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社会学论文篇1

1.第一层级：网络传播中的“三俗”随着网络的普及尤其是微博、微信等微技术的广泛应用，庸俗、低俗、媚俗之风在网络媒介的不同样式和各种社交平台中肆虐横行，人们的日常生活被大量无用信息层层包裹，格调低下、粗制滥造的文字图像泛滥成灾，以文化作品传播为例，我国数百个电视频道的网络平台，每年播放数以千万计的文化节目，色情、娱乐绯闻铺天盖地，理性信息的获取和传统社交方式变得困难重重。2010年起，中央高层发声，从中央到地方重拳整治广电和文化系统的“三俗”之风；2013年起，宣传文化部门和新闻媒介着重开展网络乱象清理行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在全国开展打击互联网传播色情及低俗信息专项行动，网络传媒生态和社会舆论格局得到较大程度改观，但哗众取宠的“标题党”现象、搜索引擎网站中格调低俗的广告图片信息仍时有出现。

2.第二层级：网络传播中的舆论暴力近年来，个别事件引发网民非理性围观最终形成网络舆论暴力的事件时有发生，网络舆论暴力主要表现为以恶毒语言侮辱谩骂和以“人肉搜索”等网络过激行为形成网络舆论集结，从而对当事人进行“通缉”和“追杀”，如2007年“铜须门”事件、2008年“人肉搜索第一案”、2009年“70码”事件（胡斌案）、2010年“我爸是李刚”事件（李启铭案）、2013年广东陆丰少女自杀事件等，几乎每年都有引起严重后果和社会广泛反响的网络舆论暴力事件发生。虽然巨大的网络申讨声浪有时也表现出一定的积极因素，如2009年“天价烟”事件（周九耕案）、2012年“表哥”事件（杨达才案）等，都是由网络舆论最先揭开贪腐面纱，使网络舆论表现为反腐的一把利剑，但网络申讨的无序性和不确定性极易伤及正常的社会秩序，由网络舆论暴力导致的媒介审判严重干扰司法的独立性，典型的个案如胡斌案、李启铭案，本来是普通的交通肇事案，但提前于法庭审判的网络舆论审判使得司法不可避免地受其左右，从而影响司法公正。

3.第三层级：网络谣言和网络诽谤网络谣言指的是在网上传播未经证实的特定信息的行为，近年来频发的网络谣言主要出现在公众关注的自然灾害、公共卫生、食品安全等社会公共安全领域，多由部分网络“大V”恶意歪曲或捏造事实在信息网络上散布经网络水军传播扩散而成，网络谣言严重损害公共利益，危害社会稳定。如2011年日本大地震引发核泄漏后的谣“盐”风波引起了大规模的抢购食盐事件和民众生存恐慌，2012年葡萄致癌谣言导致宜春袁州区葡萄滞销。网络诽谤则指在网上歪曲或捏造事实损毁他人名誉的一种侵权行为，如一些网络在线论坛、新闻组、公告板上的人身攻击、恶意灌水、煽风点火等不良行为，不管是否具有实质恶意，都触及到了网络诽谤的边界。网络诽谤由于网络空间的多重特性给受害人造成的伤害远比普通诽谤严重，因而具有实质恶意的网络诽谤被点击、浏览、转发达到一定的量，被认定为“情节严重”的，甚至构成犯罪。2014年宣判的“秦火火”诽谤、寻衅滋事案件，就是网络诽谤超越伦理道德失范的范畴构成违法犯罪的典型案例，从2011年到2013年，秦志晖、杨秀宇等人组成网络推手团队，以“秦火火”、“立二拆四”为网名，组织网络“水军”长期在网上炮制虚假新闻，利用热点事件进行自我炒作，攫取非法利益，包括严重诋毁雷锋形象，贬损杨澜、张海迪名誉，捏造“7•23”动车事故国家花两亿元天价赔偿外籍旅客的谣言等，引发大量网民对英雄形象、公众人物和国家机关公信力的质疑，严重扰乱了网络秩序，造成恶劣社会影响，最终构成刑事犯罪。

二、传播社会学视角下网络传播伦理失范的深层原因

数字技术操作上的低门槛瓦解了精英传播的话语霸权，互联网传播的草根性和超现实想象一开始就以叛逆的姿态出现，这是网络传播伦理失范的技术原因；传媒业的过度产业化和市场逻辑是网络传播伦理失范的经济原因；媒介管理领域互联网空间管理的相对空白是网络传播伦理失范的制度原因。但从传播社会学的视角看，我们可以发现，网络传播伦理失范反映的技术、市场、制度背后是深刻的社会问题，反映的是传播中社会关系、社会结构以及相关社会角色的不平衡和缺失问题，具体而言，社会关系上中国社会转型期由于经济政治资源分配不平衡、权力信任危机导致的民众的普遍性社会焦虑、社会结构上中层组织的匮乏、社会角色上知识分子在新媒体环境中的集体失语，是网络传播伦理失范的主要社会原因。

1.从社会关系看，网络传播伦理失范是中国社会转型期中下层民众普遍性社会焦虑的新媒体镜像反映处于社会中下层的民众，包括一般办事员和职员、个体户、无业游民、农民工、下岗工人和城市低收入者等，他们具有不同的职业面貌和身份，并不具有统一的阶层特征与共同意识，内部差异性大，但就共同性而言，他们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经济政治资源少，在现实生活中缺乏公共话语平台和利益表达渠道，社会地位不高。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平稳发展，中下层民众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但由于转型期社会权力、社会资源占有和分配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社会结构重大变迁所造成的不平衡性和不确定性，他们仍然感觉到社会存在诸多不平等。在单向度的决策思维下，决策过程的不透明也引发了民众对权力的信任危机，从而导致社会关系的结构性紧张和民众普遍性的社会焦虑。如中国PX项目相继在厦门、大连、宁波引发抗争，并在昆明、彭州等地遭到公众抵制就是典型的案例。互联网门槛的低准入使这些在现实政治和经济社会中被拒之于主流话语权门外的阶层获得了自我地位确认的机会和可能，网络信息环境的开放、民主和宽松使他们的意志充分得以表达，对大众情绪与平民价值的认同和对精英传播与主流话语的排斥，以及以“社会共识”的面目营造民间舆论场，激烈抨击那些道德假想敌，是他们释放生活压力、表达社会焦虑和宣泄对现实生活不满的一个出口。除少数恶意炮制谣言的网络推手外，传播网络谣言的多数网民并无显著不良动机，谣言只所以得以生成和传播，在于它们所体现出的价值判断往往暗合了民众对以往社会问题的集体记忆和对当前社会关系的认知偏向。

2.从社会结构看，网络传播伦理失范暴露出中国社会中层组织的缺失中国宏观社会结构长期以来只有两个层级，一层是国家，国家控制几乎全部的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另一层就是民众，作为国家与民众的中介———社会中层组织，改革开放以后尽管发展较快，据2009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报告，全国共有社会组织43.1万个，社会社团23.9万个[9]，但相对于泱泱人口大国比例偏小；从类型看，行业协会构成注册社团的主体，2001年，这一比例达到45%[10]，而如环保、慈善等公共事务管理、公益服务等方面的组织处在散、小和在民政部门无登记的状态，这反映了中国市场化发展下政府一个时期的偏好。社会组织数量不足和结构性的缺陷，导致了中国社会组织对政治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无论在“外在”效应（如平衡国家权力和公共话语传播）还是在“内在”效应（如发挥社会资本效用）等方面都是有限的。美国社会学家康豪瑟（WilliamKornhauser）在《大众社会政治》一书中指出：政治精英-中层组织-民众三个层级是构成一个发育良好的社会不可或缺的要素。发达的社会中层组织能为民众与国家对话提供平台和管理国家难以涉及的领域，具有促进组织成员互相交往和交流以及提高成员政治参与能力、促进公众认同等多重社会功能，从而摆脱公众被集体动员进某一情境中去的困境，起着社会稳压器的作用。中国社会中层组织在数量、多样性和发展程度上的不足，导致了社会成员与政治精英之间有机联系和沟通渠道的缺乏，而网络媒介的扁平化、普及化、匿名性、虚拟性和强大的传播力使民众极易被非理性地大量动员进同一个运动中去，网络传播伦理失范成为必然。

3.从社会角色看，网络传播伦理失范背后映射出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在新媒体时代社会角色担当的不足和网络公共话语的集体失语社会角色一般指人们对具有特定身份的人的行为期望，社会角色构成社会群体或社会组织的基础。知识分子在西方语境中即“intellectual”，有学者将其译为“智识者”，认为其原意基本上指的是一种类型的群体，这些人具有真知灼见、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以理性给人启迪，从而产生影响并获得超出一般人的社会荣誉[11]。中国学界在接受西方“智识者”观念的时候，一般主张萨义德（E.Said）等西方学者的观点，将其界定为社会中具有特定公共角色的个人，具有批判精神、对公共领域的关怀和对政治事务的介入，是“智识者”的重要特征。本文认同中国学者的一般主张，认为知识分子应是具有担当精神的社会公共角色。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成长起来的当代知识分子，有着时代特有的人文关怀和道义担当，但他们在网络传播上却未能作为一个知识阶层起到应有的社会批判和价值引领作用。知识分子网络公共话语的失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知识分子网络参与占比不足。《第3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14）显示，从年龄结构看，网民群体主要以青少年为主，30岁以下占比为57.2%，其中20岁以下占比26%；从学历结构看，初中学历及以下人群占比为47.9%，大学本科以上仅占10.8%，《报告》指出，从趋势看，中国网民继续向低学历人群扩散。二是参与和使用互联网的知识分子公共话语表达不足。尽管一批知识分子正以博客、微博意见领袖身份，参与公共话语的表达，“在各种言论中扮演着社会批判者和道义担当者的角色，如对旧有体制的抨击、对道德缺席的反思、对失败教育的谴责等”，“但人数并不多，且先后卷入各种是非争端中”；从不乐观的情形看，网络新媒体一方面出现了知识分子“对非理性微博场域的迎合”和“虚妄的公共性”，另一方面是“传统人文知识分子延续性归隐和缺位”[12]，惯习使他们擅用纸媒等传统媒体进行话语表达，而对网络这种新媒体更多以旁观者的身份参与。而一批在中国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的年轻知识分子，他们获得经济和社会地位的提升为时不久，由此带来的荣光使他们着迷于时尚与趣味文化的消费，他们虽然拥有知识，却缺乏社会批判的精力与意愿；相对集中的大学生网民群体，他们青春热情、个性张扬、关心时政，但他们对网络的使用主要以娱乐、交际、资讯搜集为目的，有学者调查发现，大学生对于网络论坛、微博、博客等网络传播行为，虽然保持较高关注，但相当比例的人选择潜水，经常参与的并不多，而且由于大学生自身网络素养尚不成熟，极易受到舆论的影响导致传播失范，尚不具备智识者所应有的公共批判性。公共话语的集体失语使知识分子在网络传播领域“智识者”角色的光环黯然失色。

三、传播社会学视角下网络传播伦理失范的治理

2013年以来，我国从国家层面加强了对网络的基础管理、内容管理和行业管理，在引导网上舆论工作、规范完善网络视听节目管理、防范和打击网络有组织制造传播谣言等违法犯罪活动、健全网络突发事件处置机制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采取了一系列专项行动，如依法封闭部分微信自媒体账号，严惩制谣传谣的网络推手“秦火火”、“立二拆四”等违法犯罪团伙，查处或关闭快播公司、人人影视、射手网等一批涉黄、涉暴、涉恐的知名机构和网站，关停迅雷弹窗服务，清理关闭色情信息账号等等。刚性治理对网络传播失范问题形成了强悍的威慑力，网络空间和网络生态走向清朗。但从传播社会学的视角观照，网络传播伦理失范的治理，有赖于更和谐的传播社会关系、更合理的社会结构以及更明晰的社会公共角色的建构。其中，纾缓民众社会性焦虑、缓解社会结构性紧张需要公共行政部门主动建构公众传播的网络社会空间；社会结构的合理完善需要社会中层组织的大力发展并在公共事务管理和公众传播中发声；新媒体环境下社会公共角色的建构需要知识分子的“智识者”担当。

1.缓解社会关系的结构性紧张，需要公共行政部门主动建构公众传播的网络社会空间对公众的关注和关怀体现一个社会的人本取向，也是和谐社会关系建构的根基。社会心理学家塞奇•莫斯科维奇（MonsieurSergeMoscovici）在研究群体行为时指出，对于群体行为的任何误解或忽视，可能就意味着对当代世界的极端无知，因为这个世界的主要特点就是制造群体社会，而民众就是这个社会的主角。社会公众是变动不居的存在，其作为一种群体性的社会身份更多时候是被动员和“询唤”出来的，通过询唤而被规范化的网络社会大众比作为社会实体存在的公众往往更强大。社会焦虑是社会结构性紧张的表现形式，指征了公众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参与愿望和诉求表达，在信息化时代，网络社会的扁平化结构使直接民主成为可能，有学者指出：社会热点事件的利益相关者及支持者倾向于利用网络作为唤起公众舆论同情和政府关注的最优方式，为此，公共行政部门有必要摈弃单向度决策思维，主动为大众政治参与打开一扇机会之窗，为公众参与公共讨论提供全面而平等的机会，从而构建宽松和谐的社会关系。公共行政部门可从三方面建构公众传播的网络社会空间，一是直接搭建网民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网络平台，以公众为导向，以再造组织结构、促进公共利益、推进公共服务以及促进民主价值为目标，以政务信息公开、在线办公和公众参与为核心内容，对政府门户网站和电子政务系统进行准确的功能定位和内容架构，尤其要重视公众参与的设计、建设以及为网民所喜闻乐见的业态、文风、语境建设，注重利用政务微博、微信、网站论坛等新媒体形态建立官民网络平等对话机制，使网上政务、网上、网上问政听证和网络受理等成为常态。二是要善于与非政府门户网站合作打开民声通道，畅通民意诉求渠道。如做客知名网站与网民对话，以更开放、更理性的心态听取不同意见，直面公众质疑等，让公众在经常光顾的综合门户网站中接受公共行政部门和政府官员的主动询唤，让社会在个体身上充分在场，从而使公众社会焦虑在公共行政部门主动开放的网络空间中得以纾缓，降低社会风险。三是要善于借力网络“大V”建构公众传播的网络社会空间，网络“大V”作为网上公众人物其影响力不可小觑，公共行政部门要善于与其主动沟通，使其在网络社会空间发挥情感动员和询唤的正向功能、减少负面影响，对部分网络“大V”主观恶意的网络传播伦理失范行为引发的则要通过国家政权的强制力和法治手段加以管制和规约。

2.大力培育和发展社会中层组织是预防和治理网络传播伦理失范的固本良方和谐的社会结构应该是以中间阶层为主体，而上层和下层比例都较小的“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结构，这需要政府加强城乡统筹、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来实现。但这不是一蹴而就的，大力培育和发展社会中层组织，则是短时期可行的社会治理模式。当前，我国应大力引导和促进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和中介机构等多类型中层组织的发展，充分发挥中层组织制度化关系网络的功能，让广大民众通过成为组织成员促进信息交流、获取社会资本、推进自发合作，开展公共话语传播，从而在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中发挥作用。政府则要加快转变职能，厘清政府权责边界，要向企业放权，培育企业成为真正独立的市场主体；要向公众放权，扩大公众的现实社会参与；要向社会放权，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商会、准政府组织、群众团体、中介组织、草根社团、虚拟社团等各种社会中层组织的作用。第三个放权关键在于政府要向社会中层组织开放更多的公共资源和领域，为社会组织的发展壮大和参与社会管理让渡包括舆论空间在内的社会空间，让社会中层组织切实承担起社会公共性事务服务职能、部分行业管理职能、社会慈善和社会公益职能、决策评估职能、公权力监督职能等，减少社会性矛盾和冲突的囤积，加强实体社会的公众政治参与和传播疏导，从而从根本上解决网络虚拟社会的传播失范问题。

传播社会学论文篇2

社会资本，是社会学领域的一个常用术语，社会资本理论为考察和研究社会现象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视角。简单而言，社会资本指通过社会联络而获得的各种资源，它从人的社会关系角度着眼，通过参与某个组织或成为某一社会网络的一员来获得某种利益[1]。这一概念和马克思提出的“人的本质是其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观点非常近似。

互联网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重要成员，它的出现不仅改变了人们的信息交流和信息获取方式，更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人们新的沟通习惯与社会参与方式。但学界在互联网对人们社会资本影响研究方面一直存在争议。2000年SIQSS通过对4000多个成年人的跟踪访问研究，认为互联网虽然可以给人们的生活带来极大的便利，但同时也剥夺了人们大量的时间。因此，互联网被研究人员认为是一种“致人交往产生疏离感的技术”。大学生作为互联网最忠实的用户，他们比普通用户更容易受网络影响，由于长时间沉溺其中，更容易疏于与他人交往，产生孤僻感，不利于其人际关系的建立。但也有学者持相反观点，他们认为网络可以为大学生的学习生活和日常交往建立一种全新的环境，他们可以利用网络丰富的信息资源提高自己的综合能力；利用互联网快捷的沟通工具，可以加强与同学在现实交流中所建立起来的关系；另外，大学生最热衷于与网友分享自己的兴趣爱好，因此互联网可以增加大学生的社会资本。

本文希望通过对大学生网络使用动机、网络内容偏好、网络依赖程度三个方面的研究分析，探索互联网与大学生社会资本之间的联系，旨在为网络对大学生群体影响的矫治提供新的思路。

网络使用动机与大学生社会资本

大学生网络使用动机指大学生对网络表现出来的一种欲求，他们对未知世界拥有强烈的好奇心，互联网正是提供其探索的理想乐土。但是，大学生生理和心理都正处于发展阶段，他们缺乏社会经验、人际交往能力、鉴别能力和自控能力等，错综复杂的网络信息加上大学生上网自由且缺乏监管等特点，使得许多大学生很容易迷失在虚拟的网络世界中，这严重影响了大学生的身心健康，浪费了大量宝贵的学习时间。这种影响主要是因为大学生群体自身的特殊性，他们易受到互联网正负方面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2]：

第一，学习智力发展的需要。当今世界，科学知识急剧膨胀且更新越来越快，社会也钟爱于综合素质强的人才，这对大学生提出了从未有过的严峻考验，使其不能仅仅满足于课堂内局限的知识，更为重要的是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作为高科技的产物——互联网，可以提供即时学术信息、娱乐信息、经济信息及其他各种各样的信息，内容丰富且更新及时，拓展了大学生的知识视野，满足了大学生的求知欲望、学习兴趣和探索精神，大学生对互联网表现出高度的认同度和浓厚的参与热情。

第二，强烈的好奇心和较弱的控制能力。大学生的思维活跃，富有想象力，勇于探索和创新。他们对新事物表现出极大的好奇心，如网络游戏、色情网络等。网络丰富的资源，给大学生提供了广阔的涉猎空间。而网络内容是多元且复杂的，网络行为又是自由和隐蔽的，对于相对缺乏社会生活经验的大学生来说，他们鉴别事物的能力和自我控制能力相对较低，网络无疑为滋生心理问题提供了温床。由于互联网内容混杂，有的大学生固然知道不对，但在强烈好奇心的驱动下，还是对一些不健康的游戏和网站不能克制，抱着试试看的心理，结果却沉溺其中不能自拔。

第三，迫切的交往和逃避现实的需求。大学生重视感情，爱好幻想，受到挫折容易逃避，在现实人际交往上通常表现为理想化，喜欢按自己的意志去交往。但在现实的交往过程中，大学生常会因自身条件不足而导致在现实生活中出现人际关系紧张等问题，从而处于长期心理压抑和焦虑中，滋生心理障碍。而互联网社会是一个自由、平等、民主的虚拟社会，为了寻求心理平衡，他们更会到网络社会中去寻找知己、寻找关爱。网络交流方式去掉了大学生现实交往过程中受影响的容貌、学业、财富、地位等因素。网络为大学生自我实现创建了一个恰到好处的距离：既可以直接交流，又可以保留自己的隐私。

祝建华将上网动机分为了解最新国内外新闻资讯、获取相关工作信息和个人生活信息、进行网络娱乐、表达分享个人观点，以及增进人际关系等[3]。Shah等学者研究发现信息搜集类活动会提升大学生的生活满意度，同时有助于他们的人际信任，增加其社会参与度；而沉溺于网络聊天和网络娱乐的大学生，其参与社会活动程度、人际关系和对生活满意程度皆偏低。徐梅通过研究认为，互联网的“人际交往动机”会使大学生的交往方式单一，更易于情绪化，逃避现实；而“获取信息动机”则有利于开阔知识视野，培养大学生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笔者综合前人研究认为网络使用动机可以分为获取信息动机、娱乐消遣动机与人际关系动机，并推断“获取信息动机”有利于大学生不断积累社会资本，为积极性动机；而“娱乐消遣动机”和“人际关系动机”则不利于大学生社会资本的积累，为负面性动机。

