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诗歌大全篇1

中国历史有着深刻的诗歌传统，从最初的《诗经》《楚辞》开始到魏晋南北朝的乐府民歌，再到有唐一代的诗歌盛世，一直绵延到宋元明清的封建同时代时期。清朝王国维曾提出“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但是诗歌毫无疑问是贯穿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的文学体裁。而对于诗歌的评论、分析、研究也有着深刻的历史，从东汉毛亨的《诗经训诂传》开始，中国古代文人就着眼于诗歌的研究，同时产生了一大批价值极高的诗歌评论作品，诸如南朝梁・钟嵘《诗品》、唐・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宋・严羽《沧浪诗话》、明・洪迈《容斋续笔》、清・翁方纲《诗法论》。

然而几千年的中国古代诗歌研究史，学者们把大量精力放在了对于诗歌“意”的研究上，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诗歌语言的分析。清朝王国维关于读书的三重境界的论述正可以作为一个古代中国学者在诗歌评论上的三种选择，“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西楼，望尽天涯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中国古代的诗歌评论正是在这种注重个人理解的维度上不断前进着，审美主体通过个人感悟的形式从自身的角度出发解读诗歌。

但是，诗歌和语言的关系密不可分，在中国古代，也已经有了一些评论家关注到了从语言的角度去分析诗歌，而不仅仅是从个人感悟和诗歌意境的层面去评论。从语言学的角度分析中国古代诗歌主要是从语音学和文字学两个方面进行的，语音学主要指的是诗歌的用韵、平仄，文字学则主要关注的是诗歌的用字、对仗等问题。

二、语言学角度出发的诗歌研究

1.语音学角度的诗歌研究

语音学角度的诗歌分析，是由中国古代诗歌重视格律、声韵的特点决定的。中国古代诗歌从《诗经》开始就有着较为明确的押韵要求，到了南北朝时期，梁朝的沈约提出了汉语四个声调的问题，并且较为详细地论述了诗歌中的平仄、押韵、对仗等问题，从而形成了当时极盛一时的“永明体”。这种讲究格律、对仗的诗体到了唐代全面繁荣，形成了有唐一代的格律诗，并且影响了其后的中国文学史。格律诗讲究用韵、平仄、对仗、句式，因此从语音学的角度去分析诗歌是有必要的。

所谓“平仄”指的是诗歌中的汉字声调长短、平调与升降调或者促声调的交替使用。这对于保持诗歌的节奏有重要作用。平声与现代汉语的阴平、阳平相对应，是一种既平且长的声调；仄声则是指的上声、去声和入声，上声、去声与现代汉语相同，入声是一种短促的声调。交替使用平声和仄声能够在诗句中形成高低起伏缓急相对的变化的美感。平仄的要求具体到格律诗中，就是讲究“黏”“对”“拗”“救”。“黏”是指一首格律诗上一联的对句与下一联的出句五言句第二字、七言句第四字平仄相同；“对”是指一首格律诗同一联的出句与对句五言句的第二字、七言句第四字平仄相反；“拗”是指的不符合“黏”“对”规则的平仄使用；“救”，则是根据“拗”的具体情况，在其他部位改变平仄规则，从而使诗句重新达到音律和谐的方法。

中国古代诗歌讲究用韵有着非常深远的历史。从语言学的角度分析中国古代诗歌需要把用韵纳入到考虑范围内。古典诗歌的押韵一般都较为规范，一般来说是隔句押韵，首句可以入韵，也可以不入韵，韵脚一般都落在偶数句的最后一个字上。格律诗有着严格的用韵规则，一般来说按照“平水韵三十韵”的平声韵进行押韵，不押邻韵。但是对于古体诗，押韵的要求并不那么严格，有时可以使用邻韵，甚至还有抱韵、交韵甚至是不押韵的情况。押韵造成的语义作用是将汉语诗歌的句意后移，诗句的语义重心一般都落在“三字尾”上。对于篇幅较长的诗歌，还可以使用转韵的方法让全诗始终保持在一种较为和谐紧张的韵律状态。

此外，探究中国古代诗歌的语音学层面，还要注意到汉语大量的连绵字。汉语中，特别是古代汉语，有着大量音韵和谐的连绵字，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双声联绵字和叠韵连绵字，这些对诗歌的影响都是广泛且深远的。

2.文字学角度的诗歌研究

文字学分析是由汉字强大表意功能决定的。在每一种语言中都有着较为鲜明的层级性，在汉语中，语素、字、词、短语、句子、段、篇、章等构成了一个等级鲜明的系统，而从文字学角度分析中国古代诗歌更能明确看出汉字的特点。在中小学语文教学中经常会提出哪个字是全诗的“诗眼”问题，所谓“诗眼”，指的就是能够将生动形象表现出诗的意境、增加诗的韵味的特定字，一般来说都是动词或者形容词，如王安石“春风又绿江南岸”中的“绿”字，一下就将春风带来的影响，为江南带来无边春色的诗意生动地表现出来。再如贾岛“僧敲月下门”中的“敲”字以及“推敲”的典故，都将个体汉字在诗歌中的作用完美诠释出来。

因此，从文字学角度分析中国古代诗歌，首先是要分析诗歌的“字”，将“练字”之法在评论诗歌时充分重视，这一点在刘勰《文心雕龙・练字第三十九》章中有生动表述。“练字”是将诗句中的重点字词不断修改、调试，以期达到语境中最佳诗学的修辞效果，所谓“点铁成金”、“一字千金”正是对这种情况的描述。

比字词更高一个等级的汉语单位是句子。古典诗歌的句法值得做深入研究。中国古代诗歌有着严格的句子字数规定，从《诗经》的四言，到汉乐府的五言，再到唐代的七言，甚至还有从三字到十字不等的古代歌行。单就格律诗而言，不仅字数固定为五言或七言，而且句子结构也有着严格规定，绝大多数格律诗的句式都是“三字尾”，亦即句末三字有独立意义。

汉语有大量虚词，虚词的使用在古代诗歌中可以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杜甫《戏为六绝句》“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句，虚词“与”在此作为并列连词使用，既连接“身”“名”两个单独的字，又连接“尔曹身”“名俱灭”两个短语，正是杜诗中虚词使用的典范，同时也是虚词在古代诗歌运用中的生动体现。

