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信网络诈骗资金流向特征合集12篇
电信网络诈骗资金流向特征篇1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7）001-000-02
一、网络金融业务现状
2016年，我国银行卡产业实现了平稳较快发展。在发卡方面，截至2016年末，全国银行卡发卡总量预计超过62亿张，同比增长14.5%。在移动支付方面，根据人民银行《2016年第三季度支付体系运行总体情况》数据显示，仅2016年第三季度，银行业金融机构共处理网上支付业务116.07亿笔，金额达433.93万亿元，同比增长了41.34%和0.26%；移动支付业务66.29亿笔，金额35.33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了45.97%和94.45%。非银行支付机构共处理网络支付业务440.28亿笔，金额26.34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了106.83%和105.82%，移动支付在支付市场的地位日益重要。近年来，支付机构凭借快捷支付、移动支付等新业务迅速提升渗透率和市场规模，并将触角延伸到理财和供应链融资的多个领域。
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普及，金融业务的场景正在经历不断的拓展与创新，应用方式已经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网络金融的发展也进入实质性阶段，各类互联网企业纷纷参与这场变革，进而引发了互联网客户需求和服务模式的深刻变化，客籼逖椤⒖放共生和大数据应用逐步成为网络金融的典型特征，支付安全则亦成为金融行业难以回避的挑战。同时，越来越多的不法分子借助新型通讯技术，利用互联网虚拟空间，实施电信网络新型诈骗犯罪，由其是最近发生多起电信网络新型诈骗恶性事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二、网络金融主要欺诈类型
目前，国内网络金融欺诈损失最严重的主要欺诈为电信诈骗，手段最多样的主要欺诈为非面对面诈骗，伪卡欺诈和盗用身份欺诈位列第三、第四。下面重点论述一下前三种主要欺诈类型。
（一）网络金融电信欺诈转账
电信欺诈是指犯罪分子通过电话、网络和短信方式，编造虚拟信息，设置骗局，对受害人实施远程、非接触式诈骗，诱使受害人给犯罪分子打款或转账。
由于互联网数据泄露形势日益严峻，电信欺诈开始由撒网式盲骗转向精准式诈骗，并呈现跨渠道、长期潜伏、专业剧本化的趋势：一是不法分子利用互联网上泄露的数据进行关联分析，掌握了受害人的详细情况，从而精准诈骗；二是不法分子利用商业银行各电子渠道登录、签约、交易等防控手段不同的特点，进行多渠道联合作案。例如对钓鱼网站和互联网泄露数据关联获得的客户信息，通过电话银行进行密码验证和余额查询，再通过网银支付或第三方快捷支付方式盗取资金；三是在微信群、QQ群、论坛、社交网站中长期潜伏，观察分析每个人的行为特点、说话习惯和岗位角色，时机成熟再伺机作案；四是重金引诱心里学方面的专业人士编写诈骗剧本，提高诈骗的成功率。
（二）网络金融非面对面欺诈
非面对面欺诈指不法分子窃取卡片主账号、PIN码、有效期等账户信息后，通过互联网支付、手机支付等非面对面渠道发起的欺诈交易；或以短信、电话等方式诱骗持卡人向指定账户发起的欺诈转账交易。
第一，非面对面欺诈的重要特征是商户无法现场审核持卡人身份和卡片真实性，因此从受理端防范此类欺诈的难度相对较大；其次，互联网交易渠道无法验证卡片磁道信息，欺诈分子只需窃取卡号和其他相关信息，就可以进行欺诈交易，作案难度大大降低。第三，互联网支付、手机支付等创新支付业务具有地域界限淡化和匿名性等特点，不仅为欺诈分子跨区域远程作案提供了便利，也大大增加了事后案件追踪和调查的难度。
（三）网络金融境内＼境外伪卡欺诈
网络金融境内＼境外ATM机取现案件也频频发生，主要集中于马来西亚、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由于目前境内借记卡发卡行尚未建立24小时的交易监控和应急处置机制，无法及时制止欺诈事件，因此对网络金融境外欺诈风险的防范能力还相对较弱。
三、网络金融欺诈类型的主要表现特点
（一）电信欺诈转账的主要表现特点
第一步是非法获取客户信息，主要包括客户的姓名、身份证号、银行卡号、交易密码、手机号、身份职业、家庭住址等信息，获取手段主要包括购买互联网上泄露的各类数据进行关联分析，利用身份证号、手机号等方式登录网上银行或手机银行进行密码暴力猜解，以及通过伪基站和钓鱼网站直接诱骗客户自行输入。
第二步是确定作案对象，主要包括根据身份职业、健康状态、房产等筛选作案对象和通过多渠道查询客户账户，选取余额多的作为作案对象等。
第三步是骗取受害人信任，其诈骗剧本和手法多样，如冒充公检法诈骗、猜猜我是谁冒充熟人诈骗、网络购物退款诈骗、机票改签诈骗、重金求子诈骗、冒充政府发放补助补贴诈骗等。
第四步是骗取客户资金，主要手法可分为三种：一是直接诱导受害人通过ATM机或电子银行将资金转移到不法分子的销赃银行卡；二是诱导受害人在其电脑中安装木马后远程操控其电脑，通过网上银行将资金转移到不法分子的销赃银行；三是不法分子利用手机木马截获短信验证码或直接骗取短信验证码等方式，通过银行账号支付或第三方支付的方式购买点卡、游戏卡、电话卡等虚拟商品，再迅速将其出售并将所得资金转移到销赃银行卡。
第五步是诈骗资金的洗白变现，对于销赃银行卡中的诈骗资金，不法分子通常会快速通过网上银行、手机银行或ATM机转账等方式以接近ATM机取现上限的金额快速转移到其它销赃银行卡中，最后通过ATM机直接取现，完成整个诈骗过程。
（二）非面对面欺诈的主要表现特点
通过互联网支付、手机支付等创新支付渠道实施窃取账户信息、非法冒用、网络钓鱼等欺诈犯罪，主要包括三大类：
一是通过钓鱼网站、聊天工具等手法，骗取客户个人身份信息和银行卡账户信息，包括制作假网站冒充银行网银、窃取QQ等聊天工具信息后冒充客户朋友或亲戚骗取客户个人身份信息和账户信息，之后实施冒用。二是窃取客户身份信息和银行卡账户信息后通过互联网渠道、电购/邮购（MO/TO）渠道测试卡片或窃取资金。此类欺诈交易大多集中于航空机票、酒店等商户类型。三是虚假购物网站欺诈，即制作虚假商户网站，并在后台将虚假购物网站与欺诈分子自己的支付订单相联，当持卡人在虚假网站购物后进行支付时，表面上为自己支付，实则是为欺诈分子的订单付款。
（三）境内＼境外伪卡欺诈的主要表现特点
网络金融境外欺诈风险集中于“假验资”大额欺诈案和伪卡ATM机取现案，从交易特征看，主要有以下特点：
“假验资”案件交易商户多为澳门地区的珠宝类商户。“假验资”案单笔欺诈金额巨大、交易间隔时间紧密、交易时间多为夜间及凌晨左右。“伪卡取现”案件主要特征是卡片ATM机交易频率异常，且欺诈交易持续时间较长。
四、网络金融欺诈的主要防范措施
（一）电信欺诈转账防范
加强个人银行开户及开通业务功能环节的风险防控；加大对银行柜面转账交易的风险核查力度；做好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管工作；加强可疑交易监控；加强持卡人宣传教育。
（二）非面对面欺诈防范
非面对面欺诈在各类创新支付业务中较为突出，因此防范非面对面欺诈在源头上必须加强创新业务全生命周期各环节风险防控。收单机构在创新业务中将承担更多业务职能，因此防范非面对面欺诈要求发卡机构、收单机构、第三方机构、持卡人等多方协作、多管齐下，共同防范业务风险。从发卡机构角度，基于创新业务全流程管理，从业务开通、业务定制、交易验证等各环节均须防范非面对面欺诈。例如加强创新业务开通环节身份审核；加强部分创新支付业务定制风险防控；加强交易环节的身份验证措施、提高交易验证强度；加强交易限额实施动态管理、细化限额管理措施、对高风险第三方平台设置更为严格的限额管理规则；加强IP地址交易监控；加强持卡人个人身份信息管理；加强持卡人宣传教育。
（三）境外欺诈风险防范
加强借记卡境外交易授权管理；建立大额交易监控机制；建立借记卡交易限额管理机制；建立7×24小时应急处理机制。
综上，支付产业的发展进程不断加速，越来越多的参与者加入支付市场的竞争，商业银行、非银行支付机构、互联网支付公司等产业各方共同推动了支付市场的多元化发展，支付介质也正加速从PC端向移动端迁移，形成了以NFC近场支付、二维码扫码支付为代表，手环、手表等智能移动终端支付为补充的移动支付新格局。当前，支付行业正处于规范发展和优化调整的新阶段，如何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和大众民生，确保支付安全，是每个行业参与者的历史使命。要牢记“支付安全永远在路上”，正确处理发展与安全的关系，全面加强个人信息安全保护，提升支付交易安全强度，切实营造健康、可持续的支付发展环境。
参考文献：
电信网络诈骗资金流向特征篇2
近一年来，受宏观经济波动、业态发展变革以及新冠疫情蔓延等诸多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支付业务风险呈现出线上化、全场景、犯罪手法智能化等特点。疫情期间，线下消费场景受到较大冲击，线上消费有序“补位”，支付业务风险随之向移动互联网渠道迁移。同时，黑色产业不断翻新犯罪手法，寻找并冲击业务短板，使相关风险从资金交易环节向业务全链条渗透。
1.黑色产业已成规模，新型电信诈骗发展迅猛国内针对网络诈骗的黑色产业链已形成较为庞大的规模，渗透到支付业务的各个环节。一是黑灰色产业链条向产业化、智能化形态快速转变，不法分子分工明确，包括非法买卖银行账户、电话卡及身份证号，提供电信诈骗短信发送服务，搭建钓鱼网站等在内的一系列网络违法犯罪行为屡见不鲜,已形成复杂的利益链条。二是新型电信诈骗案件层出不穷，以“套路贷”“杀猪盘”等为代表的新型电信诈骗发展迅猛，不法分子从非法违规渠道获取受害人信息后进行精准诈骗，作案手法由先骗取手机短信动态验证码后实施盗用，转变为诱导受害人主动发出资金转移指令。
2.客户信息泄露严重，社会工程学诈骗猖獗随着互联网金融业务的发展，客户在网络上留存的信息越来越多，不法分子已经形成“拖库-洗库-撞库-社会工程库”的完整的客户信息窃取方法。客户信息泄露已经成为危害互联网行业的重要风险之一，给线上支付安全带来极大挑战，客户信息安全保护及客户身份识别将成为新的风控重点。
3.市场参与方违规频现，风控难度加大目前，支付市场存在部分支付机构对商户资质审核不严、客户身份识别不健全、通道违规外放的情况，使得支付接口被作为电信网络诈骗、跨境网络赌博、洗钱等非法资金快速汇集转移的重要通道，支付通道违规风险频现。为逃避监管机构和公安机关的打击，规避产业机构交易风险监控，甚至出现了新型资金转移工具“跑分平台”。由于“跑分平台”资金分散至多个真实账户，涉及账户数量较大且大多账户原本为风控模型中的“可信账户”，使得风险侦测识别及处置账户难度大幅增加，为支付风险防控带来新的挑战。
4.支付便捷性提升，支付风控难度加大互联网金融时代，客户对支付体验的要求不断提高，以快捷支付、二维码支付、无卡支付等为代表的新型支付方式在短时间内获得大量客户的青睐。该类新型支付方式具有交易便捷性高、业务参与方多、客户身份非面对面核定等特点。由于银行无法掌握完整、准确的交易信息，存在难以追踪分析可疑交易及主体、风险监测和调查难度加大等问题。
二、支付风险防控体系建设实践
为应对支付风险新情况、新挑战，工商银行深入探索行业领先风控技术和金融科技前沿知识，积极构建智慧风控新生态，一方面继续发挥传统线下优势，通过专家经验和组织架构满足差异化需求，另一方面充分利用系统、数据、模型和策略，建立大数据风控体系，构建新型智慧风控生态系统，建成“事前全面感知、事中柔性控制、事后持续监测”的全流程智能风险防控体系，为满足客户日益多样化的金融需求保驾护航。
1.支付风险控制的全流程管理支付风险控制不能仅聚焦于孤立、单一的支付环节，而应从业务全流程进行整体防控，避免因某个环节的短板引发支付风险。工商银行兼顾客户体验与风险防控，在支付业务涉及的注册、登录、交易等各环节建立了“全面管”的全流程风险管理思路。一是把牢注册环节。本着“大额讲安全，小额讲便利”的原则，为客户提供线上、线下渠道的注册功能，审核或验证客户身份信息后，为客户提供相应的服务。二是重视登录环节。通过评估支付设备的可信程度、更换可信设备时加强验证等方式，将发现风险的时机前移，为实施控制赢得主动。三是聚焦支付环节。支付控制是风险防控的最后一关，工商银行应用大数据分析技术，结合多维度交易信息，研发出专业风控模型及风控规则用以识别风险交易，并根据交易风险特征灵活部署人脸识别、交易拒绝、电话提醒、短信验证等干预措施，既能准确防范风险，又能提高客户参与感，赢得良好的客户口碑。
电信网络诈骗资金流向特征篇3
中图分类号：D91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8268（2013）01003306
一、当前重庆市电信诈骗发案基本情况
（一）总体态势
2010年12月21日至2011年3月20日，全市共立电信诈骗案1 887起，同比上升41.56%，涉案总金额达23 038 112元。其中，立网络诈骗案916起，同比上升102.21%；立电话诈骗案792起，同比上升20.18%；立短信诈骗案179起，同比下降19.00%。2月21日至3月20日，全市立电信诈骗案件959起，占全部诈骗案件的60.24%，发案数量同比上升91.38%，环比上升204.91%。（二）案件高发地区
2010年以来，电信诈骗案发案地主要集中于主城九区，其中沙坪坝区（206起）、渝中区（180起）、渝北区（154起）、江北区（148起）、南岸区（117起）、九龙坡区（113起）是持续高发地区，万州（80起）、永川（70起）、合川（53起）等地的发案情况也较为突出。
（三）受害人特征
1.上述电信诈骗案件的受害人总数为1 887人，其中男性918人，女性969人。性别结构特征不明显，男性和女性被侵害的几率基本相当。
2.受害人年龄段高度集中于18至48岁，数量占总人数的85%以上。
3.犯罪后果与被害人的心理弱点高度相关，大部分受害人均存在疏于考察、盲目轻信或贪图小利等一种或多种心理弱点。（四）主要作案手法
2010年以来，肆虐于重庆市的电信诈骗手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1.冒充国家机关（法院、检察院、公安、市政、卫生、文化、税务、煤监等）工作人员，编造事实，以电话或短信方式设连环局行骗。如：九龙坡区一起涉案金额高达58.9万元的电话诈骗案，就是犯罪嫌疑人冒充昆明市检察院检察长、公安局警官以及银行科长，以拨打电话方式，对受害人进行诈骗。又如：忠县的田某在接到“忠县武警中队”预订26个帐篷和32套门的电话后，按照对方要求，先向“指定帐篷供货商”的邮政账户汇入“预订款”1.2万元，后又将2.8万元“回扣”通过POS机分两次转账至对方农业银行账户，后发现被骗。
2.捏造诸如购车退税、购房退税、购摩托车返补贴、返还学费等事由，利用受害人贪利心理实施诈骗。如：2011年2月24日，南岸区的尹某接到“车管所工作人员”电话，称其购买汽车可以退税6 975元，尹信以为真，以银行转账方式被骗13.9万元。2011年1月26日，开县的谭某也因轻信“重庆市财政局工作人员”返还其子女学费的电话，以银行转账方式被骗4.7万元。
3.通过互联网和手机短信，散布商品购销、小额信贷、办理证照、中奖兑奖等虚假信息，利用受害人疏于考察、轻信他人的心理进行诈骗。如：渝中区的何某因急于出国留学，轻信互联网上的中介信息，主动拨打“博助教育机构”的联系电话，被对方以手续费、保证金名义，以银行转账方式骗去30.85万元。
4.通过手机通话、手机短信和腾讯QQ，冒充受害人亲戚、朋友、同事和战友等，谎称做生意、患病、罹难等急需资金，对受害人进行情感绑架，从而实施诈骗。如：2011年3月15日，九龙坡区的陈某接到电话，对方自称是其朋友“林明清”，要借款53万元用于资金周转，陈随即向对方指定账户汇款53万元。之后，陈向林明清核实借钱一事时，才知受骗。
5.通过网络、报刊杂志等媒体，交友、征婚或求子等虚假信息，诱人上当受骗。如：南岸区的仲某在报纸上看到一则广告，称以优厚报酬寻一健康男性为伴生育小孩，随即与对方电话联系，被告知酬谢费为50万元，但要自行预付税费，仲按对方指定方式，在银行分4次共汇出3.55万元，事后发现被骗。二、当前电信诈骗案件的主要特点
电信诈骗是犯罪集团（团伙）将传统诈骗手法模板化，以现代通讯（固定电话、移动电话和互联网等）和各种传媒为载体，充分利用电信业、金融业的服务项目和监管漏洞，远距离、跨区域（甚至跨国、跨境）实施的非接触式诈骗犯罪［1］。综合重庆市和各地公安机关“打防管控”的相关工作经验，发现电信诈骗案件的主要特点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作案手法翻新速度快
其一，诈骗方式高度模板化且模板品种繁多。犯罪分子充分利用普通群众的贪利、怕事等心理，精心编制各种标准化的诈骗模板，从传统的婚介职介、中奖信息、电话欠费、冒名顶替、办理证照，到紧贴时事的补贴退税、投资理财，甚至账号涉案（洗钱、贩毒、涉黑）、赈灾募捐等，花样繁多、层出不穷。
其二，从诈骗所依托的通讯技术来看，充分利用成本较为低廉的网络电话技术、短信群发技术、QQ通讯技术等，从而形成了犯罪的智能化和规模化，使得诈骗可以在极短时间内地毯式地展开，侵害面极广，所以造成的损失面也很广。
其三，犯罪分子还巧妙利用金融业的服务项目，如U盾、数字证书、电子口令卡等现代网银技术，以及方便快捷的ATM机存取款、转账、汇款服务，从而能在极短时间内，组织多人同步完成赃款分解、资金转移或现金提取，迅速转移犯罪所得，令金融部门和公安机关防不胜防。
其四，还应当注意到，由于电信诈骗的屡禁不止，造成了内地不法人员抄袭和模仿跨国电信诈骗团伙的犯罪手段和方法，与跨国电信诈骗团伙狼狈为奸、里应外合，从而极大地助长了电信诈骗犯罪的本土化和猖獗泛滥，加剧了电信诈骗的危害性程度。2010年3月14日，重庆市公安局警务情报信息中心会同巫山县公安局在湖北破获的一个电信诈骗案，便是湖北籍犯罪人员效仿境外诈骗集团犯罪手法，冒充重庆市巫山、铜梁“煤监局长”向当地煤矿业主批量发送“索贿”短信实施诈骗，虽技术含量较低，但犯罪分子也频频得手，这一案例证明了电信诈骗确实存在本土化和普及化的不良趋势。
（二）诈骗流程的标准化、模板化
目前看来，电信诈骗中电话诈骗的标准化和模板化程度最为明显。电话诈骗通行的作案流程一般包含四个步骤：“遍地撒网”、“请君入瓮”、“环环相扣”、“远走高飞”。
第一步，“遍地撒网”。在境外（当前主要是泰国、越南、马来西亚、印尼等国家和台湾地区）的诈骗犯罪团伙，通过架设在不同国家互联网服务器上的VoIP电话软件，对中国大陆任意地区的电话号码进行批量呼叫。因犯罪团伙使用了“透传软件”对通讯数据进行人为操纵，使得受害人的来电号码显示为诈骗团伙设定的任意号码，如通讯部门特服号码、银行部门特服号码、政府部门公开电话等，从而降低受害人的警惕性。
第二步，“请君入瓮”。若受害人接听来电，VoIP网络电话系统则先会自动播放语音，受害人往往按照语音提示，按键转入所谓的“人工服务”，此时，诈骗团伙中的“接线员”浮出水面，按照预先设计的角色、对话内容和方式，向受害人展开骗局。
