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济学概括篇1

在学习琐碎的历史知识点时一般可采用字头概括法，即将这些知识点的第一个字（少数为第二字或第三字）串联起来，组成一个词或一句话。如明代从国外引进的作物：玉甘向马花（玉米、甘薯、向日葵、马铃薯、花生）；我国863计划涉及的八个领域：新生激光自信能航海（新材料、生物技术、激光技术、自动化技术、信息技术、能源技术、航天技术、海洋高技术）；三次工业（科技）革命的主要成就：第一次是珍蒸火轮（珍妮机、蒸汽机、火车、轮船），第二次是灯内汽飞（电灯、内燃机、汽车、飞机），第三次是原计航生（原子能、计算机、航天技术、生物工程）。

二、浓缩概括法

在学习内容比较多、比较长的知识点时一般可采用浓缩概括法。如北魏孝文帝改革的主要措施有：在朝廷中必须使用汉语，禁用鲜卑语；官员及家属必须穿戴汉族服饰；将鲜卑族的姓氏改为汉族姓氏，把皇族由姓拓跋改为姓元；鼓励鲜卑贵族与汉族贵族联姻；采用汉族的官制、律令；学习汉族的礼法，尊崇孔子，以孝治国，提倡尊老、养老的风气等。这些措施可以浓缩概括为：说汉语、穿汉服、改汉姓、与汉婚、用汉制、学汉礼。又如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的内容是：割香港岛给英国；赔款2100万元；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英商进出口货物缴纳的税款，中国须同英国商定。这些内容可以浓缩概括为：割地、赔款、五口通商、关税共商。

三、多角度概括法

在学习国家政策、改革内容、革命或改革的历史意义、人物的历史功绩等知识时一般可采用多角度概括法，可以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思想文化、社会生活等方面来概括。如二战后美国实施冷战政策，政治上，提出“杜鲁门主义”；经济上，实施马歇尔计划；军事上，建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又如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政治上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经济上推动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思想上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社会生活上导致社会习俗发生变化。

在用多角度概括法概括中国古代经济的发展时可从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等方面入手。如人教版中国历史七年级下册第10课《经济重心的南移》中，两宋时期的经济发展可以概括为：

在用多角度概括法概括某个历史时期的文化时可从思想、教育、科技（包括天文、历法、数学、医学、农学、地理学、发明等）、史学、文学、艺术（包括书法、绘画、雕塑、音乐等）等方面入手。如在学习人教版中国历史七年级上册第21课《承上启下的魏晋南北朝文化（一）》时，可以将相关知识概括为：

四、比较概括法

在学习相同类型或相关相近的知识点时一般可用比较法列表概括。如两宋时期与两宋并立的少数民族政权情况，可列表如下：

又如解放战争时期的三大战役的相关知识点，可列简表如下：

五、歌诀概括法

歌诀读起来朗朗上口，很符合中学生的认知特点，合理使用歌诀概括法能够大大提高学习效率。如人教版中国历史七年级上册第10课《“秦王扫六合”》的内容用歌诀概括法可概括为：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大统一；定都咸阳称皇帝，中央集权制建立。中央丞相和太尉，御史大夫辅皇帝；地方推行郡县制，三十六郡始设置。统一货币度量衡，小篆成为规范字；焚书坑儒搞专制，古代文化受损失。北拒匈奴修长城，开发南疆开灵渠；西起临洮至辽东，万里长城称奇迹。秦朝疆域广又大，东到东海西陇西，北从长城到南海，疆域四至勿忘记。又如人教版世界历史九年级下册第8课《美国经济的发展》的内容用歌诀概括法可概括为：美国经济多变幻，周期发展分阶段。教育科技走在先，西部南部齐繁荣。70年代（20世纪，下同）危机生，通货膨胀浪未平。80年代作调整，政府外债又飙升。90年代新经济，信息全球两特征。

六、数字概括法

数字概括法常用来概括某一课或某一具体的知识点。如隋朝大运河的相关知识可以概括为“一二三四五六”，即一条贯穿南北的隋朝大运河；全长二千多公里；有涿郡（北端）、洛阳（中心）、余杭（南端）三个端点；分为永济渠、通济渠、邗沟、江南河四段；连接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流经今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浙江六个省。又如人教版中国历史八年级上册第15课《“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的相关知识可以概括为“二一一”，即二次事变：卢沟桥事变，八一三事变；一条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全民族抗战；一次惨案：南京大屠杀，日军屠杀中国军民30万人以上。

七、知识体系概括法

知识体系概括法常用来概括某一课或某一单元的内容。如可用知识体系概括法来概括人教版中国历史八年级下册第5课《三大改造》的相关知识：

又如可用知识体系概括法来概括人教版世界历史九年级下册第六单元《亚非拉国家的独立和振兴》的相关知识：

西方经济学概括篇2

历史阶段特征的归纳概括，就是通过对此阶段相关内容的重新整合和抽象，以形成质量更高、结构更强的知识系统，以培养学生的历史整体思维和宏观把握能力。归纳概括的步骤是先列出此阶段的重大事件，然后对此阶段的重大事件进行分类整合，抽象出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的领域特征与总体特征。

1.明清时期中国：从总体上看，明清时期处于由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的前夜，统一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发展。具体来说：（1）政治上：君主专制制度空前加强并发展到顶峰；市民工商业者力量日益壮大，但未形成新的阶级力量。（2）经济上：农耕经济高度繁荣，统治者重农抑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明朝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并缓慢发展，带有向工业文明转型的趋势。（3）思想文化上：统治者实行文化专制，理学走向极端，束缚人们思想发展；带有反封建色彩的早期民主启蒙思想产生；小说成为文学主流，京剧产生发展，文人画成为绘画主流。（4）对外关系上：由开放逐渐走向闭关自守，逐渐脱离世界；西方殖民势力东来，中国人民开始反侵略斗争。（5）民族关系：坚决同分裂势力斗争和反对外来侵略，统一多民族国家得到巩固发展。

2.明清时期西方：从总体上看西方主要国家由农耕文明逐步向工业文明转型。具体来说：（1）政治上：西方主要国家封建专制统治日益腐朽；资产阶级力量日益壮大，资产阶级统治与代议制逐渐确立。（2）经济上：资本主义工商业产生、迅速发展并进行工业革命，工厂逐渐取代手工工场。（3）思想文化上：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推动人们思想不断解放，天主教神学思想的统治地位日益削弱；近代科学技术迅速发展。（4）对外关系上：进行新航路开辟和早期殖民扩张，积极发展对外贸易，拓展国际市场。

总之，通过对明清时期中西方基本史实的归纳概括，明清时期中国与西方历史阶段特征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具体体现清晰可见，初步将纷繁复杂的历史知识系统化、网络化。

二、入乎其内探究明清时期中西方历史阶段特征之内在联系及中西方之异同

归纳概括，形成的历史阶段特征，学生获得的历史知识只能是肤浅的、机械的，并不能灵活应用，内化成自己的答题能力。因此，必须加大思维力度，入乎其内，多角度、多层次地对历史阶段特征进行动态的分析，找出其中的因果联系，加深学生对历史知识的理解。以下举例说明：

1.历史阶段特征之内

首先以明清中国为例，一定社会的思想是一定社会政治经济的反映，明清时期反封建的早期民主启蒙思想的产生，实质上是政治上封建专制统治日益腐朽，经济上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在思想领域的反映。再以明清时期西方为例，资产阶级代议制的确立实质上是政治上资产阶级统治确立、经济上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思想上启蒙思想广泛传播的必然结果。当然，像这样的内在联系举不胜举，只要我们能依据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基本观点，举一反三，必将加深学生对历史知识内在联系的把握，提高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与解决问题能力。

2.历史阶段特征之间

明清时期中西方历史阶段特征及具体表现的异同

通过上述表格，我们可以清晰看出明清时期中西方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外交方面的异同，也轻易的让学生在历史学习中超越国界，将中国历史置于世界大背景下进行考察，同时也使明清时期中国与西方不同发展态势以及其他一些相关现象的内在原因不言自明，使学生的知识体系更加系统完善，知识应用能力与思维能力进一步增强。

三、学以致用，强学生运用明清时期中西方历史阶段特征解题之力

西方经济学概括篇3

一、理论的困惑

1.财务会计

财务会计于20世纪30年代在传统会计的基础上有了很大发展。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导致了财务会计信息的使用者与提供者的分离。为了保证信息的可靠与公正，提高会计信息的可比性，必须对会计信息产生的过程进行规范，由此形成了规范会计理论。在规范会计理论的指导下，各国相应制定了规范会计实务操作的会计准则（会计制度）。会计准则包括基本假设、历史成本计价原则、收入实现原则和权责发生制等。但是，客观经济环境对这些假设和原则提出了全面的挑战。然而，这些原则和假设是现代财务会计的基石，它们的动摇势必影响到财务会计这门学科的存在。

2.财务会计概念结构

财务会计概念结构一般不直接规范会计实务，因此，它作为普遍运用的理论框架似应高于会计准则。但是，其概念结构不够具体，在可操作方面不如会计准则。它所描绘的是一组概念，这些概念必须贯穿到并统驭着所有的准则，从而对财务会计的程序与方法起着普遍的规范作用。所以，在概念结构的文件中要有一致的看法，不能等同于学术著作，反映不同的观点或体现百家争鸣。我们可以看出，财务会计的局限性与财务会计概念结构的约束有关，如资产要素的定义，美国FASB的定义是指某一特定主体由于过去的交易或事项而获得或控制的可预期的未来经济利益，这个定义没有指出对未来经济利益如何计量；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对资产的定义是：企业拥有或控制的能以货币计量的经济资源，包括各种财产、债权和其他权利，这个定义虽指出货币计量，但并未回答如何计量，是对资产形成过程的计量，还是对资产未来潜能的计量？又如，两个重要的信息质量特征――相关性和可靠性，理想的情况是二者都要保证，但当二者发生矛盾时，哪个更为重要？因此，财务会计概念结构的内容直接影响到最终的会计信息。

