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农业文明篇1

一、中西方原始农业：不同的地理环境和农业文明类型

如果把历史的视野指向遥远的古代的话，就会发现，中国和欧洲的农业文明的一个显著的区别是，中国的农业是一种原生型农业文明，即是一种在本地土生土长的农业文明，它既是起源地，同时又是农业繁荣地；欧洲的农业文明则是一种外来型、传播型农业文明，它的农业文明是由西亚地区传播而来的（注：徐旺生：《农耕的起源和传播对中西早期文明发展的比较研究》，《农业考古》1997年1期。）。这两种不同的起源方式以及相应的自然条件，决定了中国和西方农业的完全不同的格局。

欧洲的农耕文化——新石器文化的出现与西亚的农耕的扩展有着密切联系，这一点已为考古发现所证实。西亚农业向北传播中，由于欧洲既适合于畜牧又适合农耕，因此农业传播出现了先传播驯养畜牧技术后传播种植技术的前后两次传播过程（注：徐旺生：《农耕的起源和传播对中西早期文明发展的比较研究》，《农业考古》1997年1期。）。

欧洲文明的基础产业——农业的特征是在发展驯养和畜牧的基础上逐渐发展种植业，并且种植业首先是由满足牲畜饲料而发展起来的，由于主营畜牧业的习惯，因此农耕的扩展并非一下子就从西亚迅速传遍全欧洲，而是缓慢传播。根据研究者的测算，欧洲早期农耕推进的速率是每年1.08公里，每代人扩展的平均速率为25公里，农耕向欧洲腹地传播持续了大约3000年之久（注：（英）A、阿默漫等著，黄其煦译：《欧洲早期农耕扩展速率的测量》，《农业考古》1987年1期。）。

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在农业没有传播到欧洲的腹地之前，居住在此的欧洲人从事的是畜牧业，后来才开始接受种植。恩格斯根据雅利安人亦即印欧人，先是从事畜牧，后来又在畜牧的基础上引进了种植业的历史，得出了农业的产生是为了给牲畜提供饲料的结论，原因就在于此（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0-21页）。

显然恩格斯的这一结论不是农业起源的普遍形式，只适合于早期的欧洲，而不适合于亚洲。在亚洲，种植不是为了满足牲畜的饲料需要而产生的，而是为了给人类提供食物。因此，早期的欧洲人的生活方式是一种游牧的生活方式，而中国人则过着定居农耕的生活。

与欧洲的情况完全不同的是，在中国中纬度的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发明了原始的种植和养殖业后，由于该地区特有的土壤环境，人们很快就形成以种植业为主的生活方式。黄河流域到处都是堆积的黄土，这种土壤非常适合于人类早期的比较简单的工具进行种植，收获的粮食也较多。距今约7000年的河北武安磁山文化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粟，足以说明这一点。因此，种植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具有较大的吸引力，又由于种植必然与定居紧密联系，而定居生活也是人类生活的一种趋势，狩猎的方式逐渐降到非常次要的地位。生活在这一地区的人们也不大愿意迁移到别的地区生活。因此，中国文明最早的起源和繁荣地就是黄河流域一带。到了秦汉时期，已经形成以种植业为主的农业形态，亦即今人所说的“跛足农业”。秦朝以倡导耕战得以最后统一了全国。三国时，曾经规定，凡杀牛者，论罪恶至死（注：陈寿：《三国志·魏书·陈矫传》。）。唐、宋和明代也有类似的禁令，因为牛是种植业中动力的主要承担者。

总之，欧洲的土地既适合于种植，也适合于养殖，但是最早的种植业是在畜牧业的基础上产生的，其侧重点是养殖业，所以欧洲农业中养殖业的比重较大，是一种混合型农业。而中国的早期农业，由于黄河流域一带的土壤宜于农耕，所以以种植为主，是一种所谓的“跛足农业”类型。

二、不同的生活模式与不同的生活空间

中国和西方在原始农业时期的农业内容的不同，决定了他们各自后来发展的不同。在讨论两者的差异之前，我们先看看动物界食物和性格之间关系如何。

动物界存在着草食动物和肉食动物两大类，两者的生活方式显著不同。处于食物链顶端的肉食动物如猫科动物，与草食动物相比，数量少，占有的生活空间较大，而繁殖的速度相对来说要慢一些。

肉食动物以老虎为典型代表，如果没有自己的势力范围，就不具备生存能力，就有可能会被淘汰。一旦老虎来到某一地区，必定建立势力范围。当确定了势力范围后，别的老虎是不能进入的，“一山难容二虎”，否则就会出现战争，战争的结果是弱者被赶出这一势力范围，而强者则成为这一地区的主人。新的主人会在此地生活，而原有的老虎则另寻生路。实际上，这是老虎为了不缩小捕食空间，维护基本的捕食区域的一种自我保护行为，是一种确定生存底线的行为。过密的空间是无法提供一只老虎的食物需要的。欧洲人长子继承制度的某些特点与老虎的行为有着某种联系。

肉食动物生活的最大的特征是，如果它的数量过剩，它会向其势力范围外转移其过剩，即幼兽成年后立即离开父母。只有当所有的能够容纳其生存的空间都已经兽满为患后，才会通过博斗以减少数量，迅速地达到一个新的平衡点，数量下降；而不是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靠缩小势力范围或者说降低生活质量来使每一个动物拥有各自的生存的空间。所以说肉食的猫科动物如老虎有一种调节机制来控制自己的种群的数量，以保持基本的生活水准，而不是通过降低生活质量，来维持生存繁衍。

草食动物的生活方式、繁殖方式与肉食动物完全不同。一般来说，草食动物的数量相对于同一地区的肉食动物来说要多很多，草食动物群数量很大，往往数十个或者数百个个体一起生活，其中多半有自己的领袖，比如，头马、头羊等，逐水草为生，往往采食完一地的草后，才转移至其它地区。

草食动物生活的另一特征是，如果它的数量过剩，它的每一个个体依然生活在原有的空间中，不会有某一头羊或者头马将某一动物个体赶出其群体。当数量过多，使得某一地区的草地可供采食的时间起来越短，只能是更加频繁地转移草场。通常由于无法采食而饿死或者被肉食动物捕杀而减少种群的数量，以维持一定范围内合适的种群数量。草食动物不像肉食动物，有一个自我调节机制来减少种群的数量，而是被动地由外界因素诸如天敌的存在、食物的充足与否等来控制其数量。在非洲生活的一种肉食鸟，当幼鸟一旦能够飞翔觅食，父母就将其赶出家门，让幼鸟自寻生路，自生自灭，成年鸟决不会对后代有任何的怜悯，担心其会遭遇不测。

以上是动物界中肉食动物和草食动物的大致区别。如果我们将这种区别与东西方早期人类的生活方式进行比较的话，就会发现肉食动物和草食动物的区别与东西方人类的生活方式的区别极其类似。第一，从居住特征来看，西方人多具有独立的性格，早期居住特点是一家一户单独的，类似于除狮以外的猫科动物的独居特征，不象中国人多聚集在一起；第二，西方人早期肉食在食物中占有较高比重，类似于肉食动物的食性；而中国人早期多吃谷物，类似于草食动物的食性；第三，西方人由长子继承家庭的所有财产，其它的子女则成年以后离开家庭，自谋生路，类似于猫科动物幼兽长大后，彻底离开家庭，自谋生路；而中国人则多子继承，类似于草食动物成年后依然和父母及群体生活在一起；第四，中国和欧洲的版图面积差不多，但是西方历史上多是割据的小国家，很少会出现统一的国家，类似于老虎各据山头；而中国历史上统一的时间占大部分，类似于草食动物所形成的庞大的种群。这也可以解释魏特夫所谓的“东方专制主义”是因为治水的需要而造成的观点为什么是不对的。

实际上，真正的原因可能是人们由于素食，其生活方式以群居为主，相应的社会关系则是一种专制类型，类似于头羊和头马存在于草食动物之中。中国历史上，选择了一种类似于草食动物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势必象草食动物那样，以一个较大的群体如家族一起生活，而在群体中，必定有头羊和头马的存在。

三、不同的生产方式与不同的“效率空间”

中国和西方在生活方式上存在上述的区别，这也就给更多的区别创造了条件。如上所述，早期东西方生活方式存在着明显的区别，而这种对不同的生活方式的选择，应是基于当地不同的生活环境。不同的生产方式，决定着是否存在着“效率空间”。

由于环境和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在我们的地球上，大致存在四种类型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它们分别是：采集和狩猎型；纯游牧型；纯种植型；种植和畜牧混合型。由于生活和生产方式的不同，其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也有所不同。

第一种生活方式主要出现在一些不久前尚处于原始社会阶段的民族中。如中国西南某些地区、太平洋及赤道周围地区的民族。以第一种生活和生产方式生活的人们，处于原始状态，其效率最低，社会的发展阶段落后，单位土地面积上人口较少，理论上存在“效率空间”。

第二种生活方式存在于一些草原地区，这些地区只能从事游牧，由于气候和灌溉等因素，农耕在那里难以开展。这种方式生活的人们，主要是游牧民族，借助于动物的自然生长过程，但是其需要较大的草原维持其生存空间，单位面积上所养活的人口较少。游牧民族以肉食动物的面貌出现，人口密度相对较低。且生活处于流动状态，社会化程度较低，不利于知识的积累、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这些地区多是无法从事农耕的地区，后来也就没有因为较少人口引进机械劳作而获得巨大效率的“效率空间”。

以第三种生活方式生活的人们，其居住的环境适宜发展多种形式的养殖业。但实际上，养殖业主要为种植业服务，生产方式主要以种植业为主，畜牧只是一种附庸。这一生产方式又被称为“跛足的农业”，或者说是“单腿农业”。其单位面积土地所产生的生物量比游牧民族要多，所以可以在低水平营养供给的情况下，即大量食用植物性食物，而不象欧洲人那样较多地食用动物性食物的情况下，养活较多的人口。因此，这一生产方式所代表的文明，人口相对众多，如中国。由于大量人口的存在，人均土地太少，人口无法转移至其它的领域，大量的劳动力排挤了机械化的引入，从而也就不存在“效率空间”。

以第四种生活方式生活的人们，生活环境既适合于农耕，也适合于畜牧。人们从事的是既有种植也有畜牧的生活，这被称作“复合型农业”。只有这一种生产方式存在“效率空间”，因为人口没有大量地滞留在土地，在这种农场中借助于机械，能够大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这种生活和生产方式是一种最为合理的类型，它兼顾了第二和第三种生产和生活方式的优点，同时避免了两者的缺点。首先，种植业的存在，使得它处于一种定居的生活方式，而不是流动的生活方式。人类社会的发明创造，多数出现在定居的社会形态中，而很少在游牧的社会中；其次，畜牧业的存在，必定要有较大的放牧场所，使得在同样多的人口情况下，比单纯从事种植业的民族要占据更大的生存空间，它有一个最低居住空间的概念。在这个最低居住空间中，对于混合型农业来说，必须有足够的土地。如果单纯用于种植，这个农场的规模就相当大了。也就是说，有大量家畜生活的农场改为单纯从事种植业，具有更大的效率空间。

东方的中国是第三种生活方式的代表。而欧洲的英国和荷兰等地区则是第四种生活方式的典型。所以中国和欧洲相比，中国的农村普遍存在耕地面积小的现象。根据学者们的研究，强行把农民从土地上赶出去以圈地养羊，只占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很小一部分，实际上，当时英国的大多数农场是以自有的土地从事养羊业，以获得较高收益的。因为有最小生产空间概念的存在，欧洲很少会有密集的农业人口生活在一起的情况。美洲的家庭农场，往往一家拥有上千亩地。工业革命以后，相对过多的人口大量进入城市，城市成为大量人口的宣泄地。因此这种生产方式不会出现局部地区农业劳动力过剩，当然这与地球上存在一个肥沃的美洲，可以大量移民有关。所以欧洲人，直到上一代人才感到了人口压力（注：[美]弗·卡特、汤姆·戴尔著，庄léng＠①、鱼姗玲译：《表土与人类文明》，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120页。）。

历史上，欧洲人如果放弃肉食为主改为素食为主，其土地能够养活比现在多得多的人口。就象在一个山林中，在一只老虎圈定的范围内，通常情况下只生活着一只老虎。如果这只老虎改为吃素，这只老虎在圈定势力范围时，势必只需要比原来小得多的空间，其原有的势力范围自然能够生活多只老虎。草食动物则根本没有势力范围的概念，不管其数量多少，大多数情况下，一个群体生活在一起。同是杂食动物的人，在生活中，根据其生活模式，可以选择素食，也可以选择肉食。中国人的日常食物是一种比较低级的初级食物，无法再降低一个食物档次，所以中国人的生活和生产方式，在多子继承制度下，是没有事先留下“效率空间”的。

四、“效率空间”的存在，必须有分配制度作保证

一般认为，人口密度高，人均耕地太少，是导致过密化得以形成的主要原因。如果没有人为的限制因素，人口的增长速度是极其快的。那么，何以在欧洲历史上没有出现人口压力，而在中国的历史上特别是明清时期出现了人口压力呢？这与相应的继承制度有关。

欧洲的那种单独的居住方式，类似于肉食动物划定势力范围，占领了相当大的生活空间，也就是存在“效率空间”。只有在这样的生活空间中，才会出现“三圃制”的耕作方式，即一部份土地休闲，一部份土地种植，一部份土地用于放牧。从大约九世纪前的一份西欧农民和田地的清单中，可以看到当时的英国只有不到20％的土地是可以耕种的，其它部分是森林、沼泽、水潭或者荒地。可耕地中一半左右是牧场或者草地，所以实际上农场的面积只有总面积的10％左右。当时所有的耕地实施双田制，即每年都是一块地种谷物，另外一块地休闲。也就是说只有5％或者更少的土地真正地种植着作物（注：[美]弗·卡特、汤姆·戴尔著：《表土与人类文明》，第122页。）。

效率空间的存在，如果没有相应的制度环境，一个家庭有再多的土地，经过一代一代人口的增加，几代的分割，也会由大农场变成小的农场，出现相对的人口过剩。如果不把多余的人口从土地上转移出去，结果会逐渐将牧场变成种植地，减少畜牧业在整个经济活动中的份额，以支撑过多的人口。但是在欧洲的英国，盛行的是的“长子继承制度”，一个家庭的土地只有长子才有资格拥有，其它的男子是没有资格来参与分配的，只能外出谋生（注：赵冈：《过密型农业生产的社会背景》，《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1期。）。

