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的经济学解释篇1

一、引言

城市经济学的历史源远流长，其发展过程可谓一波三折。早在古希腊甚至更早的时候，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们就开始从劳动分工的角度关注城市经济问题了(Xenophon,BC.427-355;Plato,BC.380;WilliamPetty,1683)；到了古典经济学的时代，城市经济学出现了一个小的研究高潮，当时不仅有城市“劳动分工”说(AdamSimth,1776)，而且还盛行另一种可用以解释城市的经济学说——古典区位理论(Thunen,1826;Weber,1909;Christaller,1933;Losch,1938;Isard,1956)。可到了新古典经济学时期以后，城市经济学不仅没有在马歇尔天才的综合之后如虎添翼，反而却经历了长时期的沉寂、徘徊。其间，虽然也曾有过多次试图推动城市经济学的勇敢的努力，但它们最终均功亏一篑，以失败告终；到了1990年代，城市经济学在经历了一番反思和调整之后，终于涌现了两股试图融入主流经济学的努力，参见图1。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在1964年阿朗索(Alonso)出版了《区位与土地利用》一书之后，城市经济学却在新古典经济学对城市经济现象无能为力的大背景下，作为一门具备统一理论基础的学科而诞生。本文关注的问题是：城市经济学的历史如此悠久，但为什么却在古典经济学之后直到20世纪60年代的漫长岁月里相对沉寂，甚至长期被排除在主流经济学之外？还有，新古典时期，城市经济学曾经出现了几次试图将城市纳入主流经济学的“努力”，为什么它们最终均以失败告终？再者，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再次试图复兴城市经济学并使之融入主流的努力，这些努力是否能成功？等等。为了对这些问题做出较为系统的回答，本文将按如下顺序组织：第二部分回顾并评价古典城市“劳动分工说”的主要内容；第三部分简评以屠能为代表的古典农业区位理论及其与城市经济学之间的关联；第四部分对新古典时期试图复兴城市经济学的种种努力进行评述；第五部分对近年来十分盛行的“新经济地理学”和“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进行评述；第六部分是本文的结论以及对城市经济学未来发展的展望。

二、“古典劳动分工”说——最早的城市经济学

早在古典经济学产生以前，有关城市的研究就已经出现了。古希腊最早的经济学家之一色诺芬(Xenophon,公元前427年——公元前355年)就曾从分工的角度来研究人口集中和专业技能以及产品开发之间的关系(Gordon,1975)。人口集中无疑是城市出现的先导，而专业技能的提高和产品开发无异于专业化和产品的多样化，很显然，这已经是最早的有关城市的经济学说了。

此后，另一位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Plato，公元前380年)则遵循着色诺芬的这一思想路线，并将之向前推进了一步。柏拉图写道：“一个城市——或者一个国家——是对人的需要的一种反应……由于这种对劳务的相互交换，大量的人便聚集在一起，并聚居在我们称之为城市和国家的地方”(Plato,Republic,Ⅱ,pp.369)。柏拉图的这段话为城市产生于专业化和分工确立了经济基础，并奠定了交换理论的基础。很显然，在柏拉图那里，是专业化创造了互惠的相互依存，而互惠的相互依存又确立了互惠的交换，在这当中，城市与分工和专业化经济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城市提供了对单个商品的相当大的需求，因而，分工和专业化有了存在的基础，另一方面，城市内的分工和专业化又提高了这里的工人们的技术和生产效率。

17世纪、18世纪，“古典劳动分工”说在解释城市问题时仍然占据一定地位，比如，威廉•配第(WilliamPetty)已认识到，大城市与劳动分工的内在关联以及专业化的好处等这些问题。尽管如此，只有到了亚当•斯密那里，劳动分工和专业化对城市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这一思想才日臻完善。这不仅体现在他对专业化、分工经济的独一无二的一般性分析方面，而且，也体现在他将专业化和交换视作为城市乃至整个市场理论赖以建立的基础方面，“文明社会的重要商业，就是都市居民和农村居民通商……这里，分工的结果就象其他方面的分工一样……都市是农村剩余物的市场……都市的居民越多，其居民的收入愈大，农村剩余物的市场愈广阔……都市附近的农业家和耕作者，从谷物售价所得的，不仅是农业的普通利润，而且包括自远地运来出售地谷物的全部价值。此外，他们还节省了这些东西的远途运费的全部价值”。

在这里，斯密不仅对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分工好处进行了阐述，而且也对城市市场广阔对居民收入的贡献、交易费用的节约、对国民财富的贡献以及由此引发的不同国家财富的差别进行了阐述。若用希克斯(Hicks,1965，第38页)的一个简单公式，g=(k•p/w)-1，那么，斯密的上述看法则更为直观，其中，k代表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的比率，p代表劳动生产率，w代表实际工资率，g代表物质增长率。很显然，在实际工资率w给定的条件下，一国或一个城市的经济或财富增长便主要取决于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之间的比率k和因分工扩大而导致的生产率p的提高。在斯密看来，k的增长是有限度的，因此，一个国家、一个城市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劳动分工。由此看来，斯密不仅是一个伟大的古典主义经济学家，而且也是第一位系统地从劳动分工角度来论述城市经济发展、城乡居民收入差别的经济学家。

古典城市“劳动分工”说的优点在于：它对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分工的好处、城市市场广阔对居民收入的贡献、交易费用的节约、对国民财富的贡献以及由此引发的不同国家财富的差别等看法均颇富创见性，但由于这些阐述比较零碎、散乱、没有模型化，因而其内部组织和架构颇为散乱，甚至根本不是以城市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因而在客观上限制了它在后世的传播。

三、古典区位理论——城市经济学的摇篮

进入19世纪以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逐步在当时的后发展中国家——德国——萌发，工业革命的迹象已经凸现，但农业经济仍占据德国经济的主导地位，在这样的背景下，屠能以他对城市周围农业地租和土地利用的精彩分析受到了当时的主流经济学一定程度上的接纳。虽然屠能(VonThunen)开创的理论(TheIsolatedRepublic,1826)阐述的是农业土地利用和地租问题，但从另外一面看，它也是一部经典的城市经济学力作。

在屠能的理论中，一个孤立的城市（镇）作为整个农业生产布局的中心事先给定，在它的周围布满了为它供应农产品的农户；同时，每一种农作物的产量和运输成本也各不相同，相应地，每一种农作物的种植密度也各不相同。假定存在着农户与土地拥有者之间的竞争，并且每一个体均追求其自私利益，那么，农户之间相互竞争土地的结果，将使地租从中心向由高向低依次递减，直至为零。由于每个农户将面临地租和运输成本之间的两难，并且不同作物的运输成本和产量也各不相同，因此，农作物的生产将以同心圆的形式出现。给出了屠能模型的最直观的结果。该图横轴代表距离中心城镇的距离，纵轴代表租金。图中上半部分是均衡的“竞租曲线”(bindrentcurve)，也即在任一给定的距离时农户愿意支付的最高租金。由实线组成的包络线定义了租金级差。该线的不同部分代表，每一种农作物的种植者愿意比别人出更高的地租，结果便会得到图下半幅同心圆式的种植圈层。越靠近最里层，土地的租金就越高，运输成本越省，而最外面的土地租金为零，但运输成本最高。

从上看，屠能的理论似乎仅能对很多与农业生产有关的问题给出一个简化的解释，比如，它能解释不存在李嘉图式肥沃程度差异条件下农业生产专业化的可能性，也能解释农户与市场的距离、农户售卖农产品所得的价格和租金之间的关系。然而，该模型在多方面的扩展也使得它成为现代城市经济学的一块理论基石，比如，该模型可被修改并用于考察城市的土地利用问题，这构成了后来的“新城市经济学”的主要研究素材(Alonso,1964)，又如，在更近的时期，通过建立有关集聚经济的模型，该理论又可以被扩展到探索中心城市与次中心城市的内生形成问题(Weber,1909;Marshall,1890,1920;Christaller,1933;Hoover,1937;Losch,1944;Krugman,1991a,b;Fujita,1999a,1999b,ect.)。屠能生活在典型的农业时代，当时盛行所谓“规模报酬不变”的农业经济，这也许正是他的模型能够与以竞争范式为特征的诸多新古典应用相容的根本原因所在。然而，屠能的古典农业区位理论与古典和前古典时期用劳动分工解释城市经济问题的思想格格不入，前者的根本特征是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而后者的实质则是不完全竞争和报酬递增。更为重要的是，他以城市作为一个外生给定的中心作为分析的开始，也就是说，他的模型的重心在于理解如何促使经济活动远离中心的所谓“离心力”。对于使经济活动集中的所谓“向心力”，他的模型没有也不可能提供任何解释，这样，有关城市为什么形成以及怎样形成的关键思想便被他人为地假设掉了。

在屠能之后，古典区位理论形成了两个基本分支：第一个分支是要考察：在给定所有其他“经济人”区位的情况下，如何最小化某一特定“经济人”的成本问题，也即“最小成本区位问题”。该分支主要由韦伯(Weber,1909)、艾萨德(Isard,1956)、穆斯(Muses,1958)、萨卡世塔(Sakashita,1987)、贝克曼(Beckmann,1987)、师叶和麦(ShiehandMai,1997)等继承和发展；另一分支则要考察：在给定厂商相互直接竞争的条件下，厂商们如何寻找最佳的区位，以及在需求信息的条件下控制它们的市场区域问题，也即“中心地理论”和“相互依赖理论”，该分支主要由克里斯蒂纳(Christaller,1933)、勒施Losch,1938,1940)等继承和发展。这两个分支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城市经济问题的某一方面，比如，韦伯的工业区位理论能够解释厂商在城市中心集聚的趋势，克里斯蒂纳的“中心地理论”能够解释城市体系在具有不同区位的市场区域上存在的原因，但是，它们在解释城市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时均面临着难以克服的缺陷：

第一，它们在解释城市区位问题时大多借用了物理学、几何学而不是经济学的概念和原理，结果便在客观上限制了它们在经济学界的影响力。比如，韦伯的工业区位理论中运用了“物料指数”、“位置权重”和“劳动系数”三个工具来解释工业区位中的最小成本问题，但该决策问题中的决策者到底是谁，是一家工厂还是企业主？如果是厂商，它是私人厂商还是其他？韦伯对此并未给予任何交代，换句话说，韦伯所说的最小成本问题既不是关于理性决策者如何做出合理决策的问题，也不是这些决策者之间如何相互影响从而产生一个特定结果的问题，因此，严格地说，韦伯的理论与经济学理论没有多大关联（Krugman,1995）。还有，克里斯蒂纳和勒施的“中心地理论”讲述的是在权衡了规模经济和运输成本之后，生产者决定集聚在一起形成一种城市结构，为相互交错的六角形市场区域提品，这的确是一个关于个体相互影响的决策问题，但是，它没有给出明确的决策者是谁，也没有言明决策者决策时的市场结构或者厂商是否存在相互作用问题，因此，正如克鲁格曼所说，“中心地理论提供的是某种纲要，一种可以把你对城市系统的思想和数据结合起来的方法，而没有提供一个更深层的原因来解释观察到的结构的经济模型”。

第二，更为重要的是，城市经济中的很多变量均表现出不可分性(indivisibility)和不连续性(discontinuity)以及外部性的特征，比如，城市的人口聚居区在空间上是不连续的，大城市的人口在集聚到一定的规模后可能会停止增长并在它的周围产生出更多的中小卫星城，还有，由于外部性的影响，一定量的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可以供多倍人使用等等，所有这些均意味着城市经济活动具有非线性和报酬递增的性质，因此，成本和收益很难完全体现在商品的买卖价格上，这样，传统的边际分析方法便无能为力，而应该用专业化和分工的方法来求解。而事实上，大部分的古典区位理论均在一个轻松的假定中将城市形成以及它的重要特征剔除掉了。

总之，古典区位理论建构在完全竞争、利润最大化、完全信息、即时调整和局部均衡等原理的基础上，它所作的假定与农业经济或者不发达的小城镇经济相匹配，但是，当工业经济的发展日益走向成熟，知识、信息和技能的重要性以及城市的集聚优势日益彰显的时候，它难以对城市经济的核心——城市形成——做出解释的缺陷，便成为其致命伤。结果，古典区位理论便走进了其理论研究的死胡同。

四、新古典时期的城市经济学——无能而无奈的努力

新古典时期，城市经济学基本处于沉寂阶段，主要原因在于：新古典经济学和古典区位理论一样，均与完全竞争和最低限度的政府干预相容，这就决定了它难以对城市经济活动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

在新古典经济学中，所有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人人理性，对价格和彼此之间的活动具有完全知识。企业被假定为规模较小、不能行事其权力的价格接受者；生产要素均在公平的市场上交易，因之生产者能为他们的生产活动支付全部费用，而消费者除非得到合理补偿，否则不会被强制地容忍污染和噪音；所有的商品完全可分，且能以极小的数量进行生产和消费；最终所有的经济活动在价格机制下均达致最优的均衡状态；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城市经济是个非常不完善的领域，也即它以广为分布的外在性为特点，因此，客观上看起来比较理智的资源分配事实上很难办到，此外，城市的投资和生产倾向于“大批量、大规模”，这很难与“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相容(参见Button,1976,pp.3-6)；更加重要的是，城市经济以空间上的集聚为主要特征，这样的客观现实均与新古典的完全竞争、报酬递减等不相符合。

另一方面，在“马歇尔综合”的时代，经济学界流行的数学方法是所谓的“微积分法”。微积分法对于处理完全竞争和商品、要素完全可分的传统新问题得心应手，可对解释地理空间、城市等具有非线性特征的问题却无能为力，而用于处理城市和空间问题的数学工具——非线性规划、库恩—塔克条件等直到20世纪50、60年代才先后出现，这样，在经济学形式化日益盛行的19世纪后半叶，新古典经济学家只好满足于现实，在现有的条件下构筑城市经济学的大厦，结果便导致了城市经济学在新古典时期沿着两个完全不同的路径演进：第一条路径主要是继承所谓的“马歇尔传统”，将城市经济问题放在“外部经济”这一黑箱中来处理，从而演绎出用外部经济解释城市经济的诸多文献；第二条路径便是对屠能的理论进行简单地扩展和修补，也就是20世纪60、70年代“新城市经济学”的工作。

（一）用外部经济来解释城市

用外部经济解释城市经济现象的始作俑者是马歇尔，他不仅最早提出了“外部经济”的概念，而且首开了运用“外部规模经济”解释空间集中和厂商相互接近的优势，“当一种工业已这样选择了自己的区位时，他会是长久设在那里的：因此，从事同样的需要技能的行业的人，相互从临近的地方得到的利益是很大的……雇主们往往到他们会找到他们所需要的有专门技能的优良工人的地方去；同时，寻找职业的人，自然到许多雇主需要像他们那样技能的地方去，因而在那里技能就会得到良好的市场”。

更一般地，马歇尔所说的同一产业的厂商相互毗邻主要有这样三个方面的好处：第一，地理上集中的产业可以支持专业化的投入品生产者；第二，雇佣同一类型工人的厂商的集中可以相互提供劳动市场蓄水池的作用，也即当一个雇佣者的经营不好时，工人可以在其他的雇主那里找到类似的工作，反之，当他经营好时，又可以雇佣到更多的工人；第三，厂商之间的地理集中可以共享某些有用的信息。然而，不幸的是，马歇尔对城市或工业集中问题的处理法，给那些试图进行正规模型化的后来者带来了一个很大的难题：

