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历史篇1

我们知道，分析历史事件原因的基本方法是从政治、经济、文化三方面进行。但是新课程历史教材的编排，却分为政治、经济、文化三个学习模块，包括25个古今贯通、中外关联的学习专题。一般来说，专题学习一般到大学或研究生阶段才可以进行，在高中阶段应该以通史形式学习为主。新课程教材按照专题的方式编排，虽然有利于学生对某一个具体历史事件的认识和理解，但却忽视了历史学科最基本的特点――时序性。如果学生按照课本顺序进行知识记忆，那么在他们大脑中形成的是一个个分散的知识点，他们不能完整地了解一个历史阶段的历史，更无法理解同一历史阶段的政治、经济、文化三方面历史事件的内在联系。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历史知识体系，学生在分析历史事件的原因时往往分析不全面，丢分严重。

二、构建历史通史体系，提高学生历史事件原因分析的能力

高中历史课程通史体系内容基本由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构成。因此，构建历史通史体系应以历史阶段为依托，把同一历史阶段政治、经济、文化三方面的历史事件按通史顺序一一归纳到阶段中去，最后从三方面中概括出本阶段的历史特征。如以春秋战国时期为例进行通史知识体系构建。经济上：铁器、牛耕的使用，生产力大大发展，井田制瓦解，封建土地私有制确立，重农抑商政策产生；政治上：王室衰微，大国争霸，战争频繁，分封制崩溃，新兴地主阶级进行了一系列变法运动，君主制、县制出现；思想文化领域：出现百家争鸣，科学技术、文学艺术方面取得重要成就，形成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文化高峰。阶段特征：社会大变革（社会转型）。这样就把三册教材中的春秋战国这一段的知识加以整合，从而形成该阶段通史知识体系。

三、运用通史体系分析历史事件的原因

如何在构建通史知识体系的基础上，运用通史知识体系来分析历史事件的原因呢？具体如下：第一步，先确定该历史事件所处的历史阶段。第二步，回忆这一历史阶段的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重大历史事件。第三步，思考判断这一历史阶段的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重大历史事件中哪些与要分析的历史事件有因果关系。第四步，将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具体表述出来。下面以例题进行说明。

例：针对近代以来世界经济发展的区域地位变化问题，有学者提出了如下观点：

观点一：如果世界结束于1820年，一部此前300年全球经济史的主体就会是东亚（主要是中国）的奇迹。

观点二：如果世界结束于1945年，经济史的主体就会是我们大部分人伴随着北大西洋的胜利和一个高消费、高能源利用和高劳动生产力的世界的诞生成长。

观点三：1945年以来全球经济增长的重头戏并不发生在西方（欧美），而是发生在东亚，日本明显赶上了最富有的西方国家，台湾和南韩没有落后很远，中国沿海重要地区现在正在紧随其后。

根据以上材料，结合所学知识回答问题：

（1）你是否支持观点一？请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说明支持或反对的理由。

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历史篇2

夏明方在这里对当前经济史研究中的某些现象提出了委婉的批评，他提醒我们在学术研究的理论创新中，一不要完全否定过去的研究，要继承和吸收过去研究的积极成果，二不要过于“赶时髦”，把传统中国近代化。尽管有些问题的概括和提法尚可斟酌，但就其基本精神而言，我认为这些提醒是有意义的。

在学术研究中应该创新，包括理论的创新；没有创新，学术的生命就停止了。但这种创新应该是在继承以往研究积极成果的基础上进行，而不应该立足于对以往研究的“颠覆”。

像历史本身有延续性那样，历史研究也有延续性。现在的“再评价”的讨论，实际上是上世纪有关讨论的延续。在上世纪初的社会史论战中，嵇文甫、邓拓在三十年代中期就已经对“中国停滞论”进行批判。抗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御用学者秋泽修二鼓吹停滞的中国需要外力冲击来解套，为日本侵华制造理论依据，受到吕振羽等学者的批判。因此，在当时史学界的有关讨论中，“中国社会停滞”的命题逐渐被“迟缓”、“发展阻滞”、“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等提法所取代。“发展迟缓”、“长期延续”，是在中国始终没有突破旧的封建制度进入新的社会经济形态这个意义上讲的，并非否定发展。上世纪四十年代，吕振羽、侯外庐等人已经对明清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进行了探讨。资本主义萌芽就是“发展”。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和资本主义萌芽成为新中国史学研讨的两大热点。这两个问题是相互联系的，以至可以说是同一问题的不同侧面。现在有些学者把“资本主义萌芽”和“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讨论视为中国史学界陷入“西方中心论”的例证[3]，殊不知这正是中国史学界批判西方中心论的肇始。因为对中国停滞论的批判，也就是对西方中心论的批判。我们今天争论的传统经济的“发展”与“制约”（或“不发展”）与当时讨论的封建社会的“发展”（资本主义萌芽）与“不发展”（长期延续）是一脉相承的，只不过今天的讨论重点是生产力（也牵涉生产关系），当时讨论的重点是生产关系（也牵涉生产力，甚至是以生产力为基础的）罢了。我们现在的视野比以前更宽，对许多问题的认识比以前深入了，但仍然是以以前的研究和讨论为基础的。因此，不应该采取否定一切的态度。有人否定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但不管变换什么名词和提法，所要探讨问题的核心没有变化，而且现在的研讨也不可能完全脱离以往研讨所积累的认识成果[4]。不管你承认不承认前近代中国是封建社会，也不管你把前近代中国经济发展估计多高，当时的中国没有摆脱旧的经济体制建立新的经济体制，仍然是不争的事实，近代中国被迅速兴起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远远甩在后面，也是不争的事实。把鸦片战争前的中国估计得太高，鸦片战争后的落后挨打反而无法理解了。

文革结束以后，经济史学界根据新形势提出的新问题，开拓或加强了某些研究领域，例如，历史上的经济与商品经济、传统市场及其演变，传统经济与现代化，等等。中国经济史论坛的总主题正是“传统经济与现代化”。这些研究拓宽了我们的视野，形成了新的生长点，促进了中国经济史学科的繁荣发展。作为这些研究领域的重要开拓者倡导者的吴承明先生，对此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与此相联系，二十世纪后期以来，经济史学科的研究重点发生了某些调整，由社会经济形态、生产关系或经济制度等问题的研究为主，逐步转向以经济发展和与经济建设和现代化有关问题的研究为主。我认为这种转移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在今后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会是这样[5]。但我并不认为这意味着要以一种什么新的研究范式来代替过去的研究范式。也不认为经济史界总体上已经发生了“规范意识的转移——从阶级斗争学说向市场经济学说的转变，生产力的研究取代了生产关系的研究，阶级分析的方法让位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或制度分析”[6]。不过，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的现象是有的。例如，以前一度把阶级斗争学说和阶级分析方法教条化和绝对化，现在一些学者干脆放弃了阶级斗争学说和阶级分析方法。以前一度不重视生产力研究，现在生产力研究受到重视了，但一些学者又自觉或不自觉地取消了生产关系研究，取消了生产关系考察的视角。以前一度对历史上的商品经济研究不够，现在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的研究都受到重视，但在一些学者中，又出现了不加分析地美化历史上的商品经济和市场机制的倾向。似乎只有市场机制才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动力，所有商品经济都必然导致经济的发展和人民自由度的提高。其实，历史上的商品经济发展带有两重性，既有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一面，也有给受压迫受剥削的劳动者（用现在时髦的语言说，就是弱势群体）带来苦难，从而损害经济发展基础的一面。而且中国封建地主制下存在着不同类型的商品经济，并不是所有的商品经济都是与经济发展相联系的。不应该夸大历史上市场机制的作用，单纯用玫瑰色来描绘历史上商品经济和市场的发展。[7]

现在让我们回到批判西方中心论的问题上。“再评价”讨论就是由于在批判西方中心论中出现了不同的认识引起的。记得九十年代末起草《二十世纪的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时曾写下以下一段话：“现在我们研究中国经济史所能利用的理论工具多为外国货，其概括的历史模式所依据的素材并不包括中国历史。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不自觉地以外国的模式或观念来衡量以至剪裁中国的历史，尽管他主观上未必如此。摆脱形形色色的西欧中心论的，真正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出发，掌握中国经济史自身的特点和，成为越来越多的中外中国经济史研究者的共识。”[8]该文稿征询意见时，陈高华先生问我：“有那么多西欧中心论吗？”近年的讨论让我常常想起这句话。在“再评价”讨论中，对西方中心论及其影响有截然不同的估价。例如，在李伯重看来，“西方中心论”统治着经济史界，经济史研究之所以出问题，就是因为“戴着西方的眼镜看中国”[9]；而在秦晖看来，“西方中心”之为“论”，是一个不知所云的“伪问题”[10]。对秦晖的论断，我不敢苟同，西方中心论是有相当影响的思潮，不宜否认；但现在泛化“西方中心论”的现象也是确实存在的。引进和运用从的西方经验出来的外国理论都有“西方中心论”的嫌疑，马克思主义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学被一些人说成是典型的“西方中心论”自不必说，连“李约瑟难题”也竟然被戴上“西方中心论”的“桂冠”。又有人认为，拿中国跟西方比，本身就暗含着“西方中心论”，只有反过来再拿西方跟中国比，才能突破“西方中心论”。甚至不同观点争论的双方互相指责对方是“西方中心论”，似乎只要把这个标签贴到对方身上，自己就占了道义的优势，无理也可以胜三分。由此看来，“西方中心论”未免太多太滥了，难怪陈高华先生要发出“有那么多西方中心论吗”的预警了。回头看我九十年代末的那段话，虽不能说错，但没有把界线说清楚，容易引起混淆和误解。因此，有必要作进一步的讨论和说明。

首先，应该区分西方中心论、西方中心论的影响以及一般认识上的偏颇。认为西方比东方天然优越，是世界历史永恒的中心和主宰；东方则永远是幼稚、停滞的，缺乏自身发展的动力，只能充当西方的附庸或走西方化的道路——这是西方中心论，其经典形态是黑格尔的历史。吴承明先生指出，要区分两种“中心”：近世海运和贸易发达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兴起，形成为“世界经济中心”，这是事实；认为人类文化或文明历来都是由一个中心传播或主宰，即所谓“历史中心”，则是哲学上的一种虚构。需要批判的是后者。[11]与西方中心论相联系的“中国停滞论”，要害是不承认中国有自身发展的能力，需要外力的冲击和解救。因此，认为近世西方比东方先进，东方相对落后和停滞，只要没有把西方的先进绝对化，视为历史的顶峰或“终结”，没有否认东方发展的内在潜力，即使认识中包含某些不大正确的地方，也不能视为西方中心论。诚然，西方兴起以后，许多西方人产生了一种优越感，或囿于自身的经验和视野，容易以西方的观念、标准和价值观来衡量东方的事物，这些可以认为是西方中心论的影响，有的甚至是西方中心论的一种表现形式。在中国学者中，有的也接受了某些西化的观念，但大多数中国学者，是努力寻找中国自身的发展规律的，即使在这过程中认识出现某些偏颇和失误，也不能与西方中心论混同起来。

其次，应该正确分析和对待基于西方经验的外国思想理论。是否引进和运用外国理论都会导致西方中心论？不是的。自从西方列强的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古老帝国的腐朽充分暴露了，为了救亡图存，中国人不得不向西方，除了学习西方的技术外，还大量引进了西方的社会科学。从西方引进这些理论学说，无疑主要是从西方的经验中总结出来的。但西方的经验虽有其特殊性，也包含了普遍性。近代西方经历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产业革命、启蒙运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世界上处于先进地位；西方率先实现了现代化，虽然我们不应把西方现代化的模式绝对化，但其中包含了带普遍意义的东西，也是不容置疑的。因此，这些引进是完全必要的，大大推动了我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我们现在的社会科学理论，大部分来源于外国；如果不用这些理论，我们的研究将寸步难行。就拿眼镜来打比方吧。眼镜本来就是外国发明的，从原创的意义上说，所有眼镜都是“外国眼镜”。“资本主义萌芽”是“外国眼镜”，难道“斯密动力”就不是“外国眼镜”吗？经济史学科中最普通的概念——自然经济、商品经济、资源配置等等，都是外来的，如果因为是“外国眼镜”而弃置不用，经济史就只能讲“轻重”、“本末”、“食货”了，这可行吗？因此，问题不在于是外国眼镜还是中国眼镜，而在于镜片是优质的还是劣质的，以及这些镜片是否符合你的视力状况。也就是说，问题不在于这种理论源出西方还是源出中国，而在于这种理论是否正确，以及我们对它的运用是否正确。西方理论有正确的，有错误的，有先进的，也有腐朽的。我们应该吸取正确的、先进的，拒绝错误的、腐朽的。即使是正确的、先进的，也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而不能囫囵吞枣，食洋不化。引进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就是所谓“民族化”和“本土化”。经过“民族化”和“本土化”，这些理论就成为我们自己的财富了。马克思主义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产生了毛泽东思想，我们能够认为毛泽东思想是纯粹的外国货吗？这和引进和改良外来作物的道理是一样的[12]。中国共产党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这种一贯的指导思想，与西方中心论当然是毫不相干的。对待学习外国的社会科学，也有另外的态度，一种是全盘西化，这就是真正的西方中心论，另一种是“保存国粹”，这是文化保守主义或文化相对主义。这两种表现为不同极端的态度，在认识论上却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不能摆正特殊性和普遍性的关系。西方中心论夸大了西方传统的普遍性，无视其特殊性；文化相对主义把本民族的特殊传统绝对化，否认不同民族传统之间也包含有普遍性。这两种态度都是我们反对的。我们当然要反对不顾实际把西方模式硬套到中国历史上，我们当然要用极大的努力寻找中国历史发展自身的规律，发现这种规律中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关联；但如果过分强调中国的特殊性，完全否认西方经验中所包含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成分，就难免会陷到文化相对主义的泥坑中去了。

将中国与西方比较，以西方为研究中国历史的参照系，是否会导致西方中心论？我们知道，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是封闭的，以自我为中心，藐视外部世界，人们观察中国历史时根本不会把西方世界作为参照系，顶多是把当今与往古比较。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国门，中国人不得不正视外部强大的西方世界，开始拿中国历史与西方比较。在比较中不但发现了中国与西方的“异”，也从“异”中发现了“同”，发现中国和西方历史发展中存在某些共同的规律性的东西，大大开拓了人们的视野，这实在是中国史学的一大进步。中国人进行中西历史比较，自然是以西方为中国的参照系，这并不等于以西方为中心和标的，不能说这样做就已暗含了西方中心论，只有把西方的历史道路绝对化，把它变成僵死的模式或绝对的“标准”来剪裁中国历史，才会陷到西方中心论中去。因此，比较本身不会产生西方中心论，如果有西方中心论，那它是早就存在于比较者的头脑中。也不能说只有“双向比较”才能避免西方中心论。比较本来就是相互的，而不是单向的。对于比较的一方来说，另一方是参照系，而不是“标准”，是视其异同，而不是量其臧否。比较中双方互为标准的提法并不妥当。正如一块布和一张纸比较，我们不能将布或纸当成尺子一样。当然，比较研究中更自觉地从各种不同视角进行比较，既以中视西，又以西视中，有利于开拓视野，避免片面性，是有意义的。但我不相信这种视角“转换”，就会产生多么神奇的效果。因为这其实并没有超出“比较”题中应有之义，说这一来就创造了一种新的历史观，未免言之过甚[13]。而且比较基础是对比较双方历史的深入研究和真切把握。衡量“比较”的成败和优劣，要看对基本的历史事实和历史联系把握的程度，要看是否真切地揭示历史的真相和本质，而不是靠主观的夸张。如果这些研究做不到家，以为靠如此这般的视角“转换”，就可以彻底突破几代学人陷溺不返的“西方中心论”，就可以彻底推翻几代学人研究的结论，那就不是学术而是魔术了。

指马克思主义为西方中心论，在一些学者中成为一种时髦。我们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马克思主义的时候，曾经吸收了黑格尔学说中的合理内核，同时扬弃了他的学说中包括西方中心论在内的糟粕。马克思、恩格斯不但指出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包含的深刻矛盾和必然灭亡的命运，而且对西方中心论表现形式之一的德国中心论和世界主义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批判。马克思主义与西方中心论本质上是对立的。或谓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经济形态的学说是从西方经验中总结出来的，以此作为普遍规律，即是西方中心论的表现。不错，马克思、恩格斯对历史上各种社会形态的概括主要根据西欧的经验事实做出的，但也并不仅仅局限于西欧。即使是西欧经验，虽有其特殊性，但也包含了普遍性的一面。马克思、恩格斯从中总结出规律性的认识，这些分析和概括当然可以作为我们新的研究的指南。马恩并没有把这些分析和概括绝对化，他们十分重视各民族基于不同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的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和多样性[14]。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理论变成僵死的模式的是教条主义，而马克思主义与教条主义本质上是不相容的。

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与教条主义处于另一极端的是修正主义或经验主义。无论是教条主义、修正主义、经验主义，或是上文谈到的西方中心论和文化相对主义，从认识论上说，都是昩于个别与一般、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包含特殊性和普遍性。每个具体事物都是以其特殊形式存在的，而其中也包含了某种普遍性。一方面，普遍性不能脱离表现为特殊性的具体事物而独立存在。另一方面，没有一个特殊的具体事物可以穷尽全部的普遍性，作为普遍性的完整体现而存在。世界上没有不包含普遍性的特殊性，也没有不依附于特殊性的普遍性。事物是无限的，特殊性是无限的，普遍性同样是无限的，人们对它们的认识也是无限的。人们的认识是从个别到一般，又从一般到个别的无穷无尽的过程。认识从具体的事物开始，人们在特殊性中发现其包含的普遍性，以及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相互关联，概括为理论，又以这种理论指导对新的具体事物的研究，在研究中检验、修正和发展理论。以上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ABC”，现在来温习它，仍然不无意义。马恩从对西欧等地的历史研究中概括出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理论，正是从个别到一般的认识过程。我们运用这一理论研究中国历史，则是从一般到个别的认识过程。在后一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指南，是方法，而不是教条和僵死的模式。而且，我们还应该从对中国历史实际的研究中做出新的理论概括，校正我们以前的认识，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这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实际的结合。我们的前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研究中国历史，创立了关于封建地主制的理论，就是这种结合的成功例子[15]。但总的说来，我们这方面做得还很不够。中国无论现实的运动和历史的运动都是极其丰富多彩的，我们应该从现实的和历史的实际出发，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并吸收其它外国理论的优秀成果，建立反映中国实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

在《中国“封建”概念的演变和“封建地主制”理论的形成》一文中，我曾经指出：“在反对西欧中心论的旗帜下可以有不同的思想路线：一条是承认各地区各民族历史的发展既是特殊的，也有普遍性的一面，承认马克思主义理论包含了对人类历史发展普遍性的认识，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研究而反对把它当作教条，反对把西欧历史变成僵死的模式来剪裁中国的历史，强调从各国历史实际出发，找出其间的特殊性、普遍性及其相互联结；另一条是强调各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否认这些特殊性中也包含了普遍性，否认马克思主义理论所揭示的人类历史发展的共同规律性，把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研究中国历史等同于教条主义和西欧中心论。我们赞成第一条思想路线，反对第二条思想路线。”[16]在“再评价”的讨论中，我们不是也可以看到这两种不同思想路线的存在吗？

