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传说大全合集12篇

时间:2022-04-30 17:41:36

民间传说大全

民间传说大全篇1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6-0100-04

一、前言

历史人物,多是依据他在历史中所流传下来的英雄事迹以及后人给他的宏冠,渐变为后人所敬仰和崇拜的神■人物,这类突出型英雄人物自然会成为后人所歌颂、崇拜下的文学作品题材的普遍现象。

人类有了历史,就产生了历史意识……为了积累生产、生活经验……纪念部落英雄事迹,先民通过口耳相传的民间传说,将其不断地承续下来[1]。

就当事人而言,其传说形成的时间点以该人物去世以后的时期为主,即传说的形成会经过一段关于他的英雄功绩的叙事或传衍后,先联成一套英雄事迹的记载,接着在民间才会渐渐有其相关的传说形成。关公的前世及显灵成神传说也避免不了这样的形成过程。三国名将关羽这位历史人物之所以能深入民间并造成广大影响,跟他生前的英雄事迹脱离不了关系,而他生前的性格又和其之后流传的显灵成神传说的说法有其紧密之处,其形成的过程避免不了上述的形成模式。另外,在关公显灵成神传说中,也有不少历史传说的形成,例如玉泉山显圣传说[2]869、智■禅师与关公的传说事迹[3]8875等类的历史传说。

在民间里,对关公的神性塑造及其显灵传说最具代表性,并深植华人心中,在时间的流传上至今超过一千五百年。关公生前的处事风格及之后的显灵事迹,将关公塑造为忠、孝、节、义的化身,它是中国固有传统文化的精神与德操,体现出儒家人文精神,基于这样的理由,让关公成为信众所尊崇与礼敬的神■之一。从商贾到农夫,从将士到演员,从凡夫到书生,没有不为其忠义诚信所倾倒。而关公之所以风靡全球且历久不衰,其重要因素在于他的显灵事迹传说所设下的重要特色。

关公前世或后来的显灵成神传说是珍贵的民间文化遗产之一,它是中国民间文学与文化增添的元素,增益民族的道德传统与历史传说人物个性特征的手法,成为族群间凝聚力、向心力的载体及推动民间文学之势不可或缺的文化资源。本文以载述关公传说的《中国民间故事全书》[4]、《中国民间故事集成》[5]写定本传说文献为主,辅以《三国演义》为背景探讨关公的传说文本为辅,作为本文探讨关公前世与显灵成神的论述依据。文献中,《中国民间故事全书·湖北·远安卷》云长出世传说:关公本是上界的一条赤须火龙[4],《江苏·铜山卷》关公转世传说:我乃天上行雨的青龙[6],《湖北·当阳卷》关公降凡传说:关公本来是天上的火龙星,真身是一条金花老龙[7],《中国民间故事集成·辽宁卷》关公出世传说:实不相瞒,我是四爪金龙,因错行天雨被困在玉河……[5]27,周濯街《关圣帝君》传说:关公是中条山的老龙[8]35,《三国演义的传说》火龙星下凡传说:火龙星是个啥子人呢?他呀,就是关圣人的前生……[9]102以及《三国演义的传说》关公出世传说提到有一条木龙精[9]102得知玉皇大帝要旱死全村人时,他于心不忍,所以唤雨、喷雾、施露,以保全村人,这条木龙精,便是日后被玉皇大帝砍首之后降凡至人间的关公。借由关公前世为龙、为民解苦的起始,进入其本世为三国时期彰显大义千秋的形象,继而为凸显其正义凛然的正面形象,而后在历代皇朝对他的崇仰与所追加赋予封号的过程中,以探讨关公显灵成神的社会功能性与其社会意义。

二、关公前世是龙的传说

有关关羽前世为龙的民间口头文学呈现,其背后所反映的人群心态,与现实生活样态紧紧相扣。程蔷《中国民间传说》一书说。

传说是一种富于想象的口头文学。它反映现实生活,但所求者不是事实的真实……传说所反映的生活,却往往比一般琐碎的事实更具有历史的代表性……传说所描述的有关人物、有关事件,无论时间、地点,或者种种细节,并不与事实完全吻合,具有相当的想象成分[10]31。

正因为传说所传达的信念,远超过真实历史的概念,以致人们愿意将它信以为真并传颂不已。关公的前世传说,本身已具有相当程度的想象成分,故其以龙为主体的前世传说得以传颂至今。本单元从玉皇大帝何以要惩罚民间以及关公为拯救民间而被玉皇大帝砍头为切入点,探讨关公的前世传说。

1.玉皇大帝何以要惩罚民间

关公诞生传说,其文本的呈现多以民间作乱,而由前世为龙的关公下凡为民解苦而遭玉皇大帝惩罚的形象,其惩罚分两部分,一为民间作乱遭上天之罚,二为前世龙(关公)为避免民间遭上天惩罚,愿意为民承受惩罚之苦,关公前世为龙的传说继而形成。有关民间乱象的主题,也是中国长久以来的政治议题,王孝廉先生在《中国神话世界(上编)》一书提到。

乱是中国几千年来的政治主题,不论是造反成功的易姓革命,或是被镇压下去的农民起义,历史几乎全是在“悖乱”与“治乱”之间反复循环[11]325。

民间乱象形成之后,为减缓或革除其乱象,而有革命或起义等事件的形成,逐渐成为各阶段民间乱象之起与革命之成等后继传说形成的源头与管道,它是现实生活的想象化,诚如程蔷《中国民间传说》一书所言。

民间传说是历代人民对现实生活(从对于自然的了解和征服,到社会上形形的关系和斗争)的素材进行艺术加工,即进行概括、变形、夸张、渲染乃至大胆虚构的产物[10]31。

从政治观点与人民现实生活为切入点看关公的诞生传说,清楚地看出其传说内容贴近人民现实生活的写实状态,它具有警世性和解释性的传说特点。

民间传说大全篇2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5-0144-02

一、历史人物刘基与传说人物刘伯温

刘基,字伯温,浙田人。明初任御史中丞,封诚意伯,是集道德、功业、文章于一身的“三不朽”伟人。他悲悯苍生,以人为本,做官清正,诚意正心,为后世树立了道德楷模;他著述等身,文章传世,具有崇高的文学地位;他运筹帷幄,定计后先,助朱元璋开创大明王朝,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军事谋略家和政治家。后被追赠太师、谥号文成,有“王佐”、“帝师”、“千古人豪”之称[1]1。这是历史人物刘基。

历史人物刘基的字是伯温,从这个意义上讲,将刘基称为刘伯温是顺其自然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从传说的角度来说,刘伯温又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刘基。刘伯温,因刘伯温传说而为民间世人广为知晓。刘伯温传说的产生是与历史人物刘基分不开的。周群指出,元明之际的刘基(伯温),因其卓越的才秉、高洁的品行、通究天人的学术而被庙堂与民间有意无意地神化了[1]序。由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刘伯温传说其实就是基于历史人物刘基,将其某些历史事实和人物本身神话后的民众口头文学。那么,刘伯温就是民众长期以来,根据传说的流传与发展,神话、虚构出来的人物形象。

对于这两个人物形象的探析,在陈胜华的《刘伯温传说新探》中,作者对这两个形象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刘基是生活在元末明初的真正历史人物。他天资聪颖,以其智慧与神勇为百姓办事情;他才华横溢,著书写诗,成就了《烧饼歌》《郁离子》等佳作;他神机妙算、忠心为国,辅佐朱元璋建立明政权,并鞠躬尽瘁的为国效劳。而刘伯温,是人们根据自己的心理需求,对刘基自身的才华进行神话与加工,就形成了民众心中的“完美”形象。集智慧、清廉、正直、勤奋、忠义、神奇等品质于一身,满足了民众的各类心理需求,具有广泛的传播空间。

二、作为文本的刘伯温传说

民间文学都有其产生与传承的“土壤”,即特定的语境。刘伯温传说也不例外,虽然其地域分布较为广泛,在全国各地都有刘伯温传说群的存在,但传说的产生都是根据本人到过或者在此地居住过,才产生的。例如,我国浙江文成县就是目前国内最大的刘伯温传说传播集群,这里刘伯温传说的种类多,传播较为广泛,影响较大。究其原因,现浙江省文成县南田镇原为青田,就是刘基的故里,文成县的名称也是根据刘伯温的封号而取的。这里的刘伯温传说有着广泛的发展空间与环境。

陈胜华在书中对作为文本的刘伯温传说进行了初步的归纳,但是较为系统,书中对刘伯温传说产生的原因,传说的特点和文化价值进行了重点论述。

刘伯温传说与传统四大传说(牛郎织女传说、孟姜女传说、梁祝传说、白蛇传说[2]181-182有着较大区别。传统四大传说历史悠久、流传广泛,但是都有其特定的产生过程和基本固定的故事情节或者是固定的人物形象。刘伯温传说“流布广泛,疏密有间,南北有别;短小精悍,数量众多,内容丰富。这些特点是其他传说所没有和很少有的,构成了民间文化的一大奇观。”[1]23

刘伯温传说没有特定的故事情节,故事也没有特定的人物形象作为支撑。这是刘伯温传说相对于其他传统传说的独特之处。刘伯温传说分散在全国多个地区,并且各个地方有其自己的故事情节与人物形象,且多短小精悍,数量也较可观。目前搜索的刘伯温传说接近四百,全国(不包括港澳台地区)32个省,23个省有刘伯温传说的分布,其中,浙江、北京、安徽、江苏等省有较多篇幅的刘伯温传说分布,可见刘伯温传说的分布在全国范围看来是较为广泛的。

刘伯温传说数量较为庞大,且分布在全国各个地方,使得刘伯温传说整体呈现纷繁杂乱的形象。当前较多学者将大部分的热情投入到了传说的搜集中,而忽略了传说的分类系统研究。传说的分类有很多种,根据传说内容或题材的不同,将传说分为四大类:人物传说、史事传说、风物传说和习俗传说[2]148。在《刘伯温传说新探》中,陈胜华先生对根据刘伯温传说中,刘伯温不同的人物形象进行了分类:刘伯温和民间道德、刘伯温和民间智慧、刘伯温和民间信仰。这样,就将刘伯温传说分为三类,分别体现刘伯温在民众中的道德、智慧和信仰中的作用。

三、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刘伯温传说的传承与保护

在文成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会同有关部门及有心人士的共同努力下,2008年经国家文化部颁布国务院公布,刘伯温传说被列入了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一)刘伯温传说的传承与保护现状

刘伯温传说距今已有六百多年历史,传说中所包含的道德伦理观念,对现世仍有积极的教化作用,并且丰富的传说内涵也有较大的研究价值。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刘伯温传说的生存发展空间不断缩小。“在民间,刘伯温传说已是风光不再,越来越没有市场了;弄不好,还将会进入历史博物馆,成为了历史陈迹呢!”[1]103陈胜华先生在《刘伯温传说新探》中专门用了一章来陈述刘伯温传说的生存困境和保护措施。作者立足于当地的刘伯温传说发展,从口传传说的保护到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刘伯温传说的生存困境和保护措施提出了建设性意见和自己的见解。笔者认为这是目前刘伯温传说研究中较具有前瞻性的问题,针对成为非遗后的传说的传承与保护问题进行研究,对未来刘伯温传说的发展与走向有很大的关系。