3.会计基本理论

再深入一步，我们会发现，财务会计概念结构的研究是受制于会计基本理论问题的。会计基本理论的内容是会计学科最基本的理论问题，它构成会计学科最基本的框架，会计的本质、对象、职能、属性等，这些基本问题和财务会计概念结构的内容有着一定的联系，有的甚至是一一对应的，从另一方面来讲，概念结构是会计基本理论内容的具体化。如，会计本质和社会环境的研究确定了会计基本前提；会计职能对应会计的目标；会计对象规定了会计要素等。通过这样的分析，我们将财务会计实践中碰到的问题，用“脱衣法”层层追溯到会计基本理论问题。透过现象，我们注意到我们忽视了会计基本理论的研究。对会计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认识不足或者存在很大差异，用含糊不清或者有争议的概念去指导会计实践，难免会遇到各式各样的问题。

二、如何建立中国特色的会计理论

中国会计学会提出的我国会计理论建设的目标模式是：“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会计理论与方法体系”。介绍和引进大量西方市场经济环境下的会计理论，目的是为了消化和吸收其精华，结合我国会计实践，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会计理论。我认为，这种理论应在研究方法、研究风格和理论内容三个方面体现中国特色。

1.研究方法

和其它经济学科一样，会计理论的研究方法也包括三个层次：方法论、基本方法和具体方法。我国会计理论研究应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方法论基石，这与西方会计理论研究的哲学背景有着根本的区别。西方会计理论家奉行实用主义哲学，倡导有用即真理的务实精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在于物质的运动性、矛盾性和实践第一的观点。根据实践第一的观点，中国会计理论的特色应来自于中国会计实践的特殊性。中国会计实践是中国经济实践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微观经济（管理）理论是宏观经济（管理）理论的基础，宏观经济（管理）理论是微观经济（管理）理论的指导。会计学属微观经济（管理）学的内容，这也是为什么当前会计学研究向经济学（管理学）寻求指导的重要原因。

对于会计理论研究的基本方法，西方会计理论界做出了较大的贡献，尝试了许多方法来研究会计问题，总括起来有逻辑的研究方法（归纳法、演绎法）、历史的研究方法、实证的研究方法、数学的研究方法、经济的研究方法、“三论”（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的研究方法等。西方会计学界在研究方法的应用上走过了一条由“归纳法―演绎法―实证法”的道路，目前，实证法正方兴未艾。西方在基本方法的使用上往往走极端，采用一种方法而否认另一种方法，没有看到各种方法都有优点和局限性，它们之间存在互补性。因此，中国会计理论研究的基本方法，应强调各种方法的综合运用和互补。

2.研究风格

研究风格主要指理论的研究起点和研究路径，这与研究者的文化背景和社会环境密切相关。关于会计理论的研究起点，理论界存在着几种不同的观点，有本质起点论、对象起点论、环境起点论、目标起点论等，如何看待这些观点，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美国的会计理论研究从假设―原则―准则模式转向目标―质量特征―要素的确认、计量与报告模式的原因何在？作为理论研究的起点，应该具备什么条件？理论研究的起点是否应和理论表述的起点相一致？这些问题需要我国会计界作进一步探讨。

西方经济学概括篇4

20 世纪60 年代以来，全球经济步入后工业时代，工业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转型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服务业在就业和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不断加大，到21世纪初，全球服务业增长值占GDP比重63%，主要发达国家占到71%，多数国家服务业就业人数已经超过第一、二产业的总和。我国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报告概括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产业结构转换特征，认为这个阶段“是由农业人口占很大比重、主要依靠手工劳动的农业国，逐步转变为非农业人口占多数、包含现代农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工业化国家的历史阶段”。之后我国的服务业从理论研究到实践，步入快速了快速发展阶段。2010年国务院公布了首批国家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城市，湖南衡阳市成为全省唯一入榜城市。本文拟综述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理论研究成果，为正确指导衡阳服务业的建设和高职院校的现代服务业的相关专业建设提供借鉴。

一、第三产业的概念

服务业概念的提出和西方经济学家所谓的第三产业密切相关。因此要准确理解服务业，必须充分理解第三产业的概念。最早在17世纪末（1690），威廉・配第就阐述了有关第三产业的思想。此后，萨伊、西斯蒙第、李斯特、西尼尔以及马克思等经济学家从不同角度对第三产业进行了分析，在不同程度上揭示了第三产业经济范畴所涉及的经济规律。直到1935年，英国经济学家、新西兰奥塔哥大学教授埃伦・费希尔在其所著的《安全与进步的冲突》一书中，最先提出了“第三产业”概念，并用于国民经济产业结构的划分，从而形成三次产业的分类法。按照费希尔的观点，“第三产业”泛指旅游、娱乐、文化、艺术、教育、科学和政府活动等以提供非物质性产品为主的部门。1957年，英国经济学家柯林・克拉克丰富了费希尔第三产业概念的内涵，在其出版的《经济进步的条件》第三版中，把国民经济结构分为三大部门，即：第一大部门以农业为主，包括畜牧业等；第二大部门包括制造业、采矿业等；第三大部门是服务业，包括建筑业、运输业、通讯业、商业、金融业、专业化服务和个人生活服务、政府行政、律师事务和服务军队等。我国依据《三次产业及经济行业分类标准》把第三产业分为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金融；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国际组织共十五类。

二、服务业的概念

西方经济学概括篇5

中图分类号：F0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07)07－0016－05

经济学是研究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以及人们在经济活动中如何进行权衡取舍的学说，资源稀缺性和人的欲望无限性的基本矛盾决定了经济学存在的必要性，使人们不得不作出权衡取舍，以有限的资源来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的欲望。当代经济学学派纷繁多样、错综复杂，但是，真正形成体系的是马克思经济学和由西方新古典主义以及凯恩斯主义组成的西方主流经济学两大流派，它们互相对峙，相互竞争。两大经济理论体系究竟是具有相通之处，进而存在着相互融合、互相补充的可能，还是完全对立、无法耦合的两大逻辑体系，迄今为止，并未有确定的结论。马克思经济学范式和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究竟谁是科学的理论，我们暂不轻易地下结论，但可以肯定的是，作为对经济学问题进行系统回答的经济学思想体系，无论哪种经济学，它都只是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相对正确地解释了世界，并赋予经济实践活动以相对真理性的理论指导。

一、范式与经济学范式

托马斯・库恩(Thomas Samuel Kuhn)和伊姆里・拉卡托斯(Imre Lakatos)认为科学的全部是方法、研究课题和范式fParadigm)。范式一词首先由科学史学家和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年第一版)一书中用于科学史和科学哲学领域。库恩后来在斛学革命的结构》第二版中对范式作了相对通约的定义，指出范式是观察世界和实践科学的方法，是特定学科的一般研究人员所共同掌握的信念、价值标准、技术手段等的综合体。范式一词包括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两个方面：一方面它是指世界观，即共同信念及价值标准；另一方面，它是指方法论，即一套概念体系及分析方法。

库恩的范式概念被引进西方主流经济学，主要表现在边际主义的发展中。Peter Urbaeh指出： “经济学作为一种范式，最重要的恐怕要数边际主义的发展，尤其是主观效用价值论以及随之而来的边际分析方法”。后来，经济学家从这个一般方法中选出一部分用以构造其独立的范式，形成了主流经济学范式。主观效用论和边际分析方法迅速成为经济学者们共同的分析工具，也由此推动了新古典主义主流地位的形成。宏观经济学内部也有相对立的范式：既有以理性预期为基础的市场出清假设，即古典宏观经济学，也有凯恩斯主义和后凯恩斯主义范式。

马克思经济学范式则擅长对规模宏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演变规律以及经济系统的历史性、整体性和社会性进行分析，遵循“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生产价格论”的基本逻辑结构，以科学抽象法、辩证法、逻辑和历史的统一法作为其基本的方法论原则。

然而，范式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范式作为一门学科知识的概念体系和分析方法，在经济学科范围内易被一批理论家和实践者所共同接受，并作为交流思想的共同工具，进而促进经济理论的系统化、科学化；另一方面，范式会使得各经济理论体系下的研究者产生“惰性”。经济学理论作为一个总体的逻辑系统，需要接受经济问题和经济实践的检验。在既定范式的支配下，只要现有范式的逻辑体系和方法论能够在一定经济分析工具的帮助下合理地解释经济现象，这种范式就会得到认可和维护。即使经济分析的逻辑结论和现实经验并不相符，经济学家也不会怀疑范式本身是否出现了危机，通常是通过修正自身对范式的认识和理解，将反常的经济现象勉强纳入到既定范式所蕴含的逻辑空间中，进而去维护旧范式，从而阻碍科学的进步。因此，在批判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和马克思经济学范式、构建中国经济学之时，要特别小心地寻找和建立自己的经济学范式，使其走向科学，并将其纳入到时代的背景之下。应充分认识到，经济学的范式不是一经形成就一成不变，而是在历史的演进过程中有其历史的、动态的发展逻辑。

二、马克思经济学范式与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的异同比较

马克思经济学范式与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在逻辑前提、研究方法、核心概念和逻辑体系等基本要素方面，都存在着较大的区别。

(一)马克思经济学范式

马克思经济学范式主要是以资本主义社会为研究对象，研究的重点是社会的生产关系，目的在于揭示一定生产方式条件下的特殊经济规律。马克思经济学理论框架的生命力根植于各概念、范畴之间较强的逻辑关系，对资本主义在19世纪已经达到的生产力水平及其带来的生产关系变化作出了最科学的概括。可见，马克思经济学体系是从总体上去把握社会经济关系，整个体系的概念、范畴、环节之间有着紧密联系，并从抽象到具体，运用唯物辩证法的科学的方法论，这样不仅可以正确地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可以此来指导现实。

方法论往往是经济理论体系稳定范式形成的先导和标志。马克思经济学方法论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基本指导思想，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形成自己的方法论体系，并奠定其方法论基础。马克思在批判继承古典经济学方法论、反对庸俗方法论的过程中，把以往的经验归纳法与抽象演绎法的结合推向了高峰，以辨证逻辑和规范分析作为主要分析工具。此外，也采用了分析与综合的方法、归纳与演绎的方法、数学的方法等。其中，最重要的是历史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体现了马克思经济学方法论的本质特征，它在方法论上打破了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把资本主义制度永恒化的神话，指出了人类经济发展的历史道路。

