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融合方式篇1

中图分类号：F3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6）12-010-03

一、农业产业融合内涵

对产业融合问题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国外学者发现计算机业、电信业、广播电视业和出版业之间存在产业融合现象，并从具体的案例分析中引申出产业融合的概念。之后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发现产业融合现象存在于各个行业之中。

关于产业融合的概念，目前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表述。一些学者认为，产业融合起始于产业之间的技术关联，某一产业的技术向其他产业扩散，促使这些产业出现技术创新。一些学者则从产品视角出发，将产业融合定义为“采用数字技术后原来各自独立产品的整合。”日本学者植草益从产业视角展开研究，认为，“产业融合就是通过技术革新和放宽限制来降低行业间的壁垒，加强行业企业间的竞争合作关系。”这个定义是从产业融合的原因及结果两方面来解释产业融合的意义，但是随着产业融合在越来越多的产业中发生，产业融合的原因已经不限于技术革新或放松管制了，比如在经营方面的创新也会带来产业融合。相对于以上定义，欧洲委员会的“绿皮书”对产业融合的定义更具综合性，称“产业融合是技术网络平台、市场和产业联盟与合并三个角度的融合。”

笔者认为，产业融合作为一种趋势，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出现，而且不管是动因、方式还是内容都会越来越复杂。因此在界定产业融合定义时只对产业和融合两个方面进行界定即可。鉴于此，笔者认为，产业融合是指不同产业或同一产业内不同子产业之间相互渗透、相互交叉的现象。

按照上述界定，农业产业融合可以理解为农业与其他产业或农业的子产业之间相互渗透、相互交叉的现象。在这个过程中，不同产业特征不同，与农业融合的方式也不尽相同。

二、农业产业融合的必要性

1.农业产业融合有助于保障粮食安全。传统粮食生产技术成本高，污染大，既不利于解决粮食产量问题，又难以保障食品安全问题。随着基因工程、细胞工程、发酵工程、蛋白质工程、酶工程等现代生物技术在农业中的应用，农业和现代生物产业从技术到产品再到业务及市场等各个方面开始融合，最终形成了生物农业。生物农业的发展使得人类可以通过开发农业生物技术，控制农业自然再生产过程，进而提高农产品产量和品质。

2.农业产业融合有助于保护生态环境。传统种植业和传统养殖业及畜牧业都存在环境污染问题，而这些农业产业子产业间存在逻辑上的关联，比如种植业产生的废弃物（秸秆等）经过处理可以作为畜牧业的饲料，而畜牧业和养殖业产生的排泄物经过处理可以作为种植业的有机肥料。因此，不同子产业之间按照生物链系统循环的内在逻辑进行融合，使系统内各生态环节的投入与产出紧密衔接，进而提高系统内能量转换率和资源利用率，形成现代农业发展的新业态――生态农业。生态农业依照农业生产的系统性和整体性，从改进农业产出方式出发，对农业资源进行整合，从而达到保护生态环境的效果。

3.农业产业融合有助于促进土地流转，提高农民收入。我国当前农村户口人数众多，农业经营过于分散，但从产业的角度看，农业承载不了这么多人口的就业，农业分散经营也会导致效率低下。从农民收入构成来讲，农业收入所占比重非常小，但土地又是农民的最后保障，农民不会轻易长期租赁。也就是说农民期望租赁价格远高于传统农业所带来的收益。通过农业产业融合，发展有机农业、生态农业、旅游休闲农业等现代农业，提高单位土地面积的收益，才能支付给农民更高的报酬以获得土地经营权，实现土地的顺利流转，达到规模经济效应。

4.农业产业融合有助于传承农业文明。农业与旅游业等服务业进行融合，利用自然环境、农事活动、农村生活等农业自然文化资源，适应人们观光、休闲、增进人们对农业的体验为目的的需求，形成一种新的产业形态即休闲农业。休闲农业不仅生产物质产品，并且提供农业观赏、农事体验、农业教育、农村娱乐等服务产品，使农业资源、生产手段、生产过程、生产成果、农村生活习俗、文化传统等作为一种场景、一种文化，为休闲者特别是城市里的学生提供了在农村休闲娱乐并接受农业文化教育、传播农业知识、传承农业文明的重要平台。

三、农业产业融合的方式

农业涉及面广，与之相关联的产业众多，不同产业间差异较大，与农业的关联点也不一样，进而造成与农业的融合方式存在差异。因此，我们根据不同产业与农业的关联方式将农业产业融合方式归结为如下三种类型：技术渗透型融合、重组型融合、延伸型融合。

1.技术渗透型融合。技术渗透型融合是指高新技术如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等向农业领域渗透、扩散，进而引起农业生产经营管理方式的转变。高新技术向农业领域的渗透是全方位的，融合模型如图1所示。

图中，农业经营包括土地管理、种子培育、生产控制、产品销售和产品追溯等五个模块，相关技术在农业经营过程中不断渗透进来，使农业经营更有效率，更安全，收益更高。具体过程如下：

（1）高新技术对土地管理模块的渗透。在农业经营过程中，不同地块土壤结构、水利条件、种植作物等都会有所差异，特别是在土地流转背景下，不同地块的出租人、出租年限以及地块的边界等也需要管理，因此高效精确的土地管理对农业经营至关重要。

承租人可以利用遥感技术、地理信息技术等将所有耕地的地号、面积、土地属性、种植作物等信息输入计算机，建立土地电子图文档案，并利用软件制作电子地图，并对相关信息作出及时修订和变更。土地电子档案的建立有助于统筹利用土地资源，不断优化种植业结构。通过地理信息系统和遥感技术，能对作物面积、种类及种植户信息进行分类管理，对地号位置、面积、土壤情况进行管理，并对农业生产进行实时跟踪，从而实现了农业管理的自动化。

（2）高新技术对生物育种模块的渗透。传统育种周期长、效率低、效果差，将现代生物技术应用到育种过程中，能够有效改良动植物品种，促进农业产量的增长和生产能力的提高。利用航天技术，将种子置于太空中，种子可能发生基因突变，从而获得高产、优质、抗病等特殊机能。转基因技术可以将不同物种的有益基因植入育种作物中，有助于增强农作物的抗旱、抗虫等抗逆性能，提高农作物对生长环境的适应性，减少农药、化肥等化学农资的使用，从而实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统一。

（3）高新技术对农业生产模块的渗透。传统农业生产采用粗放型生产方式，灌溉、施肥等环节采取一刀切的方法，效率和效果都不够好，高新技术的渗透有助于农业生产管理的精细化。比如，在育秧大棚安装传感设备对秧苗实行全天24小时监控，可以实时获取大棚的温湿度信息，并通过网络技术传至控制中心，控制中心根据需要通过自动化设备调节温湿度。将湿度传感设备置于不同地块，可以实时监控土壤湿度，当湿度低于某一数值时，控制中心会控制滴灌设备向土壤补充水分。施肥前，对土壤样品进行植物营养元素分析，将相关数据传入专家系统，根据植物需要，系统分析出施肥配方。

（4）高新技术对产品营销模块的渗透。农业增值不仅要实现在农业增产，还要做好品种选择、品牌推广以及渠道拓展，以应对激烈的竞争市场。随着公共信息平台在农业中的应用，农场可以通过加入各种加入会员方式获取农产品供求信息，适当调整种植结构；也可以在农产品公共信息服务平台上树立品牌，推广产品，并直接与需求方取得联系。另外，还可以通过社交平台开展促销活动以及体验型产品推介活动，以增加品牌认可度并拓展销售渠道。

（5）高新技术对产品追溯模块的渗透。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对食品安全问题越来越重视，对农产品的生产流通环节的追溯既有利于企业控制产品质量，也有助于消费者增强对产品的信赖度。信息自动采集技术（如射频技术）的应用，可以将农产品从育种到种植过程中的施肥、灌溉、环境、生长情形以及采摘等信息进行记录，配合传感技术可以将农产品在整个流通过程中的温湿度信息进行记录，这样可以有效控制产品质量，也可以增进消费者对产品的了解。

技术渗透型融合固定投资规模很大，只有当土地经营规模非常大的情形下，平均成本才能有效降低，融合的实施才能成为可能。

2.重组型融合。重组型融合是指将农业内部种植业、养殖、畜牧等子产业依据生物链的基本规律进行重组，按照系统的思想对各个子产业的资源及经营过程进行有机整合，以发挥农业的生态保护功能。

农业内部子产业融合之前，农业发展是一简单的种养模式，采取“资源――产品――废弃物”的简单模式，各子产业废弃物大量排放，既浪费资源又污染环境。通过对农业各子产业生产流程进行重组，依生物链基本规律将各子产业加以融合以发挥协同效应。下面以种植业和畜牧业重组为例加以说明，具体模型如图2所示。

重组前，种植业特别是粮食作物成熟后会产生大量秸秆，秸秆处理不当会产生环境污染；畜牧业也会产生大量动物排泄物，处理不当也会产生严重污染。这两项污染是都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依据生物链规律，秸秆可以经过发酵等处理过程，转化为牛羊等动物饲料；动物粪便经过处理可以生成沼气供生产生活使用，而废渣则可作为植物有机肥料，改善土壤结构，发展有机农业。当然，子产业间可以通过交易来实现废弃物的再生利用，但由于废弃物自身价值低，分布不集中且主体较多导致协调困难，可能最终导致交易成本大于再生资源价值而难以实现。将种植业和畜牧业重组，形成横跨多个子产业的融合性经营组织，既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加强产业联动，发展绿色农业、有机农业，以提高农业经济效益，又可以解决农村环境污染问题。

重组型融合形式多样，既可以是种植业和畜牧业重组，也可以种植业与养殖业重组或者种植业、畜牧业和养殖业进行重组，这种融合方式固定投资相对较小，适应性较强，各地可以根据自身产业特点灵活应用。

3.延伸型融合。延伸型融合是指将现代服务业特别是旅游业的经营理念、经营模式及相关资源延伸到农业中来，使之与农业资源、农业生产经营活动有机结合，发挥农业的观光休闲功能。

旅游业向农业延伸形成旅游农业，旅游农业以农业生产为依托，把农产品生产、农业自然风光、农产品加工等农业资源、农业活动与旅游业的观光、娱乐、购物、餐饮等服务融为一体。融合过程如图3所示。

图中左侧为旅游产业链，由旅游资源规划―旅游产品生产―旅游产品组合―旅游产品销售四个模块组成；中间为农业产业链，由农业资源规划―农产品生产―农产品加工―农产品销售组成；旅游产业链各模块向农业领域延伸，融合形成旅游农业，形成右侧的旅游农业产业链。具体过程如下：

在旅游资源规划阶段，一方面根据旅游产业要求，规划建筑、道路、水利、通信网络等基础建设，另一方面要能够满足农业生产的要求，统筹规划，节约资源，提高效益。

旅游产品包括旅游餐饮、住宿、景区景点、购物、娱乐等内容，这些产品经过各种组合能够形成观光型、休闲型、文化型、公务型等综合性旅游产品组合。旅游产品及组合向农产品生产与农产品加工领域延伸融合，形成具有农业特色的农家乐餐饮住宿、园林园艺欣赏、农业生产体验、农业教育、手工艺品制作体验以及土特产等旅游农业产品。

旅游产品销售一般通过旅游运营平台、旅行社、网络零售商等渠道完成，将这些渠道延伸融合到农产品销售领域，并将之与其他旅游资源有机结合形成特色旅游线路，打造旅游农业销售渠道，有助于打造品牌、客户信息反馈、精准营销、扩大客源。

农业延伸型融合能降低资产专用性，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增加农业产值。这种农业融合方式固定投入较大，单位产值高，客户集中在城市，适合在城市周边或者在知名景区附近发展。

四、小结

农业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是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方式，对于提高农业产值、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土地流转有积极意义。农业与其他产业关联方式不同，产业融合方式也有所不同，主要可分为高新技术向农业的渗透型融合、农业子产业之间的重组型融合、农业与相关服务业之间的延伸型融合三类。不同融合方式特点不同，适合发展的区域也不同，但都需要专业经济组织进行专业化经营。

[本文为河南省科技厅资助项目论文，项目名称：基于产业融合的南阳市耕地流转方式研究，项目编号：152400410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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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融合方式篇2

，作者已发表若干论文予以阐述，请参阅参考文献中周振华（2003）的几篇文章。）

不仅是产业层面的技术、业务边界等方面的重大变动，同时其本身也内含着产业组织

中的市场结构、行为及绩效，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企业组织结构等方面的重大变动。融