三、小结

本文从语言学的角度分成语音学、文字学两个层面分析中国古代诗歌评论的特点，提出了汉语中虚词、诗词在古典诗歌中使用的特殊性，并且对“诗眼”问题、平仄问题、用韵问题做了简要分析介绍。

参考文献：

中国古代诗歌大全篇2

国学，是指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涵盖历史、哲学、天文、地理、政治、经济、军事、术数、医学、星相乃至音乐、戏曲、书画、建筑、舞蹈等艺术范畴。中国古诗词歌曲是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流传至今至少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每个历史时期都留下了古诗词歌曲的遗韵。这些古诗词歌曲不仅体现了中华民族不同时期的音乐审美意识，而且活态化地展示了儒家音乐美学思想，是中华文化中的音乐瑰宝。教育是人类文化延续最主要的渠道，尤其是高等教育能够对文化进行过滤和整合，将本民族文化中最有价值的精髓进行保存和传承，使之生生不息、代代相传。因而，在高校音乐教育领域弘扬国学，在高校音乐教学中重视中国古诗词歌曲的教学与研究，应是我们无可推卸的文化担当。

一、古曲渐息——古诗词歌曲教学的现状

迄今为止，国内高教领域仅有中国音乐学院在2007年成立了“中国古典诗词歌曲研究中心”，并开设了由本科至研究生的“中国古典诗词歌曲教学”。这大概是我国唯一冠以“古典诗词歌曲研究”的学术机构，也是唯一开设了古典诗词歌曲专业的音乐院校（此处的“古典诗词歌曲”即本文的“古诗词歌曲”）。随着那位毕其一生、呕心沥血致力于古诗词歌曲研究的傅雪漪先生的离世，随着创办这一专业教学的中国音乐学院王学芬教授的退休，也随着王教授苦心孤诣培养的7位研究生的先后“转业”，中国古诗词歌曲教学这块原本是广袤而丰厚的文化土壤，而今已是地荒人稀、寂寥冷清。

2500年来，孔子代表的儒家学说在国内外推崇得如火如荼。88个国家和地区开办了282所“孔子学院”，进行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播与教学。国学日兴，但儒家音乐文化的精髓——古诗词歌曲却声息渐远、日趋式微。点开“网络孔子学院”的音乐栏目，我们可以看到其下有民歌、民乐、戏曲、曲艺、歌唱家、演奏家、乐评论道、音乐资讯……唯独没有古诗词歌曲的介绍。近年来，我国数以百计的高校设立了音乐专业，但又有多少将中国古诗词歌曲教学列入课程体系并真正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教学与科研呢？我们难以设想在其他门类的艺术教学中——绘画不学水墨丹青、工笔重彩；建筑不懂雕梁画栋、斗拱重檐；工艺不识四羊方尊，长信宫灯；而书法不知道泰山刻石、颜骨柳筋、《兰亭序》、《华严疏》……假若如此，高等教育何以传承与弘扬中华民族文化？因而，在高校的音乐教育中没有理由让中国古诗词歌曲的教学处于后位、甚至缺失。

难道是当代社会文化价值的多元将中国古诗词歌曲已经边缘化了？或是她自身的生命力开始衰竭？

二、诗乐同源——古诗词歌曲的文化基因

“中国文学中的诗歌，从诗经、楚辞、乐府、唐诗、宋词、元曲，无一不是歌曲之词，随着时代推移，音乐佚亡，歌词尚存。凡词皆可歌可咏，应当说，中国文学史中的半壁江山存在于中国音乐史中。”［1］赵晓生阐述的诗歌与音乐同源的观点不仅反映了中国音乐发展中的文化现象，在西方音乐历史中这种现象同样存在。古希腊的“音乐和诗歌几乎是同义词”，“没有音乐，诗歌形式便没有名称”，抒情诗歌（Lyric）最初指的就是“和着里尔琴（Lyre）而唱的诗歌”［2］，这和我国诗经“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3］几乎是同样的音乐行为方式。

然而，由于乐谱的佚亡，我们无法知道诗经、楚辞、乐府这些上古时期的诗词歌曲是什么样的曲调？用什么样的谱式记录？歌词与曲调的配合又是怎样的方式？

人类最初的音乐是通过自身的嗓音来创造的。唐人孔颖达为《诗周南关雎序》注疏：“动声曰吟，长言曰咏，作诗必歌，故言吟咏性情也。”［4］从 “言之不足故嗟叹之”的吟诵进而“嗟叹不足故咏歌之”的咏唱，原始的歌唱是语言的音调化逐步加强的结果。由于汉语的“四声”音韵极富音乐性，“把歌词声调略为夸张性地朗诵，可‘吟诵’出曲调来。”［5］这正是《礼记乐记》中“歌之为言也，长言之也”的意思。因而，吟诵这种最自然的发声状态也常常成为营造古诗词歌曲清微淡雅、沉着高古的艺境特有的表现手段。

但我们不能就此认为古诗词歌曲的初始阶段仅仅只是语言声调情绪化的强调，它应该还有与歌词同出一“辙”的曲调。我国现存最早的图书目录《汉书艺文志》除了录有《河南周歌诗七篇》、《周谣歌诗七十五篇》，另外还录有与此相应的《河南周歌声曲折七篇》、《周谣歌诗声曲折七十五篇》。以“歌诗”与“歌声曲折”并列，由此可以推断应是词与曲的关系。《文心雕龙乐府》篇说得更清楚：“凡乐辞曰诗，诗声曰歌”，这里“诗指的是诗人所作的歌辞，歌指的是和诗相配合的乐曲”。［6］ 尽管当今学者对于“声曲折”或“歌声曲折”的谱式形态还见解不一，尚在探讨，但无论是认为“声曲折是用线条的曲折来表示音调的高低” ［7］之 “曲线说”，还是认为“声曲折是用文字记写的方式标记歌诗音调之高下的乐谱”［8］之 “曲谱说”， 或者是认为“歌声曲折是现知中国最早的旋律谱本”之“旋律谱说”［9］，基本的共识是古诗词歌曲在文学的诗词之外还存在表现音乐的歌曲曲调。由于至今缺乏实物考证，唐代以远的古诗词歌曲还不能如我国古代器乐曲那样根据文字谱、减字谱、燕乐半字谱以及弦索谱和管色谱去“按谱寻声”，大量“歌词尚存”的古诗词歌曲均为后人补曲，这也为我们研究古诗词歌曲留下了巨大的空间。