由于马克思经济学范式的“追随者”和“维护者”曲解了经典作家的原意，过分注重对生产关系的研究，而忽略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中交换关系的研究，导致其理论分析的范式脱离了现实的经济过程和经济实践。马克思经济学当然不是单纯研究人与物、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后人把提高经济效率、合理利用资源、加速经济发展都看成是人与人的关系。这种过分强调事物的本质，导致了后人和理论应用者对马克思经济学范式应用的僵化。作为一个科学的经济理论体系，其分析范式应强调经济学的“致用性”，而不是将自身导向经济哲学的虚幻高度。西方主流经济学最为人诟病的是其并不注重将历史和制度因素作为理论分析的重要变量，而马克思经济学者也绝不应该将一个半世纪前形成的马克思经济理论体系当作是一成不变的、僵化的理论范式，如果将马克思经济学理论已经解释不了的经验事实硬要勉强地将纳入到其分析范式所蕴含的逻辑空间内进行分析，那么，只会使其丧失范式转换

的空间和生命力。因此，维护和巩固马克思经济学范式的真正科学的态度是辩证地继承和发展，而非一味盲目地维护。

(二)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

西方主流经济学主要由以瓦尔拉斯一般均衡为基础的新古典主义(从马歇尔和瓦尔拉斯开始)和对马歇尔过程分析进行了发展的凯恩斯主义组成，当代主要以萨缪尔森等新古典综合、货币主义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为代表。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围绕假定前提、硬核、防护带、方法论原则等固定的思维和认知模式，强调事物的开放性、无序性、不确定性、非线性等对经济活动的影响。自马歇尔以来形成的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的硬核主要有三个部分：理性选择、稳定性偏好和均衡状态。防护带也分为三个部分：经济主体面临的市场环境是充分竞争；经济主体面临的世界是无摩擦的世界；经济主体拥有的信息是完全信息。

西方主流经济学注重经济运行机制等一类较低理论层次的分析，注重运用富有特点的新颖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并不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部联系，其研究目标是实用化和总量分析。西方主流经济学一经形成，再没有进行过整体理论范式的转变，而是致力于在新古典主义以来所形成的主流范式基础上，进一步通过数理化手段对主流范式进行维护和巩固。Robert Kuttnet(1987)指出：“就方法而言，标准经济学高度抽象，倚重……数学和演绎，并不孜孜计较体制”。如果单纯进行理论分析，在一个相对封闭、静态的经济体系中，这种分析方法有助于对复杂的经济现实进行抽象地把握，也有助于顺利构建经济理论体系。在假定前提的基础上进行演绎逻辑推理，进而得到结论，仅仅从理论体系本身而言，这种分析没有问题，这实际上也是经济学范式不同于其他理论的独特之处。这种发端于李嘉图的抽象演绎方法是独创性的，它指出了通向现代经济分析的道路，并产生了最终可能转化为数学形式的定理。

由于西方主流经济学未随时代变化而进行整体的理论范式变迁，因此，随着时代的发展，其范式的“硬核”、“防护带”均受到了理论与现实的冲击。对物与物关系的分析代替对社会生产关系的分析，非历史地说明在资源稀缺条件下人们怎样最有利地生产与使用资源和物品，把生产关系排除在研究方法之外，并把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抽象为单纯制造产品的劳动过程，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作为既定的前提基点来研究经济现象，企图以所谓纯科学的方式(实际是自然科学的研究方式)去研究经济现象，而避开诸如价值判断、思维规范等主观因素，使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看不到社会关系的实质，使其成为了一门“现象经济学”。

三、马克思经济学范式与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的耦合

经济学范式发生了危机，一方面说明过去的经济理论对现实世界的无能为力；另一方面，也说明大批理论家和实践者对世界的本质认识又前进了一步，又向真理接近了一步。当范式发生危机时，也正是理论创新的好时机。经济学范式的具体内容除了隐含在背后的世界观、价值观外，通常还包括经济学的概念体系、假定前提、逻辑结构以及研究方法等。具体来说，马克思经济学范式和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的耦合也就是这些要素的耦合。

(一)背景

1.理论背景

理论的积累推动着经济学范式不断向前演进。经济理论最初源于人类实践，人类运用演绎思维能力，通过归纳形成了经验性理论。在假设演绎模型的基础上，通过间接验证原理来进行理论检验，避免归纳逻辑可能存在的缺陷，从而产生了逻辑性理论。当在实践中进行解释和预言时，人们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在原有理论的假设前提和概念基础上加入新的假设和概念，以符合检验现实的需要，因而得到了解释性理论。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经济学范式的理论基础，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亚当・密斯、李嘉图等范式的理论基础。供求论、费用论、要素论(三要素论、四要素论)、效用论等，则是古典和新古典学派范式的基础，甚至也是新制度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知识经济表明了知识对经济发展的决定性作用，知识创造价值，因而把“知识劳动价值论”作为新范式的理论基础，是顺理成章之事。知识劳动价值论要作为两大理论范式融合的理论基础，需要其合理而有效地吸收劳动价值论、费用论、供求论和效用论的科学成分。此外，多学科交叉与多视角审视为经济学范式提供了演进空间，经济学数学化就是在经济学和数学两门学科本身获得极大发展以及相关理论积累取得了质的飞跃的基础上发生的。物理学、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其他学科的渗入，更为经济学范式演进开辟了广阔的前景。惟有如此，经济学范式才可能在经济学理论积累的推动中不断向前演进。

2.实践背景

实践的发展是经济学范式演进的根本决定因素，经济学范式的转换也与一定的社会条件紧密联系。经济学理论不可能超越历史凭空设计出问题和对象，现实经济发展的历史性与必然性蕴含着经济学范式演进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客观经济过程的发展变化，使经济学拥有一个动态的历史发展逻辑，具体表现为经济学范式及范式的转换。从国际范围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对立的社会制度相互并存。社会主义一方面面临着经济全球化和发达国家信息经济、网络经济等新经济的挑战，经济的全球化、信息化已经成为时代特征，人类进入“全球化”时代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经济趋势；另一方面，社会主义面临的主要矛盾不再是阶级斗争，其主要任务是大力发展生产力，促进经济发展，以满足人民群众不断提高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时代背景的变迁和实践对理论的要求，必将加快经济学范式的转换。

(二)内容

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是两个理论体系，，其基本前提、基本方法和基本内容都有较大差异，要完全融合为一体是不可能的，只能是在若干范畴、概念、方法上的交叉和吸纳。拒绝吸收西方经济学的优秀成果是错误的，但试图全盘照搬西方经济学原理并应用于中国的实际，也是注定行不通的。

1.假定前提的耦合

“人”是所有社会科学的核心。“人”是多种社会属性的复合，经济属性是其一，所以，经济学认定“经济人”是其范式的核心。亚当・斯密提出“经济人”假设，即经济活动中的人都是以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为目的，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西方经济学继承了斯密的“经济人”假设，形成了在这一假设下证明“看不见的手”原理正确性的基本分析范式。此后，这一分析前提再没有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在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传统的经济学分析要么回避对人的性质的分析，要么把人假设为利他主义者或“道德人”。“这种分析假设，既不符合客观实际，同时也阻碍了我们对问题的深入分析”。

在马克思经济学范式和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的融合与发展的过程中，经济学分析中的人既不完全是亚当・斯密假设的“经济人”，也不完全是我们传统经济

学分析中的“利他主义者”或“道德人”。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具体到经济活动中，就是人的经济行为从本质上要受到当时的生产关系的制约。在私有制的生产关系下，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基于分工和交易基础上的竞争成为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此时，如果市场经济中的个体在经济活动中的行为是利他而非利己，那么经济个体可能会在竞争中被淘汰，出于趋利避害的本能，该经济个体选择了“经济人”行为，这是合理的。但是，如果人所处的生产关系发生变化，那么这种假定就是不合理。例如，在原始社会的经济形态条件下，由于并未出现分工和交易，合作而非竞争是当时经济活动的主要特征，此时，如果把人定性为“经济人”并不合逻辑。私有制都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特定社会经济制度，在此条件下形成的“经济人”也只是一个历史的概念，不可能概括人的全部本质。

承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是具有自利性质的人，对于统一现行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假设，调整经济学分析范式，深化在人具有自利性前提条件下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研究，将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否则，马克思经济学范式和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的耦合将缺乏最基本的前提和基础，当然，更谈不上经济学范式的突破与发展。

2.核心概念和逻辑体系的耦合与创新

概念体系的创新过程是对传统的概念体系的扬弃过程，它可赋予传统概念以新的含义，也可直接创造出新的概念，使经济学的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时代。如剩余价值概念促成了马克思经济学范式的形成、交易费用概念促成了新制度经济学范式的形成等。在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经济学两个理论体系中，存在着有一系列对立的核心概念。这些核心概念之间的分歧是成为两大范式耦合与创新的障碍。

(1)价值与价格。价值概念在马克思经济学中有着独特的含义，是马克思经济学体系中的核心概念，其定义为“凝结在商品中一般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价值”一词代表“使用价值”或“效用”，而“价格”成为实现一般均衡的惟一力量。是以价值为基础，还是以价格为基础，这已经成为区分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经济学范畴的一个重要标志。价值和价格作为理论基础能否统一，是否有共同存在的平台，这将成为马克思经济学范式与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耦合和发展的基石。樊纲曾尝试建立一种新的交换价值理论，使劳动价值论和边际效用价值论有机地结合起来，对阻碍这两大范式耦合的概念进行了尝试性的统一。

(2)阶级与个体主义。阶级是马克思经济学中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却受到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极力排斥，他们极力推崇个人在经济体系中的作用。其实，马克思经济学强调的“阶级”是一个社会存在，有其历史规定性。对个人行为的理解，应该放入“阶级”的背景中予以考虑。个人行为的性质是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的深刻性与群体有关，二者是辨证的关系，并非根本对立。西方经济学家D・诺斯在借鉴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的基础上，发展了新的国家理论，并在经济史分析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我国部分马克思经济学者借鉴个体主义分析了经济现象，结果也有异曲同工之意。因此，排除对阶级和个体主义的偏见，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才有可能为马克思经济学范式和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的耦合提供新的核心概念。