网络内容偏好与大学生社会资本

随着互联网在世界范围内迅速普及，今天它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网络已深深渗透到了政治、经济、文化、娱乐以及人际关系等各个领域，互联网俨然成为一本信息极其丰富的百科全书。由于从互联网上获取知识方便快捷且信息全面，这给大学生获取知识相比从传统图书馆检索带来更高的效率。但网络就像是无际的海洋，既蕴藏着丰富的宝藏，也暗藏着危险的暗礁。网络上海量的信息一般处于无序状态，凭借现在的网络信息管理技术及相对于薄弱的网络管理法规，要进行全面有效的监管几乎是不可能的。缺乏有效的制度保证导致网上的信息良莠不齐，一些色情、暴力和反动的负面信息泛滥。对于处于获取知识欲望最强烈的群体——青年大学生，对网络内容的选择能直接反映他们的心理需求并对行为产生重要影响。

由于网络动机和需求不同，大学生使用网络内容也会有所不同，如有人是为了休闲娱乐，有人则是要获取最新新闻或下载软件等。CNNIC在2007年的调查认为，互联网的功能主要有四个方面：娱乐消遣、人际沟通、信息获取和生活助手功能。大学生常用的娱乐消遣应用主要有网络游戏、网络音乐、网络电影和电子杂志等；起着人际沟通作用的网络应用主要有即时通信工具(QQ、MSN等)、电子邮件以及新兴的微博等；获取信息的渠道主要有搜索引擎和门户网站；网络生活助手主要有在线教育、网上购物、网上求职、网上预订、网上银行等[4]。对于大学生而言，互联网中各式各样的应用最喜欢的还是娱乐工具，其次是沟通工具和新闻信息，生活助手最为次要。他们对网络娱乐内容的偏好远远超过其他任何一种功能，就连信息功能也在其之后。

网络内容偏好与社会资本有着紧密联系，人们对媒介内容选择偏好不同，将导致个体的社会资本积累形式和程度也不同。近几年，关于大学生的网络内容偏好与网络依赖、网络成瘾与大学生心理状态关系的研究越来越多，相关研究表明网络依赖、网络成瘾与大学生心理状态、大学生人际关系、社会交往等社会资本有着显著关联。网络娱乐倾向严重的大学生易于幻想，不甘于现实的平庸，这将对现实人际交往产生阻隔和社会参与日益疏离，不利于其社会资本的积累；相反，新闻资讯类内容偏好大学生具有获取新知识、新信息的冲动，他们更加积极乐观且更加现实，在人际交往中表现得更加理性，具有较好的人际信任、人际交往、社会参与和生活满意度，这将更利于其社会资本的积累[5]。因此，笔者认为，大学生的网络内容偏好会显著影响其个人的社会资本积累。

网络依赖与大学生社会资本

Potera描述网络依赖者为“难以控制自己上网的欲望，上网时充满自信，感觉到无比快乐和平静，沉溺其中；一旦离开网络，则会感觉空虚、焦虑，甚至会产生抑郁感；由于热衷于上网而无暇顾及亲人和朋友，疏离现实社会活动”[6]。Kimberly Young的相关实证研究也表明，过度网络使用者存在社会参与度降低和有社会行为退缩的倾向[7]。

我国大学生网络依赖者由于长时间面对电脑屏幕，很少参加体育锻炼，久而久之，身体出现食欲不振、疲惫乏力、睡眠困难并产生如视力下降、腰椎及颈椎病变等。他们喜欢自闭，疏于与他人沟通，对现实社会交往逐渐失去兴趣；心理则日渐脆弱和扭曲，表现出情绪低落、孤独、抑郁等，脱离社会，网络游戏依赖严重者还会表现出暴力等犯罪情绪。生理及心理的变化导致大学生学习效率降低、人际关系出现障碍等现象[8]。随着互联网与大学生日常生活交织越来越密切，网络依赖问题必须引起教育界和社会足够的重视。

每个人可供支配的时间资源是有限的，由于对互联网的过度依赖将减少其可供利用的空余时间，从而减少网络使用者与社会接触的机会，降低了社会参与度并可能影响到心理健康水平，这将严重影响大学生社会资本的积累。笔者研究认为不同上网程度的大学生人际关系存在显著差异，过度上网爱好者的人际信任水平普遍低于非上网爱好者。由于沉溺于网络，使得大学生与现实生活逐渐脱离，乐于活在虚拟的自我世界中。作为正常社会活动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人际交往，也难免因网络依赖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大学生对交往失去兴趣，交往能力和技巧也逐渐降低等。网络依赖程度愈高，大学生的人际交往和社会参与机会愈少，且人际信任与生活满意度愈低，不利于社会资本的积累。

结语

从互联网发展趋势来看，随着网络覆盖面的不断扩大和信息更替的加快，互联网将会对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产生越来越深远的影响，生活在当代的大学生，将与互联网一起成长。笔者认为网络对大学生社会资本的影响，主要还是扮演着一种积极和正向的角色。但对其“利与弊”的争议和其负面功能也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和对现实社会的全面渗透，人们对互联网的认识将更加全面和理性。网络时代的人生观、价值观都会呈现出一系列新的特点，对大学生学习生活会产生相应的影响，带来新的研究课题，我们对此现象应该做出积极的、超前的应对。（来源：新闻爱好者 文/黄浩锋 作者为江西理工大学数字媒体艺术专业教师 编选：）

(本文为江西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2011年度课题立项项目“互联网使用与大学生社会资本研究”成果之一，项目批准号：004)

参考文献

[1]马得勇.社会资本:对若干理论争议的批判分析[J].政治学研究，2008(5).

[2]乐灵.互联网背景下的大学生发展研究[D].武汉理工大学，2007.

[3]祝建华.近五年来青年网络研究述评[J].中国青年研究，2003(12).

[4]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07-07.

[5]柯惠新.网络传播与个人创造力.中国传媒大学“382人才工程”资助项目.

传播社会学论文篇3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7）07-0148-05

从目前的传播学研究来看，对实际应用的层面关注的比较多，而对传播的本质、传播的哲学思考则比较少。在人类越来越依赖于传播的发展过程中，仅从操作层面去审视传播已显然不能解决更深层次的问题，我们必须从传播活动的本质、传播对整个人类社会的根本影响上，来审视一切传播现象。在这里，我们试图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认识人类传播的意义，为当前的传播学研究提出一种新的视野和理论范式。

一、文化人类学与传播学的理论渊源

尽管文化人类学与传播学不管是在学科领域、理论背景、发展历史、实践功能等方面都看似风马牛不相及，但如果深入研究的话，就可以发现这两者之间还是存在着某些理论渊源的。①

在文化人类学的各种理论中，最容易与传播学产生关联的是文化人类学的传播论学派。传播论学派（diffusionist school）是西方文化人类学的一个重要流派，大约19世纪末20世纪初形成于德国，后又影响到美国和英国。这里“传播”的英文词为diffusion，是一个取之于物理学的概念，是“扩散”、“漫流”的意思，与现在传播学中的英文词communication有所区别。但它们所关注的对象都是人类文化，即在研究对象上基本是一致的。这无疑为文化人类学与传播学架起沟通的桥梁创造了很好的理论前提。

文化人类学的传播论学派基本上可以分为两个流派，一是以德国、奥地利为主的历史传播学派，另一个是英国的极端传播学派。就学术渊源而言，德、奥传播论学派的理论先驱是德国的人类地理学家F・拉策尔（1844－1904），他通过研究地理环境与人的关系，论述了人种、文化的变迁，“其著作中已经提示了一种传播模式的思想，是为后来传播主义人类学思想的端倪。”[1] （P114） 这一学派的中坚人物是格雷布内尔和施密特，他们把文化现象看成是独立自在的东西，认为每一种文化现象（包括物质文化、社会制度以及意识形态领域的内容）都是在世界某一个地方一次产生的，然后开始向外传播，与其他文化结合，从而形成一定的文化圈。这种文化传播、借用和被借的过程，便构成了文化历史的基本内容。英国的传播学派的理论支点在于：埃及是人类一切文明的惟一摇篮。其代表人物是极端的传播论者里费斯，他认为世界文明都是由埃及传播而来，即所谓的“泛埃及论”。尽管这个学派的观点十分武断和偏激，但还是对后来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美国，以博厄斯为首的一批人类学家对这种观点进行发挥和改造，提出了“文化区”的理论，其实质是多中心传播论，主要研究各种文化现象之间的相异之处与互渗影响。对于文化人类学中的传播学派与现代意义上的传播学之间的关联，中国学者刘强认为：文化人类学中的传播学派，在对文化传播进行了许多有价值的实证研究的同时，第一次触及到了人类文化中的传播问题，“这不仅是对文化人类学理论的重要贡献，应该说也是现代传播学思想的滥觞。”[2]

在文化人类学的传播论学派产生之前以及之后近百年的发展史上，文化人类学曾出现过各种不同的理论流派，比如进化论学派、历史批评学派、文化功能学派、法国社会学派、结构主义学派、新进化论学派等等。如此众多的理论流派，预示着文化人类学完全有能力为现代传播学提供更为丰富的理论资源和知识储备。

从另一个理论层面上看，文化人类学又包括三个不同的学科：一是考古人类学；二是语言人类学；三是社会文化人类学。社会文化人类学关心的是人类社会与文化的传承问题，包括民族学和民族志两个方面。民族学是社会文化人类学中最大的分支，以系统与比较的方法来研究现存文化的类型及其发展过程；而民族志主要是收集各民族的文化资料，详细描述和记述各个社会的文化及其过程。在实际研究中，这两者通常紧密结合在一起。文化人类学的几个不同学科分别使用着不同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同样有理由、也有能力成为现代传播学研究的理论资源和知识储备。

20世纪上半叶以来，现代传播学的兴起和发展也表明，该学科一直都在有意无意中借鉴和吸收着文化人类学的知识背景和理论资源。传播学的集大成者施拉姆曾引用了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萨皮尔的观点说:“每一种文化形式和每一种社会行为的表现都或明晰或含糊地涉及到传播。”施拉姆还指出:“传播是社会得以形成的工具。传播一词(communication)与社会(community)一词有共同的词根，这绝非偶然。没有传播，就不会有社区，同样，没有社区，也不会有传播。使人类有别于其他动物社会的主要区别是人类传播的特定特性。”[3] （P2-4） 在这里，施拉姆借助于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试图揭示出人类传播的本质意义，这在某种程度上直接推动了传播学与文化人类学的整合，也开启了传播学研究的新视野。

二、回归主体性：传播学关于人及其文化的研究

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传播学家们通常把传播学的母题规定为传播过程的研究，把传播学的主题界定为研究某个人传递刺激以影响另一些人行为的过程。这些研究取得了重要的成果，但却有意无意地淡化了传播活动的本质――人的一种生命活动，在不同程度上忽略了传播活动的主体――人。

当然，也有学者提出了传播学研究中人本主义转向的重要性，比如施拉姆就曾指出：“我们研究传播时，我们也是研究人――研究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他们所属的集团、组织和社会的关系；研究他们怎样相互影响、受影响，告知他人和被告知，教别人和受别人教，娱乐别人和受别人娱乐。要了解人类传播，我们必须了解人是怎样互相建立联系的。”[4] （P4） 根据这种观点，他把自己所进行的传播研究称为人类传播研究。虽然施拉姆对“人”这一主体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但其缺陷仍然是显而易见的。中国传播学者胡翼青一针见血地指出：尽管经验主义传播学在关注人的方向上已经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但它还是不可能彻底超越自己。原因是不管是实证主义还是后实证主义，其理论假设都对人复杂动机的研究一筹莫展。因此，“施拉姆的传播学研究就始终没有真正建立起关于人类传播的理论体系，他的研究体系依然不得不遵从经验主义的假设和基本理论框架，他并没有真正实现着重研究人的理想。”[5]（P207） 针对这种状况，胡翼青提出了以“人”为核心的传播学研究理念。他指出：经验主义和技术主义的人文主义转向，传统与批判两大学派的融合，预示着传播学未来的出路，而“信息人”将成为未来人本主义范式的研究核心，多元方法论将成为未来人本主义范式的研究路径。胡翼青基于人类信息传播发展历史提出了“信息人”这一具有普适性的概念，这种以“人”为核心的传播观念，无疑对传播学研究及其学科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但问题在于，对整个传播学研究而言，我们是否应该有更为广阔的视野呢？关于人的本质，我们是否应该有更为深刻的认识，从而推进传播学研究对“人”这一主体性的回归呢？我们认为，文化人类学恰恰在这方面为传播学提供了理论借鉴，同时也提供了开启传播学研究新视野的可能性。

在文化人类学看来，人既是文化的创造者，同时也是文化的产物。当代人类学大师克里福德・格尔兹说，人是一种编织意义的网而又囿限于其中的动物，这个意义的网，即是文化。他认为：“文化是一种通过符号在历史上代代相传的意义模式，它将传承的观念表现于象征形式中。通过文化的符号体系，人与人得以相互沟通、绵延传续，并发展出对人生的知识及对生命的态度。”[6] （P250） 从这个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出，文化成为人类本质最重要的展现。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可以说，文化是如此重要，必然成为任何社会科学门类所无法规避的话题；同样，文化的范畴是如此深刻和广泛，也必将为任何社会科学提供广阔的研究空间。当然，对传播学研究而言也不例外。事实上，对于人类“文化”与“传播”之间的关系，一些当代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都给予了高度的关注。比如莱斯利・怀特在考察人类文化的发展进程时，就发现了人类传播行为的巨大影响:“人们逐渐认识到，文化是一个连续统一体，是一系列事件的流程，是一个时代纵向地传递到另一个时代，并且横向地从一个种族或地域播化到另一个种族或地域。”[7] （P23） 哈里斯则更为直接地指出：“要说明社会文化的差异和相似，最有力的解释是传播。”[8] （P187） 而露丝・本尼迪克则强调说:“在对文化整合进行理解时，有一个社会事实必须予以考虑，这就是传播的意义。”[9] （P2） 显然，人类文化与传播之间的内在关系，使得建构文化人类学与传播学之间的理论桥梁变得更为容易了。

文化人类学对现代传播学的影响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传播学对文化人类学理论资源的吸收和借用，这主要表现为对人及其文化的重视，也就是所谓传播学研究的主体性回归；二是传播学对文化人类学研究方法的借用和发挥。对于传播学这样有高度实践性的学科而言，方法论上的创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文化人类学与传播学研究方法论的创新

传播学研究中一直存在着欧洲批判学派与美国经验学派双峰并峙的流派结构和理论分歧。传播学中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对立的根源就在于，这两个不同阵营中的学者对传播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具有不同的预设，他们在方法论上的分歧表现为坚持人文主义还是趋向于实证主义。

人文主义主要致力于探求自然界和社会生活的客观规律，主要关心人文世界特别是人的内心世界。人文主义者认为，社会科学研究应该有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独立的方法论原则，绝不能盲目效仿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社会科学。与此相反，实证主义相信所有科学都只能采用自然科学的标准和方法。他们认为，因果律是建立在能够通过经验证实之上的，因而就排除了科学家个人的主观因素对一般规律和科学理论的影响。因此，实证主义者认为社会科学应当模仿自然科学的传统和方法，对社会现象做出因果性说明，从而使社会科学成为精密的、实证的科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传播学正是在方法论的分歧和对峙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方法论上，欧洲传播学批判学派主要继承了人文主义传统，而美国的经验学派则更多地采用了实证主义的方法。因此，在传播研究领域中，一直存在着质化研究与量化研究两大传统。质化研究方法主要包括实地调查、焦点团体访谈、深度访谈和案例研究等；量化研究方法主要包括内容分析法、问卷调查法、纵向研究法、实验研究法等。这两种研究模型的学术传统分别来自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10] 在传播学史上，人文主义和实证主义两种不同的方法论始终纠缠在一起，在冲突中走向融合，也在融合中持续着冲突，并在这两种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建构了现代传播学的理论体系。

传播学理论研究的踌躇不前，预示着方法论创新的紧迫性和必要性。这时候，文化人类学由于其研究方法的独特性，进入了传播学研究的视野。有学者指出：文化人类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相比，具有毋庸置疑的方法论优势，因为它采用第一手的、直接来自人际环境的资料，对文化的异同进行分析。如果说，社会学家依靠从问卷、访问和统计报告获得的第二手信息，历史学家在时间和空间上远离所研究的人和事，那么，文化人类学家则进行野外考察，“直接参与人们的日常活动，观察人们如何饮食、争吵、跳舞，倾听他们的日常交谈和嬉笑怒骂，并逐渐开始像他们一样地生活和从他们的角度来理解生活。”① 显然，文化人类学在方法论上的这种独特性，完全有可能为传播学研究方法的创新提供借鉴。尽管文化人类学的方法论在传播学研究中并不一定能扮演救世主的角色，但其借鉴意义仍不容忽视。

至今为止，在传播学研究领域运用得最为普遍和成熟的文化人类学方法，无疑是民族志的方法。民族志是20世纪初期由文化人类学家所创立的一种研究方法。研究者主要通过田野调查，深入到某些特殊群体的文化中去，从其内部着手，提供相关意义和行为的整体描述与分析。这种方法强调，要尽可能详细地了解研究对象实际生活的各个方面，在总体把握的基础上，有重点地进行分析与解释。这就意味着研究者必须长期融入研究对象的生活之中，成为其中的一员，并直接观察研究对象的行为，同时做出理性的判断、分析与研究。在传播学研究领域，较早使用民族志研究方法的是英国的文化研究学派。早在1958年，理查德・霍加特就把这种方法运用于其著作《文化的用途》中，这被认为“开创了英国文化研究中颇有特色的民族志传统”。 之后，民族志方法被运用于大众文化研究，并深入到传播学研究中来。伯明翰学派的学者们广泛地运用了这种方法。比如，莫利于1986年出版了《家庭电视》，在这本著作中，他真正采用民族志的方法进行受众研究，选取了18个家庭作为样本，研究者们亲自走进这些家庭中进行访问。访问既针对父母也包括小孩，一般持续一至二小时。为了留有空间进行思考、提问，整个访谈过程并没有结构化。而且，由于有其他家庭成员在场，以及对采访对象有着繁复的质询方式，莫利非常自信能获得真实的情况。通过这样一种参与观察加访谈的形式，莫利了解到了“客厅政治”对家庭收视的影响以及由此造成的不同家庭成员的收视体验。[11] 这被认为是大众传播研究领域中采用比较民族志方法的经典案例。中国传播学者郭建斌曾把经验学派的量化研究方法与民族志的方法进行比较，他认为：使用量化方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访问、调查时，所涉及的话题、问题，尽管也可以非常详细，但由于方法本身的限制，总是不全面的。而民族志方法所强调的是，尽可能详细了解研究对象实际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总体把握的基础上有重点地进行分析、解释。对传播学研究而言，“这与其说是一种研究方法的变革，不如说是一种研究理念的革命。”[12] 由此可见在传播学研究中引入文化人类学的方法，不仅在实践上是可行的，而且对传播学的学科发展乃至于理论体系的建构，都有着积极的作用。

事实上，在经典传播学研究领域里，比如人际传播、受众研究等等，民族志的研究方法也已经被越来越广泛地运用，甚至有学者提出了“民族志传播学”的概念。

四、文化人类学与传播学研究视野的拓展

基于以上的研究，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文化人类学的引进能够拓展传播学研究的新视野。这至少可以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文化人类学的引入促进了文化研究学派的兴起。这是传播学研究中最早引进文化人类学方法的领域，英国的文化研究学者理查德・霍加特和莫利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此外，伯明翰学派的另一位大师斯图亚特・霍尔。霍尔在《编码・解码》中依托于文本、关注观众解码文本的理论模式，把关注点转移到电视观众的观赏这一社会过程本身，从而获得别出心裁的研究成果。这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对莫利研究的延续。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将在未来的文化研究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第二，文化人类学的引入促进了传播学经典学派的创新和进步。民族志方法在人际传播研究中的运用，使得传播学领域产生了一个新的分支――民族志传播学，其关注的对象，就是语言社区中的人际传播。民族志传播学的先行者是著名学者德尔・海默思，他在1964年首次提出了“民族志传播学”这一术语。作为传播学的一个分支，民族志传播学有着自己的显著特征：“1. 传播实践而不是语言形式是其研究的中心；2. 在自然语境下的传播实践才是其分析的对象；3. 传播实践是具有一定模式的；4. 模式化了的传播实践是社区成员所依赖的共享资源的一部分。”[13] 由此，民族志方法在人际传播研究中的使用，有助于传播学研究者深入语言社区中直接观察搜集资料，从而揭示传播实践所隐含的模式。此外，民族志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对于大众传播研究也同样适用，并产生了诸多令人瞩目的成果。在对受众的研究方面尤其如此，以至于有西方学者把对受众的接受研究归纳为三种不同的重要范式：即接受研究、受众民族志、建构主义视野。民族志方法在受众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10] 可见，在经典传播研究中，无论是人际传播还是大众传播，民族志方法的介入都给传播研究带来了更多的新鲜内容，也促进传播学研究的创新和进步。

第三，文化人类学的引入促使了传播学研究中“仪式派”的产生。美国著名的传播学者詹姆斯・凯里在其1989年出版的著作《文化即为传播》中，对当今西方，尤其是美国新闻传播研究的发展做了理论上的综述。他认为：传播学研究领域一般采用两种观点，一是传播派，主要研究信息传播的过程，二是仪式派，他们认为新闻不是信息，人们读新闻并不是通过它了解现实世界，而是通过履行这个仪式得到类似于参加宗教仪式或民间传统活动所取得的满足和安全感。传播学者借鉴了文化人类学中的叙事文文体分析法，对新闻的叙事性质进行研究。该学派的学者认为，新闻有神话的性质，与神话一样使人们从杂乱无章的、难以捉摸的大千世界中建立起一个井然有序的、可知的主观世界，从而消除我们的疑虑，给我们一种归属感和安全感。因此，阅读和观看新闻的行为与参加宗教活动、仪式、纪念活动，有同样目的。[14] 这对传统的经验学派传播学研究格局而言，是一种突破。

