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化学论文篇1

二、我国海洋文化研究现状

近年，“文化热”在我国方兴未艾，海洋文化实际上也是一种地域文化，因而也受到一定重视，在开发海洋、发展海洋产业热潮中，海洋文化也被列入其中。广东省炎黄文化研究会主持过五次海洋文化学术研讨会，出版海洋文化论集，不少学者提出“时代呼唤开拓海洋文化研究”[3]。在这片呼吁声中，海洋文化成果相继涌现，据《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资料，1979年以来，发表在各类期刊上海洋文化论文226篇。专门性学术著作也渐见问世，如曲金良主编《海洋文化概论》[4]、宋正海著《东方蓝色文化——中国海洋文化传统》[5]、徐晓望著《妈祖的子民——闽台海洋文化研究》[6]。但这些论著，不但数量少，而且内容主要局限于文化学和考古学、历史学范围，包括我国海洋文明起源，海洋历史文化、海洋思想、海洋权益、海洋文学艺术[7][8]，以及航海史、造船史、渔业史、外贸史、科技史等所涉及海洋文化问题。而从文化地理，甚至范围更广一点人文地理学视野出发，研究海洋的文化地理论著，可谓凤毛麟角。检索美国“ProQuestDigitalDissertation”(PQDD)系统收入1861－2007年约170万篇高校博硕论文，也未见以海洋文化地理命名的论文，可以说海洋文化地理研究领域，还是一片荆棘丛生的处女地，有待她们的哥伦布们来开垦。

三、海洋文化研究内容

海洋文化研究的对象是海洋，这个占地球表面70％面积的最大地域单元，它的特性如著名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说“：大海给了我们茫茫无定、浩浩无际和渺渺无限的观念；人类在大海的无限里感到自己底无限的时候，他们就被激起了勇气，要去超越那有限的一切。大海邀请人类从事征服，从事掠夺，但是同时也鼓励人类追求利润，从事商业。平凡的土地、平凡的平原流域把人类束缚在土壤上，把他卷入无穷的依赖性里边，但是，大海却挟持着人类超越那些思想和行动的有限的圈子。从事贸易必须要有勇气，智慧必须和勇敢结合在一起。这种超越土地限制、渡过大海的活动，是亚细亚各国所没有的。”[9]虽然黑格尔在这里否定了亚洲具有海洋文化，但他对海洋文化和大陆文化的区别、海洋文化的本质和内涵是作了深入分析的，故200多年来，这个论断被人们反复引用，特别是海洋环境对海洋文化产生的作用和肯定海洋文化的商业性，已成为不刊之论。从这个文化视角来观察海洋文化地理研究内容，大致可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一）海洋文化赖以产生的历史地理基础

恩格斯说“：如果地球是某种逐渐生成的东西，那么它现在的地质的、地理的、气候的状况，它的植物和动物，也一定是某种逐渐生成的东西。它一定不仅有在空间中互相邻近的历史，而且还有时间上前后相继的历史。”[10]海洋文化也是如此，与任何一个区域文化面貌一样，总是由多种多样的元素长期作用形成的。这包括了自然、政治、历史、技术、经济、心理等元素的特定历史过程的产物。创造海洋文化的主体是人，人主要生活在大陆，所以海洋文化必须以大陆为依托而产生，由此决定研究海洋文化也必须同时研究大陆环境，而不仅仅是研究海洋环境。大陆与海洋环境的统一或者综合，加之它们各自历史过程，共同构成了海洋文化生成的历史的地理基础。

（二）作为海洋文化经济基础的理论总结

举凡人类涉及海洋的一切经济活动，都属海洋文化的经济基础。这包括海洋交通、海洋商业、海洋矿业、海洋工业、海洋手工业、海洋渔业、海洋种植业等[11]。海洋文化是在这些经济基础上产生的，但这些经济基础并不等于海洋文化。海洋文化凝聚了这些经济基础的科技成果，是在这些基础上产生的理论总结、规律性升华、更多的具有理性层面的原理、价值等，而不囿于这些产业本身的研究和表述。例如海洋交通作为一项产业，涉及海洋经济众多领域，但从海洋文化立场，只研究与之相关密切的造船技术、航海技术、导航技术，以及航线、港口的技术进步水平，反映某个时代海洋交通的科技成果，以有别于海洋交通经济所注重的交通成本、货流结构、经济获益及其分配等。海洋文化与它有联系，但不能取代和混为一谈，否则海洋文化覆盖范围过广、外延过大，也就失去自己的内涵。

（三）海洋文化的社会结构和景观

创造海洋文化的主体是社会人类群体，包括农、渔、商、工、军人等，形成海洋文化的社会结构。他们各有自己的职业、行为、性格等，成为海洋文化景观重要组成元素。沿海居民“以海为田”，从事海产采集、捕捞或围垦海涂为田，是海洋农业文化主体；在海上漂泊，以舟楫为家宅的海上蛋民，作为一个特殊群落，生产生活方式皆以海洋展开，婚姻、习俗等都异于陆上居民，文化景观自成一体。岭南商帮集团，既浪迹天涯，遍设会馆于神州大地，也“以海为商”，把生意做遍全世界，成为最富冒险、超越精神文化的一群，并以此区别于我国徽商和晋商。南海中有些海岛长期为“海盗”盘踞，其中不少是失地农民，无以为生，飘泊岛上，靠打劫往来商船为生。他们桀骜不驯，敢与官府对抗，引导得当，可成为反封建、反殖民主义的坚强力量，同样是海洋文化一个载体。举凡这些涉及海洋的人群，包括他们的社会分层、家庭、家族构成、文化禀赋、生活习俗等文化景观，无不彰显着海洋文化的品格及其与地理环境关系，列入海洋文化地理研究内容。

（四）海洋精神文化和景观

海洋精神文化即狭义海洋文化，包括人类对海洋的崇奉、海洋神话、信仰、宗教、戏剧、艺术、歌谣、舞蹈等，它们都与海洋文化的传承有密切关系。例如华侨作为海洋文化一个特殊群体向海外漂泊、开拓，使中华文化，特别是岭南文化在海外弘扬、绵延、传播，为中国海洋文化在五大洲取得一定地位做出积极贡献。故华侨文化的语言、建筑、风习、生活方式等文化景观也属海洋文化范畴。又如南海神、妈祖、雷神、北帝崇拜等，已成为沿海地区一种风俗活动，其景观研究是海洋风俗地理一个重要内容。

（五）海洋制度文化与空间分布

海洋茫无际崖，人类活动多处于漂流、自由状态，不易约束。海洋生活的这种特殊性，需要法律制度加以规范。翻开海洋史，海盗出没，劫掠客商之事时有所闻。毋论古代或近代，实际上在原始资本积累时期，欧洲殖民主义者在亚洲、非洲、美洲洋面所作所为，多为海盗行为，几无法律可言。随着海洋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地位日益凸显，尤其是海底油气资源的发现和开采，海洋权益争端成为当今世界不安的一个根源。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通过和后来的实施，特别是200海里专属经济区的划分，使临海国家在海洋权益上的矛盾和争端日趋复杂尖锐，所以临海国家自定海洋法规与国际海洋法规之间的不整合，更需要通过平等协调方法解决。我国海洋法制的建设严重滞后于大陆法制建设，也同时面临着与国际海洋法的对接等问题，所以海洋制度文化的研究，迫切地摆在海洋文化研究者面前。大海的波涛，造就了沿海百姓剽悍的民风。不少志书都说生活在海边的古越人好斗轻生，一言不合，即使父子之间也拳脚相向。有人指出“：湛江沿海地区村斗之多，在中国是罕见的。村斗不管出自何因，同姓人都赶来助斗，往往酿成几千人手持凶器，你死我活的大厮杀。造成严重伤亡的村斗，在历史上例不胜举。”[12]这种现象在沿海地区带有普遍性，其深层根源仍是法律意识薄弱，无视或蔑视法律所致。无论何种海洋制度，它们的实施都有一定空间范围，如《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规定专属经济区，从制度文化而言，即属功能文化区，有确定边界；某种商品进出口也有规定流通地区，故不少海洋制度文化所及地区，实际是一种功能文化区，为海洋文化地理主题之一。

（六）海洋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

在海洋文化发展的长河中，留下许多宝贵的海洋文化资源，既有物质形态，也有非物质形态，都蕴含有丰富的科学、哲学、文学、艺术等价值，可为海洋科技史、海洋自然哲学史、海洋文学史、海洋艺术史等研究，沿海城市和区域开发、海洋观光旅游，以及其他各项海洋开发事业提供决策上重要参考。例如已在南海阳江海域上出水宋代沉船“南海1号”的综合研究，就有非同寻常的科学价值。前些年发现珠海高栏岛宝境湾摩崖石刻，保留了许多至今未解古越人活动文化信息，有待人们破译。珠三角经济起飞，深圳、珠海经济特区崛起，港澳经济领先、法制观念深入人心等许多人文社会现象，都需要从它们的文化海洋性上找根源；而它们的发展规划，更需要从它们海洋文化宝库中借鉴经验和教训。至海洋风光之胜，海洋魅力之强，更是发展海上旅游、振兴海洋产业的有力杠杆。这都展示了海洋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的潜力非常巨大、实用价值很高，是海洋文化地理应用研究一个重要领域。

（七）海洋文化区域分异

海洋虽然是一个整体，不像大陆那样有山川分隔，人文景观不一，区域差异了然在目。但海洋文化所依托的大陆不同，特别是各海区所属人类对海洋认识、开发利用历史早晚、方式方法、创造物质财富形态、景观有异，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海洋制度、精神文化也各具特色，并且一切海洋文化都涉及到它们的空间结构与地区分布问题。要弄清海洋文化现象这些空间分布特点和规律，必须借助海洋文化地域分异研究，即划分海洋文化区。海洋文化区综合地反映了海洋文化形成环境、历史过程、景观特色、海洋文化传播和海洋生态文化等一系列特色在空间上组合表现，应视为海洋文化区域研究的高峰和终结，在海洋文化地理上具有不可替代意义。例如南海周边临海居民分为广府、福佬、客家民系，他们对海洋依赖、开发利用方式、成果等有较大差异，有论者认为可以划分为粤东、珠江口、粤西南、海南岛、北部湾、南海诸岛六个海洋文化区。透视这种分区，可以深刻理解南海海洋文化在各海区特点和地域分异规律，不但具有重要学术意义，而且对当地社会经济发展也提供了决策上重要参考。近年珠三角经济崛起全国，并成为全球产业转移一个中心，其中一个强大因素即为珠三角拥有岭南文化海洋性最大优势，故能在地区竞争中遥遥领先，且立于不败之地。基于此，海洋文化区域分异研究，无论对南海还是其他海区，都是一个必不可少的长期的研究任务。

四、海洋文化特质与海洋环境关系

文化史专家冯天喻先生指出“：文化的实质性含义是‘人类化’，是人类价值观念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的对象化，是人类创造的文化价值，经由符号这一介质在传播中的实现过程，而这种实现过程包括外在文化产品的创造和人自身心智的塑造。”[13]简而言之，文化特质是指文化的价值，它一方面体现了自然界在人类创造文化过程中的作用和变化，另一方面也蕴含了人类自身性质、内在特点及其变化，是两者紧密关联和互动的产物。文化特质的这一界定，用于大陆文化，是大陆自然资源和环境对文化产生的参与，另外更为重要的是人类在其中的能动作用，最后制造出来的文化产品，体现了自然和人类活动的统一。而海洋是没有自然界限，因而是世界性的。有人据此认为海洋文化是世界性的文化现象[14]。然而，海洋文化到底要依托大陆而产生，无论大陆或海洋某一部分，都有自己环境和资源特点，这不能不影响到海洋文化同样有地域个性。但海洋文化的共同性和特殊性相比较，前者毕竟是第一位的。广西民族大学徐杰舜先生把海洋文化基本特征归结为外向性、开放性、冒险性、崇商性、多元性[15]，看来是十分精到的。但恰如郦道元《水经注》曰“：水德融和，变通在我。”还应加上一个包容性或兼容性。研究这些特质与海洋环境关系，也是海洋文化地理一个不可或缺内容。

（一）外向性

作为海洋文化载体或介质，海水永远处于无休止的运动中，处于从不间断的流动中。人类必须适应海洋这种属性和环境来进行创造海洋文化活动。因海水不停顿地在一个海区与另一个海区之间交换，具有稳定的外向运动特点，所以海洋文化也从它产生的海区或大海边缘向外传播。特别是在交通不发达的古代，海洋是人类往来的重要通道，文化交流藉此而发生，这比大陆要容易得多，这也决定了海洋文化的外向性特质。古代孤悬海外的海南岛，不但沿岛居民生活资仰于海洋，而且深处五指山区的黎人，也以输出槟榔、椰子为经济来源。宋人王象之在《舆地纪胜•琼州》指出“：琼人以槟榔为命，岁过闽广者不知其几千百万也。又市舶门曰‘：非槟榔之利，不能此一州也。’”槟榔文化支持了海南经济发展，是海洋文化外向性一个范例。

（二）开放性

海洋是一个大系统，这个系统下的某个海区、海岛、海湾、海峡、海岸带等都是它的子系统，不但在这些大小系统内不断进行物质和能量交换，以维持各自生存、运动和平衡，而且在海洋和大陆之间，也发生同样的过程，舍此海洋文化不能产生，这就决定了海洋文化必定是开放性的。另外，只有依靠这种开放性，海洋文化的结构、功能、景观等才不断得到调整，其文化势能、动能得以消长，产生势位差，形成文化运动，即文化交流，产生文化区域效应，推动社会经济发展。海洋文化这种开放性，是它优越于大陆文化特质之一。日本是个资源贫乏的岛国，完全依赖海外资源、技术等发展起来，海洋文化为其立国之本。亚洲“四小龙”（香港、新加坡、台湾、韩国）或为海岛、或为半岛，同样敞开自己的大门，吸纳四海各种资源，充实、壮大自己，在世界经济版图上赢得一席之地。

（三）冒险性

海洋风波险恶，变幻莫测，历被视为畏途。宋代坡过琼州海峡，“舣舟将济，股栗魂丧”[16]，直到海上交通颇为发达的明代，据正德《琼台志•杂事》说，进入海南的人“稍有识者，当少知避”，琼州海峡仍是一道巨大障碍。近现代航海技术进步，但要超越海洋，仍有许多风险。在这种海洋环境下创造的海洋文化，冒险性是它的一个显著特征。明清时期，海上走私贸易十分兴旺，实际上这些商人集团不少是海盗式的，一方面出于武装自保，另一方面则是为了掠夺。史称明嘉靖年间“闽广徽浙，无赖亡命，潜匿倭国者，不下千数，居成里巷，街名大唐，有资本者则纠倭贸易，无财力者则联夷肆劫”[17]。鸦片战争以后，“自外夷通商以来，商船大半歇业，前之受雇于访商者，多以衣食无资，流而为匪”[18]。所以海洋文化中冒险性，就是指海上活动要有冒险心态，不惜以生命为代价的价值观，以及敢于面对大海、挑战大海的大无畏精神。研究这种冒险性产生地理环境、社会基础、景观特色等，构成海洋文化地理一个必要组成部分。

（四）崇商性，或曰重商性

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谈到西方海洋文化，实际就是海上贸易，说中国没有海洋文化，没有分享海洋赋予的文明，也就是缺少海上贸易。这种悖论，虽不足取，但也说明，海上贸易确是海洋文化一个最主要的内涵。海上贸易不仅发生在沿海，而且穿过海洋腹地，抵达远方港口，是最富于商业性、冒险性的活动，因而是海洋文化一个不可或缺的研究内容。岭南人自古以来，从物质形态到精神形态都充分表现出对商品的价值取向。广州是中国历史上历时最长外贸中心，唐代有著名“广州通海夷道”，宋代与40多个、元代与140多个国家和地区通商，明清时形成近乎全民经商狂热。屈大均《广东新语•事语•食语》说广东“无官不贾，且又无贾不官”，“民之贾十三，而官之贾十七”，“儒从商者为数众多”，“而官之贾日多，遍于山海之间，或坐或行，近而广（东）之十郡，远而东西二洋，无不有也”。近年改革开放，广东商品经济大放异彩，一方面是“广货”节节北上，另一方面大批岭北人南下，形成“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时代潮流，将各种地域文化带进广东，使广东文化景观非常丰富多彩，即为岭南海洋文化重商性在当代一种折射。