在对两大范式的核心概念进行比较和耦合的基础上，建立新的经济学范式还需要相对规范而统一的逻辑体系。就基本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而言，规范而统一的逻辑体系包括从界定经济环境到设定行为假设、给出制度安排、选择均衡结果以及进行评估比较，从提供研究平台到建立参照系、给出度量标尺以及提供分析工具等。㈣两大范式耦合和发展后的新经济学范式的分析框架应具有较高的规范性和较强的逻辑一致性。惟有如此，一个逻辑体系科学严密、研究方法先进的现代经济学范式才能得到支持与发展。

3.研究方法的耦合

研究方法的耦合与创新是经济学范式转变与发展的重要内容。在研究方法上，马克思经济学范式和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最具对立性的是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强调实证研究，通过理论研究为政府和经济主体提供可选择的政策建议，即“致用性”是第一位的，实证分析成为其主要分析方法，其范式通常具有在不作出价值判断时分析经济行为与运行过程的一般规律的特点。与之相对，马克思经济学范式，比较强调规范分析法，以共产主义信仰为坚定不移的价值判断标准和逻辑前提，形成了考察经济行为后果的规范分析范式。

西方经济学概括篇6

一、虚拟经济的含义随着社会的发展，虚拟经济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然而国内学界对虚拟经济的定义却相当多样化。其中，毕芳(2005)总结出17种定义，而张小瑛将诸多定义汇总成13种观点，成为目前较全面的总结。十六大报告中提出要正确处理好“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从政策层面明确了虚拟经济的地位和意义。从语义上讲，虚拟经济与virtual economy是严格对应的，没有歧义。但是，中国学界所称的虚拟经济并非西方学界的virtual economy，Ill而是Fictitious Economy。

 

西方学界有三个不同概念在汉语中都译为虚拟经济：Fictitious Economy、Virtual Economy、。其中，Fictitious Economy是指证券、期货、期权等虚拟资本的交易活动；Virtual Economy是指以信息技术为工具所进行的经济活动．也有称之为数字经济或信息经济：Vi8ual Economy是指用计算机模拟的可视化经济活动。【2】从理论研究角度考虑，三个不同的英文概念应该对应三个不同的中文概念。然而这种“三合一”的状态却延续至今。

 

目前国内学者提到虚拟经济时，基本上都是指第一种概念，即Fictitious Economy。而事实上。在语义上与虚拟经济最为匹配的是Virtual Economy。之所以出现这种错位的部分原因是由于Virtual SPA)If—和Visual Economy的研究在当时处于初级阶段．国内学者研究较少，涉及经济学领域的更不多见，因此出现了这种张冠李戴的情况。随着后两个“虚拟经济”研究的发展．特别是Virtual Economy成为西方经济学领域的研究热点之后．中外学界在基本概念上的矛盾也更加明显。

 

将所有国内虚拟经济的定义进行综合比较后。

 

我们可以梳理出两种主要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虚拟经济与西方学界的金融概念基本一致．主张在国内外一致的研究平台上进行工作。另一种认为虚拟经济是中国具有原创性的概念。是以观念为基础的定价方式。[3】

 

前者侧重于从实践划分的产业范围入手，在外延上定义虚拟经济．后者则侧重于从内涵上定义虚拟经济。而一般来说，只有从内涵与外延两个方面出发才能够较准确地定义概念。从这一立场出发，我们发现目前对虚拟经济的诸多定义具有基本相同的内核，只是角度不同。这也是中国虚拟经济研究在概念不明确的基础上能够继续进行的原因之一。

 

西方学界定义的虚拟经济概念是以金融为主体的。至于房地产业的虚拟化，某种程度上就是属于大金融概念的一部分，或者可以看作是其延伸。

 

其他各个方面与金融的本质并不矛盾。现实在发展。金融的外延也在发生变化。金融经济概念的扩展基本可以等价于虚拟经济的问题。因此，我们认为刘骏民所作的广义概念可以作为共同的研究基础。即：虚拟经济(Fictitious Economy)是指观念支撑的价格系统。主要包括金融、资产化房地产等研究领域。

 

二、虚拟世界经济的含义虚拟世界经济是指与虚拟世界相关联的经济现象和活动的总称。狭义的虚拟世界指社交网络和网络游戏等所构成的虚拟空间．广义的虚拟世界则是一种动态的网络社会生活空间。前者主要从消费和娱乐的角度进行定义．后者在前者的基础上还包括企业的虚拟化运营等生产性概念。现阶段虚拟世界经济的主要支撑是消费性产业。即网络游戏和社交类网站．因此通常所说的虚拟世界是指其狭义的概念。

 

虚拟世界的发展基于互联网经济和信息产业的发展。它主要包括虚拟现实世界和虚拟主题世界。前者包括Second life(简称SL)之类的网络游戏【4】

 

及Facebook之类的社交网站。人们没有统一的目的和任务。更类似于简化版的现实社会，沟通和交流是其本质内容；后者包括World of Warcraft(简称之类的网络游戏。其通常有明确的主题，是娱乐的方式。与虚拟世界相关联的经济问题包括其内部的经济体系和经济活动。也包括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在经济层面发生的联系。虚拟世界内部具有相对独立的经济系统，特别是在虚拟现实世界中，这些内部的经济系统通过两条重要纽带——真实身份与货币关联，与现实世界发生经济联系。

 

真实身份是历史的产物。在Facebook代表的新型社交网络出现之前．虚拟的身份是虚拟世界的特点之一。人们通过自由选择的角色存在于虚拟世界中，与真实世界的联系是非常薄弱的。但是是基于现实社会的真实身份所构筑的社交网络。这种真实性使虚拟世界的经济体系更加稳定，也使虚拟世界的经济现象与现实经济的联系更加密切。货币关联使虚拟世界中积累的财富更易转化为现实财富。在SL之类的虚拟现实世界中，人们获得的虚拟世界货币可以按照固定的“汇率”兑换成现实的货币。在WOW之类的虚拟主题世界中，人们通过第三方的交易平台出售虚拟世界的货币换回现实货币．兑换的标准则是随供需变动的浮动“汇率”。

 

真实身份和货币关联也使虚拟世界具有相对独立性。虚拟世界并非一个全新的事物，而是从现有世界中拓展出的一个新区域。是一个简化的现实世界．研究虚拟世界经济需要研究两个世界之间的互动关系。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的经济关系具有两个国家之间关系的特点。从某种意义上说类似于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关系．并且其中的人们都具有双重国籍。从这一角度考虑，二者的关系似乎可以运用国际贸易的相关理论进行分析。

 

对虚拟世界经济的研究远远落后于现实经济的发展。在SL中，用户可以通过3D建模制造虚拟物品进行销售．德籍华人Anshe Chung通过这种方式获取了25万美元的资产。经过权衡，她最后将制造虚拟物品的工作室迁至中国，利用中国成本较低的运营环境开拓市场。这种方式既是外包，又是虚拟世界中的生产。那么究竟应该如何定义这种行为刘骏民(2003)认为“在传统的成本定价与资本化定价方式之间尚有大量未被认真研究的领域。对精神需要的产品和服务进行描述的定价模型基本上是一个空白。”虚拟物品的价格是如何确定的?这种方式大量复制之后对现实经济会产生什么影响?这都是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

 

三、虚拟经济与虚拟世界经济的关系广义的虚拟世界经济对应着西方学界所称的虚拟经济(Virtual Economy)，与中国的虚拟经济概念有一定的联系。但是属于不同的领域。需要对二者进行辨析的原因之一是虚拟经济概念的混乱。虚拟经济对应实体经济，虚拟世界经济对应现实世界经济。如果说虚拟经济的产生是为了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那么虚拟世界经济则是人们消费和娱乐引致的一个必然趋势．它虽然在某些领域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但本质上是人们交流和互动的方式。

 

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是本体与衍生体的关系．而现实世界经济与虚拟世界经济的关系则更复杂。虽然虚拟世界也是在现实世界基础上构建的．但是除了物质基础之外它并不完全依赖于现实世界。虚拟世界有内生需求。例如。在SL中购买的房屋并非为了在现实世界中实现某种目的。而仅仅是为了满足虚拟世界中的需求。与此不同，虚拟经济最终要回归到实体经济。本质上来讲，虚拟经济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而虚拟世界在产生后则具有相对独立性。

 

我们并非要严格分割虚拟经济与虚拟世界经济一事实上这并不可能，而是要划分基本的研究 领域，避免出现理论与工具的错位应用。二者是存在交集的，例如电子货币的研究属于虚拟经济。本质上还是实体经济的一种支付手段。但是当电子货币的需求由虚拟世界产生时．就同时属于虚拟世界经济的研究范畴。虚拟经济和虚拟世界经济混淆造成的后果之一。是很多研究者将WOW中的金币视为网络公司发行的虚拟货币。事实上它仅仅是游戏内部流通的虚拟世界货币。并没有像Q币一样有明确的价格。然而，即使在运营商明确规定禁止现金交易的情况下．它在现实世界中仍然具有很大的交易量。在缺乏任何担保的情况下，这种现象非常不可思议。因为Q币之类的虚拟货币至少有运营商提供担保。只要运营商不破产，那么这种虚拟货币就可以兑换成现实货币。然而在WOW中。金币没有任何担保。人们为何愿意用现实的货币来交易它?这是我们研究虚拟世界经济的目的之一。SL之类的虚拟世界货币则具有虚拟货币的特点。虽然仅仅由公司提供担保，但是它们能够与现实货币直接兑换。

 

四、发展前景在1997年金融危机之前．国内对虚拟经济的研究并没有太深入。而这时的西方世界已经在金融背景下发展了相当长的时间。虚拟经济(在前期主要指金融)也受到了相当大的关注。现阶段，虚拟世界经济在西方学界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而国内仍未给予应有的重视。我们对虚拟世界的关注，还植根于对虚拟经济的理解，侧重于对虚拟货币的研究。

 

事实上，虚拟经济中的虚拟货币仍然以实体经济为基础，它仅仅是一种电子货币。对实体经济的影响非常有限。只有当这个虚拟货币的需求由相对独立的虚拟世界产生，并且由虚拟世界提供，它才对现实经济产生影响。而这正是我们忽视的领域。

 

