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篇1

一、传播学与文化传播

传播学(communication)是研究人类如何运用符号进行社会信息交流的一门学科。虽然早在公元前4世纪亚里士多德就在《修辞学》中对口头传播的规律进行了研究和总结,但传播学作为一门学科,却是在20世纪20-40年代的西方逐步形成的。传播学的诞生地在美国,一般认为,其奠基人和集大成者是美国学者威尔伯•施拉姆(WilburL.Schramm,1907-1987)。20世纪60年代,台湾留学生将传播学从西方带入台湾,70年代末期,随着改革开放的实施和大众传媒的发展,传播学日益受到中国大陆新闻、学术、教育界的重视。1982年,我国召开了第一次传播学讨论会。近20年来,传播学在中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不仅译介了大量西方的传播理论著作,而且推出了不少中国学者的传播学新论。更为可喜的是,传播学的理论观念已被日益广泛地运用到人们的实际工作中,传播正成为与每个人密切相关的事。作为研究传播现象、总结传播规律的一个年轻而富有生命力的学科,传播学的体系正日趋完善。从国际传播协会年会的分组,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学科的诸多分支,如信息系统、政治传播、组织交流、人际交流、教学交流、跨文化交流、大众传播学、医疗卫生传播等。这些分支,有些具有明显的实用性,如医疗卫生交流、教学交流。更多的则是自成一体的研究方向,有些已发展为某种新型的分支学科,如大众传播学、跨文化交流等,受到不同国家学者的共同重视。

有人将“传播”与“交流”相提并论,认为在英语中,“交流”与“传播”是同一个词(communi-cation),因此二者的内涵、所指当无相异。这种认识是片面的,因为在日常交流中,交流的双方是面对面(facetoface)的,两个主体是平等的,信息流动一般呈现出双向互动的对话性特征;而在大众传播中,传播者和被传播者的地位并不对等,信息的流动不是双向而是单向的(one-wayflow),信息或文化产品是为那些基本上不在生产与传播现场的人们生产的,接受者参与或介入传播过程的能力极其有限,从而也就很难影响传播的内容。当然,传播在一定程度上也隐含着交流,但这种交流是滞后的,并不像日常交流那样具有即时性和现场感。比如,读者对一部小说的评价,可以看作是读者与作者之间的交流,但这种交流至少发生在读者阅读欣赏了作品之后。“交流”的在场性和“传播”的不在场性,决定了二者在信息流向及传输过程上的迥然区别,正是因为这一点,才有外国学者提出,在谈及大众传播时,应用“传递”或“传送”(diffuse,transmit)取代“交流”(communication)意义上的传播。这种提议是不无道理的。[1]

人类的传播行为,就其广义而言,可以涵盖人类现有的一切行为方式,因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在现实中生存发展,总存在着与他者的交流、对话,可以说,传播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一般意义上所说的文化传播,主要指的是狭义的传播行为,它又可具体分为物质文化传播和精神文化传播两种类型。文艺作品是人类精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凝聚了人类的情感、希望,反映了人类生存的本质,是人类精神文化进步的标志物,因此近年来,文艺传播受到研究者的日益重视。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也改变了过去文艺研究单一的、静态的思维习惯,将文艺生产和消费当作一个完整的动态过程进行研究和考察。文艺传播作为文化传播之一种,同样受制于一般传播行为的规律。美国政治学家哈罗德•拉斯韦尔指出:“描述传播行为的一个方便的方法,是回答下列五个问题:谁(传播者)→说了什么(信息)→通过什么渠道(媒介)→对谁(接受者)→取得了什么效果(效果)。”[2](P16)传播者借助于一定的传播媒介,将信息传送给接受者,并在接受者那里产生一定的效果,即完成了一次传播行为。对于文艺传播而言,艺术家把蕴含在艺术作品中的信息通过形形的中介(书刊、广播、影视、表演),输送到读者和观众那里,对他们形成情感上、知识上和审美上的影响,也就实现了自身的传播过程。文化传播活动具有明显的流向性。一般来说,总是强势文化向弱势文化传播,新兴文化向传统文化传播。这符合人类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一般规律。正如某些学者指出的,一定文化的积累和运演而形成的文化“高峰”态、“凸起”状或超前性,容易打破原有文化整体相对的稳定与均衡,其“高峰”、“凸起”与超前部分或因素就必然要向其业已超出的四围地带扩散与流布。这种扩散流动的过程,就是文化传播。那些可称之为“信源”的“高峰”、“凸起”与超前部分,有时可显现为某一社会区域的超常发展,有时也可仅仅显现为某些个人的思想观念与创造力的非凡。正是由于文化的这种不断的高峰突现与平衡传播,才有了文明的进步,社会的发展。[3]从这一点上讲,文化传播渠道的畅通,将促进强势文化向弱势文化的传播,进而促进后者的发展,加强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

二、文艺传播:观念变革与内容演化

上文我们初步分析了文化传播之于完整的文艺生产与消费过程的意义。的确,正如人类的生产活动要经过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诸环节一样,人类的文艺活动也要经历文艺生产、文艺传播和文艺消费等环节,文艺传播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环节,文艺价值的实现只有经过一定的文艺传播渠道传递与散布才能达到。传播是中介,直接沟通着文艺信息与文艺接受者之间的联系,最终促成二者的双向互动。人类很早就注意到借助于文艺传播实现文艺的审美价值及社会效用,并逐步从最初的不自觉传播走向自觉传播,进而形成一系列关于文艺传播的有效观念,促使传播行为的规范化。这里,我们将试图考察我国自古以来不同历史阶段的文艺传播行为及观念,以发现人类传播的演变轨迹及其在不同时期的表现。传播是人类关系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机制,先民很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因此,早在先秦时期,人们就通过诗歌的传播,达到交流思想、共享信息甚至处理问题、规定行为的目的。颂诗言志,赋诗抒情,以诗唱和对答,成为当时贵族阶层彼此交往及对外交往的一种重要方式,“诗言志”、“兴观群怨”等诗歌传播概念也在此基础上初步形成。有学者认为,“诗言志”以乐的方式来实现,涉及到传播交流的双方即“志”的发出者(传者)与接受者(受传者)。综合当时的文献及汉代学者的论述,诗歌在君王、诸侯、士大夫之间传播的具体方式,可以归结为采诗观志、献诗陈志、称诗喻志和教诗导志四种[4]。对先秦诗歌传播性质的认识,给我们提供了考察当时文艺存在方式及价值的又一新视角。只有从传播的角度进入,我们才能更为深刻地理解和把握孔子关于诗歌传播效果“兴观群怨”说的理论指向,也才能更为深刻地理解这一诗学观念为何在后世被高度重视和深化,因为它指涉了文艺价值实现的传播中介,把文艺传播过程中的各种要素以效果论的形式清晰地呈现出来了。#p#分页标题#e#

“兴观群怨”等文艺传播观念在汉代得以不断生发和演化,传播在诗歌价值实现过程中作用人们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这一认识到了唐代,直接影响了一些诗人的创作观念,并进而影响了他们诗歌创作的内容和形式。过去我们探究唐诗繁荣的原因,总是从经济学、社会学等角度切入,去考察当时的社会状况及诗人的理想追求。事实上,诗人对作品传播的重视及实践,更为根本和直接地促进了诗歌的繁荣。一方面,由于不同时期传播媒介及途径的发展和程度有别,因此不同时期的诗人在当时社会的影响也呈现出较大的差别。比如李白和杜甫,被后世公认为唐代诗坛上的双子星座。但在他们所生活的盛唐之世,他们的名声和影响,相对中唐白居易在中唐之世的名声和影响而言,却并不很大,远未获得白居易在世时那样高的声誉。杜甫去世时,在文坛并未引起多大的震动,直到中晚唐,其声名和影响才逐步扩大。李白和杜甫诗歌创作成就巨大,却并未成为他们所处的盛唐时期的诗坛领袖。相比之下,中唐的白居易及宋代的欧阳修、苏轼等人,却在他们所生活的当世,声名就震动海内,并成为当世的文坛宗师。究其原因,文学传播方式的变化应是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盛唐时期文学作品的传播,主要是利用手工抄写的形式,诗文集主要是写本。手工抄写,其传播的速度和广度都受到极大的限制,所以盛唐时期能读到李、杜诗的读者相对有限,李、杜本人及其诗歌也就很难在当世产生广泛的影响。到了中唐时期,虽然诗文的传播仍然主要是依靠手抄,但已流行开了另外一种大众传播方式,即题壁。白居易诗能为“时俗所重”,赢得广大市俗民众的欢迎和喜爱,除了其诗本身通俗的特点之外,与题壁这种大众传播方式的盛行密切相关,否则仅靠手抄写本流传,广大的士庶、僧徒、孀妇无法及时而普遍地读到白居易的诗篇。[5]由此可见,传播媒介及方式的变化直接制约着文艺作品的影响面,既往的文学史研究对传播在文学史上的影响着力似还不足,因此有必要大力强化这一研究。

宋代是一个词作繁荣的时代。宋词以其或优美婉转或铿锵激昂的曲调,引得当时人们争相传唱,这一广泛传唱更加促进了宋词从内容到形式的发展。关于音乐特色及传唱方式对宋词传播的影响,众多专家已有论说。更有论者指出,歌妓演唱作为当时一种专业的词曲传播途径,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宋词的革新与发展[6]。当时词家每有新作,即能得到歌妓的传唱,一些歌妓为了提高自己的身份,更是主动向柳永、苏轼、晏几道、辛弃疾等著名词人索要新作,努力成为其“第一传播者”。宋词的即时传播保证了它的时效性,词曲传唱的声情并茂特色则保证了作品的良好传播效果和较为广泛的传播范围。词人与唱者共同强烈的传播意识及实践行动,使得创作者、传播者始终得以保持密切联系,共同强化了传播的效果。宋词的传播和接受,堪称我国文艺传播实践的一个高峰,它将成为一个典型的个案,其意义和价值正有待于人们去进一步认识和揭示。小说作为一种晚出的文体,在我国元明清阶段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成为民众接受的主要艺术形式之一。在小说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戏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元明清小说戏剧则是在以印刷术为基础的文字传播的明代大行其道、空前普及而走向繁荣的。其传播方式,依李玉莲先生的归纳,可分为选辑、改编、评点、翻译四种[7]。这些方式不仅对当时的小说传播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对后世乃至当今的文学传播也有极大的启示意义。

“五四”前后,我国的文艺传播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这不仅体现在对大量国外作品的译介上,而且还表现在人们文学传播观念的日益自觉上。梁启超、严复、鲁迅、胡适等一大批文化传播家的出现,促成了20世纪初我国文艺传播的星河璀璨时代。“五四”新文学的形成和发展,与当时传播观念的强化及传播媒体的变化有着极其密切的内在联系。正像一些学者所总结的,“传教士———维新士大夫———辛亥志士这一文化传播的三级跳是新文学萌芽的背景和渊源。文化传播媒介在近代的兴起,既是域外文化作用的产物,也是中国社会的现实要求。由于文化传播媒介的平民化特质,文学首先从特权阶层解放了出来,从创作、传播、接受这一过程与传统文学的传播通道出现了很大的不同,这就是文学创作者身份的普泛化、文学传播的市场化、文学接受的大众化,这是前所未有的变革。文化传播这一过程,为新文学萌芽造就了一个新知识群体,他们将民主、科学的文化思潮带给了新文学;与此同时的翻译带来了中国文学观念的变革,使小说、戏曲由传统文学的婢女地位登上文坛的霸主宝座;自晚清开始的白话文运动一直到新文学萌芽,是一个有机的发展过程。”[8](P16)这一切都说明,20世纪初萌芽的新文学是文化传播的产物,这个传播既包含域外文化的引入,也包含中国传统文化的潜移默化的承传,它的实绩、局限皆与文化传播的性质有关,是两种文化遭遇后碰撞、作用的结果。当我们站在新的世纪之交,回眸上个世纪初风起云涌的文学运动时,我们必须看到,正是文学传播的发展,在根本上决定了“五四”新文学的基本趋向和内在品质。

三、传播方式:从古典走向现代

从上文对中国文学史上文学传播情形的大体描述中,我们不难看出,文学传播同人类总体的传播活动相一致,其方式也经历了一个由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动态发展过程。就总体上讲,它经历了语言传播、文字传播、电子传播这样三个阶段。其中,语言传播是人类最初的也是最基本的传播方式,它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先秦)和一定的文学体裁(如词曲)的传播中,担任着主要角色;文字传播是一种历史悠久、迄今仍在沿用的传播途径,它所形成的人类阅读心理,至今还影响着人们的文学接受方式;电子传播作为一种新型的传播方式,其速度快,范围广,将成为未来文艺传播有生命力的形式。传播方式从古典向现代的过渡,既是社会科技发展的结果,也顺应了人类社会生活节奏和方式变化的需要。今天我们探讨文艺传播方式的变化,事实上涉及到传播者和传播媒介两个方面。在实际传播活动中,传播者由两方面来承担:一是作家本人,直接向接受者传递与散布自己的作品,如广场朗诵。古希腊文学家本人经常在半圆形斜坡式的露天剧场中高声朗诵自己的作品,或在大街小巷里散发并朗诵作品。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也经常向公众朗诵自己的诗作。至于文学沙龙,更是人们口头发表作品的场所。战争时期文艺工作者即兴表演的战地文学作品,也是艺术创作者直接传播艺术作品的一种形式。除了作家本人,阅读者也可能成为传播者。阅读者欣赏了文艺作品,当与他人分享其体会与感受的时候,也就同时实施了一次文艺传播行为。#p#分页标题#e#

传播媒介的发展是影响和决定传播效果的关键。传播媒介的多样化,如印刷业、出版业、广播、电视、展览场所的出现,为文艺传播创造了良好的物质条件。作为印刷传媒的文艺出版业,在历史上担当过文化创造的角色,它的职能已不是简单地机械地传播现成的信息,它会主动地获取信息,并加以过滤,承担着孕育新知识诞生的功能。德国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的出版家S•费舍尔创立了S•费舍尔出版公司,它的指导思想就是积极参与当时的文学运动,连续不断地推出有发展潜力的作家。当时欧洲的一些现代主义作家如卡夫卡、霍普特曼、斯特林堡、托马斯•曼等都是在出版公司支持下将一代新文学思潮广泛传播出来的。同样,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出版业的密切关系也是显而易见的。现代文学的一些大家,往往本身就是杂志的主编,或出版社的主持者。鲁迅先生借助于内山书店,培育了大批文学青年。旷新年曾在论及杂志与现代文学生产、传播的关系时这样说道:“文学杂志为文人活动和文学交流提供了便利。它不仅为文人创作提供了空间,而且文学杂志所构成的现代交流空间打破了以往文人酬唱的封闭‘圈子’。这也因此改变了文学创作本身以至文学批评的性质和方法。”[9](P26)他还分析了新书出版业与现代文学生产之间隐秘而内在的联系。当前各文艺出版公司更是着力于发现作家,培养作家,为作家寻觅读者,制造新的“文学市场”已日趋成为出版传媒的传播目标。出版社日益企业化、公司化、集团化,这为文学传播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和出版条件。一些出版社甚至不惜巨资,包下一些有潜力的作家,这已成为当前出版业的一个新流向。

传播学篇2

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网络传播也得到了飞速发展。网络传播作为一种全新的现代化传播方式，有着与传播媒体截然不同的新特征。网络传播给我们的时代提供了最快捷、便利的传播方式，使人们如虎添翼。网络传播是人类有史以来增长最快的传播手段。网络传播在中国的出现和对中国文明的意义，不亚于中国人发明纸张的意义。

网络传播对于社会的影响是全面的，不仅影响着政治和经济方面，而且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网络传播正在以不可抵挡的势头，迅速渗透到世界各国政治、经济、思想以及文化等诸多领域，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改变着世界的面貌。

然而，网络传播的特性决定了它与传统大众传播方式截然不同，也就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系列负面作用，如意识形态和文化渗透、假新闻假信息传播、色情泛滥、个人隐私遭到侵犯、知识产权遭到侵犯等等。所有这些，都期待着我们去研究和探讨。

因此，建立网络传播学的理论体系，并加快培养网络传播方面的人才，以加快中国网络传播业的发展，是一件非常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

二、传统的传播学理论难以合理解释网络传播现象，使得网络传播学的建立成为必要

网络传播的出现和发展，拓宽了传播的广度和深度，打破了以往人类多种信息传播形式的界限，它既可以实现面对面传播，又可以实现点对点传播。当信息面对多个上网用户传播时，网络传播可谓大众传播工具，而个别独立的上网用户之间的交流可谓点对点的人际传播。网络传播将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融为一体。这种全新的、特殊的传播方式使传统的大众传播理论面临挑战。

网络传播融合了大众传播(单向)和人际传播(双向)的信息传播特征，在总体上形成一种散布型网状传播结构，在这种传播结构中，任何一个网结都能够生产、信息，所有网结生产、的信息都能够以非线性方式流入网络之中。网络传播将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融为一体。网络传播兼有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的优势，又突破了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的局限。

网络传播具有人际传播的交互性，受众可以直接迅速地反馈信息，发表意见。同时，网络传播中，受众接受信息时有很大的自由选择度，可以主动选取自己感兴趣的内容。同时，网络传播突破了人际传播一对一或一对多的局限，在总体上，是一种多对多的网状传播模式。

在传播学研究中，考察和分析各种制度和制度因素在大众传播活动中的作用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这种研究称为“控制研究”。它包含两个方面：一是考察外部制度对传媒机构及其活动的控制和影响，二是考察传媒机构的内部制度对信息的生产、加工和传播活动的制约。

对于传统的大众传播媒体来说，社会控制不难实施。国家和政府通过规定大众传播体制，制定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来保障媒介活动为国家制度、意识形态以及各种国家目标的实现服务。包括对媒体的活动进行法制和行政的管理，对媒体的创办进行审批登记；限制或禁止某些信息内容的传播；分配传播资源等等。

对于无边无际的网络世界而言，这种实实在在的社会控制几乎无法做到。由于网络传播容量的无限性，物质载体的无形性，仅从技术上来看，要想控制网络传播都是不可能的。每天，互联网上都会有成百成千的新网站出现，要想控制住每一个网站对信息的传播完全是空想。国家无法对其进行审批登记，也无法用经济力量对其进行控制(建立一个网站的资金非常之少)，甚至想要限制或禁止某些信息的传播，都不可能完全做到。社会控制，对于网络来说，显得十分苍白无力。

众所周知，在传统的“沙漏式”传播模式下，记者和编辑站在“把关人”的岗位上，控制着新闻信息的生产与传播，决定着从四面八方涌来的新闻的命运：让哪些新闻通过这个狭窄的“漏口”传播出去；哪些新闻不能传播，就地“封藏”。不仅如引，他们还担负着“议程设置”的职责，即将某信息放在何版面(节目)位置刊播、设计多大版面(节目时间)刊播、以什么方式组织报道，等等。