（五）多元性

《易》曰“：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大海相互沟通或与江河对接，接受多种文化成份，兼收并蓄，融会贯通，形成多元文化特质。岭南文化的海洋性，除了缘于南海海洋环境，主要还有假道南海传播而来的海外印度文化、波斯文化、阿拉伯文化、近世西洋文化等，既相互融合，又和而不同、共生、同存、共荣，形成一种复合型文化，其多元性甲于内地许多地域文化。当然，多元性并不是海洋文化所独有的，许多地域文化都有这种特性，但海洋的宽广无涯、强大亲和力等环境性质，却是大陆难以相比的，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海洋文化更富有多元性也是不争的事实。香港、澳门作为中西文化交流中心，其文化的多元性既是一个背景，也是这种交流的一种结果，都与它们的海洋文化环境息息相关。

（六）包容性（兼容性）

海水有溶解万物的自然属性，且不停地流动、交换。海洋这种作用可以将不同地域、民族文化在海水所到之处找到自己的位置、能够相互容忍、自由地发展，并相互交流、整合，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状态，这就是海洋文化的包容性。岭南文化发展史上，绝少出现因文化特质差异而发生重大冲突、对抗事件。自明末西风东渐以降从西方传进被北方一些人喻为“奇技淫巧”的科技文化到近年改革开放传进新鲜事物，无不如此。相反，一些大陆文化因缺乏包容性而凸显、强化了它们的排他性，结果由文化冲突导致政治、军事冲突。中东地区近年暴力事件不断，从深层根源来说，与文化的排他性不无关系。实际上，海洋文化这些特质，都是一个整体，相互之间不但可以沟通，而且相互影响。上述外向性与开放性的关系如此，多元性与包容性的关系也一样如此。又海洋文化主要以海上商业贸易为主流，商品生产和流通具有强烈的外向性和扩张性，目的是追逐利润，由此必须要有勇气、有胆识、有谋略去挑战大海，渡过惊涛骇浪，航行到利润所在一切地方，为此，也必然要承担风险，所以海洋文化的冒险性与生俱来。在商业贸易背景下，商品价值观念、交换观念、竞争观念等深入民心，崇商性也就成为海洋民族最为本质的一个文化个性。

海洋化学论文篇2

中图分类号：

F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3）20-0050-02

城市营销学，是地理学、政治学、社会学、城市科学、产业经济学、营销学等多学科相互交叉渗透的产物，是一种新型的管理理念。其核心就是将城市的各种资源以及所提供的公共产业或者服务以现代市场营销丰富地向购买者兜售。

文化是城市的生命。城市文化发展对经济和社会都有积极贡献。经济贡献包括文化与产业的融合，可刺激消费、增加GDP，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实现产业联动，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增加就业机会、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社会贡献包括更新民众文化观念、提高民众素质、形成特色文化地区、营造城市文化氛围、提升城市形象和影响力。

随着城市营销实践和理论的发展，研究人员逐渐认识到，城市营销不只限于经济方面，也涉及诸如环境保护、地区形象建设、公共利益等内容。城市营销的内涵在于满足全方位的顾客需求，这就要求对城市营销的理解和研究不能只局限于经济范畴，为使城市营销持久高效，应充分意识到营销中的文化要素及其发挥的重要作用，注重丰富城市的文化内涵，让城市营销的对象（居民、投资者、旅游者、企业等）在获得城市产品和城市服务的同时，还能获得精神层面上的满足，从而树立起城市优秀的积极的正面形象。

大连市三面环海，是全国海岸线最长的城市，有着深厚的海洋文化底蕴。海洋文化是大连这座海滨城市的特色文化。海洋文化，作为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的构成部分和体系，是人类认识、把握、开发、利用海洋，调整人与海洋的关系，在开发利用海洋的社会实践过程中形成的精神成果和物质成果的总和，具体表现为人类对海洋的认识、观念、思想、意识、心态，以及由此而生成的生活方式，包括经济结构、法规制度、衣食住行、民间习俗和语言文学艺术等形态。从2003年开始，“打造文化大连”成为大连独有的城市文化品牌。大连要充分挖掘海洋文化资源，寻觅城市精神的文化内涵，努力建设开放型、国际型、合作型的海洋文化，从而进一步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建设。

虽然对于城市营销的理论框架还没有一个公认的权威，但是，综合众多学者的研究成果，城市营销的理论框架已经初显雏形。本文将使用4PS理论即产品策略、渠道策略、价格策略、促销策略进行展开，系统研究城市营销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1 海洋文化产品策略

海洋文化产品是海洋文化供应者提供给消费者的海洋有关的产品或服务，按是否以营利为目的可分为经营性和公益性文化产品。按产品属性可分为物态文化品，如海洋工艺品、玩具、服饰等；服务文化品，如广告、咨询、娱乐等；活动文化品如社区活动、运动比赛等；内容文化品如电影、书籍等；文化设施包括承载各种海洋文化品的场所和设施，包括剧院、电影院、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科技馆、体育场所。这些涉海产品在要在文化发展的导向和宏观规划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

2 海洋文化渠道策略

主要做好海洋文化建设的几个关键问题。首先，要努力争取各方面对海洋文化产业的扶持，支持和鼓励社会投资。要积极吸引国内外各类海洋文化建设专家和人才，整合本市涉海人才资源。要打造好有鲜明海洋文化特色的民间民俗文化艺术产品，同时也要抓好海洋文化理论研究和系列文化活动。要重组和调整海洋文化产业结构，创新和开发海洋文化新产品与新服务，大力发展具有知识产权和竞争力的海洋支柱产业，使海洋文化产业成为大连海洋经济发展的一个新增长点。

3 海洋文化价格策略

Burgess通过对英国地方政府和企业广告材料的统计分析，发现所有广告都竭力强调的两点城市形象：一是经济优势。区位和商业优势、可靠的劳动力、廉价的租金和政府政策提供的金融诱导以及政府与企业的合作意向等，都是宣传材料中竭力渲染的内容。二是生活质量。地区生活质量是通过一个地区的景观环境形象、人民和文化遗产方面的内容来反映。根据城市形象形成的规律，可以通过文化编码的方式策划出富有吸引力的良好城市价格定位。以此吸引目标群体，满足城市发展的需要。

4 海洋文化促销策略

第一种是利用广告进行宣传。首先是通过新闻媒体如电视、广播等影视手段做广告。其次是通过城市指南、宣传册、互联网页和期刊杂志上的广告进行宣传。西方城市广泛地开展着城市形象运动。他们通过新闻宣传媒体制作大量的广告，精心设计并印发宣传册子，竭力宣传自己具有某个大区域的地理中心和文化中心的区位。

第二种手段是利用重大事件制造轰动效应。通过重大事件，如全运会、足球锦标赛等重大体育赛事，涉海博览会、海洋有关国际会议，文化活动如海洋文化节、沙滩艺术节、大连国际服装节、电影节等，以及各种节日和贸易集市等进行宣传、交流。在宣传活动中，要强调大连城市的生活质量和浓厚的海洋文化，如城市狂欢节、沙滩盘球赛等体育赛事等。这些宣传手段对扩大海洋文化的宣传，提高城市的整体知名度，增强城市对外部投资的吸引力，吸引人们前往旅游观光，切身了解城市、体验城市，从而带动城市经济的发展。

第三种是提升城市生活和生产环境，塑造滨海现代城市景观，满足人们对生产和生活条件和环境的要求，建设一个适宜居家生活、企业发展、商务活动和旅游的海滨可持续城市。城市景观例如沙滩建设，海之韵广场和港湾桥等有海洋特色的景观修建等既可以被看作是大连城市形象重塑的一种体现。在海洋文化的建设中，城市景观起关键性作用。

总之，要重新审视、科学论证大连市海洋文化资源前景。大连是因海而生的，从产生之初就受到海洋文化的滋养，具有明显的海洋文化特色。就文化而言，大连文化是以齐鲁、东北、俄国、日本等文化为底蕴的复合型文化，彰显着海洋文化的多元化特征。海洋文化正是大连城市文化的灵魂所在。要打造好海洋文化，要充分挖掘、整理城市海洋文化的脉络，应用市场经济的眼光重新审视这些海洋文化资源，根据大连城市历史发展的自然景观、人文景观、区域经济环境等特质，通过系统分析、科学论证，对大连市的特质海洋资源进行合理配置，形成新的城市文化特色和海洋文化的新亮点。同时，只有创新观念，才能切实增强海洋文化的发展活力。大连市应从城市战略发展的高度，树立建设海洋文化名城的观念，无社会各界，都要立足岗位和实际求创新，力争将大连建成以“中外海洋文化交流的窗口、现代海洋文化人才荟萃的中心、海洋文化艺术精品的基地、海洋文化产品交易的市场”为主要内涵的国际海洋文化名城。

参考文献

[1]白长虹.从城市营销到城市文化发展[J].天津社会科学，2008，（2）：80-84.

海洋化学论文篇3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19-0214-02

为应对“21世纪是海洋世纪”的预测与挑战，海洋文化的研究近年来日益升温，海洋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海洋文学也开始进入人们的研究视野。“海洋文学”概念的首次提出是在1975年台湾的《大海洋》诗刊创刊号上发表了朱学恕撰写的创刊词《开拓海洋文学的新境界》。1987年台北角出版社出版了辅仁大学林耀德主编的《中国现代海洋文学作品选》。1998年底，台湾高雄市举行了“海洋与文艺”国际会议，所录论文集中有十篇左右以海洋为主题的学术论文，至此“海洋文学”作为一种新兴的特殊的文学种类正式进入学术界的研究视阈，越来越多的研究论文出现在海洋文化研究专辑中。2006年浙江海洋学院柳和勇主编的《中国海洋文化资料和研究丛书》（海洋出版社）包括了《中国古代海洋诗歌选》、《中国古代海洋小说选》、《中国古代海洋散文选》等，为以后的海洋文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资料。2008年在宁波举行了“海洋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会后将来自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瑞典以及国内20多所高校与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的论文加以遴选汇编成册为《海洋文学研究文集》，这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海洋文学研究领域的论文集，对以后的海洋文学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从上可知我国海洋文学的研究正逐渐走向深入，但是与之相应的海洋文学课程体系的建设和实践却尚未起步。语言文学携带着中国悠久历史文化的重任，起着传承民族文化、塑造人格构造精神的重要作用。我们应充分挖掘海洋文化的内涵，收集并讲授海洋文学作品，使当今大学生尤其海洋类高校学生受到海洋文学作品的熏陶，成为海洋文化学校建设的重要力量。根据调查，海洋高等教育的培养领域集中在水产、矿产、航运等传统技术方面，人文类的研究严重滞后，至今仍没有设立完善系统的培养海洋综合人才的海洋文学课程。由于缺少海洋文学、文化类学科及课程设置，文学这一民族文化综合载体与世界文化重要交流媒介的作用得不到充分呈现，这与培养创新型、综合型大学海洋人才的目标还有很大差距。海洋文学是海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海洋为叙述对象或直接描述航海行为以及通过描写海岛生活来反映海洋、人类自身以及人类与海洋关系的文学作品”。[1]按照体裁海洋文学包括神话、小说、戏曲、诗词、散文等，这些风格迥异的文学作品从不同侧面反映出一个国家海洋文化发展的历史轨迹，是海洋文化发展历程中的一面镜子。远古时代先民们面对浩瀚无际、变幻莫测的海洋想象出各种奇异神灵及仙境异域，创造出许多海洋神话传说，滋养了华夏文明，也构成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核。被奉为中国海洋文学历史源头的《山海经》不仅记载了海内外的神奇地域和事物，还保存有像夸父逐日、精卫填海、大禹治水等神话素材流传至今。《诗经》、《楚辞》以及诸子百家中海洋神话随处可见。孔子曾把海洋作为自己神往的理想境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孟子也将大海作为自己汲取人生哲理的源泉；老子曾言：“澹兮其若海”，“大国者下流”，意喻修道之人当静如深海、包容万物。先哲们的思想深刻影响着后世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他们对海洋与人生关系的探讨成为中国古代海洋文学重要的精神要义之一。后世历代文学作品不乏对海洋的文学性描写：汉朝东方朔的《海内十洲记》，班彪的《览海赋》，晋朝木华的《海赋》，韩愈的《南海神庙碑》，胡严的《望海》，清朝李汝珍的《镜花缘》、刘大的《海船》、沈之白的《浮生六记》等都涉及了海洋贸易、海洋航行、海洋想象等。[2]这些海洋文赋及小说或描绘海洋之景色，壮写其雄浑气势；或寄情于瀚海，感悟人生探究生命的真谛；或摹写涉海生活之艰辛，流露出浓郁的生活气息。

西方文学传统中有着丰富的以海洋为母题、为背景的作品，在其经典作品中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古希腊长篇叙事代表作《奥德赛》和《伊利亚特》记述了特洛伊战争及有关海上冒险故事，是史诗与大海的完美结合。有着神话般幻想并充满传奇色彩的莎士比亚的杰出戏剧《暴风雨》用大海的自然风景和神奇变化来化解人世的种种纠葛。18世纪英国现实主义小说的奠基人笛福的《鲁滨孙漂流记》是英国近代小说的开山之作，这部以同名主人公航海冒险、开发荒岛为主要内容的长篇小说，反映了英国殖民时期的生活、道德和理想，鲁滨孙・克罗索这个带有鲜明时代的人物及其叙述以其勃勃的生气、天真的信心、坚韧奋斗的精神和对自身的严肃省察唤起了一代又一代读者的共鸣和深思。19世纪法国著名海洋科幻小说家儒勒・凡尔纳的科幻三部曲《海底两万里》、《格兰特船长的儿女们》和《神秘岛》将海洋探险故事融入科幻小说中，引发了人们对海洋世界的巨大兴趣。另外还有被公认为美国20世纪“天才小说家”的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堪称海洋文学中的杰作。这些优秀的海洋文学作品不胜枚举，成为西方文学上一道亮丽的风景。当前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逐步加深，人们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构建民族的海洋文化观、繁荣海洋文化的重要意义和价值。“大量的海洋文学不仅丰富了叙事美学，也为铸造民族性格和民族文化做出了贡献”[3]，当今高等院校尤其涉海类高校应将提高学生的海洋文化知识与素养纳入教学计划与教学大纲，大力充实语言文学课程的内容，努力构建海洋文化视野下的文学课程体系。系统科学的海洋文学课程体系应探讨海洋与文学的文化联接关系，通过文学作品的学习与掌握了解人与海洋的互动过程，进而强化对海洋文化的体会达到深化海洋文化价值内涵提升海洋人文教育成效的目的。围绕这一目的具体说来即是建设与实践“三级层面多维拓展”的课程体系――基础课、选修课、学术前沿讲座的三级分层教学。在这三类课程中，不同程度地贯彻海洋文学史的纵向关联、异质海洋文学的横向交流、人类相关海洋特性的概括总结等全面综合思考与研究的多维拓展的教学思想，丰富学生们的海洋文化知识，加强他们处理海洋事务综合能力的提高，构建具有民族精神与国家特色的海洋文化观。海洋文学基础课是教学的主要内容和根本所在。基础课重视当今大学生海洋知识体系的构建，接触海洋文学作品对于本身缺乏对海洋文化特质与精神体认的学生来说是一种特殊的营养，对建构学生自己的生活经验和心灵、人格的培育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在基础课的实际教学中，应注重基本知识的全面准确的教授。海洋文学选修课即是有选择地就某些以海洋为主题的重大语言、文学问题开设的相关课程。选修课应体现学术上的专、精、深，可以针对某些重要海洋作家、海洋作品、社会思潮等进行设置有关课程，也可对某些跨越性的文学问题进行设置，以填补基础课的不足。海洋文学教学应随着多元化时代的到来转变为多维度的教学，教师可将自己的海洋文学学术科研成果通过选修课迅速转化为课堂教学内容，带动学生理解海洋主题在文学创作上的观察诠释与文化想象，开拓海洋文化议题的推广与思维，带动学生的思考向更深入、更前沿的学科领域迈进。海洋文学学术前沿讲座是前两个层面的辅助与补充。讲座强调学术视野上的新、远、博，内容也可扩展到包括海洋政策与文化、海洋环境与生态文明、海洋资源与海洋科学等若干体系。该层面的课程是文学与其他海洋专业交叉融合的结果，使人文精神在其他海洋专业中得到充分体现。该层面课程的设置与讲授内容就是将海洋文学、文化置于各国之间或本国之内、同一文化体系之下或不同文化体系之间以及与其他学科的比较互释之中等几个视域加以考察。将语言文学还原为社会生活和人类知识的综合载体，将文学与其他知识门类相联系进行分析，如文学与艺术、文学与哲学、文学与科学等。多维度多方向的教学能够极大地调动学生对专业学科学习的热情以及综合思考海洋文学、文化问题的积极性，语言文学的丰富性和原生性得以最大限度地发掘。

目前我国专业的海洋人才不足，社会上累积的海洋文化教学资源还属有限，因此高等院校的人文学科的教师还要做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做好资料的搜集与研读工作，分析形成教学所需的内容，择取有把握的部分进行授课。海洋积极与其他学科的海洋类专家合作，热情邀请他们在课堂上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介绍海洋知识。二是将相关海洋知识编入教科书，尽快并高质量地产生海洋文学方面的教科书与参考书。编写教材过程中注意海洋素材的引用。三是在教学内容上加重海洋知识的分量，在日常的课堂教学中培养大学生的海洋观念，为海洋人才的发展提供可持续的源泉和动力。在国家海洋战略下重新发掘与利用我国海洋文学作品的审美资源，分享西方海洋文学作品的丰厚传统，并将两者加以结合，为我国海洋文化观的建构提供强大的话语、审美资源，将是海洋文学课程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与目标。在海洋文学课程体系的建设与实践中应结合当前高校传统的语言文学课程设置状况，以及海洋系所的学生对各门文学课程的需求与喜爱情况，研究构建融知识、能力、素质培养于一体，使学生学有所长和全面发展相统一的海洋人才培养体系，为促进海洋事业发展、海洋科技进步、海洋经济腾飞发挥作用。

参考文献：

[1]段汉武.暴风雨后的沉思：海洋文学概念探究[A]//段汉武，范谊.海洋文学研究文集[M].海洋出版社，2009.

