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的本质篇1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要积极引进吸收优质的国际教育资源。这鲜明地指出了我国教育包括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方向，为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开发利用国际资源提供了合理的价值选择标准。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积极汲取国外资源的国际化发展趋势，是面对异质文化的交融、价值观多元化的一种大胆开拓，积极吸收借鉴外来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的探索过程，也是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生命力的实践过程。具体而言，这一趋势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1.育人理念的国际化趋势

随国际化交往日益频繁与深入，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发生显著变化。针对西方文化的渗透，以往我们主要采取“反”、“堵”的应对策略。现在，面对思想开放且复杂、信息来源渠道繁多的教育对象，采取反、堵的方法，坚守意识形态阵地已不现实。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要通过积极应对，而不是单纯防御，学习和借鉴国际上一切有利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各种先进经验和知识等资源，为我国培养出具有国际意识和战略思维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伴随现代化的深入发展，我国进一步融入国际社会，培养“国际人”是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新的育人目标和理念。诚如日本临时审议会在高等教育国际化目标中所提出的育人要求那样：“只有做一个出色的国际人，才能做一个出色的日本人，在国际社会中要想生存下去，除了牢固掌握日本文化外，还应该对各国的文化和传统加深理解。”国际化背景中，思想政治教育人才培养的国际化目标契合了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教育要面向世界”的战略指导思想。这一战略指导思想准确预见了包括思想政治教育在内的教育必须面向世界、走向国际化的发展趋势和客观现实。

2.教育内容资源的国际化趋势

信息高科技的发展，以及国际化的深入使得各种知识、文化和思想观念可以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共享，传统的以我国本土衍生的知识、精神、道德文化和思想观念等资源为主要教育内容的课程设置和教育组织形式，面临来自其他国家的冲击，思想政治教育的国际化发展要求，也必然要求其教育内容与之相通。随着国际交流的深入和信息技术的现代化发展，人类面临许多重大问题，一些超越制度差异和意识形态的问题日益突出。联合国“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在1995年的《哥本哈根社会发展问题宣言》中，描述了全球问题并将其归纳为如下一些问题：民族国家之间的隔阂问题、和平问题、发展问题以及生态环境问题等。鉴于此，由上述问题而引发的理解教育、和平教育、生态环境教育等就纳入了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资源体系，成为人们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国际共识。原因在于思想政治教育是改善人类处境不可忽视的一支重要力量。基于此，人类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将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和难题纳入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资源之中，增强学生的共生意识、合作意识，以推动人类社会的共同进步和发展，是各国思想政治教育解决本土问题的同时所具有的共同的崇高使命。作为以培养合格乃至优秀的后继力量为重要己任的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理应重视这一教育内容资源的应用。

3.教育方法资源的国际化趋势

思想政治教育在走向国际社会的客观过程中，必需研究、借鉴和运用对我国有用的他国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丰富和发展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资源体系。新时期针对中小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尤为要具有如下两种国际化发展趋势。第一，国际社会化发展趋势。为适应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国际意识不断增强的教育对象的要求，适应信息化社会的发展，适应我国经济的国际化发展需要，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必须走国际社会化方向。思想政治教育要关注国际社会各领域，尤其要探索与我国中小学生思想观念密切相关的，与学习、生活等相结合的方式和规律，通过观念资源、物质资源、制度资源的综合选择、建设和优化来对学生进行教育和感染。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国际社会化，就是要动员包括思想政治工作者在内的社会全员、各部门关注国际社会的发展趋势和他国的发展状况，与国际接轨。第二，综合化发展趋势。一是面对国际化日益强化发展的态势，思想政治教育在秉承、探索本土方法的基础上，吸收国外有效的方法。二是今天的学生，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他们思想丰富、知识信息接收面广，当然由于种种原因，他们在思想、心理、工作等各方面的压力也很大，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应该吸收包括心理学、伦理学、管理学、教育学等其他学科的知识，采用发生论、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等科学方法。而后在这两点基础上，将其整合起来，形成行之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符合与国际接轨、国际化发展的要求，解决不断出现的新问题。

二、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的本土化趋势

当前思想政治教育虽呈现运用国外资源的国际化发展趋势，但不可能取代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本土资源。相反，国际化发展趋势愈强劲，本土化的表现愈有力。这因为目前国际上还没有真正能够代表人类共同利益的组织，国家仍然是国际交往的最高主体，而每个国家的利益仍然代表着各自国家民众的利益。所以，各国都在开发、强化、发展和利用自己本土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培养其后继者，为其民族的崛起、腾飞和发展提供强劲的精神动力支持。当然，思想政治教育的本土资源绝不是抽象空洞的，而是伴随时代的变化不断更新的，具有特定的时代内涵。

1.指导思想的本土化趋势

具有鲜明中国本土化的马克思主义，即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对当代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指导思想，这一点不容置疑。思想政治教育指导思想的这一本土化特色将在当前乃至以后的发展中继续存在并发展，这也是与其他国家思想政治教育相区别的一个根本特性。但在国际化条件下，日益开放的交往中，多元文化的交汇、对话与影响显著增强。我们要在国际社会中，在时空界限相对模糊的条件下，在同其他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进行的交往、竞争中，对我们的接班人进行主旋律教育，“一元”与“多元”的关系问题便凸显出来，教育的条件、内容、目标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基于我国社会现实的需要，显然必须继续坚持用具有鲜明中国本土化的马克思主义占领意识形态阵地，用其作为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指导思想，绝不能提倡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当然在价值观层面，则有着一元与多元的并存现实，即存在着价值取向的多元化与价值导向的一元性。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如何处理这种关系，我们认为有一条最基本的底线：不能因为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坚持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而削弱或否定艺术上的“百花齐放”和学术上的“百家争鸣”。不能由于我国社会价值导向的一元性而否定公民价值取向的多样化。惟其如此，思想政治教育在现代化的国际交流互动中，才能掌控自我主动权，趋利避害。

2.教育内容资源的本土化趋势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人才的质量关乎国家的生存发展。所以从培养人才的目的看，任何国家所要培养的都不是对本国冷漠、厌弃本社会的人，而是理解、热爱并愿意为自己国家的发展贡献才智的人。要培养出这样的人才，本土的思想观念、精神、文化以及承载其的物质遗产等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资源不容忽视。“思想政治教育本土资源就是指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土生于本国的，即与本土思想政治教育生存和发展及其历史密不可分的，具有思想政治教育信息、功能和价值的，且被融入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的一切存在。”这些被纳入到思想政治教育资源体系的本土资源具有强大的意识形态引导和教化功能。另一方面，植根于本土的这些被纳入思想政治教育资源体系之内的本土资源，如思想政治观念、民族精神、传统习俗和文化等是一个民族、国家生存延续的重要精神动力支撑，与其他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对比而言，本土资源更容易激发爱国情怀，产生更加真实的“力量感”。

三、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国际化与本土化发展趋势的辩证关系

进入新世纪，受国际化潮流的影响，不同思想、文化、道德价值观之间的对话、融合更加广泛、频繁、深入，与此同时也产生了一个相悖的现象：思想、文化、道德价值观的独特性和多样性在对话与融合中不断强化。这意味着作为本土思想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传统思想政治教育资源一定要打开国门，不能封闭地传承和发展，一定要经由与其他国家的文化、思想、道德价值观等的对话中寻找自我优势和特色，同时也发现自身的不足之处与弱点，从而形成具有独特内涵和生命力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这样才可能更加符合现代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需求，培养出高质量的人才。而具有勃勃生命力和鲜明内涵的“本土化”恰是因为“国际化”得以实现，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的本土化特色和优势在开放对话的横向交流与比较中获得展现。当然，在寻求与实施思想政治教育的国际化进程中，若不考虑本土化、我国国情，只是片面重视国际化，则很有可能会淡漠民族、国家界限，从而危及民族国家的发展前途。反之，忽视国际化发展，只强调本土化发展，则只会走向狭隘的现代地域主义、民族主义，错失国家的发展机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著的《学会生存》中这样写道：“发展中国家只有把科学吸收到它们的传统文化中去，把世界思潮吸收到它们自己的民族生活中去，才能更新它们自己而又保持它们民族的特点。”的确，作为影响我国学生思想观念重要因素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在现代化发展的国际化、民族化两大趋势中，前者是更能动、活跃的因素，国际化总是不断冲破民族化藩篱为现代化寻找发展之路。然而，从终极目的上说，我们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时，寻求所使用资源的国际化仍是为解决自身面临的实际问题而服务，因为各个国家的思想政治教育都植根于各国既定的土壤，要受到各自不同国情的制约。而且任何外来思想、文化和道德价值观，都必须要与其所进入国家的思想、文化和道德价值观或冲突、或部分融合、或趋同、或吸收，最终取得本土化的形式方能生存和发展。马克思曾对本土化问题作过精辟论断：“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接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言以蔽之，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我们既反对抛弃本土优秀思想政治教育资源一味地追求“国际化”，而盲用或被动地屈从外来思想政治教育资源，从而削弱甚至丧失思想政治教育的民族特性；也反对在国际化背景之外谈仅凭思想政治教育本土资源进行人才培养。

本土化发展趋势与国际化发展趋势二者不是根本对立的，但在各国现代化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程度、不同水平上，其本土化与国际化发展各有侧重。一般来说，在现代化初级阶段，程度较低的情况下，当务之急是积极推进国际化发展，因而以培养德才兼备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重要任务和目标的思想政治教育也要服务于此，关注国际社会，汲取可资利用的国际资源。而在现代化较高水平、程度和阶段上，国家没有消亡的情况下，本土化发展则成为一个国家在现代化发展中应该注意的重要问题。本土化发展解决的是在基本实现现代化基础之上的个性问题，而国际化发展解决的则是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发展水平与质量问题，也即思想政治教育发展水平与质量问题。两相对比显而易见，对现代化发展起步较晚的国家，具有国际化视野，积极引进、比较和借鉴有益于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有益于提高我国人才培养质量的国外资源，更为重要。相反，若主观地片面强调思想政治教育的本土化，只依赖和重视本土资源发展，抑或有意无意地拒绝和抵制国外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则很难从根本上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水平，当然也很难培养出能够迎接和应对国际问题的高质量人才。事实上，这样的本土化，只是在低水平上的徘徊。只有当现代化体系中的本土化融入国际社会、积极寻求现代化的高度发展之上，才能真正实现本土化，获得存在的意义，立于现代化充分发展之上的本土化，才能够真正融入国际社会，具有可持续发展的支撑力，否则仍将是地方的、狭隘的，最终走向沉默和消亡。总之，新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务必如《纲要》中指出的那样，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全过程……加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概言之，思想政治教育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本土资源在国际化背景中对人们意识形态影响的重要性，务必将我国传统文化、民族精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等本土资源纳入到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之中。所以，国际化交往愈频繁、深入，愈不能忽视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中的本土意识教育，而应该严格依据《纲要》“德育为先、立德树人”的理念，进行人才培养，提高人才质量，这是时代赋予思想政治教育的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战略任务。

参考文献

[1] 陈学飞．高等教育国际化：跨世纪的大趋势．香港：科学教育出版社，2002.

[2] 陈清．本土资源：思想政治教育的存在发展之基．中国高等教育，2008（9）.

国际政治的本质篇2

一般来说，任何理解国际体系中的行为或现象的尝试都会遇到所谓层次分析问题，因　为这一问题定义了国际体系的不同分层，而这里的每一分层实际上都代表了某些特定的　解释来源(自变量)所处的位置；所谓层次分析问题也就是关于研究者如何辨别和处理那　些不同的解释来源所处的不同类型位置的问题，而不同的分析层次则代表那些不同的解　释来源所处的不同类型的位置。(注：吴征宇：《关于层次分析的若干问题》[J]，《欧　洲》2001年第6期。)一般来说，层次分析之所以会成为一个问题，是由于不同的研究者　对国际体系中的层次划分往往有不同答案，而实际上，层次分析乃是一种国际政治研究　方法。在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史上，首先将层次分析作为一种研究方法专门加以提出并且　讨论的，是美国行为主义国际政治学家戴维·辛格。(注：Martin Hollis & SteveSmith Explaining and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 Relations(London:ClarenPress,1990),p.98.)而真正对层次分析这一研究方法的形成和完善做出了实质性贡献的　，则是美国国际政治学家肯尼思·华尔兹，而华尔兹创立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实际也正　是从现代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层次分析问题”发展而来的。(注：Barry Buzan,Charles　 Jones,Richard Little,The Logic of Anarchy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Press,1993),

p.22.)

1959年，华尔兹正是遵循层次分析的思维逻辑构建出其有关战争起源及和平条件的“　三个意象理论”，即第一意象试图通过考察人性，第二意象试图通过考察国家的内部构　成，第三意象试图通过考察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特性来解释国际事件。华尔兹得出的结论　是，若要获得对战争起源及和平条件的正确认识，研究者不仅要注意到三种意象的作用　，更要将第三意象看作其他两种意象作用的背景：“第三意象说明了世界政治的体系基　础，但没有第一和第二意象，我们就不能了解决定政策的诸种力量；第一和第二意象说　明了世界政治的诸种力量，但没有第三意象，我们就不能估计这些力量的重要性或预测　其结果。”(注：Kenneth Waltz,Man,the State and War(New York:ColumbiaUniversity Press,1959),p.238.)从本质上说，华尔兹提出的这三个意象(即人性、国　内结构、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特性)实际上代表了对战争起源及和平条件的三种不同的解　释来源(自变量)。1979年，华尔兹出版的《国际政治理论》一书正是以这一结论为起点　，以结构作为体系层次的独立变量，通过对结构的准确定义从而将结构同单元层次变量　明确地区分开，并详细考察了国际政治结构(第三意象)的重要作用。华尔兹在书中强调　：“若是声称在采用一种系统方法或构建一种系统理论，研究者必须将体系层次和单元　层次明确地区分开；如果不能划清或保持结构和属性及过程间的区别，就不能分清不同　的原因，也不能分清原因和结果。”(注：Kenneth 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Politics,(New York:McGraw-Hill,1979),p.78.)从理论上讲，华尔兹对结构的定义在　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这一定义确立了结构作为体系层次独　立变量的合法地位，从而使构建一种国际政治系统理论成为可能。

对于华尔兹来说，由于任何一种体系必然包含“一种结构和相互作用的单元”，因而　任何一种体系原则上都包括两个层次，即体系炽次和单元层次，前者指“体系构成单元　的排列及这种排列依据的原则”，后者指“体系构成单元的属性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　。按照这一标准，华尔兹将国际政治理论分为两种类型，即简化理论和系统理论：前者　指那些将原因设想为集中于单元层次的国际政治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国际政治现实是由　单元的属性及互动决定的；后者指那些将原因设想为同样也处于体系层次的国际政治理　论，这种理论认为国际政治现实不仅受单元层次因素的影响，而且受单元排列方式的影　响。(注：Ibid.,pp.18,40,80.)对于华尔兹而言，由于简化理论本质上是一种通过了解　整体各个组成部分的性质和互动来理解整体的理论，因而这一理论的前提是假设在国家　的行为目标和行为结果间不存在任何其他因果关系，然而，国家的行为动机很少同行为　结果相一致这一事实明确表明，国际政治现实不仅会受到单元的属性及互动的影响，而　且也受到体系层次变量的影响，因而简化理论无法对复杂的国际政治现实做出充分的解　释，而只有系统理论才能使我们认清塑造国际政治现实的诸种力量。(注：Ibid.,pp.67　-68.)从理论上说，正因为体系层次变量和单元层次变量都会对国际政治现实产生影响　，因而华尔兹认为研究者在构建一种国际政治系统理论时面临的任务不仅是将它们明确　区分开，而且要考察它们是如何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而这就意味着，一种国际政治　系统理论必须同时包括体系层次和单元层次的独立变量。(注：Barry Buzan,“TheLevel of Analysis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considered”in KenBooth & Steve Smith(ed.),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Today(London:Polity　 Press,1995).p.211.)正因为如此，华尔兹创立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实际上应该是包含　了三个主要的自变量，即体系层次的“结构”和单元层次的“过程”及“属性”。

二、结构、过程、属性

“结构、过程、属性”是华尔兹理论包含的三个主要自变量，这三个自变量实际上也　就是华尔兹揭示的塑造国际政治现实的三种主要力量，任何对华尔兹理论的系统研究都　必须首先将注意力集中在考察这三个自变量的涵义及相互关系上。

华尔兹理论中的“结构”概念主要建立在这样一个事实基础上，即那些以不同方式排　列在一起的单元，有不同的行为方式，并且在相互作用中产生出不同的结果。正因为体　系的结构性问题是有关体系构成单元排列的问题，因而华尔兹认为结构的定义应省略一　切单元层次的特点，即“一种结构不能通过列举体系的实体性特征来界定，而应根据体　系构成单元的排列及这种排列依据的原则来界定。”有鉴于此，华尔兹认为结构应当从　三方面加以界定：首先，结构应根据体系构成单元的排 列原则来界定，而这种排列原则　只有两种，即等级制原则和无政府原则；其次，结构应根据体系构成单元功能上的差异　来界定；最后，结构应根据体系构成单元间的权势分布状况来界定。(注：Kenneth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pp.79,81,101.)值得注意的是，华尔兹对　体系的两种组织原则(即等级制原则和无政府原则)的区分完全以是否拥有对武力使用进　行有效控制的公共权威作为衡量标准，即等级制体系中存在对武力使用进行有效控制的　公共权威，无政府体系中没有对武力使用进行有效控制的公共权威；而这点实际上意味　着：等级制体系中的单元间本质上是一种权威关系，无政府体系中的单元间本质上是一　种实力关系。(注：Helen Milner,“The Assumption of Anarchy in IR Theory”,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1995),17,p.76.)华尔兹对两种体系组织原则的这　一区分可以说根本上决定了华尔兹对国际政治结构的定义方式：由于等级制体系中的单　元不必为生存而担心，因而它们之间可以发展出密切的劳动分工，并产生功能上的差异　；由于无政府体系中的单元需要为生存而担心，因而它们之间分工合作的程度很低，而　这就必然导致它们在功能上的相似或相同。正因为如此，华尔兹界定的国际政治结构仅　仅包括两个构成要素，即国际无政府状态和国际行为主体间的权势分布状况。(注：Alexander Wendt,“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1992),46,p.399.)

