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哲学观论文篇1

关于话语发生，韩礼德认为儿童刚开始的时候并没有任何语法可言，语言是一个两层的系统，即声音与意义，这至少是儿童原型语言的组织方式。在真正掌握母语之前，他们通常会为自己构建一套符号系统。而在两岁左右的时候，这一系统被一个三层的系统(意义系统、词汇语法系统和表达系统)所替代，意义先被编码成为词汇，而词汇再被编码成为表达形式(即声音)。上述分析表明，韩礼德关注语言的进化和发展史，种系发生、个体发生和话语发生这三个术语本身也说明要用历时的、发展的眼光看待语言，因为种系发生指“语言的历史”，个体发生指“个人的历史”，话语发生指“语篇的历史”。同时，在语言起源问题上，韩礼德指出是幼儿交际互动和需要的增多促成语言的产生和发展。系统功能语言学这种发展进化的唯物论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有关语言的起源和发展的观点一致。在《劳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书中，恩格斯在谈到语言的起源和发展过程时指出“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需要产生了自己的器官：猿类不发达的喉头，由于音调的抑扬顿挫的不断增多，缓慢地然而肯定地得到改造，而口部的器官也逐渐学会了发出一个个清晰的音节。”⑨同时，他还指出语言是一种历史现象，是发展变化的，而非稳定的体系。虽然语言有其内在的约束机制，但依然会紧随历史的脚步，映射时代的影子，“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⑨。当然，马克思主义者是从个体发生和系统发生(即种系发生)两个维度研究语言的起源和发展，而韩礼德采用上述三个维度。其中，logogeny(语篇发生)一词是韩礼德自创的术语，前缀logo一表示“语言”、“逻辑”、或“语篇”等含义，后缀一geny则是“创造”或“进化”的意思。韩礼德关于语言起源的唯物论视角，还体现在有关意义产生的论述方面。韩礼德强调意义产生于语境，意义是语言系统与语言使用环境之间的关联产物，意义与行为相伴而生，都与物质环境和社会环境互动，这些论点和巴赫金的语境论和体裁理论都十分契合。

二、语言的本质属性论：社会实践论域下的社会语言观

韩礼德受社会学家伯恩斯坦(B．Bemstein)、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B．K．MMinowski)和语言学家费斯(J．R．Fiah)、叶姆斯列夫(LHjelmslev)以及拉波夫(W．Labov)等人影响，同时也深受20世纪70年代至8O年代风行一时的语言研究视角的影响，从社会的角度探索语言问题。在那个时代，人作为“社会人”的研究成了语言研究的主题，语言研究因而强调人的社会属性。鉴于此，韩礼德和马克思主义者关于语言的本质属性的看法是一致的，都认为语言的本质属性是语言的社会实践属性。这种本质属性观来源于对语言本质的认识，马克思主义者和韩礼德都把语言当作是资源，而不是乔姆斯基所认为的一套规则。把语言当作资源时，关注的是语言与社会结构或社会系统之间的关系，也就是更多关注语言的社会性，从而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研究语言。关于语言的社会实践性，韩礼德在《作为社会符号的语言：从社会角度诠释语言与意义》一书中做过详细阐释。在有关论述中，韩礼德将语言看作是一种行为潜势(即社会行为)，儿童成长为社会人，必须以语言为媒介，在和各种社会群体(如家庭、社团等)建立起来的人际互动过程中，通过吸收各社会群体的价值观和文化观，逐渐成长为一个社会人。简言之，是语言使人成为社会化的一员，语言在人与人，人与环境的互动过程中产生。可见，系统功能语言学强调语言的社会实践属性，重视语言在人的社会化过程中的作用。韩礼德有关语言社会性的论述，还体现在韩礼德有关集体语言构建观以及集体经验观，即强调语言的集体行为和互动关系。关于语言的社会实践性，恩格斯指出，劳动不仅创造了人类社会，同时也创造了语言。同时，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等著述中也有所涉及。@马克思反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唯心主义语言观，反对语言神秘化。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语言是在实践基础上形成的符号系统，体现为一种社会性的交往活动。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是人的社会化的重要途径，学习和使用语言的过程就是人的社会化的过程，语言的社会性和人的社会化密不可分”。他们认为，人们通过语言交流思想、相互理解、共同劳作，并在实践基础上获得对现实世界的客观认识和描述，并反过来指导人们的对象化实践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实践。语言不能离开社会而单独存在，也不可能被个人凭空产出。“人是最名副其实的社会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孤立的一个人在社会之外进行生产，这是罕见的事，偶然落到荒野中的已经内在地具有社会力量的文明人或许能做到，就像许多个人不在一起生活和彼此交谈而竞有语言一样，是不可思议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语言的此番论述与哈桑(R．Hasan)在访谈录音中有关语言社会实践性的观点本质上是一致的。哈桑在访谈中针对韩礼德对语言社会实践性阐释补充说，“语言的社会属性是系统功能语言学的一个重要的观点。有人对此加以刁难，认为我们不相信人类的心智活动或思维活动。我们有大脑，我们肯定相信心智活动的存在。但心智活动离不开社会，否则，它会在半空中无所依托。如果一个人与世隔绝(就像鲁滨逊一样)，心智活动也不会发展。人类必须融入社会。离开社会，人类无法生存。人类语言更是如此，离开社会，就成了一堆空壳。”⑩关于语言的社会实践性，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一书中也做过阐述，语言不是上层建筑，不是经济基础，语言也不同于上层建筑，不同于经济基础，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是全民交际的工具，是思维的工具。关于语言社会性的认识，沃洛西洛夫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一书中也提到，语言是一项共享的实践活动。他还指出，语言研究应和文化研究相融合，对语言的考察不应只局限而应“超越”语言体系的各层次，进入话语领域。⑩沃洛西洛夫的超语言学见解受到了系统功能语言学派的重视。以上分析说明，韩礼德对语言社会实践性的认识跟马克思主义有关语言的社会实践性的论述十分契合。他们都认为，语言是社会共同体的产物，离开了社会群体以及社会实践，语言的产生和发展是不可想象的。脱离实践的语言观是抽象的，这显然有别于海德格尔的本体论语言观、乔姆斯基的语言天赋论以及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观。韩礼德和马克思主义者对语言社会性的共同认识，促使他们对语言与社会的关系问题的看法也基本一致。彼此都认为，语言和社会的关系是一种反映和被反映的或表征和被表征的关系。同时，韩礼德继承和发展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建构论，语言与现实之间不再被看作是一种简单的反映关系，而是一种复杂的自然的辩证的关系。这种复杂的自然的辩证的关系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语言积极地表征社会现实或反映社会现实；另一方面，语言与现实是一种创造与被创造或一种构建和被构建的关系。语言与现实的这种关系认识建立在把语言看作是一种社会规约和系统的认识基础之上。当把语言看作一套社会规约时，语言与现实的关系就是一种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但把语言看作是由语义、词汇语法和语音三个语言层次构成的系统时，语言与现实的关系就是一种构建和被构建的关系，因为三个层级之间是一种实现的关系。具体来说，韩礼德认为，当把语言当作系统时，语义层是社会系统(如意识形态等)的意义潜势，语言是意义潜势编码的重要的手段之一，意义潜势是对社会系统的实现形式；词汇语法层是意义潜势的实现形式，而语音层则是词汇语法层的实现形式。这样，语言与社会系统之间构成一种构建与被构建的关系。语言不再被看作是被动地反映现实，而是通过意义能动地构建社会现实和社会关系。需要说明的是，韩礼德和麦蒂逊在《通过意义识解经验——基于语言认知》一书中并没有使用“社会现实”这一术语，而是使用“经验”这一术语。在韩礼德和麦蒂逊看来“经验就是人们用语言手段构建的现实”。语言形式如何通过意义潜势构建社会现实和社会关系?具体来讲，概念意义构建社会现实或者说社会经验；人际意义通过主体之间的交互行为，经由协商和角色分配等手段构建社会关系；概念意义和人际意义通过语篇形式来构建，语篇形式是概念意义和人际意义构建社会现实和社会关系的桥梁。语言对社会现实和社会关系的构建关系的认识导致系统功能语言学者把意义当作是一种潜势，可以用不同的语言形式体现，在任何语言层面(包括音位系统、词汇语法系统)上的选择都是有意义的选择。语言形式和意义之间是一种选择的关系，而语言形式与社会现实和社会关系之间体现为一种示例的关系。

三、语言研究的方法论：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辩证法

在批判索绪尔二元对立研究思想后，韩礼德承继了沃洛希洛夫((V．N．Volosinov)、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ericJamson)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辩证法思想，并有效适用于语言研究。韩礼德语言学研究的辩证法哲学方法论主要体现在以下诸方面。三维度整体论语言学研究思想。韩礼德认为“研究语言应该把语言当作一个整体，从三维立体的视角研究语言，即从上位、下位和本位三个维度研究语言”。曾这种三维立体研究与语言的三个层次(语义层、词汇语法层和音系层)相对应。从语言研究层次的角度看，从语义层研究即是从上位研究，主要研究词汇语法范畴如何实现意义表达；从词汇语法层即是从本位研究，关注词汇语法主体及其与周围的关系；从音系层即是从下位研究，研究词汇和语法范畴如何在形态和语音层得以体现。韩礼德把这种整体观进一步运用到语言系统的具体分析。以小句研究为例，他认为应该从小句之上(小句复合体)、小句之下(词组和短语)和小句周围(小句、小句之旁和小句之外)研究语言。互补性语言学研究思维方式。除整体性研究思想外，韩礼德还主张用互补的视角研究语言，这一思想的成熟标志是2008年《语言的并协与互补》一书的出版。互补性思想显然有别于二元论思想。在韩礼德看来，互补思想是一种对待事物的方法和原则，不是“非此即彼”而是“亦此亦彼”的思维方式。韩礼德的互补性思想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研究视角的互补性，二是语言系统研究的互补性。在韩礼德看来，语言研究视角大致可分为生物体之间的研究和生物体内部研究两种。生物体之间的语言学研究方法把生物体当作整体，重视生物体的社会行为和环境的互动，从外部研究语言，这实际上就是语言的功能观。

生物体内部的语言学研究方法重视生物体的生物属性，尤其是大脑的内部结构，从生物体内部研究语言。语言研究可从以这两种方法中任意一种方法人手，不同点在于生物体之间的研究方法常把语言当作一种社会行为，生物体内部的研究方法把语言当作知识。这两种研究方法，在韩礼德看来是互补的。把语言当作知识的研究方法试图回答生物个体大脑内部与语言表达和理解有关的运行机制，回答生物个体如何使用语言、理解语言和学习语言。然而，语言的使用和理解离不开语境，人们并非把语言当作抽象的有声系统或语法规则加以理解，而是通过学会如何使用才能掌握语言。因而，韩礼德认为两种研究方法彼此互补，不可分割。另外，韩礼德和麦蒂逊主张应采用类型学和拓扑学相结合的互补研究视角研究意义系统，因为类型学关注线性的意义系统，而拓扑学关注意义的空间维度，二者对意义的研究是一种互补的关系。韩礼德还进一步把这种互补性的思想贯穿到整个语言系统的研究，认为“互补性是语言系统的一个根本属性”。在《语言的并协与互补》一书中，韩礼德认为语言系统中存在三种互补模式：词汇与语法的互补、语言作为系统与语言作为语篇的互补以及口语与书面语的互补。除此之外，语言系统还存在及物与作格、创造与转换、肯定与否定、情态与意态、已知信息与未知信息、析取与合取、一致式与隐喻式，内部与外部等方面的互补性。根据语言使用来研究语言的实践论研究思想。在语言研究方法上，韩礼德还主张研究语言应理论联系实际。系统功能语言学在理论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中保持中立的立场，是以解决语言问题为导向的普通语言学理论，专门回答跟语言打交道的人们(如译者、病理学者、教师等)所提出的问题，用韩礼德的话说，就是“要根据语言的使用来研究语言”。目前，系统功能语言学在理论上已发展成一套成熟完善的理论体系，在应用上也十分广泛，比如在翻译研究、临床话语分析、教育教学、批评话语分析、积极话语分析、文体学、语言类型学、人工智能、语料库、计算语言学和法律文本分析等方面的应用。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广泛应用情况以及不断拓展的研究领域看，系统功能语言学是“适用语言学”。韩礼德语言学研究思想体现了一种开放、包容的辩证研究方法，在门派林立、新颖语言理论层出不穷的现代语境下，韩礼德的语言学研究思想有助于促进语言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交融式发展。

语言哲学观论文篇2

中图分类号：H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2-0136-02

一、语言哲学简介

20世纪是语言哲学转向时期，人类关于哲学的思索由本体论、认识论转向了语言，“转向”带来的不仅是新的研究方法,更重要的是在哲学观上的革命性转变。语言哲学在此时崛起，成为该时代科学的主流。关于“语言哲学”的概念，众说纷纭。不同的哲学流派以不同的方式研究语言，因此得到的结论也存在差异。语言哲学研究包括对语与句的分析，对言语行为的探讨，对意义、指称与真理理论的研究，对语言与心理、语言与思想、语言与文化的关系等研究。

现代西方语言哲学主要分为两大流派：英美语言哲学和欧洲大陆语言哲学。英美语言哲学主要运用语言分析方法对语言的意义理论、真理理论进行分析和论述。欧洲大陆语言哲学更注重语言的结构、功能和语言的人文特性。但这种分析只是从宏观上比较粗略的区分，事实上两派中的语言哲学家在研究内容与方法上有相互借鉴交融之处。在英美语言哲学内部根据研究方法的不同，分为逻辑分析学派与日常语言分析两个学派。逻辑分析学派的罗素主张指称理论，同时根据亲知原则，强调了亲知在真理断定中的重要性。前期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等著作中提出图像论及逻辑原子论的符合论，他认为名称和对象是逻辑上的对应关系，命题甚至整个语言结构也与客观世界在逻辑上是对应或同构的。因此我们可以说语言是世界的图像。日常语言学派采取概念性的日常语言的分析方法，对日常语言进行精细的分析研究。从摩尔、后期维特根斯坦、奥斯汀到塞尔形成了包括言语行为理论的一整套有影响力且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与此同时，也有不少语言哲学的研究者将以乔姆斯基为代表的生成语言学归为语言哲学的一个分支。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语言哲学有着比较纷繁复杂的流派传统，而且各流派之间观点不同，甚至有着较深的矛盾。本文在此将西方语言哲学与《论语》中出现的关于语言的哲学性思考进行分析探讨，希望借此对我国儒家经典著作《论语》及该时代的语言哲学思想有较为深入的挖掘。