海洋化学论文篇4

中图分类号： G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8X（2014）11（c）-0103-02

20世纪在对海洋科学的研究上，研究者仍然借用自然科学的理论工具，对海洋进行多方面的研究和探测，先后对海洋物理学、海洋化学、海洋力学、海洋地球科学、海洋生物及海洋工程学等分支学科，及介于上述学科之间的交叉领域的边缘学科；依托海洋科学的海洋技术已成为各国重点发展的高新技术领域。近几十年来，随着海洋事业的全面发展，人类围绕海洋的开发利用和保护以及海洋权益的分割等，出现了不同层次的矛盾和冲突；解决海洋发展的问题，不仅涉及到自然学科的理论和技术，更涉及到了其他学科，如工学、医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管理学、社会学等众多学科领域，也就是说海洋科学的发展已经与13类学科交织成众多的交叉学科和研究领域；如相关文献的海洋学史、海洋科学史、海洋经济学、海洋文化学、海洋管理学、海洋政治地质学、海洋药物、海洋生物医学、海洋环境保护、海洋光学、海洋探测和海洋信息技术等各类研究领域。本文主要讨论海洋科学与其他学科交叉形成的新领域对高校学科影响及发展特色。

海洋科学作为理学的二级学科，是研究发展在海洋中各种自然现象、性质和过程及其变化规律的知识体系，是一门多学科综合性科学；它的研究对象是占地球表面71%的海洋、包括海水、海水中的物质、生物、海底沉积、海底岩石圈、海面的大气边界层和河口海岸带等，它是地球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内容包括海洋中物理、化学、生物和低脂过程，面向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海洋军事活动等应用研究，数学、力学、物理、化学、生物等基础学科是不断地想海洋科学参透与交叉，信息技术、空间技术、生物技术等在海洋科学的应用不断拓展，形成了新的学科前沿方向和研究热点。

1 海洋科学对人文社科领域的影响

人类在海洋中的生产活动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塑造了与在陆地生活的不同人文理念，从而形成了以海洋为背景特色的文学艺术特点，其中最为特色的就是妈祖文化，2009年10月，妈祖信仰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可见海洋文化已经对人类活动有久远的影响。海洋人文的多元化和多样性，从学科的角度主要关注在哲学、文学、历史学、民族学、民俗学和宗教学等方面；传统农业文明和游牧文明是以陆基为本体基础的世界观；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的提出，与沿袭传统感知陆地思维的学科理论方法、学术规范，具有狭窄的局限性和鲁棒性，而对海洋问题的自然―社会―经济一体化跨学科综合方法来索解，梳理海洋人文、社会现象的条理和秩序，逐步建立海洋人文社会学科体系，建设好海洋政治学、海洋经济学、海洋社会学、海洋法学、海洋管理学、海洋史学等交叉分支学科；各个学科在一级学科的领域自设海洋交叉二级学科；学习发达海洋国家在前沿领域的理论、概念和方法，吸收他们的建设成果和经验，结合本土化海洋实践的成果和经验，检验和创新新理论，丰富和促进学科建设；需要政府和人文社会科学界的大力支持，加大研究资金投入，鼓励针对我国面临国际重大海洋问题的合共研究和公关，以应用研究推动基础理论研究；扶持海洋人文社会学科研究，将中国海洋文明以独特的演进过程加以考察，总结历史和现实的海洋实践，为国家实施海洋发展战略、促进海洋开发、处理海洋事务服务。

但是海洋人文社会学科仍然是弱势边缘学科，与地域、文化、民俗等因素息息相关，但前景光明；近年来，“海洋社会科学研究”被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行业标准》，因此需要各个高校和科研单位根据各自的优势，发展与海洋社会科学的研究。当前海洋科学在经济学和管理学的融合主要体现在海洋经济和海洋管理；典型的案例是广东海洋大学海洋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而且广东省作为经济大省及拥有多个沿海开放城市，在涉海人文社科领域的研究比较重视和超前，如以广东海洋大学为海洋特色的院校，在教学科研等平台大力投入，建成了一个部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水产科学与技术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广东省海洋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等；另外还有海南大学的以热带生物及南海发展为特色的涉海研究领域，建立有国际旅游岛开发研究院、绿色智慧岛协同创新中心、南海法律研究中心等科研基地；而江苏省作为海洋大省，在海洋人文领域的研究一直处于劣势，当前以淮海工学院的徐福文化研究所为代表特色文化研究。

2 海洋科学对工程领域发展的影响

本文涉及的工程领域指的是随着纳米技术、计算机技术、集成电路、互联网、物联网及云计算等新科学技术对传统海洋的影响，传统海洋科学的研究手段因此受到挑战。海洋科学与工学中的一级学科形成了众多的交叉科学，如海洋力学、海洋装备与工程、海洋工程材料技术、水下声学技术、海洋试验技术、海洋遥感技术、水下导航技术、水下运载技术、海底观测技术、航海技术、水动力技术、水下通信与信息系统、海洋信息技术、海岸工程、海洋船舶工程与结构、水下兵器、海洋环境、海洋气象科学等；当然对海洋科学与工学领域学科的交叉学科，仍然没有学术的科学命名及定义，在研究范畴仍然很模糊；在相关领域的研究仍然是以海洋为研究对象，以新技术为技术为手段，研究对海洋领域的认识和改造，提高对以海洋为研究内容的技术手段的发展。

典型的研究机构有中国海洋大学的物理海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海底科学与探测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海洋化学理论与工程技术实验室、海洋信息技术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等；厦门大学的近海海洋环境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水生通信与海洋信息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热带海洋研究所，及江苏省海洋信息技术中心等。

另外海洋运输学科也是工程领域中关键的内容，主要集中在海运船舶与工程、港口与海岸工程、海洋物流等领域，这类学科有着明显的地域特色，人才需求主要分布在沿海开放或长江流域的城市；这类学科的海洋工程应用特别明显，设计船舶领域中多项学科，如材料学、船舶设计、水下通信、水下运输、水下探测；海岸工程涉及土木工程、建筑设计、港通方面，典型的院校如哈尔滨工程大学的船舶工程学院，西北工业大学的航海学院，厦门大学、江苏科技大学等。

3 海洋科学对农医学科的影响

海洋中有数以万计的动植物，在对海洋生物的研究中至少可以获得以下三种效益：第一研究海生生物的生命形式，了解基本生理过程，能够通过生物的生命体征研究地球海洋的演变和特征，有利于对人类的海洋活动和水生生物发展；第二对于各种海洋生物的有效化学物质的研究，作为有用的生理药物学研究工具，能够更深入了解各种生命过程中的分子基础；第三发现可作为药物的新化学物质，开辟新的药物源；因此催生了新的交叉学科，即海洋药物和海洋生物医学。

海洋水产及养殖、海洋捕捞是海洋农学的主要内容，但是由于长期的过度捕捞及海洋环境的恶化，渔业资源日趋衰退，因此近海水产养殖相关方向仍是主要关键内容；沿海各省都有海洋与渔业局等相关单位，统一部署和发展海洋渔业发展，国内学者对海洋渔业资源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生物群落结构、稠作业类型资源监测和资源评估等方面。典型的研究机构有中国海洋大学的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如海洋生物遗传学与育种、海水养殖、海洋药物；农业部水产动物营养与饲料重点实验室、海洋食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厦门大学的海洋生物医学工程研究中心、海洋微生物新药工程研究中心等；广东海洋大学水产经济动物病害控制省点实验室等；江苏省海洋生物技术重点实验室和海洋资源开发研究院等。

4 结语

海洋科学对其他学科及研究领域的影响还很多，但是从学科建设的角度来讲，海洋跨学科或交叉学科对学科发展有着无法限量的前景，尤其对涉海高校或者沿海城市高校的发展是一个难得契机；随着国家对海洋战略的重视，当前国际政治与形式在海洋环境的不断变化，海洋科学交叉研究的余显必要性、迫切性和重要性。

参考文献

[1] 王续琨，庞玉珍.海洋科学的学科结构和发展对策[J].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27）：29-33.

[2] 李果，郑卫东.高校海洋学科发展要素探析[J].中国农业教育，2010（2）：29-32.

[3] 陈涛.海洋社会学学科发展面临的挑战及其突破[J].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2）：1-7.

海洋化学论文篇5

作为社会学的一门新兴的分支学科，海洋社会学近年来展现出了日益旺盛的生命力，开始较为频繁地活跃于社会学的学术舞台上。海洋社会学在学科分类上属于应用社会学，这门学科是应用一般社会学理论、范畴、方法等对海洋社会的人类行为及社会关系进行分析、研究。海洋社会学虽然有自己的理论框架，但和理论社会学相比，它没有自己完全独立的理论体系和方法，而是沿用理论社会学的基本理论、范畴和方法，针对自己独特领域进行研究。近年来的研究表明，海洋社会学取得了较为积极的学术进展，展现出了新兴的朝阳学科特征，开始进入到主流社会学的视野中。正如学术界所指出的：“在新兴的分支社会学中，海洋社会学理论研究势头迅猛、方兴未艾”。需要明确指出的是，与其他分支社会学不同，海洋社会学并不是由西方引进过来，在西方社会学界也找不到有关这一学科内涵、研究对象及其理论的阐述。相反，它是由我国学者首先提出，并经由本土社会学者的建构而展现出学术生命力。在某种程度上，在当前“西方压倒东风”的东西方学术话语体系中，这也给本土海洋社会学研究的“学术自信”构成了挑战。虽然西方社会学并未系统地倡导和研究海洋社会学，但是，临近的研究是存在的。比如，斯密斯（EstellieM．Smith）关于海洋人类学（MaritimeAnthropology）的研究、［社会学家弗罗伊登伯格（WilliamR．Freudenburg）和格拉姆林（RobertGramling）关于近海开发以及石油泄漏的研究，有关于此，笔者将在后续部分展开。此外，诸如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等大学设有海洋人类学研究领域，阿斯瓦尼（ShankarAswani）等人类学家设有海洋人类学研究方向。笔者认为，我们没有必要刻意与西方社会学和人类学有关海洋问题的研究接轨，但开展有针对性的学术对话意义重大。目前，海洋社会学还属于初创阶段。在学科初创阶段，海洋社会学有很多问题亟待解决。一是学科边界和学科体系模糊不清，学科内在的逻辑体系有待梳理。比如，关于渔村和渔民问题的研究，海洋社会学与农村社会学难分彼此；关于海洋环境问题的研究，海洋社会学与环境社会学亦不可分割。虽然说，在现代社会，学科交叉现象广泛存在，社会学的其他分支学科也或多或少地存在这样的问题，但对于一个刚刚兴起的学科发展而言，如果学科边界过于模糊，将是困扰学科发展的难题。二是尚未形成和主流社会学的对话机制。海洋社会学仍然游离于传统社会学和主流社会学的边缘地带，也未能与主流社会学构成真正的学术对话。就目前所搜索到的文献而言，海洋社会学方面的著述主要集中在几所海洋大学之中。换言之，在中国社会学界的学术话语体系中，海洋社会学尚未“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议题。第三，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海洋社会学学术成果鲜见。在主流或曰权威的社会学期刊，还没有发现海洋社会学方面的主题文章。与此同时，从社会学视角写作的海洋社会学著作和教材也十分有限。但从学科发展角度而言，这些还不是制约海洋社会学学科发展的核心问题。制约海洋社会学发展的核心问题是研究中的学科范畴偏离和学科理论匮乏。这两大问题不解决，不但海洋社会学的“显学”地位无从谈起，就是海洋社会学的学科合法化（legitimation）亦将成为难题。而如果这两个问题得到了解决，将有助于其它问题得到迎刃而解。本文旨在对此问题进行研究，重点阐述的是处于初创阶段的海洋社会学学科发展及其合法化议题问题。在此基础上上，笔者将梳理西方社会学有关海洋开发问题的相关研究，以期建立海洋社会学和主流社会学的对话平台。最后，就其他若干相关问题展开讨论。

二、制约学科合法化的根本问题

经过最近几年的发展，海洋社会学已经形成了库恩意义上的学术共同体：“他们由他们所受教育和见习训练中的共同因素结合一起，他们自认为专门探索一些共同的目标，也包括培养自己的接班人。这种共同体具有这样一些特点：内部交流比较充分，专业方面的看法也比较一致。同一共同体成员很大程度上吸收同样的文献，引出类似的教训”。这对于新兴学科的发展而言至关重要。但是，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海洋社会学学科发展中还面临着很大的挑战，其中，学科范畴的偏离和学科理论的匮乏是影响学科合法化进程的根本问题。

（一）学科范畴“海洋社会学”一词最早由历史学家杨国桢提出。但在学科意义层面，杨国桢先生关于“海洋社会学”的阐述，是从“人文社会科学”的角度而言的，并不具有“社会学”学科属性。最早从社会学视角研究“海洋社会学”的文献是庞玉珍的《海洋社会学：海洋问题的社会学阐释》一文。她指出，海洋社会学以人类的社会行为及其相互关系为研究对象，海洋与社会的相互关系能否成为一种互动关系，是海洋社会学的研究对象能否成立的基础。海洋世纪使海洋与人类处于一种互动关系中，因此，改变了人类与海洋的关系，使海洋具有了显著的社会特征。随后，学术界展开了很多的理论争辩，其聚焦点是海洋社会学的学科内涵、学科体系、研究对象、研究内容以及理论建构。但是，直到现在，海洋社会学尚未成为社会学中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分支学科，也未能与主流社会学形成学术对话。这里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海洋社会学学术成果的参差不齐应当对此负有主要责任。具体而言，问题存在于两个方面。首先，具有社会学学科背景的研究者并不占据多数，就目前所搜索到的文献而言，海洋社会学著述主要集中在几所海洋大学，海洋社会学的科学共同体是由不同学科背景的研究者组成的，其中的社会学者数量比较有限。其次，缺少社会学的理论范式，甚至陷入了“社会学味道不浓”的尴尬境地。不少文献虽然冠以“海洋社会学”之名或者主题，但并不是社会学的学科视角，因而称之为“海洋社会学”并不贴切。这种问题必然导致海洋社会学在社会学界难以获得学术话语权。近年来，崔凤从学科发展角度多次撰文，直陈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呼吁加强学科意识。他指出，我们要强调海洋社会学的应用社会学的特性，强调运用社会学的理论、概念与方法对人类海洋实践活动进行描述与分析，这是海洋社会学发展的现实选择。同时，海洋社会学要有明确的学科意识，必须体现社会学的学科特性。只有明确的学科属性，海洋社会学才有立足之地。也只有这样，海洋社会学才可能融入主流社会学之中。这一呼吁的核心意义在于唤起科学共同体的学科意识。从某种意义而言，如果忽视了社会学的学科基础与理论范式，姑且不论海洋社会学的学科发展及其社会影响，单就学科合法性而言，也将是严重的危机。明确学科范畴有两个维度。一是科学共同体要明确学科意识，强化社会学基本原理的应用。海洋社会学者也在对学术圈内既有的学术观点进行审视，并提出了真知灼见。比如，宁波关于“海洋社会”这一概念的建设性批判非常具有学术价值。二是海洋社会学需要主动加强与主流社会学的对话。海洋社会学研究不能限于几所海洋大学，科学共同体可以“海洋开发”为平台，就其中的前瞻性议题与主流社会学展开学术对话，这一问题将在第三部分予以具体阐述。

