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在家庭教育中的重要性篇1

中图分类号：{G40-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3）37-0001-02

苏霍姆林斯基作为上个世纪前苏联最伟大的教育家之一，他的家庭教育思想至今仍然闪耀着智慧的光芒，依旧对我们当今的家庭教育开展有着积极的指导和借鉴作用。由此，笔者通过对当前中国家庭教育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误区进行反思，从苏霍姆林斯基家庭教育思想中的特色之处得到了以下启示。

一、深化家长对家庭教育功能的认识

苏霍姆林斯基始终强调要重视家庭教育的功能，他认为家庭教育不仅对孩子的童年期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还是家长对社会教育事业的精神力量奉献，也是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基石与纽带。而现在大多数家长只局限于对家庭教育功能第一层次的认识，即家庭教育就是家长对孩子的教育和培养，而并未升华到更高的层次。针对这一现象，笔者提出深化家长对家庭教育功能的认识，应从两方面入手。

1.增强对社会教育事业的责任心和义务感。首先应该使家长意识到，家庭教育不仅关系着个体家庭中孩子的成长发展，更关系着整个社会教育事业的发展水平和程度。作为家长，应该把教育孩子当作自己最重要的、第一位的社会工作去做，这是对社会教育事业特殊的精神力量奉献。具备社会责任心和义务感，家长才会重视家庭教育的重要性，才能提高家庭教育的效益，进而推动社会教育事业的繁荣，促进全民教育和终身教育社会氛围的形成和巩固。

2.正确理解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三者之间的关系。目前仍有一些家长存在着错误的观念，如他们依然认为教育孩子主要是学校和老师的事情；抑或有些家长即便意识到家庭教育的必要性，却不愿意花费时间与精力去跟学校和老师认真沟通孩子的情况，总以各种借口推托。他们往往忽略了家庭教育与社会、学校的联系，意识不到三者紧密联系的重要性。所以，正如苏提出的那样：家庭教育是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基石和纽带。家长只有真正理解了这些，才能跨出从根本上改变三种教育之间长期分离现状的第一步。

二、加强对孩子的劳动教育

苏霍姆林斯基十分重视劳动锻炼，他提出劳动锻炼应成为家庭教育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对孩子的劳动教育，就要从小培养孩子的劳动义务感。因为他已用实践证明，劳动具有很强大的教育作用。眼下的家庭中多独生子女，娇生惯养、躲避讨厌劳动，心安理得地享受着由父母辛勤劳动换来的舒适生活。针对这种现象，笔者建议家长应从以下两方面入手来加强对孩子的劳动教育。

1.增强孩子的劳动意识，培养其劳动义务感。家长应尽早教育孩子，劳动是一件光荣的事情，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是通过劳动创造得来的，没有白来的食物，让孩子在意识和情感上热爱劳动。如教导孩子要积极参与家务劳动，使其明白自己是家庭成员之一，也应为这个家庭的干净整洁付出，在劳动的过程中增强孩子内心的劳动义务感。

2.引导孩子积极参与劳动锻炼。作为家长，应该正确地引导孩子参与劳动锻炼。如，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可以锻炼孩子的体力，克服懒惰；适度的社会劳动，能让孩子体验生活，体会父母工作劳动的不易；尤其鼓励进行手脑并用的劳动，发展孩子们创造性的思想，培养高尚的情感等。家长应该明白，使孩子尽可能地参与到劳动锻炼中去，是家庭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重视孩子精神世界的发展

苏霍姆林斯基认为，家庭教育不仅要教给孩子知识、技能，更要重视孩子的精神世界，使得孩子能够实现全面和谐地发展。这对当前中国家庭教育中存在的家长片面强调孩子智力的发展，盲目追求高分数，满足孩子的物质要求，却忽略对孩子精神世界的引导有很大的启示。

1.保护孩子心灵的纯洁性，提高其道德修养。当今社会，物欲横流、拜金主义盛行，孩子的心灵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污染。他们也开始变得虚荣攀比、自私自利、沉迷于享乐之中，失去了精神信仰和支柱。这无疑是危险的，家长一定要注意防范，如，教导孩子信奉善良，防止心灵空虚；培养孩子良好的情感，学会同情理解他人，防止麻木不仁；教育孩子善于控制自己的愿望，防止孩子变得自私自利；等等。

2.教会孩子独立思考，帮助其树立正确的价值观。独立思考，是一个孩子进行是非判断的关键能力。只有具备了这一能力，孩子才能逐渐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免于不良思想和风气的毒害和侵蚀。作为家长，尤其要重视这一点。当遇到问题时，要教导孩子先冷静下来，试着去分析问题出现的原因，找出解决方法。凡事多独立思考，用正确的价值观做出判断，形成自己的思维方式。

四、家长要正确地爱孩子

苏霍姆林斯基曾明确指出，家长应该明智地爱孩子，要正确地使用自己的权力，对待孩子应该做到“热情关怀和严格要求、和严厉相和谐”。然而在当前的家庭教育中，对孩子如皇帝般一味娇宠溺爱的家长大有人在，对孩子严厉要求甚至不惜棍棒相加的家长大有人在，忽视孩子的精神需求、只用物质弥补亲情的父母也大有人在。对于这一现实问题，苏霍姆林斯基的家庭教育的原则也深深地给我们以启示。

1.家长要正确地使用权力。家长作为孩子的第一监护人，自然有权力教育孩子，甚至是在必要时采取合理的惩罚措施。虽然家长爱孩子是不容置疑的，但切不能让爱成为孩子的精神桎梏。溺爱最终带给孩子的是与年龄不相符的幼稚和自私自利；专横的爱让孩子的心灵遭到破坏性的伤害，棍棒带来的后果往往是变本加厉的叛逆与反抗；而赎买式的爱更是带来孩子精神的空虚和情感的冷漠。家长一定要避免以上这三种形式的“不明智的爱”。

2.家长应该尊重孩子。苏霍姆林斯基说过，不要把儿童永远当儿童看待。孩子也会逐渐长大，他们也需要个人的空间，也有自己的秘密和隐私。所以家长也要学会尊重孩子，理解他们内心的想法和愿望。千万不能因担心孩子太小，不能正确处理事情，而一味地干涉并“全权”。这样反倒会让孩子厌烦，尤其是青春期的孩子，会愈加逆反。父母对待日益长大成熟的孩子，一定要多聆听，多交流，尽量去建立和谐、民主、融洽的家庭关系氛围，而不是用家长的绝对权力去压制和禁止。

参考文献：

[1]胡继渊，陈文彬.苏霍姆林斯基的家庭教育理论和实践初探[J].外国教育资料，1993，（4）.

[2]唐其慈.苏霍姆林斯基的家庭教育思想初探[J].比较教育研究，1982，（4）.

劳动在家庭教育中的重要性篇2

【分类号】G78；G631

劳动教育是向孩子传授劳动知识和技能的教育，也是培养孩子从小自主自立良好道德品质、开发孩子潜在的智能和增长孩子积极主动去适应未来发展需要的教育，其教育的目标就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为培养高素质的全面发展的人才，就必须重视劳动教育。劳动习惯的养成和自主自立道德品质的形成，首先应从孩子所诞生的第一所学校――家庭中抓起。家庭教育是一切教育的基础，有效实施家庭的劳动教育是育人的基础和必要的途径。

一、良好的家庭劳动教育是育人的基础

家庭教育是家庭中的父母及其长辈对未成年孩子进行教育的过程，是教会孩子如何学做人、做事的过程，而家庭中的劳动教育正是这一过程的起点。

（1）发挥家庭劳动教育早期性的作用

家庭是孩子接受教育的第一所学校，家长便是孩子的第一任启蒙教师，所以在家庭中家长对孩子所施的教育具有早期性，而这种早期性教育是学校及社会所不能替带的。孩子出生后逐渐进入幼儿期到学龄前期，而学龄前期正是孩子智力发展最迅速时期，这个时期是对孩子早期智力开发的最佳时期，如果家长在这个时期所实施的家庭教育良好，将是孩子早期智力发展的关键。父母要抓住这个关键时期，让孩子从小就学习作为独立的人应该做的事。随着孩子年龄和能力的增长，逐渐进入学龄前，便积极引导孩子完成属于自己应独立做到的自己吃饭、洗脸刷牙、洗衣服等及更难的事情。这样，充分发挥家庭劳动教育的早期性作用，使孩子在家长的言传身教中逐渐获得热爱劳动的习惯，为孩子未来健康发展奠定牢固的基础。

（2）发挥家庭劳动教育及时性的作用

家庭教育的过程，是父母长辈在家庭中对孩子进行的个别教育行为，比学校（幼儿园）教育要及时。孩子出生后，从小到大，几乎三分之二时间是在家庭中渡过，朝朝暮暮都在接受着家长的教育。为此，家长一定要抓住家庭教育及时性的有利契机，及时地帮助教育孩子掌握一定的家庭生活劳动知识和技能，为接受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打下良好的基础。

（3）发挥家庭劳动教育感染性的作用

父母与孩子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天然关系，父母的喜怒哀乐对孩子有着强烈的感染作用。孩子对父母举止言谈往往能心领神会，以情通情，家长的言行无时无刻的教育影响着孩子，其潜移默化的作用伴随着孩子成长的一生。家长在家庭生活中，始终能够保持着家务劳动等活动中积极乐观向上的情绪，孩子对家长所持的态度就很容易引起共鸣，并融入到学习和参加家务劳动的快乐生活中，这样，对孩子心理品质的培养就起到了积极作用。

二、有效实施家庭劳动教育是育人的必要途径

孩子从生命诞生那天起，伴随着年龄的增长，终将由家庭的小环境中步入大社会，接触家庭以外的社会大世界，如何适应社会大环境的成长需要，这就需要家长及时的早期启蒙教育，有针对性对孩子实施家庭教育指导，让孩子在家庭中就能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良好的生活习惯和劳动习惯，尽好家长的责任和义务，为培养和造就全面发展的人作出积极努力。为此，有效的实施家庭劳动教育是促进孩子健康成长的必要途径。

三、办好家长学校，指导好家庭教育是育人的措施保证

学校（幼儿园）要承担起良好家庭教育方法的指导，成立家庭教育指导组织机构，将有效的家庭教育知识及方法传授给每一位家长，使家长在生活中，能够加入到如何伴随孩子成长这一课中，帮助家长提高家教水平和质量，并明确以下职责。

（1）为孩子创设出良好的家庭氛围

创设民主和谐型的家庭，能使孩子每天生活都在和谐、愉乐中渡过，使孩子每天都有幸福感和欢乐感，忧虑少、紧张少、烦恼少，有利于孩子养成良好的品质和习惯。

（2）培养孩子自主、自立

劳动教育是培养孩子生活自理能力的基石。家长应减少孩子对成人的依赖，要培养孩子自主自强，让孩子学会生存。在日常生活中，逐步让孩子从小学会自己铺床叠被，学会洗脸刷牙，学会从简单的洗手帕、袜子等劳动，让孩子在家务劳动中体验生活的快乐，培养孩子自主、自立意识。

（3）培养孩子有孝心

培养孩子的孝心是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要基础，也是劳动

教育的落脚点。从小就让孩子懂得，讲礼貌、懂廉让、知感恩，；同时，家长要以身作则，以情育情，孝心的种子才会培育到孩子的心田。

（4）培树孩子有自信心

孩子在成长过程中经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挫折，进而形成一种压力而失去信心。这就需要家L在平时的家庭教育中要有意识的培树孩子的自信心。孩子自信心越大越能产生强大的精神动力和进取激情，排除一切障碍去实施自己的人生目标。在家教中，要经常鼓励孩子：“你能行，你一定能行！”；其次，当孩子做事遇到失败时，要帮助其分析和纠正问题，鼓励孩子继续前进。

（5）与学校常沟通、配合

家庭教育要积极主动与学校配合，及时与老师经常沟通情况，将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共同培育出全面发展的一代新人。

总之，劳动教育在家庭中抓起，是抓住了孩子在健康成长过程中早期性、及时性的教育方法，是符合教育发展客观规律的。是积极主动地促进孩子自主的全面发展，为造就一代高素质的新人发挥应有的作用。

