昂的打击成本是地摊经济存在的现实基础如果将政府看成一个理性人，掌握着公共物品的控制权，在政府和摊贩之间的博弈中，摊贩处于优势地位，它会很容易躲避政府的打击，而政府却很难遏制地摊交易，这会使得政府在对地摊交易持续进行打击的过程中产生额外的、高昂的取缔费用。而事实上地摊交易通过占用一部分公共领域的资源给社会带来的福利净增进要大于将其闲置不用。此外，摊贩在使自己获利同时，也为附近的居民提供的低价的商品和购物的便利。这都增加了整体的社会福利。虽然地摊交易也会带来一些诸如影响市容、阻碍交通这样的负外部性问题，但是如果其产生的外部性很小的话，如果政府持续打击地摊经济，将会产生高额的成本，大大减少社会的整体福利，因此政府只能默认地摊交易的产生，不再约束地摊交易才能达到纳什均衡，从而更快提高整体的社会福利，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地摊经的存在的合理性。

(三)扮演商品交换功能的地摊经济能够满足多层次的消费需求地摊经济的商品交易文化发展了数千年，其强烈的区域色彩和民俗气息已经成为一些地方极具人文风情和民俗特色的靓丽风景。如西双版纳的告庄在管制放开后一跃成为网红夜市，成功拉动了当地的经济增长。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化、现代化的进程不断加速，大型的购物中心、商场超市等纷纷在社区落户，但是其受众群体多为高收入的高层次消费者，忽略了低收入群体的消费需求。价格弹性较小的地摊商品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减轻低收入者的消费压力和生活成本，使其能够以较低的付费获得较大的效用，对市场经济形成了有效的补充，是区域性零售业态不可或缺的经济形式[2]。

四、地摊经济的发展现状

随着城市管理法规的不断完善，自2015年以来，中国政府对于地摊经济的发展都秉持着严监管、狠打击的态度。2020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打破了这一局面。在全球经济大萧条的后疫情时代，随着中央对地摊经济的“松绑”，这种门槛低、风险小的创业方式为因疫情事业的人员、年迈的农户、就业困难的大学生等社会底层群体创造了维持生存的新出路。这种边缘经济形态在阻止中国经济下滑的同时，解决了5000多万人的就业与生存危机。据国家统计局于2020年4月17日发布的公告显示：从表2可以看出在突发的新冠疫情的冲击下，中国的经济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创，一二三产业的GDP增速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滑。紧随其后的是几十万小微企业的破产倒闭以及众多中小企业的苦苦挣扎。数据显示仅在第一季度就有46万余家中小企业倒闭，这对中国经济地发展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在这样严峻的局势下，对地摊经济进行“松绑”，让众多的小微企业业主从事地摊交易，既能有效缓解大批量劳动力的就业压力，又能及时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再次回暖。其中，以成都市为例，3月至5月，成都累计设置了3.6万个流动商贩的摊位，增加就业岗位超10万个，这表明地摊经济已经成为后疫情时代落实中央“六稳”“六保”政策的关键民生工程和德政工程[3]。但地摊经济带来的负面问题依然存在，脏、乱、差的卫生状况、假冒伪劣商品横行、消费者维权难等诸多不规范的因素仍然饱受诟病。随着收款码、云摆摊APP等数字工具的普及，新地摊经济要实现合法和规范经营，撕掉劣质标签、突破发展瓶颈，数字化演进正当时。

五、地摊经济的数字化演进

地摊经济松绑后，摊主在摊位开展直播卖货的场景随处可见。这种在现场售卖的形式，在增强了消费者互动体验的同时，也为城市管理人员的监管提供了便利，真正用接地气的方式做到了线上线下一体化。融入数字化技术的地摊运营模式正孕育着一幅充满升级的商业蓝图[4]。

(一)电商巨头合力助推地摊经济复苏地摊经济的大火，让国内各大电商巨头看到了潜在的商机，地摊经济成为各大互联网巨头的新战场。作为零售数字化解决方案的策划者与供应商，如何抓住时代的闪光点，国内的电商巨头纷纷出手，发布扶持级计划支持地摊经济：从上表中，可以明显看出各大互联网巨头纷纷加码地摊经济，旨在利用数字化技术手段赋能新兴地摊运营，促进其数字化演进，助力地摊经济乘“云”而上。据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的调查研究显示，数字化技术对个体经营者的发展起到了显著的推动作用，即数字信贷发展水平每增长1%，疫情对经营者的冲击就减少2.57%。支付宝的最新数据也显示，截止到5月底，全国已经有1200万小店和地摊的收入实现了同比增长，其中被数字化赋能的新地摊表现尤为突出。支持消费券核销的小店流水比发券前一周环比增长高达73.4%。此外，继重庆解放碑、西安大唐不夜城率先与鹰云智能及阿里云等大数据平台实现智慧商圈数字化技术的合作后，合肥淮河路步行街、番禺万博CBD等更多地摊经济也将加入数字化运营的行列[5]。在数字化的驱动下，新地摊经济将反哺品牌经济、数字经济、新制造等新经济的发展，从而推动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二)溯源系统+数字化运营打造智慧新地摊以往地摊经济作为城市中的一种边缘经济常常因为卫生状况堪忧、商品质检有问题、阻碍交通等负面效应而受到政府的严厉打击。数字经济时代如何确保地摊经济健康、卫生、有序地长远发展？“数字物业”、“数字城管”等新兴技术将为地摊经济注入新活力。此外为了解决地摊经济的货品质量安全问题，各大电商平台可以运用追溯系统，从产品的原料、生产加工、包装运输等全流程进行把控，为地摊商品打上一针强有力的定心剂。事实上，除了商品的质量安全问题，地摊的管理更是一直困扰政府的难题。一直以来地摊经济都处于“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两难境地，在数字经济时代，管理人员需要调整思路，利用大数据分析技术对地摊经济进行数字化的运营管理：首先，通过对城市公共数据进行检测，筛选出容易发生拥堵的路段与时段，通过对数据的进一步分析，设置合理的摊位位置，进而实现地摊经济的合理优化。其次，通过对地方服务机构进行数字化赋能，以精细、科学的服务引导大众合理的设置摊位，帮助地摊经济摆脱脏、乱、差的固有印象。最后，运用数字技术将摊主的信息、卫生资质、位置信息、产品信息等录入后台，形成实时的动态管理系统，同步追溯地摊的运营情况[6]。ArcGISOnline中国已经开设了“地摊经济”专题应用。用户在网页上可以实时地对全国各地允许摆摊的地点进行查阅。表4是北京市地摊位置信息的汇总：从表4中可以看出，用户通过登录ArcGISOnline，北京市允许摆地摊的位置一目了然，这种数字化赋能的手段成功实现了地摊经济的合理优化：降低摊贩的时间成本和试错成本的同时也为政府更科学的监管提供了便利。

数字经济分析篇2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作为媒介产业的一部分，数字音乐是网络时代的产物。如今，它正以强势的发展劲头冲击着传统的音乐市场。网络歌曲、手机彩铃、数字音乐播放器等等数字音乐产品，带给数字音乐网站、CP内容供应商(包括唱片公司、从唱片公司购买了版权的数字音乐制作企业)、移动通信运营商、手机运营商、数码产品运营商的是巨大的经济效益和喜人的经济前景。只是，这块经济大蛋糕的出炉并不是像以往的传统模式那样，仅仅依靠最畅销、最流行的音乐产品来支撑其经济收益。它所依据的，是诞生于网络时代且富有颠覆性的新经济理论――长尾理论。

一、长尾理论

“长尾理论”由美国科技杂志《连线》(Wired)主编克里斯・安德森(chris Anderson)于2004年提出。起初用来描述诸如亚马逊等公司的商业和经济模式。其基本原理是：商品的生产、销售和流通成本不断降低，使商品满足人们的多样化与分散化的需求成为可能，这些分散的需求综合起来，就可以和主流产品的市场份额相抗衡，甚至来得更大。商业和文化的未来不在于传统需求曲线上那个代表畅销商-品的“头部”，而是那条代表冷门商品、经常为人遗忘的“长尾”。如图1所示，“长尾理论”模型中主体部分(Body)和长尾部分(The Long Tail)的关系十分明显：主体的种类少，但数量值高；长尾的数量值低，但种类繁多。若从单个种类的数量值上比较，主体要超过长尾。但若从总量上来讲，长尾部分的所有种类之和完全可以与主体部分的总量相抗衡，甚至比它更大。

如今，“长尾理论”已经成为网络时代经济领域内的新经典，它完全颠覆了长达百年、几乎支配所有经济活动的“二八定律”。该定律是由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瑞托(Pareto)在1897年提出，其主要观点是，在任何一组事物中，最重要的只占其中一小部分，约20％，其余的80％虽然占多数却处于次要地位。比如，在唱片公司的赢利上，20％的畅销唱片为公司带来了80％的利润，其余80％的不是很流行的唱片只为公司做出了20％的赢利贡献。如此，唱片公司就应该重视带来大部分赢利的20％的畅销唱片，撇弃赢利能力较低的80％的不流行唱片，从而可以减少生产、销售和流通成本，进一步扩大公司的收益效果。然而，在网络时代里，数字商品的生产、销售和流通的成本不断降低，相比于传统成本而育边际成本几乎为零。于是，在成本较大的传统CD变成成本超低的数字唱片后，以往成为唱片公司赢利负担的80％不流行唱片也不再成为商业成本上的累赘，而是转为一笔可以增加更多收益的“意外之财”。这笔“意外之财”的数额不仅可以与之前的20％精华所带来的收益相抗衡，甚至比它更大，这就是长尾所带来的收益。所以，“长尾理论”否定了“二八定律”的做法，告诉人们应该重视那些被传统观念忽略的、却又在网络世界里“意外”出现的、拖着长尾的80％不流行的东西。

其实，“长尾理论”和“二八定律”所讨论的都是“精”与“众”的关系。只不过“二八”重视流行的精品，“长尾”看好个性的分众。而在网络时代。看好个性的分众的“长尾理论”为数字音乐产业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指导其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二、“长尾理论”视角下的数字音乐赢利模式

在网络时代里，最大的社会特征就是差异性，这体现为多元的文化语境、千千万万不同个性以及对应的个性化受众。仅仅在二三十年前，全国人民都喜欢一个歌手、一首歌曲的情景是存在的，然而到了如今的网络时代，这种统一的喜好是几乎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不可能再出现全国人民都爱邓丽君那样的“奇迹”。个性差异化的受众群体被细分成大大小小的分众，这就要求音乐产品也与之相应地呈现出多样性。不同的分众群体喜欢不同的音乐产品，在大部分人喜欢流行的歌曲的同时，那些不流行的歌曲也会受到一些听众，的亲睐。然而，在传统唱片时期，在市面上可以很方便买到的都是那些流行的专辑，一些不流行的冷门歌曲很难通过广阔寻常的渠道传播，这就难以满足喜欢这类歌曲的听众的要求。而低成本、低风险的数字音乐制作相对简单，由于不用担心产品储存场所、周期、传播等生产成本，歌曲流行与否已不再成为其生产的前提条件，于是歌曲的种类繁多就有了保证，各个分众群体的需求也都能随之得到保证，特别是对一些冷门歌曲的需求。比如美术的《还愿》、《我不爱我自己》、《秋天的童话》，艾成的《余地》、《我想哭》、《半个相框》等等，且不说这些冷门歌曲，就连其歌手的名字恐怕也不是广为人知的，但是，也许它们现在只有几十、几百个听众。但若干时间后也许就会增加新的听众，甚至很多年以后都会有人继续欣赏，而这种积累起来的听众数量会是惊人的。积小流，成江海，这就是数字音乐产业“长尾”。只要存在着个性消费者需要的可能，哪怕全球只有几个人会欣赏这首歌曲，它都会成为数字音乐产业“长尾”上的一部分。