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着传承与保护的重大困境,刘伯温传说也不例外。首先,传说的存在语境发生变迁。传说产生主要有四个途径:以现实存在的实物为基点,进行自由的想象和虚构;将神话的情节和故事进行现实化和人格化的加工,使神话转为传说;将历史事实传奇化;将完全虚幻的故事粘附在真是的事物上[2]167。刘伯温传说就是民众根据自己的需要,将虚化的人物刘伯温粘附在历史人物刘基身上,将其演绎成各种形象,来满足民众自身的需要,而这里的刘伯温就是我们所说的箭垛式人物,是民众集体智慧的结晶、价值观念的集合。随着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农民已经逐渐的从土地中解放出来,传说也不再是民众茶余饭后的主要娱乐活动,并且科学技术的进步也已经解决了很多以前无法解释的问题,传说的生存空间不再广阔。其次,传说传承人的老化。传说的传唱多是老年人,受限于身体状况,语言问题(多数老年人只会当地方言)等原因,使得传说的进一步传承与发展带来较大困难。第三,传说本身的局限性。传承内容较为单一,老年人在传承过程中,对传说的内容与形式的变迁较少,致使传说的传承形式与内容趋于单一化。同时,刘伯温传说本身数量较多,内容形式不固定,这给传说的传承与保护带来很大的难度。收集工作量大,对传说还需要有大量的鉴别工作。

(二)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刘伯温传说的本真性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真性,并非自然,非遗保护要尽量保护其自然属性,但并不干扰其自然发展,也不使其消亡。①

就刘伯温的故乡文成县来说,一方面当地的文化局组织开展关于刘伯温传说的讲故事大赛,并在全县范围内开展,分为老中幼组,有针对性地收集故事的同时,将刘伯温传说不断传播开来。另一方面,将地方文化深入学校课堂,将刘伯温传说印成课外读物,供学生阅读学习。在一定程度上也保证了刘伯温传说的发展,使其不致消亡。很明显,这些做法多是政府部门在主导,且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非遗保护的本真性原则。

本真性是世界遗产委员会所特别强调的重要保护原则之一,也是我们在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活动时需要遵守的重要规范。王霄冰指出,文化事象的本真性是一种难以确定的存在,本真性就是作为一个原本事象的参照体系而存在的[3]。

刘伯温传说的本真性不单是其传说的文本,还包括传说在传承过程中的特定语言环境、传承的口头程式、语言形式和传说过程中的表演等等。因此,在保护刘伯温传说过程中,我们保护的不单是刘伯温传说的口头和书面文本,传说产生、发展和传承的语境、传承方式等也是我们保护的重点。

在保护的过程中,还需要注意政府、传承主体和民众间的角色定位。政府过度参与甚至主导的角色是不可取的,这样不仅保护不了刘伯温传说本身的巨大文化价值,还可能加快它的变异与消亡,将民俗变成“官俗”。

四、结语

保护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刘伯温传说,需要坚持本真性的原则。同时要明确,保护刘伯温传说,尤其是作为非遗的刘伯温传说,不仅需要保护其故事文本,还需要保护传说的存在语境、传承方式及其丰富的价值内涵。这就是说非遗本真性的保护不是单纯一方力量的作用,需要多方的通力合作才可以完成的。刘伯温传说的保护,就需要政府、专业学者、传承人和民众等多方力量的合作,在确定好各方的准确定位后,要结合当地的发展现状进行相应的保护与发展。在保护的同时,既要保证传说立足于其本土化的发展,又要对传说的进一步的传承与发展提出合理化建议。

参考文献:

民间传说大全篇3

中图分类号:G526.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3)11-0266-01

一直以来,音乐就被各个民族视为其最为宝贵的文化财富之一,是整个国家和民族音乐文化发展的程度的重要标志。它不仅仅是是一个民族音乐文化的依托,更可以说是当代民族音乐文化最为重要的一个传承领域。纵观一个多世纪以来的中国,由于受到了工业文明的影响,长期以来失去了其自身的抵御能力,使得它一直徘徊在西方文明的阴影之下。一时之间,以西方价值观念为标准,积极改造中国音乐成为了整个社会文化的主调,这已经严重影响到中国音乐文化以及音乐文化主体民族性的传承,整个国人的音乐评判价值呈现出混乱的状态,民族自信心受到极大的打击。以至于有人认为,当前随着西方音乐教育的影响深入,我国青年一代对民族音乐的感受能力正在急剧退化。

一、民间音乐在音乐教育中传承的主要途径

近些年来,教育界以及学术界多次提及使用音乐教育这一概念,这就引发了一系列的有关音乐教育的概念问题。一般来说,在学校音乐教育开始之前,多数民间的音乐教育与日常生活中的生产生活相联系,这是一种民间的音乐教育活动,其内容多以民间音乐为主,被赋予了特定的社会内涵及其意义。虽然说这一教育活动可能是无意识之间发生的,但是却使得民间音乐得以广泛传播,并相互影响、相互学习,在无意之间培养了相当数量的民间艺人。这种教育模式可以说就是真正意义上所讲的民间音乐文化教育。音乐教育的场所没有学校与社会之分,其对象一般范围较广,不过通常来说,普遍接受的还是学校音乐教育,此类教育其独特之处就在于对专门教育以及普通教育的区分上。这里所讲的普通音乐教育主要说的是当前中小学中的音乐教育,也包括发生在家庭社会中的音乐教育行为;所谓的专门音乐教育则一般被认为是更加具有职业化特点的音乐教育行为,其多数发生在制度化了的高校音乐教育中,包括专业音乐人才的培养、深层次音乐的诠释和研究等等,可以称作是学校专业音乐教育。相比起来,这一类的音乐教育更多地受到来自相关部门的关心以及支持。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已经伴随着当前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接受音乐教育已经成为一种自觉有意识的行为,于是音乐教育的概念逐步走向了狭义方向。音乐教育也就被打上了职业化的烙印,同样的改变也发生在了它的教育方式上,也就是趋向于更加遵循教育体制。

二、当代促进民间音乐传承的对策

1.开设相关课程,搭建起音乐教育传承的平台

音乐教育被公认为音乐传承的最佳平台,也是其可借助的最重要表现形式,其作用毋庸赘言。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音乐教育受到人们的重视,作用越加明显。将音乐教育与民间音乐相结合有助于对民间音乐的大传播,实现对其全方位精准定位,引导学生接受民间音乐。音乐教育必须做到民族民间性,唯有实现与民间的结合,音乐教育的民族性才会凸显。 在教育部制定的《全国普通高等学校音乐学(教师教育)本科专业必修课程教学指导纲要》中,对于中国民资音乐课程内容的选编原则存在着严格的界定。也就是要求必须寻求在全国性以及地方性之间的的良性结合,追求教学过程中,对全国范围内颇具影响的民间音乐体裁、形式、乐曲的集中,将对代表本民族、本地区乡土音乐特点的介绍、学习与传播工作置于突出位置。

2.保护创造适宜的环境条件,促进民间音乐的传播以及资源共享

如果没有传播与共享资源,也就不存在音乐文化的发展,如果不再传播与共享,音乐也就变得僵滞。参与,其本身就是资源共享的实现方式,也是对民间音乐的传承保护措施。民间音乐在实现了与音乐教育的结合之后,也就使得其影响范围、参与行为扩大到了学校,师生获得更多机会走进民俗,更好地学习民间艺术与民间音乐形式,借助高校民族音乐专业额学生以及骨干,搭建起畅通的民间音乐传承渠道,跳出血缘关系形成完善的民间音乐传播体系,最终实现对民进音乐的资源共享。

小 结

本文主要是针对当前音乐教育脱离音乐教育民族,脱离其民间性的特点,以西方音乐文化为中心,课程内容脱节民间音乐文化,文化传播脱节等等诸方面的问题。针对这一现状,文章通过实践总结寻找了认为适宜的方法与对策,借助本文研究,希望能够对现代音乐教育与民族音乐的融合有积极促进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Z].北京:中国大百科全

民间传说大全篇4

民间传统音乐产生于民间、流传于民间,并在人民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它贯穿于人生的各个阶段,覆盖着生活的不同层面,成为人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除了娱乐作用以外,更有道德教育、文化传承、人生礼仪、祭祀驱邪等实际功用。

各地民歌在音阶调式、调式骨干音和旋律特征等方面都具有不同的特点,呈现着各自的风格色彩。民歌在音调上的特点,是由多方面因素形成的,其中山西语言和陕西语言的交叉影响,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

说唱艺术是一种多类艺术的总称,常被认为是都市中的市井艺术。说唱音乐的创作者、表演者和听众以市民为主要基础,城镇为说唱音乐的职业化、商业化和娱乐化提供了优越的生存环境。说唱音乐则为市民提供了自我表现、自我欣赏、自我肯定的文化娱乐场所。民间说唱艺术源起较早,形式多样,说的、唱的、拉的、弹的,无不各具风采。说唱音乐除有娱乐作用之外,更是无处不在劳动人民的人民生活之中,家有喜事(建房、过寿、骡马生崽等)、家有不愉快的事都要邀请说书人说书。

民间传统音乐是人民智慧的结晶,是各个历史时期人民生活的生动写照。民间传统音乐直接产生于民间,并长期流传于民间的群众之中,它反映着时代生活的方方面面,可以说是各个历史时期人民生活的生动画卷。它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是人民的杰作,是群众艺术的精华。

二、民间传统音乐的搜集与整理

自1979年起,中国民间音乐四大集成――民间歌曲集成、戏曲集成、曲艺音乐集成、民族民间器乐集成相继开始,经历了长时间的普查、收集、编辑和审议等艰苦工作。“四大集成”是由政府直接领导,对民间音乐遗产进行全面抢救、整理的巨大工程,编辑队伍从中央到地方,包括数万名文化干部和有关人员。至2004年左右已经相继出版,目前仍是中国民间传统音乐研究的权威资料。不足之处:一是出版集成容量所限,所包含的音乐资料经过筛选,不能总体再现地方的民间传统音乐全貌;二是所使用的方法不够科学,如对音乐之外的文化背景关注不够,在作为资料研究使用时受到一定的限制。

三、民间传统音乐的传承与发展

在搜集与整理的基础上,如何对地方民间传统音乐进行保护是近年来的学术研究热点之一。

1.保护原有文化。

根据民间传统音乐的流传地域,选取发展较好的地方建立文化生态保护村、建立特色文化乡镇。保护民间音乐传承人和班社组织,也是民间音乐保护的重点。

2.教育传承。

在本地学校教育中设立民间传统音乐教学,对民间传统音乐进行教育传承。中小学教育是基础教育,在本地的中小学音乐课中增加地方音乐的部分内容,建立培养基地,从娃娃抓起,从基本根源来普及。把民间传统音乐文化引进课堂、教材和校园是民间传统音乐保持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举措。

在文化管理部门设立民间传统音乐研究中心。组织专业文化研究人员,赴各乡村实地调查,对本地的民间传统音乐文化进行全面普查、登记、造册,完成建档工作,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开展理论研究工作,并把研究成果编纂成书、出版发行。

广播电视媒体在民间传统音乐的传承与保护方面也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可以在电视节目中开设地方音乐栏目,邀请民间艺人与专家,制作当地民歌、说唱、器乐等节目。激发人民群众参与对民间音乐保护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再进一步挖掘、整理,扩大对外宣传力度,不断加工提炼,打造当地民间传统音乐文化品牌。