参考文献：

劳动在家庭教育中的重要性篇3

二、外部性、劳动力流动与教育溢出效应

从教育的性质来看,教育被普遍作为一种介于“私人产品”与“公共产品”之间的“准公共产品”,或者说教育既具有一定的“内部性”,又具有一定的“外部性”。从“内部性”的角度看,通过投资与接受教育完成其劳动力尤其是智力的再生产,从而获得一定的社会地位,取得一定的经济收益。同时,教育又具有很强的“公共性”,教育本身就具有正外部性,除了提高社会生产率外,教育的外部性还表现为教育可以增加税收,提高社会内聚力,保持和发扬民主自由,降低犯罪率,改善社会治安状况,促进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等等。概括起来讲,教育的外部性表现为人力资本的外溢现象,这种外溢进而增进整个社会的福利,这决定了教育投资可以作为国家的财富和公共需要的资源,因而教育的私人投资就具有对社会的溢出效应。不但教育的外部性使家庭的教育投入产生对社会的溢出效应,同时,劳动力的地区和城乡流动又产生新的教育溢出,即随着人口的流动,教育的社会收益流入其他地方,使其他地方获益。我国教育体制是一个区域二元分割的结构,与户籍制度相适应,我国在教育上实行“属人原则”,即本地区的公共教育资源只对本地区的居民开放,排斥非本地居民,而在国民经济核算上则采取“属地原则”。教育所传授的知识和技能是与劳动者联系在一起的,当户籍制度把剩余劳动力限制在本地区时,教育的外部收益范围有一定局限,区域外溢性不明显。随着对流动人口控制的放松,除了通过升学和高层次人才的流动外,剩余劳动力的城乡和地区流动更值得关注。从劳动力流动的特征来看,首先是由农村向城市流动,城镇是劳动力流动的主要目的地。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在9300万流动劳动年龄人口中,流向城镇的人口为6700万人,流向农村的为2600万人。2005年全国的流动人口为14735万人,其中有50•1%是农村到城市的迁移。其次,是由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东部沿海地区以其在劳动力成本上的比较优势(吸引外国投资)参与国际分工,发展制造业,特别是出口加工业,并吸引区域内外的要素尤其是劳动力要素向东部汇集,形成劳动力流动的“拉力”。2005年,跨省流动人口为4779万人,在所有流向东部地区的迁移者中,东部地区各省之间的流动占17•9%,来自中西部地区的迁移者占82•1%,劳动年龄人口跨地区流动方向主要是从中西部地区流向东部地区。人力资本理论强调经济增长不仅与劳动力的数量存在密切关联,而且与劳动力的质量密切相关,因此“劳动”实际上是一个数量与质量相统一的概念,而非单一的数量概念。从亚当•斯密到马歇尔以及其后的经济学家,无不肯定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在经济增长中的决定作用。我国人口的流动规模逐年增加,接受过教育的劳动力大批进入城市或由中西部进入东部发达地区打工,这些“廉价”而具有一定技能的劳动力为流入地经济的发展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劳动力的地区与城乡流动,在资源得到有效配置的背后也是弱势地区教育产生溢出效应的过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2006年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目前的进城务工人员达到1•2亿,到2020年,预计将有3亿左右农村富余劳动力到城镇寻求非农业就业的机会。在过去20年中,城乡之间的劳动力流动对中国GDP增长的贡献为16%左右。再从区域流动看,如果以全部人力资本的存量作为创造财富的来源,在主要外来劳动力输入省份的GDP中,由外来人力资本创造的比例在20%以上,其中,上海和广东的比例达到了39•84%和27•52%。大量流动的劳动力在为当地创造出社会财富的同时,也提供了庞大的税收,从而为社会事业的发展提供了财力资源。这时的教育已经突破了地方公共产品的范围,成为全国性的公共产品。劳动力的流入地区享受着输入地教育提供的社会收益,却并不需要为之提供资金等支持,这样的制度显然有悖于公共产品的提供原则。

三、溢出效应下的教育投资决策与教育贫困

教育发展主要取决于家庭和社会对教育持续不断的投入。一般认为,家庭的教育决策是对子女人力资本投资的理性选择过程,而选择的依据是对教育的投资回报率或未来受教育所获得经济机会的预期,以及教育的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这就决定了教育具有更显著的内生化特征,是社会经济内生的产物。从居民的微观层面看,教育之所以会成为多数居民的头号家庭开支,不仅是出于社会人本身的权利需求,其中更隐含了家长的心理预期:知识是可以改变子女命运的,即人们希望不断累加的教育投入能在若干年后给子女带来一个较为优越的工作和生活,对贫困家庭来说,这也可能是改变家庭社会地位的唯一路径。我国在非义务教育阶段实行成本收费政策,特别是对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弱势地区,居民分担相对较多的教育成本,而这又直接影响到了家庭的教育支出。在这样的融资结构下,农村家庭与城市家庭相比,弱势家庭与其他家庭相比,在教育投资上更容易受信贷约束,面临着更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更重要的是,由于种种原因,贫困家庭的子女在接受教育甚至是高等教育后面临就业困难或回报甚低,这使贫困家庭面临着更大的困境,在高负担的背后是弱势家庭承担了巨大的教育风险。如果说教育的外部性使弱势家庭的教育投入低于社会平均的教育私人投入曲线,那么,在现阶段,农村生源和城市贫困家庭的子女在接受教育甚至是高等教育后面临就业困难或回报甚低,这使弱势家庭面临着更大的困境。从私人投入看,作为承担风险能力最弱的弱势家庭付出的投资得不到合理补偿,降低了弱势家庭投资教育的激励。作为一个整体,农村家庭与城市家庭相比处于弱势地位,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投入在城市和农村之间差距明显。1995年,城市和农村家庭的人均教育支出分别为173•40元和56•78元,农村与城市的差距是113•62元,到2005年,城市和农村家庭人均教育支出分别为551•82元和148•57元,农村与城市的差距是403•25元,绝对差距增加了3倍多。尽管城乡家庭,特别是城市家庭的文化教育支出并不完全用于子女的教育,但对子女的教育的投入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支出,对子女教育投入的阶层差异可能比图2显示的略微小一点,但扩大的趋势却是不争的事实。但阶层性差距更体现在城市和农村内部,低收入家庭与高收入家庭相比处于弱势地位,与城乡差距的趋势相类似,10年来,从高收入家庭与低收入家庭教育支出的差距看,农村的阶层差距扩大了3倍,而城市则达到了4•5倍。教育的外部性的存在使弱势家庭的子女教育同样对社会非常重要,但教育投资风险和自身的承担能力的不足却使弱势家庭的子女教育日益边缘化。从公共投入上看,劳动力的地区和城乡流动使教育的外部溢出效应明显,而溢出效应影响了弱势地区政府的教育投入,使弱势地区的教育面临着资源严重不足即教育贫困的问题。与城市相比,农村整体上是弱势地区,基于调动地方政府办学积极性而建立的分级办学制度,必然造成各地区对教育资金投入上的城乡差距,而这种差距直接表现为在校学生人均财政教育经费的差距。就全国范围而言,1997年,初中学生的人均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城市与农村的差距分别为105•17元和98•96元,到2004年,两者的差距进一步扩大到215•91元和207•18元。如果将公共投入的比较放到劳动力主要输入和主要输出省级行政区之间,那么区域之间的分化将更加令人吃惊。2004年,财政预算内上海市初中学生的人均预算内经费支出高达3554•20元,而四川省的初中学生人均预算内经费支出只有430•97元,相差8倍左右。劳动力主要输入和主要输出省级行政区之间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区域教育公共投资差距的绝对值在逐步拉大,表明溢出效应越高,教育溢出区域的教育公共投入的激励越低。一方面,教育的现有差距依然存在;另一方面,作为主要投资来源的政府和家庭的激励程度的降低又进一步恶化了教育投入不平衡的程度,“教育贫困陷阱”的存在就成为必然。教育的发展程度取决于由经济发展所决定的教育的投入程度,而经济的发展又受到教育发展所决定的人力资本积累和分布的影响。教育贫困会随着经济的非平衡增长而逐步扩大,教育贫困和经济贫困相互强化,欠发达地区和贫困家庭有陷入低发展和贫困陷阱的危险。

四、外部性内部化与教育补偿机制

消除我国教育贫困问题的特殊性在于,作为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不但城乡差别明显,而且各地还存在基于不同的资源、环境、历史、文化的发展差距。在差异性极大的现实中,仅靠同等对待的平均推进策略,企图通过社会发展自然地缩小和弥补差距的设想是不现实的。同时,教育的外部性和投资风险又降低了弱势家庭和弱势地区教育投入的积极性,因此,政府必须有对弱势家庭和弱势地区的补偿性的倾斜政策,或者说,在我国这样发展差距极大的人口大国,必须同时使用“发展性”和“补偿性”两种准则,才能有效地促进普及教育,增进教育公平。在经济学上消除外部性的方法就是外部性内部化,实际上就是要建立针对弱势家庭的风险性补偿机制,以及针对弱势地区的区域性补偿机制。

1.外部性内部化与弱势家庭的风险补偿机制

劳动在家庭教育中的重要性篇4

中图分类号：F2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19-0077-03

贵州省是一个欠发达的西部地方，劳动力资源丰富。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贵州省农村劳动力大量地向沿海及中心城市转移。根据贵州省第二次农业普查数据，2006年贵州农村外出从业人员达到441.74 万人，为1996 年的3.7 倍，2008 年继续增长到586.72 万人。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市转移，由低收益部门向高收益部门转移，不但促进了社会生产力要素的重新配置，也增加了外出农村劳动力的收入。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数据显示，家庭经营收入一直都是贵州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首要构成部分，但是其所占百分比却呈下降趋势，从2000年的74.91%，减少为2009年的51.16%。相反，工资性收入虽然为第二构成比例，但是其却呈上升趋势，从2000年的20%，增加为2009年的35.75%，这说明农村居民外出工资性收入正逐步成为农村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

2006年的抽样调查数据显示，贵州省转移劳动力的文化素质远高于农村劳动力的平均水平，以具有小学和初中文化程度的劳动力为主，分别占转移人数的29.7%和53.7%，高中及以上占16.6%[1]。李崇慧[2]等的研究结果也表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比例与文化程度呈正比，学历越高，转移的比例越大；目前贵州省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受教育水平高于未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受教育水平。季勤等[3]通过对贵州省第二次农业普查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具备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外流劳动力增长到 65.9%。这说明目前留守在农村的劳动力素质普遍较低。

针对贵州省农村居民外出工资性收入正逐步成为农村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而目前留守在农村的劳动力素质普遍较低的这一现象，贵州省农村劳动力转移收入对家庭劳动力文化状况的影响是什么呢？为了回答这一问题，笔者试图通过分析贵州省农村居民外出从业工资性收入对家庭劳动力文化状况的影响，探寻利用贵州省农村劳动力转移改善家庭人力资本的途径，以促进贵州省农村经济的发展。

一、贵州省农村居民外出从业工资性收入与家庭劳动力文化状况

贵州省农村居民外出从业工资性收入呈逐年增加的趋势。下页表1显示，2000年贵州省人均农村居民外出从业工资性收入为117.51元/人，逐年都在增加，2009年达424.2元/人。同时，农村家庭劳动力文化状况也在逐年提高，其中初中文化受教育程度2000年为34.01%，到2009年增长为42.6%。高中文化受教育文化程度由2000年的3.28%增长为2009年的6%，而中专和大专及大专以上受教育文化程度分别由2000年的1.36%和0.21%，上升为2009年的1.8%和0.8%。这说明从2000—2009年，贵州省农村劳动力转移收入增加的同时，家庭劳动力的受教育文化状况也在提高。

但是，农村劳动力转移所得对家庭劳动力初中、高中、中专和大专及大专以上受教育程度的影响是不同的。将以人均农村居民外出从业工资性收入为自变量，记为X，以各受教育程度为因变量，记为Y，运用一元线性回归的方法，分析之间的影响程度。

二、贵州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家庭劳动力文化程度的影响

三、结论与分析

将以上方程（1）、（2）、（3）、（4）画图进行分析，其中Y1、Y2、Y3和Y4分别表示农村居民家庭劳动力初中、高中、中专和大专及大专以上受教育程度，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当地农村居民外出从业工资性现金收入与农村居民家庭劳动力初中、高中、中专、 大专及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即随着劳动力外出收入的增加，农村家庭劳动力的文化水平也随之提高。