在网络时代，受众拥有前所未有的权力：不仅可以自由选取自己感兴趣的信息，而且可以在网上自由地信息；信息的重要与否，不再完全由传播者决定，而是可以由受众自己决定。尽管在许多场合下，例如知名的新闻类网站，对网络新闻仍然有编辑权，仍然有网络记者和网络编辑在充当“把关人”角色，但是，由于受众享有极大的选择权和主动权，新闻传播者的地位受到削弱，权力在向受众倾斜。所有这一切都将使社会控制趋向弱化。

在网络传播中，受众可以对信息进行自由选择，包括选择信息内容和信息的接收形式以及接收时间和顺序。网上媒体采用多媒体技术向网上信息，不仅关于该信息的文本，还能显示图像、声音，供受众自由选用。在信息的编排上，网上媒体除少数重大新闻事件采取同步传播外，对大多数信息采取异步传播，将各种信息散布在网上，并随时更新，让受者去“点播”，使受者可以随时在网上按自己喜爱的顺序浏览或下载新闻信息。

在网络传播中，有条件的受众可以直接参与到信息的生产和传播过程中去，成为名副其实的传者。在网络传播中，受众与新闻传播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进行直接的双向交流。由于网络新闻传播较之传统新闻媒体的传播属性上所具有的种种差异，因而在互联网的新闻传播领域，以往一些传统的新闻理论与新闻实践的界线正在变得模糊以至消失：

一是新闻传播的区域界线。新闻信息一经上网，在空间上立即可以覆盖全球，成为在全世界范围内传播的信息。

二是信息的时间界线。一个网络新闻媒体可以按照不同的时间梯度信息，即时更新、日更新、周更新、月更新会并存于一个新闻网站中。以往新闻传媒特别是报刊媒体的刊期界线，在网际信息传播中已经开始消失。

三是各类传媒信息传播方式的界线。网络新闻传播可以同时调动文字、图片、声音和影像手段，增强传播效应，同时，还可以在网上运行各种内容丰富的信息数据库。以往报刊、广播和电视各种新闻传播媒体独有的优势，在网际新闻传播中已经开始融为一体，加之传统媒体未曾拥有过的信息传播优势，网络新闻媒体已经将这一切化合成一种人类历史上全新的信息传播方式。

总之，网络传播对传统的传播理论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使传统的传播理论面临挑战，造成社会控制的弱化，传播效果研究面临新课题，从而使得网络传播学的建立成为必要。

三、什么是网络传播

什么是网络传播，这是关系到网络传播学的任务和研究对象的首要问题。

在回答什么是网络传播之前，首先需要研讨什么是传播。许多学者对于传播作过种种描述和解释，有的把它说成是“信息共享”，，有的把它说成是“劝服影响”，也有的把它说成是“刺激反应”，还有人认为，传播是人类传递或交流信息的社会；等等。郭庆光教授在其新著《传播学教程》中认为：“所谓传播，即社会信息的传递或社会信息系统的运行”。

那么何谓网络传播?

中国现代媒体委员会常务副主任诗兰认为，网络传播有三个基本的特点：全球性、交互性、超文本链接方式。因此，其给网络传播下的定义是：以全球海量信息为背景、以海量参与者为对象，参与者同时又是信息接收与者并随时可以对信息作出反馈，它的文本形成与阅读是在各种文本之间随意链接、并以文化程度不同而形成各种意义的超文本中完成的(《国际新闻界》2000年第6期第49页)。

还有人认为，“网络传播”是近年来广泛出现于传播学中的一个新名词。它是相对三大传播媒体即报纸、广播、电视而言的。网络传播是指以多媒体、网络化、数字化技术为核心的国际互联网络，也被称作网络传播，是现代信息革命的产物(《国际新闻界》2000年第6期第49页)。

我们认为，所谓网络传播其实就是指通过计算机网络的人类信息(包括新闻、知识等信息)传播活动。在网络传播中的信息，以数字形式存贮在光、磁等存贮介质上，通过计算机网络高速传播，并通过计算机或类似设备阅读使用。网络传播以计算机通信网络为基础，进行信息传递、交流和利用，从而达到其社会文化传播的目的。网络传播的读者人数巨大，可以通过互联网高速传播。

四、网络传播学的研究对象

我们刚才界定了网络传播学中的网络传播定义，它明白无误地确立了网络传播学的研究对象——人类网络传播活动。

网络传播学是传播学的一个分支，是传播学的子学科。传播学亦称“传学”，研究人类一切信息传播行为和传播过程发生、发展规律及其同人和社会关系的一门新兴学科。传播学研究传播的概念和本质，信息与对象交互作用的规律，信息的产生与获得、加工与传递、效能与反映，各种符号系统的形成及其在传播中的作用，各种传播媒介本身的地位和作用，传播与社会各领域、各系统的关系等。传播学将传播分为四个层次：(1)人的内向传播。如自言自语，触景生情，自我进行信息交流。(2)人际传播。即个人与个人之间符号交流的行为。(3)组织传播。即团体成员之间或团体之间的符号交流行为。(4)大众传播。即以印刷或电子为媒介，有目的的面向许多人的符号交流行为。20世纪30年韧于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传到西欧和日本，并逐渐为世界上许多国家所重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门设立了国际传播问题研究委员会，定期交流各国学者对传播学的研究成果。

网络传播是一种基于网络的信息双向交流。信息其实就是一种不确定性的减少或消除。网络传播学是以人类的网络传播活动为研究对象的。作为人类网络传播内容的信息，能够使人类减少或消除不确定性。

网络传播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信息传播的方式，影响着人类知识的组织、传递和获取，对人类的文化和政府的政策带来深刻的影响。传播作为联系信息生产、积累和获取的中心环节，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网络传播作为信息交流、传播的一种重要渠道，使信息得以广泛散发、吸收和利用。网络传播在人类的信息流通过程中将占有重要的地位，信息技术与手段的变革将对人类信息流通活动的方式产生深刻的影响。

五、网络传播学的学科属性

我们认为，网络传播学属于社会科学。理由主要有以下两条。

1.网络传播学的研究对象我们可以认定网络传播学属于社会科学。因为，网络传播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网络传播活动，而人类网络传播活动无疑是一种社会现象。虽然，网络传播学的研究中要涉及到大量的技术问题，但是，这改变不了网络传播学的社会科学性质。

2.络传播学是传播学的一个分支，是传播学的子学科。而传播学属于社会科学。我们由此也可以断定网络传播学属于社会科学。

六、网络传播学的相关学科

网络传播学的相关学科主要有：传播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新闻学、经济学、计算机科学等。

网络传播学是传播学的一个分支，是传播学的子学科。而在网络传播活动中涉及到大量的政治问题，例如国际政治斗争往往会在网络传播中充分得以体现，如一些西方国家利用互联网进行政治颠覆活动。网络传播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网络传播活动，而人类网络传播活动是一种社会现象，在研究中要运用到社会学的原理和方法。网络传播活动是人的活动，研究中要运用心理学的方法与理论研究网络传播者和受众的心理活动。网络传播过程中要涉及到经济投入、产出问题，要运用经济学原理研究低成本高收益。网络传播学是计算机技术高度发展的产物，在研究中必然涉及到大量的技术问题。

七、网络传播学的研究现状与前瞻

进入90年代中期，互联网的规模快速扩张，成为全球最大的、最流行的计算机信息网络。它打破了传统的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地缘文化的概念，形成了虚拟的以信息为主的跨国界、垮文化、跨语言的全新空间。在这一背景下，国内外学术界立刻形成了对互联网的评介、研究的热潮，新闻传播学者亦对互联网在信息传播领域产生的变革性影响给予了充分关注。

按照美国传播学者的定义，一种媒体使用的人数达到全国人口的五分之一，才能被称为大众传媒。在美国，达到5000万人使用的界限标准的大众传媒，广播用了38年，电视用了13年，有线电视用了10年，而互联网只用了5年。到1998年底，美国的网络用户已达6200万。因此，互联网作为继报刊、广播、电视之后的第四大传播媒体的概念被提出。从1995年起，国内的报刊社、广播电台、电视台纷纷在网上建立网站。在这一背景下，新闻传播学者开始将互联网研究的重点放在了其网络作用方面。

1997年10月16日—17日，中国报刊月报社、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央视调查咨询公司在北京联合主办了“全国电子报刊经营现状与发展趋势研讨会”。30余家中国新闻机构出席了这次会议。这是中国网络新闻媒体进行的第一次网络信息传播领域的理论研讨会议。由于当时中国新闻媒体上网者很少，只有人民日报网络版、华声报电子版等少数中国新闻机构在会上作了介绍性发言，会议邀请了华尔街日报网络版主管给中国新闻界介绍他们的经验和体会。

1999年7月1—2日，中国记协在杭州主持召开了’99全国网络新闻媒体理论研讨会。50余家中国新闻机构网络版的负责人出席了这次会议。30多家新闻机构向大会提交了论文。10多家新闻机构的代表在会议上发言，与会代表从近年来各自的网络新闻传播实践出发，广泛交流了对网络信息传播各个领域的看法。

1.国外的研究

国外不少代表性的相关著作在国内外形成很大影响，而且这些著作大多被翻译成中文。其中包括尼葛洛庞蒂的《数字化生存》(胡泳等译，海南出版社1996年12月出版)、比尔·盖茨的《未来之路》(辜正坤主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1月出版)、《未来时速：数字神经系统与商务新思维》(蒋显NFDA1、姜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4月出版)、埃瑟·戴森的《2.0版数字化时代的生活设计》(胡泳、范海燕译，海南出版社1998年8月出版)、尼尔·巴雷特的《数字化犯罪》(郝海洋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唐·泰普斯科特的《数字化成长——网络世代的崛起》(陈晓开、袁世佩译，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年3月出版)、查克·马丁的《数字化经济》(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1999年6月出版)等。

这些译著虽然并不能被看作是网络传播学的著作，只能说是相关著作，但是它们打开了国内各界人士的眼界，促使中国人关注正在来临的信息时代、网络时代、数字时代。其中《数字化生存》一书1998年被《新周刊》第53期评为《20年来最有影响的20本书》之一。

2.国内著作

国内学者近年来，撰写了多种评介信息高速公路和互联网的专著。如胡泳、范海燕合著的《网络为王》(海南出版社1997年1月出版)，是国内第一部全面介绍互联网的诞生、发展、现状及未来趋势的著作。紧随其后出版的是罗伊撰写的《无网不胜》(兵器工业出版社1997年9月出版)。郭良主编的《网络文化丛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1997年12月出版)由8位年轻学者执笔，共7本著作组成，力图用中国人的视角，从文化的角度考察网络。作为中国学者为网络时代立言的原创著作，继续推出的有萧琛撰写的《全球网络经济》(华夏出版社1998年9月出版)、陈炎撰写的《Internet改变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出版)、严耕主编的《透视网络时代丛书》(北京出版社1999年1月出版)、姜奇平主编的《数字论坛丛书》(海洋出版社，1999年6月出版)、刘吉和金吾伦的《千年警醒：信息化与知识经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明安香的《信息高速公路与大众传播》(华夏出版社1999年2月)等。

3.网络传播研究状况

网络传播的研究，已成为国内外新闻传播学者的一个新领域。近年来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不断得到拓展，甚至连研究本身都与网络紧密结合，包括从网上获取资料、网上采访、网上调查等等。

新闻传播学者和直接从事网络传播的新闻传播者撰写的大量文章和论文，可分为以下方面：探讨网络传播对大众传播理论的影响，探讨网络传播与传统新闻传媒的关系，探讨新闻媒体网站的建设与经营，对国外网络传播法规的评介，对新闻从业人员使用网络状况的调查，硕士博士学位论文。

总起来看，对网络传播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因此，现阶段描述性的，对策性的，解释性的成果为多。

4.网络传播学研究前瞻

进入2000年以后，随着网络传播业的蓬勃发展，为网络传播学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同时，国外相关研究成果也通过各种形式，尤其是互联网，传入中国，扩展了网络传播学研究者的视野。网络传播业的发展，促使新闻传播学的高等教育机构筹划如何培养网络新闻学或网络传播学的高级专门人才，激励新闻传播学的高等教育机构和研究机构对网络传播学的原理方法作深入的研究。可以预计网络传播学在21世纪必然会掀起一个新的研究热潮。

参考文献：

①匡文波．论网络出版物［D］．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0，5.

②闵大洪．电子传媒的数字化浪潮［J］．国际新闻界，1997，(4).

传播学篇3

全球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突出的生活现实。吉登斯指出全球化有四个基本特征：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扩张、民族-国家的地缘政治格局调整、世界军事安全秩序建立和全球信息传播网络的形成。⑵全球化可以有两个不同的前途。一个是世界多极化，平等竞争，合理发展；另一个是世界单极化，建立新的霸权和依附关系。作为发展中的国家，毫无疑问是要争取前者。

信息传播的新发展是全球化的推动力量。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指出：“不仅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这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都取决于自己的生产及其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⑶传播作为人类交往的形式是同发展问题密切联系的。布罗代尔考察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十五世纪开始建构时，航海交通、货币信贷和印刷术所发挥的特殊作用。他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构筑在于不断地创造并扩张着某种“统一的语言”。掌握统一的语言，是在资本主义体系中生存和发展的前提条件。⑷所谓“统一的语言”应当是广义的，包括共同的市场游戏规则、货币金融体系、国际交往准则、全球军事力量控制协定和全球传播体系（媒介、语言、符号意象等）。英尼斯将传播技术的发展和政治经济史联系起来考察，重点研究了加拿大与欧洲、美国的传播关系及其对于运输和贸易的影响，揭示出传播技术对于社会体制、权力、知识系统的决定性作用。他在《帝国与传播》、《传播的偏向》等著作中阐明了传播媒介的优势不仅造成新的权力统治形式，而且会导致新文明的出现。杜波夫以十九世纪美国电报业和总体经济发展的关系为研究个案，说明电报改进了市场的功能，加强了竞争，同时也刺激了垄断的形成。随着电报传播提供的技术便利，大规模商业运作、交易保密、时空控制和区域市场集中都成为必然的结果。⑸现代传播技术和资本主义全球化有天然的联系。

现代社会的发展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全球体系的形成过程。从十八世纪欧洲启蒙运动以来，发展的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同历史进步的信念联系着。这是一种关于人类完美理性和历史发展完善化相统一的信念，可以称作“进步目的论”。当这一信念被诸如国民生产总值、国民人均收入、工业输出量、资本回报率、城市化程度、公民识字率、国民教育水平以及电话电视拥有量等量化指标所标示的时候，发展的实质即资本主义全球化则容易被掩盖。资本刺激并利用科技进步，通过市场运作机制，实现对全球资源和生产财富的配置。这种配置一开始就是不平等的。按布罗代尔、华勒斯坦等人的观点，资本主义恰恰是产生于市场竞争，最终又转而遏制竞争的趋于垄断的体系化力量。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过程也是连续的霸权争夺转移过程。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程度，实质上是以其融入全球体系的广度和深度来衡量的。依附理论认为，发展分为两种情形。一个是处于资本主义体系核心地位的国家，主要凭借对全球市场和先进技术的控制而获得自我推动的力量。另一个是那些处于半边缘或边缘地带的国家，主要通过对前者的依附关系(技术、资金、管理、文化及国际政治等各个层面)而取得发展。早期的依附理论曾寄希望于这种依附关系会随着发展中国家争取独立自主的斗争和发达国家的内部矛盾激化而得以解除，由此出现世界多极化的局面。但是，本世纪七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的实际发展情形却说明，科技进步的力量（包括传播技术）缓解了发达国家的内部矛盾，并对发展中国家产生了更强的分化和吸附作用。资本主义全球体系不只是技术、资金和管理方式的一体化，它还包括一系列市场运作游戏规则、文化符号和行为价值系统的一体化，它促成了全球资本主义的新的利益格局。这些正在对发展中国家内部的经济政治文化结构形成巨大的压力。

传播技术推动了全球化进程，并且制造出世界霸权。十五至十六世纪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的海上霸权依赖其优越的航海技术。当时海上航线是沟通全球物资和信息的主要通道。这可以说是资本主义全球化初显端倪。英国在十八世纪末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在十九世纪上半叶建立其霸权，主要依赖于它在各大陆建筑的铁路交通和电缆电报系统。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英国霸权受到来自美国和德国的挑战。交通及通讯技术此时得到更大的重视并完全服务于地缘政治和军事的需要。尽管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德国和日本急速推进军事工业，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企图攫取世界霸权，英美同盟国却得宜于他们横跨欧亚大陆的电报、电话通讯网络、先进的无线电通讯技术、雷达监测技术，取得了二战的胜利。二战之后，美国取代英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霸主，重要的原因之一在于它在微电子技术、空间技术领域中的领先地位。卫星传播、电子计算机网络及光纤技术等传播技术带来了新的商贸机会，这使美国等资本主义强国得以通过跨国公司扩张、高科技垄断，攫取超额利润，对半边缘和边缘国家实施分化、排斥或吸附。西方强国通过将工业经济形态转向知识经济形态，而缓解了国内的能源、市场供求危机，调整了本国劳动力的分工比例，提升了全民教育、社会福利保障水平，摆脱了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事实上，现代传播技术的发展过程与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过程几乎是同步推进的。休杰在他新近出版的《1844年以来的全球化传播：地缘政治与技术》一书中详尽论证了传播技术同全球化过程中资本主义国家霸权更替的直接关联。他写道：“如果信息是一种权力，那么谁掌握了电子传播系统，谁就可以对全世界发号施令。旧的地缘政治的概念必须扩展开来。支配世界经济不必通过控制疆界，更确切地说，它主要通过对经济体系的剩余产品的不合比例的分享来实现。”⑹对信息资源的不平等占有必然直接导致对其他资源和财富的不平等占有。这是被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的铁的事实。

传播建构晚期资本主义文明与霸权

英尼斯在五十年代曾经把历史上的传播媒介分为偏于空间的质重的和偏于时间的质轻的两类。前者如碑石、雕刻、建筑、铸器等，往往适应于等级森严的王朝对于有限区域的强制统治。后者如便于书写、便于批量制造和携带的天然草纸、人造纸张等，则适应于文化的扩张和传播，这便于建构一个版图辽阔、并有统一宗教道德信仰的帝国。⑺他当时的分析尚嫌简略，但是他已洞察到媒介的物质技术形态对于社会组织形态及文化传播的先决作用。在现代社会中，电子传播兼具时空优势，是建构晚期资本主义文明的主要工具，也是资本主义霸权争夺的主要领地。