合的生产力，必然会带来融合的组织方式（姜奇平，2000）。

在现代西方产业经济学对产业组织的研究中，市场结构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市场

结构是从完全竞争到独家垄断一系列过渡的市场状态，反映市场垄断与竞争关系，表

明市场竞争和垄断程度。市场结构作为产业内企业之间的一种关系结构，是市场价格

的形成方式，从而是决定产业组织竞争性质的基本因素。因此，在传统产业组织理论

中，不管是哈佛学派还是芝加哥学派，都把市场结构作为产业组织研究的前提内容，

即首先确定产业内企业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结构。当然，两者的学术立场是不同

的。前者强调了市场结构决定市场中的企业行为，同时公司的行为又决定了市场绩效

的各个方面，其影响方向是固定的，即“结构—行为—绩效”的产业经济分析框架。

后者认为市场结构与市场行为、市场绩效没有直接关系，强调了技术和进入自由这两

个因素决定市场结构，特别是进入自由可以保证取得最优的市场行为和市场绩效。20

世纪70年代后，新产业组织理论的兴起，通过引入新的研究范式和概念，如信息经济

学和研究不完全竞争市场的博弈论模型，成为分析策略冲突的标准工具，给这一领域

带来了一种统一的方法论。但它并没有原有的分析范式而形成新的理论体系，仍

然是以市场结构为前提内容的。（注：尽管新产业经济学对贝恩的产业组织理论体系

提出了许多的批评意见，如认为不应只考虑特定产业，而应以跨部门的产业组织理论

为中心分析产业；再如产业组织在技术变革中会发生动态变化，因此，必须以组织创

新为中心分析产业等，但从本质上讲，所研究的仍然是结构—行为—绩效学派所强调

的同样问题，主要考虑在不完全信息和需求条件下行为的发生机制和均衡机制。这实

际上是对结构—行为—绩效方法的变形运用。参阅刘志彪（2003）。）

在市场结构分析中，除了从理论上研究其基本要素外，更主要的是找出一种描述

性方法与工具用来衡量和解释市场结构的状况。这不仅在大量关于市场结构的实证研

究与实务分析中是非常必要的，而且也是市场结构理论分析本身的需要。对于市场结

构的分析来讲，现成的信息变量就是利润率和企业的市场份额。因此，产业组织经济

学家一直就想把企业间的市场份额的分布，概括成一个单一的指数，即市场集中度，

并用它来衡量与解释市场结构的状况。通常，人们把市场集中度看成是一个市场中一

些或所有厂商的市场份额的函数。一般而言，集中度越高，市场支配势力越大，竞争

程度越低。正是通过这种对市场集中度的测量以及与市场势力的关系分析，人们才得

以区分出不同的市场结构，如垄断市场结构、主导性厂商市场结构、寡占市场结构等

。

然而，对市场集中度的测量，进而对市场结构的分析，其基本前提假设是在同一

个市场上，且这个市场的边界是明确、清晰的。也就是，每种产品都由独立工厂的生

产线所制造；每种产品都具有特殊的性质，使其可以明显地区分开来，相互之间不会

发生竞争；每种产品也都直接拥有明确的顾客群。当然，现实中的市场决不是如此的

简单，其市场边界也不会是那么的清晰。但如果只是为了单纯从理论上进行分析，则

可以假定市场是被明确定义的，它或者涉及相同的商品，或者涉及一组有差别的产品

，而这些产品至少是该组产品中的一种产品的很好的替代品（或互补品），只与经济

社会的其他部分发生有限的作用（泰勒尔，1997）。

但在对市场结构进行实证分析，或反垄断等实务操作中，就不能做这样的假定了

，必须要按一定的准则对市场进行定义。罗宾逊曾提出以替代品链的差别为判断准则

来定义市场界限，即先从给定商品开始，然后考察该商品的替代品，再考察这些替代

品的替代品，依次类推，直到发现替代品链中的明显差别。她认为，这些差别确定了

该商品相关市场的界限（Robinson，J.，1933）。当然，这一方法只考虑了现存的竞

争而没有考虑潜在的竞争，更主要的是在实际操作中难以精确定义其差别。针对这一

问题，美国司法部提供了一些相关的准则：从一定的产品和卖家开始，不断加上密切

的替代品（未必由同一卖家所生产），直到这一类产品作为一个整体具有充分低的自

身需求弹性。这些产品的卖家如果合谋，会收取高于某种生存水平的平均垄断加价。

这一组产品称为一个市场。这样，在实际操作中就不必去寻找差别。

事实上，在大量的实际研究工作中，这种集中度的衡量并不按此准则进行，而通

常是在一定的产业分类中进行测量的。例如，西方各国统计调查部门按照标准产业分

类的方法（SIC），定期报告在这些产业中最大4家企业、最大8家企业、最大20家企

业和最大50家企业的销售额占所属产业的百分比。或者，采用赫芬因德指数（注：假

设一个产业中有N个企业，s[，i]是第i个企业的市场份额。赫芬因德指数就是该产业

中所有企业市场份额的平方和：H=s[2][，1]+s[2][，2]+s[2][，3]+…+s[2][，n]=

∑s[2][，i]）把市场所有企业的信息一并进行考虑来显示市场集中度。但不管怎样

，这种集中度的衡量总是以一定的市场边界为基础的。也就是，这种集中度是在一定

的市场边界内来度量的。至于这一边界在理论上或实践上如何确定，可能因不同的准

则或标准而在程度上有所差别。但这并不影响对市场边界本身存在的认定，更不会否

定市场边界的客观存在。

我们现在所要考察的，恰恰是产业融合带来的产业边界模糊化。多媒体和联网技

术正为在全新的行业中创造和获取价值建立新的边界，并通过创造新的竞争优势来源

和重新评价现有竞争优势而迅速重组许多现有行业。在这种情况下，会出现两种新的

变化：一是产品的可替代性增大。原先两种不具有替代性的产品可能转变为具有替代

性，或原先两种只具有潜在替代性的商品可能转变为具有现实替代性，或原先两种具

有很小替代性的商品转变为具有更大的可替代性。二是产品的差异化增大。尽管某些

融合的产品实质上已经成为没有什么不同的同一种产品，但消费者对其认定及偏好不

同，从而出现差异化。这种倾向正引导着不少公司努力使他们的产品“有针对性地大

众化”。也就是，为大众市场生产能满足用户个别需要的产品。这些新变化表明，传

统的市场边界正发生着游移，出现了交叉或模糊化。然而，更为复杂的问题是：不少

融合的产品，既在同一市场，又不在同一市场。例如，网络电话，其某些功能是在电

信市场，但又不是在原来意义的电信市场。这意味着市场的概念也开始发生变化。显

然，这将给市场的定义带来极大的困难。

如果对市场的定义太严格，即假定只有当两种商品是完全可替代时，它们才属于

同一市场，那么产业融合导致的产品差异化增大，无疑使它们都将分属于不同的市场

。这就可能导致所有的市场都会由单个厂商提供服务。但事实上，融合的商品几乎不

可能是完全的可替代品，它总是因某些特征而有所不同。因此，大多数厂商并不拥有

绝对的垄断权。一旦其提高价格，消费者就会在少量的可替换商品中寻找替代。反过

来，如果对市场的定义过于宽泛，即假定两种商品只要有任何一点的替代，它们就属

于同一市场，那么产业融合导致的产品替代性增大，无疑使相当数量的可替代性产品

同属于一个市场。因为一组产品总是在某种程度上与经济中的其他商品相互作用。该

产业之外的商品定价影响对该产品的需求，这不仅是通过收入效应，而且也通过替代

效应。

我们知道，对市场的界定直接关系分析的结果。“市场”定义得越准确，集中度

的统计意义就越显著（B.Imel and P.Helmberger，1971）。然而，在产业融合的市

场边界游移情况下，市场的界定已无法明确。在边界不明确的情况下，集中度是无法

确定的。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集中度衡量工具的失效，已不能用来对市场结构进行

衡量与解释。当然，这并不是集中度本身在技术性上存在什么问题，而是产业融合给

市场结构带来的新变化，已使集中度对其的衡量及解释越来越成为不可能。

产业融合中的市场结构变异，给产业组织研究提出了新课题，特别是对实务工作

（判定是否垄断，以及采取相应规制政策等）提出了新要求。我认为，这种新变化在

某种程度上是对哈佛学派“结构—行为—绩效”产业经济分析范式的否定。因为在市

场结构无法用集中度来衡量和解释的情况下，是不可能清楚揭示其对市场行为的决定

作用的，从而也不可能进一步分析对绩效的影响。相比之下，撇开市场结构与市场行

为必然联系的芝加哥学派的分析方法，可能更适合用来分析产业融合中的组织方式问

题，从其他的因素来解释产业融合中的市场行为与市场绩效。另外，对于产业组织问

题的实务研究，这种新的变化也可能会带来新的视角，重新探讨有关判别垄断与竞争

的新标准。

二、竞争性效应：促进了新参与者进入和开辟新市场

在产业融合中，多数涉及的是数字产品。至少在业已融合的事件中（如电信、广

播电视、出版等部门），是完全与数字产品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我们要进一步研究

数字产品的市场结构及其竞争性效应。

数字产品，从其属性来讲，具有明显的双重性：一方面，数字产品有较大的网络

外部性，通过共享可获得更大的价值。就是说，如果更多的人使用某种产品，它的价

值就会增大。网络外部性可以通过增加用户数而直接获得。除了非常明显的信息基础

设施（网络）外，在软件领域也存在这种情况，如更多的公司会为使用流行操作系统

（如Windows）而不是非流行操作系统的用户开发应用程序。其他数字产品也有网络

外部性，例如，如果很多人玩某个电脑游戏，它就更受欢迎（Soon-Yong Choi，Dale

O.Stahl and Andrew B.Whinston，2000）。显然，网络外部性容易造成对某一产品

的高度使用，即有很高的市场集中度，从而使生产商可能建立起自己的市场主导地位

。正如一些经济学家指出的，当存在不相容的技术竞争时，一项技术有可能通过网络

外部性而被用作一项标准。在这种情况下，效率不太高的技术可以统治自由进出市场

（Katz，M.and C.Shapiro，1986）。这一优势就导致了当一种产品的市场占有率超

过某一特定值时，就会出现市场独占的局面。另一方面，数字产品也要具有排他性，

这样才能使其更有价值。但是，数字产品可以任意复制和再传播，从而大大削弱其排

他性的能力。并且，其排他性也并非源于物理上的不可能性。为此，要实现其排他性

，一是通过对所有权的控制而人为实现，如囤积思想，或限制对它的访问；二是创造

出独特性，如创造出独特的选择范围或采用独特的内容。因此，数字产品的可变性导

致了产品的差异化和定制化，其程度远高于任何其他的实物产品。总之，撇开其他因

素，仅就数字产品本身属性来讲，其市场结构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垄断性，甚至比物理

产品的市场结构具有更大的垄断性。例如，英特尔的微处理器和微软的电脑软件，在

全球市场上都居于霸主的地位。

但必须看到，数字产品本身与任何物理产品不同，具有不可破坏性。其一经创生

，就可以永远存在下去。无论用得多久或多频繁，其质量是不会下降的。这样，对于

同一种数字产品，大多数消费者只可能购买一次。科斯（Coase）曾对耐用品提出过

一个所谓的市场丢失的猜想，即随着耐用品生产商销售的进行，市场规模在缩小（Co

ase，R.H.，1972）。这在数字产品上，表现得更加彻底和淋漓尽致。为此，就可能

会引出一种独特的市场行为，即生产商不得不推出一个很有竞争力的价格——最低价

——即使没有竞争者（Soon-Yong Choi，Dale O.Stahl and Andrew B.Whinston，20

00）。也就是，当其价格调整间隙收敛为零时，一个无限耐用品的生产者损失了他的

全部垄断力量。因此，尽管数字产品的生命周期比多数耐用消费品都长，某些产品本

质上是不依赖时间的，但是它还是要通过不断“升级”来增加它的时间依赖性，并与

“用过了”的商品竞争。另外，数字产品的内容具有可变性，即它们很容易被随时修

改，从而使生产商不能控制其产品的完整性。为此，生产商也必须升级其产品，以及

把它们作为交互服务而不是标准的缩水包装的产品来销售。还有，数字产品具有可复

制性。这就意味着在进行了最初的固定投资后，生产的边际成本几乎为零。因此，一

旦价格被确定后，固定成本就决定了达到收支平衡所需的最低销售量。除了保护知识

产权及利用技术来防止复制外，生产商必须不断地改变和升级它们的产品，以使复制

品贬值（Soon-Yong Choi，Dale O.Stahl and Andrew B.Whinston，2000）。这就告

诉我们：尽管数字产品的生产商处于垄断地位，甚至是独占地位，但仍然存在着潜在

的竞争者，还是有竞争的。当然，这一潜在竞争者不是别人，而是自己；这种竞争也

不是与别人的商品竞争，而是与自己已卖出商品的竞争。从这一意义上讲，这还是一

个可竞争性的市场，具有自我竞争不断强化的倾向。

即使撇开这种垄断地位的自我竞争性不谈，且假定存在这种垄断，那么在产业融

合中呈现的市场结构变化，也会对原先的供应商模式以及垄断地位形成强大的冲击。

这种冲击充分体现了产业融合的竞争性效应。众所周知，在电脑硬件上，英特尔的微

处理器处于高度垄断；在电脑软件上，微软处于高度垄断。但值得指出的是，这种现

象还只是产业分立背景下的产物。随着产业融合的出现及其拓展化，它正在悄悄地发

生重大的变化。在产业融合中，当电脑与消费电子越来越紧密地结合时，将会形成诸

如网络电脑、录像游戏机、个人数字辅助机、有线电视与万维网电视机顶箱、以及非

电脑设备的智能电视、家用电器、家庭保安系统、电子钱包等硬件设备。这种在产业

融合中涌现的大规模市场信息技术产品，就其本身而言，将把英特尔的巨大成功纳入

更宽广的视野。即使英特尔保持它在个人电脑方面的地位，如果其他部门涌现成为相

匹敌的或者几乎可匹敌的市场，一家卖主支配一个主要领域不会被视为可界定产业势

力的因素（戴维·莫谢拉，2002）。更何况，在这种市场新变化中，英特尔是否能在

继续强劲扩张的个人电脑市场上保持它的地位还是一个问号。因为，它将受到来自替

代技术的威胁。例如，一些特别设计用来处理声讯、录像、电话与三维图像的芯片，

可以独立地在一台非个人电脑的设备内使用，或者作为英特尔中央处理器（CPU）的

共同处理器使用。在上述这些新产品中，有许多是不以英特尔的微处理器为基础的。

同样，在产业融合中，软件产品也将越来越从属于高值网络服务。其中，一个关

键的技术变化是，大部分现有的个人电脑软件基础随时间推移将成为由网络决定。例

如，文字处理文件系统与电子邮件结合起来，可以直接从电子邮件接口或网络浏览器

调用文字处理文件。这种情况同样可以适用于图表制作软件，只要上线连接，就可以

把图表制作的使用扩展到今天大多数是独立功能的方式。因此，随着时间推移，当设

备种类增加时，多操作系统也可能发展，任何单一环境的重要性降低了。更重要的是

，网络将习惯于越来越灵活和不受某一平台约束的方式，来应付这些多种多样的设备

。正是这种市场的全面扩大，才可能是缩小任何一个软件卖力的最有效手段（戴

维·莫谢拉，2002）。今天软件供应商事实上的垄断格局，在产业融合中将受到来自

两方面的挑战：一是强大的网络服务和服务内容公司可以对软件产品卖主实施一定的

控制；二是网络技术使得软件产业本身能找到对现存垄断经营者的竞争新手段。显然

，如果出现一个越来越混合的、多平台的、以网络为中心的市场，就将对微软的垄断

地位形成强大的冲击。

当然，在产业融合中，由于网络外部性等原因，也可能会出现某种形式的垄断。

但与传统垄断相比，也已发生了变化。其中，一个较明显的例子，就是信息基础设施

的融合。尽管TCP/IP协议与电话网中声音通信的线路交换技术截然不同，但Internet

和电话通信的基础设施却同样使用物理电线和电缆。而且，随着声音和电视信号被数

字化，同一网络设施可同时处理Internet、电话和电视数据。从这个角度讲，随着电

信基础设施的融合，竞争趋于激烈，语音、视频和Internet服务的价格可能会更低（

Soon-Yong Choi，Dale O.Stahl and Andrew B.Whinston，2000）。在这个融合过程

中，其主要竞争者包括本地电话公司（RBOC）、长话公司（LPC）、有线电视公司（C

SO）、无线服务商、网络服务提供商（ISO）以及计算机软硬件销售商等。但由于信

息基础设施具有很强的网络外部性，要求相对集中，所以其基础设施融合的压力将促

使一种具有强大力量的新企业的诞生。假设有一公司在计算机操作系统和许多应用程

序市场中具有主导地位，就有可能向其他方面延伸，在与Internet基础设施接人口方

面也会起支配作用，如联网软件和接入服务。在建设网络时，这样的公司就可集成虚

拟过程中必备的所有基础设施，还可以通过与其他内容提供商合作成为一个重要的内

容提供商。但与一个世纪前的横向市场垄断不同，今天的融合不再被看做是反竞争的

威胁（Soon-Yong Choi，Dale O.Stahl and Andrew B.Whinston，2000）。

尽管聚合是一支双刃剑，可能一个单一而强大的公司占领了所有市场，也可能所

有的公司在每一个市场上展开竞争。但总体上看，市场融合的一种可能的景象是高效

的充分竞争性经济的出现，其基础是许多角色参与的分散式的市场及资源分配的高效

性。因为信息化经济的独特之处，在于转变为以信息科技为基础的技术范式，使得成

熟工业经济所潜藏的生产力得以彻底发挥。新技术范式首先改变了工业经济的范围与

动态，创造了全球经济，并在既有的经济作用者之间，以及它们与大批新加入者之间

助长了新一轮的竞争态势（曼纽尔·卡斯特，2001）。同时，各种各样用户个性化的

产品也将会比大规模生产提供更多的选择，从而将使物理世界常常出现的垄断变为充

分竞争。

（1）产业融合能够通过建立与实现产业、企业组织之间新的联系而改变竞争范

围，促进更大范围的竞争。值得指出的是，尽管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利用新的竞争

范围的机会增加，但这只是必要条件，其充分条件则是融合。正如迈克尔·波特已经

看到的，仅仅当整个组织的信息技术能够交流时，竞争范围的好处（联系的实现）才

会增长，彻底分散化的组织设计和信息技术的运用将阻碍这种可能性，因为公司不同

部门引入的信息技术将不会相容（迈克尔·波特，加里·哈默等，2000）。

我们知道，过去的软件业与信息服务内容业是完全分开的两个部门，并有各自不

同的一些市场特点。例如，软件市场往往在性质上是广泛横向的，而服务内容市场虽

然有时广泛，却常常是分割的，而且受消费者个人兴趣所高度驱使。又如，软件市场

往往有垄断寡头，服务内容市场则没有。但更主要的，在融合之前，软件公司与服务

内容公司之间是一种非竞争关系。然而，在产业融合中，程序指令和服务内容日益充

分交织而实质上合而为一，从而形成一种被称为“丰富的内容”的新的信息形式。这

种新的形式意味着新的竞争，并且是在现有的软件公司、服务内容公司、软件与服务

内容公司之间的合资企业，以及新的丰富内容创业公司之间的竞争。在信息传输服务

市场上，也同样如此。原先的互联网访问承办商、线上服务公司、电缆公司以及地区

和长途电话公司，都分别为特定的用户集团提供不同的服务。但在产业融合中，随着

所有这些公司都开始提供声、音、像、图和文本为基础的信息，它们之间的业务重叠

将大大增加，从而使非竞争关系转变为竞争关系。当声讯成为互联网的更加重要部分

时，仍然未曾得到互联网市场的电话公司就要参与进来。同样，当互联网开始要求更

快速的图形与录像传输速度时，电缆网络也成为互联网访问承办商和电话行业的真正

威胁。因此，在电信部门内，电话、互联网访问、有线电视、卫星和无线服务业务将

越来越既合作又竞争。今天几乎完全分开的供应商结构将可能消失，一个多种传输载

体的新时代将涌现。

（2）在产业融合过程中，产品差异化属性仍将继续存在。当然，这种差异化可

能更多地取决于消费需求的偏好，对某种品牌的认同，以及消费习惯等。似乎有可能

是，当融合市场越来越成为提供同类产品的时候，消费者不同的需求及其消费模式的

光谱还将在相当长时间内存在。在这光谱的一个极端，可能是一种看起来完全相同的

消费需求，就像具有单一功能特征的卫星广播电视一样；而在另一个极端，可能是一

种具有完全不同的多样化消费需求，就像具有多种特性的互联网一样。这种差异化的

变化，一方面可能使同一竞争更趋激烈；另一方面可能使竞争更加丰富化。

（3）在产业融合过程中，原电信、广播电视和出版部门的参与者可能乘势扩张

其作用，但同时也导致其他强有力的新参与者进入。对于像数据库运营商和金融信息

服务这样的信息提供者来说，互联网构成了他们传统知识技能实质性扩展和重复利用

丰富信息存量的理想平台，从而促使他们成为新参与者进入这一产业融合过程之中。

同样地，在欧洲许多IT公司也正朝着普遍应用的软件开发和多媒体内容的方向发

展，将大量的投资引向光缆（信息基础设施）和电视业、并充当起数字化电视试验的

集成者角色，其目的就是想进入新的领域，成为这一新服务市场的参与者。

正如戴维·莫谢拉（2002）指出的，当电脑、电信、消费电子产品以及出版/传

媒等产业发生聚合，IT产业将再一次经历新卖主、新商业模式以及全球市场领导新格

局纷纷涌现的局面。即使它们继续存在，今天产品垄断的意义将会缩小，因为网络服

务和应用将成为信息技术行业扩张的推动力。

三、持续变革下的市场行为

在SCP框架中，市场行为是指企业在充分考虑市场的供求条件和其他企业的关系

基础上所采取的各种决策行为。不管是传统产业组织理论，还是以博弈模型为基础的

新产业组织理论，在研究这一问题时都有一个理论前提，即假定市场环境是动态平衡

的，最终总是收敛于某种形态的市场结构。因此，它是在某种市场结构下来研究其具

体的市场行为。例如，在供给者垄断的市场结构下，垄断厂商的市场行为通常表现为

在需求曲线的无弹性部分从事经营，可不断提高价格，获取更多的利润，直到它进入

需求曲线的弹性部分。但在产业融合中，市场总在不断地变化和运动，由此引发今天

的合作者也许就是明天的竞争对手，或者既是合作者也是竞争对手等变化。而且，产

业融合的发生、发展的方向有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其变革可能来自行业内部，也有可