在这种制度安排下，欧洲的一般家庭不会象中国人那样毫无节制地生育。青年男女在结婚之前，要考虑是否有能力养家，没有能力，是不会或者不敢结婚的。结婚以后，夫妇双方会更多地考虑孩子出生以后的出路，如果没有好的出路，他们只会考虑少生孩子。

从理论上讲，如果某地没有限制因素阻止人口出生，人口的增加速度是很快的，很快就会人满为患。但是欧洲始终没有中国那么多的人口。在那里，除了中世纪的黑死病，使欧洲的人口减少了约三分之一外，并没有其它的原因能够阻止人口增加。居然他们直到上一代人，都不曾感到人口的压力，这些都应该与为了追求生活质量，而主动地节制生育有关。在中国，大多数情况下，是人口的数量，而不是生活质量成为人们首先的关注对象，盛行多子多福。一个家庭就是再穷，没有养家糊口的能力，但是父母还是会倾全家之力，首先帮忙让长子娶上媳妇的。然后再合家为其他男子娶上媳妇。某一地区没有能力养活很多的人口，但是也会生出很多的人口来。因此，在中国的乡村，“没有嫁不出去的姑娘，只有娶不上老婆的光棍”。父母会成为一个家庭生儿育女的经济后盾。所以，中国人尤其是生活在乡村的中国人，人生的目的是为了子孙满堂，至于说生活的质量如何，没有人过多地考虑和关注。中国传统的生殖观念认为多子多福，实际上，当人口没有得到控制时，多子肯定不会多福。一定的生活方式确定以后，他的同类就会沿袭原有的生活方式生活。

五、“效率空间”与生活质量

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孟德拉斯在《农民的终结》一书中说，“在一个自给自足的和比较稳定的社会里，个人没有任何理由改变他们的生产系统，因为严格地说，他没有这样做的经济动机。当人口压力增加时，人们就开垦荒地，更加紧张地耕作，或吃得稍差一些。”（注：[法]孟德拉斯著，李培林译：《农民的终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这一论述可以真实地反映中国古代农民生活的一些重要方面。中国古代在人均土地面积变得越来越少的时候，由于有“守望相助”、“出入相扶将”的传统，自然不会出现把某人赶出家庭的生活圈，只能是“开垦荒地，更加紧张地耕作，或吃得稍差一些”。只有当某一地区实在没有荒地可耕，更加艰苦的劳作也不行，吃得再差也不能果腹时，才会有异地移民的情况出现，才会出现中国西南的高寒山区也有人居住的情况。

而一旦迁移到别处，重复着过度利用土地的历史，将某一地区的地力利用殆尽。近代后套地区的开垦过程是一个相当典型的例子。在一部分从事种植的汉族人进入以后，由于千年的习惯，单调的大田种植业，赶走了当地放牧的蒙古族牧民。而新主人没有很好地将畜牧和种植有机地结合起来。结果是，新的粮仓又人满为患了。原来，农业生产以大田种植为主，谷类自然成为众人的主要食物。人口在长，粮食需要也在长，手工作业的效率不高，要想增产，必须增加劳动力。而参加劳动的人多了，对粮食的消耗也多，这样人口和粮食的比例关系经常处于紧张状态。后套地区开始作为新垦区，处女地的肥力较高，所以当时曾经有“粮仓”之美称。后来，人口一多，人口和粮食的比例关系与内地逐渐接近，今天的人们也不知道昔日所谓的“粮仓”了（注：王毓瑚：《近代后套开垦试论》，《北京农业大学学报》1980年3期。）。可以说，中国历史上许多地区无数次重复了这样的规律。

英国工业革命以后，养羊业发展很快，尽管与圈地运动有关，但实际上家庭农场具有足够的土地贮备是最为重要的原因。欧洲的畜牧业的发展情况，也可以作为一个有说服力的例子，来说明那里的人口没有像中国那样过密。据笔者研究发现：工业革命以后，畜牧业在欧洲也有较大的发展，大量的优良品种被育成。如美利奴羊，大、中约克夏猪，巴克夏猪，海福特牛，黑白花奶牛等优良品种。这些品种是在良好的饲料条件下育成的。然而，这些优良品种在近代引入中国的过程中毫无例外地都面临着饲料品质极差的问题，都存在一个因饲料条件差而品质退化、不适应的问题。因而中国近代的畜牧工作者，在引进欧洲的优良畜禽品种后，所要做的工作就是如何使那些优良品种适应中国较差的饲料条件。

降低生活质量，实际上是源于没有效率空间，同时又进一步地封闭了效率空间。没有好吃的肉、奶和蛋，就吃品质差的大米、小麦和高粱。历史上，中国人对少吃肉多吃粮或糠、菜的方式已经习以为常。中国的饮食文化为何发达，多多少少与饮食质量不高，需要通过烹饪达到使食物可口的目的有关。而明清以来，产量更高的美洲的高产作物玉米、红薯、土豆等的引进，使得中国历史上制约人口增长的瓶颈被突破，大大地圆了中国人多子多福的梦想。生活质量较低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大特征，同时又为进一步降低生活质量准备了条件。所以中国人在近代纷纷向外迁移。但是与欧洲不同的是，这是一种在人口高度饱和情况下的再迁移，而在欧洲人们则是在人口密度非常低的情况下就开始迁移。

继承制度实际上扮演了“预警机制”的角色，它自然地宣告某地能够容纳多少人口。而中国历史上就是因为没有相应的“预警机制”，人口在可能的情况下大量增加。这就是美籍学者黄宗智教授所揭示的中国近代以来过密化产生的主要原因。

中国近代人口急增，何炳棣分析是美洲的高产作物引进的缘故。但是这仅仅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因为高产作物也曾经传入欧洲，并且时间更早，但是欧洲并没有出现人口急剧增加的现象，说明仅有高产作物还不能够单方面造成人口大量增加。人口增加的关键原因是中国有一种内在机制促使人口增加，这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

六、中国历史上“过密化”现象持续存在

“过密型增长”概念，即由于生存压力持续存在，农户追求的是实物产量最大化的目标，而不是效益最大化的目标，黄宗智将“过密”的问题限定于一个较小的范围。

本文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的“过密”问题，大约在秦汉时期即已存在。在早期，只是表现在相对小的范围，由于生活方式是聚居，继承制度又是多子继承，从事单一的种植业，使相对较多的人口在土地上沉淀下来，又没有一种机制将人口从土地上赶出去。单一的种植业这种生产模式，必定会出现过密现象。因为这种生产方式所需要的劳动强度大，对劳动力的需求较大。但是这种需求不是均匀分配的，而是断断续续的，与季节关系密切。所以中国的农村，闲时劳动力过剩，忙时劳动力缺乏。多子多福发出了一个错误的信号。同时以植物食品为生，单位面积上能够养活较多的人口，人口一多，势必又造成人均占有的土地面积下降。所以，常常开始是小范围的过密，但是很快会大面积地过密，在一定人口生活的局部地区过密后，通过移民别处而缓解。

唐宋时期，北方人民大量向东南地区迁移，在江南低地冲击土壤上建成了复杂有效的灌溉系统，也就是“塘浦圩田”体系，这种系统必须经过较长时间的开发才能形成，且单一家庭是无法独立完成的，必须等待人口规模和系统密集达到一定程度后，各自协调发展以后才能形成规模效应，从而对当地的农业生产产生巨大的促进作用，促使中国江南地区农业开发，成为天下第一富裕地区，形成了新的经济、文化中心①。

传统农业文明篇2

其次，传统农耕文化要为丰富农民精神文化生活服务，在“乐农”上发挥作用。当前广大农民的求知、求乐、求新、求美的精神需求日益增强，倡导农村健康文明生活方式，丰富农民精神文化生活，既要大力开展科技、文化、卫生“三下乡”活动，加快农业信息化建设，增加适应“三农”需要的文化书籍出版发行，同时也要注重弘扬我国农村的传统文化和丰富多彩的娱乐方式，通过开发农村传统文化产品，农民自编自演，自娱自乐，激励农民的自强精神，丰富农民的文化生活，提高农民的审美情趣和道德境界，在促进农村社会稳定，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

第三，传统农耕文化要为农村经济发展农民增收服务，在“富农”上发挥作用。各地发展一村一品，“一品”不能只局限在农产品，也不能局限在加工品，还应包括农民艺术产品、农业旅游产品以及农村传统技艺产品等，有条件的乡村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开发出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精品或拳头产品，努力把传统文化资源转变成农村文化产业的生产力；要发展农村文化产业，通过文化创意，把农耕活动、文化艺术、农业技术、农产品开发以及市场需求有机连接起来，形成良性互动的产业价值体系，从而拓展农业功能，延伸农业产业链，推动农村产业结构升级，为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开辟广阔的空间，促进农民增收致富。

传统农业文明篇3

（一）主体权属不明农业文化遗产是一种传承下来的农作方式，有支持其存在的复杂的社会背景，本身既属于物质文化遗产，又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权属不明确，权利主体难以准确确定，造成农业文化遗产的社会关系调整对角的缺位。（二）利益结构复杂传统法律体系下权益主体都是明确的个人，财产创造行为和获益主体明确。而农业文化遗产则不同，作为一种“活”的遗产，其创造、维护、开发与保护都是由当地社会多因素共同促成、参与的，很难清晰划分。此外，农业文化遗产地传统知识和遗传资源的知识产权划分也需要法律确定。（三）法律制度缺位我国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法规都有很强的针对性，但对两种遗产之间相互作用的认识不足，也缺少对相应特征的保护。而农业文化遗产恰恰集两种遗产特征与一体，这种“尴尬”处境使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失去了有效的法律依据。

二、农业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主要内容

（一）农业文化遗产地农民和社区对土地的所有权及其人权保护问题维护农业文化遗产动态发展的因素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这些遗产赖以生存的土地、林地、水体、海洋，它们是农业文化遗产存在的基础；二是这些区域生生不息、代代相传的农民和社区，他们是“活”的要素，传承着农业文化遗产中凝结的智慧与经验。农民、社区对农业文化遗产地土地的所有权及其人权保护，使二者相互依存的体系得以维护和继续，为农业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基本前提。（二）农业文化遗产系统自身保护问题农业文化遗产包括物质要素和非物质要素等。其中物质要素主要有自然要素和系统内农业生产设施、生产工具等，非物质要素包括农业生产相关的文化、技巧、实践经验等。对这些要素的保护主要涉及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遗传资源保护、农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内容。（三）农业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这方面除传统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外，主要争议点还包括生物专利权问题和传统知识问题，而争议的关键在于如何在材料与传统知识提供者和研究者之间，对农业文化遗产提供的材料和传统知识产生的知识权益进行分配。（四）农业文化遗产有关贸易活动保护问题农业文化遗产的商品和服务活动具有全球性的意义和价值，需要在国际市场上通过交易得到实现，而这种保护本身也是对传统系统提品与服务价值的认同。但是由于传统农业市场竞争力不足的现实困境，农业文化遗产提品在市场贸易中面临的困难还十分突出，其价值实现难度很大。

传统农业文明篇4

    一、理解农村职业教育的文化传播

    农村职业教育依存的是乡村文化根基，并通过教与学的互动方式来丰富传统乡村文化。我们认为，农村文化是一个动态系统，处于不断变化与革新的过程中，其文化内涵与特征受到自身“量变”因素的变革与外界传播的影响。教育是农村文化接受外界“嫡”的主要源泉，也是变革与校正农村不良文化的关键方法，探讨农村职业教育的文化传播，首先应明确农村文化的缺失问题。

    1.农村文化的缺失。当前，传统的中国农村文化正面临现代文化的冲击，在市场经济为主要理念的现代文化的影响下，以城市取向为中心的外来文化的冲击使得原来的乡村文化秩序土崩瓦解，中国农村的优良传统文化正面临被“边缘化，荒漠化”的危机。表现为价值观念的扭曲;精神理念的沦陷及科技知识的落后。

    2.农村职业教育文化传播的内涵。教育是一种文化传播方式，文化传播就是社会传播，是人对文化的分配与共享，沟通人与人的共同关系。我们将农村职业教育的文化传播定义为农村职业教育机构通过课堂教学、实践指导、娱乐活动等方式，通过多种现代通信技术手段，将新知识、新工艺、新技术与新观念传授给农民，并使农民消化吸收，从而提高农民知识文化水平，培养农民实践技能，传承与融合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并能够通过不断满足农村新发展、农民新需要来促进农村职业教育的可持续发展。根本上来说，农村职业教育这种最合适农民的教育模式，更应该是一种传播先进文化的渠道与方式。农村职业教育传播的是知识文化;农村职业教育传播的是价值文化及农村职业教育传播的是美德文化。

    二、农村职业教育具有的文化传播功能

    1.传播知识信息，崇尚科学精神。教育首先给受教育者带来的是知识与信息，知识是培养新型农民，建设文明农村的关键要素。因此，农村职业教育应针对农村市场的需求，有针对性地设置职业教育的知识体系，重要的是要提高农民运用现代通信技术获取和运用信息的能力。通过各种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方式，使农民养成爱科学、用技术、讲文化的习惯。让他们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提高生存的本领，获取发展的源泉，并享受到现代科学技术带来的便利与收益。

    2.传播法律法规，提倡遵纪守法。教育培养的是掌握现代法律法规并能在实际生产与生活中遵纪守法的公民。现代文明是构筑在人与人之间“契约”关系的基础之上，尤其是在市场化交易的背景下，个人的生产与生活是以法律法规为基础来维系的。新农村建设过程中，除了保持传统文化中的优良作风之外，也应在农村社会的发展中吸取现代法制化发展的理念，通过农村法制建设来提升新农村建设的成果与层次。

    3.传播工业文明，鼓励科技致富。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工业的生产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工业文明向农村的渗透和推广应用也改变了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农村的发展应该是积极地融入工业文明的进步中来，但同时也适时地调整自身的生存与发展结构，以保持农业社会的生态平衡与传统文明。农村职业教育在向农民传授科技知识的时候，更关键的是要鼓励农民创新性地使用科学技术，结合自身的吸收能力以及生产要求，创造适合农村农业生产与生活，农业产业化、新型工业化的生产方式。