2.农村居民外出从业工资性现金收入对农村居民家庭劳动力受教育程度的促进作用大小依次为初中、高中、中专、大专及大专以上。考虑到中国九年义务教育政策提高初中受教育程度的影响因素，农村居民外出从业工资性现金收入对农村居民家庭劳动力高中受教育程度的影响最大。劳动力转移所得收入可以促进更多的家庭劳动力获得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农村家庭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提高了贵州农业现代化建设所必需的农村劳动力素质。

3.根据图1所示，可以预测随着农村居民外出从业工资性现金收入的不断增加，当其达到1 400元/人时，其对大专及大专以上受教育水平的影响将大于对中专受教育水平的影响。由于农村居民外出工资性收入正逐步成为农村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那么可以预测劳动力转移所得收入对农村人力资本的影响将越来越大。

四、政策建议

1.重视农村劳动力转移所得提高家庭劳动力人力资本的影响。虽然目前对于贵州省农村居民家庭来说，家庭经营所得仍是其主要收入来源，但是其在家庭收入构成所占的比例却呈下降趋势，而外出从业所得在家庭收入构成中呈上升趋势，这说明农村居民外出工资性收入正逐步成为农村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那么可以预测劳动力转移所得收入对农村人力资本的影响将越来越大，因此，必须重视农村劳动力转移对提高农民人力资本的影响。

2.合理引导农村居民家庭将外出打工收入用于对家庭劳动力进行人力资本投资。韩国实现农业现代化的经验告诉我们，农业现代化的关键是农民的现代化，没有高素质的现代农民，是无法完成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换。贵州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家庭劳动力文化状况的影响程度不同，因此，可以根据贵州省发展现代农业对农民文化水平的需要，合理引导农村居民家庭将外出打工收入用于对家庭劳动力进行人力资本投资。

3.不断提高农村居民家庭外出从业收入，充分利用农村劳动力转移收入对高中及高中以上文化受教育程度的投资。2009年贵州农村居民家庭劳动力文化状况为12.9%为不识字或识字很少，35.9%为小学程度，42.6%为初中程度，6%为高中程度，1.8%为中专程度，只有0.8%为大专及大专以上受教育程度。发达国家实现农业现代化时，农村劳动力文盲率为3%，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1.7年。2011年贵州省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07年。因此，与发达国家相比，贵州省农村劳动力的素质还有很大差距，相差4.63年，这不利于贵州现代农业的发展。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贵州省农村居民家庭外出从业收入对家庭劳动力高中受教育程度影响最明显，当农村居民外出从业工资性现金收入达到1 400元/人时，其对大专及大专以上受教育水平的影响将大于对中专受教育水平的影响，因此，提高贵州省农民受教育程度的措施之一是不断提高农村居民家庭外出从业所得，并制定相关政策，充分利用其所得加大对高中及高中以上文化受教育程度的投资，促进贵州省农业现代化的顺利实现。

参考文献：

[1] 许碧.贵州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现状及对策研究[D].贵阳：贵州大学硕士论文，2008.

[2] 李崇慧，王永平.贫困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对现代农业发展的影响：基于贵州长顺县凯佐乡调查实例[J].贵州农业科学，2011，（4）：208-211.

劳动在家庭教育中的重要性篇5

摘要：家庭教育是一切教育的基础，是孩子人生的第一课堂，自古以来就受到人们的关注。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需要更高素质的人才，父母对孩子的期望值也日趋增高，使家庭教育的地位越发显得重要。本文根据家庭教育活动规律，从家庭教育的作用、特点及方法的教育问题逐一阐述，为孩子走向成功提供了最佳的教育方案。 关键词：家庭教育 人才 走向成功 家庭是孩子成长的摇篮，良好的家庭教育是孩子走向成功的重要条件和前提。如果孩子从小没有接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将会对其一生产生不可弥补的损失。当今独生子女家庭教育问题的不断凸现，存在不同程度的家庭教育方式的误区，已逐渐引起社会、学校、家庭的高度重视。因此作为家庭教育主体的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承担了对孩子的生理上的精心照料、智慧的正确诱导、行为习惯的养成与塑造的责任。 1.家庭教育对人才培养的作用 孩子从出生到正式步入社会，是在一个特定的家庭环境中成长着，家庭对孩子的成长和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家庭教育的目标应是：在孩子进入社会之前，培养孩子身心健康地发展，为孩子打开走向成功之门。 1.1“学会做人”，是家庭教育的起点和基点 教子做人，是家庭教育的主要的和根本的任务。教子做人，就是要重视子女思想品德的教育，以培养孩子良好的道德品质和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因为，孩子从无意识到有意识，从不懂事到懂事，从不能分辨到能够分辨事物的好坏对错，都是在家长的行为中获得的。引导孩子通过自己的努力纠正不良习惯，形成好的习惯，就有利于孩子道德认识的形成和道德行为的健康发展。如果做父母的由于对孩子的溺爱，对孩子犯下的错不及时地给予纠正，有的甚至袒护，影响了孩子道德的认识和道德行为的发展。因此，提高孩子鉴别能力，针对问题及时指导，提高孩子德分辨的能力，并以此规范自己的行为是做人的关键。 1.2“学会求知”，是家庭教育培养子女智慧开发的前提 教育子女“学会求知”，这是家庭教育子女智慧开发的前提。在知识经济发展的今天，重知识、重能力、重创造、重发展是人才的重要标志。家庭教育在子女的智力开发和文化知识学习上，培养子女良好的学习习惯和学习能力是重要内容，孩子一旦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将为他今后的学业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没有好的学习习惯，再聪明的孩子在困难面前也会半途而废。好习惯的养成是孩子自主发展的动力。没有动力，孩子的可持续发展就会受到限制，甚至会影响到孩子潜力的开发。学习能力指不仅具有知识运用的能力，还具有把握知识并提出符合客观规律要求的标新立异的主张和想法。在“求知”上机械照搬、因循守旧，在人生的道路上是不会成功的。 1.3“学会劳动”，是家庭教育培养子女综合能力的关键 “学会劳动”，就是重视教育子女从小参加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及社会公益劳动等。如果父母培养子女的自理能力及劳动习惯，子女从小学会劳动，将终生受益。调查表明，目前有许多家庭，“劳动”已成为家庭教育中被忽视的角落。据统计，基本不做家务劳动的初中生和高中生占一般以上。专家指出，当代中国少年儿童突出的道德缺陷是懒惰、懦弱和自私，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与家庭教育有直接关系。勤劳、勇敢、奉献是良好品德的基础，安排好子女参加家务劳动，引导参加社会公益劳动，既是家庭教育的必修课和基础课，也是培养子女综合能力提高的关键。 2.把握家庭教育的特性，才能更好实施教育方法 家庭教育就是父母、长辈对未成年孩子所实施的综合性教育。家庭教育特点归纳为三个方面。 2.1家庭教育的早期性 我国古谚有：“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启蒙之师，如果孩子从小在家庭的怀抱里接受父母良好的教育，将是孩子早期智力发展的关键，对所有的家长来说都是不可轻视的。从人的身心发展的重要时期看，幼儿期的孩子是进行早期智力开发的最佳时期，也是智力发展最迅速的时期。因为人的许多基本能力是这个年龄阶段形成的，如语言表达、基本动作、习惯、性格等，因此家庭教育的早期性，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早期教育。 2.2家庭教育的连续性 孩子从小到大，几乎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家庭之中，都在接受着家长的教育。这种教育是在有意和无意、计划和无计划、自觉和不自觉之中进行，甚至可以说家长以一种连续不断地、随时随地的自身言行潜移默化地教育影响着子女，中国传统家教注重“身教重于言教”。 父慈子才孝，兄友弟则恭。父母的言行举止，犹如一本没有文字的教科书，会潜移化地对孩子产生终生影响，甚至具有强烈的暗示和感染的力量，这种教育对

孩子的生活习惯、道德品行、谈吐举止等都在不停地给予影响和示范，其作用相当大，甚至伴随着人的一生。 2.3家庭教育的及时性 常言道：知子莫若父，知女莫若母。家长与孩子朝夕相处，对他们的情况可以说是了如指掌，父母通过孩子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能及时掌握此时此刻他们的心理状态，发现孩子身上存在的问题。家庭教育的及时性就是对孩子的不良行为习惯及时教育，及时纠偏，使其消灭在萌芽状态之中。因此，家长对孩子进行正确的家庭教育应根据孩子特性和个性，采取不同形式和不同方法的教育形式，对孩子因材施教，为孩子走向社会奠定成功的起点。 3.家庭教育方法是塑造成功人才的关键 教育不是一件只凭本能就可以做好的事情，它必须遵循教育的客观规律性，既要面对客观条件和教育对象千差万别，又要在实施教育中必须具有随机性和创造性。作为父母，教子必须掌握科学的教育方法。方法的选择至关重要，如果方法错误，孩子的潜能与才干不但无法被发现，反而会被误导，影响孩子的一生。 3.1目前家庭教育存在的问题 目前部分家长对孩子的家庭教育中存在许多问题。具体表现为：一是重智轻德。以分数衡量孩子的成功，只看重孩子的学习成绩，对孩子的品德个性、行为习惯、情绪情感、思想志向、兴趣爱好不闻不问，完全忽视对孩子的思想品德培养。有些家长生怕一些非智力因素影响到孩子的学业。二是重“金”投资。许多独生子女的家长们认为自己只要舍得投资，就会有收获，不惜耗费重金和精力，然而结果却适得其反。三是对孩子.娇宠溺爱，提供过多关心和帮助。家长们对孩子包办过多，替孩子做他们能做的一切。结果养成了孩子的依赖性，孩子的意志力、坚韧性得不到锻炼，自立自理能力较弱。父母的教育的误区使许多孩子缺少对他人和社会的关心，缺乏良好的道德观念和道德修养，身心得不到健康发展；缺少丰富的个性和创造性，缺少创造性思维和活动，独立思考能力和动手的实践能力较差。过弱的文化熏陶，使学生的人文素质不高；过窄的专业教育，使学生的学术视野不宽，学术基础不牢；过重的功利主义导向，全面素质培养与基础训练不够。对孩子的“轻德”、“重金”、“溺爱”只能导致未来社会人才的“淹没”。现代对人才的要求是知识水平、适应能力、合作能力、竞争能力、创新能力等诸多方面的要求，这些家长要高度重视。 3.2现代家庭教育的内容 培养、提高孩子的综合素质为出发点，教导孩子学会做人、学会学习、学会创新、学会合作、学会做事；具有基本生活技能、社会规范、理想志趣等方面全面发展是现代家庭教育的主要目标。因此现代家庭教育的内容：一是人才品质的全面发展，即德、智、体、劳、美五个方面的发展。德是做人的前提条件，智是智能开发关键，体是人才发展的保障，劳是技能和习惯养成的途径，美是鉴赏能力和创造能力条件，它们每一个环节都是相互联系和相互补充的。二是身心健康素质的提高。科学的头脑和科学的生活方式，积极的人生观和良好的心理状态，是人的全面发展所不可少的。三是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能力培养不仅是智力上的发展，更需要生活能力和解决事情的能力的培养和锻炼。家庭教育对创造力的开发，应贯穿于整个生活环境、整个身心发展、整个日常行为之中。因此，作为家长要为孩子提供有利于创造力发展的人文环境，使环境成为孩子创造力发展的课堂，引导孩子质疑、探究和发现，引导孩子主动、富有个性地学习，引导他们走出课本、体验生活、善于思考、勤于动手、勇于实践，引导他们多方面的兴趣，发展他们的智慧优势，从而拓展孩子学习知识的渠道，拓展孩子发展的空间。 3.3现代家庭教育的方法 每一个孩子都不同于任何其他孩子，每一个孩子未来智力与才能发展的物质基础也是不相同的，父母必须根据孩子性格和能力发展不同特点实施教育：一是因材施教的教育方法。就是根据孩子的年龄特征、个性差异及身心发展水平，确定教育内容和要求，使孩子按照德、智、体、心理全面而健康的发展。二是循序渐进的教育方法。循序渐进是根据孩子不同时期发展特点进行教育。通过由浅入深、由表入里的教育过程。现代心理学已证明，人的思维发展有一定的层次性和阶段性，应依据不同层次和阶段特点实施教育。教育是两个独立主体之间的事情，父母要保持正确的心态与沟通的方法，对孩子要有信心和耐心，目的是重视孩子、理解孩子、尊重孩子，这样才能获取孩子信赖、实行无障碍交流奠定基础。三是隐性教育的方式。隐性教育主要指家庭教育环境，家庭环境对人的一生发展会产生重大的影响，特别是早年形成的人格结构会在以后的心理发展中打下深深的烙印。良好的家庭环境与氛围是孩子个性发展的重要场所。在家庭生活中很多事情都影响着子女的认知、思想、性格、特点、兴趣等。优良的环境