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国外的数字音乐产业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赢利模式，其中最成功的莫过于苹果的“iPod+iTunes”模式，而国内的数字音乐商业模式也开始明朗起来。同前，有效的数字音乐商业模式主要有三种：

1、数字音乐付费下载赢利。这是数字音乐产业健康良性发展的最佳模式，它成功地实现了正版音乐从传统唱片到网络数字的大转变，也将是未来数字音乐发展的主要方向。只不过，迄今为止这种付费下载数字音乐的商业模式只在国外找到了生存土壤，其中当仁不让的代表就是苹果公司的“iPod+iTunes”模式。自2001年iTunes推向市场以后，苹果公司以99美分的价格销售每一首从唱片公司获得授权的正版音乐，很快成为美国排名第二的音乐零售商，销量仅此于沃尔玛。其数字音乐产品内容的丰富程度，足以满足各类细分化的音乐消费者的需要，以此有效地扩展了自身的“长尾”。2005年，苹果建立了能够提供2.5亿首下载歌曲的“iTunes音乐商店”，随时可以为那些拥有苹果iPod音乐播放器的消费者提供海量的数字音乐付费下载服务。根据苹果当年的季度财报，在其34.9亿美元的总收入中，“iTunes音乐商店”的营业所得就占了13.88亿美元。2006年第一财季里，苹果iPod的销售总收入达到57.5亿美元。2007年，苹果依靠“iPod+iTunes”获得了110亿美元的收入。至2008年，苹果公司已卖出超过1.25亿首数字音乐，其iPod播放器占据了全球50％的数字音乐市场。巨大的“长尾”效益让苹果公司成为了数字音乐的龙头企业。其丰厚的经济利润也让同行羡慕不已。2007年，国内出现了模仿苹果付费下载数字音乐模式的“爱国者音乐网”，以每首0.99

元的价格销售正版歌曲。不过，在免费下载歌曲已被国内消费者普遍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的国情之下，“爱国者音乐网”的付费下载赢利前景不被看好，但在将来网络规范化以后会是主要的赢利模式。

2、免费在线搜索、试听数字音乐，聚拢人气、拉长细分化“长尾”后广告分成赢利。这是目前国内可行的数字音乐赢利模式。通过与唱片公司订立合作关系，数字音乐网站为人们提供歌曲免费在线搜索、试听的服务，有的甚至提供免费在线下载服务，以此来吸引网络用户庞大的点击量，从而利用网站的用户“长尾”换取广告商巨额的广告投放，最终实现与唱片公司的广告分成赢利。这种模式的代表就是新浪乐库、百代和百度合作模式。2007年3月15日，新浪联合环球、索尼BMG、华纳、百代以及滚石等五大唱片公司共同建立起“新浪乐库”。该乐库拥有国际四大唱片公司以及台湾省滚石唱片公司的几乎所有音乐版权，同时还包括4AD等海外独立唱片公司的音乐版权。选择在“3・15”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里上线，似乎正好表明了“新浪乐库”坚定的正版音乐理念，它为人们提供正版数字音乐的在线搜索和试听服务，而这一切都是免费的，只不过在新浪乐库里会出现适当的广告。在“新浪乐库”里，用户不用注册，不会碰到任何门槛与条件，只需要点击就可以在线聆听自己喜欢的音乐。免费、便捷，加上海量的歌曲内容，“新浪乐库”的细分化用户“长尾”得到充分的扩展，新浪与唱片公司也获得可观的广告分成；相似的，继2005年七大唱片公司联合状告百度MP3侵权案败诉之后，2007年，当年共同百度的七大唱片公司之一百代唱片与百度化敌为友，签署了在数字音乐上的全面合作协议。百代授权百度使用其所有的华语音乐，供网络用户在线免费搜索、试听和下载，而百度将和百代一同分享其托到的广告赞助。

3、提供短信收费下载铃声、彩铃以及整首数字歌曲赢利。这是数字音乐产业链上各个部分联系最紧密的赢利模式，也是目前国内最具“长尾”味道的一种模式。CP内容供应商为数字音乐网站提供可供用户下载的数字歌曲，音乐网站则作为数字平台与移动通信服务商合作，提供无线的短信收费下载服务，而那些拥有由数字音乐播放器及相关软件服务商销售的手机、MP3播放器的用户则可以通过短信的方式付费下载手机铃声、彩铃，甚至整首数字歌曲，收费标准通常是2元，首。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数据，截止到2008年2月底，我国手机用户达5.65亿户，手机短信发送量达1162.5695亿条。如此庞大的用户群体，带给数字音乐短信付费下载模式的是超乎想象的“长尾”效应。拿A8音乐网来说，这个隶属于A8音乐集团的数字音乐网站作为国内原创音乐互动平台，不仅收集了独立音乐创作者的原创音乐，而这些大多是新生的冷门歌曲，同时还同一些唱片公司合作获取其正版音乐授权，以此向网络、手机用户提供在线免费试听、下载和手机付费下载的服务，其收益主要来自手机付费下载数字音乐。如表格1、2所示，A8集团2008年上半年的彩铃赢利16750.3万元，铃声赢利6348.7万元，互动语音应答音乐赢利626.9万元。其他音乐相关服务赢利678.9万元，其数字音乐相关赢利占整体收入的74.2％，而这个数字在2007年上半年是62.6％。分析数据我们可以看出，在A8音乐集团的总收入当中，音乐相关服务的赢利比重上升，而且在营收的构成变化中，彩铃服务的比重变化最为显著，这表明彩铃已经成为A8最核心的业务。

三、数字音乐“长尾”的延伸

数字经济分析篇3

深刻认识加快推进农业大数据发展应用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农业农村信息化发展取得显著进展 但面临诸多新形势新问题

当前，信息革命已经从数字化、网络化进入到以数据深度挖掘与融合应用为特征的智慧化阶段。大数据发展日新月异，引领了社会生产新变革，创造了人类生活新空间，拓展了国家治理新领域，极大提高了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深刻改变着全球经济格局、利益格局、安全格局，已经成为引领创新、驱动转型的先导力量，是世界主要大国的国家战略重点和优先发展方向。

我国大数据发展和应用已取得显著成效，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明显缩小，成为全球第二大数字经济体。据统计，2016年，我国数字经济总量达到22.58万亿元，占GDP的比重达30.3%，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能。经过20多年的快速发展，我国互联网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弱到强。截至2017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到7.51亿，互联网普及率达54.3%，超过世界平均水平4.6个百分点。

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我国农业农村信息化发展取得显著进展。农业电子商务迅猛发展，农产品电子商务网络零售总额高速增长，2016年达到1589亿元；信息进村入户工程经过3年试点，目前已进入整省推进的新阶段，到2017年底，或建成益农信息社超过8万个；农业物联网区域试验示范扩大到9个省份，相继推出了426项农业物联网新产品、新技术和新模式；农业部制定印发了推进农业农村大数据发展的实施意见，组织对8个农产品单品种大数据进行试点，遴选认定了38项农业农村大数据实践案例；已经认定三批共210家全国农业农村信息化示范基地；推进政务信息资源和网站整合的力度亦前所未有。更为可喜的是，一些互联网、大数据企业纷纷进军农业农村这片蓝海。这些都为农业大数据的发展应用探索了路子，奠定了基础。

还要看到，我国农业大数据发展应用正面临诸多新形势、新问题。我国农业农村信息化与发达国家和其他行业相比，总体上仍相对落后，尤其是农业大数据发展应用还处于起步阶段。

具体来看，农业大数据科技创新尚处于“跟跑”阶段，自主创新能力还很薄弱，核心技术和关键设备主要依赖进口；农业数据资源最为丰富，但目前远未得到充分挖掘和应用，数据资源体系亟待加快构建和完善；在数据资源的共享开放和开发利用上，普遍存在不愿、不想、不敢共享开放的问题，主动开放让社会主体进行二次开发应用的体制机制还存在很多障碍；大数据与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社会治理融合度不高，对优化配置资源要素、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潜力还远未挖掘，对提升农村社会治理能力的作用还远未发挥；对农业数据安全的认识有待深化，农业网络安全防护体系亟待强化和完善；网络传播和信息服务在打破农民封闭意识、提升农民素质、增强农民信息化应用技能等方面的作用，还需进一步释放。

准确把握农业大数据的发展内涵

数据是新型生产要素和社会财富 是国家重要的基础性战略资源

截至目前，大数据还没有一个统一、准确、权威的定义，但国际上已经达成了基本共识。从定义内涵看，麦肯锡认为，大数据是指规模超过现有数据库工具获取、存储、管理和分析能力的数据集，并同时强调并不是超过某个特定数量级的数据集才是大数据；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认为，大数据是指具备海量、高速、多样、可变等特征的多维数据集，需要通过可伸缩的体系结构实现高效的存储、处理和分析；我国《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认为，大数据是以容量大、类型多、存取速度快、应用价值高为主要特征的数据集合，正快速发展为对数量巨大、来源分散、格式多样的数据进行采集、存储和关联分析，从中发现新知识、创造新价值、提升新能力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服务业态。

从发展进程看，大数据是互联网延伸及物联网、移动互联网、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低成本化驱动的自然现象。从应用方式看，大数据正在创新甚至颠覆传统统计方法，由过去的随机样本变为全体数据，由精确求解变为近似求解，由因果关系变为关联关系。应用超前于理论。从运用价值看，大数据是认识复杂系统的新思维新手段，是促进经济转型增长的新引擎，是提升国家综合能力和保障国家安全的新利器，是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新途径。大数据的核心功能在于预测。从战略意义看，数据是新型生产要素和社会财富，具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越用越有价值的特性。

大数据已成为国家重要的基础性战略资源，是新的基础设施。工业时代的“铁公机”带来的是“乘数效应”，而大数据带来的将是“幂数效应”，对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明确推进农业大数据发展应用的重点任务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构建农业数字资源体系 加大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应用力度 强化政务信息资源整合落地 提升网络安全保障能力。

农业大数据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对此，既要做好顶层设计，又要坚持问题导向，以应用成效为检验标准，找准切入点。当前，结合农业大数据发展应用的现状和需求，应当主要抓好以下几项重点任务。