二、语言哲学的真理观

真理“符合论”是真理观中最古老，也是发展得最为完整、深入的理论。一开始“真理”便与语言联系在一起。在《形而上学》中，亚里士多德根据前人的观点指出：同一事物不可能具有一对相反的性质，不存在“一个事物既是白的又不是白的”这种现象，因此对事物的陈述也不能有居间状态，“对立的陈述不能同时为真”，“对于一事物必须要么肯定要么否定其某一方面”。所以对于追求真理的人来说，“说存在者不存在或不存在者存在的人为假;说存在者存在和不存在者不存在的人则为真”。“说”在这里不仅仅是“陈述”，更是以言语形式所作的判断。

亚里士多德的真理判断标准：与事实符合，它们则为真，是真理；与事实不符，则为假，不属于真理。这种真理观具有一定的唯物主义内涵，他承认在人这一主体之外，客观的对象世界的存在。亚里士多德的“符合论”通常被学者认为是传统经验主义真理观的代表。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中涉及的“世界、实体”非柏拉图式的理念实体，而是人们可以由感官感知到的“质料”与“形式”都相同一的具体事物，他认为真正的真理乃是主体认识与客观世界的一致。

罗素是真理符合论的代表者，他和维特根斯坦一样，主张真理是逻辑上的符合。他认为传统的符合论是认识论上的符合，真理就是要求命题与人们所获得的经验相一致，虽然这种观点有其合理性，但是对于那些已经存在但人类却无法经验到的事实，是无法根据这个理论得出其真理性的。因此，他主张逻辑原子论，即从逻辑的角度认为命题与事实之间存在着逻辑上的同构关系。

除真理符合论外，实用主义的真理观与真理融贯论也是比较有影响的真理理论。实用主义真理观并非“有用即真理”那么简单，包括有用的概念才是真的概念，即概念的意义在于它的用途等较为深入的论述。真理融贯论事实上是受到黑格尔的整体主义本体论的影响而产生的。真理融贯论把真理理解为命题之间、判断之间、信念之间的融贯性。在一个理论中，如果一个命题与其他命题相融贯，这个命题就是真命题。

语言哲学观论文篇3

主持人简介：钱冠连，祖籍湖北，男，1939年7月生，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著名语言学家、语言哲学家。钱先生在语用学、对比语言学等语言学领域具有极深的造诣，已经成为国内外语界语言哲学的实际带头人，中西语言哲学研究会会长。学术创新或者说西方理论的本土化，一直是钱冠连先生追求的目标。

主持人话语：哲人对一个国家的哲学研究并未着意干预却能成功地实现干预者的作用，在西方哲学史上不乏先例，如分析哲学的奠基人弗雷格。有意地干预且能实现这种干预者，也不乏其人，如罗素和达米特等人。能成其事者，非哲学大家莫属。对哲学本体的研究或者对哲学的工具性研究（对哲学研究的研究），无非是在提出一些言说的框架，即理论框架，对此，他们有了宽容的习惯，所以他们的哲学流派发达。目前，中国外语界的哲学理论建设，远远未达“理论总数膨胀过快是学科发展不够成熟的表现 ”（long 2007: vii）的程度，远远未达“收敛理论总数，筛选理论”的火候。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外语界有人作类似的努力，还是有点意义的。王寅对钱冠连“后语言哲学”的直接对话，就是对中国语言哲学发展方向的摸索，属于自己路子的摸索，一如以往他的创造性摸索一样。这是 “……后语言哲学探索——语言哲学、后语言哲学与体验哲学”一文最重要的哲学意义。

然后，王文以最多的篇幅对后语言哲学进行了5个方面的探索：溯源体验哲学（ep），论述体验哲学与西语哲的渊源关系，说明体验哲学是对西语哲的继承和发展；建立“主客主多重互动理解模式”，为哲学界研究人类理解提出了一个新模式；详解和细化认知语言学（cl）的基本思路“现实－认知－语言”；从哲学角度论述了现实、认知、语言和文化4要素之间的“多重相互作用”关系，提出了语言世界观多元论；重点论述了“体验性”这一语言的全新性质。这是本文的第二个贡献。王文将ep与客观主义哲学理论之间的主要差异概括为5条，以及对唯物主义决定论（物质决定精神）的重新细化解读，是本文的另外一些贡献。

王爱华《明达语言维度与实在样态》一文的基本思路如下：“用明达语言（与对象语言相对）维度观来探讨语言与实在（reality）的关系。”说起实在，有一个问题不得不问：有裸的实在吗？王文的回答是：“实在概念有三种不同含义。第一指康德式的本体世界，即物自体。物自体独立于我们，不为人类心智、语言或其他表征形式所过滤处理。第二指在具体情景中语言所表述的现象实在，我们称之为建构性实在。第三种是指人类生活的各种维度，也就是“实在维度”……而人们对这个实在维度的获得依赖于我们对语言的习得。因此实在维度在语言之内，是我们使用语言时想当然的东西。”（以上4处黑体为钱所注）请注意以上三种含义都与一个东西相关或者交叉——语言。“不为语言所过滤处理”、“被语言表述”、“依赖语言习得”和“使用语言”。原来，“实在”是人“说”出来的！没有裸的那种不被语言附着与粘黏的“实在”！即王文所说的“语言呈现的实在是通过各种明达语言操作而建构起来的”。由此，王文自然地引出了“明达语言维度决定了语言的建构性；通过语言过滤的实在也必然具有建构性。顺理成章的是，王文将语言呈现的实在主要分为两种：糕点制作式的实在和红树效应式的实在。对两种样态的实在的描述与发挥，虽然是她论文的精彩之处，可是收笔之处更有意义。读者肯定要问：明达语言操作的建构性实在有什么样的哲学意义呢？

语言哲学观论文篇4

一古代“本体论”哲学的存在

一般认为，哲学本体论是一种关于一般存在或存在自身的哲学学说，关于脱离具体存在的超验存在的学说。作为一种追本溯源式的意向性追求，它是一种理论思维的没有穷尽的指向性，其中，指向的是无限的终极关怀，主要目的是为了在浩瀚宇宙中获得生存的归属感，古人通过存在寄希望在人的心灵世界和外在的世界建立起某种终极稳定的联系，希望寻求一个超感性绝对和历史恒久的终极存在来实现生命的价值所在。“哲学本体论具有三重蕴涵，即：追寻作为‘世界统一性’的终极存在(存在论或狭义的本体论)；反思作为‘知识统一性’的终极解释（知识论或认识论）；体认作为‘意义统一性’的终极价值(价值论或意义论)。”[1]古代的哲学家认为世界的本源是一种物质，比如，泰勒斯认为“水”是世界的本源，后来古希腊的哲学家们又将“火”“气”“种子”等视为当时的世界本源。由此可以得出，古代哲学家们提出的“始基”一词，带有一种经验主义的色彩，而且是感性直观的。相当一部分的思想观念或者著名学说都是属于最原始的形而上学和自然哲学，前者属于存在论或本体论，后者属于狭义宇宙论。古代本体论思维模式关注的是对知性的追根问底和本原的探索，即是将“物理”问题转向“物理学之后”的顶端智慧的终极探索，希望能够在一定时期内建构一个具有绝对真理价值意义的形而上学体系，因此，这也就确立起了一种知识形态的哲学探索框架和具有理性主义思想观念的传统文化，这在当时生产力条件下对人类的理性积累、科学知识的进步和社会文明的发展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和历史价值。古代和近代有一种本体观的形态叫“本质论”,这一理念认为本体是万事万物的内在本质和普遍的共相。比如柏拉图的理念，绝对观念等当作世界的本体，从中可以看出古近代对本体性的理解是本原性、本质性、基础性的，然后它符合了形而上学的最基本的要求。人类的实践活动具有理想性、现实性、有限性、指向性。人类实践的本性是建立在理论思维的基础之上的，总是渴望着能够在最深层次的基础上认识世界、把握和解释世界，从而对人在世界中的地位和价值有一个明确的认识。

二近代“认识论”转向的哲学存在

培根和笛卡尔是近代认识论哲学的开创人，在培根所有的理论哲学中，大部分的思想是他的知识方面的思想。虽然笛卡尔的所有哲学观念中，知识学占的比重不大，但是他的经典著作中大部分是属于知识学的。认识论转向哲学是近代哲学的基本特征。恩格斯指出，“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而且具体的指出，“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只是”在近代哲学中“才被十分清楚地提了出来”，“才获得了它的完全的意义。”[2]近代哲学能够确切的区分“意识外的存在”与“意识界的存在”，也就是明确区分了“客观世界”和“意识内容”，这也就是恩格斯所说的从“内容”上去考察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因此，掌握近代哲学的基本特征对我们理解、掌握哲学基本问题的历史前提、基本内涵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认识论转向是相对于古代的本体论哲学而言的一个概念。认识论转向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能够自觉到了“思维和存在”这两者之间的矛盾，把“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视为最基本的哲学“问题”来探讨研究。也就是说，近代哲学所实现的哲学基本问题的“完全的意义”，主要是在“认识论”意义上来实现的。近代认识论思维模式把思维和存在视为探索存在问题的逻辑出发点，“思想”的主题地位得到了确立，它根本的价值就在于：以主体的人作为核心，在主客体之间探寻思想的客观性和知识的确定性的根本依据，从而为人和世界的知识提供根本的保障。近代哲学产生了认识论的转向，不管是唯理论也好，经验论也罢，最后的目的所在都是为了探索认识与存在的关系，区别就在于两者的研究方向、出发点不同而已。笛卡尔在他的《第一哲学沉思录》开篇就明确的提出了“上帝和灵魂这两个问题是应该用哲学的理由而不应该用神学的理由去论证的主要问题。”[3]洛克制定了经验理论体系，即主体意识原理的理论。他说道：“在我们考察那类（知识的）问题之前，我们应该先考察自己的能力，并且看看什么物象是我们的理解能够解决的，什么物象是它所不能解决的。”[4]对洛克而言，知识的问题本质就是人的理智能力的问题。

三现代西方“语言转向”的哲学存在

现代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那就是把语言问题视为哲学最基本的问题来研究，是从认识和存在的关系转向了语言和存在的关系。这时的人类也顿悟到，思想观念的经历也即是语言的经历，哲学的体验感受也即是语言的游戏，因此，语言的这种意识使得语言问题在某个世纪主体化了，并且包含在语言中的语法、语义等受到了高度的重视。“所谓语言学转向，指的是哲学接过语言学得对象为自己的对象，但哲学对语言的研究在方法、目的和结果等诸多方面都有别于语言学。”[5]现代西方哲学语言转向包括了语言论的反思方式、存在论的反思方式和文化论的反思方式。而且了解语言转向的基本内容对于我们认识研究哲学基本问题是非常有必要的。脱离对人类语言的考察进而直接断言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是现代西方哲学语言转向所要批判的。并且关于哲学家们对人类意识和世界的相互关系的是建立在语言的基础上的，这也是现代西方哲学语言转向的必然要求，其实质是把语言作为研究思维和存在关系的基本出发点。现代西方哲学如此重视从哲学的角度来研究语言，主要原因在于形成了一种基本的共识，即世界在人的语言之中，尽管世界在人的意识之外；语言不仅是人类存在的消极界限，而且是人类存在的积极世界；通过对语言的反思达到“治疗”传统哲学的效果；既从批判传统哲学和实现“哲学科学化”的角度去对待哲学语言转向，而且更加深切地从“文化批判”和“人文研究”的角度去看待哲学语言转向；语言相对于观念而言，更具有广阔的哲学反思价值尺度。语言学转向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它是哲学本身灭亡的救世主，化解了这场岌岌可危的劫难。而且这次转向有它自身的客观必然性，原因在于哲学从未消停过对存在的探索与追求。从这个角度来讲，哲学不是对它的方向作了改变，而在于它遇到危险的时候能够转变思维方式，换一种介质继续向前进。古代自然哲学为了往外寻求“始基”，而无法实现时，就转化为认识存在的精神实质。现代语言哲学家们对诸如语言的原则、性质、规范等等进行了一系列的探讨，力图通过语言分析来创立一门既严格又清晰的工作语言。语言是一个纷繁复杂的系统，而它的意义则是更加的难以确定，对于相同的话，相同的信号系统，不同的人对于这些持有的看法和观点是不一样的。正所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四西方哲学“存在”的理论缺陷

人是现实的存在，但是却要寻求着超验的存在，原因在于人对世界的认识总是处在感性和理性的矛盾之中的。感性所把握的存在是经验的，理性所把握的存在是超验的存在。古代的本体论是人们在没有经过认识和反思的情况下而直接的追问下，所以这种幻想只能是世界之外的遐想。西方哲学史上的哲学家们都力图通过对求知的方法来解决本体论的问题，但是古希腊的哲学家的研究重点在于本体论上，而不是在认识论方面，随着认识论哲学的发展，探求存在本身为核心的本体论哲学模式，就被以反省人类认识为理论核心的认识论哲学模式所取代。近代西方哲学对于理性和主体的自我意识的思索，仅仅是看作能思的存在，过于局部地看重理性的认识，没有意识到能思主体的价值所在，原因也在于人类判断力、理解力的局限性、狭隘性，使得近代认识论不能走出思维主体的枷锁。在认识论哲学中，存在与自我意识中的存在、世界和主体的人相脱离，使得对哲学的追问又陷进了古代本体论那种窘境。这表明，近代哲学对哲学基本问题的理解存在的缺陷就在于脱离了人类的实践活动及其发展历史去回答“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由此，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6]进而，产生了新的革命性的“语言转向”。现代西方哲学家他们并不是像传统思想家们把语言视为具有逻辑和理性的东西，仅仅是看作生活经验和非理性的东西，与此同时，否定了逻辑在语言活动中所起到的作用，比如，德里达在批判二元对立思维方式时就把人的语言活动认为不是人的理性活动的一种认知活动，仅仅是一种非理性、非决定论的杂乱无序的活动。缺乏抽象的社会历史性的实践观，例如，胡塞尔与哈贝马斯等人的主体性关键是以种语言交往的形式为基础的作为人的主体性的社会性，是一种抽象的经验和精神交往的关系。“视域融合”作为伽达默尔解释学的内容也主要体现在文本中的作者与读者间的思想交流以及读者阅读文本的反思。所以，哲学语用学说明的语言意义不仅仅是来自于语言自身的要素以及结构框架，而且还来自于语言的使用等范畴之间的相互作用。

参考文献

[1]　孙正聿.思想中的时代——当代哲学的理论自觉[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50.