外部性是什么？它到底是技术方面的，还是金融方面的，若是前者，则它会通过直接影响个人的效用或者厂商的生产函数而实现其作用，从而它与竞争范式相容；但是，若是后者，它将影响以价格机制作为交易中介的厂商、工人和消费者，比如，厂商相互临近可以相互借债、融通资金，但是，当他这样做时，一定会与整个经济的微观机制，比如规模经济的程度、厂商垄断权利的强度和商品和要素流动的壁垒的程度有关，也就是说，金融外部性与完全竞争的范式很可能不相容(Scitovsky,1954)。事实也许正如克鲁格曼(Krugman,1995)所说，正是由于技术外部性与竞争范式相容，所以，新古典经济学家通过假定集聚来源于技术外部性，便可以回避自己面临的模型化难题，而这样做的结果却使此后的城市经济学在劳动分工之外的另一条道上越走越远。

比如，20世纪70年代，亨德森（Henderson,1974,1980,1988等）因为沿着马歇尔的外部性的思路解释城市经济问题而受到城市经济学界的重视。例如，亨德森认为，人口之所以集聚以及城市之所以存在原因在于：它能产生生产或者消费方面的技术规模经济。在城市中，存在贸易品和住房两种商品，贸易品在城市商业中心（CBD）生产，住房在城市其他地区生产，工人往来于郊区与中心商业区；这样，随着城市工业在一个城市内的集中所产生的外部经济，将与大城市的交通难、往来成本等不经济之间产生两难冲突，其结果是最优的城市规模由此给定。如图2所示，该外部经济的净效应产生的城市规模与代表性居民所得到的效用之间呈倒U形关系。但现实中为什么具有那么多不同规模的城市？亨德森争辩说，不同产业的外部经济的程度是不同的，而外部不经济的程度则主要取决于城市规模，与具体的产业关系不大，比如，钢铁产业的外部性大，故折中外部不经济的回旋余地也大，轻纺城市则相反，最终，轻纺城市的最优规模在O点，金融城市在P点，但不同类型城市的代表性居民的福利水平将达到均等化水平Uz。

亨德森模型的主要问题在于，他通过假定将产生外部经济的活动布局在中心商业区来论述城市集聚现象。也就是说，他不能真正从微观主体相互逐利的结果中揭示城市形成和增长的根本原因，而仅仅诉诸于一个人们其实并没有多少认识的黑匣子——外部性——来解决问题。比如，他在论述城市的数量和规模时，依赖一个假想的大型开发商或者城市发展商来解决问题。从现实和理论来看，发展商或城市开发商均有内部化集聚外部性的趋势，这一点肯定是对的，因为内部化集聚外部性能让开发商或者发展商获得一定的利润，但是，该大型发展商或者开发商本身就是城市外部性的受益者，那么，城市生产或消费的外部性又来自哪里？作者对此含糊其词，并没有给予多少解释。因此，尽管亨德森的模型比前几者均多前进了几步，但他在城市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时犯了和屠能模型、新城市经济学模型一样的错误。

（二）“新城市经济学”

“新城市经济学”(Beckmann,1957;Wingo,1961;Alonso,1964;Mills,1967等等)主要研究的是城市内部的空间结构问题。其经典模型是一个单中心模型(mono-centricmodel)，该中心被假定为建立在平原上的一座城市，该城市拥有一个事先给定的中心商业区（CBD），它规模既定，从每一个方向远离中心的交通成本相等，城市的是土地和居住区，居住区被假定为一维空间；该城市地区人口给定，所有的人均充分就业；唯一的交通成本发生在居住区与中心商业区之间，中心商业区内的交通成本被忽略；偏好被定义为对中心商业区复合商品的消费和土地的消费；均衡时，消费和价格使所有的人效用水平相同；结果，城市的规模由收入、偏好、居住条件、交通成本和交通时间以及农业对土地的竟租方式等内生决定，土地价格、土地利用密度、城市人口的均衡区位等均由模型内生决定。

虽然其模型在向主流经济学前进的征程上大大迈进了一步，也产生了不少的真知灼见，比如，比如，它运用了经济学中最为有力的工具——一般均衡，又将厂商、消费者作为一个理性的“经济人”看待，又如，它的结论之一是均衡的或者最优的人口和居住密度是与中心商业区的距离的函数，而该密度问题很可能与交通体系的拥挤有关；还有，它的很多模型研究了城市市场失灵和公共政策的必要性。但是其经典模型和屠能的农业区位理论一样，研究的是一个单中心城市(mono-centric)内部的空间结构问题。另外，最为关键的是，它不能解释：在工业经济得到很大发展的背景下，每个城市为什么会存在一个中心商业区，在它的周围会形成很多居住区和农业区。换句话说，它和屠能的缺陷一样，均不能将城市的形成作为一个变量而内生决定，而中心内生这一点在工业经济时代却变得比农业时代越来越难以回避。尽管如此，1964年阿朗索的《区位与土地利用》一书成了城市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而形成的一个明显的标志。在此之前，城市经济学零星、散乱、分析工具落后、模型外生程度高、解释力差、适用面小，在此之后，城市经济学开始拥有较为完整的微观理论基础和学科体系、分析工具较为先进、模型内生程度大大提高、解释力和适用面大大扩展。很显然，城市经济学在“新城市经济学”之后作为一门具备较统一理论基础的学科而真正诞生(Mills,1998,pp.1-11)。

总之，如前所述，传统城市经济学只提供了经济活动如何在城市周围扩散开来的有关理论，而没有提供经济活动为什么会在城市集聚起来，也就是城市如何形成在哪里形成的令人满意的解释，这正构成了传统城市经济学的共同缺陷。毫无疑问，对城市形成以及集聚区位的真正原因的探讨无疑将是未来的城市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

五、城市经济学发展的新方向：两股试图加入主流的努力

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上各主要国家都先后进入了后工业化时代。在后工业化时代，全球经济的联系和互动大大加强，这样，以研究单个厂商乃至一个行业的规模和资源配置问题为主体的新古典经济学已越来越难以适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同时，一个以空间上的集聚、交易成本节约、分工和报酬递增为特征的城市化问题已越来越成为主载人类社会经济乃至社会发展的一股强劲动力。在这样的条件下，一个能深刻、完整地解释和分析城市内生演进的真正的新的城市经济学已成为时展的客观要求。

令人可喜的是，20世纪60、70年展起来的很多有力的微观经济学分析工具——博弈论、信息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在70、80年代开始应用于现实，另外，数学和自然科学中也涌现有很多新的发现——混沌理论、控制理论、耗散结构理论、新进化论等等，所有这些发展均在客观上为城市经济学的发展奠定了非常坚实的基础。以1977年，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DixitandSiglitz,1977)的垄断竞争模型为例，在该模型出现之前，城市经济学在“空间不可能性定理”的视野内没有多大进展，可是在该模型解决了垄断竞争条件下厂商之间的战略互动行为以后，有关厂商和消费者在空间上集聚与分散的经济问题变得可以处理了。因此，该模型对城市经济学的重要性可想而知。

(一)新经济地理学

“新经济地理学”(NeweconomicGeography)以福基塔、克鲁格曼和维纳保斯(Fujita-Krugman-Venables)以及他们的学生等为代表，其主要解释的问题在于城市中心的内生性，还有，为什么在特定的地区或者地点出现厂商或者消费者的集聚，而在有的情况下却出现完全相反的过程？福基塔和欧格华(FujitaandOgawa,1982;OgawaandFujita,1980,1989等)论证说，如果要使城市中的所有人的区位同时决定的话，就必须在一个没有外生给定中心的区位上进行研究。为此，福基塔等人提出了决定城市区位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其中，必须解决三个方面的关键问题：引入不可分性(indivisibilities)、报酬递增(increasingreturns)和放弃完全竞争而采用不完全竞争。不可分性意味着某些生产活动必须具备一定的规模经济，而规模经济的作用会促使生产成本的下降。报酬递增则意味着一定的投入会带来网络正外部性，这在某种程度上等于斯密所说的“分工会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不完全竞争则是保证报酬递增和不可分性得以实现的必要前提，也就是说，由于不完全竞争的存在，当某个地区的制造业发展起来之后，形成工业地区，而另一个地区则仍然处于农业地区，这样，两者之间的角色就会被固定下来，各自的优势就会被锁定，从而就会形成中心和的关系。

更具体地说，新经济地理学所说的“城市中心的内生性”就是“集聚经济”的另一侧面。那么，集聚经济的源泉又来自哪里？福基塔(Fujita,1990;FujitaandThisse,2002,Chapter1等)解释说：第一是非市场相互作用，也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交换、知识的共享，这会产生区位上的外部性和“毗邻效应”(proximityeffects)；第二是垄断竞争性的市场结构，其中厂商生产差别化的产品，而消费者则偏爱多样化的消费；第三，由于相互竞争的厂商在地理上的毗邻，便会产生所谓的战略外部性。正像一个铜板有两个面一样，集聚经济既是中心城市兴起的根本原因，但是，它也是城市分散化或者网络化的主要原因。城市分散化或者网络化不是人为的结果，而是由于集聚经济在产生正外部性的同时会带来两个“冲突”，第一是集聚带来的效率的提高与相应的内部运输成本的提高之间的两难；第二是一个中心城市的集聚与其他城市之间的集聚的两难。总之，当一个中心城市的集聚经济达到饱和时，它便会让位于拥挤、污染等“集聚不经济”，从而其他城市中心的集聚开始占主导，于是多城市中心或者网络化的城市体系会形成。

“新经济地理学”的模型(Krugman,1991;Krugman,1995,1996;Fujita-Krugman,1995;FujitaandThisse,2002等)主要有这样一些优点：首先，它处理了空间异质性、空间集聚与分散、城市的形成、多中心城市的兴起等关键的城市经济学核心问题，而这些问题在此以前的模型中均没有很好地解决；其次，它运用了非常坚实的微观经济学假设，在这些假设的基础之上，他们合理地解决了报酬递增、垄断竞争与空间外部性之间的古老难题；最后，该模型的主要结论——更高的交通成本和产品更低程度的差别化与城市分散对应，而更低的交通成本和产品更高程度的差别化与集聚对应，这些结论大多已得到实践和现实的检验。然而，它也存在缺点，比如，这些模型仍然使用典型的新古典经济学消费者和生产者截然两分的分析方法，这种分析方法虽然恰当地降低了解决问题的难度，但是，因为城市经济活动中大多的人本身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的事实，而使它的解释力大大降低；又如，大部分的集聚模型集中于某一种集聚因素的研究，但城市经济很可能与多种因素的集聚相关；最后，它不能预见很多与城市化进程共生的现象（杨小楷，1998，2002），然而，由于该模型能将地理学的生产布局理论、主流经济学的规模经济和报酬递增结合在一起解释城市的出现和城市化进程，所以，它却为以后新兴古典城市经济学提供了宝贵的研究线索和参考素材。

（二）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

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主要有这样一些模型：YangandHogbin(1990),Yang(1991),YangandRice(1994),YangandNg(1993)，Yang(1995)，SunandYang(1998),SunandYang(2002)等。这些模型虽然数目较少，但内容丰富，且隐含了很深的政策和应用意义。

(1)从分工演进和专业化经济的独特角度解释城市经济现象。在这些模型中，新兴古典经济学家们建立了一般均衡的分析框架，并考虑了不完全竞争和分工经济，从而内生化了城市的出现、城乡二元结构、城市的交易效率优势、城乡低价差别以及与城市化进程相关的各种共生现象。在这些模型中，第一，专业化经济和不同于新古典的规模经济，规模经济在一定范围内是递增的，但是，超过了一定的界限则它的报酬便是递减的。而专业化经济的报酬是递增的，它不仅能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且也能内生出产品的多样性。第二，每一对“经济人”之间的距离足够小时，专业化经济的增长将会引起均衡从自给自足状态逐步自发演进到生产和交易的完全分工状态。当专业化经济足够大时，城市化将能通过缩小“经济人”之间的距离而使市场均衡从自给自足状态逐步演进到完全分工状态。第三，在新兴古典城市经济框架中，市场的功能将更加复杂，其中，它最重要的功能并不是如何分配资源，而是寻找最优的市场网络规模，这个最优的市场网络规模不仅有利于城市化进程的发展，而且也有利于商业化程度、人均收入的提高。所有这些均意味着：城市的产生和发展与人类社会中不同的分工和专业化水平密切相关，而城市化本身不过是专业化和分工程度随着交易效率的提升发生变化和改进的一个表现而已，所以，交易效率越高，分工水平就越高，城市的生产效率就越高，城市的生产力就越接近生产可能性边界，正是这个正反馈机制不断推动城市和城市化的进程。

(2)这些模型的内生程度更高，解释力更强。第一，它合乎逻辑地解释了城市的出现。在城市起源说中，既有“军事防御型”城市起源说，也有“社会分工说”，还有“私有制说”和“集市说”乃至“阶级说”和“宗教说”，但是，以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相结合来解释城市的出现既能从整个社会分工网络的角度解释城市与社会分工之间的关系，又能从个人自利决策的角度解释分工和城市化背后的经济根源，因而，该说比其他的“城市起源说”更具说服力；第二，这些模型可以解释与城市化进程中相关的各种共生现象，比如，每个人以及整个社会贸易品数目的增加、在城市生产的贸易品数目的增加、城市居民对农村居民相对比率的提高、每个人专业化水平的提升、市场数目的增加、经济结构多样化程度的提升、每个人交易次数的增加、贸易依存度的增加、不同职业人们之间的相互依存度的提高、市场范围和内生比较优势程度的提高、市场一体化程度和生产集中度的提高、人均真实收入和每种产品生产率的增加等等。福基塔—克鲁格曼等人的城市化模型虽然也能解释市场数目的增加、经济结构多样化程度的提升、每个人交易次数的增加、贸易依存度的增加，但它不能解释个人的专业化水平的提升，因为这一点在他们的模型中外生给定。

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的主要优势在于，它恢复了古典经济学中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的精髓，并克服了古典经济学思想零碎模糊、体系组织性、逻辑性差、难以模型化等内在缺陷，能在一个具有严格组织体系的框架内将过去城市经济学的很多核心思想组织起来，此外，它的模型对城市化进程中很多现象能给出比其他模型更好的回答，但它也存在缺陷，比如，它的模型复杂程度较高，还有，很多人批评它的假设与现实世界相距甚远（比如，程炼，2002），另外，它的相关经验和政策分析还很少，这些均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它在经济学界的传播。

六、结论与展望

一部城市经济学的历史似乎就是一连串失败的累积史。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最伟大的洞见就是劳动分工对经济发展、城市和国民财富具有重要意义。然而，这么重要的思想却在马歇尔对古典经济学进行形式化的时候受到主流经济学的遗弃。同样的是，以屠能等人为代表的古典区位理论尽管十分重要，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模拟了现实，但是它长期以来一直受到主流经济学的“漠视”；在此之后，虽然也曾有些经济学家拿着锐利的分析工具，试图为将城市问题纳入主流经济学而不懈努力，但无情的现实却将他们远远抛弃；令人可喜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过痛定思痛的城市经济学家们终于抓住了城市问题的症结，并找到了求解城市经济学的锐利武器，于是，过去几个时代的陈旧思想似乎一下子复活了，然而真正值得他们去做的也许只是记取这些经验和教训，保持一个清醒、理智的头脑。:

首先，简洁的数学模型是所有生命力旺盛的学科的共同特点，要想使一门学科步入科学的殿堂并成为后人传承的经典，模型化也许是不多的几条出路之一。因为数学在经济学的应用不仅能为给定的理论模型提供从假设到结论的最简捷和有效率的逻辑链条，而且经济学家还可以通过多次的反复假设和检验来剔除模型中非本质的因素，并更快更准确地把握问题的本质和规律所在，更为重要的是，这样做的结果可以大大提升一个理论或者模型的严格和内洽程度，从而加速知识的积累和发展。很显然，古典以及前古典有关城市与劳动分工关系的学说尽管颇富原创性和说服力，但是由于它的概念很少进行严格的定义，且其理论没有用数学逻辑很好地组织起来，所以，它们只能是一些缺乏内部组织和秩序的理论片断的集合体，结果，在马歇尔对经济学进行形式化的时候，这一缺陷便在客观上阻碍了古典城市经济学说的发展；一个可作为反面的例子的是“新城市经济学”理论，虽然它完全是屠能模型在新古典时期的翻版，且其城市中心商业区外生给定，但是，由于它拥有较为系统、严格的微观经济学和数学基础，并且其模型均从“经济人”自利行为以及相互作用的结果推导而出，所以它反而成为城市经济学诞生的标志。