第四，文化人类学的引入对当代的大众传媒研究有着巨大的贡献。关于这一点，美国学者萨拉・迪基1998年发表的论文《人类学及其对大众传媒研究的贡献》给了人们很大的启示。这篇论文以其在印度南部做的人类学研究为基础，旨在探究传媒在建构当代想象、自我和权力关系中发挥什么作用，今天的人类学家对这些过程怎样理解，以及今后的研究应该何去何从才对我们有利等问题。萨拉・迪基的研究表明：“人类学对传媒的分析越来越多，它们关心的常常是传媒中所包含的权力关系的复杂性，借助关于抵抗和统治的最新争论，说明这些观念之间的界限是可以打破的。”[15] 可见，文化人类学对深化大众传媒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新近的研究成果是美国学者柯克・约翰逊所著的《电视与乡村社会变迁：对印度两村庄的民族志调查》。本书主要采用民族志的研究方法，考察印度乡村生活的社会语境及电视在不断变迁的印度乡村中所发挥的作用。作者通过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着力于关注印度村民们的实际生活，并运用西方成熟的社会学与传播学研究方法，观察、分析电视媒介对东方社会发展的影响方面。“本书的价值在于它第一次系统地分析了电视媒介对乡村生活的影响，填补了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① 柯克・约翰逊的研究方法对当代中国传播学的创新和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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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社会学论文篇4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传播学自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进入中国以来，吸引了国人及诸多学者各方位、多层次的不同兴趣和探讨。然而，我国的传播研究先是引进、介绍西方的传播理论与研究方法，以后又多限于新闻传播的研究与媒介的运用。虽然传播学界从一开始就倡导要建立我国的传播学体系，对于传播学的学科建设、范式革命、学派划分、理论解析等问题的研究也是百家争鸣，但适合我国国情的传播学科一直未能完整建立起来，从而极大地制约了传播学在其他领域内的研究与社会生活中的运用。因此，亟须对传播学学科建构有更加明晰深刻的把握，为进一步建立我国传播学的完整体系和今后的发展取向做出积极而有效的准备。

我们认为对传播学进行学科建构和取向研究要从三个方面着手。首先强调要对“学科”本身进行概念厘清和深入研究，因为只有考察传播学是否具备成为一门学科的机制和条件，使其获得学术上的正当地位才能对其进行更为准确的定位。其次应参照其他学科如自然科学的研究层次和取向，从而对传播学学科提供可鉴模式，使传播学今后的研究取向更具系统性、创新应变性及反思性。最后在学科内容和体制有所界定的基础上，联系社会实践的内容和中国特定的历史语境不断地完善学科本身，在实践的语境中生发出多元的研究视角，获得学术领域和公众的一致认同，使传播学学科完成向“承担理论和实践双重任务的实用性学科”的转向。

一、传播学学科建构探究

学科一词源于拉丁文的Disciplina，其标准解释之一是指所有知识或学问。也可指掌握某一门学科所必需的自我克制和按部就班的品质，或培养这些品质的培训和教育过程。实际上，学科并不是建立在永恒不变的知识范畴上的，而是在不同学科之间的对话中不断产生、发展、转型和消亡的。根据美国学者Robert T，Craig的观点，有关学科的建构和合法化的有说服力的证据可以在知识、体制和社会文化背景中找到。知识方面包括古代经典和现代作品、理论、问题、分析模式等等；体制方而包括大学、系部、专业机构、资助单位、出版商、图书馆、数据库及相关的分类表；社会文化方面包括普通概念及或多或少受到文化信仰及整个社会层面习俗影响的行为。因此，学科的声音来源于其实力――其学科权威――来源于跟整个社会对话的共鸣(与诸多文化习俗和信仰相关)，也来源于其知识的独特性、发展速度及其在现有体制中的牢固地位。总之学科体现了体制、知识和文化资源的复杂整合；也调节这三者以各种方式争夺名份的紧张气氛。

我们从学科建构的这三个方面来考察传播学。首先在知识层面上，作为五花八门的资源整合体的传播学，它也以独特的方式参与到学科问的对话。应该说，每门学科都有自己的基础或者说中心。如心理学是以个体为中心的调整，社会学与合法的社会秩序相关，分析哲学建立在科学方法上，经济学需要市场理性等等。那么，现代以来建构的学科――传播学。试图在没有中心的世界中实现共同决策，通过对基本身份、社会秩序、知识和政策的认识协商，使得整个世界更加愉快地运转。显然，人类问题涉及到理解和合作的困难，不同角度之间的协调，这便是传播问题。传播的问题是多元社会的问题，汇聚了心理学、社会学、哲学等学科从不同层面探讨，特别是在进入信息化高速发展的社会以后，人文科学甚至自然科学也被纳入到这一领域之中，也由此成为了众说纷纭的传播学源头。与此同时，传播学者们把传播学视角跟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文学等其他学科区分开来了，将传播学与这些学科的对话最终被内化成传播研究中的社会学视角、心理学视角、语言学，符号学视角及其他视角，而不是简单的移花接木或抄袭已有学科的知识。由此我们就可以说传播学科能整合知识的传统来研究人类的关键――传播问题，这就足以说明传播学科有一个清楚的关注点，在知识的层面上具备了一门独立学科的资源。

一门学问是否能成为一门学科，取决于前沿机构对该学科在体制上的认同，这其中也包括国际研究群体的出现，是否具有专业协会和杂志等等。然而在中国，传播学的体制建设从一开始就屡受挫折，直到1997年国家教委将新闻传播学确定为一级学科，但这并未给中国的传播学带来多少显赫学术地位。传播学作为新闻传播学下面的二级学科，发展受到了很大的局限。“新闻传播学”这个概念限定了这样的现实：传播学研究与新闻学研究呈现出一种“胶着的状态”――“传播学研究对象的新闻学化，因而导致传播学教育相应的新闻学化或大众传播学化”。近年来“一级发展论”的呼声不断高涨，即传播学包含新闻学成为一级学科主张言论。持这类看法的学者认为从学科体系来说，传播学是研究人类一切信息传播行为与现象的大系统，而新闻学严格来说，只是这个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此外还有大众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等等子系统。应该说，国家教委已明确新闻传播学为一级学科，而传播学国际化交流趋势的渐涨，专业化的学术期刊的出现，使传播学已经具备了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体制基础。只是这一体制基础在某种程度上还受限于与新闻领域的厘清，也包括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水平与趋势的约束。

虽然体制、知识对学科形成必不可少，然而支撑学科及组成学科的主要研究背景和对象的首要因素是社会文化实践内容。如果文化因素解体了，再成熟的学科也将不复存在。正如科学所体现的探索精神、不惧传统与权威并在实践中检验真理的勇气，如果在一个无法培养此种价值观和信念的社会文化环境里，它是难于生存的。要解释传播学学科的来源，主要应从“传播是文化实践的一种”来考量，正是因为在对文化实践进行重构，传播学才能更具有知识的生命力和体制的延续性。传播学从我们熟悉的社会传播问题中产生，一种普遍的文化观点认为人际的、组织的及社会的问题都是由于失败的传播造成的，并且可以通过成功的传播来得以解决。从这个意义上讲，传播学的形成过程就像一堆铁屑吸附在一块磁性极强的社会文化磁铁周围。正如陈卫星提到：“传播学所研究的对象是社会、文化、政治、经济、技术等关系之中的世界，探讨人们的观念、想象、欲望、情感之间的关系，而这不能脱离改造这些现实维度的形式和组织。”。因此，传播的观念和具体的文化情景息息相关，因此也就成为一门实用性极强的学科。实用性学科不断引起关注是因为它在谈到一些实践问题时被公认为是有效的，譬如尽管传播学是从西方引入的。但我们显然可以从中国古文化的诸多资料中找到传播的源头，而现实的中国也面临着跨文化交流等诸多问题。

判定学科存在的知识、体制以及文化实践三种因素密不

可分。我们要对传播学进行学科建构，必须基于以上三者的存在发展。由此，二十一世纪传播学的最高发展目标，就是完成“作为理论和实践双重任务”的传播学转向。中国传播学要积极纳入新的视角，补充新的知识但要避免泛化、边缘化的研究倾向；要在体制上更加明晰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在机构设置、协会组织、专业刊物上要与“新闻”分家，强调传播学学科发展的独立性；要着力解决中国现阶段文化实践当中出现的问题，使得学科中的一些成熟思想和价值观进入到实践领域，不仅吸引着学者们和体制资源，更激发公众不断增长的兴趣和认同。今天，传播学作为解决“人类交流问题”已经获得一种普遍性，正是由于这种普遍性，传播学的领域迅速渗透到文学、史学、艺术、宗教等领域，以致出现了文学传播学、历史传播学、艺术传播学、宗教传播学甚至在更高的哲学层面上的符号传播学或文化传播学。这就要求我们急需对传播学今后的研究取向进行考察。

二、传播学研究取向考察

传播学研究取向与学科定位息息相关，亦是建立在传播学的知识、体制以及文化实践基础之上。正是因为现阶段传播学学科定位缺失，造成了传播学研究取向出现了三大问题。首先是缺乏整合的、系统的普遍理论支持，如施拉姆所言，“传播学仍旧没有发展出一个系统的中心理论，让传播研究可以围绕这个中心来思考，来组织，来建立一门成熟完备的学科”。以致他后来又感叹说：“传播研究这一领域与其说是一门有名有实的学科，还不如说是各路学者来去匆匆的一个集会场所”。实际上，系统科学、心理学理论或是符号学理论也好，经验主义或是批判主义范式也好，都应当把它们整合起来，形成构建传播学学科的理论体系。其次是缺乏学科的创新和应变能力，急需实用性的理论指导。尽管时代的传播形态早已超出了半个世纪前的状态，然而传播学先驱们所创建的理论框架依然束缚着我们的思维，传播学要获得新生，就必须适应社会形态的转变，并在实践中不断的解决新问题。再次是缺乏高屋建瓴的反思，即在哲学层面上对传播的本质和根源进行考究，如符号学、语言学、思维学等对深化传播理论、理解“元传播”都有很大的帮助。

为了更好的理解并解决传播学研究中出现的这三大问题，我们不妨对比下自然科学的研究层次。17世纪以来，科学在西欧的迅猛发展，这是科学家和普通百姓之间产生共鸣、新兴科学与当时大文化背景互动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科学的世界观逐渐演变成“常识”。要把传播的观念带人整个社会当中，我们应当通过把握传播的层次来认清传播学今后的发展取向。如下表。

表中表明，自然科学中处于理论和研究的第一层次是自然现象本身。与之相应，处于传播理论和研究的第一层次是在实践当中的人类和社会问题。在第二层次中，科学家从事常规科学的研究并解决与一般理论相关的问题。与之相应，在传播理论和研究的第二层次，理论家们从某种传播风格实践中发现指导行为和批评的具体风格理论。自然科学的第三层次是对常规科学进行哲学与历史的研究，以求发现它的发展演变、理论构成和价值内涵。自然科学的理论研究和传播的理论研究的重要分野在于：传播研究的第三层次只类似于科学研究的第二层次，也就是说，在第三层次研究传播风格的学者对应与在常规科学第二层次的科学家。在自然科学理论研究的第三层次中，从事研究的是哲学家和历史学家。而这在传播理论和研究中，要等到第四层次才能发生。

’我们将传播研究与科学研究进行对比，目的在于使我们更为直观地看出传播研究在层次上的特殊性。传播第二层次和第三层次的研究可以被认为分别是实用传播理论和普遍传播理论研究。传播学是在广泛的社会和文化实践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它的学科建构与实践背景紧密联系，这使得它产生出实用传播理论并指导公众和社会组织。实用传播理论包括了在传播实践中产生的可操作法则――从原始的个体传播发展到人群之中的传播，又发展到以媒介为中介的人与机器的传播。实用传播理论随着时代情境和文化实践而不断变化，大体可以涵盖在公众传播、关系传播、信息传播等领域之内而可以看作是实践研究，譬如采访学、编辑学、节目制作方法、谈判学、公共关系等等。普遍传播理论体现出在实践基础上对传播研究的综合视角，如新闻学、修辞学、大众传播学、人际传播学等等。有学者认为这其中亦包括一个由五个部分组成的传播理论模型，结构――功能理论、认知和行为理论、相互作用理论、阐释理论和批评理论。这五个部分正是集合了其它学科的既有传统如系统科学、心理学等等，将它们的研究视角纳入到传播的知识之内并组成一定的传播理论模型，这在学科建构上为传播学提供了稳定而丰富的知识资源，从而也将较为零散的实用理论整合化、系统化，而第四个层次就是哲学层面的研究，如语言学、符号学等它们都是传播的基础，能够揭示传播的本质。

我们认为，将传播学进行层次划分为实用传播、普遍传播和哲学研究三个层面有利于解决传播研究的无系统性、缺乏创新和反思的问题。实用传播层面不断地总结实践经验教训，激发公众及组织的兴趣与热情，在人类现实交流层面上指导并解决由于新的社会形态带来的新问题，并把传播学的学科内容在整个社会层面上进行拓展；普遍传播层面上汲取其他学科的养分。在为传播学不断输送资源形成独特视角，进而整合成为一个适用的学科理论核心，获得学术界和公众的认同和共鸣；最后，在哲学层面上夯实学科的基础，并进行不断地反思，解决传播学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的问题，解决在微观层面上传播本质的问题。

传播社会学论文篇5

中图分类号：g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30-0358-02

思维从概念开始，本文首先将要明确的是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和传播学的概念，通过概念分析来找到二者之间的关系，从而展开下面的讨论。

一、思想政治教育和传播学的概念

（一）什么是思想政治教育

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自从阶级社会以来就一直存在，但思想政治教育概念的提出和形成，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思想政治教育”才成为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领域的标准提法。思想政治教育是指社会或社会群体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和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一定阶级所需要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1]。

（二）什么是传播学

所谓传播，即社会信息的传递或社会信息系统的运行[2]4。至于传播学是什么，学界对其有不同的理解。李彬认为传播学是研究社会信息系统及其运行规律的科学，社会信息系统及其运行是它的研究对象[3]。施拉姆这样表述：“我们研究传播时，我们也研究人——研究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与他们所属的集团、组织和社会的关系；研究他们怎样相互影响、受影响，告知他人和被告知，教别人和受别人教，娱乐别人和受到娱乐。要了解人类传播，我们必须了解人是怎样相互建立联系的。[4]”本文认同的是郭庆光的观点，即“传播学是研究社会信息系统及其运行规律的科学。[2]6”

二、思想政治教育学和传播学的联系

（一）思想政治教育和传播

思想政治教育是阶级社会特定的一种社会信息传播现象和活动。从传播学角度来看，在这个过程中，传播者就是教育者。根据教育对社会发展的要求，由教育者来确定教育内容，选择合适的资源，通过采用适当的形式和手段，把预期要传授的教育信息传递给受教育者。在这一活动中，应当把受教育者定位于受众，教育内容则实际上与传播活动中的信息相当。这些信息由教育者通过各种不同的载体传递给受教育者。由此我们可以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过程与一般信息传播的过程相同。它同样具备了传播者、受众、传播信息以及传播媒介的基本要素，并且形成一次完整的信息传播过程。可以说，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本身实际上就是一种传播活动。所以，思想政治教育既具有教育实践活动的性质特点，同时也符合信息传播过程的特征。

（二）思想政治教育学和传播学的联系

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告诉我们，事物之间存在着普遍的联系和相互的影响，思想政治教育学和传播学的关系也是如此。既然思想政治教育属于传播活动的一种，那么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开展，就应该遵循传播学的基本规律。传播学的理论和实践研究活动，对于当前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改进和理论的创新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传播学本身就是一门研究人类信息传播活动及其规律的科学，是在借鉴、吸收其他学科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形成的具有多学科交叉性特点的学科。可以说，作为一门具有整合性特点的学科，跨学科发展是传播学顺应时代的要求[5]。因此，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学和传播学这两个学科的跨学科交叉研究，既是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和理论研究创新的必然趋势，也是传播学理论丰富和发展的需要。

时至今日，借鉴传播学理论对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实践所做的研究从无到有、从宏观到微观，已经开辟出了一些基本的领域，为进一步研究铺垫了基本的分析框架。可以说，传播学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比较成功地被应用到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和理论创新工作中。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和实践在受到传播学理论启示的同时，也对传播学的发展做出一定的贡献。

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对传播学

的贡献

（一）思想政治传播学正在逐渐形成，成为传播学的一个分支，扩大了传播学的研究范围。

传播学的分支化研究，就是要运用传播学的理论对社会科学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以不同的主题和取向进行探索、挖掘、开采，使抽象的传播理论不断分解到各个专业领域，使传播学在社会各个领域发挥其应有的影响。例如，目前已经比较成熟的传播学分支理论有政治传播学、教育传播学、经济传播学、艺术传播学等[5]。

本文认为，思想政治教育传播学正在逐步发展形成当中，这是截至目前，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对于传播学的最大贡献。本文作者以“思想政治教育传播”为关键字，在“中国知网”的多个数据库中进行检索，搜索到相关文章总计85篇。其中，在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检索到65篇文章，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检索到论文20篇。此外，北京交通大学的欧阳林教授在2005年出版了专著——《思想政治教育传播学》一书。这些都可以说明，广大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和研究的学者和研究者对于“思想政治教育是传播活动”这一观点的认同。思想政治教育学与传播学进行交叉研究，已经得到学术界的公认，也能看出有他们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学和传播学这两个学科的交叉研究所做的努力。

思想政治教育传播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研究者对思想政治教育传播相关理论的认识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比如，从思想政治教育传播的概念来看，大致存在着传播学本位和教育学本位两种定义。关于思想政治教育传播过程模式的建构，学界也有不同的观点，大致有单向型过程、双向型过程和双向互动型过程三种，具体内容在这里就不详细展开了。以上讨论只是为了说明，虽然众多学者对于思想政治教育传播的观点不尽相同，但总归还是已经形成了一些理论并且也逐渐应用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当中。 总的来说，思想政治教育传播学还很不成熟，在当前的研究中还存在不足，有许多问题尚需进一步深化研究。尽管如此，思想政治教育传播的研究毫无疑问加深了我们对思想政治教育传播过程的理解，在丰富了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研究方法和途径的同时，也拓展了传播学的研究领域。

（二）思想政治教育有助于充分的发挥大众传播的教育功能

大众传播执行着非常重要的社会功能，这一点毋庸置疑。拉斯韦尔将传播的社会功能概括为环境监视、社会联系与协调和社会遗产传承三方面。赖特提出环境监视、解释与规定、社会化功能和提供娱乐的“四功能说”。施拉姆则将大众传播的社会功能概括为政治功能、经济功能和一般社会功能三个方面，其中涵盖了社会遗产传递、向社会成员传递社会规范和作用的规定等等。郭庆光认为拉斯韦尔的“社会遗产传承”和赖特的“社会化功能”相对应[2]101-102，就是我们所谓的大众传播的教育功能。

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要求我们要学会辩证的看待问题，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是普遍存在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离不开大众传播媒介的支持。大众媒介的先进手段，比如传统媒体和网络等新兴媒体的广泛使用，可以帮助思想政治教育取得更好的效果。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大众传播在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服务的同时，也在通过思想政治教育，使自己的教育功能得到了更加充分的发挥。例如，“杭州最美司机”吴斌和“最美女教师”张丽莉的事迹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在全国广泛传播，使整个社会都受到了一次心灵的涤荡。在全国创先争优优秀共产党员网上投票推荐活动当中，广大群众和党员通过网络投票这个形式，也学习到了优秀共产党员的先进事迹，受到了一次思想政治教育。通过这些案例，我们不难看出，大众传播媒介借助思想政治教育丰富的内容，充分发挥了自己的社会功能。

（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创新有助于传播学理论和实践的本土化、中国化

传播学的本土化研究，“就是通过大量挖掘中国文化中关于传播方面的财富，促进传播学的发展，最终创造出集东西方文化精华之大成的传播学”，就是扎根中国传播实践的土壤，吸收中国传播实践的特有优势和资源，发展出具有世界竞争力的中国的传播理论[6]。郭庆光在《传播学教程》中也说到，要使传播学成为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具有普遍意义的学科，就必须把传播学研究与中国国情、中国现实密切结合起来。为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才是我国传播学科发展的动力和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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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者正在努力创造自己的传播理论，形成自己独特的方法。本文前面已经说到，思想政治教育也是一种传播活动，思想政治教育传播学理应是传播学的一个分支。那么，思想政治教育传播学所研究出的新理论和新方法，将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传播学理论和实践的本土化、中国化。

参考文献：

[1]陈万柏，张耀灿.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第二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4.