西方经济学概括篇7

我国民事立法中至今未使用“物权”一语，但在民法理论研究中，物权是一个重要范畴。民法学界关于物权的概念有多种见解。如认为物权是权利人依法支配一定的物，并享有其利益的排他性权利；认为物权是指权利主体在法定的范围内直接支配一定的物，并排斥他人干涉的权利；认为物权是权利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按照自己的意志支配自有物或者依照授权支配他人的物，直接享受物的利益的排他性财产权[1](P300)；认为物权为直接支配特定物并享受其利益和排除他人干涉的权利[2](P19)。最新出版的《中国物权法建议稿》（梁慧星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3月出版，以下简称物权法建议稿）一书的作者认为，物权是直接支配特定的物并排除他人干涉的权利（物权法建议稿第2条）。

我们认为，以上民法学界对于物权的认识的一个明显缺陷是，都侧重于权利主体对于物的关系，没有注意到由于物的存在而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强调物权的“质”，没有认识到物权的“量”，即权利的边界性。产权经济学认为，产权不是指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而是指由于物的存在及关于它们的使用所引起的人们之间相互认可的行为关系。产权安排确定了每个人相应于物的行为规范，每个人都必须遵守他与其他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或承担不遵守这种关系的成本[3](P204)。经济学的这种理解有助于我们认识到物权的界区性、相互性。物权的界区性、相互性表现在法律上就是：或为禁止权利人为一定行为，或为要求他人容忍权利人为一定行为。一言概之，物权的经济意义就在于，为人们利用财产的行为设定了一定的边界，物权就是权利人在法律准许的范围内支配其财产，并承担相应支配结果的权利。据此，本文试运用法与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从以下几个方面对物权进行新的探讨。

一 物权与产权

随着改革进程的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民法理论研究的深入，物权法的制定也已提上了议事日程，物权制度及观念也逐渐恢复了其应有的地位。但是在对外开放之后，在向西方学习经济管理的过程中，由于英语在国际上的优势语言地位，我们主要是在向英美学习，尤其是通过经济学的大力引进和推介，英美法中的产权概念渐入人心，于是形成了物权与产权两种观念并行的局面。而且产权比物权更深入地融入了国民的法律意识，在大量的法规、规章中，在人们的交易实践中，都频繁使用产权一词，而物权则依旧主要只是一种传统大陆法学理概念。这种状况一方面反映了两大法系在我国融合的趋势，另一方面也从深层次反映出物权概念在现实生活中的局限性。

产权在英文中是property rights，直译即为财产权，因此产权就是财产权。由于“产权”一词是我国经济学界在研究西方产权经济学时引进的一个概念，并开始为法学界所关注；又由于产权一词是西方经济学尤其是英美经济学家在研究财产法律制度时经常使用的概念，因此在他们的著述中使用的产权指的是英美法系的财产权。之所以在我国出现产权和财产权共同使用的情况，只是翻译和使用习惯不同而已。有些学者认为产权是一个经济学概念，而财产权则是一个法律概念[4](P124)。其实，西方学者大多是从产权起源于资源稀缺的矛盾这一点上来界定产权的，正是在这个层次上，西方学者对产权作出了比较一致的初步的定义。按他们的定义，产权是指人们是否有权利用自己的财产去损害他人的利益，用德姆塞茨的话来说，“产权包括一个人或其他人受益或受损的权利。……产权是界定人们如何受益及如何受损，因而谁必须向谁提供补偿以使他修正人们所采取的行动。”[5](P97)怎样使人受益或不受损，建立什么样的产权规则，显然不仅仅是一个经济的问题，也是一个政治的和法律的问题。而且，英美经济学家并没有区分经济学上的“产权”和法律意义上的“产权”，正因为如此，在我国学者与科斯教授谈及这一问题时，他表示“我觉得这一点难以理解”[6](P26)。

产权一词在英美法中并无确切的涵义，只有在权利客体确定时，它才被赋予确定的涵义。从产权经济学家的文献中，我们可以归纳出产权有如下三层含义：

第一，完备的产权。完备的产权是指一个物品所能包括的权利束，都集中由一个主体所拥有，权利束集中而不分离。一个完备的产权包括：使用权，即在许可的范围内以各种方式使用物品的权利；用益权，即在不损害他人的条件下可以享受从物品中获得各种利益的权利；决策权，即改变物品的形状和内容的权利；让渡权，即通过出租把用益权转让给别人，或通过出售把所有权转让给别人的权利[7](P165)(P124)。这些权利构成完备的产权。不难发现，完备的产权在权利构成上相当于大陆法中的所有权。

第二，不完备的产权。不同时具备使用、用益、决策和让渡的产权就是不完备的产权。但是，不完备的产权不一定就是不独立的产权，产权独立的标志是产权的排他性和可转让性，否则即为“产权残缺”。同样，如果权利客体为有体物，那么不完备的产权类似于大陆法中的他物权。

西方经济学概括篇8

苏联社会主义建立之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难题就摆在了苏联面前。列宁曾提出了新经济政策，实行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允许发展商品交换关系，充分利用国家资本主义等政策，应该说这些政策是适应当时的生产状况的。但列宁去世后，斯大林逐渐放弃了新经济政策，发展出了经济上高度集中、政治上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模式的社会主义，在国际上他将这种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模式向其他国家强行推广。我国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基本框架就是吸收借鉴了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应该说，苏联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模式确实有其优越之处，但这种模式的问题也是明显的，那就是整个社会缺乏社会空间和社会活力，整个社会都被政治所宰控，企业生产什么，怎样生产都要服从政府指令。这种社会主义并没有融会贯通马克思的理论要旨，而是片面夸大了计划经济的作用。在这种社会状态下，不可能有市民社会，因为正如前文所说，市民社会是非政府的领域，是以商品交换关系为基础的，这些条件在苏联都不存在。市民社会没有现实基础，逻辑和历史是辩证统一的，所以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几乎没有人关注市民社会问题。我国改革开放之前的社会主义和苏联相似，没有社会空间，所以改革开放之前，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概念很少受人关注，相关的研究文章非常少。改革开放之后，尤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政府逐渐放松了对经济社会的管控，社会空间逐渐扩大，市民社会的现实基础有了，学界也开始关注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概念了。学界关注市民社会理论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的，邓正来和俞可平等学者对马克思市民社会思想在我国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目前有大量的有关马克思市民社会概念的论文公开发表，活跃在这一领域的著名学者有俞可平、邓正来、郁建兴、韩立新、张一兵、王南湜、李佃来等，也有相关著作问世，如郁建兴的《马克思国家理论与现时代》、蒋红的《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研究》、洪岩的《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研究》就是典型成果。我国学者对马克思市民社会思想的研究不仅有概念的辨析、文本解读，也有从哲学、政治经济学等角度进行研究；不仅重视马克思早期著作中的市民社会概念，也重视《资本论》等著作中的市民社会概念；不仅注重从文本中归纳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概念，还注重翻译、引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对马克思市民社会的研究，等等。可以说，到目前为止，马克思市民社会思想研究已经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话题了。总体而言，从市民社会概念在正统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的命运可以看出，市民社会概念存在一个被边缘化，而后又被重新关注的过程，从这一过程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些规律性的东西：第一，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是逻辑与历史的统一。市民社会概念之所以不被苏联马克思主义教科书所认同，就是因为苏联社会主义没有社会空间，没有市民社会的现实基础，作为现实能动反映的理论也自然没有为市民社会留下理论空间。而我国改革开放之后，社会空间的出现为市民社会理论提供了现实基础，实践的发展需要新的理论范式，市民社会理论逐渐为大家所关注。第二，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也反映思维方式的变迁。在苏联社会主义和我国改革开放之前的社会主义时代，我们的思维方式认定，只有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否则就是资本主义，这是当时的思维定势，改革开放后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丰富和发展，以及市民社会、人道主义等理论的深入研究反映了人们思维方式的变迁，已经从原来那种思维定势中解放了出来，形成一种新的更加符合中国实际的思维方式。第三，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马克思的话语体系也在发生着一定的改变。苏联时代和我国改革开放之前的时代，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话语体系主要是无产阶级、计划经济、公有制等等，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发展，一些话语开始发生改变，联产承包、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按劳分配等话语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话语体系。市民社会概念的被关注就是新的话语体系变迁的一个重要例证。

二、非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者对市民社会概念的传播

西方经济学概括篇9

法理学（90分）：包括法的本体论、价值论、作用论、运行论和方*。

西方法哲学（60分）：包括西方古代、中世纪、近代和现代的法律思想。

612法律史

中国法制史（报考中国法制史、中国法律文化方向100分；报考外国法制史、西方经济法制史方向50分）：中国法律的起源与奴隶制时期法制（包括中国法律的起源，夏、商、西周的法制，春秋时期的法制）；中国封建制时期的法制（包括战国时期法制，秦、汉朝法制，魏晋南北朝时期法制，隋、唐朝法制，五代十国与宋、元、明、清朝法制）；中国近代法制（包括太平天国法制，晚清法制的变革，南京临时政府、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法制，革命根据地人民民主政权法制）。

外国法制史（报考中国法制史、中国法律文化方向50分；报考外国法制史、西方经济法制史方向100分）：外国法制史基本理论、楔形文字法、印度法、古希腊法、罗马法、欧洲中世纪法、伊斯兰法、英国法、美国法、法国法、德国法、日本法、俄罗斯法、欧盟法。

613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宪法学（75分）：宪法概述、宪法权利与义务、国家机构、宪法制度和政策、宪法运行。

行政法学（75分）：理论：行政法概述、行政法基本原则、行政主体、行政行为、行政规范行为、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程序、行政协议、政府信息公开、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行政赔偿；行政法相关法律规范；行政法案例：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中涉及行政诉讼、国家赔偿的案例，人民法院公报案例中涉及行政诉讼与国家赔偿的案例，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公布的相关案例。

614 刑法学

刑法的基本概念、原则，犯罪论原理，刑罚论原理，刑法典和有关刑法修正案，有关刑法的司法解释。刑法分则中基本理论，有关罪名规定及适用。（150分）

615 民商法学

民法总论（包括权利的分类、法律行为、诉讼时效等）、意定之债（包括合同的成立、变更、转让、消灭、履行障碍及典型有名合同等）、法定之债（包括缔约过失、无因管理、侵权行为、不当得利等）、物权（包括物权种类、物权保护、物权变动、物权效力、占有等）、婚姻法、继承法、商法（包括公司法、保险法等）。（150分）