一是加强大数据基础设施建设。要加强农业大数据的“云”“网”“端”基础设施建设，既包括国家农业大数据平台、重要信息系统等软件基础设施建设，也包括互联网、物联网等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还包括安装在田间地头的传感设备、移动终端等硬件基础设施建设。

二是加快构建农业数字资源体系。全面提升数据采集、传输、存储、处理、利用、安全保障等能力，加强农业大数据标准化体系建设，加快形成跨层级、跨地域、跨系统、跨部门、跨业务的农业数字资源体系。现在最基础、最关键的是要解决没有数据这个最大“短板”。

数字经济分析篇4

《报告》的主要亮点

（一）全球互联网普及率日渐触及天花板

《报告》显示，全球互联网设备和用户数增长率均趋于停滞或放缓。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的同比增长率，2010年超过70%，2017年为零增长。互联网用户数的增长率从2010年的13%左右减少到2017年的7%左右。2018年，全球互联网用户数将达到36亿，超过了全球人口总数的50%。《报告》认为，当互联网普及率达到50%之后，全球互联网用户数的增长将越来越难。

（二）大数据促进互联网服务提档升级

《报告》显示，互联网企业正在通过对用户数据的分析和使用，让低价服务变得更好。Facebook、Pint er ests、Spotif ys、Netf l ixes等社交、新闻资讯、音乐、视频类网站或APP，拥有数以亿计的用户，他们通过对集体数据和个人数据的分析来优化产品，提供个性化、定制化服务，令用户感受到这些服务的价值，使用时间将随之增加。这些网站或APP的订阅用户增长率也出现了较快增长。

（三）技术创新未造成大规模失业潮

《报告》认为，近70年来，新技术促进了GDP的快速增长，而失业率一直保持稳定。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对就业的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让人们更容易找到自由职业。2014年—2017年，美国自由职业者增速是总劳动力增速的3倍多。二是按需工作数量庞大，并保持高速增长。比如，Uber2017年增长率达到50%，其全球有300万名司机，其中美国有90万名，每周平均工作时间17小时，每小时平均收入为21美元。

（四）用户在个人利益和隐私保护间不断寻求动态平衡

《报告》认为，大部分消费者会为了利益而分享个人数据。咨询公司德勤对美国消费者的调查显示，79%的线上消费者愿意为“明显的个人好处”而共享个人数据，超过66%的在线消费者愿意和朋友亲属共享个人数据。当利益不明显时，大部分消费者会选择通过卸载应用、改变隐私设置、关闭Cook? ies、停止访问某些网站等方式，来保护个人隐私数据。

（五）中国在全球互联网的领导力快速提升

《报告》从企业、用户、智能手机等方面对比了美中两国在互联网领导力方面的变化。中国在全球互联网领域的竞争力在快速提升。从全球互联网企业市值排名20强看，5年前，美国9家，中国2家；目前，美国11家，中国9家。从智能手机出货量的全球份额看，中国2007年为零增长，到2017年实现占比40%，美国2017年占15%。此外，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互联网用户群，大型互联网企业具有丰富的产品服务生态，但与美国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从互联网企业用户规模看，美国Facebook的22亿和Googl e的20亿，明显领先于中国腾讯的10亿和阿里巴巴的7亿，且Facebook和Googl e的非北美用户占绝大部分，腾讯和阿里巴巴的用户主要集中在中国，我国互联网发展的国际化进程仍显滞后。

（六）美国科技公司高度重视研发和资本支出

《报告》显示，过去20年全球范围内的科技风险资本融资和美国上市科技公司IPO发行交易一直处于较高水平。美国科技公司在美国所有行业中的研发支出和资本支出最大、增速最快，两者占营收的比重从2007年的13%增长到2017年的18%。2017年，美国上市公司中研发支出和资本支出排名前5的企业均是互联网企业，其中，亚马逊、谷歌、英特尔的研发支出和资本支出较2016年分别增长高达45%、23%、11%。

几点启示

（一）互联网应用加大了全球数字鸿沟

《报告》显示，全球互联网普及率达到50%之后很难再继续增长，但普及的用户应用还在继续深化，导致全球数字鸿沟持续扩大。发达国家利用互联网的普及应用机遇，进一步加速了经济社会数字化进程，而不发达国家未能驶入互联网发展的快车道，与发达国家数字化发展水平差距进一步拉大。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在网络覆盖范围、互联网服务资费、教育水平和知识技能背景等方面的显著差异加剧了上述现象。缩小数字鸿沟，推进互联网普遍服务，需要从扩大网络覆盖范围、降低互联网服务资费、提升教育知识水平多方面协同发力。

（二）互联网等技术进步提升了产业供给侧服务质量

《报告》显示，得益于对用户数据的收集与利用以及高度满足用户的个性化需求，用户愿意为服务付费。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用户互联网服务的结合，大大优化了用户服务供给质量，促进了传统要素的优化配置和服务提档升级。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能够推动产业创新发展，提升供给侧质量，能够为实体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是实体经济转型升级重要路径选择。

（三）技术创新引发的产业结构变化释放了就业红利

《报告》显示，过去的技术快速发展并没有带来大规模失业，总体失业率始终保持在较低水平。技术发展促进了产业结构变化和产业分工细化，部分传统产业退出历史舞台，同时衍生出不少新兴产业，传统产业对就业人员需求持续减少，新兴产业的出现和分工细化对就业人员需求增加，相互之间此消彼长，使全社会失业率始终维持在一个较低水平。同时，产业结构的新变化，对人才需求也提出了新要求，要求产业工人不断掌握新的产业技术，提升自身适应能力。

（四）隐私保护和用户体验是产业创新发展矛盾体

《报告》显示，当个人数据开发有助于提高用户体验时，用户愿意让渡部分隐私来提高其服务体验；反之，当个人数据利用对个人没有显著意义时，用户对隐私的保护就比较关注。依据服务需求，用户在体验和隐私保护之间寻求一种动态平衡。无论政府加强数据治理还是推动产业发展，都须注意用户需求这一特点，过于严格或固定的个人隐私保护政策，都不利于产业创新和用户服务体验的提升。

（五）互联网产业正在重塑全球竞争格局

《报告》显示，由于互联网企业的快速崛起，在网络领导力方面，中国正在快速追赶美国，全球前20大互联网企业中，中美两国几乎平分天下，与5年前相比，竞争格局发生了显著变化。由于互联网产业具有很强的渗透和融合效应，对各国经济社会转型发展和提档升级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各国在互联网产业方面的比拼，最终将对国际竞争格局产生显著和深远影响。

（六）研发和资本投入是驱动产业创新的双轮

《报告》显示，科技公司的研发支出和资本支出，美国最高，其两者支出所占营收比例从2007年的13%增加到2017年的18%。在过去20年间，美国科技公司创新持续加快，主要得益于研发支出和资本投入双轮驱动。纵观全球网络科技企业，频繁投资和并购促进了包括人才等优质资源的聚集，而快速增长的研发支出使得企业争先恐后为未来发展提供技术支撑。美国的网络科技公司紧紧抓住这两点，获得了巨大成功。

对策建议

（一）推进网络基础设施和服务包容性发展

一是持续推进宽带通信网络普遍服务，加快网络的升级改造，加快推动5G试商用和大规模部署，以多种方式扩大网络覆盖范围，不断满足农村、边远地区和贫困山区的网络接入需求。二是持续推进宽带普及提速降费，提高互联网资费的可负担性，为老百姓(603883，股吧)提供用得上、用得起和好用的互联网服务。三是加快推进互联网无障碍服务，加大互联网无障碍终端和服务供给力度，不断满足不同知识和技能背景的人士对互联网的使用需求。

（二）以互联网创新应用助推产业供给侧改革

一是以互联网应用促进企业服务模式创新，创新移动服务、个性服务、在线服务、远程服务、O2O服务等多种模式，可以满足不同场景下客户服务新需求，释放场景应用红利。二是以互联网应用促进企业组织模式创新，大力发展众创、众包、众筹等网络平台服务，提高企业对产业资源整合能力，促进资源优化配置，提升服务供给能力。三是以互联网促进企业商业模式创新，发展精准营销、个性化定制、网络制造等新商业模式，以需求侧的深度挖掘来助推精准供给。

（三）加强互联网相关教育培训力度

一是提高全民信息素养，推进互联网应用教育从娃娃抓起，把互联网应用技能作为全民基础技能来培养，将其纳入义务教育体系。二是优化教育人才结构，加大互联网技术、应用、融合、管理、治理和安全等各方面创新人才的培养，满足互联网和经济社会各领域全面融合对产业人才结构变化的需求。三是加强产业工人互联网应用技能培训，完善定期培训机制，发展在线培训服务，强化新技术、新模式和新业态培训，提高产业工人适应互联网发展的能力。

（四）平衡个人隐私保护和数据开发促进产业创新

一是制定合理的隐私保护监管政策，适应数字经济发展趋势，依据国内产业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完善个人数据采集、流通、开发和利用政策，加大隐私保护和监督检查的执法力度，提升数据保护水平。二是鼓励在尊重个人数据保护的前提下，鼓励企业加强对个人数据的开发利用，促进服务优化、体验提升和产业创新。

（五）推动互联网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数字经济分析篇5

数字经济是一场数字技术推动的经济革命。这场数字化革命正在以数字技术的不断创新为推动力，以开放的知识为基础，从制造领域、管理领域、流通领域的数字化扩展到包括政府宏观调控的一切经济领域，逐渐形成一个经济体系。

一、新自由主义思潮是美国数字经济繁荣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美国，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为解决凯恩斯主义所遗留的滞胀问题，新自由主义思潮逐渐抬头并呈现占主导地位的趋势。美国传播学者丹·席勒(dan schiller)指出，以“应该让市场自己遵循其自然的逻辑”的新自由主义思潮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重新被奉为美国国内的正统理论[1]。80年代的里根时代和90年代的克林顿时代都很大程度上遵循新自由主义思潮的理念。最近几年，新自由主义思潮成为美国数字经济繁荣的重要支柱之一。

首先，作为数字经济重要技术推动力的因特网本身就是自由思想创新的产物。一方面，因特网的设计思想避免了垄断集中，体现分散自由；另一方面，因特网为数字化的信息提供了自由流动的空间。因此，因特网不仅是流通领域数字化的重要技术支持，更是新自由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新自由主义思潮在美国的发展提供了因特网生长的土壤，孕育了数字经济的发展。

其次，新自由主义思潮的自由市场观点和理念渗透到了美国的经济发展政策中，特别是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电信和传媒业发展的政策中，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创造了适宜的宏观经济环境。20世纪60年代中期起，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通过一系列程序对电子计算机业、电脑业和电信业的界限一再进行重新划定，将蓬勃发展的网络业中越来越多的部分划到放松控制的电脑业一边，促进电脑业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后，主张把政府的控制管理降到最低程度、强调充分发挥市场原理的作用的思想，在美国电信和传媒业决策中逐渐占据优势，更使有关决策出现放松管制的特点。1980年，在《有关计算机的第二次调查》中，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决定，作为美国电讯基础设施的核心部分，受政府管理的电讯公司也可以成立分公司，不受制于现有管制措施。这一措施使得被赋予特别市场自由权的专业化网络行业向整个电信市场扩展[2]。1996年，美国通过了《1996年电讯法》，消除电信行业的垄断，开放所有的电信市场，放松了对不同种类的电信和媒体公司相互进入业务领域的限制，允许不同的媒体市场相互渗透，促使美国全国范围内的从电信运营到硬件制造、软件开发、网络通信、互联网服务、广播电视等各个领域展开新的竞争和重组，从而推动高速“宽带”网络的建设[3]。由此可见，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广泛渗透，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宽松的市场环境。