条件对孩子进行熏陶，耳濡目染，就是我们所说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参考文献： [1]郭齐家.《中国教育思想史》[m].北京:教育科技出版社，1987.6. [2]田秀云.社会道德与个体道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3]赵忠心.家庭教育[m].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89. [4]邓佐君.家庭教育学[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 . [5]李润强.中国传统家庭形态及家庭教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6]李丽.浅谈当前家庭教育的特点[j].当代教育论坛，2004， (2) . [7]刘美丹，刘晓艳.家庭教养方式对儿童心理发展的作用与影响[j]. 边疆经济与文化， 2007（6）. 论文网在线 www.lunwenwang.co

劳动在家庭教育中的重要性篇6

《河南省新农村建设中新农民继续教育现状调查》课题组在河南省17个地市有关部门的协助下，通过问卷调查、访谈等方法对河南省农民接受继续教育现状进行了描述性研究和定量分析，旨在调查清楚河南省新农村建设中农民接受继续教育的现状，探讨出对农民继续教育的新模式，为河南省有关部门领导为新农村建设决策提供第一手原始材料。

一、数据整理和分析

（一）农村劳动力教育现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本次调查采取了多阶段抽样调查。第一阶段抽取地市中17个县市；第二阶段抽取17个行政村；第三阶段在抽取的行政村中，实行等距随机抽样，共抽取有效样本698个，构成了这次调查分析的主体。调查数据显示：我省农民整体受教育的水平不高。在接受调查的460户家庭中， 27.3%的家庭中的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最高为小学，55.2%的家庭为初中，14.7%的家庭为高中，2.1%的家庭为中专，0.6%的家庭为大专。家庭人口平均数为4.19人，由此可以推断出每个家庭中劳动力一般在2人或2人以上，而女性的受教育程度一般来说比较低。

1.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对家庭职业选择的影响

调查数据显示，随着劳动力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农村家庭的职业选择机会增加，从事的职业明显呈现多样化。在问卷中我们列出了10个职业，包括种植业、家庭加工业、养殖业、社会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建筑业、餐饮业、交通运输业、工业、其他职业等。劳动力最高受教育水平为初中以下家庭，从事的职业分布在种植业、养殖业、建筑业和交通运输业；初中水平的家庭从事的职业有8个；高中及高中以上的家庭从事的职业有10个。这表明随着劳动力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其知识和能力都得到了相应的提高，而且为职业的重新选择提供了可能。同时，随着家庭劳动力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从事种植业的比例呈现逐步下降的趋势。

2．对经济收入来源的影响

通过建立受教育水平与主要经济来源的交互分类统计数据显示，劳动力受教育水平的现状影响着农村

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劳动力受教育水平在小学和小学以下的家庭，主要经济来源比较单一，随着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农村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呈现多样化趋势，并且主要经济来源分布相对比较均匀。同时随着受教育水平的提高，种植业收入所占的比重呈明显下降的趋势。劳动力最高受教育水平为小学和小学以下的、以种植业为主要经济来源的家庭占到57.8%，最高受教育水平为初中的家庭以种植业收入为主要经济来源的为37.6%，高中及以上的家庭以种植业为主要经济来源的为22.4%。以企业的工资收入、养殖业收入和其他收入为主要经济来源的家庭随着其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呈现明显上升的趋势。

3．对家庭收入和支出的影响

通过对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与人均年收入、月支出作Eta系数的相关分析，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与家庭的人均年收入、月支出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并通过了F检验，说明家庭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越高，人均年收入就越高，人均月支出也就越高，家庭的整体生活状况良好。

4．对家庭生活状况的影响

对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与该家庭在本村的生活状况作Gamma系数分析，呈现显著的强相关关系，并通过0.05的显著性检验，表明劳动力受教育水平越高，家庭在本村的生活状况就越好。

（二）农村成人教育的现状

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对农村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主要得益于农村劳动力在进入农村工作和生活前所接受的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或高等教育。实际上他们一旦进入农村工作和生活，这种教育就基本上与他们脱离，而离开了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或高等教育的农村劳动力的再教育，主要是通过农村成人教育来完成的。

目前农村成人教育的现状如何？在问及“村里有没有对农民进行文化教育和技术教育”时，在被访问460户家庭中，8.3%的家庭认为“经常搞，主要是文化教育”，6.6%的家庭认为“经常搞，主要是技术教育”，两者合计共有14.9%的家庭认为村里经常对农民进行文化或技术教育；20.6%的家庭认为村里针对农民的文化教育和技术教育“很少搞”；32.6%的家庭认为对农民的文化教育和技术教育是“做样子”；32.2%的家庭认为对农民的文化教育和技术教育“从未搞过”。这表明基层组织对农民的教育不够重视，没有认识到教育对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没有将这项工作作为日常工作来抓。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条规定，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第六条规定，村民委员会应当发展文化教育，普及科技知识。而这项工作的开展显然不到位。

另外对村民委员会的调查表明，农村缺乏专门负责对村民进行教育的机构和组织，在村级基层组织一般只有这样一个职务——农业技术人员。然而在问及“村里有没有农业技术人员”时，在被访问的460户家庭中44.1%的家庭认为“没有”，有11.2%的家庭认为“不知道”，只有44.7%的家庭认为“有”。这说明农技员在农村并未真正起到推广农业技术的作用，因而导致其影响不大。从农村访谈中我们发现，农技员并没有什么实际工作。这一点在对知道有农技员的家庭调查中可以得到反映：35.9%家庭认为，农技员“从来没有向他们推广过农业技术”，另有18.6%的家庭认为“有，只不过是做样子”，有26.8%的家庭认为“有，但不多”，只有18.7%的家庭认为“有，很多”。对于农技员推广农业技术的问题，在对农村家庭了解农业知识主要途径的调查中也可以得到较好的回答。只有21.2%的家庭认为农业技术来自于“农技员的推广”。村级基层组织未能履行好自己对村民的教育职能，导致对村民进行教育的途径产生断裂，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农村的发展。

最后在问及有没有必要进行这些教育时，村民给予了非常肯定的回答。在被访问的460户家庭中，88.6%的家庭认为“非常必要”或“有必要。农民非常渴望能够接受多种形式的教育，也非常希望有关部门与单位送科技下乡，传授农民急需的农业科技知识。

二、农村成人教育与农村社会变迁

国际成人教育协会秘书长罗杰斯指出，成人教育是现在教育面临世界性危机的一部分。而对于我省的农村成人教育而言，占全省人口70%强的农村教育以及对潜在和现实的农村劳动者教育的实施和保障等方面的“危机”和“忧虑”，并没有融入现有的、主流的教育危机与忧患意识之中。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市场成为引导农村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就业模式的改变，以及生活方式的变化，技术的进步，都大大加速了农村社会变迁的进程。每个人都必须有意识地创造性地参与社会，参与社会的全面服务。在复杂多变的现代社会里，农村成人教育在农村社会变迁中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它将直接推动着农民这个主体素质的全面提高。促使乡村社会变迁的重要因素是传播和教育。社会变迁有三个阶段：发明、传播、取得成果。发明是指新思想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传播是把新思想传送给社会广大成员的过程；取得成果是指采用或者拒绝这种成果，从而引发的社会系统的变迁。

农村成人教育的实现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社会的推动，社会提供可供选择的教育途径；二是农民必须有较强的受教育意识；三是对教育的投资。教育的投资是前两者实现结合的关键。西方学者一般用恩格尔系数来测定人们的教育投资需求，当恩格尔系数低于40%时，受教育者才有强烈的要求进行教育投资，而2006年，我省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为48.6%，这说明大部分农民并没有较强的教育投资意愿。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呢？基层组织应将对农民的教育放在推动乡村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来认识，切实转变作风，实现村民自治所规定的内容。切实将对农民的教育与传播实用技术结合起来，力求获得实效，不走过场，使之对贫困人群产生吸引力，再逐步过渡到对农民的全面教育，使乡村社会成为农村实施终身教育的重要场所。

参考文献

劳动在家庭教育中的重要性篇7

苏联教育家马卡连柯曾经说，“儿童在社会上的作用及作为公民的价值，完全决定于儿童参加社会劳动的能力，决定于他对这种劳动所作的准备。同时，儿童的幸福、儿童的物质生活水平也据此来决定。只有当劳动成为表现人格和才能的主要形式的时候，才可能有创造性的劳动。任何工作只要具有某种意义，就不会把它看作不愉快的工作。” 因此，马卡连柯指出，在教育儿童的工作中，父母应牢记以下几点，家庭的劳动锻炼对于儿童的未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第一，家庭劳动教育可以增进儿童的身心健康，培养儿童的意志力，有助于幼儿养成自尊、自立、自强的性格。第二，家庭劳动教育在人的品德形成、开发智力、增强体魄、促进审美能力发展中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第三，享受创造劳动成果的荣誉感和自豪感，有利于幼儿养成热爱劳动的好习惯，为以后独立生活奠定良好基础并一生受用。 

因此，劳动教育应该从小抓起，让幼儿学习初步的劳动知识和技能，养成爱劳动的好习惯，对幼儿进行劳动素质教育必不可少的。 

二、学前儿童家庭劳动的现状 

（一）家长对幼儿参与家庭劳动的态度有偏颇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传统思想在中国百姓的家庭教育观念中根深蒂固，家庭劳动教育更是被许多家长所忽略，家长过分溺爱孩子，在家务上总是亲自上阵。这样做，会养成孩子的依赖心理和好逸恶劳的习惯，也使孩子错过了培养生活能力和劳动习惯的最佳时期，严重制约孩子的创造思维和创造能力的发展。 

（二）教育方式不正确造成幼儿难掌握劳动技巧 

部分家长虽有意识地安排孩子劳动，但因方法不当也收效不佳。有的家长“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隔三岔五安排孩子劳动，没有形成一定规律，不利于习惯的培养。还有的家长简单地把幼儿当劳动力使唤，或把劳动当作惩罚的手段，或以金钱和物质对幼儿的劳动进行奖惩，当孩子劳动中有失误便加以训斥和责备……这些错误的教育方式，都会使幼儿难以掌握正确的劳动技巧，也难以在劳动中获得愉快。 

（三）幼儿对参加家庭劳动不重视 

现实中我们常看到这样令人忧虑的现实， 那就是娇生惯养以及缺乏锻炼， 使许多孩子身体虚弱，四肢无力，缺少吃苦耐劳精神。孩子往往是在摸爬滚打中得以茁壮成长的，劳动是保持良好身体素质的重要因素。然而，现在的孩子却极少主动创造条件锻炼自己，偶尔参加一次轻微劳动就叫苦连天，许多力所能及的事情都要父母代劳。 

三、学前儿童家庭劳动的策略 

参加家务劳动不仅是学前儿童为父母分忧的权宜之计，更重要的是它关系到幼儿今后的就业成才和生活幸福。做父母应须知：不是家务劳动需要幼儿，而是幼儿个性的发展需要家务劳动。因此，家长要创造良好的条件，让孩子从小就自然而然地参与并热爱劳动。下面就是学前儿童参加家庭劳动的具体策略。 

（一）转变观念 

告诉家长，家庭劳动教育的意义不在劳动的效益上，而在于劳动对儿童个性全面发展上。通过劳动，使儿童理解劳动的社会意义，初步掌握最简单的劳动技巧，养成热爱劳动的习惯。要让幼儿从小就明白：扫地、洗菜等家务劳动是自己应尽的一份责任和义务，而不是帮父母干活。这样学前儿童就会心甘情愿地去做家务，而不会讨价还价。 