（二）学科理论海洋曾作为非领土（non－territory）而被建构，是一个抵制“发展”而难以掌控的空间。而随着海洋开发技术水平的进步，人类的涉海活动明显增强，和海洋经济学等其他海洋学科一样，海洋社会学也是在这种宏观背景下产生的。但是，海洋社会学至今还没有形成自己的理论范式。“海洋世纪”和“海洋社会”一度为科学共同体所津津乐道，但是，“海洋世纪”并不是一个规范的学术用语，更不是一个社会学的专业术语。“海洋社会”具有明确的社会学学科指向，但是能否成立尚值得商榷。毕竟海洋社会中人群的共同地域仍主要是陆地，海洋社会还是陆地社会的一种延伸。而如果“海洋社会”难以构成，那么，“海洋社会管理”、“海洋社会控制”等次级命题的提法亦值得商榷。可见，在核心的学科概念层次上，海洋社会学尚存在不确定因素。鉴于海洋社会学的学科发展态势，我们需要在三个层面进行方向性的转向。首先，走出宏大叙事（GrandNarrative）中。目前，海洋社会学主要停留于宏大叙事。现有的研究主要是从宏观层面论述海洋社会学的学科属性、研究内容以及发展方向，等等。这对于刚刚兴起、正处于建构中的一门学科而言，是至关重要的。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如果海洋社会学仅仅停留于宏大叙事，并不利于这门学科的发展。就现有的文献而言，近期的宏大叙事型的学术研究已经失去了早期的锐气和创新力，已经鲜有创新性的学术观点。因此，海洋社会学亟待走出宏大叙事。其次，走向田野。理论不是臆想，理论的薄弱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经验研究的严重滞后。海洋社会学可以围绕海洋开发展开深入的田野调查，形成扎实的研究报告和学术成果，进而建构海洋社会学的学科概念。当然，笔者需要澄清的是，海洋社会学的研究主题非常丰富，绝不仅仅是研究海洋开发。而是说，学科发展需要把握一些结构性的因素，在海洋社会学尚未成为“显学”的背景下，通过“海洋开发”这样的国家战略性的重大前沿问题的深入研究，有助于其获得学术话语权。再次，走向理论归纳。海洋社会学应从“社会人假设”出发，围绕人类海洋开发行为开展大力的经验研究。但是，仅仅开展田野调查与个案研究是远远不够的，个案的累积也没有多少学术价值。问题的关键是在经验研究中理解特定议题中的社会意义（socialmeaning），深刻地认识社会，并提炼出具有解释力的学术概念与观点。这些学术观点与概念的演化、推理，则可以形成一定的理论体系。就学科发展而言，我们也能从环境社会学这个新兴学科的发展历程中获得可资比较的经验借鉴。中国环境社会学也尚未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但是，其影响力已经呈现出日渐上升的趋势，已经得到了主流社会学的广泛认可。这不仅与我国环境问题的严峻态势和国家建设生态文明的战略议题契合，更重要的是，环境社会学家围绕诸如水污染、草原退化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的田野调查，并提炼出了具有较大解释力的学术概念。海洋社会学在重视这一问题的同时，还需要选择具有典型性的案例，即重视经验研究中的“选点”，建立追踪研究与回访研究的基础，为深入的理论研究奠定基础。海洋社会学的理论建设需要“理论自觉”意识，需要增进学术自信。即：中国社会学需要的是对西方社会学的借鉴，并主要根据中国社会发展和社会转型的实际，结合中国社会历史悠久的丰富传统学术资源，进行原创性的或有原创意义的理论创新，而不是在西方社会学理论或社会理论的笼子里跳舞，使自己的理论研究或经验研究成为西方社会学理论或社会理论的一个案列、一个验证。特别是，西方话语体系日盛，但往往并不能有效地解释中国社会。因此，海洋社会学的理论发展不能盲从西方的理论体系，也不要刻意套裁西方的理论范式，重点在于根据中国社会与区域文化的实际开展原创性的研究。

三、海洋社会学与主流社会学的对话平

台海洋开发战略的实施为是海洋社会学的学科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时代契机。目前，研究影响海洋开发的因素以及海洋开发的后果已经在科学共同体内达成初步共识。但笔者需要强调的是，海洋社会学不同于海洋经济学等其他学科，更不能包揽一切，而是重在研究海洋开发的社会原因、社会过程与社会后果。同时，需要关注区域文化和地方性知识等因素。海洋开发政策的底层考察、海洋开发中的生态破坏、低水平开发与石油泄漏问题值得海洋社会学的特别关注。原因有三。一是这些议题可以发挥社会学的学科特色与专业优势，比如，自下而上地研究海洋开发政策及其实施绩效。二是这些问题正在进入主流社会学和其它分支社会学的学科视野，为海洋社会学与之对话提供了共同的话语体系。比如，海洋环境恶化也是环境社会学关注的重要内容。第三，西方社会学家在此已经有前瞻性的学术研究，在此可以开展中西方社会与文化的比较研究。对西方海洋开发中经验和教训的研究也可以为中国的海洋开发的科学实施提供具有可资比较价值的借鉴。

（一）海洋开发的底层考察社会学的研究不同于经济学等其他学科，更加重视“自下而上”的视角，特别是，转型期中国社会的学术研究更需要“从下往上看”。正如斯科特所告诫的，忽视对底层社会和底层民众的洞察，那些旨在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往往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海洋开发固然是推动经济发展，带动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的引擎，但是正视海洋开发中的诸种问题并形成预防机制，对于保证社会的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更为重要。就学术研究而言，海洋社会学需要走出“应然”的价值判断，走向“实然”的事实调查与呈现，进而提出前瞻性的学术洞察。也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促进海洋开发战略的科学实施。尽管近海开发的历史悠久，但这种活动的社会评价研究直到20世纪80年代前后才出现。格拉姆林和布拉班特（SarahBrabant）指出，这种海洋开发活动所需要的大量劳动力远远超出了当地的供给能力，从而引发了大量的外来人口迁入活动，进而带动了当地诸如如房屋、医疗、学校、公共救助机构事业的发展，提高当地的税收，带动经济发展和新兴都市的兴起。所以，正常情况下特别是在官方的话语体系中，这样的发展项目在推广过程中应该会得到积极的支持。但是，弗罗伊登伯格和格拉姆林的研究发现，在一个地区（路易斯安那）取得成功的海洋开发项目，在另一个地区（北加州）竟然遭到了社区居民的强烈抵制。甚至，有关开发提案的项目听证会都遭到了数以千计的社区居民的袭击。这种反差具有深刻的社会机制，其中之一就是居民环境意识的提高。特别是，1969年，圣巴巴巴拉石油泄漏事件将海洋开发中的环境问题客观地摆在了世人面前，影响了人们对类似项目的态度。类似的问题在中国也已经显现。比如，在海洋开发热潮中，沿海城市大力发展滨海旅游，建设人工岛，但不少项目因为缺少整体的规划，忽视了当地居民的利益或者缺少基本的公众参与，往往为当地居民所抵制，并引发社会冲突。比如，2011年1月，海南文昌拟在清澜港的出口旁填海造起一座占地300多亩的人工岛，但遭到了当地居民的强烈反对。原来，填海会造成清澜港航道变窄，给出入清澜港的船只带来一定的安全隐患，而当地渔民的船只都比较小，出入则会更加危险。同时，由于当地人口较为密集，人均耕地较少，不少人都是靠出海捕鱼和在海边捕鱼捞虾来维持生计，如果在此处填海建起一座300多亩的人工岛，势必会影响当地村民的收入。而最让村民担心的，还是填海可能导致河流入海口变窄，水灾时会加剧周边村庄的受灾情况。此外，村民还担心填海会破坏当地的生态环境。所以，在有数百名警察维持秩序的情况下，部分村民仍然越过警察设定的警戒线阻止施工，后来还砸坏了镇政府轿车。单纯官方话语体系下的“发展规划”在此难产，社会冲突与失序也因此而产生。社会学的特长之一是学术批判，当然，这并不是为了批判而批判。批判性的研究可以防范社会风险，预防可能的社会冲突，降低社会成本，进而有助于维系社会的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目前，我国正掀起前所未有的海洋开发热潮，这对经济发展有重要价值。但片面的、短期的的经济开发也存在很多的隐忧。地方老百姓在海洋开发实施过程中是否真的受益？那些利益受损群体的经济与社会补偿如何保障？部分村民为什么反对海洋开发？特别是，在已经有技术专家进行可行性论证的情况下，村民为什么还反对政府的海洋开发项目？这里面究竟有什么社会和文化难题？整体上看，这样的民间声音尚未得到应有的关注。虽然中国社会的发育特征决定了难以爆发诸如前述美国加州那样的反对情形，但是，一旦问题累积到一定程度，后果也将难以预料。最近几年的已经在实践层面说明了这个问题，前述文昌案例也已经说明了海洋开发中忽视底层民众意见的严峻后果。通过对海洋开发政策自下而上的民间考察与研究，有助于政府部门及时发现问题，未雨绸缪，建立健全相应的预警机制。同时需要指出的是，海洋开发是一个系统工程，不能仅仅是技术专家和工程专家的思维，同样需要社会学家参与到海洋开发项目的社会影响评价中。

（二）海洋开发中的生态破坏自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实施海洋开发”战略部署以来，新一轮的海洋开发就开始如火如荼地开展。近年来，国务院颁布或批准通过了诸如《江苏沿海地区发展规划》、《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发展规划》、《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发展规划》、《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规划》、《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规划》等十多个规划，江苏、山东、浙江、辽宁等沿海省份的海洋开发纷纷上升为国家战略。但是，随着沿海开发强度的持续加大，对海岸带及近海海洋生态系统造成巨大的压力，全国海岸带及近岸海域生态系统已经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脆弱区。其中，高脆弱区占全国岸线总长度的4．5％，中脆弱区占32．0％，轻脆弱区占46．7％，非脆弱区仅占16．8％。海洋开发活动是海洋生态环境压力的主要来源。陆续获批的沿海开发战略将带来新一轮的海洋和海岸带开发热潮，同时也会给业已脆弱的近岸海洋生态环境带来新的压力。海洋开发中的生态压力表现为多个方面，其中，以下两方面需要引起特别的重视。首先，重工业布局沿海化的趋势十分明显，给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增加了新压力。比如，《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规划》提出的五个重点发展区域均分布在沿海，其中有四个以重化工业为主导发展方向。从宏观的时空视角而言，这具有特定的社会经济背景。当前，中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重化工产业的系统格局已经成型。由于重化工行业对“环境容量”需求大，往往分布于沿江、沿湖和沿海地区。而沿江和沿湖地区的生态压力已经很大，借助“海洋开发”这股春风，石油、钢铁等重化工产业纷纷向沿海集聚。即使这些重化工产业能全部达标排放，但也并不是“零排放”，势必给业已脆弱的海洋生态构成威胁。同时，那些在其它地方被关闭的重污染产业也往沿海转移。由此，海洋的生态压力和生态风险可见一斑。海洋社会学需要对重化工布局沿海化的社会机制、规律及其社会效应以及风险议题展开研究，为政府部门规避风险奠定基础。第二，所有的海洋开发规划均涉及海洋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问题，但各地区沿海发展规划对海洋和海岸带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有较大的差异。比如，《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规划》重申了“加强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的要求，但并没有明确相应的规划任务。再比如，《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关于海洋污染防治方面仅仅再次强调了现有制度，但并没有提出针对北部湾实际情况的具体措施。由此可见，暂且不论海洋开发战略实施中的“文本法”与“实践法”的分离，就是“文本法”本身亦未能得到应有的体现。这势必给环保不达标项目的上马以及企业违法排污行为提供制度漏洞，此时的环境保护恐已沦为“稻草人化”的境地。在这一议题中，海洋污染中所产生的受益圈（benefitzones）与受害圈（victimizedzones）的关系、人们遵守或者违反规范的行为的公开的或潜在的规律性的原则、受害群体的环境抗争逻辑以及由此所反映的中国社会与区域文化特征非常值得社会学家的深入研究。同时，这种研究也可架构海洋社会学与环境社会学等分支社会学交流的桥梁，将有助于推动海洋社会学的主流化进程。海洋开发战略的实施目标不仅仅是海洋经济发展。比如，在《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发展规划》中战略定位中，除了建设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现代海洋产业集聚区、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海洋科技教育核心区、国家海洋经济改革开放先行区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建设全国重要的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战略目标的定位和目标的实现是两个不同的维度。从长期发展角度而言，“蓝色经济区”只是中介，最终目标是建设蓝色文明。但是，如果缺少严格的制度管制，海洋环境保护让位于片面的经济发展，那么，“蓝色文明”可能并未实现，“黑色经济区”已经形成。归根结底，这里的核心议题还是如何协调海洋开发与环境保护的关系。

（三）低水平开发与“吉登斯悖论”在海岸带的开发利用和管理水平及其技术含量、自然资源有效开发利用程度，以及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受损程度等方面，中国沿海地区的发展与世界主要沿海国家存在着较大的差距。我国的海洋开发不但存在无序问题，而且低水平、粗放型的海洋开发问题也十分突出。无论是在海洋专家的学术研究中还是在政府部门的工作报告中，这些问题都得到了很高的重视，但是，在实践层面，低水平开发问题依然十分严峻。在运作逻辑层面，这与气候变化中的“吉登斯悖论”（GiddensParadox）颇为相似。“吉登斯悖论”是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在“气候变化”问题的研究中提出的。即气候变化问题尽管是一个结果非常严重的问题，而由于它在日常生活中不直接，因此，对大多数人而言，不被认为是重要的。“不管别人告诉我们威胁有多大，正视这些威胁总是很难的，因为它们让人感觉不是太真实———同时，生活还得照旧下去，生活的一切快乐和压力也得照旧下去。气候变化的政治学必须处理我所说的‘吉登斯悖论’。它表明，全球变暖带来的危险尽管看起来很可怕，但它们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不是有形的、直接的、可见的，因此许多人会袖手旁观，不会对它们有任何实际的举动。然而，坐等它们变得有形，变得严重，那时再去临时抱佛脚，定然是太迟了。吉登斯指出，大多数公众认可全球变暖是一个严重的威胁，但只有少数人愿意因此彻底地改变自己的生活。在精英当中，气候变化屈尊成了一种姿态政治———韬略听起来宏伟壮阔，但内容空洞。在我们看来，“吉登斯悖论”适用于低水平开发问题，并且具有以下特征。首先，关于低水平开发，中央政府比地方政府的重视程度要高得多。但是，海洋开发主要由沿海地方政府具体实施和操作，因此，高层的文件和规范性要求往往并不能实现初衷。其次，文本规范（政府文件、法律法规）的重视与低水平开发的现实并存。即使是地方政府，关于提高海洋开发水平的工作也可谓文山会海，但实施过程中并不乐观。归根结底，这还是地方政府的认识停留在暂时的经济效益层面所致。再次，即使在认识论层面具有前瞻性的思维，但对于大多数（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以及普通公众）而言，其行为都具有短期化的趋向。十项全能建筑设计公司负责人克里斯托夫来博鳌参加北京奥运会游泳场馆设计竞标会时曾说：“海南不论怎么发展，都不要把这种和谐的自然风光破坏了。”他认为，发展一定要有计划，不能无节制地开发。西方国家在这方面已有太多的教训。比如，在希腊，许多小岛当初海水很蓝、鱼很多，但后来许多发展商到那里建别墅、建酒店，造成极大的污染和破坏，以至于现在要花很多人力物力去炸掉它们，重新恢复小岛的自然风貌。但是，克里斯托夫的忠告并没有唤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在某种程度上，我国的海洋开发已经踏上了“生产的跑步机”（thetread－millofproduction）上，过度开发、无序开发不但具有某种特定的社会结构乃至政治因素，而且一旦踏上，就会形成惯性，短期内难以消除。海洋开发固然是带动国家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但我们也要深刻地认识到这种冲动的发展模式及其后果的严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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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悠久的时空长河中，海洋体育文化不仅契合在海洋文化的成长、变迁、转型以及现代化等过程，形成并传播自身的文化特质，也在体育历史和文化发展、交流中具有独特功能和重要作用。因此，研究海洋体育文化具有文化学、社会学以及经济学上的重要理论价值。通过查阅和分析现有资料，研究海洋体育文化的学术文献仅有9篇，也没有检索到以海洋体育文化为研究对象的硕士论文、博士论文，研究的数量和质量远远落后于海洋体育的发展。而且，关于海洋体育文化的研究多属于静态的理论分析，鲜有从文化的变迁、传播、冲突、重构等动态视角上的研究。对海洋体育文化的这种研究状况既不符合海洋体育在体育发展中的重要位置，也难以体现海洋体育文化在休闲时代中的社会需求。因此，研究海洋体育文化的变迁规律，能够填补海洋体育文化变迁研究的空白。