二、美国政府的政策支持是数字经济健康高速发展的重要保障

为了保证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美国政府不仅投入大量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技术研发，而且还通过政策支持保障数字经济健康高速发展。首先，美国政府增强网络的安全性，提高消费者对网络的信任度。美国政府通过《关于信息系统保护的国家计划》构建联邦政府的信息安全模式，推动公众与民营之间的自愿合作，以保护信息基础设施。美国商务部企业服务局与产业界、消费者代表和政府部门共同合作，开发一种新的电子商务密码系统，专用于网上消费者的保护。另外，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采用网上冲浪的方法，对网上的违规行为进行调查。对于网上的欺诈行为，司法机构按刑事犯罪进行审理。其次，美国政府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1999年10月，美国通过了《域名权保护法案》，规定域名与商标保护统一，不得冒用、非法注册或使用与他人域名十分相似的域名进行网上商业活动。在域名的管理上，将过去的政府负责注册登记改为由因特网域名定名公司(icann)和网络解决方案公司(nsi)代表政府负责域名的注册登记，大大降低了域名的注册管理费。最后，积极发展电子商务。1996年底，克林顿亲自倡导成立美国政府电子商务工作组负责制定有关发展电子商务的政策措施，并协调督促相关部门实施。1997年颁布《全球电子商务框架》为电子商务的发展创造有利环境，并具体提出五项原则：(1)私营部门必须发挥主导作用；(2)政府应避免对电子商务的不当限制；(3)政府必须参与，并致力于支持和创造一种可预测的、受影响最小的、持续简单的法律环境；(4)政府必须认清因特网的特性；(5)应该在全球范围内促进因特网上的电子商务。200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全球和全国商务电子签名法案》，使在线合同或在线交易的电子签名与手写签名具有同样的法律效力，进一步方便企业和消费者的电子商务。

三、官—产—学—公众创新模式是美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内在源泉

数字经济之所以在美国兴起和繁荣，最重要的原因是因特网演化处在官、产、学、公众各类主体组成的创新网络之中。正是这一网络机制促成因特网的迅速普及发展，带动整个美国经济向数字经济的转变。

美国数字经济是数字化技术在经济领域创新以及渗透的结果。创新包括了技术、制度和产品服务方面的创新。单单市场需求的存在或者技术机会的存在都不能促成技术革新，单独看来，这两者都是技术发生革新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只有他们同时成立的时候，技术革新才成为可能[4]。也就是说，脱离了产品服务创新的市场需求，单纯技术创新不会促进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以美国苹果电脑为例，就可以清楚地认识这一点。苹果在pc发展过程中，一直扮演着先行者的角色。过去十年，苹果获得了1 300项专利，相当于微软的一半，几乎相当于戴尔的1．5倍。但是，创新能力并没有使苹果公司置身于食物链的顶层。1981年，该公司营业利润率高达20%，而目前仅有0．4%，远低于行业平均的2%。目前，该公司在全球pc市场的份额仅有2%，无法与戴尔和ibm相匹敌。苹果公司充分说明业务模式创新比技术创新更为重要。戴尔、亚马逊、ebay等公司都是以更低的价格销售商品和服务模式，迎合更多的消费者[5]。因此，美国数字经济时代的创新是由技术创新需求和产品服务创新的市场需求相互推动。

事实上，传统的“官—产—学”三线螺旋体创新体系仅仅提供美国数字经济技术创新的需求。美国科研体系的特点是政府、企业和大学单独或联合资助进行研发活动，促成了美国产生大量创新成果，并得以产业化与商业化发展。因特网正是在这种政府、企业和大学创新体系中由国家投入基础技术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同时企业积极支持和参与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在这种建设新的创新环境的过程中，机构和国家的界限被打破。相反，原来互不联系的三类机构，即公共(官)、私人(产)、学术(学)三方面逐步适应共同工作，相互交织作用，进一步在创新进程的各个阶段建立了相互联系，形成了“三线螺旋体”。

但是，“官—产—学”三线螺旋体创新体系忽略了产品服务创新的市场需求，还不能够完全成为数字经济的创新源泉。结合苹果电脑失败的教训可以看出产品、服务等业务方面的创新同技术创新同样重要，而且这些归根结底取决于对公众偏好的满足。公众的偏好需求驱动企业、大学科研机构的创新方向，引导政府政策与制度的制定。在进一步满足公众偏好的基础上，公众积极广泛地参与在线购物、虚拟社区、数字学习、数字娱乐等都构成推动美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坚实动力。而且，当前美国的部分研究机构在统计数字经济发展状况时，都对公众的上网比率、上网时间等进行了详细的统计。兰德公司在加强美国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议中同样认识到设法让民众了解创新活动的重要性以及民众通过什么方式来支持创新。这些都说明公众是推动美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公众与“官—产—学”三线螺旋体创新体系相互作用，形成“官—产—学—公众”创新模式，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所必需的技术创新、产品服务的业务创新，成为美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内在源泉。

四、风险资本是美国数字经济转型的“革新力量”

美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新技术企业与创业资本或风险资本的互动式发展起到了关键性作用。所谓风险资本是由职业金融家(即风险投资家)连同管理一道投资到年轻的、快速增长的、并且有潜力发展成经济重要贡献者的公司中的资本，风险资本是初创公司重要的资金来源[6]。美国风险资本市场制度是一种增进和分享创新收益为目标的有效率的融资制度安排。风险资本投资的运行特点包括三方面：一是投资面向新兴产业(主要是信息产业)中的初创企业；二是风险资本还通过资本经营服务直接参与企业创业；三是风险资本具有良好的退出机制。正是这三个特点使得风险资本能够通过独特的创新试错机制和风险分散机制，把资本、技术和知识联系起来，赋予美国经济支持技术型初创公司发展的优越环境。20世纪90年代，风险资本投资在美国发展迅猛(见表1)，相继培育出dec(数字设备公司)、intel(英特尔公司)、microsoft(微软公司)、compaq(康柏电脑公司)、apple(苹果电脑公司)等著名的高科技企业。这些高科技公司为美国数字经济的发展起到巨大的示范效应。

进入新世纪，美国数字经济遭遇挫折，风险资本投资的绝对数额出现急剧下降的趋势，但这并没有削弱其对美国经济的贡献。统计表明，2000—2003年期间曾经接受过风险资本投资的企业在就业创造和销售收益增长方面对美国经济的贡献仍然超过其他同行企业。在信息产业部门这一现象更为明显(见表2)，比如2000—2003年期间，计算软件整体行业出现裁员8%，销售额仅增长5%，而风险资本投资企业却仍然创造了17%的就业机会，销售额高达31%。因此，风险资本投资正在很大程度上拉动当前美国经济的复苏。

总之，无论是在美国经济繁荣或复苏阶段，风险资本都对美国经济做出重要贡献，是美国数字经济转型中不可替代的“革新力量”。

参考文献：

[1] [美]丹·席勒．数字资本主义[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3．

[2] [美]丹·席勒．数字资本主义[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10．

[3] 郭庆光．21世纪美国广播电视事业新构图——“1996年电信法”的意义与问题[j]．国际新闻界，1996(6)．

数字经济分析篇6

截至2016年，全球网民达32亿，智能手机用户达25亿，在线用户将逐步拓展到每一个角落、每一个人。到2016年6月，中国互联网网民达7.1亿，渗透率已经超过50%，日均上网达3.8小时。网络购物、支付宝、滴滴打车等已经成为路边小贩卖菜，偏远农村地区大妈购物，上班族出行的新常态，在线化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普遍存在。

1.0vs2.0

数字经济1.0的核心是IT化，互联网刚刚开始发育。在这个阶段，信息技术在传统的行业和领域得到推广应用，属于IT技术的安装期。通过推广应用IT技术，大大提升了原有经济系统的运行效率，降低了运行成本。同时，成长起了以IT设备制造和相应软件业为主体的信息产业，互联网开始兴起并得到初步应用，但是没有能在全社会形成成熟的互联网商业模式。这个阶段持续到21世纪10年代。近年来，基于数字技术、以互联网平台为重要载体的数字经济发展开始兴起，我们称之为2.0时代。数字经济2.0的核心是DT化，即万物在线互联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数据成为驱动商业模式创新和发展的核心力量。数字经济2.0架构在“云网端”新基础设施之上，生长出互联网平台这一全新的经济组织，并带来了商业模式、组织模式、就业模式的革命性变化。对比1995年和2016年两个时代的主要互联网科技公司，我们可以发现二者在技术水平、业务方向、组织架构都存在着根本性的不同。

三大特征

架构在新的数字技术基础设施之上的数字经济2.0，具有平台化、数据化、普惠化三大特征。

平台化——平台是数字经济2.0的基础。依托“云网端”新基础设施，互联网平台创造了全新的商业环境。信息流不再被工业经济供应链体系中巨头所阻隔，供应商和消费者的距离大大缩短，沟通成本大大降低，直接支撑了大规模协作的形成。信息的透明使得企业信用不需要和规模挂钩，各种类型、各种行业的中小企业通过接入平台获得了直接服务消费者的机会。在物种上，成熟的数字经济2.0平台上的物种极为丰富。以阿里巴巴为例，平台为买卖双方提供了基础、标准的服务，大量个性化的商业服务，则由生态系统内各种各样的服务商所提供。目前，服务市场已聚集数万家服务商及服务者，为千万淘宝及天猫卖家提供服务，年交易规模数十亿，提供了包括店铺装修、图片拍摄、流量推广、商品管理、订单管理、企业内部管理、人员外包等相关服务与工具几十万个。借助数字经济2.0平台能够实现超大规模的协作。在大淘宝的零售平台上，大淘宝平台+4亿消费者+约1000万在线商家，共同构成了一个超大规模的分工/协作体系。这种超大规模的用户数，是工业时代的公司无法比拟的。

数据化——新兴的数字经济2.0最重要的特征就是高度数据化。工业时代的公司，以IT技术为核心实现数字化，数据的流动以及在线化范围有限，数据应用场景主要局限在以自我为中心的小的生态圈之中。数字经济2.0时代，数据的流动与共享，推动着商业流程跨越企业边界，编织全新的生态网络与价值网络。正如埃森哲首席科学家齐韶先生所言：“云计算模糊了企业内部IT与外部IT的界线……公司间传统的数据与程序相隔离的状态将有望被打破，随之将出现新的商业生态和价值网络……未来五年，公司间的业务流程可能会高速增长，这反过来将有助于商业生态系统的建立……公司IT系统一旦穿过防火墙，就非常容易与其它公司的IT系统实现信息交流与交换，从而越过公司界线执行业务流程。”