语言哲学观论文篇5

1.从本体论到认识论的转向

古希腊哲学以本体论问题为核心,致力于探究世界的本原。“一切形而上学(包括它的反对者实证主义)都说着柏拉图的语言。”[1]61《逻辑哲学论》的命题1和2也论述着世界的构成,反映了世界的逻辑构造的逻辑原子主义思想。但传统的世界观认为世界就是物的集合,物和原子均可分,且按照自然科学的观点可以无限分下去,维特根斯坦却将组成世界的元素限定在了“对象”上,相应的事态就是逻辑原子,且认为“对象”并不是各自孤立的,“在事态中对象就像链条的环节那样互相勾连(2•03)”。命题1和2映射的本体论思想和古希腊时期自然哲学家们讨论的本体论已有很大差异,超越了古希腊时期对世界、对自然朴素的态度,超越了古希腊时期对本体论问题的两种解释方式———以某种具体的物质作本原来解释世界和以数作本原来解释世界。在亚里士多德时代,哲学就包含物理学、伦理学和逻辑学等三种知识,前两者属于本体论的研究范围,而逻辑学则属于认识论范畴。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分别从自然哲学和道德哲学中分化,加之近代自然科学的迅猛发展和实证主义的影响,近代西方哲学排斥对形而上学的研究,这就导致了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心理学和逻辑分析的方法较多被采用,分析和归纳成为近代认识论的关键词。《逻辑哲学论》的命题3和命题4提出的图像论恰好反映了西方哲学的认识论转向。这两个命题提出了关于思想和命题的图像论,阐述了关于事实、逻辑图像和思想的关系。思想被看做是事实的镜子,因为事实的逻辑结构就反映在思想中。维特根斯坦指出事实存在于逻辑空间中,而不是存在于现实世界中。“每个事物都像是在一个可能事态的空间里。我可以设想这个空间是空的,但是我不能设想没有这空间的事物(2•013)。”其中的现实世界和可能世界的关系怎样?逻辑上的可能世界如何才能达到对现实世界的认识?如何才能在现实世界中寻求知识的确定性?必定有一种连结可能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共同的东西。维特根斯坦认为这种共同的东西就是我们的思想,而思想又是在逻辑空间中的活动,所以现实世界中的图像是由逻辑形式为我们所认识的。我们都是根据逻辑在思想,“我们不能思想非逻辑的东西,否则我们就必须非逻辑地思想(3•03)”。维特根斯坦的图像论阐释了思想以逻辑为工具对事实的把握,它用图像来联系事实领域和命题领域。“图像就成了区分真正的命题与似是而非的命题的标准,它为命题与非命题划定了界限。”[2]438

2.从认识论向语言学的转向

西方哲学经历了古代强调对客体世界本原进行探究的本体论时代、近代强调对人类认识的本质、结构及其相关问题进行追寻的认识论时代,以及当下强调对作为认识工具和思想表达形式的语言进行探究的语言学时代。“当今各种哲学研究,都涉及一个共同的研究领域,这个领域就是语言。”《逻辑哲学论》命题5和6强调了语言和命题是思想表达的手段。维特根斯坦将全部哲学问题归结为语言的问题,“全部哲学都是一种语言批判(4•0031)”。此论述实际隐含了西方哲学由认识论向语言学的转向。在自然科学领域,由于爱因斯坦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出现,物理学由宏观领域转向微观领域,导致物理学传统范式“解题能力”的弱化。认识论困境部分导致了哲学的语言学转向。我们理解和表达思想的方式只能是语言,我们在谈论思想时其实是在谈论语言,所以语言必须符合逻辑。“在语言中不能表现任何‘违反逻辑’的东西,就像在几何学中不能用坐标来表现违反空间规律的图形,或者给出一个并不存在的点的坐标一样(3•032)”,否则就会出现歧义和理解混乱。在罗素的导言中就明确提出:“传统的哲学和传统的解决是怎样由于符号系统原则的无知和对语言的误用而产生出来的。”[3]3维特根斯坦把传统哲学的错误看做是错误地使用语言的结果,因此《逻辑哲学论》就是要通过解释日常语言的逻辑缺陷表明传统哲学的错误根源。所以解决哲学问题的关键就在于理清语言自身的逻辑与日常应用。只要语言符合逻辑就可以通过它找到知识的确定性。“我的语言的界限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5•6)。”要在哲学研究方法上进行逻辑主义的思维,必须将传统研究方法从“主观”转向“客观”,即从主观的思维逻辑转向客观的语言逻辑。

二、实践解释学的方法论意蕴

国内学者俞吾金强调了马克思“实践”概念的理论穿透力,认为马克思在解释学领域中发动了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这一革命的“主旨是确立实践在人的全部理解和解释活动中的核心作用”[4]5。实践解释学不同于解释学哲学、哲学解释学以及与之相关的历史解释学等范畴,实践解释学以实践取向的唯物主义为背景,建立了世界和人的“意义性”关联和“解释学关联”。它是实践的、历史的、批判的、总体性的解释学方法,“使语言、文本、结构、观念通过实践向生活、历史、人、现实开放,形成语言与生活之间的解释学循环、文本与历史之间的解释学循环、结构与人之间的解释学循环以及观念与现实之间的解释学循环”[5]47-50。哲学是一项澄清思想的实践,而语言又是表达思想的手段,可以说,哲学是一项澄清语言并使其有意义的实践。既然如此,理解和解释在此过程中就不可或缺。而要避免误解,解释学在澄清思想上又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正如法国解释学家保罗•利科尔给解释学下的定义,“解释学是关于与文字相关联的理解过程的理论,其主导思想是作为文本的话语的实现问题”。施莱尔马赫也认为,“哪里有误解,哪里就有解释学”[6]41-45。在他看来,“误解是普遍的,而解释是避免误解的艺术,理解需要解释规则系统的帮助,排除误解,达到正确的理解”[7]113。实践解释学把对象和现实看做是主体实践的结果,对象和现实的“属人意义”必须通过实践活动来得到理解。由于语言是一种特殊的实践,所以这种辨证唯物主义观点为我们理解维特根斯坦意义上的语言提供了很好的分析工具,使得语言批判具有了实践解释学意味———我们可以对“可说的”进行基于实践的解释,对“不可说的”进行基于实践的理解。解释和理解的区分导源于J.德罗伊森的《历史概论》(1858)和狄尔泰《精神科学引论》(1883),它在抵制自然科学方法的背景下提出,凸显了人文科学的独特视域,对海德格尔存在主义的解释学具有启发意义,且对我们分析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批判也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三、实践解释学视域中的《逻辑哲学论》

维特根斯坦一直认为世界以两种形式存在,即“可以说的”与“不可以说的”。所谓“可以说的”就是能够用逻辑语言言说的东西,而“不可说的”就是无法用逻辑语言表达的东西。《逻辑哲学论》的前六个命题特别是命题5和命题6主要分析了“可说的东西”,而作为一个没有子命题的独立命题,命题7则意犹未尽却清楚明白地表达了对“不可说的东西”的态度,与前述其他命题中体现出的对“可以说的”事物的态度———用逻辑语言说清楚———形成了鲜明对比。根据我国学者俞吾金和李金辉的观点,我们认为哲学不应该回避“不可说的”,而应从实践解释学视角回应或处理“不可说的”问题。

1.“可说的”———基于实践的解释

维特根斯坦认为,哲学的使命不是提出命题,而是要澄清命题,即从逻辑上解释清楚思想。但语言并非是完全符合逻辑的,而且即便是符合逻辑的语言也并非能完成语言的使命———能够应用于日常表述,如科学世界的语言就无法应用于生活世界。传统哲学弊病的根源在于它总是试图去创造一些不可说的、无法用逻辑语言解释的命题。这样的形而上的命题都是无意义的命题。与形而上的命题相对,维特根斯坦认为:“哲学中正确的方法是:除了可说的东西,即自然科学的命题———也就是与哲学无关的某种东西之外,就不再说什么。而且,一旦有不想说的某种形而上学的东西时,立刻就向他指明,他没有给他的命题中的某些记号以称谓(6•53)。”因此,“哲学的目的是从逻辑上澄清理解,哲学不是一门学说,而是一项活动。哲学著作从本质上来看是由一定解释构成的,哲学成果不是一些哲学命题,而是哲学的澄清(4•1112)”。我们认为,哲学澄清的本质即基于实践的解释。解释(Explain)由表示“外面”和“以前”的前缀Ex-和表示“简单易懂”的词根plain组成,它意味着“从外面对世界进行简单易懂的研究”。此种意义上的“解释”正好对应着科学与哲学分野后的科学知识,亦即维特根斯坦意义上的“可说的东西”(即自然科学的命题),这种解释性的澄清也应该以逻辑分析或语言分析为基础。问题在于,逻辑分析或语言分析与实践紧密相连。实践解释学中的实践概念是需要解释的、受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制约的并随着这种条件的改变而改变的概念。维特根斯坦在其后期著作《哲学研究》中所提出的“语言游戏说”明确指出,语言和词语都是工具,其意义取决于其用法。“语言的用法十分繁多,每个个别的语言表达(陈述、问题、命令等)都嵌在比较广阔的语言和超语言行为的环境之中,维特根斯坦说,‘想象一种语言就是想象一种生活方式’。”[2]440这一思想与马克思所说的实践有一定重合之处。马克思所说的实践有多重含义,我国学者李金辉对此进行了详细的文本梳理,认为“实践”经历了由《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哲学上的和总体性的概念到《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实践的演变过程。[8]34很明显,包括语法、语义和语用等在内的语言是实践本身或实践的产物。因此,我们认为对“可说的东西”进行批判,就是对作为实践的语言进行解释。

2.“不可说的”———基于实践的理解

维特根斯坦认为,“真命题的总体就是全新自然科学(或自然科学的总体)(4•11)”,而“哲学不是自然科学之一(4•111)”。所以,哲学所提的命题就不是真命题,但哲学又并非无用,它“为自然科学划定可以在其中争论的范围(4•113)”。哲学应当为能思考的东西划定界限,从而也为不能思考的东西划定界限(4•113),而且,“没有哲学,思想就会模糊不清(4•112)”。由此可见,哲学命题虽然不是自然科学命题中的真命题,但仍然有实践价值。因此,我们不能轻率地像维特根斯坦那样将哲学命题划归为“不可说的”而对其保持沉默,而应该对其进行实践解释学分析,即基于实践的理解。伽达默尔将解释学当做一种方法和注释文本的技术,海德格尔则将解释学当做“哲学”,注重对存在本身———定在的本体论诠释。将解释学由“方法、技艺”看做是“哲学”,导致了认识论的基础与本体论的基础的对立。然而在阐明某些概念这一哲学任务中,认识和本体并不是对立的,而应是统一的。正如利科尔所说:“解释学不是对人文科学的思考,而是对人文科学据此建立的本体论基础的说明。因此,对于我们来说,关键的一句话是:因此,被看作是解释学的内部包含着在引申意义上被称为是解释学的东西的根基:人文科学方法论。”[6]54按照狄尔泰的观点,“我们把从通过感官接收的符号中识别出某种内在内容的过程称为理解”。而理解(Interpreta-tion)英语前缀Inter即有“内在”和“相互”之意。在解释学的意义上,所谓“理解”就是人的一种通过反身性达到内在性的把握的过程。“理解”意义上的展现,不是那种人不在场的自在过程,而是人的现实活动开启并参与生成的过程。[9]1-3此种“理解”方法是人文科学方法论,可以作为哲学命题分析的基础。作为人文科学方法的“理解”有助于我们将“不可说的东西”说清楚,这依赖于本体论和认识论两个层面的行动和实践。维特根斯坦认为,“思想是有意义的命题(4)”、“关于哲学问题所写的大多数命题和问题,不是假的而是无意义的(4•003)”。要揭示被掩盖意义的问题,就需要主客体双向度理解。而这种特殊实践就是解释主体和解释客体间的双向互动行为,而不是单向度的注释。历史解释学认为,生存实践属于人类的历史、传统和文化,因此,实践不是苍白的行动,而是包含着历史、传统和文化等背景要素。施莱尔马赫所要避免的“误解的理解”就是单向度的无背景参与的理解。

语言哲学观论文篇6

近年来，关于翻译中译者主体的研究越来越多，从主体到主体性，再到主体间性以及最近一些关于中文译文与原创中文的对比研究，都体现了翻译界对于译者主体地位的变化和研究。但从其本源上看，翻译中的译者主体性理论的发展和西方哲学思潮的演变史分不开，息息相关。本文从语言哲学的角度对翻译中译者的地位变化进行探讨。

一、哲学的发展阶段

阿佩尔曾经这样总结西方哲学的发展：古代哲学关注的是本体论，近代关注的是认识论，20世纪则转为语言论。本体论关注的焦点是“世界的本质是什么？什么是存在？”在这个阶段，多数人认为语言不过是人类重要的交际工具，是区别于人与动物的最重要的标志。例如，索绪尔认为“语言就是表达思想的符号系统……只不过语言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萨丕尔认为“语言是纯粹人为的，不是本能的，凭借自觉地制造出来的符号系统来传达观念、情绪和欲望的方法。”认识论时期哲学家关注的焦点是人的思维和认识，开始关注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要确定哪些是能认识的，以及怎样认识的，因此渐渐意识到语言对于人类来说不仅仅是工具那么简单，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类的思想和文化。20世纪哲学研究出现了语言转向，语言哲学家关注“语言与世界的关系问题”。从本体论到认识论，可以看做一种进展，我们不再判断什么东西存在，而是通过人类如何认识世界来确定什么东西存在。沿着这样的路线，语言哲学也可以被当做一种进展：我们在何种“意义”上认识存在―而意义的首要载体就是语言。所以，阿佩尔主张哲学归根到底是对语言的思考。

二、译者地位的相应转变：从隐身性到主体性、主体间性

早期翻译活动及对翻译的认识，从一开始就有哲学的特征，受哲学发展的前两个时期的影响。众所周知，早期的翻译基本都在宗教领域，主要集中在对《圣经》的翻译。由于当时对宗教的顶礼膜拜，《圣经》的内容及形式都被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绝不容许修改，以宗教的权威来压制译者的主体性，迫使译者完全“忠诚”于原文，译者成了原作者和原文本的奴隶。追求的也是“文本意义”（即哲学上的物质及存在），完全忽视译者，译者不过是一个传声筒，是隐形的。

20世纪，西方翻译史上出现了诸多学派，其中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兴起对翻译产生了很大影响，他们主张文本的意义是来自语言内部的结构，是确定的，具有客观性。因此，翻译被当做一种纯语言的实践，要求原语与译语对等，“忠实于原文”，可见结构主义语言学翻译观是建立在消除文化差异和译者主体性的基础上的，过分强调文本的客观性。这种形而上学的观点也是对译者主体的排斥和否定，传统翻译以此为基础，必然会导致译者的主体性遭到抑制。而到了70年代，西方出现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它不仅开拓了翻译研究的新空间，也将翻译主体研究纳入到译学研究的范畴，而译者的文化身份等社会因素以及主体性问题也成为其中重要研究课题。