上世纪开始的时候，中华民族正处于危急存亡之秋，与社会革命相呼应，进步的史学家倡导“史学革命”。整个二十世纪的中国史学，可以说都是在“革命”的旗帜下进行的，它完成了从传统史观到进化史观，又从进化史观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两次飞跃，先后出现了新实证主义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这两大流派。无论是新实证主义史学还是马克思主义史学，都是二十世纪留给新世纪史学的宝贵财富。现在和上一世纪开始时的情况大不相同，我们不应该对所谓“史学危机”作过分的渲染。新世纪的史学应该而且完全可以在继承上一世纪史学积极成果的基础上创新，而不必另起炉灶。作为中国史学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需要发展，需要完善，需要从国外的新理论中吸收新的营养，需要从丰富多彩的中国历史实际中提炼新的理论，需要把已见成效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和本土化进程继续下去，但是，它的基本理论是经过了实践检验，不需要用什么别的理论来取代它，到为止，也看不出有什么别的理论能够取代它。

[1]周东华：《新瓶与陈醋：早期化、化还是资本主义萌芽新论？》，载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心主编：《现代化研究》第一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326页。

[2] 夏明方：《老与新：与时俱进的明清江南研究》，“传统经济再评价”第三次研讨会材料。

[3] 李伯重：《史学与变化——重新认识上的江南农业经济及其变化》之二“西方中心论与江南经济史研究”，载《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景（下）》第463页，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

[4] 有人把包括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在内的文革前史学界的“五朵金花”说成是“假问题，真学问”，但如果一代学者甚至几代学者长期探索这一问题连问题的真假也分不清，何谈真学问！人们不谈“资本主义萌芽”，而改谈“市场经济萌芽”、“现代化萌芽”，但其所要探讨的问题实质上仍然是旧的经济体制如何向新的社会经济体制转换。而近代历史上难道存在脱离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吗？我倒是同意夏明方发言中下面这段话：“我们从哪里来，就如同我们向何处去，无论何时何地，都将是人类无法摆脱的重大话题。所以，尽管一个个理论模式可以不断被更替和证谬，但它们所探讨的某些核心问题仍然会以‘剪不断，理还乱’的形式再现，显示其弥久常青的活力。”

[5] 参阅拙文《二十世纪的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历史研究》1999年第3期。

[6] 夏明方：《老问题与新方法：与时俱进的明清江南经济研究》。“中国传统经济再评价”第三次研讨会材料。

[7] 参阅拙文《汉代集市及相关问题》中关于“战国秦汉农民与市场联系的两重性”部分，载《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4辑，商务印书馆2002年。

[8] 李根蟠：《二十世纪的中国古代史研究》，《历史研究》1999年第3期。

[9] 李伯重说：“近代中国的经济史学是从西方和苏联引进的，它们又都以19世纪的西方学术为基础。19世纪西方社会理论的主要特点之一，是以西方为中心，把西方的经验(特别是近代早期以来西方的经验)视为人类社会变化的共同的和必然的。非西方社会中的变化也被认为基本上是沿着与欧洲相同的道路，尽管在这条道路上走得很不成功。这种西方中心论的历史观，也成为了中国经济史学的基本观点之一。尽管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在上和感情上都强烈反对那种把西方看得至高无上的帝国主义观点，但是依然相信近代早期以来西方经济变化的道路是近代经济的惟一道路，中国经济变化也一定会沿着这条道路前进。”见《史学与变化——重新认识历史上的江南农业经济及其变化》之二“西方中心论与江南经济史研究”，载《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景（下）》，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戴着西方的眼镜看中国”是李伯重最近在中国社会院“中国历史学论坛”上所作报告中的比喻。

[10] 秦晖：《谁，面向哪个东方？——评弗兰克，兼论“西方中心论”问题》，载《传统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中国传统经济再评价”第二次研讨会材料。

[11] 吴承明：《西方史学界关于中西比较研究的新思维》，《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3期。

[12] 例如，我们的祖先几千年前从西亚引进了小麦，经过长期栽培，适应了中国的风土条件，终于成为中国的第二大粮食作物。辣椒是明末引进的，经过几百年的培育，我国巳成为拥有世界上最丰富的辣椒（包括各类甜椒）品种的菜椒品种输出国。它们都已成为中国自己的财富，我们也不会因为它们原产外国而拒绝食用小麦和辣椒。

[13] 乔新华：《近五十年来美国中国史研究的两次转向》，《光明日报》2004年11月2日。

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历史篇3

《山西改革发展30年・概述卷》，全面记述了山西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历程，揭示了山西改革开放30年发展的历史轨迹，展示了山西改革开放30年的辉煌成就。全卷分为四篇，改革开放篇主要记述了山西进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历程和成就。经济建设篇主要记述了山西发展战略的形成、实施和演进的过程，山西农村经济、工业经济、商业贸易、个体私营与民营经济、财政金融、交通运输、信息产业、旅游经济、城乡建设、环境保护等方面改革发展的历程和成就。社会发展篇主要记述了山西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社会保障和政治生活方面改革发展的历程和成就。大事日志篇从纵向扼要地记述了山西发展的历程和成就。全卷共110万字。

《山西改革发展30年・综合卷》，共分专述、口述历史、重点工程、重要企业、附录五部分。“专述”，分别由省直48个部、委、厅、局、办、行业撰稿，对各自领域30年来的制度变革和发展历程、成就经验作了叙述。“口述历史”，有曾任正省级领导职务的李立功、卢功勋、孙文盛、郭裕怀、郑社奎、刘泽民六位老同志对山西改革开放以来亲历亲见的历史进行的回顾与总结思考。“重点工程”，对改革开放以来兴建的省级以上重点工程进行了全面的介绍，集中反映了重点工程建设方面的重大成就。“重要企业”，对全省工业各个重要行业改革开放以来扩建新建的大型企业进行了介绍。“附录”，内容包括中共山西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领导机构主要领导人名录，改革开放30年山西行政区划沿革，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表以及荣获国家奖励名录。全卷共120万字。

《山西改革发展30年・图文卷》，共分改革开放、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人民生活和党的建设八个部分，选编了2600余幅图片，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形象生动地反映改革开放30年山西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性巨变。

《山西改革发展30年》丛书的全省11个市的市卷，大体上分为概述、专述、口述历史、领导文存（或改革文存）、重大事件、重点工程、重要企业、县（市、区）综述、小康村镇、时代先锋、附录等部分。11卷共计921万字。

这套丛书，除图文卷外共计1100余万字，可以说是一部反映山西改革开放历史的“鸿篇巨制”。这套丛书，既有全省改革发展的概述，又有部门、领域改革发展的专述，还有各市县区改革发展的概述和综述，并以文献资料、口述历史、大事记述、统计资料和典型介绍等具体充实，互补印证，可以说是一部全面系统反映山西改革开放历史的百科全书，也是一部具体生动记录三晋发展腾飞轨迹的无韵史诗。

这套丛书，构架宏大，容量深厚，以丰富详实的史料，全面系统地记述了山西改革开放波澜壮阔的奋进历程和鼓舞人心的辉煌成就，概括总结了山西改革开放艰辛探索的宝贵经验，这对于以史为鉴，继往开来，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进改革开放伟大事业，夺取山西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成就，创造山西人民美好新生活，有着重要的启迪、教育和激励意义。

记录历史就是用事实来说话。改革开放30年间，1978年至2007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由88亿元增加到5733.4亿元，年均增长10.1%；财政总收入由19.6亿元增加到1200.5亿元，增长60.1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301.4元增加到11565元，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01.6元增加到3665.7元，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山西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显著成就，兴晋富民大业展现出美好前景。30年巨变发展树起了历史里程碑，改革开放的丰功伟绩载入了史册。

回顾历史加深了对省情特点和发展规律的认识。这套丛书的《概述卷》，重点记述了山西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战略。能源重化工基地建设，实施“三基四重”战略，确立和实施“三个基本”目标，对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走出“四条路子”、实现“三个跨越”，历届省委、省政府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团结带领全省人民，在探索山西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道路上取得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思想成果、制度成果和实践成果。省第九次党代表大会提出了走出能源基地和老工业基地创新发展的路子、资源型地区可持续发展的路子、欠发达地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路子、内陆省份对外开放的路子，实现煤炭大省向新型能源和煤化工大省的跨越、老工业基地向新型工业基地和精品原材料基地的跨越、自然人文资源大省向经济强省和文化强省的跨越，建设国家新型能源和工业基地，构建充满活力、富裕文明、和谐稳定、山川秀美的新山西。这一发展思路是科学发展观在山西的具体运用。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中，省委把实现转型发展、安全发展、和谐发展作为重要载体和战略重点，反映了山西走科学发展之路的必然要求。通览山西改革发展30年历史，我们更加感到，山西走科学发展之路的途径越来越宽广，思路越来越清晰，建设新基地新山西的明天更加美好。

这套丛书紧紧把握和体现了山西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这条主线。在经济发展方面，重点记述了依托资源优势，把山西建成全国重要的能源重化工基地，在此基础上，不断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大力改造提升煤炭、焦炭、冶金、电力传统产业，大力发展煤化工、新型材料、旅游文化、高新技术、特色农业、现代服务业等新兴产业；着力发展循环经济；加快建设创新型省份，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针对山西省情特点，更加注重生态文明建设，实施“蓝天碧水”工程、造林绿化工程，使节约、集约、绿色成为全省发展的主旋律；统筹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特色城镇化；加大水利、交通、信息等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在社会发展方面，丛书也作了较充分的反映，体现了把共建共享和谐社会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我们能够从中感受到山西发展进步的历史脚步、时代强音。

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历史篇4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22-0250-02

一、全面认识“西方经济学说史”课程的性质、地位及意义

1.课程的定义及基本任务。经济学说史(history of economic doctrines)是经济学中的一个基础性学科,它有很多不同的名称:经济思想史(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经济分析史(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 、经济理论和方法史(history of economic theory and method)等。但他们都有基本一致的主题:以经济学说或经济思想本身为研究对象,专门研究各个历史时期具有代表性的经济观点、经济思想和经济学说,研究它们的产生和发展及其对后世的影响。因此,经济学说史可以简要地定义为:研究经济学说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其基本任务就是通过研究历史上各种经济学说的基本特征、主要内容、思想渊源揭示经济学说产生和发展的规律。

从本质上讲,经济学说史是关于经济学说的历史,是一门历史的科学。经济学说总是处在不断地发展和变革中,它们不仅是时代的产物,而且也是以前的经济思想和经济学说发展的继续。任何经济学说,都有其渊源,而不是凭空产生的。每一个时代的经济学家在认识和解决当前的社会问题时,都要利用先前经济学家所创造的成果和遗留下来的思想资料。历史上还没有任何一位经济学家无视前人的研究成果而独立创造出一套经济理论体系来。正如凯恩斯在《通论》中指出的,某位政治狂人,实际上是某位已故经济学家的思想奴隶。由于经济学说和经济思想发展的这一特点,就使以经济学说本身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说史有必要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来加以研究。

按照中国经济学学位点的设置,经济学说史属于“理论经济学”这个经济学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与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经济史、世界经济以及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同属“理论经济学”的范畴。一般在经济学说史二级学科下,又设有西方经济学说史、中国经济学说史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三个三级学科。由于在中国,从意识形态上把经济学划分为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因此,西方经济学说史就是研究西方经济学说的历史。这样,在讲授西方经济学说史时一般就不再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的内容。

2.课程的性质。从课程的性质来讲,西方经济学说史是关于西方经济学的历史的学科,因此就决定了它必须具有庸俗性,为资产阶级利益进行辩护的,但在另一方面各种西方经济学说又是人类知识与智慧的结晶,它又具有寻求经济规律的实证性和科学性,特别是对市场经济规律相当成熟和完善的阐述和应用,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

3.课程的地位、作用和意义。从课程的地位来讲,经济学说史是经济学专业的专业基础课,它的开设可为学好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和其他应用性经济类课程奠定重要基础。

从课程的作用来讲,首先,经济学说史是经济学创新的灵感源泉。不理解经济学的历史,就不知从何创新。正如奥地利学派对于拉赫曼有关经济思想史研究思想的重申:即不要将“先贤”们的理论作为最终定论,也不要简单地认为他们的理论已经没有发展余地,而要结合新的情况重新解读他们的理论,挖掘他们的理论有助于阐明当前问题的新的含义,而这种含义也许是他本人也未曾意识到的。然而,在财经类专业存在一种普遍的情况,即绝大多数学生不了解这个学科思想的历史,只知道近几年的知识状态,这已经严重地限制了学生们的思想和视野,造成了很大的损害。正如有评论者所指出的,许多学生对形式化的东西非常熟悉,可惜思想及其肤浅,这与忽视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史有很大关系。从这个角度来看,经济思想史课程远比学几门专业课重要得多(贾根良,2008)。其次,经济学说史可以提供以往经济学创新成功失败的经验教训。霍奇逊指出:“一个全新的持久的理论建设可能最好以思想史为理论来源,并运用现代社会哲学和自然科学提供的各种工具进行归纳总结和分析整理。以这种方式运用方法论和思想史并无新意,但可以建成一个坚固的理论大厦,经得起未来的现实和概念不断变迁的洗礼与震荡。”

从课程的意义来讲,学习和研究西方经济学说史,能明了西方经济学说的发展和演化过程,了解今天在西方流行的经济理论和政策的来龙去脉,从而加深对今天西方流行的理论和政策的理解;学习经济学说史,可以帮助我们总结过去经济学说的发展,温故而知新,吸收以往经济研究中的科学成果和经验教训,创立适应现代经济发展要求的新的经济学说并从中寻求对我们发展市场经济有借鉴意义、有启发的东西。

正是基于以上原因,当前我国各大综合院校及财经类高校的经济学专业广泛开设了经济学说史类的课程。并且其开设的历史长短、师资力量同该院校经济学专业的实力正相关。例如作为理论经济学一级学科重点学科的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厦门大学和武汉大学在经济思想史课程上均有悠久的历史和雄厚的师资力量。其中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开设西方经济学说史的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目前各高校多在本科第4、第5或第6学期开设该课程,多为2～3个学分,36~72个学时。教学大纲主要覆盖16世纪开始的重商主义前古典经济学至19世纪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间或延伸到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因此,作为一门知识量大、基础性强、理论性强、历史跨度大的课程,对我们的教学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二、我校课程开设现状与存在的主要问题

1.课程开设现状。我校经济系是于1987年从马列部独立出来的并于当年开始招收经济学专业本科生的。从1998年起经济系开始为经济学专业本科生开设西方经济学说史课程,但一直未得到学校和系里的重视,课程被边缘化了,仅作为专业任选课,在本科第5学期开设该课程,为2学分,36个学时。在笔者的积极呼吁和努力下,直到2006年学校和系上才将此课程定为经济学专业本科生必修课,仍在第5学期开设,学分变为3个, 学时加到54个。

我校西方经济学说史课程从开设至今在任课教师的辛勤劳作下,完成了课程大纲、教案、课件、习题集等初稿的写作和制作,并于2009年批准为校级重点课程。

在搞好本科教学和课程建设的同时,笔者积极进行“理论经济学”这个经济学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经济思想史硕士学位点的申报并获得了成功,于是从2007年起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目前已招收了3届6名学生,毕业1人。

2.课程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虽然经过笔者多年的刻苦努力工作,为课程的教学和建设做了一些事情,但是,目前课程的建设仍然存在不少的问题:一是师资严重缺乏。自从1998年起开始为经济学专业本科生开设西方经济学说史课程以来,前后共有两位教师担任主讲,从2001年起只有一位教师了(即作者本人,并且同时研究生的经济思想史课程和本科生的政治经济学课程的主讲)。二是实施教学的一些基本硬件无法满足,例如,没有多媒体教室、与教学有关的视频资料缺乏。三是课程建设经费不足,导致教师无法备足与课程建设有关的书籍、期刊等资料;无法走出去参加全国经济学说史或经济思想史方面的培训、学习和交流;无法将课件制作得更好更完善。

三、加强课程建设的建议

课程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在具体的实施中应该注重积累总结,贵在坚持,注重细节。现根据多年的教学和课程建设的实践,对我校西方经济学说史课程的进一步建设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指导思想和目标要明确。现在西方经济学说史作为校级重点课程,其建设必须以加强和完善为动力,以提高教学水平为核心,以增加投入为保证,以提高质量为目的,同时为校级精品课程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其最终目标是提高课堂教学效果和质量,培养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知识和创新精神的经济学专门人才。

2.建设措施要落实。课程建设是以师资队伍建设为中心,以教学档案建设为依据,以教学设备建设为保证,以教学管理科学化为手段,以全面提高教学质量为目标的一项系统工程。具体措施要求如下:(1)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教师是教学的主导,也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因此师资队伍建设是课程建设的核心。打造一支人员稳定、素质优良、结构优化、高效精干、团结协作、充满活力的教学队伍是加强课程建设的首要任务。现在我校当务之急应是尽快引进本课程专任教师多名,特别是高学历、高职称,具有较丰富经验的教师。其次,在课程建设中,要采取多渠道、多层次、全方位培养师资的形式,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方法,加强本课程主讲教师的对外交流,学习兄弟学校经验,进一步提高本课程的整体教学水平。强化科研工作,既为任课教师提高自身素质和大幅度增强课程信息量及教学深度提供基础,也为学生结合课程内容、参与相关科研活动创造了条件。(2)大力改革、完善教学方法,广泛运用现代化教学手段,积极采用多媒体、网络等信息技术及其提供的资源开展教学和自学辅导,充分确立学生的主体地位,加强教师的指导作用,努力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3)对已有的课程大纲、教案、课件、习题集等初稿进行修改和完善,在具体具备的时候编写一部适合我校学生使用的教材和教学参考资料。(4)加大经费投入,改善教学条件。希望学校、院、系多渠道筹措资金,加大教学基本建设的投入,优先改善课教学所需的多媒体教室、视频教学手段、图书期刊资料等教学条件。同时满足主讲教师的培训、学习和交流,使其业务水平不断提高。

总之,课程建设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我们必须发扬求真务实和真抓实干的工作作风,切实把西方经济学说史课程建设抓出实效,确保教学质量不断提高,以满足高等教育的发展和新时期对经济学高素质人才培养的需要。

参考文献:

[1]设有经济思想史专业研究生院:网易教育频道[EB/OL]..

[2]各大院校经济思想史课程介绍,如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史教研室简介”[EB/OL].e-con.pku.省略/xszx/ingji05.htm;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全校、全院必修课程一览表”[EB/OL].econ.pku.省略/un-dergraduate/class01.php.

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历史篇5

【摘 要 题】理论研究

【英文摘要】theoretically speaking， researches in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 need conformity and innovation. Researches in Chinese and foreign histories all have undergone a course， which formed economic history to the combination of economic history and social history.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which Fu Yilin sponsored is the direction that researches in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 should make great efforts to attend. The social history without economy will not become an entire social history. Researches in economic history also need combine with social history.