1.2有利于更好的传承海洋体育文化，推动体育文化多样性的发展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人们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海洋体育运动，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地域特色和人文特色的海洋体育文化。随着社会生产力、地理环境的不断变迁，海洋体育文化经过不断的传播、碰撞、冲突、调适、融合，形成了具有鲜明文化符号和要素、独特文化特质和功能的体育文化。现代海洋体育文化的转型发展和现代化，需要切实传承传统海洋体育文化。基于这一追求，我们需要沿着历史与地理的时空，在纵向维度上追寻海洋体育文化演进的脉络，深描海洋体育文化变迁的特点，在横向维度上剖析海洋体育文化与自然环境、社会文化系统的互动关系，掌握海洋体育文化变迁的动力机制，从而有利于把握海洋体育文化发展趋势，驾驭海洋体育文化变迁的规律，更好的传承海洋体育文化，奠定海洋体育文化向现代化发展的基础。同时，在当今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我们的体育文化亦应百花齐放。海洋体育文化是体育文化中具有鲜明特色的开放型文化，这种海洋文明产生的文化与农耕文明、大河文明产生的体育文化恰好可以互相借鉴、相得益彰。因此，海洋体育文化更好的传承和发展、壮大和完善，不仅可以发挥海洋体育文化的社会价值、经济价值以及塑造人的价值，还可以在体育文化中彰显来自海洋特质的文化特色，推动体育文化多样性的持续发展。

1.3对促进现代海洋体育运动的健康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海洋体育立足万里海疆，以身体活动融入海洋自然和社会环境，为人们提供挑战自我、娱乐休闲、强身健体等方面的需求，这促进了海洋体育的快速发展。作为人类创造的独特运动，海洋体育无论是从当下发展模式，还是制定未来的发展战略，都不能忽视文化因素在海洋体育持续发展中的作用。现实中一些滨海地区盲目开发海洋体育资源，机械设计一些诸如应时应景的海洋体育主题公园，刻板推出了海洋体育品牌。但由于缺少了文化环境的营造和文化价值的引导，缺乏海洋文化机制的支持和推动，急功近利，后劲不足，往往造成人财物的浪费，更重要的是使其失去了时展机遇。因此，通过研究海洋体育文化的变迁，能够了解海洋体育的发展特点，全面认识海洋体育与社会环境、自然环境的互动机制，掌握海洋体育传播的方式和方法。这对于推动海洋体育，繁荣海洋体育文化，推动海洋体育与海洋体育文化的联通和互动，促进现代海洋体育运动健康持续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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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5）50-0165-02

扬州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2010年首次开设了《海洋科学导论》，笔者认为该课程完全有条件作为全校性公选课开设，甚至可以建议在全国高校普遍设置为公选课，以加强全民海洋意识，树立海洋强国的观念，为能更好地响应党的十提出的建设海洋强国的国家战略服务。以下讨论《海洋科学导论》课程开设的必要性、紧迫性、可能性，教材的编排体系、内容的创新等方面以及我校在该课程教学上的探索和总结。

一、开设《海洋科学导论》的必要性、紧迫性、可能性

海洋科学是研究地球上海洋的自然现象、性质及其变化规律，以及开发与利用和海洋有关的知识体系。海洋科学所涉及的内容在现实和潜在领域，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它涉及工业、农业、医药、食品及环保等各个领域。当今世界，人口、资源和环境已经成为现在面临的三大问题，而我国由于人口多，资源相对稀缺，且环境问题突出导致这三大问题的挑战更为严峻。海洋科学所涉及的问题却对这三大问题都有着或多或少的解决途径，可以说海洋科学是最重要的学科之一。海洋科学涉及的许多领域都有着发展迅速、应用面广等特点。面对海洋科学众领域的高速发展，如果大学生对此没有全面的了解，将难以满足社会的需求。

根据我国当代大学生知识理论的学习要求，开设《海洋科学导论》课程可使学生及时了解海洋学科的前沿、了解当代海洋科学与技术的发展和成果、了解海洋对人类生活、了解海洋对环境保护和社会发展的影响等有重要的意义。同时还可以在满足学生对海洋科学知识饥渴的同时，为海洋科学的未来储备人才，引领学生向着这一领域学习。目前我校开设的《海洋科学导论》课程所讲述的内容涉及：海底科学、海水化学、海洋环流、海洋波动和潮汐、大气和海洋、海洋生物、海洋资源、海洋卫星遥感、海洋环境等内容。这些内容的学习能拓宽学生的知识领域，加强学生灵活运用所学的知识来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并与实际紧密联系。

以海洋生物的讲述内容为例，丰富的海洋生物海龙、海马、石决明、珍珠粉、龙延香、鹧鸪菜、羊栖菜、昆布等，很早便是中国的名贵药材。当前海洋生物作为医药资源早已超出了传统的采集范畴，从海洋生物中提取蛋白质及氨基酸、维生素、麻醉剂、抗菌素等方面取得进展。海洋生物还是重要的工业原料。海藻的提取物，特别是褐藻胶和琼胶在工业上也有广泛的用途。鲸油既可食用又是重要化工原料及剂等。以贝壳、珍珠、珊瑚加工为代表的海洋工艺品已在我国成为一种行业。

所以在高校作为公选课普遍开设《海洋科学导论》课程有其必要性。在中学阶段，学生已经接触到海洋科学的相关基础知识，积累了一定的物理、化学、生物知识，所以在高校本科生中开设是有可行的。高等学校是国家培养各行各业建设和管理人才的专门场所，因此，在高等学校普遍开设《海洋科学导论》为公选课，对培养大学生的海洋意识和海洋强国观念，对我国的现代化建设至关重要。每一个大学生，不管学什么专业，将来从事什么工作，都应当了解海洋科学。

二、《海洋科学导论》的教学内容、体系的编排和创新性

海洋科学覆盖面广，除了上文提到的内容外，还可以包括：古海洋学、海水的物理学、大洋的层化结构、海洋潮汐、化学海洋学、中国近海的区域海洋学等方面。自《海洋科学导论》首先在我校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作为院内本科生自选课开设以来，我们从实用、扩展学生知识面的角度出发，编排课程的章节。采用系统教学和专题专论的形式，力争能较全面地探讨海洋科学各个领域。如何在有限时间内使学生最大限度地了解海洋科学的方方面面是最重要的问题。教材是教学知识体系的载体，所以基础和新颖兼备的教材是确保学生能够全面了解该学科的关键。由于海洋科学的教学在国内开展较少，所以可供选择的中文教程寥寥可数。尚未有现成的难易适当的教材能完全覆盖上述内容，所以现有教材的基础上。给学生增加了相应的专题讲座，如：海洋防污染、海洋浮游生物、海水养殖等，以便能增加学生对海洋科学的兴趣。

海洋科学既是一门古老的学科又是一门新兴的学科，是地球科学的分支，在教学内容和体系方面既要和地球科学相结合，更要以自身体系为主线，介绍海洋科学的基本概念和理论以及研究的成果。同时还要注意介绍海洋科学各领域的内在联系、相互作用、交叉渗透。海水化学、海洋生物、海洋环境等章节，由于内容和工农业生产结合非常紧密，可以结合生产实际重点的介绍应用。海洋与大气、卫星海洋遥感、海底科学、古海洋学等章节由于比较枯燥，可以重点介绍这些领域近年来的主要进展和最新成果。其他的一些章节也可以根据实际适当地编排讲授内容。由于目前《海洋科学导论》可供挑选的教材很少，另外各校教师的知识背景以及学生结合自身专业兴趣点不同，所以需要教师广泛收集相关资料、参考海洋科学各方面的有关书籍和最新文献，结合自身的知识背景以及学生兴趣点进行教学。

三、《海洋科学导论》的公选课教学探索和总结

在进行《海洋科学导论》的学习前，我们曾问卷调查学生对海洋的认识。海洋旅游、海洋生物资源、海底矿产、海水资源、海洋污染是学生对海洋的通识，但这些认识往往来自于网络、电视、杂志等。而对海洋的物理特性、化学组成、海岸类型、大洋环流、海洋与大气、中国近海的概况等认识相当模糊。而这门课学习的前提之一就是学生对海洋应该有较形象的认识。除了来自于沿海地区的学生外，很多学生甚至都没有见过大海。这就使得教学中许多具体形象的内容变成抽象的内容。为了使海洋科学导论的教学内容充实、具体、全面，从而最大限度地激发学生对本课程的兴趣，我们在教学中采用了如下的一些教学措施。

1.把抽象的知识形象化。尽量采用多媒体教学方式。多媒体教学已经在各高等院校普遍采用，通过多媒体教学，不仅可以增大信息量，更重要的是可以产生图文并茂的效果，增加学生的学习兴趣。多媒体教学手段的采用对于海洋科学导论的教学尤为适用。教师在准备课件时，为了使学生对海洋的认识由模糊抽象转变为清晰实际，由常识性了解转变为专业性关注，可以把搜集到的关于海洋生态、海洋物理现象、海洋调查项目、海洋生物种类等的图片和相关视频，结合课程的讲授，通过多媒体手段展示给学生。另外带领学生参观海洋馆以及到海边见习、参观生产基地等，更能使学生实际地了解海洋的各个方面。

2.由若干教师分部共同完成本课程的教学。海洋科学导论涉及到的领域覆盖面非常广，尽管海洋学的各个研究领域相互交叉，联系密切，但任何一位教师都不可能面面俱到，这导致找到熟悉所有领域的专业教师基本不可能。

为了把海洋学各个领域的基础知识和最新进展最大限度地让学生掌握和了解，我们在教学中采用以一位教师为主，几位教师辅助专题讲述的教学方式共同完成这门课程的教学。每位教师分别讲授与自己研究领域相关章节内容。但要注意讲座教师不宜过多，三到四个为最佳。

3.做好师生间的交流与沟通。任课教师和学生之间不仅仅要做好课堂上的，也要注重课间和课下的交流与沟通。在课堂上的教学过程中，教师与学生要加强教与学的互动，及时观察学生对所讲授内容的兴趣度，以提问或课上讨论的形式，活跃课堂气氛，吸引或迫使学生把注意力放在课堂上，增加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在课间或课下，利用课间或课余时间，主动与学生交流沟通。观察他们在书本等处的记录，了解他们对教学内容的看法，吸纳他们对课程的建议。逐渐地改进教学内容，形成既有利用于课程教学又适合学生兴趣的教学模式。

以上，讨论了《海洋科学导论》课程在高等学校开设为公选课的必要性、紧迫性、可能性；课程教材的编排体系、内容的创新；我校在该课程教学上的探索和总结等。在此，谨希望通过本文能对唤起高等学校对该课程的重视。

参考文献：

[1]孔令民，汤云峰，覃柳怀，等.海洋类高校公选课改革和教学管理探讨[J].管理观察，2004，16（6）：160-161.

[2]王琪，王璇.我国海洋教育在海洋人才培养中的不足及对策[J].科学和管理，2011，（3）：6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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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自2005年涉足海洋教育，2007年被评为“青岛市帆船运动进校园活动先进集体”，2010年首批被命名为“青岛市海洋教育实验学校”、“青岛市帆船运动俱乐部学校”、“青岛市帆船运动特色学校”， 2011年立项申报青岛市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课题《蓝色海洋教育实验研究》，学校以“面对真问题、开展真研究、获得真发展”为科研宗旨，以课堂为现场、以教学为中心、以学生为主体、以活动为载体，从实际出发积极开展小课题研究，历经三年，学校校园环境、海洋教育教学、学生海洋意识培养、教师科研氛围等多方面都取得了可喜成绩。

二、课题研究方法

在课题研究与实践中，我们以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为指导，以主体教育理论为思想基础，采取了实践研究法和反思性教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海洋教育实践过程中进行研究工作，边实践边反思边总结，不断改进和完善我们的教学实践和课题研究。

1.研究手段：实践活动、现代教育技术、学科教学渗透

2.研究对象：全体学生（受益者）、全体教师（应用者）

3.研究时间：本课题于2011年5月立项申报青岛市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课题，经过了三个阶段的研究：

第一阶段：2011年6月-2012年6月，准备阶段与初步实施阶段。

第二阶段：2012年7月-2013年12月，全面实施阶段。

第三阶段：2014年1月-2014年9月，应用成果及总结阶段。

4.研究组织：成立了课题组，对研究人员进行明确分工。

三、课题研究解决的问题

1.塑造海洋特色环境，创建海洋育人氛围

虽然我校地处海滨，南依风景秀丽的黄岛区城市阳台、海水浴场，但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沿海孩子的生活越来越城市化，海洋意识越来越淡漠。学校自2010年申报青岛市海洋教育实验学校以来，在教学楼开辟蓝色海洋教育特色文化长廊，做到让每一面墙壁都说海，每一个边角都讲海，使校园充满了海洋气息和浓郁的海洋文化氛围。

通过宣传橱窗、校园广播、校园网、班团会、国旗下讲话等途径，为师生系统地讲解海洋文化知识，使认识海洋、探究海洋的意识深入到每位师生心中。

2.依托海洋教育资源，发挥海洋地域优势，建立海洋教育基地

建成海洋教育实验室、海洋科普图书室和海洋图书阅览室，建成由海洋动植物标本展览、船模陈列、学生海洋作品展览几个版块组成的校内海洋文化陈列室，供师生随时参观阅读观察研究，为学生提供最直接的感官体验，为学生了解海洋、走近海洋提供物质保障。已招投标购置海水淡化机、海浪发电实验模型等实验设备。

依托帆船运动，拉动海洋教育发展。作为青岛市帆船运动俱乐部学校，学校积极支持学生参加帆船运动，每年暑假组织学生参加青岛市国际帆船运动训练营活动，多次在青岛市中小学帆船运动中获奖。学生在帆船运动中，激发了了解、热爱、探究大海的热情。

3.积极拓展海洋知识教育活动载体

如结合世界环境日、世界水日、世界海洋日等重大节日，在学生中组织《蓝色的家园》读书心得、小论文征集等评选活动。组织开展海洋剪纸、海洋绘画、海洋书法艺术作品、海洋贝壳作品创作比赛、海洋风景摄影等融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的活动，延伸与拓展学科教学。组织或鼓励学生与家长共同参与灵山湾拉网节、金沙滩文化节，让学生置身于海洋文化气息中更深地了解海洋、热爱海洋。通过开展以海洋文化为载体的实践活动，更好地落实素质教育，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与创新能力。寒暑假中，各年级各学科结合蓝色海洋教育，组织开展以“海洋科技、海洋文化”为主题的研究性学习和综合实践活动。鼓励学生在假期中开展实践性、探究性学习，撰写海洋知识小论文、考察报告等，保证了海洋教育的连续性。

4.开发以海洋文化为主题的校本课程

在开设地方课程《蓝色的家园》的基础上，大力倡导学科教学渗透海洋教育，将学科知识与海洋有机结合，将海洋教育课程与课时整合，从海洋生物、海洋地理、海洋环保、海洋文学、海洋开发、渔业生产、海洋体育、海洋维权、海洋战争等方面进行教育，使海洋教育系统、规范地进入到每一个班级。遵循“发现问题――生成主题――实践探究――开发课程――课程实施”的校本课程开发程序，逐步编辑形成《让海洋浸润课堂――海洋知识篇》、《让海洋浸润课堂――海洋维权篇》、《让海洋浸润课堂――海洋战争篇》三本海洋教育系列校本课程。

5.整合课程与课时，开展海洋教育小课题研究

注重研究的实效性，将课题研究与学校的教育教学和课堂教学改革密切结合，宁少勿多，宁精勿杂。加强各学科之间的横向联系，使现代海洋教育涉及各个年级、辐射各门学科，要求各学科教师根据本学科特点开展海洋教育。如美术学科的海边写生、海洋手工品制作，信息技术课教师指导下的学生进行电脑制图描绘开发未来海洋的蓝图。每个教师学期初制定学科渗透海洋教育计划，撰写学科教学渗透海洋教育教案，以课堂为阵地，找准教材与“海洋”结合点，针对性地对学生进行海洋文化教育。各科立足学科实际积极开展小课题研究，积极开展让海洋浸润课堂实践探究活动。