历史发展到“依声度曲”、“倚声填词”的诗、乐高度分化阶段，我们依然可以从诗的整齐美、对仗美、节奏美、音律美以及词的平仄相间、抑扬顿挫，散文化的语法句式中看到古诗词歌曲中音韵与旋律的关系，即诗乐同源、共为连体的关系。

三、修身养性——古诗词教学的现实意义

“丝不如竹，竹不如肉”，人类用自身的嗓音来表达内心情感，更为直接，更为深刻。古诗词歌曲大部分属于中国古代的文人音乐，尤其是唐、宋时期及其以后的古诗词歌曲，歌词精辞妙句，大多咏史叹世，直抒胸臆，寄情山林田园，参破人间宠辱；曲调则婉转迂回，韵味幽远，忧而不伤，哀而不怨，表现一种超脱、旷达的人文品质。古诗词歌曲的演唱很大程度表现为气定神闲的“自娱性”音乐行为，体现了中华民族 “中正平和、含蓄蕴籍”的审美趣味，在音乐审美中保持一种“和”的情感态度。和谐的音响对人的心理有安定、抚慰的作用，音乐的和谐让心灵的和谐达到完美的境地，从而达到个人与社会的和谐。“音和——心和——人和——政和……这正是中国传统美学思想历来重视音乐与人生、人与社会关系的特点所在”。［10］

我们清醒的看到，由于当前社会媒介市场化、商业化运作，一味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带来了社会文化的低俗、恶俗现象，并日趋形成强大的媚俗文化势力。从颠覆审美的“文化丑角”到精神狂乱的“反智主义”，都是用瞬间的精神快感去满足人们日益浮躁、倦怠无聊的心态。长期 “速食”这种娱乐至上的快餐文化，人们将逐渐丧失审美的“咀嚼”能力和对一种高品质文化的欣赏耐心，直接导致整个民族文化素质的低下。目前，大学生中存在的审美取向低俗化、娱乐化的现象应该引起我们的警觉。著名文艺评论家仲呈祥在“全国高校艺术教育科学论文报告会”上大声疾呼，在低俗化的时风下 “高校要保持独立的思考，发出科学的声音”、“高等学校的艺术教育应该对民族的艺术思维作出独特的贡献”（2009.2.13于东南大学），这也是每一个高校音乐教育者的社会良知。将中国古诗词歌曲教学纳入高校音乐教育，引导大学生品读、演唱古诗词歌曲，在古曲中唱出诗的意境，在诗词中领略古曲的幽雅，在“唱着歌儿学古诗”［11］中修身养性，不仅可以培养大学生对美的感受、鉴赏能力，完善审美心理结构，培养他们在文化人格、艺术趣味、音乐素质方面的自我塑造能力，更重要的是增强当代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同，使他们能从情感上建立起母语文化的音乐情结，从而凝聚中华民族文化的向心力。转贴于 四、专业化研究与普及性推广——古诗词歌曲教学走进高校

作为中国古代音乐文化主要的艺术品种，古诗词歌曲应该成为一种特定的声乐体裁进入高校声乐教学课程，并获得应有的地位，犹如德奥艺术歌曲、民族民间歌曲、现代通俗歌曲等，真正使高校课程体系包容多种文化形态，成为多元而丰富的现代教育体系。在高校实施中国古诗词歌曲教学应首先从声乐专业教学切入，在教学实践中逐步获得对中国音乐文化的深刻理解，进而作出系统的理论总结，包括诗词审美欣赏、音乐本题分析、演唱风格的把握以及教学方法的创新，进而推及到全校学生公选课的教学，形成专业化研究与普及性推广的全方位展开。

专业化的研究是指在声乐表演专业的教学中系统的进行中国古诗词教学与研究。

（一）组成教学团队

在高校的古诗词歌曲教学中，师资队伍是确保教学质量的首要条件。担负古诗词歌曲教学的教师除了具备精深的声乐专业知识外，还需要广博的古典文学知识以及对古诗词歌曲音乐方面的分析解读能力，这种高素质师资人才的缺乏，也是古诗词歌曲教学难以在高校广泛展开的原因之一。综合性大学应充分利用学科门类齐全的资源优势，集合声乐专业教师、音乐理论教师、古典文学教师共同组成“三合一”的教学团队，形成学科知识的互补与共享，以获得对中国古诗词歌曲“全观视角”的整体解读。

（二）加强理论研究

中国古诗词教学应在系统的理论指导下进行。我国几千年的音乐历史，历代音乐家都曾对民族声乐艺术作过理论总结，如战国时期的《乐论师乙篇》、《韩非子外储说右上》、唐代段安节的《乐府杂录》、元代燕南芝庵的《唱论》、明代魏良辅的《曲律》、清代徐大椿的《乐府传声》等都是具有代表性的音乐论著，不仅精辟地论述了歌唱中的咬字、呼吸、发声、润腔等技巧，而且详细地规范了民族声乐的审美标准，鲜明地体现了民族声乐的审美意识，具有珍贵的学术价值。将这些典籍中有关声乐艺术的理论进行精选，并从现代声乐科学的角度进行分析研究，加以系统整理，从而为古诗词教学夯实丰厚的理论基础。

（三）建立教材体系

编写教材《中国古诗词歌曲教学》及辅助教材《中国古诗词歌曲萃选》，包括简谱、五线谱对照的声乐演唱谱与钢琴伴奏谱。教材中对每首古诗词歌曲的教学至少应包括以下内容：1.古诗词的文学赏析（作者简述、创作背景、文学风格、诗境与艺境、白话体译文）；2.歌曲的音乐本体分析（曲式结构、调式风格、旋法特征、钢琴的背景与歌唱）；3.古曲演唱提示（基本音乐情绪、重要的吐字归韵、有特点的行腔、声音色彩的把握）。