一般来说，华尔兹的理论虽然是赋予了国际政治结构以鲜明的实体性特征，但他界定　的国际政治结构本质上并非一种独立的行为体，而是对单元行为及行为结果产生影响作　用的一系列约束性的环境；对这种国际政治结构的最为恰当的类比，是英国古典经济学　家亚当·斯密曾用来形容经济市场对经济单元作用的那只“看不见的手”；而这种国际　政治结构对单元行为及行为结果的影响作用，主要是通过两种过程性的方式来实现的，　即单元的“社会化过程”和“相互间竞争”。(注：Martin Griffiths,Realism,Idealism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London:Routledge,1992),p.82.)值得注意的　是，华尔兹虽然将“国际无政府状态”和“国际行为主体间权势分布状况”统称为国际　政治结构，然而在华尔兹界定的国际政治结构两条构成要素间存在着根本的区别：首先　，由于华尔兹认为无政府原则和等级制原则将分别导致单元功能的同一性或差异性，因　而在华尔兹界定的结构的前两条构成要素间(即体系组织原则和单元功能规定)存在着密　切的逻辑联系，但这种联系并没有延伸到结构的第三条构成要素(即单元之间的权势分　布状况)；其次，对于华尔兹来说，由于无论怎样单元也无法将无政府国际体系转变为　等级制国际体系，因而国际无政府状态本质上是一个恒定的常量，而国际权势分布状况　则是随单元之间的相对实力消长而变化的因素，这种变化也正是华尔兹理论包含的惟一　一种结构性变化。正因为如此，华尔兹定义的国际政治结构实际上应该包含了两个变量　，这就是体系的“深层性结构”(国际无政府状态)和“分布性结构”(国际权势分布状　况)。(注：Barry Buzan,Charles Jones,Richard Little,op.cit.,pp.51-54.)

由于华尔兹认为构建一种国际政治系统理论的首要任务就是将体系层次和单元层次明　确地区分开，因而华尔兹将精力主要是放在对国际政治结构及效应的定义和考察上。华　尔兹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首先，国际政治结构是解释国际政治本质的延续性和重复性　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只要结构保持不变，它就会产生过程和行动上的相似性；其次，　国际政治结构是一个长期被忽视的因素，因为以往的研究者将精力只局限于单元层次，　而没有认识到系统性的原因在发挥作用。(注：Kenneth Waltz,Theory ofInternational Politics,p.175.)尽管如此，华尔兹在讨论简化理论时，还是对单元层　次变量做出了明确界定。对于华尔兹来说，简化理论是一种力图通过理解“整体各部分　的内部性质及它们间的互动”来理解整体的理论，按照这一标准，华尔兹界定的单元层　次变量应该包括“单元的内部性质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方式”，这就是所谓的“属性”　和“过程”。(注：Ibid.,pp.18,79.)在理论上，“过程”指国际行为主体间相互联系　和相互作用的方式，这种互动方式(尤其是那些经久不衰和反复出现的互动方式)历来是　影响国际政治的一个重要因素；“属性”是指国际行为主体的内部性质，这种内部性质　，尤其是它们的政治体制和经济实力，同样也必然对国际政治产生重要影响。一般来说　，华尔兹虽然对单元层次变量的性质和作用很少提及，然而在一种国际政治系统理论中　，体系层次变量同单元层次变量的作用实际上是联系在一起的，华尔兹对国际政治结构　效应的考察也正是建立在一种对“过程”和“属性”的假设之上的。(注：亚历山大·　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28页。)

三、体系层次和单元层次

体系层次变量和单元层次变量之间的关系问题是有关华尔兹理论的一个核心问题，而　针对这一问题的答案直接地关系到我们对华尔兹理论的理解和认识。

由于华尔兹的理论将注意力主要放在对国际政治结构及其效应的定义和考察上，因而　许多研究者往往将这一理论看成一种纯粹的“结构决定主义理论”，这种看法实际上恰　恰歪曲了华尔兹理论的实质。华尔兹的理论实际是一种关于无政府状态的国际政治的系　统理论，这一理论在强调结构作用的同时并没有排斥单元层次变量的作用，华尔兹同样　也意识到结构只能产生部分解释。1959年，华尔兹在讨论三种意象关系时就指出：“所　有三种意象完全是一个整体。个人、国家和国家体系在努力理解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是如　此重要，以致任何一个分析家无论怎样重视一种意象，也很少忽视其他两种意象。而且　过分强调一种意象的作用可能歪曲人们对其他两种意象的解释。”(注：Kenneth Waltz　,Man,the State and War,p.160.)1979年，华尔兹在谈到结构作用时指出：“体系层次　理论解释了为什么各单元千差万别，但行为却相似，而且行为结果发生在预期的范围内　。相反，单元层次理论告诉我们为什么同一个体系中地位相似的不同单元，其行为却大　相径庭。”因此“认为一种国际政治理论本身就能说明国家会采取什么样对策的想法，　正是同简化理论的错误相对应的一种错误。”(注：Kenneth Waltz,Theory ofInternational Politics,p.72.)1986年，华尔兹再次强调：结构对单元只产生“影响　作用”而不是“决定作用”，因为“结构本身并不能完全决定行为和结果，这不仅是由　于体系层次因素和单元层次因素的相互作用，而且是由于结构对单元行为及行为结果的　塑造和推动同样可能被单元成功地加以抵制。”因为结构对单元行为及行为结果的约束　力在某种程度上能通过合理地运用实力、技巧和决心加以克服，从而实现某些看上去似　乎是难以达到的目标。(注：Kenneth Waltz,“Reflections on Theory ofInternational Politics”in Robert Keohane(ed.),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6),pp.328,343.)

对于华尔兹来说，由于无政府状态中的单元行为及行为结果是体系层次的两种结构(即　深层性结构和分布性结构)和单元层次的各种因素(即过程和属性)共同促成的，因而在　任何一种国际政治系统理论中单元层次因素的作用都应该是必不可少的：首先，体系层　次因素使我们能够认识到单元面临的各种压力，但没有对单元层次因素的认识，我们就　无法认识到 单元对压力做出的反应；(注：Kenneth 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Politics,p.72.)其次，由于体系层次因素和单元层次因素是相互作用的，并且对国际　政治现实都会产生影响，因而研究者在解释国际政治现实时必须兼顾两种因素的作用；　(注：Kenneth Waltz,“Realist Thought and Neo-realist Theory”,p.34.)最后，由　于体系层次因素和单元层次因素在因果关系中的份量比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具体　情况的变化而变化，因而对单元层次因素的认识将提高一种理论的解释和预测的精确程　度。(注：Kenneth 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p.49.)从理论上讲，华　尔兹之所以将注意力放在对国际政治结构及其效应的定义和考察上，并不是因为他认为　单元层次的因素不够重要，而是因为以往的学者普遍都忽略了国际政治结构的重要作用　，因而他相信这样做不仅是构建一种国际政治系统理论的必要前提，而且对以往的错误　可能起到拨乱反正的作用。(注：Kenneth Waltz,“Reflections on Theory ofInternational Politics”,pp.327,331.)从总体上看，华尔兹理论的最大贡献就是其　为我们理解国际政治现实提供了一种系统的分析框架，这一框架告诉我们国际政治现实　是体系层次和单元层次的因素共同促成的，然而，在这一框架中这两个层次的因素还未　能有机地融为一体，而是分别起影响作用的两种力量，它们在因果关系中的份量比也只　有在具体研究中才能确定，正是因为如此，华尔兹在考察国际政治结构的效应时必须将　单元的属性设定为常量。(注：Alexander Wendt,“The Agent-Structure Problem in　 IR Theory”,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1987),41,p.338.)

一般来说，华尔兹理论的“决定论倾向”并不是表现为排斥单元层次因素的作用，而　是在于它认为无论单元发生什么变化，它们都不可能超越无政府状态的制约性影响，有　鉴于此，华尔兹的理论实际上应该是一种“无政府状态决定论”，而这点也正是造成了　华尔兹的理论不断地遭受批评的一个主要原因。(注：Andrew Linklater,“Neorealism　 in Theory and Practice”in Ken Booth & Steve Smith(ed.),InternationalRelations Theory Today(London:Polity Press,1995),pp.256-258.)从本质上说，华　尔兹理论的这一特点不应该构成为一条根本性缺憾，因为目前还没有哪一种国际政治理　论能够构建出一条使无政府状态中的单元摆脱其影响的途径，即使目前流行的两种专门　为超越无政府状态的逻辑而构建的国际政治理论(即制度主义理论和建构主义理论)也没　能做到这一点。(注：关于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和建构主义理论相对于结构现实主义理论　的缺陷，参见：Joseph Grieco,“Anarchy and the Limits of Cooperation”,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1988),42,pp.485-508.Dale Copeland,“TheConstructivist Challenge to Structural Realism”,International Security(2000　),25,pp.187-211.)从理论上讲，正因为华尔兹的理论以精湛的逻辑推理和演绎论证诠　释了国际无政府状态对单元行为及行为结果的影响作用，所以才会有这一理论在现代国　际关系理论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因为这一理论向所有的国际关系研究者提出了一个难以　应付的挑战，即人类究竟能否以及怎样才能超越国际无政府状态必然导致的竞争性逻辑　。

四、“无政府状态”的解释力问题

从本质上说，华尔兹理论的核心就是力图通过考察国际政治无政府特性来解释国际事　件，因为国际政治无政府特性揭示了为什么单元层次因素虽不断发生重大变化，但千百　年来国际政治本质却仍然呈现出一脉相承的特点，正是因为如此，华尔兹的理论才摒弃　了人性本恶的前提，转而以国际无政府状态为立论基点，从而异常明确地分辨出国际政　治中那作用巨大且较为持久的结构性因素。然而，值得一提的是，华尔兹在阐述国际无　政府状态的性质和作用时，完全将国际无政府状态的性质和作用绝对化，而这就导致了　华尔兹的理论在演绎逻辑上存在过分简单化的倾向，因为国际无政府状态虽然是国际政　治的一大本质特征，但不是惟一重要特征，如果将国际无政府状态的性质及作用绝对化　，实际上等于夸大了国际无政府状态的决定性作用。

对于华尔兹来说，一种国际政治理论之所以必须以国际无政府状态为根本出发点，是　由于“按两种截然不同的组织原则划定的结构，能帮助我们解释社会行为和政治行为的　许多重要方面。”这就是假设的有用性，而这种有用性主要是取决于以此为基础构建出　的理论能否产生足够的解释力；值得注意的是，华尔兹对国际无政府状态的作用的考察　完全建立在单元偏好是外生给定的基础上，即国际无政府状态中的各单元是一种利己的　行为体，它们的主要行为动机是生存(生存指各单元保持其作为一种实体所具备的　各项根本属性)。(注：Kenneth 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p.116.亚　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128页。)然而，即使在单元偏好是外生给　定的情况下，国际无政府状态同样也难以对国际政治现实产生足够的解释力。一般来说　，国际无政府状态实际有两重含义：首先，国际无政府状态指一种缺乏公共政府的自然　状态；其次，国际无政府状态指一种依赖武力生存的自助状态。这两重涵义间的区别在　于：如果国际无政府状态仅仅指一种缺乏公共政府的自然状态，那么就不涉及生活在这　一状态中的单元以什么作为保障生存的根本手段；然而，如果国际无政府状态是一种依　赖武力生存的自助状态，那么就表明生活在这一状态中的单元用以保障其生存的根本手　段是武力。(注：Jack Donnelly,Real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p.54.)正因为国际无政府状态具有双重含义，因　而我们对国际无政府状态这一理论假设有用性的考察，必须也集中在国际无政府状态的　两重含义是否都能产生华尔兹预期的那种解释力这一问题上，而这点对理解和把握华尔　兹理论的应用范围特别重要。

在理论上，如果将国际无政府状态定义为一种缺乏公共政府的自然状态，那么以这一　定义为基础而构建的国际政治理论必然在各相关领域中具有高度的“可替换性”，即这　种理论适用于那些内容虽然不同，但同样是缺乏一个中央统治权威的各相关领域中(如　安全领域和经济领域等)。然而，这一定义的问题是：一个缺乏公共政府的自然状态不　一定使那些利己的、以生存为动机的单元以一种最终将导致均势形成的方式来行事，因　为这样一种状态不一定会危及单元的生存，在这种情况下，各单元是否以一种最终将导　致均势形成的方式来行事取决于其他相关的环境因素(如生存手段和竞争性质等)。(注　：Robert Powell,“An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1994),48,p.336.)另一方面，如果将国际无政府状态定义为是一种依赖　武力生存的自助状态，那么生活在这一状态中的单元必然以一种将导致均势形成的方式　来行事，因为在这样一种状态中，由于各单元实力上的巨大差异，因而它们如果不以一　种将导致均势形成的方式来行事，那么它们的生存将面临严重威胁。然而，这一定义的　问题是：在一个依赖武力生存的自助状态中，如果各单元维护其生存的最终手段是武力　，那么以这一定义为基础构建的国际政治理论就失去了那种在相关领域中的高度“可替 换性”，即这种理论仅仅适用于那些必须以武力作为生存手段的领域，而不适用于那些　结构虽然相同，但基本不涉及武力使用的其他领域。(注：Robert Powell,“Guns,Butter and Anarchy”,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1993),87,p.123.)实际　上，华尔兹理论中的国际无政府状态之所以会产生单一的行为逻辑，其根本原因在于其　有特定含义，即国际无政府状态是一种必须依赖武力生存的自助状态：“在无政府秩序　中，自助原则是单元行动的必然准则。”(注：Kenneth Waltz,Theory ofInternational Politics,pp.102,111.)