四、课题研究成果

1.依托海洋教育，提升海洋意识

通过《蓝色海洋教育实验研究》课题研究逐步推进，以课堂为现场、以教学为中心、以教育教学中的问题为切入点的研究氛围日渐浓厚，教师根据自身实际、个人兴趣和对教学实践中发现的问题进行立项研究的积极性逐步提高，教师的海洋教育意识和课程开发能力显著提升。学校的海洋教育氛围日渐浓厚，学科教学渗透海洋教育的结合点逐渐增多，初步开发实施《让海洋浸润课堂》系列校本课程，开展了丰富多彩的主题实践活动，推进“海洋知识进课堂”，学生形成了正确的海洋价值观、可持续发展观，逐步引导学生认识海洋、了解海洋、重视海洋，提高海洋意识，普及海洋知识，树立正确的现代海洋观念。进一步激发了学生热爱海洋、保护海洋、探索海洋奥秘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蓝色海洋教育正成为学校显著的办学特色。

2.学校海洋教育工作经验不断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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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海洋开发进程的加快，大量的海洋污染以及生态破坏事件涌现。2013年的渤海康菲溢油事件，2010年的大连石油管道爆炸漏油污染海洋事件，2008年的青岛浒苔事件，都一度成为全民关注的焦点。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节能减排的任务与日剧增，这将加快我国沿海核电站等大型节能工程的建设；海外贸易的增加，由于船舶减压水等原因也使得海洋外来物种入侵概率增大。但是，相对于陆地而言，海洋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毕竟是陌生的，这就使得人们往往难以把握海洋环境风险的真正状况，从而使得民众的风险感知经常发生错位：要么对某些海洋环境风险的危害性感知不够（如大多数人对海洋洋流紊乱的危害性认知不足），要么对某些海洋环境风险过度反应，造成不必要的恐慌（如由于日本福岛核电站泄漏而造成的大规模抢盐事件）。而海洋环境风险感知的错位，将给海洋环境保护以及风险防治带来挑战。诚如贝克所言：风险的感知和风险不是不同的东西，而就是相同的东西[1]。因此，深入探究民众的海洋环境风险感知，分析其形成机理，将有利于我们科学有序的进行海洋环境风险防治，从而实现沿海区域的生态保护与社会稳定。

1文献回顾与评述

伴随着工业化引发的大量环境问题，“环境风险”逐渐成为风险研究的一个重点。与风险的研究相契合，环境风险的研究在初期，秉承“可接受的风险”理念，对不同的环境风险防治方案进行权衡比较[2-3]。这一研究思路主要从“客观”的角度进行研究，即认为环境风险是客观存在的，倡导对环境风险进行成本-收益的分析。在20世纪80年代，一些学者开始意识到“风险”不仅仅是客观的，还具有主观性。以道格拉斯（Douglas）和维达夫斯基（Wildavsky，）等人为代表的风险文化理论[4]，以及斯洛维奇（Slovic）的风险心理测量理论等[5]，开始从“主观”角度研究风险，即更强调“风险的感知”。在此基础上，卡斯帕森（Kasperson）等人构建了“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更为深入地揭示了环境风险、风险感知以及社会风险之间的关联[6]。Wen Xue等人运用文化风险理论，细致分析不同群体和文化背景之下的环境风险意识差异[7]。这一对环境风险的研究视角，也为我国一些研究者所接纳，开始从风险感知的角度去分析因由环境引发的社会风险问题。例如黄杰、朱正威等人提出我国一些大型环境事件的引发，是不同利益相关者风险感知的差异性以及由此导致的应对行为[8]。胡象明等人也认为从风险感知的视角构建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分析框架，更有助于揭示其风险产生的内在机理和演进逻辑[9]。

王刚：海洋环境风险的特性及形成机理：基于扎根理论分析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6年第4期在海洋领域，有部分生态学、海洋学等理工学科的学者以“海洋生态风险”为主题，研究不确定性的事故或灾害对海洋生态系统可能产生的不利作用，包括海洋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损害，但是未对其社会效应展开研究。在海洋社会科学领域，大部分研究者从“应急管理”的角度，对海洋环境突发事件的政府应对展开了研究。王琪针对海洋危机、海洋突发事件的政府协调不畅，提出完善对策[10]。崔凤在研究海洋开发与环境风险时，概括了海洋环境风险的四个特点：隐蔽性、影响的广泛性、治理难度大、后果难以评估[11]。也有一部分研究者关注海洋污染事件的环境抗争的研究。陈涛从社会影响的角度去探究海洋污染事件，并探讨了基层政府在面对环境抗争中的一些行动策略[12]。并指出海洋环境风险与污染问题源自粗放型海洋开发模式。唐国建针对渤海康菲溢油事件中的渔民环境抗争展开了研究，从而对现实的政策、制度修正提出建议[13]。

文献表明，在海洋社会科学领域，当前的研究重点集中在“应急管理”及“环境抗争”的研究上，有关风险以及环境风险的研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因而也没有有效吸纳有关风险以及环境风险的研究成果。这使得其研究侧重海洋污染事件的后期处理上，而缺乏对前提风险的深入研究。

2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研究方法

由于专家难以有效地评估社会民众的风险感知[5]， 因此，采用自上而下的传统研究方法将使得最终的结论与现实状况大相径庭。有的研究者也意识到采用传统的数据搜集和文本分析的局限性，回避了调查问卷的数据搜集方式而采用网络搜索引擎的方式[14]，推进了有关风险感知的方法研究。但是其数据的分析还是传统的，因为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本文将采用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的方法进行研究，以弥补传统数据搜集与分析的局限。

扎根理论是由Glaser & Strauss 于1967年创立，其目的是为了“填平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之间的尴尬壕沟”[15]，是质性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种方法。目前，扎根理论在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管理学以及性别研究等各个社会科学领域中有着广泛的使用。扎根理论是一种不需要先验性的假设和结论的研究方法，并且将演绎与归纳、定性与定量有机结合。当然，不同的研究者在使用扎根理论时，对其有着不同侧重。Glaser更强调理论或者归纳结论的涌现，Strauss侧重系统的方法和有效的检验，Charmaz则强调研究者在理论建构中的角色和效果，从而被称之为建构主义扎根理论（Constructivist Grounded Theory）。鉴于海洋环境风险属于全新的概念范畴，目前理论界还缺乏相应的成熟研究，也没有成熟的测量量表和理论假设，因而采用扎根理论进行研究最为适合。

扎根理论的基本研究逻辑是深入情境收集和研究数据，经由数据间的不断比较，对数据抽象化、概念化的思考与分析，从数据资料中提炼出概念和范畴并在此基础上构建理论。扎根理论的主要步骤主要包括开放式编码（Open Coding）、持续比较（Constant Comparison）、选择性编码（Selective Coding）、理论备忘录（Theoretical Memoing）、排序（Sorting）和理论编码（Theoretical Coding）。具体流程图如图1所示：

Fig.1Flow chart of grounded theory research

开放式编码亦称之为实质性编码（Substantive Coding），是数据分析的第一步，需要对资料进行逐行分析和概念理解，从而发现核心观点。持续比较在开放式编码的基础上，进一步抽象化，从而能够帮助发现范畴（Categories）。选择性编码的目的是形成理论，提炼核心范畴。理论备忘录是对于新涌现概念的感觉、思想、观点的记录，其又可细分为程序备忘录和概念备忘录。排序是在经过理论饱和检验之后，帮助研究者进一步构建理论命题。理论编码，亦称之为理论建构（Theoretical Building）或实质代码（substantive codes），是从范畴中挖掘核心范畴（主范畴），系统建立核心范畴与其他范畴之间、以及核心范畴之间的联结关系，从而形成假设以解释理论。理论编码是扎根理论的最后提炼与升华，体现了扎根理论资料搜集与分析的最终指向。

2.2资料搜集与整理

扎根理论研究的成败，其基础在于是否收集了足够全面、真实的资料和数据。鉴于问卷调查很难获得直接全面的资料，而且在数据处理、定量分析方面所具有的不足[16]，我们采用对面访谈的方式进行资料的搜集。访谈法操作灵活，优秀的访谈者改变了以自我为中心的研究局限[17]，从而可以获得更为真实和深入的资料。此次参与访谈的研究人员共22位，使用统一的标准访谈提纲（表1），针对44位对象进行深度访谈，形成了44份访谈记录。通过比较和筛选，剔除了语焉不详、简单敷衍的14份访谈记录，最终选择了30份内容翔实、资料可信的访谈记录。为了更好地洞悉海洋环境风险的特性，此次访谈，在访谈对象的选择上特意选择了一定比例的内陆区域人员参与访谈，获得了内陆人员对海洋环境风险的认知，从而更好地获知海洋环境风险的认知广度和主观性。

扎根理论的三个基本要素是概念（conceptions）、范畴（categories）和理论命题（propositions）[18]。其中，概念通过开放式编码获得，范畴通过选择性编码提炼，最终，由理论编码收获理论命题。鉴于三个基本要素，以及文章篇幅，文章集中展示开放式编码、选择性编码以及理论编码。而在此省略持续比较、理论备忘录和排序。

3.1开放式编码

在访谈结束后，课题组最终通过挑选，确立了30份访谈对象，形成了30份访谈记录。我们随机挑选了其中的25份访谈记录，对其进行编码。为了更好地提炼访谈记录的内容，以及保证编码的顺序，课题组对访谈记录进行个逐级详尽的顺序编码，采用了“逐行编码”的方式。其编码的顺序为“访谈记录序号――回答问题序号――回答问容的句序号”。例如编码为“25-2-1”，表示该样本编号为第25份访谈记录，第2个回答问题的第1句回答。经过编号，最终获得了756个编码序列。在对这756个编号序号整理的基础上，概括了出了49个概念。49个概念出现的次数并不相同，其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几个概念是“海上溢油”、“陆域污染”、“围海造地”、“有害工程项目”等。

Concept11海洋生态破坏1海洋外来物种入侵5；海洋物种消亡6；海洋荒漠化4；海洋生态系统崩溃5；海洋过度捕捞7；21海洋环境污染1陆域排污11；海洋倾废2；海事交通排污4；海上溢油10；浒苔泛滥7；海洋赤潮6；31海洋地质灾害1洋流系统紊乱6；海啸3；海底火山爆发1；41海洋资源损害1沿海滩涂侵蚀3；围海造地10；滨海湿地退化4；海岸线侵蚀4；海洋资源破坏251海洋（环境）

属性1海洋具有流动性6；海洋的变化性6；海洋生态的高度复杂性4；海洋的一体化8；海洋的跨区域性7；海洋的不可掌控性9；海洋的全球性8；海洋环境的潜伏性和积累性3；海洋环境的波及性461沿海人口与

经济增长1沿海经济发达5；沿海人口密集6；沿海企业众多5；沿海港口与航道增长771海洋环境信息1海洋环境信息负面报道2；海洋环境信息不透明9；81海洋污名化

设施1非法核电站6；不当油储站4；有害工程项目791海洋环境

社会意识1海洋环境保护意识淡薄4； 海洋社会组织缺少3； 海洋环境保护教育5101海洋环境管理1海洋环境管理职能交叉3；海洋环境保护责任不清4；海洋污染防治措施不力3；海洋环境执法5；海洋环境保护法规5；海洋环境保护资金4；海洋环境监管3111海洋环境

保护技能1海洋环境保护技术6；海洋环境保护能力4注：概念后面的数字，表示在编码中出现的次数。

3.2选择性编码

在Strauss和Corbin那里，选择性编码亦被称之为轴心编码（axial coding）。开放式编码使资料和数据分裂为不同等级和不同类型的代码，而选择性编码则将之再次恢复为连贯整体，将分裂和分散的概念重新整合，构成分析的范畴。课题组根据Strauss和Corbin的三个分析维度（条件；行动/互动；结果）[19]，以发现49个概念之间的因果联系和逻辑推理。经过归类，将开放式编码的49个概念进行整合和梳理，将之归纳成为11个范畴（表2）。

3.3理论编码

理论编码是扎根理论从资料升华为理论的关键，是实现理论飞跃的“质变”步骤，体现了研究者的理论归纳能力和创造力。在理论编码过程中，我们需要挖掘形成的范畴之间的逻辑脉络，建立主范畴与范畴之间的联系，从而构建扎根理论的理论框架。课题组将提炼的11个范畴进行进一步的提炼和总结，将之形成三个主范畴：自然因素、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表3）。进一步的理论检验发现，自然因素、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呈现依次递进、不断放大的关系：自然因素是基础，其发展增大了心理因素，而自然因素和心理因素又增大了社会因素。在社会环境、文化及制度等外部因素等影响下，三个因素共同作用，使得海洋环境风险形成（图2）。

Number自然因素1海洋生态破坏111海洋环境污染121海洋地质灾害131海洋资源损害141海洋（环境）属性151沿海人口与经济增长16心理因素1海洋环境信息171海洋污名化设施18社会因素1海洋环境社会意识191海洋环境管理1101海洋环境保护技能111

3.4理论饱和度检验

理论饱和度检验可以确定何时可以停止资料的采样。我们将30份访谈记录中剩余的5份访谈记录进行编码和概念的提炼，没有涌现出新的概念，也没有发现新的逻辑脉络和关系，这说明上述编码的25份访谈记录已经完全容纳了相关的概念和范畴。通过理论饱和度检验，确定本文所构建的理论是饱和的。

在通过理论饱和度检验时，课题组还还对本次访谈的稳定性进行了检验。在第一次访谈结束后，间隔一个月后，课题组对其中的5位访谈对象进行了二次访谈。比照第一次访谈内容，访谈对象对其海洋环境风险的认知没有明显的变化，从而可以获知本次访谈对象对海洋环境风险的认知是稳定的。

4研究结论和主要认识

4.1海洋环境风险的主范畴关系，符合风险的社会放大分析框架，从而可以明细其形成机理风险的社会放大理论是卡斯帕森夫妇及斯洛维奇等人提出的一种重要的风险分析框架[6]，其在后来的研究中不断进行完善，形成了一个非常完善的分析模型[20]。这一分析框架很好地将自然因素与社会因素、环境/生态灾害与社会风险连接在一起。实际上，当我们使用“风险”一词时，就意味着加入了社会及心理认知范畴的因素。正如卢曼（Luhmann）所言：风险被归因于作出的决定，而危险则被归因于外部的因素[21]。简而言之，单纯涉及自然的外部灾害，可以将之称之为“危险”而非“风险”（尽管这种区分不是绝对的，也没有获得一致的认可）。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表明，在危险事件（风险事件）经过信息流的的传播后，公众认知及一些标识呈现出来，在危险达到“污名化”的状态后，风险涟漪形成，从而达到风险的社会放大。或者说从自然意义上的危险过渡到了社会意义上的风险。因此，一个风险事件的实际风险（危险）与民众对风险的感知这两者之间并不一定存在显著的一致性[22]。

海洋环境风险的形成机理，完全符合了这一风险分析过程。课题组在借鉴风险的社会放大分析框架后，发现自然因素、心理因素与社会因素共同作用，促成了海洋环境风险的形成：“自然因素”作为“海洋环境危险事件”，是海洋环境风险形成的源点，也是风险形成的基础。研究也发现，在海洋环境风险中，海洋危险事件是一个种类繁多、性质多样的集合体。例如在所提炼的49个概念中，有32个概念是自然因素。换言之，从概念的数量上而言，自然因素占据了概念数量的三分之二。而且，出现频率最高的三个概念“海上溢油”、“陆域污染”、“围海造地”也都无一例外的属于自然因素。海洋危险事件的庞杂，无疑预示着海洋环境风险具有多触发性和易发性的特性。

在自然因素等海洋环境危险事件形成后，会被相关的群体转化成信息流，并通过有效途径传播出去。在这一过程中，“心理因素”作为风险信号，成为连接危险事件与社会风险之间的桥梁，从而完成了从自然意义的危险向社会意义的风险的转化。风险信号遵循“信息流―信息沟通―意象形成”的信息传播过程，这个过程如果没有引起政府等相关管理部门的重视和注意的话，就会被单向地传递给相关的公众和群体，从而形成海洋危险事件的“标签化”和“污名化”。例如在扎根的访谈中，“非法核电站”、“有害工程项目” 等概念已经形成，它取代“核电站”（或“沿海核电站”）、“工程项目”（或“沿海工程项目”）的概念使用，直接包含着标签和污名化的表达语词：“非法”和“有害”。这预示着在风险信号形成过程中，“去污名化”对于海洋环境风险防治而言，是何等的重要。