616诉讼法学

刑事诉讼法（75分）：包括任务和基本原则、管辖、回避、辩护与代理、证据、强制措施、附带民事诉讼、期间、送达、立案、侦查、审查起诉、审判组织、一审、二审程序、死刑复核程序、审判监督程序、执行、特别程序。

民事诉讼法（75分）：包括民事诉讼的基本理论、中国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主要制度、审判程序、执行程序、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

617经济法学

西方经济学概括篇10

二、概括段落大意、分层次

西方经济学概括篇11

区域概念过去常常被作为地域、地方、地区概念使用，主要因其与行政区域概念紧密联系有关。但即便是依行政区域划分，历代都有所变化，呈现跨区域行政交叉现象。如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的行政区域划分，“秦王朝统一岭南，置桂林、南海和象郡，现在的广西含当年的桂林郡全部，南海、象及长沙、黔中等郡部分地区”，足以说明当时行政区域划分与现在区域划分也有跨域交叉现象。在现代社会发展及其特定语境下，区域含义有所扩大和延伸，一方面在地理空间范围含义基础上，赋予其文化地理、政治地理、经济地理等空间范围含义；另一方面在行政划分所指区域含义基础上，超越行政区域而扩大延伸到非行政划分区域含义；再一方面扩大延伸为跨域、跨界所形成的区域范围，带有跨区域的特征和色彩。由此可见，以自然与文化相互关系构成的非行政化区域概念从古至今仍在使用。以江河湖海流域作为水域空间范畴的区域，如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等构成跨省水系区域；以洞庭湖为纽带与分界，划分湖北与湖南省域及其水系沟通形成的楚文化区域；以黄河为界划分河北与河南省域及其水系沟通形成的中原文化区域；广西西江水域由西向东的红水河与由北向东的桂江汇合入珠江，又构成泛珠江流域及其珠江水系区域；广西兴安自秦始皇统一岭南修筑灵渠，沟通北上的湘江水系与南下的漓江水系，形成湘漓分派与水域贯通的湘漓流域，形成跨省湘桂区域，等等。以山脉为纽带与屏障，五岭以南的广东、广西在先秦时期就称为岭南地区，此后所谓“两广”、“粤桂”表明其具有一定关联度的区域范围；处于岭南的广西与岭北的湖南通过湘桂古道形成湘桂走廊，构成湘桂之间连接的区域，等等。此外，以语言（方言）、民族、民俗、政治、经济、交通、历史渊源与文化形态为纽带构成的跨地区的区域概念使用不胜枚举。

其二，区域合作背景下的区域经济发展格局。现代社会发展及其文化语境下的区域概念使用，因全球化与多元化影响下的区域经济崛起以及世界经济共同体需求，越来越着眼于从经济发展视角建构与重构区域概念。从国际区域关系看，一方面基于国际社会及其世界各国发展需求，经历了“二战”后“冷战”时期的政治、军事、经济结盟以及意识形态阵营与三个世界的划分，形成国际社会（如联合国、世贸组织）以及一定范围内的区域性跨国联盟（如欧盟、东盟）等概念含义；另一方面，世纪之交以来在全球化视野中着重于经济的区域联盟或跨区域联盟，构建跨国、跨界、跨境的经济联合体、共同体、同盟体，以及不结盟的区域间合作、协作、协同关系，构成国际社会及其国际性区域经济合作基本格局。从世界性区域联盟产生背景与语境看，除相对于国际社会以及超级大国霸权，即区域相对于中心而言，带有一定的对抗性外，更多地是强调区域合作与协作，构成或紧或松的国际关系共同体与联合体。从国内区域关系看，在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背景下建构的区域发展视野中，除相对于中央而言的地方所指区域概念含义外，一般所指省市县乡行政区域；随着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相继构建非行政化的、依赖于一定的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基础的、以经济为纽带的、跨地区结合的经济开发区以及经济合作、协作区，如沿海经济开发区、国家经济开发区、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以及跨区域的“长三角”“、珠三角”经济合作区，还有更大范围的东部、西部、中部、东北等区域概念的划分。区域经济崛起与跨区域经济合作协作方式兴起极大地推动区域发展步伐，既通过竞争拉开区域间差距，率先成为经济发达地区；又通过区域合作协作，推动经济欠发达、后发展地区赶超跨越，逐步缩小区域差距，构成协同发展、共同富裕的趋向。总之，区域发展观念比任何时期都深入人心，区域经济发展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趋势。

其三，区域经济发展背景下区域文化兴起。经济社会发展在推动区域经济崛起的同时也推动了区域文化建设发展，区域文化的区域概念也随着区域经济发展而扩大与开放。文化的交往性、绵延性与包容性特点不仅促使区域概念含义理解不仅仅涵盖地域、地方、地区含义，而且带有跨地域、跨地方、跨地区以及跨境、跨界、跨文化的意义；区域文化不仅局限于区域空间，而是超越区域空间而扩展为文化空间。其文化区域空间范围立足于而又不仅仅局限于自然地理空间与行政地理空间的地域范围，而且扩大为文化地理空间范围。其区域界定以及域界划分不仅仅为一个要素决定，而是包括自然、历史、文化、政治、经济、交通、族群、语言、民俗、交往等各要素系统关系的综合性整体构成。尽管为了更为明确清晰界定区域概念内涵与外延及其所指对象范围的需要，尤其是为了划分区域界限的需要，往往习惯于按照思维定式，简单化地将区域等同于主要依据行政化划分的地域、地方、地区概念，更便于构成条块分割的行政地区空间与从上到下的线性垂直行政管理域限，但则不能否认和掩盖依据非行政化的其它要素及其综合性要素所构成的区域及其区域文化客观存在的事实。尤其是现代社会发展及其区域经济崛起的现实需求，更凸显出非行政化划分区域的重要性与必要性，更为凸显区域文化内涵外延的开放性与跨区域交往交流与融合的特征。区域文化含义不仅是因区域空间形成其内涵外延，而且是因文化传承、传播与发展的历史性与传统性构成其内涵外延。通常所说的区域文化，往往指称当代社会区域空间及其行政区域的文化形态，诸如作为省域文化称谓的广西文化，作为市域文化称谓的桂林文化，作为县域文化称谓的临桂文化，等等。但历史上所称区域文化概念则丰富多彩，不仅从区域空间而言具有跨区域的开放性，而且从文化形态的内涵外延而言具有多样性、开放性与包容性。诸如中原文化，从区域文化角度而论，当然属于中原地区这一特定区域空间的文化形态，中原所指区域指河南，古称豫州，即中州，“古豫州地处九州中间，称为中州。汉王充《论衡•对作》：‘建初孟年，中州頗歉，颖川、汝南民流四散。’今河南为古豫州地，故相沿亦称河南为中州。”

《辞源》释“中州”有三义，狭义为河南，中义为黄河中下游区域或黄河流域，广义泛指中国。中州即中原，作为中华文明的发源地或发祥地并非仅仅局限于河南，后扩大到黄河中下游区域或黄河流域，以及泛指中国。更为重要的是，中原文化并不简单等同于中原，中原只是中原文化的发源地与传播源。文化的传播性、开放性与扩展性使中原文化跨区域扩大为黄河流域范围以及整个中国范围，并影响到海外、域外的周边更大范围区域，以致于此后中原文化影响全国，成为中国文化主流、正宗、中心，甚至常常用来指代中华文化，反而淡化其区域文化含义。由此可见，历史上所使用的区域文化概念，在充分考虑其产生区域空间含义的基础上，更为注重其文化含义及其特征，以及文化在历时性传承、传播和发展的开放性、包容性与扩张性。

广西历史上也有一些表征区域文化的概念，诸如岭南文化，显然作为区域文化而言的区域是指五岭以南的岭南地区，亦即广东广西的“两广”地区，但就其文化形态特征而论，既不能仅仅涵盖“两广”，其文化外延可以扩展到南方各地跨界区域以及沿边沿海跨境区域；又不能仅仅以之涵盖“两广”所有区域文化形态，况且广东与广西各自的区域文化也有差异性，下属各地文化形态更为丰富多样。更为重要的是，文化并非像地域那样固定，而是具有运动性、流动性、活态性的生命表征，岭南文化也是在与其它文化形态，尤其是中原文化交流交融中形成的区域文化。粤西文化亦如此，历史上所谓粤西地区，指简称为“粤”的广东以西的广西，地域范围虽然涵盖广西，但粤西文化形态及其特质特征并非涵盖广西区域所有文化形态，粤西地区概念并非等同于粤西文化概念，粤西文化概念也并非等同于广西文化。这足以说明粤西文化具有超越粤西地区概念的跨区域性意义，粤西文化所指对象范围的模糊性正印证其开放性，其性质特征也并非仅仅与“粤”相关的广西文化形态，或者说两广文化的融合，或者说广西文化受到粤文化影响的结果，而且应该作为一个独立文化形态，其独立性与特殊性也正说明其相对性，具有跨区域文化交流、交融特征。由此可见，区域文化立足于区域而又具有跨区域特点，从而由区域空间范围扩大为文化空间范围，使之不仅具有相对性与多样性，而且具有开放性与包容性。

二、广西区域文化发展及其生成环境条件

广西区域文化作为一个区域性概念理解，区域、区域文化应该成其界定以及内涵外延理解的前提，同时也需要从历时性建构与共时性构成的内在逻辑与时空关系角度深化认知，辨析其与通常所习惯使用的广西文化概念的异同及其在区域研究视野中凸显区域文化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其一，广西区域文化含义。就广西作为一个区域概念而论，从自然地理空间意义上的区域划分与行政管理区域意义上的广西区域界定应该十分明晰；同时相对于广西与周边区域间关系而言，以及广西相对于中国所属关系的更大区域范围内的定位而言，以确定广西区域概念及其区位特点也并非难事。而对广西区域文化理解则相对于广西区域界定而言就复杂得多了，不仅文化具有衍生性、融合性与开放性，而且文化具有区域性与跨区域性，因此广西区域文化并不能简单等同于广西文化，或广西区域内的地方文化与本土文化，区域空间大于行政空间，文化空间大于区域空间。尽管不难理解区域都必须界定在一定的地域空间范围内，因此也会有广西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教育等地方性概念使用及其所指含义及其对象范围，习惯上也是以这种称谓能够达到更为明确与简单表述的目的。但却不能将其简单化与封闭化，忽略其中内涵与外延的复杂性与开放性，以及非行政化区域界定范围及其跨区域文化构成的各种因素影响。