    4.传播文化理念，扎根农村发展。文化是人类社会根深蒂固的价值观，新农村建设需要一批奉献农村、扎根农村的高素质农民。职业教育给农民传输的文化理念应该是使农民认同农村文化，扎根农村。文化决定认知，认知决定思路，思路决定方向，建设新农村首先要解决的是建设什么样的新农村的问题。新农村建设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实实在在整体的推进。农村职业教育不仅仅给农民带来实用的科学技术，更重要的是强化农民扎根故土、发展家乡、创业致富的情感理念。

   三、如何实现农村职业教育的文化传播功能

    文化传播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农民在技术与知识的学习过程中，无形中形成对新文化的认同与接受。

    1.强化农村职业教育理念，完善文化传播功能的内容。农村文化具有自身的优势，在实践农村职业教育的过程中，我们要深入了解现代乡村文化的根本内涵，弄清楚促进现代乡村文化变化的动因，准确把握农村职业教育的脉搏，深化农村教育的理念，整合和发展农村文化。农村职业教育的教育理念不同于普通的高等教育。首先农村职业教育主要的目的是培养掌握技能，会生产、甚至能自主创业的新农民，这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农村建设者新的素质要求。因为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但改变了现代农业发展的技术范式，同样也从根本上激发了农村这块土地的文化活力，使得作为农村职业教育主要对象的农民在接受新思想、使用新技术的同时，感受到现代文化带给他们的变化。农村职业教育“以人为本，以文化为根”，新农民的要求是掌握新知识、具有新观念、倡导新文化。农村职业教育应以文化传播作为实现教育目标的基本功能，具备这种教育理念之后，农村职业教育在发展的过程中就会有正确的指导思想，在教学的实施过程中注重农民文化根源的培育。

    2.明确农村职业教育目的，创新文化传播功能的目标。当代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汹涌澎湃的科技浪潮和日新月异的社会变迁，使得我们应该紧密结合当代农村出现的新问题、新需求，树立和明确促进农村可持续发展的职业教育目的。农村职业教育应以终身化、素质化、持续化、信息化和公平化为目的，而实现这个目的，职业教育就不能只是简单地向农民传授一些生产技能和知识而已，而是应该通过农村职业教育这种长期的教育模式，改变农民的一些落后的生产观念，增强他们适应新的科学技术条件下农业生产的能力。文化传播的功能是一个系统的概念，包括农村信息获取、知识传授和文化沉淀等等。在农村的发展变化过程中，农村的文化也产生了新的需求，农村的职业教育实施可以满足这种文化需求，文化传播功能的目标也会随着农村职业教育的目的而会有相应的调整，文化传播功能更加体现在对环境的适应性方面。在多种教学手段、传播工具运用的情况下，文化传播功能的创新就有了实践基础和支持系统，传播的有效性、长期性将可以得到长期的保障。

传统农业文明篇5

一、理解农村职业教育的文化传播

农村职业教育依存的是乡村文化根基，并通过教与学的互动方式来丰富传统乡村文化。我们认为，农村文化是一个动态系统，处于不断变化与革新的过程中，其文化内涵与特征受到自身“量变”因素的变革与外界传播的影响。教育是农村文化接受外界“嫡”的主要源泉，也是变革与校正农村不良文化的关键方法，探讨农村职业教育的文化传播，首先应明确农村文化的缺失问题。

1.农村文化的缺失。当前，传统的中国农村文化正面临现代文化的冲击，在市场经济为主要理念的现代文化的影响下，以城市取向为中心的外来文化的冲击使得原来的乡村文化秩序土崩瓦解，中国农村的优良传统文化正面临被“边缘化，荒漠化”的危机。表现为价值观念的扭曲;精神理念的沦陷及科技知识的落后。

2.农村职业教育文化传播的内涵。教育是一种文化传播方式，文化传播就是社会传播，是人对文化的分配与共享，沟通人与人的共同关系。我们将农村职业教育的文化传播定义为农村职业教育机构通过课堂教学、实践指导、娱乐活动等方式，通过多种现代通信技术手段，将新知识、新工艺、新技术与新观念传授给农民，并使农民消化吸收，从而提高农民知识文化水平，培养农民实践技能，传承与融合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并能够通过不断满足农村新发展、农民新需要来促进农村职业教育的可持续发展。根本上来说，农村职业教育这种最合适农民的教育模式，更应该是一种传播先进文化的渠道与方式。农村职业教育传播的是知识文化;农村职业教育传播的是价值文化及农村职业教育传播的是美德文化。

二、农村职业教育具有的文化传播功能

1.传播知识信息，崇尚科学精神。教育首先给受教育者带来的是知识与信息，知识是培养新型农民，建设文明农村的关键要素。因此，农村职业教育应针对农村市场的需求，有针对性地设置职业教育的知识体系，重要的是要提高农民运用现代通信技术获取和运用信息的能力。通过各种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方式，使农民养成爱科学、用技术、讲文化的习惯。让他们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提高生存的本领，获取发展的源泉，并享受到现代科学技术带来的便利与收益。

2.传播法律法规，提倡遵纪守法。教育培养的是掌握现代法律法规并能在实际生产与生活中遵纪守法的公民。现代文明是构筑在人与人之间“契约”关系的基础之上，尤其是在市场化交易的背景下，个人的生产与生活是以法律法规为基础来维系的。新农村建设过程中，除了保持传统文化中的优良作风之外，也应在农村社会的发展中吸取现代法制化发展的理念，通过农村法制建设来提升新农村建设的成果与层次。

3.传播工业文明，鼓励科技致富。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工业的生产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工业文明向农村的渗透和推广应用也改变了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农村的发展应该是积极地融入工业文明的进步中来，但同时也适时地调整自身的生存与发展结构，以保持农业社会的生态平衡与传统文明。农村职业教育在向农民传授科技知识的时候，更关键的是要鼓励农民创新性地使用科学技术，结合自身的吸收能力以及生产要求，创造适合农村农业生产与生活，农业产业化、新型工业化的生产方式。

4.传播文化理念，扎根农村发展。文化是人类社会根深蒂固的价值观，新农村建设需要一批奉献农村、扎根农村的高素质农民。职业教育给农民传输的文化理念应该是使农民认同农村文化，扎根农村。文化决定认知，认知决定思路，思路决定方向，建设新农村首先要解决的是建设什么样的新农村的问题。新农村建设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实实在在整体的推进。农村职业教育不仅仅给农民带来实用的科学技术，更重要的是强化农民扎根故土、发展家乡、创业致富的情感理念。

三、如何实现农村职业教育的文化传播功能

文化传播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农民在技术与知识的学习过程中，无形中形成对新文化的认同与接受。

1.强化农村职业教育理念，完善文化传播功能的内容。农村文化具有自身的优势，在实践农村职业教育的过程中，我们要深入了解现代乡村文化的根本内涵，弄清楚促进现代乡村文化变化的动因，准确把握农村职业教育的脉搏，深化农村教育的理念，整合和发展农村文化。农村职业教育的教育理念不同于普通的高等教育。首先农村职业教育主要的目的是培养掌握技能，会生产、甚至能自主创业的新农民，这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农村建设者新的素质要求。因为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但改变了现代农业发展的技术范式，同样也从根本上激发了农村这块土地的文化活力，使得作为农村职业教育主要对象的农民在接受新思想、使用新技术的同时，感受到现代文化带给他们的变化。农村职业教育“以人为本，以文化为根”，新农民的要求是掌握新知识、具有新观念、倡导新文化。农村职业教育应以文化传播作为实现教育目标的基本功能，具备这种教育理念之后，农村职业教育在发展的过程中就会有正确的指导思想，在教学的实施过程中注重农民文化根源的培育。

2.明确农村职业教育目的，创新文化传播功能的目标。当代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汹涌澎湃的科技浪潮和日新月异的社会变迁，使得我们应该紧密结合当代农村出现的新问题、新需求，树立和明确促进农村可持续发展的职业教育目的。农村职业教育应以终身化、素质化、持续化、信息化和公平化为目的，而实现这个目的，职业教育就不能只是简单地向农民传授一些生产技能和知识而已，而是应该通过农村职业教育这种长期的教育模式，改变农民的一些落后的生产观念，增强他们适应新的科学技术条件下农业生产的能力。文化传播的功能是一个系统的概念，包括农村信息获取、知识传授和文化沉淀等等。在农村的发展变化过程中，农村的文化也产生了新的需求，农村的职业教育实施可以满足这种文化需求，文化传播功能的目标也会随着农村职业教育的目的而会有相应的调整，文化传播功能更加体现在对环境的适应性方面。在多种教学手段、传播工具运用的情况下，文化传播功能的创新就有了实践基础和支持系统，传播的有效性、长期性将可以得到长期的保障。

传统农业文明篇6

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

为开展好文明交通行动，州农业局及时召开会议，进行专题研究，成立了领导机构，制定了文明交通行动工作实施方案，于2020年5月23日发出了《州农业局关于印发全州农业系统和农机行业开展文明交通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局属各单位立即制定工作方案，成立领导机构，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周密部署，做到思想认识到位、组织领导到位、力量部署到位、工作措施到位，做到了统一指挥、上下联动，确保整个活动的顺利开展。

二、州级农业系统文明交通行动开展情况

1、认真开展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宣传。为提高州级农业系统广大干部职工道路交通安全意识，州级农业系统各单位组织职工认真学习了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对单位上持有驾驶证的驾驶人（包括家属、子女）普遍开展了1次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知识教育。提高了州级农业系统广大干部职工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自觉性，使大家逐步养成依法驾驶、文明驾驶、安全行驶的良好习惯。据初步统计，州级农业系统有11个单位组织了职工学习，有280名干部职工受到教育。

2、认真开展道路交通安全警示教育。为吸取道路交通事故教训，举一反三，警钟长鸣，州级农业系统各单位组织广大干部职工到州道路交通安全警示教育中心开展了1次典型事故案例警示教育活动。据初步统计，州级农业系统有10个单位组织职工到州道路交通安全警示教育中心开展了警示教育活动，有246名干部职工受到了警示教育。

3、开展主题宣传，强化安全意识。州级农业系统各单位充分发挥农业部门的宣传作用，以“关爱生命，文明出行”为主题，大力开展文明交通“四个六”活动，深入推进“文明交通行动”。

使全州道路交通安全宣传教育活动更加广泛深入，交通参与者守法出行的文明意识明显提高，道路交通安全各项基础工作进一步加强，文明交通素质明显提高。

三、农机行业文明交通行动开展情况

1、认真组织拖拉机驾驶员开展农机安全学习教育。各乡镇农推中心认真组织辖区内拖拉机驾驶员开展每年不少于4次（每季度1次）的安全日学习教育活动，参学率不低于95%。各乡镇农推中心在开展文明交通行动和农机安全生产大检查活动期间对辖区拖拉机驾驶员普遍开展了一次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知识教育和典型事故案例警示教育，提高了农机驾驶人员的交通安全意识。全州共组织拖拉机驾驶员安全教育学习活动416场（次），受教育人数达132520人（次）。

2、认真抓好农机安全宣传教育。各级农机监理部门积极开展农机安全宣传教育，进一步提高农机经营使用者和农民群众的安全意识。一是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刊等新闻媒体，采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农机安全宣传教育；二是采取出动宣传车，发放宣传资料，举办安全知识讲座等形式进行农机安全宣传教育；三是在乡村公路及公路沿线村庄、集市街天醒目的地方悬挂、粘贴宣传标语等进行农机安全宣传教育；四是利用集市街天在人员较为集中的地方开展了农机安全宣传教育咨询日活动，对辖区乡镇进行了一次农机安全知识的巡回宣传，进一步提高了广大农民群众的安全生产意识；五是抓好农机安全宣传“六个一”教育活动；六是农机安全宣传教育工作做到宣传有图像、广播有声音、报刊有文字，进农村、进学校、进单位、进企业、进社区、进培训校。在开展文明交通行动期间，全州农机监理部门共出动宣传车542台次、出动农机监理人员3160人次、制作安装永久性警示标牌36块、制作宣传展板40块、喷刷永久性安全宣传标语176条、悬挂宣传横幅192条、粘贴宣传标语3170条、共印发各类宣传材料148600份、发放告知书63200份。

3、加强源头管理，规范农机监理业务。一是严格按照法定程序、相关标准核发拖拉机牌证和办理拖拉机各种登记；二是严把拖拉机安全技术检测关，确保拖拉机安全技术性能良好；三是严把拖拉机驾驶人培训、考试、发证关，按规定办理驾驶证许可业务。从源头上消除农机安全隐患。

4、积极开展农机安全生产“打非治违”专项整治行动。为依法加强对拖拉机及驾驶人的安全监督管理，有效预防和减少农机事故，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我州各级农机监理部门按照州政府统一安排部署，从2020年4月初开始至年底在全州开展农机安全生产领域“打非治违”及农机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专项整治行动。一是与公安交警部门配合，形成执法合力，加大对上道路行驶拖拉机无牌无证、超速超载、违法载人、酒后驾驶，私自拼装改装、长期脱检脱保，以及安全设施不全等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二是对无牌行驶、无证驾驶、长期脱检脱保，准驾车型不符等人员发放告知书，督促参加学驾取证、办理挂牌、参加年检等；三是各县市农机监理站采取“工作重心下沉、工作关口前移，服务基层，服务机手”的方式，深入基层，现场办公，就地挂牌，就地检验签证，积极开展便民利民活动，努力提高拖拉机的挂牌率、年检率；四是针对清理排查出来无证驾驶人员较多的乡镇，农机培训站（校）深入乡镇就地办班培训，农机监理部门开展就地考试发证工作，努力提高拖拉机驾驶人的持证率；五是加强路检路查工作力度，加大对上道路行驶拖拉机无证驾驶、无牌行驶、违法载人、酒后驾驶，私自拼装改装、长期脱检脱保以及安全设施不全等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始终保持对农机交通违法行为严管重治的高压态势，坚决做到发现一个、严处一个、教育一批、影响一片。在开展文明交通行动期间，全州农机监理部门共出动检查车辆2083车次、出动检查人数7893人次、检查农业机械22701台次、排查驾驶操作人员22714人次。排查出一般农机安全生产隐患5479个，整改落实5277起，整改率96%。深入乡镇就地办班培训11期，经考试合格核发拖拉机驾驶证860本。