同时，哲学进入到了语言论阶段，发生了“语言转向”。语言哲学的中心问题是：（1）语言和世界的关系问题；（2）语言的意义问题。而作为语言使用者的人，最关注的是语言的意义，同时也离不开世界这个环境，由此把语言和人与世界联系在一起。从这个角度看，翻译研究不再仅仅限于字面及语言等微观层面，而扩大到语言背后宏观的社会和世界中。很多翻译学者因此发现翻译不仅是两种符号的对应及转换，很多原文的句子背后都隐藏着大量的社会文化背景，而要想准确无误地表达出原文作者的意图，就需要译者的努力，强调译者的主观能动性。

然而译者的主体性也会受到一些因素的制约。首先，是来自文本和原作者的制约，文本是译者翻译活动的对象，作为一种客观存在，都有自己独有的、区别于其他文本的特点。其次，译者是不能离开社会而独立存在的，所以译者的主体性还要受到社会文化及译者所生存的“世界”的制约。译者需要考虑原文本语言的社会文化背景，同时根据本国语言的社会文化、历史背景合理运用翻译手段。

此外，译者的主体性也会受到主体间的关系制约。对于翻译活动中主体的界定，翻译界一直有不同说法：有人认为译者是翻译主体；有人认为作者、译者和读者都是翻译主体；还有人认为译者和翻译理论研究是主体。从哲学的定义看，主体是指实践活动和认知活动的承担者。从这个定义看，译者应该是翻译的主体，但是承认译者主体地位的同时不代表否认翻译活动中所涉及的其他主体的存在。译文恰恰把整个翻译活动中所涉及的主体联系到了一起，原文本作者是创作主体，译者是翻译实践的主体，读者是文本接受的主体，还有其他一些社会机构主体的参与，几个主体共同作用，但都围绕译者主体为中心，展现了一种横向关系，我们把这种关系称为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主体间性主要体现在作者主体，译者和读者主体三者的互动关系上。一方面，翻译活动是译者对于作者创作文本的一种解读过程，原文本反映了作者的思想，而译者在理解并解读的过程中自然要受到作者思想意识的制约和影响，由此建立了互动关系。另一方面，译者翻译出来的译文最终是要面对读者主体，所以译文自然会考虑到读者主体的思想和文化意识，读者通过译者呈现的译文来理解作者，和作者交流，由此可见，译者主体是作者主体和读者主体之间联系的纽带，三者关系的平衡和谐就是主体间性的理想状态，由此产生的译文也是各个主体间动态的，不断交互影响下融合的完美产物。

三、结语

翻译最终追求的目的就是不同语言意义上的对等，虽然绝对的对等达不到，但它毕竟是从语言理解到用另一种语言符号表达的动态过程，而这个过程的实现都要依靠译者；译者又是生存在一定社会和世界中的，所以无论如何都不能不考虑译者这个人的因素。而语言，世界和人的动态关系问题又恰恰是语言哲学关注的中心，语言哲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对语言学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同时也使翻译研究有了新的方向。

参考文献：

[1]Sapir， E Languag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Speech [M]. New York：Harcourt， 1921.

[2]Saussure， F.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M]. 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1.

[3]梁瑞清.语言地图说[J].外语学刊，2008，（3）.

[4]陈嘉映.语言哲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5]涂纪亮.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思想研究――英美语言哲学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

语言哲学观论文篇7

语言顺应理论是国际语用学会秘书长维索尔伦(vers-chueren)根据达尔文的进化认识论思想,结合人类语言交际的实际情况于1999年在《语用学新解》一书中提出来的。语言顺应理论是一种关于人类语言交际行为和认知的理论。它以语言的选择与顺应为契机,描述人类使用语言的各种现象,阐释人类语言交际的心理机制及其过程以及社会、文化、认知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揭示出语言运用的实质。顺应论认为,语言的使用过程是一个不断进行语言选择的过程。这种选择过程是动态的,是以语言的三种特性(变异性、商讨性和顺应性)为基础的。变异性(variability)指“语言具有一系列可供选择的可能性”;商讨性(negotiability)指“所有的选择都不是机械的或严格按照形式—功能关系做出的,而是在高度灵活的原则和策略的基础上完成的”;顺应性(adaptability)指“能够让语言使用者从可供选择的事项中作灵活的变通,从而满际的需要”。语言的这三种特性互为关联,以顺应性为主要特征,从四个方面去阐述语言的使用:语境关系顺应、结构对象顺应、动态顺应以及顺应过程的意识程度。顺应论对语境的划分充分考虑了社会、文化因素,将语境分为语言语境和交际语境。前者指语言在使用过程中根据语境因素而选择的各种手段,后者包括语言使用者、物理世界、社交世界和心理世界。简言之,语言的选择与顺应,从本质上讲就是“语言是人类与其生存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一系列适应现象之一”。顺应理论引发了人们对语言本质问题的重新思考,加深了人们对语言本质属性的理解和认识,启发我们在选择和使用语言的同时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进行哲学思考。

二、顺应理论与语言哲学

二十世纪,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带来了语言哲学的迅猛发展,许多哲学家都把研究语言置于解决哲学问题的中心地位,语言成为哲学思考的核心问题。海德格尔把语言与本体论相联系,并把语言当成人的本质属性。他说“语言是人的世界,是存在的住所”。维特根斯坦认为“想象一种语言就叫做想象一种生活方式”。迦达默尔也赋予语言本体论地位,主张人以语言的方式拥有世界,只有进入了语言的世界才是人的世界,只有进入语言的生活才是人类的生活,人、语言和世界是密不可分的。他认为“语言是一种在其使用中自由而可变的人的能力。对于人来说,语言本身是可变的,因为它对于同一件事为人准备了各种表述的可能性”。因此,维索尔伦将他的语言顺应理论界定为“一种与人类诸种行为中的语言现象的使用相关的,且从认知的、社会的、文化的总体角度对语言现象的综观”,意蕴深刻。首先,作为一种语用学理论,语言顺应论所研究的语言使用现象和人类的诸种活动形式不可分离;语言表意功能的发挥是在被嵌入或锚定于这些活动形式中才得以产生、发展和完成的。这种观点至少反映了人类学、哲学和符号学对语言本质的看法。可以说,语言顺应理论在其理论基础层面,从一开始就带有浓浓的生物学、符号学、人类学和(语言)哲学意蕴。这是它区别于其他语用学理论的一个重要特征。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认为,语言作为一种活动形式是被嵌入到人类的合作性活动中才发挥其语用功能的。所以要研究语言的意义和功能,就必须考察这些作为语言活动形式的人类合作性活动。人类学家对语言问题的思考与哲学家对语言使用过程的观察和研究是相符的。后期维特根斯坦在思考语言(意义)问题时提出的语言游戏说就包括“语言和语言被织入其中的活动”两个组成部分。而语言使用作为语言游戏活动总体中的一部分是被织入其中而发挥其功能的。马林诺夫斯基和维特根斯坦关于语言意义的语用观在莫里斯的符号学理论中得到进一步深化。在莫里斯的体系中,语用学的研究对象是符号与符号解释者(后成为使用者)之间的关系。其次,维索尔伦认为语言顺应论是“从认知的、社会的和文化的总体角度对语言现象的综观”。“综观”作为观察语言使用的一种理论视角反映了维索尔伦对语用学本质的独特理解,但其构成要素则有着深厚的符号学、哲学渊源。莫里斯在将语用学定义为研究符号与符号解释者之间的关系时,就进一步认为语用学研究符号表意过程中涉及的生命特性,即在符号发挥功能的过程中出现的所有心理、生物和社会现象。在哲学层面上,维特根斯坦在解释语词意义的生成过程时提出语言游戏来说明语词意义生成过程的动态性质,从而得出“意义即用法”的观点,并提出“生活形式”来说明意义生成的本体。总之,维索尔伦认为,语言使用和一般意义上的人类生活密不可分:二者之间既相互影响,也相互顺应。语言之所以如此乃是其顺应人类生活的结果,而人类生活之所以如此也来自其对语言使用过程的顺应。这正是语言顺应论的基本要义。

三、顺应论蕴含的哲学思想

语言顺应论突破了言语适应理论长期遗忘语言、谈语言作用这一瓶颈问题,使语言问题回归语言本身,革新了言语适应理论的研究,展示了语用学研究的新理路。具体而言,维索尔伦顺应理论所蕴含的语言哲学思想大致如下:

语言哲学观论文篇8

中图分类号：H0-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4）08-0124-05

语言哲学之于语言学的母胎关系早在1991年就有学者[1]进行过论述，然而，真正实质上就语用学的哲学基础问题进行详细阐述的是俞东明的《语用学的哲学基础说略》一文，它对语用学的哲学背景和语用学的两大流派，“形式化”和“非形式化”方法的哲学基础进行了探讨。[2]（P105）此后，江怡[3]（P1～9）梳理了语言哲学从语形到语义再到语用的发展过程，崔凤娟[4]（P67～72）的《语用学的哲学维度》一文梳理了伴随语用学诞生、发展的主要哲学思想，特别是符号行为哲学、日常语言哲学，以及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和阿佩尔的语用学思想。本文将从哲学的语言转向谈起，从“元语言”，即“自然语言”，在语言哲学中的地位以及人在语言哲学中的位置入手，探寻语用学的源起。

一、“人工语言”与“自然语言”之对博

（一）哲学的语言转向

语言哲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所有从哲学角度对语言进行的思考、研究是为广义语言哲学；在分析哲学框架中产生，将语言作为研究对象，以建立数学、数理逻辑式的精密科学和揭示语言外人的世界为目的研究是为狭义的语言哲学。[5]（P43）人们普遍认为，本体论是古代哲学的中心，认识论是近代哲学的中心，而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哲学研究发生了语言转向。哲学家们发现对于存在和认识的研究的关键在于对语言意义的洞悉，正如阿佩尔的说法：“哲学归根结底是对语言的思考。”[6]（P13）无论是英美分析哲学，还是欧洲大陆哲学，都从各自的哲学立场强调语言哲学的研究。[7]（P2）

20世纪初数理逻辑的迅速发展成为人们普遍接受的哲学的语言转向的动力。语言转向的发动者弗雷格（G.Frege） 、罗素（B.Russell） 和维特根斯坦（L.Wittgenstein） 都是数理逻辑学家，他们都是借助于数理逻辑方法进行推理，设计使用“人工语言”，借以排除自然语言中修辞类的内容以及自然语言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逻辑的主要目标是论证形式化，而哲学的语言转向动力之一就是对哲学问题分析的形式化程度的不足感。

（二）作为哲学语言的人工语言

1.形式化的人工语言

在中世纪，逻辑学和语法学是完全纠合在一起的。[6]（P22）句法比语词意义容易形式化，所以，逻辑学从一开始就与语法学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新逻辑的建立和发展主要是以数学为基础，因此，“数理逻辑”是现代逻辑的本质。语言哲学正是在现代逻辑学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作为从数理逻辑起家的语言哲学家，费雷格的论旨同样充沛着对世界和语言的形式化。罗素的“逻辑原子论提供了一个语言和世界同构对应的模式”。[8]（P57）

弗雷格和罗素均认为自然语言有着两个主要缺陷：（1）自然语言有含糊性和歧义性，认为日常语言词义含混，逻辑混乱，因而它不能成为表达思想的完善工具；（2）自然语言不清晰，它的表面语法形式掩盖了它的真正结构，即作为形式的逻辑结构。[2]（P102）在弗雷格和罗素思想的基础上，维特根斯坦前期提出了一种精密演算、以分析和解释为研究方法的人工语言哲学。人工语言学派认为日常语言本身混乱不堪，主张抛弃自然语言，仿照数理逻辑另创一套理想的人工形式语言代替日常语言， 以根本消除科学、哲学表述中的含混和歧义。[9]（P15）在这种语言中，句法均遵循数理逻辑而严谨地构成。从意义的角度来说，人工派主张“真值意义论”，“人工派的‘真值’立场是和他们要用数理逻辑来对语言进行精密的形式化研究的主张相一致的”。[9]（P15）

2. 语言与世界

从费雷格（1892）的《论意义与指称》（On Sense and Nominatum），到罗素（1905）的《论指称》（On Denoting），再到斯特劳森（1950）的《论指称》（On Referring）， 无一不是在追寻和探索语言与世界的对应。

海德格尔强调逻各斯、语言和存在之间的紧密联系，认为语言就是存在的住所。[7]（P28）“语言是存在的住所”正是语言哲学所揭示的语用与世界的关系。早期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对语言与世界的关系进行了重新建构。“我的世界就是我的语言的世界”是语言与世界关系最核心的表述，也是维特根斯坦哲学思想的集合。在他的哲学观念里，“命题是事实的逻辑图像”，由命题而成就的语言就是我们的世界。由此可见，前期维特根斯坦关心的其实并不是语言与世界的关系，而是语言自身的逻辑构造问题：由于语言与实在之间具有同构关系，因此研究语言也就是研究实在。[3]（P4）

（三）自然语言的哲学回归

逻辑主义在早期语言哲学中占据了中心地位，此后也一直是语言哲学中的一条主线，[6]（P24）但逻辑语言，或者“人工语言”，终究是人为定义的、高度形式化的、两极化的表现世界的手段，其中缺乏人的情愫、未能描述人际互动中模糊的边缘地带。

1.日常语言学派

日常语言学派也称语言分析学派或日常语言分析学派。可见，语言分析是这一学派的重点。其实，逻辑语言学派同样重视语言分析，只不过逻辑语言学派所进行的语言分析，其分析介质为逻辑符号，以数理逻辑为手段，“往往忽视自然语言实际用法中的微妙的但并非不重要的意义区别”。[6]（P194）日常语言学派认为逻辑语言学派并没有给出日常语言中任何表达式的逻辑，因为“日常语言本来就没有这种精确的逻辑”。[10]日常语言经常出现歧义、含混和混乱，这一点日常语言学派哲学家并不否认，但他们认为，日常语言中出现的问题要通过对日常语言的分析来解决，即以自然语言作为哲学问题分析的元语言。可以说，日常语言学派的语言分析是逻辑语言学派形式极化的必然反转，是对于其过度形式化而致使研究内容缺失的补充，也是在语言研究过程中的人类的自我回归。