华尔兹界定的国际无政府状态的特定含义实际上是限制了华尔兹理论的适用范围，这　就对华尔兹做出的关于其理论在内容不同但结构相似的相关领域中有普遍适用性的声明　提出了质疑，这种质疑对那些力图依据华尔兹的理论来解释和预测冷战后国际关系发展　趋势的学者而言显得尤为重要。例如，塞缪尔·亨廷顿就认为：由于国家在经济领域和　安全领域中的竞争本质上是一样的，因而冷战后各国在经济领域中的竞争必须以确保在　经济领域中的相对优势地位为基本目标；然而，罗伯特·杰维斯却认为：由于国家在经　济领域和安全领域中的竞争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因而各国在经济领域中的竞争不必以　确保相对优势地位为目标。(注：Samuel Huntington,“Why International PrimacyMatters”,International Security(1993),17,pp.68-83.Robert Jervis,“International Primacy”,International Security(1993),17,pp.52-67.)实际上，这　两位学者之所以会得出迥然不同的结论，是由于他们对华尔兹理论的适用范围有着不同　的理解，而这点恰恰导致了他们提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政策建议。事实上，正因为华尔兹　界定的国际无政府状态有特定的涵义，因此任何对华尔兹理论的运用都必须注意：华尔　兹的理论是一种有严格适用范围的理论，而不是他本人预言的那样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　的理论。

五、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的价值

华尔兹理论的一大突出特点是强调生活在无政府状态中的国家间必定会存在普遍的相　互猜疑和相互恐惧，对于华尔兹来说，这种国家间普遍存在的“霍布斯式的疑惧”连同　由此而来的“安全两难”局面，不仅是国际关系中的一种常见格局，而且是造成国　家间紧张、冲突和对抗的一大生成机理。一般来说，任何一种理论在新的形势下的价值　和意义取决于它赖以构建的前提条件是否能继续存在，有鉴于此，华尔兹的理论在当今　世界中的价值和意义取决于国际政治的竞争性和对抗性的本质是否已经或正在因那种以　高度的相互依赖为特征的全球社会的出现而发生了根本改变。

总的来看，相互依赖的确是我们时代最突出的特征之一，无论广度上还是深度上，过　去没有哪一个时代像我们时代这样处于一种高度的相互依赖中。在那些自由主义学者的　眼中，当今世界相互依赖程度的不断提高已经使世界政治本质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改变，　那种由高度发达的相互依赖导致的价值观和利益观已经或正在将人类统一起来，并已经　或正在取代那些历来分裂人类的各种因素，正是这些因素造成了人类的冲突和战争。

国际政治的本质篇3

[中图分类号]D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1)02-0019-02

建构主义理论于20世纪80-90年代兴起以来，已日渐成为与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鼎足而立的三大主流国际政治理论之一。当前国内学界对于建构主义基本理论的探讨已趋成熟。但对于其方法论方面的研究仍有欠缺。科学研究的方法论通常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一般科学方法论，即带有一定普遍意义，适用于许多学科领域的方法理论，就社会科学范畴中的国际政治学而言，主要是指相对立的实证主义方法论和后实证主义的解释学方法论；二是具体科学方法论，即研究某一具体学科，涉及某一具体领域的方法理论，在建构主义话语体系中，主要是指国际政治研究的整体主义方法论和个体主义方法论。本文将围绕建构主义方法论的这两个层面展开具体论述。

一、方法论分歧的本体论根源：物质本体论与社会本体论之争

方法论的选择是和本体论密切相关的，方法论的分歧本质上反映的是本体论上的差异。实际上，国际政治学者在面对所有的研究问题时，潜意识里都有一种先在的本体论假定。国际政治研究的客体不外两种类别：自然事实和社会事实。自然事实，其本质是一种独立于人的意志的客观实在，这一点在国际政治理论界，除了一些激进的后现代主义者以外，几乎是不存在争议的。但至于社会事实，在本质上究竟是一种独立于人的意志的客观实在，还是一种依赖于人的意志的主观建构，却是存在着很大的分歧的。这种分歧，正是物质主义本体论与理念主义本体论分歧，或称物质本体论与社会本体论的分歧。

理性主义国际政治理论，不论是新现实主义学派还是新自由主义学派，都是持物质本体论的观点。这种观点源自法国社会学家孔德，它把包括国际政治领域在内的社会世界理解为同自然世界一样的物质实在，这种物质实在是独立于人类的话语和观念、独立于人类的互动行为的，是一种客观的存在。基于这样一种本体论假定，理性主义认为社会科学领域理论研究的任务，同自然科学研究一样，在于因果问题研究，在于发现客观规律或者像华尔兹所说的对客观规律的解释。他们认为国际关系学者可以像寻求自然界的规律一样，能够对国际政治行为体的行为及其规律加以把握和认识。这种观点，是理性主义学派实证主义认识论的本质和实证性研究方法的理论根据。

然而建构主义国际政治理论，无论是主流的温和建构主义还是非主流的激进建构主义，都是持社会本体论的观点。这种观点源自德国社会学家韦伯，它认为社会世界并不是完全独立于人类话语和观念的客观实在，而是人类活动的产物，是由人的观念和言语行为不断创造和再造的。这种理念主义的本体论重视人的主体性，认为社会的深层结构是由观念而不是物质力量构成的，强调物质因素是通过观念和话语的作用而产生意义的，社会实在只是一种主观的外化。基于这样一种本体论假定，建构主义认为，国际政治领域作为一种社会类别，本质上也是一种行为体互动中的社会建构。所以国际政治研究小能同自然科学一样只注重因果问题研究，还应该重视建构问题研究这种研究议程的重新设定决定了在国际政治研究中自然科学领域那种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并不是万能的――后实证主义的诠释性方法，应当受到成有的重视

二、研究方法的“中间道路”：方法论多元主义

本体论的分歧导致了研究方法的分歧：物质本体论的观念导致了国际政治研究中的实证主义倾向，将发现客观规律作为研究目标，在研究方法上侧重于说明(explanadon)，侧重于实证性方法；而社会本体论的观念则导致了国际政治研究中的后实证主义倾向，将理解社会意义作为研究目标，在研究方法上侧重于对社会事实和社会意义的“理解”(underscanding)和“诠释”(intcrpreta-tion)。在国际政治学界。作为主流的理性主义学派属于前者，作为非主流的反思主义学派则属于后者。

在理性主义与反思主义的论战中异军突起的建构主义学派在方法论问题上则力图调和二者的矛盾，探索一条新的“中间道路”。建构主义尽管在本体论上和反思主义是一致的，但它并不认同反思主义在方法论问题上的单一主义观念，而是持一种方法论多元主义的立场。实证性方法与诠释性方法并非是二元对立不可调和的，研究方法只是一种工具。建构主义认为科学研究应该以问题为导向而不是以方法为导向。因果问题研究(why的问题)离不开实证性方法，而建构问题研究(what和how的问题)则需要诠释性方法。因此建构主义在研究实践中超越了理性主义与反思主义无谓的方法论争议，综合运用两种研究方法，而不是刻意排斥某一类方法。

这种方法论多元主义的立场使得建构主义在保留了主流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的同时，也大量借鉴了被理性主义所忽视和否定的后实证主义的诠释性方法，包括符号学、谱系学、叙述分析、象征分析以及认知图谱法等，这些方法都是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所不具备的。

虽然建构主义学派在方法论上持这样一种多元主义立场，但几位主要代表人物在两类方法的使用上并非均匀用力，而是各有偏好和侧重的：温特的理论以科学实在沦为认识论基础，所以较多地采用了实证性方法；而卡赞斯坦和江忆恩的建构主义文本都是实证性和诠释性方法同时使用，既有说明变量关系的成分，也有理解社会意义的内容；鲁杰、奥努夫和克拉托齐维尔则更多地是从理解意义的角度人手，较多地采用了诠释性方法――尤其是以克拉托齐维尔为代表的德国建构主义学派，大量地使用了语言学的理解式推理，具有强烈的后实证主义色彩。

值得关注的是，国际政治研究中的这种语言学方法曾经长期为中国学界所忽视，它是建构主义多元方法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语言学之所以在国际政治研究中得以应用，也是由于建构主义对国际关系的社会本体论理解：语言对于社会事实具有先在性，它不仅描述社会事实，而且还建构社会事实，话语是观念扩散和制度化的媒介，主体间性意义的建构必须依靠言语行为来完成。以语言学的理论方法来诠释社会建构问题，是当代后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的一个重要特色。国际政治研究中的语言学方法，目前主要流行于欧洲(尤其是德国)的建构主义学派之中，在美国(除了佛罗里达建构主义学派之外)应用并

不广泛。

三、方法论的社会学转向：从个体主义到整体主义

建构主义在研究方法上对理性主义有两大超越：除了前面提到的方法论多元主义对单一方法论的超越，还有就是国际政治研究中整体主义方法对个体主义方法的超越。个体主义方法强调个体的作用，并以个体特征解释整体特征；而整体主义方法则强调整体的作用，根据整体特征解释个体特征。个体主义是经济学常用的方法，而整体主义是社会学偏爱的方法。¨’

理性主义国际政治理论深受经济学尤其是微观经济学的影响，在方法论上一般采用经济学的个体主义方法，以个体主义的角度和经济学的概念来解释国家的行为。其中新现实主义主要借鉴古典微观经济学的方法，华尔兹就曾经以市场结构来类比国际政治结构，以公司来类比国家；而新自由主义则主要借鉴制度主义经济学的方法，基欧汉就曾经以成本一收益分析来考察国际制度。理性主义的这种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以理性选择理论为指导思想，把国家视为“经济人”，根据成本一收益分析来选择利益最大化的决策，并经常使用博弈论、系统论甚至数理统计等方法来研究国际问题。

这种研究方法固然有其合理性，但不可否认它也存在很大的缺陷：它只考虑被假定为理性利己者的国际行为体在给定利益驱动下的行为，只注重单元层面的利益权衡和战略选择，而忽视了作为主体的能动的人的作用，忽视了社会结构和社会互动对行为体身份和利益的建构作用。更不用说它忽视了主体间性的存在和社会意义的观念建构问题。但世界是作为一个国际社会而不是一个市场体系而存在的，所以这些问题是不容忽视的，因此单纯的经济学方法是不足以解释复杂的国际社会的。这种借鉴自经济学的个体主义方法无法解决的缺陷，使整体主义的社会学理论方法引人国际政治研究成为必要。这个方法论革命的任务，就是由建构主义完成的。

建构主义的主要理论来源是社会学，主要源自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和米德的符号互动理论，所以它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国际政治的，因此在方法论上也是采用社会学中普遍使用的整体主义方法。整体主义认为，整体对个体的作用，不仅仅是个体主义所强调的因果作用，还包括个体主义所忽略的建构作用。也就是说，国际体系，不仅像华尔兹所认为的那样决定国家行为，还有建构国家行为的意义。同时，整体主义将个体属性视为整体结构的社会建构，而不是像个体主义那样将这些个体属性视为与整体结构无关的外生的给定变量。也就是说，国际结构不仅影响国家行为，而且影响到国家的身份和利益。

基于上述理念，整体主义的社会学方法将研究重心放在建构理论研究而不是因果理论研究上。它以社会学的视野和整体的角度来考察国际政治，分析社会结构和社会互动的建构作用，分析施动者与结构的相互建构，分析文化、规范和认同的形成与作用。它把包括权力、利益和无政府状态在内的所有被理性主义视为先验的给定的概念都变成了研究的课题，并分析其社会建构的过程，原来理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起点成为建构主义研究的问题。国际政治研究方法的社会学转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出现的。

建构主义以社会本体论为哲学基底，因此不仅关注因果问题研究，而且更加强调建构问题研究。这种研究议程的特点决定了建构主义方法论多元主义的立场：在保留了传统的实证主义方法的同时，大量借鉴了后实证主义的诠释性方法。也正是这种对国际政治的社会本体论理解和对建构问题研究的强调，决定了建构主义只能采用社会学的整体主义方法，从整体的性质来理解个体的属性与行为，而不能采用理性主义的经济学个体主义方法。建构主义这种方法论上的变革，为国际政治研究提供了新的路径。它为我们创造了一个重新观察世界的新视角、一种重新解读世界的新话语、一套重新分析世界的新工具。这正是建构主义方法论的意义所在。

参考文献：

[1][6][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M]，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0：29，37。

[2]袁正清，国际政治理论的社会学转向：建构主义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11。

国际政治的本质篇4

大学生国际政治观是指大学生对国际政治生态环境总体理念及其价值观的总和。国际政治观会影响大学生的人格向度、人文精神和理性行。本文以问卷和教师课堂访谈等方法对广东商学院华商学院（以下简称华商学院）在校学生国际政治观的现状做了相关调查，本文从华商学院学生国际政治观现状出发，探寻树立大学生正确国际政治观的方法。

一、大学生国际政治观现状

调研问卷设计涉及学生对国际政治的态度、　大国关系的认识、人权问题，联合国改革以及宗教问题，　这些问题的设计从不同角度反映当前我校学生的国际政治观的客观情况。以华商学院学生为例当前大学生国际政治观现状分析如下：

1.　国际政治的态度倾向良好，国际政治常识基础较差

调研中华商学院学生对于国际政治的态度总体感兴趣的占被调查学生总数的77.8%，虽然为民办院校的学生，但他们并没有忽视对国际政治的关注。

虽然对于国际政治感兴趣，但很多学生基本的国际政治常识掌握的较少，课余时间很少有人自己去查找相关的知识。平时谈论的话题中只有2%关于国际政治，可见如何真正调动学生的兴趣今后将是教育的重点问题。

2.　大国关系判断基本准确，但非理性和主观臆断存在

大国关系在国际政治中是最直接最容易被感知的，调研中我们主要考察了与中国关系密切的国家关系，对大国关系的整体把握基本准确，但对于具体国际事务的判断大学生们的把握并不是十分准确，存在一定的误区。这与学生们接受的信息量，或信息途径关系密切。同学们有些时候对国际事件的判断存在一定的主观想象和判断，不愿去深入探讨各中国际现象的本质，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这种判断的误区会影响，大学生处理一些相关问题的能力。所以，帮助大学生正确的分析国际事务，理性的看待国际事件，是十分必要的。

3.　信任国际社会发展中的积极因素，但面对国际关系复杂性存在困惑

大部分学生认为联合国对于国际事务的处理解决越来越起到不可缺少的作用，联合国的存在还是非常必要的。但对于国际社会中涉及解决个别国家利益问题时，有些国家绕开了联合国的行为又感到一种“无助感”。使得很多学生对于在复杂的国际关系的背后，蕴含着怎样复杂的背景，学生们不是很了解，为此对国际关系的复杂性产生了困惑感。这就要求我们在对学生进行基本知识教育的同时，适当的激发或加深学生的这种兴趣，引导学生自己探究国际关系的真相，在学生不解的时候，要有一定的途径帮助学生解决问题。

二、　大学生国际政治观现状形成原因

1.　国际政治观外在文化环境多元化

世界经济全球化，带来了政治，文化的全球化。一方面，改革开放后，具有国外特色的多元文化对我国传统文化产了强烈的冲击。大学生的理想、信念等方面也出现了多元化。有些学生，一切以自我为核心，既缺乏民族自尊基础上的国际主义，又缺乏国际理解基础上的爱国主义。

另一方面，网络等新传媒的出现，让学生们有机会接收到大量良莠不齐的信息，很多用意不良的恶意传言，会左右学生们正确看待事物的观点，形成不良的国际政治观、产生非理。

2.　国际政治的教育体系不完善

形成正确国际政治观的前提是接触大量准确、客观的国际政治信息。目前在校大学生，课堂教育是其接受知识的主要途径。在现有的课程中，学生普遍认为《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和《形势与政策》课能够了解到更多的国际政治方面的知识。教育部把“两课”中《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由必修课改为选修课，使得学生系统学习国际政治的机会变得更少。《形势与政策》课虽然是公共必修课，但任课教师还要兼顾国内时政，一个学期关于国际政治方面的知识讲解，对于形成兴趣还远远不够。

3.　国际政治教育中重视知识教育忽视素质教育

“国际理解教育是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世纪建设者健全的人格由科学素养、人文素养和健康向上的心理素养组成。”①目前，教育的大趋势是对学生的文化知识和实用技能的培养，对结业率的重视。因此，大学生国际政治教育往往只注重传递知识，如何引导学生形成自我对国际问题的理解力、分析力则一直被忽略。

三、　正确引导大学生国际政治观的形成

1.　运用多种教学方法，提升学生对国际政治的兴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调动学生对国际政治的好奇心，激发兴趣是展开教育的前提。除了正规的课堂教学外还要利用日常的党团组织生活、社团活动、政治学习、社会实践、专题讲座等进行国际政治教育，形成一种全方位、立体型的教育模式。

网络是学生接受信息的一个重要途径，因此，学校教育也应充分合理利用网络互动性、及时性、包容性的特点展开教学。

2.　发挥国际政治相关课程群的作用

课程设置方面，现有的《形势与政策》、《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等课程是国际政治教育的主要途径，在此基础上应该增加更多的相关课程群。从课程体系建设角度来看，我国高校缺少关于国际政治，国际文化，国际经济的全校范围的课程，这些课程只是针对本专业的学生开设，承担国际政治教育的课程几乎是没有的。

还要通过其它的课程渗透国际政治理念。特别是全校的公共课，例如外语课、非公共课可以把国际政治教育与本课程的内容向结合，在讲授本课程内容的同时，渗透国际政治思想。

3.