第三步，“环环相套”。诈骗团伙往往有若干名“接线员”，依据诈骗模板分别扮演不同的角色，通过VoIP电话软件的语音通话转接功能，冒用法院、公安局、检察院、电信局、邮局等各种部门工作人员的身份，轮番上阵、紧密配合，充分牵制受害人的思路，使得受害人基本没有时间分辨真伪。当受害人确已陷入骗局、深信不疑之后，最后一名“接线员”即告知受害人，若需证明自己清白并保护自身合法财产，受害人就必须立即将其全部资金“暂时”汇入政府部门设立的“专用保护性账号”中。
第四步，“远走高飞”。一旦受害人将钱汇入“专用保护性账号”中，诈骗团伙便立即通过网上银行对资金进行拆解，化整为零；同时组织人员同步在境内外的银行网点和ATM机上取现，然后，迅即通过地下钱庄，或重新通过银行等方式，将资金再汇总到诈骗团伙名下。待受害人醒悟并取得相关部门支持时，其资金已经基本消失殆尽。
（三）集团作案，组织严密，职业化水平较高
电信诈骗呈现典型的集团化和职业化特征。团伙成员之间按照公司化运作，分工明确，相互之间一对一联系，互不交叉，甚至互不谋面。一般有五个层次的人员：
一是境外核心人员。多为台湾籍等境外人员，此类人员负责：编制诈骗模板；准备作案所需的器材设备、银行卡和场所等；通过各种常规渠道，从内地物色、招募“接线员”团伙成员，并将“接线员”带到诈骗场所培训和管理。
二是技术支撑人员。一般由核心人员从网络论坛临时招募，或经“圈内”人员介绍加入。他们负责通过互联网，远程为诈骗团伙安装并维护VoIP电话软件和“透传软件”，并保证诈骗团伙的电话能顺利接入内地的电话网络。
三是专业拆账人员。在核心人员指挥下，将全部赃款拆分――若在境内取款，则拆解为单笔2万元以下；若在境外取款，则拆解为单笔1万元以下――转入若干张银行卡里，以确保能在一天内转移全部赃款。
四是取款人员，也称为“车手”、“取款负责人”。车手一般事先潜入各地待命，拆账完成接到取款指令后，迅速持银行卡去银行网点、ATM机取钱，最后再将赃款存入诈骗团伙指定的账户。从目前了解到的情况来看：每名车手均持多张银行卡，分散到几个城市；多名车手组成一个“车手组”，听命于一个小头目；小头目则负责从核心人员处接收银行卡和取款指令，再将银行卡分发到每个车手，并向车手发送具体的取款、存款指令。每个“车手组”可能承揽多个诈骗团伙的取款、存款业务。
五是关联作案人员。大量的不以团伙成员真实身份注册、与犯罪团伙毫无身份关联的银行卡是诈骗成功的保障，也是每个电信诈骗团伙必备的犯罪工具。电信诈骗团伙这一“刚性需求”，近年来逐渐催生了专门提供银行卡的“公司”，这些“公司”通过各种合法或非法渠道获得大量银行卡，通过地下渠道贩卖给诈骗团伙［2］。三、电信诈骗的侦查瓶颈
从2010年公安部牵头侦办“10・11”、“8・10”、“11・30”、“12・8”等系列电信诈骗案，以及各地历年来侦办同类案件的经验来看，侦办电信诈骗案件往往同时面临五难：取证难、抓捕难、定性难、追赃难、打击难，因此，造成目前打击工作的实际状况是高成本、低产出、重复劳动甚至徒劳无功［3］。
（一）VoIP电话呼叫的落地反查取证工作难以深入
解剖已破获案件可以发现，电信诈骗所使用的VoIP语音呼叫技术，一般架设于境外互联网服务器上，犯罪分子发起呼叫后，其语音数据包通过电信运营商提供的线路，“透传”（即落地语音网关）入PSTN电话网（public switched telephone network，即我们日常使用的电话网，声音以模拟信号传输）。经“透传”后，受害人的来电号码虽然显示为诸如银行特服、公安局办公电话等电话号码，但实际上是由犯罪分子手动设置而成；为了增加破获的难度，诈骗团伙往往通过多层服务来设置侦查障碍；同时因互联网服务器和落地语音网关的不确定性和隐蔽性，以目前的技术，很难通过来电查询对VoIP通话进行逆向追踪。
（二）警银缺乏深度合作
电信诈骗案中，银行卡是实现犯罪目的的关键环节。从目前的情况来看，银行部门的部分管理规定和运营模式容易被犯罪分子利用，有助于电信诈骗犯罪的滋长，也成为公安机关快速打击的掣肘。
1.犯罪分子批量开立银行卡、网上快速拆账、ATM取现畅通无阻
部分地区的银行对借记卡的管理，大都不如对信用卡的管理一样审查严格、发放谨慎，这就造成了借记卡的批量开户问题，犯罪分子持一张身份证就可以到银行开立几百个借记卡账户，或者是持一批他人身份证大批量开立借记卡。银行部门按照国家银监局、公安部等部门的要求，对银行卡设置了单日取款2万元的上限，但是，对持有网银U盾的客户则没有设置单日转账限额。因此，犯罪分子只要持有网银U盾和足够多的银行卡，再多的赃款也能在短时间内分拆至银行卡，再从遍布全国各地的ATM机上取现。
同时，还需注意到的是，随着经济形势的发展，各大商业银行都加快了“国际化战略”的步伐，陆续设立了海外分支机构，令人担忧的是，如果犯罪组织也开始利用这些境外银行网点办卡、取现，那么警方极可能连“车手”等犯罪团伙低端成员也很难查证和捕获。
2.部分银行管理规定制约了公安机关的快速反应
侦办电信诈骗案件，出手迅速是关键。但目前，银行管理规定中，主要有三方面因素制约了公安机关的快速反应。其一，金融部门现行的有关规定，限制异地司法查询、冻结；其二，电子银行信息的司法查询，需到发卡银行所归属的地市级分行电子银行数据中心，且查询结果不能实现即到即得；其三，各家银行基本不向公安机关开放其本行银行卡活动监控数据；在各类银行卡的活动数据中，公安机关仅能通过中国银联公司获取银联卡的跨行活动数据，此数据的运用，仍然需要到开户银行或交易发生银行落地查证。
（三）取证繁琐、定性困难、证据链条易缺失
我国现行法律中没有专门规定电信诈骗罪，加之电信诈骗面对的是不特定区域和不特定对象，犯罪行为、犯罪工具和犯罪结果等交织在一起，给侦查、抓捕、取证、定性都带来重重障碍，如：公安部牵头侦办的“11・30”案件，因所在国司法体系原因，专案组经多方斡旋，突破重重困难，才将台湾籍犯罪嫌疑人从菲律宾押送回国。真正的诈骗核心人员往往位于境外，而目前抓获的均为一些犯罪团伙的底层人员，这些底层人员一般会以《刑法》第312条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和犯罪所得收益罪之规定报捕；如果证据仍不足的，为打击和震慑犯罪，还会选择报批劳动教养。但是，一旦涉及外国人时，就不能适用劳动教养，只能释放。侦办案件往往是投入大、产出小，形成了对侦查资源的极大牵制。四、打击电信诈骗犯罪的措施
从2010年开始，重庆市公安机关先后投入了大量的警力、物力，成立了多个专案组进行侦办，共破获电信诈骗案717起，其中，破年内案件15起，破案率仅为0.61%。虽然成功打掉了几个犯罪团伙，但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打击到的境外核心人员也少之又少。与国内外电信诈骗团伙横行肆虐、大批不法人员蠢蠢欲动相比，我们取得的战果只能算是冰山一角。因此，警方既要深入研究，科学部署，加强对电信诈骗犯罪的打击实效，更要强化犯罪预防，策动相关社会力量，合力筑牢、完善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全方位、立体化防控机制［4］。
（一）探索打击电信诈骗的新方法和新机制
1.建立专业侦查队伍，或改进侦查方法，有效应对高发态势。电信诈骗的职业化趋势十分明显，建议成立专业侦查队伍以针锋相对，最大限度地实现警方的快速反应和专业化程度；同时，或可参照禁毒等专业警种的工作方法，视情设置“侦查圈套”，适度运用诱惑侦查手段，通过侦查经营来切实提高打击实效。公安部自2009年6月12日起，部署开展了为期四个多月的声势浩大的全国范围内打击电信诈骗犯罪专项行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仅仅两个半月时间，至2009年8月31日，全国公安机关共打掉电信诈骗犯罪团伙277个，抓获电信诈骗犯罪嫌疑人1 469人， 破获电信诈骗犯罪案件4 836起，追回被骗资金1 900万余元［5］。
2.落实“落地侦查”协作机制。按照公安部提出的设想，尽快搭建全国性的网络平台，建立跨区域协作共享和快速联动反应机制，实现远距离网上串并案，同时落实各涉案地侦查、抓捕和取证工作，以集约化作战来应对电信诈骗的多发、普发态势，避免各自为战、重复劳动。
（二）寻求银行、电信行业的最大支持，堵塞可资犯罪利用的漏洞
银行服务和现代通信服务，是电信诈骗高度依赖的“两个支点”，对该两个支点任选其一进行打击，即可斩断其资金链或技术链，扼杀电信诈骗。因此，警方与银行、电信两大行业的深度合作是打击电信诈骗的治本之策。其具体操作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简化银行查询、冻结等审批手续，建立快速反应机制。如我国台湾地区已经建立起“165反诈骗咨询热线”，受害人一旦受骗，可以在第一时间通过165热线报警并通知银行对涉案账户进行冻结，极大地减少了受害人的损失。
2.搭建制度化、常态化沟通机制或平台，合力打击非法营运的VoIP服务器、贩卖银行卡、非法营运短信群发、违规租用通信线路等违法犯罪行为，剪除电信诈骗犯罪的周围支撑。
3.加强技术领域的合作，实现系统化合力管控。如建立基于“黑名单”的电话语音控制系统。一是公安部门将掌握的诈骗分子使用的电话号码提供给电信部门，制成“黑名单”，存入电信部门提示系统的数据库。一旦发现有与数据库内相同的号码拨打居民用户电话，等电话接听完毕后，这个系统马上会自动拨打提示电话过去，提醒居民与警方联系核实。二是该系统自动检测到某一时间段同一个电话集中拨打批量用户时，就将该可疑电话号码记录下来，储存在系统数据库，并随即向被拨打的电话用户发出语音提示。例如，江苏常州警方与电信部门联合开发的一套“防电话诈骗语音提示系统”，即可自动向被“黑名单”拨打过的电话用户进行语音提示：“刚才您接听到的电话，如涉及电话欠费、银行卡消费转账等情况，可能是诈骗，请拨打常州市报警电话110或电信10000号进行咨询。”自该系统启用以来，平均每月成功拦截诈骗电话近20 000个，基本实现了以技术手段从源头上阻截诈骗电话。
（三）加大宣传力度，增强人民群众被害免疫力
多管齐下，充分发动各级各类宣传媒体，对各阶层人民群众实现全方位的覆盖，开展电信诈骗预警宣传，增强人民群众自身的防范意识。
1.依靠电视、电影、广播、报纸、杂志等传统媒体，以滚动、连载、专题、专栏等形式，宣传典型案例，剖析犯罪手法特点，犯罪动向，保证宣传的宽度和广度。
2.充分利用网络、短信等现代通讯技术，策动电信、移动、联通等运营商，以群发手机短信、群拨语音提示、群发警示网页等方式，加强宣传的密度。
3.警方应当以“阳光警务查询监督系统”建设工作为载体，加强电信诈骗犯罪的专题宣传；同时，适时开展防范电信诈骗宣传日活动，主动深入社区、街区和机关单位，采用派发宣传单、组织观看宣传视频、展示缴获的赃物等直观的方式，面对面地接受群众的咨询，向群众介绍防范电话诈骗犯罪的知识，增加宣传的强度。
4.筑牢柜面警示防线，增强宣传的针对性，警方在银监部门和银行网点的配合下，对全市银行的柜面员工开展防范电信诈骗犯罪的专题培训，使每名员工都熟知电信诈骗，从而引导他们在日常工作中，发现并主动提醒有可能受骗的汇款人员，或是及时将人员和资金的异动情况报告公安机关，尽可能及时发现案件苗头，防止被骗后果的发生。
5.警方也可开通报警服务专线，帮助群众提高分辨骗局的能力、熟知电信诈骗的犯罪动态、增强自我防范的意识，如哈尔滨市公安局开通的“96345”预防电信诈骗专线咨询服务报警电话，在预防和打击电信诈骗中均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参考文献：
［1］南京市公安局.电信诈骗犯罪的现状及对策思考［J］.中国刑事警察，2009（5）：2931．
［2］庄华.我国电信诈骗犯罪的特点与侦查策略思考［J］.北京人民警察学院学报，2010（4）：8083.
电信网络诈骗资金流向特征篇4
一、基层金融机构电信网络诈骗的主要分类
现阶段，我国基层金融机构所出现的电信网络诈骗类型相对较多，可从诈骗技术手段、冒充身份、犯犯罪嫌疑人、实施方式等方面分类。比如，根据诈骗嫌疑人所在地，可将其分为这样两种：第一种，在境外借助网络电话的形式诈骗。电信网络诈骗团伙在非洲、东南亚、欧洲等地设置诈骗窝点，从大陆招收大量话务员，借助网络渠道和公众取得联系，并冒充公检部门的工作人员，虚构事实，获得公众信任，从而实施诈骗。调查结果显示，这种类型的案件占全部诈骗案件的22.0%左右，但经济损失占全部损失的62.0%；第二种，电信网络诈骗团伙在自己生活的乡镇，借助短信、电话的形式向全国公众实施诈骗。这种类型的诈骗具备相对显著的地域性，占全部诈骗案件的80.0%左右，经济损失占全部损失的41.0%。
二、基层金融机构电信网络诈骗频发的原因
1.受害人防范意识不足
电信网络诈骗发生率的提高、成功诈骗率的提高和受害人防范意识不足相关，从犯罪心理学角度来讲，电信网络诈骗是可以有效预防的，只需受害人充分了解诈骗手段，就能有效预防诈骗案件的发生。但从实际情况来讲，尽管相应部门做好了电信网络诈骗的宣传和防范工作，比如：通过媒体宣传的方式对涉及诈骗的号码实施停机处理，这种方式虽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最终结果并不理想。一般来讲，诈骗分子诈骗手段千变万化，单纯性的防范宣传是无法赶上诈骗手段变化速度的。同时，公安机关还存在单打独斗的情况，无法调动各力量参与其中，影响最终的防范结果。
2.案件侦破打击效果不佳
电信网络诈骗案件侦破普遍存在技术不合理、查证困难等情况，再加上相应部门协作机制相对滞后，无法形成相对合理、有效的打击能力，间接增加电信网络诈骗发生率，主要包括这样几种：①主动破案意识薄弱。因电信网络诈骗的特殊性，多为跨地域作案，具有犯罪手法变化快速、空间跨度大等特征，任何一起诈骗案件需很长的时间侦破，线索的取证工作相对困难，需投入相对较多的人力、物力，甚至需辗转多个国家，虽工作时间相对较长，但最终的效果并不理想，导致各公安部门习惯性的将优势资源放在相对较大的案件上，对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存在不愿打击心理；②未形成部门共同治理模式。公安部门在打击犯罪过程中未充分结合基层金融机构，造成犯罪案件的侦破工作处于被动状态。公安部门在发现受害人后，账户冻结的处理时间相对较长，无法在第一时间冻结相应账户，增加资金的流失总量；通信部门接收到公安部门提供的信息后，未及时处理、回应相关问题，导致公安部门无法及时、快速的找寻犯罪窝点，间接增加犯罪率。
3.犯罪成本、刑罚成本不相称
①低成本。所谓的低成本主要表现为这样几个方面：一方面，经济成本低。现阶段，大多数的电信网络诈骗分子借助电脑、手机等工具作案，这些工具购买价格相对较低，所获得的经济效益也比较低；另一方面，犯罪惩罚成本低。网络诈骗不存在犯罪现场证据，加大侦破取证难度，降低案件侦破、犯罪分子抓获率；②高回报。电信网络诈骗具备作案手段集团化、隐蔽性特征，致使网络诈骗犯罪发生率明显高于相对传统的抢劫率，促使诸多犯罪分子使用自认为安全的手段作案。
4.部门监管不力
伴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使电信行业在管理、经营等方面相对落后，存在大量问题。再加上日常经营中过于追求经济效益，缺乏责任心，从某种程度上提高犯罪率。一般来讲，部门的O管不力主要表现为这样几点：第一点，电信部门监管不到位。在新型技术、新型应用大力推广的过程中，未充分考虑安全因素，导致典型网络电话成为虚假信息的主要渠道。并且，手机卡实名制未落实到底。用户在购买手机卡时，通常不用自己身份证开具，或直接在街头、网络购买不记名的手机卡；第二点，互联网监管不到位。先进技术的发展在提高国民经济水平的同时，也给犯罪团队提供相对较多的工具，犯罪分子在淘宝商店中购买大量犯罪工具，或借助现有工具开发属于自己的工具诈骗。同时，网络实名制未落实到底，造成门户网站、论坛等存在大量欺诈性的信息，为诈骗活动的开展提供便利。
三、基层金融机构防范新型电信网络诈骗的措施
为更好地识别、控制电信网络诈骗，维护基层金融机构声誉，为客户提供相对安全、高效的服务透析，应根据网络诈骗的实际情况制定有效的防范措施，以在降低电信网络诈骗发生率的同时，实现最终的防范目的。
1.树立反欺诈理念
基层金融机构经营过程中，对各业务、管理条线诈骗交易进行监测、调查，建立机构内部的风险报告制度、诈骗监测预警机制，将各业务产品作为基础，以实现最终的诈骗预警目的。同时，还需根据金融机构的实际情况评估诈骗预防情况。
2.加大宣传力度，强化防诈骗意识
基层金融机构可借助宣传栏、显示屏等宣传电信网络诈骗风险，按时或不按时的在重要场所、集市等开展宣讲活动，提醒客户这种诈骗的表现形式、诈骗的潜在性风险。并且，还可借助防诈骗手册发放的形式帮助客户更好的了解电信网络诈骗类型、防范重要性，以提高客户的防诈骗能力。
3.加大金融机构员工防诈骗培训力度
要想从根本上预防电信网络诈骗的发生，应加大基层金融机构员工的培训力度，主要表现为：培训金融机构员工的基础性的金融业务，培训金融机构管理人员相应制度，以反诈骗、法律法规为主。另外，加大金融机构业务人员的教育、培训力度，比如：根据业务人员的工作职责、工作岗位进行信用卡、贷款欺诈的识别和预防；开展重点培训活动，对不同时期的突发诈骗行为进行反欺诈培训。
4.打击网络黑产源头
现阶段，电信网络诈骗的主要源头是编写钓鱼网站代码的黑客，其处于犯罪金字塔最顶端，虽人数少，但却能影响整个网络产业链，可从这样几点进行：第一点，建立网络黑产数据库。目前，网络黑产商业化已处于成熟阶段，黑客们存在相对复杂、精巧的产业链，无法估测黑产网络规模。针对这种情况，国家政府应尽快了解网络组织结构，掌握黑客的主要来源、联系方式、从事行业等；建立网络数据库，以在全面掌握黑产情况的同时，帮助公安部门更好打击犯罪团伙；第二点，引导黑客转型。现阶段，因大多数黑客在社会中找不到适合自己的位置，再加上学历、年龄等因素的影响，得不到社会认可。因此，国家政府应根据网络的发展情况建立人才的吸引机制，将其引导到相对正常的生活轨道上，便于成立红色黑客组织，共同对抗黑客，加快黑客的转型速度。
电信网络诈骗资金流向特征篇5
网络犯罪给这场变革提出了全方位，不容忽视的挑战。本文仅仅针对利用网络进行诈骗犯罪的新特
征，种类，犯罪构成，未完成形态及危害结果等方面立足于刑法学的立场。提出自己的观点。以期
有用于刑法理论的研究，有用于司法实践。
[关键字]：
网络诈骗 诈骗罪 网络犯罪
[正文]：
计算机网络无疑是当今世界最为激动人心的高新技术之一。它的出现和快速的发展，尤其是国际互
联网的日益推进和迅猛发展，为全人类建构起一个快捷、便利的虚拟世界。在这个空间里也有它的
黑暗的一面，网络诈骗犯罪正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
一. 形形色色的网络诈骗犯罪
网络诈骗罪，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互联网采用虚拟事实或者隐瞒事实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
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正是由于网络诈骗犯罪可以不亲临现场的间接性特点，表现出形式多样的
网络诈骗犯罪。
1. 利用网上拍卖实施的诈骗犯罪
在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今日公布的《扫荡网络诈骗》报告中，调查数千宗网络投诉案件中，其中网
上[拍卖名列榜首，占总数的78%之多。受害人大多中付款后或收不到商品或收到的商品不如卖主
所承诺的那样值钱，或者干脆一文不值。
2. 利用Modem拨叫国际长途的诈骗犯罪
犯罪行为人诱使上网者下载一个“浏览工具”或者“拨号器”，以便免费登陆成人网站。而所谓