当风险信号形成后，就会被“社会因素”接纳后，从而形成风险的社会放大。诚然，这种社会风险并非是单向的放大，也可能被反向弱化。那何为风险的放大或弱化呢？斯洛维奇很早就发现，民众与专家之间在对待风险上是存在差异的[5]。因此，当公众眼中的风险远远超过专家所评估的程度时，我们称之为风险的强化或者放大；当公众的认知/行为显示风险远小于专家判断提示的程度时，我们称之为风险的弱化[23]。海洋环境风险信号的社会放大/弱化基于两个方面的社会因素：一是公众认知，即风险信号是否契合公众所具有的海洋环境保护意识和其文化价值观，一个具有很强的环保意识和文化的公众很容易接纳这一风险信号，反之亦然；二是社会管理，即政府管理部门是否获得了公众的信任。信任在风险的社会放大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约翰逊（Johnson）的研究发现，风险的信任是多维的[24]。信任包括 “诚实”维度和“称职”维度双重维度，前者指风险管控者在风险信息方面对事实的忠诚度，而后者则指风险管控者所具有的控制风险的能力程度。在海洋环境风险的形成中，前者体现为受访者对海洋环境管理相关方面的关注，后者体现为对海洋环境保护技能方面的关注。

在海洋危险事件、风险信号、公众认知&社会管理三个阶段的风险形成后，风险涟漪形成。风险涟漪的核心是直接相关的当地居民。其他的组织，例如企业、社团、政府等都会裹挟其中，从而使得海洋环境风险形成。我们在借鉴卡斯帕森的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基础上，形成了海洋环境风险的形成机理及放大过程图（图3）。这一形成机理很好地反映了海洋环境危险事件是如何经过社会放大，从而具有了社会风险特性的“海洋环境风险”。

图3海洋环境风险的形成机理及放大过程

Fig.3Formation mechanism and amplification process of marine environmental risk

4.2人们对海洋环境风险内涵及特性的认知，是两个方面的综合：“有关海洋环境的风险”，以及“因由海洋环境引发的社会风险”大部分访谈对象在访谈中，明显地表现出对海洋环境风险最终指向的多元化认知。他们并没有很好地区分海洋环境风险的最终指向是什么，即风险的标的是“针对海洋环境及海洋生态系统的风险”，抑或是“因由海洋环境污染或者生态破坏而引发的社会风险”。质言之，前者的风险本质是一种自然风险，后者则是一种社会风险。或者按照上文所述的卢曼的观点，前者是一种“危险”，而后者才是一种“风险”。大部分的访谈者的访谈内容，其提炼的概念都涉及自然因素、心理因素以及社会因素，尽管自然因素的概念占据绝大部分。这说明人们对海洋环境风险的认知是两个方面的综合：“有关海洋环境的风险”，以及“因由海洋环境引发的社会风险”。

普通民众对海洋环境风险存在多元认知并不难理解，它也从侧面说明了风险认知及其防治的艰难。诚然，这种对海洋环境风险的多元认知，很大程度上根源于我们对环境风险的认知就是多元的。概括而言，当前对于环境风险的认知就存在四个维度：经济维度、安全维度、社会（心理）维度、生态维度。经济维度是经济学、管理学科的认知模式，更多地将环境风险拘于自然状态，从客观的角度去认知风险，秉承成本-收益的风险防治策略；安全维度则是法学的认知模式，秉承预防原则去防治风险；社会维度，或者称之为心理维度，则是心理学、社会学的认知模式，它们从主观角度去认知风险，将环境风险定位为因由环境事件引发的社会风险；而生态风险则是自然科学的认知模式，其“生态风险”（ecological risk）是更为常用的一个术语，它强调具有不确定性的事故或灾害对生态系统可能产生的不利作用和损害[25-26]。在海洋环境风险认知及研究的前期，由于研究者大部分出身于环境科学、地质学等自然科学，因而更多地从生态维度去认识，“海洋生态风险”也是一个更为普遍地概念。而当更多地社会科学研究者开始介入海洋环境风险研究时，对其认知就发生了拓展和转移。

我们在扎根理论的研究中，获知了普通民众对海洋环境风险的认知，与专家保持了一致。这种对海洋环境风险内涵以及特性的多元认知模式，使得海洋环境风险的防治者们需要保持一种更多宽广的防治视野。

4.3对海洋环境风险的防治，需要有效区分民众对沿海自然项目的风险感知与民众对沿海自然项目管理状况的风险感知鉴于人们对海洋环境风险的内涵及特性认知，有着双重的认知模式，因此，要合理有效地防治海洋环境风险，需要做出有效地区分，例如需要有效区分民众对沿海大型项目的风险感知与民众对沿海大型项目管理状况的风险感知。前者体现在民众对项目本身的风险关注，而后者则体现在民众对项目管理者及管理状况的风险关注。我们在深度访谈中发现，很多民众对沿海核电的反对，并非单纯是针对核电，而是针对核电的管理状况。当课题组针对一些明确表现出对沿海核电焦虑的民众表示核电已经成为发达国家重要的能源构成时，很多民众表示“发达国家的管理严密，可以消除风险，而咱们中国还不行”，表现出对管理状况的风险认知。因此，合理区分这两种风险认知，从而针对其不同的风险认知，进行有针对性的风险应对策略，将更为有效地防治海洋环境风险。

诚然，要有效降低民众对沿海项目管理状况的风险感知，最为核心地是建立民众对政府的信任。甚至可以说，构建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是有效防治海洋环境风险，并防止其向社会风险转化的根本途径。雷恩与莱文按复杂性与抽象度将信任分为五个层次：对信息的信任、对传播者的信任、基于信源感知对机构的信任、基于机构表现对机构的信任、信任的社会政治气候[27]。海洋环境管理的优化及海洋环境技能的提升可以降低人们对海洋环境风险的感知和恐惧。这是因为低层次信任的持续流失最终导致高层次的不信任，同样高层次信任也对低层次信任的维护有调节作用。随着复杂技术时代的到来，个人的风险控制被机构的风险管理所取代，公众更加依赖机构可信度来判断风险；信任能够补偿负面的风险感知，不信任则导致公众抵制风险，以至于增加风险感知。

4.4海洋环境风险具有“镜像”效应等其独特性，因而有其自己的运作逻辑一般的环境风险，因其传播媒介的固化以及数量可控，因而其影响范围大致固定，其风险源属地与风险的影响地基本是重合的（流域的环境风险另当别论）。但是海洋环境风险的风险源属地与风险的影响地并一定是重合的，经常发生错位，从而导致“镜像”效应的出现。所谓“镜像”效应，即是指风险源属地与受影响地之间产生了错位，甚至导致风险源属地的社会风险减轻，受影响地的社会风险放大。“镜像”效应的实质是造成跨区域的风险感知。由于海洋的一体化和流动性，使得海洋环境风险的风险感知经常是跨区域的，风险策源点与风险影响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张力。访谈对象的职业、地域等并不影响其对海洋环境风险概念的认知和建构。实际上，不仅仅本课题组在扎根理论的运用中发现了这一运作逻辑，现实的案例事件对此有所印证。例如厦门的PX项目搬迁至漳浦县古雷镇，但是却在一海之隔的东山县铜陵镇引发环境风险恐慌，造成跨区域的海洋环境风险[28]。海洋环境风险的“镜像”效应使得其不同于一般的环境风险，在某些状况下有着其独特的运作逻辑。

自然因素、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在海洋环境风险“镜像”效应的产生方面，都发挥着一定的功效。自然因素体现为所在区域的区位及危险事件的危害程度。研究发现，如果某区域位于风险源地的海洋洋流下方，更易发生“镜像”效应；心理因素体现为受影响地对风险信号的心理认同程度。如果受影响地居民对核电持一种天然的排斥和恐惧心理，更易发生“镜像”效应；社会因素则体现为所在区域社会生产、生活、管理状况与海洋的关切程度。研究发现，沿海区域如果存在较多的海洋养殖，或者海鲜类食品在居民日常饮食中占据较大的比重时，更容易引发对其他沿海区域的环境风险感知，从而产生“镜像”效应。

海洋环境风险具有的“镜像”效应，使得海洋环境风险的“涟漪”效应更易发生，也更难以掌控其涟漪的范围和深度。从这个角度而言，深入分析每一种可能引起“镜像”效应的因素集合，形成全面、深入的风险范畴把握，是有效防治海洋环境风险的基础。

5结语

本文采用扎根理论对海洋环境风险这一全新的概念进行了研究。提炼了对海洋环境风险的形成有关联的49个概念，并凝练出11个范畴，概括成自然因素、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三个主范畴。在研究方法上，本文的研究开创了海洋环境风险研究的一个新的尝试，试图不带预设和先见地去界定海洋环境风险的概念，并发现其形成机理及特性。这一研究对深入探讨海洋环境风险以及海洋环境治理等都有着借鉴意义。

但是不可否认地是，本文的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和需要进一步讨论的地方。扎根理论力图不带偏见地和价值观地去发现理论，但是没有哪个研究者是中立的，因为语言在被观察现实的基础上传递着形式和意义。语言的特殊使用反映了观点和价值。Glaser和Strauss也直言不讳地指出，扎根理论的重点不在于证明理论，而在于建构理论。课题组在访谈中，由于访谈记录人员数量较多，其访谈的自然语言可能对访谈对象有一定的引导和诱导，从而使得理论带有一定“建构”的成分。在扎根理论的框架使用上，本课题组对海洋环境风险的形成机理分析，也没有从Glaser的“理论代码家族”（theoretical coding family）的理论框架角度去进行深层分析。Glaser提出了在理论代码家族中最有代表性的成员是被称之为“6C”的六个维度：原因（cause）、语境（context）、偶然性（contingencies）、结果（consequences）、协变性（covariances）和条件（conditions）[29]。局限于本文的研究主题和篇幅，本文没有对这6个方面展开研究和探讨。

当然，本文也研究也没有对一些相关因素展开严谨地相关性和比照性研究。例如没有对社会发展层次的不同群体进行比较，如通过扎根理论对经济发达的上海、浙江等沿海省份，与经济欠发达的海南、辽宁的省份进行比较，从而能更好地洞悉文化层次、社会因素对海洋环境风险形成的影响；没有对形成的因素进行量化处理，没有形成自然因素、心理因素、社会因素在海洋环境风险形成中发挥何种比重的作用；本课题对自然因素、心理因素、社会因素的划分也可能存在绝对化，其中一些范畴可能同时涵盖了自然因素、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多重属性；也没有更细致地提炼其他特征在海洋环境风险形成中的地位和作用，即没有对不同地域、不同学历、不同职业等对海洋环境风险的感知差异进行系统分析。这些研究的不足期待其他研究者更为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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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化学论文篇10

总之，人类所从事的海洋活动，构成了海洋文化的全部内涵。海洋文化实际上是人类从事不同方式的海洋活动所产生的不同文化样式的具有内在联系的文化多学科集合。这其中，人类稳定的海洋生产方式，构成了海洋生产习惯和生活习俗，这是海洋文化内涵的重要构成部分。海洋问题由于历史的原因，也由于海洋自身的特质，导致整个人类几百万年几乎没有任何海洋行为，除了浅海的渔猎活动外，人类与海洋没有构成直接的生产和生活关系。直到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定居之后，沿海的居民才对海洋渐渐关注，发明了结网的捕捞方式，渐次到深水捕捞发明了可供漂浮的船。船是海洋文明的标志物，有了船，人类才随着船驶入了海洋文明时代。直到大航海时现地球是圆的，海洋文明才成为整个人类的文明。由于海洋文明远远晚于农耕文明，长久以来海洋并没有产生海洋问题，更没有海洋国际问题。只是到了大航海时代，一些受地缘要素限制的旧大陆国家开始向新大陆殖民，海洋的国际问题随之而生。海权首先发轫，国际的海洋争端逐渐出现。海洋国家、半岛国家和陆海型国家的海域的疆界、海域的岛屿、礁盘的权属、大陆架的延伸，越来越成为国际海洋争端的焦点。近两年的南海问题、东海问题，将海洋国际争端，推向了全新时期。正是由于这种争端，使海洋文献学、海洋考古学瞬间身价倍增。但是，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仍有很大的局限性，而且对这些资料的认同受到国家立场的干扰，常常各执一词。目前，海洋考古学已经创立，海洋文献学还没有创立。在解决海洋权属问题时，还需要创立一个学科——海洋民俗学。民俗的久成性、区域性和民族性，使其具有文献学、考古学的双重功用。海洋文献学、海洋考古学和海洋民俗学，这将是海洋世纪里最具深远意义和当下意义的学科，是海洋文化研究体系不可或缺的部分。为此倡议成立“海峡两岸海洋民俗学学会”。

二、海洋文化的历史底蕴

人类最初对海洋资源的认识和利用是鱼类资源，因鱼而渔—因渔而网—因网而船—因船而港—因港而运—因运而通—因通而兴—因兴而盛，这是海洋文化的发育轨迹和历史底蕴。我国沿海地区的先民们，在世代依托海洋获“渔盐之利”、得“舟楫之便”的生存中，创造了多姿多彩的海洋文化。海洋捕捞、海盐晒制、海水养殖、水产交易、海洋市场培育、海洋制造业创立、海洋运输、港口修建、航线勘测、水道开辟、海流和潮汐分析、海洋气象探究等等，这一切都源于沿海先民的海洋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西方曾依仗学术强势地位妄言中国古代不习于航海，造成了世界对中国海洋文化的误读。中国古代不仅习于航海，而且是海洋文化发祥最早的国家之一，是跨海远程航海最早的国家之一，是世界大航海时代的先驱。胶东半岛的烟台地区有可能是我国航海史上远海航行的初发地，渤海海峡一线串珠式的岛屿，是先民们目视脱界航行的先决条件。还应该特别申明的是，我国沿海和海岛地区的渔民们，无论朝代怎样更替，时代怎么发展，他们世代居住在那里，像农民世代没有离开土地那样没有离开过海洋。他们一直是亦渔亦农的生产方式，一直是亦渔亦农的双重身份，而且他们的身份没有被“农”化，起码直到我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兴起之前，渔民一直是仅次于农民的社会群体。因此，我国海洋文化发展虽然缓慢，但没有中断；我国海洋文明进程虽然落后，但没有停滞。我国海洋文化和海洋文明的连续性，是我国海洋文化的特质。这是我国海洋文化史的真正面貌。这里有必要讨论一下“海禁”。之所以要讨论这样一个问题，是因为“海禁”容易产生对我国海洋文化特质认识的遮蔽性。海禁是我国古代为了维护沿海治安，保证国家安全，朝廷采取的不经官方许可不得擅自出海的禁令。这种海禁主要发生在元、明、清三个朝代。我国自汉代以来，特别是建立起海上丝绸之路以来，海外贸易迅猛发展，时至元代，规模空前。出于控制海外贸易的尺度，整治管理海上对外贸易的机构市舶司，元代世祖忽必烈于1292年8月下令暂停两浙、福建和广东的海上商业航运。后来断断续续发生过3次，最后一次是1320年，“罢市舶司，禁贾人下番”，两年后恢复。元代海禁时间长短不一，最长不超过5年，前后时间跨度整30年。元代海禁主要是限制海外商贸活动，沿海渔业生产并未受到多大影响。

明代实行海禁是为了防止沿海的军阀余党和海匪的滋扰而采取的封闭海上贸易的政策，禁止国人经海上到海外经商，也限制外国人经海上进入中国进行贸易活动。1374年朝廷撤销福建省泉州、浙江省明州、广东省广州三地的市舶司，1381年下令禁止沿海居民私通海外诸国；1390年禁外藩交通令，1397年再次下令，禁止中国人下海通番。清代实行海禁的目的是“防汉制夷”，打击“反清复明”实力，闭关锁国。先后两次禁海，第一次是1655年6月禁海，并将沿海居民内迁30至50里，设界设防，1684年解禁，并于第二年撤销市舶司，设立江苏、浙江、福建和广东4处海关。第二次是1717年，实行南洋禁海令，1727年解禁。后来又有不同程度的闭关政策。其实，清政府设立的海关口岸只有4个，闭关至多也只是4个，而有通商能力的口岸有100多个，由此可知清代海禁对海上贸易活动的影响并不是全面的。所以，我国历史上的海禁在客观上是有限度的。最为严重的是明代海禁，使以海洋谋生的沿海民众的生存受到威胁，他们暗中出海、公开对抗时有发生，或者“入海从盗”、或者举家外逃。既然可以从盗入海，可以经海外逃，那就表明海禁严厉而并非“严密”，仍有隙可乘，而且海禁尽管是全国性的，但重点在南方，山东北部和辽宁沿海，情况就宽松得多。史实证明，海禁的影响是巨大的，但并没有造成中国海洋文化和海洋文明发展的中断，断环并没有发生，况且海禁本身就是海洋文化的沧海一粟。