在十九世纪后期，英国对于海底通讯电缆的庞大投资使它几乎控制了全球的电子传播网络。北美大陆的通讯电缆，名义上为美国拥有，实际上却是由英国投资建成。横贯英国本土、北美和德国的通讯电缆均需经过英国，大部分要经过伦敦，这使得英国可以十分方便地进入北美和欧洲之间的通讯领域。美国对于英国在电子传播领域的支配地位的挑战是在二十世纪第一个十年中展开的。首先是美国海军强烈支持发展更加复杂的低频无线电通讯技术，以打破英国对电缆传播的控制。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海军继续支配了美国的地缘政治的决策思想。在凡尔赛和约谈判期间，美国政府就预见到未来出现霸权竞争的主要领域在石油生产、商业航海和电子传播。于是通过支持本国通讯业的垄断公司大力发展新的无线电通讯系统，并且利用德国作为战败赔偿的电缆生产而打破了英国的控制。但是美国当时将低频长波通讯用于军事，中频中波用于商业广播，误以为高频短波是无用的。这一错误使美国取代英国霸权的时间表延搁了十年！这其间英国抓紧在高频无线电通讯技术和电视技术领域里持续作大的投资、研究开发,这使英国在雷达和电视技术方面成为领步者。雷达和电视技术之间互为影响，综合形成强大的社会生产力。这刺激了军事和民用生产的革新，并在二战时的空战中给英国提供了监测预警保护，延缓了它帝国地位的衰落。当三十年代末雷达出现之时，英国已改变了它传统的地缘政治观念，意识到霸权的建立毋需再通过领土占领来实现。直到二战之后，美国才有机会对英国的电子传播支配地位的发起第二次挑战。这一次挑战是直接由政府资助的外层空间计划和同步通讯卫星的技术引起的。

美国在通讯卫星领域的技术领先地位，使它得以在1964年组建了由19个国家(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加拿大、丹麦、法国、德国、爱尔兰、意大利、日本、荷兰、挪威、葡萄牙、西班牙、瑞典、瑞士、英国、美国、梵蒂冈)参加的国际通讯卫星组织。其中美国占有61%权益，西欧占30.5%，加、日、澳占8.5%，预留给后来的发展中国家的仅有17%。至此美国取代英国夺得了电子传播领域的霸主地位，实现了对信息资源的分割。到了七十年代中后期，美国在计算机数码技术领域里的再一次历史性的突破，确立了它在计算机硬软件、网络传播市场上的垄断地位。随着数码传播技术的日臻成熟，光纤通讯显示出通讯卫星所不具备的诸多优势。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现已建成了横贯北美、欧洲、澳洲和日本的跨洋的光纤通讯干线。这便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主导21世纪的信息经济奠定了技术基础。⑻最近发生的两次区域性战争，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又一次证明，西方国家并未完全放弃传统的地缘政治观念，而是在新的电子传播技术条件支持下，强化了军事打击能力和整体反应能力，赋予地缘政治以新的含义。信息传播技术在政治和军事领域的成功应用，大大增强了西方国家对于世界政治版图的实际控制力和文化价值观念的渗透影响力。

电子传播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改进也有深远的意义。以全球化电视工业为例。八十年代中期以来，跨国电视工业兴起。全球化电视既是一种促进经济增长的能动力量，又是由资本主义现代性所建构的文化-意识形态力量。通过全球电视新闻、电视专题节目、电视连续剧、电视教育和电视服务，使世界各地和各个文化范畴中的人们进入到共享的视听情境中。这不但直接刺激了全球电视生产、节目生产、卫星发射和节目市场，而且为跨国公司的“世界品牌”广告商培殖出亿万受众-消费者。电视从单纯的大众娱乐教育工具转而成为资本主义全球市场和生产体系的关键环节。全球电视深刻地改变了人们对于世界进程、文化认同及日常生活方式的态度，并对资本主义生产周期的运转发挥了积极作用。

从七十年代中期起，资本主义世界面临着西方市场饱和、石油价格上涨、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挑战、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带来的危机，从而转向通过压缩市场时空来进行全球市场扩张的策略。压缩市场时空意味着生活节奏的加速和生活空间边界的突破，这使消费市场的容量扩大，周转加快。由全球电视所推动的全球消费市场，适应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后福特”形态的转变。“后福特”形态的生产具有对劳动力市场、产品和消费类型的较灵活的适应性。它是将新的产品设计和生产、新的金融服务、新的市场促销等要素整合起来，总体上提高了商业运作、技术革新和组织管理的效率。⑼把这些因素整合起来要靠传播技术。信息不仅对于商品生产有关键的引导作用，而且信息和知识本身也可以成为商品。迪松与休菲雷斯指出，充分体现了晚期资本主义生产的四个关键性的特征，即去限制(de-regulation)、全球化(globalization)、协同(synergy)和集中(convergence)只有依靠电子传播系统才能实现。这些相互依赖和相互联系的因素既可运用于公司的灵活管理、及时的决策调整，又可运用于国家政府政策的实施。⑽现在电子网络商务成倍地迅速增加，其势头和影响的深刻程度又大大超过了电视工业。电子网络商务对电子传播媒介的整合能力更强，成本更低，效率更高，交互反馈性更佳，更利于精确监控和统计。在它的发展初期，虽然面临着安全保护和集中控制方面的诸种问题，然而它对于全球化的市场和生产体系会带来新的变革。可以预见它在21世纪，既是美国霸权的重要技术基础，也可能成为美国霸权遭遇挑战的领域。

从八十年代以后传播业也同资本主义生产的其他行业一样，突破了旧的格局限制。电视、计算机、电话、通讯卫星和光纤通讯技术的结合，多媒体合成、数码转换技术成熟，推动文化、教育、娱乐全面市场化。企业和政府从中看到了无可估量的市场前景。这进一步导致各国原来坚持的公共传播服务的政策和对传播业市场化、垄断化的限制政策产生转向，即改为采取更适合市场需求、鼓励竞争和投资、鼓励媒体兼营兼并和跨国运作的新政策。在七十年代中期，德国、法国、荷兰的公共服务电视均占其本国电视市场份额的100%，意大利占91%，英国占52%，到了九十年代，公共服务电视所占市场份额均大幅下降，德国为69%，意大利为46%，法国为33%，荷兰为58%，英国为48%。⑾不仅国营的公用服务性的传媒在市场中所占份额越来越小，而且这些公营传媒本身也在转向市场化运作机制。传播消费的需求也因之提升，并呈现出更多样化的市场分层。

九十年代全球传播界最令人注目的是媒介合并而产生了庞大的媒介帝国。1989年美国时代公司与华纳公司合并成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媒介集团，形成了价值250亿美元的市场资本。接着在1995年，时代-华纳集团又兼并了CNN。1993年派拉蒙电影公司与维尔凯公司合并，资本达170亿美元，成为继时代-华纳集团、新闻集团、德国贝尔特斯曼集团和迪斯尼集团之后的第五个最大的媒介集团。这些庞大的媒介帝国的五分之四为美国资本。传播学者穆多克指出全球化的资本集中包括工业集中、服务业集中和传播业集中。⑿默多克（R.Murdoch）的新闻集团就是典型例子。它将英国的BSKyB、澳大利亚的SevenNetwork、美国的FoxTV揽于旗下，而且通过与20世纪Fox公司和StarTV的合作取得了庞大的影片和录影资料库，使它的娱乐传播网络具有难以估量的效能。它还与BBC、CNN合作进入到全球新闻服务领域。

由科技进步带来的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将使全球化时代出现更大比例的失衡和新的霸权争夺吗？这种忧虑不是没有道理的。严峻的现实是南北国家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科技的革命，使它们之间历史形成的鸿沟更加扩大了。在传播资源的占有量上，世界10%的人口拥有着世界媒介和信息资源的90%。尽管在八十年代初期国际社会强烈地意识到国际间竞争的压力，呼吁建设“更加公正、更加有效的世界信息和传播的新秩序”，然而今天现实中的人们仍然面对着西方强国传播优势的更大幅度的倾斜而倍感困扰。

传播观念和文化策略的反思

科技进步和全球市场化趋势无可逆转。当这一趋势与发展中国家原有的政治经济制度产生冲突，与其民族文化传统形成抵牾之时，便产生了相应的文化策略。文化策略是指特定民族-国家对待现代化的科技生产方式、组织管理和体制架构、意识形态、语言-文化价值观的因应办法。五十年代以来实施过的文化策略有：追随-同化策略、超越策略、选择-参与策略和分离策略。以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为代表的采取追随-同化策略的国家，多数均有殖民统治或者被占领的历史，在政治经济制度上已经初具西方化的基础，其主导国家经济的阶级或集团的利益与西方国家已紧密联结，意识形态上已认同西方价值观。超越策略的采取基于政治和文化的对抗。如以前苏联为首的东欧集团，试图通过高度集权的国家政治制度、计划经济体制和区域国家联盟，用指令式集中资源的方式同西方竞争，以便在一个压缩的时段中超越西方。直至八十年代末，计划经济基础瓦解、国家政治制度改变、区域联盟解体，宣告了超越策略的终结。随之这些国家纷纷转向追随-同化策略。

所谓分离策略是对于西方化和现代化的怀疑或排拒。印度的甘地主义和伊朗的霍梅尼主义是比较彻底的分离策略的代表，将反西方、反现代化的价值选择和反殖民主义、反城市文明、反商业功利主义、反世俗文化的立场结合起来。分离策略的实施往往表现为意识形态的原教旨主义，固守传统价值。印度和伊朗均通过重归宗教传统来达调动文化资源，对抗全球化。当这些国家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冲击下，社会原有结构的承受力达到极限之时，分离策略是舒缓内部危机的办法。中国曾经一度追随苏联，信奉超越策略；其后在二十年中又转向近似分离策略。但中国从未放弃历史进步的信念和在综合国力、生产力及科技创新能力方面赶上西方的愿望。因此中国在文化革命之后，较为顺利地从分离策略转向选择-参与策略（即改革开放）。

选择-参与策略是应付全球化趋势采取的积极而省慎的态度。其内涵是：激励市场经济活力和保持国家宏观调控相结合、扩大国际市场参与和适度的贸易保护相结合，以高度集权的政治统治维持社会稳定、必要的行政效率、国家信用和社会公平。通过选择采用适合于本国国情的现代科技、管理、制度而有步骤地参与全球化进程。问题是，在追求现代化目标的过程中如何保护本民族-国家的利益、文化价值系统的完整性和社会政治的稳定。这一策略在技术、制度和文化三个层面上并非同步推进。在科学技术等直接刺激生产发展，优化管理的层面大量学习引进、急速发展以积累国家经济实力；在制度文明层面坚持基本的政治制度，谨慎吸收选择、渐次改革试行；在意识形态、文化价值层面坚守既定世界观和价值观，利用民族传统资源，排拒资本主义化或西方化。这种文化策略直接影响到发展中国家的传播观念和传播体制。

全球化带给发展中国家极大的政治和文化的压力。这导致国家权力对传播媒介进行严密监控，从所有权到经营权，从节目规划制作到发行审查，甚至到指令性消费，全面而高度集中，从而保证了利用媒介进行社会控制和社会动员的效能。因此传播媒介作为权力话语与管制合法化标志，高于其作为社会服务的公器的意义。前苏联解体和政权更迭的教训似已说明，传播媒介的失控是政治全面失控的肇始。相比在西方发达国家里，无论大众传播的国有化程度怎样，都仅仅表现为公共资本的占有比例、公共服务导向及节目品质控制。传播媒介表现着社会的多种利益诉求，对于政治制度及其运作的直接影响力相当有限。实践上的这种差别源于不同的传播观念。

西方的主流传播观念是体现在《人权宣言》和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中关于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的规约。然而这种表述的理想信念和实际传播体制运作不尽一致。西方传播学者充分注意到西方传媒在东欧剧变、柏林墙坍塌、海湾战争等事件中的倾向和引导作用。施莱辛格指出，即使在西方，新闻并非是对现实的反映，而是“组合起来的现实”。新闻是通过报道选择传达意识形态的世界观。⒀加顿和鲁杰说明了在西方世界里不言自明而优先的四种新闻价值：精英国家参照、精英人物参照、个性化和否定性。⒁斯特豪在对美、苏、日、德、意、印、中等国主要新闻节目进行跨文化研究时作的统计表明，政治和文化差异在报道重点上是明显的。拿美国来说，新闻里有大量的对政府和人权状况的批评，有强烈的“煽情主义”倾向，集中报道突发事件、灾难、犯罪。而在印度和中国的新闻报道中，更多的是“发展新闻”和科技信息，更多采取正面观点。⒂当西方国家标举“新闻和言论自由”，攻击传播控制的集权主义之时，发展中国家也强烈主张传播的“社会责任和舆论导向”，批评西方价值中心论和商业功利主义。当这种争论沿着“冷战思维后遗症”进一步推衍就会被升格到人权与反人权、颠覆与反颠覆的极端。

那么是否可能将讨论从意识形态话语转换为知识论的话语？在现代性和全球化背景下的传播媒介并不只是意识形态或特定文化价值观的载具，它更是作为知识经济运行的关键环节，作为现代社会中组织和个人的反思性实践的工具，作为社会公平参与和合法监督的公共空间，作为跨文化沟通的桥梁，作为国际合作与生存发展的领域。事实上全球传播网络已使各国互惠。如欧洲视觉新闻交换组织(ENE)等已在几十个国家间执行了提供新闻片断的协定。即时新闻报道现已成为全球新闻业的追求目标，全球化新闻在全球性生态问题、金融危机、区域冲突、跨国犯罪等方面的报道显示了预警作用，也积极传播了国际和平、环境保护、科技进步的观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传播媒介体现着越来越多的共性。

在知识经济的运行中，多渠道的即时的真实的信息，自由的灵活的开放的思维与交流，是知识创新的基本条件，也是未来知识工作者的良性生活环境。现代社会的机制，如市场竞争、风险机遇和效益评估等，都必须由组织和个人独立决策。这里所说的组织，不同于高度行政一体化社会的政治集团或所谓“单位”，而是合法运作的独立利益实体。在现代性条件下，反思性实践是一切组织和个人的行为特点。反思性是对自我行为效果的即时的持续的监控和校正。反思性实践当然不可能依赖“上级的指令”，而只能依靠对于信息的捕捉、分析。倘若社会的信息环境是高度集中的、偏倚的、单向度的，势必造成整个社会的实践活动盲目而迟缓。⒃未来社会的国家政治稳定，也需要通过公民的参与和监督取得执政的合法性，需要各种利益实体的对话、谈判、妥协以求取各方的合作。传播的公共空间便是这样的对话圆桌。从发展的总体趋势来看，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多元的反馈和参与交流，对于社会的健康发展，特别是使人的发展和国家的发展目标一致，是至为重要的。以特劳的话说，我们应把话语定义为通过意义交换以达成协商的现实的符号化过程。⒄

传播媒介在总体上应当为全社会的经济文化进步、推进政治民主化和保护本土传统文化作出积极努力。在这一点上东西方似乎没有分歧。然而由于意识形态和国家特定的政治制度、文化背景及发展策略的差异的缘故，在媒介体制和功能实施方面难以取得共识。西方普遍认可的传播自由，是指没有检查制度、许可证和政府其他的控制，以便公众有不受妨碍的自由表达的权利、自由接受新闻、思想主张、教育和文化传统的平等权利。然而当这些自由具体到对于新闻媒介来说是否有从任何信息源获取并传播信息的自由，是否应当避免媒介资本拥有者和广告商隐蔽地操纵受众，媒介是否应当坚持否定批评的编辑方针等问题，则没有明确的统一意见。即使西方传播界的左派学者，极力打破对传播自由的粉饰，持续揭露其实际运作的不自由，(一些经验主义学派的研究，如议题设置、把关人、沉默的螺旋等模式也不同程度暴露了非完全自由的实情)，但却是从更激进的立场追求传播自由。资本主义制度的运作从相对保障传播自由的规约中获得了不少益处：对于掌权者和施政集团或机构的密切的公共监察，向社会公众提供关于掌权者的充分信息，即使这种信息的提供因为迎合市场趣味而过分侵犯到个人隐私；给予公民自由表达观念、信仰的机会；保证社会组织和个人处于信息丰富的便于自为自决的环境中；为文化和社会的持续不断的反思、变革、创新提供有活力的和具宽容弹性的空间。传播的多样性使潜在的对立的群体可以通过交流增加理解而限制了社会冲突，为边缘的少数人的利益和观点提供生存和表达机会，因此而增加了社会的丰富性、自我调适性。

一些学者也充分意识到传播媒介在维护社会秩序和团结，促进社会整合方面应承担的责任，以及必要的自我约束。麦奎尔指出，任何掌权者都强调传播媒介应心照不宣地支持维护社会秩序。问题是，多元的社会不只有单一的支配秩序。媒介应当通过关注社会不公平状况而促进社会改良和整合，而不应当鼓励、渲染罪案或违法行为而破坏法制和秩序。在涉及国家安全的问题上(战争、国防机密、恐怖主义威胁、外国颠覆等)，传播自由应当根据国家利益受到限制。在关于性、暴力和语言使用等涉及基本道德、公正和趣味的问题上，媒介应当按照为人民大众普遍所接受的准则对传播内容进行控制。同时，传播的内容和语言应当体现出人民的现实生活。媒介应当致力于弘扬本国的文化遗产，积极推动文明教育，鼓励高品质的文化创造。他主张扬弃旧的传播观念，在传播制度、职业伦理等层面进行变革。⒅这些观点是可以为我们所汲取的。总之，全球化的传播网络，一方面造就了美国的霸权，挽救了资本主义制度，另一方面，也为世界多极化提供了基础条件，并孕育着新的社会形态，即由知识取代资本主导社会的形态。⒆我们需要调校原有的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的视角，以新的观念、开放的姿态进入全球化传播时代。

注释：

⑴这些研究见于以下文献：E.罗杰斯(Rogers):CommunicationandDevelopment:CriticalPerspectives.BerelyHills,Calif.;Sage,1976.H.I.希勒(Schiller):CommunicationandCulturalDomination.NewYork,InternationalArtsandSciencesPress1976.M.特劳(Tehrauian):DevelopmentTheoryandCommunicationPolicy:theChangingParadigm,inG.J.HannemanandMelvinVoigt(eds.)ProgressinCommunicationSciencesvol.1.Norwood,NJ:Ablex1979.UNESCO:ManyVoices,OneWorld:CommunicationSocietyTodayandTomorrow.Paris:UNESCO,1980.D.哈威(Havvey)TheConditionofPost-Modernity:AnInquiryintotheOriginsofCulturalChange.Cambridge,Mass.Oxford:Blackwell.1990.

⑵参阅A.吉登斯(Giddens):TheConstitutionofSociety.CambridgePress.1984.TheNation-StateandViolence.CambridgePress.1985.