3.民间音乐文化的发展。

对于地方民间传统音乐文化传承不仅仅是要保护,更要着眼于发展。我们要在保护好地方民间传统音乐的基础上,采取切实有效措施,抓好其传承与发展。针对不同的情况采用不同的方法,如对于一些拥有巨大的专业与业余的表演者和爱好者的民间音乐,基本不会消亡,我们要对其进行保护就要从发展的角度出发,要在继承优秀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发展创新,才能在发展中传承。而对于近于消亡的小剧种和说唱曲种,就要进行抢救性的保护,搜集整理一切相关音响、文字资料,摸清民间班社、民间艺人等全部状况。进一步抢救和挖掘剧目、曲牌,并对老艺人进行保护。

民间传统音乐在中国音乐中占有重要地位,在民间乡村社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对当地原生态民间传统音乐文化进行民族音乐学的考察分析,将有助于“地方性知识”的累积和传承。

民间传说大全篇5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今天,为了弘扬民族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强化民族认同感,《民族音乐》《民间文学》课程理应在高校课堂给当代大学生以传统文化精神的滋养。在全球化、信息化的21世纪,文艺在世界交流互动中有“趋同化”的发展趋势。我们认为,只有各民族保持文艺传统的特色,才能丰富人类文化的样态。

首先,民间文艺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根基。民间文艺作品数量繁多,样式众多,它忠实地记录着中华民族生息繁衍的历史,凝结着民族的精神,全面地展现了中华民族的社会生活和文明发展史。从远古时代的神话、传说到歌谣、民歌,都体现了人民群众的道德观念、生活愿景和中华民族精神,保留着形成民族品性的文化原生态。我国的民间文艺是数千年的农耕文化生态环境下的精神产物,集中体现了农耕文化的“和为贵”“天人合一”“协和万邦”“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等思想。这些思想形成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也集中地体现了人民群众的生活智慧、审美创造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民族传统文化是民族依存的前提,是维系民族认同感的精神脐带。

民间文艺不仅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中国非物质文化宝库中最主要的宝藏。民间文艺是几千年来广大人民群众代代流传、不断创新的杰作,成为数千年来人民的精神家园,对塑造民族精神和审美创造起着重要的作用。

其次,现代的文化生态环境对民间文艺生存空间的挤压。现代文化生态环境下,生存竞争加剧,急功近利的物质化功利化明显,都市文化的消费时尚和视听娱乐方式的多样化(如电视、电影、网游等)不断地挤压精神空间,导致精神家园不断地萎缩。民间文艺的生存和发展就日益维艰。“根据联合国文件的规定,‘非物质文化’的保护对象主要指濒危的民间文化。”而民间文学、民间表演艺术、民俗是民间文化最主要的内容。为此,对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间文艺的保护、传承、发展是我们中华民族处在经济社会转型时期面临的重要而又迫切的问题。

基于民间文艺所包含的深厚民族文化意蕴和现代生存困境的分析,高校的《民族音乐》《民间文学》课程应秉持传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责任感来传承民间文艺的流脉,使其得以香火传承。因此,民间文艺的传承与发展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承继、民族精神家园守护的重要途径。

二、“非遗”高校传承的路径

如今的文艺作品都是大量复制和快速传播的,该如何承传具有地域性的民间文艺?地方高校如何利用《民族音乐》《民间文学》等课程来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呢?

(一)“非遗”相关课程资源的开发

《民族音乐》《民间文学》不仅作为高校相关专业的专业课程,也作为高校的人文通识课程,不能死守教材的理论知识的讲授,更主要的是要进行课程资源的开发和更新。

如前所述,民间文艺全面地反映了民族发展史,是民族传统文化的“活化石”。所以,在做好课程理论储备的前提下,任课教师要善于挖掘和开发“非遗”相关课程资源,一是要广泛涉猎关乎整个中华民族的重大问题的民间文艺,比如,华夏民族的龙图腾的传说,“年”的故事等,“它们成为我们中华民族所有子民彼此认同的标志”,这种包含情感内涵的文化不是消费文化能比拟的。并对反映同一话题的各种民间文艺样式进行选择和组合,以便课堂上给予大学生不同的审美感受和传统文化侵染。

二是进行田野采录和整理。因为民间文艺的地域性特点,所以,任课教师对地方高校所在地的民间文艺进行田野采录和整理,以充分挖掘地域文化传统。我们重庆师范大学涉外商贸学院地处重庆市合川区,可以利用地缘之便,对重庆的各种民间文艺进行搜集,尤其是已经进入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民间文艺,例如,川江号子、巴南区的木洞山歌、巴南区和万盛区的吹打、秀山民歌、酉阳民歌、九龙坡区的“走马镇民间故事”、南岸区的“广阳镇民间故事”、巫溪的“炎帝神农传说”、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的“酉阳古歌”等等。

三是要不断创新和拓宽“非遗”课程资源开发的方式。目前,我们将课程资源开发与课堂活动结合起来,采用了课堂“曲艺传唱”、“山歌、民歌大比拼”、“故事擂台上”、“传说人人说”等形式;在田野搜集与学习后举行“民族音乐”系列展示活动,如“吹打”专场音乐会;“非遗社团”第二课堂活动的开展等。这不仅传承了民间文艺,丰富了课程资源、活跃了课堂,开辟了第二课堂。此外,我们还以课题申报的方式,加强对“非遗”课程资源开发的经济和时间投入。

(二)创造良好的“非遗”传承氛围

首先,营造民主、轻松愉快的传承“非遗”的课堂。民间文艺具有活态流传性,如果不流传,它就会丧失生命活力。所以,让来自全国各地的和来自不同少数民族的大学生带着各自的民间传说、民间故事、民间曲艺、民歌“开口说”“开口唱”,形成中华民族的“民间文艺”交汇的活态课堂。

民间文艺的传播方式是“现场”传播,课堂上就让学生通过“说”“唱”“演”,现场流传的过程是再创造的过程。我们采用比赛的方式激励大学生用进行说唱展演,同时以课程加分或课程考核的方式鼓励学生对其他学生说的民间故事和传说进行“复述”,对民歌、山歌、民间曲艺进行“翻唱”,然后叫“原版”学生进行评价。这个过程,虽然不能诞生“非遗”传承者,毕竟“诞生于农耕文化语境中的民间故事在其特定的场域里发挥着原生态服务民众的功能, 有听众市场的讲述情境造就了故事家的诞生。”但是,我们发现,教育主体积极参与“说唱”“展演”,激发了其学习民间文艺的兴趣和体会到了创造的快乐和精神的愉悦,而且促使了其对各种“非遗”(民间文艺)样式进行自觉的横向传承。

其次,邀请重庆“非遗”传承人来高校进行展演传唱,进行“现场传承”。民间文艺的“传承应该还是人和文化展演空间的传承。”我们认为,只要高校教育持续创造民间文艺传承的人文氛围,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创设以人为核心的技艺、经验、精神的活态流变空间,营造互动交流的故事讲述情境和唱演的氛围,“非遗”的保护、发展就会以活态流传的方式持续下去。

(三)加强对重庆民间文艺的研究

地方高校利用科学研究的优势,加强对高校所在地的民间文艺进行研究。一是因为田野调查方便,能收集到第一手资料;二是有利于地域文化的研究,以使地方高校的科学研究与繁荣地域经济文化进行有机结合。

对地方民间文艺的研究,首先要从民间文艺的产生、发展、变迁和演化过程进行纵向研究,以对其进行宏观的、规律性的东西进行探究。其次,从民间文艺的文学本体进行研究,如审美特征、类型归属等层面入手进行研究。再次,从文化人类学角度来研究民间文艺,这样就可以关注与民间文艺密切相关的当地社会生活、文化生态的研究,以解释不同地域和不同族群民俗现象、文化现象的异同。

当前比较重要的是对保护、传承民间文艺的策略进行研究。由于孕育民间文艺的文化语境已经和正在被现代化“风蚀”,民间文艺不能仅仅停留于“留声”的保护性策略,而要采取活态的“传声”策略和路径。可以将“非遗”与重庆富丽的自然景观结合起来,建构文化旅游景观。如,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不仅风景秀丽,而且拥有丰富的人文景观,其中秀山民歌就是一大亮点。再如,重庆三峡地区是世界著名的旅游区,这里“流传着有许多民间故事,几乎每一个景观都有神话传说,这些民间故事和景观传说,超越时空界线在历代人民群众中口耳相传,经久不衰……丰富和深化了自然景观的审美价值,构成了三峡旅游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重庆民间文艺的研究及其研究成果,有利于丰富和开发“非遗”课程资源,也有利于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的传承,从而加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高校传承。

三、“非遗”高校传承的重要性

民间文艺(“非遗”)既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见证,又是珍贵的、具有重要价值的民族精神的源泉。当代大学生将是实现伟的中国梦的中坚力量,高校的“非遗”传承可以利用民间文艺对其进行民俗风情和历史教育,也可以对蕴含其中的中华民族精神正能量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振奋团结、和平、勤劳、勇敢的民族精神,发扬仁义礼智信的传统美德。

民间文艺有着广泛而深厚的群众基础,丰富多彩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态,影响和烛照着中华民族一代代人民的精神生活。民间文艺发挥着娱乐和教化作用、宣传鼓动作用、组织协调作用的文化生态一去不复还。在现代化的当下,民间文艺属于“草根文化”,具有平民化特点,具有民主、平等的特征,具有强烈的生活意识和社会担当意识,坚持以人为本的文化内涵,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精神财富。因此,高校“非遗”的流传,有助于当代大学生人文素养的提高。通过对民间文艺的学习和传承,让大学生感受民间文艺学特有的审美习惯、审美特征和审美风采,不断提升其民间文艺的审美鉴赏能力。

民间传说大全篇6

随着现代化及城镇化的不断推进,许多民间游戏消失了,传统民间游戏自身的“新陈代谢”过程难以与现代化的快速发展同步,从而使许多民间游戏面临萎缩或消失的危机。从目前来看,中国传统民间游戏存在的文化生态已发生了巨大变化。网络游戏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传统民间游戏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游戏方式,演变成了超越熟人社会,在虚幻空间开展的游戏行为,从而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态度。

事实上,对于相当多的传统民间游戏,应该将其引入到发展创新中来,除了记录保存以外,还要通过各种方式和办法将它们留存下来,并挖掘其资本价值。更多地从民间传统游戏中发掘具有正能量的素材,将传统游戏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到民众的生活之中,发展传统民间游戏产业,增强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力,从而带来更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随着近年来文化旅游的繁荣,民俗旅游的发展越来越受到重视,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但是,许多民俗旅游资源的处境着实堪忧。民间游戏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具有极高的文化价值、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但是,它的保护工作依然任重而道远。

传统民间游戏的概念

“传统文化经历了岁月的考验和提炼,留下来很多精华,闪耀着民族智慧与民族精神的灿烂光芒。这也是它吸引我的主要原因,我愿意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竭尽所能。”中国民俗收藏家马建国动情地说。

对于“民间游戏”这一概念,马建国对笔者滔滔不绝地讲解了起来。字典、《辞海》、古今中外的书籍和学者都有解释,但是说法各一,简单地说,游戏是“民间娱乐活动”的统称,汇百家之说,归纳如下:民间游戏是民间中最常见的、最普遍的、最有趣味的娱乐活动,俗语称“玩耍”。玩是人类的天性,古人对于玩乐与消遣,有着异乎寻常的热情。宋代大儒朱熹认为孔子在《论语》中所说的“至于道、据于德、依于人、游于艺”中,“游于艺”,就是“适情”。由此可知,最迟在宋代,“游艺”一词已经具有消遣、游戏取乐的含义。也正是因为这种热情,才使得有关游戏、玩耍、玩乐、娱乐形式多样,几千年来经演化、充实、去劣求精,一直发展至今。