“拨号器”就会悄悄切断Modem的当前连接，转而通过拨通一个国际长途号码连接上互联网。这
样，用户会在不知不觉中损失一大笔电话费。
3. 利用互联网骗取信用卡的诈骗犯罪
有的网站允许你免费在线浏览成人图片，不过你必须提供信用卡号码以证明你已经满18岁。然而，
当你打开它却有一大堆你意想不到的东西是套收费的。《环球时报》2001年3月20日报道了美国新
月出版社集团利用旗下的网站，以免费浏览做幌子，骗去网民1.88亿美元。而主要用的行为就是
骗取网民的信用卡号进行诈骗。
4. 利用互联网提供特许权的诈骗犯罪
犯罪行为人在向投资者提供经营特许权时，有意隐瞒相关情况进行诈骗。通常以其中商业机会和特
许产品展览做诱饵。譬如说，有的提出低价出售数以百万计的电子邮件地址名单，而有的则提供收
信人的代理服务器号码，但实际中：提供代理服务器的号码是违反网络规定的，而所谓的电子邮件
地址不是失效的就是错误的。
5. 利用互联网进行多层次销售和传销的诈骗犯罪
种类诈骗花样更是五花八门，有的利用网络电话兜售一些非法或欺骗性的投资产品；有的则把定价
过高的为房地产提供保证底风险债券作为风险普通的一般债券来推销；也有的在网络上刊登启事要
求应征者花大笔的钱买回某种生产资料，生产出商品后，公司负责回收，却又以“质量不达标”等
这样那样的理由拒绝回收，从而使许多投资者损失惨重。
而所谓的多层次销售一般宣称“你可以通过自己以及你所发展的下线销售产品和提供服务来赚
钱”。其实商品或服务不过买给了和你一样的销售者。那么，你通过什么来赚钱呢？
6.利用互联网提供的旅游休假以及医疗保健商品及服务的诈骗犯罪
犯罪行为人宣称“你可以参加一次豪华旅游，并提供许多打折的附加服务”。实际上这全是谎言，
就算成行的话，你也得因为那些“附加服务”损失不少钱。
而所谓“一般药店没有的东西，可以包治百病”的医疗保健商品。你相信吗？不过对于那些身患绝
症，生命垂危的人就不一样，他们可能会相信的，哪怕一点点希望。但这不过是一个骗钱的老把戏
而已。
除以上几种网络诈骗犯罪外，还有里用互联网进行的中大奖诈骗犯罪，以及利用互联网提供商业机
会，投资的诈骗活动。针对网络诈骗的种种方法，类型，网络诈骗就有了自己的一些新的特点。
二.网络诈骗犯罪的特点
网络诈骗罪和其他类型的诈骗罪取的财物的方式不同，一般的诈骗活动，行为人与一定自然人
之间有一定的意思沟通，即“人——人对话”，而网络诈骗罪则不然，行为人更多通过“人——机
对话”的方式，达到初步目的。正是由于人机对话的技术特点，决定了网络诈骗罪具有一些独特的
特点：
1. 犯罪方法简单，容易进行
网络用于诈骗犯罪使犯罪行为人虚构的事实更加逼近事实，或者能够更加隐瞒地掩盖事实真相，从
而使被害人易于上当受骗，给出钱物。
2. 犯罪成本低，传播迅速，传播范围广
犯罪行为人利用计算机网络技术和多媒体技术制作形式极为精美的电子信息，诈骗他人的财物，并
不需要投入很大的资金，人力和物力。着手犯罪的物质条件容易达到。
3. 渗透性强，网络化形式复杂，不定性强
网络发展形成一个虚拟的电脑空间，即消除了国境线也打破了社会和空间的界限，使得行为人在进
行诈骗他人财物时有极高的渗透性。网络诈骗的网络化形式发展，使得受害人从理论上而言是所有
上网的人。
4. 社会危害性极强，极其广泛，增长迅速
目前，世界各国的网络用户数以千万计，仅中国网络用户2250万人，通过互联网进要比以传统方
法进行诈骗大的多。而且，由于这些犯罪的受害者分布广泛，造成了极为严重的社会危害。并且，
网络诈骗犯罪发展特别迅速，日本2001年计算机与网络犯罪的检举状况中，利用互联网诈骗的
1999年为33件，而2000年为198件，到了20001年巨增到671件。是所有网络犯罪中增长最快的一
个。
三. 网络诈骗犯罪的构成特征
1. 犯罪客体
现实社会的种种复杂关系都能在网络得到体现，就网络诈骗犯罪所侵犯的一般客体而言，自然是为
刑法所保护的而为网络诈骗犯罪行为人所侵犯的一切社会关系。但是应当看到互联网是靠电脑的连
接关系而形成的一个虚拟空间，它实际并不存在。就互联网来说，这种联接关系是靠两个支柱来维
系的，一个是技术上的TCP/IP，另一个是用户方面资源共享原则。正是这两个支柱，才使得国
界，洲界全都烟消云散，才使得虚拟空间得以形成。笔者认为，这里的网络诈骗犯罪侵犯的是复杂
的客体，网络诈骗犯罪所侵犯的同类客体应是网络上信息交流于共享得以正常进行的公共秩序。而
其所侵犯的直接客体应是公私财物的所有权。应当指出，利用互联网进行的骗情骗色不属于本罪。
2．客观方面
表现为违反有关计算机网络管理法律、法规，利用互联网实施了诈骗行为。虚构事实和隐瞒真相是
本罪行为的两种并列选择形式，只要实施其中一种行为。便可构成本罪。至于采取什么方法虚构事
实或隐瞒真相，法律未作限定。因此，利用互联网技术虚构事实和隐瞒真相，骗取公私财物同样可
以构成本罪。
2001年2月15日，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区法院开庭，审理了“中国网上诈骗第一案”。犯罪行为人
叫刘剑，该犯从2000年4月以来，在“雅宝”拍卖网站上有假名字发布虚假信息，自称有便宜的
“摩托罗拉”、“诺基亚”二手手机出售，其价不到新手机的一半。而在收到货款后，刘剑却不给
求购者发货。他利用这种方法从山东、江苏、福建、山西、内蒙古共骗得13350元，用于个人消
费。
本案事实虽然清楚，案情简单，但是由于涉及对互联网这一“虚拟空间”中特殊的商业运营方式的
认识和判断，法院在首次开庭时，并没有当庭宣判。
本案中，客观方面有两个特征：一是工具特征，犯罪行为人利用了互联网这一“虚拟空间”。二是
行为特征，犯罪行为人刻意用里假名字隐瞒真相，发布虚假信息来虚构事实。这样的目的就是为了
骗取被害人的信任，使其“自愿地”交出财物。表面上看，被害人交出财物是“自愿的”。其实这
是由于行为人的欺骗行为 所引起的。如果被害人了解事实的真相，决不会将财物交给对方的，所
以“自愿地”交出财物并非被害人的真实意思表示。
3．犯罪主体
本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即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法人从网络诈骗的具体表现来看，犯罪主体大
多为14岁至40岁左右的年轻人，并且具有一定的网络知识。但是不能认为具有网络知识的人就是
特殊的主体。按照我国刑法学界通行的主张，所谓主体的特殊身份，是指刑法所规定的影响行为人
刑事责任的行为人人身方面的资格，地位或者状态。通常将具有特定职务，特定业务，具有特定法
律地位以及具有特定人身关系的人视为特殊主体。我国虽然给一定拥有网络专业水平的人发放网络
工程师证或给其相应的职称，但从网络诈骗犯罪的案例来看，一部分只有简单的网络知识。同时，
在网络普及的今天，越来越多的人拥有网络知识。网络诈骗犯罪越来越多，用具有专业知识的标准
是不确切的。
《法制日报》评出2001年的世界是十大案件中第三个是，纽约破获网络诈骗大案。报道说。这名
叫亚柏拉撼阿布拉达的32岁男子，他精通计算机，年轻时多次利用信用卡进行诈骗活动，被判过
几年刑。他诈骗的目标是金融，企业界巨头，阿布拉达利用当地图书馆的几部电脑，成功“克隆”
了那些富人的身份，然后成功破译了他们的信用卡号和他们在几家投资或经纪业公司以及银行的账
号。在长大6个月的时间里，阿布拉达几乎如出一辙地进行诈骗活动。警方估计，阿布拉达至少诈
骗了千万美元！由于涉及数额巨大，影响范围广泛，此案成为高科技领域里一起突出罪案。
在本案中，犯罪主体阿布拉达现实意思上只是个自然人，虽然他拥有精通的计算机网络知识。但是
这不非所有网络诈骗犯罪的共性。而且犯罪主体的年轻化是显而易见的。
4．犯罪的主观方面
网络诈骗在主观方面表现为直接故意，并且具有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目的，间接故意和过失
不构成本罪。在本罪中，犯罪行为人具有明显的“非要侵占不可”的念头。这表明犯罪主体具有明
显的犯罪故意。而且，这种故意常常是直接的。并显示了极强的主观故意。
四．网络诈骗犯罪未完成的形态
1． 关于实行行为的着手
犯罪的着手是区别犯罪预备和犯罪未遂的界限，它是指“犯罪人开始实施刑法分则所规定的具体犯
罪的实行行为”。那么在网络照片罪领域，实行行为何时或何环节开始呢？笔者认为，首先应该将
现实性环节行为排除在外。原因在于：第一，现实性环节行为不具有实行行为的特点。实行行为的
着手，也就是开始实施刑法分则的具体构成要件行为。判断它时，既要考虑法律规定的具体罪状，
还要考虑实行行为的内容及形式。这个阶段的行为，通常是为虚拟性环节的行为创造条件，更符合
犯罪预备行为的特点。第二，将现实性环节作为实行行为有违立法精神。网络诈骗罪中，行为人一
般是骗得受害人的信用卡号和受害人的具体地址，但是这不宜作为犯罪论，至少不论作为犯罪的完
成形态论处。在这时，权利人的财产并没有遭到实质性的损害，顶多受带一定的威胁。
其次，进入网络系统的初始行为也不是实行行为，尽管进入网络系统距离行为人完成网上诈骗犯罪
时间极短，有时有几秒种。但还是套正试这种行为的性质。之所以说它不是实行行为，原因在于，
该行为也不具备实行行为的性质。为了完成网络诈骗的行为，行为人一般进入特定的信息系统，在
此之前，他也许还要登陆其他具有辅助功能的信息系统。
笔者认为，只有进入特定的信息系统后实施了虚拟性环节的行为才是实行行为。原因在于：1.该行
为具有侵犯犯罪客体的现实性，如果不受其他因素的影响，它就会实施完毕；2.该行为具有刑法中
实行行为的特征，是引起构成要件结果的直接行为。
2． 关于完成形态时的问题
虚拟空间的结果向现实转换在时空上还存在隔离，虚拟阶段的结果仅仅表现为信息的改动，它是否
必然损害权利人的利益，还必须依赖于行为人进一步深化行为，致使权利人的财物侵犯，可由行为
人完成，也可由别人完成，还可由工具实现。在网络诈骗犯罪中，虚拟阶段的结果是在网络上发布
虚假信息，而要诈骗得以进行，还在于行为人提供账号 、地址以供受害人划钱，邮寄钱财。当划
钱成功或邮寄到达时，此时就由虚拟空间转移到现实中来。如果行为人在发布虚假消息后，马上撤
消。而且并未有人上当受骗，这就造成虚拟性结果的消失，还原为原来的状态。权利人也未受过威
胁，而这就说明完成形态只能在现实中。
五．网络诈骗的危害结果及一些建议
1． 网络诈骗的危害结果
英国政府义愤报告中显示，到2015年政府将无力监控一日千里的互联网发展，全国陷入无政府状
态，届时，将由一些配备高科技的犯罪集团幕后操纵国家经济。
2015年网络诈骗犯罪是否主宰全球，不管乐观还是悲观的看法。现在网络诈骗犯罪却是越来越
多，越来越严重，这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了。伴随着网络普及化程度的提高。网络诈骗犯罪在犯
罪的形成，特点上将出现更加复杂多边的局面。
在美国连大名鼎鼎的比尔盖茨都有过被诈骗过的事发生，而一般的消费者能不对网络诈骗倍加关
注。这也是电子商务不能迅速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
分析家认为，消费者和经销商可能因诈骗损失巨大，官方数字很难统计，美国一个，咨询机构今日
发布的统计数字显示，2000年全球范围内网上被骗金额为16亿美圆。该机构还推测，随着网上支
付数额的增加，2005年一年网上损失的金额将达到57亿到156亿美圆之间。这取决于各国对反网络
诈骗技术的投入力度。网络诈骗的社会危害性相当大，它一方面对网络信息系统正常的管理和信息
造成严重的破坏，会叫人感到网上什么消息都可疑。另一方面也往往会直接严重危害其他社会的利
益，叫投资者不知所丛！网络诈骗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不要从造成的经济损失来看，还必须考虑社会
影响。网络诈骗即使造成的经济损失不大，其所造成的社会不良影响也非长大。
2． 针对网络诈骗犯罪的一些建议
第一．我国现行刑法第287条和第266条规定犯本罪基本罪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
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犯正罪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犯极重罪的，处10
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没收财产。
笔者认为，对这类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犯罪：①应当提高法定最低刑而处以重刑，甚至生命刑。
②建议广泛适用财产刑和资格刑。比如没收作案用的计算机设备及与之有关的一切物品，设备；禁
止犯罪行为人从事计算机网络有直接关系的职业等。笔者从互联网上一个BBS上获悉，美国联邦贸
易委员会达成一致意见，裁定一个名为赫林海伟的男子终生不得在互联网上做生意，因为他利用电
脑在线拍卖时，对25个人进行了诈骗。③建议加强国际间的司法管辖权协调，与尽可能多的国家签
定双边引渡条约，加强国际合作。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2002年4月24日表示，美国与其他12个国家
将联手多网络诈骗活动进行重拳出击，并建立一个同意的数据库，专门整编网络消费者的投诉，并
采取相关措施防止消费者再成为类似诈骗活动的受害者。我们的网络化程度虽然没有美国那样发
达，但是我过上网人数是世界第一，怎样保护消费者的网上利益，的确应该加强国际合作。④由于
在网络诈骗犯罪中，青少年比例比较大，建议对青少年在此类犯罪的主体责任年龄上可做适当降
低。
第二．建议公安机关联合文化部门以及有关部门单位对网络公司，网站，网吧进行严格监控，使得
建立完整的安全系统和管理系统，从源头上杜绝此类犯罪的发生。
第三．阵对青少年此类犯罪的增加。建议，在电视，广播。网络以及学校开设网络诈骗专题，从思
想上，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
电信网络诈骗资金流向特征篇6
网络犯罪给这场变革提出了全方位，不容忽视的挑战。本文仅仅针对利用网络进行诈骗犯罪的新特
征，种类，犯罪构成，未完成形态及危害结果等方面立足于刑法学的立场。提出自己的观点。以期
有用于刑法理论的研究，有用于司法实……
计算机网络无疑是当今世界最为激动人心的高新技术之一。它的出现和快速的发展，尤其是国际互
联网的日益推进和迅猛发展，为全人类建构起一个快捷、便利的虚拟世界。在这个空间里也有它的
黑暗的一面，网络诈骗犯罪正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
一. 形形色色的网络诈骗犯罪
网络诈骗罪，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互联网采用虚拟事实或者隐瞒事实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
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正是由于网络诈骗犯罪可以不亲临现场的间接性特点，表现出形式多样的
网络诈骗犯罪。
1. 利用网上拍卖实施的诈骗犯罪
在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今日公布的《扫荡网络诈骗》报告中，调查数千宗网络投诉案件中，其中网
上[拍卖名列榜首，占总数的78%之多。受害人大多中付款后或收不到商品或收到的商品不如卖主
所承诺的那样值钱，或者干脆一文不值。
2. 利用Modem拨叫国际长途的诈骗犯罪
犯罪行为人诱使上网者下载一个“浏览工具”或者“拨号器”，以便免费登陆成人网站。而所谓
“拨号器”就会悄悄切断Modem的当前连接，转而通过拨通一个国际长途号码连接上互联网。这
样，用户会在不知不觉中损失一大笔电话费。
3. 利用互联网骗取信用卡的诈骗犯罪
有的网站允许你免费在线浏览成人图片,不过你必须提供信用卡号码以证明你已经满18岁。然而，
当你打开它却有一大堆你意想不到的东西是套收费的。《环球时报》2001年3月20日报道了美国新
月出版社集团利用旗下的网站，以免费浏览做幌子，骗去网民1.88亿美元。而主要用的行为就是
骗取网民的信用卡号进行诈骗。
4. 利用互联网提供特许权的诈骗犯罪
犯罪行为人在向投资者提供经营特许权时，有意隐瞒相关情况进行诈骗。通常以其中商业机会和特
许产品展览做诱饵。譬如说，有的提出低价出售数以百万计的电子邮件地址名单，而有的则提供收
信人的代理服务器号码，但实际中：提供代理服务器的号码是违反网络规定的，而所谓的电子邮件
地址不是失效的就是错误的。
5. 利用互联网进行多层次销售和传销的诈骗犯罪
种类诈骗花样更是五花八门，有的利用网络电话兜售一些非法或欺骗性的投资产品；有的则把定价
过高的为房地产提供保证底风险债券作为风险普通的一般债券来推销；也有的在网络上刊登启事要
求应征者花大笔的钱买回某种生产资料，生产出商品后，公司负责回收，却又以“质量不达标”等
这样那样的理由拒绝回收，从而使许多投资者损失惨重。
而所谓的多层次销售一般宣称“你可以通过自己以及你所发展的下线销售产品和提供服务来赚
钱”。其实商品或服务不过买给了和你一样的销售者。那么，你通过什么来赚钱呢？
6.利用互联网提供的旅游休假以及医疗保健商品及服务的诈骗犯罪
犯罪行为人宣称“你可以参加一次豪华旅游，并提供许多打折的附加服务”。实际上这全是谎言，
就算成行的话，你也得因为那些“附加服务”损失不少钱。
而所谓“一般药店没有的东西，可以包治百病”的医疗保健商品。你相信吗？不过对于那些身患绝
症，生命垂危的人就不一样，他们可能会相信的，哪怕一点点希望。但这不过是一个骗钱的老把戏
而已。
除以上几种网络诈骗犯罪外，还有里用互联网进行的中大奖诈骗犯罪，以及利用互联网提供商业机
会，投资的诈骗活动。针对网络诈骗的种种方法，类型，网络诈骗就有了自己的一些新的特点。
二.网络诈骗犯罪的特点
网络诈骗罪和其他类型的诈骗罪取的财物的方式不同，一般的诈骗活动，行为人与一定自然人
之间有一定的意思沟通，即“人——人对话”，而网络诈骗罪则不然，行为人更多通过“人——机
对话”的方式，达到初步目的。正是由于人机对话的技术特点，决定了网络诈骗罪具有一些独特的
特点：
1. 犯罪方法简单，容易进行
网络用于诈骗犯罪使犯罪行为人虚构的事实更加逼近事实，或者能够更加隐瞒地掩盖事实真相，从
而使被害人易于上当受骗，给出钱物。
2. 犯罪成本低，传播迅速，传播范围广
犯罪行为人利用计算机网络技术和多媒体技术制作形式极为精美的电子信息，诈骗他人的财物，并
不需要投入很大的资金，人力和物力。着手犯罪的物质条件容易达到。
3. 渗透性强，网络化形式复杂，不定性强
网络发展形成一个虚拟的电脑空间，即消除了国境线也打破了社会和空间的界限，使得行为人在进
行诈骗他人财物时有极高的渗透性。网络诈骗的网络化形式发展，使得受害人从理论上而言是所有
上网的人。
4. 社会危害性极强，极其广泛，增长迅速
目前，世界各国的网络用户数以千万计，仅中国网络用户2250万人，通过互联网进要比以传统方
法进行诈骗大的多。而且，由于这些犯罪的受害者分布广泛，造成了极为严重的社会危害。并且，
网络诈骗犯罪发展特别迅速，日本2001年计算机与网络犯罪的检举状况中，利用互联网诈骗的
1999年为33件，而2000年为198件，到了20001年巨增到671件。是所有网络犯罪中增长最快的一
个。
三. 网络诈骗犯罪的构成特征