（二）榜样激励 

幼儿具有模仿榜样的特点。在身边树立让幼儿看得见、摸得着、学得到，从内心敬佩的劳动榜样，从而学习榜样。教师与家长也要时刻以身作则，平时不要因为做家务而发牢骚，也应成为热爱劳动的榜样。并在劳动中采用循循善诱的方式让幼儿参与进来。可以吩咐孩子做一些十分简单的事情，如把报纸、拖鞋等拿给父母，培养其做家务活的良好习惯并体会到劳动的快乐。 

（三）行为训练 

家长们在安排一系列具体的劳动教育活动时，应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具体办法主要有以下几点。 

1.合理要求。如果幼儿知道他的付出对整个家庭有益，他会更看重自己和被分配到的任务。因此在分配工作时，记得向幼儿阐明这个道理。 

2.适度赞美。当幼儿喝完水会将杯子洗干净放好称赞他：“你记得把杯子洗干净放回原位，真好，省了我不少事！”鼓励幼儿继续保持这个行为。适度赞美可以使幼儿在成就感的动力促使下，培养成劳动与整洁的习惯，一种负责感也就初步形成了。 

3.善用记事本。可将家事按照时间先后列表，例如，上学前需完成的包括铺床、穿衣、吃早餐等等。这样的安排很合逻辑，孩子做起来也比较有效率。大家照章行事，只要等孩子做到的时候，站出来夸奖他就好了。 

劳动在家庭教育中的重要性篇8

关键词 体育 家庭教育 功效

2010年，我国成功举办了第16届广州亚运会，“激情盛会，和谐亚洲”的亚运口号日益深入人心，崇尚体育运动、体育精神的呼声，继北京奥运会后在我国又掀起了一个高潮。广州亚运会的成功举办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对广州、广东乃至全国都有着深远的影响。以亚运会为契机，在体育精神饱满人心的时刻，深入研究体育盛会洗礼下的家庭教育，笔者关注到亚运期间许多体育竞技中的感人故事，以及比赛中运动员表现出的竞技体育精神都是全人类的一笔精神财富，而这更是孩子在成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精神品质。

家庭是人类生活中最基本、最主要的一种社会组织，是孩子成长教育的第一所学校。古往今来，关于家庭教育的书籍及文献至少有二三千年的历史，我国也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家庭教育文明古国。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一系列的子女教育问题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诸如：家庭教育普遍缺乏现代科学理性的指导；家长期望值偏高而家庭教育的内容、方法不当的现象；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的失调现象等，因此如何减少或避免孩子成长过程中的不良影响，正确而科学的家庭教育就显得尤为重要。

我国家庭教育是整个教育的一部分，它和学校教育、社会教育都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家庭教育中的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孩子后天的习性是跟父母的言传身教密切相关的。近些年来，关于家庭教育的书籍层出不穷，但还比较缺乏专门结合体育来培养孩子的家教丛书和文献，笔者尝试以体育为媒介来教育和引导孩子，让孩子在体育活动中领受到快乐的同时培养孩子的各种优良品质，为孩子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价值观奠定良好的基础。

一、家庭教育释义

家庭教育是指在家庭生活中发生的，以亲子关系为中心，以培养社会需用的人为目标的教育活动，是在人的社会化过程中，家庭（主要指父母）对个体（一般指儿童、青少年）产生的影响作用。其中，教育者是家庭中的长者，受教育者是家庭成员中的年幼者[1]。家庭教育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上一般指“学龄前家庭教育”，即指子女从出生到入学前（0—7岁）这一段时间的家长对子女实施的影响教育；广义上是指子女从出生到长大成人，在一生中所受到的家长全程陪伴的全部教育和影响，它包括家长对孩子的直接或间接、有意或无意的影响，又称“终身家庭教育”。而本文所要诠释的正是这样一种终身家庭教育的理念，旨在以体育为教育手段，全程培养孩子各方面的品质和能力的教育理念。

二、家庭教育的重要性

家庭是孩子成长的摇篮，是塑造灵魂和品质的发源地。孩子在未来和社会生活中必须具备的各种品质和能力，都是首先在家庭中得到培养和训练的[2]。孩子的健康成长是要通过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等多种渠道相互交叉来培养的，而家庭教育占据着基础地位，夯实家庭教育在确保孩子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方面则显得尤为重要。

三、体育在家庭教育中的功效

（一）体育在家庭教育中的重要性及意义

体育是家庭教育的重要一环。同志早年在《体育之研究》一文中指出：“体者，载知识之车而寓道德之舍也。”即指强健的身体是实施德育、智育、美育与劳动教育的基本条件。据研究表明：幼儿时期的家庭教育应主要侧重于孩子身体协调能力以及智力的开发与培养。而科学合理的体育活动对孩子的健康成长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不但有助于孩子身体的健康成长，还对孩子的智力开发及道德情操的培养有很大的积极作用。长期的体育锻炼有助于增强孩子的心血管功能；有助于骨骼肌的生长，促进长高；有助于全身动作协调，反应灵活敏捷；有助于陶冶情操、愉悦身心；有助于形成持之以恒的意志品质及组织纪律观念等。

（二）体育在家庭教育中的德育、劳动教育功效

在人的各种品质中，“德”是重中之重的必须品质，一个人德行的好坏直接关系着其成就与贡献的大小。好的德行不但有助于学习和事业的发展，对社会发展也有所益处；而坏的德行不仅有损自我更有损他人及社会。正确的德育是家长在家庭教育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将有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和发展。从“有才无德，其行不远”这句话中就可看出道德在一个人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孩子的道德品质是在后天形成的，这需要经过一个长期的社会生活和受教育过程，它是受社会制约的比较稳定的思想素质和行为模式的反映和表现。对于德育的培养，在家庭教育中我们可以结合体育来对孩子施加影响，例如：通过开展体育竞赛小游戏，教导取得胜利的孩子要主动拥抱比赛失败的孩子，从而培养孩子的同情心，尊重对手及他人以及“胜不骄、败不馁”的道德品质；通过设置专门的体育劳动小游戏，来教育孩子热爱劳动、爱惜劳动成果的道德品质，这也正是我们倡导的劳动教育；合理而恰当的体育活动，还可以培养孩子助人为乐、待人诚恳、正直的道德品质。这样一来，在体育活动中通过严格要求孩子，长此以往使孩子逐渐形成稳定的道德品质和劳动品质。

（三）体育在家庭教育中的智育功效

中外许多教育家认为“儿童的智慧在他的手指尖上”，孩子智力的发展、能力的提高是通过动手操作物体、材料得以实现的，手“巧”会使心“灵”[3]。体育锻炼可以明显提高孩子的记忆力和学习效率，对孩子的智力发展有良好的作用。早期的智力发展对孩子以后学习效果的好坏有着显著的影响，因此可以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孩子，设计一些有助于孩子智力发展的体育小游戏，如：一些抓、拿、爬、拖、走、滚、转的小游戏来促进孩子运动智力的发展，从而为孩子智力的全面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四）体育在家庭教育中的美育功效

美有具体的、外在的，又有抽象的、内在的。如：用眼看、用耳听、用鼻子闻、用手摸到的美，即是具体的美又是外在的美；如：心灵之美、精神之美，即是抽象的美也是内在的美。家庭教育中要注意培养和发展孩子欣赏美的能力、感受美的能力以及创造美的能力。例如，在亚运会上通过回顾体操运动员的精彩视频，可以让孩子领受体操运动员的肢体美、动作美；还可带领孩子参观体育建筑、雕塑来增强孩子感受美的能力；通过观看残运会及给孩子讲述残运会上的感人故事，让孩子感受坚强的生命之美、心灵之美。通过这样一个方式来打开孩子心灵的窗户，使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能够更加宽泛的理解美的内涵，并注意增强孩子在“美与丑”面前的判断力，使其能够正确的判断美与丑，从而远离丑、摒弃丑，去积极的接近美、创造美。

（五）体育在家庭教育中塑造个性特点的功效

一个人所具有的比较稳定不变的经常反复表现出来的性格、风格即谓个性特点。个性特点与道德有差异也有联系之处，区别在于道德品质要受社会道德规范的制约，而个性特点不受其制约；相通之处为两者都是在社会生活和长期受教育过程中形成并反复表现出来的。积极的个性特点有利于孩子的成长，如：刚毅、爽朗、乐观、吃苦耐劳、善于交际、待人诚恳、能言善辩、足智多谋、谦虚谨慎、虚怀若谷等，一旦形成则有利于孩子的学习以及将来的发展；而消极的个性特点，如：沉默寡言、悲观忧郁、孤僻、谨小慎微、斤斤计较、不合群等，则不利于孩子的成长与发展。在给孩子营造一个良好的家庭教育环境的前提下，通过设计科学合理的体育活动，使孩子在体育运动中快乐的成长和学习。在这个过程中家长要注意培养孩子的运动习惯，能够做到坚持锻炼的孩子往往更容易形成积极的个性特点，并且坚持体育锻炼还有助于孩子摆脱忧郁、孤僻、懦弱等消极的性格，从而形成乐观、开朗、坚强、自信等积极的个性特点。由此可见体育对孩子个性特点的培养具有重要意义。

四、结论、建议与声明

（一）结论

21世纪的家庭教育要紧密结合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并在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使其不断发展和健全，才能使孩子健康全面的成长，这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通过系统阐述体育在家庭教育中的五大功效：德育功效、智育功效、美育功效、劳动教育功效、塑造个性特点的功效，即：科学的体育锻炼有助于孩子在家庭教育中德育、智育、美育、劳动教育以及个性特点的协调发展，给人们灌输了一种以体育为切入点，协同其他教育手段，来培养孩子全面发展的理念。在科学设计体育活动的基础上促使孩子各种品质及能力的培养，以体育来为家庭教育注入新的动力因子。

（二）建议

该理念要求家长在实施过程中，必须做好自我培训工作，能够确保体育活动的顺利实施以及各个环节的安全工作；并建立浓厚的体育锻炼氛围，引导孩子养成良好的体育锻炼习惯以及参与体育活动的积极性；从而有针对性的培养孩子各方面的品质或能力，以达到促使孩子健康成长、全面发展的目的。

（三）声明

值得声明的是：本文只是一种以体育来协助家庭教育的理念，旨在能够引起家长和家庭教育研究者的注意，使家长有意识的利用体育来教育和培养孩子，而不是一种培养孩子的方法和模式，它是家庭教育理论的话语拓展，是对该领域的丰富和发展。另外，体育在家庭教育中起到的功效并不是全面的，它不是对其他教育方法和手段的抵触和忽视。我们期望广大家庭教育研究者，在本文的基础上深入研究，使得体育和家庭教育能够有效而深入的结合，以期能够有力的推动家庭教育更加科学、完善的向前发展。

参考文献：

劳动在家庭教育中的重要性篇9

劳动实践活动是对小学生优良道德品质培养的一种基本途径。目前以学校为主体的小学生劳动实践活动已广泛开展，学校的劳动技术课也参与其中。但是实际中的家庭劳动实践却未被引起足够重视。

现在家庭独生子女较之上代人有相当的优越性，有的不是独生子女的也是留守儿童，家庭大多成为小学生成长的“温床”，长期以来，他们娇生惯养，劳动观念差，动手能力弱，劳动意识淡薄，劳动技能低下，有不珍惜劳动成果的不良倾向，使学校劳动教育在家庭中丧失功能。因而就必须彻底治理家庭劳动实践这一死角，进行家庭劳动实践可以从以下方面去做。

一、培养学生的自理能力

在家庭劳动中要让学生自我服务和自我保护，从这种自我服务中加强劳动锻炼，对小学生进行生活自理的培养，使学生养成“自己的事自己做”的良好劳动习惯，老师找家长要通过这种教育进行评比、分析，随时加以指导。

二、学习家庭劳动技能

家庭劳动的技能，首先要教给小学生一定的家庭劳动基础知识，如编织、做饭洗衣、房间打扫、室内布置等；再者学校组织学生学习，要选定学习内容，上好专门的劳动辅导课，为学生创造良好的家庭劳动环境，让学生自己动手。