【关 键 词】经济史/社会史/社会经济史/整合/创新

economic history/social history

【 正 文】

中国经济史研究需要理论的整合与创新。吴承明先生十年前发表的《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一文，在我国经济史、经济学乃至历史学界均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近读吴老新作《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1]，深悟其经济史观又有了进一步的深化。在这篇有关经济史学理论的文章中，作者不仅回溯经济史学史、介绍西方历史哲学、比较中西历史观、探究理性发展之路、反思批判理性主义，而且对经济史方法论问题，包括实证主义、结构主义、经济计量学、新制度学派经济史观等进行了深入而全面的探讨。尤其应当引起注意的是，吴老在文章的最后，特别论述经济发展、制度变迁和社会与文化思想变迁的关系，明确提出："经济史研究要注意非经济因素"，"我赞成’社会经济史’的提法。但目前经济史学者多无力研究整个社会，要依靠社会学专家的成果。"就经济史而言，笔者本属门外汉，然多年从事中国社会史的学习和研究实践，又使我体悟到吴老此观点的学术理念。这就是：经济史的研究要跳出就经济而经济的框子，"注意非经济因素"，尤其要注意吸收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从社会整体出发研究经济史。同样，中国社会史的研究不能撇开对经济因素的研究，社会与经济紧密粘连，相互作用，没有经济的社会史不可能成为整体的社会史研究。把经济史的研究与社会史的研究结合起来，这是中国经济史研究进一步走向纵深发展的必由之路。虽然"目前经济史学者多无力研究整个社会"，但这样一个目标我们应当全力以赴。

一

经济史与社会史的结合，是20世纪以来西方经济史研究的大趋势，也是传统史学走向新史学过程中的突出特征。将西方经济史研究的大趋势置于历史学理论和实践的广阔背景下加以考察，对我国经济史研究的健康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众所周知，19世纪西方史坛占主导地位的是兰克为代表的实证史学。实证史学特别强调史学研究的客观性和实证性，主体和客体不存在任何依存关系，历史学家的职责就是不折不扣地叙述过去发生的人与事。对原始史料，尤其是文字史料的严格考订和批判，是兰克实证史学的基本要求。如此，政治事件和精英人物的活动便成为历史研究的主要对象，而文字资料，尤其是官方文件是最主要的原始资料。伊格尔斯尖锐地指出：

兰克那种狭隘地集中注意与广泛的社会背景脱节的政治史，过窄地着眼于欧洲列强的外交事务，过分倚国家文件而对其他史料不屑一顾的"科学"的历史研究模式，不仅对于德国启蒙史学家写一部包罗万象的政治社会史的雄心壮志来说是一个倒退，而且也反映了这种研究模式产生时，19世纪早期普鲁士大学的政治、社会和知识的局限性。[2]

兰克的实证史学虽然位居19世纪西方史坛的霸主地位，但与其观点和方法不同的学术派别与兰克史学始终并存而行。更为重要的是，正是这种史坛的不同声音开始了对传统史学的深刻反思，并对新旧史学的转型产生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作用，其中总体史的追求及经济史从历史学中的分立，对日后经济史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其实，18世纪后半叶以来，对总体史的追求就成为西方史坛的一股重要的史学潮流。被法国年鉴学派奉为新史学"祖先"的伏尔泰，在其《关于历史的新知识》中就发出了历史研究应当使"人们了解所有的人，而不是限于少数帝王将相的历史"的呼声。在伏尔泰看来，历史不仅是政治、军事和外交史，还应当包括经济、人口、技术与习俗等内容。随后，夏多希里昂在《历史研究》一书的序言中进一步阐发伏尔泰的观点："近代的历史是一部百科全书，它必须无所不包；从天文到化学，从金融到实业，从绘画、雕塑、建筑到经济，从宗教法、民法、刑法到政治法"。另一位法国史学家基佐进一步把这种无所不包的总体历史称为"文明史"，认为"文明就是汇集和概括所有其他事实的、普通的和最终的事实"。米勒更明显提出史学家要重视研究包括地理、自然、气候、食物、生理和精神文化的历史。[3]（P18～22）对总体史的追求，不仅触及到了传统史学的种种弊端，而且为经济史从历史学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学科奠定了基础。

大体来看，19世纪后期开始，经济史开始从历史学中分立出来，虽然初期的经济史仍保持着历史主义的特点，但像阿什莱（Williams J·Ashley）、坎宁翰（Williams Cuningha）、施穆勒（Gustav von schnoller）这样的经济史学家已试图用经济学理论来解释历史。时至20世纪初，经济史研究的范围进一步扩大，经济要素分析和数据资料更加受到重视，以经济学理论研究经济史的论著如克拉潘（John H· clapham）的《现代英国经济史》、《1815-1914年法国和德国的经济发展》，汤普逊（James.W· Thompson）的《中世纪经济社会史》，桑巴特（Werner sombart）的《现代资本主义》，熊彼特（Joseph A· schumpeter）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均以其不同的经济学理论而名盛一时。[1]值得重视的是，19世纪中叶由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唯物史观对经济史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皮埃尔·肖努在《经济史：成就与展望》中明确指出，全国范围的竞争、经济学思潮以及自由派政治经济学家和"马克思主义学派的评论家对经济、社会危机的重要性的认识，同样大大促进了经济史的发展"。[4]杰弗里·巴勒克拉夫从更高层次上总结唯物史观"从五个主要方面对历史学家的思想产生了影响"，其中前两个方面与经济史直接相关。

首先，它既反映又促进了历史学方向的转变，从描述孤立的--主要是政治的--事件转向对社会和经济的复杂而长期的过程的研究。其次，马克思主义使历史学家认识到需要研究人们生活的物质条件，把工业关系当作整体的而不是孤立的现象，并且在这个背景下研究技术与经济发展的历史。[5]（P27）

如果说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济史已从历史学中分立出来而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那么，20世纪30年代法国年鉴学派的异军突起及其日后的快速发展，则使经济史走上了社会经济史的轨道。1929年，法国著名史学家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格赫共同创办的《经济·社会史年鉴》，标志着年鉴学派的正式诞生。刊物的名称本身即明确表达了年鉴学派的史学创新方向--经济的和社会的历史。显然，利用"经济"一词，与1929年爆发的经济大危机及经济领域在各民族人民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有着直接的关联。以经济史和社会史为契机，一反传统的政治史研究模式，正是年鉴学派异军突起的动力。从此，年鉴学派倡导的总体史成为新史学追求的目标，经济史和社会史这对孪生姐妹也"由灰姑娘变成了公主"。1946年，年鉴易名为《年鉴：经济、社会、文明》，标志着年鉴学派研究视野的进一步扩大，但"事实上首先注重的还是经济"。菲利普·阿里埃斯强调指出："确实，我们不应该忘记经济是历史的关键，是今天的历史也是昨天的历史的关键"。[3]（P179）

被西方学者誉为"当今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历史学家"，法国年鉴学派第二代领军人物布罗代尔是经济史走向社会经济史的理论家和实践家。1958年，布罗代尔发表宏文《史学和社会科学》，明确将历史时间区分为长时段、中时段、短时段，并提出与此三种时段相适应的"结构"、"局势"、"事件"三个概念。在布罗代尔看来，结构是长期不变或变化极慢的，但对历史起经常、深刻作用的因素，如地理、气候、生态环境、社会组织、思想传统等；局势是指较短时间内起伏兴衰，形成周期和节奏的现象，如人口增长，物价升降、生产增减、工业变化等，事件则是指一些突发的事变，如革命、条约、灾害等。布罗代尔认为"长时段是社会科学在整个时间长河中共同从事观察和思考的最有用的河道"，而事件是爆炸，"爆炸掀起的烟雾充满了当时人们的头脑，但爆炸本身却很短促，火光一闪即已过去"[6]

布罗代尔的长时段历史观，在他的两部不朽著作--《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中得以具体实践，他不仅从内容上扩大了历史研究的对象，摒弃了狭隘的人物（尤其是精英人物）、事件，代之以包括生态、地理、经济、社会、政治、科技、文化在内的"全面历史"，而且从方法论上沟通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联系，各种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人文地理学、社会学、人类学、人口学的理论与方法，在布罗代尔的著作中都得到了很好的综合发挥。正是在布罗代尔的影响下，史学家纷纷撇开政治事件的精英人物，而去研究经济、社会结构和"局势"，而经济始终占据着"优先地位"。阿里埃斯总结道：

经济史（当然不是随便那一种经济史）在第二代年鉴学派时期还是占有优先地位。当时的法国史学家，不管是名满天下的，还是无人赏识的，都不曾忘记经济史的基本特点：经济史是一种符合人文主义雄心的群体的历史。它能够使人了解小人物，默默无闻的群众是怎样生活的。[3]（P174）

随着战后年鉴史学主流地位的确立，新史学在各个领域全面深入，并在整体上革新了这些领域。虽然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受到了利用现代统计和各种数学模型并借助电脑对历史经济现象作计量分析的美国新经济史学派的挑战，但"经济史在法国始终是社会史和总体史的一部分，年鉴派试图通过社会经济两层次来达到把握总体史的愿望，因而经济史便始终保持着和其他领域的对象和交流"[7]。上世纪70年代以来，在吸收新经济史积极成果的基础上，体现总体史的社会经济史研究更加注重对经济的各种层面做出调查和分析，更加注重对特定的时代宏观经济的分析和把握，更加注重将经济史置于宏观社会研究的范围内来理解，同时也加强了运用计量方法并注重解释模式的清晰度，这一切都必然使社会经济史研究更加深入。

总而言之，西方经济史的发展经过了一个从单纯经济史到经济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发展历程。史学领域内这样一场巨大的变革，不仅使经济史本身走上了健康发展之路，而且它所取得的成就也在不断地推动着其他史学领域的发展。其实，经济与社会本不可分离，只有将经济因素置放于社会整体历史的变迁中进行考察，才能使经济史的研究走向全面而深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年鉴学派才将经济与社会相提并论，并旗帜鲜明地宣称："经济史和社会史其实是不存在的，只有作为整体而言存在的历史。就其定义而言，历史就是整个社会的历史"[3]（P6）。

二

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可谓历史久远，自司马迁《史记·食货志》直至历代正史中的《食货志》都是对经济活动的历史记载，但此类文献多偏重典章制度，很难称得上系统的经济史。

中国"系统的经济史是20世纪早期学习西方建立起来的"（吴承明语）。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对中国经济史研究客观上起到了促进作用，这也是中国学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经济史的开端。王亚南的《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研究》、许涤新《官僚资本论》、陈翰笙《帝国主义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等都是这一时期的经济史代表作。1949年后，中国经济史研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一大批经济史资料的整理出版，不仅开拓了中国经济史研究的领域，而且使一些专题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就经济史的理论建设而言，国内经济史研究大多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出发，尤其注重对生产力的研究，真正以经济学理论从事研究的成果相对有限。

粉碎"四人帮"之后，随着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经济史成为史学界备受关注的学科。我们高兴地看到：一些中国经济史研究中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仍在继续热烈地争论中，或经过争论逐渐取得共识；专题经济史的研究范围更加扩大，区域经济史、城市史、生产力发展史、人口史等长期存在的空白或薄弱的专史得以加强并呈方兴未艾之势；系统中国经济史及断代经济史的论著逐渐进入学者的视野，新史料、尤其是档案史料及外文资料的整理出版，为中国经济史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一些经济史学者，尤其是青年学者运用西方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对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成果的问世，西方经济学理论及经济史经典著作的译介、国外学者有关中国经济史论著的翻译出版等等，都说明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并预示着她在新世纪的良好开端。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将经济史与社会史结合起来开展研究，在中国史学界也有着优良的学术传统，已故著名学者傅衣凌先生就是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开拓者。林甘泉先生在纪念傅衣凌教授逝世十周年学术座谈会上，径称"傅衣凌学派"，认为"傅衣凌学派是解放以后形成的少有的几个学派之一"，在谈及傅衣凌学术思想时，林氏概括道：

傅先生研究的是"社会经济史"，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研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历史。傅先生的研究既是经济史的，又是社会史的，出了很多成果，做了很大贡献。傅衣凌研究中国社会是把明清作为一个长时段来研究，充分注意社会下层变化，善于从下向上看，偏向于经济结构、社会组织、经济变动等方面来研究明清社会。在资料运用上，傅衣凌也比较重视那些直接反映社会状况的契约、文书、家谱、族谱、档案等资料，形成资料特色。[8]

傅衣凌先生开创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已经取得了公认的学术成就。更为可喜的是，傅先生的传人继承其学术传统，仍在辛勤耕耘、苦心经营着这块史学园地。但是，审视西方经济史的发展历程，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现状，展望21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前景，我们认为，经济史与社会史的结合仍然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

中国经济史研究要实现从经济史到经济史与社会史结合的目标，需要开展的工作虽然很多，但我们要强调的首先是从区域史角度开展社会经济史研究。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人类历史是多样性和统一性之统一，"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有通过个别而存在"[9]。历史的统一性客观存在于历史的多样性之中，任何一项具体的研究对象，都必然体现着特定时代环境的偶然性和复杂性，任何范围和层次的历史都有自身的独特性和个别性，历史的内容既是多样的又是具体的，从多样的历史中探讨其内在的统一性，正是历史学得以成为科学的前提。"从具体上升到抽象"，再"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正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的国家，也是一个历史悠久、复杂多样的国家，正是这样一个基本的国情，决定了长期以来各地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发展的不平衡性，可以肯定地说，在未来一个时期内，这种不平衡的特征仍会继续存在下去，这也是我们从区域角度开展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基本出发点。

从学术意义上而言，区域角度的研究不应当仅仅视作为个别的、微观的研究，史学研究并无绝对的宏观与微观之分，更无高下之别，重要的是在每个具体研究中使用各种方法、手段和途径，使其融为一体，从而事实上推进史学研究。检索林林总总的年鉴派学人的重要著作，我们会发现费弗尔、布罗代尔、古贝尔、拉杜里等代表人物的代表性著作大多是属于区域性的研究，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其研究对象只是法国南部的一个普通村庄，我们能不承认它是一部优秀的史著吗？具体到中国问题的研究，美国学者黄宗智的《华北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和乡村发展》，施坚雅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尤其是施氏提出的宏观地域学说，一定程度上都可以说是区域研究的典范[10]。巴勒克拉夫曾明确指出："微观分析方法使我们有可能检验辛勤劳作的历史学家提出的那些人所共知的论点，而且证明这些观点即使不是错误的，至少也是不充分的"。[5]（P128）

从区域角度开展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现阶段最应引起重视的是布罗代尔所谓的"长时段"。从布罗代尔的三时段看，短时段的因素，尤其是革命、战争，中时段的因素，如人口、物价、贸易、运输、工农业等，中国经济史学界都曾开展过不同程序的研究，而长时段的因素如地理、气候、生态环境等却是研究的薄弱环节。重要的是，长时段因素对一定的地域社会而言，甚或对于整个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而言，起着一种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布罗代尔看来，"长时段是社会科学在整个时间长河中共同从事观察和思考的最有用的河道"，他在书中有这样的叙述：

对于我们史学家而言，一个结构也许是一种集合，一个建筑体，但更是一种现实。时间对这种现实的磨损很小并且是非常缓慢地推动它。一些长期生存的结构成为许多世代的稳定的因素：它们阻滞着历史，阻碍着因而也支配着历史的流动速度。其他一些结构则很快失掉了。但所有的结构既是支撑物又是障碍物。障碍物表现为一系列的限制。试想一下打破特定的地理环境、突破特定的生理现实，打破特定的生产力限制，甚至突破这些或那些精神心理的局限的困难吧。心态环境同样也是长时段的桎梏。[7]（P111～112）

强调从区域角度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应特别注意对"长时段"的考察，并不是要一味夸大地理、环境等因素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而是强调我们必须把经济史的研究与社会史的研究结合起来，在研究经济因素的同时，要从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中把握经济发展的脉搏，把经济发展置于社会历史变迁的整体过程中进行考察，如此才能体现整体历史变迁的面貌。事实上，工业、农业、商业、贸易、交通、生产、流通等等经济活动与地理、环境、生态等因素本身就是难舍难分的统一体，离开对"长时段"的深入系统考察，就不可能对经济活动的变迁做出科学合理的解释。同样，中国社会史的研究，不能仅仅局限于对社会区域、社会生活、社会功能、社会问题的研究，经济因素、经济结构也应放在社会史研究者的视野中。加强对"长时段"因素的研究，同样是中国社会史研究需要重视的问题。笔者曾撰文呼吁从社会史的角度研究中国人口资源环境史[11]其意亦在将人口资源环境纳入社会整体变迁的历史进程中进行考察。

就方法论而言，从区域角度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可以各显其能，但田野调查却是一种非常需要重视的研究方法。田野调查的好处之一就是研究者可以对研究对象有切身的体验和领悟，最大限度地做到研究主体和客体的统一，从而更加准确地把握客体的发展变迁，丰富研究的内容。其次，田野调查可以得到更多在图书馆找不到的原始资料和口碑资料。年鉴派学人不仅从理论上开创了历史研究的新局面，而且大大拓宽了历史文献的范围，甚至是经历了一场"资料革命"，勒高夫强调说：

这些史料包括各种书写材料，图像材料、考古发掘成果、口头资料等。一个统计数字，一条价格曲线，一张照片或一部电影，古代的一块化石，一件工具或一个教堂的还原物，对于新史学而言都是第一层次的史料。[3]（P6～7）

傅衣凌先生从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就特别注意田野调查，上世纪80年代他就曾组织助手在福建农村进行过大量调查，地方文献、口述资料、地契碑刻、历史遗存等大量田野调查所得资料，在他的研究中都得到了很好的利用。我想，吴承明先生讲，经济史学者应"依靠社会学家的成果"，似亦蕴含此意。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任重而道远，笔者不揣浅陋，写出以上拙见，欢迎识者给予批评指正。 参考文献

[1]吴承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J].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3）.

[2]伊格尔斯.欧洲史学新方向[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9-10.

[3]勒高夫.新史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

[4]雅克·勒戈夫，皮埃尔·诺拉.史学研究的新问题新方法新对象[M].郝名玮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72.

[5]杰弗里·巴勒克拉夫著.当代史学主要趋势[M].杨豫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27.

[6]蔡少卿.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51.

[7]姚蒙.法国当代史学主流--从年鉴派别到史学[M].香港：三联书店有限公司，1988.

[8]深切缅怀傅衣凌先生--纪念傅庆凌教授逝世十周年学术座谈会侧记[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4）.