民俗学家把民间游戏称之为“游艺民俗”,马建国直接称其为“民间游戏”。它在民间生活实践中产生,寄存于民间,是一种以快乐、玩艺的消遣休闲、调剂身心为主要目的,而又有一定模式的民俗活动。它是人类在具备起码的物质生存条件基础上,为满足精神的需求而进行的文化创造。从简单易行、随意性较强的游戏,到内容精巧、有严格规则的竞技;从因时因地、自由灵便的戏耍,到配合各种特殊需要的综合表演,都属于民间游戏的范围。

民间游戏的主要特点是广存民间和乡土中,历代存档内容很少,过去多以口传、示教为主要传播方式;玩法简单易学,玩具取材方便;不受时间、场地、人数、年龄的限制,是一种广为流传的、深受各年龄段喜爱的活动;游戏注重过程而非强调结果。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从人诞生开始至生命终止,从幼儿到老年一生都在游戏中;具有浓厚生活气息、区域文化气息、风格各异;具有很强的趣味性和随意性,内容具体生动,形式活泼、轻松、愉快;具有明显的自发性、主动性、传统性、广泛性、集体性、户外性、运动性、环保性,动手性,是现代电脑游戏所代替不了的。

马建国说:“据我推断,全国各地民间游戏说有万种也不为过,总之谁也无法说清楚,但是我们知道早年丰富多彩的民间游戏由于时代变迁,大部分在失传中,旧时品种繁多的民间玩具由于观念更新,正在绝迹中,这段历史回忆起来仍然可亲可近。然而,现在国家档案里找不到汇总有500种民间游戏的书籍、图片,中国乃至世界都没有民间游戏文化博物馆。由于民间游戏多散存于民间,很不好收集怀旧玩具、民间游戏,集中发生在新中国成立前后,而这一时期正是我们经历和亲自玩过的东西,早走的人已远离我们而去,晚辈还知之甚少,我们这批人正是回忆、整理、挖掘民间玩艺文化的最好群体。最低成本地挖掘和保护,正是时候,还望国家文化、教育、非遗等机构引起重视!”

抢救性挖掘工作及建议

现实中,青少年迷恋电脑游戏,已经严重损害了他们的正常发育和身心健康,重拾民间游戏去充实课外活动实有必要。又因是造福于社会的公益事业,其文化价值、教育意义深远,所以希望国家给予支持,一起弘扬传统民间游戏文化,保护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为弘扬传统文化、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马建国目前已经抢救性挖掘了来自全国各地区、各民族、各时代及世界各国的民间游戏3000多种,其收集广泛,包括文字、图片、诗词、童谣、书法、绘画、书画,还有怀旧玩具实物4000余件。这在全国尚属首创。其中几百种游戏在任何档案资料中也找不到,这些是他10多年来亲自走访、调查从老人嘴里“抢救”出来的,如小时候玩的“亮木”、农村孩子打“牛毛球”“九连环做生活用品使用”等,马建国表示,很多人从没听说过,任何书籍都没记载,如果不把它展示于世,或许将永远丢失,中国的民间游戏文化必然不会完整。

提到愿望,马建国申述了自己的想法:“我希望把传统民间游戏文化,转化为现代旅游、开发民间游戏文化产业为现代所用。希望合作共同创建中国独家民间游戏专题文化园,民间游戏主题公园、博物馆、体验互动中心等。”

对于弘扬传统游戏文化的建议,马建国表示,如今,世界各国都正在对本国传统文化加以弘扬与传承,中国更不能置之度外。第一,应建设部级中国传统游戏文化博物馆,因为民间游戏正在失掉记载,早年玩具在绝迹中,如不抓紧抢救,只有后人去考古了。所以利用自己收集与收藏到的现有资源,可以创办这个博物馆。早创建一天,就会多得到更多珍贵的藏品和内容,对于弘扬与传承也更有利。“在我仍健康活着的前提下,一定会全力以赴。作为文化大国应该有这样的博物馆,抢救性挖掘和保护传统游戏这一濒临消失的文化资源,对于当今文化大繁荣和大发展年代是非常需要的,意义深远。”马建国感慨地说。

第二,可以创意成立中国传统游戏主题公园,给大家一个回忆、感受传统游戏的休闲、娱乐场所。为弘扬传统游戏文化、丰富现代人文化生活提供条件。马建国希望利用自己的收集成果,二次开发成传统游戏雕塑作品,作为园内展品。

民间传说大全篇7

江苏镇江作为白蛇传传说的主要发源地之一,仅相关的民间美术作品就有石雕、根雕、泥塑、陶塑、瓷刻、剪纸、刺绣、竹编、发贴画、烙铁画、扎染画缋、铜板彩绘、年画、邮票拼贴画、易拉罐拼贴画等,除此还有常见的木雕、砖雕、玻璃雕、面塑、民间玩具等。白蛇传传说围绕“传说核”,运用口头语言讲述的方式,组成故事情节,反映角色心理活动,塑造人物形象,表达人们的思想情感。民间美术是民俗文化的一种物化形态和载体,具有不同于民间文学的审美意识,并由此构成了民间美术大众性、地域性、自娱性和传承性的外部特征和独特的造型语言特征:符号体系的独特性、表达手法的含蓄性和造型方法的多元性等。民间美术在表达白蛇传传说时,大体有如下几个较为明显的特征:

一是以表现这一传说的人物为主。白蛇传传说讲的是人蛇之间的爱情故事,白娘子的美丽善良和对爱情的忠贞不渝,许仙的软弱被动和对爱情的疑惑,小青的侠义和法海对固有秩序的冥顽不灵,都被表达得栩栩如生。韩荣庆曾创作邮票拼贴画作品《法海和尚》[1]23和《儒生许仙》[1]24,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其作品的落款处分别题有“慧眼识异类,神法护金山”和“墙上弱萱草,风中细柳枝”,充分反映了作者受民间传说的影响和对白蛇传传说的理解,以及他用邮票拼贴画进行再创作时所流露出的倾向性;而这与作者接受的这一传说的文本以及自身的修养又不无关系。

二是造型明显留有戏剧的印记。如何玉凤的一组白蛇传传说烙铁画作品,其中最为经典的是《断桥相会》[2]31,背景为断桥、杨柳垂岸,远处山峦斜矗,近处是白娘子、许仙和小青的舞台亮相,许仙小生打扮,坐卧地上,左手护头,右手撑地,小青则是武旦扮相,怒睁杏眼,左手叉腰,右手举剑,青衣打扮的白娘子横于两人之间,左手止住小青的宝剑,头侧向许仙,一脸的无助与无奈。

三是画面具有传说的情节性。白蛇传传说以白娘子和许仙的爱情为明线,以白娘子追求爱情和法海的所谓护法为暗线,故事起伏跌宕,极富情节性,民间美术作品往往优先选取那些最富情节性的场面或画面来表达,比如首选的常常是“水漫金山”,然后则是“西湖借伞”、“端午惊变”、“仙山盗草”、“断桥相见”等等,虽然展示的是传说情节中的一个特定瞬间,一个定格,但因为是依赖于民间白蛇传传说,所以实际起到的效果则是以少代多,体现的是与此相关的更多的故事情节。

用民间美术的形态来表达白蛇传传说的内容,大体有这样几种常见的方式:

其一,白蛇传传说中经典情节中的点,即画面或场景,多以单幅作品呈现。如江苏省工艺美术大师吕存先生的乱针绣作品《水漫金山》。画面似乎受西洋画派的影响,运用大色块抽象地表现出兵器、船只等分崩离析的瞬间,凸显出白娘子对以宝塔为象征和以法海为代表的旧有秩序的不屈抗争,江水涨满画面,似乎奔腾而出,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极具张力;这使人想到画面之外的传说,想到传说中“水漫金山”时已怀有身孕的白娘子从据理力争到苦苦哀求、到忍无可忍,想到白娘子与许仙的相遇和相爱及坎坷与艰辛———瞬间的画面替代了白蛇传传说中相关情节的语言表述,充分展示了白娘子外柔内刚、追求幸福与爱情的坚贞不屈的心灵。类似的还有耿月新的竹编作品《上金山》[1]21、赵绍虎的年画作品《忌酒》[1]27、陈佑丰的剪纸作品《水漫金山》[1]38-39、黄振凤的刺绣作品《断桥相会》[1]20等,几乎涉及民间美术的各种表现形式。

其二,将白蛇传传说中经典情节中的点连缀,以多幅作品较完全地直观展示。如江苏省工艺美术大师邵同义先生的瓷刻作品《白蛇传全景图》[1]14-15,规格为60cm×40cm,摹杨柳青木板年画。在不大的平面上选取了传说的经典情节点:借伞、开店、斗法、盗草、断桥、水漫等。这些呈现于我们眼前的经典情节画面相当于树的主干,具体细节相当于枝叶。而这些情节如何展开,不同的观者可能会产生不同的联想,并讲述或演绎出不同的枝叶,丰富这棵参天大树。类似的还有他的一组多幅瓷刻作品:《游湖借伞》、《开药铺》、《盗仙草》、《灵丹救夫》、《断桥重见》、《水漫金山》[1]10-13,陈宝玉先生的一组多幅烙铁画作品《断桥借伞》、《喜结良缘》、《端午惊变》、《仙山盗草》、《水漫金山》、《断桥相见》[1]34-35以及一套12枚(另有文字介绍配图各一枚)剪纸组成的加纳邮票《白蛇传》[1]66-67。署名为王双林、王平和林超英创作的连环画《白蛇传》(苏出准印JSE-030012号),由100幅剪纸作品组成,堪称民间文学和民间美术联姻的成功范例。

其三,取材于白蛇传传说,但经过民间美术作者的想象而再创作的“异文”。如安有芳的泥塑作品《白蛇传•插花》[1]3。作者所塑造的许仙与白娘子形象则是一站一坐,许仙插花时的怜爱与真诚,白娘子的沉浸与陶醉,夫妻间的柔情与蜜意跃然眼前。然而,作者有意安排了一个道具———雄黄酒坛紧蹲旁边:一方面弥补了构图的单调,丰富了视觉效果,另一方面更是暗示了许仙与白娘子爱情的潜在的强大的矛盾对立面。这令人联想到传说中隐藏在背后的法海,他是如何利用许仙对爱情的不坚定、动摇,如何唆使许仙逼骗白娘子喝下雄黄酒的故事情节。一个特定场面的艺术造型可能会使不同的观者牵引出相关的许多相同的或有差异的故事情节。一则名为《白娘子》的白蛇传传说中,说到白娘子如何被法海罩于金钵下时,是这样讲述的:日子过得很快,转眼过了新年,元宵节时,白娘子生下一个白白胖胖的娃娃,许仙乐得整天合不拢嘴巴,见人老是笑。伢儿满月的那一天,许仙家里要做汤饼会,办满月酒,许仙姐姐和小青忙着里外张罗。白娘子清早起身,在内房梳妆打扮,许仙在一旁看着自己的妻子,见她红娇娇的脸,乌光光的头,比以前更好看了。他看着看着,忽然想起:今天娘子要抱伢儿出去跟长辈亲友们见面,讨个彩头,可惜她头上戴的首饰都丢在镇江没带来……这时,忽听得大门外弄堂里有个货郎在叫喊:“卖金凤冠罗,卖金凤冠罗!”许仙一听是卖金凤冠的,便三脚两步奔了出去,找到货郎。见珠宝串成的金凤冠,金光闪亮的,许仙越看越中意,便把它买下来,拿进房里,对白娘子说:“娘子,我给你买来一顶金凤冠,你戴上去试试,看看合适不合适。”白娘子看看那金光闪亮的金凤冠,心里很欢喜,就让许仙把它戴到自己刚梳好的头上去。不料这金凤冠一戴到头上,就脱不下来了。它越箍越紧,越箍越紧……白娘子一时只觉得头重脑疼,眼前金星乱冒,便一头倒在地上昏晕过去了。这飞来大祸,许仙哪里防得到啊!他急得双脚乱跳,慌忙奔出门去,要找货郎算账。许仙奔到门口,货郎不在了,只见法海和尚横着青龙禅杖,挡在门外。原来那卖金凤冠的货郎就是法海和尚变的。自从许仙逃出了金山寺,法海和尚便满世界地寻找他,今天打听到给他儿子办满月酒,就用金钵变顶金凤冠,自己化成货郎,上门来叫卖。这时,法海和尚见许仙气急败坏地奔出来,面色都变青了,料想已经上了圈套,就冲着他嘿嘿一阵冷笑:“施主,好言好语你不听,今天我到你家里收妖来了!”说着,便大踏步闯进房里来,许仙要拦也拦不住。法海和尚朝白娘子头上吹口气,金凤冠就变成金钵。金钵射出万道金光,把白娘子团团罩住[2]45-47。泥塑作品《白蛇传•插花》的创作显然是取材于白蛇传传说,只不过白蛇传传说的异文中在端午节的背景下并无“插花”的情节。而从上文可以得知,在白娘子被法海的金钵罩住前,有过类似“插花”情节的“戴金凤冠”情节。这是一种“移花接木”,这是一种从民间传说到民间美术而产生的流变,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异文”。