广西区域文化当然应该首先立足于广西来理解，其区域所指空间范围当然应该是落实于广西，将其简单理解为广西地域、地方、地区文化无可非议，这对于理解广西区域文化含义及其内涵是十分必要的。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虑，对广西区域文化的理解应该更为宽泛和开放，而且广西区域文化在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上有着区域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加之将其作为研究对象范围需要更为宽阔深远的视野与背景。因此，对广西区域文化的外延范围理解应该拓展：一方面应该认识到这是中国及其中华文化构成中的广西区域文化；另一方面是广西与周边区域关系中跨域、跨界构成中的广西区域文化；再一方面是历史文化传承、人口迁徙与文化交流构成的跨时空、多样性与开放性的广西区域文化。作为一定区域的广西文化形态，其地域性与跨地域性、独立性与关系性、特殊性与普遍性、稳定性与流动性、自足性与开放性、相对性与绝对性、多样性与融合性等对立统一规律及其特征凸显，不仅对于广西区域文化概念含义及其内涵外延理解更为深化，而且也有助于对其性质特征作进一步理解。其二，广西区域文化生成的历史建构。任何一种文化形态形成与构成都应该有其背景与语境，区域文化形态的形成与构成也是依赖于所依托的区域空间和所属背景与语境。从历史文化传承角度而论，广西区域文化形成与构成应该与历史上所涉及其内容的相关文化概念使用有关，诸如百越、骆越、西瓯、岭南、岭西、粤西、八桂等，大致上可以认定为主要从文化地理空间界定的历史性概念，这些历史概念对于广西区域文化生成与构成有着密切联系。当然，这些历史概念的含义及其内涵外延需要进一步厘清，广西区域文化在其历史文化传统基础上的传承关系也需要进一步研究。

值得重视的是，这些历史文化概念的特征值得注意：一是具有区域性特征，所指区域及其区域文化都限定在一定区域范围内；二是具有跨区域特征，所指区域范围包括几个或多个相关区域范围；三是具有开放性特征，所指区域界限较为模糊，含义较有张力和弹性，外延范围有所扩展和绵延；四是具有文化交融性特征，包括中原文化与广西地方文化、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多民族文化等交流融合；五是具有历史性特征，这些区域性概念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或阶段形成，包含特指的历史文化内涵与内容，表明特定的历史文化形态所形成的文化传统。因此，广西区域文化生成具有深厚博大的历史性依据与历史积淀厚重的文化传统，广西区域文化概念与这些历史性区域文化概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具有彼此之间联系的共同特征，这说明广西区域文化与历史上存在的这些区域性概念及其所表征的历史文化是一脉相承、薪火相传的。其三，广西区域文化生成的当代背景。广西区域发展推动其区域文化生成与发展及其研究的崛起。广西在改革开放与“全球化”、“现代化”背景下，实施“富民强桂”新跨越及其“民族文化强区”战略，区位特征与区域优势凸显。广西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的特征、沿边沿海的地缘政治文化特征、南方唯一的少数民族自治区的民族特色得到国家与地方的高度重视，在国家战略发展及其区域战略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广西发展战略不仅关系到广西地方自身发展，而且关系到国家战略发展及其区域战略发展，也就是说，必须将广西放置在国家与区域发展中定位，由此形成当代广西区域经济发展及其区域文化发展的特点与优势，其区域性与世界性以及国家战略性地位凸显。

一是北部湾大开发，既将广西纳入国家沿海经济大开发战略发展进程中，又将区域经济战略提升为国家战略，并通过沿海经济大开发的整体推进，推动经济欠发达后发展的广西赶超跨越发展步伐，逐步缩小东西部差距，实现沿海地区区域经济整体同步发展目标。从这一角度看，北部湾大开发在进一步推动广西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更强有力地推动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步伐，将广西区域文化放置在北部湾大开发背景下审视，区域文化才会具有更为广阔的区域与跨区域视野。二是广西地处沿边沿海的中国南疆，毗邻越南及其东南亚地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发展及其确定广西首府南宁为其一年一度的博览会永久性会址，使广西南宁成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桥头堡，既成为跨境、跨区域经济文化合作、协作、交流的实质，又增强了广西区域经济文化发展动力与活力，形成其区域性与国际性的区位特色与优势。三是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使广西不仅在西部地区战略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而且作为西部唯一的沿海地区，北部湾及其海港成为大西南出海通道，发挥其交通枢纽的地位作用及其拉动西南区域经济发展作用，实现孙中山先生对北部湾建成国家大型出海港口的遗愿，以及国家海洋战略及其南海开发战略实施。北部湾大开发将北海、钦州、防城港三市经济开发及其港口建设连成一片，并扩展到南宁、崇左、玉林、来宾、百色等更大区域范围，辐射柳州、桂林、梧州、贺州、河池等广西区域范围，影响云南、贵州、重庆等西南地区，对于西部大开发及其大西南经济社会发展至关重要，使区域合作、协作、协同发展成为广西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方式。

四是广西作为南方唯一的少数民族自治区，不仅具有丰富多彩的民族特色与民族文化建设发展优势，而且创构了各民族聚居、文化融合、凝聚力与向心力强的民族生态环境；广西不仅享有民族区域自治以及国家民族政策的优越条件，而且享有民族团结模范的殊荣；广西世居十一个少数民族不仅与毗邻广西的云南、贵州、湖南、广东等省际交界少数民族关系紧密，而且与毗邻中国的越南以及东南亚各国民族具有历史渊源关系与经济文化交往关系。广西实施“民族文化强区”战略既推动区域民族文化发展，又跨区域影响与推动南方少数民族现展步伐，确立其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地位及其南方少数民族现展格局中的定位。五是桂林作为山水甲天下的世界旅游名城与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与人文资源特色与优势。桂林国家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与国家现代服务业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实质上将桂林旅游经济与服务业经济发展纳入国家战略发展轨道；最近，桂林世界旅游胜地建设规划方案获得国务院批准，将桂林旅游发展推向一个新的高度，提升了桂林旅游的国内外影响力与竞争力，同时也将桂林旅游发展放置在国家旅游与世界旅游发展格局中定位，使桂林旅游具有区域性与国际性发展的重大意义。由此可见，广西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交通、民族、教育等各方面发展既必然融入和汇入各种跨域联结与合作所带来的内在与外在因素，也必然会以更为宽广与开放的视野理解广西区域概念的含义、内涵与外延、对象范围。同时，也会因区域发展及其跨区域共同发展需要推动区域合作、协作机制形成，如中国－东盟经济文化合作、中越经济文化合作、泛珠江流域经济合作、北部湾区域经济合作、西江流域经济合作、西南区域经济合作，以及桂港、桂台、两广、湘桂、滇桂、黔桂等区域经济文化合作，等等。当前，广西又面临国家海洋战略实施及其海洋经济文化开发机遇，以及海洋维护及其南海岛屿争端与边界纠纷等关系国家安全的重大现实问题，广西处于沿边沿海的南疆第一线，更需要将区域发展视野扩大到国家发展与国际关系发展的战略高度，将广西发展战略上升为区域发展战略，将区域发展战略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广西发展不仅仅具有区域发展意义，而且具有国家战略发展以及带动辐射周边区域发展意义。总之，广西在国家及其区域中的定位，使之区域概念范围既指称广西区域，也指称与广西关联的更为开放性区域，带有区域性与跨区域性的特征与意义。因此，广西区域发展应该立足于广西、走向全国、放眼世界。

三、桂学的区域文化研究内容及其跨区域研究视野

桂学可谓广西之学，是对广西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历史、宗教、民族、民俗等现象与事象进行分门别类与综合整体研究的地方性学科、学术、学问、学派。从区域研究角度而论，其研究对象及其内容范围为广西区域。从区域文化研究角度而论，文化并非局限于小文化与中文化的的狭义理解，而是将其包括在内而扩大延伸为广义的大文化，文化构成涵盖精神文化、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同时，依据自然地理空间与文化地理空间的相应性与差异性，广西区域文化研究对象不仅仅指称广西文化，而且应该包括与广西区域文化密切相关的跨区域文化及其文化融合现象与事象，既生成广西区域文化的开放性、绵延性与融合性特质特征，又构成其研究的更为广阔的学术视野。因此，桂学从这一角度而论又可称之为广西区域研究之学，其学术研究视野与研究指向应该落实于广西区域文化研究，研究对象及其内容范围也应该为广西区域文化。桂学研究可考虑将广西区域文化作为研究对象及其内容范围，具体可从三个视角考察。

其一，区域文化研究的学科与跨学科研究视角构成。从学科研究视角而论，桂学既相对于湘学、徽学、楚学、粤学等而言独立自足的地方性学科，又可视为分门别类的区域社会学、经济学、文化学、人类学、宗教学等多学科构成的学科群。桂学作为广西地方学科的总体性称谓，更大程度地表现为跨学科综合研究指向，可以针对一个具体现象或事象，从多学科、跨学科、学科协同研究角度进行立体综合性研究。历代广西地方历史文化研究典籍往往都具有文史哲与地方民俗糅杂一体的综合性研究特点，如唐刘恂《岭表录异》、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明张鸣凤《桂故》《桂胜》、清李调元《粤风》等广西历史文献均带有这一特点。桂学作为广西地方之学研究学科及其学科群，针对广西区域文化对象类型与性质内容可分门别类进行各学科研究，体现不同学科专业研究特点，如区域经济学其实就是从经济学学科角度对区域经济进行研究的学科，其学科理论与方法论具有普遍性与特殊性统一的特点，同时也具有将经济学理论方法应用于区域经济研究的特点。因此，桂学以广西区域文化作为研究对象，学科研究与跨学科研究结合应该成为桂学指向。对于受一定区域范围限定的研究对象来说，学科研究也会在区域性与跨区域性关系的结合与协调上明确指向，目的在于拓展与深化研究视野以整体综合把握研究对象。