1. 犯罪客体
现实社会的种种复杂关系都能在网络得到体现，就网络诈骗犯罪所侵犯的一般客体而言，自然是为
刑法所保护的而为网络诈骗犯罪行为人所侵犯的一切社会关系。但是应当看到互联网是靠电脑的连
接关系而形成的一个虚拟空间，它实际并不存在。就互联网来说，这种联接关系是靠两个支柱来维
系的，一个是技术上的TCP/IP，另一个是用户方面资源共享原则。正是这两个支柱，才使得国
界，洲界全都烟消云散，才使得虚拟空间得以形成。笔者认为，这里的网络诈骗犯罪侵犯的是复杂
的客体，网络诈骗犯罪所侵犯的同类客体应是网络上信息交流于共享得以正常进行的公共秩序。而
其所侵犯的直接客体应是公私财物的所有权。应当指出，利用互联网进行的骗情骗色不属于本罪。
2．客观方面
表现为违反有关计算机网络管理法律、法规，利用互联网实施了诈骗行为。虚构事实和隐瞒真相是
本罪行为的两种并列选择形式，只要实施其中一种行为。便可构成本罪。至于采取什么方法虚构事
实或隐瞒真相，法律未作限定。因此，利用互联网技术虚构事实和隐瞒真相，骗取公私财物同样可
以构成本罪。
2001年2月15日，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区法院开庭，审理了“中国网上诈骗第一案”。犯罪行为人
叫刘剑，该犯从2000年4月以来，在“雅宝”拍卖网站上有假名字发布虚假信息，自称有便宜的
“摩托罗拉”、“诺基亚”二手手机出售，其价不到新手机的一半。而在收到货款后，刘剑却不给
求购者发货。他利用这种方法从山东、江苏、福建、山西、内蒙古共骗得13350元，用于个人消
费。
本案事实虽然清楚，案情简单，但是由于涉及对互联网这一“虚拟空间”中特殊的商业运营方式的
认识和判断，法院在首次开庭时，并没有当庭宣判。
本案中，客观方面有两个特征：一是工具特征，犯罪行为人利用了互联网这一“虚拟空间”。二是
行为特征，犯罪行为人刻意用里假名字隐瞒真相，发布虚假信息来虚构事实。这样的目的就是为了
骗取被害人的信任，使其“自愿地”交出财物。表面上看，被害人交出财物是“自愿的”。其实这
是由于行为人的欺骗行为 所引起的。如果被害人了解事实的真相，决不会将财物交给对方的，所
以“自愿地”交出财物并非被害人的真实意思表示。
3．犯罪主体
本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即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法人从网络诈骗的具体表现来看，犯罪主体大
多为14岁至40岁左右的年轻人，并且具有一定的网络知识。但是不能认为具有网络知识的人就是
特殊的主体。按照我国刑法学界通行的主张，所谓主体的特殊身份，是指刑法所规定的影响行为人
刑事责任的行为人人身方面的资格，地位或者状态。通常将具有特定职务，特定业务，具有特定法
律地位以及具有特定人身关系的人视为特殊主体。我国虽然给一定拥有网络专业水平的人发放网络
工程师证或给其相应的职称，但从网络诈骗犯罪的案例来看，一部分只有简单的网络知识。同时，
在网络普及的今天，越来越多的人拥有网络知识。网络诈骗犯罪越来越多，用具有专业知识的标准
是不确切的。
《法制日报》评出2001年的世界是十大案件中第三个是，纽约破获网络诈骗大案。报道说。这名
叫亚柏拉撼•阿布拉达的32岁男子，他精通计算机，年轻时多次利用信用卡进行诈骗活动，被判过
几年刑。他诈骗的目标是金融，企业界巨头，阿布拉达利用当地图书馆的几部电脑，成功“克隆”
了那些富人的身份，然后成功破译了他们的信用卡号和他们在几家投资或经纪业公司以及银行的账
号。在长大6个月的时间里，阿布拉达几乎如出一辙地进行诈骗活动。警方估计，阿布拉达至少诈
骗了千万美元！由于涉及数额巨大，影响范围广泛，此案成为高科技领域里一起突出罪案。
在本案中，犯罪主体阿布拉达现实意思上只是个自然人，虽然他拥有精通的计算机网络知识。但是
这不非所有网络诈骗犯罪的共性。而且犯罪主体的年轻化是显而易见的。
4．犯罪的主观方面
网络诈骗在主观方面表现为直接故意，并且具有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目的，间接故意和过失
不构成本罪。在本罪中，犯罪行为人具有明显的“非要侵占不可”的念头。这表明犯罪主体具有明
显的犯罪故意。而且，这种故意常常是直接的。并显示了极强的主观故意。
四．网络诈骗犯罪未完成的形态
1． 关于实行行为的着手
犯罪的着手是区别犯罪预备和犯罪未遂的界限，它是指“犯罪人开始实施刑法分则所规定的具体犯
罪的实行行为”。那么在网络照片罪领域，实行行为何时或何环节开始呢？笔者认为，首先应该将
现实性环节行为排除在外。原因在于：第一，现实性环节行为不具有实行行为的特点。实行行为的
着手，也就是开始实施刑法分则的具体构成要件行为。判断它时，既要考虑法律规定的具体罪状，
还要考虑实行行为的内容及形式。这个阶段的行为，通常是为虚拟性环节的行为创造条件，更符合
犯罪预备行为的特点。第二，将现实性环节作为实行行为有违立法精神。网络诈骗罪中，行为人一
般是骗得受害人的信用卡号和受害人的具体地址，但是这不宜作为犯罪论，至少不论作为犯罪的完
成形态论处。在这时，权利人的财产并没有遭到实质性的损害，顶多受带一定的威胁。
其次，进入网络系统的初始行为也不是实行行为，尽管进入网络系统距离行为人完成网上诈骗犯罪
时间极短，有时有几秒种。但还是套正试这种行为的性质。之所以说它不是实行行为，原因在于，
该行为也不具备实行行为的性质。为了完成网络诈骗的行为，行为人一般进入特定的信息系统，在
此之前，他也许还要登陆其他具有辅助功能的信息系统。
笔者认为，只有进入特定的信息系统后实施了虚拟性环节的行为才是实行行为。原因在于：1.该行
为具有侵犯犯罪客体的现实性，如果不受其他因素的影响，它就会实施完毕；2.该行为具有刑法中
实行行为的特征，是引起构成要件结果的直接行为。
2． 关于完成形态时的问题
虚拟空间的结果向现实转换在时空上还存在隔离，虚拟阶段的结果仅仅表现为信息的改动，它是否
必然损害权利人的利益，还必须依赖于行为人进一步深化行为，致使权利人的财物侵犯，可由行为
人完成，也可由别人完成，还可由工具实现。在网络诈骗犯罪中，虚拟阶段的结果是在网络上发布
虚假信息，而要诈骗得以进行，还在于行为人提供账号 、地址以供受害人划钱，邮寄钱财。当划
钱成功或邮寄到达时，此时就由虚拟空间转移到现实中来。如果行为人在发布虚假消息后，马上撤
消。而且并未有人上当受骗，这就造成虚拟性结果的消失，还原为原来的状态。权利人也未受过威
胁，而这就说明完成形态只能在现实中。
五．网络诈骗的危害结果及一些建议
1． 网络诈骗的危害结果
英国政府义愤报告中显示，到2015年政府将无力监控一日千里的互联网发展，全国陷入无政府状
态，届时，将由一些配备高科技的犯罪集团幕后操纵国家经济。
2015年网络诈骗犯罪是否主宰全球，不管乐观还是悲观的看法。现在网络诈骗犯罪却是越来越
多，越来越严重，这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了。伴随着网络普及化程度的提高。网络诈骗犯罪在犯
罪的形成，特点上将出现更加复杂多边的局面。
在美国连大名鼎鼎的比尔•盖茨都有过被诈骗过的事发生，而一般的消费者能不对网络诈骗倍加关
注。这也是电子商务不能迅速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
分析家认为，消费者和经销商可能因诈骗损失巨大，官方数字很难统计，美国一个，咨询机构今日
发布的统计数字显示，2000年全球范围内网上被骗金额为16亿美圆。该机构还推测，随着网上支
付数额的增加，2005年一年网上损失的金额将达到57亿到156亿美圆之间。这取决于各国对反网络
诈骗技术的投入力度。网络诈骗的社会危害性相当大，它一方面对网络信息系统正常的管理和信息
造成严重的破坏，会叫人感到网上什么消息都可疑。另一方面也往往会直接严重危害其他社会的利
益，叫投资者不知所丛！网络诈骗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不要从造成的经济损失来看，还必须考虑社会
影响。网络诈骗即使造成的经济损失不大，其所造成的社会不良影响也非长大。
2． 针对网络诈骗犯罪的一些建议
第一．我国现行刑法第287条和第266条规定犯本罪基本罪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
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犯正罪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犯极重罪的，处10
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没收财产。
笔者认为，对这类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犯罪：①应当提高法定最低刑而处以重刑，甚至生命刑。
②建议广泛适用财产刑和资格刑。比如没收作案用的计算机设备及与之有关的一切物品，设备；禁
止犯罪行为人从事计算机网络有直接关系的职业等。笔者从互联网上一个BBS上获悉，美国联邦贸
易委员会达成一致意见，裁定一个名为赫林海伟的男子终生不得在互联网上做生意，因为他利用电
脑在线拍卖时，对25个人进行了诈骗。③建议加强国际间的司法管辖权协调，与尽可能多的国家签
定双边引渡条约，加强国际合作。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2002年4月24日表示，美国与其他12个国家
将联手多网络诈骗活动进行重拳出击，并建立一个同意的数据库，专门整编网络消费者的投诉，并
采取相关措施防止消费者再成为类似诈骗活动的受害者。我们的网络化程度虽然没有美国那样发
达，但是我过上网人数是世界第一，怎样保护消费者的网上利益，的确应该加强国际合作。④由于
在网络诈骗犯罪中，青少年比例比较大，建议对青少年在此类犯罪的主体责任年龄上可做适当降
低。
第二．建议公安机关联合文化部门以及有关部门单位对网络公司，网站，网吧进行严格监控，使得
建立完整的安全系统和管理系统，从源头上杜绝此类犯罪的发生。
第三．阵对青少年此类犯罪的增加。建议，在电视，广播。网络以及学校开设网络诈骗专题，从思
电信网络诈骗资金流向特征篇7
从刑法的角度看，此类冒用行为不仅会对信贷主体带来巨大的财产损失，还会给整个金融业赖以依存的信用制度造成打击。但此类行为大都发生在虚拟平台，其和传统的犯罪模式有所不同，这给行为法律性质的界定带来了困难。同时，由于“冒用行为”发生在贷款领域，这其中既包含着诸如贷款占有等民刑交叉要素，也包含着“盗”、“骗”、“滥用信息网络技术”等要素，因此如何确定行为的法律属性，明晰相似行为的界限，并梳理行为的罪数关系，也将成为刑事司法的一大挑战。
二、互联网金融信贷消费中的刑事要素分析
（一）互联网金融信贷消费中的法律关系梳理
金融信贷服务，指的是经营者和金融机构，对消费者提供产品、服务，并约定由消费者在将来某个时期进行偿还的信用活动[2]。在当前的互联网金融信贷消费中，消费者需要首先在电商平台或支付平台进行账户申请，通过提供真实的身份信息，设定用户名和密码。各大平台对消费者的消费记录、购物评价等信息进行大数据审核，确定针对该用户的授信额度。在获得的授信额度内，消费者可以购买各自电商平台或者与之有协议的商户的商品，并由电商平台或支付机构代为付款。在借贷期限到达之前，消费者需归还贷款，否则将承担逾期费率。
根据支付方式的不同，当前互联金融信贷可分为第三方信贷支付和电商自行信贷支付两种。例如，对于“蚂蚁花呗”而言，其为蚂蚁金服旗下的信贷服务，和淘宝、天猫等电商平台相互独立，因此利用“蚂蚁花呗”付款属于第三方信贷支付。再如苏宁易购的“任性付”，其为苏宁消费金融公司开发的支付方式，尽管该消费金融公司和苏宁易购具有关联性，但其和消费者之间具有独立的借贷合同关系，因此也属于第三方信贷支付。相较而言，京东商城推广的“京东白条”则属于电商自行开发的支付方式，其本质是电商和消费者之间形成的延期付款约定，具有“赊购”性质。
从民法的角度看，在第三方支付方式中，消费者和电商形成买卖合同关系，消费者和第三方支付机构形成借贷关系，电商则和支付机构形成类似委托关系。在电商自行信贷中，消费者和电商形成买卖合同关系，信贷付款实质上是买卖合同的延期支付条款。在互联网金融信贷消费中，联系不同主体的是信贷服务方提供的信贷款项。
毫无疑问，梳理互联网金融信贷中的法律关系，对于明确各方主体权利义务关系，解决民商事纠纷大有裨益。但笔者同样认为，金融信贷消费中的信贷款项、操作特征等要素，实质上也暗含着刑法的评价，它们是判定具体行为刑法属性的基础。对这些刑事要素的发掘和梳理，将有利于明晰“冒用行为”的法律特征，从而实现刑法归责的准确性。
（二）互联网金融信贷消费中的刑事要素分析
1.信贷支付系统的刑法属性认定
在冒用他人身份从事信贷消费中，行为人通过输入正确的支付密码，致使信贷交易方对消费者的身份产生识别错误，从而代为支付货款，使冒用人获得等价商品。从行为结构上看，“冒用”行为的本质是虚构交易主体，致使对方产生认识错误并支付财物，这和刑法中诈骗类犯罪的构成要件特征具有一致性。但是，和传统面对面交易方式不同，互联网金融信贷是由特定的计算机系统按照指令程序完成，这其中缺乏自然人对交易信息的识别。
刑法理论有观点认为，由于机器不具备自然人的辨识能力，因此其不可能产生认识错误。换言之，机器不能成为诈骗罪的犯罪对象，通过机器操作而获取他人财物的，只能构成盗窃罪[3]。
从生活常理上看，信贷机构的计算机交易系统是通过代码和程序编辑而成，其仅能识别相应账号和支付密码，因此这种交易系统并不具备自然人的意识和意志。但从刑法的角度看，一概否认交易机器可能成立诈骗罪对象的观点，其合理性和合法性是值得商榷的。笔者认为，我国刑事立法已经通过法律拟制的立法技术，将机器纳入诈骗行为的犯罪对象的范畴。如我国《刑法》第196条规定，冒用他人信用卡的，构成信用卡诈骗罪。而信用卡的使用，则必须和银行机器及其计算机系统发生联系。就在ATM机上使用信用卡而言，其属于典型的对机器使用；而在柜台对银行工作人员从事信用卡操作，银行工作人在取得客户信用卡后也必须在机器上验证，并由客户在机器上输入交易密码，整个交易流程最终还是通过机器来完成。在本罪中，立法者将这种对机器的“冒用行为”认定为诈骗类犯罪，即立法者认可了机器和操作系统可以成为诈骗对象。
从立法技术上看，这种立法方式属于“法律拟制”，即将原本不同的行为赋予了相同的法律效果，从而指示法律适用者，即使某种行为原本并不符合犯罪构成特征，也应依刑法的相关规定作出同样的处理[4]。从金融刑法的法益保护原理来看，“信用”是金融活动的核心特征，也是促进现代金融突破时空限制而向“非接触性”交易模式转变的保障；而在金融活动中，冒用他人身份信息，无疑属于违背金融信用的行为，它不仅侵害了他人的财产法益，甚至还将对整个金融秩序造成损害。因此，立法者在一般诈骗罪之外，又单设金融诈骗犯罪，将机器操作纳入金融刑法的考量范围，从而实现国家刑事政策对金融风险防范的偏重[5]。所以，从“法律拟制”的角度来看，机器及其操作系统完全可以构成诈骗类犯罪的对象。在互联网金融信贷消费中，相关互联网信息技术承担着识别交易真实性的职能，交易主体必须按照交易规则诚信操作。一旦行为人冒用他人身份信息，即违背了金融活动的诚信原则，可以构成诈骗类犯罪。
2.贷款占有状态的刑法分析
在当前的互联网金融信贷服务消费中，无论是第三方支付，还是电商自行信贷支付，其都只对指定商品提供信贷服务，且并不支持贷款变现。换言之，用户只能通过虚拟平台对款项数据进行操作，而并不能实际操纵现金化的贷款。
根据民法的一般原理，货币属于种类物，适用占有即所有规则，而在占有的判断中，民法遵循的是“心素”和“体素”的双重标准，要求通过一般的社会观念，判定行为人和物之间存在管理的事实状态。但在互联网金融信贷消费中，贷款的流动始终通过数据化的模式运行，行为人并不能实际支取钱款，因此从民法的角度看，用户并未取得对贷款的占有。在刑法视域中，财物的占有问题是决定侵财犯罪构成与否的关键要素。在当前的刑法理论中，有学者基于犯罪的二次违法性原理提出，刑法中“占有”的判断必须从民法的层面进行推演，刑法和民法对财物占有状态的判断具有同一性[6]。
笔者认为，将民法和刑法对“占有”的判断适用同一规则，是值得商榷的。在民法中，“占有”属于一种静态状态，它强调人对物的一种管理力，从而实现物在流通中的稳定性。换言之，民法中“占有”的目的，在于实现法律对一种稳定状态的保护[7]。然而在刑法中，“占有”具有动态性，它强调犯罪人对财物的获取，并导致权利人财产法益的损失。刑法中的“占有”是法律所否定的状态。因此，笔者认为，由于刑法和民法对“占有”制度的设立目标并不一致，因此刑法的判断不应受民法规则的约束。如当行为人使用伪造的银行卡，而将银行钱款转入自己账户中时，从民法的角度看，该钱款仍然处于银行占有之下，并未发生民法中的占有转移。如果以此标准判断刑法中的“占有”，将得出行为人不构成犯罪的结论，这显然是不合理的。在财产犯罪中，犯罪既遂采取的是“失控说”（排除受害人对财物的控制）和“控制说”（由行为取得对财物的控制）双重标准，因此，刑法中“占有”的实质是行为人对财物的控制关系，它表现为排除原权利人对财物的控制和犯罪人实现对财物的控制两个阶段。这种“控制”，并不需要民法占有制度中“心素”和“体素”的严格判断，只要行为人已经可以随时支配财物，就产生了侵害财产法益的紧迫危险。
在互联网信贷消费中，消费者是通过输入支付密码来进入特定的信贷账户。当行为人窃取他人支付信息，并输入支付密码之后，其实质上就取得了对信贷账户中钱款的支配和控制。其通过交易程序而进行信贷消费时，就已造成信贷款项的流失，造成支付机构的财产损失，故应当受到刑法的否定评价。
三、“冒用行为”刑事责任的规范化界定
（一）“冒用行为”所涉罪名辨析
根据上文分析，行为人的“冒用行为”实际上是一种虚构交易事实、造成对方基于认识错误而给付财物的行为，其完全符合诈骗类犯罪的构成要件特征。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当前互联网金融信贷消费提供者的法律身份不同，因此其也必将导致对“冒用行为”具体罪名适用上的差别。为论述便利，笔者拟以“蚂蚁花呗”、苏宁易购的“任性付”和京东的“京东白条”为例，分析针对不同信贷主体实施冒用行为的罪名适用。
就“蚂蚁花呗”和苏宁易购的“任性付”而言，其金融信贷服务的提供者分别为蚂蚁金融服务集团和苏宁消费金融公司。从贷款提供者的法律身份上看，两者都属于金融法意义上的“金融机构”。2013年，银监会通过《消费金融公司试点管理办法》，首次界定了金融服务公司的法律性质。该《办法》第2条规定，本办法所称的消费金融公司，是指经银监会批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的，不吸收公众存款，以小额、分散为原则，为中国境内居民个人提供以消费为目的的贷款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同时，该《办法》第20条也划定了金融服务公司的营业范围，主要包括为个人发放消费贷款，向境内金融机构借款，发行金融债券，境内同业拆借等业务。由此可见，金融服务公司所从事的是和银行业相似的金融信贷业务，它是为满足个人消费需求所创立的新型经营实体。由于金融服务公司已经取得金融机构牌照，因此其发放的借贷资金应为金融法意义上的“贷款”。根据《刑法》第193条的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诈骗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贷款的，构成贷款诈骗罪。对于冒用他人信贷账户，在“蚂蚁花呗”、“任性付”等金融机构支付平台获取贷款的，应构成贷款诈骗罪。