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历史篇6

欧美人看历史中国的好与坏，撇开因人而异、从来就非铁板一块的复杂因素外，从主流意识上说，它是因时而变，重心多次发生变化。无论是在中世纪晚期、启蒙时代或者“工业革命”时代，时高时低的评价，多般取决于他们自己的境遇，“以我为主”，为其所用。根本性的变化发生在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评价的取向与重点发生重大转移，才有了今天所说的“欧洲中心主义”居主流的中国观。19世纪60年代后，中日两国学界对此的反应颇为不同。似乎日本学界也有“以我为主”的意识，在“明治维新”成功后，对“欧洲中心主义”有所抗争，有“东洋史”等等话题的提出。

同样，20世纪后半期开始发生的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转而对明清历史有诸多好评，中国学者也首先应当设法寻求理解。这里，除了西方社会内在的思想分化或思想变迁以外，20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也极大地帮助了一些“反欧洲中心主义”者树立信心。因此，由他们引起的众多“问题意识”，除了历史中国与资本主义世界的关联外，也还包含了历史中国与现实中国、现实世界的关联。对后一点，有些史家注意不够。

“反欧洲中心主义”史学的代表性的人物、多卷本《现代世界体系》的作者华勒斯坦，在《中国与历史资本主义》一书里，通过其写作的长文，发出了对现实的强烈反诘：“西方是否真的兴起过？或者说西方事实上是衰退的？它是否曾是一个奇迹，或者是一个沉重的病症？它是一项成就，或者是严重的失误？是理性的，或者是非理性的实现？是不寻常的突破，或者是不寻常的崩溃？我们是否需要了解其他文明以及其它历史系统何以会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出现加以限制？而这是预先设定好的状态，或者纯粹是意料之外的？（注：卜正民、Blue主编：《中国与历史资本主义：汉学知识的系谱学》，第二章“西方、资本主义与现代世界体系”（华勒斯坦），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最后一句，特别提醒：对于抑制资本主义出现的文明系统（华氏显然首先是指中国），要另眼相看。这里，华勒斯坦要表达的是有没有可能走出与西方资本主义不同的另一条历史通道。至今为止，国内赞同“反欧洲中心主义”对中国历史重新评价的人，没有注意到这一思想背后的思想倾向，似是不应有的疏忽。因为，它关系到我们对这种史学思潮可能产生的现实导向，有没有清醒的认识，以及如何明智地应对。

我们对“反欧洲中心主义”的应对，也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进行研讨。

第一，基于事实的层面：“反欧洲中心主义”有强烈的重新解读历史的冲动，因此他们在重新解读甚至想颠覆欧洲史旧体系的时候，特别注意吸收近年欧洲史研究对其有用的新成果。同样，他们也对中国历史的光明面、积极的成果非常敏感，很想把被“欧洲中心主义”遮蔽了的东西，展示于阳光之下。这两者对我们都有历史认识方面纠偏补全的冲击作用。由此启发，若要全面地进行明清史再认识，则需要中国历史与欧洲历史的双向互动，难度将大大增加。

由于“反欧洲中心主义”的提醒，我们确实有必要重新反思，力求更全面地看待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但是，应该引起警惕的是，不能以一偏纠一偏。对“反欧洲中心主义”背景下出现的许多新的历史判断，我们从历史的经验事实层面上需要独立地省视，应该有自己的主见，注重实证，拿出我们自己的东西。在实证方面，我们应该拥有西人难以替代的本土优势。这种新的西潮，应该成为激励我们更细致全面考察国史的强大动力，而决不是跟风而进，单纯变成另一声音的消极代言人。

第二，基于价值认同的层面：无论叫“资本主义”还是叫“现代性”，都不是完美的，它本身已经带来的社会病症，或者可能有的未来隐患，“反欧洲中心主义”者的棒喝，并非全然是危言耸听。但正如有的学者所惊叹的，“反欧洲中心主义”断然丢弃长期学术积淀形成的历史比较“规则”，我们对历史发展的把握，会不会变得无所适从？至于更宏观的道德诉求，诸如物质与精神、效率与公平等等的不和谐，恐怕是一个永恒性的难题。在史学上过度的执著，会不会再度激活出新的“乌托邦”倾向？例如效率与公平的问题，后来有些国家找到了较好的内部解决办法，但它往往又是以把贫困包袱甩给别的国家为代价，转换成国际性的困局，从人类历史全局来看，仍然是一个大难题。因此，当我们进入历史评估时，往往需要有历史主义与价值观的平衡，而非执著一端。

历史学的特点之一就是需要冷峻地“秉笔直书”，需要有一种超乎情感之上的，实证地描述历史变迁的职业意识——不论中西，任何历史都是连续的，是连续中的发展。历史轨迹的明晰，是每个国家发展自己的基础。在这一意义上，历史学独立的认识价值，就在于它是为“现在”而提供“过去”的情景，过分注重对“未来”的设计，会使历史学走向“过度诠释”的歧途。但我们也无法否认，价值观的分歧，必然有形无形地影响着史家对历史描述特别是评估的主观取向，这是史学上的一个吊诡。学术上如何处理，也需要史学界进一步研讨。

二、关于明清历史再认识视角的变化

1840年开始，中国一再受挫于列强的“船坚炮利”，原有“天朝优越”的自信力终于遭遇到了严重的动摇。史学家从“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法则中，感受到了中华民族有难以自存以至亡国灭种的危险。在这样的情景下，回溯明清历史，关注对政治史的批判，认定明清已经走到“前现代”的尽头，处于“长期停滞”的状态，占据着主流的地位。现在的“反欧洲中心主义”，恰恰是针对着这种史学倾向而来的挑战。

当前，我们对明清史进行再认识，自然就会产生许多新的检讨角度。择其要者，大致有两方面的观点值得注意：

首先，对“革命”做法的检讨，觉得它对自己国家的历史缺乏同情地理解的态度——一个国家，不要说是一个有数千年历史的大国，它的存在，总有一种“历史精神”在支持；它曾经采取的治国方略，总有它存在的一定“合理性”，也包括当时不得不如此做的原因。否则，它的存在，就成为不可理解的怪物，而想要前进，要摆脱困局，也不容易找准入手的路向。推倒一切重来的“革命”不是好办法，后遗症严重。受此苦痛，史家意识到有必要秉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更全面、更深入、更细致地鉴别分析明清历史的实际运作状态，特别是挖掘这些运作的“历史土壤”有否改良的可能，而非脱胎换骨，“只争朝夕”。这种时候，久被压抑的历史连续性问题，与过去总期望历史突变不同，成为了考察历史不可或缺的另一视点。

这里，思考的难点，是如何把“合理性”变成动态的概念，由此回答连续性与社会变革的契合关系在哪里？否则，“长期停滞论”很难以从根本上被驱赶出去。易言之，当变革实际上还没有获得根本性的突破之前，“长期停滞”的提示，在思考中国长时段历史上，会不会仍然有其认识论上的价值？

其次，与前述相联系，历史考察的视域必然地要有所扩展。近20年来，这方面的进步还是比较快的。原来史学的重心始终是政治史和人物史，现在经济史、文化史、社会生活史等等，都逐渐在深入展开。站在历史前台的是事件和人物，但事件与人物背后，或者说海平面以下的，是所有人与人相处关系的社会规则，以及由规则“丛林”构成的结构性历史。因此在研讨“前现代”或向现代过渡的时候，经济史与社会史的作用必然要被突出起来。总体上说，在中国，目前专史、断代研究的力量较强，成果多，而跨朝代的、连贯的研究难度高，一时还跟不上来。但少了这种延续性的通贯研究，就很难准确定位断代史，更难把握中国历史自身的发展脉络，以及它连续而非断裂式发展产生的路向。

在“现代化进程”的讨论中，曾经有一种意见很受大家重视，那就是“整体的、全面的、协调的同步发展”。其实有哪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三者的“转型”过程（请注意，这里说的是过程，而非最终结果）真正全面协调得那么顺利？西方专家提出的静态“现代化理论”不仅太理想，而且也与各国历史实景不是很吻合。在各国现代化的实际运行过程中，大凡经济推进的欲求最强，共通性也最大；其次是政治，政治与经济的匹配，恐怕有许多绕不过去的相关性，但其间不仅滞后是经常有的，而且也表现出某种为许多理论家不可思议的妥协性与灵活性，两者的匹配有本土的特点；意识形态的通约程度就更要低一些，民族文化的特色往往会表现得最为强烈。因此，同是走向现代，政治、经济、文化各种因子的匹配，具体的对应组合方式，实际是相当机灵和多样的，是随机性的，也可以说是创造性的。

现在我们已经可以这样说：现代化没有标准模式。只有在各种模式的整体效果上，是可以比较甚至评判的。但即使效果最佳，其他国家也往往很难“克隆”，往往也是“一次性”的。因此，放到“前现代”中国历史的考察中，学界提出了一个问题：在中国“前现代”社会中，有没有应该被发掘出来的“现代化资源”？假若有，是哪些？但从实际历史运行来观察，又会纠缠于前述三者互动节奏的“合理性”在哪里？实际上却缺乏明晰的判别依据。因为讨论到突破的环节，什么时候以什么最佳，史家多般无从主观下断。在这里，我们只能隐约地感到，历史从来很难服从理论，而理论却必须依据历史来修正。这样，问题又回到需要对中国历史进程进行全盘性的总体思考上来。

三、关于明清经济的发展与不发展

如果回到长达五六百年明清经济史叙事的角度，确有相当多的史料能够证明，中国的经济主体——无论是工商业者还是农民、手工业者——不缺乏经济理论的考量，也没有停止过它自身的经济上升运动，所谓“长期停滞”是一种受“欧洲中心主义”影响的偏见。但即使是“反欧洲中心主义”的史学家，也都认为19世纪之后，中西历史发生了“大分流”，中国沦入了真正的“停滞”。对于后一说法，我们似乎把它忽略了，未能认真地予以正面回应（注：参见王家范：《中国社会经济史面临的挑战——回应〈大分流〉的“问题意识”》，《史林》，2004年第4期。）。

笔者以为，由于各断代经济史微观研究深入的结果，事实上已经把“长期停滞论”撕成了碎片，伤痕累累。由宋入元，由元入明，由明入清，由前清至晚清，乃至晚清至民国，经济都不曾有过真正的停滞。微观或断代研究不足的地方，就是各代说各代的，不能顾此及彼，把连续发展在时段上系统化，用以论证中国经济发展整体状态的趋向，揭示它的发展以及不发展两面。但是，明清经济史的考察，即使发掘的光明面再多，也无法绕过一个巨大的障碍：如何通解过去说的“中国近代的落后”？这是与西方国家、与日本比，要否认也很难。那么这种“落后”与“前现代”的历史有没有关联？可以把这种原因仍然单纯地归咎于“列强侵略”（“反欧洲中心主义”就有类似暗示性的倾向）吗？恐怕很少有人会这样认为。

对明清经济发展状态的估量，应该说是比较困难的，主要谈两个问题：

其一，在历史上，讨论经济发展的水准，最容易成为观察“社会进步”与历史分期标志的是工具、能源以及由此带来的资源开发、物质增长的速率。它们都是非常醒目的标志，判别上最不容易出现歧见。“前现代”与现代，在这方面的分水岭便是以煤为能源的蒸汽机的使用（所谓“煤铁联合”）。中国“前现代”经济的发展，主要是靠人力资源与手工机械。为什么它向现代“煤铁联合”的机械化生产转变反应慢而效率低？这是很需要费心回答的大关节。

与此相关联，笔者以为许多学者对“人口”的正面效应估计不足，不顾国情的不同，片面执著于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人口多，当然容易造成生产与消费相冲的危机；但人口多，强大的生存欲求，也能促发各种经济开发的努力，出现许多意想不到的发展总量的增长。因此，直到清亡为止，从“前现代”经济的特性上衡量，中国是不是到达了“人口危机”的临界点，变成了消极的因素，还是相反，劳动力丰厚与密集恰恰是宋以来经济能长期连续发展的基础？这需要讨论。当然更关键的，被西方视为现代经济转变标志的那种技术进步，为什么不能发生在中国，以及即使后来学到的、使用了，发展得也很慢，比日本都差得太多（我曾经比较了19—20世纪中日棉纺织业的不同发展态势（注：参见王家范：《发展与忧患：明清史再认识》，《解放日报》，2004年8月8日“思想者”专版。））？这就启示我们需要从经济总量以外的角度思考问题，需要关注促进经济增长方式改变的其他要素。

其二，不管“反欧洲中心主义”如何颠覆传统的中西比较，也不可能取消中西历史比较作为方法论存在的意义。他们中有些人一直认为，那种把经济发展与政治制度联系起来的分析，意义不大。例如在向现代转变的过程中，欧洲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很强，国家对工商的掠夺也很突出。甚至也可以这样发问：发展经济的效率，能说集权制国家一定比分权制国家差吗？但，这些能否构成把政治制度与经济变革截然分开的充足理由？显然站不住脚。

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历史篇7

历史唯物主义不仅仅是一门纯理论性的学科，它所研究的领域是关于社会所有学科规律的抽象总和，而且是在实践中被证实了的一个与现代经济发展息息相关的学科。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学习，直接影响到“什么是社会存在”“什么是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还是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这些问题都是对社会经济发展根本规律的深刻认识，都能直接影响当今社会经济的跨时展。因此，我们更应该深刻探究历史唯物主义问题，让自己站在一个更高的高度去认识中国社会经济与历史唯物主义之间的关系，以此挖掘出中国经济背后存在的客观问题。

既然如此，那又该如何理解“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与“中国对外贸易”之间的关系呢？如何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辩证的看待经济全球化浪潮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呢？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又是如何为我国对外贸易发展提供历史导向的呢？在当今我国高速发展的对外贸易环境下，我国是否也存在历史唯物主义所提及的“发展问题”呢？最后，历史唯物主义又为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研究提供了哪些办法呢？基于这些问题，本文试图从总体上审视历史唯物主义与我国对外贸易的关系。从理论到实践，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来指导我国对外贸易研究。

一、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也适用于研究国际贸易学

“历史唯物主义是关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它的任务是从总体上研究社会生活，研究社会现象的一般联系和关系，揭示社会生活的本质，阐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1]社会生活现象丰富繁多，由此涉及到的学科也种类复杂。倘若我们从各门学科特定的研究对象出发，那么我们研究的规律就可称之为特殊规律。而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研究的是对一般事物最本质的，起源的发展规律的一般看法和根本观点。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人类的认识工具，它与具体社会科学的关系，是一般和个别的关系。具体社会科学研究是以生活中的某一领域或某一局部为对象，从某个特定的方面去研究社会。因此，历史唯物主义与具体学科不同，它并不局限于社会生活的某个方面和某个现象，而是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试图从总体上、全局上揭示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然而这种最普遍，最一般的规律，同时也包含了社会中的那些特殊规律。总之，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各门学科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一般指导个别，但又不能替代个别；个别体现一般，但又不等同于一般。

国际贸易学是研究商品与劳务在国际间流动过程中所产生的关系及有关上层建筑发展规律的科学。通过对国际贸易方法的研究，使得一切生产资料和生产关系在国际社会间得到更有效的配置。国际贸易从古到今，已有几千年的发展历史了。伴随着社会进步，国际贸易的形式也在不断改变，但其发展的核心并没有改变。一切国际贸易都只能是社会物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物质为第一物，社会意识永远为第二物。这两者的关系从来不会因为人的意识而改变。倘若我们不遵守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一味以统治者的主观意识为判断标准，我们就会违背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就会犯远古时期我国对外贸易固步自封的错误。由此可见，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是可以为国际贸易学研究提供方法的。

二、辩证统一地看待经济全球化浪潮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和物质力量是生产力，而当今社会“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随着科技不断发展，生产力也得到了极大的飞跃。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浪潮给生产力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动力，一些国家开始进行专业分工，在此基础上更有经济学家如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对国际分工提供了理论依据，进一步推进了国际分工的发展。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期，国际分工更是在广度和深度方面都得到了空前发展，从刚开始的物质生产资料交换到国际人员流动，到信息跨国传递，国际分工不断深化。在广度方面，从刚开始只在发达国家间实行的国际分工，现在以不断向发展中和不发达国家递延。这种趋势使得越来越多的国家卷入了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来，而中国，作为一个正在高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也不例外。

经济全球发是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客观趋势，然而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全球化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我们应该辩证统一地对待它的发展，既要看到它的积极作用，也要认清它的消极作用。只有这样才能在经济全球化中站稳脚步。经济全球化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许多好处，首先，全球化的浪潮给发展中以及不发达国家提供了机会，让这些国家真正参与到国际竞争中去。这些国家虽然科技程度不够发达，但他们大都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以及劳动力资源。因此，他们可以通过出口这些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产品来谋求自身的发展，不断积蓄货币资本来发展国内经济。再者，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化，跨国企业也在不断壮大发展，跨国公司的身影不仅仅在发达国家中出现，在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中也屡见不鲜。这些跨国公司建立在发展中以及不发达国家，不仅活跃了当地经济，由于知识的外溢，更给当地带去了先进的管理和生产技术。这些宝贵的财富给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希望。

然而，事物皆有两面性。我们不能单单看到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好处，更应该看到它对发展中国家的消极影响。第一，经济全球化加剧了发展的不平衡。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发达国家凭借其较强的科技实力，主要出口科技密集型产品，这些产品附加值高，且在专利发明被打破之前一直拥有垄断地位，所以在产品出口时攫取了大量的货币资本。相反，发展中国家以及不发达国家，由于科技实力的落后，只能出口资源密集型或劳动密集型产品，这些产品附加值低，可替代品较多，因此大量出口此类产品不但不能提高这些国家的综合实力，反而会拉大与发达国家间的差距。第二，经济全球化使发展中国家以及不发达国家的自然生态环境不断恶化。在国际贸易中，发达国家生产的产品属于高端产业链的产品，而发展中国家以及不发达国家生产的产品均属于中低端产业链的产品。发达国家大都只是开发产品技术，而把产品生产越来越多的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以及环境污染的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这就使得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生态资源不断受到威胁，社会压力不断加大，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也因此受到的阻碍。

三、历史唯物主义为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提供历史导向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是社会生活中第一位的东西，是社会意识的根源；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派生物，是第二性的东西。列宁说：“所谓客观的，并不是指有意识的生物的社会（即人的社会）能够不依赖于有意识的生物的存在而存在和发展……，而是指社会存在不依赖于人们的社会意识。”[2]由此可见，我们社会的发展应该遵循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而不应该由统治者的思维意识来决定发展方向。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一直关起大门，闭门造车，不跟其他国家有任何贸易往来，“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思想一直贯穿在劳动者脑中，统治者想通过这种方式来维系自己的统治地位。虽然这种闭门造车的时期也曾经有过昙花一现的美丽，但这繁华仍旧是短暂的。在经历了乾隆，康熙年间为数不多的经济繁荣期后，我国经济就开始一蹶不振，落后的思维方式，简单重复的手工劳作，低下的效率使得我国经济大大落后于其他国家，因而清代末年一再受到西方国家的侵略。这种状态一直持续了很久，直至改革开放。1978年改革开放后，我国开始打开国门积极开展对外贸易，吸收西方先进国家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模式。就在改革开放的这一年间，我国进出口总额就达到了355亿元，创下了历史最高纪录。于此同时，当年我国GDP创下2683亿美元的新纪录。历史的发展趋势要我们打开国门，要我们与时俱进，倘若我们违背这种客观规律，固步自封只能将我国发展带进一个死胡同。

进入20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发展遇到了更多棘手问题，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全球霸权主义的压力以及国际贸易摩擦频繁升级等等，这些问题的出现大大影响了我国的经济发展。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门真正的哲学，它的任务就是回答自己时代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马克思认为：“社会历史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它表明社会的历史本质上是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历史，生产方式的变化首先是从生产离得提高开始的。”[3]这就告诉我们，当代我国面临的最大问题仍然是“发展问题”，不断发展生产力，不断改善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才是发展的主线。而对外贸易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三大马车”之一，在这不断变化的经济环境当中也应该顺应国家经济发展的变化而变化，适时转变外贸出口结构，把大量出口粗放型产品转移到大量出口技术和服务密集型产品中去。

四、历史唯物物质方法论为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研究提供了方法

4.1从社会历史出发和生产实践出发

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历史篇8

( 一) 主要内容。一是关于经济社会形态的发展。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认为经济社会形态是自然历史发展的过程，取决于生产方式的变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和前提，也是人类与社会及自然界的发展共存。同时，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自然人化发展是相互统一的，自然与人类社会是和谐共存的，离开了自然，人类社会将不会存在，离开了人类社会自然界的改造也就没有任何意义; 二是世界历史的形成。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认为世界历史的形成前提是各国之间的经济、政治以及文化交往，15 世纪科学家的地理发展是世界历史的发展前提。同时，世界历史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市场的形成和发展，世界市场是经济全球化的关键。但是，世界市场的形成也是资本主义国家扩张的重要手段和必然要求; 三是东方社会发展。东方社会的发展是世界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内容，而近代东方社会的发展处于一种被动状态，例如，中国就是在帝国主义的侵略下而被迫打开国门，走向世界的。

( 二) 基本特征。一是实践视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采取实践的视野，要求理论知识要受到实践的检验。无论是经济生产理论还是历史发展理论都要受到社会实践的检验;二是人文关怀。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将人以及人的活动作为世界理论历史的中心，围绕人以及人的社会活动来探究世界历史的发展，并在世界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充满着人文关怀，重视人的价值追求和价值实现。

二、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经济全球化

( 一)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经济全球化的通融。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和经济全球化对世界历史的开展时间持此相同态度，都认为世界历史的来使是从15 世界的探险家发现新大陆开始的。15 世纪的探险家环球探险加强了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使不同制度和不同社会背景下的国家开始相互交流，打破了各国的孤立性，是经济全球化的开展。同时，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和经济全球化理论都认为各国之间的交往和相处需要一定的交往机制。世界各国之间的交往大多起源于经济交往，然后涉及到政治领域，进而引起文化领域的国际交往。另外，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和经济全球化对世界历史的结构观念具有一致性，都认为世界历史的结构是由世界的中心向延伸的。由此可见，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经济全球化的理论在部分领域具有共通性。