能来自外部。变革的来源还可能是产业之间或产业之外的种种因素，如供应商、用户

、竞争对手或者是合作伙伴等。这些因素使得产业融合本身变得难以预测，同时也难

以制定相应的计划。因此，传统的市场环境假定前提，已不再适用于对产业融合条件

下市场行为的分析。

这里我们所要修改的假定条件是：市场环境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即公司所处的

行业是高速变革的，且这一变革是不可预测的。在这一假定条件下，不管原先处于何

种市场结构，以及在某种市场结构中原先处于何种地位的厂商，其首要的市场行为是

根据市场的“持续变革”而进行战略定位。这种市场行为从性质上来讲，是与传统产

业组织理论中分析的策略行为完全不同的。例如，在用于微处理个人电脑的数字共同

程序计算机芯片的销售中，英特尔公司占有主导份额，并面临着由其他若干公司组成

的一批从属性厂商。显然，这是一个较典型的由一个大企业和一群小的竞争者构成的

市场结构。在这种市场结构下，英特尔公司作为主导性厂商，通常是采取压低价格的

策略，使新进入的企业或从属性厂商的扩张无法盈利。在引入时间因素的情况下，主

导性厂商还必须在眼前利润和未来利润之间作出选择。当然，主导性厂商并不试图不

惜任何代价地把从属厂商驱逐出行业。其策略行为取决于：它相对于从属厂商的成本

优势有多大以及其他厂商进入的难易程度。这是英特尔公司在一个动态平衡的市场环

境中，作为主导性厂商的策略性的市场行为表现。

但在产业融合的连续变革情况下，为了不断获得竞争优势，企业更倾向于边缘性

竞争的战略博弈。（注：肖纳.L.布朗和凯瑟琳.M.艾森哈特提出的边缘竞争理论，比

较适合于描述产业融合条件下的企业市场行为，这种边缘竞争理论把战略定义为创造

一系列独立的竞争优势的过程。将这些独立的竞争优势综合起来，便形成了一种固定

式的战略方向，使得这种战略充分显示出业绩的关键动力就是应变能力。衡量成本的

标志是生存的能力，应变的能力，而最终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地改造企业的能力

。参阅肖纳.L.布朗和凯瑟琳.M.艾森哈特（2001）。）即便作为主导性厂商、寡占厂

商，也是如此。例如，当英特尔公司面临网络电脑、多媒体和三维图像等市场融合的

变化情况，其首要的市场行为则是战略定位（公司重新定位）。因为，网络电脑可以

代替较为昂贵的个人电脑来接入互联网，从而扩大了原先的市场边界，并大大减少了

对英特尔技术复杂而成熟的微处理器的需求。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动摇英特尔公司的主

导性厂商的地位。对此，英特尔公司迅速作出的反应，不是在价格或数量上采取某种

策略，而是实施一些战略性的措施。例如，在公司内部成立了网络部，并与微软公司

联合开发NetPC（一种直接针对网络电脑市场的混合型产品）。又如，针对多媒体和

三维图像市场对其业务的重要性，英特尔公司推出了与通信公司（包括美国著名的MC

I公司等）联合开发网络服务器、与好莱坞的电影制片厂合作搞电影实验室——Creat

ive Artists Agency（CAA）等战略联盟措施，并向50多家多媒体公司、网络公司及

图像信息公司投资。英特尔公司通过推出这些战略性措施，并观察它们的具体效果，

再从中挑选出那些看起来卓有成效的措施继续执行。其中，特别是与微软公司合作设

立Wintel（Windows+Intel）标准这一重要事件，最终使英特尔公司不仅牢牢地控制

了市场份额，同时也完全控制了多个行业（诸如计算机软件行业、硬件行业以及半导

体行业）的发展步骤，并在很大程度上还驱使公司的竞争对手、经销商、合作伙伴以

及最终用户一起做出相应的变革。

从已有的一些可观察到的现象来看，这类厂商针对产业融合的变革都采取了反应

式的战略，通过不断试错，最后找到正确的方向，谋求公司的长远发展。例如，微软

公司最初实施因特网战略，包括开发并推出微软自有的网络服务（Microsoft Networ

k），对美国在线服务公司（America Online，AOL）展开竞争。在花费了大量的资金

后，大力推广的网络服务还是面临着淘汰。由此，微软最终放弃了原来的战略，开始

加入到非自行开发的行列中来。不仅购买了太阳微系统（Sun）公司的Java技术，收

购了一系列网络公司，而且还与美国在线服务公司形成亲密合作伙伴。当然，这类厂

商并不是消极地观察市场上的变革，也不是坐视竞争对手在自己采取动作之前的抢先

行动，而是尽可能早地预测到产业融合的变革，并在可能的情况下领导产业融合的变

革。尽管微软有时也会采取一些反应式的战略，但更多的是属于侵略性的前瞻性战略

。例如，通过与NBC（美国国家广播公司）的合作，雄心勃勃地进军有线电视新闻及

新闻网站业务；创办了名为Slate的网络杂志；与电影制作公司“梦工厂”合作，进

军娱乐新闻业，等等。

在产业融合已经发生但尚未全部展现之际，由于情势尚不明确，是不可能采取垂

直一体化的公司合并、公司改组这种大规模的间断性变革行动的。而当产业融合全部

展现出来时，在明确了情势的情况下再采取这种行动，完全是为时已晚了。因此，在

产业融合的条件下，大规模的间断性变革行动本身已表明其变革时机的丧失。但如果

只是采取一些零散、不连贯的措施，也无济于事，难以应对这种变革。因此，面对这

种变革，一种比较合理的策略行为选择，是采取许多小的、时间跨度很长的一组连续

的行动。只有采取一些反复进行的、坚持不懈的小行动，采取一系列形形的不同

规模、不同风险程度的变革行动，才能在产业融合逐步展现的过程中取得“早先进入

”的主动权，并可规避犯根本性错误的大风险。因为它将涉及到多次的行动，其中一

些将被证明是很明智的，而另一些则属于效果良好的，有一部分将是失败的。

尽管这种策略行为并不采取任何浩大的行动，如大型的兼并、重大的公司重组等

，但事实上，将一些小行动的举措联接起来，便是一个完整的战略。这种连续性的战

略，使其能够较好地适应产业融合变革的需要。当然，这也是一个多样性的战略，涉

及到合作伙伴的战略性选择、兼并对象的确定、内部研发的规模及进度的确定等。因

此，在产业融合的市场变革中，厂商的市场行为，既不是在行业分析基础上选择适当

的战略位置，再实施战略的方式，也不是在衡量自身竞争优势的基础上确定战略的方

式，而是一系列强有力的、多种多样的战略的总和。也就是，在各方面创造一系列不

相关的竞争优势，并巧妙地把各个优势串联起来，形成一种半固定式的战略趋向（肖

纳.L.布朗和凯瑟琳.M.艾森哈特，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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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融合方式篇3

中图分类号:F830.4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29-0147-03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企业改革加速发展,企业规模不断扩大,核心竞争能力逐步形成,开始向资本密集型行业集中,企业的经营模式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产融结合成为企业发展和改革的关键举措和重要途径。伴随其蓬勃发展,对产融结合的理论研究始终没有停止。本文从七个方面将近年来关于产融结合的研究予以综述。

1关于产融结合的概念

什么是产融结合?看似简单的问题,却引起了许多学者的深入研究。张庆亮、杨莲娜(2005)将产融结合定义为:产融结合是指产业部门和金融部门通过股权关系相互渗透,实现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相互转化、直接融合。产融结合是指工商企业与金融企业在资金供求、股权、人事等方面保持一种稳定、密切的联系,达到相互融合,同生共长的目的。产融结合是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结合的重要内容。李书华,李红欣(2008)认为,产融结合是产业组织与金融组织之间资本相互结合的关系。将产融结合定义为产业部门和金融部门之间资本相互结合的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人力资本结合,信息共享等的总和,是资本加速集中的有效方式。再比如,万亿、傅维、古晓慧(2008)指出,产融结合是指产业投入产出过程与金融业融通资金过程的结合。在实践中,产融结合的方式主要是利用产融结合、构建资本营运平台,在虚拟经济中实现资本增值。

王少立(2008)认为,应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层面来定义产融结合。广义上,产融结合即金融与产业的结合,是指从储蓄向投资的转化,是通过全部金融过程实现的。狭义上,产融结合即产融一体化,是指工商企业和金融企业通过股民关系相互渗透,形成资本、资金、人事、信息等方面的稳定关系,实现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相互转化和直接融合,最终形成产融型集团。

2关于产融结合的沿革和发展趋势

在西方,早在19世纪初,随着产业和金融业中垄断组织的出现就开始了产融结合的进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工业和金融业绩中垄断程度的进一步提高,西方国家的产融结合也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时期,有一些研究详细地梳理了国内外产融结合的发展历程。王继权(2004)在其博士论文中论述了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产融结合的发展历程和中国产融结合的历史与现实;并将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产融结合的发展历程归为产融结合萌芽阶段、自由结合阶段、限制结合阶段和深化阶段。

我国企业集团的产融结合起步较晚,李书华、李红欣(2008)将其总结为企业集团的产融结合形成期、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整顿阶段和90年代以来的恢复与繁荣阶段。王继权(2004)在论及中国产融结合的历史时,重点分析了工商企业参股或创建商业银行、企业集团创建财务公司、金融机构参股和控股工商企业以及试行主板银行制等事件。

许多研究旨在证明产融结合将有利于我国企业的发展,并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例如,尚美玲(2006)提出产融结合将推动我国金融创新,即企业充分利用存量资产为企业带来流量资产。孙晋、王薇丹(2005)提出从企业战略上,将产业资本通过不同的路径,有选择地进入金融行业,既利用金融为企业集团的产业经营服务,又通过金融业务本身的经营为企业集团拓展业务和利润空间,创造新的价值。刘军(2007)提出产融结合有利于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入;产融结合将提高我国企业国际竞争力;产融结合能有效解决产业部门缺乏资金的问题。邬敏(2008)提出产融结合这种模式是国内外众多大型企业集团发展的轨迹之一,目前,世界500强企业中,有80%以上都成功地进行了产融结合的战略行为。

3关于产融结合的条件

关于产融结合形成的条件,魏杰(1997)在论述产融结合的体制基础时,就明确提出产融结合不仅仅是一个政策性问题,也不仅仅是一个技术操作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体制问题。也就是说,产融结合需要有一定的体制基础。国有企业目前的体制不符合产融结合的要求。而符合要求的最主要之点是国有企业的股份化改造与国有股上市流通。伍华林(2007)提出我国的企业,因为条件缺失而延缓了产融结合的发展,也影响了我国企业在全球化浪潮中的对外竞争力。产融结合的前提条件包括法律政策条件、市场机制条件、资本结构条件和经营管理条件。程宏伟、刘丽、常勇(2008)指出,在产融结合外部市场体系发育既定的前提下,中国企业必须转向企业内部管理能力的培养。尽管目前我国的外部市场体系发育非均衡,企业内部管理能力配比程度不高,但中国企业不应止步于产融之路,关键在于提升与扩展管理能力,发挥产融结合过程中的协同效应,为走产融结合之路作好准备。

4关于产融结合的模式

产融结合实现的是产融资本和金融资本的相互转化和直接融合,所以,许多学者都研究分析了产融结合模式。徐天信,沈晓波(2003)指出,从国际经验来看,银行资本与工业资本融合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由银行资本起家,然后由银行资本控制工业资本,二者融合成长,形成金融寡头;二是由工业资本起家,通过扩大再生产不断积累资本,然后在经营工业资本为主的同时,把部分资本转向金融行业,最后形成以银行为核心控制一系列工商企业的垄断财团。王继权(2004)总结当代西方国家中最具典型意义和代表性的产融关系模式是美国的市场主导型模式、德国的全能银行制模式、日本的主办银行制模式和韩国的政府主导型模式。傅艳(2004)认为,由于信用型结合方式受国家信贷政策和利率政策的影响较大,在利率尚未市场化的条件下,以银行信贷为主的信用型产融结合方式仍是中国产融结合的主要的、较为稳定的方式。李有吉、金红(2005)从产融结合的路径和涉足的金融领域两个方面分析了国外企业集团产融结合的模式。朱渝铖(2008)提出,从产融结合过程看,产融结合主体包括产业部门与金融部门,产融结合客体是资本,信息技术等,可以把产融结合模式重新分为产权型产融结合模式与信息型产融结合模式。徐焕章、魏娟娟(2007)提出产融结合模式是一个因地制宜的问题。世界各国因经济、社会以及历史传统的不同,其结合的方式各有特色,即使在同一国家中,因发展的阶段不同,产融结合的方式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因此,在产融结合的问题上,没有一种固定的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真理。针对我国企业,王松华、胡敬新(2007)指出,我国产融结合主要有几种模式:大型企业投资商业银行、企业集团涉足非银行金融机构、金融机构投资工商企业等。万亿、傅维、古晓慧(2008)指出,我国国有大型企业工业资本居多,资本流动性缓慢,负债率偏高,回报率低的问题突出。因此,建议将工业资本投向商业,建立一个经济共同体,即是将工业货币转化为货币资本再由货币资本转化为借贷资本最后转化为金融资本。具体模式包括实业企业与金融企业双向参股的模式、内设金融机构模式和设立离岸金融机构模式。

5关于产融结合的效应

产融结合的效应是许多学者研究的重点,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产融结合取得了不断的发展和突破。然而,从整体上看,我国产融结合的市场机制还远没有形成,产融结合有效性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实践中存在着大量的无效和负效问题。傅艳(2003)、王勇(2005)等对产融结合有效性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理论分析;李革森(2004)则从定义的角度对我国现存的公司多元化和产融结合技校进行了分析。许天信、沈晓波(2003)指出产融结合是降低交易费用的需要、产融结合是消除企业与银行之间信息不对称的要求、产融结合是资本盈利本性的要求、产融结合是资本多元化经营的要求,以及产融结合是密切企业与银行关系的要求。王辰华(2004)认为,我国产融结合的正效应包括产融结合的资源配置效应、产融结合的规模效应、产融结合的公司治理效应、产融结合的银企协同效应。张庆亮、孙景同(2007)用定量分析的方法,证明金融企业参股比例与上市公司经营绩效的相关程度会随着参股比例的上升而增强,而且当参股比例超过一定临界值(10%)以后上市公司的收益水平会随参股比例的提高而显著上升。王晓慧(2008)指出,大型国企产融结合的正效应包括有利于增强国企及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产生协同效应,提高国有大型企业的资产回报率;有利于推进大型国企股份制改造及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

6关于产融结合的风险

王辰华(2004)认为,我国产融结合的负效应包括产融结合中的泡沫经济效应、产融结合中的金融异化效应、产融结合中的资金放大效应和产融结合中的风险效应。陈燕玲(2005)指出产融结合风险主要形式包括投资组合风险、内部交易风险、财务杠杆风险、利益冲突风险和道德风险。而且产融结合风险更具有隐蔽性、系统性和破坏性。郎咸宁(2006)明确地指出,中国企业存在着太多的未知性,即企业在逐渐做大的过程中通过多元化产生的问题是层出不穷的。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结合会加速企业的败亡。王晓惠(2008)指出,大型国企产融结合的负效应包括新的经营风险、加剧信息不对称性,风险扩大和外溢效应。李书华、李红欣(2008)指出产融结合带来的主要风险有整合风险,具体包括三个方面:内部交易风险、风险的传递和监管真空。

产业融合方式篇4

[作者简介]田真平（1977-），男，江苏常州人，江苏理工学院商学院，副教授；王志华（1972-），男，内蒙古包头人，江苏理工学院商学院，教授，博士。（江苏常州213001）