2.自然语言是哲学的元语言

哲学与逻辑的并行致使哲学家需要一种高度精确的语言，弗雷格、罗素以及前期的维特根斯坦，都希望有一种符合逻辑的语言系统表述和分析哲学命题，以避免自然语言的“两个主要缺陷（含糊性和歧义性与不清晰性）”。[2]（P102）而后期的维特根斯坦、摩尔、赖尔、奥斯汀为代表的日常语言学派批评逻辑人工语言学派，认为他们忽视了语言中包含的很多重要的逻辑差别，径自把自创的逻辑格式套用在自然语言上，从而他们的语言分析只不过得到了他们自己一开始放进语言里的东西。[6]（P194）显而易见，自然语言是日常生活、工作、思考的语言，它本身就是完善的。

因此，日常语言学派之于自然语言的元语言哲学转向是必要的、必然的。这是因为在人工语言的设计和兴起以前，语言分析的介质从来都是自然语言――自然语言是哲学思考的初始语言。人工语言与自然语言的对攻，就孰为初始的问题而言，稍加思考便可得知：人工语言作为被人赋予特殊意义的符号，其特殊意义是人通过自然语言赋予的，并需要自然语言作为介质进行解释、说明以及传播；反之，人工语言则无法作为通用语言进行解释自然语言。这是其一。其二，哲学是什么？哲学是一种世界观，是一种思维活动，是对世界的探知活动，是一种解释世界的活动，是对所有科学的基础的探求，同时也是探求世界和科学的方法论。哲学是客观的、是形而上的，归根结底是一种以自然语言为依托的一种活动。无论是对世界的探知，还是对所有科学基础的探求，还是一种方法论，哲学的活动实施不可能依赖人工语言，究其根本，哲学活动是依赖于自然语言进行的，因为人工语言的定义介质终归是自然语言。人工语言如意欲流通而成为非某（些）人的私有语言，亦更是无法独立于自然语言的传播要通过自然语言来传递。因此，自然语言是“我们由之出发的最初之言”，[6]（P205）而哲学的语言最终只能回归到自然语言。毕竟，“语言哲学的任务不仅仅是揭示外在物理世界，而应该揭示人及人的世界，后者包括外在物理世界、人的内在世界和主观创造世界”。[11]（P4）

3.人的哲学地位回归

“当我们学习语言，我们便是在不断地接近一些人所谓的‘人类的本质’，它是人脑的显著特性，是人类独有的，是与作为个体和社会的人在任何关键阶段不可分割的”。[12]当语言成为人独具的特征，语言便无法脱离人而独自同构世界，因为人是语言无法摆脱的介质，更是它发挥任何作用的主控者。日常语言才是作为分析和描述的实质性的介质，因为人具有“意向性”，因此人使用的语言同样具有“意向性”。可以说，语言即便与世界具有同构性，语言的启动装置仍然是“人”。

赛尔（J.R.Searle）是当今世界最著名、最具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是日常语言学派的主要代表奥斯汀（J.L.Austin）的学生。赛尔的心灵哲学、语言哲学为哲学的语言回归至“日常语言”进行了有力有据的论证。

第一，语言的意向性。意向性是为许多心理状态和事件所具有的这样一种性质，即这些心理状态或事件通过它而指向（direct at）或关于或涉及世界上的对象和事态。[13]（P1）人的心灵的意向直接导致其语言对世界的组构，如果一个心地善良的人，从未遇过心地邪恶的人，那么在他的世界里，就没有诸如“邪恶”这样的语言，即便在他的世界里突然出现“邪恶”，他也无法找出相应的语言去对应这种非其意向的世界。赛尔列出了一些表示意向状态的例子，如“信念、害怕、希望……热望、消遣和失望”。[13]（P4）意向性是语言的重要特征，因此，当哲学遇到“语言”，也同时遇到了“人”。

第二，语言的可表达性。任何意旨的内容都可以表达的原则，赛尔称之为“可表达性原则”。[14]（P19）正如语言的意向性源于人的心灵的意向性，人所表达出的话语同样源于人的意旨。在实际上不可能确切地表达自己意旨的情况下，原则上也是可以确切地表达自己意旨的。[14]（P19）可见，赛尔对于人与语言的关系中对人的主控地位的认可。

第三，语言的规约性。按照赛尔的观点，语言不仅与意向有关，而且与惯例或规则有关。如同象棋一样，语言涉及惯例问题；不同的人类语言，可以互相转化，可以看作同一潜在规则以不同的惯例实现。[14]（P39）孩子刚学说话，会说“吃水”，会说“没怕的”，是掌握了语言规则的大人教会孩子说“喝水”“不怕的”。惯例也好，规则也罢，均为人的意向的产物。有人才有惯例，有人才有规则，因为是人能动地进行规约。

三、语用学的源起

（一）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论

《哲学研究》是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思想转变的标识性论著。他在《逻辑哲学论》中主张，语言是世界的一种反映，即他的图像理论。而他在《哲学研究》中则认为语言是一种和其他行为纠织在一起的活动，即“语言游戏说”，这是后期维特根斯坦的主要观点。从《逻辑哲学论》到《哲学研究》，从“图像映射论”到“语言游戏论”，维特根斯坦经历了截然的哲学观点的转变，这个转变使他从逻辑中抽离，转而力图通过观察语言在日常生活中的实际使用来探究语言的意义问题。可以发现，维特根斯坦已经距离语用学咫尺之遥。《哲学研究》从一开始就提到了“意义即使用”这个观点。维特根斯坦认为，一个词的意义就是它在语言中的用法。[15]（P28）维特根斯坦把语言的使用比作游戏。他认为，棋类游戏、牌类游戏等一定有某种共同点，维特根斯坦称之为“家族相似”。[15]（P42～43）“语言游戏”一词在这里旨在强调：语言的说出是一种活动的组成部分，或者是一种生活形式的组成部分。[15]（P15）各种游戏都有自己的游戏规则，语言游戏就是人类的语言方式、行为方式、也是生活方式。语言游戏说从根本上排除从语言与实在的对应中寻求意义的观念，使对语言的分析从语形和语义的层面转向语用层面。

（二）奥斯汀的言语行为

哲学界对于陈述之言（statement）所做的描述或陈述，一直以来，只有真实或谬误之说。在奥斯汀提出言语行为理论之前，“哲学界一直认为陈述之言应该具有可验证性”，[16]（P2）奥斯汀（1962）对哲学界语言研究中的这种一贯的观点提出了怀疑，他认为许多陈述之言只是貌似陈述，而实际上并不是以坦直地叙述或者传递相关事实为目的。据此，奥斯汀早期把句子区分为叙事句和施为句。前者陈述事实，与真值有关；后者通过所说的话语来进行某种行为，并不描述世界，与真值无关，但可以恰当性进行区分。

奥斯汀虽然区分了叙事句和施为句，但“未能找到区别这两类话语的句法形式上的标准”。[17]因而，他进一步提出了言语行为三分说的新言语行为理论，把言语行为区分为三类： （1）叙事行为或言内行为（locutionary act），即“说话”这一行为，主要是发出语音、说出单词、句子；（2）言外行为（illocutionary act），即“在说话这一动作的过程中实施的行为（传达某种目的如： 警告、命令、问候等）”；（3）言后行为（ perlocutionary act），即“说话”这一动作所带来的后果。[16]（P94～108）在这三层意义中， 言后行为是他的理论的核心。同时，他还强调意义对于现实语境的依赖，离开了具体语境，单纯的意图、意向不可能构成言语行为。言语得当与否不仅依赖于词语的本身意义，更加依赖于在特定的现实语境下的目的和意图。[16]（P145）

日常语言学派哲学家奥斯汀不仅把人们日常使用的自然语言作为哲学问题探究的对象，同时使“人”所想要的后果作为意义释义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历代哲学家对于语言与世界关系的智慧思考中，终于“人”这一从未脱离但又从未被注意的在语言与世界关系中非常重要的因素得到了相应地谙思。他的哲学研究新方法打开了语言学家的语用视野，为词语的意义注入了语境的释义，言语行为理论成为语用学的基础理论之一。可以说，是“人”在语言与世界的关系中的位置回归，使语用学蛰生。

（三）塞尔对言语行为理论的发展

然而，奥斯汀所强调的并非“人”，而是人所存在的语境。真正把“人”作为思维和意义建构的主体，置回于他理应存在的位置上的人是哲学家赛尔。

奥斯汀对施事行为的分类，虽缺乏明确的标准，但他的“以言行事”的观点却是言语行为理论的基础。赛尔继承并发展了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在奥斯汀的分类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分类，并提出了著名的间接言语行为理论。赛尔（1976）指出奥斯汀的分类的不足之处，并找出了不同的言语行为相互区别的12个侧面，其中最重要的是：言外之力（illocutionary point），适从向（direction of fit）和所表达的心理状态（expressed psychological state）。赛尔（1969）认为使用语言就像人类许多其他的社会活动一样，“是一种受规则制约的有意图的行为”。[14]（P16～17）根据赛尔的观点，语言实际上是“人”自行规定的活动，并且是有“人”各自的意图的活动。除表达“人”各自的意图而外，言语行为的“适从向”以及“心理状态”应充分思及“利他”的初衷和心理需求。虽然“思想家们关注的焦点是‘利他’的动机与行为之间的关系，开始讨论不同动机所产生的行为”，[18]（P40～41）虽然此处的“利他”仅限于满足语言听众的心理需求，而无疑，这是语用学源起的心理需要。

（四）格莱斯的“会话含义理论”

哲学家格莱斯把意义区分为“直说的内容”和“含蓄的内容”，并认为“隐含而未直白的内容”与行为有关。所谓直说的内容，是指话语的意义只需要进行表层的理解，并不传递意图；含蓄的内容是“用意”，话语的意义不能只能停留在表层去理解，含蓄的内容是传递说话人的意图。例如，“It’s cold here”，字面含义是“冷”，其“含义”可以传递说话人希望听话人关窗、开暖气或希望离开此地等意图。格莱斯认为，说话人发出一个言说具有“含义”或“用意”， 当且只有当说话人发出的言说试图在受话人那里引起某种效果，受话人理解了说话人的意图并使该意图真正地实现。格莱斯认为，在交流过程中，交际者的交流意向是他们之间的一种共识，具有共识是交流成功的重要前基。这说明，在日常语言中，句子的意义并不等于它们的命题内容，以逻辑语言抽象而出的真值与日常话语中的逻辑概念也并不完全对等。例如：“她怀孕并结婚了。”和“她结婚并怀孕了。”两个句子真值条件相同，但句子含义不同。格莱斯研究的重点在于“非天然意义”， 即非字面意义或字面以外的意义，需要依据语境对话语进行语用分析而得。

格莱斯认为，在正常情况下，交际者在交谈时都遵循着一个原则，即相互配合。交际者在参与交谈时应说符合你所参与交谈的时机和公认目的或方向的话，这就是他提出的言语交际的会话合作原则（Cooperative Principle），其中包括量的准则、质的准则、关系准则和方式准则[19]。格莱斯认为，交际者在言语互动中须互相合作，合作使交际直接而高效。然而，交际者往往在交际过程中违反某些准则。例如：“A：电话响了。”“B：我在刷牙。”B的回答听起来是所答非所问，违法了关联准则，实则是说明不能去接听电话的原因。此时，B的回答究其合作的层面来看，不合作是表相，而合作才是真象。 因此，违反了某一准则的合作方式，正是非天然意义的潜伏点，这也是推导“会话含义”的语用分析程序。

格莱斯在假设合作原则成立的基础上，效仿康德的量、质、关系和方式这四个哲学范畴，进一步区分了四项基本准则。该哲学理论启动了语用推理模式，扩大了人类语言的“意义”的范畴，进一步巩固了元语言在哲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为语用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哲学由本体论转向认识论，再转向语言从而研究语言的意义以及语言与世界的关系―哲学一直都在不断地追寻真理。随着奥斯汀、赛尔和格莱斯等哲学家对语言意义的不停探寻，“人”的意向因素回归哲学，语用的语义成为哲学于语义新的中心。语义的语境化、语义的意向性变成语义的真理所在，并催生了语用学。

本文对语用学的哲学源生背景进行了梳理，发现哲学在其发展进程中，在语言与世界关系的探讨过程中，“人”的因素有着由缺位到归位的过程。语用学的蛰生主要源于“人”在“语言与世界”的关系中的位置回归。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论，奥斯汀的“以言行事”以及塞尔继“以言行事”之后的言语行为理论，以及格莱斯的合作原则理论，语言哲学最终成为一种在哲学界可以独树一帜的学科、并独立于语言学的哲学理论， 进而直接导致了语用学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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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哲学观论文篇9

20世纪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被称为是现代哲学的一场革命，从此西方哲学从认识论哲学转向语言哲学，语言哲学成为第一哲学。哲学研究的主题从“自我”转向了“语言”，哲学研究的内容和形式也从“思维”、“意识”、“主体”转到了“语言”、“意义”、“逻辑形式”，从概念思辨体系研究转向了对自然语言的本质、意义和应用的研究。维特根斯坦(以下简称维氏)的语言哲学观，从重视理想逻辑语言的研究转向了日常语言范畴的分析，对言语行为理论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维氏后期语言哲学观中的言语行为思想

维氏的语言哲学前期关注语言与逻辑的关系，后期关注语言与日常生活的关系。维氏后期的语言哲学观对日常语言学派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日常语言分析的转向。维氏后期的思想对他前期哲学观点进行了系统的批判，他断定语言和世界都不具有任何本质结构，反对命题是事态或实事的逻辑图像，认为语言由各种各样的语言游戏组成，而语言游戏根植于生活形式之中，哲学家的首要任务是研究日常语言的实际用法。这里的语言实际用法，指的是语言在实际日常生活中的使用。他认为语言哲学的目的不是研究“理想语言”，而是研究实际语言现象，研究日常语言的功能。维氏在他的《哲学研究》一书中这样说道：“我们站在光滑的冰面上，那里没有摩擦，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条件是理想的，但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无法行走。我们想走，我们就需要摩擦。回到粗糙的地面上来吧!”(窑)维氏后期开始放弃对理想语言的研究，回归到对语言日常用法的研究上来。

维氏认为一个词的意义就是它在语言中的使用，他的日常语言哲学观推翻了索绪尔等人确立的“语言”的统治地位，把抽象的语言转化为各种不同形式的、具体的语言游戏，即“言语”活动。