5、积极推动文明交通进农机驾驶培训学校，在农机驾驶培训学校认真组织开展“五个一”活动。一是设立一个文明交通宣传阵地。全州农机驾驶培训学校在校内设立一个文明交通宣传阵地，宣传阵地设置了1个多媒体播放设备的交通安全警示教育室、2个固定的交通安全知识橱窗(每季度更新一次)，摆放交通安全宣传展板、悬挂交通安全横幅标语等，将交通安全知识的宣传教育贯穿于驾驶培训全过程，时刻提醒参加培训的人员要文明驾驶、安全行车；二是讲好一堂文明交通常识课。全州农机驾驶培训学校除要认真落实《拖拉机驾驶人培训教学大纲》，对新训学员开展交通安全警示教育期间，还邀请农机监理等部门人员，讲一堂以“关爱生命、文明出行”为主题交通安全常识课；三是观看一次文明交通宣传片。全州农机驾驶培训学校在科目一考试前，组织学员观看一次文明交通宣传片；四是参与一次交通劝导服务。全州农机驾驶培训学校组织参加培训的学员，在科目四考试前到当地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指定的地点，开展一次文明交通劝导服务。劝导服务活动由各驾驶培训学校向公安交管部门统一申报，由当地公安交管部门负责安排到相关的岗亭、路段、服务执勤点等参与文明交通的劝导服务；五是参加一次文明驾驶宣誓仪式。参加农机驾驶培训的学员在通过考试领取驾驶证时，由驾驶培训学校组织新训驾驶人进行一次文明驾驶宣誓仪式，增强新训驾驶人的守法意识和社会责任感。

6、农机监理部门认真开展农机安全宣传“六个一”活动，把农机安全宣传工作落到实处，切实增强农民群众和农村中小学生的道路交通安全意识。一是在每个乡镇组织一次“平安农机”宣传教育活动；二是给每个农机手送一封创建“平安农机”倡仪信；三是为广大农机手和群众放映一部“平安农机”教育警示片;四是向每个村送一套“平安农机”安全宣传挂图；五是给每个农机户送一本“平安农机”知识手册；六是在每个村及中小学校上一堂“平安农机”知识课。

四、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1、 系统内个别单位和行业内个别县文明交通行动迟缓、工作进展不平衡；

2、安全宣传教育经费不足，农机安全生产执法工作经费得不到保障；

3、安全意识淡薄，山区群众出行难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有效缓解，农民群众乘座拖拉机的现象在一段时期内难于得到彻底杜绝，宣传、教育、劝导的工作任重道远；

4、农业机械安全性能低，农业机械的科技含量普遍不高，与国际先进水平有较大差距，不少机械安全性能达不到国家安全标准，潜藏着巨大事故隐患；

5、文明交通行动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文明交通习惯的养成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文明交通行动实施工作涉及面广、任务艰巨。

五、下步工作计划

1、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用制度规范农机监理人员的行政行为；

2、建立健全农机安全生产责任制度体系，层层签订农机安全生产责任书，把农机安全生产责任落到实处；

3、建立健全州、县、乡、村4级拖拉机及驾驶员管理台帐，按照“户籍化”管理要求，做到“一车一档”、“一人一档”，及时掌握辖区内拖拉机及驾驶员变化情况，做到底数清、情况明；

4、加强监督检查，促进各项农机安全生产措施的落实；

5、加大农机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力度；

传统农业文明篇7

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

为开展好文明交通行动，州农业局及时召开会议，进行专题研究，成立了领导机构，制定了文明交通行动工作实施方案，于2020年5月23日发出了《州农业局关于印发全州农业系统和农机行业开展文明交通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局属各单位立即制定工作方案，成立领导机构，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周密部署，做到思想认识到位、组织领导到位、力量部署到位、工作措施到位，做到了统一指挥、上下联动，确保整个活动的顺利开展。

二、州级农业系统文明交通行动开展情况

1、认真开展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宣传。为提高州级农业系统广大干部职工道路交通安全意识，州级农业系统各单位组织职工认真学习了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对单位上持有驾驶证的驾驶人（包括家属、子女）普遍开展了1次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知识教育。提高了州级农业系统广大干部职工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自觉性，使大家逐步养成依法驾驶、文明驾驶、安全行驶的良好习惯。据初步统计，州级农业系统有11个单位组织了职工学习，有280名干部职工受到教育。

2、认真开展道路交通安全警示教育。为吸取道路交通事故教训，举一反三，警钟长鸣，州级农业系统各单位组织广大干部职工到州道路交通安全警示教育中心开展了1次典型事故案例警示教育活动。据初步统计，州级农业系统有10个单位组织职工到州道路交通安全警示教育中心开展了警示教育活动，有246名干部职工受到了警示教育。

3、开展主题宣传，强化安全意识。州级农业系统各单位充分发挥农业部门的宣传作用，以“关爱生命，文明出行”为主题，大力开展文明交通“四个六”活动，深入推进“文明交通行动”。

使全州道路交通安全宣传教育活动更加广泛深入，交通参与者守法出行的文明意识明显提高，道路交通安全各项基础工作进一步加强，文明交通素质明显提高。

三、农机行业文明交通行动开展情况

1、认真组织拖拉机驾驶员开展农机安全学习教育。各乡镇农推中心认真组织辖区内拖拉机驾驶员开展每年不少于4次（每季度1次）的安全日学习教育活动，参学率不低于95%。各乡镇农推中心在开展文明交通行动和农机安全生产大检查活动期间对辖区拖拉机驾驶员普遍开展了一次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知识教育和典型事故案例警示教育，提高了农机驾驶人员的交通安全意识。全州共组织拖拉机驾驶员安全教育学习活动416场（次），受教育人数达132520人（次）。

2、认真抓好农机安全宣传教育。各级农机监理部门积极开展农机安全宣传教育，进一步提高农机经营使用者和农民群众的安全意识。一是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刊等新闻媒体，采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农机安全宣传教育；二是采取出动宣传车，发放宣传资料，举办安全知识讲座等形式进行农机安全宣传教育；三是在乡村公路及公路沿线村庄、集市街天醒目的地方悬挂、粘贴宣传标语等进行农机安全宣传教育；四是利用集市街天在人员较为集中的地方开展了农机安全宣传教育咨询日活动，对辖区乡镇进行了一次农机安全知识的巡回宣传，进一步提高了广大农民群众的安全生产意识；五是抓好农机安全宣传“六个一”教育活动；六是农机安全宣传教育工作做到宣传有图像、广播有声音、报刊有文字，进农村、进学校、进单位、进企业、进社区、进培训校。在开展文明交通行动期间，全州农机监理部门共出动宣传车542台次、出动农机监理人员3160人次、制作安装永久性警示标牌36块、制作宣传展板40块、喷刷永久性安全宣传标语176条、悬挂宣传横幅192条、粘贴宣传标语3170条、共印发各类宣传材料148600份、发放告知书63200份。

3、加强源头管理，规范农机监理业务。一是严格按照法定程序、相关标准核发拖拉机牌证和办理拖拉机各种登记；二是严把拖拉机安全技术检测关，确保拖拉机安全技术性能良好；三是严把拖拉机驾驶人培训、考试、发证关，按规定办理驾驶证许可业务。从源头上消除农机安全隐患。

4、积极开展农机安全生产“打非治违”专项整治行动。为依法加强对拖拉机及驾驶人的安全监督管理，有效预防和减少农机事故，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我州各级农机监理部门按照州政府统一安排部署，从2020年4月初开始至年底在全州开展农机安全生产领域“打非治违”及农机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专项整治行动。一是与公安交警部门配合，形成执法合力，加大对上道路行驶拖拉机无牌无证、超速超载、违法载人、酒后驾驶，私自拼装改装、长期脱检脱保，以及安全设施不全等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二是对无牌行驶、无证驾驶、长期脱检脱保，准驾车型不符等人员发放告知书，督促参加学驾取证、办理挂牌、参加年检等；三是各县市农机监理站采取“工作重心下沉、工作关口前移，服务基层，服务机手”的方式，深入基层，现场办公，就地挂牌，就地检验签证，积极开展便民利民活动，努力提高拖拉机的挂牌率、年检率；四是针对清理排查出来无证驾驶人员较多的乡镇，农机培训站（校）深入乡镇就地办班培训，农机监理部门开展就地考试发证工作，努力提高拖拉机驾驶人的持证率；五是加强路检路查工作力度，加大对上道路行驶拖拉机无证驾驶、无牌行驶、违法载人、酒后驾驶，私自拼装改装、长期脱检脱保以及安全设施不全等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始终保持对农机交通违法行为严管重治的高压态势，坚决做到发现一个、严处一个、教育一批、影响一片。在开展文明交通行动期间，全州农机监理部门共出动检查车辆2083车次、出动检查人数7893人次、检查农业机械22701台次、排查驾驶操作人员22714人次。排查出一般农机安全生产隐患5479个，整改落实5277起，整改率96%。深入乡镇就地办班培训11期，经考试合格核发拖拉机驾驶证860本。

5、积极推动文明交通进农机驾驶培训学校，在农机驾驶培训学校认真组织开展“五个一”活动。一是设立一个文明交通宣传阵地。全州农机驾驶培训学校在校内设立一个文明交通宣传阵地，宣传阵地设置了1个多媒体播放设备的交通安全警示教育室、2个固定的交通安全知识橱窗(每季度更新一次)，摆放交通安全宣传展板、悬挂交通安全横幅标语等，将交通安全知识的宣传教育贯穿于驾驶培训全过程，时刻提醒参加培训的人员要文明驾驶、安全行车；二是讲好一堂文明交通常识课。全州农机驾驶培训学校除要认真落实《拖拉机驾驶人培训教学大纲》，对新训学员开展交通安全警示教育期间，还邀请农机监理等部门人员，讲一堂以“关爱生命、文明出行”为主题交通安全常识课；三是观看一次文明交通宣传片。全州农机驾驶培训学校在科目一考试前，组织学员观看一次文明交通宣传片；四是参与一次交通劝导服务。全州农机驾驶培训学校组织参加培训的学员，在科目四考试前到当地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指定的地点，开展一次文明交通劝导服务。劝导服务活动由各驾驶培训学校向公安交管部门统一申报，由当地公安交管部门负责安排到相关的岗亭、路段、服务执勤点等参与文明交通的劝导服务；五是参加一次文明驾驶宣誓仪式。参加农机驾驶培训的学员在通过考试领取驾驶证时，由驾驶培训学校组织新训驾驶人进行一次文明驾驶宣誓仪式，增强新训驾驶人的守法意识和社会责任感。

6、农机监理部门认真开展农机安全宣传“六个一”活动，把农机安全宣传工作落到实处，切实增强农民群众和农村中小学生的道路交通安全意识。一是在每个乡镇组织一次“平安农机”宣传教育活动；二是给每个农机手送一封创建“平安农机”倡仪信；三是为广大农机手和群众放映一部“平安农机”教育警示片;四是向每个村送一套“平安农机”安全宣传挂图；五是给每个农机户送一本“平安农机”知识手册；六是在每个村及中小学校上一堂“平安农机”知识课。

四、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1、 系统内个别单位和行业内个别县文明交通行动迟缓、工作进展不平衡；

2、安全宣传教育经费不足，农机安全生产执法工作经费得不到保障；

3、安全意识淡薄，山区群众出行难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有效缓解，农民群众乘座拖拉机的现象在一段时期内难于得到彻底杜绝，宣传、教育、劝导的工作任重道远；

4、农业机械安全性能低，农业机械的科技含量普遍不高，与国际先进水平有较大差距，不少机械安全性能达不到国家安全标准，潜藏着巨大事故隐患；

5、文明交通行动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文明交通习惯的养成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文明交通行动实施工作涉及面广、任务艰巨。

五、下步工作计划

1、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用制度规范农机监理人员的行政行为；

2、建立健全农机安全生产责任制度体系，层层签订农机安全生产责任书，把农机安全生产责任落到实处；

3、建立健全州、县、乡、村4级拖拉机及驾驶员管理台帐，按照“户籍化”管理要求，做到“一车一档”、“一人一档”，及时掌握辖区内拖拉机及驾驶员变化情况，做到底数清、情况明；

4、加强监督检查，促进各项农机安全生产措施的落实；

5、加大农机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力度；

传统农业文明篇8

二、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的价值

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凝聚着劳动人民的智慧及其不屈不挠改造世界的精神，具有重要文化价值。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农业机械化程度不断提高，现代机器大生产的发展进步虽然让传统农具在生产中走向衰落，逐渐退出舞台，许多传统农耕器具被废弃、毁坏、消失，逐渐淡出人们的生活，但此类农业文化遗产的价值却不会因为其逐渐远离农业生产而有所削弱，相反，它在农业文化遗产的宝库里散发出愈加迷人的光彩。它们既是历史发展的见证，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又具有良好的艺术审美价值和经济、教育价值。

(一)历史文化价值

传统农业工具的发明和进步，反映出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自然生态状况、生产力发展状况、科技发展水平，反映出人类认识水平和创造能力不断提高的发展过程。夏、商、西周时期，农业耕作逐步摆脱原始农业的刀耕火种，进入粗放耕作阶段，人们发明出了木榔头、石刀、杵臼、青铜犁、锸、耒、耜、铚、镰、铲、锛、钁、斨、桔槔、戽桶、吊桶等。春秋战国时期，农业生产逐步走向精耕细作，制造农具的材料从非金属转为金属，铁制农具以其特有的坚硬、锋利、易造型特点，逐渐取代了木、石材料的农具。秦、汉至隋、唐、五代时期，农具的种类增加，全铁农具代替木心铁刃农具，出现旱地整地工具耱、耙、碌碡、石磙，中耕的锄、铲，收获的钩镰等，功能不断细分和专业化，形成比较完善的农具体系。西汉时，发明出世界上最早的条播工具———耧车、碓和磨替代杵臼成为重要的加工工具。工具的发明使得人力、畜力、风力和水力等自然力被应用到生产加工过程，出现了辘轳、龙骨水车、借助水力转动轮轴汲水的高转筒车等。宋元之后，中国农业工具的发展在动力的利用、机具的改进、种类的增加、使用的范围等方面日趋成熟。元代《王祯农书·农器图谱》中详细记载的农具达105种。农具进一步细化，出现了适应区域耕作的的专门工具，如江南水田平土用的刮板和中耕农具———耘荡，播种和施肥联合作业的下粪耧种，由麦笼、麦钐、麦绰3部分组合成的收割作业农具，高效的耧锄，以及一机多用的水轮三事等。一些农具附件的发明扩展了农业的动力来源，使得畜力、水力、风力在灌溉、排水和农产品加工中得到普遍运用。明清时期，传统农业精耕细作程度愈来愈高，农具得到新的改进发展，一方面，发明出新的精细区分功能的工具，如明末的代耕架、北方的露锄、南方的塍铲、虫梳和除虫滑车等。另一方面，随着钢铁冶铸技术的发展，既有的农具相关部件的质量也不断改进。早期简陋农具的发明让人类告别依靠采摘和渔猎生存的生活方式，传统精耕细作农业时期的精细农具则让人类的生产力发生质的飞跃。农业工具不仅适应了精耕细作农业生产的需要，也充分体现了中国历代劳动人民的勤劳、聪明与智慧，是记录人类征服自然、利用自然，提高繁衍生命能力，形成人类文明的重要记忆载体，这类农业文化遗产积淀深厚、内容丰富，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价值。