三、海洋文化的当代内涵

海洋文化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内涵也在不断地丰富。最初人类认识不到海洋的更多资源，一直局限于海上捕捞和海上运输。进入二十世纪以来，随着工业文明的强劲发育，人类认识到了更多的海洋资源，其中对人类社会发展最具影响的是海洋油气资源。在100多年前发现并开采利用的陆地石油和天然气，使整个世界、使整个人类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的能源出现了，新的生产方式出现了，新的生活方式出现了，新的文化也出现了。天上飞的、地下跑的、天上地下转动的，都是油气的能量，油气成了整个世界的驱动力。石油和天然气是不可再生的资源，随着开采能力的提高和应用的广泛陆地油气日趋枯竭。海洋油气资源被发现，而且储藏量占地球油气总储藏量的70%，无疑对消除世界能源危机、推动全球经济发展，意义重大而深远。于是，海洋油气开采成为世界上具有海洋开采能力国家的角逐场。

现在，仅在南海拥有石油承租权并且从事油气勘测和开采的国际石油公司就有200多个，分别来自20多个国家。海洋资源被广泛开采和利用、海洋生产的全球化，对海洋生态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这种影响集中表现在海洋的水文化环境上。水文化环境是由水而产生的人文环境和水所处的人文环境双重含义，是自然与人文合二为一的概念，人文环境依托于自然环境，同时又反作用于自然环境。海洋利益使各国的海洋战略构建以更多的海洋资源占有为基础，于是带来了海洋全球化意义下的水文化环境问题。从一般意义上说，人类的生产和生活都发生在零海拔以上的高度，而海洋的整个实体都在零海拔以下。所以人类生产和生活所产生的废弃物，固体的、液态的、气态的，都会随着河流流入海洋或随着空气漂浮沉落到海洋。自对海洋资源开采以来，人类的生产活动到了负海拔的深海，墨西哥湾、渤海湾的油田开采都发生过极其严重的原油泄漏事故，大量的原油污染了海洋。2011年日本核电站连续爆炸事故，使东海的水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影响到渤海、南海甚至整个太平洋。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延伸到负海拔以下，使海洋的水文化环境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海洋世纪的核心标识，是海洋全球化意义。一方面，海洋正以它覆盖全球地表面积十分之七的连续水体和丰富资源，为全球化经济、全球化政治和全球化文化，甚至为全球化战争，提供地理途径和资源保障。另一方面，海洋也因海洋的全球化生产而发生了水文化环境危机。海洋全球化意义是海洋文化的当代内涵。

四、海洋文化与海洋战略

海洋化学论文篇11

中图分类号：P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064（2017）05-0212-02

人源自于自然，人类社会源自于人对自然的认识与改造的过程。在对自然不断探求的过程中，人的认识能力不断提高，认识的内容也不断进步。人的认识就如同人类自身的发展一样，遵循着由低级到高级、有简单到复杂、由初浅到深刻的规律。人们对海洋的认识同样如此。由于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在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中，我们的海洋意识似乎没有西方人那么强烈，海洋文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也不如对西方国家影响那样广泛，当然，我们对海洋、海洋文化也缺乏足够的认识与重视。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世界经济的相互依赖逐步加强、对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的需求也逐步加大，海洋在交流交往和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愈发显得重要。

1 认识海洋的重要意义

人类认识海洋、利用海洋最初的形式无外乎有两种，一是向海索取食物。满足人们生存的最低需要，用一句广为知晓的民间谚语可以概括，即靠山吃山、靠海吃海；二是建立海上通道。主要用于贸易往来或人员交流。但经过研究后不难发现，即便是这两种形式给人类社会进步所带来的影响也是非常广泛和巨大的。

首先，海洋是人类物质文明传播的重要途径。人们在完成简单的商品交换，带来新的食物和其他没见过的产品的同时，也学会了这些可作为食物的植物的种植方式和其他产品的生产技术，推动了人类社会生产方式的进步。有一封波斯统治者在给他手下一位总督的信中这样写道：“你提出将幼发拉底河对岸的果树移植到亚洲更多的地方，以改善我的国家，这一计划我很赞同。……”其实，这只是一个缩影。在这一时期里，印度最先种养的棉花、甘蔗和鸡传播到了中国和西欧。中国又相继获得了葡萄藤、苜蓿、细香葱、黄瓜、无花果、芝麻、石榴树和胡桃树；同时，中国也将自己的橘树、桃树、梨树、牡丹、杜鹃花、山茶和传给了欧亚其他地区。无论是公元前水车的传播，还是后来的电灯电话、火车轮船的传播都是最好的证明。

其次，海洋在人类文化的传播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广义的文化是人类在改造自然、改造社会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狭义的文化是指与上层建筑相关的意识形态，包括思想观念、文学、艺术和宗教等。人们在通过海洋进行着商品交流、生产方式交流的背后，更深层次的实际上是思想观念的相互碰撞、文学艺术的相互学习和的相互影响。伴随着海上交流，中国的经典古籍被翻译介绍的西方；工艺美术品、服装、瓷器、扇子、绣品、银器、家具等被带到欧洲；与此同时，西方的音乐、舞蹈、绘画、雕塑、建筑等艺术，天文、历算、医学等科技知识，通过海路传入中国；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也随着坚船利炮和各种商品进入了中国。当然，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思想观念也通过同样的渠道为我们所了解、熟悉和掌握，其中就包括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

可见，海洋为人们了解世界、改造世界，为人类了解自身、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曾发挥了重要作用。

今天，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不断地增强，人类的思想意识和对海洋的认识都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一方面，海洋成为连接世界各国的纽带，是人类共同的家园。另一方面，海上通道是海上贸易的经济命脉，对开放型经济的影响巨大；同时，海洋中蕴藏的丰富的资源，可为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可靠保障。于是海洋又不可避免的成为世界各国博弈的战场。

中国是陆地大国，同时也是海洋大国。我国大陆海岸线北起鸭绿江口，南到北仑河口，长达18000多公里，加上岛屿岸线共计32000多公里；岛屿有6500多个；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有关规定和我国的主张，划归我国管辖的海域约300多万平方公里。我国海域广阔，资源丰富，所以中国也是一个海洋大国。重视海洋、管理海洋、开发利用海洋，维护我国的海洋权益，是中国政府合理合法的正当职责所在。在2013年7月30日下午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建设海洋强国研究第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建设海洋强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2 海洋意识与海洋文化的内容

目前，关于海洋意识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概念，不同学者根据其不同的研究成果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何兆雄在《试论海洋意识》一文中提出“海洋意识指人类在与海洋构成的生态环境中，对本身的生存和发展采取的方法及途径的认识总和”。杨成志在《海洋意识初探》中提出“海洋意识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在一定时期内对其所属海洋乃至世界海洋的认识以及对海洋资源综合开发利用程度的总称”。温广宇经过研究提出，海洋意识主要包括海洋国土意识、海洋财富意识、海洋资源意识、海洋竞争意识、海洋环境意识、海洋安全意识等六个方面。千炎平将海洋意识定义为人们对海洋与人类社会存在、发展的作用、地位及重要性的总体认识或反映。冯梁认为21世纪中华民族海洋意识作为一种社会意识，是指21世纪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对海洋在中华民族的历史、现实，特别是未来发展中的地位、作用和价值系统的理性认识。他认为海洋意识主要由海洋交通意识、海洋资源意识、海洋空间意识、海洋科技意识、海洋博弈意识、海洋富国意识、靖海安邦意识、海洋崛起意识、科学开发海洋意识以及构建海上和谐世界意识等内容构成。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意识是人脑的机能和属性，是社会的人对客观存在的主观映象。这种主观映象具有感觉、知觉、表象等感性形式，也具有概念、判断、推理等理性形式。人类的意识活动具有社会性。以此为标准，我们可以看出千炎平的海洋意识定义更具有普遍意义一些。

那么什么是海洋文化呢？“海洋文化，就是和海洋有关的文化；就是缘于海洋而生成的文化，也即人类对海洋本身的认识、利用和因有海洋而创造出来的精神的、行为的、社会的和物质的文明生活内涵。海洋文化的本质，就是人类与海洋的互动关系及其产物。”（曲金良：《海洋文化概论》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如海洋民俗、海洋考古、海洋信仰、与海洋有关的人文景观等都属于海洋文化的范畴。

海洋文化包含的内容很多，因由海洋而生成和创造的文化都属于海洋文化；人类在开发利用海洋的社会实践过程中形成的精神成果和物质成果，如人们的认识、观念、思维方式、心态，以及由此而生成的生活方式，包括经济结构、法规制度、衣食住行、习俗和语言文学艺术等形态，都属于海洋文化的范畴。海洋文化具有开放性、外向性、兼容性、冒险性、神秘性、开拓性和历史性等特征。

今天我们对海洋文化的研究和探索日渐深入，涉及海洋地域文化、航海文化、海洋经济文化、海洋军事文化、海洋环保文化、海洋文学、海洋艺术、海洋信仰、海洋旅游文化等广泛的领域。

3 海洋意识的建立与海洋文化的传承

海洋意识的建立与海洋文化的传承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它受地域、历史和传统文化等因素的制约，同时，一个国家的法律、制度和发展策略也会给其带来很大影响。要使全体人民都能建立海洋意识、自觉地传承海洋文化，我们要做的工作很多，但至少要做好以下四个方面的工作[1]。

（1）国家要制定海洋发展战略。国家对海洋的态度，直接影响全体人民对海洋的态度，影响对海洋科学研究的投入，影响海洋产业的发展，影响海洋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或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和未来在世界格局中的位置。海洋战略一般是指国家为控制、利用、保护和管理海洋而制定的长期性、全局性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海洋战略大致包括以下内容：确立海洋在国家的重要位置，提升海洋意识，制定海洋政策法律，建海洋事业推进体制，加强国家对海洋的宏观管理，促进海洋国际合作，开发与利用海洋资源，保护海洋环境，维护海洋安全，加强海军建设，发展海洋教育、科技与海洋产业，提高海洋国际竞争力等。

党的十报告提出，要“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将发展海洋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2015年国家海洋局了 《中国海洋发展报告（2015）》，结合海洋事业的发展和海洋领域的重大事件，从中国海洋发展的宏观环境、加强海洋综合管理、发展海洋经济、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保护海洋生态环境、维护国家海洋权益，以及建设海上丝绸之路等七个部分展开论述；还对社会和公众关注的一些海洋热点和难点问题进行了评述。可见国家海洋发展战略的提出，为海洋意识的建立和海洋文化的传承提供了法律和制度上的保障。

（2）要加大对海洋文化的宣传。提升海洋意识、传承海洋文化需要全社会、全体公民的共同努力。首先要让人民群众了解海洋对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了解国家的海洋发展战略及其内容，培养对海洋热爱、探索的精神；其次，加强对海洋文化及其相关领域历史的研究和保护，包括历史遗迹、海洋产业文化、海洋信仰、民间传说、习俗和文学艺术等，保证海洋文化的连续性和可传承性；再次，拓展海洋文化宣传的渠道，通过举办各种与海洋文化相关的活动，让人们参与其中并感受海洋文化的魅力，使海洋文化的传承成为个人行为的自觉。

（3）要大力发展海洋产业。海洋产业包括的方面很多，如：传统的造船、航运、捕捞、养殖、盐业等和新兴的海上石油开采、海上救助、海洋旅游、海洋艺术、海上休闲等。大力发展海洋产业，一方面可为社会创造大量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另一方面也可使人们能够感受到海洋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这无疑会使人们的海洋意识得到加强，自觉地投身海洋事业的发展之中，成为海洋文化传承的主力军。

海洋化学论文篇12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C DOI：10.3969/j.issn.1672-8181.2014.17.021

1 物理海洋学的专业特点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国家海洋战略地位的确立，涉海科学专业在国内高校中迅速发展壮大。物理海洋学作为海洋科学专业下属重要二级学科，也得到越来越多关注。对比一组数据可以发现：在上个世纪，全国所有高校中只有青岛海洋大学和厦门大学开设有物理海洋学的相关课程;而进入新世纪，先后有上海海洋大学，大连海洋大学，广东海洋大学，中山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等多所高等院校看办了相关院系和学科，使得从事物理海洋学教学科研任务的岗位数量大大增加。应该承认，数量的简单增加并不意味着质量的快速提升。尤其对于国内大多数涉海专业的院校而言，物理海洋学还是一个新兴的专业，无论是师资力量，课程设置，还是人才培养模式都还有许多值得改进的地方。本文就是结合我们多年从事物理海洋学教学科研的工作经历，对该学科的课程设置和人才培养方面的问题进行探讨。

物理海洋学主要关注海洋中的动力过程，更确切地说，就是从物理学的角度研究和分析海水的作用力，海水的运动，海水的热（温度）盐（盐度）密（密度）场结构、以及伴随海水运动而产生的各种形式的物质交换、动量交换、能量的交换等。如果说海洋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和生物赖以生存生活的海洋环境的话，那么物理海洋学的研究对象就是海洋环境中的物理过程。实际上，海洋中物理过程的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与地球的天气气候变化、与海洋中物质能量的输送转移、与海岸和海底地貌的侵蚀演化，与海洋生物的生存生活方式、以及与海洋的交通运输和军事活动等都有密切的联系。从学科角度讲，物理海洋学主要关注四个方面的科学问题，即海洋的热盐结构（水文特征）、海水的宏观运动（海流波浪潮汐）、海-气相互作用和海洋湍流（海水的混合）。

2 课程设置

物理海洋学的学科特点就是从物理的角度认识海洋和运用数学的手段研究海洋，因此加强学生在数学物理方面的知识积累对于完成后续专业课的学习就显得非常重要。在课程设置上首先要有针对性地加强数学物理基础的培养，在大学一二年级时要保证开设足够学时的和数学物理内容相关的基础课，如高等数学，线性代数，概率论数理统计，数学无理方程，复变函数和几分变换，微分方程，多元统计分析，数学建模，大学物理，大学物理实验，理论力学，流体力学，流体力学试验等，帮助学生尽快熟悉和掌握如何运用数学物理手段研究问题分析问题。

计算机是研究海洋的一个重要手段，尤其是在海量数据的处理和动力过程的模拟方面都离不开计算机的应用，因此加强计算机编程技能的教和学也是本专业学生培养的基本要求。就本科阶段而言，我们认为C++，Fortran和Matlab三种程序语言设计是学生必须掌握的。其中C++是面向对象的程序设计语言，可以帮助学生熟悉和了解程序设计方面基本知识;Fortran是计算语言，目前国际上通用海洋动力模型都是用Fortran开发实现的，是学生掌握海洋模型模拟动力过程的基本手段;Matlab最强大的功能在于数据的可视化，因此在海洋数据处理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与计算机语言密切相关的后续课程包括计算方法，计算流体力学，海洋数据处理和可视化，海洋数值模型，海洋要素计算与预报课程设计等。这些后续课程实际上就是运用已掌握的计算机语言去研究海洋认识海洋。

3 人才培养和就业前景

物理海洋学的主要研究手段有三种，即现场调查，理论分析和数值计算。实际上，本专业学生的培养目标就是使其能够掌握研究海洋的这些手段。因此，无论是设置的课程还是培养的模式都是服务于上述目标的。对于数理基础较好的学生可按照基础研究型的方向进行培养，重视数学物理基础和海洋理论知识的培养;对于动手能力强的学生可按实际应用模式培养，重视海洋观测仪器设备和计算机应用方面的培养。

物理海洋学是海洋科学的重要基础学科，因此该学科毕业生的就业领域涉及到与海洋相关的各行各业，如海洋渔业（海水养殖和捕捞）、海洋制药以及保健品开发、海盐化工、潮汐波浪能发电、海水化学元素提取、海洋采矿，海洋石油天然气开采、海洋交通运输、滨海旅游、海水淡化、海洋景观、以及新兴的海洋空间利用等。正是由于物理海洋学学科方向牵涉面大而且就业领域广泛，因此该学科的毕业生也成为涉海单位急需有用的人才。此外，物理海洋学专业的毕业生就业领域还可涵盖其他许多行业，因为物理海洋学本身就是一门涵盖面非常宽的学科。该专业经受过海洋科学研究的训练，具有较强的自学能力和独立工作的业务能力，主要到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国家海洋局及其所属业务单位、地方海洋局、交通部、海军有关部门等从事科研、教学和管理工作。正由于物理海洋学专业学生具有较为广阔的就业前景，这就更增添了为社会培养不同领域不同方向合格专业人才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4 结论

本文主要介绍了物理海洋学的学科特点， 并针对理论和实际应用并重的学科属性，进一步分析了完善课程设置和培养合格人才的举措，希望本文的讨论对于促进新兴涉海院校在物理海洋学专业的发展起到一定的作用，从而满足国家海洋战略的客观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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