( 二)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对经济全球化的批判。经济全球化实质上是西方资本主义扩张的必然要求，因此，很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经济全球化进行了批判。例如，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者对经济全球化的工具性进行了批判，认为经济全球化的工具性以强制性技术来支配人们，使人们陷入了资本主义世俗社会中，失去了自身自由。同时，他们认为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是西方资本主义根据自身发展的需求而采用理性管理方式使资本主义制度向全球扩散，进而促进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又如，生态社会主义者对经济全球化中的生态问题进行了批判。部分资本家为了一己之利而毁坏人们共同生存的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生态破坏，导致全球经济危机更加严重。

三、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对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指导

( 一) 辨证对待经济全球化。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背景下，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积极应对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指导下，辩证对待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一是应加强重视经济全球化给我国带来的发展机遇，同时也要注重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所面临的巨大挑战，反对全盘西化，保证自己的发展特色; 二是应积极反对关于经济全球化的错误理论，使中国在经济全球化的指导下走正确发展道路，反对霸权主义，追求共同发展。

( 二) 中国在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要注重维护国家安全。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我国应坚持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指导，注重维护国家安全。虽然，现阶段，世界和平是全世界的共同追求，但是世界上仍有很多不和平因素存在，严重影响了我国的经济发展。因此，我国应积极面对全球化的进程，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积极运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来解决中国在融入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促进中国的国际化发展。

( 三) 中国在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要大力发展教育和科学技术。教育事业和科学技术是提高国际竞争力的核心力量，也是中国在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要重点发展的项目。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对经济全球化的过程进行了描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科学技术占据着突出的地位，直接影响着国家的国际地位。同时，国家的教育事业直接关系着这个国家的人才培养，决定着人才的质量，是经济全球化发展过程中的核心力量。因此，中国在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要大力发展教育和科技。

( 四) 中国在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要深化改革。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认为经济全球化是西方资本主义扩张的必然要求，也是西方资本主义占据世界市场的重要手段。因此，中国在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要积极深化改革，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坚持自己的发展特色，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增加活力，进而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历史篇9

第一，采用现代化史观整合与比较历史知识。

现代化史观是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必然进程观，它是以工业化为核心，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动态发展过程，引发了人们生活方式、心理观念和思维方式的转变，是人类社会生产力 发展的必然产物，它代表整个社会的变革，如法制化、民主化、都市化、理性化、科学化、大众化、通俗化、世俗化。

我们在新课程历史复习教学中，可以用现代化史观论述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进程发展。帮助学生整合与比较历史史实，建构历史知识体系。

川教版世界近代史可以这样整合与比较：

第一阶段：时间是14-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17-18世纪启蒙思维传播，为欧洲资本主义产生发展提供思想条件。事件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资本主义在英国、法国、美国确立，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市场出现。当时中国是典型农业国，处于农业文明，与世界现代文明无关，经济处于传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即封建经济，中华文明遭到猛烈冲击，被西方列强强行拉入现代化文明进程之中。

第二阶段：时间是18世纪至20世纪初，两次工业革命，俄国、日本通过改革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美国通过南北战争进一步巩固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体系形成。

比较中国历史近现代化历程是：由科学技术到政治制度，再到思想文化，而世界历史近现代化历史是由思想文化到政治制度，再到科学技术。两种不同历程与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和认识世界观念及水平相关。

第二、采用文明史观整合与比较历史知识。

人类文明的发展史，基本内容是人类创造文明成果的过程，人类文明包括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表现为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新课程复习教学中应把握人类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的历史线索和历史规律。全面把握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演进的历史线索与规律。从教材分析中得出：政治文明演进是从专制到民主，从人治到法治，从主权在君（王）到主权在民，物质文明演进是从低级到高级，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从自然经济到市场经济。精神文明演进是从愚味落后迷信到科学。

教学中可用对同一地区文明进行比较整合。如中国历史政治文明发展进程是，夏商周早期政治制度--以血缘为纽带，政治制度已形成，如分封制。但不巩固。秦汉唐元明清时期是专制中央集权不断加强，如皇帝制度、中央集权制等。民国时期是君主立宪制，民主共和制。新中国成立时期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人民当家作主。

总结过程是从专制到民主，从治到法治，从主权在君到主权在民。同理世界历史政治文明发展过程是：原始社会是以血缘为纽带，制度约定为准，封建社会是专制集权加强，英国、俄国、日本资产阶级革命建立君主立宪制，美国、法国建立主权在民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权。

教学中也可以把同一时期同一地区的政治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进行整合与比较。比如中国唐朝政治文明：三省六部制、科举制；物质文明：农业、商业城市；精神文明：思想、文化、艺术。比如英国：政治文明是君主立宪制（《权利结案》）；物质文明是工业革命，精神文明是文艺复兴时期创造的思想文化艺术。

在教学中也可以把同一时期不同地区的文明比较。从而更好学习理解文明多样性和差异性。比如比较中国和西方文明的不同，西方政治文明是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和民主共和制，中国政治文明是君主专制制度。西方物质文明是工业革命，中国物质文明是传统自然经济。西方精神文明是资产阶级思想解放运动即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中国近代全面落后于西方，表现在政治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三个方面。

第三，采用全球化史观整合与比较历史知识。

我认为，全球化史观兴起与经济全球化相关。全球化史观认为，人类历史发展历程就是整过世界的形成过程，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全部，是世界各地区、各种文明在各自发展和互相融合中，逐步打破了孤立、分散状态，逐渐融合成密切联系的全球统一体，全球化进程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世界历史不仅是国家地区民族和文化总和，而且是人类和全球是一个整体，要求我们从全球化的大视角整体去研究世界历史。要求我们在历史教学中要从世界历史的整体发展和统一性来学习历史，考查分析历史，全面探讨世界历史各时期的时代特征、发展主流和总体趋势，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交流、渗透和融合。

世界全球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必然趋势，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近现代史都可以放在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历史背景下分析。

教学中，我们可以用全球化史观，对世界近代史做整合与比较。

第一，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形成，我们认为全球一体化是由于生产力水平的发展，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后出现的世界历史发展趋势，在世界近代史上主要表现为资本主义思想、资产阶级革命、科技革命。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是相互作用互相影响的一个密切联系的整体。一是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在世界范围内的确立，相关的知识包括文艺复兴、启蒙思想、资产阶级革命、改革以及调整、深化；二是资本主义世界殖民体系形成，相关知识包括新航路的开辟、殖民扩张和争夺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成，以及世界殖民体系形成；三是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统一国内市场，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建立广泛经济联系，资本主义国家殖民扩张强行把落后地区纳入世界经济体系，成为其殖民地或半殖民地。

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历史篇10

历史主义是历史学派反对与抨击经济学的主要法宝。这一思想在历史学派的先驱者亚当·米勒和李斯特那儿就已经萌芽，经过罗雪尔的发展，到施穆勒的达到顶峰。

所谓历史主义，它强调以一种动态的观点来看待事物，认为人类社会处于不断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具有不可逆性。并且每个民族、国家具有不同的发展过程，影响及形成不同发展道路的原因在于每个民族具有不同的民族精神，不存在适用于所有民族的经济规律。因此，只存在以个别国家的经济发展史为研究对象的“国民经济学”。也只有通过对各国发展史的研究，才能归纳出某些可能存在的经济规律，以演绎推理为基础和特征的普遍规律并不存。

亚当·米勒首开反对古典经济学的先河，强烈批评古典经济学的世界主义。李斯特在其名著《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开篇第一编就回顾了西欧各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史，旨在说明各国有不同的发展道路，不存在具有普适性的“世界主义经济学”。在此基础上，他又进一步提出了与“世界主义经济学”相对立的“国家经济学”，认为后者的研究主题是“某一国家，处于世界目前形势以及它自己的特有国际关系下，怎样来维持并改进它的经济状况”，（注：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1983年中文版，第109页。 ）并着重“研究如何使某一指定国家（在当前世界形势下）凭农工商业取得富强、文化和力量”。（注：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1983年中文版，第106页。）

罗雪尔则进一步指出：人们是“为很不相同的和非经济的动机所驱使，并且是归属于完全一定的民族、国家和时代”，（注：罗雪尔：《政治经济学原理》第1册，亨利霍尔特出版公司1878年英文版，第105页。）认为“历史学家则尽量忠实地描述现实生活，寻求人类的发展及其关系的记述”。（注：罗雪尔：《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讲义大纲》，商务印书馆1981年中文版，第11页。）因此，他在《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讲义大纲》一书的序言中，将历史方法的原理归纳为：1.通过记述各国的经济发展史，解决“如何才能更好地增进国家富强这个问题”，（注：罗雪尔：《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讲义大纲》，商务印书馆1981年中文版，第7页。 ）并认为“这样的记述同有关国民经济生活的其他科学，特别是同法制史、政治史以及文化史紧密地结合起来，才能做到”；（注：罗雪尔：《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讲义大纲》，商务印书馆1981年中文版，第8页。）2.研究“过去各文化阶段”， 因为过去文化阶段的“任何一种情况，都是现代一切未发达国民的最好教师”；（注：罗雪尔：《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讲义大纲》，商务印书馆1981年中文版，第8页。）3.对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史作比较， “如果新的国民经济表现出一种同过去的国民经济相类似的倾向，我们在认识这种倾向时就可以从这种类比关系中得到极为宝贵的启示”；（注：罗雪尔：《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讲义大纲》，商务印书馆1981年中文版， 第8页。）4.中性地对待任何制度，因为“经济学的任务在于指出：为何以及如何逐渐发生‘从合理的变为不合理的’、‘从幸福的变为有害的’”。（注：罗雪尔：《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讲义大纲》，商务印书馆1981年中文版，第8页。）只有深刻地了解制度的变迁过程， 才能把握制度变迁规律。

施穆勒系统论证了历史学派的历史主义方法论，将之归纳为“历史归纳法”、“历史生理法”和“历史统计法”三类。认为罗雪尔的研究是“历史生理法”的代表，他自己的方法是更科学的“历史统计法”。他力图通过归纳历史和统计资料，建立他所谓的国民经济学，全面讨论所有影响一国经济发展的因素。在此认识的指导下，他创立与主编了被称为“施穆勒年鉴”的《德国立法、行政和经济年鉴》，全面搜集和记录历史资料。因此也使历史学派成为当时德国的主流经济学派，他本人则长期握有审批德国社会科学界教授职位的权力，成为领袖人物。德奥方法论之争也主要在他和门格尔之间展开。在论战中，他坚决反对门格尔所采取的“英国演绎学派”的方法，认为他们将经济学说建立在一两个心理命题上的做法，把经济学弄得过于狭隘，演绎方法的使用要服务于和从属于归纳方法。他宣称：“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崭新时代是从历史和统计材料的研究中出现的，而绝不是从已经过一百次蒸馏的旧教条中再行蒸馏而产生的。”（注：转引自汤在新主编：《近代西方经济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02页。）

施穆勒将历史主义推崇到了极致，桑巴特则将历史主义方法论具体运用于对西欧资本主义发展史的分析，写出了三卷本的《现代资本主义》这一巨著，从而使历史学派达到了学术上的顶峰。在这本书中，桑巴特已经意识到历史学派轻视经济理论的缺陷，声称“‘历史的’和‘抽象的’国民经济学间的对抗，已经丧失了一切意义和一切重要性”。（注：桑巴特：《现代资本主义》第二版序言，商务印书馆1958年中文版。）他要“借助于有秩序有系统的范畴”，“给予死材料以生命”，认为“只有对全部科学材料作根本的力量的深入检讨，才能够发现见诸现象中的最普遍联系。只有一个在理论上受过完全锻炼的，尤其认识现代经济生活的经济学者，才能够著现代资本主义的起源史”。（注：桑巴特：《现代资本主义》第二版序言，商务印书馆1958年中文版。）但他对古典经济学（他称之为“曼彻斯特学派”）的评价仍然不高，认为那只是一种技术学说，是“商会秘书的国民经济学”，“不受历史的或哲学的重负压迫，……为着日常状况去处理日常经济问题”，（注：桑巴特：《现代资本主义》第二版序言，商务印书馆1958年中文版。）强调只有在历史的、哲学的基础上才有可能编制“人类社会生存的大联系中”的经济生活史。

历史主义是历史学派的代表性特征。在这一方法论的指导下，历史学派的经济学家们埋头专注于对经济史料的整理分析。在他们的著作中充斥的都是丰富的史料，但材料之间缺乏理论联系。可以说，在李斯特之后的历史学派代表人物的理论创新水平再没有高过李斯特。然而，这并不表明历史学派缺乏存在基础，也不表明他们对德国的经济发展没有贡献。历史主义虽是历史学派的重要特征，但并不是全部特征。转贴于 二、德国历史学派的历史感

历史学派肩负着为当时后进德国的经济发展提供理论基础的重任。在这一点上，可以说历史学派较好地完成了历史赋予的使命，从而使历史学派呈现出很强的历史感。经济理论研究中的历史感，首先是一种历史责任感，即理论要为现实服务，指导与规范经济实践的运行；其次则是以一种历史的眼光来看待经济发展，使理论分析具有整体性和动态性。历史学派基本上做到了这两点。

从表面上看，历史学派对古典经济学的批判及德奥方法论之争是学术争论，实质上则是德国资产阶级在向当时统治世界市场的英法资产阶级争取生存与发展的空间，争夺对世界尤其是殖民地的控制权。历史学派以历史主义为旗帜，从德国的利益出发，全心全意地为德国寻求强国之策。他们所得出的某些结论及思路，至今对后进国家的起飞仍有借鉴意义。也正是为德国经济发展提供理论基础的使命决定了历史学派不可能以世界主义，以静态的、单因素的分析方法作为自己理论的出发点和方法论。他们必须强调国家民族（具体是德国）的特殊性，必须以发展的眼光、从宏观上为德国设计强国之路。也正因如此，历史学派被认为是发展经济学的先声。

（一）李斯特的发展观

李斯特的发展观由他提出的“生产力理论”、“工业优先理论”和“国家干预理论”三部分组成。在其名著《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李斯特首先回顾了西欧各国历史，指出存在着不同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接着，他针对古典经济学的价值理论，提出了他的“生产力理论”，写下了他的名言：“财富的生产力比之财富本身，不晓得要重要多少倍；它不但可以使已有的和已经增加的财富获得保障，而且可以使已经消失的财富获得补偿”（注：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1983年中文版，第118页。）。 在探讨如何促进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中，李斯特提出了一些真知灼见：1.重视教育、科技在生产力进步中作用；2.突出强调政治、经济和法律制度对生产力进步的作用；3.认为产业部门间的协调发展可以促进生产力的进步；4.指出民族精神的进化是发展生产力的基穿在此基础上，李斯特重点强调了优先发展工业的重要意义，认为工业可以促进形成新的民族精神，可以完善国家经济结构，尤其是可以完善农业等传统产业部门。这显然是针对当时德国仍以农业为主、工业落后的现状而言的。

不过，“生产力理论”和“工业优先论”都只是铺垫，李斯特的最终落脚点在于对国家作用的强调上。他认为后进的德国只有在强有力的国家力量的扶持下，才能实现强国之梦。保护关税，在他看来，是当时德国可采取的提高生产力的最有效手段。可以认为作为古典经济学对立物的生产力学说和工业优先论是关税保护政策的理论准备，后者是前二者的逻辑结果和案例分析。关税保护政策是李斯特为后进德国开出的强国方良，因此而得到大书特书。

尽管李斯特的发展观并不成熟，但他在学说史上，第一次论证了生产力问题，提出并论证了后进国家的经济发展及其路径问题，从而较好地回答了德国经济上升过程中提出的理论问题，基本完成了历史所赋予他的使命。

（二）罗雪尔的发展观

罗雪尔在其著作《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讲义大纲》中，开宗明义认为：“国民经济学是关于国民经济发展规律的科学”，（注：罗雪尔：《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讲义大纲》，商务印书馆1986年中文版，第14页。）“如何才能更好地增进国家富强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说，……，仍不失为一个重要课题”。（注：罗雪尔：《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讲义大纲》，商务印书馆1986年中文版，第7页。）虽然在具体理论上，他主要综合（也有人讲是“拼凑”）了斯密、李嘉图、马尔萨斯、萨伊等人的理论，但他并没有止于此，而是试图将这些理论统一在一个发展的框架中，希望将它们在时空中展开，同历史过程联系起来，赋予其动态感、整体感。（注：马颖：《简论威廉·罗雪尔的经济发展理论》，《经济评论》1995年第1期。 ）具有权威性的《国际社会科学大百科全书》对他作了公允的评价：“罗雪尔接受了古典学派的价值理论，将其用于分析经济的给定阶段，并且构想出一个发生在静态地构思出来的各阶段之间的有机发展过程”。（注：《国际社会科学大百科全书》第13卷，麦克米伦和自由出版公司1972年英文版第2版，第559页。）

罗雪尔的发展观除上述将经济学的任务归结为发展外，他还提出了自己的经济发展阶段论和分析了各生产要素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作用。首先，他认为国民经济要经历幼年、青年、成年和老年四个发展阶段。值得注意的是他认为经济增长是有极限的，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会因既利益阶级的阻碍和国民精神的衰落而衰落。推迟衰落的主要手段是提高国民素质，他说：“一国国民构成愈是以技能较高的人居多，衰落就愈是不会急促地到来”，（注：罗雪尔：《政治经济学原理》第1册、 亨利霍尔特出版公司1878年英文版，第383页。 ）从而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文化（科技）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其次，罗雪尔认为每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都受了自然、劳动与资本的共同支配，这三种要素共同创造财富。他详细分析了这三种要素在经济发展中不同作用；最后，他也强调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并将国家归入“无形资本”，认为“国家本身就是每一个民族的最重要的无形资本，因为它对经济生产来说，显然是百不可失缺的，或至少是间接地起作用的”。（注：罗雪尔：《政治经济学原理》第1册、亨利霍尔特出版公司1878年英文版，第154页。）

（三）桑巴特的历史观

历史学派发展到施穆勒时，德国已经大大缩小了与英法的差距，成为强国之一。此时德国资产阶级将战略重点转向谋求世界霸权，因此更加要求突出国家的作用。与此同时，世界资本主义也正由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过渡。为适应此要求，历史学派更加强调国家的作用。施穆勒写道：“没有一个坚强组织的国家权力并具备充分的经济功用，没有一个‘国家经济’构成其余一切经济的中心，那就很难设想成一个高度发展的国民经济”。（注：转引自汤在新主编《近代西方经济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06页。）

桑巴特则通过对西欧资本主义发展史的考察来完成了对国家作用的强调。在他三卷本的《现代资本主义》中，桑巴特在突出国家作用的同时，也充分表达了他的历史观：即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待经济发展，用理论统帅历史材料，从而取得了历史学派学术上的最高成就。