其次，一个理论或模型，不管它的目标多么宏伟，也不管它的假设是多么地不符合现实，但是，只要它能预测和解释现实，它就是一个有生命力的理论或模型。屠能生活的时代是典型的农业经济时代，农业时代流行的是所谓的“报酬不变规律”，城市在经济生活中扮演的作用不大，因此，屠能的理论虽然在解释城市形成时存在很大的缺陷，但是，它合情合理地描述了现实，因此它是那个时代最具解释力的模型；与屠能相比，“新城市经济学”似乎显得比较幸运，因为微观经济学和数学分析工具在那个时代有了较大的发展，但是，它没有观察到现实中最为普遍的现象——多中心城市的兴起，也没有把握住城市经济学的核心问题，结果，由于它不能很好地解释现实而未受到主流经济学的重视；而笔者之所以相信“新经济地理学”和“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可能有较大的发展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们把握了后工业化时代的到来城市经济活动的本质特点——报酬递增——以及相应的模型化技巧——不完全竞争、专业化和相应的数学工具。

再次，城市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是城市经济学研究中的实质问题、根本问题，也是带有规律性的问题，城市经济学研究的重点应该是寻找并把握核心问题，把握其规律性，但也不能完全忽视次要问题。古典和前古典经济学中有关劳动分工与城市关系的学说以及古典区位理论被时代遗弃是一个时代的必然，因为他们观察到了一个当时时代里并不重要的经济问题，并且当时城市如何形成、在哪里形成并不是当时的人们关注的核心问题；而新经济地理学和新兴古典城市经济学的兴起则是时展的必然，因为当代的社会已进入一个后工业化的社会，城市已在人们的生活、生产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从而理解城市的内生形成已成为城市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和重点。同样的是，新古典时期用外部性来解释城市集聚的原因并不能有助于经济学家把握城市形成和它的区位本身，恰恰相反，它将城市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放进一个人们并没有多少认识的黑箱中而试图掩饰自己对城市经济学问题的无能和无奈。

最后，当前的城市经济学的发展已进入了一个综合、调整和融合的新时期，一方面，过去的传统理论不断在新的躯体上复活，比如，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就借用现代的分析工具——超边际分析——将前古典和古典时期的城市与劳动分工的理论在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框架内再现在世人面前，新经济学地理学则在屠能的地租理论、缪尔达尔“循环累积”(Myrdal,1956,1957)、马歇尔“外部性”、赫希曼的“产业关联”(Hirschman,1958,1968)等原理和概念的基础上构建新的城市经济学的框架等等；另一方面，新的分析工具和方法不断涌现，比如，新经济地理学将计算机模拟、演化经济学以及动态学来描述城市的演进等，而新型古典城市化理论则借助于非线性规划和库恩－塔克条件甚至计算机模拟等来建构起理论模型。还有，不同理论之间已经在某解关键的问题上达成共识，比如，新经济地理学和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均看到劳动分工的重要作用。

因此，可以展望的是，未来的城市经济学理论将主要由新经济地理学和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组成：第一，两者均有一个比较接近现实的分析框架作为支撑，前者以不完全竞争、报酬递增和集聚经济作为主要的分析框架，后者主要以劳动分工、专业化和不完全竞争作为主要的分析框架；第二，两者均拥有一个具有相当高级的数学工具作为支撑，前者以边际分析和一般均衡为工具，后者以超边际分析和一般均衡为工具；第三，两者均看到以往城市经济学理论的缺陷，同时这两个学派又均熟知主流经济学的学术规范和演进路径。因此，可以这样说，这两个城市经济学派的复兴不仅是对古典经济学分工和专业化问题的某种回归，而且是对过去的古典区位理论、新城市经济学、以亨德森为代表的用外部性对城市的解释、经济地理学经验和教训在一定程度上的总结，同时也是对过去城市化理论的某种综合和超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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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的经济学解释篇2

当城乡统筹改革方兴未艾时，人们对于养儿防老的担忧有所下降，但城乡统筹并没有消除对房价急剧上升的恐惧，于是，人们对养儿防老的担忧突增。究竟怎样解释城乡统筹、养儿防老和反按揭之间的因果关系，还找不到最好的解释办法和理论依据，次优的选择是新制度经济学的部分原理，首先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分析三者的关系，当新制度经济学不能很好的解释事物现象时，就足以说明新制度经济学是不自恰的。

一、新制度经济学原理的社会目标适用性纵览

新制度经济学是在与凡勃伦、康芒斯经济学者研究的旧制度经济学相比较而言的，从凡勃伦的制度分析――“本能”和“习惯”技术和礼仪“机器利用”和“企业经营”康芒斯的“集体行动”“交易”“法律调节”加尔布雷斯的“丰裕社会”、“新工业国”和“新社会主义”，再到科斯的“企业分析”“交易成本”“产权安排”威廉姆森的“组织纵向一体化”等，直至诺斯的“制度变迁”和近年来的“制度演化博弈”，这条发展路径充分说明了新、老制度经济学的血缘关系，二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总体上是一脉传承的[1]。沿着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发展路径中的社会目标（相对于经济目标而言），以及这个社会目标中城乡统筹价值、养儿防老因素和反按揭之间的关联成分，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和制度演化博弈中包含了大量的“制度因素”，其定义的“正式制度”是指各种宪法、法律、法规、规则以及经济活动主体之间签订的契约等,必须由权威机构予以颁布实行,拥有国家强制力作后盾，一旦触犯，会受到相应的惩罚；“非正式制度”通常被指为在社会发展和历史演进过程中自发形成的，不为人们主观意志所转移的文化传统和行为规范，包括意识形态、道德观念、风俗习惯、行为准则、自行强制的操作规则等，非正式制度“会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及选择偏好，形成一种无形的压力令人不得不随众和随大流。新制度经济学也许在这一点上吸收消化了著名哲学家和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的理论并加以发现” [2]。

20世纪80年代中期，诺斯等新制度经济学家广泛吸收了人类行为理论、社会学理论中最新发展的学科，结合产权理论、交易费用理论，创建了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的基石，形成制度分析的基本范畴和分析框架，这就是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吸收人类行为学、社会学的有关理论就大大超越了古典经济学或新古典经济学涵盖的领域和对问题的分析力、解释力，极大的拓展了经济学对社会问题的解决力度和深度，当科斯本人及威廉姆森、张五常、德姆塞茨、阿尔钦、诺斯等经济学家仅仅把目光集中于交易费用经济学、产权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分析等所谓主流经济学认可的研究领域时，新制度经济学将如何解释个体的逆向选择问题？又怎样解释“形成一种无形的压力令人不得不随众和随大流”的社会现实？我们认为新制度经济学与古典经济学等主流经济学相比本质变化可以概括为：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领域使社会目标取代经济目标成为主旋律，实现由经济目标主导向社会目标主导的回归，当然社会目标中一定包含经济目标，那么我们就要用新制度经济学具体分析其社会目标中城乡统筹、养儿防老和反按揭之间的血缘命脉，以此衡量新制度经济学是否是自恰的。

二、新制度经济学对城乡统筹、养儿防老和反按揭的解释

1.新制度经济学对城乡统筹发展的阐释

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费用理论、产权理论、制度变迁理论，是从新古典正统理论那里继承了市场、供求、边际主义、生产要素等概念，是古典、新古典统经济学的扬弃，当新制度经济学分析市场的有限理性和制度变迁相结合的原理时，他们就注重了整个社会变迁的“和谐”过程，准确地说是“自然过程”，因为“自然过程”往往是“和谐的”（虽然不是绝对的），但新制度经济学把经济学引向了社会化的方向，指出制度和政府支持对市场运行的重要性足以解释为什么城乡统筹改革是在国家的推动下产生的“自上而下的”的经济变革形式，这种变革符合法国学者戈特曼1957年提出“大都市连绵带”概念，这个概念就是城乡统筹的核心所在，“经济制度的组成和转变只能在选择政府的基础上作解释，现在制度的存在都是在局限条件下人们选择的结果，……中国的整个产权制度结构就会发生巨大的变化。”[3]

新制度经济学在勉为其难地解释了乡统筹发展的政府作用和制度变迁的必然，一定程度上是符合中国现实中“三农问题”、城乡发展寻求突破的现实，但研究发现，城乡统筹不仅仅包含经济目标，恰恰相反，是为了寻求整个中国社会城与乡村和谐的社会目标，这个目标中包括经济繁荣、政治文明、文化发达、精神富足的“四化社会”,四大直辖市统筹改革试验的不同重点却被一个城乡统筹吸纳了所有需要积极融合的要素。对此，新制度经济学如何解释城市反哺农村？如何解释有差别、分阶段、分层次性的城乡和谐？又如何解释农民“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非经济、非理？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视角是大市场，甚至不自觉的以城市的市场为模板，企图把农村抛除在新制度经济学解释的范畴之外。这不得不说这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缺憾。

2.养儿防老是新制度经济学对社会问题解释的盲区

新制度经济学立足于西方社会，西方社会对于养儿防老的概念几乎等于零，在中国社会中却远远无法解释其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角色（注意不是作用）；从心理学角度讲，老人的主观幸福感与拥有的财富、金钱并不成正比，在满足了基本的物质生活之后，老年人的精神需求却往往得不到满足，秉持“养儿防老”观念的老人，一旦社会角色发生转变，如退休、失去工作，就会有权利丧失的失落感，自卑感、孤独感等负性情感随之而来，他们会希望从儿女身上得到补偿。“非正式制度”中的道德观念、行为准则当然能够涵盖“养儿防老”这个习俗，然而“养儿防老”在很多场合、很多领域、很多过程、很多作用上都远远高于市场对社会的推动力，新制度经济学的意识形态、道德观念、风俗习惯、行为准则、自行强制的操作规则等只不过是为了其制度的决定性作用作铺垫，并非是适时分析历史现状、社会现实的，只是理论本身的需要而已。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社会意识形态的变化，如一些新制度经济学家认为美国奴隶制废除，其主要原因在于人们的意识形态发生了变化，认为奴隶制不符合人性，与‘天赋人权’相悖；受文化的自身影响，社会习惯自身发生的变化”[4]。中国社会的“养儿防老”属于哪种社会价值目标？我们用制度经济学自然无法断定，“一方面，经济学仍旧是非历史的；另一方面，当涉及历史、社会关系和现实的矛盾时，经济学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以不同的文化和政府为中心的解释”[5]。养儿防老就是典型的历史、社会关系和现实矛盾的交集节点，在一定程度上高于任何正式制度、法律法规、市场经济规律，这就是为什么新制度经济学解释“养儿防老”时总是苍白无力，这也证明了新制度经济学的不自恰。

3.新制度经济学与反按揭谁解释了谁

新制度经济学与反按揭之间的关系是什么？经济学家们又是怎样求证的，它们之间的经济学原理是什么？是交易费用原理的运用还是制度变迁的需要？是产权经济学的使然还是非正式制度的推动？新制度经济学怎样给与解释？“反按揭的内涵‘按揭’一词，对今天的广大消费者来讲已不陌生，它是一项在消费者购买商品房等高档消费品时，只要预付一定比例的首付款，即可拥有该消费品，剩余款项由银行支付，消费者在约定年限内按月向银行归还一定数额货币的贷款业务……，在约定的年限内，消费者仍享有该房的正常居住权，期满后银行拥有该商品房的所有产权，并进行处置，从中赚取利润的一项特殊的信贷业务。”[6]由此可见，反按揭的经济学原理是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市场经济原理的运用与拓展，当然新制度经济学也能对此分析，但这不能说明示新制度经济的本身理论结构的自恰性，倒是一种继承性。这就无法证明新制度经济学在解释反按揭时是自恰的。如果交易费用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那么反按揭难道比按揭的交易费用更高？金融机构反按揭的实际交易费用（耗费和盈利）并不比按揭的金融机构在交易费用方面有很大改善，那么为什么还要推行反按揭呢？中国的现状是起源于、适应于西方社会的新制度经济学能解释的么？我们只能认为起码在中国新制度经济学解释反按揭时也存在着不自恰。

总之，新制度经济学分析城乡统筹、养儿防老和反按揭时是不自恰的， “中国经济学发展的现实迫切需要我们的经济学家重新考察世界上一切有利于经济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系统达到功能最优的理论，不仅在于资源配置方面，也在于生产关系方面。” [7]

作者单位：重庆文理学院

参考文献：

[1]黄少安，张卫国.新老制度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比较――从“本能、习惯”到“交易成本”[J].江海学刊，2006，6：53.

[2]刘学强.新制度经济学的解释力[J].特区经济，2001，5：47.

[3]李重芬,徐元康.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与中国经济研究[J].当代经济研究，2001，7：43.

[4]王寅.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进展[J].南京经济学院学报，1998，6：13.

城市化的经济学解释篇3

一、引言

城市经济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随着第二次社会大分工──农业与手工业的分离和商品交换的发展,引起城乡分离而产生的。城市经济的发展不仅受整个社会生产力水平和生产关系性质的制约,而且总是同城乡关系的变化联系在一起的。

二、主成分分析

1.主成分分析基本思想

主成分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是考察多个定量(数值)变量间相关性的一种多元统计方法。他是研究如何通过少数几个主分量(即原始变量的线性组合)来解释多变量的方差――协方差的结构。具体说,是导出少数几个主分量,使它们尽可能多的保留原始变量的信息,且彼此间不相关。主成分分析常被用来寻找判断某种事物或现象的综合指标,并给综合指标所蕴藏的信息以恰当的解释,以便更深刻地揭示事物内在的规律。

2.主成分分析的一般数学模型

假设有n个样本,每个样本测的p项指标,且每个样本各项指标取值的单位和数量大小不同,使我们较难利用这个p项指标的信息区别这n个样本。因此,如何从这p项指标中找出少数几个综合指标,使他们尽可能多地反映各项指标的信息,而且彼此之间不相关,这就成为一个重要问题。主成分分析给出了最好的解决办法。

设是一个p维随机向量,且,协差阵 。考虑它的线换:

则有,如果满足:;(2)

则称是x的第一主成分。 是在x的所有线性组合中最能综合p个变量信息的一个特殊的线性组合。如果一个主成份不足以代表原p个变量所包含的信息,就考虑采用。为了最有效的代表原变量的信息,已有的信息就不需要出现在中。此时的成为是第二主成分。类似可得第三主成分、第四主成分等等。令X的协方差矩阵V的特征值为为相应的单位特征向量,则X的第i个主成分为:

主成分分析的目的是为了减少变量的个数,故一般不用p个主成分,而用m

三、实证研究及结论

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是我国各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典型代表,本文采用北京、天津等36个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的主要经济指标按上述理论进行主成分分析。用于本文分析的数据:2008年我国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主要经济指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9》,统计软件采用SPSS18.0

经分析,变量的共同度对所有变量都为1,表明模型解释了每一个变量的全部方差,而不需要特殊因子。

主成分按照特征根从大到小的次序排列。可见第一个主成分的特征根为14.036,它解释了总变异的63.799%;第二个主成分的特征根为3.620,它解释了总变异的16.454%;第三个主成分的特征根为1.044,它解释了总变异的4.743%;第四个主成分虽然解释了总变异的4.132%,但它的特征根仅为0.909,小于1,这说明该主成分的解释力度还不如直接引入原始变量大。因此根据主成分个数的确定原则,即累计方差贡献率达到80%～85%以上和特征值大于1这两个原则,确定这22个变量需要提取3个主成分,且这三个指标具有85%的可靠性。