(二)艺术审美价值

人类为生产而发明的农具同样也体现着人们对美的追求和认同。在各类展览馆、博物馆中，无论是古代的壁画、画像砖、陶器表面的纹饰，或是绘画、诗歌、文学作品，或是缩微工艺品等，大量的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以其独特的艺术美感被广泛运用，给人们带来视觉和心理的美好感受。一方面，农具丰富的造型、材质、色彩、工艺、功能等，体现了其所在区域浓郁的乡土文化气息，其简练优美造型、美观大方的样式，与当地的文化风格相吻合，蕴含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美感。另一方面，农具与农业生产、农村生活、农民生活方式紧密联系，与各地区地貌、气候等自然地理条件相适应，代表了当地的风土人情，具有强烈的乡土审美取向。如江南地区木质的水车、风车、船型的秧马;中原旱地农业区的三脚耧车、木质平板车;山区的水磨、水碾、水碓等，无不具有鲜明的地域美感。《中国民间美术全集·器用编·工具卷》中收集有大量农具实物图片，较为全面地记录和反映了农具的美学鉴赏价值。农具体现出朴实、低调、不张扬的美，它与现代文明的时尚美、潮流美不同，内敛而沉着、质朴而灵动，它象征着农耕时代人们恬静、自足的生活状态，能使人体会平静、悠远与和谐的心境。

(三)文化旅游价值

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具有参与体验性、农耕象征性等，与旅游活动的“游、购、娱”三要素充分契合，体现出丰富的文化旅游价值。传统农具是乡村旅游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通过展示农耕文明、参与农事操作等，为游客提供良好的旅游环境和多彩的旅游体验。例如灌溉用的脚踏水车、手摇水车，整地的曲辕犁、铁搭，平整水田的耙耖，插秧的秧马，除草的草鞋耙，保护用的竹马甲、蓑衣斗笠等，不仅制作精巧、造型独特、富含智慧，也适合作为旅游活动的参与项目进行开发，这也为乡村旅游业的发展提供难得的优势资源。利用农具优美的造型制作旅游购物品，丰富旅游购物活动是农具文化旅游价值的又一体现。农具象征着与人们渐行渐远的农耕文明，农具造型的工艺品具有良好的纪念价值和审美价值，开发与农具文化遗产相关的工艺品，可以使传统技术能得到传承，产生经济效益。如，山东临沂一家传统农具工艺品厂，把过去的农具按照比例缩小成微型工艺品，然后推向市场，让这些土掉渣的传统农具工艺品走向了全国。［1］一些微缩农具还可以作为幼儿玩具、教具、收藏品、旅游纪念品、展品等等，成为进行传统文化宣传、教育、研究、保护，以及弘扬当地农业文化的良好载体。旅游业是文化与经济相交融的新型产业，也是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实现其重要经济价值的领域。现在许多发达国家已经认识到“无论是有形文化遗产，还是无形文化遗产，都应该在确保文化遗产不被破坏的前提下，尽可能进入市场，并通过切实可行的市场运作，完成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及其潜能的开发”［2］。通过开发利用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的文化旅游价值，可以实现保护和经济开发的良性循环。

(四)教育传播价值

传统农业时期，农具充分考量了特定历史时期农业生产的宏观环境、科学技术发展状况、社会的审美旨趣、使用人群的生理特征以及农具自身发展的历史等诸多综合因素，其中蕴含的历史文化、科学知识、艺术审美等都具有重要的教育传播价值。优秀的传统文化以历史文化遗产为客观载体，是弘扬民族精神活力不竭的源泉，以传统农具为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农耕文化，凝聚了传统农业文化的精华，对于弘扬民族精神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具有直观、形象、生动的特点，通过参观历史文化遗产展览，认识掌握传统农业工具的使用方法，可以从中了解历史、陶冶情操，丰富精神文化生活，提高科学文化素质。劳动人民创造的精巧农业工具文化可以广泛用于个体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传统农具的设计理念，精巧构思可以为启发现代农业科技教育提供思路。近代以来，随着以机器生产为主的现代大农业的发展，传统农业工具在生产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实际功能已经逐渐衰退甚至消失，一些在历史上曾经发挥过巨大贡献的农具，如风车、水车等，由于体积庞大、功效有限，很难跟上工业时代的农业生产步伐，在生产中逐渐淘汰，但仔细考察农书著作，如《耒耜经》、《王祯农书》以及相关其他考古记载，人们发现中国古代农具设计蕴含着朴素的生态自然观思想，在设计制作上表现为追求易于使用、从已经认识的自然界中寻找动力代替或减轻人的劳动、就地取材、仿生设计、融入自然等一系列“天人合一”的理念特点。［3］所有这些传统农具中体现的低碳环保理念、广泛的材料和动力源利用思路等，都可为人类设计制造出新的科学、环保、高效的现代农具带来启发，提供借鉴，其现代教育传播价值依然丰富。

三、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方式

目前，收藏和展示农具实物、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制作农具艺术品、在相关的节庆活动中展示利用等，成为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的主要保护与利用方式。

(一)博物馆、农具馆、私人藏馆收藏传统农具

实物类的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主要分散在“文物保护单位”“历史文化名镇(村)”“馆藏文物”等各个彼此不同的遗产保护体系中。博物馆及园区展示式保护是目前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的主要保护利用方式之一。各级政府、科研机构和乡村集体等是这些机构的主要建设主体。除中国农业博物馆(约有藏品10000余件)、中华农业文明博物馆(有古代农业生产工具1000余件)外，政府和集体在贵州、云南、广西、内蒙古等省、区建立了10多个生态博物馆［4］，同时还建有农耕文化博物馆、农耕文化生态园、农具博物馆、农具展览馆等项目(表2)。其中，农业发展较早、经济较为发达的华东、华北地区的农具收藏保护机构较多。这些机构通过建造博览园、文化生态园等方式集中保护和展示农业文化遗产，把农具展示与旅游休闲活动紧密结合，将“固态”的农业文化遗产加以“活化”。此外，在工具类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过程中，一些热心文化事业的个人积极参与保护，其中既有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的有识之士，也有关注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社会经济价值、文化价值的收藏家，还有与农业生产关系密切的农民个人，他们在全国各地收集、保存了大量农具实物，并开展专题性遗产展示(表3)。如，农业考古和茶文化专家陈文华在江西婺源上晓起村发现并建立了传统水力捻茶机园［5］，江苏盐城风车展示园复制展示已失传的16部大风车、牛车、踏水车等传统农业生产工具，让珍贵的农业文化遗产得到从实物到制作和使用技艺的系统保护和传承。

(二)政府部门将部分农具制作技艺纳入非物质文化遗产

2009年，国务院批准文化部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多个省市区的文化厅、文化局设置非遗处、非遗科，并在下属机构设立非遗保护中心。一批有关农业工具的制作工艺被列入全国及省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中蒙古族勒勒车、拉萨甲米水磨坊、兰州黄河大水车和竹编、柳编、木船制作、马具制作等农业工具制作技艺入选名录(表4)。此外，入选各地省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的传统农具制作技艺还有:木船、乌篷船、渡水腰舟、木帆船、桷蓬、桦树皮船、哈萨克族“独木船”、羊皮筏子、撒拉族皮筏子等水上交通运输工具及船模;柳编、竹编、草编、篾编、蒲编、藤编、竹芒编、柳荆编、条编、杞柳编、苇编、蒲苇编、瓷胎竹编、竹麻编扎、旺草竹编、竹木编、朝鲜族稻草编、玉米皮编织、麦草编等编制农用工具;鱼簖、渔网、鱼叉、渔灯、船用绳结等渔具;风车、水车、龙骨水车、戽桶、手摇水车、吊乌、维吾尔族库甫(水瓮)、水力机械、天车等工具;斗笠、马尾斗笠、瓦寨斗笠、凉帽、蓑衣、草鞋、棕衣等劳动保护工具;木垄、木犁、谷桶、麦梗、麦梳、耙、箍蓝、桑杈、飏车、石碾、水磨、石磨等农业收获加工工具;太平车木制四轮车、古马车、大轱辘车、风匣、俄式马车、木轮牛车、达斡尔车制作、爬犁等陆上运输工具;马具、驼具、畜力车套具、驴套具、马鞍具;镰刀、双王镰、猎刀、阿昌刀、藏腰刀等刀具。一些富有地区特色的农业工具制作技艺也被列入区域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如莛子编织、麻绳制作、藤甲胄编织、鱼囤子编织、糜子笤帚扎制、麻鞋编织、箍桶技艺、风箱制作、铁器铸造、橡木酒桶、酒篓制作、弹棉花工具、匏器制作;糊仓技艺、竹扎技艺、制缸烧造技艺;连杆、扬叉、钎棍，扁背、短打杵，塘窝、簸箕等。广西南宁市隆安县的那桐农具节、山西繁峙耕作工具交易大会、云南保山市丙麻犁耙会有三大农具节也被列入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

(三)对传统农具进行艺术品制作

农具艺术作品的制作体现了普通民众的创造力，也是对农耕文化的记录，主要包括实物或微缩农具模型制作、农具工艺品制作、农具绘画、农具的制作使用专题记录片、农具图鉴绘制等。小农具模型制作是指以模型的形式将传统农耕时期使用的农具进行缩微艺术制作，既可用木、铁，也可采用其他工艺品材料如竹、芦苇、稻草、铸铜等。通过制作微缩农具模型，一些地方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益。如海宁市将小农具模型制作技艺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浙江平湖市新埭镇鱼圻塘村退休老教师于照发利用编织条、稻草、竹子等废弃物精心制作70多件农耕器具模型，自发办起一个古农具模型展，传承农耕文化。重庆市合川区退休工人刘池明制作千件农具模型予以集中展览。另外，通过绘画或视频的方法，将一些传统农业工具的结构、使用方法、美术和工艺价值等进行完整的展示和呈现，这些画作和专题片成为一种新的农具文化遗产的保护载体和方式。如山东济宁市农机所周昕编绘的《中国古农具图鉴》百米长卷，在“首届农业考古国际学术讨论会”上进行了展览，受到专家、学者的肯定和好评，被誉为科技与艺术合一的巨幅古农具科技图谱画卷。深圳地区的老木匠文业成在空闲时间把自己用过、做过、见过的老宝安地区的传统农具样式及其制作方法一一绘制出来，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材料收集，制作出一部分老农具，举办农具展览。2011年“农业遗产的启示”专题片中也有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制作使用的动态展示。

(四)通过节庆活动对传统农具进行活态化保护

农具是生产工具，与农民的生产、生活高度关联，百姓在农具的制作、卖卖、使用过程中形成的大量地方习俗也是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的重要构成内容，单独举办的农具文化节庆，或与各地农耕文化节庆、开耕节等结合起来的农具节庆活动等，均成为对传统农具文化进行活态化保护传承的主要形式。各地开展农具节庆活动的内容、方式和重点各有不同。始于唐代的广西桂林灌阳“二月八”农具文化节，起初民众只是相约二月初八到灌阳县城赶庙会，并借此机会进行各种农具交易。随着参加庙会的人越来越多，逐渐演变成农具及农副产品交易会，农具节也因此形成并于清朝达到顶峰，形成灌阳一道独有风景［6］。农具文化节上，不仅有专门的农具实物展示，还有农具使用竞技活动，如扭扁担、板鞋竞速、挑担子比赛等。广西隆安县那桐“四月八”农具节是明朝万历、天启年间古骆越人举行“石铲祭祀”活动的延伸，至今已有几百年历史，该节庆活动集民俗、文体、商贸活动于一身，被列入广西壮族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7］。农具节上安排独特的“祭石铲”“祭稻神”“招稻魂”“驱田鬼”“求雨”等一系列娱神文化活动，将稻作农具的使用与稻作文化融为一体，成为节日的核心活动。云南纳西族棒棒节是丽江的传统节日也是竹木农具的交流会，各种竹、木、铁农具品种繁多，既展示了当地的农具文化，也促进了农具的进化发展。在一些综合性的农耕文化节中，农具文化遗产的区域特色展示成为重点内容，如北京密云农耕文化节、甘肃庆阳农耕文化节、湖南耒阳农耕文化节等都是在全国范围内具有代表性的农耕文化节，这些农耕文化节有各自的区域代表性，展示的农具也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如密云以北方农耕文化为主，庆阳以西北农耕文化为主，耒阳以南方农耕文化为主。再如，浙江云和举行云和梯田开犁节，有大量江浙地区的农具实物和农具使用的展示，反映出云和梯田原生态的自然景观和丰富的历史遗存，提升和丰富了云和梯田的文化品质。随着时代的进步，农具节活动也增加了现代元素，如浙江余姚农机博物馆每年举办农机文化节，有百米长卷现场作画、农机文化探源及体验实践、农机知识竞赛、收割机操作技能大比武、“农机杯”中国画大奖赛、“农机杯”征文比赛等［8］。这些都是对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进行活态化保护传承的新方式。

四、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改进

近年来，政府和公民的文化遗产保护意识不断增强，人们开始关注农业文化遗产，有关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的调查和研究也正逐步展开。文化主管部门、科研机构、旅游经营管理单位、村镇集体、村民个人等，都在不同层面开展了各种形式的保护活动，推动了对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和开发。然而，工具类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存在途径方法单一、缺乏系统性等问题，突出表现在保护对象偏重器物层面，开发利用形式过度依赖旅游业。提高对此类遗产的保护利用的能力和水平需要从工具收集、制作到理清与农业生产、农村生活的关系等方面进行系统的梳理，深入挖掘其历史和区域特色，同时，要将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融入到农业遗产保护的整体体系中，多途径、多方式开发利用，避免过度依赖旅游。