国际政治教育者兼顾知识教育与素质教育于一体

作为教育者首先要提高自身的水平，定期参加培训，探讨教学方法，以提高教师对国际政治知识的把握，正确观念的形成。只有真正“走入”到国际政治的复杂事件中，才能把国际政治思想以潜移默化的方式传播到学生的头脑中。

对学生的国际政治教育的最终目的，不仅是知识的传授，更是引导树立正确的观念。要引导学生面对国际事务理性认识，客观判断、独立思考，不受他人不良思想的干扰；帮助学生形成全球化意识，大国理念，对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化拥有包容态度；教育学生理国，不盲目跟从其它言论的诱导。

参考文献

［1］尹希成著《全球化时代的国家安全》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3年版

［2］宋强著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中国可以说不》、1996年版

［3］唐海燕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全球化与中国开放战略》、2003年版

国际政治的本质篇5

中图分类号：D5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11-0020-02

国际政治经济学是20世纪70年展起来的一门国际关系分支学科，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探讨的是财富和贫困问题，以及谁能从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体系中得到什么的问题。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集大成者罗伯特・吉尔平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学是一种“对国际政治学和经济学进行综合研究的方法”，与此同时又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性质解释为“研究全球经济及技术之间相互依赖的发展同国家所构成的国际政治体系的持续化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总之，国际政治经济学就是将国际政治和世界经济联系起来，以一个全新的视角来研究国际关系的学科。

一、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流派

在国际政治经济化和世界经济政治化的发展趋势下，对国际问题的研究将经济学与政治学相互联系起来已经成为一大潮流，其主要目标就是研究国家、跨国公司和国际组织在国际领域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国家和市场在国际领域的相互影响。但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三大理论流派即重商主义、经济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将经济学和政治学联系起来分析国际问题时，却存在着极大的差异。

（一）重商主义

1.重商主义者在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主要主张

在国际政治经济学中重商主义认为经济从属于政治。强调单一民族国家的利益，国际利益决定经济活动。由于深受政治现实主义传统的影响，重商主义者将国际经济看作是一种零和游戏。冲突是必然的即争夺经济资源是国际体系的内在性质，认为国家是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主要行为者和分析对象。

2.重商主义的发展经历了早期重商主义和晚期重商主义两个阶段

早期重商主义产生于15～16世纪，被称为古典重商主义。他们吸收了马基雅维利、霍布斯等人的思想，认为“正式的权威如果不能节制自我利益的追求其结果必然是残酷的‘自然状态’。因此，必须借用公共权威将个人利益转换为普遍的社会利益”。古典重商主义主张政府应该控制国家的经济，以便损害和削弱对手的实力，增强本国的实力。

晚期重商主义盛行于19世纪，这一时期的重商主义强调从国家安全角度来论述贸易保护的必要性。将政治经济力量看作是一种保护国家生存的方式，外国竞争会对国内市场构成威胁。在经济利益和国家安全方面更加注重国家安全。

早晚期重商主义的差别反映了商业资本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要求。重商主义促进了商品货币关系和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发展，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成长与确立创造了必要的条件。重商主义的政策、理论在历史上曾促进了资本的原始积累，推动了资本主义产生方式的建立与发展。

总之，正如罗伯特・吉尔平在《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一书中所概括的：重商主义的优点首先在于它将国家视为国际关系中的主要行为体和经济发展的工具；其次，它深切关注国家安全和政治利益在组织与处理国际经济关系中的重要性；最后，认识到市场必须运行到一个充满社会和国家竞争的世界体系中。其弱点在于把国际经济活动看作是一种不变的零和游戏，缺乏一种令人满意的关于国内社会、国家和外交政策的理论、强调保护主义。

（二）自由主义经济

1.自由主义经济的概述

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主要是从经济学的角度解释国家间合作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它的理论主要来源于亚当・斯密开创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凯恩斯的政治经济思想。自由主义经济认为在经济事务中的中心角色应当是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个人；人类的繁荣有赖于自由市场经济的自由扩张，而且这种扩张不会仅仅局限于一个国家之内，它会超越国界成为一种全球性的扩张。经济自由主义之父―亚当・斯密相信，即使政府不施加干预，为了满足人们的需要，市场也会自然而然的扩张。经济自由主义认为个人在追求其经济利益时是理性的，当其把这种理性运用到市场之中时，所有的参与者都会获益，因此通过市场运行的“经济交换是一种正和游戏。市场将使个人、家庭和公司的利益最大化。国家间以及个人之间的经济交往是一个互利性的合作领域”。

2.自由主义经济发展的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以亚当・斯密为主要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他的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集中阐述了自由市场经济理论。从自然秩序的思想出发，反对任何形式对市场经济的干预，保护私人产权，要求实行放任的自由经济。同样是从自然秩序的思想出发，亚当・斯密认为市场规律是一只“看不见的手”，能有效地调节经济运行。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内涵可以看出其国际政治经济观：经济自由主义相信贸易与经济合作是实现和平的两大基础，因为在分工贸易之下，国家与国家之间是互惠共赢的，是一种正和的游戏；是相互依赖的，共存的关系。

第二阶段是以凯恩斯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又可以称为凯恩斯主义。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反对古典经济学把生产放在第一位的传统思想，认为消费是第一位的，一切生产最后的目的都是为了消费。凯恩斯认为靠市场自发调节很难恢复经济，于是他一反传统的自由放任的思想，主张政府要积极地干预经济。他认为“市场经济能够给人们带来巨大的好处，但同时也具有潜在的风险、不确定性和无知”。在此情况下，国家可以通过宏观调控手段来规范市场经济，实现市场经济的有序性和稳定性。

3.自由主义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影响

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在思想上与国际关系中的理性主义思想是一致的。他们都承认国际无政府状态，但国际政治经济学更重视有序的国际交往；“强调国际关系中各国的共同利益、共同价值观和共同规范对国际社会存在所具有的聚合作用和由此带来的和谐性”。自由主义理论是从经济上阐述人是理性的这一思想，其核心是比较优势法则。因此认为国家间通过加深经济交往，会形成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能促使各国在经济竞争中寻求政策的协调，良化竞争。这种协调可以通过一定的制度来加以促进，如当今世界世贸组织等。因此，自由主义者认为在改造传统的权力政治特性或者解决特定的国际冲突时，市场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国际经济交往可以形成相互依存的国家间的新型关系，因此发展国家间的经济交往是实现世界和平的重要途径。这种经济决定政治或改造政治的观点是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最重要的本质。

（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1.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概述

以政治经济学对国际关系进行研究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研究的基本方法，其理论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尽管马克思没有对国际层面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关系进行过系统的表述，但他的思想中也具有一定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成分。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是对剩余价值的无限制追求。同时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一个不断向外扩张的过程，随着商品和资本的输出，世界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会形成一种不平等的依赖关系，长期会形成世界范围阶级的联系和发展了世界性阶级对抗的政治结构。因此他们主张政治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社会经济内容所决定的。

2.马克思主义代表主张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他的起点是“世界体系”概念。世界体系以彼此相互依赖的某种政治结构和某种经济结构为特征。他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划分为一个具有核心区、区和半区的等级结构之上。核心区拥有先进且复杂的经济活动，具有成规模的市场工业和复杂精细的农业，而且这里的经济活动都掌控在资产阶级手中；区处于等级结构的最底层，这里主要是原材料的生产场地，工业基础薄弱，并且一切经济活动都掌控在来自核心区的资本家手中；半区在经济上混合，拥有相对比较先进的工业技术，处于核心区和区的中间地带。可见，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是一种基本运作不平等的交换过程。经济剩余从区转移到核心区；利润从区低工资、低利润的生产者手中转移到核心区高收入、高利润的生产者手中。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强国有能力要求弱国继续这种不平等的交换关系。在世界范围内就表现为资本主义国家核心区对整个世界经济体系剩余价值的占有。沃勒斯坦在分析16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时，将经济置于首要地位，政治次之。沃勒斯坦的论述给马克思主义分析增添了色彩。

总之，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是经济是社会阶级之间，尤其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剥削和不平等的根源。政治在很大程度上由社会经济环境决定。经济居于主导地位，政治处于支配地位。国际政治经济学关注资本主义的扩张史以及这一过程所引发的阶级之间与国家之间的斗争。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必然会导致国家之间和社会阶级之间的新危机与新冲突。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国际政治经济的历史可以被看成是资本主义全球扩张史。

二、结语

国际政治经济学是近年来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最重要内容之一，对于解决当今第三世界和发达国家之间的政治冲突，实现全球和平发展具有现实性的指导意义。通过对重商主义、经济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进行的简要论述，笔者认为三大理论的分野在于：在政治与经济关系上谁是决定性的，分析的对象是国家、个人还是阶级，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本质特征是什么。用下图可以明确表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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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M].杨宇光，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

国际政治的本质篇6

【中图分类号】G63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3）10-0073-01

【把握主体】

一、第一单元把握公民这一主体。

我国是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人民是我国国家的主人。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享有充分的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民利，同时也要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这是我国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基础和准则，所以我国的政治生活要崇尚民主与法治。营造良好的民主与法治环境，有利于充分调动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我国公民的政治参与包括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国家要引导公民进行有序的政治参与，提高公民的政治素养，使公民真正享受民主生活。

二、第二单元把握政府这一主体。

我国政府是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是人民意旨的执行者和人民利益的捍卫者，充分体现了我国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我国政府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坚持对人民负责的原则，认真有效履行保障人民民主和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职能、组织经济建设的职能、组织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职能、提供社会公共服务职能。为人民的生产和生活提供优质的服务，同时也要加强管理，自觉接受来自各方面的监督，保证各级政府及其公职人员坚持依法行政，提高行政效率，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切实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树立政府的权威，让人民自觉地认可和服从政府的管理。

三、第三单元把握中国共产党和人大、人大代表几个主体。

中国人民经历长期的历史实践历史性的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的领导者和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性质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其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立了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不断推进我国的民主政治和法制建设的发展，积极推行依法治国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中共领导人民创立发展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主集中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自由政策以及基层民主制度。其中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其组织和活动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原则，基石是人民代表大会。人大（特别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拥有立法权、监督权、决定权和任免权，其他国家机关由它产生对它负责，其他国家机关都要接受人大的领导和监督，人民代表是我国权力机关的组成人员，拥有提案权、审议权、表决免责权、质询权等权力，履行相应的代表义务，代表人民直接行使国家权力。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四、第四单元把握国际社会上中国国家这个主体。

国际社会是由国家和国际组织组成的，其关系是错综复杂，纷繁多变，世界各国（包括中国）处理国际关系的决定性因素是国家利益，影响因素是国家力量。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世界局势呈现出总体和平、局部战乱，总体缓和、局部紧张，总体稳定、局部动荡的基本态势，南北发展不平衡是全球发展的最突出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世界多极化趋势在曲折中发展，世界呈现出多个政治经济力量中心，但世界中仍然存在单极与多极的矛盾，称霸与反霸的斗争。世界格局的重调，致使各国战略目标的重新定位，当前国际竞争越来越激烈，其实质是以经济和科技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竞争。中国政府认清国际形势，认真履行对外职能，坚持一贯奉行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决维护我国独立和，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在发展对外关系中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基本立场，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本准则，积极参与国际合作与交流，发展同联合国，WTO，APEC，东盟，欧盟等国际组织的关系，坚决走和平崛起的道路，为维护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实现和谐世界做出积极的贡献。

【典题详解】运用“把握主体 宏观认识 理顺关系”解决政治生活的某些主观性题目。

Ⅰ.（全国卷Ⅱ）阅读材料回答下列问题。

农民“看病难、看病贵”是当前社会关注的民生问题之一。为促进社会公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党和政府根据我国农村实际情况，在逐步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同时，采取农民自愿参加，个人、集体和政府多方筹资的办法，建立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力求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

（2）用政治常识分析党和政府为什么要努力解决农民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 13 分）

【分析】

国际政治的本质篇7

20世纪90年代后，方兴未艾的治理和善治理论，是目前西方学术界最有影响的分析框架之一，“治理”研究目前已经成为一门显学，“治理”概念被应用到多个学科中，如宏观经济学领域、私人部门、公共管理领域、国内政治学领域等等。

在各方学者载欣载喜地用“治理”理论为我们描绘一幅“全新”的政治画卷的时候，俨然将其作为建构未来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一条康庄大道。然而应该看到，治理理论基本标准是效益――处理争端、解决问题和协调利益的效益。从这个标准看，全球治理当然对各方都是有利的。但可惜的是，全球治理设计的国际社会“天下太平”太过理想化；同时，从治理理论的内在逻辑和国际社会的治理实践来看，我们如今所处的和今后可能将处的社会，并不是治理理论所勾画的那种“治理社会”。“治理”概念的提出和全球治理的实践，并没有改变国际政治中一些本质性的东西，赋予它“革命性变革”的评价，未免失之天真。

一、难以消弭的国家

恩斯特-奥托・切姆佩在他的结论中肯定地写道：“工业化社会间的冲突理应理解为高度复杂的治理体系。若仍然将它们理解为军事冲突并归类于安全领域，这意味着我们还在陈腐过时的世界模式，将世界视为由国家构成的世界，并且还会陷入现实主义理论设计的理论圈套之中。”他还认为以前由国家构成的世界应该被现在世界性的社会取代，“社会制度可以填补国家间的空隙”，应该“让社会参与到外交政策中去，社会联系应该提倡，可能还要制度化。”

这反映了治理理论的一个中心假设“国家无能论”――全球化过程必然消蚀国家和政府的作用。的确，“由于地方性的和国际的谈判越来越多，各国为了和外部强加的模式相一致，都面临着转变国内规则和制度的需求。”但是，从最近30年中国家内部所发生的很多变化来看，很多变化都具有“国内的”性质和国内的根源，它们与相互依存和一体化的状况并没有多大的关系。各国政府尤其是经合组织国家的政府政策在向保守主义方向转变，主要不是全球化的结果，而是国家内部政治压力和政治家竞选策略的产物。在国际关系领域，迄今为止，治理首先是各国之间尤其是大国之间的妥协的产物，各种国际组织在全球治理中的行为，无一不与大国的利益相关。因此，“国家万能”的神话虽然破灭了，但排斥国家参与的治理更会引起更多的严重后果。

而反观其它的国际行为体：跨国公司的特点、它们的战略设计和政治影响，都取决于大国间力量关系的配置、以及由此造成的体制结构，它并没有管理公共事务的使命，盈利是它们的首要目的，因而不可能是全球治理结构的重要部分；非政府组织的政治活动范围有限，它只属于部门的性质而不具有国际性，同时非政府组织协助下的一系列人道主义事业，具有分散零碎的特点，它代替不了纲领性的发展战略；至于政府间组织，虽然它已经成为国际政治结构的一部分，但性质上它是从属于国家的，它的职能、纲领、原则、目标、意识形态取向，都是由各国政府来规定的。显然，全球治理并不能改变国际政治具有的大国政治和强权政治的实质。政治、国际政治本身所固有的矛盾，并不是通过治理能得到解决的。

二、难以掩饰的西方观念

对于“全球治理”学说与新自由主义基本理念之间一度存在着的特殊关联， 玛丽- 克劳德・斯莫茨一针见血地指出：“既然不存在中央组织和全球性的参照系统， 市场便成为当今世界上唯一起作用并影响一切相互作用的社会子系统的调节者， 而‘全球治理’很可能不过是一件理想主义、举世归心的外衣， 下面隐藏着最狡诈的经济自由主义。”

治理，的确意味着权力在某种程度上由政府向其他主体转移，的确意味着人民参与的极端重要性。但是，这并不能得出治理理论所坚持的那个观点：扩大民主是实现治理目标的先决条件。一切有效的政府，无论立足于民主还是独裁，都必须通过强制执行某种社会纪律措施，因为成功的发展必须以民众高度接受发展目标为前提条件的。如果说不改变现有的政治体制、不实行西方式的民主政治就意味着缺乏治理的条件，即使不说是对第三世界国家的一种政治上的阴谋，也是一种文化上的偏见。

国际政治的本质篇8

中图分类号：F2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4）10-0034-05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4.10.07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研究会计准则国际趋同具有重要作用，原因在于：第一，会计准则国际趋同有利于提高国际贸易的效率，降低交易与投融资成本；第二，有利于提高会计信息的可比性和透明度，减少投资者的信息成本和信息风险，扩大企业资本来源；第三，有利于一国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和稳定。很多文献从不同方面研究了会计准则国际趋同问题，但会计准则趋同不只是单纯的会计问题，其背后还涉及经济、政治种种因素，故本文尝试从经济学、会计学和政治学三个领域对国内外有关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研究成果进行综述。但这并不是很严格的分类，这三方面的内容并不能截然分开，比如经济学角度的描述就有很大一部分反映了国际利益关系的政治博弈，还有些研究涉及到多个方面的内容，很难将其归为某一类。因此，本文只能根据文章的核心内容进行理论梳理和总结。同时，在综述的过程中，我们把关注的焦点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1）会计准则为什么要实现国际趋同？（2）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影响因素有哪些？（3）会计准则趋同会产生哪些经济后果？

一、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经济学分析

与经济学将每个人视为理性经济人的假设相对应，经济学对会计准则趋同的分析一般着眼于其成本效益的对比，认为趋同背后的实质是巨大的经济利益的转换与分配。这种利益转换不仅对于企业管理者、投资者和债权人有影响，雇员、政府和社会公众等各个方面也都与其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具体而言，会计准则趋同能够为投资者提供可比、透明的财务信息，发现更多的投资机会，进而为企业扩大资本来源，降低社会交易成本，提高贸易效率，最终影响一国宏观经济的健康发展。但是，准则趋同也会影响政府和企业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增加政府的制度转换成本和企业的准则执行成本，并影响一国税收体系。因此，在准则趋同的过程中，每一个国家都会权衡自身的利弊得失而采取相应的对策[1]。

Ball（2006）认为，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能够提高会计信息的可比性，减少投资者的信息成本和信息风险，由此降低公司资本成本。但负面影响在于它会弱化不同会计准则之间的竞争，会产生“搭便车”的行为等[2]。Biddle和Saudagaran（1991）发现，过去美国SEC规定在美国发行债券的外国公司将按照IFRS编制的财务报告向美国公认会计原则（GAAP）调节，这一过程成本高昂并且非常繁琐，阻碍了很多公司进入美国资本市场筹集资本[3]。近年来，美国逐渐改变对IFRS的态度，一个重要原因是维护美国的经济利益。在国内，有关会计准则变迁的研究也主要是借鉴新制度经济学的框架，形成了会计准则是一种降低交易费用的制度安排[4]。李连军（2007）认为准则趋同能够降低社会交易成本，各国会计模式的不同导致的会计信息不可比，增加了企业、投资者的国际交易成本，各国看到了准则趋同的收益，从而逐渐参与和支持准则的国际趋同[5]。陈瑜（2005）则从宏观层面把趋同的经济后果分为国家“相对收益”和国家“绝对收益”。国家“相对收益”包括对一国经济利益的宏观影响与制度变迁成本，而国家“绝对收益”则指各国会计信息可比性的提高、交易成本的降低以及各国福利的增加[6]。曹越等（2013）也认同我国会计准则国际趋同具有提高会计信息可比性和透明度、造就国际化卓越会计人才及提升我国会计国际地位的正经济后果，但同时也会造成会计准则与我国法律制度的冲突，降低了会计信息的法律证据力[7]。路晓燕和魏明海（2009）富有启迪地指出，会计制度的制定行为被认为是制定成本和社会收益之间的权衡，其发生发展取决于现实环境的需要，也体现为利益集团之间博弈的结果[8]。