根据系数矩阵还可以得到用原始变量表达的因子表达式,方法为用此表中的第i列向量除以第i个特征根的算术平方根后,得出第i个主成分的变量系数向量,具体表达式如下:

通过对上述线性组合的观察.我们可以得出在主成分,的系数都比中相应指标的系数大,所以是地区生产总值、第二产业增加值、第三产业增加值等14个指标的综合反映;在主成分中,这6个指标,即年底总人口、第一产业增加值、客运量、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年末邮政局数、医院数这些指标系数比较大;中的,即普通高等学校学生人数和三废综合利用产值这两个指标系数比较大。

因此,我们有84.996%的可靠性用,来代替原始的22个经济指标,从而简化了问题。

四、政策建议

1.根据上述分析,主成分Y1代表的因子解释了总经济指标的63.8%,因此在城市经济建设中应优先考虑发展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增加地方财政预算,增加固定资产投资额,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等最关键的因素,这样保证了城市的综合经济实力,也更有效的推动了经济发展。

2.加强城市合作,促进城市经济协调全面发展。在分析过程中发现,各地区各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不均衡,而这已经成为政府和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我们可以借鉴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建立都市经济圈和城市合作的成功经验,加强各城市间的合作,以促进城市全面、协调和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城市化的经济学解释篇4

【作者简介】唐耀华，西南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梧州学院教授，四川成都610031

【中图分类号】F29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3）05-0113-04

在对城市化概念进行回顾和梳理中发现已有城市化概念存在不足和缺陷，这既给国内城市化的理论研究带来混乱也给我国的城市化实践指导带来偏差，通过综合分析，本文提出城市化概念的新定义。

一、现有城市化概念存在的不足和缺陷

1.各学科城市化概念的基本含义

“城市化”（Urbanization）一词，亦可译作“都市化”、“城镇化”，最早出现于西班牙学者赛特的著作《城市化基本原理》中。20世纪70年代，这一概念被引入我国。

从广义上讲，城市化是指居住在市、镇地区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的增长过程，是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引起的市、镇数量增加及其规模扩大，人口向市、镇集中，市、镇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不断扩散，区域产业结构不断转换的过程。但不同学科对城市化的理解有所不同。对城市化的概念不同学科都试图作出相应的解释。

经济学家通常从经济与城市（镇）的关系出发，强调城市化是从乡村经济向城市经济的转化，更为强调在不同地区中的经济结构相互转化过程。也就是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转化过程，十分重视生产要素在其中的流动。

地理学家强调城乡经济和人文关系的变化，认为城市（镇）是地域上各种活动的中枢，城市化是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引起的农业人口向城镇人口、农村居民点形式向城镇居民点形式转化的全过程。地理学中的城市化则是指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变革，从而引起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和居住方式发生改变的空间过程。这是一种综合性过程。

社会学家以社群网（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网）的密度、深度和广度作为研究城市（镇）的对象，强调社会生活方式的主体从乡村向城市（镇）转化，社会学所指的城市化则更强调人类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文化教育、等社会因素的演化过程，是一种社会结构的变化，是社会不断进步、不断迈向现代化的过程。

人口学家研究城市化，主要是观察城市（镇）人口数量的增加变化情况，城市（镇）人口在总人口中比例的提高，城市（镇）人口规模的分布及其变动等，并分析产生这种变化的经济、社会原因及后果，人口学所指的城市化是指农村人口向城市迁徙、最终导致城市人口不断增加的一个过程。

人类学家则以社会规范为中心，认为城市化是人类生活方式的转变过程，即由乡村生活方式转为城市（镇）生活方式的过程。

历史学家则认为城市化就是人类从区域文明向世界文明过渡中的社会经济现象。

尽管不同学科对城市化的解释不尽相同。但城市化作为一个社会经济的转化过程。无疑包括人口流动、地域景观、经济领域、社会文化等诸方面的内涵。而且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城市化内涵也在发生着变化。纵观各学科对城市化的不同理解，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种代表性的观点：一是“人口城市化”观点。这种观点将城市定义为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镇）人口或农业人口转化为非农业人口的过程。埃尔德里奇（H·Eldridge）认为“人口的集中过程就是城市化的全部含义”，克拉克（C·G·Clarkl则将城市化视为“第一产业人口不断减少。第二、三产业人口不断增加的过程”。二是“空间城市化”观点。该观点认为城市化是指一定地域内的人口规模、产业结构、管理手段、服务设施、环境条件以及’人们的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等要素由小到大、由粗到精、由分散到集中、由单一到复合的一种转换或重组的动态过程。日本社会学家矶村英一把城市化分为动态的城市化、社会结构的城市化和思想感情的城市化，基本包含了上述观点的各方面内容。三是“乡村城市化”观点。这种观点强调乡村与城市（镇）的对立和差距，认为城市化就是变传统落后的乡村社会为现代先进的城市（镇）社会的自然历史过程。沃思（L·Wirth）认为“城市化是指从农村生活方式向城市（镇）生活方式发生质变的过程”。这种观点可以说是一种比较抽象的“综合说”。

2.各学科城市化概念的不足和缺陷

在上述城市化概念的基本含义中，一方面因城市化涉及面太广，其研究范围广泛，是人类各种社会状态的综合性研究，涉及人类、地理、生态、经济、统计等众多学科，也是关于人类社会在空间、时间、结构、数量和层次上的系统研究，它植根于各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基础学科，具有发展性、战略性、综合性和多样性的特点，对城市化的概念进行全面、准确、透彻的内涵描述十分困难。所以各学科对城市化所做的概念界定都只是城市化这一概念的一个或几个方面，都没有全面完整地描述城市化特有的各种现象；另一方面，至今所有对城市化概念的定义中都没有引入人的消费需求这一元素，而消费需求是城市化过程中最根本最活跃的元素。所以就目前为止，学术界对城市化概念的定义都不完整、准确，并没有揭示出城市化这一过程的本质。因此，从多角度、多视野看待城市化的含义，有助于准确把握城市化的本质。

3.城镇化与城市化概念的混用及其偏好

1867年西班牙的A.Serda在他的著作《城镇化基本理论》中首先使用了urbanization的概念，20世纪这一名词风行世界。20世纪70年代后期。从urbanization转译而来的中文术语在中国流行，后来由于中国词语的特点却变得复杂起来。本来urban（城市的、城镇的）是rural（乡村的）反义词，在英语中对city的解释是an important town（一个比较重要的城镇），所以，urban包括不同规模尺度的城市（city）和镇（town）。urbanization直译为“城镇化”是比较准确的。然而在很多情况下，我国把“城市”和“镇”也统称为“城市”，在日本也统称“都市”。因此，同一个词也有被译为“城市化”或“都市化”。有人认为中国人口众多，要强调发展小城镇，控制发展大城市，所以应该叫“城镇化”，不叫“城市化”。也有人认为古代的城市才叫“城市”。发生了本质变化的现代城市应叫做“都市”，因此主张用“都市化”。这样，同一来源的不同翻译术语就被赋予了不同的含义，再用英文来表达，相应变成了urbanization，citification，metropolitanizationol。

在我国，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政府官员及政府官方的文件中，对城镇化、城市化概念的混用已是不争的事实。学术界大多喜欢使用城市化的提法，但在政府官方的文件中，一般使用的是城镇化的提法。例如，2000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小城镇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中使用的就是城镇化的提法，在2003年3月5日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朱镕基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就是“坚持实施城镇化战略，积极稳妥地发展小城镇”政府的这一偏好应该说是反映了政府的一种态度。

1978年3月国务院第三次全国城市工作会议提出：“控制大城市规模，发展小城镇”。1980年10月全国城市规划工作会议提出“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镇”。1990年4月1日开始施行的《城市规划法》规定：“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可见近20多年来我国城市发展方针虽几经调整，但我国的城市化战略和道路基本上是沿着“控制大城市规模”和“发展小城市、小城镇”的方向进行的。

二、城镇与城市含义的异同

1.城镇、城市的起源与演义

尽管各门学科都对城市或城镇有着自己学科的定义与解释。但现在还没有一个与当代世界相符合、令人信服的城市或城镇的定义，原因在于城市的定义同城市的起源问题联系在一起。而城市的起源在学术界是一个还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对中国古代城市的起源。学术界的争论集中在是以“城”还是以“市”来作为“城”的标志的问题上。

城市发展史的研究表明，“城”和“市”最早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城”先于“市”产生，最早的“城”是在原始社会末期氏族部落聚居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城”最早是一种大规模、永久性的防御设施，主要用于防御野兽侵袭，后来演变为防御敌方侵袭。“城”在中国古汉语中是指一定地域内的居民用作防卫而围起的墙垣。“城”最早的功能是军事和政治方面的，即“城”是军事中心与政治中心。

与“城”相对应的“市”的概念则是指进行贸易和交换的场所。在城市产生以前，“市”没有固定的场所。古书记载：“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物，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早期“市”的位置常在居民点的井旁，故有“井”之称。人们在特定的地点按特定的时间相互交易，形成集市。“市”的存在，满足了人们出卖劳动产品和购买所需生产、生活用品的需要，随着生产力的进步和社会分工的发展。商品交换也成为城堡中居民必不可少的内容，“市”逐渐被吸引到人口比较集中居住的“城”中，并有固定的位置，真正意义上的“城市”方才产生。“城”与“市”融合为“城市”是“城”进化的产物，也是社会生产力和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镇”与“市”原本有严格的区别，“有商贾贸易者谓之市，设官防者谓之镇”。“镇”以军事行政职能为主。到宋代，“镇”才摆脱军事色彩。以贸易镇市出现于经济领域，成为介于县治和草市之间的一级商业中心，近现代逐渐引伸为一级行政区单位和起着联系城乡经济纽带作用的较低级的城镇居民点。“城”与“镇”又融合有“城镇”之称。

到了近现代，“城”、“市”都成为“乡”的反义词而作为“城市”的简称。加上镇的介入，就产生了“城市”和“城镇”混用的局面。在很多情况下，“城市”与“城镇”的混用已经难以扭转。

2.城、镇、市的概念

为了研究城镇与城市的区别，有必要从词的原意上去考证城镇与城市的概念。有趣的是在《辞海》中竟然找不到对城镇与城市的解释，是编纂者的遗漏还是因为对城镇与城市的概念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而故意的回避，我们不得而知。本研究只好从考证城、镇、市的概念人手来寻找城镇与城市的区别。

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版的《辞海》对“城”、“镇”、“市”概念的相关解释分别是：“城”：旧时在都邑四周用作防御的墙垣。一般有两重：里面的称城，外面的称郭。《管子·度地》：“内为之城，城外为之郭”。

“镇”：指市镇。（1）宋代以后县以下的小商业都市。（2）基层行政区域单位。以工商活动为主的小于城市的居民区。

“市”：（1）集中做买卖的场所；《易·系辞下》：“日中为市，至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2）交易。（3）购买。（4）城市。（5）行政区域单位。工矿、交通、贸易和文化教育事业比较发达，人口比较集中的城市。

而1999年版的《辞海》对“镇”的解释是“通常为县机关所在地或农村中有较多工商业的居民区”，与1979年版的《辞海》对“镇”的解释“以工商活动为主的小于城市的居民区”有所区别。并且对“城”的解释增加了“城市”，对“市”的解释增加了“城镇”的内容。

3.城镇与城市的异同点

比较《辞海》对“镇”、“市”概念的解释，它们都有居民居住、人口集中的相同内涵，但我们更可以发现在“镇”与“市”概念之间的区别：“镇”更多地说明了是“居民区”，而且在1979年版的《辞海》明确指出是“小于城市的居民区”；对“市”则更多地说明了经济、商业与社会其他的活动。而且强调了活动是“比较发达，人口比较集中的城市”。但是，我们从1999年版《辞海》的解释中能够看到它们的融合——“城”的解释中有了“城市”，“市”的解释中有了“城镇”。

根据汉字造词的一般规律和《辞海》对“镇”、“市”概念的解释，可以得出“城镇”与“城市”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的结论，至少可以从经济学这个层面=得出这个结论，而且，它们的不同之处在于。城市有更多的比较发达的经济与社会其他活动的内涵，有更大规模的人口数量；城镇更多强调的是居民的居住点，在人口的数量规模上也小于城市。

所以，根据上面分析从经济学视角得出的结论：一是“城”、“市”都成为“乡”的反义词，作为“城市”的简称。“城”和“市”最早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城”先于“市”产生，“城”最早是一种大规模、永久性的防御设施。“镇”是“农村中有较多工商业小于城市的居民区”。“市”：集中做买卖的场所；工矿、交通、贸易和文化教育事业比较发达，人口比较集中的城市。二是“城镇”指“农村中有较多工商业但规模小于城市的居民区”。“城市”指工矿、交通、贸易和文化教育事业比较发达，人口比较集中且规模大于城镇。

三、对城市化概念的新定义

1.新定义城市化概念

综合上面的分析，本文试图从本质上对城市化概念完整全面准确地进行定义：城市化是指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生产效率提高，出现了不受空间制约的生产方式，包括手工业特别是工业，促使分散在广大区域的农业人口向某一较小区域聚集和集中成为非农业生产人口而形成城镇，由于城镇人口不断增加使得城镇消费需求不断增长直至急剧膨胀，从而城镇演化为都市，推动经济快速增长，引起产业结构发生变化和经济加速发展，导致人们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等改变的复杂过程。城市化包含城镇化和都市化。

新定义的城市化概念反映了城市化所独有的全部现象，并用消费需求揭示出城市化的本质，说明了城市化发生发展的内生因素。城市化的本质实际就是由于经济发展生产效率提高使得人口聚集，将人们各种潜在的消费欲望汇集，随着经济发展生产效率进一步提高。使得人们这些潜在的消费欲望越来越多地得以满足。从而导致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发生根本改变。

本文将城市化包含城镇化和都市化两个内容其理由如下：一是考证了城市化一词起源。1867年西班牙的A.Serda在《城镇化基本理论》中首先使用了urbanization的概念。20世纪70年代后期ur-banization转译而来的中文术语在中国流行。在英语中本来urban（城市的、城镇的）是rural（乡村的）反义词，urban包括不同规模尺度的城市（city）和镇（town），对city的解释是an important town（一个比较重要的城镇），所以英文原词urbanization的含义中就包含有“城镇化”和“城市化”两个意思，所以本文将“城市化”包含“城镇化”和“都市化”是对英文词urbanization原意的回归；二是在新定义的“城市化”概念中，用“城市化”对应于英语中的urbanization，用“城镇化”和“都市化”对应于英文urbanization中所包含的“城镇化”和“城市化”内容，因为从中文角度，在很多情况下我国把“城市”和“城镇”也统称为“城市”，所以可将“城市化”中的“城市”的“城”对应于“城镇”，“市”对应于“城市”。但为了区分引入“都市”替换此“城市”。以分清此“城市”而非“城市化”的彼“城市”。因此。在新定义的“城市化概念”中用“城市化”来统筹。包含“城镇化”和“都市化”是比较合理和可行的。

2.城市化概念新定义的作用和意义

首先，新的城市化概念指出了城市化的根本现象是由于人口的聚集才形成城镇与都市，才有了城市化。人口聚集是城市化独有的现象。而且有了人口的聚集，才带来了城市化的其他现象，没有人口的聚集，就没有城市化特有的其他现象。

城市化的经济学解释篇5

中图分类号：F291.4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30-0159-04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化，资本、劳动力、技术等生产要素在全球大规模高速流动，外商直接投资在世界经济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其经济开放程度也在不断提高，尤其是从2001年正式加入WTO以来，在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方面有了飞速的发展，并且已经连续多年成为世界上最大的FDI东道国。吸收和利用FDI有效地弥补了中国建设资金的不足，促进了国内技术进步和管理水平的提高，推动了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对促进中国经济增长、进而提高城市化水平发挥着关键的推动作用。地处长三角的上海、江苏、浙江二省一市地区一直受到FDI的青睐，同时也是中国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地区之一。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外商直接投资已成为该地区经济增长、推进城市化的重要贡献力量。