[中图分类号]G7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85（2020）10-0068-06

2018年，《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明确提出，推进农村产业深度融合，让农村一二三产业在融合发展中同步升级、同步增值、同步受益。當前我国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在部分区域和领域有很多亮点，但总体上仍处于初级阶段，存在农村产业“空心化”、要素流通不畅、主体竞争力不足、利益联结机制不完善等问题，其中，缺乏有竞争力的乡村产业融合主体是阻碍农村一二三产业进一步融合发展的关键问题。因此，必须大力培育具有产业融合意愿和产业融合能力的各类乡村产业融合主体。

2019年，《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提出，职业教育要服务乡村振兴战略，为广大农村培养以新型职业农民为主体的农村实用人才。乡村产业融合主体的培育基础就是新型职业农民，因此，有必要探究乡村产业融合主体培育过程中的职业教育支持策略，努力提升职业教育为农服务能力，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一、乡村产业融合的内涵和融合主体的形成动因

1.乡村产业融合的内涵。产业融合始于产业之间的技术关联，模糊了原有的产业边界，从而导致产业的延伸、交叉和整合。日本学者今村奈良臣提出了“六次产业”理念，强调延伸农业产业链，拓展农业产业范围，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凸显产业融合的加法效应和乘法效应。近年来，我国学者对乡村产业融合进行了大量研究，对其内涵已形成基本共识。郑风田等学者认为，乡村产业融合是围绕农业进行产业整合、延伸、交叉和渗透，依托新业态、新模式、新载体形成产业融合联合体。

乡村产业融合的主体是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运行载体，乡村产业融合要强化主体支撑。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农民是农业农村发展的主体。因此，在乡村产业融合过程中，必须坚持农民的融合主体地位，通过职业教育支持培育农民成为各类乡村产业融合主体。

2.乡村产业融合主体的类型。乡村产业融合主体是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主要包括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产业化经营企业等类型，不同主体在乡村产业融合中有不同的功能，普通农户是乡村产业融合主体的培育基础。

专业大户是应用先进农业生产技术、使用科学农业生产管理方式、种植或养殖生产达到适度规模的专业化农户。专业大户没有全国统一的认定标准，因地区而异，对当地普通农户具有示范引领效应。

家庭农场是以家庭成员为劳动力开展农业生产，有适度规模和较好组织的商品化经营，经营收入主要来源于农业。专业大户发展到一定阶段在工商管理部门登记注册就形成了家庭农场，也没有全国统一的认定标准。

农民合作社是主要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农户自愿参加、合作经营、共同所有的一种互助经济组织，主要功能有生产资料采购、基础设施建设、生产技术咨询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产品统一销售等。农民合作社是普通农户、专业大户、家庭农场与市场对接的中介组织，也是乡村产业融合中第一产业与第二、第三产业融合的联接点。

农业产业化经营企业是以农业产业链延伸为依托，以订单合同或股份为利益联结，从事农产品加工和流通，具有较大规模和较强示范引领作用的涉农企业。此类企业有助于化解农业生产风险、提升农业技术研发应用能力、增加农民收入。

乡村产业融合主体依据形成动因的内外区别可以分为内源型融合主体与外生型融合主体。内源型主体是主动把握发展机会、收益预期、科技研发、人力资本等要素开展融合的主体，来自本土乡村的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往往是内源型主体。外生型主体是被动依靠政策推动、市场拉动、示范效应等外部因素开展融合的主体，下乡工商资本兴办的涉农企业和缺乏主动性的乡村经营主体通常是外生型主体。

3.乡村产业融合主体的形成动因。内源型融合主体的形成动因主要来自于农业农村系统内部，一般包括科技研发、人力资本和资源配置等因素，但其中最关键的因素是主体的收益预期。如果融合主体能充分认识到参与乡村产业融合可以获得更多收益以及更大发展机会，就会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产业融合，成为乡村产业融合坚实的主体支撑。因此，有必要创造条件培育更多的内源型融合主体，促进乡村产业融合。

外生型融合主体的形成动因主要来自于农业农村系统外部，一般包括政策推动、市场拉动、示范效应、其他主体融合要求等因素。外生型融合主体往往被动参与产业融合，主动融合意识不强，利益诉求不清晰。因此，有必要创造条件促使部分外生型融合主体转变为内源型融合主体，增加参与乡村产业融合的主动性力量。

二、乡村产业融合主体培育的必然性和可能性

乡村产业融合主体培育在产业融合与主体支撑方面具有必然性，在外生动力与内生动力方面具有可能性。

1.产业融合：基于产业结构理论的乡村产业融合是乡村产业发展的必然选择。产业结构理论是以产业间的技术经济联系和联系方式为研究对象。著名的配第—克拉克定理指出，随着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向高收入的产业转移，转移顺序依次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我国产业发展也符合上述规律，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中的第二、第三产业转移，但随着第二产业的产能过剩、第三产业的劳动力需求减少，农村剩余劳动力又开始回流乡村，乡村产业融合成为乡村产业发展的必然选择。具体原因有三个：一是资源环境约束加剧制约乡村第一产业发展。我国人口众多、水土资源相对短缺，特别是第二产业发展产生集聚效应，进一步加剧了水土资源短缺现象，对乡村第一产业的发展约束较大。二是乡村第一产业附加值不高，无法有效提高农民收入。乡村第一产业长期存在规模小、效率低、附加值低、收入低等问题，仅依靠第一产业发展难以提高农民收入，不能有效集聚高素质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资源。三是农业多功能性促进乡村产业融合。农业除了经济功能以外，还具有生态功能、文化功能、社会功能等，挖掘农业功能的多样性可以成为乡村产业融合的联接点。乡村产业融合将激发乡村产业发展的新动能，从而吸纳更多的剩余劳动力资源回流乡村。

2.主体支撑：乡村产业融合必然需要融合主体发挥重要的支撑引领作用。乡村产业融合关键在于融合主体，也就是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合主体在追逐自身利益持续增加的过程中，为了获得规模效应和范围经济，会出现相互合作的现象，形成利益联结共同体，共同推进乡村产业融合发展。以江苏省宜兴市杨巷镇特色稻米产业融合发展先导区为例，区域内3480户农户、7家大米加工企业、1个专业批发市场、1家专业销售公司、1家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共同构成了乡村产业融合的主体支撑，实现了种植农户、村级集体、加工企业、镇级财政、农村社会多方得益的产业融合。因此，乡村产业融合需要融合主体发挥重要的支撑引领作用，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支撑作用。参与乡村产业融合的主体数量决定了融合的广度，参与乡村产业融合的主体质量决定了融合的深度。二是示范作用。乡村社会是典型的以血缘、亲缘关系为纽带的熟人社会，融合主体参与乡村产业融合的成功范例会激发更多主体参与产业融合的热情，產生辐射示范效应。三是利益联结作用。乡村融合主体作为产业融合的利益联结点，可以有效保证农民获得更多的产业融合增值收益。

3.外生动力：政策推动、市场拉动促进乡村产业融合主体的形成。我国政府高度重视乡村产业融合，出台了多个政策推动乡村产业融合发展，指明了乡村产业融合主体培育的方向。一是明确产业融合主体培育基础。鼓励返乡下乡人员创业创新，将先进技术、管理经验、人力资源与传统农业融合，促进乡村产业融合发展；鼓励从返乡下乡人员中培育产业融合主体，主要包括返乡农民工、返乡大中专学生、返乡退役军人、下乡科技工作者、下乡驻村干部、下乡企业家等。二是构建产业融合主体利益联结机制。提倡采取订单合作、股份分红、合作经营等形式，形成“公司+农户”“公司+中介组织+农户”“股份合作制”等利益分享模式，激发普通农户作为产业融合主体参与产业融合的积极性。三是实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工程和乡村复合型人才支撑计划。培育一批参与乡村产业融合、适度规模、经营多样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落实“财政+金融+土地+信息”的组合式支持政策，通过职业教育支持为乡村培养一批复合型实用人才。此外，随着我国消费者对生态绿色农产品、精加工特色农产品、乡村文化旅游产品等需求日益增长，市场需求的新趋势倒逼乡村产业融合发展，不断促进了乡村产业融合主体的形成。

4.内生动力：发展机会、收益预期促进乡村产业融合主体的形成。乡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促进乡村产业振兴、提升农民收入水平，因此农民必然是乡村产业融合的参与主体，而农民参与乡村产业融合、成为产业融合主体的内生动力主要是在产业融合过程中能获得更多发展机会和收益。一方面，农民在参与产业融合过程中，可以获得其他强势融合主体的资金、技术、管理经验支持，有机会发展成为专业大户、家庭农场经营者、合作社带头人，甚至在下乡工商资本的扶持下成为农业企业经营者。另一方面，农民通过股份分红、订单合作等方式获取产业融合的增值收益，可以改变第一产业低附加值、低收益的处境，激发农民参与乡村产业融合的积极性。

三、乡村产业融合主体培育面临的实践困境

1.顶层设计缺失，职业教育支持产业融合主体培育体系尚不健全。一是顶层设计缺失。我国政府出台的推进乡村产业融合的各项政策，没有从职业教育支持层面阐述如何开展乡村产业融合主体的培育，尚无详细的培育计划和培育路径，乡村产业融合主体培育的职业教育支持策略不明确。二是职业教育支持产业融合主体培育体系不健全。纵观相关政策文件以及培育实践，职业教育支持产业融合主体培育主要以短期培训方式为主，缺少长期培育和产教融合方式；支持资源主要以中等职业教育资源为主，缺少高层次的职业教育支持资源；培训内容以行业和产业分类，缺少第一、第二、第三产业联接融合的创新性内容。三是职业教育支持产业融合主体培育覆盖面不广。培育对象主要集中在新型经营主体的经营者和带头人、新型职业农民、返乡下乡人员等，缺少传统农户和联接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中介服务组织。

2.分类培育失焦，职业教育支持产业融合主体培育缺乏针对性。乡村产业融合主体包括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和农业产业化经营企业等不同类型，不同主体在生产经营、融资方式、利益获取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在参与乡村产业融合过程中发挥着不同作用。因此，对不同类型的乡村产业融合主体应采取差异化培育方式。目前，职业教育支持乡村产业融合主体培育并未采取分类培育方式，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遴选标准相同。遴选培育对象的标准一般为具有一定产业基础及从业能力、学历较高的在乡返乡下乡人员，没有充分考虑不同类型主体的资源、能力、学历等差异。二是培训方式相似。不同主体采用的培训方式基本相似，都是以传统课堂理论知识讲授为主，安排在农场、农企开展的实践教学往往流于形式，针对性不强。三是培训内容雷同。不同主体的培训内容没有体现出差异性，基本以农业生产经营、创业指导、扶持政策等内容为主，缺少产业融合相关内容。

3.外生动力溢出，政策红利、示范效应等导致外生型产业融合主体泛滥。我国政府已出台多个政策积极推动乡村产业融合发展。市场环境变化给予参与乡村产业融合的主体更多经济利益，进而拉动了产业融合主体的形成。乡村能人积极参与乡村产业融合的成功范例起到很好的示范效应，从而带动一大批传统农户主动参与乡村产业融合。因此，政策红利、市场环境变化、示范效应等外部动因，促进了外生型产业融合主体的形成。在我国乡村绝大部分地区，产业融合主体形成的外部动因往往强于或多于内部动因，导致在乡村产业融合过程中外生型融合主体要多于内源型融合主体。但是，外生型产业融合主体被动等待政策、被动等待其他主体的融合要求和积极性不高，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乡村产业融合质量，阻碍乡村产业融合进程。以江苏省苏州市震泽镇蚕桑产业融合发展先导区为例，融合主体包括436家专业大户、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8家规模以上丝绸企业，2家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但其中绝大部分是外生型产业融合主体，参与产业融合的主动意识不强，从而影响了该区域的产业融合进程。

4.内生动力不足，利益联结机制异化制约内源型产业融合主体形成。乡村产业融合发展过程就是一个利益协调的过程，需要联结融合各方利益实现共赢，但在实践过程中往往出现融合各方利益联结机制的异化现象，总体来说更偏向企业主体利益。以合同制利益联结机制为例，由于企业在资金、技术、信息等方面处于优势地位，在与农户订立合同时掌握着主动权，可以通过合同的部分严苛条款保护自身利益，从而损害农户利益。再以股份制利益联结机制为例，农户将土地经营权、技术等要素入股，成为企业股东，利益获得以股份分红为主，这种利益联结机制更能保护农户利益，但也存在农户股东由于股份额较小、自身素质不高等因素，难以对企业管理层进行制衡等问题。综上所述，由于利益联结机制异化，难以保障普通农户、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融合主体的收益预期，从而削弱了融合主体参与乡村产业融合的内生动力，制约了内源型产业融合主体的形成。

四、乡村产业融合主体培育的职业教育支持策略

1.加强顶层设计，构建“三位一体”产业融合主体培育体系。第一层是主体层，政府部门、职业院校、涉农企业要共同参与培育，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三位一体”产业融合主体培育体系。培育乡村产业融合主体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产业、教育、政策、资金、技术、土地、信息等要素，仅仅依靠职业教育支持资源是远远不够的。具体来说，政府部门需要提供扶持政策、补贴资金等要素支持；职业院校需要提供师资、专业、课程、设施等要素支持；涉农企业则需要提供管理经验、技术研发等要素支持。

第二层是执行层，短期培训、长期培育和产教融合三种方式要结合使用。第一，短期培训方式是政府部门牵头培育乡村产业融合主体最常用的方式，其优势是时间短、见效快、易接受，缺点则是缺乏长效机制、效果易反复、培育主体稳定性欠佳。因此，短期培训应与长期培育相结合，重点培育专业大户、家庭农场经营者等基础型产业融合主体。第二，长期培育方式应集聚中等和高等职教资源，紧密结合高职扩招政策，招收农民工、退役军人、新型职业农民等社会考生，精心设计培养方案，注重产教融合，重点培育农民合作社带头人、乡村企业经营者等高层次的产业融合主体。第三，产教融合方式是涉农企业参与乡村产业融合主体培育的常用方式，要充分发挥企业参与培育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优势，以及职业院校参与培育的专业优势，重点培育技能型产业融合主体。

2.分类精准培育，实施“一类一策”产业融合主体精准培育模式，针对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产业化经营企业的不同特点，分类制订培育措施。第一类，专业大户主体培育。此类主体应采取短期培训为主、产教融合为辅的培育模式。政府部门牵头组织针对种养殖技能型人才的短期培训班，由县域职教中心负责具体实施，并采取“分段式”培训方式避开农忙时段，与涉农企业开展产教融合，由企业提供技术支持和市场对接服务，共同完成从种养殖技能型人才到专业大户的培育工作。

第二类，家庭农场主体培育。此类主体培育模式与专业大户基本相似，但对青年农场主的培育可以采取长期培育方式。青年农场主由职业院校从返乡大中专学生、退役军人中招收，年龄不超过30周岁。培养方案要充分考虑区域资源和乡村产业特色，找到家庭农场的乡村产业融合切入点，培育具有创新性和引领性的青年农场主。

第三类，农民合作社主体培育。此类主体应采取短期培训和长期培育相结合的培育模式。短期培训主要针对农民合作社带头人，要侧重管理经验和市场对接的培训，以帮助他们理顺农民合作社内部组织关系，找准在乡村产业融合中的定位。长期培育主要针对青年农场主、青年专业大户等，培养方案侧重于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的掌握应用，以培育新兴农民合作社带头人，使其成为乡村产业融合的关键联接点。

产业融合方式篇5

一、引言

虽然产融结合可以为企业的发展带来诸多好处，但是我们必须意识到“产融结合”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巨大风险。在“产融结合”的过程中，极易导致部分大企业形成垄断，这些企业的生死存亡直接关系整个宏观经济的运行，从而出现“大而不能倒”的困境。因此，应尽快建立配套的相关法律法规，并明确退出机制。本文试图解决中国“产融结合”监管存在的问题，构建起符合目前中国国情的“产融结合”监管模式。

二、产融结合方式分析

目前，我国比较常见的“产融结合”模式主要是 “由融到产”和“由产到融”这两种，具体的结合方式如图1所示：

图1产融结合的具体方式

（一）“由融到产”的产融结合方式

“由融到产”广义上不仅包括金融对实体经济的股权控制，还包含了金融对实体企业的服务与支持。狭义上一般是特指金融资本对实体企业的股权控制。

1.金融资本[1注：此处应该用“金融化资本”而非“金融资本”，但在日常表达中，已经习惯了用“金融资本”来表示“金融化资本”的内涵，故此处也不在对两概念过多纠结，亦采用“金融资本”概念。]服务实体经济

金融资本实体经济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密切相连的，金融资本将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发展。实体经济是金融产生和创新，而通过金融活动可以加速实体经济的发展。因为，金融市场的繁荣带来的“财富效应”会刺激消费和投资，从而影响实体经济。

2.金融企业控股或参股非金融企业

由于自身利益的需求，通常金融企业会采取对非金融企业的参股或者控股的方式来获取高额的利润。通过这一方式对非金融企业来说既能满足现在的资金需求，同时也可以借助控股或参股股东在金融市场的优势顺利实现未来的再融资活动。但在此过程中，金融企业、非金融企业和资本市场的风险均会随之增加。