[2]郭庆光.传播学教程：第二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传播社会学论文篇6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传播学研究继续保持攀升之势，呈现一派有类费孝通概括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格局，即各路研究纷纷推进，而又一统于“传播研究”。其中，不同于美国经验学派的学术传统，尤其得到各方的关注，成为孕育新思想、新理论、新方法的一方沃土。本文即以传播符号学以及相关的话语、文本、叙事诸路研究为例，对这一态势略做论列，回溯其源流，分析其现状，瞻望其走向，以期为学界提供一点参考。

2000以前的回顾

众所周知，我国的传播研究肇始于美国的经验主义传统，特别是威尔伯・施拉姆所推崇的“四大先驱”，在1980年代仿佛成为传播学的标志。所谓经验主义传统，乃指以功能应用为导向、以实证科学为方法、以琐细问题为对象的“传播学”。此路研究虽有其科学性与必要性，但也越来越受到传播学界的反思与质疑。华裔学者李金铨教授，在近著中也指出：“美国的民主制度稳定，日起日落，天底下冒不出新鲜事，学者们关注的无非是体制内的一些技术问题，也就是如何完善美国的生活方式，难怪选举(美式民主)和消费(资本主义)的研究铺天盖地，有的见微知著，但不少是微枝末节、琐碎无聊的，鲜有成一家之言的学派者。”(李金铨，2004:p.2)这路研究在1980年代之所以大行于市，缘由似不难理解，概括起来无非两点，一是客观上美国传统在当代学术领域异常强势的地位和影响，使诸多学科不可能不受其冲击；二是主观上当时的学界面对突如其来的各路“新学”，眼花缭乱之际，一时不免“高山仰之”，甚至“顶礼膜拜”。而这一切的背后，自然又同当时“全盘西化”的社会文化心理不无关系。受制于这种学术传统，具有浓重“玄虚”色彩的传播符号学，自然难有什么地位和发展。

1990年代以来，随着整个学术风向的陡然逆转，美国经验实证流派的专美局面也就随风飘去，而以欧洲为代表的批判性学术传统迅速崛起，影响日炽。特别是市场经济大潮涌起以后，各种具有历史意识、思想底蕴、传统积淀、人文关怀的学术思潮，包括批判性传播研究更趋兴盛。其中原因也可归为两点。一是大众媒介在市场条件下迅猛扩张，急速发展，社会功能日益彰显，从而带来一系列勾联繁复的新课题，而这些又是逼仄的经验实证研究所无法应对的。另一方面，学人的独立意识和本土关怀开始觉醒，日甚一日，“与国际(实为美国)接轨”、“唯美国马首是瞻”的热望逐渐冷却。于是，在这一大的背景下，批判性学术传统异军突起，并且大有取经验实证传统而蔚为主流之势。所谓批判性学术传统，非谓隔岸观火、挑眼拨刺、横挑鼻子竖挑眼、站着说话不腰疼等，它是以超越性的反思态度、总体性的研究方法与联系性的问题意识为基本特征，以图揭示新闻传播的多方面蕴涵，从而不仅为新闻传播提供深广的理论视野和思想关照，而且尤为重要的是赋予其高远的精神意义和文化价值。其中，又包括一系列不尽相同的思路与进路，如西方马克思主义、媒介政治经济学、文化研究、媒介帝国主义、女性主义与媒介、后殖民主义媒介观、结构主义与符号学等。

这些新的研究潮流在中国的兴起，不妨以1994年《新闻与传播研究》的创刊、同年《现代传播――北京广播学院学报》的改版和1995年《国际新闻界》的改版为标志。因为，其时这方面陆续出现的研究成果，均以这些学术期刊为主阵地。1997年，吴文虎教授《广告的符号世界》(广州出版社)的出版，成为我国新闻传播学界第一部传播符号学的专著。1998年，留法博士陈卫星在《国外社会科学》第1期与第2期上，连载发表《西方当代传播学学术思想的回顾和展望》，进而将传播学分为三个基础学术流派：“注重工具理性的控制论模式，以社会经验为内容的经验一功能主义流派和阐释传播符号的结构主义和符号学方法论。此后，由于传播学被正式列入国家学科目录，成为二级学科，这方面的研究愈发活跃。因为，作为一门学科，传播学一旦摆脱“妾身未分明”的尴尬和功能实用的羁绊，就不得不考虑安身立命的理论根基，而包括传播符号学的一系列批判性学术传统，则具有张力巨大的学术空间，可以生成异常丰富的学术资源，从而为新闻传播学提供坚实而厚重的学科基础。所以，到新旧世纪之交，批判性传播研究已在新闻传播学以及相关学科，获得比较广泛的推展。1999年，国家社科基金新闻学与传播学学科片为此专门立项，开展“传播学批判学派研究”。

2000以来的发展

2000年以来，批判性传播研究取得不少成果，引起新闻传播学以及相关学科日益浓厚的兴趣。其间，传播符号学无论作为理论还是作为方法，同样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作为理论，传播符号学包罗广泛，涉及诸多学科及学说。举其要者，至少有以索绪尔为代表的语言学、以皮尔士为代表的逻辑学、以雅格布森为代表的诗学、以皮亚杰为代表的心理学、以卡西尔为代表的哲学、以列维－斯特劳斯为代表的人类学、以罗兰・巴特为代表的符号学、以麦茨为代表的电影学、以艾柯为代表的文学、以海登・怀特为代表的历史学、以让一鲍德里亚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传播学等。同样，作为方法的传播符号学也日见兴旺，成为解剖传播的一大工具或“利器”，尤其得到青年学子的青睐――只需翻翻近年来硕士博士论文的提要与目录即知大概。

如同批判性的传播研究具有广狭两个层面，传播符号学研究也可如是看待。本文所谈的传播符号学属于狭义层面，即主要为新闻传播学所关注、由新闻传播学所推展、被新闻传播学所吸纳的研究内容。就此而言，新世纪以来已经取得一些值得称道的成果，其中大致包括译著、专著及论文三个部分。

译著方面可举美国丹尼尔・戴扬等《媒介事件：历史的现场直播》(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麻争旗译；英国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王晓珏等译；英国诺曼・费尔克拉夫《话语与社会变迁》(华夏出版社2003)，殷晓蓉译；荷兰托伊恩・A・梵・迪克《作为话语的新闻》(华夏出版社2003)，曾庆香译；英国泰玛・利贝斯《意义的输出：(达拉斯)的跨文化解读》(华夏出版社2003)，刘自雄译：英国斯图尔特・霍尔《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商务印书馆2004)，许亮等译；法国弗朗索瓦・多斯《从结构到解构：法国20世纪思想主潮》(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季广茂译；英国约翰・费斯克等《关键概念：文化

与传播研究辞典》(新华出版社2004)，李彬译……此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译丛“知识分子图书馆”(王逢振主编)、商务印书馆译丛“文化与传播”(周宪等主编)等，也包括一些相关的重要著述，兹不一一列举。

专著中较有代表性的是：路扬、的《大众文化与传媒》(上海三联书店2000)；王君超的博士论文《媒介批评――起源・标准・方法》(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杨新敏的博士论文《电视剧叙事研究》(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李彬的《符号透视：传播内容的本体诠释》(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陈卫星的《传播的观念》(人民出版社2004)……

发表的主要论文有，潘忠党《历史叙事及其建构中的秩序――以我国传媒报道香港回归为例》，载《文化研究》第1辑，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李彬《传播与符号：罗兰・巴尔特思想述略》，载《国际新闻界》2000年第3期；陈阳《符号学方法在大众传播中的应用》，载《国际新闻界》2000年第4期；李彬《传播符号的分类及功能》，载《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2000年第3期转载)；李彬《语言・符号・交流――谈布拉格学派的传播思想》，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00年第2期；李彬《符号与世界：萨丕尔－沃尔夫假说初探》，载《新闻大学》2000年第2期；李彬《巴赫金的话语理论及其对批判学派的贡献》，载《国际新闻界》2001年第6期；赵斌《社会分析和符号解读：如何看待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流行文化》，载《视界》第3辑，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黄顺铭《一个诠释典范：霍尔模式》，载《新闻大学》2002年冬季号；丁和根《论大众传播研究的符号学方法》，载《新闻大学》2002年冬季号和《新闻与传播研究》2002年第3期；李彬《鲍德里亚的“符号革命”及其传播学蕴涵》，载《中国传媒报告》2003年第1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3年第3期转载)；仰海峰《鲍德里亚与媒介理论》，载《视界》第11辑，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吴晓东《(长河)中的传媒符码――沈从文的国家想像和现代想像》，载《视界》第12辑(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潘知常、袁力力《文化研究：传媒作为文本世界》，载《现代传播》2003年第1期；范红《新闻话语的编码和霸权的形成》，载《现代传播》2004年第2期；石长顺等《叙事理论与电视》，载《现代传播》2004年第2期；范红《审视媒介语言的社会文化内涵》，收录于《媒介二十五讲》(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另外，还有一些未刊的硕士学位论文与博士学位论文，也不同程度涉及传播符号学的内容，其中值得特别一提的有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陈阳的硕士学位论文《我国女性期刊中的女性神话》(2001)、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曾庆香的博士学位论文《试论新闻话语》(2003)等。两位年轻学子的共同特点，都是将传播符号学的理论与方法，同中国的新闻传播实践有机结合，提出一些颇有新意的创见。

研究现状评述

从现有的研究成果及态势看，传播符号学的研究在我国新闻传播学领域，基本形成两种取向，可以概括为本体论取向与方法论取向。前者探究传播符号自身的基本问题，包括传播符号的本质及其分类(如能指与所指、空间符号与时间符号等)、符号与意义解读(如广告与电视方面的有关研究)、文本与阐释、文本的内在构成、叙事的脉络与逻辑关系、话语与意识形态以及符号在各种传播实践中的呈现与运用(如流行文化与消费主义)等。方法论取向的传播符号学，则通过文本分析、内容分析、矩阵分析、神话分析等符号学方法，对各种传播现象进行解析。

首先，如前所述，传播符号学包罗广泛，涉及渊深，所以本体论即基础理论研究，难免成果稀少，进展迟缓。然而，这一取向所追求的，往往不是体大思深的系统化建构，就是精雕细刻的专题化论述。前者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九五”规划重点项目“大众传播学”的有关子课题及其成果，即《符号透视：传播内容的本体诠释》较为突出；后者以中国传媒大学陈卫星教授新著《传播的观念》最称厚重。另外，路扬、的《大众文化与传媒》虽然篇幅不大，但以凝练的思想和通透的文字，阐发了批判性传播研究的主要理论，包括传播符号学的有关思想。

与此同时，译著中斯图尔特・霍尔所编的《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Representation；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and Signifying Practices)，既可当文化研究的入门读物，又可做传播符号的基础教材，内容广博，条分缕析。编者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是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重镇。另外，约翰・费斯克等所编《关键概念：文化与传播研究辞典》(Key Conceptsin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al Studies)，也以相当的篇幅给予传播符号学以全面而翔实的论列，280余个辞条多与结构主义与符号学有关。编者之一约翰・费斯克(John Fiske)，亦为英国文化学派的宿将，向以《解读电视》(Reading Television)、《理解大众文化》(UnderstandingPopular Culture)等著述知名。

其次，将符号学作为方法论，用以解剖传播文本、透视传播活动、分析传播意味，也成为一种趋势。目前，这一取向的研究最为活跃，生机盎然，既丰富了传播符号学的学术积淀，又开拓了传播符号学的应用前景。比如，丹尼尔・戴扬和伊莱休・卡茨《媒介事件：历史的现场直播》，通过语言学的三个分支――语法学(涉及人们对媒介的关系)、语义学(涉及人们对媒介的解读)和语用学(涉及人们对媒介的反应)，对电视直播的“媒介事件”展开专门研究，提炼了“征服”(conquest)、“加冕”(coronation)和“竞赛”(contest)三种电视直播的类型，别开生面，饶有意味，成为传播研究的一个典范。再如，前举陈阳的学位论文《我国女性期刊中的女性神话》，借助传播符号学的视角与方法，对当代中国四种具有代表性的女性期刊进行剖析，揭示了它们各自的深层蕴涵与诉求，思路独特，见解犀利，不失为一种新的学术探求。同样，曾庆香的博士学位论文《试论新闻话语》，不仅系统论述了新闻话语的基本构成与内在逻辑，而且阐释了中国新闻报道中一些历史、文化与传统的深层蕴意，特别是借用荣格的原型理论，透视了其中源远流长的诸多意象――从大禹治水、女娲补天到“抗洪报道”等，对深入理解“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颇有启发与裨益。

另外，某些其他学科的传播符号学研究，也不乏新意迭见的成果。比如，北京大学中文系吴晓东博士通过沈从文的长篇小说《长河》，探讨了现代媒介及其符码与民族国家认同感的建构问题。在《长河》的叙述中，频繁出现现代报刊史上的重要媒介，如《申报》、《大公报》、《中央日报》等。特别是《申报》，据作者统计一共出现了16次。他认为，“沈从文更是把《申报》

笼统地看成是现代传媒的象征和标识，所以它更是一个符码。但正是作为大众传媒符码的《申报》在塑造湘西百姓的‘国家’意识，传播国家主义意识形态方面起着显而易见的作用”。(吴晓东，2003：p.205)这种源于B・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或麦克卢汉“媒介即讯息”的研究，不仅为理解现代媒介与中国社会的关系，尤其为拓展中国新闻传播史的学科领域开辟了新奇思路，而且对符号的解读提供了独特视角和新鲜范本。

当然，传播符号学的研究在我国传播学领域一方面收获颇丰，另一方面还存在诸多缺口。而且，相信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旧的缺口可能尚未补齐，新的缺口又被撞开。针对我国传播学的整体研究状况，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陈力丹教授曾经指出，总体上还停留在引进、介绍的层次，缺乏原创性，而且往往将国外某个模式或理论简单搬过来，而对其提出的背景和适用的范围了解不多，缺乏考察。这种现象与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于传播符号学的研究。不过，目前首先还需解决的是在已有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和明确传播符号学的定位、内涵、研究走向、学科意义以及同其他传播研究的关系等。

未来走势探析

约翰・费斯克在《传播符号学理论》中，将传播研究分为两大流派。一大流派其实就是美国的经验实证主义传统，它们往往将传播视为一种讯息的传递过程，因此关注的重点在于传者如何编码(encode)和受众如何译码(decode)，以及如何使用媒介以达到确定目标等。总之，这个流派视传播为一种影响他人行为或心理状态的过程。因此，传播未达到预期效果，便属于“传播失败”，并且试图在传播过程的各个环节中，寻找失败的原因。另外一个学派，实即欧陆的符号解读及文化研究传统，它们将传播看做意义的生成与交换过程，关注的重点在于文本如何与人们发生互动，产生意义。因此，他们并不认为误解必然是传播失败的证据，因为误解可能来自传者和受者之间的文化差异及其对符号的不同解读。由此说来，传播研究自然成为文化和文本研究，研究方法就是符号学(semiotics)(意义及符号科学)。显然，费斯克对传播符号学寄予厚望。

与此相对，北京大学教授、留英博士赵斌，则对费斯克及其传播符号学颇有微词，不以为然。她在为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中文版作序时，对此做出详细阐发。在她看来，传播符号学的研究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基本上是背道而驰的(赵斌，2001；p.IV)：

比起严谨沉重、有时甚至出力不讨好的社会学分析，聪明机敏的符号学解读则显得轻松、惬意和诙谐，往往能带给阅读者文字上的惊喜和愉悦。卸掉了历史包袱和社会内涵，符号从此获得了独立和自由。它们被人为地分裂成能指和所指，两者可以在不经意之间任意组合并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符号学家们成了语言魔术师，他们使用的道具就是没有历史深度的、自由自在的象征符号。盛产时装、香槟酒和小资产阶级的法国并非偶然地成了符号学的圣地，法国学者巴特和鲍德里亚先后成为世界级符号学大师。在有着深厚的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传统的英语世界，一些文化研究者们也赶了一回时髦，将法国人的符号游戏当真了。因此，社会文化现象统统被拿来当成符号解读了。这时，问题就严重了。

放弃了严肃的社会学分析，将被分裂为能指和所指的符号拿来摆积木游戏，结果肯定是社会现象的严重误读。

她的批评不无道理，有些思想也让人憬然而悟。符号学研究原本存在弗雷德里克・詹明信(Fredric Jameson)说的“太科学化”问题，或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说的没有“历史感”问题。如若走火入魔、“丧志”，将严肃的社会历史问题都归结为轻松有趣的文本分析，那么确实有可能导致传播研究也在“文化的脂肪上搔痒”(朱学勤)，而远离严肃的社会实践。不过，面对后现代缤纷陆离的媒介景观以及消费主义的文化格局，传播符号学的解剖刀自有其透辟的锋刃，同样可以体现鲜明的批判色彩，如让一鲍德里亚的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Critique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Sign)。尤为重要的是，“随着电子媒介的出现，现代社会变成了一个由符号引导的消费社会，符号自我增殖，构成了当下社会的深层运转机制”，“而对符码的批判，正是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核心主题”。(仰海峰，2003:p174，182)

关于传播符号学同其他传播研究如何有机结合的问题，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丁和根博士，在《论大众传播研究的符号学方法》一文中提出：“符号学方法在大众传播研究中的运用，将可能对大众传播研究的松散状态起学科整合作用；同时弥补我国目前传播学研究中过于技术化的偏向，为传播学增添人文学科的底蕴。由于符号学是一个十分繁复的复合的知识系统，从话语分析的角度切入大众传播研究，是目前可以选择的较好途径。”他进而将传播符号学的研究内容，归结为“三个维面的综合体”。一是语法学，主要研究符号与符号的组织关系，如大众传播语言组织规律、文本和话语的结构、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的搭配等。二是语义学，主要研究传播符号的意指作用、能指与所指关系的发生即意义的生成和传达等问题。三是语用学，主要研究传播符号与符号使用主体之间的关系，着重探讨媒介话语背后隐含的社会认知和意识形态因素。另外，在他看来，话语分析不同于一般意义的语言符号学，而是兼有狭义符号学与广义符号学的特征。因此，从话语分析的角度切入，将有利于将传播符号学的三个维面，整合到一个统一的学术目标之中，为综合借鉴符号学方法进行大众传播研究提供便捷途径。

综合传播符号学的各方情形，我们认为，这门学科总体上应该属于传播研究的基础理论与研究方法。具体说来，传播符号学不仅同美国的经验传播学和欧洲的批判传播学鼎足而立，而且同两大传统或基础流派互相渗透，彼此勾联，一方面具有浓重的学术色彩，另一方面又体现强烈的现实关怀。如果说经验传播学侧重于知识层面――实际的功用，批判传播学侧重于思想层面――深度的见识，那么符号传播学则侧重于理论层面――有机的体系。也就是说，传播符号学具有社会学所谓中观理论的特征，从而有别于经验传播学的微观考究和批判传播学的宏观叙事。就具体研究而论，未来一段时间传播符号学可以考虑如下课题：

――传播符号学的理论体系

――传播符号学的学科定位与研究方向

――新闻话语的内在结构

――新闻话语的叙事分析

――新闻作品的语篇研究

――影视文本与流行文化

――流行元素的符号解读

――帝国传播的象征策略

――广告的符号建构与意义表达

――传播符号与青少年(包括大学生)时尚观

传播社会学论文篇7

【中图分类号】J1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39（2012）04-0124-4

一、研究的对象及意义

“传播生态”是美国传播学者大卫·阿什德（David L.Altheide）提出的一个概念。“传播生态是指情景中的传播过程”，“所有远距离的传播都包含某种媒介或某种形式的技术，他们给讯息以形式”。也就是说只要有传播活动，必定有媒介或者说技术的参与。传播生态是指社会传播行为发生的整体系统环境、它包括人自身的因素、信息技术媒介的特性、传播的开放性和易接近、易获取性、易交流性等，在这个互动传播过程中就会形成“传播生态环境”，并对现实环境产生影响。传播生态有时也被称为媒介生态。

民俗艺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保留在每一个民族中间、具有稳定的形态，它以其固有的模式得以传承，也以其特有的方式得到延续，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就在每个人的身边。特别是在与外来艺术文化的交流、对话与碰撞中，民俗艺术就会更加凸显出来。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显示出民俗艺术自身的力量及其影响力，以及交流与传播的重要性。民俗艺术由于其自身特质之所在，在其保护愈来愈得到关注和重视的情况下，其传播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民俗艺术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需要保护，更需要传播，只有在传播中才能永葆持久的生命力和影响力。无论是物质文化遗产，还是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其生命力不仅在于保护层面，更应让其广为流传。

民俗艺术作为“传承性的民间艺术，往往作为文化传统的艺术符号，在岁时节令、人生礼俗、民间信仰、日常生活等方面广泛应用”。“‘传承’、‘传统’和‘群体性’作为民俗艺术的特征，使其具有深厚的文化背景和坚实的社会基础”。作为艺术学的分支学科，民俗艺术学“愈来愈受到学界和社会的普遍关注，尤其是在我国艺术学学科的迅速发展中和全国范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与保护的实践中，民俗艺术学理论的构建已成为十分急迫的任务”。以传播生态视域切人对民俗艺术的研究，可拓展民俗艺术理论研究的视野，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把传播生态首先看作是一种视角，对媒介、信息及传播活动过程与关系进行可持续的生命关照；其次，民俗艺术中的传播生态也是一个领域，它可将传播学、生态学、艺术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进行综合研究，拓展交叉研究领域。