就京东的“京东白条”而言，消费者在“京东”电商平台购物时，可向该平台申请最高1.5万元的个人贷款支付，并在3-24个月内分期还款①。和金融服务公司提供的信贷服务相似，“京东白条”也属于“先消费、后付款”服务形式。但笔者认为，“京东白条”所提供的借贷款项并不属于金融法意义上的“贷款”，而仅为民商法意义上的“应收账款”。从主体身份上看，“京东”属于自营式的电商企业，而非持有金融牌照的金融机构。根据2015年中国人民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行政许可办法》、2011年国务院《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的规定，金融机构指的是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擅自设立从事或者主要从事吸收存款、发放贷款、办理结算、票据贴现、资金拆借、信托投资、金融租赁、融资担保、外汇买卖等金融业务活动的机构。由此可见，金融机构的设立具有法定性，其必须取得银监会的核准。因此“京东”作为电商企业，其尚不具备发放金融贷款的资质。在当前的消费借贷中，“京东白条”支付方式的本质为买卖合同中的延期付款，是基于消费者和京东商城之间买卖合同所建立的债权债务关系。在这个交易模式中，冒用他人账户、虚构交易身份，获取网购商品而逃避还款的，并不构成贷款类犯罪，而构成一般诈骗罪。
综上所述，当冒用行为针对的贷款是由第三方金融服务公司所发行的时，“冒用行为”构成贷款诈骗罪；若此贷款仅为电商自行发行，则“冒用行为”构成诈骗罪。
（二）“冒用行为”所涉罪数关系梳理
由于互联网金融借贷依赖于网络技术支持，因此对于实施冒用行为的犯罪人来说，侵入他人计算机系统，获取他人账户信息和支付密码，就将成为常见的犯罪手段。从刑法的角度看，通过计算机系统实施“冒用行为”，通常包含以下两种情形：一是行为人通过破坏性数据驱动、重定向报文等手段侵入他人电脑服务器[8]，或者通过其他黑客手段侵入他人手机操作系统，获取他人账户和密码信息。二是网络服务提供者协助他人实施犯罪，利用自身优势为他人提供技术支持，获取消费者账户和密码信息并提供给行为人。从构成要件符合性上看，由于这些侵入计算机系统、帮助他人实施网络犯罪的行为，又同时符合其他犯罪的外观，因此应对“冒用行为”所涉及的罪数关系进行梳理。
1.通过侵入他人计算机系统而实施“冒用行为”的罪数关系
根据《刑法》第285条的规定，非法侵入他人计算机信息系统，获取他人计算机信息系统中存储、处理和传输的数据的，构成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因此，当行为人通过黑客手段进入他人电脑服务器，获取他人账户和密码信息时，即可构成本罪。从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和后续的贷款诈骗罪或诈骗罪的关系上看，两罪无疑是手段和目的的关系。对此，有论者认为，只要两种犯罪行为符合手段和目的的关系，就构成刑法中的牵连犯，应当择一重罪处罚[9]。
但笔者认为，将获取计算机信息和实施诈骗类犯罪的行为评价为牵连犯，并仅认定为一罪的观点并不妥当。不可否认，在当前刑法理论中，牵连犯的认定标准是极有争议的话题，但从构成要件的规范功能来看，牵连犯的认定仍然不能脱离构成要件的刑法属性。
在犯罪判断上，构成要件符合性是界定犯罪成立的唯一标准。当行为符合具体罪名的犯罪构成，即具有独立的犯罪意义，罪数关系的判断应当以构成要件的判断为基础，而不能改变构成要件的判断结论。换言之，当一个行为符合一个犯罪构成时，即意味着一个独立犯罪的成立；当数行为符合数个犯罪构成时，即意味着数个犯罪的成立。就牵连犯而言，正如学者所言，只有当数个犯罪构成之间具有包容性，即一个犯罪构成可能被另一个犯罪构成所包容时，才存在就评价为一罪的可能；否则，都应当数罪并罚[10]。例如，在贷款诈骗罪中，行为人通过伪造国家机关公文，骗取银行信任而获得贷款时，伪造公文的行为符合伪造国家机关公文罪，但其同样也属于诈骗类犯罪中“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构成要件，因此“伪造公文”可以被“虚构事实”所包容，故而这两个行为最终指向的都是诈骗类犯罪的构成要件，行为之间具有牵连性，因此可以按照诈骗类犯罪定罪处罚。但是，就侵入他人计算机信息系统而言，其犯罪直接目的在于获取他人的账户和密码，其和“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诈骗类犯罪并不存在构成要件上的包容关系，两罪构成要件相互独立，具有不同的刑法意义，因此不能认定为牵连犯，而应以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和诈骗类犯罪数罪并罚。
值得研究的是，随着手机智能化的发展，互联网金融平台也大都建立了手机客户端，用户通过手机即可完成消费和支付操作。如果犯罪人通过病毒等手段侵入消费者的手机操作系统，获取其账户及密码时，该行为能否被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所评价？笔者认为，从智能手机的操作特征来看，其本身也包含着完整的数据处理程序，尽管其具体的配置参数和电脑有所差异，但二者的运行原理却是一致的。从刑法解释的角度出发，对构成要件的解释，应当以保护法益为指导，对构成要件进行实质解释，以实现刑法的目的[11]。因此，既然智能手机和电脑的操作系统运行原理一致，完全可以将其囊括至“计算机系统”的文义之中，从而实现刑法对智能手机用户个人信息的保护。
2.为他人“冒用行为”提供信息网络技术支持的罪数关系
在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中，立法者增设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即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为其犯罪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通讯传输等技术支持，或者提供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帮助，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通过信息网络技术帮助他人伪造信用卡、窃取用户交易信息等犯罪行为较为常见，因此立法专门对此类行为进行了规制。从罪数形态上看，对于互联网金融信贷消费而言，如果网络服务提供者明知他人将通过互联网实施诈骗类犯罪，仍为其提供技术支持，帮助其非法获取他人账户和密码信息时，此时其行为既符合“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构成要件，也符合“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的构成要件，还符合诈骗类犯罪共同犯罪的构成要件，该帮助行为构成刑法理论中的“想象竞合犯”。
在互联网技术帮助行为中，由于帮助者只实施了一个行为，因此从禁止重复评价的角度出发，对该行为只能认定为一个罪名。《刑法修正案九》对此也专门规定，即有前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当然，笔者认为，如果网络技术服务提供者仅提供了用户的数据信息，而冒用行为仍由被帮助人实施，对于该网络技术服务者仅需在“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以及诈骗类犯罪共犯中择一重罪处罚。如果网络技术服务提供者不仅搜集了消费者的用户信息，还帮助他人实施了冒名信贷消费的行为，此时该网络服务者既实施了侵入他人计算机信息系统的行为，也实施了诈骗类犯罪，按照上文分析，应当数罪并罚。对于被帮助者，由于其并未实施具体犯罪的实行行为，而仅在幕后教唆、指挥，因此应按照诈骗类犯罪的教唆犯来追究其刑事责任。
四、结语
2016年3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联合出台了《关于加大对新消费领域金融支持的指导意见》，“加快推进消费信贷管理模式和产品创新”成为建设金融创新模式的主要方式之一。从当前互联网消费信贷的发展来看，这些创新型经营模式受众面较广，且对适格贷款人身份设定了较为宽松的标准，容易满足广大个体消费者的金融需求，它们是实现普惠金融的重要途径之一。但是，当“互联网+”的理念进入现代金融业时，由于信息网络技术的局限性和经营模式的虚拟化，创新型经营也将面临巨大的法律风险。及时预见可能的法律风险，并积极探索应对方式，将成为金融法治建设的重要环节。
电信网络诈骗资金流向特征篇8
电子商务中的诈骗罪，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网络信息系统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骗取数额较大的财物的行为。在法律形式上，电子商务中的诈骗罪跨越了现行刑法中规定的普通诈骗罪和特别诈骗罪，但在实际生活中，它又仅仅是这些犯罪的一种表现形式。
传统的诈骗犯罪，运用现代的网络技术手段，大致上有两大类型：一种是在网上发送虚假信息，骗取受害人同意将若干财物交付给行为者的行为；一类是以其他有权人的身份，进入特定网络信息系统，在网络信息系统中增加、输入一定信息，将有权人所有或占有的电子货币划拨到自己的帐户上，进而兑现的行为。前一类行为仅仅是诈骗罪在行为手段上的翻新，从刑法学的角度看，利用现有的刑法理论可以解决其中的问题。后一类的客观行为则不同，与刑法中的普通诈骗罪、特别诈骗罪有极大差别，为了科学界分它和前几类行为的区别以及方便讨论，本文称之为E-诈骗罪。
以网络作为工具从事犯罪，其主要方法有：活动天窗、特洛依木马术、意大利香肠术、数据欺诈、蠕虫、逻辑炸弹、冒名顶替、乘机侵入、仪器扫描、破解口令截取信息等等。但是，E-诈骗罪只是利用这些方法中的一部分。行为人为了获得电子货币，一般不会采取破坏信息系统的方法，而是利用网络中的技术弱点，以达到目的。
E-诈骗犯罪的主要步骤：第一步，获取有权信息。有权信息包括访问权限，如有权人的身份、使用权限、密钥、通行字。取得有权信息的方法，既可以通过打听、套听、收集等方式，也可以利用技术截获信息，如行为人可以在互联网、电话网上搭线，或安装截收电磁波的设备，获取传输的系统信息。有的甚至于通过分析信息流的方向、流量、通信频度、长度的参数，取得有用信息。第二步，改变信息。如改变信息流动的次序、方向，增加、删除、更改信息内容。由于网络信息系统被作用力影响，从而引起由其扶持的设备设施的运作发生混乱、或者发出错误的指令，其结果是将他人帐户上的电子货币通过网络划拨到行为人开设的帐户上。第三步，信息兑现，即行为人在消费中支出该电子货币或将之兑换为纸币。这是因为诈骗罪是结果犯。
通常，网络被视为虚拟社会，这一点对于认识网络犯罪极其重要。我们不妨将网络犯罪发生的场所分为虚拟空间和现实空间，如此一来，E-诈骗犯罪活动除中止犯外，在刑法上表现为三种样态：第一，发生于现实阶段的预备犯，如行为人通过分析受害者遗弃的文件、纸张，从中寻求密码、通行证。第二，发生于虚拟空间的预备犯和未遂犯。第三，发生于现实空间的未遂犯和既遂犯。
二、E-诈骗罪的对象
E-诈骗罪和其他类型的诈骗罪取得财物的方式不同，一般的诈骗活动，行为人与一定自然人之间有一定的意思沟通，即“人——人对话”；而E-诈骗罪则不然，行为人更多通过“人——机对话”的方式，达到初步目的。正是由于人机对话的技术特点，决定行为人所取得的只是代表一定金额的数字符号，从而关于这种犯罪的对象是数据记录还是数据的载体、亦或是现金实物，目前尚无定论。有学者在研究利用计算机盗窃电子资金时，提出应将电子资金作为盗窃对象，这样犯罪的对象就是“存在于电子资金过户系统中代表一定的资产所有关系的电子数据记录”。
。其理由是：第一、盗窃犯罪对象的内容应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而不断扩展；第二、电子资金不同于一般的知识信息，要将他人帐户上的资金通过计算机秘密划拨到自己的帐户上来，被害人帐户上的资金必须相应减少，否则计算机会拒绝运行；第三、电子资金在性质上和有价支付凭证、有价证券、有价票证相同，后者既然可被视为犯罪的对象，也就没有理由拒绝将前者也作为犯罪的对象；第四、刑法和司法解释已经把电力、煤气、天然气和电信服务规定为盗窃罪的对象，也应当将电子资金当作盗窃罪的对象；第五、把电子资金归入盗窃罪的犯罪对象，有利于保护金融财产。
这些理由的实质是提出无形物可以作为犯罪对象。的确有学者主张：“犯罪的对象是人或物。物，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的物质；物的存在形式是时间与空间，物的外在表现是状态；物包括有形物与无形物。”
这似乎可以应证上述观点。因为说到底，电子货币也如电力、煤气、天然气和电信服务一样，是一种无形物。
过去，笔者认为该罪的对象是代表电子货币的载体，如电子票据、电子钱包、电子钱夹等，但是现在仔细考虑，觉得不妥，并且认为，钱物依然是该罪的犯罪对象。原因在于：其一，将无形物不加区别地作为犯罪对象把握，就几乎将刑法学中的物与哲学范畴的物等同视之。这样一来，无疑就扩大了犯罪对象所考察的范围。无形物在法律属性和价值属性上也有差别，以电子货币符号和煤气为例，前者被占有的具体表现是特定的价值损耗或灭失，而后者被占有并不足以表明相应物的价值耗损或灭失，有权人发现自己的帐户资金出现问题后，可以采取通知的发式，使行为人的意图被阻却。把前者作为犯罪的对象是说得过去的，但是把后者与前者类比从而将其当作犯罪对象难以成立。其二，如果把电子货币符号作为犯罪的对象，就会导致与一般诈骗罪完全相反的结论。传统刑法理论认为，“犯罪对象是指刑法分则条文规定的犯罪行为所作用的客观存在的具体人或者具体物。”
犯罪对象不仅是具体的物，而且必须反映客体的损害。如果认为电子货币是犯罪对象，也就是说行为人占有了电子货币符号，就造成了实害结果，也即犯罪既遂。前面已经说过，E-诈骗罪是隔离犯，行为与实害结果之间发生的时间、场所都可能不一致；另外，该罪是结果犯，行为人占有数字符号并不表示他取得了钱财，诈骗罪的既遂标准关键在于行为人获得了较大数额的财物，所以把电子货币符号作为犯罪的对象，就将犯罪既遂的标准提前，而扩大刑法的惩治范围。其三，笔者认为，对于E-诈骗罪，有必要区分犯罪对象和行为对象。作为行为对象，就是实行行为之际行为人所希望实现的初步目的，它是犯罪对象的象征。本罪的行为对象，就是电子货币或数字符号。电子货币和电子货币支付手段也有区别。呆子商务活动中常见的、具有法律意义的电子货币支付手段主要有如下种类：
1，电子票证。常见的电子票证包括：用户意见及产品需求调查表、产品购买者信息反馈以及维修或保障信息反馈表、产品（商品）报价申请表、报价单、定货单。需要注意的是，电子数据交换（EDI）在不断完善不断发展，其宗旨是彻底实现票证传输的电子化，也被称为无纸化贸易。在现阶段，由于传统观念和技术限制，还只能是电子票证和纸张票证同时使用。但是如果着眼于长远，笔者绝对不能否定电子票证对于犯罪的意义。事实上，在许多国家和我国的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纸张票证已经从先前的惟一或主要地位降为次要或辅助地位，这很能说明问题。
2，电子钱夹。就是通过网络系统的认证中心发放的，其中包含经过认证的信用卡、身份证等。使用者使用电子钱夹，可以随时随地完成操作，有关个人的、信用卡的、密码的信息直接传送到银行进行支付结算。
3，智能卡。它可以在网络中直接进行小额现金支付，并可以通过因特网从银行帐号上下载现金，保证电子现金使用的便捷性。它也可以附加密码，从而保证使用安全。除此之外，它还有身份鉴别的功能、发放政府福利等功能。如在学校，使用智能卡，可以验证教师、学生的身份；还可以作为电子货币，用来支付用餐、复印、洗衣等费用，甚至作为宿舍钥匙。在美国，估计有80%的金融交易是电子支付的。
4，电子票据。票据包括汇票、本票和支票。电子票据主要是电子支票。早在1995年，美国一些大银行和计算机公司联合技术开发并公开演示了使用互联网进行的电子支票交易系统，并且预言“这个系统可能会引起银行交易发生革命”。新加坡也于近年开发了亚洲第一套电子支票系统。在我国，因为受到1996年实行的票据法的制约，所以电子票据尚属空白。但是笔者确信，随着中国金融认证中心的建立和数字签名在电子支付中法律地位的确定，加之网络技术的发展和现实需求的加强，电子票据一定会成为未来的一种重要支付手段。
5，电子银行帐户。电子银行为企业或个人提供信息查询、货币支付、储蓄业务、结算、在线投资、理财管理等业务。其中，个人、公司企业的储蓄、资金划拨等在线支付必须通过权利人在电子银行上的帐户。笔者不妨将电子银行帐户看作实现电子货币转移的基础。
这些支付手段，一般都是有形的，它们是电子货币得以移转的载体。换言之，没有这些载体，是无法实现电子货币移转的。进而可以说，行为人进行经济型的E-诈骗罪，要依赖这些载体。但它们不是犯罪的对象。因为它们并不直接反映财产关系或经济秩序关系的犯罪客体所受到的侵犯。如行为人窃取他人智能卡到他取现或进行使用之间，有时间上的间隔，在此期间，原持卡人可以挂失从而避免财产受损；或者行为人并没有利用智能卡，权利人的财产就没有受到损失。所以决定是否对行为人追究刑事责任的不是他取得了电子货币的载体，而是他取不取用电子货币的现实可能性，以及他对于电子货币所体现的财产权施加危害的大小。
三、E-诈骗罪的未完成形态
（一）关于实行行为的着手。
犯罪的着手，是区分犯罪预备和犯罪未遂的界限，它是指“犯罪人开始实施刑法分则条文所规定的具体犯罪的实行行为”。
那么在E-诈骗罪领域，实行行为从何时或何环节开始呢？笔者认为，首先，应该将现实性环节行为排除在外。原因在于：
第一，现实性环节行为不具有实行行为的特点。实行行为的着手，也就是开始实施刑法分则的具体构成要件的行为，。判断它时，既要考虑法律规定的具体罪状，还要考虑实行行为的内容及其形式。
也就是说，要从行为法律上的形式特征和实质特征统一考察。现实性环节行为，还不具备接近犯罪对象的条件，也就不可能对于犯罪的客体产生危害，从而不具备实行行为的危害性；而且这个阶段的行为，通常是为虚拟性环节的行为创造条件，更符合犯罪预备行为的特点。
第二，将现实性环节行为作为实行行为有违立法精神，刑法第196条第3款规定：“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的规定定罪处罚。”即按盗窃罪论处。有这个规定，笔者可以推断，行为人仅仅只是盗窃了信用卡，并没有使用的，就不宜作为犯罪论处，至少不论作为犯罪的完成形态论处。在这时，权利人的财产权利并没有遭到实质性的损害，顶多受到了一定的威胁，该威胁转化为实害还须行为人进行虚拟环节的行为。所以刑法的规定是正确的。它可以作为处理相似情形的参照。基于同样的道理，盗窃或骗取其他人的电子签名、数字密码等行为，对此若以犯罪的实行行为对待，就与刑法规定的精神相违背。