上述研究对于认清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利弊，识别一国准则趋同的经济动因具有重要作用，也对我国在准则趋同过程中趋利避害，积极采取应对措施提出了要求。但这些研究理论基础还比较薄弱，没有把经典的经济学理论（比如制度变迁理论）与会计准则国际趋同构建成一个系统性的框架。在研究内容上，也多是立足于国际大环境，较少论及具体会计准则或会计政策对我国宏观经济利益和企业利益的影响，以及这些影响对准则制定的反作用等问题。

二、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会计学分析

会计学家在研究会计准则趋同问题时，着重关注趋同对会计信息质量和资本市场的影响。魏明海等（2006）认为，会计信息最重要的质量特征应是其决策有用性，会计信息的可比性是为了增强其决策有用性，以对不同会计主体的价值做出解释[9]。

关于准则趋同对会计信息质量影响的研究比较多。Bartov等（2005）以德国公司为样本，分别检验了采用IFR

S和采用德国会计准则这两类公司收入的价值相关性，他们发现，采用IFRS的公司其收入更具价值相关性[10]；Chen等（2010）和Lopes等（2010）学者则发现欧盟国家在采用IFRS后，主要的会计信息质量指标有所改善[11-12]。Atwood et al.（2011）认为在美国，IFRS下报告的盈余与未来现金流量的紧密性要低于GAAP下报告的盈余[13]。Barth et. al.（2008）、McAnally et al.（2010）等都认同IFRS的应用有助于提高会计信息质量[14-15]。但是，Jeanjean和Stolowy（2008）对澳大利亚、法国和英国这三个首次采用IFRS的国家进行研究，发现引入IFRS后盈余管理程度并没有降低，实质上在法国还增加了[16]。而Van der Meu-

len等（2007）的研究则认为在盈余价值相关性、及时性和应计质量方面，美国GAAP和IFRS并不存在显著差异[17]。Beuselinck等（2008）在分析欧盟14个成员国的数据后，也发现不同会计准则对盈余质量的影响并不显著[18]。在国内，王建新（2005）分别从国际化的结果和过程的角度，就会计盈余质量对我国既发行A股又发行B股的公司在2001年会计准则改革前后的经验数据进行了定量研究。结果表明：从国际化结果来看，AB股公司分别在中国会计准则与IFRS下报告的盈余质量并不存在显著差异；从国际化过程来看，两种准则体系下盈余质量差异的绝对值变化显著且逐年减少。他认为，在我国目前的现实环境条件下完全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也不能显著地提高会计盈余质量，但我国会计准则国际化改革形式上协调促进了实质上的协调，从而提高了会盈余质量[19]。魏明海等（2006）采用1999―2002年A股公司的盈余数据，检验了2001年的会计准则改革对盈余稳健性的影响。研究发现，这次改革提高了我国上市公司会计盈余稳健性，说明我国准则国际趋同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盈余质量。而针对2007年我国新会计准则的实施及其趋同效果，吴革等（2013）检验了2000―2006年和2007―2011年间在A 股和H股市场上，制度环境因素对于会计盈余信息价值相关性的影响差异。研究表明，2007年新准则实施后， AH股公司会计盈余信息的价值相关性都有显著提高，说明我国2007年新会计准则的实施有助于提高会计盈余信息质量[20]。王亮亮等（2012）也认为新会计准则降低了企业盈余报告的压力，有助于增加企业的研发投入[21]。王跃堂等（2004）利用《企业会计制度》出台的改革政策既有与国际会计准则一致的，也有背离的情况，运用中国资本市场AB股公司境内外审计利润的数据对会计准则国际化是否能产生会计实务的可比进行了实证研究。他们发现，与国际会计准则一致的改革政策执行当年并未消除实质性差异，而与国际会计准则背离的改革也并未产生显著性差异，因此会计准则的国际趋同并不必然达致会计实务的可比[22]。

关于准则趋同对资本市场的影响，主要在如下两方面。第一，对资本市场流动性的影响。Armstrong et al.（20

10）分析了2002―2005年间投资者对欧盟采用IFRS有关的16个事件的市场反应，发现市场会对有利于欧盟采用IFRS的事件作出积极反应，对不利事件则作出消极反应[23]。Covrig等（2006）以全球25000个共同基金为样本，检验是否自愿采用国际会计准则（IAS）能增强吸引外资的能力。研究发现自愿采用IAS的共同基金中外资所有权的比例较大，即使是公司所处的信息环境比较差，这一情况仍然存在。因此他们认为自愿采用IAS确实能增强吸引外资的能力[24]。Drake等（2010）也发现自愿采用IFRS之后，公司的资本市场流动性显著增强[25]。国内学者张嘉兴和邢维全（2013）从机构投资者持股的角度，分析了我国2006年新会计准则实施后的经济后果及对机构投资者决策的影响。结果发现，新会计准则实施后，机构投资者的持股比例显著提高。他们认为，新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实现了实质性趋同，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更多地受到趋同这一消息的影响[26]。第二，对资本成本的影响。一般而言，采用统一的IFRS可以减少企业和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会提高资本市场的配置效率。Hail等（2010）全面地检验了欧盟强制采用IFRS对资本市场所带来的影响，研究发现采用IFRS的公司其资本成本要低于非IFRS公司的资本成本[27]。但Daske（2006）对1993―2002年自愿采用IAS和美国GAAP的德国公司的资本成本进行检验后，却并没发现其降低的证据[28]。除此之外，自愿采用IAS还增加了企业被并购的风险。吉利等（2012）基于中国制度背景和市场环境，也从股权资本成本的角度，剖析了我国准则趋同的经济影响及其内在作用机理。他们发现，准则趋同显著地降低了股权资本成本；不同性质的股权对趋同的反应程度也有所不同。对此，他们认为在我国特殊的制度背景下，由于国有股东具有私人信息优势，国有股的预期回报要低于其他股权，其因准则趋同而降低的资本成本也就低于其他股权[29]。

会计学领域的研究多是运用实证方法从国际大环境来检验会计准则趋同的影响，但无论是在会计信息质量，还是资本市场方面，都还没有得出明确的结论，特别是会计趋同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除了能够提升会计信息质量外，还存在降低或与会计信息质量不相关的研究结论。对此，笔者认为，会计准则的形式趋同并不等同于会计实务趋同，各国制度环境、执行水平以及公司报告动机等均会导致准则执行结果的差异，加之IFRS中存在过多的选择和职业判断。另外，国内的研究还比较零散，多数研究局限于从国外借鉴方法，从国内寻找数据，缺乏实质上的创新。

三、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政治学分析

在会计准则的制定与变迁中，政治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这是因为会计并不只是中立的、客观的技术，而是一个影响经济和社会管理的机制。一方面，会计实务具有显著的经济后果；另一方面，会计被看作是一个经济和社会管理的有用工具[30]。FASB的前委员David Mosso曾指出：“准则制定是一个政治化过程，其中充斥着讨价还价和相互让步，实质上是一种权力游戏。”而几乎每一任FASB主席都承认，大部分FASB的项目实质是政治施压的目标。因而全球会计准则趋同的本质其实是一种政治程序，是各国利益团凭借自身政治经济实力进行讨价还价、博弈和妥协的结果。

政治学方面同样有大量研究文献。美国著名会计学家Stephen A. Zeff（1978）认为，准则制定过程是一种“微妙平衡”的政治问题，它需要对不同的社会目标和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进行评判和权衡，从而可能影响会计准则应有的“技术性”规范[31]。Scott（1997）在《财务会计理论》一书中指出，尽管存在有效市场假说，但不同的会计政策会影响公司价值。投资者会对其政治代表施压，其结果是政治家开始瞄准会计政策及其制定，最终使准则制定成为各利益集团冲突博弈的过程，而不是理性算计的过程[32]。针对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的改组和机制调整，冯淑萍（2003）指出，这改变了世界各国在国际会计准则制定中的力量对比，而各国也积极投身于国际会计准则制定中来，目前美英等国从中取得了决策权和主发言权，充分体现了会计国际化是利益之争的本质[33]。邓力平和曲晓辉（2003）将准则制定定义为一种宏观经济行为和政治程序，认为政府的介入在所难免。政府需要通过准则对会计信息的“生产”进行管制，以配合宏观政策的实施，继而与别国准则进行协调，最终演进为会计准则的全球趋同[34]。曲晓辉（2003）进一步指出IASC和美国围绕全球统一会计准则的斗争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会计国际协调背后的政治动机[35]。王磊磊（2013）则分析了美国对会计国际趋同态度转变的原因，指出国家之间总是存在着竞争，各国都偏好本国会计准则，都有动机来游说甚至操纵国际会计准则制定机构为本国谋取最大利益，这就使得准则制定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政治过程[36]。未来，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制定的政治化趋势将愈加明显，很多政治、经济势力卷入到会计准则制定之中，使准则发展方向更加复杂[37]。

政治学领域的研究从利益关系层面探讨了会计准则制定和变迁的政治化问题，有助于加深我们对各国利益集团政治博弈的认识，特别是辨识像美国这种对国际会计趋同有重要影响力的国家对IFRS态度的转变。而目前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14个席位）中发达国家占据多数席位（13个），在全球性会计准则制定与颁行方面，取得了“主发言人”的绝对控制权。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的代表性极其有限，基本上是发达国家的会计俱乐部[38]。以中国为代表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在这一政治程序中缺乏主导权，改变经博弈形成的国际会计准则极其艰难，不得不承担会计改革成本及风险等一系列负面经济后果。因此，这也启示我国应积极争取国际会计准则制定的合法地位，在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中占据一席之地，对IFRS的制定施加影响，尽可能降低会计改革成本。

四、结语

（一）会计准则国际趋同最本质的原因是追逐利益的需要

融入经济全球化、促进国际贸易发展、降低交易费用等等都直接反映出趋同的利益动机。会计准则趋同不仅仅是会计准则在制度规范层面上的统一，更关系着各国在趋同进程上的经济利益，会计准则实质是各方利益斗争与妥协的结果。目前美英等国在国际会计准则制定中取得了决策权和主发言权，充分体现了会计趋同是利益之争的本质。

（二）经济和政治因素是影响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两大主要力量

会计国际趋同背后巨大的经济利益的转换与分配，使其延伸出准则制定的各种政治行为。正如Hail等（2010）所言：从经济上的成本效益到国家间的政治较量，是影响美国会计准则和IFRS趋同的重要因素。此外，作为商业语言的会计，是一种印有地区特色的文化，不同国家文化、法律制度等等差异也会影响会计国际化。从经济学、会计学和政治学三方面都可以看出，会计准则的经济后果，实质是相关利益的分配与安排。不同的会计准则势必形成不同的会计信息，进而影响会计信息背后的契约关系，改变利益集团的利益分配格局。准则趋同在提高会计信息质量，降低交易费用，加速国际资本流动的同时，也引起了利益在相关集团之间的重新分配。

（三）经济学、会计学与政治学在利益集团的研究上各有特点

经济学注重趋同的成本效益，会计学关注趋同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政治学强调准则制定与变迁的政治化程序，但其背后都承载着各种利益关系的分配与安排，因而三方面的研究是一脉相承的。事实上，会计准则趋同绝不仅仅是技术问题，还是经济现象和政治现象的产物，只从会计学角度或者只从宏观角度分析会计准则国际趋同都难免造成某些方面欠缺考虑。我们必须以一个更宽的眼界来看待会计准则趋同问题，洞悉其中的政治、经济因素，加深对会计准则国际发展的本质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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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的本质篇9

所谓国际争端，是指国际法主体之间，主要是国家之间，关于法律上或事实上的主张不一致，或者是政治利益和特定权利上的矛盾对立。国际争端的主体主要是国家，彼此地位平等；国际争端产生的原因错综复杂，国际争端的解决也受到国际关系力量对比的制约，解决不好就会导致严重的后果，甚至发生战争。

传统的国际法将国际争端分为法律性质的争端和政治性质的争端。所谓法律性质的争端，是指争端当事国提出的要求和论据是以国际法为根据的争端，因此而称为“可裁判的争端”，即可以通过国际仲裁和国际法院的法律方法来解决的争端；政治性质的争端，是指起因于政治利益的冲突而发生的争端，因其关涉到国家或民族的根本政治利益，所以，不能通过法律方法来解决，而只能通过政治的方法（又称外交方法）来解决，称之为“不可裁判的争端”。但是，在国际关系和国际法实践中，由于国际争端的性质、内容以及产生的原因错综复杂，上述两种性质的争端往往相互交错，很难截然分开。据此，政治的解决方法可以适用于任何性质的争端，只要当事国同意，都可以采取政治的方法来解决国际争端。（1）

一、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是联合国的宗旨和国际法基本原则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是联合国的宗旨。《联合国宪章》第1条明确规定了联合国的宗旨，其第1项规定：“以和平方法且以正义及国际法之原则，调整或解决足以破坏和平之国际争端或情势”。

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又是一项国际法的基本原则。《联合国宪章》第2条明文规定了联合国及其会员国应当遵守的国际法原则，其中，第3项规定：“各会员国应以和平方法解决其国际争端，以避免危及国际和平、安全及正义”。

所谓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原则，是指国家之间在交往和合作过程中，一旦发生争执或纠纷，当事国应当通过和平的政治方法或法律方法加以解决，禁止任何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的方法。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原则是互不侵犯原则的直接引伸。（2）

应当指出，《联合国宪章》特别强调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方法的重要地位，宪章第33条规定：“任何争端当事国，于争端之继续存在足以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之维持时，应尽先以谈判、调查、和解、公断、司法解决、区域机关或区域办法之利用，或各国自行选择之其它和平方法，求得解决”。

二、我国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理论和原则立场中华人民共和国新政府成立以来，一贯奉行和平外交政策，主张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并历来以和平方式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和历史遗留问题及现实问题。中国作为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为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作出了很大的努力和贡献。

我国政府认为，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是国际法的一项主要的基本原则。在我们今天这个相互联系、彼此影响的国际社会中，各国只有和睦相处，和平友好，才能求得共同的发展和繁荣。斡旋、调停、调解、谈判是国际法中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一般途径。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从原则上讲，应当严格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不得违反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这样才能保证国际争端的解决既是和平的，又是合理的。从程序上讲，利用联合国内的斡旋、调停或调解委员会，应有利于加强大会、安理会和秘书长的配合协调，注意它们根据宪章所肩负的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职责分工及平衡。（3）

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无论是政治性质的还是法律性质的，如不妥善解决，都可能引起或加剧国际冲突，甚至酿成战争，危及和平事业。国际争端的和平解决，具有减少战争的机会，保障和平的作用。《联合国宪章》第2条确认了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原则，宣告了以战争或使用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合法手段的时代已经过去。作为国际法上的一项原则，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在现今紧张、动荡的国际局势中，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4）

（一）我国主张“对话”是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正确途径我国认为，战后以来，国际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国家和民族的数目倍增，各国间的联系越来越深，交往越来越频繁。与此同时，各国相互关系中也难免产生各种纠纷和争端。尤其令人忧虑的是，侵犯主权，干涉内政，非

法使用武力的情况时有发生。因此，妥善解决国家间可能产生的各种纠纷、冲突和争端日益成为当今国际关系中一个较为突出的问题。用何种方式解决这些错综复杂的、不同性质的国际纠纷和争端，不仅影响到各国能否有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建设自己的家园，而且关系到国际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以及国际和平与安全。因此，我国认为，在今天的时代，平等的主权国家之间无论产生什么纠纷和冲突，都应当采取对话的方式寻求争端的解决。因为，这不仅有助于增强当事国各国的彼此了解，澄清事实，解决矛盾，又可避免可能给双方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对话，是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正确途径。（5）显然，我国主张的对话的形式，就是谈判和协商的方法，这是政治解决国际争端的重要方法。