2、语言游戏说。维氏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上半叶就提出了语言游戏说，他把语言及其语言相关活动所构成的整体行为活动称为语言游戏，这是维氏后期理论的核心，也是他把语言和游戏相比较得出的结果。在维氏看来，语言是人们用来传递信息的手段，是一种活动或言语行为，而且是人类全部活动中的最重要的活动。语言游戏说的提出是维氏对其前期哲学思想——《逻辑哲学论》中意义图像理论的扬弃。意义图像理论认为世界最终是由简单的对象组成的，而且这些对象之间能够以特定的方式相联系。维氏后期认为逻辑分析不能用来确定语词和语句意义，因为语言是一种实际使用活动，是一种游戏，只有在语言游戏中或者通过做语言游戏才能掌握语词的用法，从而把握语词的意义。语言的意义不再是某种实体，而是语言的功能和性质，语言的意义应由语言的日常使用来决定。

维氏认为语言游戏的种类是无限多样的，它主要表现在一词多义的普遍现象上，不同的语言游戏之间不存在完全相同的特点，只有部分特征的相似，这就是维氏提出的关于各种语言游戏之间存在“家族相似”的论点。现在看来，在日常语言的使用中各种事物之间既不存在绝对的相同，也不存在绝对的差异，而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人们可以不同的方式说出某种请求。维氏在《哲学研究》中考察的语言是动态中的语言，即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语言，他认为不同的生活形式就会带来与之相对应的不同的语言游戏，“想象一种语言就叫做想象一种生活形式”。

语言游戏具有游戏的规则，没有规则就没有语言游戏，因此使用语言必须遵守语言规则。不同的规则产生不同的语言游戏，也会产生不同的语言意义。语言游戏说从根本上否定了从语言与实在的一一对应关系中寻求意义的观念，强调语言本身就是一种活动。他把语言与活动紧密联系起来。把对语言本身的分析转向对言语行为的分析，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维特根斯坦后期语言哲学观已经体现了言语行为理论的思想。

二、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网站

作为语言分析哲学日常派的奠基者和主要代表人物，英国哲学家奥斯汀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了维氏后期的语言哲学思想。奥斯汀从人类的行为角度诠释人类语言的性质和功能，提出了言语行为理论。他把言语行为看成是意义和人类交流的最小单位。但是他反对维氏的有关语言的使用方式是无限多样的观点。他认为语言的使用方式是有限的，并对他们进行了详细的分类和概括。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阐述了以言行事、把语言看作行为的观点，强调语言表达的主要作用就是完成各种言语行为。人的精神的意向性和意识的意向性是言语行为的产生基础，说话者意识的意向性决定其言语行为，言语行为是实现说话者意向的表达和传递手段。

奥斯汀提出的言语行为理论在研究对象、目标和方法等方面开辟了语言哲学的新领域，成为现代语用学的标志性理论。奥斯汀早期区分了表述句和施为句。认为表述句的功能在于断言或陈述事实，描述状态，报道事态，有真假之分；施为句的功能在于能够实施某些行为，如命令、请求、问候、感谢等等，不存在真假之分，但有适当和不适当之别。奥斯汀研究的重点是施为句，他认为施为句不描述、报道、断言任何东西，没有真假。说出一句话，就是实施一种行为，或是一种行为的～部分。他假设施事行为和施事动词一一对应，可是又无法列举出所有的施事动词，因此他根据以言行事行为的语力把施事行为分为五大类，即判定式、执行式、承诺式、阐释式、行为式。后来奥斯汀发现施为句和表述句并不能很容易地区分开，因为有些施为句像表述句一样也有真假之分，施为句的适当性与表述句的真假性不是一个绝对的对立关系，中间还有程度的差异。他还发现有些句子既不属于施为也不属于表述，而是表示对听话人的影响或带来的某种结果。正是由于这些问题的存在，奥斯汀继而提出了言语行为三分说，使言语行为理论进一步趋于系统化和精确化。

他把一个完整的言语行为分成三个层次：(1)说话行为。即用话语来表达或传达某种思想；(2)施事行为。指说话人通过话语实施或完成某种交际目的、意图的行为；(3)取效行为。即用话语来取得事后效应。奥斯汀还把说话行为进一步区分为三种行为：一是发声行为。即发出声音；二是发音行为。指发出符合某种语言习惯的音节和词；三是表意行为。指把发出来的音节和词按照语言规则构成有意义的话语。

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的不足之处在于：一是分类缺乏统一的标准，而且标准之间有重叠现象。二是奥斯汀把言语行为和言语行为动词等同起来，分类中列举的动词类别重叠。实际上，言语行为与言语行为动词并不存在完全对等的关系，这是因为并非所有的动词都是言语行为动词，完成言语行为也可以不用言语行为动词。三是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重点研究说话人的施事行为，对取效行为研究不够，同时忽视了交际活动中听话人的作用，因而也就难以解释社会交往中的语言功能。事实上，任何一个言语行为的实施都包含着交际双方的背景知识、语境知识、社会关系、心理状态、说话人的意向和听话人的推理能力等因素。在实际交往中，交际行为的成功与否，除上述因素外，交际策略也起着一定的作用。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对此却无暇顾及。四是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重归类，轻比较，分析有余，综合不足。

三、塞尔对盲语行为理论的发展网站

奥斯汀的弟子、美国哲学家塞尔在继承并修正奥斯汀的理论的基础上发展和完善了言语行为理论。塞尔不仅继承和修正了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而且把对言语行为理论和对话语意义的研究提升到对人类交际的研究。他认为使用语言就像人类社会的许多其它活动一样，是一种受规则制约的有意向的行为活动。他继承和发展了言语行为三分说，取消了以言表意行为，认为它与以言行事行为没有根本的区别。他用“命题行为”取代了以言表意行为，把言语行为分为四类：发话行为，命题行为，以言行事行为，以言取效行为。

塞尔提出了不同于奥斯汀的发话行为和命题行为这两个全新的概念。他在研究言语行为时把一句话的命题内容和它的施事行为联系起来。塞尔对语言功能的划分比奥斯汀的划分更加深入和全面，但塞尔对奥斯汀的以言行事行为的分类提出了批评，他认为奥斯汀的分类只是对施为动词的分类，而不是对行为的分类。塞尔对言语行为进行了更为全面的考察和研究，把以言行事行为重新分为五类：即断定式、指令式、承诺式、表情式、宣告式。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的一大特征就是强调语句的意向性概念。在言语行为之中，说话者用语言符号表达意向，但是语言符号本身并没有意向性，它是由心智的意向性派生而来。因此，意向性是语言交流的一大特征。塞尔在强调意向性的同时，也十分重视言语行为规则的重要性，他认为意义是内在意向和外在言语行为规则相结合的产物，话语的意义不仅在于说话者的意向，还在于规则、约定、习惯等因素。

在言语行为理论发展阶段，塞尔提出了间接言语行为理论——即通过一个言语行为间接实施另一个言语行为。间接言语行为理论的提出使人们意识到语句的字面意义和话语意义不是一一对应的，一句话因语境不同可能同时具有多个话语意义，一定的话语意义也可以有多个句子形式来表达。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语句的字面意义和说话人的言外之意的关系问题，同时强调了语境和交际者双方共有的知识在理解话语时的重要性。

但是塞尔对施事行为的分类仍然有不足之处。第一，塞尔的分类前后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并不是像他所声称的那样分类建立在言语得体的条件之上。第二，塞尔提出了区分施事行为的十二大准则，但是在实际应用中只使用了其中的四个，这种做法让十二大准则失去了意义。第三，塞尔对言语行为的分类主要是从心理状态、适配范围和施事目的三个方面做出的，分类相互交错，如果换一个角度分析言语行为，就会有不同的分类。第四，尽管塞尔承认语境在间接言语行为的解释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他没有提出在不同的言语行为中，语境条件必须具体化，否则无法准确理解话语含义。第五，塞尔把言语行为的研究局限于人的心智，忽视言语行为是一种人类的社会交往活动的特点，忽视了言语行为的社会性。

四、梅伊的语用行为理论

随着言语行为研究进一步深入，语境、社会和文化因素进入了言语行为研究的领域。当代著名语用学家梅伊(Ja．cob．L．Mey)提出了一种全新的语用学理论。他把语用行为界定为语境化的适应性行为，把所有使自已适应语境或者是使语境适应自己的交际行为，都归类于语用行为。这些行为包括言语行为、间接言语行为、会话行为、非语言交际行为等。该理论十分强调语言的社会功能，认为语言同社会、文化、环境等密不可分，语用行为既产生于语境，同时又受语境所制约。梅伊的语用行为理论突出了交际行为的语境对语言使用的决定作用，强调语言交际是一种社会行为，社会在通过适当条件、规约、文化等方式发挥作用。

语用行为理论和言语行为理论的主要区别在于对“行为”一词的所指不同。语用行为理论的“行为”指主要通过语言进行的社会交往活动，包括说话、表情、动作等所有言语和非言语交际行为；而言语行为理论的“行为”则专指说话人的话语，即使用语言的行为。语用行为理论从语言使用和理解的角度，研究人们的交际自由、制约以及因此而决定的交际行为，把言语交际看作社团成员之间的社会文化行为，突出语境特别是社会、文化语境的重要作用。在语境中言语和非言语交际行为的地位是平等的。语用行为理论强调的是情景决定话语，即情景是第一位的，实际说出的话语是第二位的，因为施为行为和取效行为如何都最终取决于具体情景或语境。网站

语言哲学观论文篇10

20世纪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被称为是现代哲学的一场革命，从此西方哲学从认识论哲学转向语言哲学，语言哲学成为第一哲学。哲学研究的主题从“自我”转向了“语言”，哲学研究的内容和形式也从“思维”、“意识”、“主体”转到了“语言”、“意义”、“逻辑形式”，从概念思辨体系研究转向了对自然语言的本质、意义和应用的研究。维特根斯坦(以下简称维氏)的语言哲学观，从重视理想逻辑语言的研究转向了日常语言范畴的分析，对言语行为理论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维氏后期语言哲学观中的言语行为思想

维氏的语言哲学前期关注语言与逻辑的关系，后期关注语言与日常生活的关系。维氏后期的语言哲学观对日常语言学派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日常语言分析的转向。维氏后期的思想对他前期哲学观点进行了系统的批判，他断定语言和世界都不具有任何本质结构，反对命题是事态或实事的逻辑图像，认为语言由各种各样的语言游戏组成，而语言游戏根植于生活形式之中，哲学家的首要任务是研究日常语言的实际用法。这里的语言实际用法，指的是语言在实际日常生活中的使用。他认为语言哲学的目的不是研究“理想语言”，而是研究实际语言现象，研究日常语言的功能。维氏在他的《哲学研究》一书中这样说道：“我们站在光滑的冰面上，那里没有摩擦，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条件是理想的，但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无法行走。我们想走，我们就需要摩擦。回到粗糙的地面上来吧!”(窑)维氏后期开始放弃对理想语言的研究，回归到对语言日常用法的研究上来。

维氏认为一个词的意义就是它在语言中的使用，他的日常语言哲学观推翻了索绪尔等人确立的“语言”的统治地位，把抽象的语言转化为各种不同形式的、具体的语言游戏，即“言语”活动。

2、语言游戏说。维氏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上半叶就提出了语言游戏说，他把语言及其语言相关活动所构成的整体行为活动称为语言游戏，这是维氏后期理论的核心，也是他把语言和游戏相比较得出的结果。在维氏看来，语言是人们用来传递信息的手段，是一种活动或言语行为，而且是人类全部活动中的最重要的活动。语言游戏说的提出是维氏对其前期哲学思想——《逻辑哲学论》中意义图像理论的扬弃。意义图像理论认为世界最终是由简单的对象组成的，而且这些对象之间能够以特定的方式相联系。维氏后期认为逻辑分析不能用来确定语词和语句意义，因为语言是一种实际使用活动，是一种游戏，只有在语言游戏中或者通过做语言游戏才能掌握语词的用法，从而把握语词的意义。语言的意义不再是某种实体，而是语言的功能和性质，语言的意义应由语言的日常使用来决定。

维氏认为语言游戏的种类是无限多样的，它主要表现在一词多义的普遍现象上，不同的语言游戏之间不存在完全相同的特点，只有部分特征的相似，这就是维氏提出的关于各种语言游戏之间存在“家族相似”的论点。现在看来，在日常语言的使用中各种事物之间既不存在绝对的相同，也不存在绝对的差异，而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人们可以不同的方式说出某种请求。维氏在《哲学研究》中考察的语言是动态中的语言，即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语言，他认为不同的生活形式就会带来与之相对应的不同的语言游戏，“想象一种语言就叫做想象一种生活形式”。

语言游戏具有游戏的规则，没有规则就没有语言游戏，因此使用语言必须遵守语言规则。不同的规则产生不同的语言游戏，也会产生不同的语言意义。语言游戏说从根本上否定了从语言与实在的一一对应关系中寻求意义的观念，强调语言本身就是一种活动。他把语言与活动紧密联系起来。把对语言本身的分析转向对言语行为的分析，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维特根斯坦后期语言哲学观已经体现了言语行为理论的思想。

二、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

作为语言分析哲学日常派的奠基者和主要代表人物，英国哲学家奥斯汀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了维氏后期的语言哲学思想。奥斯汀从人类的行为角度诠释人类语言的性质和功能，提出了言语行为理论。他把言语行为看成是意义和人类交流的最小单位。但是他反对维氏的有关语言的使用方式是无限多样的观点。他认为语言的使用方式是有限的，并对他们进行了详细的分类和概括。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阐述了以言行事、把语言看作行为的观点，强调语言表达的主要作用就是完成各种言语行为。人的精神的意向性和意识的意向性是言语行为的产生基础，说话者意识的意向性决定其言语行为，言语行为是实现说话者意向的表达和传递手段。

奥斯汀提出的言语行为理论在研究对象、目标和方法等方面开辟了语言哲学的新领域，成为现代语用学的标志性理论。奥斯汀早期区分了表述句和施为句。认为表述句的功能在于断言或陈述事实，描述状态，报道事态，有真假之分；施为句的功能在于能够实施某些行为，如命令、请求、问候、感谢等等，不存在真假之分，但有适当和不适当之别。奥斯汀研究的重点是施为句，他认为施为句不描述、报道、断言任何东西，没有真假。说出一句话，就是实施一种行为，或是一种行为的～部分。他假设施事行为和施事动词一一对应，可是又无法列举出所有的施事动词，因此他根据以言行事行为的语力把施事行为分为五大类，即判定式、执行式、承诺式、阐释式、行为式。后来奥斯汀发现施为句和表述句并不能很容易地区分开，因为有些施为句像表述句一样也有真假之分，施为句的适当性与表述句的真假性不是一个绝对的对立关系，中间还有程度的差异。他还发现有些句子既不属于施为也不属于表述，而是表示对听话人的影响或带来的某种结果。正是由于这些问题的存在，奥斯汀继而提出了言语行为三分说，使言语行为理论进一步趋于系统化和精确化。