民间美术表达的功能及其启示

民间传说大全篇8

中国明朝时期,传教士东来。他们在传教过程中发现纯正的基督教教义在中国推广起来极为困难。他们不但没有被当时的中国人民看作神的福音的传播者,相反,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下他们被妖魔化,传教事业举步维艰。一批传教士有鉴于此,他们开始穿儒服,习儒学,以“洋儒”自居,并援引儒家经典来传播基督教的教义。他们在坚持基督教教义精髓的前提下向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汲取有用的文化资源。这使得基督教在中国具有了区别于本土基督教的中国特色。这时,我们可以将基督教的这种状况称之为中国化了的基督教。从这种观点出发,拜上帝会是中国化了的基督教还是仅仅具有基督教色彩的民间宗教?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毫无疑问,拜上帝会是受到了基督教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究竟有多大?就我的认识,我们在以往的研究中是将其估计大了的。我倾向于认为拜上帝会是一个镀上了一层基督教薄膜的地地道道的中国民间宗教。

洪秀全作为拜上帝会的灵魂人物,他的思想在拜上帝会中举足轻重。为了说明拜上帝会与基督教的关系,我们选取洪秀全为标本。考察洪秀全的早期经历,我们发现他与基督教的接触大概有两次:第一次是间接的,即他在赶考过程中得到了一本《劝世良言》并在后来对此书加以研读;第二次是直接的,既他于1847年春到广州的美国牧师罗孝全那里意欲学习基督教,呆了约四个月。

洪秀全在得到《劝世良言》后并没有加以认真研读,只是在略翻之后就束之高阁了。后来他的中表李某偶然于其藏书中抽出《劝世良言》,问洪秀全其书内容。洪秀全答以不大知得。可见,洪秀全在对《劝世良言》的真正内容是不太感兴趣的。相反,从洪秀全后来的思想来看:作为一个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熏陶的中国儒生,洪秀全完全是从自身的知识体系和现实需求来解读这本书的。洪秀全从中国文化的角度将《劝世良言》解构了。所以,就洪秀全所理解的基督教而言,它已经不是基督教了,它仅是一个借用了某些基督教概念名称的中国传统文化(包括民间信仰)的大杂烩。洪秀全与冯云山在赐谷村分手后,冯云山到了紫荆山区传道。拜上帝会就是以冯云山在紫荆山发展的成员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冯云山的思想直接来源于洪秀全。因此之故,早期的拜上帝会也不可能是一个中国化了的基督教组织。

1847年,洪秀全到广州罗孝全处学习基督教。罗孝全在1852年曾着文说:“全初来我处时,曾写就一文,详述其得获《劝世良言》一书之经过及其得病情形与病中所见之异象,一一详述:又谓梦中所见者与书中所言两相证实。在述其异梦时,彼之所言实令我莫名其妙。迄今仍未明其究从何处而得此种意见,以彼对圣经之知识无多也。彼请求受洗礼,但在未得吾人满意于其合格之先,彼已往广西去矣。”川在罗孝全看来,洪秀全对《劝世良言》的理解和对基督教的认识都是不正确的。后来洪仁开对洪秀全异梦的描述更被洋兄弟直斥为“迷信”。洪秀全在罗孝全处未能得到洗礼,有人认为是暗害所致。但更重要的是如罗孝全所言,洪秀全“对圣经之知识无多”,不能算是“合格”的基督徒。既然洪秀全连一个合格的基督徒都算不上,将基督教中国化的巨大任务洪秀全是无论如何完不成的。从洪秀全的早年经历来看,他倒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儒教徒。因而,创立一个中国历代民间教派似的教团组织与理论体系对于洪秀全而言是完全能够胜任的。洪秀全与他的前辈们的区别,可能仅仅是用他那肤浅的基督教知识对他所创立的拜上帝会进行了一翻涂脂抹粉似的装饰。

以上,是我们对拜上帝会与基督教间关系的总的认识。有的学者从思想方面提出,洪秀全的革命理论与基督教早期教义有暗合之处。他们认为拜上帝会的教义与革命作用、洪秀全本人的作用和着作、整个太平军的英勇斗争精神等等表现出接受了早期基督教的革命教义,并且与中国农民革命斗争的实践相结合飞成为所谓的太平基督教。实际上这只是臆测之词,不足为凭。

中国历史上以宗教来发动农民革命的事例数不胜数,其思想资源也是极为丰富的,从洪秀全、拜上帝会、太平天国的思想与实践看,它是中国农民革命历史发展中合乎逻辑的产物。罗孝全曾说,洪秀全在叙述其异梦时,令他莫名其妙,“迄今仍未明其究从何处而得此种意见”。事实上,考察洪秀全所述异梦的种种情形,我们不难发现:此种意见的得出来源于当时的民间信仰。民间信仰虽然从古至今没有享有过官方认可的宗教自由的权利而受到礼遇。但是它却从来没有失去它固有的自发、自然、自在的本色。它从它的无法遏止的流传趋势,深深地植根于中华本土文化的沃壤之中,广泛地影响和支配着民众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占据着异常突出的位置。太平天国运动是一场农民革命运动,民间信仰对于他们的影响无疑是极为突出的。我们认为,拜上帝会的宗教思想绝大部分都来自于中国民间信仰。拜上帝会本质上是一个传统的中国民间宗教组织。

第一,神话教主。洪秀全对其异梦的宣扬作用就在于神话教主,为拜上帝会的存在提供合法性。仔细研读洪的异梦,我们不难发现洪在对其异梦的艺术加工中吸取了许多民间信仰的因素。首先,宣称得到天神托梦的这种宣传形式我们在历次农民起义中都能略窥其踪影。其次,从所做异梦的内容来看更是如此。无论是人梦时所遇的龙虎雄鸡、换心肝五脏,还是老人赐予宝剑、印授和美果等等都可以与民间流传的各种神话传说一一相映,均为民间信仰所提供之资源。至于洪仁开谓“洪氏能行奇事,能预言未来”。洪秀全长子出世“同时有鸟千百成群出现,或大如乌鸦,或小如喜鹊。众鸟翱翔天际既久,即集于秀全屋后诸树上,逾一月之久。”等等神化洪秀全的材料无一不来自于中国的民间信仰。冯云山在紫荆山的创会时期,洪秀全并没有参与其中而能在会众中享有崇高的声望,以至后来波澜不惊地实现了拜上帝会领导权的转移,这一切洪秀全受惠于自身的“神化”。相对于“不语乱、力、怪、神”的儒家文化而言,民间信仰中的“神人”崇拜思想在拜上帝会的创建过程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第二,拜上帝,除偶像。诚然,拜上帝会的这一教义受到了基督教的某些影响。但是,当在对这条教义的仔细分析后我们会发现:这里的“拜上帝,除偶像”与基督教的“拜上帝,除偶像”有本质的区别。

首先,此“上帝”已非彼“上帝”。在洪秀全等人的心目中,他们拜的上帝就是中国古代的上帝。洪秀全用中国传统文化和民间信仰中的“上帝”代替了“洋上帝”。在中国古代的典籍中,唐虞三代都是事迹昭彰的太平时代,从尧舜禅让之时起,至上神“上帝”或“天”就具有崇高的地位。如舜摄位时,先“肆类于上帝”。即祭告上帝。商汤“上帝是抵,帝命式于九围”}6}就是说因崇敬上帝而得天下。周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怀多福”,武王伐封,众人勉励他:“上帝临汝。无贰尔心”川。这些缔造盛世的人物都是敬拜上帝,得到上帝保佑的。洪秀全在阐述上帝时多次提到《诗经》、《尚书》等表明上帝原本就是中国的。在中国的民间信仰中,也不乏对上帝的崇拜。在中国,上帝与天是相互通用的。远古的中国人将“至高无上”的天作为一种实物加以膜拜,后来才逐渐发展成“天帝”、“上帝”的观念,向神灵化过度。在中国民间保留了许多对“天公”、“天帝”祭祀的史料。洪秀全只是用经书上的“上帝”代替了民间俗称的“天公”而已。

其次,拜上帝也与中国民间文化大有关系。中国古代人民相信,在宇宙间有一个至上神作为主宰。这个至上神,被称为“帝”或“上帝”,在商周之际及以后又称为“

天”。从甲骨卜辞看,这个“上帝”被认为是统治一切的。一切自然界中及社会中的事,都由这个至上神做主宰。它有一个以日月风雪等为臣工使者的帝廷,协助统治一切。他以自己的好恶发号施令,他的号令称为“天命”。这些思想无疑会深深影响到中国民间信仰。在中国民间信仰中,“天公”具有至高无上、绝对不二的地位。因此,当洪秀全将上帝摆在一个独一无二的位置时,这对广大农民来说并没有什么心理上的障碍。但是,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拜上帝会推崇“独拜上帝,除偶像”,似乎与中国民间的多神信仰有冲突。实际上有这种疑问是因为拘泥于文字的缘故。其实考察下拜上帝会的实际运作,并非如此。 第三,遵守天条。拜上帝会的十款天条是:第一崇拜皇上帝;第二不好拜邪神;第三不好妄题皇上帝之名;第四是七日礼拜颂赞皇上帝恩德;第五孝顺父母;第六不好杀人害人;第七不好奸邪;第八不好偷窃劫抢;第九不好讲谎话;第十不好起贪心。毫无疑问,拜上帝会的十款天条是受圣经中摩西十戒而作。但是,有几点我们须加以注意。

民间传说大全篇9

牛郎织女传说是我国四大民间传说之一,也是在我国民间流传时间最早、流传地域最广的传说,在我国民间文学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2007、2008年,沂源县与中国民俗学会举办了全国首届和第二届中国“牛郎织女传说”学术研讨会,专家通过实地考察和深入研究,认定沂源是“牛郎织女传说”的核心传播地,沂源被中国民俗学会授予“中国民间传说——牛郎织女传说之乡”称号;被专家称为“牛郎织女故乡、中国爱情文化源地”。2008年6月,沂源“牛郎织女传说”被列入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那么如何对沂源牛郎织女传说加以保护和利用,笔者提出自己的一些建设性的策略。