国际政治的本质篇10

中图分类号：D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6）01-0003-12

DOI：10.13644/31-1112.2016.01.001

政治学所关注的政治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核心组成部分，是人类社会现象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是人类本质属性的一种体现。广义上的政治“是人类集体生活的一种组织和安排，在这种组织和安排之下，各种组织、团体和个人通过一定的程序，实施对集体决策的影响”。因此，广义上的政治学关注的是人和人组成的社会怎样过上有组织的集体生活的问题。人类社会活动扩展到哪里，政治学研究就会跟踪到哪里。当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达到传统意义上的天际――地球大气层外的太空时，政治学也必然会从关注国内政治到国际政治，再到涵盖太空权力互动的“天缘政治学”（Astropolitics）。天缘政治学作为对天缘政治活动进行综合、分析和批判的考察而形成理论体系，既是人类政治活动太空拓展的现实要求，也是政治学自主成长的必然产物。因此，国内外学术界正在出现越来越多有关天缘政治学的研究成果，其中尤以国际期刊妖缘政治学》（Astmpolitics）登载的文章为代表。国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有探讨空间技术发展与太空安全的互动影响、相关国家的太空政策、太空攻防的军事航天准备、外层空间法与太空安全建构、国际军控与太空安全等。国外研究则大多从空间力量建设角度谈太空安全问题、太空国际军控、国内政治与太空政策，以及有关太空政策资料信息方面的智库、网络杂志和年鉴等。从国内外研究现状来看，有关天缘政治学各主要领域的研究成果呈现出与日俱增的态势，但是在厘清其内涵、范式和价值基础上对天缘政治学进行系统科学研究的成果尚未出现。因此，当人类政治发展随着太空探索利用的步伐延伸到这一新的高地之际，如何科学构建天缘政治学的研究体系是学术界面临的重大而紧迫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揭示了整个物质世界的本质特性及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我们正确观察、认识世界的根本依据和科学指南。其中，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天缘政治学研究提供了系统的、全面的、彼此包容分析的理论基础。本文拟以马克思主义的宽广视野来观察、探讨天缘政治问题，着眼太空主体交往实践，为建立一个较为科学的天缘政治学分析框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基于此，本文第一部分首先论析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视阈下天缘政治学的研究对象、主要命题和硬核边界；接下来探讨如何摆脱西方国际关系主流理论范式误导，把握天缘政治多样权力和共同观念实践建构的特征和规律，构建全新的理论范式；最后，论述天缘政治学研究作为拓展政治文明内涵和外延的理性努力，既是全球融合的现实命题，也是人类社会空间拓展未来需要的价值意义。

一、天缘政治学探讨应先明晰其研究对象、主要命题和硬核边界

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逻辑起点是社会实践，即国际行为体之间的交往互动实践。在太空探索利用实践中，征服太空、利用太空的能力决定着太空主体之间交往关系，而太空主体的互动关系对太空“生产力”――太空技术的发展具有反作用。“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认为国际政治是生产力和世界交往发展的产物，当不同国家进入太空展开探索、利用的社会实践活动时，各自利用太空技术为自身安全和发展服务，在国家间的互动交往中形成特定的天缘政治关系。

（一）天缘政治学主要研究围绕权力展开的太空活动、形式和关系及其发展规律

由于不同情况下人类对政治本身的理解并不完全一致，政治学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所提供的政治知识和研究方法也就随着政治内涵本身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天缘政治学研究的天缘政治作为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一部分，是人类进入太空展开探索利用实践活动以来逐步出现和成长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太空因其自然环境特征和人类太空技术的特点，是唯一真真切切、完完全全的全球公域。为什么这样说呢？其一，海洋并不是整个海洋都是公海，各国领海基线12海里内是领海，此外，200海里内是专属经济区。其二，空中公域也只是大气层内空间的一部分，因为各国领土、领海之上是其领空。其三，网络空间严格地来说，只是虚拟空间，是与实体空间迥然有别的，从物理学的角度来说，它是否是与海洋、太空并列的空间，也是高度存疑的。各太空主体在最纯粹的全球公域――太空展开的社会实践活动中，凡是围绕主体间的权力而展开的社会活动、形式和关系就是这里所说的“天缘政治”。天缘政治作为人类政治文明延伸的新高地，既是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能力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人类太空活动中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一类社会活动、形式及其关系。

在世界各国探索利用太空的社会实践中，各太空主体都有自己不同的利益，而且利益是多方面、多元化的。各太空主体的利益是在社会关系中实现的，因此，结成特定的社会关系就成为必然。利益是社会关系生成的出发点，也是社会关系维系和发展的归宿。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决定政治（关系），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以马克思主义宽广视野观察天缘政治问题，不难发现，各太空主体由其经济社会基础和太空技术能力的不同，反映在太空社会关系上，出现了不同太空主体之间，既有对立与斗争的关系，又有协作与联合的关系。这些不同关系的维持要靠权力进行调整、控制和支配。没有权力的作用，就会出现关系的混乱状态，从而影响太空开发利用活动的正常进行。因为，在太空社会关系运行过程中，利益的实现不是自行实现的，冲突与矛盾不可避免。一般说来，解决矛盾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矛盾双方自行解决问题，另一种则是需要通过权力的介入来解决，或者以权力为中介，或者由权力支持其中的一方压倒另一方使矛盾得到解决。天缘政治所指的正是后一种情况，即通过权力强行调节太空利益关系，保持太空主体间共同秩序的社会活动、形式及其关系。

天缘政治形成和发展是地缘政治扩展与太空战略竞争态势演变的必然产物。按照现有太空国际法的有关规定，各国太空开发利用活动都是在其中央政府的有效管辖之下的，也就是说各国需要对自身国内不同太空主体的太空活动在国际层面承担统一的主体责任。由于国际社会至今仍然缺乏类似国内政治中的中央政府权威体系，而各国之间在太空活动领域的互动所形成的利益关系中也难免出现矛盾和冲突，由此引起的战略安全和合法权益维护问题同样需要权力强行介入来解决，这类围绕国家间权力而展开的太空社会活动、形式和关系，是人类太空社会活动的核心组成部分，即作为天缘政治学研究对象的天缘政治，对其进行科学研究既事关各国的国家安全，又事关世界和平，更事关人类的前途命运。

（二）太空战略利益博弈是天缘政治学研究的主要命题

如果从广义上把天缘政治学的研究对象界定为，各太空主体如何在太空社会活动、形式和关系中，通过权力这一建立在一定利益关系基础之上的内在化强制性社会关系来构建有组织的集体生活。无疑，思考主体间围绕冲突与合作、战争与和平这一主题展开的太空战略利益博弈，则是天缘政治学要研究的主要命题。“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已经提供了战争、冲突和人类解放的处方，只不过这种处方更为宏大、所需的历史时段更长而已。”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强调世界交往是国际社会形成的基础，国际政治中矛盾无时无处不在，矛盾的解决过程也是国际政治发展的过程。天缘政治的成长是太空主体互动中实践建构的结果，太空战略利益博弈的实质是国家间利益博弈在太空的延伸，而这一过程取决于以太空技术为支撑的太空实力。太空技术作为各国征服太空改造太空能力的标志，是太空探索利用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它的发展进步从根本上制约着天缘政治中的权力关系。

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认为，国际关系由“地域性的存在”逐步向“世界历史性”的存在发展、最终走向“自由人的联合体”是人类社会演进的必然历史逻辑，这种进化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认识到作为人类征服太空的“生产力”――太空技术对各太空主体交往方式的决定性作用，以及太空技术的全球化本质，既可洞悉天缘政治演化中的客观规律，又能切实理解太空冲突、太空战争没有真正的胜利者，而是同归于尽的严重后果。因此，合作是太空安全的唯一坦途。太空技术及其应用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将成千上亿的个人纳入地球村相互依存的生活中来，与此同时，也改变和塑造着个人观察分析国际政治，尤其是天缘政治问题的眼界和方式。在信息时代，各种“信息高速公路”若没有“太空段”的衔接，信息的流动将不可能畅通，也就无法构成真正意义上的数字化太空和数字化生活。“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科技的逻辑决定国际政治的逻辑，航天科技国际合作的内在要求必将克服越过国界的限制，从而为太空合作提供现在看来仍感遥远，但最终可期的美好前景。”

太空技术“天使”、“魔鬼”兼具的特征，使得太空战略筹划尤显重要。对太空技术决定的太空能力增长的理性分析，引出权力相互依存的客观现实性，要求太空战略谋划，既要考虑自身利益，又要着眼于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如何构建一个从太空技术的高度相互依存的特性出发，确保太空的战略稳定性、拓展性和可持续性的分析模型，既是对太空战略制定者智慧的考量，也是天缘政治学进行理论创新的关键和重点。美国在太空技术和航天管理上是一流的，但在太空战略推进上却出现了短板：阿波罗项目结束以来在载人航天方面缺乏明确一贯的目标和坚定的政治支持，直接后果就是载人航天的大起大落和一系列项目的半途而废。这种政治支持的动摇本身又是美国向信息化、多元化的技术一社会转型的历史过程的反映。美国航天飞机项目的终结和载人航天的未来发展问题，既集中反映了美国太空战略的动向，也对天缘政治学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

天缘政治学对太空战略利益博弈这一主要命题的研究，需要从太空技术的现实效应和效能出发，在战略的层面研究相关政策、法律、外交、文化、哲学问题。如何将技术动力与政治一社会目标结合起来，实现航天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是上述提到的美国问题，也是世界其他国家同样面临的问题。譬如，2010年6月28日，奥巴马总统公布了新的国家太空政策。该政策与布什政府相比：更加强调通过国际合作维护太空安全，倡导负责任的太空行为，在太空军控与裁军的立场上明显松动，单边主义倾向明显减弱。军事上更加注重太空态势感知、定位与侦察等太空力量的非作战应用，注重通过发展先进发射技术等方面的研究，加强快速响应能力建设。强调商业航天力量的建设，载人航天运输也实现商业化，通过政府采购等措施，培育商业发射市场，以强大的航天工业基础支撑航天事业。再如，美俄太空合作，尤其是在载人航天领域的合作（国际空间站），很多方面可能会给未来的中美太空合作提供范例。

（三）天缘政治学研究应围绕天缘政治的实质明确其硬核和边界

澄清了天缘政治学的研究对象、主要命题之后，就应在把握其硬核的基础上，明确天缘政治学的研究边界。“天缘政治学作为一门政治学的分支科学，它应该符合政治学的学术发展方向（或该领域）的要求。”一般来说，政治学主要研究一定经济基础之上围绕公共权力而展开的社会活动、形式和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由此可知，天缘政治学就应该研究太空开发利用过程中，围绕公共权力而展开的社会活动、形式和关系及其发展规律。具体来说，这种含义上的天缘政治学主要研究‘‘航天在国际社会发展历史中的作用和地位，组织开展航天活动及将航天活动用于国际关系的方式方法，各国为了达到政治、军事、经济、科技、信息、生态及其它目的而在国家内政外交中对航天活动的利用方法”。诚然，这一定义大大拓宽了天缘政治学的内涵和外延，而不是狭义地利用太空权力的“太空控制论”。天缘政治学所研究的这一人类政治文明延伸的新高地，与其他太空社会活动、形式和关系区分开来的是天缘政治同任何层面的政治一样，这种社会活动、形式和关系是围绕权力特别是国家间权力进行的。太空权力是决定天缘政治活动发展状况的根本因素。因此，与太空实践活动相关的权力是天缘政治学的硬核。围绕天缘政治中的权力展开研究，不难发现天缘政治中权力扩张的帝国逻辑与太空技术民主融合实际功效之间的悖论，从而认识到天缘政治进化合作是构建包容、普惠、和谐天缘政治秩序的必经之途。

天缘政治学作为政治学延伸发展的前沿，其硬核定位了其研究边界的原点。这也就是说，天缘政治学主要研究围绕权力特别是国家间权力而展开的太空社会活动、形式和关系。因此，不与权力直接相关的太空技术研发本身或太空开发利用的技术方案，以及围绕市场展开的纯粹的太空经济活动等，都不属于天缘政治学关注的范围。但如果是从权力的视角研究太空产业化商业化对主体间社会活动、形式和关系的建构和影响，则又可包含到天缘政治学研究的范围。天缘政治学研究的边界涵括关涉太空探索利用中所有利用权力来强行调节、控制，以建立一定政治秩序的社会活动、形式和关系。随着天缘政治的形成和发展，天缘政治学的研究边界也必然是不断浮动扩展的。从横向空间来看，人类在太空能走多远，边界就会延伸多远；从纵向深度来看，太空技术在人类社会实践中的应用和影响有多深入，边界就会拓展多深。这种人类社会实践有可能发生在太空，有可能发生在大气层空间，也有可能发生在地球表面或深层，甚至是在网络电磁空间等虚拟空间。当然，也有可能几者兼而有之。只要是围绕太空活动中的权力而展开，就属于天缘政治学研究的边界之内。

从根本上来说，围绕权力展开的天缘政治作为人类太空社会实践的核心组成部分，它的运作范围是由太空技术和太空能力所决定的，因此，它会随着太空技术及其应用的发展而发展。从1957年前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开始，早期的太空系统主要运用于侦察与核查，仅仅服务于核威慑战略，基于太空实力的权力主要在美苏核恐怖威慑中起着微妙的平衡作用，如曾被吵得沸沸扬扬的“导弹差距”威胁和星球大战计划等。天缘政治的主体主要限于美、苏两家。这是天缘政治形成的第一阶段，即起步阶段。1991年爆发的海湾战争，太空系统被广泛运用于现代战争支援，意味着有限太空战的开始。其后，在伊拉克战争与阿富汗战争中，太空已完全纳合作战。从太空多个行为体、太空技术规模和太空博弈成为国际政治主要矛盾之一等三个标准来看“世界政治（全面）进入天缘政治时代几乎与人类迈进新世纪（几乎）是同步的。大致是在进入21世纪以后，基于先进太空技术的大国之间太空竞合构成了一种天缘政治的结构关系。……因此，21世纪的门槛不仅表明一个新世纪的到来，更标志着世界政治迈入了天缘政治时代的门槛”。

二、天缘政治学研究应把握天缘政治实践建构中的范式转换

太空技术及其应用已成为世界高新技术发展水平的集中展示，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经济和国防现代化水平乃至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也是大国地位的重要支柱。天缘政治起源于国家对安全利益的关注，而基于太空系统特点出现的进化合作远超进化冲突的特征决定着天缘政治发展的进化取向。这就要求天缘政治学研究应摆脱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诸范式的误导，把握天缘政治多样权力和共同观念实践建构的特征和规律，以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指导，积极构建符合天缘政治和平融合发展本质特征的全新范式。

（一）天缘政治学研究应摆脱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诸范式的误导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不同的政治实践需要不同的理论范式指导。“范式也可以称为大理论，是一个理论群，是关于世界政治性质的一组假设。不同的范式关注不同的问题，运用差异的概念。”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主流范式包括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等。以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为代表的西方理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来探讨人类活动拓展到太空这一全球公域后，不同太空主体（特别是国家）在国际互动中所产生的天缘政治问题时，不难发现，其理论假定的局限性。新现实主义虽然丢掉了古典现实主义的人性论假说，但认为只要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质不变，国际体系中的行为体都会围绕权力这一轴心运转，这是不可更改的客观规律，所以也被简称为“权力范式”。这种围绕着权力争斗思考相关问题必然陷入循环论的怪圈。如果以权力政治活动为目的的情况持续下去，人类是永远没有希望的。从本体论的角度看，新现实主义具有客观唯心主义的特征，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则具有明显的循环论色彩，因此，新现实主义无法适用于天缘政治的分析。例如，作为当今太空唯一超级大国――美国的前中情局情报分析员和美国空军学院教授艾弗里特・多尔曼将天缘政治学界定为关于太空的地缘政治研究，裸地提出“太空控制论”。这实际上仅是现实主义“制权理论”的一个机械翻版而已。

与之相对应，新自由主义是进化性理论，其认为制度是人为的社会事实，制度可以促成国家间的合作行为。若将人在建立制度方面的能动性考虑在内，就是人通过努力可促成合作，国际政治的整体发展可以走出循环圈，不断向更趋合理的方向发展。但是，各种形式的新自由主义也是以先入为主的国际无政府状态作为第一重假定，其哲学基础具有明显的客观唯心主义色彩。新自由主义认定国际政治中各国为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会围绕权力进行理性的博弈选择。诸如在相互依赖程度不断提高的国际关系中不对称的相互依赖成为国家间权力一个新的重要来源，或者由霸权建立的国际制度在霸权之后，仍应维持其为“隐形霸权”服务的功能，等等。显然，这一范式并没有摆脱“权力范式”的窠臼。尽管上述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这两种理论都属于理性主义，但是，它们却给出了互相对立的结论。这种现象表明，现有的理性主义理论并不是完备的理论，也就是说，现有的理性主义理论的基本假定（无政府主义、国家行为体、国家利益最大化等）存在自身难以克服的局限性，从而导致相关理论无法恰当描述或者有效预测天缘政治中的国家互动。

建构主义的兴起与发展无疑为西方国际政治的研究范式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建构主义认为由观念和话语构成的结构至少具有与物质结构同等重要的地位，而结构与行为之间并非理性主义所探寻的因果关系，而是一种相互构成的关系。如果说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构成的理性主义容易陷入客观唯心主义，建构主义则具有明显的主观唯心主义色彩。因为，建构主义中所谓“朋友”或“敌人”的共有观念，总体说来，都是一种主观判定。西方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将观念作为国际政治的根本原因的论断导致严重的因果解释错位，与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观点明显相悖。另外，建构主义否认世界的物质统一性，认为社会世界与自然世界判然有别，“社会世界中的一切皆因人们的施动性活动而建构，人们在建构世界的过程中同时也深刻理解了所生活之世界”。建构主义强调社会实践是主体活动的建构过程，但否认其同时是一种物质运动的客观过程，并不承认人类的实践活动是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所构成的矛盾运动，看不到实践中人与自然或物的关系。因此，建构主义作为一种分析框架，并不适合于用来探讨人类社会实践扩展的天缘政治问题。

相比之下，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以实践作为国际政治分析的逻辑起点，重新界定了政治演变中物质与观念的辩证关系‘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感觉是客观世界、即世界自身的主观映像。”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实践过程中强调物质与观念辩证关系，以二者的“决定”与“反作用”来解释体系冲突/合作的进程选择，进一步澄清了物质结构与观念结构的互动关系。从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视角来看，天缘政治的实践建构与持续进化取决于对两个核心变量的考察，即太空技术发展程度与天缘政治权力结构。