第三，将现实性环节行为作为实行行为，会造成司法适用的难堪。假如把现实性环节行为作为实行行为，无疑就会提前考虑犯罪的预备行为，从而将一些无关紧要的行为当作犯罪行为，如伪造智能卡，是一种预备行为，若将其作为实行行为，就会将此前的购买材料的行为当作犯罪预备行为，也可以追究其刑事责任。而这种行为的法律意义并不重大，将其作为犯罪处理就不太合适。另外，将实行行为提前加以考虑，那么虚拟阶段的行为属于实行行为吗？如果是，就出现了两种性质的实行行为，这自然会支解刑法理论，也不符合刑法规定；如果不是，则只能作为实行后的行为，就不会再发生消极性的犯罪中止，假如行为人根本就没有实施虚拟性环节的行为，也仍然要视为犯罪既遂。这显然于理不通。
其次，进入网络系统的初始行为也不是实行行为。尽管进入网络系统距离行为人完成网上犯罪的时间极短，有时只有几秒钟，但是正确地认识这种行为的性质还是必要的。之所以说它不是实行行为，原因之一在于，该行为也不具备实行行为的性质。为了完成网络中的特定犯罪，行为人一般要进入特定的信息系统。在此之前，他也许还需登录其他具有辅助功能的信息系统。原因之二在于，从刑事政策的角度，不认为这些行为具有实行性质，有助于防范行为人进一步实施犯罪行为。如果这个阶段的行为只是预备性的，那么无疑给了行为人相当充足的时间中止犯罪，从主观上促使其犯罪意图表征不完全。反过来看，这也有助于司法机关充分认定行为人的主观心态，为惩治犯罪提供更可信的证据。笔者认为，只有进入特定的信息系统后实施的虚拟性环节的行为才是实行行为。原因在于：1，该行为具有侵犯犯罪客体的现实性，如果不受其他因素的影响，它就会实施完毕；2，该行为具有刑法中实行行为的特征，即是引起构成要件结果的直接行为。
（二）关于犯罪未遂
区分犯罪既遂与未遂的标准，在学界有许多观点，如“犯罪目的实现说”、“犯罪结果发生说”、“犯罪构成要件齐备说”等等。目前虽然最后一种观点暂居主导地位，但其他不同观点依然存在。
“犯罪构成要件齐备说”为了更加准确地认定犯罪的完成形态，进一步区分结果犯（包括危险犯）与行为犯（包括举动犯）两种情形。E-诈骗罪的完成形态时，首先也有必要区别结果犯和行为两种情形。
对于结果犯而言，发生法定的危害结果或出现了法定的危险状态，是犯罪既遂的标准。然而该结果是发生在虚拟空间的还是发生在现实空间的呢？如盗窃电子货币，究竟是电子货币从一个帐户上转到另外一个帐户上这个结果、还是权利人现实的财产出现了减少这一结果？这个问题的意义是不言自明的。笔者主张，应当以现实空间发生的结果作为犯罪既遂的标准。理由是：
第一，这与现代刑法的精神实质是一致的。现代刑法立足于保护社会的机能，兼顾人权保障的机能，二者不可偏废。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在刑事立法时，没有采取一刀切的方法，而是区别不同的犯罪类型，在既遂的界限上，有的要求特定的危害结果，有的要求特定的危险状态，有的只需要实施了一定行为，有的甚至只要求作出某种举动。这是因为考虑各种社会关系体现的社会利益大小差异，如此才能均衡刑法的机能。E-诈骗罪侵犯的客体并没有超越一般犯罪的范畴，所以，在对于结果的把握上，它如果背离其他犯罪的要求，另外确定标准，就会破坏现行刑法的均衡点，势必与现代刑法的精神发生矛盾。
第二，虚拟空间的结果向现实转换在时空上还存在隔离。虚拟阶段的结果仅仅表现为权利记载上文义或信息数据的改动，它是否必然损害权利人的权益，还必须依赖于行为人进一步深化行为，致使权利人实实在在的财物侵犯，从而出现实实在在的现实结果，而行为的深化方法可由行为人自己完成，也可由他人完成，也可由工具实现。只是在这个阶段，行为人也可以作出新的举动，如重新作出举动，将先前行为所造成的虚拟性结果取消，还原为原来状态。这样，权利人很难觉察权利受到过威胁，一定的法益秩序也并不出现混乱。从刑事政策上看，也有助于行为人中止犯罪。
第三，也是多数学者担心的，如果按上述方法处理网络犯罪，不惩治在网络系统中实施的违法行为，无异于鼓励行为人犯罪。这倒没有担心的必要。笔者可以将该犯罪的预备形态与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依据牵连犯处理的原则加以处断。
对于行为犯而言，只要求行为人的实行行为具备刑法分则规定的条件，就构成犯罪的既遂。所以谈不上犯罪既遂。
三、诈骗和盗窃的界分
依照传统的刑法理论界分诈骗罪和盗窃罪，似乎问题不大；但是在盗窃信用卡后使用、以及盗窃空白发票、支票以及其他空白有价凭证然后使用的行为的定性上，也曾经出现过不同看法。新刑法颁布后所做的一些规定以及有关司法解释澄清了其中的一些纠葛，对于盗窃与诈骗的区别规定得更为明确。如刑法第196条规定：“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依照本法第264条的规定定罪处罚。”只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原本简单的问题在网络金融领域变复杂了。
信用卡是最早的电子货币载体，今天，体现电子货币的载体还包括其它的电子钱夹、电子票据和智慧卡。所以犯罪的手段更是复杂、多样。如在日本，到处都有全国连网、各银行连网的现金自动取款机（ATM），ATM和信用卡的普及程度非常高；针对ATM卡的犯罪也相当猖獗。从盗窃他人的ATM卡然后破译密码，接着提取现金，发展到伪造主ATM卡，再发展到通过网络联结到银行的计算机信息系统直接窃取帐户资金的“线上犯罪”。
还有一种行为人经常使攨的作案方式，即在某处24小时监视受害者，乘机窃取其帐号和密码，然后在网上利用这些窃取的帐号和密码将受害人的电子货币划拨到自己的帐号上。
难点在于虚拟性环节的欺诈性与现实性环节的盗窃性竞合的场合。虚拟性环节是在网络中发生的，现实性环节是在现实社会中发生的。
为了预防网络犯罪，在虚拟环节一般设置了一整套安全技术。第一是密码机制。对信息加密是最常用的安全交易手段，可以防范信息在传输和储存中的非授权泄露、对抗截收、非法访问数据库窃取信息等威胁。第二是数字签名技术。它是一组密码，发送人在发送信息时，将这组密码发出，收件人受到信息后，通过双方约定的法则进行运算，从而确定发送人的身份。在本质上它类似于在纸张上的签名，既可确认信息是签名者发出的，又可证明信息自签发后到接收时未做任何修改。第三是时间戳。文件签署的日期和签名一样重要。在电子交易中，数字时间戳能提供电子文件发表时间的安全保护。第四是认证机制。它用来确认交易对方身份的真伪。第五是防火墙。这是一个相当防守性的技术措施，它是不同的网络或网络安全域之间的唯一信息通道，担负着防止外部攻击的使命。然而这些安全技术决非完美无缺，每项技术都有破绽可循，这就为网络诈骗提供了机会。例如篡改他人电子票据的数字签名，或更改电子票据的文义内容，再到电子银行骗取电子现金。
行为人为了取得或盗用他人的电子货币，在虚拟空间，可以采取的方式有两类：一是破坏信息系统的正常运行，借机达到目的；二是冒充其他的权利人，骗取“系统管理者”的信任，从而获得或使用其他权利人的电子货币。用第一种方式达到目的的可能性在网络领域几乎是零，所以第二种方式是常见的。如此一来，肯定要使用欺骗性手段。为了使欺骗更有成效，尽快得到权利人的密码、签名等真实信息无疑是行为人所追求的。有些行为人采取技术方式，在网络中破译权利人密码，套取其相关信息；也有的采取传统意义的盗窃方法获得这些关键信息。后一种情形就发生了盗窃行为和诈骗行为竞合的现象。
对此，立足于我国刑法的规定，结合传统的刑法理论，并充分考虑电子货币的特点，区分某种行为是属于盗窃罪还是诈骗罪，必须考虑发生在现实性环节的行为性质。因为通过前面的分析，笔者可以看出，在虚拟空间发生的行为绝大部分具有诈骗的性质，但是如果将网络经济型犯罪一律以诈骗罪论处，显然与法律的规定不符；另外从法理上讲，盗窃罪相对于诈骗罪，属于重罪，当出现两种竞合时，要作为牵连犯处理，应定为盗窃罪。进一步说，在现实性环节发生的行为如果是诈骗，继之所为的虚拟性环节的行为就构成诈骗罪；在现实性环节发生的行为是盗窃，继之而为的虚拟性环节的行为就构成了盗窃罪。
具体而言：1，对于使用未设定密码的智能卡，或者多次使用限额设定密码的智能卡的行为，只要数额达到较大，就构成了盗窃罪；2，对于一年之内连续三次使用智能卡，应当认为符合刑法第264条规定的“多次盗窃”，构成盗窃罪；3，盗用他人公共信息网络上网帐号、密码上网，造成他人电信资费损失数额较大的行为，构成盗窃罪；4，对于使用盗窃的电子钱夹，如信用卡等的行为，构成盗窃罪；5，以虚假、冒用的身份证件办理入网手续并使用移动电话，造成电信资费损失数额较大的行为，构成诈骗罪；6，骗取他人的各种支付手段的帐号、密码，然后利用这些帐号密码在网络中套取电子货币的行为，构成诈骗罪；7，在网上采取技术方式，破译权利人密码，套取其相关信息，继而套取电子货币的行为，构成诈骗罪。8，骗取智能卡的密码，继而使用的行为构成诈骗罪；9，盗窃智能卡的密码，从而使用的，构成诈骗罪。
四、关于电子签名
在电子商务中确定权利、义务的主要手段是电子签名。它有时是进入特定信息系统的钥匙，有时是利用网络信息系统的屏障，有时是从事网络活动的标记。电子签名是一组特殊排列的数字，电子签名技术的发展，对于刑法解释伪造、变造传统的内容以及金融诈骗犯罪将会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
过去，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中，将伪造解释为仿制，而变造是改变真实的外观或内容。这种解释在我国《票据法》颁布后，存在明显不足。当时在理论界认为，伪造票据是指行为人仿照真实的汇票、本票、支票的形式、图案、颜色、格式，通过印刷、复制、绘制等制作方法非法制造以上票据的行为；变造票据是指行为人在真实的汇票、本票、支票的基础上或者以真实票据为基础材料，通过剪接、挖补、覆盖、涂改等方法，对票据的主要内容非法加以改变的行为。
然而，伪造票据的应然之义是模仿他人的签名、伪刻他人的印章、盗用他人真正的印章；变造票据是指依法没有变更权限的人，在有效的票据上，变更除签章以外的其他记载事项，从而是使票据上的权利义务内容发生变化的行为。
电信网络诈骗资金流向特征篇9
一、电信诈骗犯罪规律分析
（一）作案工具隐蔽性强
电信诈骗犯罪嫌疑人往往是用高科技网络技术，用“任意改号软件”把达到被叫电话上的号码随意改为一个他所想要的电话号码，并冒充国家机关来骗取人们的信任。在不少电信诈骗案中，不少犯罪分子都是假冒国家机关电话，把受害人的身份被冒用洗钱作为诱骗利用，让受害人根据犯罪嫌疑人的要求在ATM上将钱打给最烦的账户。另外，还有的犯罪嫌疑人通过冒充信誉好的银行来群发诈骗短信，诈骗理由多为受害人的银行卡被严重透支或者恶意刷卡，让受害人产生心理恐慌，并借机骗取他们对权威机构的信任，诱骗他们登陆假冒官网操作网银，并以技术手段的方式套取受害人的银行密码，通过远程登陆盗取受害人的银行资金。
（二）受害人群范围很广
趋利避害是人们的一个普遍心理，犯罪嫌疑人通常会利用这一点编造虚假电话（短信），以广泛撒网的方式集中向某地区或者某段号打电话、发短信。侵害对象的地域范围比较集中，受害人涵盖了社会各个阶层。有的诈骗犯罪手法有较强的针对性，例如犯罪嫌疑人专挑老年人下手，在工作日对单独居家的老年人拨打诈骗电话，利用他们薄弱的防范意识、不了解骗子的现代作案手段的特点来进行诈骗。相关调查显示，有超过一半的老年人有过电话欠费诈骗受害的经历，而其中又以女性居多，受害人群体多为有车一族。
（三）诈骗数额巨大且危害严重
很多电信诈骗犯罪组织都是以跳跃式、大跨度的作案方式牟取非法利益。犯罪组织集中向某号段的区域发送短信、拨打电话，短时间内造成大范围的侵害，由此造成大量的用户上当受骗，诈骗数额多是几十百万以上，给受害人带来重大财产损失。这种电信诈骗对社会经济秩序的扰乱十分严重，所产生的危害性也很强。
二、如何治理电信诈骗犯罪
（一）公安机关加强大力力度
尽管公安机关对诈骗犯罪的打击力度不断增强，但是这些案件的增长仍然没有得到有效的遏制。由于电信诈骗犯罪的取证和审讯工作难度较高，而且打击工作还存在漏洞，所以还需公安机关时刻都要提高警惕。首先要从思想上进行高度重视，公安机关要将打击作为主业，在登记案件的时候，应该调集专门的力量积极开展侦查工作，认真研究电信诈骗犯罪规律，根据犯罪的切入点、突破口着手开始侦查，对VOIP网络电话、任意改号软件等犯罪新技术进行深入研究，在侦查工作中创新侦查方法，提高侦查破案的效率。
（二）跨区域跨部门联合打击
跨区域作案是电信诈骗案的主要特征之一，诈骗赃款流动性很强，因而需要各地公安机关建立起完善的跨区域联合打击机制，不同地区的公安机关强化合作，以整体作战的方式破除区域限制，并根据公安部的侦查工作精神进行横向联动，以国际刑警平台来健全和境外警方的合作机制，严厉打击跨境电信诈骗犯罪。另外，公安机关要和电信部门加强合作，通过建立完善的电话号码快速查询机制，及时查询犯罪嫌疑人使用的的手机、电话、网站所在地，并定期清理整治非法网站、手机短信发射站，防范于未然。公安机关应该联合电信部门开展短信预警群发工作，时刻提醒用户注意账户安全。公安机关还应该和银联强化合作机制，在保护银行和客户合法利益的前提下，根据法律给公安机关的电信诈骗侦查工作提供必要的配合。
（三）提高电信、金融机构的防控能力
要治理电信诈骗犯罪，就应该提高电信及金融机构的监管力度。电信部门应该严格监控多重转接的呼叫转移和VOIP网络电话任意显号，控制好虚拟主叫业务，过滤检查群发量巨大的短信内容，以技术手段封锁诈骗短信和虚假网站的传播途径。封堵涉及诈骗的短信、电话和网站，配合公安机关打击诈骗案件。银行部门则需要定期清理用虚假身份开办的银行卡，并建立完善的异常账户预警机制，严格监管资金流动异常、一人多卡的账户，并将甄别情况报给公安机关，公安机关通过调查将调查结果反馈给银行，只要查实账户有涉及赃款转移或者洗黑钱，那么银行就要将其列入黑名单，根据案件需要查封账户。严格限制数额巨大的资金转账，多次转账要有缓冲期，为冻结非法账户争取时间。
（四）加强电信诈骗犯罪的社会宣传教育
电信网络诈骗资金流向特征篇10
电子商务中的诈骗罪，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网络信息系统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骗取数额较大的财物的行为。在法律形式上，电子商务中的诈骗罪跨越了现行刑法中规定的普通诈骗罪和特别诈骗罪，但在实际生活中，它又仅仅是这些犯罪的一种表现形式。
传统的诈骗犯罪，运用现代的网络技术手段，大致上有两大类型：一种是在网上发送虚假信息，骗取受害人同意将若干财物交付给行为者的行为；一类是以其他有权人的身份，进入特定网络信息系统，在网络信息系统中增加、输入一定信息，将有权人所有或占有的电子货币划拨到自己的帐户上，进而兑现的行为。前一类行为仅仅是诈骗罪在行为手段上的翻新，从刑法学的角度看，利用现有的刑法理论可以解决其中的问题。后一类的客观行为则不同，与刑法中的普通诈骗罪、特别诈骗罪有极大差别，为了科学界分它和前几类行为的区别以及方便讨论，本文称之为E-诈骗罪。
以网络作为工具从事犯罪，其主要方法有：活动天窗、特洛依木马术、意大利香肠术、数据欺诈、蠕虫、逻辑炸弹、冒名顶替、乘机侵入、仪器扫描、破解口令截取信息等等。但是，E-诈骗罪只是利用这些方法中的一部分。行为人为了获得电子货币，一般不会采取破坏信息系统的方法，而是利用网络中的技术弱点，以达到目的。
E-诈骗犯罪的主要步骤：第一步，获取有权信息。有权信息包括访问权限，如有权人的身份、使用权限、密钥、通行字。取得有权信息的方法，既可以通过打听、套听、收集等方式，也可以利用技术截获信息，如行为人可以在互联网、电话网上搭线，或安装截收电磁波的设备，获取传输的系统信息。有的甚至于通过分析信息流的方向、流量、通信频度、长度的参数，取得有用信息。第二步，改变信息。如改变信息流动的次序、方向，增加、删除、更改信息内容。由于网络信息系统被作用力影响，从而引起由其扶持的设备设施的运作发生混乱、或者发出错误的指令，其结果是将他人帐户上的电子货币通过网络划拨到行为人开设的帐户上。第三步，信息兑现，即行为人在消费中支出该电子货币或将之兑换为纸币。这是因为诈骗罪是结果犯。
通常，网络被视为虚拟社会，这一点对于认识网络犯罪极其重要。我们不妨将网络犯罪发生的场所分为虚拟空间和现实空间，如此一来，E-诈骗犯罪活动除中止犯外，在刑法上表现为三种样态：第一，发生于现实阶段的预备犯，如行为人通过分析受害者遗弃的文件、纸张，从中寻求密码、通行证。第二，发生于虚拟空间的预备犯和未遂犯。第三，发生于现实空间的未遂犯和既遂犯。
二、E-诈骗罪的对象
E-诈骗罪和其他类型的诈骗罪取得财物的方式不同，一般的诈骗活动，行为人与一定自然人之间有一定的意思沟通，即“人——人对话”；而E-诈骗罪则不然，行为人更多通过“人——机对话”的方式，达到初步目的。正是由于人机对话的技术特点，决定行为人所取得的只是代表一定金额的数字符号，从而关于这种犯罪的对象是数据记录还是数据的载体、亦或是现金实物，目前尚无定论。有学者在研究利用计算机盗窃电子资金时，提出应将电子资金作为盗窃对象，这样犯罪的对象就是“存在于电子资金过户系统中代表一定的资产所有关系的电子数据记录”。
。其理由是：第一、盗窃犯罪对象的内容应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而不断扩展；第二、电子资金不同于一般的知识信息，要将他人帐户上的资金通过计算机秘密划拨到自己的帐户上来，被害人帐户上的资金必须相应减少，否则计算机会拒绝运行；第三、电子资金在性质上和有价支付凭证、有价证券、有价票证相同，后者既然可被视为犯罪的对象，也就没有理由拒绝将前者也作为犯罪的对象；第四、刑法和司法解释已经把电力、煤气、天然气和电信服务规定为盗窃罪的对象，也应当将电子资金当作盗窃罪的对象；第五、把电子资金归入盗窃罪的犯罪对象，有利于保护金融财产。
这些理由的实质是提出无形物可以作为犯罪对象。的确有学者主张：“犯罪的对象是人或物。物，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的物质；物的存在形式是时间与空间，物的外在表现是状态；物包括有形物与无形物。”
这似乎可以应证上述观点。因为说到底，电子货币也如电力、煤气、天然气和电信服务一样，是一种无形物。
过去，笔者认为该罪的对象是代表电子货币的载体，如电子票据、电子钱包、电子钱夹等，但是现在仔细考虑，觉得不妥，并且认为，钱物依然是该罪的犯罪对象。原因在于：其一，将无形物不加区别地作为犯罪对象把握，就几乎将刑法学中的物与哲学范畴的物等同视之。这样一来，无疑就扩大了犯罪对象所考察的范围。无形物在法律属性和价值属性上也有差别，以电子货币符号和煤气为例，前者被占有的具体表现是特定的价值损耗或灭失，而后者被占有并不足以表明相应物的价值耗损或灭失，有权人发现自己的帐户资金出现问题后，可以采取通知的发式，使行为人的意图被阻却。把前者作为犯罪的对象是说得过去的，但是把后者与前者类比从而将其当作犯罪对象难以成立。其二，如果把电子货币符号作为犯罪的对象，就会导致与一般诈骗罪完全相反的结论。传统刑法理论认为，“犯罪对象是指刑法分则条文规定的犯罪行为所作用的客观存在的具体人或者具体物。”
犯罪对象不仅是具体的物，而且必须反映客体的损害。如果认为电子货币是犯罪对象，也就是说行为人占有了电子货币符号，就造成了实害结果，也即犯罪既遂。前面已经说过，E-诈骗罪是隔离犯，行为与实害结果之间发生的时间、场所都可能不一致；另外，该罪是结果犯，行为人占有数字符号并不表示他取得了钱财，诈骗罪的既遂标准关键在于行为人获得了较大 数额的财物，所以把电子货币符号作为犯罪的对象，就将犯罪既遂的标准提前，而扩大刑法的惩治范围。其三，笔者认为，对于E-诈骗罪，有必要区分犯罪对象和行为对象。作为行为对象，就是实行行为之际行为人所希望实现的初步目的，它是犯罪对象的象征。本罪的行为对象，就是电子货币或数字符号。电子货币和电子货币支付手段也有区别。呆子商务活动中常见的、具有法律意义的电子货币支付手段主要有如下种类：