他把一个完整的言语行为分成三个层次：(1)说话行为。即用话语来表达或传达某种思想；(2)施事行为。指说话人通过话语实施或完成某种交际目的、意图的行为；(3)取效行为。即用话语来取得事后效应。奥斯汀还把说话行为进一步区分为三种行为：一是发声行为。即发出声音；二是发音行为。指发出符合某种语言习惯的音节和词；三是表意行为。指把发出来的音节和词按照语言规则构成有意义的话语。

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的不足之处在于：一是分类缺乏统一的标准，而且标准之间有重叠现象。二是奥斯汀把言语行为和言语行为动词等同起来，分类中列举的动词类别重叠。实际上，言语行为与言语行为动词并不存在完全对等的关系，这是因为并非所有的动词都是言语行为动词，完成言语行为也可以不用言语行为动词。三是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重点研究说话人的施事行为，对取效行为研究不够，同时忽视了交际活动中听话人的作用，因而也就难以解释社会交往中的语言功能。事实上，任何一个言语行为的实施都包含着交际双方的背景知识、语境知识、社会关系、心理状态、说话人的意向和听话人的推理能力等因素。在实际交往中，交际行为的成功与否，除上述因素外，交际策略也起着一定的作用。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对此却无暇顾及。四是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重归类，轻比较，分析有余，综合不足。 转贴于

三、塞尔对盲语行为理论的发展

奥斯汀的弟子、美国哲学家塞尔在继承并修正奥斯汀的理论的基础上发展和完善了言语行为理论。塞尔不仅继承和修正了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而且把对言语行为理论和对话语意义的研究提升到对人类交际的研究。他认为使用语言就像人类社会的许多其它活动一样，是一种受规则制约的有意向的行为活动。他继承和发展了言语行为三分说，取消了以言表意行为，认为它与以言行事行为没有根本的区别。他用“命题行为”取代了以言表意行为，把言语行为分为四类：发话行为，命题行为，以言行事行为，以言取效行为。

塞尔提出了不同于奥斯汀的发话行为和命题行为这两个全新的概念。他在研究言语行为时把一句话的命题内容和它的施事行为联系起来。塞尔对语言功能的划分比奥斯汀的划分更加深入和全面，但塞尔对奥斯汀的以言行事行为的分类提出了批评，他认为奥斯汀的分类只是对施为动词的分类，而不是对行为的分类。塞尔对言语行为进行了更为全面的考察和研究，把以言行事行为重新分为五类：即断定式、指令式、承诺式、表情式、宣告式。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的一大特征就是强调语句的意向性概念。在言语行为之中，说话者用语言符号表达意向，但是语言符号本身并没有意向性，它是由心智的意向性派生而来。因此，意向性是语言交流的一大特征。塞尔在强调意向性的同时，也十分重视言语行为规则的重要性，他认为意义是内在意向和外在言语行为规则相结合的产物，话语的意义不仅在于说话者的意向，还在于规则、约定、习惯等因素。

在言语行为理论发展阶段，塞尔提出了间接言语行为理论——即通过一个言语行为间接实施另一个言语行为。间接言语行为理论的提出使人们意识到语句的字面意义和话语意义不是一一对应的，一句话因语境不同可能同时具有多个话语意义，一定的话语意义也可以有多个句子形式来表达。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语句的字面意义和说话人的言外之意的关系问题，同时强调了语境和交际者双方共有的知识在理解话语时的重要性。

但是塞尔对施事行为的分类仍然有不足之处。第一，塞尔的分类前后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并不是像他所声称的那样分类建立在言语得体的条件之上。第二，塞尔提出了区分施事行为的十二大准则，但是在实际应用中只使用了其中的四个，这种做法让十二大准则失去了意义。第三，塞尔对言语行为的分类主要是从心理状态、适配范围和施事目的三个方面做出的，分类相互交错，如果换一个角度分析言语行为，就会有不同的分类。第四，尽管塞尔承认语境在间接言语行为的解释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他没有提出在不同的言语行为中，语境条件必须具体化，否则无法准确理解话语含义。第五，塞尔把言语行为的研究局限于人的心智，忽视言语行为是一种人类的社会交往活动的特点，忽视了言语行为的社会性。

四、梅伊的语用行为理论

随着言语行为研究进一步深入，语境、社会和文化因素进入了言语行为研究的领域。当代著名语用学家梅伊(Ja．cob．L．Mey)提出了一种全新的语用学理论。他把语用行为界定为语境化的适应性行为，把所有使自已适应语境或者是使语境适应自己的交际行为，都归类于语用行为。这些行为包括言语行为、间接言语行为、会话行为、非语言交际行为等。该理论十分强调语言的社会功能，认为语言同社会、文化、环境等密不可分，语用行为既产生于语境，同时又受语境所制约。梅伊的语用行为理论突出了交际行为的语境对语言使用的决定作用，强调语言交际是一种社会行为，社会在通过适当条件、规约、文化等方式发挥作用。

语用行为理论和言语行为理论的主要区别在于对“行为”一词的所指不同。语用行为理论的“行为”指主要通过语言进行的社会交往活动，包括说话、表情、动作等所有言语和非言语交际行为；而言语行为理论的“行为”则专指说话人的话语，即使用语言的行为。语用行为理论从语言使用和理解的角度，研究人们的交际自由、制约以及因此而决定的交际行为，把言语交际看作社团成员之间的社会文化行为，突出语境特别是社会、文化语境的重要作用。在语境中言语和非言语交际行为的地位是平等的。语用行为理论强调的是情景决定话语，即情景是第一位的，实际说出的话语是第二位的，因为施为行为和取效行为如何都最终取决于具体情景或语境。

语言哲学观论文篇11

20世纪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被称为是现代哲学的一场革命，从此西方哲学从认识论哲学转向语言哲学，语言哲学成为第一哲学。哲学研究的主题从“自我”转向了“语言”，哲学研究的内容和形式也从“思维”、“意识”、“主体”转到了“语言”、“意义”、“逻辑形式”，从概念思辨体系研究转向了对自然语言的本质、意义和应用的研究。维特根斯坦(以下简称维氏)的语言哲学观，从重视理想逻辑语言的研究转向了日常语言范畴的分析，对言语行为理论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维氏后期语言哲学观中的言语行为思想

维氏的语言哲学前期关注语言与逻辑的关系，后期关注语言与日常生活的关系。维氏后期的语言哲学观对日常语言学派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日常语言分析的转向。维氏后期的思想对他前期哲学观点进行了系统的批判，他断定语言和世界都不具有任何本质结构，反对命题是事态或实事的逻辑图像，认为语言由各种各样的语言游戏组成，而语言游戏根植于生活形式之中，哲学家的首要任务是研究日常语言的实际用法。这里的语言实际用法，指的是语言在实际日常生活中的使用。他认为语言哲学的目的不是研究“理想语言”，而是研究实际语言现象，研究日常语言的功能。维氏在他的《哲学研究》一书中这样说道：“我们站在光滑的冰面上，那里没有摩擦，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条件是理想的，但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无法行走。我们想走，我们就需要摩擦。回到粗糙的地面上来吧!”(窑)维氏后期开始放弃对理想语言的研究，回归到对语言日常用法的研究上来。

维氏认为一个词的意义就是它在语言中的使用，他的日常语言哲学观推翻了索绪尔等人确立的“语言”的统治地位，把抽象的语言转化为各种不同形式的、具体的语言游戏，即“言语”活动。

2、语言游戏说。维氏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上半叶就提出了语言游戏说，他把语言及其语言相关活动所构成的整体行为活动称为语言游戏，这是维氏后期理论的核心，也是他把语言和游戏相比较得出的结果。在维氏看来，语言是人们用来传递信息的手段，是一种活动或言语行为，而且是人类全部活动中的最重要的活动。语言游戏说的提出是维氏对其前期哲学思想——《逻辑哲学论》中意义图像理论的扬弃。意义图像理论认为世界最终是由简单的对象组成的，而且这些对象之间能够以特定的方式相联系。维氏后期认为逻辑分析不能用来确定语词和语句意义，因为语言是一种实际使用活动，是一种游戏，只有在语言游戏中或者通过做语言游戏才能掌握语词的用法，从而把握语词的意义。语言的意义不再是某种实体，而是语言的功能和性质，语言的意义应由语言的日常使用来决定。

维氏认为语言游戏的种类是无限多样的，它主要表现在一词多义的普遍现象上，不同的语言游戏之间不存在完全相同的特点，只有部分特征的相似，这就是维氏提出的关于各种语言游戏之间存在“家族相似”的论点。现在看来，在日常语言的使用中各种事物之间既不存在绝对的相同，也不存在绝对的差异，而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人们可以不同的方式说出某种请求。维氏在《哲学研究》中考察的语言是动态中的语言，即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语言，他认为不同的生活形式就会带来与之相对应的不同的语言游戏，“想象一种语言就叫做想象一种生活形式”。

语言游戏具有游戏的规则，没有规则就没有语言游戏，因此使用语言必须遵守语言规则。不同的规则产生不同的语言游戏，也会产生不同的语言意义。语言游戏说从根本上否定了从语言与实在的一一对应关系中寻求意义的观念，强调语言本身就是一种活动。他把语言与活动紧密联系起来。把对语言本身的分析转向对言语行为的分析，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维特根斯坦后期语言哲学观已经体现了言语行为理论的思想。

二、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

作为语言分析哲学日常派的奠基者和主要代表人物，英国哲学家奥斯汀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了维氏后期的语言哲学思想。奥斯汀从人类的行为角度诠释人类语言的性质和功能，提出了言语行为理论。他把言语行为看成是意义和人类交流的最小单位。但是他反对维氏的有关语言的使用方式是无限多样的观点。他认为语言的使用方式是有限的，并对他们进行了详细的分类和概括。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阐述了以言行事、把语言看作行为的观点，强调语言表达的主要作用就是完成各种言语行为。人的精神的意向性和意识的意向性是言语行为的产生基础，说话者意识的意向性决定其言语行为，言语行为是实现说话者意向的表达和传递手段。

奥斯汀提出的言语行为理论在研究对象、目标和方法等方面开辟了语言哲学的新领域，成为现代语用学的标志性理论。奥斯汀早期区分了表述句和施为句。认为表述句的功能在于断言或陈述事实，描述状态，报道事态，有真假之分；施为句的功能在于能够实施某些行为，如命令、请求、问候、感谢等等，不存在真假之分，但有适当和不适当之别。奥斯汀研究的重点是施为句，他认为施为句不描述、报道、断言任何东西，没有真假。说出一句话，就是实施一种行为，或是一种行为的～部分。他假设施事行为和施事动词一一对应，可是又无法列举出所有的施事动词，因此他根据以言行事行为的语力把施事行为分为五大类，即判定式、执行式、承诺式、阐释式、行为式。后来奥斯汀发现施为句和表述句并不能很容易地区分开，因为有些施为句像表述句一样也有真假之分，施为句的适当性与表述句的真假性不是一个绝对的对立关系，中间还有程度的差异。他还发现有些句子既不属于施为也不属于表述，而是表示对听话人的影响或带来的某种结果。正是由于这些问题的存在，奥斯汀继而提出了言语行为三分说，使言语行为理论进一步趋于系统化和精确化。

他把一个完整的言语行为分成三个层次：(1)说话行为。即用话语来表达或传达某种思想；(2)施事行为。指说话人通过话语实施或完成某种交际目的、意图的行为；(3)取效行为。即用话语来取得事后效应。奥斯汀还把说话行为进一步区分为三种行为：一是发声行为。即发出声音；二是发音行为。指发出符合某种语言习惯的音节和词；三是表意行为。指把发出来的音节和词按照语言规则构成有意义的话语。

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的不足之处在于：一是分类缺乏统一的标准，而且标准之间有重叠现象。二是奥斯汀把言语行为和言语行为动词等同起来，分类中列举的动词类别重叠。实际上，言语行为与言语行为动词并不存在完全对等的关系，这是因为并非所有的动词都是言语行为动词，完成言语行为也可以不用言语行为动词。三是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重点研究说话人的施事行为，对取效行为研究不够，同时忽视了交际活动中听话人的作用，因而也就难以解释社会交往中的语言功能。事实上，任何一个言语行为的实施都包含着交际双方的背景知识、语境知识、社会关系、心理状态、说话人的意向和听话人的推理能力等因素。在实际交往中，交际行为的成功与否，除上述因素外，交际策略也起着一定的作用。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对此却无暇顾及。四是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重归类，轻比较，分析有余，综合不足。

三、塞尔对盲语行为理论的发展

奥斯汀的弟子、美国哲学家塞尔在继承并修正奥斯汀的理论的基础上发展和完善了言语行为理论。塞尔不仅继承和修正了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而且把对言语行为理论和对话语意义的研究提升到对人类交际的研究。他认为使用语言就像人类社会的许多其它活动一样，是一种受规则制约的有意向的行为活动。他继承和发展了言语行为三分说，取消了以言表意行为，认为它与以言行事行为没有根本的区别。他用“命题行为”取代了以言表意行为，把言语行为分为四类：发话行为，命题行为，以言行事行为，以言取效行为。

塞尔提出了不同于奥斯汀的发话行为和命题行为这两个全新的概念。他在研究言语行为时把一句话的命题内容和它的施事行为联系起来。塞尔对语言功能的划分比奥斯汀的划分更加深入和全面，但塞尔对奥斯汀的以言行事行为的分类提出了批评，他认为奥斯汀的分类只是对施为动词的分类，而不是对行为的分类。塞尔对言语行为进行了更为全面的考察和研究，把以言行事行为重新分为五类：即断定式、指令式、承诺式、表情式、宣告式。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的一大特征就是强调语句的意向性概念。在言语行为之中，说话者用语言符号表达意向，但是语言符号本身并没有意向性，它是由心智的意向性派生而来。因此，意向性是语言交流的一大特征。塞尔在强调意向性的同时，也十分重视言语行为规则的重要性，他认为意义是内在意向和外在言语行为规则相结合的产物，话语的意义不仅在于说话者的意向，还在于规则、约定、习惯等因素。

在言语行为理论发展阶段，塞尔提出了间接言语行为理论——即通过一个言语行为间接实施另一个言语行为。间接言语行为理论的提出使人们意识到语句的字面意义和话语意义不是一一对应的，一句话因语境不同可能同时具有多个话语意义，一定的话语意义也可以有多个句子形式来表达。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语句的字面意义和说话人的言外之意的关系问题，同时强调了语境和交际者双方共有的知识在理解话语时的重要性。