（二）“由产到融”的“产融结合”方式

目前，在我国“产融结合”的发展过程中，“由融到产”的方式受到一定的限制，因此，使得 “由产到融”这一模式渐渐成为了最主要的方式，在这一过程中，常常伴随着非金融企业通过控股或者收购金融企业，如中石油的“昆仑银行”等。

我国非金融企业进入金融领域可供选择的金融机构主要包括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保险经纪公司、基金公司、期货公司、租赁公司、投资公司、资产管理公司、担保典当、汽车金融，以及小额贷款等，产业资本通常以参股或控股的形式进入金融机构。

三、我国产融结合监管中的问题分析

“产融结合”能促进企业的成长和实体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存在着潜藏的风险，因此加强“产融结合”监管就显得格外重要。但我国目前在产融监管方面仍存在不少问题。

（一）“官方”监管主体缺位且重复

1.金融监管主体多元导致重复监管

随着金融业的混业发展，目前我国的“一行三会”监管结构，很容易出现难以协调而导致的重复监管和行政资源浪费的现象。另外，金融类国企还受到财政部的管理。除了传统的“一行三会”，财政部也作为金融业的监管主体之一，导致各主体之间在协调监管上的难度进一步加大。

2.非金融业监管主体的监管作用未充分发挥

国有实体企业往往由国资委负责管理，而民营企业则缺乏明确且专门的监管部门。因此，当非金融企业涉足金融行业时，这些监管主体作用的发挥就受到了不同程度的限制。

3.“产融结合”缺乏统一的监管主体

“产融结合”缺乏统一监管主体主要表现在金融监管主体与非金融业监管主体之间没有达成一致的监管。缺乏统一监管主体给产融结合带来的问题在于监管效率较低且监管资源浪费。

（二）其他监管主体作用未充分发挥

1.行业自律监管能力不足

目前，我国的行业自律监管尚未发挥足够的作用。一方面，行业自律组织未针对我“产融结合”所出现的新的特点创新监管。另一方面，对于非金融企业通过控股或者收购等方式控制金融企业做出明确的规定。行业自律组织在“产融结合”过程中的作用有待于进一步的发挥。

2.企业内部监管作用有限

通常而言，企业本身对自身的实际情况和面临的风险最为了解。就具体情况而言，我国大多进行“产融结合”的企业为上市公司。其监事会作为企业的主要监管机构能够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许多上市公司在公司面临重大风险时由于监事会的独立性往往受到管理层或者董事会的干扰而没能及时做出应有的预警最终导致风险的实际出现。

3.媒体和民众的监管意识薄弱

虽然媒体为我国“产融结合”监督体系注入了新的活力，但是媒体常常从自身利益的角度考虑难以做出独立公正的监督。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如果不是和自身相关往往难以主动进行监督。

四、主要政策建议

在当前实体经济不景气的背景下，企业的发展面临普遍困难，“产融结合”是企业走出困境的有效途径。但是产融结合需要适当有度，要从一开始就防止出现寡头垄断的局面，因此政策把控和监管就显得尤为重要。此外，需要强调的是，建立统一的监管主体才是中国“产融结合”监管走出困境的根本所在。

因此，针对我国目前金融监管格局和国有资产监管格局，本文试图提出以下几点建议：在国资委下设“产融监管部”，与“一行三会”共同构建监管体系；同时考虑到我国金融业正在走向混业经营，若“一行三会”改组为“金融国资委”，则建议下设“融产监管部”，并由国资委下设“产融监管部”与“金融国资委”下设“融产监管部”共同构建监管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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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融合方式篇6

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国才开始逐渐出现市场化意义上的产业与金融的结合。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企业成为市场主体，金融从政策化转向商业化，产融结合越来越紧密。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受到国际上产融结合成功做法的影响，大型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不仅越来越充分利用市场化的融资手段促进自身发展，而且以各种方式各种渠道大举进军金融。

通过集团内部的财务公司实现产融结合

通过集团内部财务公司加强产融结合是我国大型企业最普遍的直接参与金融业务的方式。财务公司是以加强企业集团资金集中管理和提高企业集团资金使用效率为目的，为企业集团成员单位提供财务管理服务的非银行金融机构。

在我国，财务公司的出现是大型国企改革发展的配套政策之一。1987年，国家批设了第一家企业集团财务公司――东风汽车工业财务公司。其后，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截至2002年末全国财务公司资产总额为4173亿元，并涌现了一批巨型财务公司，规模最大的财务公司资产已超过1000亿元。财务公司主要为集团成员单位提供内部结算、存贷款、投融资、短期资金理财及资金管理等金融服务，随着市场环境的不断完善，财务公司已不断地意识到自身作为投资运作平台的价值，开始直接在资本市场进行投资或者为集团公司发行债券，有的已开始投资基金管理公司、保险公司甚至是商业银行。

通过全面投资金融业务实现产融结合

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我国兴起了产业资本大规模进军金融业的热潮。直接全方位投资金融业务的不仅有华能集团、宝钢集团、中粮集团等大型中央国企，也有海尔集团、联想、方正等新兴集团，还有诸多深沪上市公司。民营资本也开始对商业银行、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具有越来越大的控制力影响力。

这一轮产业金融热具有投资相对规模大、涉及金融领域宽、介入方式多样化等特点。如海尔集团将总资产的三分之一以上投入金融业，不仅仅将金融业务作为一个新的增长点，而且希望通过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两个轮子的互动，把海尔集团真正提升为一个国际性的企业集团。华能集团则在建立内部金融控股公司方面迈出了一大步。截至2003年底，华能集团金融投资总规模达到22亿元，合并报表资产总额近250亿元，投资对象包括财务公司、商业银行、证券公司、基金公司、信托公司等。华能集团还于2003年底成立华能资本服务公司，将该公司定位为华能金融产业的投资、管理、监督和服务机构，负责统一规划金融产业发展，统一管理金融产业投资，统一协调产业间业务合作，统一配置金融产业资源，是集团金融产业的战略研究中心、投资管理中心、风险控制中心、资源整合中心。

在实业发展过程中利用金融市场实现产融结合

负责三峡工程建设的三峡总公司可以说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三峡工程投资规模巨大，按1993年5月末的价格水平计算，经国家正式批准的静态投资为900．9亿元，1994年测算的动态总投资为2039亿元。在十几年的融资实践中，三峡总公司一直坚持多种渠道、多种方式、长短结合、内外结合的原则，按照项目阶段建设的内在规律，根据宏观经济环境变化和资本市场的发展动态进行债务和股权融资，妥善安排债务的期限结构，灵活运用国际国内资本市场两个资源。到2004年底三峡工程共筹集资金约1205亿元，三峡总公司资产负债率不到50％，成功探索了满足工程建设需要的贴近市场、贴近投资者和金融机构的市场化融资渠道，为大型企业利用金融资本发展提供了借鉴。

在工程建设的第一阶段(1993～1997年)，项目建设刚起步，未来的不确定因素很多，国家注入的资本金和政策性银行贷款是这一阶段主要的资金来源。在以大江截流为标志的阶段性建设目标顺利实现，进入第二阶段建设时(1998～2003年)，项目建设风险大幅度降低，特别是大江截流的成功，消除了项目建设初期的重大不确定性因素。在这一阶段，逐步加大市场融资的份额，从1997年开始进入国内债券市场发行企业债券三峡债，并使用国外出口信贷及国际、国内商业银行贷款。到2004年底，企业债券余额为170亿元。工程建设的第三阶段(2004～2009年)最显著的特点是机组陆续投产发电，项目开始产生现金流入，工程建设风险进一步释放，通过资本运作将项目未来的现金流提前到当期使用成为可能。2003年通过控股的中国长江电力股份公司(长江电力)的上市，建立了社会化股权融资通道和资本运作的载体，拓宽了三峡工程建设和长江水力资源滚动开发的融资渠道。

依赖金融操纵实现产融结合

德隆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其兴也勃焉，其衰也忽焉”。德隆曾经提出过一套动人的产业整合模型：以资本运作为纽带，通过企业并购、重组，整合制造业，提高其核心竞争能力；同时在全球范围内整合制造业市场与销售通道，积极寻求战略合作，提高中国制造业的市场占有率和市场份额。在这种战略引领下，德隆在短短数年内一口气进入了数十个产业。但是，德隆并没把产业做实，而是过于倚重金融一翼，按着“融资――并购新的强大融资平台(增发、担保、抵押、质押、信用)――再融资进行更大的并购(产业整合)”的模式迅速膨胀。到后期，德隆产业扩张和金融渗透的目的简化为不择手段地套取资金，维系其资金链。德隆所整合的产业并没有足够的现金流，由于融资周期无法与其产业周期匹配，当德隆系累积高达340亿元的金融负债和230亿元工业负债后，资金链难以为继，德隆帝国轰然倒下。

我国产融有机结合路径的理性分析

我国产融结合路径的多样化和丰富化，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产物。尽管有些成功的探索，但目前产融结合具有以下显著特点和问题：实业企业普遍具有多元化经营倾向，将金融业务作为多元化的一角，涉足金融的指导思想模糊。脱离实业发展金融，的实业企业由于主业不佳，甚至直接转型成为金融投资公司。实业企业对金融业务并没有足够的认识和理解，具

有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相互融合的强烈冲动，大多倾向全面涉足银行、保险、期货、信托、证券等领域，希望构建金融控股公司，甚至初步搭建了金融控股公司的雏形。由于法律上的限制，商业银行不能进行实业投资，产融结合主要表现为实业企业对金融业务的单向投资。产融结合相当地表面化和浅层次，有的仅仅是利用上市公司平台违规担保、抵押、关联交易或控制证券公司炒作股票。对现阶段产融结合具有较大风险性没有足够认识，很多企业只看到金融放松期行业平均利润水平高的一面，往往忽视潜在的巨大金融风险。

我国正在进行的金融改革为实业企业进入金融业提供了良好机会，利用金融资本发展产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实业企业发展的必要手段。但在新一轮产融热中，实业企业应该保持清醒头脑，认识到当前产融结合的一些不足，实事求是地设计和实施符合自身实际情况的产融结合路径。

按照公司整体战略确定涉足金融领域的战略意图

产业资本结缘金融最根本的原因是资本的逐利性。但大型企业集团追逐金融资本时，一定要明白，指望浅层次的产融结合以便操纵融资是一种短视的权宜之计，要正确认识产品经营和资本经营的关系。利用金融是实业企业发展的必由之路，但不宜把直接涉足金融视为实业企业发展的必由之路，而应根据企业集团的总体战略规划，依据自身的资产负债状况、企业发展阶段和金融市场实际情况，来确定是否涉足金融以及涉足的方式、范围、时机和深度。

按照企业的实际情况设定金融边界

企业涉足金融业务需要确定自身的企业边界。根据科斯的企业理论，交易成本确定组织边界。对于大型企业集团，是直接涉足金融业务，还是完全依靠外部市场化的金融服务，取决于包含金融业务的成本效益分析。将金融利润和对金融控制影响力纳入内部的同时，也必然带来了相应的风险。要按照企业的愿望、能力和外界市场金融情况合理界定企业金融边界。

第一种可能的金融边界是业务联盟型，常见的有银企合作。这种方式下企业与外部金融单位纯粹是业务合作关系。企业在发展历程中，通过实际合作磨合，可以在市场上选择相对固定的金融机构为自己提供服务，非正式或正式地签订业务合作协议的方式形成某种较为固定的联合。

第二种可能的金融边界是财务型金融投资。如果企业确实看好某个领域金融业务的巨大发展潜力，可以参股进行财务投资。这种安排下企业对金融企业的管理是“搭便车”，不谋求对金融业务的具体控制，而是分享收益，甚至在适当的时候变卖套现。

第三种可能的金融边界是战略型金融控制。企业看重的是对金融业务的直接控制管理，将金融业务看成自身整体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但金融业务与企业其他业务关联度不大，可以向市场化方向发展。但一般来讲这种投资控制还是服务于其实业，极端的情况则是由实业型逐步转化为纯粹的金融公司或金融控股公司。

第四种可能的金融边界则是内部金融机构型。这种方式下企业完全控制金融业务，并且将金融业务与实业融为一体。这种内部金融机构服务对象主要为企业集团及其成员，企业要全面负责这种金融机构的管理并为其提供支撑业务空间。

结合实际业务做实产融发展

产业融合方式篇7

研究小结

总体说来,这些研究相对较系统,目前虽然已基本构建了包括概念、内涵、动力机制、发展模式、路径、策略和保障机制的旅游产业融合基础理论体系,并开展了旅游产业融合理论的具体应用研究,涉及产业行业范围表现为在一定广度上的集中,但是研究方法以定性分析为主,密切结合案例的实践性分析和结合实践的应用性分析较少,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研究深度的延展。从旅游产业融合方式视角看,厉无畏认为主要有三种产业融合方式:①高新技术的渗透融合,高新技术及其相关产业向其他产业渗透、融合,形成新的产业。②产业间的延伸融合,即通过产业间的功能互补和延伸实现产业间的融合,这类融合通过赋予原有产业新的附加功能和更强的竞争力,形成融合型的产业新体系。③产业内部的重组融合。工业、农业、服务业内部相关联的产业通过融合提高竞争力,适应市场新需求[26]。笔者综合已有旅游产业融合研究涉及的内容、高新技术的渗透融合方式在旅游产业融合中表现为酒店管理信息系统、旅游电子商务等新型业态,但相关研究极少。产业间延伸融合方式的相关研究较多,但多数倾向于其他产业向旅游产业的延伸,而产业间相互延伸现象和研究几乎没有,旅游产业内部的重组融合方式未见相关研究。

产业融合方式篇8

2.第一，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世界经济危机的出现，给全球各行各业产生影响，金融业尤其严重，初创阶段，金融与实体经济的严重脱轨，使得金融业内重要人士意识到产业与金融相结合的必要性，产业金融走进初创阶段，开始与银行进行深层次合作，构建起良好的银企关系、担保合作平台。第二，繁荣阶段，产业金融的发展风潮遍及各类行业，如汽车行业、航空业，尤其是传统企业为了改变目前停滞不前，运作无力等现状纷纷进军金融业与其合作。第三，问题出现阶段，各个产业进军金融行业，造成金融行业秩序混乱，金融资本膨胀，金融功能被过分夸大，造成社会经济基础的不稳定，因而政府出台一系列相关政策进行金融约束，影响资金在生产部门与金融部门的分配，此时产业金融的发展处于瓶颈阶段。第四，治理阶段，产业金融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变革具有巨大作用，经济仍然需要产业金融作为新突破点，因而产业金融进入整治阶段，以便沿用产业金融的发展轨迹。国外对金融化理论研究的较多，产业金融实质上就是金融化的一种表现。而国内对产业金融的研究主要是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才开始的，首先是刘世锦较早地介入了金融与产业发展的研究，认为金融发展的重点是产业的发展，把服务产业作为产业金融发展的核心，一切金融活动的变革与创新都是要以有利于产业的升级和发展为出发点和归宿，同时把产业发展的潜力作为判别金融改革创新是否成功的主要标准。林毅夫以制造业为例，分析了金融结构和制造业的规模结构之间的关系，探讨出传统企业也可以与金融业存在紧密的相互关系。在经济中衍生出一个以市场为导向的金融机构，或存在一个银行高度集中的空间，这样才能满足广大企业的融资需求，张文云分析了珠三角地区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升级与金融的关系，认为产生高效的金融体系是十分必要的。钱志新对产业金融的概念、原理、运作模式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系统理论论述，并且对网络金融、新能源金融、航运金融、环境金融等十大产业金融进行了实务研究，提出了具体的实现路径和解决方案。孟庆轩认为通过产业金融的发展方式，促使企业经营实现资本化，取得企业创新所需的战略性资源，从而使企业获得利益增长方式的转变。

3.有学者认为，产业资本化正处于空前繁荣的阶段，金融化促使产业资本在一定地域内的聚集，而且还带动了闲置资金从传统落后产业向高新技术新兴产业的分散流动与重新部署配置，为产业发展形式的多样性增添了新的活力。有学者认为经济金融化将经济管理职能集中在一个区域内，从而形成了少数金融中心，使得管理规范更具标准化，同时也有利于产业资本在某些主要城市集中，因而形成世界著名的金融中心，随着金融的发展，实物担保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了，无形资产和未来现金流都可以作为信贷融资的手段，然而融资形式由内部融资向外部融资的转变，企业能够更容易筹集到运转所需要的资金。中国的产融结合理论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是起步阶段(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又可称为产业金融萌芽阶段，产业资本流向金融资本，中国产融结合的第一步主要是政府大力推动传统企业的战略，集中表现为传统企业以股权参与的形式进入金融企业。第二是产融结合的整治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期)。由于涌来的产业资本逐步进军金融产业，金融机构泛滥，金融市场混乱，金融风险突出。为此政府规定银行不允许参股企业，导致一些商业银行开始退出产业领域。这一阶段产融结合的主要动因是资本的盈利性需求，商业银行为了实现利益最大化而不断扩张业务，造成金融市场秩序不稳定，产融结合风险初显。第三是产融结合的曲折发展阶段(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随着经济全球化，市场资本化加剧，产融结合的发展更是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产业金融走向发展的前端。