（四）调整课程设置

为声乐专业所有学生开设学科基础课程“中国古诗词歌曲演唱”，使他们掌握古诗词歌曲的一般知识以及能够演唱一定数量的古诗词歌曲。同时，为那些立志研究中国古诗词歌曲的学生开设专业选修课程“中国古诗词歌曲教学与研究”，以适应学生的个性发展。以上课程的教学都应制定相应的教学大纲与课程标准，切实按纲实施教学。

（五）创新教学方法

通过声乐专业的教学实践，探索、创新一种“以中国古诗词歌曲的吟诵、咏唱为原点，并吸纳民歌、戏曲演唱技巧”的教学方法，在演唱中要求学生做到以情带声，以气出声，气息流畅，字清腔纯，尤其是注重无声状态下的气息连贯，培养学生在演唱中逐步进入和谐的情趣意境、淡定沉稳的气韵神态。

普及性的推广是指将中国古诗词歌曲教学的外延扩大到非音乐专业范围，将国学的传承融入于高校的素质教育。“乐所以修内也”、“乐者，德之华也”，这些儒家古籍中的名言强调用音乐来提高内心修养，并在音乐审美中体现以德为美，说明高尚的道德和美的情趣是作为社会关系总和的人的发展的重要组成因素。上世纪80年代，哈佛大学开设的六类通识教育核心课程第一类就是“文学与艺术”，其目的就在于使学生在具备专业知识技能的同时成为有教养的现代人。因而，构建一门“以国学传承为宗旨，以音乐教学为载体”的通识教育课程“中国古诗词歌曲的品读与学唱”尤为必要。在通识课的教学中可以突破传统声乐教学的“一对一”模式，将多媒体大课教学与口传面授的分组辅助更广泛的教学平台。

责任编辑：陈达波

注释：

① 2009年 12月12日，由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创作研究中心主办、北京世纪视觉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承办的“唱响古诗词汪国真作品音乐会暨唱着歌儿学古诗汪国真古诗词歌曲唱专 辑首发式”在北京音乐厅举行。此处借用“唱着歌儿学古诗”，是提倡一种边唱、边学、边背的古诗词传习方式。

参考文献

［1］赵晓生.传统作曲技法［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2］［美］唐纳德杰格劳特，克劳德帕利斯卡.西方音乐史 ［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6.

［3］司马迁.史记 ［M］.北京：中华书局，1982.

［4］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语词分册 ［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7.

［5］赵晓生.传统作曲技法［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6］王力.古代汉语［M］. 北京：中华书局，1981.

［7］缪天瑞.音乐百科词典［M］. 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8.

［8］刘再生.“声曲折”之我见［J］.中国音乐学，1990 (1).

［9］冯洁轩，李爱群.“声曲折”是个错定的词［J］.中国音乐，1998 (1).

［10］修海林，罗小平.音乐美学通论［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2.

Making a Thorough Inquiry into the Chinese Songs filled with Ancient Poetries

中国古代诗歌大全篇3

中国是一个诗歌大国,从《诗经》开始有几千年的历史,取得过辉煌的成就。我们的祖先创造的格律诗,是中国诗歌的最高成就,也是全人类的文化瑰宝。世上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直线上升的,律诗发展到了顶峰,也必然酝酿着如何改革、如何创新,以谋求新的发展。于是在清末黄遵宪等人提出“诗界革命”的口号。但是革命的指导思想、革命的方向均不明确。“五四”运动,在外来诗歌文化的冲击下,西洋诗的大量涌入,古典诗词随即被打入“冷宫”。然而,没有正确理论指导下的引进必然是盲目的,且与中国诗词传统也格格不入。因此如何使现代诗歌民族化是必须要考虑的问题,先是吴芳吉等诗人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后来闻一多等诗人提出新格律诗的理论,并在创作实践中摸索,但也是星星之火无燎原之势。自从1927年的《沁园春•长沙》到1936年的《沁园春•雪》直至建国后一系列创作,激活了古典诗词,初现诗歌改革的方向。在进行诗词创作的同时,也进行诗歌发展道路的理论探索,1958年提出系统诗歌发展道路的理论,为中国诗歌的发展、繁荣做出了巨大的理论贡献。

该书首先对“中国诗的出路”的理论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何火任在《中国诗歌的出路:从“新诗”到“新体诗歌”》中,对“五四”时期的诗进行了反思,肯定了它的成绩,并论述了“新体诗”的探索历程,认为:“‘新体诗歌’是中国诗歌发展的时代趋势。”陈德述《中国诗歌出路的理论为民族新体诗歌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一文,对关于中国诗歌出路的内涵、理论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进行了全面的论述。在讲到民歌时,陈德述认为:“必须从民歌中去吸收民族的、时代的、人民心灵中的养分来创新和发展民族新体诗歌。中国的当代诗歌,只有朝着民族化、大众化、现代化的方向发展,才是唯一正确的道路。”在讲到古典诗词时,陈德述认为:“古典诗词中包含有极为丰富的美学内涵和文化信息,只有认真、深入地学习和研究古典诗词,总结古典诗词的创作思想、创作方法、审美模式、表现手段以及古典诗歌产生的文化土壤等等,才能改革和发展民族新体诗歌。”在讲到关于“形式是民族的形式,内容应该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的理论时,陈德述认为:“诗歌应该源于生活,更高于生活”,如何才能“高于生活”呢?当然是通过意境的塑造,意境是对现实世界的审美浓缩和概括,是现实性和理想性结合,是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结合,它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因此陈德述认为:“通过上面的分析,完全可以看出中国诗歌出路理论的科学性、正确性和导向性”,为民族新体诗歌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胡国强也认为:“的诗论为中国诗歌发展繁荣的道路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余零针对2008年《中国诗词》第三期上发表的《“新诗主体论”可以休矣》一文,根据中国诗歌发展道路的理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强调诗歌发展道路的理论“给中国诗歌的发展指明了道路,使中国诗歌的革新、创新与发展有了明确的方向”,从而深化了对诗歌发展道路理论的理解。