桑巴特将他对资本主义发展史的分析出发点建立在“经济制度”这一概念上。他说：“国民经济学是经济制度的学说”，（注：桑巴特：《现代资本主义》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58年中文版，第16页。）“国民经济学基本的概念是经济制度的概念。我在这里所指的是一种一定种类的经济方法，即经济生活中一种一定的组织，在这种组织里面受一种一定的经济意识的支配，并有一种一定的技术的应用。经济生活在历史上形成的特征于经济制度的概念中总合为一种概念上的统一。其他一切国民经济学的概念都以这种主要概念或基本概念为主体而与之适应”。（注：桑巴特：《现代资本主义》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58年中文版，第17页。）在这里他将经济组织、经济精神和经济技术统一在经济制度之下，并以此为理论框架分析了资本主义发展史。1.资本主义发展史是一个经济制度更替过程。每个经济制度都有与之相适应的经济精神和经济技术；2.在由一个制度向另一个制度的演变过程中，经济精神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主要有两种精神，即企业家精神（表现为征服与营利）和市民精神（表现为秩序和保存）。“我们对于那由企业的精神和市民的精神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心情称为资本主义精神。这种精神创造了资本主义”；（注：桑巴特：《现代资本主义》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58年中文版，第215页。）3. 民族国家对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首先是国家代表着企业家精神，这种精神“在国家里面，并经过国家发生作用”，国家通过军队、战争、向外掠夺，实践了营利原则，极大地促进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形成；其次国家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其他条件：技术进步、贵金属的生产、劳动力的获得等的形成，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历史学派所具有的历史感使其成为德国资产阶级的理论武器，历史学派也因适应了时代要求而成为德国历史上的第一个主流经济学派。历史感在促进历史学派自身繁荣的同时，不仅极大地推动了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也为历史学派赢得了经济学说史上的地位，使经济学者，尤其是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者，在回顾学说史时，都要特别地提及历史学派。转贴于 三、德国历史学派的兴衰探源

历史学派在十九世纪以前盛行于德国，淹盖了德国国内的其他经济理论。重经济历史的研究，忽视经济理论的创新，成为当时德国经济学界的研究风气。然而，历史学派精心堆砌起来的“历史大厦”，却经不起振荡，德奥方法论争之后，除桑巴特尚有所成就外，历史学派从此一蹶不振。（注：不过，桑巴特将《现代资本主义》一书的成就归功于马克思，他说：“在我著作中的所有的一些好的东西都应归功于马克思的精神”。）德奥方法论之争最终以历史学派的让步（也可以说是投降）而告终，这突出地表现在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对演绎推理法的态度变化上。

在李斯特那儿，尽管他批评古典经济学的世界主义，认为它不恰当地忽视了各国不同的历史情况，但他并没有批评和放弃使用演绎方法，《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本身就是一本逻辑十分严密的著作；到罗雪尔，他开始突出强调历史归纳法，认为“各个国民发展中的类似性，可以归结为一种历史发展规律”。（注：罗雪尔：《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讲义大纲》，商务印书馆1986年中文版，第12页。）将演绎法降低为考察多个共同作用的经济因素中某一因素的作用时，可以采用的方法；罗雪尔之后的布尔德布兰德则更进一步认为：无需寻求规律，只罗列史实就可说明一切。克尼斯则从根本上否认客观规律的存在；但随方法论之争的深入，历史学派已难以否认演绎推理在经济理论研究中的作用。施穆勒声称他并不一般地反对演绎法，但他将其作为归纳法的补充。他主张“利用更多的归纳，同时辅之以借镜于别的知识领域的演绎”； （注：转引自汤在新主编《近代西方经济学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02页。）到桑巴特， 他则认为历史与抽象的对立已经没有了意义，“‘理论’与‘经验’的关系，和同一物的形态和内容一样”。（注：桑巴特：《现代资本主义》第一卷序言，商务印书馆1958年中文版。）至此演绎又回复到与归纳法同等重要的地位。

尽管从表面上历史学派并没有承认演绎法在经济理论研究中的作用要高于归纳法，但事实胜于雄辩。当西方经济学经过边际革命后，边际经济学很快以其严格的数学论证、精巧的均衡分析，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边际经济学不仅从理论上解释了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过程中出现的越来越多的边际现象，而且适应了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唱颂歌的需要，从而彻底击败了历史学派。只知堆砌史料，而没有经济理论创新的历史学派终于被它自己的旗帜——“历史主义”压倒了。历史学派虽着重于对历史的研究，却没有看出历史的发展趋势，其根本原因即在于缺乏理论创新和指导。正如马克思所揭示的那样，他们没有达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错误地认为：“只消整理一下历史专题研究的成果，无需借助人们在专题研究之外还花费的思维活动，就可以把历史专题研究成果与‘普通经济学’熔焊在一起。”（注：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94年中文版，第93页。）因此，可以说历史学派的衰落应归罪于历史主义。

但却不能因此而抹杀历史学派所具有的历史感。历史学派之所以历经半多个世纪而不衰，正是靠了这种历史感。熊彼特指出：“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时代（包括当前）的经济现象。”（注：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94年中文版，第92页。）前文已指出正是这种历史感，使历史学派围绕德国的富强展开自己的理论，较好地担负起并完成了为国家经济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和辩护的重任。

经济学理论的历史感并不为历史学派所独有。古典经济学家斯密等人的著作中，既有为本国富强服务的论述，又有为全人类谋福利的责任感。斯密《国富论》的后几篇就是运用归纳法写成的。但历史学派突出强调了历史感，形成其鲜明特色。也正因这一点使历史学派难以被人们所忽视，历史感成为历史学派最值得人们欣赏的一点。击败历史学派的边际主义经济学，在若干年后直至今年，其缺乏历史感的缺点不只一次地被人们所批评。熊彼特说：“我相信目前经济分析中所犯的根本性错误，大部分是缺乏历史的经验，而经济学家在其他方面的欠缺倒是次要的。”（注：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91年中文版，第29页。）而具有历史与逻辑统一性的马克思经济学至今仍然是最具有解释力和生命力的经济学。

继承历史学派传统的美国制度学派，同历史学派一样，尽管理论创新水平始终比不上主流经济学，但他们始终把握时代脉博。在他们的著作中充满了鲜明的时代感，从凡勃伦的《有闲阶级论》，到加尔布雷斯的《经济学与公共目标》，再到当今霍奇逊的《进化经济学》莫不如此。经过他们的努力，作为历史感的理论代表者——制度，终于进入了主流经济学的分析视野，形成了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其中较典型的例子就是对企业制度的分析。企业制度一直是制度学派的分析重点，但却是新古典经济学的盲点。科斯也正是以企业制度为突破口，引导主流经济学进入制度分析领域，实现了西方经济学的又一次“框架革命”。

发展经济学则直接以历史感为理论分析的出发点，着重讨论后进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新经济史学家诺思则运用制度变迁理论重新解释了西方世界的兴起，从经济史的角度论述了制度的重要性。而博弈论在当今西方经济学中应用，则开始在更深层次上来看待经济的运行过程，博弈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历史的过程。

因此，当我们评价历史学派时，不仅要看到历史学派使我们注意到经济学的多因素分析，注意到历史归纳法的应用，更重要的是要认识到经济理论的研究应具有历史感。只有在历史感的统帅下，才能使理论服务于实践，才能使理论的建构不至于昙花一现，成为过眼烟云。

四、结论与启示

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历史主义使历史学派必然走向衰落，而历史感则是其兴盛的主要原因。从历史学派的兴衰中，针对当前正在进行的中国经济学建设，可以得出以下几个启示：

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历史篇11

近5年来，历史人文地理学成果相对集中地表现在历史疆域政区、移民史和人口史、城镇和乡村聚落、历史经济地理、历史文化地理、区域历史地理、生态环境史和灾害史以及历史地理信息系统等领域。

2.1历代疆域政区研究

从2007年起，周振鹤主编的《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共12卷，作者18人)开始陆续出版。它涵盖了自先秦至民国的漫长时期，内容不仅包括传统的历代政区沿革的考证，对一些同一年代各政区并存的面貌作出复原，而且在某些条件许可的情况下，相关复原的详细程度可以达到逐年。这套著作的完整出版，将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部学术意义上的行政区划变迁通史。目前正式出版的有总论先秦卷(周振鹤、李晓杰撰)、隋代卷(施和金撰)、宋西夏卷(李昌宪撰)、元代卷(李治安、薛磊撰)、明代卷(郭红、靳润成撰)、中华民国卷(郑宝恒、傅林祥撰)[4-9]。

商朝是中国出现较早王朝，唐晓峰认为商代领土不同于后世成熟国家的领土，不能将商朝辖区看城一片单纯的地域[10]。先秦是中国历史政区萌芽时期，待考问题颇多。徐少华对楚国国都陈城[11]，钟炜对秦国的洞庭、苍梧诸郡县的建置与地望[12]，晏昌贵对里耶秦简所见的阳陵县与迁陵县[13]，李晓杰对战国时期三晋和秦国的设县情况、齐国和楚国的疆域变迁[14]，都进行了扎实深入的考证。辛德勇《秦汉政区与边界地理研究》一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诸多全新的看法，其中包括秦始皇三十六郡、两汉州制、高阙、直道、秦汉之际的西北和东南边界等内容，多有创见[15]。古代的城市行政建制研究者向来不多，韩光辉等在宋辽金元城市行政建制的演变方面发表过多篇重要论文[16]。

随着国家清史工程的展开和推动，有关清代疆域政区研究的新成果不断产生。段伟着重探讨清代分省问题[17]，傅林祥探讨清代政区制度一些人们较少关注的方面[18]，侯杨方依据清宫档案探讨了清代十八省的形成等问题[19]，韩昭庆则对清初政区的改制及影响发表了看法[20]。徐建平出版的《政治地理视角下的省界变迁——以民国时期安徽省为例》一书，力图将传统的政区地理逐步深入到政治地理的层面[21]。

2.2移民史和人口史研究

在葛剑雄主编的6卷本《中国移民史》、6卷本《中国人口史》出版之后，近年有关移民史和人口史的研究虽然减少，但仍有新著出现。吴松弟《南宋人口史》全面探讨南宋户口统计制度、考证人口数据，并探讨不同时期和不同的路的人口变迁及其对地区经济文化的影响。此外他著文探讨辽宋金元时期南北人口的不均衡发展等问题，并指出人口增长是南宋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受此影响生产工具进步缓慢，导致走上不同于西方的发展道路[22]。路伟东著《清代陕甘人口专题研究》及相关论文，理清了清代陕甘回民的人口数量变动和人口管理制度、清代前中期陕甘人口迁移等问题，并首次利用宣统人口普查的“地理调查表”进行人口研究[23]。

此外，安介生对明代北方的灾荒性移民和内蒙古各部分布的地理基础[24]，侯杨方对乾隆时期的民数汇报[25]，杨煜达对西南边疆的民族关系的若干问题，都进行了深入的探索。郭声波多年致力于西南民族地理的研究，新著《彝族地区历史地理研究——以唐代乌蛮等族羁縻州为中心》在此方面有新的推进[26]。需要指出，安介生所著近70万字的《历史民族地理》[27]，表明了作者尝试建立历史地理新方向的努力，引起较大的关注。

2.3城镇和乡村聚落研究

西安是中国历史悠久的千年古都，向为古代城市研究的重点所在。李令福的《秦都咸阳》[28]，王社教的《汉长安城》[29]，肖爱玲的《隋唐长安城》[30]，史红帅、吴宏岐的《西北重镇西安》[31]，尽可能完整地再现了不同历史阶段咸阳或长安的都市面貌。吴宏岐《西安历史地理研究》[32]和李令福的《古都西安城市布局及其地理基础》[33]，则将古都西安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考察研究，前者深入研究了西安城市发展的历史阶段与城市更新模式，后者对秦都咸阳到隋唐长安的城市发展与城郊布局进行多方面的探讨。史红帅推出37万余字的《明清时期西安城市地理研究》，对城墙、水环境、坊里街巷、城市布局、人口规模等多方探讨，为西安“后都城时代”的最新研究成果[34]。

上海是中国近代城市的代表，张晓虹对上海地区城市化过程中的市镇以及乡村聚落的空间结构，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35]。王列辉论述了双岸城市形成这一近代全国滨河城市发展中的重要问题，邹怡探讨了民国海宁硖石镇的区位条件与空间结构，以及皖南屯溪镇的发展动力[36]。刘景纯立足于城镇实体进行的“景观与文化”的考察，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揭示了清代黄土高原不同等级、不同区域城镇文化景观的特征[37]。李孝聪著《中国历史城市地理》则对历史上不同时期的区域城市体系或几个中心城市核心进行综合研究，阐明城市布局形成的原因和演化的过程，剖析区域中心城市城址选择与城市成长的地理条件和历史背景[38]。

乡村聚落地理的论著向来不多，王社教主编的《黄土高原地区乡村地理研究(1368-1949)》，首次对历史乡村地理学研究的对象、内容和方法进行系统探讨，其中涉及对明清民国时期黄土高原的乡村发展、城乡关系、聚落、经济等多方面的内容，均以实证方式进行开篇论述[39]。

2.4历史经济地理研究

历史经济地理研究的兴起与发展是近5年来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引人关注的重要方面。吴松弟及其带领的团队是这方面研究的主力军，强调近代开埠通商和外来生产力的进入以及沿海口岸城市与其腹地的双向经济互动，对塑造近代经济地理格局的巨大作用。吴松弟主编《中国百年经济拼图——港口城市及其腹地与中国现代化》、《港口—腹地与中国现代化进程》[40-41]，并发表十余篇论文，对上述问题进行深入的论述，兼及唐朝到近代长江三角洲港口体系的变迁、民国时期“市”的兴起与中国经济的不均衡发展等重要问题、并揭示了近代经济地理格局的形成机制及其8个表现。近年来，吴松弟又利用在浙江泰顺县地域考察所获得的资料，以泰顺为例，探讨明清近代东南山区的经济结构、地域社会结构以及传统文化的特点[42]。

戴鞍钢在近代经济地理方面有着较深的造诣，2006年又出版《发展与落差——近代中国东西部经济发展进程比较研究》一书，详细地论述近代以来东西部经济差异形成的过程及其影响，并著文深入探讨长江三角洲经济地理的相关问题[43]。王列辉著《走向枢纽港：上海、宁波两港空间关系研究(1843-1941)》，从多个角度探讨上海和宁波这两个长三角主要港口不同发展轨迹[44]。方书生对两广港口—腹地的空间形态和长三角经济区演变过程，张珊珊对汉口的对外贸易及其腹地，姜修宪对闽江流域的进出口贸易及经济变迁，唐巧天对上海的埠际贸易，毛立坤对香港的埠际贸易的研究，构成了近代南方经济地理研究的基本架构。此类研究以往不多见。樊如森所著《天津与北方经济现代化(1860-1937)》及一系列的论文，揭示了开埠以后天津口岸的贸易发展过程及对北方经济的促进作用，论证天津在北方经济的龙头地位，清楚地勾勒出北方外向型产业结构和城镇体系等重要问题[45]。樊如森的研究和姚永超所著《国家、企业、商人与东北港口空间的构建研究(1861-19310)》[46]，以及陈为忠关于山东的多篇论文[47]，构成了近代北方经济地理研究基本架构。

值的一提的，还有王元林对秦汉时期南岭交通的开发与南北交流[48]，韩茂莉对明清以来玉米在中国境内的传播及其种植制度的形成[49]，蓝勇和杨煜达对清代滇铜生产和运销[50]，韩昭庆对青海早期现代化的影响因素，程龙对北宋沿边军区的粮食补给问题[51]，辛德勇对长江三峡地区的农业开发进程等问题的研究。张萍著《地域环境与市场空间——明清陕西区域市场的历史地理学研究》，采用商业地理学的基本理论，以明清时期陕西商业的发展及地域特征为例，建构了颇为周密的历史商业地理学的研究框架[52]。

2.5历史文化地理研究

近年来历史文化地理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宗教地理和民间信仰的深入探讨上。张伟然在佛教地理方面发表多篇相当深入的论文，包括佛教宗派的地域差异与地理环境的关系、吴淞江两岸寺院发展的时空进程、清末至民国江南地区庙产兴学的时空分析等[53]。张晓虹对南宋首都临安节日活动的空间特征、近代陕西宣教区的划分原则都作过探讨，又以陕南的杨泗将军为例讨论民间信仰的区域化与本土化问题[54-55]。王元林等人对明清伏波神信仰的地理分布、碧霞元君信仰扩展与国家祭祀的关系、金龙四大王信仰、湖南湘江流域水神信仰等问题，都进行过较深入的研究。王元林还揭示南海神庙的兴衰发展历史，以及与广州海上丝绸之路兴衰和广州港变迁和国计民生的关系[56-58]。朱海滨主要研究浙江的民间信仰和文化地理，成果颇丰，继2008年出版《祭祀政策与民间信仰变迁：近世浙江民间信仰研究》，2010年又出版《近世浙江文化地理研究》，并发表多篇论文，对浙江岁时习俗的区域差异和胡则信仰展开深入研究，在此基础上探讨民间信仰的地域性及与行政区域和自然区域的关系[59-60]。此外，蓝勇对巴蜀的休闲好赌风气[61]、古代美女的地域认同[62]，马强对唐宋士大夫与西南、岭南地区的移风易俗、地理体验与唐宋“蛮夷”文化观念的转变[63]，郭声波对中国槟榔种植与槟榔习俗文化、蒟酱食用习惯和开发历史等，进行研究[64]。

2.6区域历史地理研究

王振忠长期从事徽州区域历史地理研究并有较大的影响。近年来，利用新发现的徽州商编路程《摽船规戒》、婺源民间日用类书《目录十六条》、新安江的路程歌及相关歌谣，对徽州的交通、商业、地名、日常生活、村落社会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将相关论文结集出版为《千山夕阳：王振忠论明清社会与文化》[65]。此外，晏昌贵著《丹江口水库区域历史地理研究》，考察历史时期丹江口水库地区的政区、人口、城邑、经济开发和环境变迁状况，为近年另一项区域研究的成果[66]。

2.7生态环境史和灾害史研究中国生态的日益恶化，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

由于自人类出现以来生态环境的改变是人类参与的结果，对其演变进行历时性的空间考察，自然成为历史地理研究的重要内容。生态环境史(或称为“环境变迁”)和灾害史的研究，实际上已突破了过去按照单一人文要素进行研究的模式，进入到人文社会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层面上。

邹逸麟主编的“500年来环境变迁与社会应对丛书”，是近年这方面研究的重要成果。该丛书选择若干比较典型的地区，对近500年来(主要是明清以来)人地关系的复杂过程作比较深入的研究，主旨在于通过这些地区的研究，粗略地反映中国历史环境变迁的全貌。目前已出版了《明至民国时期皖北地区灾害环境与社会应对研究》(陈业新)、《太湖平原的环境刻画与城乡变迁(1368-1912)》(冯贤亮)、《明清两湖平原的环境变迁与社会应对》(尹玲玲)、《云贵高原的土地利用与生态变迁(1659-1912)》(杨伟兵)、《清代至民国时期农业开发对塔里木盆地南缘生态环境的影响》(谢丽)[67-71]系列著作。有关生态环境史和灾害史的研究论著为数不少。段伟通过对禳灾制度的发掘和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的运用，推进了秦汉灾害应对制度的研究[72]。

张萍的研究表明，在北方农牧交错地带，城堡的废毁主要在晚清民国。她并从人口、民族、经济结构入手，探讨了边疆内地化过程中陕北沿边一系列的社会变动及其影响[73]。张莉在前人的基础上，从环境史的角度出发，集中探讨了乾隆年间新疆天山北麓地区农业开发活动中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74]。

土地利用是人类影响生态环境的最主要方式，在这方面韩茂莉、杨果、满志敏、王社教、侯甬坚都作出自己的贡献。韩茂莉探讨了辽金两代西辽河流域人类活动从游牧业为主向农业占主要地位转变，给生态环境带来的不利影响[75]。杨果、陈曦以宋元明清时期为中心，从农田垦殖、资源利用等诸方面探讨江汉平原经济开发与环境变迁的历史，以及双方的互动关系[76]。王社教考察明清时期西北地区农业结构调整与环境变迁的关系，认为总体上农业结构的调整主要是灾荒为直接动因促成的，但是否能够及时调整还要得到社会政治经济环境和农业技术的配合。