关于外商直接投资对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的关系，国际上有不少学者给予了关注。Pizarro 等（2004）认为，跨国资本、人口、信息、文化、自由流动的政治和自然障碍的移除对第三世界城市有影响，主要表现在第三世界城市的空间结构、城市形态和城市化上。Alfaro等人（2001）探讨了国家是否有更好的金融体系来更好地利用外国直接投资，并通过实证分析证实了FDI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Sit（2003）指出，出口导向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为主导的FDI 导致中国珠江三角洲高速的经济增长率、与全球经济的强烈融合和快速外向城市化进程。

国内也有许多学者结合中国发展现状经过研究之后认为FDI对中国的城市化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罗茜（2008）利用层次分析法对FDI与城市综合实力的相关性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在FDI投资稳定且规模较大时，城市化水平受到FDI的推动作用显著。石忆邵、顾萌菁（2003）明确提出外资是长三角16地市城市化的新动力。吴莉娅、顾朝林（2005）构建数学模型对江苏新的城市化动力机制进行检验，证明外资通过对江苏经济增长的显著影响加快江苏城市化进程。蒋伟、曹荣林（2010）对江苏省13个地级市FDI与城市发展的相关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处理，发现存量上的FDI对于城市发展的促进作用要大于增量上的FDI对城市发展的促进作用。王常雄（2003）在对2001年中国22个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若干指标进行相关性分析后发现，人均GDP水平、第三产业比率、外商直接投资对城市化影响显著。

总之，诸多理论和研究都认为FDI对城市化进程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并且已经有一些研究成果涉及到了江浙沪部分地区。而今，该区域内部的经济联系愈加紧密，“大长三角”的概念业已形成，国家发改委、国务院更是在2010年5月24日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中明确了规划范围，即江浙沪全境。为了联系最新发展动态，本文选取江浙沪二省一市的全部25个地市作为对象，试图探究FDI与城市化的关系在大长三角地区的表现。

二、江浙沪地区FDI与城市化现状

2009年，江浙沪全境25地市共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458.01亿美元，是全国FDI总量的50.87%。其中，上海以105.38亿美元高居榜首；苏州、杭州、无锡、南京、常州、宁波、南通紧随其后，实际利用FDI均超过20亿美元；丽水、衢州两市排在最末两位，外商直接投资均未达到1亿美元，分别为0.29亿美元和0.64亿美元。从省区来看，江苏省共计253.23亿美元，浙江省共计99.74亿美元，上海市105.38亿美元，大致比例为5∶2∶2。

城市化方面，上海市同样发展程度最高，城市化率为88.6%，南京、无锡城市化率分列二三名，都在70%以上，已处于城市化后期阶段；杭州、苏州、宁波、舟山、常州、温州、镇江也都超过60%；仅有宿迁城市化率未达到40%，以37.7%的水平排在最末。分省区看，江苏省整体为55.6%，浙江省整体为57.9%，上海市为88.6%，均大大高于46.6%的全国平均水平。

显然，若是按省区范围观察，单凭FDI和城市化率这两个指标，似乎与当前学界大多数人得到的结果出入很大，因为该地区实际利用FDI最多的江苏省，整体城市化率反而是最低的；而外商直接投资额相仿的上海市和浙江省，城市化率却大相径庭。当然，这仅仅是非常粗略的判断，不足以说明问题。自然地，考虑将研究对象定为区域内25个地市。由图1可以看出，FDI和城市化率之间应该存在着某种正相关关系，能够用如图所示的三次函数形式进行拟合，但相关系数并不是很高。因此，有必要引入其他变量进行计量经济分析。

三、计量经济分析

基于前人的研究成果，本文将选取2009年江浙沪25地市的城市化率作为被解释变量，人均GDP、实际利用FDI和第三产业比重作为解释变量建立线性回归模型，定量地测算各个因素对城市化的影响。

1.线性偏回归检验。这部分主要是观测引入的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显著程度，以可决系数是否大于0.5为界；同时也是要检验各解释变量在单独以及共同影响被解释变量时相关关系是否一致，以偏回归系数符号是否相同为判断标准。利用E-Views5软件，共进行六次线性偏回归（三次一元偏回归、三次二元偏回归），每次可决系数及回归元系数（见表2）：

可见，引入的三个解释变量进行偏回归后，可决系数都大于0.5，说明它们与被解释变量之间存在中高度相关关系，对城市化的影响是显著的。此外，所有解释变量在每一次偏回归中，偏回归系数都大于0，且都通过了5%的t-检验，说明它们和被解释变量之间都存在正相关关系。

2.多元回归分析。我们已经知道，人均GDP、外商直接投资和第三产业比重与城市化率之间存在中高度的正相关关系，三者都是影响城市化水平的显著因素。据此，我们可以建立多元回归模型实际测算每个因素对城市化的贡献程度。首先，建立多元线性模型：

URBANIZATION =α + β1 * AGDP + β2 * FDI + β3 * SERVICE +μ（1）

其中，α为常数项；β1、β2、β3分别为人均GDP、外商直接投资、第三产业比重的系数，各自表示人均GDP增加1元、实际利用FDI增加1亿美元、第三产业比重增加1个百分点，城市化率将增加的百分点数；μ为残差项。回归结果如下，第二行括号内是对应系数的t-检验值：

URBANIZATION = -2.5358 + 0.0003 * AGDP +（-0.0019）* FDI + 1.0763 * SERVICE

（-0.4366）（6.5722） （-0.0426）（7.0663）

R2=0.9257Ad-R2=0.9151 F=87.2204 D-W=1.408

在该模型中，FDI的回归系数没有通过5%显著性水平的t-检验，并且是负值；但方程的可决系数很高。联系之前偏回归检验的结果，这应该是由多重共线性引起的。结合当前学界已有的理论和研究成果，将FDI这个变量去掉是不妥当的。因此，有必要对模型本身作出修改。单从FDI的角度来看，鉴于城市化水平不仅仅受到其规模的影响，还要受到其稳定性的影响，猜想可以采用如下的对数形式修正模型，用来进行弹性分析：

ln URBANIZATION =α + β1 *ln AGDP + β2 * lnFDI + β3 * lnSERVICE +μ （2）

其中，α为常数项；β1、β2、β3分别为人均GDP、外商直接投资、第三产业比重的弹性系数，各自表示人均GDP、实际利用FDI、第三产业比重在原有基础上变动1%，城市化率将变动的幅度；μ为残差项。回归结果如下，第二行括号内是对应系数的t-检验值：

lnURBANIZATION = -1.2122 + 0.2390 *ln AGDP +

0.0235*lnFDI + 0.7143 *lnSERVICE

（-3.5047）（7.0378） （2.3900）（8.3027）

R2=0.9525Ad-R2=0.9458 F=140.5140 D-W=1.609

该模型的所有解释变量系数都通过了5%的t-检验，调整后的可决系数达到0.9458，比原来更为改善；方程本身也通过了5%的F-检验。所以，修正后的模型解决了多重共线性的问题。

3.White异方差检验。一是由于样本采用的是横截面数据，很有可能产生异方差；二是城市化理论指出，当城市化进程处于中后期（城市化率达到60%~70%）时，既可能出现“郊区城市化”现象，继续扩大城市规模、进一步提高城市化水平，又可能出现“逆城市化”现象，即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生态破坏等因素使得城市的吸引力下降、城市人口外迁，导致市中心空洞化、城市化水平停滞不前甚至下降；抑或是二者兼而有之。这样一来，FDI对城市化的影响及其大小就会变得不确定，从而，FDI及其变动幅度越大，城市化水平的方差越大。因此，应该对模型进行异方差检验。

假设H0：模型存在异方差。

对（2）式进行White异方差检验，F-检验值为1.580，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原假设，说明该模型通过了White异方差检验，不存在异方差。

4.D-W检验。显而易见的是，对数模型在t-检验、F-检验、拟合度上都优于线性模型；D-W值也不例外，达到了1.609，较线性模型的1.408明显改善。查表得知，在解释变量个数为3、样本容量为25时，在0.01显著性水平上dL 为0.906，dU为1.409，表明将显著性水平设为1%时，对数模型没有正的一阶序列相关现象，通过了D-W自相关检验。

根据以上分析，在研究江浙沪地区FDI等变量与城市化率之间的关系时，采用（2）式的对数模型较好。通过回归结果我们得知，人均GDP、外商直接投资和第三产业比重是影响大长三角地区城市化水平的显著因子，它们之间存在较强的正相关关系，调整后的可决系数为0.9458，即三个解释变量的变动能够解释94.58%的城市化率的变动。具体而言，人均GDP增长1%，城市化率将增加现有的0.239%；实际利用FDI增长1%，城市化率将增加现有的0.024%；第三产业比重增加1%，城市化率将增加现有的0.714%。可见，FDI不如第三产业比重和人均GDP对城市化的影响显著。

四、结语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如下结论：（1）2009年江浙沪地区25地市的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与城市化水平之间存在中等强度的正相关关系，从一定程度上说明FDI对该地区的城市化进程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2）人均GDP、FDI和第三产业比重是大长三角地区城市化进程的显著影响因子，从影响程度来说第三产业比重对该地区城市化水平影响最大，人均GDP次之，FDI则是三个因子中对城市化影响程度最小的。（3）通过建立普通线性模型和对数模型的比较发现，后者在描述以上四个变量之间的关系时效果更好，模型本身也更优。根据该对数模型，人均GDP、外商直接投资和第三产业比重的变动能够解释94.58%的城市化率的变动：人均GDP增长1%，城市化率将增加现有的0.239%；实际利用FDI增长1%，城市化率将增加现有的0.024%；第三产业比重增加1%，城市化率将增加现有的0.714%。

据此，江浙沪地区在现阶段若要提高城镇化水平，较为有效的方法应该是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提高第三产业的比重。从现有的数据来看，该地区虽然是中国经济最为发达、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地区之一，但是25地市的第三产业比重只有上海、南京和杭州三个中心城市接近或超过了50%，其余均只有40%上下，这和国外发达国家相似规模城市第三产业比重60%以上的标准仍有不少差距；而区域内部的几个特大城市相比，苏州、无锡、杭州的外商直接投资与人均GDP都大大超过南京（三者的人均GDP甚至逼近或超过上海），其城镇化水平却落后南京大约9个百分点左右，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三者的第三产业比重偏低，仍然处于第二产业主导城市经济的阶段，使得大城市应有的服务职能不尽完善、辐射效应受到限制而引起的。

相较而言，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及其稳定性在本地区对城市化的影响比其他两个因素小，笔者猜想可能是该地区开放程度已经较高，现有FDI存量及流量规模较大，其投资效应在城市化过程中已经有所下降。不过，FDI作为一种投资形式，对宏观经济有着短期效应（需求效应）和长期效应（供给效应），能够通过FDI―产出―城市化的路径对城市经济发展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因而本区在调整产业结构推进城市化的同时，可以用相应的招商引资政策进行配合，将引资重点逐步转移至服务业，完善城市的第三产业，进而提高第三产业比重。当然，这仅是一种思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还需视各地的具体情况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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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General Research on the Connection Between FDI and Urbanization of Jiangsu，Zhejiang and Shanghai

――Based on the Statistics of 2009

FENG Fan

城市化的经济学解释篇6

中图分类号：F293.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7）02-0094-02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房地产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住宅涉及到千家万户的利益，房价自然就成为了当前居民最为关注的问题。目前，我国房地产市场中土地供给由国家直接调控，而住宅供应则由规模较大的房地产商寡头垄断。因而缺乏弹性，住宅价格在很大程度上由需求因素决定。其中人口结构的变化会通过改变住房需求而直接作用于住宅价格。因此，本文主要从人口结构的角度来分析需求的变化对于住宅商品房价格的影响。

近年来，上海市房价居高不下，这与上海市自身的发展是分不开的。上海是一个充满机遇与挑战的大都市，更是一个充满现代化气息的城市，是许多人生活和工作的首选之地，正不断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定居。自1990年浦东新区实行对外开放以来，上海市就吸引了国内外资本大量聚集，推动了经济向前发展。近年来，经济总量更是位居大中华区第一位。2009年上海市GDP达到1.49万亿人民币，超越香港，人均GDP及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均居全国各省区及直辖市首位。此外，上海市服务业高度发达，带动了第三产业的发展，对劳动人口的需求增加，造成大量外来人员不断涌入。人口的增加导致住房需求的增加。因此，人口因素对上海市住宅商品房价格的影响较大。

一、量选取

从人口学意义上讲，人口结构主要分为三类：人口自然结构，包括年龄结构和性别结构；社会经济结构，包括家庭结构、就业结构以及收入结构；人口地域结构，包括城乡结构和行政结构。因此，选取1994―2012年上海市住宅商品房价格（以1993年为基期）为被解释变量Y，选取人口死亡率X1、男女性别比（以女性为100）X2、城镇人口所占比例X3、人均可支配收入（以1993年为基期）X4、家庭人口数X5、流动人口比例X6、劳动人口比重X7、第三产业从业人口比重X8为解释变量。由于当年的出生率不能对需求产生影响，因此选取人口死亡率及流动人口比例为解释变量来反映人口数量的变动，选取男女性别比来衡量性别结构的影响，选取城镇人口所占的比重来反映城镇化水平，选取人均可支配收入来衡量收入的变化，选取家庭人口数来代表家庭结构的影响因素，选取劳动人口比重来反映年龄结构，选取第三产业从业人口比重来反映就业结构的变化。数据主要来源于《上海统计年鉴》。

二、变量筛选

运用Eviews软件，分析各变量之间的相关性以及各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剔除存在较大相关性的解释变量，为后续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选取变量奠定基础。

经相关性分析，最终筛选出五个变量带入回归方程，分别是城镇人口所占比例X3、人均可支配收入X4、家庭人口数X5、劳动人口比重X7、第三产业从业人口比重X8。为了降低时间序列变量异方差可能，数据分别取对数。Eviews输出结果显示，各解释变量t检验值均大于0.05，各解释变量之间存在多元共线性。用逐步回归法对变量进行筛选，利用相关系数从所有的解释变量中选取相关性最强的变量最先建立一元回归模型。

由相关性分析结果可得，lnX4与lnY的相关系数最大，相关性最强，因此，首先对其进行一元线性回归，建立回归模型。分析可得：lnX4的系数为1.185593>0，即可支配收入增加，需求增加，房价上涨，故满足经济检验。R2=0.972729，拟合优度较高且调整后的R2=0.971125有所降低；同时，方程的F检验值为0，故方程显著；因各解释变量的t检验值为0，即可支配收入对住宅商品房价格解释作用非常显著。

其次，分别添加各自变量做多元线性回归，结合经济意义和统计检验选出拟合优度最好的线性回归模型。经分析得：lnX4、lnX7、lnX8与lnY建立的回归方程显著性更高。

三、回归模型分析

经上述分析，最终以lnX4、lnX7、lnX8为自变量，lnY为因变量建立多元回归模型。

结果显示：R2=0.983946，调整后的R2有所降低，拟合优度较高；方程的F检验值为0，方程显著；因各解释变量t检验值远小于0.05，即可支配收入、劳动人口所占比重、第三产业从业人口比重对住宅商品房价格解释作用非常显著，该模型成立。相对其他模型而言，该模型的线性回归方程拟合优度最好。

lnY=4.645035+0.531792*lnX4 +1.517269*lnX7 + 1.805542*lnX8

分析可得：lnX4、lnX7、lnX8使得模型成立，方程显著。人均可支配收入、劳动人口所占比重、第三产业从业人口所占比重对上海市住宅商品房价格影响较大。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反映了人口结构中收入结构的变化，收入增加，必然导致居民的购买力增加，引起住房需求的增加，导致房价的上涨。劳动人口是用来衡量年龄结构的变量，劳动人口比重增加可以通过增加人均可支配收入，促进经济增长，进一步带动房价的上涨。人口城镇化伴随着第三产业人口的增加，提高了劳动人口的工作效率，拉动经济增长，从而带动房地产市场的发展。输出结果显示，3个变量的系数均大于0，属于正相关关系，满足经济检验。因此，该模型各变量满足经济检验。