三、给学生劳动时间

学生在家不要像小皇帝那样“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一方面，要让学生能在劳动中有空间，家长与学校要为这些孩子制造点儿难题，面临难题时让学生自己独立去处理，让学生自己在劳动空间里学习到技能，以不断来完善自我，养成家庭的事情争着做的好行为；另一方面，脑力劳动为家长提供财政开支，如房子的布置、家庭动物养殖，家长给予一定的支持，这样既能使孩子有一个爱劳动的习惯，同时也为家庭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贡献。

四、激励学生的家庭劳动行为

劳动在家庭教育中的重要性篇10

中图分类号：F24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49（2014）01-0088-11

一、问题的提出与文献回顾

近年来，韩国的低生育率与老龄化现象对家庭、社会和国家发展开始产生一系列冲击。而研究女性的劳动参与率是缓解韩国社会低生育率和老龄化问题的重要议题。当前，韩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表现出停滞状态。25～35岁未婚女性的劳动参与率达到68.2%，而25～55岁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却仍停留在50.4%的水平。

一般而言，已婚女性的劳动供给相比其他劳动群体具有特殊性。未婚女性和男性的劳动供给主要受到劳动力需求的影响，而已婚女性受到家庭收入、生育、子女抚养等家庭相关因素的影响。关于已婚女性的劳动供给问题有不少研究，但主要限定在对生育、抚养婴儿和学龄前儿童的分析。根据文献，已婚女性的工作经历、收入与学历、育儿费用等都是影响劳动供给的原因。法兰西克尼（Francesconi）认为，比起工作的成就感，已婚女性更加注重对劳动的补偿，而且高收入的已婚女性对生育的偏好比低工资已婚女性低。克内里（Connelly）则认为育儿费用增加将降低已婚女性的劳动供给，尤其是学龄前儿童人数的增加将有效降低妇女的劳动供给。

崔（Choi）以韩国大城市30～40岁的女性为研究对象，分析子女教育对妇女劳动供给的影响。结果发现，中上收入阶层校外教育费用支出的增加带来妇女劳动供给相对大幅降低。黄等人（Whang）虽然未把重点放在高年级子女教育的效应上，但他们在研究影响已婚女性的劳动市场参与度与工作时间的因素时发现，对未满8岁的子女的抚养会增加已婚女性的保留薪资，成为抑制劳动力供给的决定性因素。

除了已婚女性自身的因素以外，丈夫的收入与就业情况也对已婚女性的劳动供给产生影响。韩国统计数据显示，父亲学历为大学以上时，其对子女的校外教育费用支出是初中以下学历父亲的4.4倍；而且，高学历父母的子女校外教育参与率达到88%，初中以下学历父母的子女的校外教育参与率达到36.6%，显示出随着父母学历的提高，校外教育费用与校外教育参与率上升的现象。

金（Kim）利用第五次韩国劳动调查资料，分析对已婚女性的劳动供给产生影响的因素。结果显示，36岁以后已婚女性的劳动市场参与度下降，丈夫的劳动收入和其他家庭成员的收入对已婚女性的就业产生负的影响，而且家庭生活费用支出越高，已婚女性的就业概率就越高。朴（Park）在研究丈夫学历对已婚女性就业选择的影响时发现，一般情况下，丈夫的学历高或处在就业状态时，妻子的学历也较高，且处在就业状态，而且未满6岁的子女数将降低已婚女性的就业率。

综合以上的相关文献进行分析，我们会发现以上女性劳动相关文献有以下局限性：第一，大多数研究将焦点放在学龄前婴幼儿的抚养负担上，而未考虑到高年级有升学压力子女的教育问题。第二，研究的已婚女性的年龄范围较窄，有些将女性的年龄限定在20岁中期至30岁后期或者40岁后期。由于样本的限制，无法研究已婚女性在各年龄阶段的劳动供给选择，也无法观测相应对子女教育的影响。第三，借强调高学历来说明已婚妇女的劳动供给与某些现实不符。如前所述，由于已婚女性的学历与丈夫的收入对已婚女性劳动供给的影响各不相同，所以当同时考虑已婚女性的学历与丈夫的收入情况时，已婚女性的劳动供给存在不确定性。因此，本文既要考虑丈夫的收入情况，也要根据已婚女性的学历程度，结合其他家庭信息，针对高年级学龄子女的校外教育支出对30～55岁的已婚女性的劳动供给的影响进行分析。

二、已婚女性的劳动市场参与率与子女教育费用

从韩国女性劳动参与率角度看，韩国女性就业具有明显特征，在各年龄阶段女性劳动参与率呈M型形态。据韩国统计厅进行的2006年经济活动人口调查数据显示，女性劳动参与率在26岁时为72.6%，达到最高值，之后呈下降趋势，在34岁时降到47.2%的最低点。35岁时劳动参与率又开始持续上升，并在40岁初期达到65%的另一峰值，之后再次下降。这种特征反映了已婚女性在30岁初期完成生育和育儿之后，回归职场的现实。另外，劳动参与率的最高值出现在生育前，这表明一些女性在完成生育和育儿之后，不再回归经济活动，并且除了生育和育儿之后存在其他阻碍女性参与劳动的因素。

表1反映了丈夫收入差异对已婚女性经济活动的影响。表1中，将丈夫收入等级由低到高，按40%、50%、10%的比例分为三组，分别代表低、中、高收入。2003年丈夫收入属于低、中、高收入时，已婚女性的就业率为51.1%、42.8%和34.3%，这表明丈夫收入越高已婚女性的劳动供给越少。2006年的情形也呈现类似现象，但2006年的已婚女性就业率比2003年高出3.5%，这可以归因于中等收入已婚女性的就业率比2003年上升6.4%。

这一结果表明丈夫收入属于高收入的已婚女性的保留薪资水平较高，劳动供给的诱因较小，而丈夫收入属低收入的已婚女性则显示出较高的就业率。就业率相对较低的中等收入已婚女性对劳动力市场变化最为敏感。而且观察丈夫属中等收入的女性中，大学学历的女性就业率低于初中学历女性。正如前所述，高学历女性更倾向于留在家庭专注于子女教育。

丈夫收入影响已婚女性的劳动供给可以从不同年龄阶段已婚女性的就业率进一步分析。图1为不同丈夫收入分类下，已婚女性不同年龄阶段就业率。

图1显示，当丈夫收人属于低收入时，韩国已婚女性的各年龄阶段就业率随年龄急剧上升，在40～44岁年龄段达到70%的最高值，而该值在三种收入组女性中最高。这表明丈夫属低收入的已婚女性在30岁初期完成生育后快速回到职场。丈夫属中等收入的已婚女性的就业率与低收入女性情况类似。丈夫收入属于高收入的已婚女性的就业率从30～34岁阶段以后开始上升，而从35岁（子女开始上小学）至40～49岁（子女上初高中）阶段就业率停留在40%左右。这一结果表明丈夫属高收入的已婚女性为了子女教育不参与劳动力市场的可能性非常大。

对于丈夫属于高收入的已婚女性而言，子女教育问题制约劳动供给的可能性较大。韩国历来是重视教育的国家。在大企业和政坛盛行学历主义的背景下，父母千方百计地送子女进入名牌大学读书，而近年更是以送子女上特殊目的高中（special high school）的方式来提前做准备。在这种氛围下，韩国教育开发院2005年的调查显示小学生中有87%的学生，初中生中有75%的学生，高中生中有59%的学生在接受校外教育。而且在升学过程中，父母的作用，尤其是母亲的作用显得越来越重要。母亲为帮助子女上名牌高校，通过参加升学说明会搜集信息、向专家咨询、督导子女的学习、照料子女健康等方式来最大限度地提高子女的升学机会。在经济约束方面，丈夫属高收入的女性比丈夫属低收入的女性受到的制约更少，进而放弃劳动，用更多的精力专注子女教育。

实际上，已婚女性对子女教育的热情从对子女教育的支出中也可判断。韩国统计厅进行的2006年全国家庭调查资料中，针对拥有上学子女的家庭进行调查的结果是，每个家庭教育费用为483183韩元/月，占整个家庭总支出的15.4%，占家庭消费性支出的18.4%。而且抚养上学子女的家庭中，有81.7%的家庭在支付除学校教育以外的额外教育支出。而且在支付额外教育支出的家庭中，有47.2%的家庭在支付校外教育费（升学辅导或补习班费用）。特长技能培养费用高达到314351韩元/月，占总教育费用支出的65.1%，校外教育费用达到146822韩元/月，占总教育费用的30.4%。校外教育费用高于学校教育费用，成为韩国家庭不小的负担。

为了分析子女教育对已婚女性劳动供给的影响，本文使用韩国统计厅的2006年全国家庭调查数据进行研究，该调查包括全国8700个样本户。全国家庭调查为了把握家庭经济状况及生活水平的变化而将家庭收入和家庭支出按照各项类别进行调查。本文主要以30～55岁已婚有配偶女性为分析对象，小于30岁的已婚女性没有学龄子女的可能性很高，而55岁以后的已婚女性仍有未上大学的子女的可能性较低，同时该年龄属于退休年龄阶段，因而被排除。而且离婚、分居等原因承担家庭生计的女性因受到经济约束，缺乏凭子女教育决定劳动供给的能力，因而只把已婚且有配偶的女性作为分析对象。

这种教育投资因丈夫收人差异而不同。表2列出了不同丈夫收人下子女各学习阶段每人特长技能培养费的数额。为得到表2的结果，使用了如下的计算式。

其中，Xh代表家庭h的总特长技能培养费，Nhk代表家庭h的k学习阶段子女数。将（1）式仅对有上学子女的家庭进行回归，得到的札估计值视为k学习阶段子女每人的平均特长技能培养费用。

表2中可以看出，随着丈夫收入由低到高，子女的特长技能培养费用明显增加。家庭有小学生子女时，低收入与高收入群体该项花费的差异达到2.6倍，家庭有初中生子女时，其差异达到2.3倍，有高中生子女时该差异高达3.2倍。校外教育费用在家庭中有初中生子女情形下最高，这表明学生的初中学校上课时间比高中少，利于接受课外辅导。

校外教育费用可以成为父母对子女教育热情程度的变量。校外教育费用与母亲的劳动供给之间可能存在正负两种关系。父母对子女有教育热情，增加课外辅导支出，并退出劳动市场时，两者之间存在负向关系，这大体上主要对应于有高收入丈夫的已婚女性。相反，为了增加校外教育费用的投入，需要额外的收入，而母亲为此参与劳动市场时，二者存在正向关系。这主要对应于丈夫为低收入的已婚女性。但是定义课外辅导与母亲劳动供给之间的关系有一定困难。因为教育热情无法观测，并且具有两种关系。而且诱发母亲劳动供给的因素是课外辅导支出，是一种单位费用。但实际数据中被观测的不是单位费用，而是实际支出额。因此，很难精确定义教育支出额与母亲的劳动供给之间的因果关系，即母亲就业增加收入导致校外教育费用支出增加，还是校外教育费用高导致母亲就业存在内生性问题。

因此，本文用如下方法分析校外教育费用与母亲劳动供给之间的关系。首先，在校外教育决定式中，估计丈夫收入、妻子收入和妻子就业效应，判断已婚女性对劳动供给的决定。即如果不存在已婚女性为校外教育费用而增加劳动供给的效应，女性的收入不会有明显作用，但如果女性就业是为了负担校外教育费用，那么校外教育费用就会因女性收人而敏感地变化。其次，在已婚女性劳动供给决定式中，用校外教育支出作为解释变量。

表3给出了有上学子女的家庭校外教育费用支出决定式的估计结果。夫妇的学历、丈夫的收入、妻子是否就业、妻子的劳动收入等作为解释变量，并且用各学习阶段的子女数作为控制变量。分析结果显示，夫妇的学历越高，校外教育费用支出越多。尤其在丈夫收入相同的家庭中，大专以上学历的女性对子女的校外教育费用支出更多。这可以解释为高学历父母比低学历父母更重视孩子的教育。