王建革致力于水利史和农业生态史的研究，继出版《农牧生态与传统蒙古社会》，又出版《传统社会末期华北的生态与社会》[77-78]，引起学术界的关注。近年来，他又将目光江南，发表一系列涉及这一区域的农业技术、圩田土壤、水环境、乡村社会等论文。王大学系统探讨了区域海塘修建的过程和技术变化，以及与政权、水系、海潮等方面的关系[79]。韩昭庆关注西南地区的石漠化、西北地区毛乌素沙地形成与扩大的人类因素，杨煜达探讨清中期滇东北铜业开发对环境的影响，都发表过若干篇论文。值得注意的是，陕西师大的一些学者近年来通过自己的长期研究，对长期流行的人地关系的某些表述进行反思。侯甬坚认为百年来在影响毛乌素沙地的走向和幅度上，自然因素更显重要，人类只是一种参与力量[80]。此外，他探讨新疆南部尼雅从聚落到废墟的演变过程，认为尼雅河来水等水源逐渐匮乏，最终迫使一批居民点因彻底无水接济而废弃[81]。他还分析渭河流域的人民生计，认识到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除了较多地依赖于自然环境提供的富源和人民的勤劳之外，还在于要有公平公正的社会制度和物尽其用的致富之道。李大海的研究也表明，明清以来陕西黄龙山区因垦荒导致森林植被遭到破坏的历史过程，并非完全可以人地关系矛盾激化角度来加以解释[82]。张力仁通过探讨清代陕南流民行为的基本取向，指出人类空间选择行为遵循风俗相近原则，而不是地理环境最优原则，从而对备受非议的流民刀耕火种与清代陕南环境变化之间的关系给予了重新认识[83]。上述学者的研究结论，无疑有助于正确认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

2.8历史地理信息系统

随着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认识到地理信息系统在历史地理研究中的价值，历史地理学领域对GIS运用方法的讨论日渐增加。其中最重要的是满志敏“小区域研究的信息化：数据架构及模型”一文，该文通过讨论小区域GIS数据框架建立的方法，提出了三点非常重要的认识[84]。

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历史篇12

一、《白银资本》的发展理论体系考察

安德列·贡德·弗兰克（AndreGunderFrank），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的主要创始人物和代表人物。其代表作《白银资本》获1999年世界历史学会图书奖头奖。

第一，《白银资本》的全球发展理论

弗兰克自承："我在写作本书时，最初的首要目的之一是要证明，早先就有一个不断发展的世界经济，然后欧洲人才能在这里面大显身手和颐指气使。由此很自然地派生出两个推论。第一个推论是，直到1800年前后，亚洲，尤其是中国和印度以及东南亚和西亚比欧洲更活跃，前三个国家和地区比欧洲对这个世界经济的作用更重要。第二个推论是，那种宣称‘历史学家已经知道欧洲是以自己为中心而组建一个世界’的说法是完全反事实和反历史的。实际情况不是这样。欧洲是用它从美洲获得的金钱买了一张搭乘亚洲列车的车票。但是，不论对于历史还是对于基于历史理解的社会理论，这个历史事实还有更深远的意义。"世界体系是自古存在的（"世界体系存在了五千年，而不是五百年"），从航海大发现到工业革命，处在这个世界体系中心的不是欧洲，而是亚洲，特别是中国。欧洲和亚洲存在着商品和贵金属的反方向运动：欧洲从亚洲进口大量商品，却不能出口同等数量的商品，而要用白银结算贸易的逆差；18世纪，美洲和世界其他地方生产的白银，有一半流向了中国。欧洲利用征服美洲获得的贵金属，取得进入以亚洲为中心的全球经济的机会，使欧洲有可能站在亚洲的肩膀上，并最终成为新的经济中心。长期流行着一种看法：西方对东方的征服，是先进的工业文明战胜了落后的农业文明。弗兰克认为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因为中国和印度的衰落发生在前，西方的兴起出现在后。在他看来，大家都生活在同一个世界经济体系之中。在西方的兴衰一个以500年为时段的长周期，当东方收缩到最低点时，正是西方扩张阶段的最高点。强胜弱败是一时的，并没有内在原因和必然性。在世纪之交的现在，人们似乎可以看到，西方的衰落与东方的强盛正以另一个周期的方式出现。

第二，《白银资本》的东亚发展理论

弗兰克认为，公元1500年以来，具有世界规模的劳动分工和多边贸易的单一全球经济就己经存在了。整个亚洲特别是东亚处于经济权力的中心，而西欧和后来的北美只是公元1800年以后才取代这一中心。现在，西方的支配地位行将结束，以前的亚洲占支配地位的模式正在重建。弗兰克分析的观察点是消费品、白银和黄金。当时，金银起到双重作用，既是商品又是货币。弗兰克指出，中国和印度是全球贸易的中心，多数美洲白银途经欧洲和菲律宾流向中国，这样才使得欧洲的初始扩张成为可能。公元1500-1800年间，印度和中国的人口增长比西欧快得多，亚洲人也要长寿得多。亚洲有很高的生产力水平，在世界上具有巨大的竟争力。亚洲内部贸易比任何欧洲商业活动都大得多。欧洲人只是依靠美洲白银才能挤进繁荣的亚洲贸易体系。欧洲商人起到的是中间人的作用。弗兰克解释了为什么欧洲赢得了胜利。19世纪时亚洲经济长时期扩张最终走到尽头，这主要是内因所致：由于人口和收入的增长，生产和贸易开始衰退；经济和社会的两极分化对资源施加了压力，约束了底层的有效需求，亚洲廉价劳动力大量增加。欧洲和美洲利用这一形势进行工业化，成为全球主要的生产者和贸易者。

第三，《白银资本》的基本研究取向

弗兰克在撰写《白银资本》的时候，给自己设定了一个"既十分宏大，又极其有限"的任务："向众多被公认为‘经典的’和‘现代的’社会理论的基础——欧洲中心历史学挑战。"（对1400年一1800年的世界经济作出另一种提纲挈领的展示）刘禾从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思潮的角度对《白银资本》的研究取向作了更系统的说明。她说，关注西方学术新动向的人都会注意到，对欧洲中心论的批评已在西方学界持续了二十多年，从爱德华·萨义德(EdwardSaid)到马丁·伯纳尔(MatinBenal)，凡处于学术前沿的各科学者，都无一不对近代出现的欧洲中心主义进行理论上的清算，但环顾左右，我还没有见过像弗兰克那么不客气的人。《白银资本》对有史以来正统的和非正统的社会理论，都进行了一次系统的清算。比如，弗兰克认为，从来没有过什么"亚细亚生产方式"，或者"闭关自守"、"停滞落后"的东方，所有这些说法都是持欧洲中心立场的人编造出来的神话，在他看来、早在欧洲兴起之前，在1400——1800长达几个世纪的时段，就一直存在着一个围绕亚洲，尤其是围绕中国的世界经济体系，欧洲则长期处于这一体系的边缘，直到十九世纪此局面才开始扭转，也就是说，欧洲居于中心的时间来得很晚，也很短。他强调，无论是资本的原始积累，还是资本主义的兴起，都必须放在这个大的世界体系的结构和发展中去解释才有意义，因此，那些认为现代文明是从欧洲社会内部生长出来的种种理论，用弗兰克的话来说，都是没有事实根据的无稽之谈。

第四，《白银资本》的研究视野与研究方法

在《白银资本》中，弗兰克用一种"全球学"的视野来颠覆欧洲中心论的历史学和社会理论。他从一种涵盖世界的全球视野来考察近代早期的经济史。试图分析整个世界经济体系的结构与运动，而不是仅仅分析欧洲的世界经济体系（欧洲只是世界经济体系的一部分）。因为弗兰克认为，"整体大于部分的总和，如果要分析任何部分（包括欧洲）的发展，都必须分析整体。"他说《白银资本》"就是想从近代早期世界经济史的角度，为一种更充分的"人类中心"视野和理解提供某些基础"。他强调：不仅在世界经济史方面需要这种全球视野，而且也是为了我们能够在全球整体的范围内给从属和参与世界经济的部门、地区、国家以及任何片断和进程定位，因为它们都不过是这个全球整体的组成部分。具体地说，我们需要一种全球视野，是为了鉴别、理解、说明和解释——简言之，理解——"西方的兴起"、"资本主义的发展"、"欧洲的霸权"、"大国的兴衰"，以及前"大"不列颠、美利坚"合众国"、前苏联、"洛杉矶的第三世界化"、"东亚奇迹’等等诸如此类的过程和事件。这些过程和事件都不是仅仅。甚至主要由于上述任何一个组成部分的"内部"力量的结构或互动而造成的。它们都是统一的世界经济体系的结构和发展的一部分。弗兰克甘冒得罪大批历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的危险，指责：当代历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一直最缺少的就是一个整体视野。历史学家最喜欢用显微镜来考察和猜想在一个很短暂时间里的一个小片断。不要说"文明研究者"，就是"世界史"学者也习惯把自己的注意力局限在某些大树上，仅仅对某些大的片断加以比较。实际上，许多人喜欢关注自己文明的特点或文化相似与相异之处。有些人为自己的方法辩护说，遵照"科学"标准，我们只能研究整体的片断，这样我们就能运用比较方法来分析它们的差异。他们似乎没有意识到，如果整体大于部分的总和，那么整体本身也会造成整体的部分或片断之间的差异。总之，他们或者由于不愿看见整体，或者由于看不见整体，因而不去看整个画面。因此，他们甚至也无法理解他们考察的那个片断或他们想加以比较的两个或更多的片断的某些基本要素。实际上，几乎没有一个"世界史"学者指出，明摆着的真实世界是一个整体性的全球拼图，他们本来可以把它组合起来，但不去做，更不用说去设法理解它了。

弗兰克并非不重历史证据，但他认为历史证据并不能取论建构，世界历史的研究模式需要有一个理论取向上的根本转型。他说："虽然历史证据是十分重要的，但是我主要不是用新的证据来挑战公认的证据，而是要用一种更充分的人类中心的全球范式来对抗公认的欧洲中心范式。"弗兰克充分利用了当代社会科学的最新成果、各种理论分析工具与研究方法，他申明："为了说明和解释在不同地点发生的事情，我采用各种互补的方法进行了人口结构的、货币的、康德拉捷夫的、长周期的分析。"

二、《白银资本》的合理内核与缺陷

《白银资本》在理论与方法方面既有合理的内核，也有基本的缺陷。这是一部优点与缺点同时存在且对比鲜明的著作。

我认为《白银资本》在理论方面合理的内核是对"欧洲中心史观"的批判，并试图在世界体系或全球历史的框架里重构世界历史。这一点，中外学者已经给予充分的肯定，前文已作了说明，在此不再赘述。在理论方面的缺陷是强调一个方面而对另一个方面缺少关注，从而有损理论的周延性。也因这一点而遭到中国学者广泛的批评。例如，对普遍历史的强调而忽视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对历史的偶然的渲染而屏蔽了历史的必然；对历史的联系性（"全球性"、"整体性"、"共通性"、"经济性"）的强调而遮盖了历史的地域性（"民族性"、"差异性"、"制度性"、"文化性"）；对历史的连续性（陷入"历史循环论"的陷阱）的偏爱而看不见历史发展的断裂性（"社会质变"、"社会进化"）等等。不过，弗兰克的理论框架可能使他受到了一些限制，他不可能根据历史材料炮制出一个万能的理论出来。弗兰克在强调一种研究取向的时候可能正是针对另一种研究取向的缺陷而设定的。作为新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家，他的思维方法还是具有辨证性的。例如他认为："多样性里存在着统一性。但是，如果我们不考虑统一性本身是如何产生的，是如何不断地改变多样性的，我们就不能理解和欣赏世界的多样性。"

在方法方面的合理内核是采用"全球学"（整体大于部分的总和，部分的相加并不是整体，部分分析的方法存在着根本的缺陷）的方法，以及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哲学等多学科的协同研究方法。尤其是历史学与经济学的交融分析方法，并在历史哲学的层次上对世界历史的发展予以思考。弗兰克强调，研究历史应该是总体史。世界史象一个三条腿的凳子，有经济、文化和社会。因此，应研究整个世界史。整体世界史影响部分以及部分之间的关系。实际上，世界每部分都是相互联系的。不了解比较着的二者之间的联系，不可能真正比较。中国史不是各省历史的总和，即使部分的历史做得再好也不是整体的历史。弗兰克征引约瑟夫·弗莱彻在1985年曾说过一段话以表达他自己的思想："事实上，大多数欧美大学所耕耘的史学领域造就了一种微观历史学、甚至一种地方眼界。历史学家对于纵向的联系(如传统的延续等等)很敏感，但是对于横向的联系则视而不见。......无论用各种专题研究所拼凑起来的历史‘学科’的马赛克是多么绚丽多采，如果没有一种宏观历史、一种尝试性的总体联系图式、至少是一种历史的平行论述，那么就不可能看清某一社会的历史独特性的全部意义——整合史学就是探索、描述和解释这种相互联系的历史现象。其方法说起来很简单，但做起来不容易：首先，需要寻找历史平行现象(世界上各个不同社会里的大体同时发生的类似发展现象)，然后判断它们相互之间是否有因果联系。——为了发现近代早期的相互联系和横向连续性，必须深入到政治和制度史表象的背后，考察近代早期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在这样做了以后，我们会发现，在17世纪，日本、、伊朗、小亚细亚和伊比利亚半岛在表面上相互隔绝，但实际上都回应着同样一些相互联系的、至少是相似的人口、经济乃至社会的力量。"研究部分的历史容易，研究总体的历史难。诚如保罗·科斯特洛所言："面对世界历史也就意味着面对一些有关人类命运的终极问题。——我们应该把历史，尤其是世界历史看作对一种未来希望的反映。——逃避全球视野的挑战，也就是不敢面对历史学家的中心任务——译解历史的意义。在一个危机时代拒绝世界历史，也就是拒绝承担历史学家的根本责任：用一种有意义和有益的方式让社会反思自己的过去。——世界历史已经变成一项追求世界统一性的事业。"《白银资本》在方法方面的主要缺陷是以第二手资料为主，而且中文资料的利用尤其欠缺。但弗兰克辩解道："光有证据是不够的。证据本身并不能替代一个整体主义的涵盖整个世界的理论模式。我们正是需要（现在还没有）这样的理论模式来组织和解释现有的证据，而且使我们能够远远超出原有西方理论路灯所照射的范围，指导我们去寻找世界各地的更多更好的证据。"三、《大分流》的发展理论体系考察

彭慕兰（KennethPomeranz），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尔湾分校历史与东亚语言文学教授，美国的中国学研究中"加州学派"的领军人物之一。《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一书是彭慕兰对世界经济史重估的最新著述之一。获2000年费正清奖和世界历史学会年度奖。

第一，《大分流》的全球发展理论

彭慕兰认为，三十年前，中西差异被认为是由于欧洲的"工业革命"所造成。这场"工业革命"一般认为有下列几项特征：第一，它与"前工业"（pre-industrial）时代有着根本性的差异；第二，它首先发生于英国，然后传至欧洲大陆；第三，本质上，它仅限于某些重要工业的技术突破（先是棉业，然后才是煤、铁、钢及陆地运输），但并没有造成其他产业稳定而缓慢的成长；第四，正如某些学者所强调的，英国的工业革命主要依赖与殖民地间的贸易往来及奴隶的劳动力。彭慕兰对此持深刻的怀疑态度，他通过对世界经济史的研究，得出新的结论：中国和欧洲之间的"大分流"是在1800年以后才出现的，在此之前，中国在人口、农业、手工业、收入及消费等方面与欧洲并无明显的差异。就是说，直至18世纪，中国并不落后。18世纪欧洲和中国都遭遇了生态危机，为了减轻中心的生态压力，中心开始向边缘发展。但在解决生态危机问题上，中国与欧洲面临着很不相同的形势：中国由于边缘地区的发展，使其没有形成像西方那种中心与边缘的关系；英国则不然，除了煤矿的地理位置距工业区比较近、煤层埋藏比较浅易于开发以外，殖民地提供很多条件为英国本土节省了大量的土地，像棉花、木材、糖的供应等，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中心的生态压力，使英国不至于发生生态恐慌，最终使西欧摆脱了一系列生态方面的制约，走上了工业化的道路。他并提供了一系列数据，殖民地棉花、糖、木材的供应，帮助英国节省下来的土地达到2500万到3000万亩，而当时英国的全部耕地也不过2300万亩，等于多了一个英国。他说，如果没有美洲，英国很有可能走上一条与中国江南地区经济发展相同的道路。正因为拥有殖民地和煤矿这两大支柱，英国才逐步发展起来，使西欧和东亚走上了两个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彭慕兰强调，欧洲由市场引动的稳定成长过程并非不重要，但它并不是造成与东亚及其他地方不同的原因。斯密型动力（Smithiandynamics）在中国及西欧都有极大的发展，但它并没有改变经济的基本形态——高度发展地区终将面临严重的资源限制，一部分是因为商业化与手工业都加速人口的增长。欧洲要避开这个难题需要新的科技，再加上煤、新大陆的资源及各种有利的全球性工业化前夕的政治经济与生态：欧洲、中国及全球性关联——这种条件在英国较为明显，至于法兰德斯及荷兰原始工业化（proto-industrialization）所导致的结果，则与中国的长江三角洲或日本的关东平原较为相似。从19世纪起，西欧和中国才走上不同的道路，开始了"大分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因素有两个，一是前面提到过的英国煤矿的地理位置和地质状况，二是美洲的殖民地。如果没有新大陆这个欧洲之外的因素，西欧很可能在19世纪以后走上一条与中国同样的"内卷化"的道路。新大陆殖民地的作用主要不在于以前学术界常常提到的资本积累、工业品市场、廉价的资源和农奴劳动等，而是新大陆提供的丰富的土地集约产品——首先是棉花，然后是木材和谷物等——解除了西欧受到的生态制约，从而使工业革命能够迅猛发展，使西欧与世界其他部分发生了巨大的分流。因此，工业化并非原始工业化的自然产物。我们很容易在中国及欧洲找到例证。要解释东西方的差异，我们需要观察在欧洲这些限制是怎么突破的。这就牵涉到技术创新的问题。既然我们不能把它视为理所当然，我们也不能说，如果中国也有类似的资源，它就能自行产生工业革命。然而创新本身也不足以松缓土地的限制并在1750至1850年间带来成长。而且，如果没有煤及新大陆以节省土地（亦即劳力并不密集），可以想见发明的焦点会十分不同。因此，要了解"欧洲奇迹"，我们必须要用中国的经验作为一面镜子，重新注意过去的学者所研究的重点：煤、帝国、英国例外情况、以及工业革命的不连续性。