(一)深入挖掘时代和区域特色

中国传统农业工具具有典型的时代特征和区域特色，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区的农具造型、功能各有千秋。从石制农具到铁农具再到风力、水力、畜力工具;从点播棒到三脚耧车;从杵臼到碓臼再到石磨;从“二牛抬杠”到直辕犁再到曲辕犁，中国传统农具的改进发展具有显著的时代特征，这其中包含着大量劳动人民的聪明智慧，值得深入挖掘和梳理。在区域特色方面，中国南北农具、水旱农具特点鲜明，如，南方农具经过长期的改良发展，逐步适合江南水田耕作的地理、地质、气候条件，发明了江东犁、龙骨车、稻床、连枷、砻磨、风车等，种类齐全、数量众多，自成体系，极具典型的区域文化特色。而北方旱地农具、滨江滨海地区的渔业农具、草原牧业农具等都同样具有鲜明的区域特色。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的历史和区域特色明显，但由于文化生存的土壤发生了根本上的变异，原本突出的特点和优势也逐渐消失。一方面，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得人们摆脱了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众多传统农具被现代生产所淘汰和丢弃，在生产中难寻其踪;另一方面，随着现代生产力的发展，温室、保护地生产技术的发展，现代农具的改进使用等都使得农具的区域特色不再明显。目前，各地的农具文化的保护和利用由于大多停留在器物层面，缺少与农具发明使用地区区域文化的结合，因此，保护和利用好此类农业文化遗产，需要深入梳理挖掘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的时代和区域特色，还原和再现农具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制作、使用、改进和传承，在注重农器实物的收集的同时，对制造工艺、名称演变、使用范围、使用特点、对区域农业价值，以及人们在使用农具过程中形成的风俗信仰进行同步的整理、提炼，才能达到系统保护利用的目的，从而让各地的农具文化的光彩再现。

传统农业文明篇9

[中图分类号] S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1650（2016）08-0065-01

福建省三明山区是福建省的内陆地区，地处偏远，自然条件差，基础设施建设落后；在农业经济发展结构中，低效农业产值所占比重仍然较大，农业产业化水平低，传统农业仍占主导地位，高新农业、现代农业才刚刚起步。当前，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已进入关键阶段。由于区位、历史和自然条件等方面原因， 三明山区随着宏观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深化，近几年在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上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农村产业结构日趋协调、优化，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有了较好的基础。但是，地处山区的大多数三明各县，由于基础设施建设、思想观念、市场信息和农业科技水平等问题，虽然农村经济结构调整有些成效，但还大大落后于沿海地区。为此，新形势下，如何以现代农业发展的观念改造升级传统农业技术发展的理念，积极推动三明山区的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为三明山区探索一条符合三明山区地域特征、产业特点的农业产业发展之路，促进三明山区农业经济长足发展、协调发展尤为迫切。在此，本文根据当前三明山区一些县农业产业发展的现状和特点，客观地分析了三明山区农业产业发展优劣态势，探索农村经济结构调整问题、方向、途径、对策，对今后三明山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和方法提出了一些新的思路。

1 优化升级传统优势农业产业

三明山区各县长期在自然条件，历史人文条件、传统耕作模式的影响下，形成了如建宁莲子、建宁黄花梨，永安笋竹、清流赖坊花生、清流豆腐皮、明溪淮山、明溪肉脯干等具有区位优势、一定市场优势的传统特色农业产业。特色农业作为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内容，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区域优势。改变传统的低效、粗放型增长方式，可以通过大力推广农业专业合作社及家庭农场经营模式，把农村各产业以及农业生产经营的各个环节紧密衔接起来，能有效地解决广大农户组织化程度低、进市场难的问题，实现农业资源的优化配置，以市场为导向，适度扩大农业生产经营规模，有效整合资金、技术，实现农业经济的发展。在三明山区传统的农业发展当中，由于科技力量渗透不够彻底，现代化技术的运用不够娴熟，不能够使三明山区各县传统的产业优势得到强化。对传统农业那种粗放式的发展进行调整和转换，利用科技带动农副产品的深加工、精加工，建立品牌，利用品牌的龙头功能，同时再增强与市场的接轨力度，推动农产品规模化、集约化以及品牌化发展，实现高质量的产供销一体化，实现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并且提高整体经济效益，促进特色农业产业的发展。

2 提升主导农业产业

三明山区农业产业结构中，长期的发展形成了以粮食生产和烤烟生产为主导产业的农业产业结构。烤烟生产产业是三明山区根据特殊的地理条件，由政府主导推广发展起来的。烤烟产业，已经成为了三明山区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成为了三明山区的支柱产业。而粮食产业是保证人们的基本生活需求的基础产业。农业产业调整中，应当使用新型的高科技技术推动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和生态创新三位一体的发展。在粮食生产方面，要保障粮食安全，落实惠粮政策，稳定粮食生产；一是抓好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在农业相对集中的基本农田保护区，对农田基础设施的田、路、渠（沟）网进行科学规划。二是积极推广应用农业“五新”技术。大力推广新品种、新技术、新肥料、新农药、新机具，注重引进新的农业品种、技术、理念。烤烟生产方面积极引进烤烟优良品种，大力推广烤烟生产先进技术，完善烟田、烤房等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了种植效益和烟叶质量，提高农民收入。

3 因地制宜发展新特农业产业

随着新的形势发展，新技术对农业的渗透，近些年三明山区各县新兴了不少农业产业，主要有：茶叶、苗木、花卉、肉牛、肉羊养殖等，这些项目在当地有一定的规模，取得了很好的发展，成为了三明山区特色农业产业。三明山区在今后的农业产业发展中，应在不放松粮食生产和发展的同时，围绕当地烟叶、食用菌、林竹、畜禽以及果茶等主导性的产业，因地制宜引进新项目、新技术，发展闽台农业 、生态农业、设施农业、休闲农业、观光农业、特色农业等，推进农业产业向现代农业快速发展。三明山区应根据本身特定的区位、自然生态等优势，不断调整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在农业产业项目选择中要充分发挥该地的区域资源的优势，需要着眼构建现代生态农业，做好山区农业生态环境的保护和综合开发利用。由于时代的发展和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城镇化的加快发展使得许多年轻人都放弃了农业的生产，从事农业生产的人们越来越趋于老年化，而且由于农业生产上资金和技术力量的缺乏，从某种程度上也是对农业发展的一种阻碍。因而要想全面的推进农业产业的发展就必须从多个方面来对其进行调整。首先可以在土地制度上进行创新，改善人地矛盾，促进土地合理流转，实现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建立良性的生态系统，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一要引导农业的市场化，即把农业的生产与营销置于市场机制基础之上。二要推动农业的社会化，包括农业生产经营规模的适度扩大，以及把农业生产、加工、分配和流通等农业再生产环节有机地结合起来。三要实现农业的高产出化，即加大资金和技术的投入，通过结构优化、技术进步和科学管理，提高农业经济效益。

4 小结

本文是基于我对于三明山区地理特点的基础之上展开的，在文章当中我首先是论述了优化升级传统优势农业产业，而后又分别从提升主导农业产业和因地制宜发展新特农业项目这几个方面论述了推动三明山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新思路。然而宥于个人知识水平的限制，在本文当中我并未能够对三明山区农业新思路的问题进行全面详尽的论述，仅希望能够起到一些抛砖引玉的作用。

传统农业文明篇10

除了云和梯田农业系统之外，还有黑龙江抚远赫哲族鱼文化系统、广西隆安壮族“那文化”稻作文化系统、新疆奇台旱作农业系统等传统农业生态模式也被列为第三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这些传统农耕文化都遵循“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因地制宜、天人合一等朴素的农耕思想，在长期的农耕活动中，祖先们尊重生物多样性，并赋予了这些农耕系统以深刻的生命意义和精神价值，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精神，体现了“蚂蚁抬土”“愚公移山”一般的坚忍不拔的精神，这也是我们当下时代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农耕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起源，各种传统农业系统是中国人民千百年来经验与智慧的结晶，是保持中国文化魅力的关键、创新中国特色文化的重要资源。

2014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农耕文化是我国农业的宝贵财富，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不能丢，而且要不断发扬光大。农业文化遗产则是世代传承的具有重要价值的农业技术与知识体系，是传统农业系统中的精华。

然而不容忽视的是，当前我国农业文化遗产以自然状态自生自灭者居多，若不重视保护难免濒危。”

在上世纪60年代，海南羊山地区原有野生荔枝母本群6万亩之多，形成了世界罕见的野生荔枝母本群，有130多品种，其中58个品种为优良品种，是中国乃至世界有名的荔枝种质资源库，具有重要的科研价值。

而自1990年至今，农民被利益驱使而砍伐荔枝木，改种或嫁接古荔枝。曾经随处可见的百年以上荔枝树，如今砍伐严重，羊山古荔枝群农业生态系统被人为严重地破坏了。

另一方面，农村大量青壮年劳动力离开土地，传统的生活方式，世代相传的技能技艺，与农业相关的民俗、礼仪等面临着后继无人、断代消失的威胁。

为此，2012年3月农业部正式启动了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发掘与保护工作，并于2013年5月公布了首批19个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至今已经公布了62个中国重要农业文化保护遗产名单。

保护农业文化遗产已经成为“国家行为”，正式列入中国政府有关部门的日常工作，那些由祖先在历史上创造，并以活态形式原汁原味传承至今的、最典型、最优秀的传统农业生产系统，受到了来自中央政府的保护。

中国的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走在世界前列，目前共有31个传统农业系统入选联合国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名单，中国有11个，居世界之首。

保护农业文化遗产对工业化浪潮下农业和生态的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参照意义。

当前建立在以消耗大量资源和能源基础上的现代化农业造成了农药残留和对土地以及水资源的危害，这使得农业生物多样性大大减少。

然而一些传统地区的传统农耕方式在适应气候变化、供给生态系统服务、保护环境、提供多种产品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污染，其农业系统内部即可达到平衡，从而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传统农业文明篇11

(二)农村文化与城市文化的不均衡发展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转型和现代化进程加快，我国城乡文化差距不断拉大，发展不均衡特点更为突出。具体表现为，城乡文化资金投入失衡，城乡文化资源配置失衡，城乡文化服务失衡，城乡文化消费失衡，城乡文化人才严重失衡。［3］“统计显示，我国城市文化投入占全国文化事业费的70．6%，农村仅占29．4%;城市人均文化事业费达到了33．27元，而农村人均文化投入只有12．1元。”［4］资金投入不足已成为制约农村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与城市相比，农村文化基础建设较为薄弱，存在设施陈旧简陋，软件建设落后于硬件建设，利用率低等问题，农村文化建设流于形式的现象较为突出。农村文化教育设施匮乏，现代化的电视网、宽带网、通信网等网络设施严重不足。在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中，原有的文化资源和文化活动悄然退出，而新的能满足农民精神需求的文化活动缺失。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深刻地改变和影响着城乡文化，逐步形成了城市文化的强势地位并不断改造和解构着乡村社会的文化价值，农村文化在城市文化的强势冲击下日渐边缘化。伴随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城市文化优势地位凸显，不断通过传媒、教育、市场、人口流动等各种途径向农村辐射，形成了对农村文化的巨大冲击。与此同时，农村文化却在机械接受、模仿城市文化中走入了迷失的误区，在对城市文化的简单复制和追随中失却了特色，面临着被强势城市文化挤压、挤占而萎缩、退却的困境。在城市文化的辐射和市场经济的推动下，农民在农村文化中失却了表达自己的话语权，逐渐失去了对这种文化的认同，迫切需要发展自己的文化重建精神家园。

(三)农村文化与人的疏离改革开放以来，“民工潮”的出现，中国快速城镇化和人口非农引致农村空心化问题日趋严峻。“空心村”的出现客观上形成了农村文化与人的疏离，造成农村文化发展主体缺位，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农村文化建设的难度。“空心村”状态下青壮年外出打工造成农村文化发展主体缺失，农村的留守群体“386199部队”对文化基础设施使用率偏低，已经建立起来的农村活动室，图书馆不少处于闲置状态，成为花架子工程。由于工作、居住环境和现实生活心态的张力，农民工成为游离于城乡文化之外的文化流浪者，受自身文化水平、生活习俗和社会制度等因素的影响，他们在城镇化过程中难以融入当地社会，离土离乡导致其对乡土文化的认同度不高。任由这种状况继续发展下去，农村文化建设难免流于空泛和形式。农村文化与人的疏离还体现为农村文化发展中忽视主体文化需求，导致文化发展难以激发人的参与热情，或在参与中难以发挥人的积极性、主动性造成隐形主体缺位。这种隐性主体缺位对农村文化发展的影响更为恶劣，往往虚耗了大量的文化投入，造成文化资源浪费，使农村文化发展流于形式化，文化建设效益低下。农村文化建设要依靠主体的自觉和能动参与才能发挥文化软实力作用，但是在当前的文化发展中，文化滞后固化了文化主体素质低下和能力不足问题，使农村陷入文化与人的疏离的恶性循环模式。文化发展主体的缺失和能力的匮乏使文化难以发挥精神支撑和价值引导作用，不利于新农村建设全面和谐发展和城乡统筹目标的实现。

二、城乡统筹下农村文化发展的出路

文化发展是人类行为与环境互相适应的动态过程。突破城乡统筹下农村文化发展困境，需要理清思路，抓住关键，选准切入点，实行重点突破，使人类行为在理性指导下不断适应环境变化要求，推动农村文化进步与发展。

(一)以先进文化引领，形成冲破农村文化困境的精神支柱以先进文化作为观念指导，结合农村社会的实际发挥文化规范引导、凝心聚力功用，对于冲破转型条件下的农村文化困境具有根本性意义。先进文化是符合人类社会发展方向、体现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反映时代进步潮流的文化，因而先进文化具有历史性和时代性特点，当前中国先进文化指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它源于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植根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反映与体现当代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其内核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先进文化能为新农村营造文明的社会风尚，塑造合于时代的价值理念和精神，为新农村建设培育新型的高素质的现代化农民，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培养合格的建设者。用先进文化武装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要求，也是新农村文化发展的根本出路。冲破社会转型下农村文化困境，切实发挥文化凝聚力作用，必须以先进文化引领社会风尚，发挥先进文化的精神支撑作用。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为指导，为新农村培养造就高素质的建设主体，树立营造文明的社会风尚，形成建设新农村的强大内聚力，为农业现代化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持、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