普惠化——在数字经济2.0环境中，“人人参与、共建共享”的特点，实现了普惠科技、普惠金融和普惠贸易。在科技领域，以云计算为代表的按需服务业务形态使得个人及各类企业可以用很低成本就轻松获得所需要的计算、存储和网络资源，而不再需要购买昂贵的软硬件产品和网络设备，大大降低了技术门槛，根据阿里研究院测算，云计算的使用可以使企业使用IT的成本降低70%，创新效率提升3倍。在金融领域，以互联网信用为基础的新型信用评分模型，对于普惠金融的实现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大数据统计概率计算，可以使得不同风险的个体得到精准的风险评估，从而能够匹配差异化的金融信贷服务，让更多的个体享受到适合其各自风险特质的金融信贷服务。据网商银行业务团队的计算，假设不良总金额保持不变，如有新型信用评分模型的支撑，那么可授信的客户数量将大幅提升。可授信的企业类客户数量将增长360%，为原有数量的4.6倍；可授信的个人类客户数量将增长1600%，为原有数量的17倍。

在全球贸易领域，数字经济2.0为全球带来了普惠贸易的全新局面。普惠贸易意味着各类贸易主体都能参与全球贸易并从中获利，贸易秩序也将更加公平公正。普惠贸易包括以下几个特点：弱势群体能够参与国际贸易；贸易流程更加方便透明；国际贸易信息对称；全球消费者能方便购买来自全球任意地点的商品；贸易中的参与主体，如消费者、小企业，都能从中获益。跨境电商快速发展、eWTP理念得到积极认可，正是普惠贸易快速发展的例证。

未来的样子

过去20年是移动互联网、云计算、物联网等这轮技术自身的积累与进步。而未来十年，这轮技术则向零售、制造、教育、医疗、文化等行业深入渗透。与此同时，各种新技术将层出不穷，量子计算、区块链与生物科技等将在未来获得突破性进展。伴随技术进步，经济组织也将进一步演化，数字经济2.0时代的平台经济体将进入蓬勃发展的黄金阶段，成为全球经济活动的主角，彻底改变我们的工作、生活。

想象一：自由连接体

在网络的连接下，数字经济将为社会创造上亿的就业机会，成为促进民生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石。亿万个体将成为数字经济生态系统中的一个个自由连接体，未来社会就业将出现六个趋势：

“平台+个人”的“平台式就业”将成为基本的就业景观。

基于互联网的“创业式就业”将成为一种重要的就业方式。

U盘式就业、分时就业、斜杠职业等“灵活就业”将极大提升人们的幸福感。

基于网络、跨越地理距离的“分布式就业”将越来越普遍。

基于数字技术的产业、商业和经济模式快速创新、快速演化、快速迭代，大量高度细分、快速演化的新职业将大量涌现。

在数字技术的帮助下，残疾人等社会弱势群体，大学生、农民工等重点人群将获得更加公平、更加可贵的就业机会。

预计未来十年到二十年：

未来十年，数字经济将创造更多的岗位和就业机会，人类将更多地倾向于成为芭蕾舞演员、专职音乐家、数学家、运动员、服装设计师、瑜伽大师、小说作者等等，成为给机器人安排任务的“主人”，人类和机器之间将形成一种共生共存关系。

未来二十年，八小时工作制将被打破，50%劳动力将通过网络实现自我雇佣和自由就业，灵活就业成为未来人们的重要就业形态。

未来二十年，在制造业领域60%、服务业领域30%的重复、枯燥、繁重劳动，以及大量的家庭服务将被人工智能机器人取代，人工智能机器人将成为重要的劳动力大军，形成人类特定时期的技术性失业。

想象二：人人经济

在网络的连接下，每一个个体都有权力、有机会成为数字经济活动中的活跃主体。每一个个体的创新、创业、创意、创造能力将得到极大释放，人人设计、人人制造、人人销售、人人消费、人人贸易、人人银行、人人物流等新的生产经营模式将逐步涌现，催生人类经济活动的新范式，形成人人经济的新景象。

预计未来十年：

经济和产业格局发生重大变化，数字经济规模将超越制造业规模，贡献全球25%的经济总量。

众创众设将成为企业与用户改进技术研发和产品设计的重要创新方式，用户和消费者通过网络参与研发设计，成为企业聚集智慧，提升研发设计能力的新渠道。

4D打印将成为满足个人化、快捷需求的重要制造模式。

自然人经营权、消费权、资源获得权，将成为数字经济时代人类的重要权力。人人都有利用互联网开设网店、开网约车、售卖自家农产品、交换个人闲置物品等的权力；人人都拥有在全球范围内获得商品和服务的权力；人人都享有通过自己的信用、无需担保平等地获得贷款等金融普惠服务的权力。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将成为数字经济服务业发展的新形态。每一个个体在获得金融普惠服务、快捷高效物流服务的同时，也有权利和义务为经济社会活动提供资金支持、物流快递等服务并从中获得收益和报酬。

想象三：平台经济体

技术的创新将伴随经济组织的变革，“共享平台+企业/个人”的经济组织方式在未来20年将获得突破性进展。当小企业或个体接入到“平台经济体”，他们将变得强大起来，能像大企业一样可以自由地进行创造、创作并在全球分享、交易。个体只要有一块屋顶就能做太阳能的生意；有一辆车就可以做网约车；通过手机甚至联网的眼镜就能买卖全球。

想象四：万物在线与数据核爆

移动互联网如同一个强大吸引力的黑洞，将世界万物连接在一起。到2016年底，全球网民数量将突破35亿，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26。人的在线化程度不断提高的同时，物的在线化也正在迅猛发展。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构建了互联互通的网络，人与机器自由穿梭在边界日益模糊的虚拟与现实之间，共同编织着生动的实时在线世界。数据量将呈现爆发式增长，真正成为核心生产要素，通过在线数据、迭代算法、实时计算匹配供需，进行市场资源配置。

预计未来十年：

超过万亿传感器将接入移动互联网，超过10%的衣服、鞋、眼镜等都能接入移动互联网，首款植入人体式手机也将上市。

无人驾驶汽车将占美国汽车保有量的10%，人们将乐于使用汽车共享计划而非使用私家车，全球范围内使用汽车共享服务的行驶里程将超过私家车。

超过10%的人拥有人工智能私人助理，帮助我们买菜、饮食搭配、健康建议、安排行程、补充知识等。

自然人机交互成为主流，人类可以通过自然语言、身体动作甚至思考意识与机器进行交流。

全球的数据量将超过230ZB，以数据计算为基础的零人工干预的经济模式也将迅猛增加，将超过经济总量的10%。

计算量将代替耗电量成为衡量经济活跃度的重要指标。

想象五：再造经济学理论

数字经济是以交易和账户为中心的经济体系，交易效率远远超过生产效率，不同于以生产为中心的工业经济体系。从生产到消费，从柜台到平台，从IT到DT，数字经济的发展对经济学带来三大冲击：一是诸如市场理论、产业经济学理论、边际成本理论、博弈论、就业理论、产权理论、竞争理论等一些具体领域；二是资源稀缺性、理性人等基本假设；三是方法论。

预计未来十年：

数字经济分析篇7

在美国，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为解决凯恩斯主义所遗留的滞胀问题，新自由主义思潮逐渐抬头并呈现占主导地位的趋势。美国传播学者丹席勒(DanSchiller)指出，以“应该让市场自己遵循其自然的逻辑”的新自由主义思潮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重新被奉为美国国内的正统理论。80年代的里根时代和90年代的克林顿时代都很大程度上遵循新自由主义思潮的理念。

最近几年，新自由主义思潮成为美国数字经济繁荣的重要支柱之一。

首先，作为数字经济重要技术推动力的因特网本身就是自由思想创新的产物。一方面，因特网的设计思想避免了垄断集中，体现分散自由；另一方面，因特网为数字化的信息提供了自由流动的空间。因此，因特网不仅是流通领域数字化的重要技术支持，更是新自由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新自由主义思潮在美国的发展提供了因特网生长的土壤，孕育了数字经济的发展。

其次，新自由主义思潮的自由市场观点和理念渗透到了美国的经济发展政策中，特别是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电信和传媒业发展的政策中，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创造了适宜的宏观经济环境。20世纪60年代中期起，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通过一系列程序对电子计算机业、电脑业和电信业的界限一再进行重新划定，将蓬勃发展的网络业中越来越多的部分划到放松控制的电脑业一边，促进电脑业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后，主张把政府的控制管理降到最低程度、强调充分发挥市场原理的作用的思想，在美国电信和传媒业决策中逐渐占据优势，更使有关决策出现放松管制的特点。1980年，在《有关计算机的第二次调查》中，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决定，作为美国电讯基础设施的核心部分，受政府管理的电讯公司也可以成立分公司，不受制于现有管制措施。这一措施使得被赋予特别市场自由权的专业化网络行业向整个电信市场扩展。1996年，美国通过了《1996年电讯法》，消除电信行业的垄断，开放所有的电信市场，放松了对不同种类的电信和媒体公司相互进入业务领域的限制，允许不同的媒体市场相互渗透，促使美国全国范围内的从电信运营到硬件制造、软件开发、网络通信、互联网服务、广播电视等各个领域展开新的竞争和重组，从而推动高速“宽带”网络的建设。由此可见，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广泛渗透，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宽松的市场环境。

二、美国政府的政策支持是数字经济健康高速发展的重要保障

为了保证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美国政府不仅投入大量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技术研发，而且还通过政策支持保障数字经济健康高速发展。首先，美国政府增强网络的安全性，提高消费者对网络的信任度。美国政府通过《关于信息系统保护的国家计划》构建联邦政府的信息安全模式，推动公众与民营之间的自愿合作，以保护信息基础设施。美国商务部企业服务局与产业界、消费者代表和政府部门共同合作，开发一种新的电子商务密码系统，专用于网上消费者的保护。另外，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采用网上冲浪的方法，对网上的违规行为进行调查。对于网上的欺诈行为，司法机构按刑事犯罪进行审理。其次，美国政府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1999年10月，美国通过了《域名权保护法案》，规定域名与商标保护统一，不得冒用、非法注册或使用与他人域名十分相似的域名进行网上商业活动。在域名的管理上，将过去的政府负责注册登记改为由因特网域名定名公司(ICANN)和网络解决方案公司(NSI)代表政府负责域名的注册登记，大大降低了域名的注册管理费。最后，积极发展电子商务。1996年底，克林顿亲自倡导成立美国政府电子商务工作组负责制定有关发展电子商务的政策措施，并协调督促相关部门实施。1997年颁布《全球电子商务框架》为电子商务的发展创造有利环境，并具体提出五项原则：(1)私营部门必须发挥主导作用；(2)政府应避免对电子商务的不当限制；(3)政府必须参与，并致力于支持和创造一种可预测的、受影响最小的、持续简单的法律环境；(4)政府必须认清因特网的特性；(5)应该在全球范围内促进因特网上的电子商务。200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全球和全国商务电子签名法案》，使在线合同或在线交易的电子签名与手写签名具有同样的法律效力，进一步方便企业和消费者的电子商务。