我国作为诗词大国,不但创作有丰富的诗篇,而且也有全面系统的诗论,古代叫做“诗话”。虽然它们从微观上对诗词的赏析、诗词的审美等方面颇有见地,但是从宏观上提出诗歌发展道路的理论还没有。以他独有的思想,高屋建瓴地提出诗歌发展道路的理论,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是对中国诗论的丰富与发展。而该书对诗歌发展道路的探讨,深刻地揭示了“中国诗的出路”思想的理论内涵、理论价值和创作指导的意义,明确了中国诗歌发展道路的理论指导和发展方向,这是该书的学术价值和贡献之所在。

二、 把诗词发展道路的理论与发展民族新体诗歌结合起来研究,是该书的重要理论成果之二

对文艺思想、诗词理论及作品的赏析,不是为了研究而研究,为了赏析而赏析,应该落实到如何发展民族新体诗歌上。什么是民族新体诗歌,学术界进行了长时间的探讨,未能有一个统一的看法。的诗词是民族新体诗歌还是古典诗词,学术界也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说,的诗词属古典诗,是旧瓶装新酒;但是有人认为,诗词就是民族新体诗歌,是民族新体诗歌的样板和榜样。该书选编了张承源的《新体诗歌说管窥》、张朝勇的《谈诗词的新体诗特征》等文章。张朝勇认为,的诗词无论从题材、语言、艺术风格、写作动机和目的,以及从表达的思想感情、对传统的继承来看,“都凸显了新体诗的典型特征,为我国新体诗的创作实践指明了方向”。

为了展示民族新体诗歌在体式上和风格上的多元性,还专门选编了一组论述新体诗歌的文章,旨在说明诗歌发展道路理论所取得的成就。在丁毅的《对民族新体诗歌的期待与贺敬之的初步探讨》和熊矩的《贺敬之的新体诗》两篇文章中,说明了贺敬之对民族新体诗歌的探索和所达到的成就。熊矩认为,贺敬之的诗是为工农兵服务的、内容贴近大众生活、语言大众化、个性鲜明的新体诗。丁毅通过对贺敬之诗歌的分析,对如何建立民族新体诗歌做出了回答:1.新体诗歌的创作者必须热爱祖国、热爱人民,他应当具有关切全人类命运的博大的胸怀,他应该是站在历史潮流的前面去感受诗意爆发诗情,用他的诗去提升广大人民的思想境界,激励人民奋斗前进;2.必须走新诗民族化、旧诗现代化之路;3.要欢迎诗歌形式的百花齐放。

该书还选编了王琳《从5•12的地震诗歌看新诗的走向》和姜福远《汶川地震诗现象及其启示》等两篇文章。王琳从地震诗的大众的自发性、纪实性与现场感、吟诵性和节奏感、叙事与抒情并重、通俗性与大众化等特征来看新诗的走向,认为地震诗是一次新诗的突围。姜福远认为,从内容上看,地震诗以歌颂大爱,抚慰心灵;颂扬奉献,赞美英雄;歌颂党的领导,坚定抗震信心;悼念亡灵,寄托哀思;赞颂民族团结,弘扬爱国精神为主要特征,从这些待征中可以得到如何发展民族新体诗歌的启示。王凤娟对孙建军、贾勇虎的政治抒情诗《唱响中国心》的分析,揭示出新时代政治抒情诗的特征。

该书花了不少的篇幅来论述新体诗歌,凸显编者的意图:研究的诗论和诗词不是空对空,而是要为发展民族新体诗歌提供理论指导和创作借鉴,以推动民族新体诗歌的发展与繁荣。

三、 把新诗观放到中华民族文化视野中去研究揭示出了诗歌发展道路理论的文化内涵和深度,是该书的重要理论成果之三

关于诗歌发展道路的理论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其浓厚的文化基础的。该书选编了魏红珊的《的新诗观与民族文化认同》、曾平的《新诗观的民间立场与中国文化本位立场》以及龙树准的《民族新体歌诗是对古典诗词的继承与创新》等文章。魏红珊认为:“关于中国新诗的出路及发展方向的思考,核心的问题之一是中国诗歌的民族化问题。新诗不仅为我们展现了一幅生动的历史画卷,也为中华民族建立了民族文化认同的基础。因此,新诗作为民族叙事和国家想象的方式,它为20世纪中国试图寻找、建构和获取的正是现代民族国家的本质和新的民族性。的新诗观则是对现代中国的一种文学性表达,对民族文化现代化的一种文学性想象,它展现着现代中国对民族身份和印记的一种自我认同。”曾平也认为:“我们也应看到,对学习中国古典诗歌的强调,其实也包含了他建立中华民族独立不倚的文化品格、文化框架的自信与气魄。说到底,即使是积极学习与借鉴西方的诗歌艺术,我们最终的目的,依然是要创造属于中国自己的新诗,而不是复制西方诗歌,复制西方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中国新诗出路的见解,对于中国新诗的健康发展,永远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发展了近百年的中国新诗,要走出日益边缘化、小众化的困局,除了尽量地开放自身、吸取各种艺术经验之外,必须立足于中国人自己的文化传统与中国普通民众当下的现实人生、日常生活,否则,别无出路。”魏、曾的文章,对的新诗观与中华文化的关系作了深入的理论分析。龙树准强调的是“歌诗”,重点从民族新体“歌诗”如何继承与创新上展开论述。他认为:第一,对古典诗词基本特性的继承与创新;第二,对古典诗词诗体的继承与创新;第三,对古典诗词艺术表现手法的继承与创新;第四,对古典诗词声韵美的继承与创新;第五,对古典诗词遣词造句的继承与创新;第六,对古典诗词传播手段的继承与创新等等。

特别是陈德述针对有人说律诗的审美意识是“封建统治者的政治思想”时指出,中国古典诗词深深植根于中华文化的肥沃土壤中,它是中国的“天人合一”、“阴阳互补”、“理寓于象”中的诸种哲学思维的形象化的体现。正如陈德述、王凤娟在《综述》中指出的那样,把的新诗观放到中华民族文化视野中去研究,揭示出“中国诗歌出路”理论的文化内涵和深度。