(二)传承农业文明，发展乡土文化，夯实城乡统筹下农村文化的根基农业文明为基础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农村文化生存之基。多元文化包围中农村文化的发展，不是回归传统文化，而是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用现代元素加以改造，在传承中弘扬、发展农村乡土文化，夯实农村文化根基。传承农业文明要注重结合运用当地农村文化资源和农业资源，结合时代特点和现代需求进行现代价值挖掘，并赋予其丰富的时代内涵和多样的表现形式，增强农村文化发展活力和生命力。要重视教育在当代农村文化传承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在城乡统筹战略下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和扶持力度，通过倾斜性的政策吸引和制度供给形成稳定农村教育人才的保障机制，实现城乡之间教育资源、人才资源的合理流动。同时，还要推动农村传统文化的现展，实现传统农业文明的现代转轨。要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要求创造性地转换传统的文化和价值体系，使传统文化的合理内容与现代社会生活结合起来，如农业文明中的群体和谐观念和道德教化，在现代社会中就具有积极意义，可以弥补现代文化的个体倾向和疏离状态，在调整社会秩序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要推动农业文明与农民现代生活联系，以市场经济，法制，科学等现代元素，赋予传统文化新的时代内涵，创造性推进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丰富现代农村文化内容。

(三)以文化资源整合、创新提升农村文化发展水平，形成文化发展特色优势文化资源的整合是多元文化共存下农村文化发展的必由之路。农村多元文化的客观存在及其对农村社会的现实影响要求必须对其进行整合，以促进农村文化良性发展，形成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合力。由我国的社会性质决定，当代中国农村文化资源整合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文化在农村文化资源整合中的主导地位，发挥其甄别，发展，批判，净化功能，为农村文化顺利整合提供方向保证和可行路径。在城乡统筹战略下农村文化资源整合，要在充分利用、整合传统与现代资源、城乡文化资源、中外优秀文化资源的基础上，以现代要素拓展文化载体、丰富文化内涵，不断提升文化发展质量，在整合中增强农村文化发展整体实力和水平，形成农村文化发展特色优势。另一方面，文化创新是形成农村文化发展特色优势的重要保证。创新是农村文化发展的核心和动力，是农村文化的兴衰关键。只有创新农村文化，才能把农村宝贵的文化资源优势变成现实生产力，形成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强大推力。农村文化创新要植根于农业文明和乡村传统文化，以城乡统筹下多种文化资源及其整合为基础，以农村广阔的文化市场为依托，形成农村文化发展的特色优势，真正实现城乡统筹下城乡文化共生共荣的文化发展目标。农民是文化创新的主力军，要以广大农民作为文化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坚持文化发展反映和体现农民的文化需求，充分调动农民群众参与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激发农民在文化发展中的创新意识，培育其文化创新能力。

传统农业文明篇12

【作 者】周艳鲜，百色学院教授，广西民族大学博士研究生。广西百色，533000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6）06-0082-007

一、前 言

谚语是运用隐喻手法，采用固定、便于记忆的结构来反映智慧、真理、道德与传统观念，被代代相传下来的短小精炼而众所周知的语句。[1 ]4它是口头传统的一种主要类型，是人类珍贵的文化遗产。在浩如烟海的谚语宝库中，农业谚语是最为丰富的。我国农业历史悠久，古代农书中记载有大量的农谚，例如，北魏的《齐民要术》中有“耕而不劳，不如作暴”，汉代的《田家五行》中有 “六月不热，五谷不结”，等等。人类先民在长年累月的农业劳作中经过反复实践验证，获取了大量的宝贵经验与知识，摸索出了农业生产的种种规律，然后把这些都浓缩到形象、生动、简短的语句中去，由此创造了丰富的农业谚语。

壮、泰民族是古老的农业民族，他们的先民在漫长的农耕历史中形成了以稻作文化为主体的传统农耕文明。覃圣敏提出，壮泰民族传统文化的代表是稻作文化，这是壮泰民族传统文化的最大共同点。[2 ]黄凤祥、徐杰舜认为，壮族先民创造的稻作文化对泰国泰族和东南亚其他一些民族产生了深远影响，壮泰族群千百年来保持了共同的稻作文化形态，成为其他各种文化现象同质化的根源。[3 ]学者们从不同视角、用不同学科方法、以丰富的资料反映了壮泰民族传统农耕文明和稻作文化的亲缘性、同源性和本质上的差异性。那么，农业谚语能否折射壮、泰民族的传统农耕文明，能否反映两个民族传统农耕文化的渊源关系？

韦达论述了壮族谚语蕴含的人生经验，将农业谚语称为“壮族农业发展的教科书”[4 ]，蒙元耀认为壮族熟语“取材于壮乡的生活实际，反映壮家人的生活本色” [5 ] 9，泰国学者（乌顿潘・阿曼吞）主编的（《泰国谚语精编》）（2013）阐述了农业谚语的来源及文化背景，[6 ]（斯瓦潘・派林）编著的（《俗语分类》）（2008）对农业谚语进行归类解释 [7 ]。但文献阅览显示，目前，针对壮泰农谚的专题研究非常有限，关于两者的比较研究几乎没有。作为壮、泰民族传统农耕文明研究的重要语料，壮、泰语农业谚语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和深入研究。本研究解读壮、泰语农业谚语中壮、泰民族的传统农耕文化，并对其异同进行对比分析，从而进一步探究两个民族传统文化的渊源关系。

二、农业谚语中壮、泰民族的传统农耕文化特征

梁庭望认为，“水稻人工栽培法发明以后，逐渐主宰了越人先人及其后裔的整个生活，在生产技术和耕作方法、饮食结构、语言文学、人生礼仪、、风俗习惯、思想观念、民族性格等方面形成了浓郁的稻作文化，绵延至今。”[8 ]

为了较为全面地反映壮、泰民族传统农耕社会的总体面貌与基本特征，本文从农业生活、农业结构、农业技术与农耕习俗等四个方面进行论述。

（一）农业生活

覃乃昌提出，在“那”文化圈生活的主要是壮侗语族群，包括中国壮族和泰国泰族，其主要文化特征是以稻作为主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以“那”（稻作）为本的传统生活模式 [9 ]40-47。以下两组谚语反映了壮、泰民族相似的农业生活形态和共同的生产习俗。

1. 壮族的传统农业生活

（1）Bak saeh hong guh bonj，maenz aeu gwn guh mbwn.百业农为主，民以食为天。

（2）Fouz hong mbouj onj，fouz haeux mbouj an，fouz buenq mbouj fouq.无农不稳，无粮不安，无商不富。

（3）Guhhong mbouj liz gyaeuj naz，canghbuenq mbouj liz hangzdaeuz.农夫不离田头，商人不离行头。

（4）Mbouj ndaem naz，mbouj ndaem reih，youq lawz miz haeux hau gwn.不种田，不种地，哪有米饭吃。

（5）Hong naz beij mingh raez.农活比命长。

（6）Gaj mou hwnj hangz，ndaem naz nab liengz.杀猪上行，种田纳粮。

壮族是一个传统的农业民族。自古以来，壮族“据‘那’（田）而作，随‘那’（田）而居，依‘那’（田）而食”，他们日出而作、日暮而息，世世代代过着自耕自食、自给自足、勤劳节俭的农耕生活。壮语谚语Laeng mbanj miz dah，naj ranz miz naz（村后有河，屋前有田）生动描写了壮族农家的田园风光与人居环境，反映壮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审美追求。以上谚语中，第（1）（2）（3）（4）反映了壮族以农为主、以稻作为生的传统农业社会形态，第（5）是壮族传统农业生活的生动写照，第（6）记录了历史上封建中央王朝在壮族地区推行“土司制度”的“种官田”“纳官粮”的赋税政策。

2. 泰族的传统农业生活

农业自古以来就是泰族的传统产业。据兰甘亨大帝纪念碑碑文记载，泰族从公元1237年（佛历1780年）素可泰建立国家开始，农业便逐渐成为泰族主要的经济生活来源。[10 ]1261第（7）将农业比作国家的脊梁，说明其在国家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第（8）（9）描绘了农民在田地里辛勤劳作的场景；第（10）描写了泰人以土地为生的农业生活；第（11）（12）反映了泰人以农耕为主的生产形态，前句揭露了泰国封建王朝统治下劳动者受到剥削与压制的社会共性，后句源自一个关于勤劳的老农民用“分身术”提高种田效率的古代故事。

（二）农业结构

农业产业结构指的是农业中各生产种类所占的比重及其相互关系。作为传统的农业民族，壮、泰族大多依靠水稻种植为生，兼有旱地作物种植，并衍生了鱼类养殖、家畜养殖等多种生产活动。壮泰民族传统农产结构的这种相似性，在谚语中得到了印证。

1. 水稻种植与鱼类养殖

在壮语中，水稻种植也称为“种田”。根据《新华字典》的释义，“田”是种植农作物的土地，“种田”，广义上泛指以务农为生，谚语Caet cib ngeih hangz，ndaem naz guh vuengz（七十二行，种田为王）反映了壮族祖祖辈辈以水稻种植为主的农业结构，水田为挖塘养鱼储备水源，创造了鱼类养殖的条件。稻田养鱼是古老稻作民族的农业文化遗产，据《淮南子・原道训》记载，南方越人曾“陆事寡而水事众”，他们发明了水田和水塘养鱼，这种生产方式在古越人后人（壮族）生活的地区沿用至今。泰人也有水田、水塘养鱼之俗，兰甘亨大帝纪念碑碑文曾记载：“在兰甘亨大帝的黄金时期，水里有鱼，田里有谷…”[10 ]1261这充分表明，壮泰民族先民早就认识“稻鱼共生”的好处，他们创造了很多描写“种田”和“养鱼”的谚语。

第一组：

（13）（壮）Bauh faex muengh faex ngaeuz，ndaem haeux muengh haeux henj.刨木望刨光，种田盼谷黄。

（14）（泰） 撒谷子望收成

第二组：

（15）（壮）Aeugwn haeux couh ndaem gyaj，aeu siengj gwn bya couh vat daemz.要想吃米就插秧，要想吃鱼就挖塘。

（16）（泰） 种田节省秧苗 做干鱼节省盐

第三组：

（17）（壮）Daemz miz bya，naz miz haeux.塘里有鱼，田里有米。

（18）（泰） 田里有米 水里有鱼

以上几组壮泰谚语意思相近，第一组表达了壮、泰族人播种之后期盼丰收的愿望，第二组反映了壮泰民族共同的种田插秧和养殖鱼类的生产习俗，介绍了壮族挖塘养鱼和泰族制作干鱼的生产活动，第三组描写了壮泰民族 “鱼米之乡” 的丰收时节。在壮语（南部）和泰语中，“田”发音为na21 和na33，“水”发音为nam32 和nam55，“米（谷）”发音为khau24 和 khaw41，“鱼”发音为pja33 和pla33， 这些证据进一步说明了壮泰民族传统农耕文化的相似性。

2. 旱地作物种植

除了水稻，壮泰民族也栽培旱地作物，但由于两地气候不同，播种品种与季节有所不同，而对大多数农作物的称谓，壮、泰语大多相同。[10 ]1369黄兴球通过植物命名研究提出，蕹菜、芥菜、芋头、稻、甘蔗等植物的同名佐证了壮泰民族是“同根生的民族”。[11 ]在壮泰谚语中共同出现的主要旱地作物有：薯芋、豆、瓜、甘蔗、香蕉等，例如：Biek doxlawh guh faen，maenz doxlawh guh ceh（芋的种子是芋，薯的种子是薯）和（芋按照种类 薯按照族系），Cingmingz gyaj，goekhawx duh（清明秧，谷雨豆）和（煮豆燃豆萁）等。其中，薯芋类是壮语谚语中出现最多的。研究表明，从新石器晚期开始，壮族先民一直栽培薯芋类作物，因此薯芋类作物可能是壮族先民最早驯化栽培的作物。[10 ]1161芋头的发音，在壮语（南部）为phurk55，在泰语为phiak55，薯的发音，在壮语（南部）为man21，泰语称为man22。壮泰族群对芋头称呼一致，对薯类作物也有相同的总称，说明壮泰族群对于芋头与薯类的认知是一致的，这是他们的文化共性的具体表现之一。[11 ]32-38

在粮食作物方面，玉米是壮、泰民族种植业中主要的经济作物，因而有谚语Loeg nyied haeuxyangz henj daengz ganj（六月玉米黄到蔸）和 （去掉玉米粒心剩下壳）等；在蔬菜方面，空心菜是壮泰民族种植的主要蔬菜之一，有谚语 Ceh byaekmbungj seng byaekmbungj，cungj cijboiq seng cijboiq（空心菜籽生空心菜，紫背种生紫背菜）、（空心菜汤去，莲茎汤来）等。有史料记载，泰族先民很早以前就开始种植蔬菜、水果与其他作物，在素可泰时期（佛历1800―1892年，公元1257―1349年）甚至有“种山种园”之说，《拉鲁巴纪事》也说阿瑜陀耶时代（佛历1893―2310年，公元1350―1767年）种植了多种蔬菜、水果与花卉。[10 ]1264在水果方面，泰语谚语中出现较多的是香蕉，例如，（砍香蕉不要留嫩芽）和（到处是香蕉粉蕉），说明泰国具有香蕉种植的漫长历史。此外，壮泰民族先民种植棉、麻等纤维类植物的历史也很悠久，产生了很多关于棉、麻种植和棉麻制品的谚语，例如：Goekhawx mbaet caz，laebcou sou maz（谷雨摘茶，立夏收麻）和（肚粮仓，肚麻袋）等。