三、官—产—学—公众创新模式是美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内在源泉

数字经济之所以在美国兴起和繁荣，最重要的原因是因特网演化处在官、产、学、公众各类主体组成的创新网络之中。正是这一网络机制促成因特网的迅速普及发展，带动整个美国经济向数字经济的转变。

美国数字经济是数字化技术在经济领域创新以及渗透的结果。创新包括了技术、制度和产品服务方面的创新。单单市场需求的存在或者技术机会的存在都不能促成技术革新，单独看来，这两者都是技术发生革新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只有他们同时成立的时候，技术革新才成为可能。也就是说，脱离了产品服务创新的市场需求，单纯技术创新不会促进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以美国苹果电脑为例，就可以清楚地认识这一点。苹果在PC发展过程中，一直扮演着先行者的角色。过去十年，苹果获得了1300项专利，相当于微软的一半，几乎相当于戴尔的1．5倍。但是，创新能力并没有使苹果公司置身于食物链的顶层。1981年，该公司营业利润率高达20%，而目前仅有0．4%，远低于行业平均的2%。目前，该公司在全球PC市场的份额仅有2%，无法与戴尔和IBM相匹敌。苹果公司充分说明业务模式创新比技术创新更为重要。戴尔、亚马逊、eBay等公司都是以更低的价格销售商品和服务模式，迎合更多的消费者。因此，美国数字经济时代的创新是由技术创新需求和产品服务创新的市场需求相互推动。

事实上，传统的“官—产—学”三线螺旋体创新体系仅仅提供美国数字经济技术创新的需求。美国科研体系的特点是政府、企业和大学单独或联合资助进行研发活动，促成了美国产生大量创新成果，并得以产业化与商业化发展。因特网正是在这种政府、企业和大学创新体系中由国家投入基础技术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同时企业积极支持和参与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在这种建设新的创新环境的过程中，机构和国家的界限被打破。相反，原来互不联系的三类机构，即公共(官)、私人(产)、学术(学)三方面逐步适应共同工作，相互交织作用，进一步在创新进程的各个阶段建立了相互联系，形成了“三线螺旋体”。

但是，“官—产—学”三线螺旋体创新体系忽略了产品服务创新的市场需求，还不能够完全成为数字经济的创新源泉。结合苹果电脑失败的教训可以看出产品、服务等业务方面的创新同技术创新同样重要，而且这些归根结底取决于对公众偏好的满足。公众的偏好需求驱动企业、大学科研机构的创新方向，引导政府政策与制度的制定。在进一步满足公众偏好的基础上，公众积极广泛地参与在线购物、虚拟社区、数字学习、数字娱乐等都构成推动美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坚实动力。而且，当前美国的部分研究机构在统计数字经济发展状况时，都对公众的上网比率、上网时间等进行了详细的统计。兰德公司在加强美国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议中同样认识到设法让民众了解创新活动的重要性以及民众通过什么方式来支持创新。这些都说明公众是推动美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公众与“官—产—学”三线螺旋体创新体系相互作用，形成“官—产—学—公众”创新模式，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所必需的技术创新、产品服务的业务创新，成为美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内在源泉。

四、风险资本是美国数字经济转型的“革新力量”

美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新技术企业与创业资本或风险资本的互动式发展起到了关键性作用。所谓风险资本是由职业金融家(即风险投资家)连同管理一道投资到年轻的、快速增长的、并且有潜力发展成经济重要贡献者的公司中的资本，风险资本是初创公司重要的资金来源。美国风险资本市场制度是一种增进和分享创新收益为目标的有效率的融资制度安排。风险资本投资的运行特点包括三方面：一是投资面向新兴产业(主要是信息产业)中的初创企业；二是风险资本还通过资本经营服务直接参与企业创业；三是风险资本具有良好的退出机制。正是这三个特点使得风险资本能够通过独特的创新试错机制和风险分散机制，把资本、技术和知识联系起来，赋予美国经济支持技术型初创公司发展的优越环境。20世纪90年代，风险资本投资在美国发展迅猛，相继培育出DEC(数字设备公司)、Intel(英特尔公司)、Microsoft(微软公司)、Compaq(康柏电脑公司)、Apple(苹果电脑公司)等著名的高科技企业。这些高科技公司为美国数字经济的发展起到巨大的示范效应。

进入新世纪，美国数字经济遭遇挫折，风险资本投资的绝对数额出现急剧下降的趋势，但这并没有削弱其对美国经济的贡献。统计表明，2000—2003年期间曾经接受过风险资本投资的企业在就业创造和销售收益增长方面对美国经济的贡献仍然超过其他同行企业。在信息产业部门这一现象更为明显，比如2000—2003年期间，计算软件整体行业出现裁员8%，销售额仅增长5%，而风险资本投资企业却仍然创造了17%的就业机会，销售额高达31%。因此，风险资本投资正在很大程度上拉动当前美国经济的复苏。

总之，无论是在美国经济繁荣或复苏阶段，风险资本都对美国经济做出重要贡献，是美国数字经济转型中不可替代的“革新力量”。

参考文献：

[1][美]丹席勒．数字资本主义[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3．

[2][美]丹席勒．数字资本主义[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10．

[3]郭庆光．21世纪美国广播电视事业新构图——“1996年电信法”的意义与问题[J]．国际新闻界，1996(6)．

数字经济分析篇8

统计界有名言：“统计是流动的历史，历史是流动的统计。”每项统计报告，记载了刚刚过去的社会经济的数据历史；及时讲述这段历史，告诉人们这些刚产生的数字，此刻代表着什么、说明着什么、揭示出什么，预示出什么？那么统计无论是“流动的历史”也好，“历史的流动”也罢，就成为了当下的新闻。

一、统计新闻的特点

统计新闻不同于一般的经济新闻直接反映具体的、实在的、可感的经济活动和经济现象，它往往是用经过抽象量化的统计数字来反映某个经济活动或经济砚象的数量状态，让人们从这个数量形态上去认识这个经济活动或经济现象的意义。如果说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那么可以说，统计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间接性报道。

在统计新闻中，除了描述新闻事实的数字材料外，大量的引证和分析数字的材料往往是“背景材料”。从这个意义上看，有时统计新闻实际上是背景性新闻。

一般的经济新闻要求及时、新鲜，有严格的时间性限制，报道上要与事实发生的时间距离越近越好，但统计新闻所报道的不是“现在事实”而是“过去事实”，有时还会有对“未来事实”的预测报道，因而表现为一定的滞后性和超前性。它的主要价值不在时新性上，而重在针对性上，只要它针对有关决策提出了适时的分析和建议，起到了参谋作用，那么它就是有较强的新闻价值。

统计新闻虽然也是以经济为题材的，但不能把它与一般的经济新闻划等号。由于它是以统计数字为主要特征的，而统计数字是统计信息的表现形式，因而它是既具有一般新闻的特点，又具有统计信息特征的新闻。同时，由于统计信息是社会经济信息的主体，反映的是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状况。因此，它的范围是极其广泛的。既可以是经济的，也可以是社会的，还可以是科技、文教、卫生、体育类新闻。

二、在统计信息中寻找新闻点

目前出现在各类媒体上的统计信息，大致有这么三类：一是统计公报，分年度、季度、月度，以及各行各业的统计数据；第二类是与部门工作相关的统计信息，多出现在专业报刊上；第三类是受到社会广泛关注的统计信息，比如GDP的增长速度、社会商品零售价格变动幅度等。在实践中，笔者体会到，充分挖掘第三类统计信息，从内容到形式对其进行完全新闻化的处理，辅以写作技巧上的创新，新闻的亮点就会从统计信息中凸显出来。

如何让普通群众对统计新闻产生兴趣？关键还是要围绕社会热点，围绕老百姓关心、关注的问题，去挖掘数字背后有用、有益的信息。比如，当今与老百姓切身利益相关，也最令他们关注的问题可以说集中体现在青少年的“校”和“学”，中青年的“岗”和“房”，中老年的“财”和“保”，老年人的“医”和“养”上，从统计信息中寻找和这些热点问题相关的数据进行分析，自然会吸引眼球。

统计信息数据多，专业性强，必须对其进行新闻化处理。笔者在实践中摸索出四种写作技巧：第一是数字转换法。把大数字转换成小数字。正如英国的一本关于新闻写作的书中曾提到，当读者从报刊上读到他的国家财政赤字是1亿美元，或国民生产总值是50亿美元时，他并不太清楚是怎么回事。但当他读到国家债务摊到每个男人、妇女和小孩头上是2美元时，他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第二是数字拟人化。把数字的变化落实到人的身上。比如去年一直居高不下的物价，笔者在采写相关稿件时，先通过一位普通市民每天的算账记账说菜价的变化，再通过一个农贸市场的市场部经理来分析具体市场的情况，由此带出全市的价格变化，最后分析其上涨的背景原因。以点带面，贴近民生，使文章通俗易懂。

第三是数字对比法。通过对数字的横向、纵向比较，从比较中发现问题，寻找原因。

第四是数字延伸法。从眼前的数据寻找背后的经济、社会乃至政治的原因，以此深化数据的含义。如2012年我市公布老龄人口数据，笔者在采写相关稿件时，没有把它处理成常规的排行榜解读，而是重点把社会发展指标、人口素质指标等拎出来，综合以前的采访素材，进行点评分析，从强调铜陵步入老龄化社会方面采写报道。

三、拓宽统计新闻的深度广度

随着统计信息是社会经济信息主体这一观点被社会所接受，统计资料日益被新闻媒介所重视，形成了以统计资料为主要报道素材的统计新闻。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上，统计新闻都有别于一般的杜会新闻、经济新闻、科技新闻，有着自己的特点。

从内容上看，统计新闻有广泛性特点。统计工作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工业、农业、财贸、物资、劳资、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情况。统计资料全面地反映出社会的经济情况，并在这一基础上，对社会经济运行的内在规律进行分析研究，产生了大量的统计信息，包括经济分析报告、对宏观经济的监控、预告情况、社会经济问题的预测等等。这些统计成果都是社会急需的，而且成为统计新闻广泛的素材来源，使统计新闻的内容较之其它新闻类别更具有广泛性。

在形式上，统计新闻以数据运用为主体，具有较强的客观性。统计新闻是以数字运用的方式对社会经济生活加以反映、判断、分析，统计工作的基本成果——数据资料，是统计新闻赖以存在的基础。建立在大量的准确性高、可靠性强的统计数据基础上，使人感到统计新闻主观色彩较少，无需花费更多的笔墨渲染气氛，阐述观点、展开议论，通过数字，使人一目了然。数字在统计新闻中起着多方面的作用。