二、国内外产业金融发展模式探讨

1.国内外对产业金融的研究主要在于对其发展模式的探讨，以及今后发展趋势的设想。或者是产融双驱，促进企业资本积累扩张。相关研究者认为产融不只是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耦合，更是产业与金融协调发展，产业金融是根据不同的行业发展需求，而演化出来的不同的发展模式，如按产业类型分类：能源金融、零售业金融、绿色金融、农业金融，制造业金融、汽车金融、钢铁金融、房地产金融、港口及航运金融，交通运输金融、商品交易平台金融、农业金融、产业基地金融，相关产业离岸金融。按金融类型分类：银行产业金融、产业型融资租赁、产业型投资基金、产业型投资担保、产业型资产管理、产业型保险业务、产业型资产评估、产业型投资银行等。金融涉及产业的多个领域，进而形成以金融为中心的产业圈。产业金融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产业金融发展模式的演进过程：19世纪松散型的产业金融发展模式—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紧凑型产业金融发展模式—20世纪经济危机后的超越性与捆绑型产业金融发展模式。国内外产业金融典型的发展模式以有政府主导型、银行主导型、市场主导型。政府主导型主要就是以中国为例，美英主要是市场为主导，日德以银行为主导。有学者从生命周期理论的视角对产业模式进行分析，在新生期以政府为主导的发展模式；发展期以银行为主导的发展模式；成熟期以市场为主导的发展模式，通过以股市融资、大众筹资为手段，发展产业金融。

2.国外产业金融结合模式主要得益于经济发展资本化、高度化、国际化。资本化提升经济实力，促进资本的运动和增值，激活了全社会的资源和资本，迅速实现了资本积累，产生了惊人的财富效应；资本高度化推动经济结构高度化。同时资本化激活了社会经济存量，使生产要素转变为资本。资本高度化推动了产融集团的建立和发展，使得科技资源、无形资产成为资本，实现了科技资本和金融资产的流动和增值，快速推动财富的聚集和总资产的增加。知识经济是典型的科技与金融结合发展的经济模式，以政府主导大力推动大型产融集团的发展。产融集团是信息经济时代产业资本运动和增值的市场载体。科技产业资本和金融产业资本运动和结合发展高科技产业、新兴产业，推动经济结构向高度化发展。政府重视大产融集团的发展，鼓励金融资本与科技产业资本、科技实业与金融业以一定的产权融合或业务联系等方式达成融合与互动，同步进入良性循环。国外主要是以产融集团这种大财团的模式呈现，国内产业金融发展模式主要是以政府+银行或中央企业+银行+保险公司+金融公司，但今后发展的方向主要是以市场为主导。国内产业金融的发展模式是国内大型国有企业发展产业金融的案例比较多，由政府牵头，外加企业有一定的经济规模基础，从而形成一家企业金融公司，主要从事资金的借贷融资，成为企业发展的巨大金融力量，也能达到发挥筹集社会资本，扩大经济规模的效果。综上所述，产业金融的发展模式应以政府引导与市场化运作机制相结合，金融市场与金融中介相结合，实现政府调控、市场机制、融合主体三要素的有机结合，必须遵循经济发展规律，以市场化运作方式实现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有机结合。

产业融合方式篇9

房地产的开发项目具有规模大、周期长及价值高等特点，因此，对房地产项目的开发需注入大量的资金，故融资成为房地产业发展的重点。我国房地产企业的融资渠道尽管呈现出多元化特点，但是房地产开发融资方式以间接融资为主，其他的融资方式所占比例极低。房地产开发业的融资模式单一化和融资结构不合理等问题，会大大增加房地产业融资的风险。

二、房地产业融资现状及问题

1.房地产业融资现状

房地产是一种固定资产，其所选择的金融市场及融资方式必然会成为房地产行业开发、交易的关键。我国房地产业现阶段处于发展时期，加上政府对其资金运作上的严格管控，致使房地产的开发融资更加困难。研究发现，我国的房地产业融资正在消耗往年的资金储备，表明我国的房地产业融资具备一定的困难。另外，在我国的房地产业资金来源比重中，其他的资金来源所占比例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而传统的资金来源的比例却逐年下降，表明我国的房地产业的融资重心有所转移，因此，需积极寻求其他的融资渠道[1]。

2.房地产业融资的问题

（1）融资模式单一

现阶段我国的房地产业的融资模式主要采取传统的贷款模式，如房地产开发贷款、住房公积金贷款和个人住房贷款等，房地产开发商的资金来源中，有三成来自银行直接贷款，加上个人按揭贷款，银行贷款几乎占了七成。尽管银行贷款具备成熟度高、风险小、操作简单方便和成本较低等优势，但是其存在债务的刚性强和还款严厉度大，加上还会受到国家政策的影响，如果房地产开发商过度依赖银行贷款，必定会增加融资风险。

（2）融资结构不合理

在房地产业内，出现房地产开发商的直接融资比重低，而间接融资的比重太大的现象。房地产金融的工具创新力不强，尽管房地产的信托得到迅速发展，但是现阶段的信托产品无法满足房地产业所需的融资要求，房地产业还会受到国家和地方政策的限制，其上市困难重重。中国现阶段的房地产金融市场还在发展时期，因受到融资体系的结构不合理的影响，市场主体呈现出不健全和行为不规范等现象，从而制约房地产业的进一步发展。

（3）融资法律和法规不完善

房地产业融资的相关法律法规还有待完善，与房地产金融相关的政策法规还不健全，并缺乏一致性和协调性，故而操作比较困难，对房地产的融资渠道发展产生不良影响[2]。

三、完善房地产业融资的对策

1.采取多元化的融资模式

房地产业属于资金高度集中的行业，开发一个地产项目就需投入大量资金，假设不借助多种融资手段，那么企业就会面临止步不前，甚至出现资金链断裂等更为严重的问题。所以房地产企业一定要加强对融资渠道的创新，采取多元化的融资模式，形成以银行信贷和房地产信托等融资为主，其他融资模式为辅的融资体系。达到降低房地产业融资中的风险的目的。具体的融资方式有：

（1）内源融资

就是房地产业依靠自身资金进行融资的方式，它不仅包括自有资金，而且还包括应收的账款和票据等，房地产企业可将这些企业资金经过金融机构直接变现，将其投入新的房地产开发中。内源融资方式具备风险小、成本少的优势。而对于一家房地产开发企业自有资金较少的情况，可依据房地产开发企业的项目时间及工期的不同，采取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联合开发的方式。联合开发也可以是房地产的开发商与经营商通过合作方式开发房地产项目的一种融资方式。房地产的开发商与经营商采取联盟合作和统筹协调的方式，加大期房营销及宣传力度以增加销售，从而双方能获取稳定现金，将经营风险降到最低[3]。

（2）直接融资

直接融资包括股票融资及债券融资两种方式，其中债券融资的比例较小，主要以股票融资为主。股票融资就是企业经上市发行股票后获取融资，房地产的开发企业上市后，能迅速筹得资金，并将筹集的资金用于注册资本，达到永久使用的目的。股票融资无固定还款期限和利息负担，均以企业经营状况为担保，但是股票融资存在一定的难度，即上市要求较高，并且连续2年亏损就会被迫退市。

（3）间接融资

间接融资就是向金融机构（主要为银行）取得贷款，现阶段我国的房地产业的开发资金大部分源于银行贷款，此种融资方式已经成为房地产业融资的主要方式。

（4）新融资方式

①夹层融资：其处于债权和股权之间的一种信托产品，夹层投资属于长期融资，可根据特殊的需求对其进行调整，夹层融资中的付款事宜也需根据企业现金流的状况来确定。夹层投资主要适用于融资企业出现现金缺乏时，经扩张、收购等方式后，其银行的信用额度还是无法支持企业发展的情况；②房地产信托融资（REITs），REITs主要是通过发行收益凭证，汇集多数投资者手里的资金，并交付给专门的投资机构用于房地产的投资经营和管理，同时将投资的综合收益按照一定的比例向投资者分配的一种信托基金，REITs在国际意义中，与基金等同，REITs就是资产证券化的表现[4]。

2.合理组建融资结构

在发达国家的房地产融资和金融机构中，已经发展出一套比较成熟的融资和投资管理方法，我国的房地产业可引进这套管理办法，以缓解目前房地产业的资金压力，也能为我国的金融机构提供好的借鉴，以推动我国房地产的金融创新，达到投融资的快速发展。如果社会福利基金融资，是房地产金融将公积金与住房抵押两者结合的一种融资方式，其主要源于新加坡，这一公积金制度有利于经济发展落后和资金不足的发展中国家的融资。

3.完善融资法律和法规

产业融合方式篇10

关键词：融资；融资方式；融资结构；资金成本

一、融资的定义和作用

融资，指资金的融通。融资的目的在于解决借贷双方对资金的供给与需求，对企业而言，就是要解决资金的来源问题。同时，融资在社会经济发展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一）通过融资，动员、积累和分配社会资金。（二）通过融资，促进社会资金的合理流动，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发挥资金的最大效益。（三）通过融资，促进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四）通过融资，促进企业设备更新。（五）通过融资，提高企业竞争能力。

二、融资渠道的分类及主要融资方式的优势和缺陷

融资结构是指企业融资总额在各种融资渠道间的分配比例，主要涉及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融资渠道的选择；二是种融资渠道的组合。就当前的实际情况而言，企业常用的融资方式有发行股票（普通股）、债券以及短期融资券，银行贷款和商业信用。

资金成本的高低是衡量一种融资方式优劣的重要标准。资金成本是指企业为筹措和使用资本而付出的代价，包括筹资过程中发生的费用和用资过程中支付的报酬。

股票是股份有限公司签发的证明股东所持股份的凭证。利用这种方式融资，企业没有固定的利息负担；没有固定到期日，无需偿还；风险较小并能增强公司信誉。但缺点是资金成本较高；在增发新股时，还会降低原有股东对公司的控制，甚至导致股价下跌。普通股成本Kc=d1/p0（1-fc）+g，式中Kc代表普通股成本，d1代表第一年每股支付股利，p0代表股价，fc代表普通股筹资费用率，g代表股利增长率。

债券是债务人为筹集资金而发行的，承诺按期向债权人支付利息、到期偿还本金的一种有价证券。债券成本Kb=Ib（1-T）/B（1-fb），式中Kb代表债券成本，Ib代表债券每年的实际利息，T代表企业所得税税率，B代表债券发行总额，fb代表债券筹资费用率。发行债券的优点主要在于：资金成本较低，与股票相比，债券发行成本较少，而且利息于税前支付，可以降低纳税所得额；保障股东的控制权，由于债权人无权参与企业的管理决策，故不会影响企业所有者对企业的控制权；产生财务杠杆的作用，扩大企业的生产经营。但债券融资的缺点在于：财务风险高，必须按期还本付息；限制条件多，融资量受国家相关规定的限制。

银行贷款是目前我国企业最主要的融资方式，其成本K1=I1（1-T），式中K1代表长期借款成本，I1代表长期借款利率，T代表企业所得税税率。银行长期借款的优点在于：借款融资较快；借款成本较低，甚至低于债券成本；借款弹性较大，可根据情况变化与银行协商，变更借款数量及条件；发挥财务杠杆的作用。缺点主要有：风险高；限制条件较多；融资数量有限。

以上三种融资方式是企业主要的长期融资方式，而商业信用和短期融资券是常见的短期融资方式（包括银行短期贷款）。

商业信用是指商品的交易中的延期付款或延期交货所形成的借贷关系，是企业之间的一种直接信用关系。其优点在于：使用方便，限制很少。缺点就是融资时间较短。

短期融资券又称商业票据。其优点在于：融资成本低，其利率低于银行同期货款利率；融资数额比较大，还有利于提高企业的信誉。缺点在于：风险比较大，必须到期归还；弹性比较小；发行条件苛刻。

总而言之，不论是长期融资还是短期融资，每种方式都有各自的优缺点，因此，企业融资结构选择必须根据企业实际情况，遵循一定的原则，确定适合于本企业生存、发展的融资方式。

三、企业融资方式的选择原则

企业在选择融资方式时应力求以最小的资金成本，实现最大的投资收益，因此必须把握以下原则：（一）量力而行的原则，企业在融资过程中，必须考虑企业的实际需求，融资过多不仅会造成浪费，还会增加成本和企业的风险；而融资过少又会影响正常业务的发展。因此企业首先要考虑的就是全面衡量企业未来得收益和偿还能力，以“投”定“筹”，量力而行；（二）成本原则，企业融资成本是企业融资效益的决定性因素，是选择和确定融资方式的重要标准。企业融资时，融资成本必须是可以承受的，而且应尽可能使之最小；（三）用途原则：企业筹措的资金有着不同用途，在融资时应根据不同的用途正确选择长期融资方式还是短期融资方式，或者二者的结合；（四）控制权原则，企业资产控制权的丧失，常常会影响企业经营活动的独立性，引起企业利润外流，对企业近期和长期效益都有较大影响。所以在融资过程中必须把企业资产控制权的丧失程度和相应的收益综合起来考虑；（五）风险原则：企业融资必须权衡融资渠道、融资风险的大小。

四、融资方式的比较和选择

明确了融资的一般原则，在选择融资方式之前，还必须对各种融资方式有一个比较，从而明确各种方式的优劣，为选择提供依据。

（一）融资方式的一般性比较

1.融资成本的高低。在一般情况下，各种融资方式资金成本从低到高的顺序是：短期融资券、银行贷款、债券、普通股。对于商业信用，如果企业在现金折扣期内使用商业信用，则基本没有资金成本；如放弃现金折扣，那么资金成本就很高。

2.融资风险的大小，通常可以从企业的违约是否会导致一定的法律后果，是否会导致企业破产这两点表现出来。

3.机动性大小，指企业在需要资金时能否及时获得，在不需要资金时能否及时还款，提前还款是否会受损失等。

4.融资方便程度，它一方面是指企业有无融资自，以及自的大小，另一方面指借款人是否愿提供资金，以及相关条件是否苛刻，手续是否繁琐。

（二）融资方式的选择

对各种方式有了明确比较之后，企业便可根据自身的情况做出选择，而自身因素方面，主要应考虑企业资信、规模、行业和成长性。

1.企业资信。企业资信的高低是企业能否利用各种融资方式的关键。资信高的企业能根据自身需要，自如地选择各种融资渠道；资信低的企业不仅融资方式选择的空间狭小，在能够得到的融资方式上也受到较为苛刻的限制。

2.企业规模。企业规模决定企业的融资方式，大企业实力雄厚，不仅可获得银行的巨额贷款，还可以通过发行股票、发行债券等方式获得资金；小企业一般不具备上市资格，大多只能利用银行贷款和商业信用等融资方式。

3.企业所属行业。每个行业有自己的特点，这种独特之处便决定其对不同的融资方式选择。生产型企业固定资产所占比重较大，主要选择长期融资方式；商业型企业流动资产所占比重较大，主要选择短期融资方式。

4.企业的成长性，即企业所处的发展阶段。刚组建成的企业主要依靠政府拨款或自筹资金；处于发展阶段的企业，自身己有一定的资产作保证，融资方式的选择空间较广，可利用各种组合方式融资；对于“夕阳”企业应主要应采取短期融资方式，以利于企业另谋发展或退出该行业。

总的说来，根据企业的自身条件，结合各种融资方式的比较，遵循融资方式选择一般性原则便可确定适合本企业生存发展的融资方式。

五、最优融资结构选择

在己确定融资方式的基础上，企业应根据融资需要，将融资额在各种来源渠道间进行合理分配，这就要求对各种融资方式对应的融资量进行充分研究，以期达到融资结构的最佳组合，从而完成企业融资结构的选择。

确定融资结构的最佳组合可以采用定性和定量两种分析方法。由于定量分析法的可操作性和规律性较强，本文将主要就后者展开讨论。但应注意：实际运用中需将两种方法有机结合，配套使用。

（一）比率分析法

即根据一种或几种不同种类的财务比率来分析企业融资结构是否合理，从而选择适当的融资组合方式。常见的比率分析法有：营运比率、盈利性比率、负债比率和流动性比率分析。

1.营运比率。企业从事经营活动时，必须拥有一定的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营运比率反映的是企业运用这些资产的效率。企业可以借助营运比率合理安排长期、中期和短期融资的组合，使还债期与收益期相配合。其常用比率有：存货周转率、应收账款周转率和资产周转率。

（1）存货周转率=销售成本/存货平均余额×100%

如果存货周转率过低，则表明企业：一，存货不适量，若存货积压，则企业就应减少短期融资比重；若存货不足，则企业应快速组织融资，否则会丧失销货机会甚至影响业务的正常开展；二，存货控制效率低下，影响了资金周转，降低了企业的获利能力。