3. 动物养殖

动物养殖是壮、泰民族重要的农业生产。《管子・牧民》曰：“藏于不竭之府，养桑麻，育六畜也”，意指社会繁荣。六畜，指的是牛、马、羊、猪、鸡、狗。壮语谚语Loegcuk vuengh，fouz cainanh（六畜旺，无灾殃）反映了动物养殖对农业民族的重要意义。壮族远祖的家禽饲养起源于新石器时代早期，猪、牛、羊、马是壮族畜牧业的主体，鸡、鸭是壮族养殖的主要家禽，而泰国养殖的牲畜主要有水牛、黄牛、猪和鸡鸭。[10 ]87-88大量的谚语反映了壮、泰民族养殖动物的种类、技术或经验，说明壮泰民族养殖业的相似之处，例如：Ciengx ma vih goeng，ciengx gaeq vih sei（养狗为公，养鸡为私）、Ndaw naz langh bit，non gip ndonqndiq（稻田放鸭，害虫全光）和（鸭鸣竟鸡）、（狗耍鸡），Cib max doengz ruq，mbouj lau rum geq（十马共槽，不怕草老）和（马踢椰壳），Ciengx yiengz roengz lwg lai，song bi rim gwnz bya（养羊繁殖多，两年满山坡）和（捉绵羊斗山羊），等等。

在壮族养殖的动物中，猪有其特殊的意义。壮族先民养猪历史悠久，考古发现，猪是我国迄今发现的年代较为久远的一种家禽。根据桂林甄皮岩人遗址考古发现，至今7500―9000年的甄皮岩人已经开始人工饲养猪，开创了瓯越故地家畜饲养业的先河。[12 ]69Ndaw ranz loeg seng mou guh daeuz（家庭六畜猪为首）说明猪在动物养殖中的地位，Ciengx mou baengh raemz，ndaem naz baengh gyaj（养猪靠糠，种田靠秧）介绍猪的饲养经验，Cab liengz baenz cang，mou biz rim ranz（杂粮成仓，肥猪满栏）是丰收年景的写照，“宰年猪过大年”是壮族重要的春节习俗之一。猪也是泰族养殖的主要家畜之一，一些泰语谚语以猪为隐喻意象，不仅生动形象地反映猪的本性，而且赋予其丰富的隐喻涵义，例如，（赶猪进圈）比喻为自己利益而摆布柔弱的人的行为， （泥土裹住猪尾巴）比喻懒惰之人，等等。

（三）农耕技术

壮族先民真正进入犁耕农业阶段大概是从汉代开始的。在岭南地区出土的陶车、陶牛和陶俑等考古材料，是壮族先民牛耕劳作的生动反映。广西出土的陶制耙田模型表明，南朝时壮族先民已经掌握了筑埂保水、漏斗排水、犁后加耙、平田播种、碎土深耕等一整套耕作技术 [10 ]1141-1143。

1.耕牛

“牛”是壮、泰语谚语中出现最频繁的一种动物，说明壮泰民族用牛拉犁耕作有着较为久远的历史，也体现了耕牛在两个民族传统农业生产中不可或缺的地位。我国牛耕技术始于春秋战国时期，是人类社会进入一定文明时代的一个标志，它标志着当时生产力的进步，说明农耕社会达到了新的高度。壮语谚语Laj riengh miz vaizcae，gwnngaiz mbouj yungh you（栏下有耕牛，吃饭不用愁）反映了耕牛对稻作民族的重要意义，而泰语谚语（岳父养牛，岳母养女）说明泰人饲养耕牛的普遍性。

壮泰民族先民在谚语中总结了耕牛饲养的很多经验，例如，Cawx vaiz gaej genj daez fag geuz（买牛莫选剪刀蹄）和（选牛看尾 选媳妇看妈妈），而Max mbouj miz loengz mbouj ndaej gwih，vaiz mbouj con ndaeng nanz rag cae（马无缰绳不能骑，牛不穿鼻难拖犁）和（丢了牛头断了牛鼻绳）不约而同地反映了牛鼻拴绳的方法，说明壮、泰族有相同的训牛习惯。传统的耕作中，壮族一般使用水牛，泰人既用水牛也用黄牛，而泰国高棉人却普遍使用牛为蓄力，一些泰语谚语来源于牛的历史典故，用以记录泰国高棉人与牛为伴，共同生活和劳动的经验与情感体验。例如，（住在一个牛棚的牛打架）不仅记录高棉人建棚养牛的习惯，并以共居牛群经常互相打架来比作共事的人们因不齐心而会产生矛盾。总之，牛是壮泰民族驯养的主要动物，是农耕社会缺一不可的耕作工具。壮语（南部）和泰语中，“牛”的发音极为相近，“水牛”发音为va：i21和khwaj33，“黄牛”发音为mo21和kho33； ko33，这是壮泰民族传统农耕文化相似性的一个重要证据。

2. 传统农具

壮泰民族使用的农耕劳动工具多种多样，大致分为耕地工具、灌溉工具、田间管理工具、收割与运输工具、脱粒加工与储藏工具等。壮语谚语Diuz soh guh gaenz，saenj goz guh ek（直木做锄把，弯木做牛轭）、Raeq naz miz fagcae，doegsaw miz ci bit（耕田一把犁，读书一支笔）、Fungbeiz ci haeuxgok，dwg fag dwg beb gag faenmingz（风车吹稻谷，是胀是瘪自分明）、Miz haeux gyawz lau fouz rum daem（有米哪怕没臼捣）和泰语谚语（进林别忘刀，去田别忘犁）、（打黄牛怨恨耙）、（牛脱了轭又进去耕地）、（镰刀在肚子里）、（推石臼上山）等反映了壮泰民族农耕工具的相似性。

3.耕作过程

壮泰民族的耕作过程从犁田、耙田、灌溉、撒种、育秧、拔秧、插秧、耘田、割稻、打谷、晒谷，直到收藏、加工等程序基本相同，生产工具也基本相同，但是种植的季节和田间管理有所不同。[12 ]110-117关于稻作过程的壮、泰语基本词汇中，有不少读音相似相近，例如，犁田，南部壮语（简称南壮）为thai33na21，泰语为thaj24na55； 耘田， 南壮为da：i22 na21，泰语为daj21na33；引灌，南壮为tho：i55nam32，泰语为to：j33 na：m55；插秧，南壮为dam33na21，泰语为dam33na33；收谷，南壮为kip55 khau42，泰语为ki：p35 haw41ka24；磨米，南壮为muk11hau24，泰语为。

这至少从语言学的角度反映了壮泰民族在水稻栽培过程中一些环节的相似性。记录耕作过程的壮语谚语很多，但相关的泰语谚语比较少见。

（1）施肥。土壤的质量会影响稻谷的生长与收成，Cien rap bwnh roengz reih，fanh gaen haeux haeuj cang（千担肥下地，万斤粮入仓），每一个农民都知道肥料的价值，将肥料比作“宝”“官印”，例如，Bwnh vaiz rum hoengzva，nungzgya song aen bauj（牛粪红花草，农家两个宝）、Dangguen baengh inq，guh hong baengh bwnh（当官靠印，做农靠粪）。Daeuhbeiz coq naz，haeux genq baenz gijmaz（地皮灰放田，稻谷胀又坚）介绍壮族先民越人采用的“火耕水耨”的施肥方式。

（2）犁耙。犁田耙地需要深入、细致，不可匆匆忙忙、漫不经心。Rauq naz yawj gyaeuj vaiz，cae reih yawj bak cae（耙田看牛头，耕地看犁头），Cae naz gvaq doeng，non noix namh mboeng（犁田过冬，虫少土松）、Cien gvak baenz ngaenz，fanh gvak baenz gim（千锄生银，万锄生金）、Cae ndaej laeg，rauq ndaej nuenz，it vanj namh boengz it vanj haeux（耕得深，耙得烂，一碗泥巴一碗饭）介绍了犁耙的时间、次数与深度。犁耙不仅是一门学问，更是壮家娶媳妇的一个条件，例如，Genj gwiz yawj cae naz，genj yah yawj daemjrok（择婿看犁田，择妻看纺纱）。

（3）灌溉。水是生命之源。壮语谚语Luegbya miz suijgu，naz lae haeux henj gim（坡岭有水库，梯田出金谷）说明蓄水对农业生产的重要意义。我国是世界上兴修水利最早的国家，早在5000年前大禹时代就有“尽力乎沟洫”“陂障九泽、丰殖九薮”等关于农田水利的内容。到了明代，广西灵渠经过多次维修、疏浚，两岸的万顷田地得到了灌溉，这是壮族先民大量兴修与利用水利的证据。Henz naz hai diuz mieng raemx lae，reih rengx hix miz bet cingz sou（田边开条流水沟，旱地也有八成收）、Coih hamq vat daemz ciengx ndei naz，mbouj aeu rengx daeuj gouz mehmbwn（修坝挖塘养好田，不要旱来求老天）等谚语介绍壮族地区挖塘筑坝蓄水、开沟挖渠漫灌的灌溉方式。

（4）种植与田间管理。壮族视谷种如同生命，他们“Hoh miuz lumj hoh mingh，louz ceh lumj louz gim（保苗如保命，留种如留金）”，积累了“Haeuxceh naednaed fag，gomiuz gogo cangq（种子粒粒圆，禾苗根根壮）”“Cin daeuj mbouj doek faen，hah daengz yienghyiengh hoengq（春来不落种，夏收样样空）”“Ndaem naz ndaem ndaej cingq，dangq ei ndingq caengz bwnh（插秧插得正，等于下层粪）”等选种、播种、插秧的经验以及诸如“Dawz baez namh cae laeg，ak gvaq sam faen fwn（深翻一遍土，胜过三分雨）” “Gyaj ndai sam baez haeux rimcang，duh gvak sam baez naednaed fag（禾耘三次谷满仓，豆锄三次粒粒黄）”等翻土、耘田等田间管理经验。

（5）收割、晒谷与加工。Caet nyied haeux henj youq ndaw naz ，gyagya hohhoh sou ma dak（七月田里一片黄，家家户户收割忙），因为水稻“Bet cingz cug，cib cingz sou，cib cingz cug，laeuq song cingz（八成熟，十成收；十成熟，二成丢）”。稻谷收割之后要及时晒干，Ban haet mok baenz benq，mbwn rengx ndei dak haeux（早上一片雾，晴天好晒谷）总结了晒谷的天气规律。壮、泰民族稻谷脱粒加工方法相同，主要用磨臼（石磨、泥磨）去掉谷皮或用木杵舂捣。“舂堂舞”便是来自于舂米的灵感，“晨暮时候，妇女们将晒干的稻禾放在长形的大木槽中，用木杵舂去谷壳，称为舂堂。木杵舂击木槽发出有节拍的声响，宛如动听的曲子，被发掘成为了现今的舂堂舞” [13 ]112。“舂堂”壮语称为“打砻”，打砻舞现已成为壮族喜闻乐见的节庆习俗舞蹈。

（四）农耕习俗

农耕习俗是传统农耕社会最具民族性的文化现象，农业谚语记录了壮、泰民族传统节日中的一些农事习俗，是人们了解不同民族各具特色的与农业生产相关的民俗活动的重要语言资料。

1.春耕习俗

壮族认为，“Dojdeih lingz mbouj lingz，bibi cungj aeu gingq（土地灵不灵，年年都得敬）”。壮人于每年农历二月初二“春社节”举行土地神祭祀仪式，祈求土地神保佑全村老少、六畜兴旺与农业丰收。“春社节”也叫“开耕节”，人们举行隆重的庆典活动以祈福开耕顺利，饮酒作乐之后繁忙的春耕就开始了，因而有了谚语“Gwn le laeuj cinsix，cae rauq mbouj liz fwngz（吃了春社酒，犁耙不离手）”。泰族于每年佛历六月举行“春耕节”，这是泰国宫廷大典之一，由国王亲自主持祭祀天神，保佑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泰语谚语（禾苗等雨，稻等雨）反映了求雨仪式上人们对降雨的渴求与祈盼，而（丝足鱼得水）描写大雨来临之时，人们欢呼雀跃，就像丝足鱼获得了久违的甘露。

2. “尝新”习俗

农历六月初六来临的时候，稻谷已经成熟，壮族会举行“尝新节”，谚语Loeg nyied loeg，gwn haeux moq（六月六，吃新谷）描写了壮人在开镰收割之际品尝新谷，行香祭天，以庆祝五谷丰收的节日习俗。在举行秋粮入仓仪式时非常讲究话语的忌讳，Haeux duh ndaej daengz cang，vahlangx gaej luenh gangj（五谷得入仓，闲话莫乱讲）告诫人们谨慎言行，以免遭到神灵惩罚致使入仓的粮食受损。泰国佛历3月举行“尝新节”，这时候稻谷开始成熟，新打的稻米新鲜而味道香甜，人们用来做成竹筒饭，在礼佛日拿去斋僧，这个节日因而得名“竹筒饭功德”，于是有了■（竹筒饭功德）这个俗语。

3. 祭牛习俗

作为古老的农耕民族，壮族非常敬仰“牛神”，人们“Seiq nyied raen vaiz baenz duzciengh，caet nyied raen maez baenz yahvuengz（四月见牯牛如大象，七月看老婆如皇后）”，每年农历四月初八举行“牛魂节”（脱轭节、敬牛节），要给牛招魂、脱轭，有些地区将这天当作牛王的生日，以美食供奉牛神、喂养耕牛，所以说，“Seiq nyied co bet dienheiq rongh，duzcwz duzvaiz ceiq cingsaenz（四月初八天气晴，水牛黄牛最精神）”。泰族每年佛历一月“庆丰节”也举行为牛求魂的仪式，但是祭祀活动并不像壮族那样隆重，因为泰人认为牛只是有功德的动物，他们对牛的辛苦耕作仅是怀有愧疚心理。一些壮族地区禁食牛肉，但在泰语谚语中有食用牛肉的记录，泰语谚语（杀牛吝惜盐）记载了古时泰人杀牛后将吃剩的肉制作干肉，却因节省盐巴导致牛肉腐坏的典故，而（杀牛不要吝惜辣椒）告诫人们不要因小利益而让大利益受损。

总之，壮、泰民族传统节日蕴含着丰富的农事习俗，其中，很多农事习俗的性质、内容和形式有一定的相似性。

三、结 论

壮、泰族先民在长年累月的农业生产实践中创造了丰富的农业谚语。这些谚语不仅记录了丰富的农业生产知识和劳动经验，也凝练了两个民族劳动人民的农业智慧，是壮、泰民族传统农耕文明研究的重要语料。壮、泰语农业谚语折射了两个古老农业民族的农耕文明，反映了两个民族在传统农业生活、农业结构、农耕技术和农耕习俗等四个方面的相似性与差异性，说明壮泰民族传统农耕文化有很多共性，其中最为显著的就是共同的稻作文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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