首先，通过数字的比较，直接说明主题，经济活动的成果，往往通过数字的比较，才能充分地显示出来，例如，《城市居民实际收入大幅增长》（《中国信息报》1994年3月4日），这条消息中，“35个大中城市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3227.6元，比上年增长31%，人均生活费收入2998.3元，比上年增长31.5%”通过数字的相对数的揭示，使城市居民收入大幅增长这一主题清晰明了，不需加多余的说明。其次，系列的数字运用，可以通过相互的连带关系，揭示规律及趋势。《上海市的经济地位明显提高》（《中国信息报》1994年4月25日）这条消息中，就是用数字指标来揭示上海经济持续发展提高这一趋势的。

统计新闻具有简洁明了的特征，它侧重于事物“面”的报道，对事物的表述具有高度的概括性，而一般的社会新闻则不同，它更侧重于事物“点”的报道，具有较强的形象性特征。统计新闻往往是对一段时期发生的事，或一个极典型而又带有普遍性的现象进行报道，具有一定的综合性，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统计工作的事后性与阶段性所决定的。

数字经济分析篇9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经济增长、财政赤字、通货膨胀三者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一直以来都是学界热议的话题。部分学者认为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之间存在密切联系。uribe（2002）发现不可持续的财政赤字持续扩大是导致货币过度发行从而引发通货膨胀的一个主要原因。也有很多学者认为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之间并无显著关系。stanley fisher和william easterly（1990）证明，工业化国家赤字规模在gdp1%、发展中国家赤字gdp2.5%以下，则赤字所引起的货币供给量增加将不会引发通货膨胀。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间的关系同样引发很大的讨论。干霖、董智勇（2011）发现gdp、cpi对各自贡献率和交叉贡献率均为近似余弦曲线。很多学者还对财政赤字的可持续性进行了探究。戴蕾、王叙果（2011）发现虽然2008年政府财政赤字是可持续的，但公众预期通货膨胀率以及汇率的变动会对未来财政赤字的可持续性产生影响。

已有研究成果多数是采用理论分析论证法，缺乏实证分析。多基于凯恩斯古典经济学或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上的剖析。针对已有研究缺陷，本文拟运用var计量分析模型，并辅助单位根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技术，对财政赤字、经济增长及通货膨胀的内在关系做一系列的实证分析检验、评价和预测。

二、模型构建与分析

本文的数据是从1980年至2011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gdpr）、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百分比（defbg）、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增长率（cpir）三个指标所构成的时间序列。数据从中国统计局网站发布的《中国统计年鉴》中获取。经单位根检验，三个变量均不存在单位根过程，由于序列趋势平稳或随机平稳，所以可以继续进行后续var模型构建和脉冲响应分析。

1.模型构建

用gdpr、cpir、defbg三变量构造var模型，再借助aic、hq、sc、fpe准则为方程确定合适的阶数，四个标准结果为：3，3，2，3，因此，将阶数定为3。

通过参数估计，具体的var模型如图：

2.模型评价

通过对模型残差的正态性检验、相关性检验以及条件异方差检验，证明残差服从正态分布、无相关性和异方差性。表明模型拟合的很好。

3.格兰杰因果检验

原假设 f统计量 p—value 结论

gdpr不是cpir和defbg的格兰杰原因 2.9841 0.01324 拒绝

cpir不是gdpr和defbg的格兰杰原因 1.8077 0.1138 接受

defbg不是cpir和gdpr的格兰杰原因 0.5401 0.7755 接受

从检验结果可以得出，gdpr是cpir的格兰杰原因，而cpir不是gdpr的格兰杰原因，表明说明经济增长对通货膨胀的传导效应是单向的。gdpr是defbg的格兰杰原因，而defbg不是gdpr的格兰杰原因，表明经济增长对赤字的传导效应也是单向的，经济增长有助于削减财政赤字水平，但财政赤字也并非导致经济增长或谁退的显著原因。cpir与defbg间无格兰杰因果关系，表明通过膨胀对财政赤字无显著的因果影响，反之亦然。证明通胀和赤字间的相互影响是不明显的，存在间接的影响，不构成直接因果关系。

4.脉冲响应分析

本文每个变量扰动的脉冲响应关系如下：

由图1-1得出：gdpr对cpir当期及未来的影响都是正向的，验证了经济增长推动通货膨胀的增长。gdpr对defbg当期及未来的影响都是负向的，表明经济增长有助于财政赤字的减少但并不显著。由图1-2得出：cpir对gdpr当期有负向的影响，表明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有很大的抑制作用。cpir对defbg当期有较小正向影响，而后影响由正转向负并不断减弱，表明通货膨胀使得财政赤字在短期内小幅波动。通货膨胀一方面增加通货膨胀税、所得税、商品税提高财政收入、降低赤字，另一方面由于抑制

经济会迫使政府增大财政支出、通过公开市场业务发行国债来抑制通胀并增加转移支付，增大财政赤字，政府作用一定程度上相互抵消，通货膨胀对财政赤字的影响并没有显著作用。由图1-3得出：defbg对gdpr短期有较显著正向影响，而后转为负向影响，表明赤字对在短期拉动经济增长，长期由于财政挤出效应不利于经济增长。可见积极地财政政策在短期有效但不宜长期施行。defbg使cpir在短期内上下震荡，从第3期后转为负向影响并于第4起达到最大并最终减小为零。短期内对通货膨胀的正向作用可以由于财政政策的货币化，政府被迫采用增大货币供应量的方式弥补财政赤字从而增大通货膨胀率。长期财政赤字抑制经济增长，继而带来着物价水平的下降，并最终随着赤字对经济影响的逐步减弱而减弱至相对稳定水平。此外，财政赤字对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在第二期是达到最大。综合图1-4，defdg对gdpr及cpir的脉冲响应高度一致，可以得出财政赤字从影响经济增长到影响通货膨胀存在一期的时滞现象。因此，如果政府进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三年后适当地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将对通货膨胀起到更好的抑制效果。

三、结论和建议

经济增长对通货膨胀和财经赤字具有单向传导作用。财政赤字短期促进、长期抑制经济，因此财政政策不宜长期使用。通货膨胀短期、长期皆抑制经济，中国国情与菲利普斯曲线不符，因此稳定物价作为首要宏观政策是重要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皆非中性，货币政策更显著，财政政策更独立。财政赤字从影响经济增长到影响通货膨胀的存在一期时滞，因此扩张性财政政策实施三年后配合适当紧缩的货币政策效果更好。

参考文献：

[1]uribe. a fiscal theor y of sovereign risk[r]. european central bank working paper. 2002

数字经济分析篇10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经济增长、财政赤字、通货膨胀三者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一直以来都是学界热议的话题。部分学者认为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之间存在密切联系。Uribe（2002）发现不可持续的财政赤字持续扩大是导致货币过度发行从而引发通货膨胀的一个主要原因。也有很多学者认为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之间并无显著关系。Stanley Fisher和William Easterly（1990）证明，工业化国家赤字规模在GDP1%、发展中国家赤字GDP2.5%以下，则赤字所引起的货币供给量增加将不会引发通货膨胀。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间的关系同样引发很大的讨论。干霖、董智勇（2011）发现GDP、CPI对各自贡献率和交叉贡献率均为近似余弦曲线。很多学者还对财政赤字的可持续性进行了探究。戴蕾、王叙果（2011）发现虽然2008年政府财政赤字是可持续的，但公众预期通货膨胀率以及汇率的变动会对未来财政赤字的可持续性产生影响。

已有研究成果多数是采用理论分析论证法，缺乏实证分析。多基于凯恩斯古典经济学或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上的剖析。针对已有研究缺陷，本文拟运用VAR计量分析模型，并辅助单位根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技术，对财政赤字、经济增长及通货膨胀的内在关系做一系列的实证分析检验、评价和预测。

二、模型构建与分析

本文的数据是从1980年至2011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gdpr）、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百分比（defbg）、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增长率（cpir）三个指标所构成的时间序列。数据从中国统计局网站的《中国统计年鉴》中获取。经单位根检验，三个变量均不存在单位根过程，由于序列趋势平稳或随机平稳，所以可以继续进行后续VAR模型构建和脉冲响应分析。

1.模型构建

用gdpr、cpir、defbg三变量构造VAR模型，再借助AIC、HQ、SC、FPE准则为方程确定合适的阶数，四个标准结果为：3，3，2，3，因此，将阶数定为3。

通过参数估计，具体的VAR模型如图：

2.模型评价

通过对模型残差的正态性检验、相关性检验以及条件异方差检验，证明残差服从正态分布、无相关性和异方差性。表明模型拟合的很好。

3.格兰杰因果检验

原假设 F统计量 P—value 结论

gdpr不是cpir和defbg的格兰杰原因 2.9841 0.01324 拒绝

cpir不是gdpr和defbg的格兰杰原因 1.8077 0.1138 接受

defbg不是cpir和gdpr的格兰杰原因 0.5401 0.7755 接受

从检验结果可以得出，gdpr是cpir的格兰杰原因，而cpir不是gdpr的格兰杰原因，表明说明经济增长对通货膨胀的传导效应是单向的。gdpr是defbg的格兰杰原因，而defbg不是gdpr的格兰杰原因，表明经济增长对赤字的传导效应也是单向的，经济增长有助于削减财政赤字水平，但财政赤字也并非导致经济增长或谁退的显著原因。cpir与defbg间无格兰杰因果关系，表明通过膨胀对财政赤字无显著的因果影响，反之亦然。证明通胀和赤字间的相互影响是不明显的，存在间接的影响，不构成直接因果关系。

4.脉冲响应分析

本文每个变量扰动的脉冲响应关系如下：

由图1-1得出：gdpr对cpir当期及未来的影响都是正向的，验证了经济增长推动通货膨胀的增长。gdpr对defbg当期及未来的影响都是负向的，表明经济增长有助于财政赤字的减少但并不显著。由图1-2得出：cpir对gdpr当期有负向的影响，表明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有很大的抑制作用。cpir对defbg当期有较小正向影响，而后影响由正转向负并不断减弱，表明通货膨胀使得财政赤字在短期内小幅波动。通货膨胀一方面增加通货膨胀税、所得税、商品税提高财政收入、降低赤字，另一方面由于抑制经济会迫使政府增大财政支出、通过公开市场业务发行国债来抑制通胀并增加转移支付，增大财政赤字，政府作用一定程度上相互抵消，通货膨胀对财政赤字的影响并没有显著作用。由图1-3得出：defbg对gdpr短期有较显著正向影响，而后转为负向影响，表明赤字对在短期拉动经济增长，长期由于财政挤出效应不利于经济增长。可见积极地财政政策在短期有效但不宜长期施行。defbg使cpir在短期内上下震荡，从第3期后转为负向影响并于第4起达到最大并最终减小为零。短期内对通货膨胀的正向作用可以由于财政政策的货币化，政府被迫采用增大货币供应量的方式弥补财政赤字从而增大通货膨胀率。长期财政赤字抑制经济增长，继而带来着物价水平的下降，并最终随着赤字对经济影响的逐步减弱而减弱至相对稳定水平。此外，财政赤字对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在第二期是达到最大。综合图1-4，defdg对gdpr及cpir的脉冲响应高度一致，可以得出财政赤字从影响经济增长到影响通货膨胀存在一期的时滞现象。因此，如果政府进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三年后适当地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将对通货膨胀起到更好的抑制效果。