对于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研究，要立足于对民俗艺术生存状态与发展变迁的思考，将传播生态理论运用到民俗艺术的题材、主题、特征、性质、价值、功能、传承、变迁等方面的分析中去，研究传播与民俗艺术间的共生、互动关系，从而有助于我们更全面、深入地认识民俗艺术传播过程中的生态特色与魅力；通过传播生态这个研究视域，考察民俗艺术传播中媒介表述、干预和构筑民俗艺术及生活之关系，进而探询审美、气象、文化、科技、受众诸生态因子对民俗艺术发展产生的影响。因此，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有其价值所在：其一，传播生态关注民俗艺术传播过程和互动中的各种关系；其二，传播生态研究为民俗艺术传播中的话题提供一个空间和关系的基础，使它们有机的结合在一起，相互联系；其三，民俗艺术的传播是一个发展的过程，是变动的，当今民俗生活和民俗艺术均处于“媒介环境”中，传媒日益成为民俗艺术变迁过程中一支重要的力量，传播生态研究考察民俗艺术生长的环境及对人们的影响，揭示传播与民俗艺术变迁不可分割之密切关系。

二、相关研究成果及研究现状

民俗艺术研究自我国上世纪40年代便已开始，最早是从对民俗学的研究开始的，后逐渐从中剥离出来并自成体系。解放前关于民俗艺术的研究主要是“从艺术史研究出发，较集中在民俗艺术文物的调查与研究方面，而较少涉及民俗艺术的基本理论问题”。

建国后，近几十年来中国的民俗艺术研究取得了突出进展，相关著作也陆续出版发表。其中与民俗、艺术、传播和生态等关键词相关的研究著作主要表现为两方面的研究向度。一是基础性的理论研究。如包鹏程、孔正毅的《艺术传播概论》（安徽大学出版社，2002年），主要研究艺术的起源、发展与传播之关系；江帆的《生态民俗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论述了民俗生成的生态性本原、剖析了生产民俗、经济民俗的生态特征以及对生活民俗、社会民俗的生态蕴涵阐发；唐家路的《民间艺术的文化生态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依据文化学、民俗学、艺术学，尤其是文化生态等相关理论与方法，对民间艺术及其文化生态进行综合、整体、系统的研究；仲富兰的《民俗传播学》（上海文化出版社，2007年），构建了民俗传播学研究体系，从对象、语言、结构等方面深入阐发，并探讨了新媒体时代的民俗传播特点以及民俗传播学研究的基本方法，理论阐发深入且观照视野全面；曾耀农主编的《艺术与传播》（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陈鸣的《艺术传播原理》（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等书主要从艺术与传播关系的历史考察入手，分析了艺术传播的信息、形态、受众、方法、效果和管理等；陈立生、潘继海、韩亚辉编著的《艺术与传播》（东方出版中心，2010年）其中一章节从艺术传播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系统之关系方面略谈到艺术传播生态问题，但较为笼统；另外略有相关的著作有谭华孚的《文艺传播论一二当代传媒技术革命中的艺术生态》（海峡文艺出版社，2004年），郝朴宁等的《民族文化传播理论描述》（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等。上述研究成果出现时间较新，基本为近十年内的著述。这些著作对民俗与传播、与生态，艺术与传播等方面都做了深入系统理论的论述，体现了其研究的时代性特点。虽然并未有专门针对民俗艺术传播生态方面的研究著述，但这些著作为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思路引导、拓宽了研究视野、启发了研究路径，并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经验启发。

二是专题性研究。此类研究中论及民俗艺术与传播和生态及与此相关内容的著作较为有限，有：熊术新、苗民、孙燕的《中国云南两个少数民族村落影像民俗志：民俗文化在传播中的意义蜕变》（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路善全的《在盛衰的背后：明代建阳书坊传播生态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年）；张泽洪的《文化传播与仪式象征：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宗教与道教祭祀仪式比较研究》（巴蜀书社，2008年）；朱慧珍的《诗意的生存：侗族生态文化审美论纲》（民族出版社，2005年）等。这些研究对民俗艺术的某些类型或品种进行深入的具体研究，以实证为基础，或从传播意义角度、或从生态文化角度着重于对其艺术特色的个案分析。这可为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提供鲜活的个案资料，并启发本研究微观探究与宏观概括相结合的思路，以个案材料的分析探究支撑研究的宏观理论观点。

期刊资料与民俗艺术传播或生态有关的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约有几十余篇，在这些论文中有关于民俗艺术传播与传承的基础理论研究，如王汝澜《试论民俗的传承、传播与新民俗》（《民间文学论坛》，1983第3期），周福岩《民间传承与大众传播》（《民俗研究》，1998第3期），黄静华《民俗艺术传承人的界说》（《民俗研究》，2010第1期）；有关于民俗艺术传播与文化生态的专题研究，如冯光钰《鼓吹乐的传播与文化生态环境》（《人民音乐》，1996第1期），孙信茹《甘庄的民俗生活及民俗艺术：传媒视野下的个案分析》（《云南艺术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刘祯《论民间小戏的形态价值与生态意义》（《文化遗产》，2008第4期），艾亚玮、刘爱华、张成玉《文化生态的迁变与瓷板画艺术发展路径探究：以南昌瓷板画为例》（《装饰》，2010第6期）。

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拟结合传播生态理论，以此为理论启发点，从传播生态视域切入对民俗艺术的综合研究，相关的传播生态理论著述主要有：徐国源、谷鹏的《当代传媒生态学》（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支庭荣的《大众传播生态学》（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苏炜的《大众传播论》（中国经济出版社，2002年），邵培仁等著《媒介生态学媒介作为绿色生态的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美]大卫·阿什德著、邵志择译《传播生态学控制的文化范式》（华夏出版社，2003年）等。

纵观上述文献，基础理论性研究的相关著述多集中于民俗学研究视野，或集中在大艺术传播研究；专题性研究的著述多集中于民俗艺术的文化传播形式与文化生态环境研究上。到目前为止尚没有对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作专门的、深入地研究的专著、论文，但是相关书籍、论文资料是本研究开展的前提和基础，将对本研究提供理论依据和个案启发，启迪本研究以整体性的融合的眼光、以深入的理论阐发与规律概括、以加深理论整合度与纵深感为宗旨展开。

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将以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问题为研究对象，首先梳理和确认传播生态研究的学术基础，进而对民俗艺术传播的主客体关系、民俗艺术传播生态的维度、传播内涵与生态形式等各方面进行探索，力求对民俗艺术的现代传播生态进行深透地阐释，致力于以整体而科学的艺术学视角把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研究作不同层面与视角的意义呈现。

三、研究方法与视点

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拟结合文献研究法、分析归纳法、交叉研究法、历史比较法等方法展开。在具体研究过程中，几种方法可互相渗透、互为参考，以此打开民俗艺术传播生态论的方法论路径。

文献研究法是根据研究目的，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地了解民俗艺术传播生态问题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有助于在此基础上发掘本论题现存在的研究空白点、以进一步探讨并深挖其研究意义。

分析归纳法是通过对民俗艺术传播生态的专题性个案研究。本研究需要从个性到共性，发现一些共同的艺术传播规律或传播生态特征，做到个案剖析和理论总结相结合、田野资料与文献资料相结合、微观探究与宏观概括相结合，使论文达到理论研究高度，这要有赖于归纳法的采用。

交叉研究法是运用艺术学、传播学、生态学、社会学、美学等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本论题进行综合研究，这些学科在高度分化中又高度综合，之间的联系愈来愈紧密，在语言、方法和某些概念方面，有日益统一化的趋势。以艺术学学科理论为先导，交叉研究法可拓展本论文研究视野、开拓思路。

历史比较法是本论题的研究需从总体上寻找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形式观念与人的精神需要之间的关系，当民俗艺术被放在时间坐标中审视时，需要把握时间的生命精神与民俗艺术传播变化、生态观念之间的关系，通过历史纵向比较时间坐标中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变迁，可挖掘其表象中蕴藏的规律。

研究视点首先是，采用多维视角。本研究系民俗艺术学的基本理论研究，以艺术学观照为主，结合采用传播学、民俗学、生态学等学科理论和资料来作分析整合研究，力求以新颖全面多方位视角呈现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的整体特色。

第二，把民俗艺术的研究和传播生态联系起来。这是一个崭新的视点。以往相关的一些研究主要是针对民俗学学科体系内的民俗传播与生态民俗研究、艺术学学科体系内的艺术与传播关系研究、以及生态文化角度的民俗艺术专题性研究，而把传播生态作为一个整体性概念纳入民俗艺术学研究视野的专门性理论研究尚属艺术学学科中有待涉及的新的研究尝试。

第三，重视规律概括与综合性表述。本研究虽为基础理论研究，但研究中也必须借助诸多鲜活且各具特色的个案资料，从具体的个案分析层面出发，进行民俗艺术与传播生态的相关性研究，从中探析抽取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特征与规律，并对其进行综合性表述与概括，使之上升到理论高度层面。

四、可行性分析

把传播生态理论纳人民俗艺术研究视野，具有可行性。其可行性分析主要抽绎了民俗艺术与传播生态二者之间的共性特征，并把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作为一个整体去研究它的内外部规律，试图从崭新的视角考察“民俗”与“传播生态”的交叉与共融。

其一，媒介生态学从生态想象介入传播研究，在复杂的社会生态体系内，透视人、媒介和社会各种力量的共栖关系，以期望达到生态平衡，具有批判的意义和反思的力量。而“传承”、“传统”和“群体性”作为民俗艺术的特征，其具有深厚的文化背景和坚实的社会基础，研究民俗艺术的特征，也要在复杂的社会生态体系内，透视人与社会各种力量的共栖关系，可开辟在结构和互动关系中考察民俗艺术的视野，是一种动态的研究方式。

传播社会学论文篇8

对“舞蹈传播”进行研究，首先要对这一学术概念进行清晰明确的学术定位。所谓舞蹈传播，就是以舞蹈作为文化媒介和传播内容在不同社会系统中的传递与流动，是传播主体与传播对象实现舞蹈信息交流与共享的全部过程。舞蹈传播研究是围绕着舞蹈历史背景与现实空间开展的新的科学思维活动，它的研究范围起于舞蹈的传播现实，展开于舞蹈的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媒介和目标受众，关涉到相关的社会、历史、文化、技术背景，并最终指向传播的特征、特质以及相关规律。作为一门新兴的边缘叉学科，舞蹈传播学既属于舞蹈学的研究领域，也属于传播学的分支学科，它是一个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两个领域中皆有渗透、优势整合的研究领域。舞蹈传播学以人类历史文化生活中的舞蹈传播行为、传播途径、传播主体与对象、传播的规律与模式以及形成的舞蹈传播理论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从传播主体、传播对象、传播渠道、传播效果等不同传播环节来考察传播运行系统，它极大地借鉴和吸收了传播学的基础理论与研究方法。与一般传播学比较而言，舞蹈传播学的特殊性就在于它是以“舞蹈的传播活动”作为研究对象。由于其“外延广泛、内涵丰富”的跨学科性质，舞蹈传播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必然也是多元化的。譬如，从舞蹈史学的角度，可以研究和考察不同舞种流波、演变的历史及其背景因素；从舞蹈心理学角度，可以研究和考察传播主体与受众群体的心理现象、人格特征、审美喜好以及他们对舞蹈传播活动的影响；从舞蹈身体语言学角度，可以研究和考察舞蹈传播对于身体美学的影响或是舞蹈身体语言的发展脉络；从舞蹈社会学角度，可以研究和考察舞蹈在不同社会的传播条件、途径、内容的选择或是阐释在市场的催化下，舞蹈如何成为文化产业中的商品及其生产、销售、消费的整体过程和社会影响。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不同的研究角度在舞蹈传播学的公共视阈下都能建构其具有自身研究特点的理论模式，避免了模式套用而陷入空泛的理论之中，也在切实而具体的研究中充实了舞蹈传播学自身的理论架构和概念体系。舞蹈传播学的研究必须基于舞蹈传播活动的丰富实践中。人类舞蹈传播活动由古至今已有数千年历史，这样的文化现象当然不是自然现象，而是一种社会现象，是通过人与人之间所形成的传播关系而实现的。将这种悠久的传播现象和丰富的传播经验总结成具有规律性、概括性、真理性的“学理”———舞蹈传播学，是当代舞蹈研究者的时代责任和文化使命。可以说，舞蹈传播学是舞蹈学科在时代需求下的一次扩容与发展，这样的整合与延伸将激发舞蹈学研究的内在活力。舞蹈传播学将是一项有现实意义和广泛学术前景的学科，它在吸收、借鉴传播学理论基础、观念基础、知识基础的同时构建舞蹈学自身的理论模式，紧密地与传播实践相联系，并将引导舞蹈传播的实践活动进入良性循环中。

二、舞蹈传播学的研究范围和领域

传播社会学论文篇9

一、传播学在中国大陆的现状

传播学七十年代传入我国大陆。那个时候，除了少数学者，一般人都不知道什么是传播学。进入80年代，更多的中国大陆学者开始对传播学发生兴趣。

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北京召开第一次传播学研讨会，有上海复旦大学、人民大学、厦门大学及《新闻战线》等单位共20多人参加。由于政治因素，在1983年，传播学被批评为“精神污染”，1989年以后，被批判为“不讲阶级斗争”，有人说，中国只能有宣传学，不能有传播学。

1992年邓小平南巡，引发了新一轮改革浪潮，促成了中国大众传播媒介的改革，使传播学再度受到关注。从1993年开始，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与相关新闻院系、研究单位合办的全国性传播学研讨会，成为每两年一次的全国会议，至今已开办了第八次。

从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来看，历经20多年，传播学在中国大陆可以说取得了跨越式发展。八十年代是传播学的登陆期，两次都差点被赶下海。之后，仅十来年的时间，就召开了多次全国性会议，一次比一次规模大：人越来越多，研究的问题越来越广泛深入。第一次研讨会有点像搞地下工作，门口还要有人“把关”。现在开会已是大张旗鼓，堂而皇之了。

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不仅有大陆的大多数著名的新闻传播学专家，港台学者，还有不少外国专家，如日、韩、新加坡、美、英等国的专家莅临。不仅参加人数多，一共220多位，还有不少北京各大学前来旁听的硕士、博士生。地点则选择了最高学府清华大学，由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范敬宜担任会议主席。

这次传播学研讨会，无论从学术影响还是从社会影响来看，都是空前的。这次研讨会有十多个专题：传播学理论研究；传播学本土化研究；新闻传播实践的传播学研究；政治传播研究；媒介使用与效果研究；媒介文化研究；国际传播研究；媒介产业与媒介经营管理研究；新闻教育传播研究；传播与危机公关研究；新媒体研究；文化与跨文化研究；影视研究等。内容极为丰富，涉及了我国现阶段传播学研究的各个领域。

我认为这次研讨会是全国传播学研究现状的一种浓缩，真实地全面地反映了大陆传播学跨越式发展的现状，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从上述专题来看，大陆的传播学研究已经基本上完成了从引进到发展的初期过渡，并进入把传播理论和社会实践相结合的深化、丰富与力求创新的阶段。这就是大陆传播学发展的现状。

二、未来的发展趋势

研究传播学在我国大陆的发展史可以知道，大陆的传播学是依附于新闻学而发展起来的。它的引进得力于新闻研究工作者、高校新闻学者，特别是高校的新闻院系的发展，为它在中国的生根与发展提供了必须的人文环境与充实的物质基础。

直到今天，传播学都还归属一级学科“新闻传播学”，可见其与新闻学的密切关系。然而，随着传播学不断发展壮大，其独立性也日益明显地表现出来。从上述专题也可以看出，它正在自成体系。新闻与传播这样的框架已经无法适应传播学日益壮硕的身躯。

从美国的传播学来看，也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众所周知，美国传播学的集大成者，或者说完善者施拉姆，从1943年起就是美国衣阿华新闻学院的院长。在美国，传播学依附于新闻学有近半个世纪，在90年代出现了一场大讨论。

大讨论的主题是：传播学、传播教育与新闻学、新闻教育的相互关系是什么？这场讨论的背景是：“自从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施拉姆成功开设第一个大众传播学的博士课程后，不到十年时间,施拉姆式的大众传播博士课程即风行全美国，在不少院校，是否是大众传播博士成为美国新闻院系任聘教师的标准。”[1]]传播学、大众传播学出现取代传统新闻学与新闻教育之势。

在1995年召开的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协会(AssociationforEducationinJournalismandMassCommunication,简称AEJMC)年会上，有人主张把新闻学融入传播学，把新闻学的课程和项目与传播学合并。

北达科他大学传播学院(Schoolofcommunication,UniversityofNorthDakota)院长兰娜·拉考(LanaR.Rakow)说：“我们的学生都是未来的传播者。”[2]当然，他们的观点也受到不同意见的质疑。理论上的分歧在教育实践上则表现为教师之间的摩擦与矛盾。

具有新闻实践经验背景的新闻教育者被称为“绿眼罩”，因为来授课的报纸编辑们头上常常戴着工作时用以摭挡眩光的赛璐珞绿色眼罩。

那些具有博士学位的传播学教授们则被称之为(Chi-Squares)。“凯平方”。所谓“凯平方”，又称“卡方”，是在传统定量调查中进行交互分析的最常用的检验方法。

“绿眼罩”们认为博士们的教学与研究过分依赖于统计数据和数据分析，因而用“凯平方”的戏称回敬他们的同事。著名的罗杰斯教授是站在“凯平方”一边的，“他认为，施拉姆的梦想是新闻教育不仅应该是传播学者人才荟萃或独处的地方，而且应该排除新闻学者。他甚至希望这些课程的名字应该改‘新闻学’为‘传播学’”。[3]总的说来，传播学者——“凯平方”们占了上风，“如今，美国大部分大学都有一个传播学院或传播系，传播学研究与教学机构成为了美国高校内发展最为迅速的院系或学科点之一。”[4]

在美国开展的这场关于传播学与新闻学关系的大讨论，一方面反映了传播学作为一门新兴交叉学科适应信息时代，必然要发展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大趋势；另一方面，也提出了在传播学发展过程中，如何正确处理新兴传播学与传统新闻学关系的重大问题。

在第八次传播学研讨会也重点讨论了这样的问题。讨论的激烈程度不像美国的学术界。在我们的教学实践中，也没有“绿眼罩”和“凯平方”之分。但是，可以看出，传播学在中国的革命正在进行，大陆的传播学正在缩短与国际的差距，只不过这种变化是以东方的中庸、平和的文化底蕴为基础的。

三、传播学教育的问题与学科发展

1997年6月，新闻传播学被国家教委确定为一级学科。

到1999年，据国家教育主管部门统计：我国普通高校中开设全日制新闻本科专业的院校已有55所，专业点88个，硕士点30多个，博士点4个，在校学生9000多人。

2002年，在深圳召开的教育部新闻教育指导委员会全体会议公布，全国新闻传播学专业点已经达到323个。

有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有近400个院系专业点。设有传播学专业的研究生院达到25个，其中具有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有4个，博士后流动站2个，在校生达到十万人之多。[5]

仅从在校生人数来看，三年时间就增加了十倍多，可见新闻传播教育发展之快。但是，应该看到，传播学作为新闻传播学下面的一个二级学科，发展是受到局限的。尽管传播学教育在软硬件建设方面发展都很快，但是还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复旦大学丁淦林教授将传播学的基础建设的缺口概括为“四大障碍”[6]：学科有待规范；本科生教育与研究生教育的界限不清；以系列教材为代表的基本建设不足；师资数量不足、配套困难。

“新闻传播学”这个概念限定了这样的现实：中国大陆的传播学研究与新闻学研究呈现出一种“胶着的状态”[7]。这种现状导致了传播学教育与传统的新闻学教育相类似：在课程设置上，以大众传播学相关课程为主要内容；在专业设置上，以媒体的性质区分教学与研究领域的做法非常普遍。“传播学研究对象的新闻学化，因而导致传播学教育相应的新闻学化或大众传播学化”[8]，而同时，传播教育的新闻学化，又加剧和加固了传播学研究的大众传播化。

传播教育的新闻化和大众传播化使“传播学自身的学理教育”也走向新闻传播专才教育和大众传播技能教育，不能满足学生在信息化社会背景下全面学习传播知识的要求。

对照美国的传播学教育来看，美国教授范围最广的传播学内容包括：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和国际与跨文化传播四个方面。开设的主要课程有应用传播、传播教育、传播理论、家庭传播、社会性别传播、健康传播、国际与跨文化传播、人际传播、语言与社会互动、大众传播、组织传播、表现行为研究、政治传播、公共讲演、公共关系、修辞批评、符号学、小群体传播、视觉传播、法律传播、言语传播等。

由此可见，美国传播学教育已经基本摆脱了与新闻学教育的胶着关系，建立了以社会学为依托，在加强社会科学理论素质的培养的同时，又注重实际业务技能培养的教育模式。

从日本的传播教育来看，日本奉行的是通才教育理念，这与日本高等教育的整体理念吻合。他们认为高校新闻传播专业应加强媒介素养教育、新闻伦理及思想、新闻传播史、传播内容的分析与解读等有关基础性理论知识和通用性、工具性研究方法的内容；而有关新闻的采写、节目的制作以及媒介企业的经营等技术方面的学习则被认为不必太注重。2003年对在高校传授新闻传播学课程的教员和媒体从业人员所进行的调查表明，日本传播教育者对这一理念认同程度较高。