1，电子票证。常见的电子票证包括：用户意见及产品需求调查表、产品购买者信息反馈以及维修或保障信息反馈表、产品（商品）报价申请表、报价单、定货单。需要注意的是，电子数据交换（EDI）在不断完善不断发展，其宗旨是彻底实现票证传输的电子化，也被称为无纸化贸易。在现阶段，由于传统观念和技术限制，还只能是电子票证和纸张票证同时使用。但是如果着眼于长远，笔者绝对不能否定电子票证对于犯罪的意义。事实上，在许多国家和我国的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纸张票证已经从先前的惟一或主要地位降为次要或辅助地位，这很能说明问题。
2，电子钱夹。就是通过网络系统的认证中心发放的，其中包含经过认证的信用卡、身份证等。使用者使用电子钱夹，可以随时随地完成操作，有关个人的、信用卡的、密码的信息直接传送到银行进行支付结算。
3，智能卡。它可以在网络中直接进行小额现金支付，并可以通过因特网从银行帐号上下载现金，保证电子现金使用的便捷性。它也可以附加密码，从而保证使用安全。除此之外，它还有身份鉴别的功能、发放政府福利等功能。如在学校，使用智能卡，可以验证教师、学生的身份；还可以作为电子货币，用来支付用餐、复印、洗衣等费用，甚至作为宿舍钥匙。在美国，估计有80%的金融交易是电子支付的。
4，电子票据。票据包括汇票、本票和支票。电子票据主要是电子支票。早在1995年，美国一些大银行和计算机公司联合技术开发并公开演示了使用互联网进行的电子支票交易系统，并且预言“这个系统可能会引起银行交易发生革命”。新加坡也于近年开发了亚洲第一套电子支票系统。在我国，因为受到1996年实行的票据法的制约，所以电子票据尚属空白。但是笔者确信，随着中国金融认证中心的建立和数字签名在电子支付中法律地位的确定，加之网络技术的发展和现实需求的加强，电子票据一定会成为未来的一种重要支付手段。
5，电子银行帐户。电子银行为企业或个人提供信息查询、货币支付、储蓄业务、结算、在线投资、理财管理等业务。其中，个人、公司企业的储蓄、资金划拨等在线支付必须通过权利人在电子银行上的帐户。笔者不妨将电子银行帐户看作实现电子货币转移的基础。
这些支付手段，一般都是有形的，它们是电子货币得以移转的载体。换言之，没有这些载体，是无法实现电子货币移转的。进而可以说，行为人进行经济型的E-诈骗罪，要依赖这些载体。但它们不是犯罪的对象。因为它们并不直接反映财产关系或经济秩序关系的犯罪客体所受到的侵犯。如行为人窃取他人智能卡到他取现或进行使用之间，有时间上的间隔，在此期间，原持卡人可以挂失从而避免财产受损；或者行为人并没有利用智能卡，权利人的财产就没有受到损失。所以决定是否对行为人追究刑事责任的不是他取得了电子货币的载体，而是他取不取用电子货币的现实可能性，以及他对于电子货币所体现的财产权施加危害的大小。
三、E-诈骗罪的未完成形态
（一）关于实行行为的着手。
犯罪的着手，是区分犯罪预备和犯罪未遂的界限，它是指“犯罪人开始实施刑法分则条文所规定的具体犯罪的实行行为”。
那么在E-诈骗罪领域，实行行为从何时或何环节开始呢？笔者认为，首先，应该将现实性环节行为排除在外。原因在于：
第一，现实性环节行为不具有实行行为的特点。实行行为的着手，也就是开始实施刑法分则的具体构成要件的行为，。判断它时，既要考虑法律规定的具体罪状，还要考虑实行行为的内容及其形式。
也就是说，要从行为法律上的形式特征和实质特征统一考察。现实性环节行为，还不具备接近犯罪对象的条件，也就不可能对于犯罪的客体产生危害，从而不具备实行行为的危害性；而且这个阶段的行为，通常是为虚拟性环节的行为创造条件，更符合犯罪预备行为的特点。
第二，将现实性环节行为作为实行行为有违立法精神，刑法第196条第3款规定：“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的规定定罪处罚。”即按盗窃罪论处。有这个规定，笔者可以推断，行为人仅仅只是盗窃了信用卡，并没有使用的，就不宜作为犯罪论处，至少不论作为犯罪的完成形态论处。在这时，权利人的财产权利并没有遭到实质性的损害，顶多受到了一定的威胁，该威胁转化为实害还须行为人进行虚拟环节的行为。所以刑法的规定是正确的。它可以作为处理相似情形的参照。基于同样的道理，盗窃或骗取其他人的电子签名、数字密码等行为，对此若以犯罪的实行行为对待，就与刑法规定的精神相违背。
第三，将现实性环节行为作为实行行为，会造成司法适用的难堪。假如把现实性环节行为作为实行行为，无疑就会提前考虑犯罪的预备行为，从而将一些无关紧要的行为当作犯罪行为，如伪造智能卡，是一种预备行为，若将其作为实行行为，就会将此前的购买材料的行为当作犯罪预备行为，也可以追究其刑事责任。而这种行为的法律意义并不重大，将其作为犯罪处理就不太合适。另外，将实行行为提前加以考虑，那么虚拟阶段的行为属于实行行为吗？如果是，就出现了两种性质的实行行为，这自然会支解刑法理论，也不符合刑法规定；如果不是，则只能作为实行后的行为，就不会再发生消极性的犯罪中止，假如行为人根本就没有实施虚拟性环节的行为，也仍然要视为犯罪既遂。这显然于理不通。
其次，进入网络系统的初始行为也不是实行行为。尽管进入网络系统距离行为人完成网上犯罪的时间极短，有时只有几秒钟，但是正确地认识这种行为的性质还是必要的。之所以说它不是实行行为，原因之一在于，该行为也不具备实行行为的性质。为了完成网络中的特定犯罪，行为人一般要进入特定的信息系统。在此之前，他也许还需登录其他具有辅助功能的信息系统。原因之二在于，从刑事政策的角度，不认为这些行为具有实行性质，有助于防范行为人进一步实施犯罪行为。如果这个阶段的行为只是预备性的，那么无疑给了行为人相当充足的时间中止犯罪，从主观上促使其犯罪意图表征不完全。反过来看，这也有助于司法机关充分认定行为人的主观心态，为惩治犯罪提供更可信的证据。
笔者认为，只有进入特定的信息系统后实施的虚拟性环节的行为才是实行 行为。原因在于：1，该行为具有侵犯犯罪客体的现实性，如果不受其他因素的影响，它就会实施完毕；2，该行为具有刑法中实行行为的特征，即是引起构成要件结果的直接行为。
（二）关于犯罪未遂
区分犯罪既遂与未遂的标准，在学界有许多观点，如“犯罪目的实现说”、“犯罪结果发生说”、“犯罪构成要件齐备说”等等。目前虽然最后一种观点暂居主导地位，但其他不同观点依然存在。
“犯罪构成要件齐备说”为了更加准确地认定犯罪的完成形态，进一步区分结果犯（包括危险犯）与行为犯（包括举动犯）两种情形。E-诈骗罪的完成形态时，首先也有必要区别结果犯和行为两种情形。
对于结果犯而言，发生法定的危害结果或出现了法定的危险状态，是犯罪既遂的标准。然而该结果是发生在虚拟空间的还是发生在现实空间的呢？如盗窃电子货币，究竟是电子货币从一个帐户上转到另外一个帐户上这个结果、还是权利人现实的财产出现了减少这一结果？这个问题的意义是不言自明的。笔者主张，应当以现实空间发生的结果作为犯罪既遂的标准。理由是：
第一，这与现代刑法的精神实质是一致的。现代刑法立足于保护社会的机能，兼顾人权保障的机能，二者不可偏废。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在刑事立法时，没有采取一刀切的方法，而是区别不同的犯罪类型，在既遂的界限上，有的要求特定的危害结果，有的要求特定的危险状态，有的只需要实施了一定行为，有的甚至只要求作出某种举动。这是因为考虑各种社会关系体现的社会利益大小差异，如此才能均衡刑法的机能。E-诈骗罪侵犯的客体并没有超越一般犯罪的范畴，所以，在对于结果的把握上，它如果背离其他犯罪的要求，另外确定标准，就会破坏现行刑法的均衡点，势必与现代刑法的精神发生矛盾。
第二，虚拟空间的结果向现实转换在时空上还存在隔离。虚拟阶段的结果仅仅表现为权利记载上文义或信息数据的改动，它是否必然损害权利人的权益，还必须依赖于行为人进一步深化行为，致使权利人实实在在的财物侵犯，从而出现实实在在的现实结果，而行为的深化方法可由行为人自己完成，也可由他人完成，也可由工具实现。只是在这个阶段，行为人也可以作出新的举动，如重新作出举动，将先前行为所造成的虚拟性结果取消，还原为原来状态。这样，权利人很难觉察权利受到过威胁，一定的法益秩序也并不出现混乱。从刑事政策上看，也有助于行为人中止犯罪。
第三，也是多数学者担心的，如果按上述方法处理网络犯罪，不惩治在网络系统中实施的违法行为，无异于鼓励行为人犯罪。这倒没有担心的必要。笔者可以将该犯罪的预备形态与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依据牵连犯处理的原则加以处断。
对于行为犯而言，只要求行为人的实行行为具备刑法分则规定的条件，就构成犯罪的既遂。所以谈不上犯罪既遂。
三、诈骗和盗窃的界分
依照传统的刑法理论界分诈骗罪和盗窃罪，似乎问题不大；但是在盗窃信用卡后使用、以及盗窃空白发票、支票以及其他空白有价凭证然后使用的行为的定性上，也曾经出现过不同看法。新刑法颁布后所做的一些规定以及有关司法解释澄清了其中的一些纠葛，对于盗窃与诈骗的区别规定得更为明确。如刑法第196条规定：“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依照本法第264条的规定定罪处罚。”只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原本简单的问题在网络金融领域变复杂了。
信用卡是最早的电子货币载体，今天，体现电子货币的载体还包括其它的电子钱夹、电子票据和智慧卡。所以犯罪的手段更是复杂、多样。如在日本，到处都有全国连网、各银行连网的现金自动取款机（ATM），ATM和信用卡的普及程度非常高；针对ATM卡的犯罪也相当猖獗。从盗窃他人的ATM卡然后破译密码，接着提取现金，发展到伪造主ATM卡，再发展到通过网络联结到银行的计算机信息系统直接窃取帐户资金的“线上犯罪”。
还有一种行为人经常使攨的作案方式，即在某处24小时监视受害者，乘机窃取其帐号和密码，然后在网上利用这些窃取的帐号和密码将受害人的电子货币划拨到自己的帐号上。
难点在于虚拟性环节的欺诈性与现实性环节的盗窃性竞合的场合。虚拟性环节是在网络中发生的，现实性环节是在现实社会中发生的。
为了预防网络犯罪，在虚拟环节一般设置了一整套安全技术。第一是密码机制。对信息加密是最常用的安全交易手段，可以防范信息在传输和储存中的非授权泄露、对抗截收、非法访问数据库窃取信息等威胁。第二是数字签名技术。它是一组密码，发送人在发送信息时，将这组密码发出，收件人受到信息后，通过双方约定的法则进行运算，从而确定发送人的身份。在本质上它类似于在纸张上的签名，既可确认信息是签名者发出的，又可证明信息自签发后到接收时未做任何修改。第三是时间戳。文件签署的日期和签名一样重要。在电子交易中，数字时间戳能提供电子文件发表时间的安全保护。第四是认证机制。它用来确认交易对方身份的真伪。第五是防火墙。这是一个相当防守性的技术措施，它是不同的网络或网络安全域之间的唯一信息通道，担负着防止外部攻击的使命。然而这些安全技术决非完美无缺，每项技术都有破绽可循，这就为网络诈骗提供了机会。例如篡改他人电子票据的数字签名，或更改电子票据的文义内容，再到电子银行骗取电子现金。
行为人为了取得或盗用他人的电子货币，在虚拟空间，可以采取的方式有两类：一是破坏信息系统的正常运行，借机达到目的；二是冒充其他的权利人，骗取“系统管理者”的信任，从而获得或使用其他权利人的电子货币。用第一种方式达到目的的可能性在网络领域几乎是零，所以第二种方式是常见的。如此一来，肯定要使用欺骗性手段。为了使欺骗更有成效，尽快得到权利人的密码、签名等真实信息无疑是行为人所追求的。有些行为人采取技术方式，在网络中破译权利人密码，套取其相关信息；也有的采取传统意义的盗窃方法获得这些关键信息。后一种情形就发生了盗窃行为和诈骗行为竞合的现象。
对此，立足于我国刑法的规定，结合传统的刑法理论，并充分考虑电子货币的特点，区分某种行为是属于盗窃罪还是诈骗罪，必须考虑发生在现实性环节的行为性质。因为通过前面的分析，笔者可以看出，在虚拟空间发生的行为绝大部分具有诈骗的性质，但是如果将网络经济型犯罪一律以诈骗罪论处，显然与法律的规定不符；另外从法理上讲，盗窃罪相对于诈骗罪，属于重罪，当出现两种竞合时，要作为牵连犯处理，应定为盗窃罪。进一步说，在现实性环节发生的行为如果是诈骗，继之所为的虚拟性环节的行为就构成诈骗罪；在现实性环节发生的行为是盗窃，继之而为的虚拟性环节的行为就构成了盗窃罪。
具体而言：1，对于使用未设定密码的智能卡，或者多次使用限额设定密码的智能卡的行为，只要数额达到较大，就构成了盗窃罪；2，对于一年之内连续三次使用智能卡，应当认为符合刑法第264条规定的“多次盗窃”，构成盗窃罪；3，盗用他人公共信息网络上网帐号、密码上网，造成他人电信资费损失数额较大的行为，构成盗窃罪；4，对于使用盗窃的电子钱夹，如信用卡等的行为，构成盗窃罪；5，以虚假、冒用的身份证件办理入网手续并使用移动电话，造成电信资费损失数额较大的行为，构成诈骗罪；6，骗取他人的各种支付手段的帐号、密码，然后利用这些帐号密码在网络中套取电子货币的行为，构成诈骗罪；7，在网上采取技术方式，破译权利人密码，套取其相关信息，继而套取电子货币的行为，构成诈骗罪。8，骗取智能卡的密码，继而使用的行为构成诈骗罪；9，盗窃智能卡的密码，从而使用的，构成诈骗罪。
四、关于电子签名
在电子商务中确定权利、义务的主要手段是电子签名。它有时是进入特定信息系统的钥匙，有时是利用网络信息系统的屏障，有时是从事网络活动的标记。电子签名是一组特殊排列的数字，电子签名技术的发展，对于刑法解释伪造、变造传统的内容以及金融诈骗犯罪将会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
过去，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中，将伪造解释为仿制，而变造是改变真实的外观或内容。这种解释在我国《票据法》颁布后，存在明显不足。当时在理论界认为，伪造票据是指行为人仿照真实的汇票、本票、支票的形式、图案、颜色、格式，通过印刷、复制、绘制等制作方法非法制造以上票据的行为；变造票据是指行为人在真实的汇票、本票、支票的基础上或者以真实票据为基础材料，通过剪接、挖补、覆盖、涂改等方法，对票据的主要内容非法加以改变的行为。
然而，伪造票据的应然之义是模仿他人的签名、伪刻他人的印章、盗用他人真正的印章；变造票据是指依法没有变更权限的人，在有效的票据上，变更除签章以外的其他记载事项，从而是使票据上的权利义务内容发生变化的行为。
电信网络诈骗资金流向特征篇11
一、网络信用卡诈骗犯罪的基本情况
网络信用卡诈骗犯罪与可网上支付的信用卡业务活动紧密相关，在分析网络信用卡诈骗犯罪前，有必要了解这类信用卡业务的主要特点。
网络经济活动要求资金支付实时、迅速，传统的现金、票据支付等方式难以适应，而可网上支付的信用卡很好地满足了以上要求，成为网络经济活动中资金支付的主要形式。这种信用卡除了具备传统信用卡的基本功能外，还有自身独特之处：(1)信息化。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使用方式的信息化。可网上支付的信用卡已经超越“卡”的限制，用户在进行网上交易时无需出示信用卡，只要正确填写信用卡账号(或替代账号的识别号码)和密码，就能顺利完成交易支付。第二，用户的资金和信息化。用户的钱款被转换为金融转账系统中的电子记录，交易支付表现为买方资金账户电子记录的减少和卖方资金记录的增加。第三，用户信用的信息化。用户相关的资料被记录在信用数据库中，并形成某一层次的信用等级，这种信用等级信息直接影响用户的网上交易。(2)以密码代替用户签名。在网上交易中，交易方(如买卖方)和中间服务机构(如支付网站和信用卡公司)往往分处一方，他们之间的交易行为都必须通过互联网和计算机系统来处理，传统的支付方签名盖章无法适应这种交易模式，而被代之以密码，以密码代替用户签名盖章已成为网上支付信用卡业务的通行做法。(3)交易进行的自动化。与传统信用卡业务不同的是，可网上支付信用卡业务的内部处理完全脱离人的直接干预，交易方和中间服务方只需确认处理结果的正确性，所有复杂的联系、记录、处理工作全部由联网的计算机系统完成。(4)用途多样化。可网上支付的信用卡几乎可以用于一切网络经济活动，如网上购物、网上信息服务、网上证券交易、网上转账等等，这类信用卡事实上起到网上“电子钱包”的作用。此外，某些大信用卡公司如VISA、MASTER公司发行的可网上支付信用卡能进行跨国交易，这种信用卡用户可以在任何地方通过互联网进行实时国际交易。
由于网络经济在安全控制和法律保障上的缺漏，可网上支付信用卡的上述特性和功能多被犯罪利用，网络天空飘来一片乌云——网络信用卡诈骗犯罪。网络信用卡诈骗犯罪是指，通过计算机系统，利用可网上支付信用卡的功能、特性，出于诈骗意图为自己或第三人获取经济利益，故意实施诈骗活动而导致他人财产损失的行为。这类犯罪与一般诈骗的主要差别在于，它利用了计算机、网络和可网上支付信用卡的特性、功能，犯罪方法与传统犯罪迥然不同。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获取信用卡相关信息是实施犯罪的重要环节。由于可网上支付信用卡的上述特点，获取信用卡相关信息等于得到了开启用户资金的大门，犯罪人可以象合法用户一样使用被害人的资金而不会被怀疑。这些信用卡相关信息包括账号、密码、信用卡上记录的验证信息等。犯罪人获取这些信息的手段有多种，如侵入管理信用卡资料的计算机信息系统中，窃取信息、使用读卡机盗录他人信用卡信息、窥探他人信用卡密码、破解信用卡密码等。
2.利用计算机系统进行诈骗，方式多种多样。网上交易处理全部由计算机系统或机电一体化设备等客户服务终端完成，只要提供正确的信用卡信息，这些设备就不再查验使用者的其他情况，因此，即使有非常明显的作假痕迹，如制作拙劣的伪造信用卡，仍被视作合法信用卡。这一特点成为犯罪人首选以上设备实施诈骗的重要原因。通过了客户服务终端的验证，犯罪人就可以利用信用卡提供的各种功能进行诈骗，如网上消费、网上证券交易、网上博彩等。
3.犯罪的跨国性。可网上支付信用卡可用于全球网上交易的资金支付，这一功能被犯罪人利用来实施跨国信用卡诈骗。犯罪人获取有关信用卡信息后，就能通过互联网针对多个国家的被害人进行网上信用卡诈骗。
4.犯罪的隐蔽性。客户服务终端有限的识别能力和计算机、网络的技术特性，为犯罪人隐蔽作案、隐匿销毁犯罪痕迹提供了机会，一些网上信用卡诈骗犯罪即使多次实施、造成严重损失，也难以被发现。可网上支付信用卡的多用途特点不仅被用于实施犯罪，也是犯罪洗钱的重要方式，如通过多次网上证券交易，可以隐匿者款的去向。
网络信用卡诈骗犯罪形式有多种，如破解信用卡密码后，伪造并使用信用卡、伪造并冒用他人信用卡、与信用卡特约商户勾结冒用他人信用卡等。(注：皮勇著：《电子商务领域犯罪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9～112页。)目前，比较典型的犯罪形式主要有三种：
1.冒用他人信用卡进行网上消费。与传统信用卡诈骗不同的是，这类犯罪中冒用他人的信用卡无需持被害人的信用卡进行，只要得到被害人的信用卡账号密码，犯罪人就能进行信用卡诈骗，如重庆秦某偷窥他人信用卡账号密码并用于网上购物案。(注：张劲：“重庆抓获电子商务扒手”，载《人民公安报》2000年3月21日。)在这类犯罪中，危害比较大的是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中的信用卡数据库，大量窃取信用卡资料并用于消费或予以公布的行为，它不仅会给相关用户造成经济损失，被侵入的信用卡公司也将遭遇重大损失，甚至是灭顶之灾。