（二）天缘政治学研究应把握天缘政治物质权力和共有观念实践建构的特征和规律

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视野下的天缘政治学研究应从支撑太空技术的社会经济因素入手，分析太空技术的安全功效，洞悉天缘政治关系的演变和天缘政治运作过程。在诸多影响因素之中，作为人征服自然改造自然能力集中表现的科学技术变革与扩散，对于太空这样高度依赖科技发展的新兴战略空间而言，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所强调的现代生产力最前沿的代表者――科学技术对太空主体互动关系具有决定作用，将科技本身的变革与发展纳入天缘政治演变的分析框架中，将有助于理解作为征服太空能力标志的太空技术如何对行为体和整个体系施加影响。太空技术实力是太空权力最直接最主要的来源，太空技术实力差异决定太空权力结构，物质权力决定共有观念，共有观念对物质权力变化具有反作用。一般来说，具有战略意义的技术变革或扩散容易催生分离性政治认同，而当技术发展均衡稳定时，聚合性政治认同较易形成。

因此，天缘政治学研究着重关注天缘政治演化的特征和规律，显得尤为重要。尽管目前国际上有一系列条约和文件，禁止在太空部署和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然而随着世界上少数国家致力于发展太空武器，太空军事化的势头在不断发展。美国制天权理论家詹姆斯・奥伯格就曾指出，几乎可以肯定，有人会在21世纪的某个时候部署天基武器，其理由将是为了防御的需要，其方式将与20世纪后半叶核武器的发展情况十分相似，与核武器不同的是，太空武器一旦部署就可能被使用。但是，也应该看到，太空开发利用缘起于对国家安全和大国地位象征的追求，太空武器自杀伤效应导致的军备逆序和太空系统越依赖越脆弱的特点，决定太空攻防对抗准备得不偿失。天缘政治中的多极化趋势和极易非对称和制的态势，决定太空冲突和战争没有真正的胜利者，而太空技术发展中非对称抗衡的局面很容易出现，因此，聚合性政治认同较易形成，“合作共赢”必将成为主体间最理性的选择和共有观念。当然，前提是各国太空技术不为强权所限制，得以自由发展，特别是那些作为非对称的和制手段的技术应得到宽松的发展环境。太空技术覆盖全球、跨越各域、连通民心的特征，使太空作为最典型的全球公域成为人类新型政治文明孕育、发展的最佳场所。天缘政治和平融合发展的本质特征，决定包容、普惠、和谐的天缘政治文明建设，是全球融合、世界大同的必经之途。

由此，运用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天缘政治学时，应从天缘政治的技术缘起着手，探讨天缘政治中单一主体试图利用太空优势控制他国的帝国主义企图与太空技术客观上促进不同主体民主融合趋势之间的权力逻辑，强调指出帝国逻辑与民主融合的基本矛盾构成了推动天缘政治发展的内在动力。或者说，仅从太空技术的战略意义层面看，太空国家更易于围绕安全利益博弈进行攻防对抗准备。但是，当太空主体间出现势均力敌的状态，由于太空极易进行非对称反制的特点和太空技术跨越沟通的强大功能，又使得暂时或长久的太空合作成为可能。这可从天缘政治的早期表现形态――美苏太空政策分析中研究各国在天缘政治中的进化冲突与进化合作的规律。在对各国太空政策的本质和内涵进行严谨的重新评估基础上，不难发现天缘政治多样权力和共同观念实践建构的特征和规律。因此，围绕天缘政治学研究的主要命题――太空战略安全问题逐个展开，从不同的角度剖析天缘政治中的太空武器化与军备控制、太空行为准则与环境安全、太空资源利用与合作机制、太空产业化商业化与复合依存等问题，就可构建起一个较为清晰明了的天缘政治学分析框架。

（三）天缘政治学研究应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进化取向

马克思主义对国际社会的总体思考和人类历史的深层认知，即政治关系在国际范围内的延伸与放大，本质上它是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历史运动向全球范围扩展所必然带来带来。“马克思主义毫无疑问属于进化理论，它认为历史进程是由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规律深刻制约的，相信人类社会是由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不断演进的……。”政治文明的发展和人类的解放需要在生产力极大发展的基础上，准确地定位自己的历史使命，并根据人类社会发展的总体进程来制定自己的战略目标和行动方案。天缘政治说到底，是表现为太空技术的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太空作为当代最先进的生产力综合集成所作用的领域，太空技术被主要大国广泛用于国际安全互动领域，太空技术发展的程度决定着天缘政治的状态和方式。在天缘政治互动中，相关太空主体要目光远大，善于从全人类解放角度去寻找价值坐标，为全人类共同利益的实现作出应有的贡献。

从太空国家利益与全人类共同利益这一基本矛盾推动的天缘政治发展的现状出发，切实维护太空战略安全和合法权益，既事关国家发展大计，也是人类太空事业发展的必然要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句话在国际关系领域意味着，谁能够创造财富，推动世界经济增长，谁就能拥有话语权，拥有制定规则的权力。”随着世界各国太空开发利用的不断深化，维护太空战略安全和各国合法权益日显重要。为此，在把握天缘政治实质的基础上，有关国家制定一个什么样的太空战略，既是一个重大的学术问题，也是一个非同小可的现实问题。与一般从战略或技术的角度探讨世界各国太空探索利用问题不同，天缘政治学的研究视野应更多地关注天缘政治作为人类在太空开发利用中形成的一个复合体系，其特有的内在结构和演变规律。从太空无疆域性和各国进入太空寻求的国家利益实质上是一种技术性级差空租的特征入手，通过全面地分析天缘政治的起源、动力、本质、演进、问题、前景等主要内容，运用系统思维方法把其作为由诸多要素构成，按一定运行规律存在、发展的有机体，从而极力寻找提高其整体效能和优化参与的方法。

人类探索利用太空是史无前例的艰巨事业，仅依靠任何一国的单独力量都是相对有限的，太空技术作为最前沿科学技术的集大成者之一，其高度社会化，要求在全球范围内按照市场规律进行优化组合，才能最有效地配置资源，促进发展。因此，世界各国太空开发利用应坚持共同发展的大方向，坚持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结成利益共同体，把技术的互补性转化为发展的互助力，不断扩大利益交汇点，实现互惠共存、互利共赢。同时，实现太空探索利用中的共同发展，根本出路在于太空技术的交流融合。创造天缘政治的美好未来，要靠各国的自身发展，更要靠各国的共同进步。各国要在切实维护现有国际太空法框架下各自拥有的相关权益的基础上，深化太空领域务实合作，积极推进技术深入交流，促进产业深度合作、优势互补，在开放中融合，在融合中发展，构建太空融合发展的大格局，形成命运共同体。再次，人类太空探索利用事业的进步依赖于太空的战略安全，太空战略安全是太空活动顺利开展的基础保障。太空战略安全是指在太空探索利用过程中相关国家安全互动的任何一方不会受到他方人为的系统性伤害，它并不包括太空技术限制或不足所造成的安全问题。维护太空战略安全，需要相关国家凝聚共识，积极作为，共同担当起应尽的责任。各国应维护太空战略安全，打造责任共同体，推动太空安全对话与磋商，积极推进太空国际军备控制，积极探讨建立和完善太空国际安全合作机制。

三、天缘政治学研究既是全球融合的现实命题

也是人类空间拓展的未来需要

太空探索、利用、开发的“高边疆”区域特征，对地球上的民族国家，乃至整个人类发展都有着难以估量的影响。沿着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思路，以太空技术的效应和效能分析入手，对太空技术鲜明的军民两用性、高方位带来的全天候性等特征进行战略思考。从天缘政治围绕权力实践建构的实质出发，构建一个太空技术发展与战略稳定性关系的天缘政治学研究体系框架，既可开拓人类政治文明的新高地，又能寻求人类和平融合发展之道，更是探讨人类社会向何处拓展的宏大课题。

（一）天缘政治学研究是拓展政治文明内涵和外延的理性努力

在把握天缘政治学中国际政治权力的主要功能和特征的基础上，可以看到大力推进天缘政治文明建设，既是全球融合的现实命题，也是人类社会空间拓展的未来需要。政治文明指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的进步状态和政治发展取得的成果。在天缘政治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立足于权力基础上的合作，以一种地球之上的国际政治很少见的方式而出现，这正是天缘政治学不同于现有一般政治学理论的地方。当在太空活动中相关国家间各种权力类型相互作用、相互强化，使得天缘政治发展既呈现出惬意的合作，也难免平添不安的冲突。从天缘政治的历史实践和基本类型来看，除共同利益、权力结构这些核心要素外，共同的基本理念和道义准则、外部强制力、认知要素、国内政治，乃至制度惯性等，都对天缘政治文明建设产生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如何理性地认识和利用其积极因素，防止消极因素的负面影响，趋利避害、蹄疾步稳地推进天缘政治文明进步既是天缘政治学研究的旨趣所在，也是人类政治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

包容、普惠、和谐的天缘政治文明追求反映了人类社会政治空间拓展的趋向。政治文明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可以概括为：一是努力将人类对美好政治生活的构想付诸实践；二是通过科学合理的制度安排和技术设计，提高非暴力状态下解决政治矛盾和冲突的有效性；三是使所有社会成员在一种文明祥和的政治状态下各得其所，互爱互信，共存共荣。当人类文明发展到能真正“上天”的高度，理应从理论上充分把握天缘政治多样权力和共同观念实践建构的本质，从而以理性且睿智的态度引导天缘政治朝着安全、美好、幸福的方向发展。

太空技术的跨域互联性和太空战导致同归于尽的必然结局，迫使理性的太空主体在天缘政治利益博弈中，采取越来越平和、越来越合理、越来越能够有效地解决主体间矛盾和冲突的方式和手段，从而也越来越有利于国际社会形成综合、共同、全面的安全观，互利、合作、共赢的发展观，开放、包容、互鉴的文明观，仁爱尚德、兼怀天下、同舟共济的道义观。立足现实放眼未来的天缘政治学研究应在继承、发展已有学界相关成果的基础上，从现有太空技术发展的实际能力和功效出发，以新的体系、新的方法丰富和发展天缘政治的学术研究，构建恰当的天缘政治学理论分析框架，拓宽其理论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进一步理清太空开发利用的理念追求与实践要求的互动关系，为探寻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科学坦途提供理论支撑。

（二）天缘政治学研究是促进全球和平融合发展的现实命题

科学技术研究对象的客观性、认知规律的共同性和科研成果的普适性，决定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全球化本质。因此，具有全球化本质的太空技术的发展和扩散，有利于人类在地球村中的和谐相处与共同繁荣。随着太空技术的深入发展，太空探索利用正由主要是一种国家行为向非国家行为扩散，各种开发主体间呈现出高密度利益博弈与汇聚的状态。这种高密度利益博弈与汇聚是太空技术开发利用中个人对个人、个人对公司、公司对公司、个人对国家、公司对国家、国家对国家等高度交叉、串联、并联、平行等异常复杂的依存关系，并且这一“关系团”将继续增大，复杂化为真正意义上的混沌世界，然后发展到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最终达到你我不分的共同体。天缘政治的实践建构与持续进化不仅有助于和谐世界的建构，而且有利于推动国际社会走向自由人联合体的美好未来。

太空高科技鲜明的全人类共通的逻辑从根本上决定着天缘政治中以合作为主的政治逻辑，但这一切诚然不会自动到来，它需要理性的人类在充分领悟科技这一社会本质的基础上，利用一切政治智慧，包括均势政治导致秩序的原理来寻求太空开发利用中全人类共同利益的如期实现。当前，美国作为太空安全领域的唯一超级大国，加之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与中国迥异，在作为典型高阶政治的天缘政治领域，极力防范、限制，乃至施压于俄罗斯、中国等其他国家。2011年美国“奋进”号航天飞机携带着中国科学家付出心血的阿尔法磁谱仪在肯尼迪航天中心发射之际，中国记者竞因所谓的“沃尔夫条款”而被拒之门外。2013年美国NASA禁止中国人参加讨论开普勒（Kepler）太空望远镜探索太阳系外星体的研究计划的天文会议。美国以外其他太空主体大力发展太空技术，就可以非对称和制手段威慑、遏制美国太空霸权企图，从而确保天缘政治的良性发展。

天缘政治学研究既是为了探讨各国人民为探索太空、利用太空、征服太空而奋斗的内在动力机制，也是为了寻找各国按照和平融合发展的天缘政治时代要求处理国与国之间矛盾和问题的基本准则。这既不会是单纯的所谓鸽派观点，也不是所谓鹰派的谋略，而应该是直面现实的真心思考。在太空中传统地理位置上的国界不复存在，有着理性智慧的人类不得不面对太空全新环境，甚至外星智慧物种的挑战。来自地球上的人类利用太空技术想从相互冲突中获利，这极易导致同归于尽而急需协调，国际政治一体化既有明显的可能性，更具有紧迫的现实性。事实上，世界各国只有真正认识到太空技术发展的内在逻辑要求，并在太空探索利用的实践活动中把它付诸实施，才能从社会的层面实现人类共同利益。由此，不难推出天缘政治中合作共赢的实践必然引领全球和平融合的深入发展。

（三）天缘政治学研究是探讨人类社会向何处拓展的未来需要

人类冲出地球进入太空标志着人类开始可以以天的方式俯视大地了。探讨人类向何处去，是资本主义或共产主义两途，或者被认为是自由民主社会，这更多地是从时间――人类社会发展历史的角度所做的思考。而从空间来说，则应探讨人类在完全支配地球，如何抓住机会进一步向太空拓展的空间问题。“人类未来将在太空中生存，这点是毫无疑问的。因为人类即将耗尽全部生存资源，所剩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在这方面，天才的预言家克・埃・齐奥尔科夫斯基有句名言‘地球是人类的摇篮，但人类不能永远生活在摇篮中’，这是绝对正确的。未来的人类是属于整个宇宙的。”

天缘政治学研究必然要探讨人类社会向何处拓展的天缘政治演进的趋向和前途问题。经过较深入的探究，不难认识到当人类冲出地球进入浩渺沉寂的太空时“现代国际社会的发展条件，保障国际和国家安全这一任务的特殊性，形成和保持一个国家必要的太空能力，制定和开展国际和国家航天计划的原则，为了政治、经济、军事及其它目的而利用航天活动的成果，这一切都要求在新学科（学科方向）范围内进行专业的研究”。天缘政治是典型的多样权力和共同观念实践建构的政治社会，它的出现有其历史必然性，而它的存在和发展更受其内在规律的支配和作用。天缘政治建构源于国家对太空技术性级差空租的追求，由各个国家太空技术发展所决定的国家间权力分配结构直接影响到天缘政治的内部组成，而太空交往实践中形成的共有观念，特别是作为“类”的人在太空面对严酷的自然环境和其他可能出现的挑战，所必然出现的同类相助的合作观念要远强于地球这一狭小的摇篮之内，人类在太空的共有观念对天缘政治活动中的治理体系的进化有着不可避免的作用。

国际政治的本质篇11

以西点军校（陆军军官学校）、海军军官学校、空军军官学校为代表的美国军校之所以举世闻名，是与其在人才培养方面的巨大成就分不开的。美国军校名将荟萃、人才辈出，固然是综合因素的结果，不可忽视它雄厚的财力、优美的环境以及其他物质基础等一流的硬件条件所起的作用，但更为重要的是与它确立了高标准的培养目标以及适应时代需要的现代教育思想联系在一起的。既富有创意又严密科学的教学大纲和课程设计与开发为保证美国高标准培养目标的实现提供了的良好的条件。政治学课程的开发和设计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美国军校在政治方面的教学目标和要求。

一、西点军校的政治学课程设置

西点军校的政治学专业课程由社会科学系开设，主要讲授经济学和政治学相交叉领域的课程。每门核心课程和选修课程都旨在为学员提供解决现实世界问题的方法论，教学内容与学员未来作为普通公民或军官的身份和职责相称。所有三年级学员都要求通过经济学原理和美国政治学课程，二年级学员则要求通过国际关系课程。此外，美国西点军校社会科学系还提供相应的选修主课程，支持跨学科的研究和管理课程。

西点军校要求政治学专业学员要确定自己的政治学研究领域和主攻方向的选修课，学习政治学的学员要选修该课程的研修方法、理论和范畴，学员的选修课程应以美国政治学、比较政治学或国际政治学三个领域中的一个为主。美国政治学领域选修内容包括美国的政治机构和决策过程，学员通过重点学习国内政治环境来研究和分析政治现象。比较政治学领域选修课是从跨文化的角度来研究政治问题，学员将政治机构置于多样化的环境中来认识其性质和重要性。国际政治学课程则以“国家行为的动机何在”和“国际关系是如何反映合作与矛盾的”这两个问题为中心，学员要学习国际行为的理论、国内机构的影响和国际关系中存在的问题。从事政治学领域学习的学员要求选该领域的9门选修课，主修这一领域的学员还要另加两门选修课，从而为他们更深入地学习政治事务提供机会。