台湾地区自1991年以后，每年至少有一所传播相关院系成立，且以传播新科技类、视觉传播类、管理类、艺术类为主，其基础课程的设置趋向专业性、技术性。从传播学核心课程“传播理论”的课程内容来看，主要仍以介绍西方国家传播理论为主，迄今还很少有以本地区传播研究为基础而写成的传播理论教科书。由此可见，台湾地区传播学科的发展有广义社会学理论发展的影响，但受到传播科技的影响更大。

从以上三个地区传播教育来看，都是围绕这样两个问题展开的：一是传播教育与传播研究的关系；二是传播教育与外部环境的关系。

假如传播学理论研究的基础不断被拓宽的话，传播教育自然而然也就向广义社会学的方向靠拢；同时培养具有通用性知识和技能的人才将作为传播研究的要求，成为传播教育的任务。作为社会系统的一部分，传播教育的方向必须顺应时代的变化，符合实际需要。只有具备了扎实的专业理论基础、良好的传播素质以及丰富的沟通能力，才能在未来越来越激烈的竞争中胜出。

从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的专题分类来看，新闻传播实践的传播学研究、媒介使用与效果研究、媒介文化研究、媒介产业与媒介经营管理研究、新闻教育传播研究、影视研究等大众传媒、新闻学方面的内容很显然仍占很大比重，但传播学理论研究、传播学本土化研究、政治传播研究、国际传播研究、传播与危机公关研究；新媒体研究；文化与跨文化研究等社会学角度、传播新科技类的传播学研究也占到了相当比重。在新闻传播教育的专题讨论会上，不少学者提出了具有前瞻性的传播学学科建设思想，对于传播学科的规范、内涵、传播教育的理念及教学，传播基础课程的设置等，都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从新闻与传播学教育角度来探讨未来的发展方向问题的讨论，是这次会议讨论的重要内容，概括起来有两种代表性的观点：

一种是融合论。有学者认为，在现在大学的新闻传播专业中，新闻学、传播学是分开的，因而“新闻理论”仍然还是单独的课程，传播学理论则是另一门课程。

而现实的大众传播业，早已从传统的印刷媒介扩大到广播、电视、网络、手机短信和其他新型传播科技手段了。传统的“新闻理论”，理论色彩较弱，难以容纳现实情境。传播学被引入我国新闻教学领域以后，经过二十多年的磨合，许多传播学的理论假设和研究方法不知不觉地成为新闻理论研究的一部分。

传播学的经验主义量化分析方法，也无形中成为新闻学研究的普通方法之一，不再显得新鲜了。实际研究中，新闻理论与传播学理论的融合已经成为现实，很难区别二者了。

与传播活动相关的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例如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文化人类学、法学、当代文论、经济学等等，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到新闻理论的研究中。因此，持这种看法的学者认为，下一步我们需要做的是改变现在的课程设置以及教材内容的划分，重新构建一种适合新的环境条件的新闻传播理论，不再让新闻理论与传播学理论截然分开，而是有机地融合为一种新的能够说明实际的理论体系。

另外的一种我把它概括为“一级发展论”。即传播学包容新闻学，发展为一级学科的主张、言论。持这类看法的学者认为传播学融入新闻学，是不可能的。因为，从学科体系来说，传播学是研究人类一切信息传播行为与现象的大系统，而新闻学严格来说，只是这个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此外还有大众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等等子系统。传统的新闻学与新闻教育表现出职业训练的色彩较浓，而理论色彩淡薄。传统的西方新闻理论除了新闻价值理论、新闻自由理论之外，几乎无理论可言；我国的传统新闻理论仅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喉舌理论、党报理论等，但是总体上仍显得十分单薄。

而传播学中关于传播者的研究、关于媒介的研究、关于受众的理论、关于传播效果的研究等，大大扩展了传统新闻学的关照视野、提高了传统新闻学的理论高度、丰富了传统新闻学的理论观点。

传统新闻学的研究方法也十分有限，主要是文献研究法、阶级分析法等；而传播学中有关抽样调查法、内容分析法、受众调查等科学研究方法，大大增强了传统新闻学的科学研究手段。因此，只能是新闻理论借助传播学的基本理论、基本概念、基本研究方法，结合新闻实践的实际，构建新的新闻传播理论，形成传播学体系中的一个新的子系统；而不可能是传播学与新闻学揉合到一起，形成一个新的理论体系。这就像大系统不可能融入到子系统去，形成一个新的系统一样。总之，是传播学指导、充实、丰富并改造传统新闻学，使之成为一个适应时代需要的子学科，而传播学则应该发展成为一门“一级学科”。

传播学研讨会，顾名思义，当然是以传播学者为主的大会。从事新闻编辑出版工作的“绿眼罩”们不多，虽然大陆的“凯平方”队伍并不十分纯粹，他们中的博士帽并不是很多，也有从新闻业进入传播学课堂的。但是，在这样的“传播环境中，“一级发展论”肯定是占上风。

因而，传播学未来发展的两极趋势观受到研讨会的重视。这种两极观认为，大陆未来的传播学有可能向“基础传播学和专业传播学”“两极同时发展”：

一极是发展成基础学科、甚至包括基础教育必修的公共基础课程。统称为“基础传播学”。主要课程将包括《传播概论》，内容涉及传播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规律等；《传媒概论》，内容涉及人们如何正确地认识传媒、运用传媒等；《传播技能》内容涉及口头传播、文字传播、电视传播、电脑操作和网络传播等现代基本传播技能。

另一极则是发展成专门学科，不仅在新闻传播、大众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网络传播、公共关系和广告等领域深入发展，还将开辟诸多专业领域，其中主要有：政治传播、经济传播、科技传播、文艺传播、卫生传播、体育传播、宗教传播等。[9]

四、传播学与新闻传播专业学生的就业

传播学的发展趋势和传播学教育的学科发展问题直接关系到新闻传播专业学生的将来，更直接点说，关系着今后的就业问题。预计2005年的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情况可能不太好。据有关资料，明年将有340万大学生毕业，乐观一点估计，一次就业率可能达到70%。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有30%，即约有102万人可能落实不了工作。在这部分人中，考研的大概占30%，就还有70来万人找不到着落。

从新闻传播专业来看，形势可能要好一点，但就业压力也很大。之所以压力大，因素有两个，一是我们前面讲的新闻学与传播学在科研与教学上的胶着状态，决定了我们新闻传播专业的培养目标还仅仅停留在培养大量的新闻专业毕业生上；二是我们的体制直到今天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转变，大众传媒仍然在社会中处于较特殊的地位，学生大都把将来工作定位于报刊社，广播、电视台，出版社等新闻出版单位。

实际上，这些单位容纳不了这么多人。有六成多点的毕业生能够如愿就很不错。随着新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文化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大多数的新闻传媒都将走文化产业的道路，在对新闻人才的需求上存在较大的变数。

如果我们还不能意识到这一点，奉行通才教育理念的日本的情况可以参考。据一份调查显示：日本高校新闻传播专业870名希望进入媒体工作的学生中，进入媒体工作的只有196名；以报社为例，虽然有89名学生选择希望去报社工作，但是实际进入报社工作的学生只有27人。

传媒为什么不能接受更多的人，因为它们还有其它的需求。以日本五大报(朝日新闻、每日新闻、读卖新闻、日本经济新闻、产经新闻)为例，每年招收的从业人员中，有不到20%来自于在校期间学过或接触过新闻传播方面知识的高校毕业生，其余的则来自于不同学科，如经济学、法学、管理学、社会学、文学、理学和工学等专业的毕业生。从中国的电视行业来看，在80年代甚至90年代中期以前，活跃在中国屏幕上的著名主持人、播音员多为北京广播学院毕业生，此后的若干年来，各个电视台广泛吸收其他学校其他专业的毕业生，甚至通过在电视上举行大奖赛的办法，在民间广泛地选拔主持人，经过几年的实践，它们中许多人表现不俗，甚至有些人还认为他们比起新闻与传播类专业毕业生来，成绩更为突出。上述这些情况说明什么问题？说明在新闻学与传播学胶着的状态下，新闻传播教育更多的倾向教授陈旧的、僵化的理念和呆板的新闻表现手段与形式；而新闻传播的内容，无论是人文的，还是科技的都无力很好地提供给学生。因此，这样培养出来的毕业生是先天不足的。

这种不足的表现首先是对诸如经济学、法学、管理学、社会学、文学、理学和工学等专业知识缺乏基本了解，有的甚至是无知；其次，是不懂针对不同知识与信息的特点或者说特性进行传播的方式与技艺。

而来自于不同学科的毕业生在新闻传播实践活动中，不仅能够很快地掌握工作需要的某种新闻传播手段，而且能够在专业方面很快成为行家。通过在电视上举行大奖赛选拔人才的办法，更是为在实践中锻炼出来的民间传播人才开辟了通道，使他们能够越过新闻专业的壁垒登上令学子们羡慕的传播舞台。

这类现象随着传媒产业化，人才市场化将会越来越突出。如果我们的新闻传播教育还仍然固守老一套的教育模式，我们的学子仍然以学校教授的“新闻学概论”、“广播电视概论”“报刊编辑学”、“新闻写作”、“新闻采访技巧”、“编辑学通论”之类教材为满足的话，一些人被排除在新闻传播领域之外是不难想见的。

如果这些人再不学一些基本的传播沟通知识，习得一些社会传播的技能，更无法适应社会的选择。北京大学的学生卖肉，学非所用，从某种角度而言，反映了社会对人才的关注度不够；从另一种角度来看，是学人欠缺与社会沟通的能力：让社会认识自己的能力，把自己推介到能够发挥专长的工作岗位上的能力。现在的新闻传播专业，特别是本科专业，很有可能培养出一批“高不能低不就”的“特殊人才”，传媒业进不了，机关单位进不去，到企业去吧，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干个体吧，不知道做什么，怎么做。

传播学“一级发展论”的出现，预示着我国大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胶着状态将发生改变，传播学将在更广阔的领域发展，从依附于新闻学到发展为一门包容新闻传播在内的系统的学科体系。这一体系对于新闻学来说，不仅能够提供一种具有方法论意义的基础理论，而且能够丰富新闻学的社会传播手段，使学生习得专业传播技艺。在他们面对社会选择的时候，有更多的回旋余地。在进入传媒业时，能够以传播学为底蕴，奠定自己高于其它专业的竞争基础，同时又能参与选拔竞争，以专业传播者的角色与实践中成长起来的“民间传播人”角逐。退一步说，即使不进入传媒，在其它领域，如机关、企事业单位，都可以大胆地从传播的角度切入。如在政治传播、经济传播、文化传播、教育传播、艺术传播、科技传播、公关传播等领域都可以以传播为桥梁，进入之后逐渐成为相应领域的行家。

从复旦大学传播系的改革来看，就展示了这样的前景。2004年复旦大学调整了课程设置。

专业必修课程20门(48学分)，有：新闻学概论、传播学概论、新闻业务通论、中外传媒发展史、传媒法规与政策、传媒伦理与道德、传媒英语、媒介与社会、跨文化传播学、人际传播学、组织传播学、公共关系学、传播学研究方法、当代国际传播、新媒体传播与发展、媒介经济理论、媒介经营与管理、网络新闻传播原理与应用、计算机辅助新闻业务、网络媒体内容制作。

专业选修课程20多门(16学分)，有：舆论学、社会学导论、社会心理学、视觉传播、政治传播、危机传播管理、大众传播与大众文化、管理学导论、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报刊发行管理、收视率分析、期刊编辑与出版、媒介市场策略、媒介娱乐产业、动漫产业、高等数学D、统计学、市场调查方法、网络基础技术与应用、网络安全与法制、电子商务、市场营销学、整合营销传播等。

从上述课程设置中可以看出，除了传播学基础理论(含研究方法)的教学以外，学校把与社会实践的结合，放到了突出地位。传播学教育的定位更有利于高瞻远瞩，面对社会的广泛需求培养人才。

复旦大学的设想是：今后传播学系毕业的学生除了能够从事与新闻传播业务(含传媒新科技技能)有关的工作以外，还要具备良好的传播素质、丰富的社会协调和人际沟通能力、宽泛的知识结构和国际(跨文化)视野、以及高超的信息分析和媒介(含公司)管理能力。传播系学生不仅要适合大众传播行业，网络，新兴传播媒体、广告公关公司、跨国传媒集团、媒介产品制作公司、政府机构以及大中型国有、民营、跨国公司都应该是他们展示才华的领域。

为实现这样的目标，教材改革已开始，计划先期推出12本，内容包括传播学导论、大众传播通论、跨文化传播、传播学研究方法、公共传播、说服传播、人际传播、商务传播、倾听、电子传播导论、采访与传播。复旦大学传播系的改革，从构想来看，是宏大的，要达到预想的目标，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从我国大陆来看，在传播学研究与教学上，复旦是走在前面的，很多院校的研究与教学还处在20世纪末的状态。

这种状态是不会持久的，站在潮头的复旦，在传播着排除“不确定性”的明确信息：变革是必然的。对于我们学习传播学的学生来说，适应这种变化也是必然的。

如何适应，不是坐着等待传播教育的改革，期盼全能老师的出现，期待“葵花宝典”式的教材问世。如果在这样的状态下毕业，在毕业的那一天，也就宣告自己退出在传播行业的竞争了。

第一，你没有面对市场，适应市场的能力；第二，你也没有和师弟师妹们在一个锅里“搅马勺”的资本。处在改革时期的学子，很难享受到完整的改革成果，却必需在改革之后的环境中参与竞争。怎么办？唯一的、积极的办法就是与改革同步，以改革的理念指导自己的学习，把本科生的学业按研究生的方式来完成。

说明白点，就是要改变惯用的高中时期的思维方式，不要坐等老师来填鸭，要善于从改革的大趋势中，找准方向，为自己的学习定位，在完成基本学业的同时，围绕自己的定位，寻找知识，学习知识，积累知识。在积累知识的过程中，发现问题、研究问题，把学习和研究问题结合起来，做出成果，力争在毕业时就成为一个适应新形势的传播学人，一个无论是继续深造，还是在各项社会工作中从事实际传播工作都能够表现卓越的优秀人才。

在座的传播专业的同学们，你们选择了一个尚不完全成熟的专业学科，但这个学科是信息化社会中发展前途、就业前景最为光明的学科之一。

它的不成熟，为你们提供了机遇，作为新兴学科由不成熟到成熟，你们是第一批见证者，作为信息社会大陆传播专业真正专业化的毕业生，你们是幸运者，也是专业传播者大军的先行者。

为此，你们应该付出更多的努力。20世纪八十年代进入大学的“老三届”中，多数是“不足月”的中学生，恢复高考以后的大学，无论是在“软件”还是在“硬件”上也都不能和今天相比。就是在自身条件和教育环境都存在一定问题的情况下，他们通过学校教学与在校自学，成为了的新中国历史上最为优秀的一批学子，成为了医治社会创伤的主力军。如果你们能够像他们那样，更主动地学习。到时候你们的辛劳换来的将是社会的拥抱与赞赏。

预祝大家都有一个美好的前程！

(此文由作者在西南交通大学传播系和成都体育学院体育新闻系的演讲稿整理而成)

注释：

[1][2][3][9]明安香：《关于传播学学科发展前景的探讨和展望》，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论文。

[4][7]李双龙：《中国传播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境外传播教育模式给我们的启示》，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论文。

[5]熊忠辉、王晓梅：《当前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特点、问题与趋势》，转自李双龙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论文《中国传播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境外传播教育模式给我们的启示》，

[6]丁淦林：《中国大陆的传播教育》，2004中国传播学论坛所作的主题演讲，转引自李双龙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论文：《中国传播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境外传播教育模式给我们的启示》。

[8]吴廷俊、舒咏平：《一种基本素质的教育：中国传播教育发展新思路》，转引自李双龙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论文：《中国传播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境外传播教育模式给我们的启示》。

参考文献：

1、明安香：《关于传播学学科发展前景的探讨和展望》，第八次传播学研讨会论文

2、李双龙：《中国传播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境外传播教育模式给我们的启示》，第八次传播学研讨会论文。

3、朱光烈《开倒车：我的教育改革理念和设想》，第八次传播学研讨会论文。

4、吴廷俊、舒咏平：《一种基本素质的教育：中国传播教育发展新思路》，2003中国传播学论坛论暨CAC/CCA。

5、童兵、高金萍：《21世纪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发展趋势初探》，《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5卷第1期。

6、张国良：《现代大众传播学》，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5月。

7、熊忠辉、王晓梅：《当前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特点、问题与趋势》，中华传媒网。

传播社会学论文篇10

【中图分类号】G64；G206.3 【文献标识码】A

现代公共关系自1900年以来，就一直不断为其“身份”所苦。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公共 关系学门与其它学门之间的关联性成为西方学者研究的重点。许多学者即指出：“公共关系”与 “传播学”及“管理／行政科学”二学门的关联性最高(Pasadeos & Renfro, 1992 p.167) 。 美国学者Doerfel and Barnet针对国际传播学会中13个独立学门之“语意网络距离与位置”进行 研究发现(Doerfel & Barnett, 1999 p.589) ，其一，在“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的二维 向度上，公共关系与“大众传播”的语意距离相对较近；其二，在“大众传播”与“组织传播” 的二维向度上，公共关系约与二者等距；其三，在“政治传播”与“女性主义”的二维向度上， 公共关系与“政治传播”的距离相对较近。这证实了“公共关系”与“传播学”的高度相关性。 在社团组织上，公共关系是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学会”中十七个独立学门中之一员，此 外，并有正式学门期刊《公共关系研究》发行。在美国的“国际传播学会”（ICA）中，公共关 系自1998年起正式被列入独立学门组别 (黄懿慧,2003, p.13)。本文将讨论及分析公共关系与传 播学科间的关系和课程设计等议题。

一、从传播学方向谈公关理论来源

传播学是在欧洲、美国兴起的学科，随后进入亚洲。19世纪下半叶，由于社会学、人类学、 政治学、新闻学、心理学、经济学的发展，给予传播学提供了人文科学条件。历经过去60年的发 展，西方传播学已形成一套理论体系，在方法论上，包括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以及象征互动 论；在传播学的一般理论上，涉及了信息理论、符号理论、意义的理论、传播过程、传播效果、 反馈理论、模式理论等方面，是传播规律的总结，同时具有实用性 (戴元光，2001, p.81)。传 播的存在包括三项基本要件：传播者、信息、受传者。同时，在传播和受传者间是有反馈的信息以获得最佳传播效果。

在传播学的分支理论下，包括：大众传播、组织传播、人际传播与内向传播的理论。这是根 据传播所发生的社会组织中的不同层次而来的（见下图）。各分支理论分属其分支领域，但不是 全然独立，而是可以相互借镜、学习和启发。

不论传播的层次为何，传播学关心的是各种信息对 人的影响，因此也要关心传播信息发送与接收的组织个 人、途径，也就需要研究传播在社会中地位、作用及其与 政治、文化、经济、科学各领域的关系。对于传播在社会 中的功能、效果、体制也是研究的领域，例如：不同的传 播体制(如：独裁制、家长式、商业式、民主式)就有不同 的传播政策、监督机制和效果。同时，研究可以再延伸到 传播与宣传、传播与舆论、传播与新闻的关系、传播与社 会、传播与科技、传播管理等。所以，传播学不等于新闻 学，也不等于是大众传播学，它的领域包括组织传播、人 际传播、内向传播等。

对于大众传播学一词，很难下一个简单的定义，美国学者葛伯纳在1967年对传播给了相当简 洁的定义：经由讯息所产生的社会互动。“大众”一词则代表了庞大的数量、范围或领域。传播 学者McQuail在回溯大众媒介的历史时，提出三种形成特定社会生活与意义架构的元素。包括： 特定的传播目的、需要或运用；像远方许多人进行公开传播的技术；在更为广泛的社会脉络中， 提供运用这些技术的技巧与架构的社会组织形式。对大众传播学而言，是以广播、报纸、电视、 电影、杂志、书籍、网络等大众传播媒介为研究的对象，以探讨信息大量消费的规律。因此有二 级传播理论、枪弹论、皮下注射论、沉默的螺旋、劝服理论等对大众传播规律探讨的尝试。另 外，大众媒介对公共利益的意涵也是在信息社会之下，学者们关心的议题，由于个人主义、相对 主义和易变性(volatility) ( McQuail, 2000 p.47)，增加了多数人的依赖性及脆弱程度，也 同时增加对信息的需求，意味着大众媒介公共利益性的扩大与重要性。

至于组织传播是基于历史悠久的语艺传统，同时也深受二十世纪初组织管理理论与组织行为 发展的影响。组织传播的理论范围涵盖传播理论、组织管理理论与组织传播理论等。若将组织 传播界定在组织中不同层次的沟通(如：人际、小团体、公众沟通等)，则是停留在初期的组织传 播概念。在西方的组织传播中还纳入：组织与环境的沟通(如：环境生态学、公共关系与议题管 理)、组织文化与沟通、新传播科技与沟通等(秦俐俐, 2000, p.137)。全球传播学域中多元性与 跨学门的发展，使得传播学门间次级领域与研究主题的界定日益复杂，包括：组织传播与公共关 系、组织传播与媒介管理等都是组织传播讨论的议题。