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页。

⑷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1卷第6章，顾良、施康强译，三联书店，1992年版。

⑸R.杜波夫(R.DuBoff):TheTelegraphandtheStructureofMarketintheUnitedStates,1845—1890.ResearchinEconomicHistory.8(1983)pp.253-77

⑹P.J.休杰(Hugill):GlobalCommunicationsSince1844:GeopoliticsandTechnology.TheJohnHopkinsUniversityPress.1999p.2

⑺H.A.英尼斯(Innis):TheBiasofCommunication.Toronto:UniversityofTorontoPress.1951

⑻同注5.pp.224-39

⑼D.Harvey:TheConditionofPostmodernity.Blackwell.1989.P.147

⑽参阅K.D.迪松(Dyson)和J.休菲雷斯(Humphreys)(eds)PoliticalEconomyofCommunications.Routledge.1990.

⑾ChrisBarker:GlobalTelevision.Blackwell.1997.p.32

⑿G.穆多克(Murdock)RedrawingtheMapoftheCommunicationsIndustries:ConcentrationsandOwnershipinTheEraofPrivatization.InM.Ferguson(ed.)PublicCommunication:TheNewImperatives.NewburyParkandLondon:Sage.1990.

⒀P.施莱辛格(Schlesinger):PuttingRealityTogether.London:Constable.1978.

⒁J.加顿(Galtung)和M.鲁杰(Ruge):StructuringandSelectingNews.InS.CohenandJ.Young(eds)TheManufactureofNews.London:Constable.1973.

⒂J.斯特豪(Straubhaar):WhatMakesNews:Western,Socialist,andThirdWorldTelevisionNewscastsComparedinEightCountries.InF.KorzennyandS.TingToomey(eds.)MassMediaEffectsAcrossCultures.NewburyParkandLondon:Sage.1992.

⒃参看拙著：《论传播与反思性》。

传播学篇4

一、传播学在中国大陆的现状

传播学七十年代传入我国大陆。那个时候，除了少数学者，一般人都不知道什么是传播学。进入80年代，更多的中国大陆学者开始对传播学发生兴趣。

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北京召开第一次传播学研讨会，有上海复旦大学、人民大学、厦门大学及《新闻战线》等单位共20多人参加。由于政治因素，在1983年，传播学被批评为“精神污染”，1989年以后，被批判为“不讲阶级斗争”，有人说，中国只能有宣传学，不能有传播学。

1992年邓小平南巡，引发了新一轮改革浪潮，促成了中国大众传播媒介的改革，使传播学再度受到关注。从1993年开始，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与相关新闻院系、研究单位合办的全国性传播学研讨会，成为每两年一次的全国会议，至今已开办了第八次。

从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来看，历经20多年，传播学在中国大陆可以说取得了跨越式发展。八十年代是传播学的登陆期，两次都差点被赶下海。之后，仅十来年的时间，就召开了多次全国性会议，一次比一次规模大：人越来越多，研究的问题越来越广泛深入。第一次研讨会有点像搞地下工作，门口还要有人“把关”。现在开会已是大张旗鼓，堂而皇之了。

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不仅有大陆的大多数著名的新闻传播学专家，港台学者，还有不少外国专家，如日、韩、新加坡、美、英等国的专家莅临。不仅参加人数多，一共220多位，还有不少北京各大学前来旁听的硕士、博士生。地点则选择了最高学府清华大学，由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范敬宜担任会议主席。

这次传播学研讨会，无论从学术影响还是从社会影响来看，都是空前的。这次研讨会有十多个专题：传播学理论研究；传播学本土化研究；新闻传播实践的传播学研究；政治传播研究；媒介使用与效果研究；媒介文化研究；国际传播研究；媒介产业与媒介经营管理研究；新闻教育传播研究；传播与危机公关研究；新媒体研究；文化与跨文化研究；影视研究等。内容极为丰富，涉及了我国现阶段传播学研究的各个领域。

我认为这次研讨会是全国传播学研究现状的一种浓缩，真实地全面地反映了大陆传播学跨越式发展的现状，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从上述专题来看，大陆的传播学研究已经基本上完成了从引进到发展的初期过渡，并进入把传播理论和社会实践相结合的深化、丰富与力求创新的阶段。这就是大陆传播学发展的现状。

二、未来的发展趋势

研究传播学在我国大陆的发展史可以知道，大陆的传播学是依附于新闻学而发展起来的。它的引进得力于新闻研究工作者、高校新闻学者，特别是高校的新闻院系的发展，为它在中国的生根与发展提供了必须的人文环境与充实的物质基础。

直到今天，传播学都还归属一级学科“新闻传播学”，可见其与新闻学的密切关系。然而，随着传播学不断发展壮大，其独立性也日益明显地表现出来。从上述专题也可以看出，它正在自成体系。新闻与传播这样的框架已经无法适应传播学日益壮硕的身躯。

从美国的传播学来看，也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众所周知，美国传播学的集大成者，或者说完善者施拉姆，从1943年起就是美国衣阿华新闻学院的院长。在美国，传播学依附于新闻学有近半个世纪，在90年代出现了一场大讨论。

大讨论的主题是：传播学、传播教育与新闻学、新闻教育的相互关系是什么？这场讨论的背景是：“自从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施拉姆成功开设第一个大众传播学的博士课程后，不到十年时间,施拉姆式的大众传播博士课程即风行全美国，在不少院校，是否是大众传播博士成为美国新闻院系任聘教师的标准。”[1]]传播学、大众传播学出现取代传统新闻学与新闻教育之势。

在1995年召开的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协会(AssociationforEducationinJournalismandMassCommunication,简称AEJMC)年会上，有人主张把新闻学融入传播学，把新闻学的课程和项目与传播学合并。

北达科他大学传播学院(Schoolofcommunication,UniversityofNorthDakota)院长兰娜·拉考(LanaR.Rakow)说：“我们的学生都是未来的传播者。”[2]当然，他们的观点也受到不同意见的质疑。理论上的分歧在教育实践上则表现为教师之间的摩擦与矛盾。

具有新闻实践经验背景的新闻教育者被称为“绿眼罩”，因为来授课的报纸编辑们头上常常戴着工作时用以摭挡眩光的赛璐珞绿色眼罩。

那些具有博士学位的传播学教授们则被称之为(Chi-Squares)。“凯平方”。所谓“凯平方”，又称“卡方”，是在传统定量调查中进行交互分析的最常用的检验方法。

“绿眼罩”们认为博士们的教学与研究过分依赖于统计数据和数据分析，因而用“凯平方”的戏称回敬他们的同事。著名的罗杰斯教授是站在“凯平方”一边的，“他认为，施拉姆的梦想是新闻教育不仅应该是传播学者人才荟萃或独处的地方，而且应该排除新闻学者。他甚至希望这些课程的名字应该改‘新闻学’为‘传播学’”。[3]总的说来，传播学者——“凯平方”们占了上风，“如今，美国大部分大学都有一个传播学院或传播系，传播学研究与教学机构成为了美国高校内发展最为迅速的院系或学科点之一。”[4]

在美国开展的这场关于传播学与新闻学关系的大讨论，一方面反映了传播学作为一门新兴交叉学科适应信息时代，必然要发展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大趋势；另一方面，也提出了在传播学发展过程中，如何正确处理新兴传播学与传统新闻学关系的重大问题。

在第八次传播学研讨会也重点讨论了这样的问题。讨论的激烈程度不像美国的学术界。在我们的教学实践中，也没有“绿眼罩”和“凯平方”之分。但是，可以看出，传播学在中国的革命正在进行，大陆的传播学正在缩短与国际的差距，只不过这种变化是以东方的中庸、平和的文化底蕴为基础的。

三、传播学教育的问题与学科发展

1997年6月，新闻传播学被国家教委确定为一级学科。

到1999年，据国家教育主管部门统计：我国普通高校中开设全日制新闻本科专业的院校已有55所，专业点88个，硕士点30多个，博士点4个，在校学生9000多人。

2002年，在深圳召开的教育部新闻教育指导委员会全体会议公布，全国新闻传播学专业点已经达到323个。

有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有近400个院系专业点。设有传播学专业的研究生院达到25个，其中具有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有4个，博士后流动站2个，在校生达到十万人之多。[5]

仅从在校生人数来看，三年时间就增加了十倍多，可见新闻传播教育发展之快。但是，应该看到，传播学作为新闻传播学下面的一个二级学科，发展是受到局限的。尽管传播学教育在软硬件建设方面发展都很快，但是还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复旦大学丁淦林教授将传播学的基础建设的缺口概括为“四大障碍”[6]：学科有待规范；本科生教育与研究生教育的界限不清；以系列教材为代表的基本建设不足；师资数量不足、配套困难。

“新闻传播学”这个概念限定了这样的现实：中国大陆的传播学研究与新闻学研究呈现出一种“胶着的状态”[7]。这种现状导致了传播学教育与传统的新闻学教育相类似：在课程设置上，以大众传播学相关课程为主要内容；在专业设置上，以媒体的性质区分教学与研究领域的做法非常普遍。“传播学研究对象的新闻学化，因而导致传播学教育相应的新闻学化或大众传播学化”[8]，而同时，传播教育的新闻学化，又加剧和加固了传播学研究的大众传播化。

传播教育的新闻化和大众传播化使“传播学自身的学理教育”也走向新闻传播专才教育和大众传播技能教育，不能满足学生在信息化社会背景下全面学习传播知识的要求。

对照美国的传播学教育来看，美国教授范围最广的传播学内容包括：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和国际与跨文化传播四个方面。开设的主要课程有应用传播、传播教育、传播理论、家庭传播、社会性别传播、健康传播、国际与跨文化传播、人际传播、语言与社会互动、大众传播、组织传播、表现行为研究、政治传播、公共讲演、公共关系、修辞批评、符号学、小群体传播、视觉传播、法律传播、言语传播等。

由此可见，美国传播学教育已经基本摆脱了与新闻学教育的胶着关系，建立了以社会学为依托，在加强社会科学理论素质的培养的同时，又注重实际业务技能培养的教育模式。

从日本的传播教育来看，日本奉行的是通才教育理念，这与日本高等教育的整体理念吻合。他们认为高校新闻传播专业应加强媒介素养教育、新闻伦理及思想、新闻传播史、传播内容的分析与解读等有关基础性理论知识和通用性、工具性研究方法的内容；而有关新闻的采写、节目的制作以及媒介企业的经营等技术方面的学习则被认为不必太注重。2003年对在高校传授新闻传播学课程的教员和媒体从业人员所进行的调查表明，日本传播教育者对这一理念认同程度较高。

台湾地区自1991年以后，每年至少有一所传播相关院系成立，且以传播新科技类、视觉传播类、管理类、艺术类为主，其基础课程的设置趋向专业性、技术性。从传播学核心课程“传播理论”的课程内容来看，主要仍以介绍西方国家传播理论为主，迄今还很少有以本地区传播研究为基础而写成的传播理论教科书。由此可见，台湾地区传播学科的发展有广义社会学理论发展的影响，但受到传播科技的影响更大。

从以上三个地区传播教育来看，都是围绕这样两个问题展开的：一是传播教育与传播研究的关系；二是传播教育与外部环境的关系。

假如传播学理论研究的基础不断被拓宽的话，传播教育自然而然也就向广义社会学的方向靠拢；同时培养具有通用性知识和技能的人才将作为传播研究的要求，成为传播教育的任务。作为社会系统的一部分，传播教育的方向必须顺应时代的变化，符合实际需要。只有具备了扎实的专业理论基础、良好的传播素质以及丰富的沟通能力，才能在未来越来越激烈的竞争中胜出。

从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的专题分类来看，新闻传播实践的传播学研究、媒介使用与效果研究、媒介文化研究、媒介产业与媒介经营管理研究、新闻教育传播研究、影视研究等大众传媒、新闻学方面的内容很显然仍占很大比重，但传播学理论研究、传播学本土化研究、政治传播研究、国际传播研究、传播与危机公关研究；新媒体研究；文化与跨文化研究等社会学角度、传播新科技类的传播学研究也占到了相当比重。在新闻传播教育的专题讨论会上，不少学者提出了具有前瞻性的传播学学科建设思想，对于传播学科的规范、内涵、传播教育的理念及教学，传播基础课程的设置等，都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从新闻与传播学教育角度来探讨未来的发展方向问题的讨论，是这次会议讨论的重要内容，概括起来有两种代表性的观点：

一种是融合论。有学者认为，在现在大学的新闻传播专业中，新闻学、传播学是分开的，因而“新闻理论”仍然还是单独的课程，传播学理论则是另一门课程。

而现实的大众传播业，早已从传统的印刷媒介扩大到广播、电视、网络、手机短信和其他新型传播科技手段了。传统的“新闻理论”，理论色彩较弱，难以容纳现实情境。传播学被引入我国新闻教学领域以后，经过二十多年的磨合，许多传播学的理论假设和研究方法不知不觉地成为新闻理论研究的一部分。

传播学的经验主义量化分析方法，也无形中成为新闻学研究的普通方法之一，不再显得新鲜了。实际研究中，新闻理论与传播学理论的融合已经成为现实，很难区别二者了。

与传播活动相关的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例如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文化人类学、法学、当代文论、经济学等等，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到新闻理论的研究中。因此，持这种看法的学者认为，下一步我们需要做的是改变现在的课程设置以及教材内容的划分，重新构建一种适合新的环境条件的新闻传播理论，不再让新闻理论与传播学理论截然分开，而是有机地融合为一种新的能够说明实际的理论体系。

另外的一种我把它概括为“一级发展论”。即传播学包容新闻学，发展为一级学科的主张、言论。持这类看法的学者认为传播学融入新闻学，是不可能的。因为，从学科体系来说，传播学是研究人类一切信息传播行为与现象的大系统，而新闻学严格来说，只是这个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此外还有大众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等等子系统。传统的新闻学与新闻教育表现出职业训练的色彩较浓，而理论色彩淡薄。传统的西方新闻理论除了新闻价值理论、新闻自由理论之外，几乎无理论可言；我国的传统新闻理论仅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喉舌理论、党报理论等，但是总体上仍显得十分单薄。

而传播学中关于传播者的研究、关于媒介的研究、关于受众的理论、关于传播效果的研究等，大大扩展了传统新闻学的关照视野、提高了传统新闻学的理论高度、丰富了传统新闻学的理论观点。

传统新闻学的研究方法也十分有限，主要是文献研究法、阶级分析法等；而传播学中有关抽样调查法、内容分析法、受众调查等科学研究方法，大大增强了传统新闻学的科学研究手段。因此，只能是新闻理论借助传播学的基本理论、基本概念、基本研究方法，结合新闻实践的实际，构建新的新闻传播理论，形成传播学体系中的一个新的子系统；而不可能是传播学与新闻学揉合到一起，形成一个新的理论体系。这就像大系统不可能融入到子系统去，形成一个新的系统一样。总之，是传播学指导、充实、丰富并改造传统新闻学，使之成为一个适应时代需要的子学科，而传播学则应该发展成为一门“一级学科”。

传播学研讨会，顾名思义，当然是以传播学者为主的大会。从事新闻编辑出版工作的“绿眼罩”们不多，虽然大陆的“凯平方”队伍并不十分纯粹，他们中的博士帽并不是很多，也有从新闻业进入传播学课堂的。但是，在这样的“传播环境中，“一级发展论”肯定是占上风。

因而，传播学未来发展的两极趋势观受到研讨会的重视。这种两极观认为，大陆未来的传播学有可能向“基础传播学和专业传播学”“两极同时发展”：

一极是发展成基础学科、甚至包括基础教育必修的公共基础课程。统称为“基础传播学”。主要课程将包括《传播概论》，内容涉及传播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规律等；《传媒概论》，内容涉及人们如何正确地认识传媒、运用传媒等；《传播技能》内容涉及口头传播、文字传播、电视传播、电脑操作和网络传播等现代基本传播技能。

另一极则是发展成专门学科，不仅在新闻传播、大众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网络传播、公共关系和广告等领域深入发展，还将开辟诸多专业领域，其中主要有：政治传播、经济传播、科技传播、文艺传播、卫生传播、体育传播、宗教传播等。[9]

四、传播学与新闻传播专业学生的就业

传播学的发展趋势和传播学教育的学科发展问题直接关系到新闻传播专业学生的将来，更直接点说，关系着今后的就业问题。预计2005年的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情况可能不太好。据有关资料，明年将有340万大学生毕业，乐观一点估计，一次就业率可能达到70%。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有30%，即约有102万人可能落实不了工作。在这部分人中，考研的大概占30%，就还有70来万人找不到着落。

从新闻传播专业来看，形势可能要好一点，但就业压力也很大。之所以压力大，因素有两个，一是我们前面讲的新闻学与传播学在科研与教学上的胶着状态，决定了我们新闻传播专业的培养目标还仅仅停留在培养大量的新闻专业毕业生上；二是我们的体制直到今天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转变，大众传媒仍然在社会中处于较特殊的地位，学生大都把将来工作定位于报刊社，广播、电视台，出版社等新闻出版单位。

实际上，这些单位容纳不了这么多人。有六成多点的毕业生能够如愿就很不错。随着新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文化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大多数的新闻传媒都将走文化产业的道路，在对新闻人才的需求上存在较大的变数。

如果我们还不能意识到这一点，奉行通才教育理念的日本的情况可以参考。据一份调查显示：日本高校新闻传播专业870名希望进入媒体工作的学生中，进入媒体工作的只有196名；以报社为例，虽然有89名学生选择希望去报社工作，但是实际进入报社工作的学生只有27人。

传媒为什么不能接受更多的人，因为它们还有其它的需求。以日本五大报(朝日新闻、每日新闻、读卖新闻、日本经济新闻、产经新闻)为例，每年招收的从业人员中，有不到20%来自于在校期间学过或接触过新闻传播方面知识的高校毕业生，其余的则来自于不同学科，如经济学、法学、管理学、社会学、文学、理学和工学等专业的毕业生。从中国的电视行业来看，在80年代甚至90年代中期以前，活跃在中国屏幕上的著名主持人、播音员多为北京广播学院毕业生，此后的若干年来，各个电视台广泛吸收其他学校其他专业的毕业生，甚至通过在电视上举行大奖赛的办法，在民间广泛地选拔主持人，经过几年的实践，它们中许多人表现不俗，甚至有些人还认为他们比起新闻与传播类专业毕业生来，成绩更为突出。上述这些情况说明什么问题？说明在新闻学与传播学胶着的状态下，新闻传播教育更多的倾向教授陈旧的、僵化的理念和呆板的新闻表现手段与形式；而新闻传播的内容，无论是人文的，还是科技的都无力很好地提供给学生。因此，这样培养出来的毕业生是先天不足的。

这种不足的表现首先是对诸如经济学、法学、管理学、社会学、文学、理学和工学等专业知识缺乏基本了解，有的甚至是无知；其次，是不懂针对不同知识与信息的特点或者说特性进行传播的方式与技艺。

而来自于不同学科的毕业生在新闻传播实践活动中，不仅能够很快地掌握工作需要的某种新闻传播手段，而且能够在专业方面很快成为行家。通过在电视上举行大奖赛选拔人才的办法，更是为在实践中锻炼出来的民间传播人才开辟了通道，使他们能够越过新闻专业的壁垒登上令学子们羡慕的传播舞台。