（2）应收账款周转率=销售净额/应收账款平均余额×100%

应收账款周转率过低，表明企业信用管理制度不够健全，出现呆帐、坏账的风险较大。企业应尽量避免使用短期融资方式而较多地采用长期融资方式。

（3）资产周转率=销售收入/资产平均余额×100%

资产周转率反映企业销售能力的强弱和资产使用的效率，一般情况下，资产周转快，负债率可适当提高，可采用不涉及企业控制权的融资方式，如银行贷款、发行债券。

2.盈利性比率，包括销售毛利率、净利润率、资产报酬率。

（4）销售毛利率=（销售收入-销售成本）/销售收入×100%

（5）净利润率=净利润/销售收入×100%

（6）资产报酬率=息税前利润/资产总额×100%

一般说来，当盈利性比率较低时，应少发债券，避免短期融资。

3.负债比率，包括资产负债率、产权比率、已获利息倍数。

（7）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资产总额×100%

（8）产权比率=负债总额/所有者权益总额×100%

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一般应低于50%，资产负债率越高，企业资信越低。在此情况下，企业经营亏损、破产风险就较大，就应通过增发股票来融资。若资产负债率过低，则企业资产所有者的净收益将受到影响，就应适当提高资产负债率。

（9）已获利息倍数=息税前利润/利息支出

此指标衡量企业用息税前利润来支付利息的能力，用来判断企业对外举债是否适当，如果该比率过低，则企业应减少负债融资，增加股票发行。

4.流动性比率。该比率反映企业偿付短期债务的能力，是企业筹措短期资金时应考虑的重要比率，主要包括：流动比率、速动比率。

（10）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100%

（11）速动比率=速动资产/流动负债×100%

如果以上两个比率过低，则表示企业短期负债过多或资产流动性很差，应当增加股票融资的比重。

（二）综合融资成本率比较法

这种方法是通过对企业各种可能的融资组合方案的综合资金成本率进行比较，从中选出成本最低的方案。企业的综合资金成本率是各种融资渠道的加权平均资金成本率，它取决于各个渠道资金来源占融资总额的比重和各个融资渠道的资金成本率两大因素。下面将分三种情况进行讨论。

各种融资渠道的成本率已定，而各渠道的融资比例未定的优选组合。

例如：某企业需融资100万长期资金，根据融资方式选择的方法、原则，决定从银行贷款、发行债券和发行普通股三种方式进行筹集，其资金成本率已测定，有如下四个可选方案供选择：

根据上表便可计算四个方案的综合资金成本率：

第一组方案：50%×6%+30%×8%+20%×9%=7.2%

第二组方案：40%×6%+40%×8%+20%×9%=7.4%

第三组方案：30%×6%+40%×8%+30%×9%=7.7%

第四组方案：20%×6%+30%×8%+50%×9%=8.1%

根据计算结果应选择第一种方案。

2.各种融资渠道的资金比例已定，而资金成本率未定的优选组合。

计算四个方案的综合资金成本率：

第一组方案：50%×6%+30%×8%+20%×9%=7.2%

第二组方案：50%×6.8%+30%×7%+20%×8%=7.1%

第三组方案：50%×7%+30%×7.6%+20%×8.8%=7.54%

第四组方案：50%×7.2%+30%×8%+20%×9.5%=7.9%

通过比较，可选择第二组方案。

3.各种渠道的融资比例及各渠道的资金成本率均未定的优选组合，一般在企业追加融资时使用。

例如：某股份有限公司于2004年初已筹集资金1800万元，其资本结构如下表，普通股每股面额200元，今年期望股息为20元，预计以后每年股息增加5%，企业所得税率33%，假设发行证券无筹集费用。

根据表中数据及有关公式，可得：

债券成本率=750×85%×（1-33%）/750×（1-0）=5695%

普通股成本率=20/200×100%+5%=15%

综合资金成本率：750/1800×100%×5695%+250/1800×100%×6%+800/1800×100%×15%=983%若该公司预计增资200万，有两个方案选择：

（1）发行长期债券200万元年利率为9.5%；普通股股息增加到25元，以后每年还可以增加5%，由于风险增加，普通股市价跌到每股175元.

（2）发行长期债券100万元年利率为9.5%，另发行普通股100万元，普通股息增加到25元，以后每年再增加5%，由于企业信誉提高，普通股市价将上升到每股250元。

分别计算两个方案的综合资金成本率

①第一方案：年初长期债券比重750/（1800+200）×100%=375%

银行贷款比重250/（1800+200）×100%=12.5%

普通股比重800/2000×100%=40%

增发债券比重200/2000×100%=10%

增发债券成本率200×95%×（1-33%）/200×（1-0）×100%=6365%

普通股成本率25/175×100%+5%=19286%

综合资金成本率：375%×5695%+10%×6365%+125%×6%+40%×19286%=112365%

②第二方案：年初债券比重750/（1800+200）×100%=375%

增发债券比重100/（1800+200）×100%=5%

普通股比重（100+800）/（1800+200）×100%=45%

银行贷款比重250/（1800+200）×100%=125%

综合资金成本率：375%×5685%+55×6365%+125%×6%+45%×15%=9952%

通过比较，应采用第二种方案。因为采用第一种方案进增加债券资金固然可降低成本，但却引起普通股市价下跌，成本升高，而普通股比重较大，因而综合资金成本率上升。而第二种方案一方面增加了债券比重，又使普通股成本率下降（市价上升），因而综合成本率下降。

六、结论

企业从自身实际出发，在定性评价的基础之上，选择适当的定量分析方法，通过融资方式的合理选择和融资方式组合的科学安排，使企业的融资结构达到最佳，从而制定出科学有效的融资策略，发挥出所融资金的最大效力，为企业的长足发展奠定基础。（作者单位：西南交通大学希望学院）

参考文献：

产业融合方式篇11

[中图分类号] F264.1 [文献标识码] A

Abstract： Sports industry integration is theproduct that social economy developed to a certain stage and is aindustrial innovation form beyond the boundaries of the industry， which has injected vigor and vitality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sports industry. The literature of sports industryintegration in CNKI and VIP has reviewed and summarized the aspects in terms of concept， mechanism， model， effects， and countermeasures， and proposed future research should focus on the deepen contents， develop perspectives and improve methods.

Key words： sports industry integration，research progress，prospect

一、引言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扩散，一些基于工业经济时代大规模生产分工的产业边界逐渐模糊或消融，并在原有的产业边界处融合发展成新的产业形态，成为价值的主要增长点和经济增长最具活力的源泉与动力[1]P3。经济学家建构了产业融合理论来解释这一现象，指出产业融合正逐渐成为一种趋势，将导致社会经济系统的深刻变革。对于体育产业而言，多元复合市场需求的强力拉动、产业内外资本的大规模介入和信息技术的有力渗透，都预示着一种现代意义上的体育产业融合时代的到来。

2010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的《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的指导意见》在“重点任务”中明确提出要“协调推进体育产业与相关产业互动发展。发挥体育产业的综合效应和拉动作用，推动体育产业与文化、旅游、电子信息等相关产业的复合经营，促进体育旅游、体育出版、体育媒介、体育广告、体育会展、体育影视等相关业态的发展。”2014年10月，国务院的《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中再次强调“立足全局，统筹兼顾，充分发挥体育产业和体育事业良性互动作用，推进体育产业各门类和业态全面发展，促进体育产业与其他产业相互融合，实现体育产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在国家政策层面的持续推动下，我国的体育产业融合发展掀起了一轮热潮，也引发了众多业界学者的关注。为了进一步把握体育产业融合发展的内在规律，提高实践工作的自觉性和科学性，本文尝试对当前国内体育产业融合研究的成果进行梳理，以加强研究的系统性和完整性。

二、研究进展

（一）研究历程

本文以中国知网期刊全文库（CNKI）和维普资讯数据库（VIP）作为信息统计源，在“篇名”栏中以“体育”和“产业融合”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分别得到29篇和34篇文献，由于重复文献25篇，故文献总量为38篇，其中2篇为新闻报道，其余36篇均为研究论文。从文献发表时间上来看，国内体育产业融合的学术研究始于2002年，张锐在《中国记者》上发表的《大众传媒与体育产业的融合――MSNBC世界杯报道的传播取向》一文，首次论及了体育产业与传媒产业的融合问题，指出世界杯这种全球最大的体育赛事不仅可以推动全球体育产业的发展，更能引起日益受到商业利益驱使的大众传媒的巨大注意力，双方的联姻不仅体现了各自的利益，而且是一种双赢的融合[2]。此后十年，体育产业融合的研究成果零星而断续地出现，单年文献数量均不超过3篇。随着产业融合理念的持续升温，2012年以来体育产业融合的研究成果明显增多，成为国内体育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一大热点。

（二）研究内容

1.概念体系研究。虽然体育产业融合现象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但在研究成果中对体育产业融合的定义进行明确界定的并不多。程林林（2005）认为，体育产业融合是不同产业（物质产业部门和非物质产业部门）与体育通过相互渗透、相互交叉，最终融为一体，逐步形成新的体育产业的动态发展过程[3]。王艳等（2009）将体育产业融合的概念表述为体育产业与其他产业间以体育活动为平台和载体，通过技术融合、产品融合以致市场融合，形成兼具体育产业和融合产业特性的新型产业的动态过程[4]。并强调这一融合所得产物既不是原始意义的体育产品，也不是原始意义的另一产业的产物，而是一种独立的具有双重产业属性元素的新型产品或产业。杨强（2013）指出，界定体育产业融合的定义首先应形成一种共识，即体育产业与相关产业融合将形成新的体育产业业态和新的体育产业发展模式。他给出的体育产业融合概念较为具象：体育产业与文化、旅游、信息等相关产业之间互相打破产业边界，通过各自产业价值链的渗透、延伸和重组，以体育健身休闲业、体育竞赛表演业、体育馆（场）服务业等体育本体产业资源为依托，以相关产业要素为载体，经过技术融合、业务融合和市场融合逐步融合发展形成的以体育本体资源为核心，兼具相关产业特性的新型体育业态的动态发展过程[5]。上述观点均立足于从产业间融合角度来阐释体育产业融合的概念，并强调了融合过程的动态性，而忽视了产业内部融合的视角。因此，体育产业内部不同行业的交叉渗透或产品、服务与制度创新都应成为体育产业融合的题中应有之义。

2.动力机制研究。体育产业融合的动力机制研究体现出多样化特征。有的研究成果侧重于从内、外两个层面展开分析。程林林（2005）认为体育产业融合的内在原因是体育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必须与社会、经济发展保持同步与协调发展，其外在原因是经济全球化的推动[3]。杨强（2013）表示，体育本体产业的资产通用特征是体育产业与相关产业融合的内在机理，体育企业竞争激烈化的驱动力、体育市场需求多样化的拉动力和体育相关产业政策的推动力共同构成体育产业与相关产业融合的外在动力[5]。温继怀（2011）介绍了我国体育彩票产业融合的领域及现状，并进一步指出技术创新是体育彩票产业融合的根本驱动力，异质化竞争是体育彩票产业融合的内在动因，政府监管改革为体育彩票产业融合提供外部条件[6]。有的研究成果则揭示了体育产业融合是多种动力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彭广建等（2013）将体育产业融合的动力因素主要归结为技术扩散和规制放松两种[7]。李燕燕等（2014）基于体育产业演进的基本规律，提出体育产业融合的动力因素包括技术创新、消费需求高级化、企业竞争与协同、政府引导四种[8]。陈炜等（2013）在研究桂滇黔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产业融合时，指出其动力因素由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的双重效益压力、产业技术创新的推动力、市场需求的拉动力以及产业政策的支撑力共同构成[9]。詹新寰等（2008）的观点颇有见地，指明产业融合的关键动力是企业从融合中获得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学习效应的预期，并提出体育产业融合实际上表现为“融合程度加深――竞争成本提高――企业组织创新――节约竞争成本――融合程度加深”这样一个不断循环深化的发展过程[10]。

3.发展模式研究。所谓发展模式是指体育产业融合的路径选择，融合对象和融合基础条件的差异必然导致体育产业融合模式有所不同。彭广建等（2013）指出体育产业融合的典型模式主要有三种：一是数字技术与体育融合形成的数字体育模式，以北京西五环体育产业带为代表；二是产学研融合一体化模式，以山东省乐陵市国家体育产业基地为代表；三是民族传统体育与旅游融合模式，即民族地区日益蓬勃发展的民族体育旅游活动[7]。李燕燕等（2014）则根据体育产业融合成长的主导因素，将其分为技术渗透式融合、功能复合式融合、市场共拓式融合和资源共享式融合四种模式[8]。李哲等（2010）基于大型体育赛事与都市现代服务业的互动作用机理，提出两者进行产业融合的四大模式，即空间融合模式、组织融合模式、智力融合模式和政策融合模式[11]。康保苓（2011）注目于产业融合背景下旅游与体育的互动研究，指出旅游与体育的融合要以体育活动为载体，进行旅游相关要素的渗透或组合，主要有旅游与赛事融合模式、旅游与体育节庆融合模式、旅游与健身融合模式等类型[12]。雷波（2012）也探讨了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的互动融合模式，提出由于两大产业在资源、产品、市场方面对接形式和特点不同，形成了渗透型、重组型和延伸型三种不同的融合方式。就渗透融合模式而言，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的交叉渗透是双向的；就重组融合模式而言，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凭借会展、节庆、产业聚集园、特色项目等纽带和平台，经过重组融合实现业态创新；就延伸融合模式而言，主要是体育产业向旅游产业的单向延伸，在两者的边界发生交叉融合，从而赋予原有产业新的附加功能和更强的竞争力[13]。刘晓明（2014）论及体育旅游产业融合模式的观点与雷波具有高度一致性[14]。陈炜等（2013）认为桂滇黔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产业融合模式除了产业渗透模式、产业重组模式和产业延伸模式之外，还专门论述了产业交叉模式[9]。

4.作用效应研究。在体育产业融合的效应作用研究方面，程林林（2005）认为体育产业融合的作用是通过突破不同产业自身所形成的条块分割，降低交易成本，形成体育产业持续的竞争优势[3]。王浩（2006）指出产业融合集群对体育产业的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和市场绩效都会产生深远影响[15]。王艳等（2009）认同体育产业融合对体育产业结构优化与升级的促进功能，同时表明其对扩大体育产业的发展规模和提高体育企业的竞争力也有所助益[4]。余守文等（2006）也认为产业融合有助于提升体育产业结构，丰富了体育产业的内涵和外延，能够为体育产业的发展提供更充足的资源[16]。詹新寰等（2008）和彭鸣昊（2014）都从六个方面论述了产业融合对于体育产业发展的意义：一是将为体育产业催生出更多新产品与新服务；二是将增加体育产业的创新性需求；三是将促进新参与者进入和开辟新市场；四是将促进资源合理配置；五是将促进就业增长和体育人力资本发展；六是将派生出体育产业发展巨大的增值机会[10][17]。温继怀（2011）对体育彩票产业融合现象的效应研究表明，产业融合有助于促进体育彩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扩大产业空间领域，提升体育彩票产业竞争力，增强体育彩票消费能力，实现社会公益[6]。

5.提升对策研究。提升对策是体育产业融合研究的落脚点，绝大多数的研究成果都对如何加速推进我国体育产业融合又好又快发展进行了理性思考。王浩（2006）提出应该形成规模经济、培育本土品牌、调整产业政策、实现技术创新、强化合作竞争[15]。余守文等（2006）强调了提高意识、放松规制、科学规划和培养人才的重要性[16]。詹新寰等（2008）指出要创新体育产业的发展思路、放松产业发展的政府规制、加强产业间的学习与合作、培养高素质的跨专业人才[10]。王艳等（2009）认为重点是大力发展体育本体产业，培养产业核心竞争力，走“利用机遇――培养优势――利用优势――创造机遇”的发展路径[4]。於亮等（2012）提出后奥运时期我国体育产业融合发展需增强融合意识、加快市场化进程、加强金融支持、提升智力保障[18]。杨强（2013）的建议是增强体育本体产业的资产通用性能力，出台具体的体育产业与相关产业融合政策，促进体育企业与相关企业的资产重组[5]。李燕燕等（2014）从五个方面提出了促进我国体育产业融合成长的建议，一是以“大融合”统领泛体育产业未来发展；二是培育和壮大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体育企业；三是以管理体制改革实现多产业对话与协调；四是大力发展体育产业集群；五是注重融合型体育人才的培养[8]。此外，还有众多学者结合体育产业与某一个或某两个具体产业的融合实际探索了体育产业融合的发展思路。

（三）研究小结

总体来说，我国体育产业融合的理论研究相对滞后于其发展实践，尚处于起步阶段，研究成果较少，目前虽然已经对体育产业融合的概念内涵、动力机制、作用效应、提升策略等内容进行了理论探索，但多是简单地将经济学中的产业融合理论贴上“体育产业”的标签，缺乏体现体育产业自身特色的创新性理论观点。尽管有的成果开展了体育产业融合理论的具体应用研究，涉及产业行业范围表现为在一定广度上的集中，但是研究方法以定性分析为主，结合具体案例的实证分析不多，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研究深度的拓展。