四、 充分肯定民族新体诗歌的主体地位并进行了全面的深刻的论述,是该书的重要成果之四

中国古代诗歌大全篇4

关键词：古代诗歌；发展；特点；文化研究

中图分类号：I1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10-0000-01

文学一直被视为美的“语言艺术”，作为一种独特的审美形态，诗歌、小说、散文、戏剧文学、报告文学、影视文学等都是文学作品的基本体裁。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诗歌的地位举足轻重，它可以看作是个体的喜怒哀乐情绪的宣泄或表达，可以看作是代表某一群体发出的呼声或控诉，也可以看作是一时代的缩影或聚焦，它与人们和那一个时代一起存在着并发出自己的声音。

中国有悠久的诗歌传统，从远古时代的最初萌芽到唐代的成长巅峰到近现代的改革创新再到当代艰难的发展，它不断变化自己的表现形式，呈现出与大时代相适应的特点，同时也坚守着固有的诗歌表达传统，这让一代代人们感受到诗歌精彩纷呈的表现力。

一、中国古代诗歌的辉煌历程

孔颖达在《毛诗正义》中曰：“讴歌自当久远，其名曰诗，未知何代。”这既可以看出诗歌产生年代的古老久远，又可以感受到作为具有审美功能的样式之一的诗歌与人类和时代紧密相连。

周王朝为制作礼乐，收集了从西周到春秋大约五百年的诗歌305篇，这就是《诗经》，它被看作是我国古代诗歌现实主义的源头。战国时期，屈原在楚国民歌的基础上发展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的“楚辞”，后由西汉刘向编集《楚辞》，而它被作为我国古代诗歌浪漫主义的起源。秦汉朝，朝廷的音乐机构“乐府”把所有采集来的民歌进行集中编集，这就是《乐府诗》，多以五言为主，继承了《诗经》的现实主义创作风格，如《十五从军行》、《东门行》等。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的《古诗十九首》，这被看作是早期文人进行独立创作的典范，汉朝末年的三曹、“竹林七贤”的创作风格等更是曾被后世当作诗风革新的一个榜样。魏晋南北朝时期，看作我国古代诗歌发展的又一重要时期，出现了独具特色的山水田园诗派，陶渊明被作为田园诗派的开创祖师，谢灵运被作为山水诗派的鼻祖，南北朝的诗歌艺术集大成者庾信在声律、结构上更加接近律诗、绝句等近体诗，被作为唐诗发展的先锋。

唐代可谓是我国古代诗歌发展的黄金时期，以唐为分界线，以前称为古体诗，以后为近体诗。初唐四杰的斗志昂扬，并且在诗歌理论上也有所发展，盛唐被誉为“双子星座”的李白和杜甫斐然文坛，中唐“韩孟”、“元白”、“刘柳”的诗歌创新和改革，晚唐“小李杜”的明丽清婉等都为诗坛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宋代与唐比起来，诗风更加的平时，这时期豪放派代表“苏辛”和婉约派的李清照、柳永诗风各有自己特色，进一步丰富了我国古代诗歌的内容和表现手法。

二、中国古代诗歌的特征

纵观我国古代诗歌的发展历程，根据不同的分类标准我们可以把诗歌分成抒情诗和叙事诗，格律诗与自由诗，近体诗与古体诗等等。不同时代，诗歌也在悄然的发生着改变，作为语词简练、结构紧凑跳跃、富有韵律性和节奏感的能够高度集中地反映生活并表达思想情感的诗歌，它的基本特征是不变的的，主要概括为：凝练性、跳跃性、节奏韵律性。

凝练就是要用最少的字词表达出最全面的意义，这就需要诗人有功底，反复锤炼语言，如宋祁在《玉春楼》中对“红杏枝头春意闹”这句极具斟酌，最终敲定“闹”字，使得简单的景物深化为满目的春色，顿时境界全盘而出。

跳跃性主要表现在诗歌的结构上，它没有严格遵守传统的思维模式、理性逻辑，经常会穿越时间和空间，造成一种朴素迷离、无法把握的神秘境界。如唐诗人李白在《金乡送韦八之西京》写到“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 想象没有规律可循，变幻莫测，给人一种新奇之感。

节奏韵律性这是诗歌最为强调的一点，诗歌节奏性主要指长短强弱不同的音要有规律的起伏变化，使得诗歌能够抑扬顿挫，更加淋漓的表达感情。我国古代诗歌停顿有严格的限定，并且讲究平仄押韵。如五言律诗的平仄，有四个基本句式：（一）仄仄平平仄；（二）平平仄仄平；（三）平平平仄仄；（四）仄仄仄平平。像杜甫的《旅夜书怀》就严格遵守平仄要求。

三、中国古代诗歌的文化内涵

中国古代诗歌最初起源于远古时代，早期的诗歌的创作不难发现应该是人民性、集体性的，正如鲁迅先生在《门外文谈》中给我们做的通俗化的解释，即那个叫“杭育杭育派”的诗派，这里诗歌的主要功能是协调行动，减缓疲倦，交流情感和信息。当然，作品中大都描写了当时人们的劳动生活的内容，如《击壤歌》中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真实而具体的写出了早期人们的农耕生活，正是因为有了诗歌做最早的记录，当代人依旧可以看到很久之前先民们的生产、生活。

唐代诗人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句，既描绘了诗人登上楼的情感体验，同时也给读者平添了很多想象的空间。一个“更”子让人回味无穷，它可以是主观的希望自己在某一时刻再一次的登上鹳雀楼，可以是登楼的的动作从低向高的增加，也可以是无论从动作还是数量都要不断地向上攀登。这里有了很多可以挖掘的意义，让人们体味到诗歌的魅力。杜甫《江汉》中“落日心犹壮，秋风病欲苏”这句仔细品读也可以有多重的理解，一句中的正反，意义可以相似却相反、完全相反或者本身只是在表一中存在的时空关系，总之也给读者多了多种解读，其中独特的文化内涵含蕴其中。

结语

诗是记载人类生命文化最早的文学形式，它给人类巨大的精神支持，并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渐形成强大的一种文化精神，它本身经历的变迁和发展，始终都在记录着时代的面目，它本身固有的内容的凝练性、结构性跳跃性和本身字词的韵律节奏性，让它区别于其他艺术表现形式，而其背后深刻的文化内涵让古代诗歌更加的光彩夺目，熠熠生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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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诗歌大全篇5