这类现象随着传媒产业化，人才市场化将会越来越突出。如果我们的新闻传播教育还仍然固守老一套的教育模式，我们的学子仍然以学校教授的“新闻学概论”、“广播电视概论”“报刊编辑学”、“新闻写作”、“新闻采访技巧”、“编辑学通论”之类教材为满足的话，一些人被排除在新闻传播领域之外是不难想见的。

如果这些人再不学一些基本的传播沟通知识，习得一些社会传播的技能，更无法适应社会的选择。北京大学的学生卖肉，学非所用，从某种角度而言，反映了社会对人才的关注度不够；从另一种角度来看，是学人欠缺与社会沟通的能力：让社会认识自己的能力，把自己推介到能够发挥专长的工作岗位上的能力。现在的新闻传播专业，特别是本科专业，很有可能培养出一批“高不能低不就”的“特殊人才”，传媒业进不了，机关单位进不去，到企业去吧，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干个体吧，不知道做什么，怎么做。

传播学“一级发展论”的出现，预示着我国大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胶着状态将发生改变，传播学将在更广阔的领域发展，从依附于新闻学到发展为一门包容新闻传播在内的系统的学科体系。这一体系对于新闻学来说，不仅能够提供一种具有方法论意义的基础理论，而且能够丰富新闻学的社会传播手段，使学生习得专业传播技艺。在他们面对社会选择的时候，有更多的回旋余地。在进入传媒业时，能够以传播学为底蕴，奠定自己高于其它专业的竞争基础，同时又能参与选拔竞争，以专业传播者的角色与实践中成长起来的“民间传播人”角逐。退一步说，即使不进入传媒，在其它领域，如机关、企事业单位，都可以大胆地从传播的角度切入。如在政治传播、经济传播、文化传播、教育传播、艺术传播、科技传播、公关传播等领域都可以以传播为桥梁，进入之后逐渐成为相应领域的行家。

从复旦大学传播系的改革来看，就展示了这样的前景。2004年复旦大学调整了课程设置。

专业必修课程20门(48学分)，有：新闻学概论、传播学概论、新闻业务通论、中外传媒发展史、传媒法规与政策、传媒伦理与道德、传媒英语、媒介与社会、跨文化传播学、人际传播学、组织传播学、公共关系学、传播学研究方法、当代国际传播、新媒体传播与发展、媒介经济理论、媒介经营与管理、网络新闻传播原理与应用、计算机辅助新闻业务、网络媒体内容制作。

专业选修课程20多门(16学分)，有：舆论学、社会学导论、社会心理学、视觉传播、政治传播、危机传播管理、大众传播与大众文化、管理学导论、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报刊发行管理、收视率分析、期刊编辑与出版、媒介市场策略、媒介娱乐产业、动漫产业、高等数学D、统计学、市场调查方法、网络基础技术与应用、网络安全与法制、电子商务、市场营销学、整合营销传播等。

从上述课程设置中可以看出，除了传播学基础理论(含研究方法)的教学以外，学校把与社会实践的结合，放到了突出地位。传播学教育的定位更有利于高瞻远瞩，面对社会的广泛需求培养人才。

复旦大学的设想是：今后传播学系毕业的学生除了能够从事与新闻传播业务(含传媒新科技技能)有关的工作以外，还要具备良好的传播素质、丰富的社会协调和人际沟通能力、宽泛的知识结构和国际(跨文化)视野、以及高超的信息分析和媒介(含公司)管理能力。传播系学生不仅要适合大众传播行业，网络，新兴传播媒体、广告公关公司、跨国传媒集团、媒介产品制作公司、政府机构以及大中型国有、民营、跨国公司都应该是他们展示才华的领域。

为实现这样的目标，教材改革已开始，计划先期推出12本，内容包括传播学导论、大众传播通论、跨文化传播、传播学研究方法、公共传播、说服传播、人际传播、商务传播、倾听、电子传播导论、采访与传播。复旦大学传播系的改革，从构想来看，是宏大的，要达到预想的目标，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从我国大陆来看，在传播学研究与教学上，复旦是走在前面的，很多院校的研究与教学还处在20世纪末的状态。

这种状态是不会持久的，站在潮头的复旦，在传播着排除“不确定性”的明确信息：变革是必然的。对于我们学习传播学的学生来说，适应这种变化也是必然的。

如何适应，不是坐着等待传播教育的改革，期盼全能老师的出现，期待“葵花宝典”式的教材问世。如果在这样的状态下毕业，在毕业的那一天，也就宣告自己退出在传播行业的竞争了。

第一，你没有面对市场，适应市场的能力；第二，你也没有和师弟师妹们在一个锅里“搅马勺”的资本。处在改革时期的学子，很难享受到完整的改革成果，却必需在改革之后的环境中参与竞争。怎么办？唯一的、积极的办法就是与改革同步，以改革的理念指导自己的学习，把本科生的学业按研究生的方式来完成。

说明白点，就是要改变惯用的高中时期的思维方式，不要坐等老师来填鸭，要善于从改革的大趋势中，找准方向，为自己的学习定位，在完成基本学业的同时，围绕自己的定位，寻找知识，学习知识，积累知识。在积累知识的过程中，发现问题、研究问题，把学习和研究问题结合起来，做出成果，力争在毕业时就成为一个适应新形势的传播学人，一个无论是继续深造，还是在各项社会工作中从事实际传播工作都能够表现卓越的优秀人才。

在座的传播专业的同学们，你们选择了一个尚不完全成熟的专业学科，但这个学科是信息化社会中发展前途、就业前景最为光明的学科之一。

它的不成熟，为你们提供了机遇，作为新兴学科由不成熟到成熟，你们是第一批见证者，作为信息社会大陆传播专业真正专业化的毕业生，你们是幸运者，也是专业传播者大军的先行者。

为此，你们应该付出更多的努力。20世纪八十年代进入大学的“老三届”中，多数是“不足月”的中学生，恢复高考以后的大学，无论是在“软件”还是在“硬件”上也都不能和今天相比。就是在自身条件和教育环境都存在一定问题的情况下，他们通过学校教学与在校自学，成为了的新中国历史上最为优秀的一批学子，成为了医治社会创伤的主力军。如果你们能够像他们那样，更主动地学习。到时候你们的辛劳换来的将是社会的拥抱与赞赏。

预祝大家都有一个美好的前程！

注释：

[1][2][3][9]明安香：《关于传播学学科发展前景的探讨和展望》，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论文。

[4][7]李双龙：《中国传播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境外传播教育模式给我们的启示》，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论文。

[5]熊忠辉、王晓梅：《当前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特点、问题与趋势》，转自李双龙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论文《中国传播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境外传播教育模式给我们的启示》，

[6]丁淦林：《中国大陆的传播教育》，2004中国传播学论坛所作的主题演讲，转引自李双龙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论文：《中国传播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境外传播教育模式给我们的启示》。

[8]吴廷俊、舒咏平：《一种基本素质的教育：中国传播教育发展新思路》，转引自李双龙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论文：《中国传播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境外传播教育模式给我们的启示》。

参考文献：

1、明安香：《关于传播学学科发展前景的探讨和展望》，第八次传播学研讨会论文

2、李双龙：《中国传播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境外传播教育模式给我们的启示》，第八次传播学研讨会论文。

3、朱光烈《开倒车：我的教育改革理念和设想》，第八次传播学研讨会论文。

4、吴廷俊、舒咏平：《一种基本素质的教育：中国传播教育发展新思路》，2003中国传播学论坛论暨CAC/CCA。

5、童兵、高金萍：《21世纪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发展趋势初探》，《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5卷第1期。

6、张国良：《现代大众传播学》，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5月。

7、熊忠辉、王晓梅：《当前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特点、问题与趋势》，中华传媒网。

传播学篇5

他们大多在美国主流文化中影响不大，其中一些人后来回到欧洲（例如阿多诺，Adorno,T.）。但是他们在美国还是培养或影响了一批新的批判学派学者，使得连续出现关于美国媒介文化研究的著作，主要讨论大众传播的"内容"在社会文化意义上的"效果"，进而对整个社会结构的影响。他们认为，当今娱乐与新闻已经不可分离，特别在电视中，只有娱乐节目才能使新闻得到销售。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早期的例如C.米尔斯（Mills,代表作《权力精英》thepowerelite,1956）、B.罗森伯格（Rosenberg）、D.布尔斯廷（Boorstin）等等。他们注重大众传播的"内容"对"效果"问题的研究，通过批判性的考察传播效果而阐述了媒介如何发生作用，如何影响受众的思想。

70-80年代从各方面审视传播现象的批判学派代表中，较为激进的如J.阿特休尔的《权力的媒介》，而最为"激进"的是H.席勒（Schiller）的一系列著作，他提出了媒介帝国主义理论，代表作是《大众传播和美国帝国》，其他著作还有《思想管理者》（1973）、《传播与文化霸权》（1976）等。其他批判学派的代表人物还有H.甘斯（Gans,代表作《什么在决定新闻》decidingwhat''''snews,1979）、J.凯里（Carey）、T.吉特林（Gitlin）、M.里尔（Real）、L.格罗斯堡（Grossberg）等等。

60年代，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McLuhan,M）从媒介技术和文化角度提出一系列新的观点。如果从研究方法的角度看，他不同于美国的经验主义学派，但与批判学派的观点差距也很大。批判学派是从大众媒介的内容及其控制对于整个社会的影响，着手进行研究的；麦氏是从大众媒介工具本身、尤其是广播电视等电子传播工具对人的认识及人类的社会作用，着手进行研究的。

就研究方法而言，早在40年代L.林德就对经验主义的研究偏向提出了问题："坚持它的人通常将自己置于现行的体制之中，暂时接受它的价值和目标，从事收集数据和描述趋势这些工作……时间是漫长的、数据总是不会完整，形势不断在变化，当''''客观的''''分析家在情况中发现更多的应记录东西时，他就会被更深地拉进假设的网络中，从这种假设出发，他正在研究的体制假装在运转。"（殷晓蓉，1999:29）当经验主义传播学深入证明一些假设的时候，例如色情和暴力的电视镜头是否会对青少年造成不良影响这样的研究项目，批判学派的观点不在于证明是或否，而认为即使数据证明无害也无意义，因为这是要靠价值观来解决的。数据在这里无能为力，科学的数据只能客观地发现存在什么，但不能表示应该存在什么。

二，美国经验主义传播学的形成和特点

人们认为美国传播学具有经验主义或行为主义的特征，而形成这样的传统有两方面的历史原因。

第一，它是在20世纪初美国五大社会科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人类学）形成强势的背景下，汲取它们的研究成果而逐渐形成的学科。这些美国的社会科学倾向于主要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论手段进行研究，认为社会科学主要是描述性的而不是规范性的科学，较多地使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解释社会现象的有效性，要求把科学知识与关于对科学知识的道德评价区分开来，以便对社会和人类行为的各个方面进行客观的研究。美国早期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经验的、量化的、以实际结果为中心的研究方法，对于后来传播学研究影响很大。

第二，美国传播学形成的过程中，较多地得到各种基金会、财团和私人的捐款，因而多少要反映这些投资者的投资要求和意图，当然会更多地体现出实用性。特别在媒介市场和广告方面，传播学的研究达到了相当的精确性和预见性，大受欢迎，以致一些研究机构成为这些领域的必要附属机构。

概括地说，经验主义传播学建立在以下三个哲学基点上：量化的归纳主义、因果决定论、诉诸持续的量化分析、统计实验的观念。不少赞同这些哲学基点的学者认为，统计实验是检验理论假设的唯一方法。他们较少关注各种权力组织或媒介组织结构带来的控制问题，较少从传播工具的历史和现代角度分析工具的社会意义。

三，欧洲批判学派的理论、理论来源和代表人物

欧洲学者的研究涉及到大众传播的，有一部分是专门研究大众传播的学者，例如英国的R.威廉斯（Williams，著有《传播学》）、S.豪（Hall，著有《制码/解码》Encoding/Decoding）、N.加恩哈姆（Garnham，发表过论文《关于大众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贡献》ForaContributionofPoliticalEconomyofMassCommunication）等。

另一部分人不是专门研究大众传播媒介的，而主要是研究社会学、符号学、政治经济学、文化学、社会心理学、政治学、文艺理论等等方面的。他们较少同美国的经验主义传播学观点直接对立，各研究各的，但是若分析各自的观点，从研究方法、切入的视角到结论，差异确实较大。例如J.哈贝马斯（Habermas，著有多卷本《交往行动理论》thetheoryofcommunicationaction）、M.福柯（Foucault）、P.布尔迪厄（Bourdieu，著有《关于电视》SurlaTelevision）、R.巴尔特（Barthes，著有《神话──一大众文化诠释》Mythologies）、T.凡迪克（vanDijk，著有《作为话语的新闻》NewsasDis

course）等等。

他们的著作自成体系，相当艰深，从不同视角对当代传媒的权力体系和大众文化的商业化倾向进行了分析性的批判。如果一定要再划分一下，可以有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英国的政治经济学派和文化学派、法国的结构主义和符号学、地中海沿岸学派等等，但是界线划分得并不十分清晰。

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传播学欧洲批判学派的主要学理基础之一，当代还有一些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补充、修正的"后马克思主义"，观点较为纷繁。以下是批判学派的几个主要的理论研究视角：

1，政治经济学（politicaleconomy）批判的观点。这方面的研究主要从经济基础来说明大众传播的性质，着重指出了媒介工业如何受制于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各种权力，从媒介所有权、经济结构探讨各种媒介现象。这一点是欧洲批判学派的要点，如凯.米勒所说："对批判学派的学者而言，再没有比权力更重要的概念了。权力控制及支配等问题是所有批判理论──不论是有关经济的、社会的还是传播的理论──的中心。"（米勒，2000:101）

2，文化工业论和非真实意识论（culturalindustrytheoryandfalseconsciousnesstheory）的观点。这方面的研究认为，媒介的意识形态具有决定受众观念的作用，以文化工业的形式出现的媒介，往往掩盖了它们这方面的本质。人们很难知觉自己所相信的意识形态正在奴役自己，偶有反抗，也会被既定的意识形态所压抑。如一些批判学派的学者所说，意识形态不仅仅是一种态度或信仰，它还"构建我们的思想，控制我们对现实的理解"。意识形态帮助我们理解什么是存在的，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可能的。（米勒，2000:105）

3，主流意识形态分析（dominantideologicalanalysis）的观点。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想说明：大众传播如何以间接的、无意识的方式，透过传播结构、专业理念或例行业务，不断复制着主流意识，从而成为统治者统治的一个环节。

4，唯名论（nominalism）和多义性（polysemy）研究的观点。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对反映意识形态的流通符号，进行内在涵义的分析。研究者认为，统治的权力结构不仅存在于政治经济或意识形态领域，也存在于日常流通的生活符号中。权力的存在是多面向的，各种符号的涵义也是多样化的，需要探讨日常生活情境、媒介使用和意义建构之间的联系。

给批判学派提供相对具体的理论基础的主要人物，首推意大利共产党的领袖葛兰西（Gramsci,A.1891-1937），他1926年被意大利法西斯逮捕，判刑20年，在狱中写作了长达4000页的笔记手稿，对以往革命活动进行了总结和反省。其中，他提出的"文化霸权"（culturalhegemony）理论对于后人分析社会，提供了一种宏观的基本认识的切入口。

当代为批判学派提供了理论基础的学者中，下面的几位较为著名：

法国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者阿尔都塞（Althusser,L.1918-1990），他的研究主要涉及意识形态在社会中的功能、扮演何种角色。他关于意识形态建构主体功能的论证，认为人本质上就是意识形态的，并且在不同的类别、领域和实际仪式等意识形态中生活、变动和存在着。这对于传播学批判学派中的意识形态分析，提供了理论依据。

英国文化学家S.豪（1931年出生于牙买加）被视为批判学派的又一个当论来源。1985年国际传播学年会上批判学派的主要发言人就是豪，当时引起很大的轰动。他从宏观文化学角度，提出了媒介建构社会知识、形成规范和反应价值、塑造共识和提供"合法性"，从而扮演意识形态的连构（articulation）角色。这对于批判学派的文化分析，提供了一种思路。

法国当代哲学家福柯（1926-1984）的广义文化符号分析方法，对于从本文分析角度入手研究大众传播，影响巨大。他通过一系列具体分析的实例，实际上认为权力广泛分布于知识、交往词汇之中。意识形态泛化，并且形成"权力/知识"的对应。由于权力潜在于知识中，因而当人们更了解自己和控制自己时，也更被了解和控制。

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1929-）属于第三代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理论大家，著作等身。他提出的合理的交往的理念，以及质疑媒介商业化、从而提出的"公共领域"的概念，对于批判学派分析、区分媒介发挥作用的领域，提供了启示性的思路。

四，近年批判学派的主要代表作

近年世界各地以批判的或非经验主义的方法对大众传播进行研究的著作有不少，试举例如下：

──英国学者默利（Morley,D）的《电视、受众和文化研究》（television,audiencesandculturalstudies,1992），作为文化学派的研究者，他对电视观众构筑过程进行了研究；

──以色列学者戴岩（Daniel,D）、凯茨（Katz,E）的《媒介事件：历史的实况转播》（mediaevents:thelivebroadcastingofhistory,1992），他们以文化批判的取向，对电视同步转播的文化构成进行了研究；

──澳大利亚学者费斯科（Fiske,J）的《理解流行文化》（understandingpopularculture,1989），对流行文化进行了本文分析和意识形态解读；

──美国学者巴格迪肯（Bagdikian,B）的《媒介垄断》（theMediaMonopo-ly,1992），对各种控制媒介的隐蔽权力进行了揭露和分析；

──美国学者吉特林（Gitilin,T）的《内在的黄金时段》（insideprimetime,1994），对媒介生产、传播过程中权力关系的变化进行了研究；

──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媒介研究小组的《获取信息：新闻、真理与权力》（gettingthemessage:news,truthandpower,1993），以本文分析和政治经济学分析的方法，论证了媒介与权力的关系；

──英国学者戈丁（Golding,P）的《媒介的政治经济学》（thepoliticaleconomyof&nb

sp;themedia,1997），从政治经济学角度阐述了传播产业中权力和意识形态的关系；

──以色列学者李伯斯（Liebes,T）和凯茨的《意义的外销》（theexportofmeaming,1993），研究了人的文化积淀如何影响接受信息意义的构成问题；

──美国学者麦克马内斯（McManus,J）的《市场驾驭新闻学》（marketdrivenjournalism,1994），研究了市场机制在媒介生产过程中的体现；

──英国女学者莉文斯通（Livingstone,S）的《感受电视：受众解读心理学》（makingsenseoftelevision:thepsychologyofaudienceinterpretation,1990），采用解读本文、构造意义的理论分析了电视观众的接受心理；