第二，《大分流》的东亚发展理论

18世纪以前，东西方走在一条大致相同的发展道路上，西方并没有任何明显的、完全为西方自己独有的内生优势。东西方曾经有过数不清的相似之处，由于它们太相似，以至18世纪的东西方看起来实际上是沿着相同道路前进的一个世界，而不是19世纪以后表现出来的那样明显的分离。当然，这个世界并不是统一的，正相反，它是多元的，没有一个占支配地位的经济中心，它的相似性表现在，一些主要的经济核心区，如欧洲的英格兰，中国的江南和岭南，日本的畿内，曾经各自独立地走上一条相似的道路，达到了大致相当的发展水平。在这些相似因素中包括了人口、资本积累和技术对发展可能产生的影响，包括了欧洲和亚洲的市场经济，中国和西欧的土地市场以及对土地利用的限制，劳动体系，人口迁移、市场和制度，农产品市场，农村工业和副业活动，中国和欧洲的家庭劳动，还有引起争议的"内卷"与"勤劳革命"。惟一的例外是英国煤矿有着幸运的地理位置和地质状况，既使英格兰获得了充足的动力能源，又促成了蒸汽机的发明、使用和推广。无论是从农业、手工业、消费、市场发展水平上比较，还是从人口与资源的紧张关系上分析，1800年之前，中国和欧洲都没有太大的差距和差异。大分岔主要发生在随后的世纪。使西欧最终走上了工业化的道路的原因，一是英国煤炭的采掘及其有利的蕴藏位置引发了动力革命，其次是新大陆提供的土地密集型产品缓解了欧洲在生态方面的制约。无论是从农业技术、生活状况还是人口条件角度来看，欧洲与亚洲在1750年左右都有着"无数令人惊异的相似之处"。作者由此推论说，西欧在此时期的优势并不明显，而且也没有任何理由认为这些相似发展模式会"自然而然"地在任何地方导致工业突破。在19世纪之前，西欧与东亚比较，各方面的发展都处于大致同样的水平上，西欧没有任何内部因素（除了煤以外）比东亚更为优越，而两者进一步发展所受的制约也是同样的，实际上西欧与东亚是处在一种同样的发展模式中。

第三，《大分流》的基本学术取向

《大分岔》的基本学术取向，是从全球相互联系的角度来探究现代世界经济（经济的现代性）的起源及其发展。在这一学术取向下，彭慕兰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即"英格兰为什么没有成为江南？"传统的提问方式是：为什么工业革命会发生在西欧，西欧有什么独有的优势？曾经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最富裕的中国江南地区为什么没有像英格兰那样实现工业化、为什么没有率先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彭慕兰认为，这个命题暗含着"西方中心论"的色彩，即以英国道路为模式，认为英国的现代化道路是常态，而中国的发展产生了偏离或陷入了停滞状态。鉴于此，彭慕兰提出了相反的发问，这样的反问并不只是所谓"标新立异"，也不是仅仅为了与更为常见的问题"江南能否成为英格兰"对称，而是具有经验（从历史的原点出发，不轻易地套用历史的必然性预设，从而遮蔽历史偶然性的可能）和规范（符合比较研究方法中的交互比较原则）的双重意义，譬如18世纪的英格兰无论在人口增长、劳动生产率、土地单位面积产量、生态压力、能源供应等方面，可能面临比中国更大的压力，也可以说是"瓶颈"。"江南为什么没有成为英格兰？"，这样的提问蕴涵的预设是英格兰是"标准答案"，即英格兰是经济发展的常态，而"英格兰为什么没有成为江南？"则把英格兰的工业化作为变态，而以江南的发展为常态。《大分流》就是从这个思路出发重构了近代早期的世界经济史，彭慕兰在中国和欧洲都看到了动力和危机的存在，而不是在欧洲只看到动力，在中国只看到"内卷"和危机。中国和欧洲具有原始工业化中的共同因素，而不是在世界的这一个部分只有发展，而在另一部分只有停滞。

第四，《大分流》的基本研究方法

关于《大分流》的基本研究方法，我认为有两个：一是全球联系性的视角；二是比较研究方法的创新。

从全球联系性的视角出发，《大分流》对欧洲的工业化启动的研究不是从欧洲内部的特殊性回溯，而是回到历史的原点，从全球比较和全球互动的视野来进行新的探索——也可以称得上是一次"历史探险之旅"。由于他审慎地选取了比较单位与比较目标，因而，他的"探险"有独特的"收获"——1800年左右的"世界历史大分流"之说被构建出来。

其次就是比较研究方法的创新。吴承明在《〈大分流〉对比较研究方法的贡献》一文里谈得很透彻。我在前文研究转述过了，此处再概括一下。彭慕兰对比较方法论的贡献在于对世界经济史比较目标和比较单位的创新。彭慕兰没有以传统研究中的生产水平或消费水平或GDP的增速为比较目标，而是以斯密型增长模式（即通过市场实现分工和专业化，推动经济增长）和新古典主义经济增长模式（新古典原则是：最佳经营方式是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为比较目标，看哪方据有更完整的自由竞争市场，便更能适应斯密型增长要求。看哪一方更能避免或"跃过"内卷化，走向现代化生产。在比较单位方面，彭慕兰采取了中国与欧洲双向交互比较的方法和回溯分析与前瞻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大分流》扬弃了传统的比较单位，而根据各方面客观条件（人口、土地面积、地理环境、经济发展水平等）大致相当的区域作为进行比较的单位。"现代民族国家理所当然不是必然构成这些单位"。据此，作者选取了英格兰与中国江南作为具体比较的单位，而与英格兰／江南的比较相伴的是一个更大的政治／经济单位的比较——欧洲与中国，因为中国作为一个整体在许多方面完全可以与作为整体的欧洲相抗衡。两种比较方式并行采用，是该书的一大特色。

四、《大分流》的合理内核与内在缺陷

彭慕兰自己对《大分流》的评价是：这并不是一个可以期望任何作者作出定论的课题，在我的著作受到非常多的称赞的同时，它也引起了相当大的争议。一些争议具体针对我的著作，一些则针对着一个对中国史和世界史进行学术再评价的更广泛的潮流。当我们找到新的证据时，某些具体观点无疑会被。但我以为本书中的一些观点将证明有长久的生命力。我认为，彭慕兰对自己的评价是真诚的、客观的。从学术界对《大分流》的研究来看，《大分流》的合理内核与内在缺陷都被充分地展示，相对《白银资本》来说，意识形态方面的争执有所淡化。我们可以期待对《大分流》有更深入的学术评价。

《大分流》的合理内核可以从基本理论与基本主张、基本视野与基本方法方面来评估：

其一，基本理论与基本主张方面。《大分流》认为欧洲的核心区和世界其他一些地方（显然主要是东亚，但或许还有其他地方）的核心区之间经济命运的大分流在18世纪相当晚的时候才出现。此前，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在经济因素中占关键地位的劳动生产率、重要日用品市场及生产要素市场的广度及自由度等，看起来都大致相同。以此为基础，彭慕兰认为1800年以前的世界历史并非如"欧洲中心主义史观"所展示的历史画面：亚洲是停滞的，甚至数千年以来就是停滞的，而欧洲则在不断地发展。欧洲的现代化启动和现代化发展几乎是欧洲自己的启动，与其它地方没有干系。是欧洲特殊的制度、文化与理性开拓了欧洲现代化的征途。彭慕兰并不否认欧洲制度、文化与理性有其特殊性，但是欧洲的现代化启动应该从更加广泛的联系性视角来观察，即要高度重视外因的作用（尽管不是决定性作用）。彭慕兰认为欧洲和亚洲在1800以前都呈现"斯密式的发展"（不是一种有增长无发展的"内卷"），而这种发展最终会受到资源和生态（尤其是土地）的限制，从而堕入"马尔萨斯陷阱"（人口发展对资源和生态的压迫，资源和生态受人口膨胀的制约，形成一个发展的"瓶颈"）。西方（主要是英国）是怎样跃过这个"陷阱"的呢？彭慕兰认为，解除生态制约最重要的因素有两个，一是英国煤矿的地理位置和地质状况，二是美洲的殖民地，而后者比前者更为重要，没有后者，前者本身并不能解决西欧的生态问题，也就无法真正对工业革命发挥作用。因此，如果没有新大陆这个欧洲之外的因素，西欧很可能在19世纪以后走上一条与江南同样的"内卷化"的道路。过去对现代化的解释长期忽视从欧洲之外去寻找机缘。彭慕兰的解释可以启发我们深化对历史本质的认识。诚如王家范所言：我愿意相信弗兰克、彭慕兰的某些指责是有道理的，一味用欧洲中心主义的标准估量中国历史，一定会产生许多偏差。例如"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论"，不要说套用西欧"封建"是何等地不伦不类，就是近二千年来的帝国历史，易朝换代，其间又何尝没有许多显著的变化和发展？我也相信中国人的经济理性不低，江南人在人口密集、重赋重费的压力下，为了生存，逼出了一条多种经营的经济"活路"，就是明证。

其二，基本视野与基本方法方面。彭慕兰强调历史研究（无论什么历史研

究）的整体性和联系性视野，而要做到这一点，比较研究方法是其中的关键。因此，他特别强调"比较单位"（如何选取"比较单位"？）和"交互比较"（如何选取"比较坐标"？）。他说他与王国斌教授（彭慕兰承认王国斌在比较方法方面作出了创造性贡献）都主张"所用的比较单位必需具有可比性"和"最好的比较是交互比较（互为比较的参照物）"。

（1）从单位的可比性来看，现代民族国家理所当然不是必然构成这些单位。因而中国作为一个整体（或印度作为一个整体）更适合与整个欧洲而不是与具体的欧洲国家进行比较：正如中国既有富裕的江南也有贫穷的甘肃一样，欧洲同样既包括英格兰也包括巴尔干。江南当然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但在18世纪，其人口超过除俄国以外的任何一个欧洲国家，就其在自己所处的更大社会中的经济职能来说，江南——而不是整个中国——是英格兰（或者英格兰加上尼德兰）的一个合理的比较对象。这种想法给了我们一条进行类比的基线，能使比较真正具有意义，从而使我们得以弄清，在世界不同地区，区域之间重要关系的建立方式有什么相同之处和不同之处。进一步使我们得以把经济发展看作地区间互动的结果，而不是始终寻找某种对一个具体地区内生的成功来说是具体的致命缺陷或关键的东西，并用这一关键性特征对1800年前的相同和1800年后的差异进行困难的解释。换一种方式表达，西方很多社会理论问的是"为什么是欧洲？"然后，在把世界其余部分从发展进程中排除后，再问"在欧洲内部为什么是英格兰？"但如果江南或畿内或古吉拉特与比方说塞尔维亚相比，对于长期发展来说是更好的候选对象——或者说它们肯定如此——为什么不彻底取消以洲为单位，直接去比较核心区？我们可能常常折回去引进比较传统的单位，当它们看起来有用时——毕竟一个重要的事实是：英格兰有它自己的政府，这个政府建立了与它的殖民地和其他贸易伙伴之间的关系，而江南没有——但如果我们把这些传统单位引进太早，它们就会妨碍我们的视野而不是帮助它，因为我们甚至会永远没有足够的可比性以开始我们的工作。

（2）从选取比较坐标来看，"交互式比较"有几个优点。首先，它承认对西方经典社会理论（马克斯·韦伯等人）的批评，认为这些理论把非西方社会当作发展"失败"或"没有发生"的实例，同时没有培养我们了解在其他地方确实发生过的不同形式的变化；但一些后现代学派的理论家根据这一问题断定我们应该放弃比较，与他们不同，王国斌的主张提出了一种避免欧洲中心论（或至少将其最小化）的不同方法，即，在欧洲也寻找"没有发生"与"失败"。尽管诸如"为什么英格兰没有变成江南？"之类听起来古怪的问题无疑并不比人们更为习惯的"为什么江南没有变成英格兰？"天生更高明，但它们也并不更低劣，它们还具有重要的优势，因为人们通常很少提出这类问题，所以我们在研究它们的过程中还没有遭遇到成果急剧递减。史建云强调，工业革命发生在西欧是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工业革命为什么会发生在西欧也就成为史学界极为重视的一个问题。解答这样一个问题，理所当然要通过比较研究的方法，欧洲史学家最经常的是以中国作为对照。在这种比较中，人们讨论最多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中国江南没有成为英格兰?换句话说，为什么江南这个在历史上曾经是中国、很可能也曾经是全世界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没能发生工业革命。彭慕兰的《大分流》一书却提出了一个完全相反的命题：为什么英格兰没有成为中国江南?《大分流》倡导不再用西方的标准权衡中国历史，而是回到历史的原点，去触摸那一扇扇曾经打开或者未曾打开的门，体会在历史的某一时刻一种文化和一个社会曾经有过的众多可能性和偶然性。尽可能避免决定论或欧洲中心主义的对历史真相的遮蔽，这确实是一种历史主义的态度。

在经济史的研究方法方面，彭慕兰倡导现代经济分析与历史分析方法的结合，而反对以现代经济分析取代历史分析的经济学取向。他说，现代经济分析尽管有很大的作用，但可能经常误导我们认为所有资源最终都是可以替代的，以至一个单独的计量数据（总收入或资本积累）就代表了一个经济的容量。即使在几乎有无限的能源供应、低运输成本和化学工业（能够把碳氢化合物转化成几乎任何东西）的当今世界，这也并不完全真实。在一个18世纪的世界中它更是远离实际，在那个世界中，几乎一切食品、燃料、衣物纤维和建材都来自于植物种植，从而来自于当年的阳光、水分和土地的交互作用；在那个世界中，即使极为大量的劳动和资本也只能提高某一块已知土地的产量；也是在那个世界中，欧亚大陆的两端都突破了此前已经保持千年以上稳定的人口上限，发现它们本地的土地供给受到了令人痛苦的限制。在这些情况下，一旦我们用难以找到替代品的具体项目的物量进行观察，无论是土地制约的加紧，还是使其松解的资源幸运，最终都能够证明要比我们简单地把它们换算成等值的货币，并假定它们具有可替代性时它们会表现出来的更为重要。它们本身不是对增长加速或危机形成的解释，但它们产生的关联确实有力地改变了东西方的发展轨道。由此引起的经济命运和政治命运的分流远远大于实际生活在18世纪的任何人的预料：它是如此之大，以至当回顾它的产生过程时，难以相信它或是发生在相当近的时期，或是具有任何强烈的偶然性。

总之，《大分流》发展了西方历史研究中的社会科学交叉研究传统，主要是社会经济史学派，尤其是法国年鉴学派的方法传统，将长时段的视角以及计量史学的方法运用到世界经济史的比较研究中，为我们重构了一幅崭新的近代经济发展的图景，同时也为我们重新认识历史的中国与欧洲提供了全新视角。《大分流》在理论、视野、方法方面给我们从事历史研究有益的启示。

第二，《大分流》的内在缺陷。

文献方面的缺陷：恰如史建云所言：彭慕兰征引的多达600余部各国文献中，中文文献仅有40种，即使加上中文文献的英译本和一些中国人的英文著作，也不过70余种，有关中国的情况，主要是通过引用西方人或日本人的著作进行论述。与作者分析西欧中心论时广征博引，对几乎所有重要观点都加以讨论的做法相比，关于中国的部分显得相当薄弱，无形中降低了著作令人信服的程度。

逻辑方面的缺陷：由于缺乏充分的资料，书中对中国的很多论述建立在推理的基础上。这些推理看上去相当精巧，也有一定的内在逻辑，但由于史料不足，或受作者的主观愿望影响，推理过程及其结果有时显得不够合理。

九、比较

弗兰克和彭慕兰在历史理论、研究视野、学术取向、研究方法诸方面既有共通的一面，也有不少的差异。这两位坚决拒斥"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学家可以看作是同一思潮或流派（加州学派）下的极有个性的两大学术领军人物（加上王国斌是三位）。

第一，在历史理论、研究视野、学术取向方面，都反对"欧洲中心主义史观"、提倡从整体性和联系性的视角去重构世界历史。尽管他们都树起反西欧中心主义的旗帜，但在理论和方法上各有特色。贡德·弗兰是个激烈派，他的确如张芝联所言："以典型的反偶像战士的姿态从古反到今，一反到底"。弗兰克企图建立一套"去欧洲中心主义"的"横向一体化宏观历史"。由此，他以"全球学"的视野建立了自己的世界体系理论——5000年世界体系论，反对以欧洲为中心的现代世界体系理论。他不主张把欧洲从全球孤立开来，去寻找纯粹的"现代性"，他也不认为由于欧洲的"特殊性"而成为现代化的策源地。他并没有取消"现代性"，但却取消了"现代性"由欧洲独霸的局面（强调"历史的横向联系性"），也取消了认为"现代性"完全由传统断裂而来的思维（强调"历史的纵向连续性"）。他认为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体系决不是1500年以后才由资本主义统一起来的，它的根基可追溯到5000年前，其中心是亚洲——非洲，然后逐渐扩大，欧洲到1500年以新世界的白银为资本加入进来。把持了两个世纪，以后又转到了亚洲。彭慕兰则着重研究了近代早期的世界历史，从全球比较视野出发，锁定英格兰与中国江南为"交互比较"的核心区域和有效的比较单位，认为导致工业资本主义产生的关键因素不在于经济中心地区的发展水平，也不在于国家的特殊政策或那些原生国家(proto-nations)的文化特征，而是在于"新世界"的殖民地化过程中中心地带与地区之间极其偶然的一种关联。对于弗兰克和彭慕兰主张在历史研究中要打破欧洲中心主义的观念桎梏的评估，诚如王家范所言，他们的主张反映了要求变革史学观念的一种动向，值得我们重视。西来的许多社会理论往往产生于对欧洲历史经验的提升，从经验事实的层面上，自然就很难完全适用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其它地域历史的观察。不顾活生生的历史实际，硬将中国历史强行拖进欧洲经验框架以求"规律"一致，将西来的观念绝对化，我们过去确实有过这方面的严重教训。中国历史的走向自有许多有别于欧洲的特殊性，往往被欧洲中心主义史观所忽视。进入多元化的时代，什么样的新论都有自己的位置，也都需要有正常的对话来交流沟通。从历史考察的角度来说，"二兰"的挑战，我觉得无论是从宏观的史观、史学方法，还是从微观的史实考据，都有很大的讨论空间。对于宏观叙事比较冷落的当下中国史学界来说，这一外来的逼迫，或许还是一种难得的推动。

第二，虽然都是对世界经济史的研究，但《白银资本》偏重的是商业，尤其贸易和货币，而《大分流》却是侧重对农业的探讨。正如张家炎所认为的，它们的总基调都是认为18世纪前中国（江南）与西欧（英国）经济并无大的不同。但《白银资本》完全没有涉及农业，而《大分流》则以农业为重点，且比弗兰克的《白银资本》具体得多，他不仅利用了不少有根据的材料，而且直接挑战不少中国学者普遍认同的见解：江南农业并不比英格兰农业更劳力集约。从经济史的角度来看，挑战"欧洲中心主义"更有说服力的是《大分流》。当然，从哲学的高度来看，《白银资本》的挑战最为彻底。

第三，《白银资本》和《大分流》都结合了社会科学的综合研究方法，尤其是能够相对熟练地运用经济学与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当然，有学者指出弗兰克没有经过历史学方法的艰苦训练，大量使用的是二手的参考文献，在这方面，甚至身为加州大学历史系教授的彭慕兰也受到相当指责，但正如刘北成和刘禾所言，这种指责是没有道理，甚至是不着边际的。其实弗兰克和彭慕兰尽可能地运用了最新的历史研究成果，从而避免了进行更多的简单的重复劳动，也避免了走向研究的岔道）。弗兰克受过正规的经济学训练，他是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后来又在各大学进行过历史学与社会学的学术访问和学术研究，在经济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的综合运用方面有较深刻的方法论体验。彭慕兰则长期从事经济学与历史学的交叉研究（从耶鲁大学博士论文开始），在世界经济史、中国经济史和比较经济史方面有较高的造诣。弗兰克倡导"全球学"（普遍联系史观或全球史观）的研究视野和研究方法，主张对历史部分和片段的分析不能取代对历史的整体分析，整体不是部分的总和或综合。部分也不是整体的分割。正如中国各省的历史相加并不就是中国的历史。整体就是整体，整体研究与部分研究不能相互取代。他主张研究"世界体系"。彭慕兰则偏爱全球比较史观和比较研究方法（强调对"比较单位"和"比较参照物"的审慎选择，提倡"交互比较"）。弗兰克和彭慕兰都反对拘泥于"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研究，认为它并不是一个很好的研究单位。诚然，从"现代民族国家"出发，很多问题是看不清楚的。

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