2.伪造信用卡并使用。这类行为多由高技术能力的“黑客”或者信用卡内部人员所为，犯罪人在管理信用卡信息的计算机信息系统中，虚设信用卡账户信息，并在客户服务终端上使用这些非法信用卡信息进行诈骗活动，如青岛曾某伪造信用卡和信用卡诈骗案。(注：钱欣：“全国首例自制信用卡盗款70余万元巨案告破，电脑奇才曾某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载《楚天都市报》1999年1月10日。)
3.使用信用卡后拒付。这是新近产生的一类犯罪。美国联邦法规定，当信用卡发生盗用投诉时，除非特约商户能够证明商品的确送到持卡人的账单地址并取得签名证明货物送到，否则商户将承担损失。而在网上交易特别是网上信息服务中，商户除了通过网络传过来的持卡人数字资料之外，根本得不到签名、身份证或照片，因此，多数情况下商户成为因“盗划”所造成损失的承担者。在这样技术、法律环境下，有的信用卡用户在完成信用卡交易后(多是要求将商品发往某公共场所的邮箱或者电子邮箱)，向信用卡公司提出拒付投诉，将交易费用转嫁给商户，从而非法占有交易的商品。美国的研究机构Gartner Inc.在访问了156个主要传统零售商(营业额平均为2.5亿美元)之后，发现他们的网店交易额有2.64%被拒付，(注：“消费者发生信用卡诈欺，网上商家倒霉”，载e21times.com/2000年10月13日。)其中不乏信用卡合法持有者的“有心之作”。
由于人们担心可网上支付信用卡的安全性，目前这类信用卡业务只在较小范围的人群中应用，但即使在这一有限的应用范围里，网络信用卡诈骗犯罪的危害已经充分表现出来。这类犯罪的危害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造成信用卡用户、商户或者金融机构的财产损失，或者迫使相关信用卡公司、特约商户增加安全设施的投入，这是这类犯罪的直接危害后果；二是导致人们在网上交易中不愿使用网上信用卡支付，客观上阻碍了网络经济、电子商务的发展。可以预见，随着网络经济的发展和网上支付信用卡业务的扩展，网络信用卡诈骗犯罪对个人、单位和社会的危害将进一步加深。
二、相关国际刑事立法及其存在的法律问题
网络信用卡诈骗犯罪出现的时间不长，许多国家把它纳入盗窃罪、诈骗罪或者利用计算机诈骗罪的范围内。如德国法典第263条a规定：“意图使自己或第三人获得不法财产利益，以对他人的计算机程序作不正确的调整，通过使用不正确的或不完全的数据，非法使用数据，或其他手段对他人的计算机程序作非法影响，致他人的财产因此遭受损失的”，是计算机诈骗罪。(注：徐久生、庄敬华译：《德国刑法典》，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日本刑法典第246条之二规定：“向他人处理事务使用的电子计算机输入虚伪信息或者不正当的指令，从而制作与财产权得失或者变更有关的不真实的电磁记录，或者提供与财产权的得失、变更的虚伪电磁记录给他人处理事务使用，取得财产上的不法利益或者使他人取得的”，是使用电子计算机诈骗罪。(注：张明楷译：《日本刑法典》，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美国联邦法典规定：“明知并有意在一部或更多的虚假访问设备上诈取处理、使用、传输”，或者“未经信用卡成员或其代理人的授权，明知并有意导致或者安排另一人代表该成员其代理人，以诈取他人支付的”，是与访问设备相关的诈骗罪。(注：See Title 18，section 1029 of United State Code.)加拿大刑事法典第322条规定：“为自己或他人使用，无正当权益而以欺诈手段取得或改装任何有生物或无生物，”意图使其所有人或者权利人失去物权、财产权或利益的，构成盗窃罪。“取得或改装任何物品均可构成欺诈，并不以秘密进行或企图掩饰为必要”。(注：卞建林等译：《加拿大刑事法典》，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从以上四国法律规定可以看出，各国相关刑事立法存在比较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为包括网络信用卡诈骗犯罪在内的网络犯罪创造了生存空间，犯罪人能利用国际反网络犯罪立法的疏漏，通过互联网对各国实施侵犯，受害国则受重重法律障碍的束缚而不能有效追究犯罪。为有效遏制跨国网络犯罪，国际社会正在积极寻求合作途径，有关国际组织和区域组织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其中，最有成效的是欧洲理事会通过的《网络犯罪公约》(以下简称《公约》)。(注：2001年11月8日通过的《网络犯罪公约》是针对网络犯罪的第一个开放性国际公约，其主要目标是寻求打击网络犯罪的共同的刑事政策，特别是建立适应网络犯罪的法律体系和国际协助。《公约》第二章“国家层面上的措施”的第一部分“刑事实体法”包括12个条款(从第2条至第13条)，规定了网络犯罪及其相关的刑事条款。该部分首先把网络犯罪分为4类9种犯罪，然后规定了附属犯罪如未遂犯、帮助犯、教唆犯、法人犯罪和以上犯罪的处罚，该部分的目标是通过缔约国一致认同的网络犯罪的最低标准，来消除缔约国之间法律上的冲突，促进缔约国打击网络犯罪经验的交流和国际合作发展，增强预防和制止网络犯罪的力量。但《公约》并没有完整、明确地规定网络犯罪的罪状，只是建立了犯罪的基本模型、缔约国可以在此基础上作进一步规定。同样，《公约》规定的未遂犯、帮助犯、教唆犯、法人犯罪和刑事责任也只规定了指导性模型。)《公约》第8条规定了与计算机相关的诈骗罪，是指具有诈骗或者其他不诚实的意图，为自己或者第三人牟取经济利益，未经授权故意输入、修改、删除、隐藏计算机数据或者干扰计算机功能，导致他人财产损失的行为。构成本罪，至少应具备以下条件：(注：See Explanatory Report of Convention on Cybercrime，Paragraph 87～90.)第一，危害行为。本罪的危害行为表现为两类：第一类是故意输入、修改、删除、隐藏计算机数据的行为。第二类是干扰计算机系统功能的行为。《公约解释》对第二类行为的解释是：为了尽可能能涵盖与计算机相关的诈骗行为，第二类行为是对第一类行为未尽部分的补充，因此，这里的“干扰计算机系统功能”包括操纵计算机硬件设备，阻碍计算机数据的输出，影响数据记录、流动或者程序运行的结果等。(注：See Explanatory Report of Convention on Cybercrime，Paragraph 87.)第二，造成他人财产损失。这里的财产损失，应作广义理解，包括钱款、有形或无形的经济价值的损失。(注：See Explanatory Report of Convention on Cybercrime，Paragraph 88.)第三，必须是未经授权而实施。合法的普通商业活动，如根据双方签署的合约实施的关闭他人网站的行为，属于授权行为，而不是《公约》第8条规定的犯罪。第四，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即明知自己实施以上危害行为，可能导致他人财产损失，希望或放任以上的危害结果的心理态度。此外，构成本罪还需要有诈骗或者不诚实的意图，为自己或第三人获取经济利益的目的。
毋庸置疑，如果各国刑事立法满足《网络犯罪公约》的要求，在本国刑法中规定与计算机相关的诈骗罪，有望解决网络信用卡诈骗犯罪的跨国性问题。
网络信用卡诈骗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这类犯罪的性质问题，即属于诈骗犯罪还是盗窃犯罪。第一种观点认为应当以盗窃罪定罪，认为由于网络信用卡诈骗犯罪是通过客户服务终端来实施的，犯罪行为具有相当的隐蔽性，它与偷配或者拾到他人钥匙后入户盗窃没有区别，因此应定盗窃罪，日本司法界较多持这种观点。第二种观点认为，客户服务终端相当于权利人的雇员，通过电子设备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与在银行柜员面前行骗没有本质差别，因此以诈骗罪定性更妥当。第三种观点认为不需要区别诈骗和盗窃，把这两类行为都纳入盗窃罪的范围，如前述加拿大刑法典中的规定。笔者认为，加拿大刑法的作法不具普遍性，将盗窃或诈骗相区分并各自定罪更为合理，为多数国家刑事立法采纳。网络信用卡诈骗虽然具有秘密获取等特点，但其本质仍然是诈骗犯罪。认清这一本质，关键在于明确客户服务终端和用户密码的法律地位。
(一)电子代理人问题
在传统的信用卡诈骗犯罪中，行为人面对金融机构的雇员实施诈骗行为，其行为不难认定。而在网络信用卡诈骗活动中，行为人的行为没有针对任何人实施，似乎是由于机器的“先天不足”导致错误支付，这时，信用卡诈骗行为能否成立呢?这里就提出了电子代理人问题。电子代理人是美国《统一计算机信息交易法》中的概念，它是指在没有人检查的情况下，独立采取某种措施对某个电子信息或履行作出反映的某个计算机程序或者其他手段。(注：郑成思 薛红：“国际上电子商务立法状况”，载《科技与法律》2000年第3期。)在可网上支付信用卡业务中，电子代理人是指直接面对用户，处理信用卡业务的计算机程序或者电子商务交易终端等。电子代理人的性质、行为特点、法律地位对犯罪的成立都有重要影响。
电子代理人是计算机程序或者机电一体化的设备设施，由其权利人事先设置好需要进行的处理及逻辑条件，交易对方按照要求进行预定的活动，如电子商务网站要求用户正确输入用户名和密码后，经计算机信息系统验证后，才能完成资金支付。电子代理人具有以下特点：(1)电子代理人不是民法和刑法意义上的“人”。民事主体必须具有民事行为能力和民事责任能力，刑事主体包括自然人和法人，电子代理人是计算机程序或者是机电一体化设备设施，不具有责任能力，不能成为民事关系主体或者刑事关系主体。(2)电子代理人的“行为”由其权利人负责。电子代理人是按权利人的要求设计制造的，一举一动都是其权利人的意志的反映，或者得到权利人认可(如认可电子代理人的可能故障、差错等)，电子代理人的“意志”完全来自于其权利人的意志，其可能的各种“行为”为其权利人希望或者默认，电子代理人的行为后果应该由其权利人承担。(3)电子代理人有别于门锁等安全措施。门锁本质上是一种安全保护措施，其作用是对来访者进行准入鉴别，为内部财物提供隔离保护。电子代理人虽然也要识别来访者的身份，但它的作用主要是业务处理，并且这种业务处理具有法律价值，因此，电子代理人的本质是“代为行为”而不是安全保护。
由于电子代理人的以上特征，行为人在电子代理人前非法使用信用卡账号密码，利用电子代理人辨伪能力的不足获取财物的，其行为针对的不是电子代理人而是其所代表的金融机构或商户，同时，也只有金融机构或商户才可能交付财物或者提供服务。也就是说，行为人对电子代理人实施的以上行为，等同于对其权利人实施，其行为属于诈骗行为。
(二)用户密码的法律地位问题
行为人在实施传统信用卡诈骗犯罪时，一般要冒用他人的信用卡和身份证件，欺瞒金融机构职员，才能完成犯罪。在通过电子代理人的情况下，只要信用卡账号、密码通过了计算机验证，犯罪就能顺利实施。通常情况下，信用卡的账号是不保密的，直接压刻在信用卡上，密码则由用户保存，成为用户资金安全的唯一屏障，用户密码在法律上如果能等同于用户签名等身份证明，那么，行为人非法使用他人账号密码就等同于冒用他人信用卡。
关于用户密码能否具有用户签名的法律性质。一种观点认为，用户签名应当具有用户个人的独特性，而用户密码只是字母或数字的排列，任何人都可以轻易提供完全相同、有效的密码，即用户密码不具有独特性，不能成为用户签名。另一种观点认为，私人密码具有以下特性：(1)私有性。私人密码属个人数据，公民对其私人密码拥有无可争议的专有权，享有拒绝、排斥任何未经法律批准的监视、窥控及披露的权利。(2)唯一性。在自动交易系统中，私人密码结合账号能够唯一地识别出交易者身份。(3)秘密性。由于私人密码的技术特性，私人密码一旦设定和输入，非经复杂的破译程序不可再现，除非本人泄密，他人不得知晓。因此，私人密码的使用表明对交易者身份的鉴别及对交易内容的确认，从而起到数字签名(电子签名)的功能。(注：孟勤国 刘生国：“私人密码在电子商务中的法律地位和作用”，载《法学研究》2001年第2期，第104-110页。)笔者赞同把私人密码的法律功能等同于数字签名的观点，虽然任何人都可以提供完全相同的密码，但由于技术上的措施，要知道密码的内容却几乎不可能，因此，用正当手段实际上不可能获得用户密码，当然更不可能使用用户密码，用户密码具有独占性，是一种更可靠的签名，应在法律上认定其具有用户签名的地位。
三、我国相关刑事立法及其完善
我国有关网络信用卡诈骗的刑事立法是《刑法》第196条、第285条、第286条和第287条，但随着我国网络经济的发展，网络信用卡诈骗犯罪变化很大，给我国刑法带来的新法律问题越来越多，主要表现为：
(一)使用信用卡后拒付的犯罪化问题
在传统信用卡业务过程中，由于交易在柜台上进行，或者能够及时取得消费者的签名，因此，使用信用卡后拒付的一般难以得逞。而在网络经济模式和特殊的信用卡法律体系下，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为目的在网上消费后拒付的，则往往能完成犯罪。目前在我国这类行为表现得还不是特别明显，但在其他国家已经相当突出且有继续发展的趋势，随着我国经济的国际化发展，这类行为必将在我国大量发生。我国《刑法》中的信用卡诈骗罪只规定了四种行为方式，没有涵盖这类行为。但是，这类行为与恶意透支一样，都是与使用信用卡相关，且由后续的不法行为确定其犯罪性质，都属于信用卡诈骗行为。如果刑法将后者纳入信用卡诈骗罪，而把前者中造成严重后果的以诈骗罪定罪处罚，则既没有充分体现刑事立法精神的一致性，也没有反映这类的行为的特殊性，不利于保护我国信用卡管理制度。
因此，笔者建议，将使用信用卡后拒付的行为，纳为信用卡诈骗犯罪的一种行为方式，在我国《刑法》第196条的增加一项：“……(五)使用信用卡后拒付的。”
(二)信用卡诈骗行为不应限于“持卡”方式
前文提到曾某虚设信用卡信息伪造信用卡并使用的案件。如果行为人非法设置可用于网上消费的信用卡账户，并进行网上消费或者转账的，该如何处理?根据我国《刑法》第196条的规定，信用卡诈骗罪的行为对象必须是信用卡，司法解释也没有规定使用非法设置的信用卡账户的行为视同使用伪造的信用卡，以上行为不具备信用卡诈骗罪的犯罪构成，不构成信用卡诈骗罪，同时，刑法其他罪名也不能适用于这种行为，根据我国《刑法》规定的罪刑法定原则，这种行为不构成犯罪。明显，现有立法放纵了这类犯罪。
笔者认为，信用卡的核心是存储在信用卡磁条或者IC卡芯片中的信用卡帐户等信息，信用卡卡片本身价值微不足道，其本质是用户的商业信用。用户使用信用卡，无论是通过使用信用卡卡片，或者是使用信用卡帐户密码，都是用户商业信用的使用，在应用环节上都要由相关人员或者设备验证信用信息的真实性、合法性后，才能享有金融机构提供的信用服务。因此，使用非法设置的信用卡帐户和使用伪造信用卡本质是相同的，都是利用一定的技术手段，骗取金融机构的信用服务，而只是在具体使用的技术手段上有所差别。两种行为的目的、本质完全相同，而只是犯罪手段有所差异，何以就存在罪与非罪的差别呢?这种立法上不应有的区别，是由法律的滞后所造成的。同样，冒用他人信用卡帐户密码，与冒用他人信用卡也只在使用方法上有区别，其实质是相同的，而在刑法处遇上有与上面类似的情况。在实际生活中，使用“无卡”方式的信用卡诈骗犯罪发案率日益升高，造成的危害日益严重，如果不及时修订刑法，对其予以恰当的处理，将严重损害他人的合法利益。另外，有的网络金融结算系统如电子钱包，为了保护用户信用卡信息的安全，给每一位用户的信用卡设置了一个特殊的号码如PIN号码，用户使用PIN号码和密码进行电子商务，以而避免信用卡信息被他人恶意窃取和使用。这种措施虽然增强了用户信用卡信息的保密性，但这种PIN号码密码本身也可能被冒用或者被虚设使用，因此，冒用用户PIN号码密码及使用虚设PIN号码的，也应视作信用卡诈骗行为。
基于以上观点，笔者建议，应当通过立法解释或者司法解释的方式确认，“使用信用卡帐户密码，或者使用由信用卡帐户密码合法产生的信用信息的，等同使用信用卡。”
(三)盗窃他人信用卡并使用的，不应构成盗窃罪，而应构成信用卡诈骗罪
《刑法》第196条第3款规定：“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依照本法第264条的规定定罪处罚”，即以盗窃罪定罪量刑。关于该款的规定，我国刑法理论界存在肯定与否定两种不同观点。在肯定的观点中，有的认为这种情况属于牵连犯，按从一重罪即盗窃罪处罚(注：王作富主编：《刑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19页。)；有的认为盗窃行为是主行为，诈骗行为是盗窃行为的继续，属于从行为，主行为吸收从行为，故按盗窃罪论处(注：陈明华主编：《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08页。)；还有的学者把盗用信用卡等同于盗窃使用印签齐全的支票(注：陈兴良主编：《刑法新罪评释全书》，中国民主与法制出版社1995年版，第531页。)。在否定的观点中，有的认为信用卡诈骗行为是主行为，盗窃是辅行为，按照牵连犯的理论，应当定信用卡诈骗罪(注：单长宗等编：《新刑法研究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427页。)；有的认为，在盗用信用卡的行为中，根本不能成立盗窃罪，因此不存在盗窃罪和信用卡诈骗罪的牵连犯问题。(注：刘明祥著：《财产罪比较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59页。)
笔者认为，虽然刑法对这种行为有明文规定，而且司法解释规定：“盗窃数额应当根据行为人盗窃信用卡后使用的数额认定”，但是这种规定与立法精神和刑法基本理论相去甚远。
1.行为人盗窃他人信用卡并使用的，实际是盗窃信用卡和冒用他人信用卡两个行为，由于信用卡卡片本身的价值不大，单有盗窃信用卡的行为，根本不能构成犯罪，它只是冒用信用卡的预备行为，当后者构成犯罪时，后者将前者吸收，以信用卡诈骗罪定罪量刑。
2.行为人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不仅侵犯公私财物的所有权，还侵犯了国家对信用卡的管理秩序，将这类行为规定为盗窃罪，明显没有正确反映被害法益的实际情况。其次，行为人非法获取他人财物，最终是使用他人信用卡后才能实现，把盗窃和使用两个行为概括为一个盗窃行为，不符合行为方面的实际情况。再次，信用卡诈骗罪除了没有盗窃罪的最重罪外，其他对应的法定刑都比盗窃罪重，以盗窃罪定罪量刑轻纵了犯罪。
3.盗窃他人信用卡并使用的与偷窥他人信用卡帐户密码并直接使用的，两者行为性质相同，在刑法上应当同样对待。但是，后者只有侵犯个人数据的违法行为和使用该个人数据的行为，根本没有盗窃信用卡的行为，整个行为与盗窃行为迥然不同，把这种行为定为盗窃罪显然不妥。
基于以上理由，笔者认为，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其性质仍然是利用信用卡诈骗，不宜定盗窃罪，建议删除《刑法》第196条第3款的规定。
电信网络诈骗资金流向特征篇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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