──美国女学者格雷厄姆（Graham,L.）的《在Subaru-Isuzu线上》（OntheLIneatSubaru-Isuzu,1995），研究了组织传播中的"团队"，如何通过协调控制实现组织霸权，等等。

这些研究本身不一定是针对经验主义传播学的传统的，但是从另外的研究视角平衡着传播学研究的天平。

五，我们如何评价批判学派

不论是美国的还是欧洲的传播学批判学派，他们与经验主义传播学的差别，除了方法上侧重面不同外，在研究视角上也存在较多的差异。批判学派一般是从宏观、中观角度分析问题；经验主义传播学较多地是从具体问题出发，较为微观地分析各种因素如何构成某种结果。但是双方不论在方法还是角度上，仍然是互通的。英国不少传播学者，观点上属于批判学派，研究方法上则采用了相当多的经验主义的作法；美国当代传播学研究中，也越来越多地渗入了批判学派的研究方法。

传播学批判学派，特别是美国国内的的一些这方面的著作，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条件下产生和发展的，它主要针对的是资本主义传播业中的缺陷，在表现自由的环境中，提出的批判是深刻的和尖锐的，其中有些观点特别激进，带有相当的乌托邦特征。但是它对于遏制资本主义条件下传播业过分的发展偏向，是有一定抑制作用的，甚至是一种必要的学理性的监督。

对美国而言的欧洲以其他学科研究为主的大家（例如现在较著名的福柯、哈贝马斯、布尔迪厄等等），他们的研究成果和研究视角，对于经验主义传播学的缺陷，在学术上恰恰给予了相对应的补充，并且也产生了较大影响，使得现在的主流传播学，不知不觉地借鉴了不少批判学派的研究视角和方法。

我们可以较多地借鉴批判学派的研究方法、研究视角，其中很多严肃的科学方法也是我们所缺乏的。但是我们似乎更缺乏精确的经验主义传播学的研究传统，差异造成更大的吸引力，形成引介的主流，这是经验主义传播学能够得在我国得到迅速发展的原因之一。我们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刚刚开始，不宜在缺乏市场经济因素之时过分强调批判学派的批判观点，但要有意识地适当引进批判学派认识问题的视角和研究方法，因为造成一种学术平衡是必须的；这对于提醒人们尽可能避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曾经出现的问题，也是及时和有益的。现在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大众传播中已经出现的各种问题，有些可能是难以完全避免的，但是有些则是由于我们没有或很少引进传播学批判学派的观点造成的，对于应该知道的东西无知，把人家已经经历过的教训还在当作正面的新鲜经验。在这个意义上，目前需要较集中地引进一些批判学派的经典著作，学习他们的研究方法，采用他们的切入视角，观察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大众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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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论著：

贝尔（1989）：《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中文版

巴特（1999）：《神话──大众文化诠释》，上海人民出版社中文版。

布尔迪厄、哈克（1996）：《自由交流》，三联书店中文版。

包亚明主编（1997）：《哈贝马斯访谈录》，上海人民出版社中文版。

包亚明主编（1997）：《布尔迪厄访谈录》，上海人民出版社中文版。

米勒（2000）：《组织传播：入门与程序》，华夏出版社中文版。

传播学篇6

中图分类号：G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122（2010）12-0116-02

一、播客诞生记

（一）播客的起源

2005年，在博客大潮迅猛发展的同时，广播发烧友又有了podcast，有声博客――播客，横空出世，可谓是“一博未平，一播又起”。2006年，播客的发展势头如火如荼，它成为了传播媒业和网络营销业的新热点。与博客的发展相比，播客的发展有过之而无不及。世界上任何一种事物的诞生都有着其必然的因素，播客也不例外。2004～2005年，博客成为了继E-mail、BBS、QQ之后的网络新贵，深受网友的欢迎和推崇，它以其自主化、平民化、感性化和非商业化的特点吸引了众多网友的跃跃欲试，因此，博客也一时间成为了大家最为喜欢的一种交流方式。但博客是仅仅停留在书写层面上的一种交流方式，在这个问题上，博客甚至落后于QQ的发展，QQ的视频音频功能拉近了人与人在交流中的距离感，听和说的方式在人们的日常交往中占据着更为重要的地位。由于博客在这方面的一种缺陷，也就注定了播客的应运而生。

（二）播客发展的现状

播客，像其他网络传播方式一样，一经出现，便以强势姿态蓬勃发展。截止到2005年5月2日，根据Feedburner的统计，目前播客站台已经超过5300个，半年来的增长率达到了2400%。此外，美国研究机构DiffusionGroup的最新统计，未来几年内，美国的“播客”人数将呈现出井喷的增长态势。届时，大约三分之一的便携式数码音乐播放器的用户都将收听“播客”。 播客传播之所以有如此之快的速度，承载播客的网络媒体功不可没。2005年，播客落户中国。播客天下、土豆播客、中国播客、博客中国四大中国播客网站相继成立，播客大军自此在互联网上拉开了序幕。目前，整个中文播客社区15000个开播的频道，30000多个节目，节目数量正在以每天成百上千的速度递增。其中已经涌现出了相当多的优秀节目，比如目前大红大紫的“有一说二”和“反波”。 2006年8月29日，中国宽频技术业务与投资峰会在北京举行。这一业界盛会向人们昭示：播客的音频视频共享网站正在悄悄改变传统传媒业的格局，彰显其强大的生命力。

（三）播客的优势

任何一种传播途径都有着其无可替代的优点，播客也是如此。播客与原有的网络传播方式有着本质上的不同。E-mail有强烈的目的性，围绕着某个问题进行点对点的告知反馈模式传播；BBS依附于大型网站，网民们针对不同的问题进行随意的发言；QQ只是个人或者某个群体之间的对话。这些传播的结果都具有离散性。而播客，素有“有声博客”之称。不仅兼容博客的特点，还可以把自己制作或下载的声音片段甚至视频文件上传到网络与他人共享。从目前看，播客站点是个人自主注册的空间，现在基本上满足的是小众诉求，如音乐、电影、体育，还有诸如啤酒爱好者的节目等，它的听众具有很强的目标共性。在信息传播的载体选择上，就像传统媒体中报纸和电视广播的区别，播客突破原有网络传播的文本形式，而采用声音或者动态画面，使传播形式更趋多元化。传统媒体从文字到图像，从图像到视频，这是在现实物理世界里的一条发展规律，同样，在网络世界里也不会例外。被誉为“中国互联网教父”的美国麻省理工大学教授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早在他的《数字化生存》就预言将来私人电视台的出现，这里的“私人电视台”更确切地说是一种视频博客，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播客”。

与博客相比，播客不但具备博客所有的传播特点，而且填补了博客在音频视频方面的空白，直接生动的传播信息，在现在这样一个张扬个性展示自我的时代，播客为大家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可以使大家对自我的展示更加完整和丰富。与博客相比，播客的另一个优点就是把关性比较强。播客的有着固定的媒体平台，上传的节目大多需要播客的后台审核才能面世，在这个问题上，播客就避免了博客在内容和形式上没有任何约束的限制，所传递的信息会更加文明健康，避免出现一些污秽的信息。

二、从传播学角度剖析播客现象

（一）传播形式新

众所周知，播客是一种新兴的传播途径。在传播学理论中，传播形式可分为人内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按播客自身的特点，它既属于人际传播又是大众传播。纵观在此之前所出现的传播途径，它们的传播形式都是单一的，而播客却包含了传播形式中的几个方面，从这个层面上来讲，播客开辟了传播形式中多元化的新纪元。

尽管播客的传播，包含了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两个方面的内容，但从整体来看，由于受到制作技术、定制技术、网络速度、可信程度等诸多方面的限制，人际传播是播客最为主要的传播形式。播客的传播，主要是通过网友自己制作的节目放在网上，和朋友一起分享，不在乎会有多少人去观看收听，由此可见，播客撇开了传统传播形式中点击率收视率的限制，生存空间更加的自由和宽广。

通过对播客的产生和发展我们不难看出，自由、开放和共享是其传播形式的精髓所在。播客作为一种新兴的网络传播方式，它在兼巨其它传播形式主要特点的同时，也有着自己的独到之处。

首先是其自主性。播客传播的自主性不但体现在传播者一方，同时，传播的接受者也同样具备这个特点。做播客是一种自由状态人的自发行为，在这个过程中，不用担心审查机构的责难，自己就是编辑和记者的统一体。播客行为完全是展现自我存在的一种方式，可以选择多样的声音、内容和形式向网民们呈现自己的精神世界。“红鲤鱼”网站这样评价播客技术：“就像收音机一样，播客让每个人都有发言的机会。”对接受者来说，受众只需要有相关的软件和接收终端，就能随心所欲地选择收听内容和收听时间，不去理会任何的干扰。其次是小众化。在新闻传播领域，我们一直在讲的就是大众化传播，而播客的传播，就打破了大众化的领域，而是从小众化着眼。之所以称播客是小众化传播，是因为播客的制作过程简单快捷，只需要有一套设备和掌握一定的技术知识，就可以进行传播。播客传播的内容主要涉及在音乐、电影、运动、宗教、政治等各个独立的领域，它的听众是对这些内容感兴趣的集合体，具有很强的目标共性，而不是大众。由此可见，播客主要是在满足一小部分受众的需要，所以我们说，播客是一种小众化的传播。

（二）传播内容新

与其他的传播媒介相比，播客形成了一种小而大的传播。称其小，是因为播客自身的制作和传播途径小，与电视、广播、BBS等传播形式相比，它的制作过程简单，传播途径便捷。称其大，是因为播客的传播涉及音频视频等多种方式，与其他的传播形式所传播的内容相比，它弥补了其他传播的缺陷，具有较强的整合性。播客所传播的内容，具有图文声并存的特色，使受众一目了然，不存在看不懂不明白的缺陷。

随意点击任何一个播客网站，可以发现，尽管播客所传播的内容多以娱乐信息为主，但它却有着明确的分类。以土豆网为例：在土豆精彩频道一栏，就囊括了包括原创、娱乐、音乐、影视、搞笑、动画、游戏、广告等数十种分类，可以让网友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到自己所想要观看的内容。

关注近几年的娱乐事件，我们不难发现，播客在娱乐大军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居住上海的31岁青年，自由音乐人胡戈因为个人乐趣，制作了一部搞笑版《无极》――一部长约20分钟的视颊短片《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整部作品穿插大量插科打诨、无厘头笑话、RAP和搞笑广告，电影中诸角色的声音尤其模仿得惟妙惟肖，令人喷饭。其中，城池变成了某，满神变成了谈判专家，倾城变成了模特，大将军成了城管小队长。从案发现场、破案，审判到最终行刑，情节曲折而复杂。片中还将《射雕英雄传》主题曲、《月亮惹的祸》及《灰姑娘》等作为背景音乐。另外，短片还穿插了荒诞广告，如“逃命牌运动鞋”、“满神牌洗发水”。短片在胡戈的个人网站推出后，即被大小网站、论坛、迅速复制，下载，传播速度之快，波及范围之广前所未有，成为年初互联网第一流行符号。几乎所有看过的网友都说《馒头》非常搞笑有趣，以至于有人感叹：“《无极》花3亿元人民币，到头来只是成全了一个胡戈”。细想胡戈的这段成名史，我们必须承认，是播客为他提供了一个成就自我的平台，播客的传播内容成就了胡戈。

在看到播客传播众多优点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播客传播的危机。也正是由于播客的入门门槛低，传播的方式比较便捷，所以往往给了一些人可乘之机，让一些不法分子钻了空子，通过播客传播一些不法信息，这也是目前播客传播内容上存在的最大危机。也正是基于此，所以对播客的后台管理有着严格的要求，要尽量避免这些信息的出现。

（三）传播效果新

播客的传播不受时间和地域的限制，可以让受众随时随地了解和掌握信息。播客还避免了传统广播影视的劣势，用户（听众或观众）可以实时收看自己中意的内容，可以随时播放、随时暂停，甚至随时删除。播客的这种传播效果，可以让受众在最短的时间内接受最全面最完善的信息，节省了时间，节省了精力。播客的传播，主要是依靠网友进行的，所以，播客具有较强的时效性，往往很多事情发生后，网友会在第一时间将视频和音频到网络上，让大家在最快的时间内掌握最新的信息，给受众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播客作为新型的网络媒体传播形式之一，它的发展必然经历一段摸索的过程。如果我们分析思考一下近几年国内网络上的数件大事，从木子美的文字博客，到芙蓉姐姐的图片博客，再到现在胡戈的视频，我们能发现，这是一个从文字逐步到音视频文件的过程，播客必然会在未来这个多种媒体形式并存的世界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蒋宏,徐剑.新媒体导论[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6.

[2] (美)帕夫利克(pavlik.jhon.v).新媒体技术:文化和商业前景[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3] 蒋青.新媒体征战[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2.

[4] 特纳(Turner.Marcia Layton).新媒体教父[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2.

[5] 张燕翔.新媒体艺术[M].北京:科技出版社,2005.

传播学篇7

这样的情形在今天已经无法想像，无论是经历过新奥尔良飓风后端坐在办公室的美国职员，还是柏林墙倒塌后原东德地区的普通农妇，甚至是电脑前忙碌着的伦敦白领，他们都能一边尝着美味的火腿汉堡，一边喝着依云矿泉水，谈论到底是奥巴马还是麦凯恩赢得美国总统大选。他们可能正通过互联网收看相同的竞选网页和直播视频，但人们对足球的关注远胜于此。比如贝克汉姆，《白天使》作者约翰・卡林在非洲内罗毕采访艾滋病患者时，看到所有人都在谈论这位英格兰球星。而人们在关心美国总统竞选的同时可能也正浏览体育新闻，去年八国峰会时欧洲国家的一些领导人就忙里偷闲地通过互联网观看了皇家马德里队的比赛。

在刚刚结束的北京奥运会上，出现在“水立方”的美国总统布什也遇到了尴尬，他在为菲尔普斯创造八金纪录而欢呼的人群中，看到了身披巴西球星卡卡球衣的中国少年；在今年的欧洲杯上，德国总理默克尔看球时不断朝她身边的助理抱怨：“其他事情等一等，等比赛结束了再说。”约翰・卡林在访谈里提到：“这里(内罗毕)的人民都在谈论皇马和足球，即使他们饱受疾病困扰，但所有人都在以谈论足球为荣，他们害怕落伍。”要知道，这块非洲陆地与马德里相隔千里，可这儿的人们仿佛自小就生活在马德里一样。事实上，光纤技术和网络应用的普遍推广，全球各个角落的居民几乎都能够和马德里人一样同时了解到比赛的最新结果。这让人想起了前美国加州议长乔治・布朗所说的：“在这个信息时代，任何事情都好像发生在隔壁似的，这是什么，这就是地球村。”

随着网络的普及和收费电视的推广，足球已经和《圣经》一样成为全球通用的语言。“在电话发明前，只有《圣经》才走遍了全球。”美国新闻作家威廉・黑曾说。不同的是，《圣经》的船票来自上帝的感召，而足球的通行证则来自上世纪传播业的迅猛发展。尽管在一些学者看来，足球运动从一开始就被传播技术所影响，比如受制于电视集团而偏离了原有的发展轨道等，但人们依然心甘情愿地为它买单。可以说，在有电视之前，人们相信有上帝的存在；而在传媒业如此发达的今天，上帝的形象则变得模糊――因为足球已经成为了这个世界的“上帝”。

足球创世纪

和人们心中的那位上帝不同，足球是没有星期日的，人们每天都期待着以各种方式了解关于足球比赛的信息，而随着传播技术的发展，了解足球的渠道也越来越先进。比如，最开始球迷是通过布告栏上的通告；再后来，他们有了报纸，接着有了电报、电话、广播、电视和互联网。就像美国最偏远地区的那些牛仔，他们原来通过在酒馆聊天来认识外部世界，但现在他们坐在电视机旁，就能看到奥巴马和他那高挑的老婆了。

从静态影像到活动画面，再到现在的后网络时代，这和上帝“创世纪”的过程相差无几：　“上帝在第一天创造了足球，第二天是活动画面，第三天是报纸和杂志，第四天是广播，第五天是电视，第六天是海底光缆和卫星技术，第七天则是互联网。”足球传播的过程要比耶稣的传道“艰难”得多：1927年，德国实现了世界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足球广播，而广播技术早在1906年就已经被发明；直到二战后，包括《踢球者》在内的专业足球报刊、杂志才开始盈利；上世纪下半叶，电视开始成为传媒宠儿。1954年世界杯，西德队和阿迪达斯在伯尔尼大出风头，当时西德境内27，000台电视机全部开机，但因为瑞士和西德之间有山脉相隔，转播者不得不在山间搭起了发射塔。到了本世纪初，曼彻斯特的球迷通过沃达丰手机就能观看曼联和阿森纳的巅峰对决，而新赛季的德甲也开始效仿NBA，在IPOD上设置和交流战术，而这仅仅只是个开始……

尽管如此，足球界对新型传媒技术的发展并不感冒，这个毛病在创世纪的七天里每天都存在。活动画面产生时，人们抱怨质量不佳，还不如看女王加冕典礼；电视和报纸开始推广时，西德主教练合恩对媒体记者视而不见，禁止任何媒体采访，球员也害怕记者将他们写得糟糕；而当时各大欧洲俱乐部甚至还在利用报刊广告招聘球员，电话也开始发挥作用。上世纪90年代初，在诺丁汉森林队效力了三个赛季的罗比・基恩希望改换门庭，于是给其他英超俱乐部写信求职，漫长地等待着布莱克本和纽卡斯尔联的回信，哪知最后弗格森的一个电话将爱尔兰人带到了老特拉福德。基恩对弗格森的办公室赞不绝口，有电话，能发电报。电报也是个好东西，1961年曼联球探在社区学校里发现了贝斯特，立刻给巴斯比爵士(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曼联功勋教练)发了份电报：“我想我发现了一个天才。”这应该算是足球史上最传奇的电报之一了，如果没有电报技术的发展，贝斯特的信息会如何送到巴斯比先生的办公桌上，是用沙漠的骆驼还是双层大巴?现在网络技术已经相当发达，曼联的球探即使在里约热内卢的沙滩上也能通过笔记本电脑传送球员视频了，难道他们还要像当年英国足球传道那样，通过哥伦布式的航行吗?