一、做好传说传承人培养工作

作为民间传说的牛郎织女故事,属于口头文学,因为民间传说的民间性,只有立足于活在民间,那这个传说才有恒久的生命张力,也正因流行于民间,所以在历史的长河中,才不断地把牛郎织女传说加以丰富加以深化。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关键在于广大民众,尤其是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积极参与。正因为有了这些传承人,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才得以保存,得以流传至今。保护好这些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鉴于在目前的考察状况来看,沂源牛郎织女传说的传承人状况并不乐观,继承人就那么几位,而且年龄都偏大,所以极有必要,在沂源牛郎官庄一带培训下一代年轻的传说的传承人,让他们意识到文化遗产的珍贵性和独一性,让他们以作为遗产的传承人而自豪。那么沂源政府的相关部门应该建立牛郎织女传说故事传讲人才库,对民间传承人进行挖掘、评选、建档,用引导、资助、扶持、培训等手段,鼓励其传承与传播沂源牛郎织女传说,为牛郎织女传说的保护发展做出贡献。另外,还要关心这些传承人的生活,商品化的今天,传统文化的保护和继承发展,是需要经济利益为支撑的,因此就要提高那些传承人的生活待遇,为他们提供优良的后勤保障,能够使得他们有能力、有精力去完成保护遗产的心愿,这是政府部门以及有关社会各界的历史责任,也是一件需要精心思考而又十分重要的工作。这种关怀,不仅仅是单纯地改善传承人的生活条件,更重要的,应该是有意识地创造优良的传承环境和真实而非虚构的文化空间,为遗产的传承营建良好的文化氛围,使他们能够不脱离他们的坚实的现实基础和文化土壤,一旦脱离开这样的现实基础和文化土壤,他们所代表的文化遗产就会逐渐地褪色和干枯,让他们乐于传承、安于传承。

二、加大传说研究力度,深度挖掘传说内涵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国家鼓励开展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关的科学技术研究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保存方法研究,鼓励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记录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整理、出版等活动。

必须继续深入研究牛郎织女传说,因为在四大传说里面牛郎织女研究是最为滞后的,必须以沂源“中国牛郎织女传说研究中心”为载体,在前两届中国“牛郎织女传说”学术研讨会的基础上,继续召开此类型会议,不要搞了两届就不搞了。特别是文化部门与科研部门要通力合作,或者搞一些学术论坛。在研究上出新意、多深入调查、多深入比较研究。特别是要继续深度挖掘牛郎织女传说这种爱情文化的价值意义和内涵,爱情和婚姻是人类生活永恒和最美好的主题,而在牛郎织女传说中所体现出来的爱情和婚姻的价值理念反映了古代劳动人民丰富而又美丽的想象力,是对中华民族的传统伦理道德的真实书写,因此在中国民间产生了重要影响。而这种影响对今天的和谐社会的建设也是极为必要的。从另一个层面看,牛郎织女传说所代表的并不仅仅是一个爱情主题那么简单,仔细分析,牛郎织女由相识、相爱、结婚、生子到分离,并于“七夕”相会,在这样的轨迹中表达出了中国人建立享有天伦之乐、美满和谐家园的思想。在这相互追求和谐的过程中,不仅人与神和谐,而且也表达人与自然、人与动物之间的和谐,故事中的主角之一老黄牛对牛郎忠心耿耿、任劳任怨、死而后已,喜鹊则是架起爱情桥梁,它们是和谐家园理想的和谐使者,这体现出了中国传统的优良的道德文化和价值观。总之,发掘、保护、传承牛郎织女传说,深入研究牛郎织女传说,对于当下日益泛滥的婚姻、家庭的不和谐因素具有极强的教育意义,有助于增强人与人、家与家之间的凝聚力,能够有力地推动和谐社会的建设。

三、广泛利用社会资源,加强保护传承教育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学校应当按照国务院教育主管部门的规定,开展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新闻媒体应当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宣传,普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

第一、广泛利用社会教育资源进行保护传承,积极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进学校、进课堂活动,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淄博市文化局、淄博市教育局以淄文发〔2009〕118号下发《关于在全市中小学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活动实施方案》的文件,此活动从2010年1月至2012年12月三年时间,分三个阶段进行,文件要求,有计划、有步骤的开展好“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活动。各区县、高新区也要成立相应的工作机构,出台措施,制定相应活动方案。各中小学要把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活动列为学校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活动的领导和组织工作。各中小学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活动形式要多样,校内与校外、课内与课外要紧密结合,要注重活动与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相结合、与学生课余文化生活和兴趣爱好相结合、与学校文化建设相结合。文化的传承肯定是需要广大青少年参与的,淄博市在这一点上是非常有见地的,沂源县应该全面贯彻落实此方案精神,真正把方案的精神落到实处,极力促进牛郎织女传说进校园,让孩子们懂得和了解自己家乡的灿烂文化,让他们人人都知道牛郎织女传说,人人都会讲述牛郎织女传说,培养他们自觉传承优秀文化遗产的历史责任感。

第二、人人有责、人人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多散落于民间,民众的热情与参与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至关重要,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基础。所以,要想让牛郎织女传说很好的传承下去,必须要进一步建立健全灵活多样的传承机制,打造各种不同的传承平台。充分利用新闻媒体,多角度、多层次的宣传牛郎织女传说,让更多的人了解牛郎织女传说。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保护,并不只是政府的行为,也不只是几位传承人和学生的事情,而是需要全民的参与,不仅要进学校,也要进企事业单位,甚至要走进千家万户,真正做到全方位、立体化的保护传承局面。

第三、要加大资金投入。资金不足,依然是制约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瓶颈”。要想让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持长久的生命力,资金保障是必不可少的。不仅政府要加大财政投入,甚至可以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项保护开发资金,但紧靠政府投入还是远远不够的,沂源县虽然近几年的经济发展非常迅速,经济实力明显增强,但是政府的资金毕竟有限,要想做大做强,必须要通过多种渠道吸引民间资金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开发。牛郎织女风景区的总体规划,就可以通过招标方式,请有实力的大公司大企业来开发建设,也可以请一些赞助商来做一些事情,比如景区广告的投入、景区设施的建设冠名等等,都可以吸收民间资本。并一定要坚持量力而为原则,切忌盲目一窝蜂的硬上,可以通过边投资、边开发的方式,以通过旅游收入来保护传承牛郎织女传说,并达到以旅游养旅游。

四、文化旅游的开发利用,促进牛郎织女传说的保护传承

民间传说大全篇10

话语权实质是一个人在社会上能否维护其合法权益,能否争得做人尊严的重要标志,后现代思想家福柯曾说:“话语意味着一个社会团体依据某些成规将其意义传播于社会之中,以此确立社会地位,并为其他团体所认识的过程。”在我国现阶段,多达9亿的农民话语权明显缺失,外界几乎听不到他们发自心底的声音,“弱势群体,他们掌握的资源很少,尽管可能人数众多,但他们的声音很难在社会中发表出来。我们不得不承认的一个事实是,涉及弱势群体的利益的时候,往往要靠政府和大众媒体来为他们说话,他们自己的声音是很微弱的。说

句老实话,如果政府和媒体都不为他们说话,他们自己很难具有有效地表达和追求自己利益的手段。”农民是一个弱势群体,迫切需要国家为他们提供便捷、畅通的言论渠道,“国家可能必须给那些公共广场中声音弱小的人配置公共资源―――分发扩音器―――使他们的声音能被听见。”④分发扩音器的重要性正如福柯所言,话语与权力不可分,真正的权力是通过“话语”来实现的。“话语”不仅是施展权力的工具,而且还是掌握权力的关键。对于人的发展来说,话语权是一种不可或缺的资源―――发展的过程就是呈现,需要不断彰显,拥有话语权就拥有了彰显的平台,因此社会上的所有人都需要借助话语权,在社会生活中寻求最大化的呈现和表达机会;同时,话语权在很大程度上能保障话语者赢得社会地位,并由此获得利益。

话语权与不同的社会群体相结合,产生的结果迥异:对社会强势群体而言,话语权体现为权力的特质―――他们可以通过政治权力、经济权力与话语权的结合,对社会形成很大的影响,成为社会的主流话语,甚至起到一种“压服”的作用;相反,在弱势群体来说,话语权则是不折不扣的权利,这些群体处于社会底层,唯一可以做的,是把自己的声音喊出来,让社会去倾听他们经历了什么样的苦难、他们的要求和愿望是什么……在看似矛盾的话语权对抗中,“国家甚至不得不压制一些人的声音,为了能听到另一些人的声音”,原因很简单,按照当代法律思想中“权利优于权力”的理念,弱势群体的话语权利应得到切实保障,国家为弱势群体“分发扩音器”的行动,简而言之是按照平等原则,为社会成员配置话语权资源,“如今,平等完全拥有了另一种地位―――成为法律的中心支柱之一,进入了其建筑结构。”现代文明社会已经形成了共识:对弱势群体的权利是侵犯还是保护,是衡量国家及其行为正当与否的最低道德标准。构建和谐社会,迫切需要国家形成制度化的程序,提供高效率的维权渠道,尊重农民等弱势群体的话语权。

国家为农民阶层配置扩音器,存在多种途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的农民代表可以把农民的部分声音传递出来,“接待制度”等也能使农民把自己的一些想法、建议和要求表达出来……考虑到当前我国农民群体整体上难以行使话语权的现实,更应重视大众传媒的作用,充分运用各种媒体,主动传达广大农民的利益诉求,放大他们的声音,形成强大的舆论力量:首先,大众传媒可以将农民的真实呼声与利益诉求进行提炼与融合,化无数个微弱、含糊的声音为清晰有力、掷地有声的合法要求,基于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的框架,争取和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其次,大众传媒可以在农民与政府间、农民与社会不同利益阶层间构筑信息交流与反馈的中观信息平台,改变他们之间的“信息逆差”现象;第三,有利于疏导矛盾,为矛盾各方提供更大的斡旋余地。(8)

大众传媒能对保障农民话语权发挥重要作用,在于其在促进社会公共领域形成和发展方面的特殊功能。查尔斯・泰勒说:“在公共领域中,整个社会透过公共媒体交换意见,从而对问题产生质疑或形成共识。”(9)媒体是公众表达自身意见、参与社会政治活动、形成公共舆论、影响公共决策的重要工具,是公众与国家之间的互动纽带和沟通的桥梁。在这个意义上说,大众传媒应当向公众提供平等的机会,公民不仅能通过媒介获得同样数量的资讯,而且大家都可以在媒介上自由发表负责任的意见,“只有当平等的条件被完全满足时,真正的民主政治才可能实现。”(10)

二、传媒确保农民话语权的关键:为农民说话

当前,我国大众传媒在保障农民平等话语权方面与社会需要存在较大差距,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许多人将个中原因归结为“传媒歧视”,

即直接服务于农民、农村受众的媒体数量偏少:全国现有期刊9000余种,农业期刊仅187种;报纸近2000家,以农民为主要读者对象的报纸仅几十家;全国已注册的各类电视台有上千家,开办对农(农村、农业、农民、农民工)栏目的只有1%,农民在传媒资源的分配和利用上明显处于“弱势”。