三、研究展望

毋庸置疑，产业融合现象将成为新时期全球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一种“新常态”，随着我国体育产业融合实践在广度和深度上的不断延伸，必然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一些问题，而已有的体育产业融合研究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对于体育产业融合发展中层出不穷的各种问题仍缺乏系统的和富有成效的研究。理论研究重在“深入实践，求真务实”，其价值更在于能够为解决实际问题建言献策。因此，体育产业融合研究空间广阔且任重道远。结合体育产业融合发展的现状与趋势，未来一段时间体育产业融合研究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首先，在研究内容方面，宏观上要加强体育产业融合的一般性理论研究，构建起普适性和系统性的体育产业融合理论体系；微观上应侧重于体育产业融合某一领域的深层次研究，除了要继续深化对现有体育产业融合热点领域如体育旅游、体育文化、体育媒介、体育会展等的理论探索之外，还需加强对体育产业与其他产业门类融合的创新研究，如基于信息技术推动的智慧体育研究，以资本为纽带的体育金融研究等。其次，在研究视角方面，体育产业的综合性决定了要触及体育产业融合相关问题的本质，不能仅仅局限于体育学与产业融合理论的既有藩篱，还应综合运用管理学、社会学、产业经济学、系统动力学等多种视角展开跨学科研究，寻求体育产业融合发展的战略需求点，明确具体领域的产业交叉点、企业互动点和产品交汇点。再次，在研究方法方面，必须坚持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相结合，既要不断创新定性研究方法，又要将数理统计、回归分析、模型构造、结构方程等方法应用到体育产业融合研究中来。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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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杨强.体育产业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的内在机理与外在动力研究[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3（11）：20-24，30

[6]温继怀.体育彩票产业融合现象析因及发展对策[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11（04）：4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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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李燕燕，高雪峰，兰自力.我国体育产业融合的动力因素及模式分析[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14（9）：7-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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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康保苓.产业融合背景下旅游与体育的互动研究[J].旅游论坛，2011（3）：4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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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融合方式篇12

DOI：1013939/jcnkizgsc201613029

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是经济转型的一个取向，产业融合是产业进化的必然趋向，并带动了产业结构向高级化调整，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动力和发展态势是与相关产业的融合，可见，文化创意产业与相关产业的融合发展将成为经济发展的叠加动力，更好地促进经济升级提质增效。

因此，文化创意产业与相关产业的融合发展是经济转型的一个新路径，表现在文化创意产业与相关产业的融合发展可以推动经济结构调整、促进产业升级转型、创新发展模式、推进经济集约发展等方面，从而促进了经济转型（见图1）。

图1 文化创意产业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是经济转型的新路径

一、文化创意产业与相关产业的融合推动经济结构调整

经济结构调整的方向是创意创新驱动经济增长，使经济增长走向集约化、低碳化、绿色化增长模式，同时依托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带动经济整体增长，并注重经济与文化、社会、生态建设的协同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成为创意创新驱动经济增长的直接动力；文化创意产业与相关产业的融合发展催发传统产业的升级，创造出新的商业模式和新的产业形态，引导新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成为经济的新增长点，促进经济持续增长；文化创意推动城市创新发展，文化创意产业与新型城镇化融合发展，拓展城市发展空间，丰富城市发展内涵，带动相关产业融合发展，构建以城市为载体的经济生态系统，使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再者，文化具有精神价值性和道德引导性，能够激发人们积极的精神动力和健康的价值观，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注重生态文明建设，完善现代治理体系，为经济增长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可见，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及其与其他相关产业的融合发展、与城镇化的协同发展，将成为经济转型发展的新生动力。

（一）促进资源优化配置

文化跨界融合，一是把无限性的文化创意资源植入到产业体系中，提升了可配置的资源数量和质量；二是在产业融合过程中，文化创意推动传统产业创新商业模式，整合各自优势资源，提高企业经营效率，优化资源配置能力；三是产业融合催生的竞争效应使得资源在更大范围内得以合理配置，从而大大降低了成本，并提高了资源利用效率。

（二） 促进消费提升

文化创意产业更多的是为提供精神产品而发展的，这就使得消费从物质性产品需求升级到精神性产品享受，促进了消费层次的提升，拓展了市场消费的空间。文化创意产业更多的是遵循供给创造需求的经济逻辑，通过文化创意产业与相关产业的融合发展，不断创新创造的文化产品充满并扩容了精神消费的空间，使得文化市场成为一张无限发展的经济网。此外，文化创意深入渗透到生产领域与消费领域，带动了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革，尤其是数字技术应用及产业融合的快速普及，正快速改变传统的生产方式、商业模式、消费模式和生活方式。

文化消费的特性决定了消费者对于文化生产具有更强的导向性，消费者完全可能成为文化生产要素的一部分，并对文化创意产业的融合发展取向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产消融为一体，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和创意性消费扩展了产品的多样化生产，增加了产品的附加值，同时满足了消费者的需求提升，使得文化创意在生产方和消费方都发挥了价值增值的作用。

（三）促进就业创业增长

产业融合丰富了产业形态，增加了产品生产和服务提供，可以为更多的人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同时，产品融合往往需要多种技能的综合，也能够促进劳动者素质的提升。就业增长以及高技能的就业结构提升，必然会带来收入增加。

当前，我国鼓励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更多的是为知识阶层的创新创业提供支持，他们的很多创业项目都是融合文化创意于新兴业态，随着文化创意与相关产业的深度融合和全域拓展，会诞生出更多的创意创新创业项目，打造出更为广阔的创客空间。

（四）推动经济一体化发展

文化创意产业的普遍融合性将带动产业融合更广泛的发展。而产业融合会促进企业网络的发展，提高区域之间的联系水平，加强区域资源流动，提升经济效益，推动经济一体化发展。产业融合要求企业之间要建立更广泛更密切的联系，互通有无，共享共赢。企业可以通过契约链接、产权链接、关系链接、模块化链接、集聚链接、互联网链接等链接机制构建紧密合作的企业网络组织，探索新产品的生产、新市场的开发、新的商业模式的打造（洪振挺，2013）。产业融合带来了企业网络组织的发展，打破了区域之间的壁垒和障碍，这就拓展了资源的配置领域，使得企业资源在不用区域不同部门之间优化配置，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同时促进经济一体化发展。

二、文化创意产业与相关产业的融合促进产业升级转型

文化创意产业与相关产业的融合发展将催生新的商业运营模式和经济发展模式，诞生一系列新兴的“文化创意+”业态，形成一个新型的产业生态系统，促进产业升级发展。

（一）适应产业链解构、重构，引领产业链融合增值

随着分工的细化、技术的进步和经济资源的全球化配置，传统产业链条的各个环节出现分离并发展为独立产业的趋势，同时进行的是产业链环节的进一步细化、新增和重新衔接，使得产业链的解构与重构并存成为一种产业演化的新常态。

产业链的解构即价值创造活动不断地外部化。在价值链的外部化过程中，很多产业环节将发展为一个独立的产业，出现了很多配套性的新业态；产业链的解构伴随着产业价值链的重构，促使产业价值链的融合，导致产业的边界模糊化，融合后的产业比原有产业具有更高的附加值和更大的利润空间。

文化创意产业具有较高的产业关联性，与其他的传统行业的关联性强，并且涉及产业链各环节，对产业链具有重要的增值意义，将文化创意融合于相关产业，能提升产业链的附加值，能有效推动相关产业在整个价值链中的地位上移，获取较高的行业价值分配。同时，文化创意产业还会极大刺激产业链的延伸，融合形成新的价值链，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

（二） 促进传统产业产品和服务创新，推动产业结构和需求结构升级

文化跨界融合的理念引领更多产业的创新发展，改变传统产业的生产和服务方式，增加企业经营的文化内涵，促进产品与业务结构升级和更新换代。一方面，在产品研发上融入更多的文化要素，促使产品创新、产品种类增多，提升产品的文化价值，使消费者获得更多更新的物质体验和多样化消费选择，提高产业附加值。另一方面，在服务提供上增加传统服务业的文化体验，创新服务方式，提高服务质量，使消费者获得愉悦的精神体验，由此实现服务的价值提升，促使传统产业向高附加值、高利润产业的升级，从而推动了产业结构和需求结构的升级。因此，促使文化创意产业与相关产业的融合，把文化创意产业的核心价值、文化符号和精神内核等向其他相关产业渗入，可以提升相关产业的文化附加值并推动产业升级。

文化创意产业是基于文化基础上的创意生产，把文化创意植入到相关产品与服务的生产和提供，可以适应和引领人们生活方式，创造持续的消费需求，促进消费规模扩张和需求结构升级。文化创意产业与相关产业的融合发展，一是通过提供丰富多彩的精神产品，提升居民服务消费水平；二是通过“一意多用”提供个性商品，促进居民个性消费增长；三是通过品牌授权，促进居民高档消费增长（见图2）（任旺兵等，2013）。[1]

图2 文化创意产业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促进消费升级的机制

（三）催生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的出现，构建产业发展新体系

日本经济学家植草益（2001）曾指出：“产业融合为企业提供了扩大规模，扩大视野范围，开发新产品、新服务等巨大商机，企业会演化出新的组织形式”。文化创意产业与相关产业的融合不仅催生出新产品和新服务，还催生出新业态，比如文化创意与旅游产业催生出文化旅游产业，文化创意与农业融合发展了创意农业，还有文化地产、互联网文化产业等，这些新兴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不断增加，并且在不断地推进与传统产业的相互融合，引发传统产业的分化、解体和重组。

文化创意产业与相关产业融合还可以孕育出新的经营模式。例如旅游业和农业的融合所孕育出来的观光农业，就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着农产品的加工和销售模式，将蔬果采摘融入农家乐不仅为农民创收、扩展农业产业链以及改变农产品结构开辟了道路，同时也带来了旅游业以及宾馆、交通、餐饮等相关服务行业发展的新契机。文化创意产业与相关产业的融合，把产业链与价值链匹配起来，为客户提供更加人性化的问题解决方案，将重新整合与划分产业结构，建构新的商业模式，创造新的盈利空间。

文化创意产业的融合发展还可以与新型城镇化的建设结合起来，形成一种以文化创意驱动的新型城镇化模式，比如北京定福庄的发展模式就是构建文化创意产业综合体，拓展城镇化发展的创意空间，引领一种生态化的文化新生活，形成生产、生活、生态“三态合一”的产业发展新体系。

文化创意驱动的新型城镇化，就是在制度创新、文创集聚、生态增效、多元协同、区域联动的条件下，以文化创意产业及其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为动力，围绕着新型城镇化的发展目标而构建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见图3）。

文化创意和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发展，一方面包含文化创意对新型城镇化的驱动作用。另一方面，新型城镇化建设对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也存在影响作用。具体来说，城镇化水平会直接影响到文化创意资源、科技、资金、人才这四个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基本要素，从而对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产生制约作用，因此，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需要依赖于一定的城镇化发展水平。如图4所示，文化创意和新型城镇化之间通过内层要素圈和外层发展圈的动态耦合形成了一个复杂的整体系统。

图3 文化创意驱动的新型城镇化模式[2]

图4 文化和新型城镇化耦合发展[2]

三、文化创意产业与相关产业的融合推动经济发展模式创新

文化创意产业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一方面是适应产业融合发展的新常态，在不断地技术更新、要素提升、市场创新和消费升级等动态产业环境下，产业处在一种不断融合发展的过程，特别是随着信息经济和知识经济的迅速发展，产业融合的广度和深度在不断加强，由文化创意产业引领的新一轮的产业融合发展将带动更多的传统产业进入转型升级通道；另一方面是经济转型升级的新要求，经济转型的方向是集约化、低碳化、绿色化发展，这需要更多地依靠创意创新驱动发展，而文化创意产业最具有创意色彩和创新意识，同时又具有很强的产业渗透性和融合性，文化创意具有创意资源无限性、创意生产无污染、创意消费无极限等产业特征，文创产业融合将为经济发展带来一个新的高增长点，为经济转型升级创造一条新路径。这种融合发展将带来一种新的发展模式，进而构建经济发展的新范式。

（一）促进产业组织变动，形成新竞合关系

产业融合促进了产业组织关系的变化，同时改变了产业竞争格局。文化创意产业与相关产业相互融合，使得融合产业内的企业处于相互竞争的状态中，随着产业融合的不断拓展，会有更多的新进入者参与到竞争中来，从而促进了更大范围的竞争。同时，发生融合的企业间开展的广泛合作，也是另一种形式的竞争，产生一种新的竞合关系，这是一种企业建立在合作中的新型的竞争模式。

产业融合伴随着企业网络的出现，使得产业竞争表现为一种基于企业网络的竞争状态。企业网络强化了市场竞争，并使得竞争更加多样化，表现为企业网络中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网络中的企业与外部企业的竞争、企业网络之间的竞争，以及企业网络与单个企业之间的竞争等多种竞争类型（洪振挺，2013）。

产业融合中的竞争与合作，催生更多种类的融合新产品和新的服务模式。竞争效应促使产品价格下降和服务质量提升，增加产品差异性和服务多样化，为消费者提供更多的选择；合作效应促使企业提高技术水平，降低企业成本，增加文化内涵，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二）推动产业组织创新，构建产业互联体系

文化创意产业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改变了产业组织关系，新的产业组织关系要求新的产业组织模式与之相适应，从而推动了产业组织的创新。产业融合促使企业和产业边界的变化，将形成新的产业组织结构，并逐渐演化出新的组织形式。文化创意产业与其他相关产业的融合是一个交互创新的过程，创新产生的盈利激励不断扩散，使得更多的企业参与到产业融合中来，并通过价值链联系起来，从而构成一个网络型组织。网络型组织是信息化动态环境中与产业融合相适应的一种组织形式。网络组织是一种适应知识社会、信息经济与组织创新要求的新型组织模式，它能够使组织更好地应对复杂的不确定性的环境变化（周振华，2013）。

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为文化创意产业的融合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技术环境，并产生了基于文化创意与科技融合基础上的多种业态的融合发展，尤其是数字技术和互联网经济的发展，物联网使商品互联，网商平台使得更多的人能够参与到生产领域的创意设计来，文化创意的融合还是一种思维的互联；因此，建立在商品互联、人的互联和思维互联基础上的产业互联成为产业融合发展的一种常态组织形式，推动了产业组织的创新发展，传统的产业组织模式向网络型组织发展，产业互联体系得以构建并迅速发展，进而产业结构也相应地调整。

（三） 创新产业空间组织，促进产业融合性集聚化发展

从理论上说，产业的演进具有空间集聚发展的规律，从实践上看，产业集群发展表现为空间的集聚，在政策推动下，工业园区的招商引资和文化园区的规划发展都是要促使产业集聚发展。产业聚集发展，一方面，有利于产业链的衔接，提高经济效益，形成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另一方面，产业集聚也会促使产业的融合发展，形成协同经济和融合经济。因此，文化创意产业与相关产业的融合发展，是在现有的文化创意园区的集聚发展和工业园区的集群发展基础上的更进一步的融合性集聚化发展，顺应产业发展新趋势，创造产业发展新模式，使经济效应得到最大化发挥。

四、文化创意产业与相关产业的融合推进经济集约化发展

文化创意产业具有高知识性、高增值性和低消耗、低污染等特征，其本身就是一种集约型产业，通过把文化创意融合渗透到传统产业的各个产业链环节或者延伸发展新的产业环节，可以促进创意设计、绿色生产、文化营销、高端发展，提高融合产业的附加值和集约化程度。

（一） 提供大众创业战场，发展创造型经济

文化创意产业与相关产业的融合发展为大众业创提供了新战场，为知识经济融入提升传统产业开辟新的市场空间。当前的大众创业，更多的是在新兴领域的创造活动，而巨大的市场空间是在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的市场融合领域里，其中文化创意产业是大众创业的主要阵地。产业融合提供的广阔市场空间为大众创业提供了可能性，进而为创造型经济的发展奠定了产业基础。

（二）营造万众创新氛围，发展创新型经济

推动文化创意产业及其与相关产业的融合发展就是要营造一种创意创新氛围，让创意创新变成直接生产力，引领新经济。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本身就是一种创意创新型经济。鼓励文化创意与相关产业的融合发展就是要推动创意设计在传统产业环节的创新创造作用，改变传统的生产方式和产品结构，建立新的生产体系和服务模式，引领新生需求，发展创新型经济。

（三）发掘文化创意资源，发展人文型经济

文化创意产业与相关产业的融合发展，为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多元的发展载体和广阔的市场空间，使文化创意资源得到高价值的体现。随着融合发展的深植入和广覆盖，越来越多的文化创意资源将得到发掘和充分利用，真正使文化创意资源成为重要的产业要素，不断提高文化要素在经济发展中的比例，推进人文型经济的发展。

（四）推进低碳环保生产，发展绿色经济

文化创意的低消耗、低污染特征，使得其与相关产业的融合可以推进清洁生产、节能设计、环保消费等产业链的低碳化，促进经济的绿色化发展。此外，产业融合发展带来的文化资源的开发、文化环境的建设和文化生态的发展，为绿色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关键要素，有利于绿色经济的构建和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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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东方文化与城市发展研究所课题组文化驱动新型城镇化研究[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14

[3]陈柳钦产业融合效应分析及我国的应对措施[J].经济前沿，200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