但是塞尔对施事行为的分类仍然有不足之处。第一，塞尔的分类前后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并不是像他所声称的那样分类建立在言语得体的条件之上。第二，塞尔提出了区分施事行为的十二大准则，但是在实际应用中只使用了其中的四个，这种做法让十二大准则失去了意义。第三，塞尔对言语行为的分类主要是从心理状态、适配范围和施事目的三个方面做出的，分类相互交错，如果换一个角度分析言语行为，就会有不同的分类。第四，尽管塞尔承认语境在间接言语行为的解释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他没有提出在不同的言语行为中，语境条件必须具体化，否则无法准确理解话语含义。第五，塞尔把言语行为的研究局限于人的心智，忽视言语行为是一种人类的社会交往活动的特点，忽视了言语行为的社会性。

四、梅伊的语用行为理论

随着言语行为研究进一步深入，语境、社会和文化因素进入了言语行为研究的领域。当代著名语用学家梅伊(ja．cob．l．mey)提出了一种全新的语用学理论。他把语用行为界定为语境化的适应性行为，把所有使自已适应语境或者是使语境适应自己的交际行为，都归类于语用行为。这些行为包括言语行为、间接言语行为、会话行为、非语言交际行为等。该理论十分强调语言的社会功能，认为语言同社会、文化、环境等密不可分，语用行为既产生于语境，同时又受语境所制约。梅伊的语用行为理论突出了交际行为的语境对语言使用的决定作用，强调语言交际是一种社会行为，社会在通过适当条件、规约、文化等方式发挥作用。

语用行为理论和言语行为理论的主要区别在于对“行为”一词的所指不同。语用行为理论的“行为”指主要通过语言进行的社会交往活动，包括说话、表情、动作等所有言语和非言语交际行为；而言语行为理论的“行为”则专指说话人的话语，即使用语言的行为。语用行为理论从语言使用和理解的角度，研究人们的交际自由、制约以及因此而决定的交际行为，把言语交际看作社团成员之间的社会文化行为，突出语境特别是社会、文化语境的重要作用。在语境中言语和非言语交际行为的地位是平等的。语用行为理论强调的是情景决定话语，即情景是第一位的，实际说出的话语是第二位的，因为施为行为和取效行为如何都最终取决于具体情景或语境。

语言哲学观论文篇12

中图分类号：B1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4-0088-02

一、维特根斯坦哲学思想综述

上世纪的头20年是维特根斯坦哲学的前期阶段，其思想主要来源于弗雷格和罗素，强调以逻辑构造世界，用逻辑分析的方法澄清命题的意义。对逻辑实证主义产生了深厚的影响，前期的代表作为《逻辑哲学论》（1921）。30年代之后他的思想发生重大转变，他部分地受到摩尔、莱姆塞以及19世纪的德国语言学家毛特纳等人的影响，注重正确使用日常语言，强调语言的不同用法和语言的约定性质，代表作为《哲学研究》（1953）。后期研究的实质是对语言和事实的区分，尤其是对日常语言的表达方式和用法的研究，注重语词的意义和应用。

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语言观前后期也发生了很大转变，前期研理想语言，认为语言是现实的逻辑图画，这些观点都严重脱离了生活形式；他在后期转向了研究日常语言，认为语言的意义重在使用之中，尤其是在日常生活的背景之下研究语言的使用，提出了重要的理论——家族相似性。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观表现在三个方面，分别为家族相似性、规则“悖论”和私人语言，他的这些语言观给现代哲学研究和语言研究带来了很大启发。

二、家族相似性的启示

维特根斯坦用家族相似性来界定语言游戏间的关系，把语言游戏的关系比作家庭成员的关系，描述了语言之间的相似性，但否认语言本质说。关于维特根斯坦批判语言具有本质这一点，国内外很多研究维特根斯坦的学者观点不一，但是家族相似性促成了认知语言学范畴化理论的产生，给语言学带来了新的研究视角，这一点儿无人能否定。

维特根斯坦说：“《逻辑哲学论》并不全错，它不像冒充钟的一袋破烂货，而是像一只不告诉你正确时间的钟”。这句话足以说明尽管他否定自己前期所提出的观点，但是也并没有完全抛弃。维特根斯坦的前后期哲学思想虽然迥然不同，但是并不意味着前后两种哲学的完全对立，不管是在主题还是表达思想的方式上，都存在很多相似性，主要表现在一下几个方面：（1）前后期哲学思想关心的主题如何用思想表达语言，尽管两者对语言的认识不同，但是这两种哲学都是对语言的批判。前期批判的是很多哲学家认为语言存在本质，并且澄清了命题意义的提出主要由于人们误解了语言本质；后期是对其前期语言观的批判，提出哲学的目的在于治疗人们由于误用语言而产生的理智疾病；（2）前后期的哲学思想都认为哲学是一种活动，彻底否定了传统哲学所认为的哲学是一种理论体系的看法。在前期，他把澄清命题意义看作一种活动，后期则把语言看作一种游戏；（3）前后期在处理哲学问题的方式上也有相似之处，维特根斯坦不认为哲学存在真正的问题，所有哲学当中存在的问题都是由于人们误用语言导致的，最终通过分析的方法消解了这些问题；（4）维特根斯坦前后两种哲学的相似之处在于看待形而上学的态度上，对于“可说的”和“不可说的”的看法上，还有在关于哲学和科学关系的问题上。维特根斯坦关于可说的东西可以显示的思想在他后期思想中得到了继续，后期思想显示了不可说的东西，在这一点上，其前后期思想存在内在的逻辑联系。

前后期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思想存在着一定的连贯性，后期并不是抛弃了前期的思想，只是转换了一种视角来观察和分析问题，两者之间存在深刻的家族相似性。

维特根斯坦在前后期形成了不同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哲学，但是前后期思想之间的连接点究竟是什么？或者说前后期思想的“家族相似性”是什么？

（一）前期维特根斯坦哲学的理论基础是关于意义的问题，这一问题也成为他后期哲学的出发点。他在《逻辑哲学论》中关心的中心问题是命题和词的意义是什么？对于这个问题，他和罗素的观点一致，认为词或名称的意义就是它所指的对象；同时也赞同弗雷格的看法，认为名称只有在命题的语境中才有意义，命题的意义在于它所描述的事实之间的关系。前期维特根斯坦认为意义问题与真假有着密切关系，而在中期则发生了转变，但是他仍然坚持：“一个词只有在命题的语境中才有意义”。并且他还明确指出：“一个命题一旦被解释为必然为真或为假的，那么它就是完全独立于实在的，因而不再行使命题的职责了”。在这个时期，对于语言的意义与外在对象的对应关系，维特根斯坦已经变得不再像以前那样坚信了，这种对应关系开始变得相对自由了。他的这种观点得益于威廉·詹姆斯的实用主义哲学，并且詹姆斯对于意识活动和经验现象的微观分析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维特根斯坦对于语言意义的认识，他将命题的意义由命题与外在事实的对应关系转变为命题与经验的关系，这样的转变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实用主义特征。

（二）关于意义的证实问题，在《逻辑哲学论》中维特根斯坦指出只有建立于逻辑规则基础之上的理想语言才符合世界的逻辑结构，然而这种观点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开始发生了变化，主要有表现为：1、维特根斯坦开始放弃早期的图象理论，从理想语言转向日常语言，注重语言的实际使用；2、扩大了命题的适用范围，把命题看作了与假设具有相同的含义，并且经常把这两个词交替使用。

以上是导致维特根斯坦思想发生转变的内在因素，也可以看作语言研究的一种视角的转换，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将视野转向了广阔的人类社会的语言世界。前期思想为后期理论的提出铺平了道路。

三、规则“悖论”的启示

维特根斯坦的规则悖论跟康德的“二律背反”一样，是乍看无奇却又无言以对，难以解答的。维特根斯坦认为遵守规则是语言游戏的不可或缺的条件。我们在玩儿一种游戏之前必须得先了解游戏的规则，不了解规则，就无法进行游戏。这个道理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在语言有中，并不需要先了解规则再进行游戏，规则只有在游戏当中才能得出。这样就产生了一个悖论：我们是在不知道规则的前提下进行语言游戏的，而又只能在遵守规则的条件下从事语言游戏。这说明了规则悖论的出现不是语言游戏和遵守规则之间的矛盾，恰恰是理性思考在语言游戏面前碰壁的结果。

以克里普克为代表的人把维特根斯坦的“规则悖论”看作类似于休谟式的怀疑论悖论，并进而将维特根斯坦看作一个怀疑论者。主要是因为克里普克认为维特根斯坦的规则悖论触及了包括逻辑和数学的人类理解的每一方面，休谟的怀疑论触及的仅仅是对于世界的经验和认识，他们在本质上没有区别。这种看法也遭到了以麦基（C.McGinn）为代表的很多哲学家的批评，他认为缺乏理由不是产生怀疑的必然前提，我们不能向怀疑论者证明我在思考，但是并不代表我不会思考问题。还有英国哲学家贝克和哈克在他们合著的《怀疑论，规则和语言》中对克里普克的错误观点做出了令人信服的分析，他们认为我可以知道什么行为符合什么规则，以及一种规则所应该采取的具体步骤。

维特根斯坦认为，行动的原因不能由规则加以确定，不是每种行动的原因都可以根据规则而得出。由此概括出，遵守规则是语言游戏的灵魂，也是一切人类行为的灵魂，继而成为人类社会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因而在语言游戏中要遵守规则，并根据规则的不同确定不同的语言游戏。正如任何游戏一样，语言不仅需要规则，而且是由规则决定的。遵守规则是语言游戏的核心内容，不遵守规则，语言游戏就无法进行。但是我们在使用语言也就是进行语言游戏时却意识不到规则的存在，遵守规则并不是语言游戏的组成部分。“我只是盲目地遵守规则”，但是这里出现了一个问题：这些语言游戏的规则是怎么获得的？换言之，是先有规则还是先有游戏。就像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一样，这里就出现了规则悖论。

我们可以说游戏决定规则，也可以说有什么样的规则就会有什么样的游戏，下棋游戏是由正在从事这种游戏的人决定的，而游戏规则是通过不断的从事这种游戏显示出来，人们通过反复的参与这种游戏，然后掌握规则。尽管语言游戏和语言规则孰先孰后我们无从知道，但我们要进行语言游戏必定要了解相应的语言规则，了解或掌握这些语言规则的前提条件是什么呢?维特根斯坦给出了两种不同的情形：在第一种情形下，游戏的规则和目的均已给某个人解释一遍，他掌握了这些规则，然后就可以进行相关的游戏活动；在第二种情形下，某人只是通过观察和操练就掌握了相关的规则，而从未直接学过这套规则。我们在语言的游戏中获得语言的规则，规则的获得离不开相应的语言实践，规则还随着语言游戏的变化而发生相应的改变。

所以，进行语言游戏必定要在游戏中遵守规则，也只有遵守规则才能从事语言游戏，二者密不可分，至于孰先孰后，就产生了规则悖论。

悖论是理性思考在语言游戏面前碰壁的结果，维特根斯坦认为解决悖论的关键在于参与到语言游戏中去，在语言游戏之外无法谈论遵守规则或违背规则。只有在语言游戏当中，语言的真正意义才能得到很好的理解，生活的价值才能真正体现，主要是因为语言游戏本身就是人们的一种生活形式。

维特根斯坦认为一切理论上的矛盾或悖论都只能在人类的习惯性活动中得到解决，基本类似于黑格尔对康德“二律背反”的解决。黑格尔利用理念的辩证运动解决了“二律背反”，而维特根斯坦将理念的运动变成了人们的实际语言活动，以动态的眼光看待悖论，把悖论放到运动或者活动中去解决。因此，维特根斯坦极其聪明地在毫无意识的情况下用辩证法化解了语言游戏中的规则悖论。

四、私人语言的启示

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说：“私人语言中的个体词指的是只有说话者知道的东西，指的是个人当下的私人感觉，别人不能理解这种语言”。所以“私人语言”具有下面几个特点：首先，这种语言的内容只有说话人自己才理解；其次，是说话者自己当下的私人感觉；然后它的参照系不是公共的可观察的对象；最后，这种语言的本质具有私密性和不确定性，无法和外人交流，甚至说话者自己都难以把握。根据以上几个特征，这种语言无法实现交流和沟通的目的，确切来说根本不能算作真正的语言。所以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表明私人语言存在的不可能性，并提出了著名的“反对私人语言的论证”（PrivateLanguageArgument）。

可以想象，只有说话者本人所理解的语言是极其荒谬的，这种语言隔绝了内在意识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关系，只是孤立地存在于内在意识范围之内，这与语言的公共性这一特征是相悖的。

维特根斯坦反私人语言是反对私下地表达个人感觉的可能性，私人语言出现的症结就是人们患上了误用语言的疾病。他的私人语言论证是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难题：人们是如何从直接的、私人的感性知识达到公共的知识的？这也是著名的“自我中心困境”。

关于私人语言的存在与否，有待进行深入研究，难道维特根斯坦的论证就是铁证吗？或者说按照维特根斯坦的推理，这些表示私人感觉的也就是当下感觉的词可能本身就是不存在的，就像理想语言的存在是不可能的一样。维特根斯坦反对私人语言的论证是对传统哲学观念的一种重要批判，传统哲学认为只有每个人自己的思维或语言才是最直接、自明和无可怀疑的。比如笛卡尔认为“我思故我在”，也就是把个人的意识状态看作最确定无疑的存在；康德认为私人语言能够成为客观的经验判断；现代经验论认为私人语言可以建构公共语言。以上证明私人语言的存在是近代哲学存在的前提之一。维特根斯坦对私人语言的攻击正是否定了近代哲学存在的前提。

五、结束语

维特根斯坦似乎是一位不像“哲学家”的思想家，其思想对于现代西方哲学的影响是深远的。江怡说过维特根斯坦是一位“重破不重立的哲学家”，这句话一点儿也不假，他的确不断地变换着“站立”的姿势，避免了因一只脚站立太久而僵硬，因为他总是改变自己对于哲学和语言的看法，用散文式的表达方式和思想风格终结了传统哲学，使人们重新认真思考人类文化之树的根——哲学。

对于维特根斯坦的研究，从国内外研究现状来看，是仁者见人智者见智，研究者从各个不同的视角对其思想进行阐释和比较研究，给当代语言学和哲学的发展前景带来了很大的启示。其前后期的思想观点的转变给后人带来了很大的启发，尤其是研究视角的转变。

参考文献：

\[1\]陈嘉映.语言哲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2\]范连义.从生活形式到语言习得——对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思想的一个参考\[J\].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08.

\[3\]韩秋红.西方哲学的现代转向\[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7.

\[4\]江怡.分析哲学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