在丈夫收入对课外辅导支出的影响方面，丈夫收入每增加100万韩元，校外教育费用支出增加18400韩元。观察女性的就业对校外教育费用支出的影响，丈夫收入为低收入时，就业的已婚女性比未就业的已婚女性多支出19400韩元校外教育费用。这表明低收入丈夫的女性更愿意参与劳动。有高收入丈夫的已婚女性中，未就业已婚女性的课外辅导支出比就业的女性更高.这表明高收入阶层的未就业女性的教育热情更高，受到的经济约束更少，更有可能专注于子女教育。相反，高收入阶层的就业女性虽然收入高，其课外辅导支出却比未就业女性低，说明与其是为了子女教育而参与劳动，更不如说是为了对其他因素，如对工作的追求等而参与劳动。

通过以上分析结果得知，教育热情高可能导致有高收入丈夫的女性降低劳动供给。具体原因如下：首先是从高收入已婚女性的各年龄段就业情况来看，该群体在子女上初高中的年龄段上就业率明显低；其次是控制丈夫收入后，未就业的高收入已婚女性与就业的高收入女性相比，前者校外教育费用支出更高；最后是高收入已婚女性的就业收入未用于课外辅导支出。

下面通过进一步的实证分析来验证上述结论。

三、已婚女性的劳动供给的决定因素

下面将通过加入控制变量，估计已婚女性参与劳动的决定式，并探讨考虑丈夫收入的差异时子女教育对已婚女性的劳动供给的影响。表4为数据的描述性统计。

本文所考察的已婚女性就业问题，结果只有两种，就业或不就业。根据模型特点。本文采用二元logit模型。将已婚女性选择“就业”时，取值为1，“不就业”时，取值为0。被解释变量为已婚女性的就业情况，解释变量为初中以下（wmld）、高中（wsenhs）、大专及以上（wcollg）的女性学历、年龄（age）、是否有婴幼儿（infant）、幼儿园（kidgd）、小学（elmts）、初中（midds）、高中（senhs）及大学以上（collg）学历的子女、丈夫高中（husbsenhs）和大专以上学历（husbcollg）、丈夫中等收入（husbmidd）和丈夫高收入（husbhigh）等。一般受教育程度越高，劳动市场中可获得的潜在工资越高，并且劳动市场参与机会也提高，因此，学历将对女性劳动供给产生正的影响。年龄可以控制因年龄差异出现的劳动需求与供给差异。丈夫收入定义为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之和，它与幼小子女一样对女性劳动供给产生负的影响。

已婚女性劳动供给的最基本的估计式为：

其中，p为已婚女性劳动供给概率，pi/（1-pi）为参与劳动和不参与劳动的概率之比，是女性劳动供给的机会比率。β0为截距项，β1，β2、…、βn是解释变量的影响系数，εi为随机误差项。

表5中反映了已婚女性就业的决定因素。模型1为基本模型，在参与劳动市场决定式中，包含了女性学历、年龄、丈夫收入、丈夫学历以及子女类型虚拟变量。模型1中，家庭中有婴幼儿或幼儿园子女时，已婚女性的就业率大幅下降，而在家庭中有小学生子女的情形下却不显著。而且随着子女进入初高中时，已婚女性的就业率随之增加。这体现了已婚女性完成育儿之后回归劳动力市场的现象。丈夫的收入越高，已婚女性劳动供给越低，很好地为此前所述的假设提供了依据。女性学历为大专以上时，有增加就业的效应，而丈夫的学历越高，女性就业率越低。年龄对就业的影响以二次项形式体现（即包含平方项），以40岁为峰值。

模型2为了观察在丈夫收入变化的情况下子女教育对女性劳动供给的影响，增加了丈夫收入虚拟变量和有无子女的交叉项。结果显示，当丈夫收入为低收入时，已婚女性若有婴幼儿和幼儿园子女，则降低劳动供给，而当子女上小学后开始增加劳动供给。这种结果可以解释为低收入阶层女性在度过子女婴幼儿抚养期后，为生计或子女教育支出而参与劳动。相反，丈夫收入为中等和高收入时，小学生以上子女会降低女性的劳动供给。尤其丈夫属于高收入阶层的已婚女性在子女进入高中阶段后，其就业率急剧下降，可以看出子女大学升学对已婚女性就业具有重要影响。中等和高收人阶层的已婚女性会在子女婴幼期增加劳动供给。这可以解释由于这两个阶层已婚女性所在的家庭收入高，所以她们可通过家政服务抚养婴幼儿与低龄子女。

模型3控制了劳动供给的年龄函数在不同学历的差异。通过该模型可以分析各年龄阶段女性劳动供给在不同学历下的差异。结果显示，子女效应虽然有所下降，但女性的就业增减符号仍与之前的模型相同。丈夫收入为低收入时，已婚女性的就业率从子女进入小学开始上升。当丈夫属中等收入时，子女从进入小学至高中为止，已婚女性就业率一直下降。在估计女性各年龄段学历函数时，发现高学历女性的系数最高，这反映了劳动市场对高学历女性的劳动需求。而且初中、高中、大专以上学历的女性的就业率分别以42岁、41岁、38岁为最高点，之后下降，可以看出高学历女性最先从劳动市场退出，这表明高学历女性为子女教育而较快回归家庭。

为了分析丈夫收入的作用，模型4增加了校外教育费支出和丈夫收入虚拟变量的交叉项。结果显示，丈夫收入属低收入时，校外教育费用支出有提高已婚女性就业率的效应，而丈夫属高收入时，校外教育费用支出降低已婚女性的就业率，这与表3的结果一致。低收入阶层女性为了子女的课外辅导支出更倾向于参与劳动市场，而高收入阶层女性此倾向较小。高收入阶层女性的教育热情相对更高，更愿意留在家庭中专注子女的教育。

前面的分析显示，校外教育费用支出会影响已婚女性的劳动供给，这是通过教育热情这一无法观测到的变量为媒介的。为了更准确地进行分析，现将利用工具变量进行两阶段估计。通过它控制教育热情，缓解与校外教育费用相关的内生性问题。这里采用的工具变量参考安格尔斯特（Angrit）等人和金（kim）的研究，采用子女性别比例。表6和表7分别显示了一阶段校外教育费用和二阶段Logit估计结果。

一阶段校外教育费用估计中，不包含女性的就业变量，采用子女中儿子的比重作为工具变量。结果显示，儿子的比重有着增加校外教育费支出的效应，而其他变量与表3无大的差别。此校外教育费的估计值是只考虑子女数和性别（未包含交叉项）等基本变量估计的基础值，若超过此支出，可视为相对教育热情高并对子女教育超额支出。若达不到，则认为是教育热情低，导致对子女教育支出低。即校外教育费决定式的残差可以反映父母对子女的教育费支出程度。

表7的二阶段模型的第一个估计式中包含所估计的校外教育费支出估计值和丈夫收入虚拟变量的交叉项。第二个估计式在第一个估计式的基础上增加了残差和丈夫收入虚拟变量的交叉项。结果显示，两种情形下子女虚拟变量都与表5的模型4的估计结果大体相似。尤其是丈夫收入属于中高收入的已婚女性家庭中有高中生子女时，该情况具有降低就业的效果。

包含校外教育费估计值与丈夫虚拟变量的交叉项的估计式中，丈夫属低收入时，就业率增加效应比其他阶层更大，由此表明，低收入阶层女性通过参加劳动市场的方式缓解校外教育费用支出需求的增加。第二个估计式中，低收入已婚女性的估计系数为正数，高收入阶层已婚女性的系数为负数。这可以解释为由于教育热情导致的校外教育费过度支出提高了低收入阶层已婚女性的劳动供给，而高收入阶层女性则经济负担较少，更愿意为子女教育付出时间。

四、对中国的启示

本文通过韩国统计厅2006年的全国家庭调查资料，分析了丈夫收入差异下子女教育对已婚女性的劳动供给的影响。其分析结果如下。第一，有婴幼儿或幼儿园子女时，已婚女性的就业率大幅下降，而子女进入初高中时，已婚女性的就业率会上升。第二，丈夫属于中高收入时，从子女上小学开始，已婚女性的劳动供给降低，尤其高收入女性在子女进入高中后，就业率急剧下降。这可以被认为是已婚女性考虑子女的大学升学而减少劳动供给。第三，丈夫收入属低收入时，已婚女性的校外教育支出越增加，就业率越会上升，而高收入阶层已婚女性则在子女的校外教育费用支出上升时减少就业。这可以判断为低收入阶层已婚妇女为子女的校外教育而参加工作，而高收入阶层已婚妇女则经济条件宽裕，更愿意留在家庭中专注子女教育。

正如韩国一样，中国也正在进入低生育率和人口红利减少的时代。1990年代以来，我国劳动参与率一直持续下降，从1990年的80%下降至2008年的73.8%，劳动力市场压力加大。尤其是45～54岁年龄组的女性就业率在五大城市中已经下降到40%左右。而且我国城市女性劳动参与率总体水平明显低于农村女性劳动参与率。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城镇女性劳动参与率为55.0%，而农村女性劳动参与率为72.2%，而且城镇女性劳动参与率与第五次人口普查相比有较明显的下降。这种现象与韩国中高收入家庭妇女劳动参与率较低，而低收入家庭妇女劳动参与率较高的现象非常相似。

本文的研究结论可以为提高我国妇女劳动参与率提供有益启示。

第一，劳动参与率与社会保障系统有密切联系。正如文中所示，由于婴幼儿等学龄前子女成为抑制已婚女性劳动供给的重要因素，因此，合理科学的妇女劳动保护制度有利于提高已婚女性的劳动参与率。目前，我国已婚女性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在事业单位的享受程度明显高于其他类型单位，而个体、私营和农村集体所有制单位提供的社会保障最低。根据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公布的《妇女权益保障法实施情况2002年抽样调查报告》显示，我国40.1%的已婚女性在孕期没有受到劳动保护，25.6%的妇女在哺乳期没有受到保护。加强对孕期和哺乳期妇女的劳动保护，并在各种形式的就业中，为已婚妇女建立卫生室、孕妇休息室、哺乳室、托儿所等设施，都会促进已婚妇女劳动参与率的提高。针对妇女的社会保障系统如医疗保险、产假制度、育儿休假制度等也有必要进一步完善。

劳动在家庭教育中的重要性篇11

[中图分类号]F3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2）07-0231-05

陈琦（1978-），男，华中师范大学湖北省社会发展与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教授，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政策。（湖北武汉 430079）

一、引言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开始了大规模、有计划的农村扶贫开发。特别是随着《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年）》和《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的实施，扶贫开发取得了巨大成就，贫困人口规模大大降低。但是，贫困地区的不平衡发展问题却越来越严重。现阶段，我国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一般经济增长已无法有效带动、常规扶贫手段也难以奏效的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简称“连片特困地区”）。这些地区仍然面临着贫困范围广、程度深、减贫工作难度大的现实问题，扶贫工作推进相对较慢。2011年底，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强调把连片特困地区作为未来扶贫攻坚的主战场。2011年11月，中央启动了首个连片特困地区扶贫攻坚试点——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试点。武陵山片区试点的启动，标志着连片特困地区扶贫攻坚的大幕已经拉开。

纵观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的扶贫开发历史，可以发现这些地区除了恶劣的自然环境制约经济增长之外，人力资本匮乏也降低了反贫困效果。劳动力受教育水平较低、思想观念落后、生产技能缺乏所导致的参与式扶贫积极性不高、农村基层组织涣散、产业扶贫无法有效开展等，都阻碍了当地的反贫困进程。人力资本匮乏与贫困之间的关系已经获得共识，在连片特困地区未来的扶贫开发中，人力资本投资将会是一个重要的方向和目标。因此，非常有必要对该地区的人力资本现状、人力资本的空间分布、人力资本与收入的关系等问题进行探讨，为连片特困地区未来的扶贫攻坚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