四、结论

通过模型的经济和统计检验可得，该模型成立。从本文的分析来看，尽管各人口结构变量对于需求均造成影响，推动了上海市住宅商品房价格的上涨，但是，从多元回归模型可知，人均可支配收入、劳动人口所占比重、第三产业从业人口比重对上海市住宅商品房的价格影响更为显著。

当前，政府不断出台新的调控政策来规范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但是，我国地域辽阔，城市分布不均，各城市的发展极度不均衡，因此，政府应根据各城市的发展状况，实施差别化政策，使房地产市场逐渐趋于稳定。上海市由于其独特的发展优势，对外来人口本身就充满吸引力，使得人口增加，导致住房需求增加是毋庸置疑的。而人口涉及的范围较广，究竟哪些因素对上海市房价影响更大，政府应该从哪方面入手制定合理化的调控政策始终不得而知。然而，该研究结果正是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明确了上海市人口结构对房价的影响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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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的经济学解释篇7

[中图分类号] K902 [文献码] B [文章编号] 1000-405X（2013）-12-281-1

随着我国人口的数量逐渐增加，对于人民居住地的概念也逐渐走到我国人口规划的台面之上，以此作为基础，城市的重要性也逐渐随着世界范围内对于此概念的强化与发展加速，而变得越来越明显。

目前，城市已经从空间转变为一种概念，受到了各界学者的深入研究，而对于城市概念能够真正深入分析的领域就是经济学。

其中克鲁格曼等人在多年的研究当中总结出了一套崭新的经济地理理论，这使得人们可以从空间之外的视角对城市的形成以及发展进行观察，这就称之为城市聚集。

本文将通过新经济地理作为分析角度，对其与城市问题之间的相关性从单个城市、城市系统以及非均衡区域三个层面对城市集聚理论进行归纳，并对其未来的发展方向进行展望，旨在加深新经济地理对于城市问题的研究力度，为城市当中的区域政策以及城市发展的相关策略提供可靠的参考依据。

1新经济地理与城市集聚概述

在经济学当中，作为新兴分支的新经济地理来说，将与城市人口以及其中所产生的经济活动产生紧密的联系。这个经济学的分支是在传统经济地理的基础上将运输成本、垄断竞争以及报酬递增等因素完美融入其中，并通过一般均衡分析方法对其进行干预的新经济学领域。

新经济地理概念在形成以后，将传统的城市概念进行新型理念的重建后，对城市理论、区域理论、增长理论以及国际贸易理论共同划分为同一个框架当中，并对这个框架进行深入的刻画与分析。

新经济地理在形成的初期，其目的是为了对人口以及经济活动在城市当中的集聚现象进行诠释，而其形成标志则被人们认为是在1991年的《报酬递增和经济地理》一文当中，由克鲁格曼首次提出。文章当中提到了中心-模型从非均衡区域的层面为企业以及劳动力在城市当中的集聚现象进行充分解释，虽然在1988年由Fujita也提出了相似的理论，为垄断竞争模型对非单极城市当中的内生性进行解释，而概念当中所产生的向心力则是由于生产者以及消费者之间的交易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差异化之后，由产品的销售现象而产生的资金外部性，因此非单极城市模型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被称为是新经济地理的前身。

这样一来，就可以对单极城市内生模型的来源进行解释，而新经济地理的研究出发点就是城市集聚问题。

2城市集聚理论当中的非均衡区域

之前曾提到了进行层面的划分，而对城市集聚进行考察则需要从区域层面进行，而这个过程就是从城市发展模式的角度进行揭示，而对城市集聚的演化进行研究。

在新经济地理文献当中，以CP模型，即中心-模型以及后续的研究作为基础理论，在此之上将城市集聚以及地区之间存在差距的内在联系进行建立，而CP模型所强调的本质内容为自我强化以及基于联系的集聚机制，这种机制导致较为先进的制造业集聚地与较为落后的分散农业区域之间的经济水平差距越来越大，收入水平以及空间形态自然也产生了相应的差异。而这种理念造成的结果就是，绝大多数的企业在建设生产区域的时候，首选市场较大的地区，进而可以将销售当中所产生的运输成本进行有效控制。

但是这又引发了另外一个问题，市场的规模与居民集聚的程度以及经济水平产生了必然的联系，而这种水平则与当地的劳务状况息息相关。这表明这种机制将使得生产制造业在一个区域的中心-模式当中相对集中，并且在金融外部性所产生的作用下，使得城乡分离程度越来越明显化，造成了区域分化的趋势。

3城市集聚理论中的城市系统

在生产以及消费活动相对集中的情况下，城市系统理论能够对不同人口规模以及不同产业构成的城市区域进行充分解释，而不是呈现平均分布的情况。

对于城市系统理论来说，其所要面临的首要问题则是在人口规模在分布当中所呈现出来的模式，在国外的研究结果当中显示，这个问题的首要核心就是要对城市规模分布的基本模式进行检验，通过结果判断其是否存在，如果存在的话，则需要对这种模式进行分布方面的描述。从这一点上，可以延伸出两个比较显著的问题，一个问题是城市在规模分布已知的情况下对某个城市的规模进行解释，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国家与国家质检的城市规模分布所存在的明显差异。

国际研究当中的重点在首位城市以及平衡城市的两者之间进行发展模式的比较，首位城市指的是在城市等级以及结构方面受到最大城市的控制，而后者在主导城市的作用方面则显得微乎其微。经过一系列调查结果表明，世界范围内的所有发达国家几乎均为平衡发展模式，而大多数不发达的国家则是首位城市模式。

4总结

得益于国际当中诸多领域当中学者们的研究成果，我们能通过一个全新的视角对人口以及经济活动在城市当中的集聚现象进行观察，并且能够通过完整的框架对这些资源进行整合。这将使得我们在新经济地理的研究方面跨越出巨大的一步，并能够在此基础之上延伸出更多的研究方向。

参考文献

城市化的经济学解释篇8

近年来，中国经济连续快速增长，人民收入水平显著增加，但收入差距特别是城乡收入差距也在不断加大。城乡收入差距的不断增大，对经济增长究竟有怎样确切的影响？很多研究显示经济增长对缓解贫困有利，但是单纯的增加贫困人口收入以减小贫富差距，是否真的能反过来促进经济的长期增长？如今大规模农村人口转变为城市人口的城市化进程是否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以及经济增长有利？国家应该采取怎样的政策措施来调节城乡收入差距并最终实现经济的长期增长？是否能把政策的作用量化？带着这些问题，本文首先对现有相关城乡收入差距及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进行了回顾，再建立回归方程，用简单的计量模型来解决以上问题。

一、文献回顾

近年来，世界范围内很多学者开始着眼于中国显著的收入不平等现象，并且发现中国地区间的收入差距和城乡收入差距是构成中国收入不平等的主要因素。分解收入不平等的结果显示，中国地区间收入差距本身也与各地区城乡人口构成比重及巨大的城乡收入差距相关。因此，城乡收入差距是构成中国收入不平等的主要原因（Sicular T.，Yue Ximing，Shi Li & Bjorn Gustafsson，2005；陈建东，2006）。而中国如此巨大的城乡收入差距可以归结为中国的城市和农村地区的积累差距和生产能力差距以及政府的政策差异所致。很多实证研究还发现，进入到市场经济时代之后，中国不断加大的城乡收入差距与政府的城市倾向性政策有很大关系（陆明，2004；2006）。中国的城市倾向性政策是多维的，主要表现在持续减少的对农业投入，劳动力市场的城乡分截，政府对农产品的限价，政府对城市居民的价格补贴，向城市倾斜的金融体系，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城乡区别待遇等。针对这一系列城市倾斜的政策体系，很多学者也提出自己的政策建议。He & Louis（2007）指出1993年~2005年间，城市中的工业部门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要低于服务部门；建议政府取消现有的对服务产业发展的制约并且放松劳动力地区迁徙的限制以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

实证研究方面，以往的研究结果并不能达成一致。有些学者发现收入不平等和经济增长呈负相关，如Alesina & Rodrik(1994)、Clarke（1995）等。有些则发现此两者间是正相关关系,如Forbes（2000）认为很多之前的研究之所以得到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发展间的负相关关系都是用的外生的解释变量，或者简单地把解释变量认为具有外生性。如果加上一些其他变量，或者地区虚拟变量，所得结果就有可能不显著。他使用初始不平等指数、收入水平、男性和女性资本以及地区和时间地虚拟变量作为解释变量对经济增长率进行回归，得到了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还有一部分学者没有就两者关系得到一个明确的结果，如Barro(2000)的研究结果发现发达国家收入不平等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为正相关，而发展中国家则为负相关。

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证研究，对于收入不平等和经济增长间的关系都没有完全明确。尽管越来越多的研究倾向证实收入不平等对经济的发展起到不利作用，但是实践中两者的确切关系还没有得到证实。我们也没有得到清晰的结论究竟收入不平等是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为了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我国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去减少城乡间的收入不平等，如通过再分配政策给予农村居民更多的补贴、推进城市化进程，让更多的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等，但是这些政策在减少收入不平等的同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否一致？或者说是否都对经济增长有利？下文将用实证的方法加以分析，得出确切的答案。

二、实证模型

本文采用了全国31个省从2000年～2010年这10年的面板数据来进行实证研究。在计量模型中，本文将选取“农村人口的贫困程度”、“城市化水平”以及“基尼系数”这三个指标来作为本计量模型的解释变量。其中，农村人口的贫困程度由农村人口的相对收入水平来衡量。既然是相对收入水平，本模型中将用农村人口的收入水平与全社会平均收入的比值来代表这一指标。而城市化水平我们则用在城市中各部门工作的农业人口数量来代表农村向城市迁移的剩余劳动力情况，也即代表城市化水平。另外，由于我们的计量模型中的两个主要的解释变量是分别测量全国范围内农村人口的相对收入和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迁徙，而各省内部由于其他原因引起的收入不平等则没有考量，所以本模型还选取了基尼系数，来作为整个计量模型的控制变量，控制导致省内收入不平等且影响经济发展的其他因素。至此，本计量模型的主要回归方程如下：

Growthit =β1+β2·dit +β3·ruralempit+β4·giniit +μi +ξit（1）

其中，Growthit 代表i省在t时期的省际GDP增长；dit 代表i省在t时期的农村人口收入相对于全社会平均收入的比值；giniit 是i省在t时期的省内基尼系数值；ruralempit 代表i省在t时期有多少农业人口工作在城市的各个部门中；模型中的误差项μi 和ξit 分别是省际时间不变随机变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和时间、省际混合影响。

如果对回归方程右边各解释变量的内生性问题视而不见，将会导致严重的解释变量系数估计偏离。而对于本模型，政府的决策以及其财政支出是完全独立于模型之外的，可以作为很好的工具变量来解决各解释变量的内生性问题。正如本回归方程中的dit ，代表农村人口的相对收入水平，不能被简单的看作是外生变量，我们选用政府的再分配政策（由农村人口的转移性收入来反映,在回归模型中用trsincit来表示）作为其工具变量；而对于本模型中反应城市化水平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各部门的迁徙，我们也选用了政府的几项有代表性的花费，包括政府对农业（在回归模型中用agriexpit来表示）、教育（在回归模型中用eduexpit来表示）、医疗（在回归模型中用healthexpit来表示）的财政开支，代表政府的“城市化政策”联合作为工具变量；同样，省际基尼系数也不能简单地视作外生变量，我们将政府的总花费，去除在“城市化政策”中涉及的部分，所剩部分（在回归模型中用otherexpit来表示），来反映政府对其他资源的控制。于是有了如下工具变量回归方程：

dit＝a1＋a2·redistribution policyit + eit（2）

ruralempit＝b1＋b2·urbanization policyit + eit （3）

giniit＝ c1＋c2·other government expenditureit + eit（4）

根据2000年到2010年的数据（数据由《中国统计年鉴1999－2011》、《中国劳动力统计年鉴2001－2011》中所列的相关原始数据计算得出，限于篇幅不单独列出），本文运用STATA软件对计量模型进行回归分析，运用2SLS回归法，并在2SLS的第二阶段运用固定效应回归估计，得到结果如下：

dit（hat)＝24.7232＋0.9928trsincit（2）

（21.89）（9.49)

R2 = 0.2877

ruralempit（hat)＝－8.9930－0.3830agriexpit＋0.5278eduexpit＋

(－2.97) (-3.27)(6.22)

0.5608healthexpit （3）

(2.15)

R2 = 0.7059 F = 170.44

giniit（hat) ＝34.1438＋0.2507otherexpit （4）

(46.16) （5.44)

R2 = 0.1170

Growthit = －7.3408－0.0153dit（hat)＋0.0592ruralempit（hat)＋

(-0.93) (-0.34) (8.17)

0.4468giniit（hat) （1）

(2.21)

R2 = 0.2583

其中，括号内数据为T检验值，可以看出在方程（2）、（3）、（4）中的所有T检验值的绝对值都较大，各系数的显著性较高。方程（1）中，ruralempit（hat)和giniit（hat)的系数的显著性也较高，但dit（hat)系数不显著。方程（1）的拟合优度有0.2583,说明经济增长的变化中有25.83%可由该模型右侧变量的变化来解释。

三、计量结果与结论

从模型所得各系数的正负值可知：增进城市化水平，让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到城市部门工作，对经济增长有积极作用；而为了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而单纯的增加农村人口的收入是不利于经济的长期增长的。这个结果很有趣，无论是增进城市化水平还是增加农村人口收入，都可以达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目的，但这两种方式对长期经济增长的作用却截然相反。而模型的估计结果显示，当衡量收入不平等的基尼系数一年内每增加1个单位，将促使当年的经济增长0.45个单位。这个结果同样很有趣。目前越来越多的研究结果倾向于显示收入不平等不利于经济增长，而本模型的结果却显示2000年～2010年的这10年间，中国的收入不平等却促使了经济的持续增长。事实上，很多学者都试图去阐释收入不平等究竟对经济增长有何作用，但由于使用的样本数据和统计方法不同，仍未能达成一致的结论。幸运的是，收入不平等和经济增长的确切关系并不是本文的研究目标，也不会影响到本文的主要结论——用不同的方法缩小城乡差距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将大相径庭，只有不断地增进城市化进程，才能长久地促进经济增长。

结合模型的4个方程来看，地方政府加大对教育和医疗的花费可以促进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从而刺激经济增长；而相反，农村人口通过政府的再分配政策得到的转移性收入增加，长期来看将会阻碍经济的增长。这也通过对具体政策的作用量化，为有关部门制定相关政策提供了参考依据。

参考文献：

[1]Alesina,A.&Rodrik,D.Distributive Politics and Economic Growth[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4(109):465-490

城市化的经济学解释篇9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经济的发展，在社会管理方面呈现出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特别是社会流动人口的管理、刑释解教人员的重新犯罪、社会青少年犯罪问题，已经引起了专家学者和社会各界的关注。*市司法局组织课题调研组，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先后在*县召开机关、学校、企业、社区座谈会，并查阅大量资料，对*市社会流动人口、刑释解教人员、社会闲散青少年的状况进行调研。现将调研结果报告如下：

一、当前社会流动人口的基本规律和特点

关于流动人口、刑释解教人员、闲散青少年的概念，有着自身的内涵和外延，不能排列和等同，更不能混淆。流动人口的内涵可以包容刑释解教人员和社会闲散青少年，流动人口在外延上大于刑释解教人员和闲散青少年。从维护社会稳定的角度看，虽然都属于社会管理的范畴，但有其自身的规律性。