在人际传播的定义上，1975年Miller & Steinberg指出：一群人交互活动关系，藉以与非人 际传播区隔，同时，还提出“一群人参与某特别活动”做为人际传播的要素，人际传播发生时， 是指参与该过程的人们交换心理方面的问题，同时有可能产生不按牌理出牌的情形。1976年， Pearce则认为人际传播应有“和谐管理”的意义，为达成和谐的目的，人们必须确定彼此关系， 以及确定继续相处的原则(苏蘅, 1981, p.263)。此外，人际传播理论模式中的社会交换模式、 关系互动阶梯模型、A-B-X模型、人际感知模型等，都对公共关系理论的发展提供启示。在理论 研究上，人际传播同样依赖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的基础，研究方向包括：个人的研 究、处理事务等行为的研究。

在掌握传播的基础后，来检视公共关系的理论就可以辨析两者之间的关联。西方公共关系理 论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三个学派，分别为管理学派、语意修辞学派、整合传播学派。21世纪 初期，关系管理学派成为新典范。各学派各拥其立场与假设如下表：

从四个学派的假设中观察，由于公共关系需要传达组织的观点，藉由传播学的传播效果研究来了解传播行为的达成与评估是相当重要的。管理学派所借重的组织传播理论，是协助组织赢得公众支持的理论支柱。在语意学派和整合营销学派中，公关目标是必须藉助大众传播媒介才得以完成。关系管理学派中，人际传播模式与相关理论已成为公共关系理论一个有价值的来源。不过，由于公共关系的多源性，除了传播学及其子学门外，管理及行政学的关系则是公共关系学另一大理论来源。

二、公共关系与传播的交集

持传播沟通论观点的学者极为重视研究社会组织与公众之间的沟通行为与规律。他们认为， 现代传播学是研究人类信息社会的重要学术范畴。而公共关系是指社会组织与公众之间的一种传 播方式，公共关系的本质是交流，因此，公共关系学应是现代传播学的一个应用分支。留美学者 居延安表示：“美国高校，不少新闻和大众传播学院或商学院开设了公共关系系。还有很多学校 是把它作为一个专业(major)或者副修课程(minor)放在传播学下面。公关本身就是一门交叉性学 科，学生应该选择相关的核心课程，学生需要有宽广的知识背景。”

为了厘清与传播学门间的关联性，公共关系学者黄懿慧就曾经以台湾90年代144篇公关论文 为样本，针对「公关论文是否来自传播系所，或刊登于传播类期刊问题进行内容分析，结果显 示，公关论文出自传播系所或刊登于传播类期刊者为三成八(38%，55篇)，另有62%(89篇)论文 来自非传播领域。进一步分析六成二的非传播领域的论文则发现，其中有62% (55篇)来自管理／ 行政领域、15% (13篇)来自教育学门，另外两成三出自其它领域。就其中90篇博、硕士论文进行 分析，出自传播领域科系者仅占二成四(22篇)，出自非传播系所之论文数高达七成六(75.6%，68 篇)，企业管理、教育与公共行政为主要来源 (黄懿慧, 2003, p.13)。这项研究发现，与美国学 者Pasadeos and Renfro从“公众”(或称利益关系人) 的角度解释学门之间的关联不谋而合，即 在学门接口上，“内部公众”是管理领域研究的重点，而“外部公众”是营销探讨的核心。不 过，黄懿慧也指出，公关论文虽然似以管理学门之硕博士论文为主，但则以传播学门为 主要领域，特别是与广告之关连性最强。

另外，从美国的公共关系课程的设计上，也可一窥传播学所占的分量。“国际公关协会”（IPRA）在1990年进行了一份相关的研究，将公关课程概念化，称之为“教育轮圈”，最核心 的部分为“公关理论与常规”、外圈为“传播相关课程”，最则是“素养教育”。Miller & Kernisky与美国国家传播协会(NCA)大学传播整合小组(根据传播系中的公关教育提出三模式(包 括主修、系列课程或集中课程)，这些模式是以传播为背景的前提之下，由小组成员根据十项原 则 (例如：使用多重通路来传递修辞信息，在各式各样的社会脉络之中，运用理性沟通，包括 谈判、冲突管理与解决，是根据组织沟通的原则及大众传播的原则) 所发展而出的，即： 巨观 方式的整合式模型、微观方式的核心六课程模(Miller & Kernisky, 1999, p.87 )。这些课程上 的设计，都离不开以传播学为基础，再加上公共关系的核心课程，并辅以相当大比重的人文、社 会科学课程。

若以中国传媒大学公共关系本科教育为例(见表2)，该系是“以传播学为基础，以广告学为 参照，同时突出公共关系学科特点”的教学和科研发展道路。该校公共关系系齐小华教授认为公共关系的实践和学科知识体系离不开作为科学知识体系的传播学提供原则性和方法论方面的指引、支持和检验系统。中国传媒大学公共关系本科的课程设计上，有关传播的课程包括：传播学、传播心理学、口语表达、传播法、传播战略管理。对照美国公关核心六课程模式：公关概论、公关案例研究、公关研究测量与评估、公关写作与制作、公关计划与管理、公关活动。除了公关概论、公关文案写作、公共关系实务三门课与六课程模式其中的三门相同外，其它如：公关案例研究、公关计划与管理可能可以对应公关媒介应用、传播战略管理，或者选修课中的公关专题活动研究。不过，有关公关研究测量与评估则无相对应的课程，类似的课程为广告调查或 选修课市场调查与预测研究。另外，美国在公关核心课程之外，都要求公关实习课程的训练，说 明实际经验与技能的培养需要在本科教育中落实。

三、中国的传播教育与公关教育

从文艺复兴时期关于人的自由的讨论至十九世纪出版自由理论的确立，西方新闻传播理论的 发展将近三百年的时间。马克思传播理论是在批判和继承资产阶级传播理论的基础上开展，而毛 泽东之新闻理论开展了马克思主义，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新闻思想，就是党报理论。

在开展公关教育与传播教育的比较前，必须先描绘中国的传播教育（不含港、澳、台）的发 展与定位，才能够精准的标志出公关教育的位置。美国3000多所大学里有700多所设立传播学专 业，约占四分之一；而中国大约1000所大学，有100多所设有新闻传播院系，仅占约十分之一， 且大部分是最近十年建立起来的(张国良, 1999, p.137)。

中国高校的专业设置有着自身的特点，统一由国务院专属机构和教育部管理。除了传统的 文、史、哲、理、工等一级学科之外，还有相对应的二级学科，再次之，还有专业方向或研究方 向。学科能否被列入专业目录，或学科专属于那个级别，成为学科发展和建设社是否的到承认以 及学科高下之分的重要指标。

从50年代开始的几十年间，新闻学在中国属于“二级”学科，这和新闻专业本身强调“实 务”取向，突出应用性以及新闻教育的中国特色是紧密相关的。而传播学从1956年由复旦大学新 闻系主办的内部刊物《新闻学译从》引入中国为起点，1957年到1977年这20多年间，因政治的因 素而呈休眠的状态，1978年重新启动，直到1985年为传播正式发展的第一阶段，传播学在中国大 陆得到了初步的普及(张国良，2006, p.14)。根据暨南大学新闻系教授吴文虎的分析表示，中国 传播学研究在80年代获得较好的发展的原因有二：一来是国内改革开放后的需要；二是传播学在 国际上锋头甚健，它和社会学、心理学等新兴社会科学一起，同时被引进与发展。观察二十年下 来，总结而言为“引进较易，吸收难，应用更难”(吴文虎，1999, p.279)。而中国社科院新闻 与传播研究所传播学研究室主任明安香的说法：80年代以前，中国对于西方的传播学或大众传播 学有初步的了解，「但是碍于当时的条件，比较零散，也会产生影响。8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 开放的脚步，传播学才正式传入中国 (明安香，1999, p.14)。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世界新闻研究室（现传播学研究室）在张黎主持下，编写《传 播学（简介）》一书，由人民日报出版社于1983年出版。这是中国（不含港、澳、台）第一本关 109

于传播学的著作。继而，有关传播学是要搞大传播学或小传播学也得到中国新闻传播学者广泛的 讨论，前者强调必须要建立一门广义的、宏观的传播学，以沟通与其它人文、社会科学的横向联 系，后者则认为只需要建立一门狭义与中观的传播学，以免混淆与其它社会、人文科学的区别界 线(戴元光，2001, p.101)。

传播学真正进入学科建设全面繁荣时期是在1992年之后，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正式 将传播学列入博士、硕士专业目录，由此，传播学的学科地位在中国得到承认，并与新闻学并 列为“二级”学科，然后将新闻和传播组合成一级学科，传播学在学科体系中的地位得以确立。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是一个折衷的结果，传播学和新闻学终究暂时无法各自“独立”， 事实上，这个结果为中国的传播学如何处理与新闻学的关系，埋下了一个伏笔 (韩纲，2002, p.112)。事实上，中国的传播学一开始就隶属于新闻学，而新闻学又是依附中国文学。这样的从 属关系，限制了传播学的研究、教学广度与深度，但近年来新一批年轻传播学学者的出笼，让传 播学的研究题材逐渐多元。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系主任陈培爱指出，“90年代以来，传播学研究 显然扩展了新闻学的研究范围，不再局限在传统的报学领域，而涉及到广告、公共关系、民意测 验广播电视等方面”。(陈培爱，1999, p.127)而传播学中有三个分支，人际、组织与大众，上 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院长张国良表示，在美国的学术环境，三个分支皆很发达。在中国， 传播学者多是受到新闻教育出身，自然关注大众传播受众，人际传播学的研究较为薄弱；组织传 播学由于更广泛地结合管理学，所以研究还算丰富，只是研究管理学的人，未必都有明确的传播 学意识(张国良，1999, p.137)。

清华大学新闻传播系副主任刘建明则对于传播学有着与其它学者不同的论调。他表示，“传 播学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专业。如果有一个传播学专业的话，培养的人才就对任何工作都不会 做，因为他学不到专门化的知识和操作技巧。所以，传播学只能是一们基础课程，而不能设立一 个专业”。(刘建明，1999, p.72)他更大胆建议，传播学应该建立分支学科，分解到各专业领域 里，称为传播学的“细化”。

学者们多元的观点，使得传播学与社会、人文科学之间的关系为何？传播学是研究人类信 息交流的内容、手段、效果的一门多科性的综合学科。传播是一个“公共租界”，已有的传播学 理论，多由其它学科所引进 (戴元光，2001, p.101)，例如：心理学、政治学、社会学、语言学 等。以中外新闻史教育及研究而着称的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丁淦林曾在《2004年中国传播 学论坛》对中国大陆的新闻传播教育作了高屋建瓴的回顾、剖析与展望：“老道圆通的新闻学教 育、涉世未深的传播学教育”；“尚欠规范、略显混乱、培养计划不全面、基本建设不完备、教 师队伍不足、定位模糊或脱离于实际”；“新闻传播教育要划清界限：以实务为中心还是以理论 为中心”、“从事新闻史研究要有批判视角、忍耐寂寞、深入透析的精神”。

中国从实行改革开放至今，传播学的发展非常快速，主因是1)社会环境宽松，2) 传播学本 身具有交叉性特点，包容性强，3) 中国新闻传播学者对传播学的科学态度和学术勇气推动了传 播学在中国的发展。“系统了解、认真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造”的十六字方针，反应了中国 新闻传播学者希望通过传播学的引进，丰富中国新闻传播学的期盼 (戴元光，2001, p.105)。当 然，所面临的挑战也不少，传播学者张国良指出：我国传播学科背景的单一限制研究的广度与深 度，其中还包括方法训练的不足，其次，传播学者的外语能力总体不强，这会阻碍第一手阅读及 吸收外文原典和前沿文献的内容，再者，我国传播学界联系理论与实际的意识不强，因此，理论 对于实际的影响也会打折扣。

展望传播学的前景，学界的共识是：传播学与新闻学形成了互补、互动的关系。新闻学重 视写作、编采与评论等新闻业务的操作，而传播学更注意传播理论、方法论和实务的传授 (张国 良，1999, p. 137)。中国的传播学本科教育（不含港、澳、台）的试点从2002年才开始，意味 着由过去以培养单一新闻人的方向将更扩大到培育了解传播、适合各行课业的传播人才。在传播的研究题材也更加开阔，包括：国际传播、网络传播、媒体治理等可以响应现实问题的主题。由 于传播借镜许多的社会科学为基础，不论在科研及教育上，还需要更深入的吸取有关心理学、经 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精华，最好可以再辅修其它学门的课程，并加强素质教育 (骆正林， 2006, p.73)。

由于传播学的脚步才刚站稳，做为与传播学高度相关的公共关系学门，或是许多学者视为 二级学科的公共关系也遇到与传播同样的学科定位问题，原因在于，公共关系的发展远比传播更 为晚(仅有百年历史)，学科中的理论基础仍在形成当中，不仅大量地借用传播学的理论，同时还 向管理学、其它社会科学借镜，交叉学门的学科特性十分明显。其次，职业社会学在讨论“专业 性” ( professionalism ) 时，主要有三个取向，分别是从专业属性、专业形成的历史发展过 程、以及专业表现来定义“专业”或“专业性”(Torstendahl, 1990, p.44)。公关学者Frank W. Wylie提出公关专业应有四项基本要素：1.明确的学术知识体系，2.完成一般标准的与指定的 研究所课程，3.由政府考试及发证，4.由政府授权单位监督，并对从业人员之行为具有约束力。 从专业属性、表现、发展过程等面向来看，公关职业确实具备某些条件，因此公关业即使不被视 为是专业，至少也是Barber ( 1963 ) 所谓之“边缘或浮现中的专业”。不论学科或作为专业本 身，公共关系都还是在“发育期”，不论教育者或从业者都应该给予高度耐心，不要躁进，客观 的看待这门新兴学科。

在中国（不含港、澳、台），当前正式的公共关系高等教育是自21世纪才开始，截至2006年 6 月，全国仅有三所学校开设公关本科专业，其它新闻传播或行政科学系，多将公共关系做为单 一的一门课。至于研究所试点的开始也是近三年的事。多数公关教学仍以知识教育为主，培养的 学生还不能真正满足专业公关公司或企业在公共关系技能方面的要求(何春晖，2002, p.2)，师 资与教材也待突破。理论研究方面还停留在纯理论研究方面，缺乏对公共关系基础理论的实证研 究，以及对公共关系技术的深入研究。展望前景，由于中国入世、社会的开放、经济的繁荣以及 传播科技的发达等因素，给予发展公共关系学相当多的机会，教育者应当加强对外交流，参考先 进地区的教学、科研经验，深化教学及专着的内容。同时，掌握公关实践的需求，师生皆需多走 出去(进行行业交流、跨学科学习等)，同时也引进来 (引入给予公关养分的学者专家、科研成果 等)。从业者应该把握趋势，掌握公共关系的菁华与功能，适时发挥其“小兵立大功”的关键角 色，把握公关诚实正直、以社会利益为考虑的职责，才是公共关系学门发展的基石。

注 释：

[1] Pasadeos, Y., & Renfro, R. B. A bibliometric analysis of public relations research [J]. Journal of Public Relations Research, 1992, 4 167-187.

[2]Doerfel, M., & Barnett, G. A. A semantic network analysi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J]. 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1999, 25(4), 589-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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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张国良，复旦传播学研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A]. 见 袁军、龙耘、韩运荣. 传播学在中国：传播学者访谈 [M]. 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 137.

[19] 刘建明，传播学的「玄化与「细化[A]. 见 袁军、龙耘、韩运荣. 传播学在中国：传播学者访谈[M]. 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 72。

[20]戴元光，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传播学卷[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101。

[21]戴元光，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传播学卷[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105。

[22]张国良，复旦传播学研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A]. 见 袁军、龙耘、韩运荣. 传播学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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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Torstendahl, R. Essential properties, strategic aims and historical development three approaches to theories of professionalism [A]. In Burrage, M. & Torstendahl, R. The formation of professions [M]. CA Sage, 1990 44-61.

[26]何春晖，中国公共关系的回顾与展望[J]. 中国传媒报告, 2002, 2.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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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刘建明，传播学的「玄化与「细化[A]. 见 袁军、龙耘、韩运荣. 传播学在中国：传播学者访谈[M]. 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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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Pasadeos, Y., & Renfro, R. B. A bibliometric analysis of public relations research [J]. Journal of Public Relations Research, 1992, 4 167-187.

传播社会学论文篇11

问题的由来

新闻传播学比之其他社会人文学科，方法论的研究尚未深入，本文所要论及的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的博弈论方法，就表现得比较典型。

将博弈论与新闻传播学相交叉的思路， 在上个世纪80 年代社会科学方法论讨论最热烈的时候，新闻理论界尚无人提到。后来新闻学与文化学、新闻学与心理学、新闻学与美学、新闻学与社会学等的研究，开始陆续出现。但新闻理论界在新闻交叉边缘学科研究过程中，一直没有很好地重视新闻传播博弈学的研究。作者在1997 年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做访问学者一段时间， 涉猎了一些有关博弈论的论著，产生了新闻学、传播学与博弈论之间关系的简单联想。这种联想主要是对新闻文化学建构来讲的，从新闻文化的外延角度来看，新闻传播的竞争生态研究，不能缺少博弈论的思想。

上个世纪90 年代之后， 有关博弈论的书籍开始增多，后来出现了普及性的博弈论读物， 这些书籍大都将社会生活、经济领域、历史经验等方面内容，与各种博弈类型相类比，说明博弈论的道理，但也带来某些副作用，即博弈论的庸俗化。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博弈” 一词在新闻报刊、文章论著中出现的频率比较高。新闻传播与博弈的关系，真正被新闻传播理论界重视， 是在2004 年第八次传播学研讨会上，会上提出“传播即博弈”的观点，并存在争议。2008 年10 月，孙光海、陈立生的《传媒博弈论》由三联书店出版，有论者认为这是我国第一部把博弈论引入传媒领域的成功力作。

从新闻传播理论界涉及新闻传播与博弈论关系的话题，或在文章论著中有意识地使用“博弈”概念来看，可以分为以下三种情况：

一是狭义基础上的理解。仅仅从传媒市场竞争的角度， 来研究新闻传播的博弈。如《传媒博弈论》一书，“将四大主流门户网站、两家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四大城市的13 家都市报作为研究对象， 对各大媒体平时新闻报道及当时的社会背景和特定环境进行分析，从新闻到版面到受众再到发行， 通过大量案例剖析与实战推演，总结出各大媒体在不同环境下，针对不同的竞争对手以及竞争对手采取的策略，从而制定最佳策略。内容包括网络媒体博弈、都市报博弈、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博弈、热点新闻与冷门新闻、大新闻与小新闻博弈等”。当然，从最严格意义上来看，该书许多内容还停留在下文所提及的第三种认识上。但就分析比较到位的有关传媒博弈的内容来看，完全是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媒体之间竞争策略着眼，探求媒体的生存之道。

二是广义基础上的理解。从博弈论的广义思想出发， 来探讨新闻传播领域中，如何把握新闻活动的规律，有学者称之为“大博弈的思维观”。实事求是地说，新闻传播理论界在这方面的论述还较少。人们由于对博弈论的跨学科性质意义尚不十分了解，所以对这种广义理解还持较为消极的态度。传播与博弈是两个概念，但并不意味着传播不能用博弈观点去研究。小约翰将博弈论研究归入人际传播理论，说明他已经把博弈论纳入到传播学视野了，不存在谨慎与否的问题。小约翰在《人类传播理论》的前面部分特别提到传播学的学科边界问题，即所有社会科学理论都存在传播的问题， 传播学强调传播的双向性，恰好说明了与博弈论的紧密联系。另一位讨论者强调：“用博弈论解释一般传播现象的做法不可取。”这是基于“传播即博弈”这一命题而得出的观点。应该说“传播即博弈”是不对的，但“传播之中有博弈”，“博弈之中有传播”，在一般的传播现象中存在部分博弈现象， 也是不争的事实。而且，我们注意到，在正常的新闻传播过程中，传受双方理性的情况还是较为普遍的。那种强调博弈论研究对象必须是理性的，从而认定传播学一般现象无法以博弈论进行解释，不尽妥当。我们知道，传播模式研究的前提，也要求理性的状态。[论文网 Www.LunWenData.Com]

三是日常通俗语义基础上的理解。一般是指事物之间相互影响、制约，或传统哲学所说的作用与反作用意义层面，来使用“博弈”概念。诚然，博弈论研究确实离不开这些因素， 但所有事物间的这些因素，不一定都是博弈论所讲的博弈。也有在互动反馈意义层面， 来理解博弈的，比起前者进了一层，然而也不十分确切。如诸多文章中的“不同文化与黄色新闻的博弈”、“媒体道德与新闻价值的博弈”、“新闻规律与媒体利益的博弈”、“隐私权与新闻自由的博弈”、“政府与新闻界的博弈”、“博弈海量信息”等。其中有些文章也道出了某些新闻传播博弈行为，但存在将博弈论泛化的情况。如有论者把主观上的意识与客观上的行为看做一组博弈现象，把社会上普遍存在的观念或做法与某一具体的观念或行为看做一组博弈现象，这都是与博弈论不相契合的。我们只能说是直觉地使用了博弈这一名词，而没有从博弈论的理论角度去进行规范的研究。