西方经济学概括篇12

“公共财政”一词是英文PublicFinance的直译。《美国传统辞典》对Finance有两种解释：一是指资金或其他财产的管理科学，二是指对资金、银行业、投资和信贷的管理。一般的英汉辞典则通常把Finance译为金融、融资或财务。因此，如果Finance一词单独使用，那么它的主要意思可以理解为我们通常所说的财务管理，而这种财务管理既可以发生在私人部门，如家庭、企业、银行的资金管理：也可以发生在公共部门，主要是政府部门的资金管理。在Finance一词前加上限定词Public，此时的Finance就超越了“私人性”，而具有特定的“公共性”。可见，单从字面上理解，PublicFinance指的就是公共的或公共部门的财务管理。由于国家（或政府）是整个社会经济中最为主要、对社会公众有着最为广泛、持久而深刻影响的公共部门，因此，用PublicFinance来代表国家（或政府）的分配行为或收支活动，是容易为人们所接受的。所以，应当把PublicFinance译为“财政”，因为财政就是指国家（或政府）的分配行为或收支活动。我于1987年在把马斯格雷夫（Musgrave，R．A．）的PublicFinanceInTheoryandPractice编译为《美国财政理论与实践》一书时，就把PublicFinance译为“财政”。也正因如此，假如把PublicFinance直译为“公共财政”，有的学者认为那是画蛇添足，多此一举。

不过，人们会问，如果PublicFinance是专指国家（或政府）的财政活动的话，那么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地在Finance的前面用Government加以限定，却偏偏要冠以Public一词呢？据张馨同志的考证，PublicFinance一词一直到1892年才被英国的巴斯塔布尔（Bastable，C．F．）首次用来概括“财政（学）”这一范畴。而在PublicFinance被广泛采用的前后，财政（学）被冠以GovernmentFinance的不在少数，而且迄今为止仍然有之。这样，如果把PublicFinance和GovernmentFinance放在一起进行比较，那么将PublicFinance译为公共财政（学），用以特指市场型的财政，以突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家（或政府）财政活动的公共性，不失为一个贴切的译法，足可以接受的。

有的学者提出，自从1959年马斯格雷夫出版了被奉为经典著作的《财政学原理：公共经济研究》首次引入了公共经济（PublicEconomy）的概念，特别是1964年和1965年分别以法文和英文出版的《公共经济学基础：国家经济作用理论概念》和《公共经济学》，直接以公共经济学（PublicEconomics）为书名。自此以后，多数财政学著作把PublicFinance或GovernmentFinance改称为公共经济学或公共部门经济学（PublicSectorEconomics）。而这种改名，绝不仅仅是单纯意义上的名字的改换，而是研究的范围、领域、方法、指导思想、所要说明的问题等等都有实质性的变化。照此说来，与西方国家财政学的发展现状相比较，“公共财政”的提法多少显得有些“滞后”了。

应该肯定，西方财政理论的研究的确在近几十年来已经有了实质性的进展。但也应当看到，尽管公共经济学或公共部门经济学对政府与经济活动之间关系的研究，已经扩展、突破了原有的内容和方法，但是，对国家（或政府）的分配行为或收支活动的分析，仍然是公共经济学或公共部门经济学中最具份量的组成部分，而这也正是不少财政经济学著作相继改名之后，却仍有许多著作使用PublicFinance的原因，此其一。其二，“公共财政”一词的提出和兴起，是在我国历经多年的财政经济改革，在原有的计划经济条件下的财税体制已经发生了深刻变革之后，试图对逐步走向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财政模式及其特征进行理论概括的产物。在我国财政改革与财政理论发展的现实情况下，提出“公共财政”一词，并将其作为国家财政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种模式（类型），的确有助于标识我国财政职能转化的方向，有利于财政定位，是有着特殊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的。

近几年来，张馨同志撰写、出版了《公共财政论纲》等专著，发表了许多论述公共财政的文章，在财政本质与财政模式（类型）的关系问题上有了新的突破，对国家分配论的继承与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受到了学术界与政府部门的肯定和重视。对此，我感到十分高兴。我曾于1999年3月6日在《中国财经报》发表《我所理解的“公共财政”一文，正式提出“为公共财政叫好”。总之，对于“公共财政’这一提法，我是持赞成态度的。

二、公共财政与国家财政的关系

我之所以对“公共财政”范畴及其原理加以肯定，是因为它从经济体制的角度出发，正确把握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政模式（类型）及其涵义、特征。不过，尽管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经济体制，并无姓“资”姓“社”之分，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这就决定了与之相适应的公共财政可以作为我国财政改革的一个主要模式；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我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这一经济体制是以社会主义为方向并将其作为社会经济制度基础的，这就决定了对我国财政模式的把握不能不顾及我国的社会生产关系或经济关系。因此，公共财政作为对发达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政模式（类型）的一种理论概括，固然不失其积极意义，但它作为我国财政改革的目标模式，却是失之片面的。

那么，哪个概念才能正确把握我国财政改革的现状及其目标呢？我认为，从现实的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的角度考虑，还是要强调“国家财政”一词。一方面，国家与财政有着天然的联系，没有无国家的财政，也没有任何财政可以离开国家而存在，国家财政作为一个一般范畴，可以涵盖公共财政范畴。这样，在总括我国财政的基本特征的同时，不至于因为强调国家财政，而忽视对构建公共财政框架的倡导；也不至于因为倡导建立公共财政，而脱离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现实。另一方面，和公共财政的提法相似，使用“国家财政”一词，虽然看似有同义重复之虞——财政本来就是指国家的分配行为或收支活动，在财政前面加上“国家”二字是缺乏必要的，然而，使用“国家财政”一词却有助于反映我国财政经济改革过程中的两个重要事实：第一，我国的市场化改革进程主要是由政府自身主动推进的，对财政改革来说同样如此；第二，多年以来，我国财政一直存在“两个比重”偏低的情况，需要通过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的权威对这种局面加以改观，以“建立稳固、平衡和强大的国家财政”（总书记为《领导干部知识读本》一书所作的批语）。由此可见，在现实情况下，使用古今中外都存在的“国家财政”这个“财政一般”范畴，还有其特定的时代内涵。

在说明了坚持“国家财政”范畴的必要性之后，这里还有必要对公共财政与国家财政之间的关系作进一步的辨析。前面已经提到，国家财政与财政是一致的，财政就是国家财政，国家财政也就是财政；而公共财政特指市场型的财政，因此，国家财政包含公共财政，公共财政是财政或国家财政的从属概念或者说是子概念。一般说来，公共财政以弥补市场失灵为出发点，集中于从事非营利性的公共服务活动；但由于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公有制经济居于主体地位，现实中存在着的数量巨大的国有资产和国有资本运营，以及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国情，导致了在公共财政之外，还必须有一块活跃于经营性、竞争性领域的国有资本财政。而公共财政与国有资本财政这两个既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系的有机统一体，就构成了我国国家财政的现实模式，所即谓的“双重结构（或双元）财政”（其中以公共财政模式为主）。

“国家财政”范畴的使用，引发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概括计划经济条件下的财政模式（类型—）？张馨同志提出，人类历史所存在的经济体制有三种类型：自然经济、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与之相适应，从财政活动的目的出发，国家（或政府）的财政活动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家计财政、公共财政和国家财政。用“家计财政”来概括自然经济型财政的提法是否恰当，这里暂不讨论；但是用“国家财政”来概括计划型财政，我认为是欠妥的。张馨同志指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只是国家和政府的行政附属物，个人只是企业或单位的行政附属物，整个社会以国家和政府为中心形成一个大企业，企业和个人的活动只是服从于和围绕着国家与政府的经济计划来开展，从而财政也只是服从于和围绕着国家的需要而活动的，这就具有了“国家”财政的性质。应当说，张馨同志对计划经济中的财政活动的总体状况的分析和判断大体是正确的，值得商榷的是用“国家财政”来概括计划型的财政这一做法。我认为，财政与国家之间存在密不可分的这一观念已经是深入人心的了，再用古今中外皆有的“国家财政”这样一个带有“财政一般”意义的范畴来界定带有特定含义的计划型财政，很容易导致概念使用上的混乱和人们的误解。比如，人们在否定计划型财政时，就会把“国家财政”这个“财政一般”也一并否定掉了。

此外，拘泥于从财政目的的角度划分财政类型，会在逻辑上产生这样的问题：既然家计财政服从于领主或君主的（私人）需要，公共财政服从于公共需要，而国家财政服从于国家需要，要么，国家是公共性质的还是私人性质的？如果说国家需要是公共需要，那么国家财政与公共财政又有什么区别：如果说国家需要是私人需要，那么是国家财政好像与家计财政又没什么两样。而如果这两种说法都不成立，那么国家就该是公共性与私人性的混合体了。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国家财政的确兼有公共性和私人性的成分，但是，按照同样的逻辑，那么公共财政、家计财政又何尝不同时具有公共性和私人性呢？而无论答案如何，都将有违按照同一标准对财政模式（类型）进行划分的初衷。

因此，我认为，不妨根据计划经济下的财政大包大揽的特性，用“大一统财政”来概括计划型财政或许会更加合适些。

三、公共财政论的引进与本土化问题

我一向主张，对待马克思主义，既要坚持，又要发展。既反对“僵化论”，又反对“过时论”。对待西方的东西，必须学习、分析、吸收、借鉴。既反对“排斥论”，又反对“照搬论”。早在80年代，我就率先编译了马斯格雷夫的《美国财政理论与实践》，撰写并出版了《比较财政学》、《国际税收导论》和《财政学原理》等著作，为引进、吸收、借鉴西方财政理论做了一些工作。我认为，从财政活动的起因、客体、目的、模式和决策等五个角度看，西方财政理论是由市场失灵论、公共产品论、公共需要论、公共财政论和公共选择论等共同组成的。这些理论先后被引进我国，并得以论述和宣传。但近几年来，大家都集中到“公共财政论”这一提法上来，把公共财政论作为西方财政理论的总称或代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