三、结论和建议

经济增长对通货膨胀和财经赤字具有单向传导作用。财政赤字短期促进、长期抑制经济，因此财政政策不宜长期使用。通货膨胀短期、长期皆抑制经济，中国国情与菲利普斯曲线不符，因此稳定物价作为首要宏观政策是重要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皆非中性，货币政策更显著，财政政策更独立。财政赤字从影响经济增长到影响通货膨胀的存在一期时滞，因此扩张性财政政策实施三年后配合适当紧缩的货币政策效果更好。

参考文献：

[1]Uribe. A fiscal theor y of sovereign risk[R]. European central bank working paper. 2002

数字经济分析篇11

传统的以生产经营导向为基础的经营预测，是工业经济时代的产物。它适应了生产过程中原材料、人工成本比重大的特点。根据销售量、成本、利润的线性关系，以变动成本法为预测、决策的理论基础。保本点的预测、利润的预测、成本的预测，生产决策、定价决策、存货决策等都以此为基础。在数字化经济背景下，由于生产方式的变革（在会计核算方面具体体现为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增多），管理会计进行预决策的理论基础之一――变动成本法也面临着变革。

一、预测内容由财务信息到非财务信息拓展

传统管理会计所提供的信息更多的是财务信息，而数字化经济时代由于竞争加剧，仅仅依靠基于财务信息加工而成的管理会计信息进行预决策是不够的，必须结合大量非财务信息。例如市场占有率作为非财务信息，它的变化反映了企业竞争地位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未来的现金流入量，从其变化中可以看出企业竞争地位的相对变化，起着财务信息不可替代的作用。

重要的非财务信息指标，在产品方面：市场需求量、市场占有率、产品质量、生产的弹性、顾客的满意程度、从接受订单到交付使用的时间、声誉、品牌、客户关系和销售能力（销售网络覆盖面等）；在外部竞争方面：竞争对手信息以及与企业战略相关的背景信息、企业经营业务、企业资产的范围和内容、公共关系、产业结构对企业的影响；在生产能力方面：知识能力（专利权、情报、培训）、装备能力（产能和技术水准）、技术能力（技术水平，研究开发费及其比例，研发人员及其比例）、人力资源（各类人才、企业文化、员工文化水准、人力资源和薪酬制度等）。如果管理会计报告中包括非财务信息，那么无疑会提高管理会计的相关性。

二、预测内容由短期预测到长期战略预测拓展

数字化经济要求管理会计提供大量的长期、战略性的信息，从耗散理论角度看，即“扩大负熵的信息输入，以抵减企业内部的管理熵”。支持战略管理所需的信息比经营决策和控制的信息更广泛和更复杂，数字化经济时代的数字化管理为提供这样的信息提供了可能。对收集的基本数据按不同的战略管理阶段要求加工成战略决策有用信息，可分环境分析和企业战略能力分析所需的信息。(1)环境分析所需的信息。广义环境分析所需的信息可分为：政治和法律的、社会和文化的、技术的、地理和生态的信息。市场环境分析用的信息可分为：供应商的、顾客(买主)的、替代产品的、潜在竞争者的、供应商之间的竞争信息。(2)企业战略能力分析所需的信息。企业战略能力分析包括企业资源能力和核心能力分析。

三、增加竞争对手分析预测

超出会计主体范围本身，联系竞争者来分析企业的竞争优势，通过与外部竞争者的比较来研究本企业销售额、利润和现金流量的相对变化，对数字化经济时代管理会计更好地实现其规划功能更有意义。竞争对手分析主要是从市场的角度，通过对竞争对手的分析来考察企业的竞争地位，为企业的战略决策提供信息。竞争对手分析主要涉及以下几个问题：(1)竞争对手是谁(2)竞争对手的目标和所采取的战略措施及其成功的可能性(3)竞争对手的竞争优势和劣势(4)面临外部企业的挑战，竞争对手是如何反应的。

四、增加顾客信息分析预测

在工业时代，企业所面临的经济环境是一个相对稳态结构，产品生产表现为大批量、标准化，市场需求变化周期较长、个性化特征较少，竞争主要体现在市场占有率高低方面。与此相适应，传统管理会计把注意力集中在企业内部，并主要针对生产经营进行预测分析，通过控制产品生产成本来完成管理会计的目标。进入数字化时代后，由于信息传播、处理和反馈的速度大大加快，经济环境变化和经济竞争日益激烈，取而代之的是以快速响应顾客需求为导向的实时预测，即时为顾客提品或服务，以敏捷制造实现顾客的“零等待”，其目的就是为顾客创造满意，创造价值（降低顾客的成本，提高顾客的收益），使顾客获得更大的效用，由此衍生企业价值的增长。由此可见，在数字化经济下，企业的预测更多的是收集关于客户的信息。顾客信息分析包括：顾客群体和构成、顾客购买实力、支付习惯、对竞争的行为参数(产品质量、价格、销售服务、其他因素)的敏感性、需求变化的趋势、对其他产品的互补性、顾客的地理分布等。

数字经济分析篇12

关键词：数字图书馆；法定许可；可行性分析

Key words： digital library；statutory license；feasibility analysis

中图分类号：G250.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3）03-0255-02

0 引言

利益平衡既是版权制度的基石，又是版权制度追求的目标，同时也是版权立法中的难题[1]。利益平衡的维系依赖于法律对版权限制原则的科学制定和版权限制体系的合理设计与具体限制方法的正确适用。解决数字图书馆版权问题的关键，同样是要运用好版权限制和反限制原则，其中，把法定许可制度引入图书馆是正在受到关注和研究的一个焦点问题[2]。图书馆引入法定许可的可行性涉及到多方面的问题，其中包括现实意义、在法理上是否可行等多方面。

1 数字图书馆引入法定许可的意义

图书馆引入法定许可对于图书馆自身、权利人和公众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可以很好地解决在版权利益平衡关系中三个主体面临的著作权问题，包括图书馆面对海量授权的困难、在新的复制技术下权利人经济利益的流失和公众及时获取新知识的问题。

1.1 减少数字图书馆侵犯版权的风险 数字图书馆面对海量作品难以取得全部授权，其中除了要取得著作权人的授权，对于一些作品如多媒体作品，还需要取得各个邻接权人的授权，因此，对于数字图书馆来说要么固守传统图书馆适用合理使用的途径进行资源建设，要么取得所有著作权人的授权，当然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发展速度之慢也是必然的。否则数字图书馆必然担负着巨大的侵犯版权的潜在危险。法定许可解决数字图书馆版权问题的意义在于，一方面可以免去授权许可的复杂性和不易操作性，另一方面可以避免纯粹的合理使用对版权人利益的弱化。也就是说，适用法定许可，既保护了版权人适当的经济利益（可由法定许可统一规定费率），又打破了网络条件下可能不合理的权利滥用与过度垄断，从而消除了作品传播途径中的阻滞，扩大了作品的潜在市场，使更多的读者受益[3]。

1.2 保障权利人的经济利益 数字图书馆在适用合理使用制度的同时，对作品的其他使用行为如数字化复制和信息网络传播适用法定许可，避免了对数字版权的侵犯，使权利人有了合理的经济回报。因为数字图书馆适用法定许可后可以向公众提供更加丰富合法的信息资源，对于社会中存在的不经授权的违法使用行为具有克制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法律上法定许可相对于授权许可对版权的保护虽然是一种“弱保护”，但现实中，在科学的制度设计和有效的执行及监管下，法定许可在某些方面，如保护权利人经济利益方面会表现出更好的效果。同时，尽管法定许可是“法定授权”，但是版权人可以通过“禁用声明”，阻止他人对其作品的利用，使“法定授权”转变为“意定授权”，充分尊重版权人对其权利的行使。

总之，图书馆引入法定许可制度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促进数字图书馆信息资源的建设，加速信息传播的速度，使信息共享更加畅通。

2 数字图书馆适用法定许可的法理分析

数字图书馆适用法定许可制度的现实意义在学术界是具有比较统一的认识的，能够较好地解决“海量授权”的问题。但仅由此便提出数字图书馆适用法定许可制度是不够的，还需要从法理的角度对其进行分析，证明其立法的必要性及可行性。

2.1 数字图书馆适用法定许可的法经济分析 法经济学的源头在于经济学和法学研究的交叉地带。其学科基础是借用经济学的创新理论和前沿视角来分析、解决法律问题，或者从制度和法律角度重新理解经济活动及其规律[4]。法经济学是经济学意识形态在法律领域里的具体体现，法经济学的基本理论逻辑为按“理性经济人+法律效率观+经济学方法”这种图式展开理论的。也就是说法经济学的理论演绎，其逻辑起点是“理性经济人”假设，核心价值标准是“法律效率观”，加之“经济学方法”的使用，以此展开理论述说和问题分析的。[5]事实上从权利人经济自立性的角度来讲，法定许可并不是对权利人授权意愿的限制，相反是权利人实现自身利益的一种体现。因为如果从版权人的经济自利性角度去考虑，则法定许可制度不仅有利于公众，同时也是作者实现版权上权利扩张的一种重要方式。首先，法定许可规定可以在不取得版权人授权的情况下使用作品，这有利于作品的传播，使版权存在扩张的可能；其次，向相关权利人支付报酬是法定许可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法定许可相对于合理使用、强制许可等版权限制制度能够很好地保障著作权人的经济利益。因此法定许可的意义，并不仅仅限于对公众利益的保护，也是版权人权利实现的有效途径。因此，与其说法定许可限制了版权人的自由意志，不如说其正好是版权人的经济理性的体现。[6]

2.2 数字图书馆具备应用法定许可的实质要件 法定许可使用权主体必须具备相应的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其中实质要件包括：第一，法定许可使用权主体应代表公众利益，即应该为公众获取信息、知识有利。如我国目前已有的法定许可使用主体都是优秀作品的传播者。第二，一般来说法定许可的使用主体应该是公益性组织。但在我国报刊、电台等也都属于营利性组织。但即使如此，其代表公众利益的性质也是无法改变的。第三，能够支付相应的许可费用。

图书馆具有法定许可使用权主体的实质要件，但不具有形式要件。首先，数字图书馆是优秀作品的传播者，在版权权利平衡两端代表公众的利益，为公众获取知识提供方便。第二，数字图书馆有固定的经费来源，由国家支持图书馆的运行，能够保证对著作权人经济利益的补偿。因此，数字图书馆具备了法定许可使用权主体的实质要件。但我国的著作权法没有赋予数字图书馆法定许可的权利，因此，数字图书馆不具备法定许可使用权主体的形式要件。

参考文献：

[1]郭禾.网络技术对著作权的影响[J].科技与法律，2001，（1）：39-52.

[2]秦珂.法定许可权利在数字图书馆的适用与限制[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5，（4）：1-3.

[3]梁卫华.法定许可制度解决数字图书馆版权问题的思考[J].情报杂志，2003，（2）：26-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