应该说,这是农民平等话语权受到影响的重要原因,但并非问题的全部,甚至也不是最关键的因素。传播是不同系统、群体之间的信息交流、沟通和分享,其关键在于以自己的信息、观点等影响他人,从而说服他人。如果信息只在系统、群体内部传播,其社会效果将受到很大的局限,在这个意义上,完全面向农民群体的媒体未必能真正赋予农民以平等的话语权,因为这些媒体的信息传播,很大程度上只是农民、农村受众之间的“内部循环”,难以把农民的声音传递到整个社会;此外,媒体作为实现农民平等话语权的载体,必然要在追求自身发展的背景下完成使命,而这也是它们更好履行使命的重要前提。当前我国传媒大多依靠广告收入来盈利,而现阶段如果抛弃城市受众,广告收入难免大幅度下滑,最终不利于传媒为农民服务。这两大基本因素,促使传媒在赋予农民平等话语权的进程中,不能把立足点放在“专门面向农民服务”这个层面上。但传媒应该力求将目标受众定位于广大城乡居民,在此基础上为农民提供话语权,从而使农民的声音能在全社会范围内扩大,从而对国家、社会形成应有的影响,在关系到切身利益的问题上拥有一定的主动权。

目前,大众传媒涉及“三农”的报道,在视角上存在一定的偏差,农民发出的声音,经常在大众传媒的报道中“变形”,被以“城市人”的角度加以玩味,许多内容最终成为违背农民本身意愿的负面报道。“实质上所有关于农村问题的讨论都发自城市,真正的农村并没有声音,除了李昌平的上书。现状是大多数农民都没有发言权,他们的命运决定于城市人怎样看待农村问题,这是一个悖论。”(11)如此现象一再重复,农民便会在心理上、感情上疏离甚至排斥媒体,由此形成一个怪圈:本来迫切需要利用大众传媒赢得话语权的农民群体,却不愿、也不能利用传媒,最终导致自身无法在社会中发出声音,只能归于沉寂,失去了话语表达空间,成为大众传媒传播中的一个盲区。(12)

所以说,问题的关键其实在这里:如何在面向全体城乡受众的传媒上,为农民提供话语平台,自觉做农民的“扩音器”,为农民“立言”,反映他们的心声?这直接关系到农民的传媒接近权、知情权、平等话语权等重要社会权利的实现。

三、农民平等话语权的实现途径

破解“为农民说话”与“面向全社会受众”之间的矛盾,实际上可以分为两个维度来考虑:一方面,应该让农民成为信息传播的主体,即“听农民说话,为农民说话,说农民的话”;另一方面,媒体传播的“三农”信息应该与城市受众密切相关,避免他们漠不关心,使传播成为无效传播。

为农民服务的传媒,其首要职责是实现农民群体的“主体性表达”,即真正使农民成为拥有话语权的主体,而不再是被人关心、被人怜悯的弱势群体―――正如有学者所言:“话语权是利益的代表”,话语权拥有者总是最大限度维护自身和自己所属的群体在社会中的各项权利,这是别人无法替代的。话语权本身又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控制手段和整合力量,农民真正拥有了平等的话语权,就可以为自己赢得政治、经济方面的平等权利,农民的话能被外界听见,他们的生存状况有人关心,他们的困难有人来解决,他们在社会生活中不再被“边缘化”。

体现在传媒运作实践中,要求记者、编辑、主持人等一定要具有“农民意识”―――在福柯的话语理论中,主体是谁并不重要,关键是“位置”。是“他”(陈述者)置身的是怎样一个构成关系中,是什么样的条件和关系使“他”获得“陈述”主体这一位置。(13)传媒人只有真正把自己的“位置”确定为农民群体的代言人,自觉担任他们利益的呐喊者,才能使自己的工作与农民的话语权需求达到无缝隙对接。服务于农民电视台的传媒人,应该形成观念上的自觉,多一些“农民视角”、“农村视角”,主动将摄像机镜头伸向农村生活的底层,在策划理念、创作方法、节目样式等方面为农民着想,切实关注农民的疾苦、需要和情感,自觉充当农民与外界全方位交流、互动的信息使者。

为农民服务的传媒,首先是各种专业性的“三农”媒体,尤其是全国性、省级的农村党报、党台,他们应以报道农民的事情为己任,并以从农民的角度报道信息作为自己的传播视角,为一直处于“失语”状态的农民提供倾诉的空间。其报道、节目要关注农民的生存状况,反映农民的实际困难,为农民兄弟排忧解难,使农民群体在传播活动中成为信息的主体,其职责是建立农民群体与党和政府有关机构的联络,使有关部门及时了解农民的要求、愿望和心声,并努力解决他们的困难;在一定程度上,它们也可以使城乡居民之间形成信息交流和沟通,但在这个方面,其作用不如市民化的报纸、电视台、电台、网站等管用,所以更应该动用这些传媒的力量,保障农民的话语权。

在我国,一些平民化媒体认为自己为市民提供信息服务是份内之事,“市民就是《华西都市报》的上帝,《华西都市报》就是市民的公仆。

什么公仆?信息公仆。”(14)让它们为农民提供话语平台,也应该紧扣住这一原则,使“反映农民呼声”与“做市民信息公仆”之间产生有机的联系。

实际上,在我国城乡一体化日益明显的今天,有关农民、农业、农村的信息与城市人口的生活、工作、休闲已经密切相关,反映农民的呼声,在很多时候也符合城市居民的需要:第一、社会和谐的需要,农村人口日益富足,消费能力提高,城乡差距则可以缩小,社会和谐程度提高;第二、城乡人民利益相通,农村是城市人口许多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者,农村交通发展,城市人口的食品、副食品供应则可望更加新鲜;农村环境改善,城市人的旅游、休闲生活可以得到有效的改进;此外,农村也是许多城市产品和服务的接受者,媒体反映农民对于教育、医疗、文化娱乐等方面的需求,其实也在为城市人口创业、就业、发展提供契机;第三、满足城市人口的知情权,农民的许多生产活动,城市人其实很关心,因为这些直接关系到城里人的食品、日用品是否绿色、环保,关系到他们能否获得更好的生存、发展环境……即使一些市民与农民利益出现矛盾的问题,媒体及时把大家的意见表达出来,也有利于双方沟通、理解,如在农产品价格上涨时,媒体既反映市民负担加重,也报道农民因为天旱、虫害等因素造成生产成本增加、利润下降,双方之间的对立心理则可以有效缓解;农民工与雇主之间发生矛盾甚至直接冲突,媒体对于双方的平衡报道也可以化解社会矛盾,增进社会和谐。当前,我国媒体在新闻报道中日益重视“民生”,但其宣称的“平民话语”大多只针对城市人口,几乎把农民排除在外,这其实是不完整的“民生”,因为农民与城市人口的生产、生活关系越来越密切,没有农民的加入,城市人口无法通过传媒真正感受到“民生”的全部内涵,甚至会直接影响到他们的生活、工作、娱乐等,而在满足城市人口这些信息需求的同时,认真赋予农民群体主体性地位,则可以有效确保农民在民生新闻中获得平等的话语权,这个问题的解决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但只要传媒不断努力,完全可以在实现农民平等话语权的进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作者分别为西南石油大学讲师,法学硕士;四川师范大学副教授,复旦大学新闻传播学博士后)

本文系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四川省农村发展研究中心2006年度课题《信息平等模式下的涉农传媒新研究》(CR0624)

注释:①④⑥⑦(10)[美]欧文・费斯:《言论自由的反讽》,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

②⑤(13)王治河:《福柯》,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③孙立平:《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8)周海涛:《农民话语权的表达与传媒作为》,《新闻界》2004年第3期

(9)转引自汪晖、陈燕谷:《文化与公共性》,三联书店1998年版

民间传说大全篇11

近日东北一位大学教授给文化部副部长周和平发来一份急件,说据可靠消息:亚洲某国准备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端午节”为本国的文化遗产,目前已将其列入国家遗产名录,很快将向联合国申报“人类口头遗产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 在日前召开的“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试点工作交[!]流会上”,周和平焦虑地说,有着悠久历史的端午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如果国外申报成功,我们该有多么尴尬?我们还有何颜面去见列祖列宗?周和平向媒体透露,目前中国正加紧考虑将所有的传统节日打包,集体申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的“人类口头遗产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他说,中国的传统节日五彩缤纷,文化内涵丰厚,留存着人类独特的文化记忆,对祖先创造的历史文化遗存,必须怀有敬畏之心,必须高度重视民族民间文化的保护。他希望广大群众尤其是年轻一代,不要冷落了中国自己的传统节日。 来自全国各地的文化界代表在会议期间提议,中国应重视自己的传统节日,所有的传统节日应有相应的假期,将其列入国家法定假日。不少代表说,现在一些年轻人热衷于过洋节,比如情人节和圣诞节。有的人不知道圣诞节的具体内容是什么,但照样跟着别人过。情人节这一天,大街上的玫瑰花几乎全卖光了,并且价格不菲。然而,中国自己一些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传统节日却受到了冷落,这是令人遗憾的事情。 其实,不光是传统节日,整个中国民族民间文化的生存环境如今都面临着经济全球化和现代化的挑战。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强大的综合国力、先进的科技手段和发达的文化传播手段,积极传播西方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生态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很多民族民间文化的特色正在逐渐消失,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也受到严重威胁。 为保护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遗产,捍卫民族文化的独立性和丰富性,文化部、财政部自启动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一年之后,日前再次加大保护力度:联合下发《关于实施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的通知》,财政部正式将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列入预算项目,2003年投入500万元作为启动资金,2004年又投入2000万元,用于支持试点工作的开展;文化部出台了《关于加强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作的意见》,继公布的第一批10个试点之后,又确定了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的第二批29个试点。 周和平强调:民族民间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根基和重要组成部分,是承载中华民族精神与情感的重要载体,也是维系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基础和联系世界的桥梁。保护弘扬优秀民族民间文化,对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精神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传承中华文明,发展先进文化;对坚持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对维护国家文化和文化安全,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战略意义。

民间传说大全篇12

一、民间传说与历史事实

我国是一个拥有丰富多彩的民间传说的大国。人们通过口头的叙述,为后人呈现出了一个又一个精彩的故事。千百年来这些故事在老百姓中广泛地流传,与老百姓的生活融合在一起,经过不同时代的流变才形成今天这样被人们所熟悉的故事情节。所以,所谓的民间传说是指,在老百姓口中流传的关于某件事、某个人、某个地方或某个物体的口述性历史故事。

民间传说是老百姓通过口头叙述流传下来的真实故事,可以被看做历史。当然,它不是广义上的历史。广义上的历史是指过去发生的所有的事实。传说只能部分地反映现实,而不能完全代替现实。传说通常都是加入了人们的想象力,并且都是一些超现实的故事。故事的内容被人们反复的叙述,已经与原始的现实相差甚远,是经过人们多次的异文才形成的。所以故事的真实性是否可靠是需要我们进行辨别的。在人们还没有形成文字以前,人们都是通过结绳记事,遇到重大事情的时候就结一个大一点的结扣,遇到小的事情的时候就结一个小一点的结扣,人们通过观看结扣来一点点地回忆当时发生的事情。很多事情都是靠口头的叙述来流传。但人的记忆力有限,并且不同的人对故事的叙述也存在着差异,即使是同一个人的两次叙述也不可能完全相同。所以同一个传说或故事会留下不同的版本。传说中的主人翁一般都是指人,而神话中的主人翁主要是神,民间故事的主人翁也有可能是鬼或妖。后来人们通过不断地创新,各种传说、神话或故事都具有人性化,也就慢慢的演变成民间传奇故事。所以传说故事一般都具有传奇色彩,虽然是反应现实生活中的故事,但是故事中往往都带有一些超现实的情节,并且表达人们的一种愿望,让听故事的人得到一种满足感。历史是不可能存在一些神话色彩的,从这个角度来说,传说的内容不全是历史。但传说必定是依托历史而产生的,它讲述的故事、人物、地点几乎都是历史上存在的,是经过人们的口头加工而产生出来的不断更新的故事。以孟姜女传说为例,经考究,历史上并没有孟姜女哭长城这个事实,但是,孟姜女这个人物还是有她的历史原型。据《左传・襄公二十三年》记载,在春秋时期有一位武将名叫杞梁,他的妻子无名无姓,被人们称为杞梁妻。这便是孟姜女的原型。只是故事情节比较简单 并没有后世人们所熟悉的孟姜女哭长城的那么多感人的内容。