后现代足球

上帝花了六天创造世界，第七天他就休息了，但伯纳斯一蒂姆・李在第七天创造了万维网。在设计出HTML语言，制作了第一个浏览器和网页服务器后，李构建了万维网；这就是我们互联网的前身。凯文・基冈将互联网出现的时间作为划分现代和古老足球的刻度，但按照足球“上帝”现在的工作进度，不出十年，足球界很可能就会迎来一个“后现代足球”的时代。

过去的历史和今天的故事都在预示着这个时代即将到来，未来的足球运动会随着这个时代走向何方，乐观和悲观的思想都开始涌现。改革者和传播家、电视转播巨头和网络公司cE0们正在建设那通往天空的巴别塔，他们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信息一样可以作为面包和火腿散发到全球各个角落，并即时得到反馈。那些到内罗毕的汉堡很多都已经过期了，而信息则还会有再加工功能，变成口碑来传播。掌上电脑和网页技术的普及能够让所有人随时和俱乐部及球星联系，这些其实都已经实现了，但还需要谋求更高发展。也许，未来通过手机和手表就能随时随地收看直播。20年前通过卫星技术传送版面需要四分钟，现在半秒钟内就能实现。

在西方媒体的论坛上，人们已经开始对未来的足球传播进行描绘：在曼联与切尔西进行比赛时，球迷们可以用遥控器对画面进行点击，比如有位年轻球员表现出色，通过点击电视屏幕就会出现这位球员的个人资料、过去的比赛数据和最近的新闻，完全不

用翻阅报纸和寻求网络帮助；观众还可以使用遥控器对场上球员进行评分，通过卫星和光纤数据传送，这些数据会随机在电视机上展示。一项已经在尝试的研究便是默多克和比尔・盖茨都提到过的“气味电视”，通过特殊软件，能够将现场气氛、草皮的潮湿甚至球员身上的汗味都传递给付费的用户，让那些无法到现场的球迷能够身临其境。也许这种功能还能实现“虚拟拥抱”的功能，付费用户可以像托马斯・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作者)描绘的美国和阿曼举行的那次自由贸易会议上双方领导人通过大屏幕虚拟握手一样，和贝克汉姆或者鲁尼进行穿越时空的拥抱。不过最有可能实现的却是，球员们不用再像贝克汉姆那样坐飞机从伦敦到马德里了，他们完全可以在自己家的花园里，通过网络来完成一系列续约或者转会合同，那时谁还要所谓的小纸条呢。

传播学篇8

Abstract：This thesis discusses the characteristic of network communication. The author points out that the traditional communication theory can't properly explain the network communication phenomenon and therefore a new network communication must be founded. The research object, research actuality and future of the network communication theory have been discussed in this article.

Key word：Network communication, Internet

一、信息技术的发展与信息传播

回顾人类传播史，我们不难发现，信息技术的发展起着历史性杠杆作用。信息技术的每次创新，都带来了信息传播的大革命，每一次革命都给人类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带来不可估量的影响，推动着人类的文明不断向更高层次迈进。信息技术强而有力地改变着人类生产与生活的面貌，信息技术集中反映的标志就是信息传播方式的变革。人类的信息传播迄今可分为5个阶段(口头传播阶段、文字传播阶段、印刷传播阶段、电子传播阶段、网络传播阶段)，前一个阶段向后一阶段的跃升无不以信息技术的革命性进步为前提。

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网络传播也得到了飞速发展。网络传播作为一种全新的现代化传播方式，有着与传播媒体截然不同的新特征。网络传播给我们的时代提供了最快捷、便利的传播方式，使人们如虎添翼。网络传播是人类有史以来增长最快的传播手段。网络传播在中国的出现和对中国文明的意义，不亚于中国人发明纸张的意义。

网络传播对于社会的影响是全面的，不仅影响着政治和经济方面，而且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网络传播正在以不可抵挡的势头，迅速渗透到世界各国政治、经济、思想以及文化等诸多领域，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改变着世界的面貌。

然而，网络传播的特性决定了它与传统大众传播方式截然不同，也就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系列负面作用，如意识形态和文化渗透、假新闻假信息传播、色情泛滥、个人隐私遭到侵犯、知识产权遭到侵犯等等。所有这些，都期待着我们去研究和探讨。

因此，建立网络传播学的理论体系，并加快培养网络传播方面的人才，以加快中国网络传播业的发展，是一件非常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

二、传统的传播学理论难以合理解释网络传播现象，使得网络传播学的建立成为必要

网络传播的出现和发展，拓宽了传播的广度和深度，打破了以往人类多种信息传播形式的界限，它既可以实现面对面传播，又可以实现点对点传播。当信息面对多个上网用户传播时，网络传播可谓大众传播工具，而个别独立的上网用户之间的交流可谓点对点的人际传播。网络传播将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融为一体。这种全新的、特殊的传播方式使传统的大众传播理论面临挑战。

网络传播融合了大众传播(单向)和人际传播(双向)的信息传播特征，在总体上形成一种散布型网状传播结构，在这种传播结构中，任何一个网结都能够生产、信息，所有网结生产、的信息都能够以非线性方式流入网络之中。网络传播将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融为一体。网络传播兼有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的优势，又突破了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的局限。

网络传播具有人际传播的交互性，受众可以直接迅速地反馈信息，发表意见。同时，网络传播中，受众接受信息时有很大的自由选择度，可以主动选取自己感兴趣的内容。同时，网络传播突破了人际传播一对一或一对多的局限，在总体上，是一种多对多的网状传播模式。

在传播学研究中，考察和分析各种制度和制度因素在大众传播活动中的作用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这种研究称为“控制研究”。它包含两个方面：一是考察外部制度对传媒机构及其活动的控制和影响，二是考察传媒机构的内部制度对信息的生产、加工和传播活动的制约。

对于传统的大众传播媒体来说，社会控制不难实施。国家和政府通过规定大众传播体制，制定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来保障媒介活动为国家制度、意识形态以及各种国家目标的实现服务。包括对媒体的活动进行法制和行政的管理，对媒体的创办进行审批登记；限制或禁止某些信息内容的传播；分配传播资源等等。

对于无边无际的网络世界而言，这种实实在在的社会控制几乎无法做到。由于网络传播容量的无限性，物质载体的无形性，仅从技术上来看，要想控制网络传播都是不可能的。每天，互联网上都会有成百成千的新网站出现，要想控制住每一个网站对信息的传播完全是空想。国家无法对其进行审批登记，也无法用经济力量对其进行控制(建立一个网站的资金非常之少)，甚至想要限制或禁止某些信息的传播，都不可能完全做到。社会控制，对于网络来说，显得十分苍白无力。

众所周知，在传统的“沙漏式”传播模式下，记者和编辑站在“把关人”的岗位上，控制着新闻信息的生产与传播，决定着从四面八方涌来的新闻的命运：让哪些新闻通过这个狭窄的“漏口”传播出去；哪些新闻不能传播，就地“封藏”。不仅如引，他们还担负着“议程设置”的职责，即将某信息放在何版面(节目)位置刊播、设计多大版面(节目时间)刊播、以什么方式组织报道，等等。

在网络时代，受众拥有前所未有的权力：不仅可以自由选取自己感兴趣的信息，而且可以在网上自由地信息；信息的重要与否，不再完全由传播者决定，而是可以由受众自己决定。尽管在许多场合下，例如知名的新闻类网站，对网络新闻仍然有编辑权，仍然有网络记者和网络编辑在充当“把关人”角色，但是，由于受众享有极大的选择权和主动权，新闻传播者的地位受到削弱，权力在向受众倾斜。所有这一切都将使社会控制趋向弱化。

在网络传播中，受众可以对信息进行自由选择，包括选择信息内容和信息的接收形式以及接收时间和顺序。网上媒体采用多媒体技术向网上信息，不仅关于该信息的文本，还能显示图像、声音，供受众自由选用。在信息的编排上，网上媒体除少数重大新闻事件采取同步传播外，对大多数信息采取异步传播，将各种信息散布在网上，并随时更新，让受者去“点播”，使受者可以随时在网上按自己喜爱的顺序浏览或下载新闻信息。

在网络传播中，有条件的受众可以直接参与到信息的生产和传播过程中去，成为名副其实的传者。在网络传播中，受众与新闻传播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进行直接的双向交流。由于网络新闻传播较之传统新闻媒体的传播属性上所具有的种种差异，因而在互联网的新闻传播领域，以往一些传统的新闻理论与新闻实践的界线正在变得模糊以至消失：

一是新闻传播的区域界线。新闻信息一经上网，在空间上立即可以覆盖全球，成为在全世界范围内传播的信息。

二是信息的时间界线。一个网络新闻媒体可以按照不同的时间梯度信息，即时更新、日更新、周更新、月更新会并存于一个新闻网站中。以往新闻传媒特别是报刊媒体的刊期界线，在网际信息传播中已经开始消失。

三是各类传媒信息传播方式的界线。网络新闻传播可以同时调动文字、图片、声音和影像手段，增强传播效应，同时，还可以在网上运行各种内容丰富的信息数据库。以往报刊、广播和电视各种新闻传播媒体独有的优势，在网际新闻传播中已经开始融为一体，加之传统媒体未曾拥有过的信息传播优势，网络新闻媒体已经将这一切化合成一种人类历史上全新的信息传播方式。

总之，网络传播对传统的传播理论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使传统的传播理论面临挑战，造成社会控制的弱化，传播效果研究面临新课题，从而使得网络传播学的建立成为必要。

三、什么是网络传播

什么是网络传播，这是关系到网络传播学的任务和研究对象的首要问题。

在回答什么是网络传播之前，首先需要研讨什么是传播。许多学者对于传播作过种种描述和解释，有的把它说成是“信息共享”，，有的把它说成是“劝服影响”，也有的把它说成是“刺激反应”，还有人认为，传播是人类传递或交流信息的社会；等等。郭庆光教授在其新著《传播学教程》中认为：“所谓传播，即社会信息的传递或社会信息系统的运行”。

那么何谓网络传播??

中国现代媒体委员会常务副主任诗兰认为，网络传播有三个基本的特点：全球性、交互性、超文本链接方式。因此，其给网络传播下的定义是：以全球海量信息为背景、以海量参与者为对象，参与者同时又是信息接收与者并随时可以对信息作出反馈，它的文本形成与阅读是在各种文本之间随意链接、并以文化程度不同而形成各种意义的超文本中完成的(《国际新闻界》2000年第6期第49页)。

还有人认为，“网络传播”是近年来广泛出现于传播学中的一个新名词。它是相对三大传播媒体即报纸、广播、电视而言的。网络传播是指以多媒体、网络化、数字化技术为核心的国际互联网络，也被称作网络传播，是现代信息革命的产物(《国际新闻界》2000年第6期第49页)。

我们认为，所谓网络传播其实就是指通过计算机网络的人类信息(包括新闻、知识等信息)传播活动。在网络传播中的信息，以数字形式存贮在光、磁等存贮介质上，通过计算机网络高速传播，并通过计算机或类似设备阅读使用。网络传播以计算机通信网络为基础，进行信息传递、交流和利用，从而达到其社会文化传播的目的。网络传播的读者人数巨大，可以通过互联网高速传播。

四、网络传播学的研究对象

我们刚才界定了网络传播学中的网络传播定义，它明白无误地确立了网络传播学的研究对象——人类网络传播活动。

网络传播学是传播学的一个分支，是传播学的子学科。传播学亦称“传学”，研究人类一切信息传播行为和传播过程发生、发展规律及其同人和社会关系的一门新兴学科。传播学研究传播的概念和本质，信息与对象交互作用的规律，信息的产生与获得、加工与传递、效能与反映，各种符号系统的形成及其在传播中的作用，各种传播媒介本身的地位和作用，传播与社会各领域、各系统的关系等。传播学将传播分为四个层次：(1)人的内向传播。如自言自语，触景生情，自我进行信息交流。(2)人际传播。即个人与个人之间符号交流的行为。(3)组织传播。即团体成员之间或团体之间的符号交流行为。(4)大众传播。即以印刷或电子为媒介，有目的的面向许多人的符号交流行为。20世纪30年韧于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传到西欧和日本，并逐渐为世界上许多国家所重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门设立了国际传播问题研究委员会，定期交流各国学者对传播学的研究成果。

网络传播是一种基于网络的信息双向交流。信息其实就是一种不确定性的减少或消除。网络传播学是以人类的网络传播活动为研究对象的。作为人类网络传播内容的信息，能够使人类减少或消除不确定性。

网络传播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信息传播的方式，影响着人类知识的组织、传递和获取，对人类的文化和政府的政策带来深刻的影响。传播作为联系信息生产、积累和获取的中心环节，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网络传播作为信息交流、传播的一种重要渠道，使信息得以广泛散发、吸收和利用。网络传播在人类的信息流通过程中将占有重要的地位，信息技术与手段的变革将对人类信息流通活动的方式产生深刻的影响。

五、网络传播学的学科属性

我们认为，网络传播学属于社会科学。理由主要有以下两条。

1.网络传播学的研究对象我们可以认定网络传播学属于社会科学。因为，网络传播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网络传播活动，而人类网络传播活动无疑是一种社会现象。虽然，网络传播学的研究中要涉及到大量的技术问题，但是，这改变不了网络传播学的社会科学性质。

2.络传播学是传播学的一个分支，是传播学的子学科。而传播学属于社会科学。我们由此也可以断定网络传播学属于社会科学。

六、网络传播学的相关学科

网络传播学的相关学科主要有：传播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新闻学、经济学、计算机科学等。

网络传播学是传播学的一个分支，是传播学的子学科。而在网络传播活动中涉及到大量的政治问题，例如国际政治斗争往往会在网络传播中充分得以体现，如一些西方国家利用互联网进行政治颠覆活动。网络传播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网络传播活动，而人类网络传播活动是一种社会现象，在研究中要运用到社会学的原理和方法。网络传播活动是人的活动，研究中要运用心理学的方法与理论研究网络传播者和受众的心理活动。网络传播过程中要涉及到经济投入、产出问题，要运用经济学原理研究低成本高收益。网络传播学是计算机技术高度发展的产物，在研究中必然涉及到大量的技术问题。

七、网络传播学的研究现状与前瞻

进入90年代中期，互联网的规模快速扩张，成为全球最大的、最流行的计算机信息网络。它打破了传统的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地缘文化的概念，形成了虚拟的以信息为主的跨国界、垮文化、跨语言的全新空间。在这一背景下，国内外学术界立刻形成了对互联网的评介、研究的热潮，新闻传播学者亦对互联网在信息传播领域产生的变革性影响给予了充分关注。

按照美国传播学者的定义，一种媒体使用的人数达到全国人口的五分之一，才能被称为大众传媒。在美国，达到5000万人使用的界限标准的大众传媒，广播用了38年，电视用了13年，有线电视用了10年，而互联网只用了5年。到1998年底，美国的网络用户已达6200万。因此，互联网作为继报刊、广播、电视之后的第四大传播媒体的概念被提出。从1995年起，国内的报刊社、广播电台、电视台纷纷在网上建立网站。在这一背景下，新闻传播学者开始将互联网研究的重点放在了其网络作用方面。

1997年10月16日—17日，中国报刊月报社、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央视调查咨询公司在北京联合主办了“全国电子报刊经营现状与发展趋势研讨会”。30余家中国新闻机构出席了这次会议。这是中国网络新闻媒体进行的第一次网络信息传播领域的理论研讨会议。由于当时中国新闻媒体上网者很少，只有人民日报网络版、华声报电子版等少数中国新闻机构在会上作了介绍性发言，会议邀请了华尔街日报网络版主管给中国新闻界介绍他们的经验和体会。

1999年7月1—2日，中国记协在杭州主持召开了’99全国网络新闻媒体理论研讨会。50余家中国新闻机构网络版的负责人出席了这次会议。30多家新闻机构向大会提交了论文。10多家新闻机构的代表在会议上发言，与会代表从近年来各自的网络新闻传播实践出发，广泛交流了对网络信息传播各个领域的看法。

1.国外的研究

国外不少代表性的相关著作在国内外形成很大影响，而且这些著作大多被翻译成中文。其中包括尼葛洛庞蒂的《数字化生存》(胡泳等译，海南出版社1996年12月出版)、比尔·盖茨的《未来之路》(辜正坤主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1月出版)、《未来时速：数字神经系统与商务新思维》(蒋显?NFDA1?、姜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4月出版)、埃瑟·戴森的《2.0版数字化时代的生活设计》(胡泳、范海燕译，海南出版社1998年8月出版)、尼尔·巴雷特的《数字化犯罪》(郝海洋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唐·泰普斯科特的《数字化成长——网络世代的崛起》(陈晓开、袁世佩译，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年3月出版)、查克·马丁的《数字化经济》(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1999年6月出版)等。

这些译著虽然并不能被看作是网络传播学的著作，只能说是相关著作，但是它们打开了国内各界人士的眼界，促使中国人关注正在来临的信息时代、网络时代、数字时代。其中《数字化生存》一书1998年被《新周刊》第53期评为《20年来最有影响的20本书》之一。

2.国内著作

国内学者近年来，撰写了多种评介信息高速公路和互联网的专著。如胡泳、范海燕合著的《网络为王》(海南出版社1997年1月出版)，是国内第一部全面介绍互联网的诞生、发展、现状及未来趋势的著作。紧随其后出版的是罗伊撰写的《无网不胜》(兵器工业出版社1997年9月出版)。郭良主编的《网络文化丛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1997年12月出版)由8位年轻学者执笔，共7本著作组成，力图用中国人的视角，从文化的角度考察网络。作为中国学者为网络时代立言的原创著作，继续推出的有萧琛撰写的《全球网络经济》(华夏出版社1998年9月出版)、陈炎撰写的《Internet改变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出版)、严耕主编的《透视网络时代丛书》(北京出版社1999年1月出版)、姜奇平主编的《数字论坛丛书》(海洋出版社，1999年6月出版)、刘吉和金吾伦的《千年警醒：信息化与知识经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明安香的《信息高速公路与大众传播》(华夏出版社1999年2月)等。

3.网络传播研究状况

网络传播的研究，已成为国内外新闻传播学者的一个新领域。近年来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不断得到拓展，甚至连研究本身都与网络紧密结合，包括从网上获取资料、网上采访、网上调查等等。

新闻传播学者和直接从事网络传播的新闻传播者撰写的大量文章和论文，可分为以下方面：探讨网络传播对大众传播理论的影响，探讨网络传播与传统新闻传媒的关系，探讨新闻媒体网站的建设与经营，对国外网络传播法规的评介，对新闻从业人员使用网络状况的调查，硕士博士学位论文。

总起来看，对网络传播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因此，现阶段描述性的，对策性的，解释性的成果为多。

4.网络传播学研究前瞻

进入2000年以后，随着网络传播业的蓬勃发展，为网络传播学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同时，国外相关研究成果也通过各种形式，尤其是互联网，传入中国，扩展了网络传播学研究者的视野。网络传播业的发展，促使新闻传播学的高等教育机构筹划如何培养网络新闻学或网络传播学的高级专门人才，激励新闻传播学的高等教育机构和研究机构对网络传播学的原理方法作深入的研究。可以预计网络传播学在21世纪必然会掀起一个新的研究热潮。

参考文献：

①匡文波．论网络出版物［D］．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0，5.

②闵大洪．电子传媒的数字化浪潮［J］．国际新闻界，1997，(4).