本文的重点不在于专门提倡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博弈论方法，而是力图客观地思考博弈论方法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究竟能否作为一种研究视角，起到对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建构作用，甚至形成新闻传播博弈论这一新闻传播学的分支学科。

博弈论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的可能性德国著名数学家哥德尔1931 年提出不完备性定理：第一不完备性定理———任意一个包含算术系统在内的形式系统中，都存在一个命题，它在这个系统中既不能被证明也不能被否定。第二不完备性定理———任意一个包含算术系统的形式系统自身不能证明它本身的无矛盾性。这个定律虽然是针对数学来说的，但是其革命意义远远涉及科学哲学、逻辑学，而这种情况也注定要影响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诚然，新闻传播研究中，也不能将博弈论看做是无所不能的理论。我们研究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的运用可能性，目的主要是运用其基本思想， 扩展研究视域，在新闻传播领域内最合适的地方，找到双方的契合点，从新的角度描述新闻传播现象与活动的规律， 调整我们的传播行为，使社会信息资源得到有效的配置。

博弈论最基本的思想，其一，在同一活动中，某事物的行为效果如何，有赖于它事物的行为。其二，是均衡概念。其三，假设人是理性的。理性的人，指行动者具有一定的逻辑推理能力，进行决策选择策略的目的就是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现实生活中，人们在作决策时可能往往是有限理性。其四，博弈论是竞争与合作的游戏，一般有协议契约。根据以上的简单概括，随之需要思考的问题就是，新闻传播现象与活动过程中，有没有相类似的情况？ 其一，在同一新闻传播活动中，双方各自的行为要视对方的行为而定？其二，均衡概念在新闻传播过程中能否实现？其三，新闻传播活动的行为主体是不是理性的？情况允许的话，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是否是追求的目标？其四，竞争与合作的契约关系，在新闻传播过程中能否建立？答案是倾向积极的。

有了上述基本思考，我们再从更大一些的方面来探讨运用博弈论的可能性：

哲学意义。马克思主义强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即经济的因素在社会生活、交往关系中的普遍性、基础性。虽然，马克思主义承认社会历史的发展有着诸多的因素， 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平行四边形”合力作用，但归根结底的因素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对立统一。

博弈论之所以在经济领域呈现出活跃的情况，人们之所以在各类社会活动、人际关系中发现博弈的因素，是因为人们在生产劳动过程中结成的各种交往关系所决定的。新闻传播现象与活动，归根结底是由交往关系决定的。因此，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的运用也具有一定的广泛性。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之后，包括新闻传播业在内的文化产业，亟须建立一套新型的适应这一体制状况的文化产业伦理。目前可以定义为在保证社会效益的前提下，力求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这就和博弈论中核心理论之一的“均衡”概念相暗合。每一次新闻传播策划、新闻报道活动或具体的新闻传播行为，都存在博弈论的问题，因为在某一次传播活动中的传播者之间、传受之间等，都有一个行为对策选择的问题，在现实环境中不可能不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如果不追求个体局部利益的最大化，可能追求的就是整体国家民族利益的最大化，如我国文化产业的双赢策略，即博弈论的“均衡”。公益与私利、赢利的矛盾，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会一直存在，博弈的均衡可达到社会发展的和谐。

社会科学理论范式也有一个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问题。

方法论意义。我们知道，博弈论最初作为应用数学的一个分支，是运筹学下面的对策论。后来应用于经济领域。在西方发达国家，作为西方经济学前沿领域的博弈论，已逐渐变为一种占主流地位的基本分析工具， 人们十分重视其方法论意义。

从中国的传统文化来说，经史子集弈的思想无处不在。过去曾有学者提出这样的观点， 自然科学最基础的学科是数学，而社会科学的基础可以是博弈论。我们不能说它完全正确，但是至少应该承认有其一定的合理性。

从广义的角度看，传播应用学派的传播模式研究， 实际上相当于博弈模型。在我国较为流行的英国人丹尼斯·麦奎尔、瑞典人斯文·温德尔合著的《大众传播模式论》中， 许多传播模型十分典型地体现出这种情况。该书第一版介绍了35 个传播模式， 第二版介绍了66个传播模式。除了个别早期线性模式外， 在控制论的反馈概念出现之后，传播模式越往后越具有博弈的性质，甚至可以这样说，研究当代传播模式离开了博弈的思维， 其研究是存在欠缺的，虽然其模式可能并不能完完全全解决实际中的所有问题。

理论建构意义。新闻学、传播学以及中国化的新闻传播学，从它们的发生与发展的历史来看，是建立在众多人文社会科学基础上产生发展起来的。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日益融合的时代， 在需要破除自然与社会科学鸿沟的时代， 谁也不能断然否定新闻传播学领域可以不要博弈论的参与。作为与社会实践互动频繁、联系紧密的社会科学之一的新闻传播学，从来不存在其他学科的不可逾越的障碍。

由于受经济学的影响，人们思考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的运用时，可能认为仅仅反映在传媒的经营管理上。这种狭义的理解，导致产生了博弈论不适合一般新闻传播理论研究的观点。作者认为，新闻传播研究中重视运用博弈论，并不是要求新闻传播理论“范式”像经济学那样转向博弈论，并把它作为核心的理论分析工具，而是在理论体系建构中，对博弈论方法给予足够的重视， 将其中合理的内容，吸纳到基础理论中来。更重要的是，将博弈思维作为指导理论研究的一个窗口，扩展新闻传播理论空间。当然，也可以建立新闻传播学下面的二级学科“新闻传播博弈理论”， 进行专门的新闻传播学新领域探索。

结语

新闻传播研究对博弈论产生兴趣已有多年，但是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被吸纳与运用的情况并不尽如人意，原因是新闻传播理论界对博弈论尚不太熟悉，对博弈论的理解也参差不齐，甚至还存在部分抵触心理，致使研究成果的质与量不甚理想。新闻传播研究需要理论创新，对理论与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新的解决路径。研究新闻传播博弈论，对理论研究者提出了知识更新的更高要求。

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社会科学内部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博弈论无论在广义、狭义还是方法应用上，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都有用武之地，关键在于我们的观念。

参考文献：

1.肯尼斯·赫文［美］、托德·多纳著：《社会科学研究的思维要素》，重庆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传播社会学论文篇12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5）05-0045-05

中国传播学的系统发展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迄今已有30余年。在此期间，华人学者着眼于中国的传统历史文化与当代现实，发掘具有本土特色的传播现象与观念，意图建构中国特色的传播理论体系，这在中文新闻传播学界从一开始即是孜孜以求的学术目标，被称为“传播学中国化”“传播学本土化”或“传播研究本土化”等。另一方面，自其伊始，华人学者就围绕“传播学中国化”的合法性和可能性展开论争，赞成与反对对立，实践与反思并存，争鸣之声至今不绝，这使其成为中文传播研究中几乎最具影响力的议题，也是中国传播学30年来苦苦摸索以求发展突破的一个关键问题。

一、传播学的中国化

早在1977年，美国传播学者施拉姆（Wilbur Schramm）在访问香港中文大学时就已提倡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传播遗产。首次论及“传播学中国化”这一命题及其内涵的，是香港中文大学传播研究中心的创立者余也鲁。他在1978年香港中文大学主办的第一次“中国传学研讨会”上，作了题为《中国文化与传统中传的理论与实际的探索》的演讲。他认为，“文化与传统若不同，作为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传的观念、原则、型式也随之而异。因此，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与实际中应该可以找到中国的传播理论。”余氏不仅从议题设置上旗帜鲜明地倡导中国化的传播理论与范式，并且进一步探索它的取径与步骤，就如何在中国历史与传统中探寻传播理论提出了“十二个入口”。〔1〕余也鲁的呼吁成为“传播学中国化”的先导。在大陆，“传播学中国化”的思想源头可以追溯至1982年在北京举行的第一次西方传播学研究座谈会，会议形成了对待这一外来学科的十六字方针：“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造，……要结合中国实际，建立起符合中国国情的、有中国特点的新闻学或传播学”〔2〕，该会议为传播学中国化提供了思想理论上的依据。

1993年，在厦门大学召开“首届海峡两岸中国传统文化中传的探索座谈会”，论题涉及中国传统文学、哲学、历史、语言、民俗、人类学、经济等多个领域中的传播现象，会后出版了《从零开始：首届海峡两岸中国传统文化中传的探索座谈会论文集》（1994），这一标题意味着，中国学界开始正式有组织地展开中国传播学的本土研究。同一时间在厦门，还举办了第三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中心议题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理论体系，正式提出传播学“本土化”的问题。〔3〕这一系列传播学会议对“传播学中国化”议题的确立有倡导和推动之功。

此外，研究著述更是代表了这种学术努力的成果。吴予敏的《无形的网络：从传播学的角度看中国的传统文化》（1988）是国内第一本传播学中国化的专著。此后，中文传播学界陆续出版了一批中国特色的传播学著述，专著如尹韵公《中国明代新闻传播史》（1990）、关绍箕《中国传播理论》（1994）、孙旭培主编《华夏传播论》（1997）、张立伟《心有灵犀：儒学传播谋略与现代沟通》（1998）、李敬一《中国传播史论》（2003）及金冠军、戴元光主编《中国传播思想史》（2005）等；论文如陈力丹《论孔子的传播思想》、黄星民《礼乐传播初探》、邵培仁《论中国古代受众的信息接受特色》、何庆良《先秦诸子对传播功能的认识与应用》等。这些研究基本属于余也鲁提倡的研究路径： “回到过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求传播观念，从历史经验中总结传播特征，建立自己的理论框架，偏重于传播理论的中国化。此外，“传播学中国化”还有另一种路径：“着眼当下”，借鉴西方传播理论研究中国现实问题，针对当代社会改革发展中的传播问题提出新观点，这种研究更关注传播应用的中国化，其研究成果在中文传播学界更是不胜枚举。

简言之，“传播学中国化”是华人学者倡导的从传播视角研究中国传统与现代的社会历史及其思想观念，一方面“将中国历史和传统中所出现的传的现象、事件、思想进行分析，在共同性中寻求特殊性，并提炼出来，作成规律、原则，甚至理论”〔4〕，另一方面借鉴西方理论，对现当代中国社会的传播活动展开研究，提供传播策略，解决传播问题，并在此过程中探索新的传播理论。前者以古代中国为主，后者以现代中国为主，在两者基础上抽象概括出契合中国历史与现实的传播概念、模式乃至理论范式，彰显文化的特殊性，又兼顾理论的普遍性，以期建构中国特色的传播理论体系。

二、“中国化”：合法性与可能性之辩

“传播学中国化”在提出后，并未获得国内学界的一致认同，一些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这一命题的合法性与可能性提出了质疑与反思。

20世纪90年代，徐耀魁撰文指出，这一提法的弊端在于过分强调其特殊性，把传播学仅仅视为一种方法，仅局限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未免有些片面和狭隘〔5〕，持类似看法的还有陈力丹，他强调社会科学理论普遍性的一面，“某学就是某学，一定要某国的什么学，其实很难成学。……不宜简单地将研究中国历史与现实中的传播观点，视为是传播学的‘本土化’”〔6〕，这两位学者是对“传播学中国化”的合法性、特殊性提出了质疑。然而，传播学的研究对象是人而非客观规律，无论古代还是现代中国，传播语境、传播主体的思维与行为模式、传播载体等与西方均有所不同，不具有超越国界的普遍性，西方亦然，因此笔者更同意李金铨的观点：“西方传播学理论不能定于一尊，而且除非经过国际层面的考验，终究还是停留在‘西方’的理论层面。”〔7〕换言之，在传播学的西学东渐中，源自西方脉络的传播理论未必具有跨文化的普遍性，如“现代化理论”以及受其影响的国际传播学经典之作丹尼尔・勒纳（Daniel Lerner）的《传统社会的消逝》（1958），以西方现代化的历史模式强加于中东等第三世界国家之上，如今已受到诸多批判。祝建华也以自己的研究经验证明，西方传播研究中的受众和效果理论，对于个人主义至上、并已被充分研究的西方社会或许并不构成太大问题，但是对于研究中国的受众及效果却有“隔靴搔痒”之效〔8〕，原因即在于中国不同于西方的社会政经体制和媒介环境。因此，与西方传播理论一样，中国的传播经验及其模式观念无疑也具有其历史文化的特殊性，传播学的中国化有其存在的合法性和学术意义。

对社会科学理论持普遍性的观点，不仅容易忽视本土化研究的文化特殊性，另一方面，这一观念加之西方理论不可否认的强势地位，使一些学者对中国化的研究是否可能也产生疑虑。如李彬曾指出，传播学中国化面临着西方霸权的困境，当人们从传统文化中总结传播学的本土特色时，实际上早有一个“固定的范式与框架预先设置在思想之中”，“所使用的核心概念却无一例外地属于舶来品”，这时“以独立独行相标举的本土化，本质上也许恰恰显示出西方话语的支配性。”〔9〕确如李彬所言，传播学从概念术语到研究范式都以美国传播研究为宗，中国传播研究无论方法还是理论都随着美国式传播研究亦步亦趋，不乏以西方理论设定中国的传播议题，或以国内的传播现象附会西方的理论概念，实乃削中国实情之足以适西方理论之履。因此李彬的担心不无道理，但却不能因噎废食。真正的“中国化”，是从具体国情出发，将中国社会的传播经验摆在首位，直面当代中国社会变革与传媒变迁中的真问题，基于自身的文化传统思考它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探索契合传播实情的学术语言与研究典范。如上述《无形的网络》即从中国古代社会的实际情况出发，考察独特的语言文字与非语言传播媒介、家族、社团等社会组织及其传播方式、政治体系及其传播控制、儒道法墨等思想流派的传播观念，并从传播视角总结了三种社会化传播结构：“生命〔生活〕―传播结构”“社会―传播结构”“历史―传播结构”，勾勒出一幅较完整的中国古代社会传播的立体图式〔10〕，在西方传播经验之外展示了新的传播模式，而并无对西方传播概念与理论生搬硬套的痕迹，诸如此类的研究为传播学中国化提供了一些示范性的研究路径。

三、全球在地化：从在地经验到全球理论

在上文中，无论是传播学中国化产生的缘由背景，还是围绕该议题展开的讨论争议，实际上都指向全球化背景下知识生产的问题，或曰特殊性与普遍性、在地化与全球化的辩证关系。2000年在新加坡举行的国际大众传播研究学会的年会上，中文传播研究学会组织了一场“中文传播研究之批判性回顾”的专题讨论。会议组织者汪琪教授在其建议书中总结了中文传播研究的问题：“随着中文传播学术圈的扩展，人们对其在国际传播学界中的地位及贡献的不满也与日俱增。有学者在质问西方理论对中文传播研究是否有用，也有学者则批评中文传播研究缺乏理论性。问题是，我们还将偏安于国际学术界的边缘地带多久？”〔11〕边缘化是当代中文传播研究的学术境地，也是传播学中国化所面临的学术语境。因此引出的问题是，地处边缘的传播学中国化如何面对全球化的知识生产？两者的关系为何？

在本文中，全球化背景下的知识生产主要包含两层涵义：一是人文与社会科学的理论知识由各种基于在地经验的研究构成，并在全球背景下流通。就传播学而言，全球化在本质上仍是西方化甚至美国化，由于学术霸权而形成了以美国为中心的知识生产格局。然而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理论仍是一种地方性理论，其解释的有效性和适用性需要在理论旅行中接受其他文化经验的验证。二是具有更广涵盖力和解释力的全球性传播理论，这是传播研究中的高阶创新。它必须基于地方性理论之间的比较，在互动对话中抽象出更宏观的理论范畴及体系。对传播学中国化与全球化知识生产的关系探讨，主要在这两层涵义中展开。

首先，在全球化知识生产的趋势下，作为在地经验研究的中国传播学，不再可能如中国传统学术一般闭门造车、自说自话，它与西方传播理论不是两套互不相干的理论话语；相反，欧美传播研究作为当前该领域的主流，应作为传播学中国化的参考资源，后者要在充分吸收西方传播理论的基础上展开。这种吸收不是简单地以西方理论观照中国现实，或以西式研究方法解决中国传播问题，而是全面了解西方有关的社会与传播理论，学习其中具有普遍性的问题意识、思路和方法论意识，以之来活络眼光思想，勾勒在地的素材现象，遵循自下而上的研究路径，从具体传播经验而非西方理论预设出发直面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才能得出历史契合性的传播概念、思想乃至理论建构，从某个角度，它们又能与西方传播理论形成有效的比较，才有可能“最终创造出集东西方文化精华之大成的传播学”。〔12〕笔者以为，对西方理论的化用不着痕迹、润物无声，才是上之上者，而不像一些学者认为的，“由于传播学的中国化过于强调的是一个‘化’字，也就是化他为我，或者仅仅是把他人的东西改造成我们中国自己的东西，因此，这就很容易把思维的重点放在吸收和改造他人方面，而忽略完全基于我国文化土壤和现实基础的原创性追求。”〔13〕一方面，这是将理论手段当成了研究目的，另一方面，原创无疑是传播学中国化的终极目标，但在学术全球化的背景下，原创并不意味着由于“影响的焦虑”而排斥他者、自我独创，而是转益多师，入乎其内，出乎其外，正如李金铨所言，“先要钻进去学人家的东西，然后要能够跳出来，才能攀登另一个高度”〔14〕，否则“集东西方文化精华之大成”又如何可能？从现实的角度，中国传播学30多年的发展经历了译介、研究和自创的历程，原创本就是基于译介学习、研究应用之上和之后的。因此，传播研究的中国化虽然基于地方经验，但无法摆脱先在的西方传播理论的影响而单独发生，只有自觉置身于全球知识生产场域中，不断接受内外的激发和挑战，才能持续发展并具有跨文化对话的全球性意义。

其次更重要的是，传播学中国化与全球化知识生产的进一步关系，在于由特殊性、在地化上升至普遍性、全球化的理论升华。以往的学界讨论和实践主要注重内向的自我研究与理论建构，在方法论上缺乏与西方理论比较对话的全球视野。这首先取径于“文化间际的交互参引”〔15〕，基于第一层关系，中西方传播经验与理论构成不同文化间的交叉互映，由中国化而来的传播概念、方法与理论，一方面用来彰显民族特色，同时也用来“攻错”，即“两个文化之间在相关领域上有所对应，但是对应之间是不一致的，这种差异可以提供相互观看的斜角，也就是透过他者文化与母文化的不一致，产生母文化的问题意识，使得母文化的存在不再是理所当然，而是必须成为思考的对象，并藉着他文化的错位观点，对母文化的物象化过程进行剖析，即可深化母文化的生成机制”。〔16〕“攻错”是母文化与他者文化相互间的过程，一方面深化对自身的陌生化理解，另一方面双方在“错位观点”的烛照下进一步存异而求同。这在当前传播研究中由于中西方学术格局的不平衡而似乎触不可及，但像比较文学等其他比较研究一样，在中国化的传播研究中加入中西的对比攻错是可行的，正如钱钟书先生对中学的研究始终在与西学的比较与发明中，差异性和共同性并举。与之同理，提倡“传播学中国化”的意旨在于注重中文传播的独特现象与规律，但并不意味着强调特殊性而忽视进一步的普遍性探索，而是力图从特殊性上升至普遍性，从中文传播的现象出发，探究重大的传播问题及其内在理路，随着抽象思维拾级而上，自然到达理论的层面取精用宏，此时或者形成原创性的理论与西方平等对话，或者在与西方理论的互映中探求联系、互补融通，从在地化走向全球化。在这一意义上，“传播学中国化”只是中文传播研究的起点，方向是国际化；不是特殊性，而是以在地经验充实传播理论库的普遍性，与西方理论展开平等比较与对话。只不过这是在地化与全球化辩证关系的终极目标，在当代中国化的传播研究中，尚无研究真正达到这一层面。

四、结语

传播学的中国化，这一提法本身就暗示出知识传播自西向东、由中心向边缘的走向，加之其所产生的时代背景，它所折射出的民族主义和学术自主意识不言而喻，其中焦虑与自信并存；另一边，则是英国学者詹姆斯・科伦（James Curran）等呼吁的传播理论要“非西方化”。〔17〕在这种你情我愿中，传播学中国化成为中文传播研究从地方走向全球，从追随西方亦步亦趋到以我为基自主对话的重要路径，其中包含的是地方经验与全球理论的辩证意识。在当代中文传播学界，香港一些学者已经在上述第二层关系中展开耕耘和尝试突破；台湾和大陆的学者则倾向于向内看，主要致力于研究总结中国历史上的传播现象与理论，试图建构契合中国国情和文化传统的传播理论体系，而对当代中国传播的研究多为归纳与提出观点，尚未形成独特的研究范式和传播理论，整体上仍处于第一层关系中。因此，未来中国化的传播研究，一方面继续致力于对中国经验的研究，另一方面也需要具有全球的理论视野，将中国经验的特殊性上升至普遍性，从具体经验中抽象出理论概念，唯此才有可能实现在地经验与全球理论的辩证统一，实现知识生产的全球在地化，而“传播学中国化”这一命题才具有更深层的学术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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