二、人力资本理论与贫困认知

人类对贫困的认知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最初，研究者将贫困界定为经济层面的绝对贫困，如朗特里认为如果一个家庭的总收入不足以获得维持体能所需要的最低生活必需品，则该家庭为贫困家庭。此后对贫困的认知，又历经了绝对贫困到相对贫困、收入贫困到多维贫困、经济贫困到能力贫困的转变等。同样，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贫困的成因进行了诠释。从经济学角度来看，认为贫困的产生主要是缺乏经济增长所需要的要素。例如20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发展经济学家提出的“唯资本论”，认为资本是经济发展的约束条件和决定性因素。从政治学角度看，认为贫困的产生源于制度的不合理以及政策的短缺。例如，汤森认为个人之所以沦为贫困并不是个人因素或文化因素的影响，而是整个社会与经济建构的结果。从人口学角度看，认为人口数量增长以及人口素质低下导致了贫困。如马尔萨斯在《人口原理》一书中指出：人口的几何级数增长与生活资料的算术级数增长之间的矛盾会导致贫困。此外，社会学家又提出了贫困文化理论、贫困功能理论、贫困结构理论、人力资本理论等用于解释贫困的成因。可以发现，在各种角度对贫困成因的解释中，人的因素都占有重要位置，特别是人力资本理论引起了许多研究者的兴趣。

人力资本理论首先由美国的经济学家舒尔茨在1960年提出，他指出人力资源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远比物质资本的增加要重要得多。人力资本包括用以形成和完善劳动力的各种投资。其中包括教育投资，用于增加劳动者的知识，提高劳动力水平和质量；保健投资，用于减少人们的疾病和死亡，提高劳动力素质，增强工作能力；劳动力迁徙投资，用于发展劳动力市场行情调研机构，协助劳动力流动等。…人力资本理论提出后，引起了许多理论研究者的兴趣，并将人力资本投资付诸于反贫困和经济发展的实践之中。许多国家将教育摆到了重要的位置，把教育作为经济发展的首要因素，并在实践中收获了重要成果。

在国内，人力资本理论也被视为贫困成因的一个重要解释，许多研究者围绕人力资本与反贫困做出了各种有益探索。一方面，探讨了人力资本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间接研究人力资本对反贫困的作用。如高玉喜探讨了我国贫困地区人力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他认为人力资本的缺乏导致了缓解贫困的低效率和贫困的恶性循环；周晓梅从理论上探讨了人力资本投资与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问题；崔俊富等认为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人力资本不足会损害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使经济停滞不前，陷入贫困陷阱。另一方面，直接研究人力资本与反贫困的关系，指出人力资本如何影响贫困并提出基于人力资本视角的反贫困对策。如魏洛明从理论上综述了人力资本投资与贫困地区发展的关系；赵曦研究了人力资本理论与反贫困的问题；杨云探讨了人力资本视野下西部民族地区反贫困的路径。

国内外的研究同时表明，人力资本与贫困之间关联紧密，人力资本投资对反贫困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现有研究在两个层面的涉足相对较少，一是对于特殊类型贫困地区的人力资本研究较少；二是现有研究较少以家庭为单位考察人力资本状况。连片特困地区的家庭人力资本状况如何，不同地区家庭人力资本有何差异，家庭人力资本对家庭收入有何影响等问题，正是本文需要侧重考察的领域。

三、数据来源及指标说明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和华中师范大学2010年联合进行的“武陵山区减贫战略研究基线调研”项目。本次调查选取了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的4省（市）8县，样本覆盖到贵州省印江县、思南县，湖南省凤凰县、泸溪县，湖北省宣恩县、咸丰县和重庆市秀山县、酉阳县等地149个村庄。本文根据研究的需要，采用删除缺失值个案的方法对样本缺失值进行了处理，最终得到566个有效样本。样本分布为：湖北133份，湖南104份，重庆200份，贵州129份。

（二）指标说明

本文采取指标法对人力资本进行评估，依据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主要选取家庭劳动力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以及接受培训状况三个指标考察家庭人力资本水平。考虑到家庭劳动力人口数和劳动力非农就业状况对收入的影响，在分析人力资本与收入关系时，引入这两个相关变量用作参考。

几个主要指标的解释如下：（1）劳动力人均收入是指粮食作物收入、经济作物收入、养殖业收入、经营性收入和非农就业收入之和除以家庭劳动力数量，这里的收入未扣除取得收入所投入的成本；（2）家庭劳动力人口数是指16岁以上，在家务农、外出打工或开展经营活动等有经济收入的劳动人口；（3）受教育程度直接通过受教育年数来度量；（4）健康状况分为差、一般和好三种类型，分别赋予1分、2分和3分的值，最终获得一个健康指数；（5）接受培训状况直接以接受培训的次数来度量，在回归分析中将变量转换为是否接受过培训的虚拟变量；（6）非农就业状况以是否外出打工来度量，为二分变量，在回归分析中转换为虚拟变量。

四、人力资本与收入贫困

（一）人力资本现状

武陵山片区包括湖北、湖南、重庆、贵州4省的64个县，从整体上来看，人力资本比较匮乏，各个不同省区的农村家庭在劳动力人均年收入、受教育年限、健康状况以及接受培训等方面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表1显示：（1）在整个武陵山片区，农村家庭的劳动力年均收入水平普遍偏低，仅为4480元。其中重庆和贵州地区的家庭劳动力年均收益较高，分别达到5625元和5125元；而湖南的家庭劳动力年均收益最低，仅为2098元。（2）整个武陵山片区农村家庭劳动力的受教育年限为6.15年，大致相当于小学毕业水平，整体偏低。分省区比较，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从高到低依次为重庆（6.71年）、湖北（6.05年）、贵州（6.04年）、湖南（5.29年）。（3）四省区农村家庭劳动力健康状况整体较好。（4）武陵山片区农村家庭劳动力接受培训的状态整体不尽如人意，人均接受培训次数仅为0.31次，绝大部分劳动力从未接受过任何形式的培训。劳动力接受培训次数较多的地区为重庆（0.51次）和贵州（0.48次），湖南（0.10次）和湖北（0.02次）劳动力接受培训次数非常低。

（二）人力资本与收入差异

为了比较人力资本不同是否导致收入上的差异，文中进行了方差分析。据研究需要对定距数据进行分组处理后，通过单因方差的分析，来进一步比较不同的人力资本因素与收入差异。对于通过F检验的变量，再进一步使用LSD事后比较方法，进行多重比较，以便于了解具体差异在什么方面。

表2显示，劳动力人口数、劳动力健康状况、劳动力教育程度以及劳动力培训次数四个变量均能通过F检验，这说明不同的变量中至少有两个组别之间的劳动力人口平均收入存在差异。进一步通过LSD比较可以发现：（1）从受教育程度来看，小学及以下水平（1-6年）劳动力的平均收入是最低的，文盲（0年）、初中（7～9年），高中（10～12年）教育水平的劳动力人口平均收入均高于1～6年教育水平的劳动力。在该组数据中，虽然可以直观看到文盲的收入水平甚至高于初中（7～9年）教育水平的劳动力平均收入，但是在LSD的检验中并没有得到证实。（2）从健康状况来看，健康状况好的劳动力平均收入明显高于健康状况差或者一般的劳动力。（3）从培训情况来看，仅受培训1次的劳动力的平均收入，高于未接受培训劳动力的平均收入得到了证实，接受2次及以上培训的劳动力与仅有1次培训或未接受培训的劳动力之间，在平均收入上并没有显著差异。可见劳动力培训与劳动力平均收入的直接关系并不是非常明显。

（三）人力资本与收入相关

表3考察了人力资本与收入之间关系的强度。可以清楚看到，劳动力的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培训状况、劳动力数量以及劳动力非农就业状态与劳动力人均收入之间都存在着显著相关。但是，从具体相关系数值来看，各变量之间的关系仅仅呈现出低度相关（r

表4进一步说明了人力资本各变量对收入贡献的大小。在回归分析之前，对自变量的分布、线性关系、共线性问题进行了检验，发现自变量和因变量可以基本满足简单线性回归的条件。表4显示，模型的统计值F达到显著，说明5个自变量对劳动力平均收入的解释都达到显著。但是，模型的决定系数R2较小，说明这5个自变量用于解释和预测收入贫困不够全面，意味着在5个设定的变量之外，还存在着较大的未知因素影响着劳动力的平均收入。具体考察每个变量的贡献大小发现：（1）劳动力技能培训对收入贫困的解释力最小，只能解释0.7%的变异量。一方面说明培训对连片特困地区传统落后的种植业收入的提升效果不明显，另一方面说明培训对劳动力向非农就业转移的作用不明显。（2）教育水平对收入的贡献也比预期要小，只能解释2.9%的变异量。这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连片特困地区的传统产业形态与基于义务教育所获取的知识关联性不大；第二，教育投资的效率发挥局限于农村家庭较少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缺少作用的平台；第三，劳动力非农就业行业对知识的需求不高，劳动力教育水平的高低不能明显体现出收入差别。（3）健康状况对收入贫困的影响相对较大，说明健康是决定劳动力收入的一个基础条件。（4）家庭劳动力数量以及劳动力的非农就业两个因素对收入的影响比较明显。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结论

本文基于人力资本的视角，对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的人力资本状况进行了描述，并分析了人力资本与收入贫困的关系，由此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整个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处于一个较低的状态，特别是教育水平偏低，这是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普遍存在的现象。劳动力教育水平偏低不仅影响到其发展意识，而且制约了其发展能力的提升。尤其是影响到参与式扶贫的开展，致使扶贫开发项目实施困难，减贫进展缓慢。

2.不同受教育水平、健康水平以及培训状况的劳动力，其收入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差异。可以证实的是，具有小学文化水平的劳动力人均收入水平最低；健康状况好的劳动力收入水平更高；有过1次培训经历的劳动力收入水平较高。这种差异性，说明家庭人力资本对收入的影响是一个复杂的作用机理，在扶贫开发中应该区别对待。

3.进一步分析发现，劳动力受教育水平、健康状况以及接受培训状况与劳动力人均收入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相关关系，但是这种直接相关的程度较低。一方面，印证了以往研究中人力资本与收入存在关系的结论；另一方面，说明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由于其特殊性，人力资本对提升收入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挖掘。

4.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农村家庭劳动力的培训状况以及劳动力的教育水平，对收入的贡献非常微弱，劳动力的健康状况对收入的影响则相对较大。整体来看，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人力资本对收入的贡献度较低，这主要是因为人力资本的效应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二）政策建议

依据对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人力资本的分析，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劳动在家庭教育中的重要性篇12

【中图分类号】G622 【文献标识码】A

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并称为教育的三大支柱。但家庭教育是一切教育的基础。因为家庭是孩子的第一学校，也是终身学校。父母是孩子的第一教师，也是终身教师。所以，孩子的教育一定要重视家庭教育。

前苏联著名教育家马卡连柯曾谆谆教诲我们：“教育儿童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我们的儿童是我们国家末来的公民，也是世界的公民，他们将创造历史。我们的儿童是末来的父亲、母亲，他们也将要成为自己儿童的教育者。我们的儿童应当成长为优秀的公民，成长为贤良的父亲和母亲。但是，这还没有概括一切，我们的儿童又是我们晚年的希望。因此，正确的教育是我们幸福的晚年；不好的教育是我们将来的苦痛、辛酸，是我们对其他的人们和整个国家的罪过。”可见，正确的家庭教育是多么重要。

然而在转型期的当代中国，过去以道德教育为核心的家庭教育价值观正在遭到破坏，重智轻德逐渐成为家庭教育的普遍价值趋向，由此导致家庭也逐渐成为第二课堂，学校应试教育成了家庭教育的主要内容。

“你只要把学习搞好就行了，家里其他什么都别管。”这句话几乎成了很多家庭的通用语，也集中反映了很多家长在家庭教育上只重视孩子的考试成绩，而忽略孩子良好生活习惯的培养。很多孩子在家里的普遍现象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小学阶段的孩子，每天整理床铺和书包，削铅笔，换本子，诸如此类的事情大都是父母包办。中学的孩子在家里一点家务活都不干。十六七岁的孩子不洗自己的衣服是正常的事；父母不在家，宁肯吃零食也不做饭的孩子大有人在，他们视父母为家庭为自己的付出是理所当然的事。家长对孩子唯一的要求是学习成绩。这种对孩子学习的苛刻和高要求与对孩子生活习惯培养的过分迁就形成了鲜明对比。家庭教育中这种价值观的扭曲，对孩子一生的健康成长是极为不利的。其可怕的后果是：孩子的责任感和劳动意识的丧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