社会流动人口是指社会成员在社会结构中所处位置的变动，亦称社会流动。它通常是指社会成员从一个阶层向另一个阶层的流动，有时只限于从一个职业群体向另一个职业群体的流动。这是一个深层次的社会管理学问题又是一个深刻的社会实践问题，具有社会历史性、综合性和动态性特征，折射在人们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和社会生活领域。社会主义转型期的社会流动人口状况，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素逐步渗透，尤其是生产力中人的活跃因素，其作用大于经济和技术引起的流动，同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这个体系比资本主义社会更加开放，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出现了社会各种利益阶层或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阶层或利益集团和政治、经济、文化均开始显示独立性，而且影响力日渐加大，引发了新的社会流动。（一）经济发展型。*市和全国一样，自“三线建设”以来，以××为代表的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建设和发展，一大批优秀人才和先进的科学技术进入*市，加快了工业化进程。同时存在的集体经济、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中外合资经济和股份制、股份合作制，推动了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城市居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日益增长，为社会流动人口提供了物质基础；在建设的进程中，加快了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公路基础设施建设步伐加快，省级公路四通八达，为人流、物流提供了交通便利，促进了地方区域经济的发展，成为周边省、市人们向往发展的“宝地”，市中心城区人口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50,000余人，增加到现在300,000多人。

（二）政策引导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我们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上来，改革开放的政治经济政策从沿海、东南向内陆延伸，人民的政治权利上升，把主要精力集中投向地位变动和经济生活的富裕上来。在城市进行新的经济体制改革，大量的股份制企业、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涌动，推动企业所有制结构调整，产权制度的改革，企业资产重组，客观上引导一部分才华精英的社会成员流向了*市，也刺激了当地的有用人才向东南沿海流动，就是人们常说的“孔雀东南飞”。在农村推行各种各样的承包制，政府部门的部分权利下放，逐步放宽了农村与城市人口流动的限制，在传统体制下的绝大多数农民深刻地理解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科学道理，遵循“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的自然规律。于是，农村社会流动人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展开，直到如今仍然保持着“开弓没有回头箭”的势头。实行土地承包之后的农民有了自主经营的权利和支配劳动时间的权利，在人多地少，石漠化严重的偏僻山区，农业成本上升、农业效益下降的压力下，面对城市较多的社会福利，纷纷离开家乡，涌入城市寻找生存的空间。

（三）资源分配型。社会流动意味着个人社会位置的改变，其目的是改变自己所处位置上的社会资源的质和量的分布状况，大多数人争取自己所期望或应得到的经济利益、政治权利、职业声望等社会资源，对整个社会资源进行再分配。*市自然资源极为丰富，素有“江南煤都”之称，通过对煤炭资源开发，钢铁、建材、电力、铝业已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在国民经济发展的进程中，小城镇建设步伐加快，服务业长足发展，基本形成有矿必有城，有厂必有镇，外地人口的流入，本地人口的自发流动，社会经济关系、人口、生活方式等由农村向都市型转化，必然形成人口集中和生活方式的传播，使得城市人口相对于整个地区人口的比例上升，同时人们的价值观念、行为模式、道德规范、闲暇娱乐发生了变化，生产方式不断更新，对社会资源重新再分配。如盘县境内的盘江矿区、城关镇和红果镇片区人口比例占盘县总人口116万的60%左右。城乡人口互动表明了投资的增长，推动了整个社会消费的增长，促进了经济的良性循环。

二、社会流动因素对社会稳定的影响

社会流动人口的闸门是依次被突破的，有着自身的运行规律。社会流动人口的浪潮第一波是从农村开始，亿万农民工主动适应社会化分工，打破社会阶层之间的壁垒，使社会各个成员阶层的人员处于不断的更新变换、互动之中，增加改变社会地位的机会，向东西南沿海转移，形成前所未有农民工浪潮；社会流动人口的第二波是从没有职业社会闲散人员出于谋生的需要，在商品大潮的冲击下，纷纷加入个体、私营经济活动，借政策的倾斜和市场的短缺迅速致富；社会流动人口的第三波是从公有制内部流动的，一些人不愿意吃“大锅饭”，不甘于平庸生活，又有一定能力和胆量的“公家人”跃入商品经济的海洋，通过经济致富改变社会地位。流动者成功的示范效应逐步扩散，更多的人受到启示，开始对人生重新定位，希望通过变换新的职业或寻找第二职业带来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的变化。这一切都是在农村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宏观背景下发生，改革使社会流动人口的条件逐步形成，以往禁锢社会流动的政策与制度调整了，如户籍制度、商品粮制度、劳动用工制度、人事制度、农民进城居住制度、个体和私营企业政策等，都做出了有利于社会流动的调整。但是，流动人口的大量增加，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增多，给社会秩序带来了新的情况和新的问题。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是行为失范。社会主义社会转型期行为失范，是指人们不认同规范，不遵守规则、破坏规范的行为。维护社会稳定的前提是要求人们遵守社会规范，就是一个规范只有当人们认为公正而甘受约束时才有真正效力。在社会转型期，老的标准被打破了，新的标准正在建立过程中，这段时间各种价值观念产生冲突，特别是处在青春期的社会闲散青少年对是非标准模糊不清，很难区分什么是公正的，什么是不公正的，什么是合情合理的。由此，在社会闲散青少年中的欲望失去了约束，社会生活的剧烈变化也自然而然地使欲望迅速增长。对社会闲散青少年的社会规范教育就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问题。据统计：*市2003年小学在校生为395,228人，2004年小学在校生为411,152人，2005年小学在校生为414,051人；2003年初中在校学生为162,566人，2004年初中在校学生为172,780人，2005年初中在校学生为169,521人；2003年高中在校学生为33,452人，2004年高中在校学生为35,812人，2005年高中在校学生为40,482人，可以看出历年高中生逐步增加，同时叠加2003年职业高中在校生319人，2004年职业高中在校生198人，2005年职业高中在校生410人，不能进入高中和职高系列的学生的比例呈现逐年上升趋势，同时反映了家庭与社会管理、社会就业、社会福利的互动。尤其是离开学校的年青人，既无法改变自己的身份，也无法改变家庭经济的来源，又没有才华参与社会竞争，更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渴望得到社会报酬，理性思维不受控制，导致心理失去理智，从而行为失范铤而走险。

二是行为越轨。马克思把社会基本形态概括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迈向共产主义人类最高理想社会的进程中，难免有超越社会规范的行为，在社会发展阶段的过程中，价值观念冲突反映出来的越轨行为，主要表现在犯罪与违法之间，一方面，是指被法律法规进行规范的禁止；另一方面，是指人们的道德规范已经不让习惯容忍的社会行为，必须受到刑法和行政处罚。在法理学和行政法学上统称为刑事追究和劳动教养处罚。受到刑事惩罚和行政强制处罚的刑满释放和解教人员回归社会，不经意地就会被人们视为“不受欢迎”的人，因为越轨的负功能行为可能减少社会效益和扰乱社会秩序。据不完全统计：2003年至2005年全市刑释解教人员3761人，其中：2003年刑满释放808人，解除劳动教养295人；2004年刑满释放718人，解除劳动教养516人；2005年刑满释放893人，解除劳动教养531人。重新犯罪33人。社会对这部分人的第一反映是：他们存在可能毁掉他人规范、他们可能毁掉人们预期的制度安排、他们可能会伤害他人和社会利益。尤其在法治社会和市场经济条件下，这部分人在择业上既无资金又无技术，不但受到市场的排斥，而且本身原来把家庭酿成支裂破碎，没有经济的支撑力进入市场进行经济活动，有的只能打工度日，有的对城市低保费用不予满足，有的对艰苦生活很茫然，重操旧业走上犯罪道路。这部分人统称为有“劣迹”的人，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安置帮教方面，人们不同程度地存在歧视性、排他性因素。然而，有个别人员不能正确判断社会公正标准，甚至心存对社会进行报复，作案手段翻新，危害社会的程度更为凶险，也是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之一。

三是利益冲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尤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和发展社会主义是首选的历史命题，以公有制为基础多种经济成份为补充的所有制结构已经发生深刻变化，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要解决和必须解决的是各种经济利益冲突。可是，在社会经济活动中，高收入阶层不愿对低收入阶层负责，既得利益集团不愿为共同富裕作贡献，社会强势群体通过不正当竞争占有弱势群体的物质成果，在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产生了利益冲突。党中央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实现社会的经济增长，让人民得到实惠。社会流动人口的目标是获得平等机会，经济上参与并获得法律和政策规定的个人所得从中受益，然而，这对大多数流动人口在现行法律和政策保障下可以实现。但是，对刑释解教人员以公民身份参加“市场运作”比普通公民要困难得多，当既无资本又无技术无力参与经济活动时，心理失衡，往往酝酿有悖于社会有序发展的矛盾和纠纷，制造不利于社会安定的事件；极少数人员心存逆反心理，一旦有机可乘，在我们内部寻找保护伞以达到违法占有别人物质成果的目的；有的个别极端分子把黑手伸向市场经济中产生的“爆发富”和“新贵”，对需要安全的公民来说，这种个案虽然不多，但它的影响对社会危害极大。

三、坚持科学发展观，维护社会稳定

政法机关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把坚持科学发展观落实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关键在于宏扬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一方面，通过法律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通过法治实践，实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正确诠释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要求，妥善处理新情况和新问题，增强社会治安管控能力，依法管理社会流动人口，教育感化挽救刑释解教人员，加强社会闲散青少年的教育，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统筹城乡治安稳定，统筹区域安全，统筹内外防范，实现社会主义社会转型期社会稳定的新跨越。

城市化的经济学解释篇10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经济的发展，在社会管理方面呈现出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特别是社会流动人口的管理、刑释解教人员的重新犯罪、社会青少年犯罪问题，已经引起了专家学者和社会各界的关注。*市司法局组织课题调研组，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先后在*县召开机关、学校、企业、社区座谈会，并查阅大量资料，对*市社会流动人口、刑释解教人员、社会闲散青少年的状况进行调研。现将调研结果报告如下：

一、当前社会流动人口的基本规律和特点

关于流动人口、刑释解教人员、闲散青少年的概念，有着自身的内涵和外延，不能排列和等同，更不能混淆。流动人口的内涵可以包容刑释解教人员和社会闲散青少年，流动人口在外延上大于刑释解教人员和闲散青少年。从维护社会稳定的角度看，虽然都属于社会管理的范畴，但有其自身的规律性。

社会流动人口是指社会成员在社会结构中所处位置的变动，亦称社会流动。它通常是指社会成员从一个阶层向另一个阶层的流动，有时只限于从一个职业群体向另一个职业群体的流动。这是一个深层次的社会管理学问题又是一个深刻的社会实践问题，具有社会历史性、综合性和动态性特征，折射在人们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和社会生活领域。社会主义转型期的社会流动人口状况，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素逐步渗透，尤其是生产力中人的活跃因素，其作用大于经济和技术引起的流动，同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这个体系比资本主义社会更加开放，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出现了社会各种利益阶层或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阶层或利益集团和政治、经济、文化均开始显示独立性，而且影响力日渐加大，引发了新的社会流动。（一）经济发展型。*市和全国一样，自“三线建设”以来，以××为代表的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建设和发展，一大批优秀人才和先进的科学技术进入*市，加快了工业化进程。同时存在的集体经济、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中外合资经济和股份制、股份合作制，推动了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城市居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日益增长，为社会流动人口提供了物质基础；在建设的进程中，加快了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公路基础设施建设步伐加快，省级公路四通八达，为人流、物流提供了交通便利，促进了地方区域经济的发展，成为周边省、市人们向往发展的“宝地”，市中心城区人口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50,000余人，增加到现在300,000多人。

（二）政策引导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我们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上来，改革开放的政治经济政策从沿海、东南向内陆延伸，人民的政治权利上升，把主要精力集中投向地位变动和经济生活的富裕上来。在城市进行新的经济体制改革，大量的股份制企业、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涌动，推动企业所有制结构调整，产权制度的改革，企业资产重组，客观上引导一部分才华精英的社会成员流向了*市，也刺激了当地的有用人才向东南沿海流动，就是人们常说的“孔雀东南飞”。在农村推行各种各样的承包制，政府部门的部分权利下放，逐步放宽了农村与城市人口流动的限制，在传统体制下的绝大多数农民深刻地理解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科学道理，遵循“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的自然规律。于是，农村社会流动人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展开，直到如今仍然保持着“开弓没有回头箭”的势头。实行土地承包之后的农民有了自主经营的权利和支配劳动时间的权利，在人多地少，石漠化严重的偏僻山区，农业成本上升、农业效益下降的压力下，面对城市较多的社会福利，纷纷离开家乡，涌入城市寻找生存的空间。

（三）资源分配型。社会流动意味着个人社会位置的改变，其目的是改变自己所处位置上的社会资源的质和量的分布状况，大多数人争取自己所期望或应得到的经济利益、政治权利、职业声望等社会资源，对整个社会资源进行再分配。*市自然资源极为丰富，素有“江南煤都”之称，通过对煤炭资源开发，钢铁、建材、电力、铝业已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在国民经济发展的进程中，小城镇建设步伐加快，服务业长足发展，基本形成有矿必有城，有厂必有镇，外地人口的流入，本地人口的自发流动，社会经济关系、人口、生活方式等由农村向都市型转化，必然形成人口集中和生活方式的传播，使得城市人口相对于整个地区人口的比例上升，同时人们的价值观念、行为模式、道德规范、闲暇娱乐发生了变化，生产方式不断更新，对社会资源重新再分配。如盘县境内的盘江矿区、城关镇和红果镇片区人口比例占盘县总人口116万的60%左右。城乡人口互动表明了投资的增长，推动了整个社会消费的增长，促进了经济的良性循环。

二、社会流动因素对社会稳定的影响

社会流动人口的闸门是依次被突破的，有着自身的运行规律。社会流动人口的浪潮第一波是从农村开始，亿万农民工主动适应社会化分工，打破社会阶层之间的壁垒，使社会各个成员阶层的人员处于不断的更新变换、互动之中，增加改变社会地位的机会，向东西南沿海转移，形成前所未有农民工浪潮；社会流动人口的第二波是从没有职业社会闲散人员出于谋生的需要，在商品大潮的冲击下，纷纷加入个体、私营经济活动，借政策的倾斜和市场的短缺迅速致富；社会流动人口的第三波是从公有制内部流动的，一些人不愿意吃“大锅饭”，不甘于平庸生活，又有一定能力和胆量的“公家人”跃入商品经济的海洋，通过经济致富改变社会地位。流动者成功的示范效应逐步扩散，更多的人受到启示，开始对人生重新定位，希望通过变换新的职业或寻找第二职业带来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的变化。这一切都是在农村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宏观背景下发生，改革使社会流动人口的条件逐步形成，以往禁锢社会流动的政策与制度调整了，如户籍制度、商品粮制度、劳动用工制度、人事制度、农民进城居住制度、个体和私营企业政策等，都做出了有利于社会流动的调整。但是，流动人口的大量增加，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增多，给社会秩序带来了新的情况和新的问题。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是行为失范。社会主义社会转型期行为失范，是指人们不认同规范，不遵守规则、破坏规范的行为。维护社会稳定的前提是要求人们遵守社会规范，就是一个规范只有当人们认为公正而甘受约束时才有真正效力。在社会转型期，老的标准被打破了，新的标准正在建立过程中，这段时间各种价值观念产生冲突，特别是处在青春期的社会闲散青少年对是非标准模糊不清，很难区分什么是公正的，什么是不公正的，什么是合情合理的。由此，在社会闲散青少年中的欲望失去了约束，社会生活的剧烈变化也自然而然地使欲望迅速增长。对社会闲散青少年的社会规范教育就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问题。据统计：*市2003年小学在校生为395,228人，2004年小学在校生为411,152人，2005年小学在校生为414,051人；2003年初中在校学生为162,566人，2004年初中在校学生为172,780人，2005年初中在校学生为169,521人；2003年高中在校学生为33,452人，2004年高中在校学生为35,812人，2005年高中在校学生为40,482人，可以看出历年高中生逐步增加，同时叠加2003年职业高中在校生319人，2004年职业高中在校生198人，2005年职业高中在校生410人，不能进入高中和职高系列的学生的比例呈现逐年上升趋势，同时反映了家庭与社会管理、社会就业、社会福利的互动。尤其是离开学校的年青人，既无法改变自己的身份，也无法改变家庭经济的来源，又没有才华参与社会竞争，更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渴望得到社会报酬，理性思维不受控制，导致心理失去理智，从而行为失范铤而走险。