社会科学系的课程分标准课程、高级课程和选修课程三类，在学习这三类课程中的某些课程之前，系里还规定了预修课程。美国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的标准课程在第一学期或第二学期进行。学习美国政治学没有规定预修课程，这一课程主要向学员介绍美国民主政治的基本内容和比较美国民主的理论观点，着重于“谁掌权”和“结果是什么”。国际关系课程的目的是向学员介绍国际政治的基本概念，以及要学员掌握评估“国家为什么会有如此行为”的必要分析工具。

政治学类的高级课程主要有高等美国政治学和高等国际关系学，也在第一学期或第二学期进行。学习高级课程须得到任课主任的批准，并预修美国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的替代课程。高等美国政治学主要使学员有机会研究政治思想、政治组织和政治行为之间的复杂关系，通过一系列的写作练习来提高学员的批判思考能力。高等国际关系学与国际关系学涉及的内容一般相同，但更重视相应内容的深入分析研究，国际关系的分析是在对外政策、国际间的相互作用和国际政治层次上展开的。

政治学类的选修课程设置也很有特色，将近有30门。例如：《政治分析学》《比较政治学》《大众传媒和美国政治》《官僚政治和团体政治》《政治和文化人类学》《政治思想和观念》《政治参与学》《美国总统》《立法政治》《国际关系理论》《美国对外政策》《前苏联的政治和政府》《东亚政治和政府》《欧洲政治》《中东的政治和政府》《拉丁美洲的政治和政府》《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国际政治经济》《国际安全研究》等。

二、海军军官学校的政治学课程设置

海军军官学校政治科学专业的设置是为了让未来的海军军官更好地理解国内外政治体制的结构和功能，为他们从事政治分析研究提供一个分析框架，这一宽范畴、跨学科的教学计划按一定的顺序培养政治科学技能。这个专业主要开设国际关系和美国政府机构方面的基础课程，重点熟悉美国宪法。高层次的课程让学员有机会研究法律以及政治理论、政治制度和政策分析，以及从事欧洲、拉丁美洲和亚洲地域研究。每年由政治科学系和人文科学部发起主办海军军官学校外交事务研讨大会，该会议已经成为全美最重要的在校生大会之一，吸引了来自国内外多所院校的教授和学生与会，参加大会的还有高级外交官、军事领导人和媒体记者。学校成立了一个活跃的联合国模拟俱乐部，组织中学生会议，并参加一系列大学生会议。

海军军官学校政治科学专业共开设课程39门，学校对每门课程都提出了明确的教学目的、要求以及学员选课条件。具体课程有《美国政府和宪法的沿革》《美国政府和宪法的沿革》《国际关系引论》《政治科学方法》《信息技术》《国家安全和国际关系》《美国外交政策的形成》《欧洲比较政治学》《拉丁美洲比较政治学》《拉丁美洲国际政治》《美国政治哲学》《美国总统制》《立法过程》《非民主政治》《政治心理学》《军民关系》《中国和日本政治》等。

三、空军军官学校的政治学课程设置

政治科学专业是空军军官学校众多专业中一个颇有特色的专业，由政治科学系开设。政治科学专业旨在培养对政治和社会政策的本质与进程有综合理解力的空军军官，其独特之处在于培养出的学员能够理解国内外政治事务，并将相关领域作为他们的职业。本专业除了5门必修政治科学课程，学员还可以深入广泛地学习各种政治课题。除此之外，希望副修外语的学员还可以利用政治科学专业的4门选修课。对于攻读比较政治学和开展地域政治研究的学员，这种选修更有价值。政治科学系的专业简介指出：“政治科学专业造就的人才在未来的任何领域都会成为一名出色的政治军官。它能够帮你理解国际政治体系，即军事力量借以发挥作用的主要地方。主修政治科学专业也培养你进行研究、交际、严谨思维的能力，使你理解作为一名军官，你所应发挥的作用。它能使学员更好地理解决策与政策制定的过程，能否做到这一点将影响今后的事业。最后，毕业后如果到国外执行任务，对国际政体和美国国家安全政策的领悟，将使你充分发挥领导作用。”对有意从事作战、情报、反情报、计划部署、国外军事援助、政治军事事务以及驻外武官等职业的学员来说，政治科学专业尤其适合。许多不参与作战工作的政治科学专业学员，选择情报专业，那时就更离不开政治和安全方面的知识了。

政治科学系政治学课程也有30多门，主要有《美国政府与政治》《政治科学引论：综述和方法》《政治理论》《国际政治与国家安全》《国际关系论》《美国政治制度和理论》《比较政治研究》《政治比较研究》《美国国家安全》《国际安全》《国际冲突、地区暴力事件及恐怖活动的处理》《美国对外政策》《当代国际安全议题》《国际政治经济》《国际组织与全球问题》《美国政治思想》《安全政策比较》《政治与情报》《美国空间政策》《欧洲政治》《亚洲政治》《拉美政治》《中东政治》《非洲政治》等。

四、美国三大军校政治学课程设置对中国的启示

毋庸置疑，美国军校的整个教育计划体系特别是在政治学课程开发与设计方面的成功之处是显而易见的。美国军校的政治学课程设计是很有创意的，教学内容和方法也是非常科学的。一是政治学课程选题的全面性。选题几乎涉及政治学研究的所有领域，不仅包含政治实体、政治文化、政治制度、政治行为、政治心理、政治关系等不同层面的内容，而且覆盖美国政治、国际政治、地区政治、国别政治等不同方面特别是涉及了当今世界有较大影响的主要国家和地区，对学员系统了解和掌握政治学的基本概念和基础理论以及国内外政治概貌很有帮助。二是政治学教学内容的针对性。如针对美军执行全球战略任务的需要，加强了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国际组织以及国际关系、外国政治的课程内容。三是教学方法的灵活性。如小班教学、主题讨论等，贯穿了启发式、探讨式教学原则，有利于发挥学员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四是思想教育的隐蔽性和渗透性。毫无疑问，美国军校的教育是有政治目的的，政治学课程更是直接为这个目的服务的一种教学安排。通过政治科学课程将思想政治教育寓于政治知识教育之中，这就能够使学员在不知不觉中接受符合美国政府需要的政治价值观，树立起维护美国政治体系以及称霸全球的信心。

良好的教学计划和课程设计目标最终要靠教师来实现。美国军校的师资力量很强，高素质的教职人员为培养高质量的人才提供了人力资源保证。在拥有51名教职人员的西点军校社会科学系，全部教职人员都具有硕士以上学位，其中教授兼系主任1人，上校，博士；教授3人，博士；副教授1人，博士；助理教授15人，博士或硕士；教官（讲师）31人，硕士。此外，西点军校还经常聘请地方高校、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以及政府官员和各界名流到校讲学。空军军官学校虽然只有4000名学员，但却有包括50O多名军职和文职教官以及来自美国各地的数位客座教授，还有一些来自其他军种或国家的交流军官。教官都具有硕士或硕士以上学位，其中具有博士学位的占50％左右，学员与教官的低比例，加上每班只有15～20名学员，使得师生之间的关系融洽。海军军官学校有教官600人，分为军职和文职两类。多数文职教官从名牌大学取得博士学位，站在本学科学术前沿；军职教官来自海军部队，两、三年轮换一次，给部队带来了新的思想和信息。多数教学班由10~20名学员组成，有利于教学相长。政治科学系也有一大批高学位、高职称、高水平的教师。政治科学系的专职教官有24名，其中主任1人，教授，博士；副主任1人，高级讲师，法学博士，文科硕士；其他22人，其中教授8人，副教授5人，助理教授1人（博士），讲师8人。

美国三大军校的整个教育体系特别是在政治学课程开发与设计方面的经验，不仅对中国的军校教育而且对中国地方高校、党校（行政学院）包括理工类院校（系）的政治类课程开发与设计都有很大的启发意义，值得我国军地各类院校在教育改革特别是改进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中加以学习和借鉴，即学员政治素质的培养和提高必须建立在对政治知识的系统把握基础之上。为此，我们除了加强传统的以培养和提高学生思想政治觉悟为主要目的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力度，还必须重视普及以扩大政治知识面和政治视野以及掌握政治技能为目标的现代政治科学和公共行政教育。此外，支持我国军校政治学科的建设与发展，也应该成为我军政治建设和中国政治学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

参考文献：

[1]冷承槐,詹懋海,赵刚主编.海军军官学校[M].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2000.

[2]杨海蛟主编.新中国政治学的回顾和展望[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

国际政治的本质篇12

一、构建政治学范畴体系的总体要求

一门学科范畴体系的构建，不可能以个人的主观随意性，想当然地去组织、拼合它的体系结构，必须从学科本质的特征出发，依托于一定的理论基础，遵循相应的组织原则，揭示学科构建的科学规律。那么，构建政治学范畴体系的依据所把握的总体要求又在哪里呢?

1．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方法论是我们构建政治学范畴体系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方法论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为我们正确认识事物、分析事物、洞悉事物的本质提供方法论的指导。要构建政治学范畴体系，我们不妨看看列宁在《哲学笔记》中吸收黑格尔的合理思想所提出的一些观点。(1)任何一门科学的思想体系，就是表述这门科学的全部内容的思想过程，这个过程必然是从抽象到具体。这是符合人的认识过程的。人认识一个对象时总是从抽象到具体，科学体系从抽象到具体的安排，最便于人对这个对象的了解。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也是从少到多、从简单到复杂、从表层到深层、从平面到立体、从现象到本质的过程。(2)一个科学体系的起点应该是这个体系最抽象的东西。如马克思认为商品是人类现代经济生活最抽象的东西，商品便成为他的政治经济学的起点。(3)推动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的内在动力是对立统一规律，每一个原理应符合矛盾运动的形式。

2．学界对政治学研究的丰硕成果是构建政治学范畴体系的基础。政治研究是一门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学问，古今中外人们始终如一地对政治学研究投入巨大的热情，政治学已成为现代社会科学体系中一门具有独立地位的重要科学。自1980年中国政治学恢复后，中国政治学界以及其他学科的学者对政治学的研究和发展做了卓有成效的实质性工作，对政治、政治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范畴体系等进行了具有开创性的探索，并在众多的研究领域形成共识，拓展了政治学研究的对象、范围和方向。因而为政治学范畴体系的构建奠定了根基。

3．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是政治学范畴体系不断丰富完善的唯一途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揭示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任何一门学科都是开放的，不断发展丰富的，政治学也毫不例外，它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体系也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进步而前进。它一方面会从政治学已有的内容中进行取舍，另一方面也会从广泛的社会实践中，从其他学科的成果中汲取有益成分来不断地丰富完善自己。因而，我们对政治学体系的构建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非固定的框架和模式。

4．对政治学的正确认识是构建政治学范畴体系的关键。要使中国政治学理论体系更加完善，政治学就必须走向科学，即要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下，建立有特定研究对象的政治学理论体系，克服政治泛化和政治概念狭隘化的影响。政治学不能什么都研究，不能把什么社会现象都作为政治现象来研究。从研究对象看，对象是否明确是一门学科能否成立的首要前提。从内容上看，一门学科的对象，决定学科的内容。一门学科的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象的主要组成部分及其结构；二是对象的运动及其规律。从内容的逻辑安排看，从抽象到具体，从简单到复杂，从客观到主观，这几乎成为任何学科构成体系的顺序，这种顺序符合认识的规律，符合认识的历史，也便于读者对一个思想体系的理解。那么构建政治学范畴体系的着眼点又在哪里呢?于此，笔者从对政治学的正确认识人手分析和论述政治学范畴体系的构建问题。

二、构建政治学范畴体系的切入点

正确认识政治和政治学是构建政治学范畴体系的切入点。政治是什么?这是一个古老而又新鲜的话题。对于这个问题，可以说自从国家(城邦)产生以来，人们就在苦苦地思索、不懈地探索，但仍达不成共识。因为政治学者由于各自的立场、观点、方法不同，几乎都有自己对政治的理解和表述。概言之，对政治的定义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政治是一种社会价值追求、一种规范性的道德；政治是一种超自然超社会力量的体现或外化；政治是对于权力的追求和运用；政治是一种管理活动。

在当代中国政治和政治研究的发展中，马克思主义政治观一直占有主导地位，概括起来有如下特点：政治是一种特定的社会关系；政治是更为基础的经济关系的集中体现；国家政权是政治的主体和根本问题；政治是一种有规律的社会现象。

综观以上分析，由于人们的观察点、立足点不同，使得对政治的理解和解释完全不一致。杰弗里·庞顿说过：我们最好不要将一种概念视为某种固有的客观东西。也就是说对政治的定义，我们无须也不可能用一个单一的模式、方式等框架结构将其固定(这在实质上也是没有必要的)。然而我们通过对政治诠释性的定义，透过其现象的描述、对本质的分析，我们仍不难发现他们对政治的理解有着如下的共识：(1)政治是在以国家存在为前提条件下的一种社会关系；(2)政治所探讨的是一种力量或者说是公共权力的表现、运作及其内在机制；等等。这就是说，在政治的范畴中公共权力是其核心和本质。由此，为我们进一步理解政治学研究的对象及其本质的内核找到了切入点。

政治学的定义显然也只能以政治定义为基准，不同的政治理解必然表现出对政治学的定义的差异。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来看，政治活动的核心就是国家政权。因此，国家政权是所有阶级社会上层建筑的核心部分，是政治上层建筑的主体。也就是说，政治学应抓住政治中最本质、最主要、最根本的问题，即国家政权问题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其实结合上述分析，即我们在剖析各家关于政治概念的诠释时，已窥见到政治学包含着以下核心的要义：政治学是研究政治运作、发展、变化及其规律的科学。从本质上看，它所揭示的是在国家中对政治权力的探讨，也就是说对权力的研究是其核心范畴，伴随着权力运作方式、机制、模式等是其必然拓展的范畴系统。由此，我们在建构政治学范畴体系时，权力必然是其体系建构的核心，而其体系的构建是依此为中心依托的展开。

三、政治学范畴体系构建的结构模式

通过对政治、政治学的分析，我们明确了政治学所研究的核心范畴是政治权力，因此从政治权力的层面我们必然要追寻权力的本体、权力的主体、权力的客体，这三者不仅处于政治学范畴体系的第二个层次，而且由此演绎构建起整个政治学范畴的体系框架。

1．从权力的本体来看，作为政治权力的本体所探讨的自然是政治权力自身的结构、要素及其内部机制。具体来讲可从两个层面来展开。从内部机制的层面看，这是一个处于基础的层面。它应该包括如下范畴：政治关系、政治制度、政治思想、政治文化、政治行为、政治发展及其规律等。(1)政治关系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基于特定的利益要求而形成的，以政治强制力量和权利分配为特征的社会关系。它是人类社会政治的本质内容，其他一切政治现象都是政治关系的外化和具体形态表现。从本质上看它包括：利益与政治、政治权力、政治权利等。(2)政治制度是指政治行为方式在国家权力活动的表现形式。民主与专制是两种基本形式，目前集中表现为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与社会主义民主制度。(3)政治思想是指社会成员在政治活动中对政治的思考所形成的观念形态的对政治的认识和评价。它包括人们的政治观念形态、政治思想及其评判等。(4)政治文化是指一个国家中的阶级、团体和个人，在长期的社会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下形成的某种特定的政治价值观念、政治心理和政治行为模式。它具体包括以下范畴：政治意识、政治信念、政治行为标准、政治价值评价、政治动机、政治情感、政治习俗、政治心理等。(5)政治行为是指政治活动运行的外在表现形式，其基本范畴有政治斗争、政治统治、政治管理和政治参与等。(6)政治发展及其规律所探讨的是以研究政治运行发展变化及其规律为目的的，尽管目前尚无共识的定义形式，但作为政治学所研究的基本范畴已成事实。

从其表现形式上看，这是其处于从属的地位层面。《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卷)》从较为宽泛的角度把政治学范畴概括为七个方面：政治学原理、本国政治、比较政治、国家政治、公共政策、公共行政、国际政治和政治学方法等。(1)政治学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中国和外国政治思想史、当代政治学理论和政治哲学、政治学的基本概念和范畴、社会的意识形态体系等。(2)中国政治包括中国的政治史、社会主义中国的政治结构、政治制度、政府体制、党的领导和建设、干部与人事、地方政府、民族问题、统一战线问题、人民与政治家问题、中国的政治心理、政治参与过程、政治文化、政治发展等。(3)比较政治包括各国的政治制度的模式、政治形式，一些主要国家的政治制度史和现行政府体制、政党制度、政治过程、政治文化、精英人物和一些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发展、政治稳定、政治变迁及其各种模式以及地区研究和国家研究等。(4)公共政治包括公共政策理论、决策科学、政策分析、决策的模型研究及其福利政策、劳工政策、教育对象、科学政策、种族政策、都市政策、外交政策、军事政策的研究等。(5)公共行政包括行政管理、市政学、行政法学、文官制度、比较行政、组织和管理分析、组织理论和行为、人事行政等。(6)国际关系包括国际政治理论、国际关系、国际组织、国际政治格局、国际法、世界性和地区性战略研究、国际战略研究等。(7)政治学方法论包括政治学研究的根本方法、调查研究、定量分析、试验设计、个案研究以及政治系统分析、结构功能分析、政治行为分析、政治沟通分析、政治精英分析、政治团体分析、政治决策分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