二、我国近现代古诗词艺术歌曲演唱的特色

对于古诗词而言，要真正领略到其中的美感就需要对其进行吟唱，但是我国的古诗词传统演唱方法与近现代的演唱方法是不同的，其演唱特征也不相同。

（一）近现代古诗词艺术歌曲所选用伴奏的特点

对于我国的传统古诗词而言，由于没有受到外国文化的影响，因此吟唱方式完全为我国的传统唱法。但是对于我国近现代的古诗词艺术歌曲而言，由于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影响，在演唱的过程中已经加入了很多西式的演唱方式，例如在演唱古诗词艺术歌曲的过程中加入西方唱法，并且在配乐中融入了很多西方乐器，如钢琴、提琴等，这些与我国古代的传统古诗词艺术歌曲的演唱都是不同的。由于加入了西方的演唱方法与乐器，因此在这样的加工方法下也就能够将古诗词中的意境、音律等因素表现得深入人心，也就更容易让现代人所接受。

（二）近现代古诗词题材选择上的特点

目前我国的近现代古诗词艺术歌曲往往是选择我国历史上有较大影响，并且流传深远、妇孺皆知的诗词，例如岳飞的《满江红•写怀》以及李白的《水调歌头•丙辰中秋》。这些诗词不仅在我国古代流传深远，在近现代也是十分出名的诗词。而且这些诗词在每个时代都会具有现实意义，例如《满江红•写怀》可以激发起人们极大的爱国热情，并且在进行演唱时能够让人充满正能量，抒发人们内心的感受。

（三）音乐和诗词韵律结合的特点

由于我国的古诗词在进行创作时就注意到了音律以及曲调的特点，因此没有进行谱曲的情况下读来也朗朗上口，充满节奏感。如果要创作古诗词艺术歌曲，就需要运用到诗歌中的这些音律。依靠着这些音律谱出的曲调往往能够更好地表现出我国古诗词的美感，并且让人在演唱的过程中能够更加真切地体会到我国传统诗词中的深厚艺术功底。

（四）调性与调式以及和声上的特点

在我国的古诗词艺术歌曲中，往往都会利用到古诗词中所具有的调式与调性特点，例如很多古诗词中就含有对比的调式与调性。通过作曲家自身的专业水平结合这些调式与调性能够事半功倍地创作出优美的古诗词艺术歌曲。另外还要注意使用和声，正确的使用和声能够为我国的传统古诗词注入更加新鲜的元素，从而让我国的古诗词艺术歌曲显得更加优美。

中国古代诗歌大全篇6

人教版高中语文必修三第二单元是唐代诗歌的鉴赏。古代诗歌鉴赏在高中语文教学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它不仅是高中语文教学的重点和难点，而且是高考的必考题目。在鉴赏古代诗歌时，不仅要求学生具有扎实的基础知识，较高的鉴赏技巧，还要具备一定的人文素养和情感经验，以及理解、分析、评价的综合处理能力。但由于学生文化底蕴薄弱，高考试题中的诗歌鉴赏题得分率一直偏低。自从2002年高考诗歌鉴赏题以主观表述的形式考查学生的诗歌鉴赏能力，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诗歌鉴赏的难度。在古代诗歌教学中，教师如何引导学生提高古代诗歌的鉴赏能力就显得尤为重要。在人教版语文必修三第二单元唐代诗歌的教学中，笔者把诗歌鉴赏与相关高考题考查的模式结合起来，对古代诗歌的鉴赏做了如下探讨。

一、抓诗题，找诗眼，看主旨。

题目是文章的眼睛。鉴赏一首古诗时，首先要注意题目。古诗的题目往往揭示诗歌写作的时间、地点、对象、事件、情感、主旨等。解读诗题既是鉴赏古诗的重要切入点，又是找出诗眼的必要步骤。什么是“诗眼”呢？“诗眼”就是一首诗或某联（句）中最能体现作者思想观点、情感态度，概括生动的、能笼罩全篇、全联（句）的字，或词语，或句子。诗眼往往通过文学作品的具体内容清晰地表达作者的思想情感，体现作品的主旨及表达技巧。可见，解读诗题有利于学生迅速地找出诗眼，进而深入地领会文本。

在学白《蜀道难》时，笔者让学生先分析诗题，明确本诗的“诗眼”是“难”字。接着学生逐句赏析，分析诗歌如何围绕“诗眼”展开的。学生经过分析讨论，得出结论：蜀道之“难”，是因为它高（开辟难）、险（攀越难）、战祸之烈（安居难）。它一方面表现出诗人对友人入蜀的担忧，另一方面表明诗人对国事的忧虑与关切。如杜甫《咏怀古迹》（其三）尾联：“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其中“怨恨”一词，既写王昭君对远嫁大漠的怨恨之情，又写诗人对自己入朝见妒、无辜被贬的怨恨之情。再如杜甫《秋兴八首》（其一）“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一句，准确深刻地点明诗歌抒发的是诗人的羁旅之愁，思乡之苦。

诗歌是高度凝练的语言艺术。诗句中最富有表现力，包含着丰富而深刻意蕴的诗眼往往是高考试题考查的对象。在高考试题中，往往以“一词统领全诗型”的模式来考查诗眼在全诗中的作用。如2000年全国卷考查赵师秀《约客》中“闲敲棋子落灯花”的“闲”字；2002年全国卷考查李白《春夜洛城闻笛》中的“折柳”；2003年春季高考中考查王维《过香积寺》第三联两句中的诗眼分别是哪个字；2004年浙江卷考查李白《菩萨蛮》中的“空”字；2005年江苏卷考查中的李益《竹窗闻风寄苗发司空曙》中的“微风”；2007年全国卷二考查王维《新晴野望》第三联上下句中最精炼、传神的分别是哪个字，等等。这些高考试题都是考查诗歌是如何通过诗眼来表达主旨的。只有抓住了诗句中富有感彩的诗眼，才能准确地把握诗歌的主旨。