传播学篇9

著名的文艺学理论专家、北京师范大学的李春青教授在其专著《诗与意识形态――西周至两汉诗歌功能的演变与中国诗学的观念的形成》中指出：“在各种文化文本中普遍存在的互文性，乃是文化诗学研究方法合理性与必要性的主要依据。”他认为：建立文化诗学的基本原则在于尊重不同文类间的互文本关系，从而拥有一种互文本性的研究视角，打通不同学科之间的文本界限，进行综合比较研究。他将文本研究放在了特定的文化语境之中，将其从传播学角度来考察，这种诗学见解为诗学的研究和诗歌传播学的创建拓展了思路。

诗歌文本不仅是一种单纯的文学性呈现物，而是在特定的关系里产生的特定内涵，这种关系的基本纬度是由“言说者、倾听者、传播方式”构成的，因此，我们要从文化语境的构建和文本发生的意义来研究诗学，仅把着眼点放在文化语境上是不够的，还必须考虑传播发生的所有要素，即信源、编码过程、讯息、渠道、解码过程、接受者、反馈的可能性、噪音等。另外，诗歌的传播有其自身的特征，研究者要努力把握不同历史时期诗歌传播的具体特征，在关注诗歌传播社会功效的同时，还要注意到诗歌和个人内心情感的关系。

武汉大学中文系的王兆鹏在《中国古代文学传播方式研究的思考》(《文学遗产》2006，2)一文中，从文本的角度将中国古代文学传播方式归纳为四种类型。从传播手段切入，可分为口头传播和书面传播两类：口头传播主要用声音和肢体语言来传播，书面传播主要用书写刻印的文字符号来传播；从载体的物质形态出发，可分为单篇传播和书籍传播；就其传播途径而言，分为营利性和非营利性传播；就文本形态而言，有笺注式传播、选择式传播、评点式传播、本事式传播以及陪画式传播和改编式传播等等。该文对古代文学传播的方式的分类学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思路，对研究中国诗歌的传播方式，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传播学篇10

该书在教材编排艺术上，将学科内较为重要的代表人物、代表性著作，尽可能配发照片，

一共配图97张，表18张，包括9张由漫画家戴逸如先生提供的漫画。当教材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时候，不再仅仅是一堆汉字，而是由照片、图表和漫画构成的富有时代感和艺术气息的作品。时评专家马少华称该书“界面友好”。①现在的学生是在图像中成长的，如果编排本身不能吸引人，教材就成为一种不得不看而不是乐于去看的东西。

该书刊载的图片，正如马少华所言“传播学著名代表人物的相片，有的是简单的标准像，有的则是在教室黑板前和实验室里沉吟―――不管怎样，它们已经不再是一个个冰冷的外国姓名，而是一个个栩栩如生、神态毕现的人。它们使人感到：传播学的理论大厦和理论探索之路，真的是由一个又一个‘有血有肉的活人’建造、累积而成的。就像传播是人的活动一样，传播学的研究活动，也是由人来完成的。看到了人，我们就看到了一部活的传播学史。”而传播学经典著作的封面图片，则使人产生对原著触手可及的直感。

由戴逸如先生绘的9幅漫画，更可以丰富版面，启迪思想。对看动漫长大的大学低年级学生来说，这是他们容易接受的信息内容。这些漫画不是随意散布于全书，而是从初学者的接受出发，在对一些概念和理论进行解释时插入的。如在介绍“人际传播与自我”关系时，插入的是一个人手举相机自拍的漫画，下面的漫画说明是：“人际传播的第一个目的是确认自己”。这对下文中美国社会学家库利“镜中我”理论理解起来，要比接触纯文字叙述容易得多。漫画本身是富于生趣的，再加上与教材所述内容的巧妙联系，其效果就是寓教于乐。

照片、漫画之外，该书采用了套色、留白等方式以丰富传播符号，活跃版面，缓解纯文字所带来的阅读压力。当年鲁迅先生曾针对中国的书籍有过这样的议论：“翻开书来，满本是密密层层的黑字；加以油臭扑鼻，使人发生一种压迫和窘促之感，不特很少‘读书之乐’，而且觉得仿佛人生已没有‘余裕’，‘不留余地’了。”他认为，在书籍编排上是不能“因陋就简”的，因为“在这样‘不留余地’空气的围绕里，人们的精神大抵要被挤小的”③。这本教材的编排形式所带给学生的或许正是鲁迅所期望的“余裕心”。

二、表述创新

传播学的基本理论和概念源于西方，若不顾语境使用一些生涩的名词，很容易变成食而不化的“拼盘”，让人望而生畏。该书有目的地摆脱这种积习，尽可能使语言明白晓畅。

该书中对概念较少在定义上纠缠，而是在对概念的相关现象与历史的把握中推出概念，界定这个概念的内涵。如本教材这样表述“传播”：“‘传播’（communication）一词‘共享’的基本内涵，表明其本意是双向、互动的，它是指信息、知识在时间和空间中的流动和变化。”传播的概念数不胜数，作者没有罗列不同定义，相互比较，只是在简单交待传播词义演变过程后，推出了这个定义。当然，如果从严格的逻辑角度来衡量的话，这种概念界定方式或许不算周密，但是，恩格斯说：“在科学上，一切定义都只有微小的价值。”④对教材而言，让学生明白似乎更重要。

与照录经典原著的做法不同，该书多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把经典讲述出来，使学生在接受时省去了对经典理解的环节，同时，也避免因学生理解经典不当造成的误读。如在谈到人际传播中的“文化契约”时，举《论语•乡党篇》中记载的孔子为例。著者没有引用原文，也不是对古文的简单翻译，而是这样写道：“孔子在朝廷上，当国君不在场时，同下大夫说话，理直气壮；同上大夫说话，和颜悦色；君主来了，孔子说话恭敬而又不安，非常小心谨慎；鲁君让孔子接待宾客，他的脸色立刻庄重起来，脚步也快起来；他出使别国，在赠送礼物的仪式中，显得和颜悦色，私下会见时，满脸堆笑。”如果引用原文“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庙朝庭，便便言，唯谨尔。……”从表面上看，仿佛高深莫测，但增加了阅读的难度。

把佶屈聱牙的文字变成明白晓畅的语言，要求著者对原文有透彻理解的同时，还必须完成从古到今，从外到中的转化，这在无形中增加了著者的难度。该书的作者把学生对教材的适应性放在首位，所以，即便是简单的引文都显示出周到的考虑。

从教材的叙述风格上看也是如此，该书行文质朴，读者犹如面对一个亲切和蔼的长者，他淡定从容地与你交谈，不会强迫你接受他的任何观点。例如这段话：“关于‘命名’还可以多说几句。人是通过语言建构世界的，而且在交往中不断地建构新的世界。当使用一种言语界定某一事物或人物时，本来没有实在东西的符号通过传播就有可能具备巨大的能量，在一定条件下，足以使我们曾经发出的诸如‘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就是不行，行也不行’的牢骚变成现实。如果人际间都认为某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即使这个人不是这样的人，在如此‘命名’的包围下，他也只能是人们所想象的人。交往中的言语不仅有一种无形的力量，而且也可能构成圈套，因为言语莫测的转化、替代、隐喻，会让人不知不觉地落入陷阱，有意无意地对接受者造成伤害。”

读着这段话，如日常口语一般晓畅充满生趣，而不是纯然学术语言的堆积。对学生而言，读起来会更有趣，理解起来就更自然一些。该书娓娓而谈，使之带有了一种人间的活气，与象牙塔中的文字是有所区别的。

该书作者陈力丹说过：“大学提倡写教材，教材的目的是普及某一学科的知识，就个人的感觉来说，比写作专著在精神上轻松多了，因为没有‘学科创新’的压力。但是真的写起来，如何把学术性颇强的知识变成学生能够懂得的东西，从行文到框架，都要进行反复的琢磨，也就是说，要求‘表述创新’。”⑤这本教材行文上与其他教材相比的独特之处，应该就是陈先生的这种编写教材的思路吧。

三、说出三分 十分垫底

教材对学生的吸引，最终还是要落实到内容上来。“由于大众传播的显在影响，我国的传播学研究中，‘大众传播学’先入为主，占据了较大的份额。其实，大众传播只是传播学研究的对象之一，人类的所有传播现象都是传播学的研究对象。”该书以这种“大传播”理念，扭转以大众传播为主的传播学教材的编写套路。这种理念既是作者对传播学多年思考的结果，也反映了我国传播学二十多年来的进步。在这种理念下，该书采用了较新的全面展示传播现象的架构，带给学生全新的阅读感受。

传播学是由社会学、心理学、新闻学、宣传学等多学科交叉中成长起来的“多栖型”⑥学科，其基本理论涉及人文领域、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等多方面内容。由于传播学首先由新闻学研究者引入，传播学往往成为新闻院校的一个分支学科，所以，相关的传播学论著和教材，多以新闻学为基础，以大众传播为重点，以拉斯韦尔开拓的传播学研究的五个主要领域：控制研究、内容分析、媒介分析、受众研究和效果研究来架构著述体系。这与传播学的学科实际是不符的。大众传播虽然具有较为严密的组织形式与强大的社会影响力，但是，传播行为渗透于人们生活的各个角落和内在思维，人们的一切活动都离不开传播，仅把传播理解为大众传播，传播的外延就被不适当地缩小了，也会使人忽视与生活密切相关的其他传播的途径与内容。

该书在学派上是开放式的，没有框定在某人某种学说上，而是为学生思考传播现象提供了多种可能性。它没有按照传播过程的要素来安排章节，而是把传播的要素和类别等基础性的东西，在第一章做了提纲挈领的介绍，在第二章介绍传播学产生的社会背景和学科背景，分别评述三个不同学派；从第三章到第七章则是对传播的不同途径和类别进行分别阐述，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文艺传播、跨文化传播等等，给予大体同等的关注。这样，对于初次接触传播学的大一大二学生来说，不会像以往一样，在心里就存了一种偏见，把传播学做狭隘的理解，从而有一种开阔的新思路。

在最后两章，该书又把各种不同的传播类别统一起来，介绍与提高学生媒介素养密切相关的传播的社会控制和媒介批评的一些内容。这样，使学生在对传播学有了全面了解之后，又能以批判的精神来面对无所不在的传播现象，特别是无孔不入的大众传播。这种框架安排是周到的，包含着作者对学生负责的精神。

架构上的改动，带来了内容上的拓展与延伸。为了使学生对传播学的来龙去脉有清晰的印象，并形成历史性的认识，该书把传播学的形成与学派放在第二章加以较为详细的介绍。首先简明扼要介绍工业革命和城市的出现如何引发信息革命，以及这一背景下芝加哥学派的学科背景，在此基础上引申出三个传播学派的划分。这种划分方式使传播学的源流显得更加清晰合理，而且引入了梅罗维茨、莱文森的观点，介绍了2006年去世并引起世界关注的詹姆斯•凯瑞关于传播的传递观和仪式观。较新的研究成果，使该书又多了一重新颖。

表达浅显，框架宏大，并没有使该书流于浅陋。在一些习以为常的理论上，作者常常能够一语破的，道出精髓，教材的深度也就在这种似乎无心实则有意的点睛之语中得以凸显。如在介绍经验-功能学派的学术立场时，作出了这样的评价：“该学派着重于效果取向的传播研究，拘泥于微观的心理和态度变化以及对行为的影响，是一种短期效果观。虽然芝加哥学派认为现代社会仰仗传播而维系，关注大众传媒在现代性的社会中的维系作用，但是这些观点却被后来的拉斯韦尔、拉扎斯菲尔德等人束缚在了功能主义的狭小圈子里。”这种评价是客观的，也是精到的，可以使初学者对以往较为推崇的经验学派有一个全面而深刻的认识。

陈力丹说过：“教师的工作是向学生普及知识，常年做这样的工作，缺乏较深的研究基础，写出的教材很难提升水平。写普及类的东西，最好的情形是：说出的三分，有十分垫底。”⑦《传播学纲要》印证了先生自己的话。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新闻系教师）

注释：

①②马少华：《“界面友好”的〈传播学纲要〉》，

③《鲁迅全集》第3卷1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传播学篇11

艺术生产成为一种商品生产，随着当下政治、文化、经济、技术等因素组成的社会历史语境发生着变化，民俗艺术传播作为艺术生产活动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随着民俗艺术的传播状况发生变化，从而使民俗艺术的传播成为沟通民间艺术信息源与民俗艺术接受者之间的纽带与桥梁。

一、民俗传播的场所与语境

所谓信息环境，更多的是指一种人为的环境，具体则是指一个社会中由个人或者群体接触到的信息及其传播活动构成的，也就是说当某类信息及其传播活动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形成该时期该社会信息环境的潮流和特点的环境。

当整个社会在形成了一种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知和宣传的热潮的时候，同时信息量也在不断上升与增加，使得电视、网络等大众媒介能够给予更多的报道以及关注。

为了能够在传播与继承中保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真性和对其变异性进行恰当控制，大众传媒通过听觉和视觉的多角度展演和利用先进的技术手段承担起延续文化命脉和文化遗产的责任，并记录着这些宝贵的遗产，为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和延续做出重大的贡献。

二、大众传媒在民俗传播中的表现

了解其他民族的民俗生活和民族的文化，并利用大众传媒传播民俗文化反映时代的变迁就是所谓的民俗传播的定义和范畴。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形：

（一）对于民俗生活以及变迁的诠释和思考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风行一时的热点话题无非就是如何保护民间文化。因为它客观地反映了民俗生活的历史与现状，并且它是一种理性的传播，而这种理性的传播经过对于民俗的反思和考量，最终会赋予民俗以新的意义，同时对于推动少数民族的现代化进程和对于少数民族的保护和发展具有积极和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二）影响新民俗并再造新民俗

以电视为代表的一系列大众传媒积极对民俗生活进行能动性的创造和操作。当前信息化和跨文化的传播背景下发生重大变化的是民俗的传播，我们也看到了显著不同的传统民俗生活。

三、民俗艺术传播的主体与对象

传播主体和传播对象在艺术传播的过程中是最主要的两个方面。在传播学理论中，通讯、交流、传达等意义则是传播的原意，它主要通过运用适当的媒体由传播者采用向接受者进行传递信息和交流社会活动的形式，从而体现和呈现传播者的主体价值和传播者主体精神的自主性、时代性、目的性和创造性。呈现艺术本质两个主体分别是接受者和传播者，因而从艺术生成的角度看艺术传播的主体是与社会传播对应的一种具备主观意识和实践能力的传播者，能够使艺术生成意义的途径只有使艺术进入传播的领域，所以其中也一定体现着传播者的主体价值。

随着工业化和技术时代的到来，民俗艺术传播的受众不仅要弘扬传统民俗，更要接受和适应异地文化或外来民俗，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对民俗艺术传播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冲击。民俗的传播就极具特殊性，并在流光的传播流向中充分考虑到传播对象也就是受众的心理。 “传者――民俗习惯――媒介物――心理积淀――受者”的循环往复的心理传播过程是从民族心理的发展角度，以及个人心理发展的一个成长和循环深化的民俗传播结构模式，在艺术文本的解读过程中，受众的具体化在未定性的艺术文本中只不过是承载意义的载体而已，而艺术作品的意义才是艺术作品的真正源泉所在。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说，在艺术文本的解读过程中受众在其中占有重要的中心位置。因而艺术传播的主体则是由民俗传播的受众转变而来的，所以我们说受众不仅仅是鉴赏家、批评家和创造者，而且他们批评、鉴赏的本身就是一种再生产和创造，这种再生产和再创造即是民俗艺术传播的受众对于民俗艺术的理解，或者说“再阐释”本身的一种类主体行为的创造活动。

四、民俗艺术传播的现代传播方式特征

传统的社会和通过大众传媒进入到公共空间的民俗艺术的传播方式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区别，并且有一些新的特点正在显现出来。

（一）民俗艺术传播的大众传播方式具有文本的特征

一个文本被制作出来以后，为了能够重复进入传播领域进而被保存和复制，并在大众传播背景下，民俗艺术是被录制和编辑成一些文字和文本以及图像文本等虚拟的存在，而不再是现实的物理存在，比如电视和电影。

（二）民俗艺术的大众传播方式具有公共的性质

很明显，在传播媒介的语境之下，大众传播媒介把民俗艺术带入了社会的公共领域，并且具有显著的公用性质。而传播主体则把民俗艺术的传媒文本制作出来以打破语言差别、种群差别、文化圈差别和城乡差别的方式，从而带入了社会的公共领域，这与传统乡土社会下的人和人的口耳相承、行为示范传播是完全不同的，因为它是一种面向大众的传播，是以网络媒介、电子媒介、印刷媒介等媒介载体把传媒文本迅速传递出去的形式。

参考文献：

[1]孙发成.民俗艺术符号及现代传播[J].民族艺术研究，2011（2）.

[2]苗瑞.传播视野中的民俗节日[J].大理学院学报，2011（2）.

[3]常凤霞.古代乡村民俗艺术概念厘清及其保护体系建构[J].农业考古，2011（1）.

传播学篇12

为了进一步推动传播学在中国的本土化进程，李红艳不仅在实名博客中分享了乡村传播学的相关论文和随笔，而且早在2008年5月就创建了中国乡村传播网。

目前，李红艳及其团队研究的乡村传播不止是研究大众传播媒介对于乡村社会的影响，也涉及人际的传播和交流——包括乡村社会内的人际交流和乡村城市之间的交流，这也部分打破了传播学研究局限在大众传播媒介上的局面。

在中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导致了城市和乡村地区的巨大文化差异。信息的不对称、知沟的扩大、文化心理的偏见等“传播断裂”的现象显然不利于农村地区的发展。

作为一门偏重于应用的社会科学，传播学诞生晚（20世纪中期），传入中国更晚（20世纪80年代）。国内学界在引进、消化的成长过程中，一直在寻找本土化的切入机会和应用模式，但大多忽略了农村地区的传播形态。因此，传播学的发展一直以城市为中心，广大的农村地区长期处于边缘地带。

事实上，乡村传播研究在20世纪20、30年代的美国就已经得到重视，他们的研究主要是集中在如何将新技术、新产品在乡村社会中加以普及。随着美国社会形态的转变，城乡之间的差异已经不再是社会的主流话题，因此，乡村传播研究的现实意义便逐步减退，研究本身也终从热点归于平淡。

李红艳认为，对于美国社会而言，其实用性和经验性的特征，使得关于乡村传播的研究主要侧重在技术的推广和应用上，毕竟这是在短时期就可以见效的，而文化概念、人的意识、价值观等则需要漫长的过程。

谈及国外乡村传播学研究对构建中国乡村传播学的借鉴意义，李红艳表示，一些研究成果在中国的现实中也很实用，如农业推广体系和诸多我们认为可以促进农村发展的工作持续地进行中，这些都是自 然而然的发展中的现象，与政府行为体制、政策机制和学者的现实关怀相关联。但同时，我们的社会形态有自己独特的地方，借鉴毕竟只是借鉴，本土化的民情、乡情和人情还需要细细研究，不能把他们的研究结论完全套用，或者是用来解释现实中诸多乡村社会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