二是行为越轨。马克思把社会基本形态概括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迈向共产主义人类最高理想社会的进程中，难免有超越社会规范的行为，在社会发展阶段的过程中，价值观念冲突反映出来的越轨行为，主要表现在犯罪与违法之间，一方面，是指被法律法规进行规范的禁止；另一方面，是指人们的道德规范已经不让习惯容忍的社会行为，必须受到刑法和行政处罚。在法理学和行政法学上统称为刑事追究和劳动教养处罚。受到刑事惩罚和行政强制处罚的刑满释放和解教人员回归社会，不经意地就会被人们视为“不受欢迎”的人，因为越轨的负功能行为可能减少社会效益和扰乱社会秩序。据不完全统计：2003年至2005年全市刑释解教人员3761人，其中：2003年刑满释放808人，解除劳动教养295人；2004年刑满释放718人，解除劳动教养516人；2005年刑满释放893人，解除劳动教养531人。重新犯罪33人。社会对这部分人的第一反映是：他们存在可能毁掉他人规范、他们可能毁掉人们预期的制度安排、他们可能会伤害他人和社会利益。尤其在法治社会和市场经济条件下，这部分人在择业上既无资金又无技术，不但受到市场的排斥，而且本身原来把家庭酿成支裂破碎，没有经济的支撑力进入市场进行经济活动，有的只能打工度日，有的对城市低保费用不予满足，有的对艰苦生活很茫然，重操旧业走上犯罪道路。这部分人统称为有“劣迹”的人，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安置帮教方面，人们不同程度地存在歧视性、排他性因素。然而，有个别人员不能正确判断社会公正标准，甚至心存对社会进行报复，作案手段翻新，危害社会的程度更为凶险，也是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之一。

三是利益冲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尤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和发展社会主义是首选的历史命题，以公有制为基础多种经济成份为补充的所有制结构已经发生深刻变化，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要解决和必须解决的是各种经济利益冲突。可是，在社会经济活动中，高收入阶层不愿对低收入阶层负责，既得利益集团不愿为共同富裕作贡献，社会强势群体通过不正当竞争占有弱势群体的物质成果，在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产生了利益冲突。党中央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实现社会的经济增长，让人民得到实惠。社会流动人口的目标是获得平等机会，经济上参与并获得法律和政策规定的个人所得从中受益，然而，这对大多数流动人口在现行法律和政策保障下可以实现。但是，对刑释解教人员以公民身份参加“市场运作”比普通公民要困难得多，当既无资本又无技术无力参与经济活动时，心理失衡，往往酝酿有悖于社会有序发展的矛盾和纠纷，制造不利于社会安定的事件；极少数人员心存逆反心理，一旦有机可乘，在我们内部寻找保护伞以达到违法占有别人物质成果的目的；有的个别极端分子把黑手伸向市场经济中产生的“爆发富”和“新贵”，对需要安全的公民来说，这种个案虽然不多，但它的影响对社会危害极大。

三、坚持科学发展观，维护社会稳定

政法机关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把坚持科学发展观落实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关键在于宏扬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一方面，通过法律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通过法治实践，实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正确诠释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要求，妥善处理新情况和新问题，增强社会治安管控能力，依法管理社会流动人口，教育感化挽救刑释解教人员，加强社会闲散青少年的教育，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统筹城乡治安稳定，统筹区域安全，统筹内外防范，实现社会主义社会转型期社会稳定的新跨越。

城市化的经济学解释篇11

社会流动人口是指社会成员在社会结构中所处位置的变动，亦称社会流动。它通常是指社会成员从一个阶层向另一个阶层的流动，有时只限于从一个职业群体向另一个职业群体的流动。这是一个深层次的社会管理学问题又是一个深刻的社会实践问题，具有社会历史性、综合性和动态性特征，折射在人们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和社会生活领域。社会主义转型期的社会流动人口状况，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素逐步渗透，尤其是生产力中人的活跃因素，其作用大于经济和技术引起的流动，同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这个体系比资本主义社会更加开放，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出现了社会各种利益阶层或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阶层或利益集团和政治、经济、文化均开始显示独立性，而且影响力日渐加大，引发了新的社会流动。（一）经济发展型。*市和全国一样，自“三线建设”以来，以__为代表的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建设和发展，一大批优秀人才和先进的科学技术进入*市，加快了工业化进程。同时存在的集体经济、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中外合资经济和股份制、股份合作制，推动了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城市居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日益增长，为社会流动人口提供了物质基础；在建设的进程中，加快了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公路基础设施建设步伐加快，省级公路四通八达，为人流、物流提供了交通便利，促进了地方区域经济的发展，成为周边省、市人们向往发展的“宝地”，市中心城区人口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50,000余人，增加到现在300,000多人。

（二）政策引导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我们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上来，改革开放的政治经济政策从沿海、东南向内陆延伸，人民的政治权利上升，把主要精力集中投向地位变动和经济生活的富裕上来。在城市进行新的经济体制改革，大量的股份制企业、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涌动，推动企业所有制结构调整，产权制度的改革，企业资产重组，客观上引导一部分才华精英的社会成员流向了*市，也刺激了当地的有用人才向东南沿海流动，就是人们常说的“孔雀东南飞”。在农村推行各种各样的承包制，政府部门的部分权利下放，逐步放宽了农村与城市人口流动的限制，在传统体制下的绝大多数农民深刻地理解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科学道理，遵循“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的自然规律。于是，农村社会流动人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展开，直到如今仍然保持着“开弓没有回头箭”的势头。实行土地承包之后的农民有了自主经营的权利和支配劳动时间的权利，在人多地少，石漠化严重的偏僻山区，农业成本上升、农业效益下降的压力下，面对城市较多的社会福利，纷纷离开家乡，涌入城市寻找生存的空间。

（三）资源分配型。社会流动意味着个人社会位置的改变，其目的是改变自己所处位置上的社会资源的质和量的分布状况，大多数人争取自己所期望或应得到的经济利益、政治权利、职业声望等社会资源，对整个社会资源进行再分配。*市自然资源极为丰富，素有“江南煤都”之称，通过对煤炭资源开发，钢铁、建材、电力、铝业已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在国民经济发展的进程中，小城镇建设步伐加快，服务业长足发展，基本形成有矿必有城，有厂必有镇，外地人口的流入，本地人口的自发流动，社会经济关系、人口、生活方式等由农村向都市型转化，必然形成人口集中和生活方式的传播，使得城市人口相对于整个地区人口的比例上升，同时人们的价值观念、行为模式、道德规范、闲暇娱乐发生了变化，生产方式不断更新，对社会资源重新再分配。如盘县境内的盘江矿区、城关镇和红果镇片区人口比例占盘县总人口116万的60左右。城乡人口互动表明了投资的增长，推动了整个社会消费的增长，促进了经济的良性循环。

二、社会流动因素对社会稳定的影响

社会流动人口的闸门是依次被突破的，有着自身的运行规律。社会流动人口的浪潮第一波是从农村开始，亿万农民工主动适应社会化分工，打破社会阶层之间的壁垒，使社会各个成员阶层的人员处于不断的更新变换、互动之中，增加改变社会地位的机会，向东西南 沿海转移，形成前所未有农民工浪潮；社会流动人口的第二波是从没有职业社会闲散人员出于谋生的需要，在商品大潮的冲击下，纷纷加入个体、私营经济活动，借政策的倾斜和市场的短缺迅速致富；社会流动人口的第三波是从公有制内部流动的，一些人不愿意吃“大锅饭”，不甘于平庸生活，又有一定能力和胆量的“公家人”跃入商品经济的海洋，通过经济致富改变社会地位。流动者成功的示范效应逐步扩散，更多的人受到启示，开始对人生重新定位，希望通过变换新的职业或寻找第二职业带来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的变化。这一切都是在农村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宏观背景下发生，改革使社会流动人口的条件逐步形成，以往禁锢社会流动的政策与制度调整了，如户籍制度、商品粮制度、劳动用工制度、人事制度、农民进城居住制度、个体和私营企业政策等，都做出了有利于社会流动的调整。但是，流动人口的大量增加，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增多，给社会秩序带来了新的情况和新的问题。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是行为失范。社会主义社会转型期行为失范，是指人们不认同规范，不遵守规则、破坏规范的行为。维护社会稳定的前提是要求人们遵守社会规范，就是一个规范只有当人们认为公正而甘受约束时才有真正效力。在社会转型期，老的标准被打破了，新的标准正在建立过程中，这段时间各种价值观念产生冲突，特别是处在青春期的社会闲散青少年对是非标准模糊不清，很难区分什么是公正的，什么是不公正的，什么是合情合理的。由此，在社会闲散青少年中的欲望失去了约束，社会生活的剧烈变化也自然而然地使欲望迅速增长。对社会闲散青少年的社会规范教育就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问题。据统计：*市20__年小学在校生为395,228人，20__年小学在校生为411,152人，20__年小学在校生为414,051人；20__年初中在校学生为162,566人，20__年初中在校学生为172,780人，20__年初中在校学生为169,521人；20__年高中在校学生为33,452人，20__年高中在校学生为35,812人，20__年高中在校学生为40,482人，可以看出历年高中生逐步增加，同时叠加20__年职业高中在校生319人，20__年职业高中在校生198人，20__年职业高中在校生410人，不能进入高中和职高系列的学生的比例呈现逐年上升趋势，同时反映了家庭与社会管理、社会就业、社会福利的互动。尤其是离开学校的年青人，既无法改变自己的身份，也无法改变家庭经济的来源，又没有才华参与社会竞争，更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渴望得到社会报酬，理性思维不受控制，导致心理失去理智，从而行为失范铤而走险。

二是行为越轨。马克思把社会基本形态概括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迈向共产主义人类最高理想社会的进程中，难免有超越社会规范的行为，在社会发展阶段的过程中，价值观念冲突反映出来的越轨行为，主要表现在犯罪与违法之间，一方面，是指被法律法规进行规范的禁止；另一方面，是指人们的道德规范已经不让习惯容忍的社会行为，必须受到刑法和行政处罚。在法理学和行政法学上统称为刑事追究和劳动教养处罚。受到刑事惩罚和行政强制处罚的刑满释放和解教人员回归社会，不经意地就会被人们视为“不受欢迎”的人，因为越轨的负功能行为可能减少社会效益和扰乱社会秩序。据不完全统计：20__年至20__年全市刑释解教人员3761人，其中：20__年刑满释放808人，解除劳动教养295人；20__年刑满释放718人，解除劳动教养516人；20__年刑满释放893人，解除劳动教养531人。重新犯罪33人。社会对这部分人的第一反映是：他们存在可能毁掉他人规范、他们可能毁掉人们预期的制度安排、他们可能会伤害他人和社会利益。尤其在法治社会和市场经济条件下，这部分人在择业上既无资金又无技术，不但受到市场的排斥，而且本身原来把家庭酿成支裂破碎，没有经济的支撑力进入市场进行经济活动，有的只能打工度日，有的对城市低保费用不予满足，有的对艰苦生活很茫然，重操旧业走上犯罪道路。这部分人统称为有“劣迹”的人，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安置帮教方面，人们不同程度地存在歧视性、排他性因素。然而，有个别人员不能正确判断社会公正标准，甚至心存对社会进行报复，作案手段翻新，危害社会的程度更为凶险，也是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之一。

三是利益冲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尤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和发展社会主义是首选的历史命题，以公有制为基础多种经济成份为补充的所有制结构已经发生深刻变化，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要解决和必须解决的是各种经济利益冲突。可是，在社会经济活动中，高收入阶层不愿对低收入阶层负责，既得利益集团不愿为共同富裕作贡献，社会强势群体通过不正当竞争占有弱势群体的物质成果，在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产生了利益冲突。党中央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实现社会的经济增长，让人民得到实惠。社会流动人口的目标是获得平等机会，经济上参与并获得法律和政策规定的个人所得从中受益，然而，这对大多数流动人口在现行法律和政策保障下可以实现。但是，对刑释解教人员以公民身份参加“市场运作”比普通公民要困难得多，当既无资本又无技术无力参与经济活动时，心理失衡，往往酝酿有悖于社会有序发展的矛盾和纠纷，制造不利于社会安定的事件；极少数人员心存逆反心理，一旦有机可乘，在我们内部寻找保护伞以达到违法占有别人物质成果的目的；有的个别极端分子把黑手伸向市场经济中产生的“爆发富”和“新贵”，对需要安全的公民来说，这种个案虽然不多，但它的影响对社会危害极大。

三、坚持科学发展观，维护社会稳定

政法机关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把坚持科学发展观落实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关键在于宏扬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一方面，通过法律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通过法治实践，实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正确诠释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要求，妥善处理新情况和新问题，增强社会治安管控能力，依法管理社会流动人口，教育感 化挽救刑释解教人员，加强社会闲散青少年的教育，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统筹城乡治安稳定，统筹区域安全，统筹内外防范，实现社会主义社会转型期社会稳定的新跨越。

城市化的经济学解释篇12

市场上的供给,即交易的商品,最早就是农民剩余的农产品,尔后有一些手工制品。就在这些手工制品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内部分工,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描述的生产别针的手工作坊,就因为分工,使生产别针的效率成十倍、百倍地提高。如此一来,生产成本大幅度降低,价格随之下降,需求开始上升,交易量迅速增长,市场规模也就在不经意间扩大了。尤其是由内部分工演进的社会分工,(今天所说的外包,就是社会分工)形成了专业化生产体系,规模经济成为可能。专业化、规模经济从供给的角度,乃至供给与需求相互作用的角度,对市场的扩张、城市的发展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

国际贸易理论还给出了生产地靠近市场的解释,那就是,在过去的很长时间里,运输成本的高低是决定贸易能否实现的基本因素,因此,使生产地尽可能靠近市场,就成为必须。由此,也就有了生产厂商聚集的一个理由。此外,在公共基础设施的作用日益凸显,以及一次次技术革命的影响下,无论生产厂商,还是服务厂商,由于聚集所产生的共享效应、学习效应和范围经济(当同时生产两种及以上产品的费用低于分别生产每种产品时,所存在的状况被称为范围经济)效应都更加显著,因此,城市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就显得越来越重要。

如果说上面主要是从交换、生产的角度看城市的形成和发展,那么,从消费、生活的角度,我们还能看到些什么呢?由于市场上集中了足够多的生产厂商,它们间的竞争,使消费者获得了多样化的、便宜的商品或服务。用当下中国城市市场的商品价格大多低于农村市场,城市的CPI水平低于农村的现实,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城市居民能够得到更多的消费者剩余。

再加上生产的集聚、市场的集聚,就能够更多地吸纳就业,并使从业者获得相对于农村更高的收入,这也是大量年轻人向往城市、向往大城市的重要原因。与此同时,公共基础设施的完备与共享,知识和经验的学习与分享,都使得经济学视角的城市生活方式,有着较高的正外部性和性价比,进而使大部分人口云集这里,追求更美好的生活。

当然,由于某些制度的缺失,社会建设和文化建设的滞后,多少会抵销城市生活方式的优越性,这是不容忽视的现实。例如,目前中国大中城市的高房价,就与保障性住房制度没有得到有效执行有关,进而使得城市居民,尤其是城市新移民的生活质量受到较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