传说与历史是相互交融的关系,不能说传说就是历史,也不是否认传说中没有历史,它们之间是融合在一起的。也正是因为从传说故事中可以找到历史的根据,才显得故事的内容和情节更加真实,让人们流传至今。而传说故事中的奇幻色彩,加深了故事的趣味性,包含了人们对美好事物的向往,增强了故事的感染力和艺术性,这是对民间传说进行虚构的基本要求。

二、孟姜女哭长城传说的精彩内容

孟姜女传说流传至今有好几个版本,其情节大致如下。

传说在秦朝一户姓孟的人家种了一棵瓜,瓜的枝蔓爬到了隔壁姜家并且结了瓜。等到瓜熟了之后发现里面有个小姑娘,于是就给她起了个名字叫孟姜女。孟姜女长大成人,周围的父老乡亲们都知道她是个聪明伶俐,能弹琴、又作诗和写文章的好闺女。为了抵御外敌,秦始皇命令全国各地抓壮丁去修建长城。有一位名叫万喜良的公子,是一位读书人,由于害怕被抓去修筑长城便从家里跑了出来。他听见有人在喊抓壮丁便躲进了孟家的后花园中。碰巧,正在后花园里的孟姜女发现了他,并把他藏在家中。孟姜女的父母见万喜良一表人才,便把女儿嫁给了他。成亲后的第三天,万喜良还是被抓去修筑长城了。孟姜女一个人在家里苦苦等了一年的时间,既没有等到夫君的归来,也没有等到他的信件。于是她连夜为丈夫做好寒衣,辞别父母,独自一人去寻找她的丈夫。孟姜女经过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了长城,她到处寻问她的丈夫,才知道她的丈夫一个月前累饿死了,尸骨被埋在长城之中。孟姜女很是伤心,悲痛欲绝地大哭起来,哭声震天动地,只听一声巨响,长城断裂了一大半,露出了一堆白骨。她想起小时候母亲和她讲过的话:亲人的骨头能渗进亲人的血。她便咬破手指,鲜血融进了亲人的骨头里面,这就是传说中的滴血认亲。她抱着丈夫的尸骨放声大哭。正在这时,恰巧碰上秦始皇来视察正在修建的长城,看见孟姜女将长城哭倒了,火冒三丈,要重重处置孟姜女。当秦始皇看到孟姜女的容貌,发现她姿色出众,便有想要占有孟姜女的念头。孟姜女心中宁死不从。但是,想到还没有为自己死去的丈夫报仇雪恨,便先假装答应秦始皇,同时,她要求秦始皇满足她的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给孟姜女的丈夫立碑,用上好的棺木下葬。第二个条件是,给她的丈夫披麻戴孝,并且要率领着文武百官进行送葬。第三个条件是,要秦始皇陪她游玩三天大海。秦始皇为了得到孟姜女就都一一答应了她的所有条件。当做完了前两件事情之后,孟姜女对秦始皇说:“咱们游海去吧,游完好成亲。”于是秦始皇高兴地带着孟姜女来到大海边。突然,听到“扑通”一声响,孟姜女纵身跳入海中。秦始皇马上命人下海打捞,打捞的人刚一下海,海面就突然翻起巨大浪花。打捞的人都不得不爬上岸。原来,龙王爷和小龙女都知道了这件事情,他们非常同情孟姜女,看见她跳海了,就立刻把她接到龙宫,待为贵宾。

……

孟姜女传说在全国各地都有,由于人们流传中的差异而产生了不同的精彩。孟姜女出生地就有几种说法,可以是山东,可以是江苏,亦或是其他的地方;其丈夫的名字也不尽相同,有叫万喜良或范喜良的,也有称范喜郎等;她对秦始皇提出的三个具体要求也不完全一样等等。由于口承叙事变异性的特点而产生了异彩纷呈的不同版本。但是,各种版本大致的情节还是相似的,有几个细节几乎是所有版本所共有的。其一,孟姜女都是从葫芦里长出来的,并且都是一棵葫芦藤牵到孟和姜两家后院里。其二,男主人翁为逃兵役与孟姜女相遇并成亲。其三,男主人翁都是在成亲后的第三天被抓去修筑长城。其四,孟姜女得不到丈夫的消息很是着急,连夜做好寒衣送给丈夫。其五,孟姜女得知丈夫已经死在长城之后,伤心地哭倒了长城。其六,秦始皇见到孟姜女后想占为己有,同时,孟姜女智斗秦始皇。孟姜女哭长城这个传说有多样版本和不同体裁,但这六个情节基本上都被包含在内。所以在不同的地区,大家知道的故事情节大致上是一致的。

三、孟姜女故事中的虚构与真实

孟姜女哭长城的传说故事流传最广时几乎是家喻户晓。人们为了纪念她还修建了贞女祠,一是纪念她对爱情的忠贞,二是歌颂她反抗强权的机智勇敢。但是,经考究,孟姜女哭长城这个传说的所有细节完全是人们虚构出来的。历史上并没有孟姜女这个人物,现今认为:孟姜女不是姓孟名姜女的女子,姜才是她的姓,孟是长女的意思,也就是姜家的大女儿,没有具体的名字。当时的孟姜女也被认为是拥有真诚、善良、聪颖品质的一类人。所以孟姜女的名字只是后人杜撰的。那么人们为什么要对民间传说进行虚构呢?先来看一下故事的原型。

孟姜女哭长城的传说出自《左传・襄公二十三年》。故事的女主人翁叫杞梁妻,因为她的丈夫叫杞梁,故被称为杞梁妻。她的真实姓名不得而知。齐庄公打仗从朝歌返回,没有直接回齐国的首都临淄而是突然袭击莒国,在袭击莒国的战斗中,齐国的将领杞梁和华周战死沙场,为国捐躯。后来齐国和莒国讲和,停止了战争,他们便把杞梁的尸首带回国都临淄。杞梁妻在郊外的道旁哭着迎接丈夫的灵柩。齐庄公命人前往拜祭。杞梁妻认为自己的丈夫是国家的有功之臣,在野外拜祭极为不尊重,便拒绝了齐庄公安排在郊外的祭拜活动。后来,齐庄公知道此事后,亲自到杞梁家中进行祭拜,并把杞梁安葬在齐国都城的郊外。这段故事是记载在《左传》当中,基本是真人真事,里面并没有千里送寒衣、哭崩长城、智斗秦始皇、跳海等情节,主要是展现了杞梁妻子刚烈的性格,也反映了杞梁妻对自己丈夫的爱和对战争的恨。这个故事与孟姜女哭长城的传说大相径庭,几乎看不到主要情节的一致性,但其中隐含的主题思想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传说故事也是一门艺术。艺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是艺术真实地反映生活。为了让这个故事能够不断地流传,始终保持感人的魅力,民间艺人就各显神通,最大限度发挥想象力,开始了伟大的虚构和创作。没有引人入胜的虚构就没有传说故事的生命。最初的情节只是简单地记载杞梁妻为了自己丈夫的尊严,拒绝齐庄公在郊外祭拜丈夫。故事的情节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转化,受人们生活的影响一点点地叠加的。首先是“哭夫”情节的增加,曾子在《礼记》中所记载的“哭止哀”就是最先的改编。战国时期,《孟子》这本书中,又出现了淳于髡的话“华周、杞梁之妻哭其夫而变了国俗”。这样的修改使《左传》中记载的杞梁妻拒绝齐庄公在城郊外吊唁其夫的情节演变成了杞梁妻为亡夫哭泣的故事,使那个传说故事的核心内容发生了移动,凸显了杞梁妻对丈夫的怀念,呈现一种悲壮的氛围。接着的虚构是长城崩塌的情节。这是在西汉刘向的《说苑》中增加了这一传说。后来在《列女传》中,又为其增加了毅然跳海的情节。这个故事到了汉代的时候已经基本成型,主要情节哭夫、城崩、跳海等都已经包含其中了。在东汉,王充在《论衡》和邯郸淳在《曹娥碑》中对故事进行了进一步的改动,描写杞梁妻哭崩的长城是杞城,对哭崩长城的长度也详细描写为五丈。在西晋时期,崔豹在《古今注》中,对故事继续夸大更改,把五丈的距离写成了整个杞城都被哭崩了。这时的故事情节已经于最原始的面貌相差甚远,演变成了一部三分真实七分虚构的文学作品了。至此,这个故事还是可以隐约看到一些真实的内容,基本上是在原有的故事内容上面增加一些传奇色彩的东西。但是,为了时代的要求,为了社会的需要,这个故事到了唐代贯休的《杞梁妻》中,就被改编得面目全非了。在这首诗中,改变了事件发生的时间和地点,把春秋时代的故事改成了秦朝,把地点从临淄变成了长城,并且直接把长城定义为秦朝修建的长城,这时虽然是秦朝的长城,但秦始皇还没有在故事中出现。故事经过贯休的改编已经初具孟姜女传说的雏形了。到了明代,政府为了防止外敌入侵四处抓壮丁来大修长城,导致怨声载道。人们为了发泄对封建统治阶级的不满,把传说故事中的杞梁妻改成了孟姜女,把杞梁改成了范喜良,在故事情节中加入了范喜良躲避抓壮丁被孟姜女所救,并被孟家招为婿的浪漫的波折,又塑造了孟姜女千里送寒衣,智斗秦始皇等感人的篇章。这样完美的虚构,一个让人怜爱的女子便浮现在眼前,同时一个暴君也跃然纸上。

孟姜女哭长城这个传说距今已经流传有两千余年,它从杞梁妻的故事演变成了孟姜女的传说,是所有劳动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故事中虚构的情节并不是随意加上去的,都是结合了当时当地的民风民情,也表达了老百姓的共同愿望,希望能够和平幸福的生活下去。真实的故事只有通过这样不断地虚构和创作,民间传说才能够发扬光大,千古传诵,才能够吸引人们的眼球,耳蜗,才能够永远珍藏在人们的心中。

结 语

传说流传在老百姓口耳之间,故事中的素材都是来源于历史之中的。原本真实发生的故事被加入一些虚构的情节,形成带有奇幻色彩的传奇故事,不再是完全的按照历史事实来叙述。但是这些故事都是有原型出处的,并且加入的情节和内容都反映着劳动人民的美好愿望。传说故事和历史事实是两个不同的话语系统,是不能完全等同的。所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也都是经过主观的筛选出来的历史,并不是真正历史事实,而传说故事实际上是由人们通过自己的智慧构造出来的。

【参考文献】

[1]钟敬文.民俗学概论[M].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

[2]江帆.民间口承叙事论[M].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