二、抓作者，知背景，明风格。

《孟子·万章下》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可见，对古人的作品进行批评和鉴赏时，不仅要了解古人的思想性格和生平遭遇，还要了解作品创作的时代背景（包括时代氛围和社会风俗）和创作目的。同样，古代诗歌的鉴赏也不例外。只有设身处地地揣摩诗人的心境，才能理解诗歌的思想内涵和艺术技巧。

在学习白居易的《琵琶行》时，笔者先给学生介绍白居易的境况，了解白居易因宰相武元衡被杀，上书请求缉捕凶手，而触怒当朝权贵，被贬江州司马的这一写作背景。昔日才华横溢的大诗人，因直言相谏而被贬江州，过着冷落凄凉的寂寞生活。这种自身境况的变化，让诗人与誉满京都、因年老色衰而嫁于商人的琵琶女有着共同的人生体验。学生理解了诗人与琵琶女有着相似的遭遇，对诗人发出的“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感叹就很好理解了。再如杜甫的《登高》，诗人在重阳节这天约远亲吴郎饮酒，吴郎未至。杜甫想到时代的艰难，家道的艰辛，个人的多病和壮志未酬，以及好友李白、高适、严武的相继辞世，这些像浓云似的时时压在他的心头。诗人为排遣内心的苦闷，抱病登台，写下了这首七言律诗。学生在了解这些写作背景的同时，再联系到杜甫“沉郁顿挫”的创作风格，就不难理解诗歌表达了诗人长年漂泊、老病孤愁的复杂感情。

中国古代诗歌大全篇7

《尚书・尧典》中说：“诗言志，歌永言。”陆机《文赋》提出“诗缘情而绮靡”。这两条基本的文艺理论都是对诗歌的本质的认识，诗歌的创作必然来源于作者本身的情感，并且作者试图在诗歌创作中将自己的情感表达出来。教师只有正确引导学生准确理解古代诗歌的思想感情，才能促进学生理解诗歌的思想内容，分析其包含的社会意义，切实提高学生的诗歌鉴赏能力。

然而，在日常的教学工作中，很多语文教师面对着一首首文质兼美的古代诗歌，往往采取简单化地处理，逐字逐句翻译古代诗歌，过分注重关于古代诗歌内容的理解，忽视了古代诗歌所包含的深刻感情，将一堂诗歌鉴赏课上成了文言翻译课。学生在下面只知道埋头苦记，不知道反复吟诵，仔细体味，如此很难理解古代诗歌深刻的人文性。

而在事实上，由于古代诗歌所处的年代久远，背景各异，作者想要表达的情感也充满了复杂性。同时古代诗歌独特的韵律、表达也对学生造成了极大地干扰，因此教师在引导学生体会鉴赏诗歌时，必须全盘考虑，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适当地加以引导，使学生能够体会诗歌中的意境美、思想美。

而在高三进行诗歌鉴赏复习时，学生经过初中和高中两年学习的积淀，已经初步积累了一些关于诗歌赏析的基本知识。然而考试面对具体的诗歌试题时，学生只能够借助脑中的知识储备，笼统粗略地完成答案。这些答案个个似是而非，不够具体准确，因此在近几年的高考试卷中，诗歌鉴赏考题的平均得分总是较低。

情感是一首诗歌的`魂，在近十年的江苏高考中，理解把握古代诗歌的情感已经成为必考题。教师在进行高三复习时，必须综合提高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帮助学生快速把握古代诗歌情感，进而准确地鉴赏诗歌。

理解古代诗歌的感情，教师可以指导学生借助诗歌题目、作者、注释，初步揣测诗歌感情。诗歌题目、作者、注释可以带给我们很多信息，古代诗歌的题材总有很多相似的感情，山水田园诗大多描绘清新自然的优美景物，借以表达对宁静闲适、归隐生活的向往，有的诗歌还会隐藏对自己怀才不遇的一丝惆怅；边塞诗的情感和作者所处的时代有很大关系，国力强盛时，边塞诗大多在描写奇美的边塞风光，表达作者渴望建功立业的豪情；随着国力的衰退，边塞诗情感也逐渐变得凄苦，风格大多变为描写塞外军旅生活的艰难，战争的残酷，对统治者开边的不满以及自身浓浓的思乡之情。怀古咏史诗大多借古伤今，凭吊国运、哀叹兴衰或者感伤自身；羁旅诗大多描写旅途之景，抒发羁旅的孤寂，对故乡亲人的思念以及个体怀才不遇的悲伤。通过这些信息的把握，学生调动脑中的知识储备，可以初步判断诗歌的题材。

在初步揣测出古代诗歌的思乡感情之后，教师可以引导学生捕捉情感词语，准确把握诗歌感情。中国古代诗歌内容凝练，讲究一字千金。比如“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中的“愁”字；“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中的“独”字；“纱窗外、斜风细雨，一阵轻寒”中的“寒”字；“万古只青天，多事悲人境。起舞闻鸡酒未醒，潮落秋江冷”中的“悲”和“冷”字。学生抓住这些关键的字眼，也就有了具体把握情感的抓手，可以帮助学生准确判断理解古代诗歌的情感。

中国古代诗歌大全篇8

中国古代体育诗歌是建立在我国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之上的，将民族自豪感和民族情感寄寓于多姿多彩的体育文化生活中，并通过诗歌这种独特的文学体裁予以抒发和表达，尤其能够表现出民族性。在我国的众多古代诗歌中，体育诗歌占了很大比重，本文针对体育活动的实际内容和独特精神魅力，在体育活动中的哲学道理和精神文化等方面，分别做出了介绍和阐述，诸如对美好事物的喜爱和向往，对体育活动和体育文化的热爱，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感叹，对民族振兴的热切希望等等。在我国古代众多的体育诗歌中，有许多优秀作品流传至今，影响并鼓励着青年一代在体育事业上不断创新和进步。下文将着重分析我国古代体育诗歌所具有的审美特性。

一、中国古代体育诗歌之叙事审美特性

中国古代体育诗歌是生动写实的文学体裁，是通过描写现实生活中的事物和活动，抒发个人情感的艺术性语言表达方式，它注重将创作者的情感巧妙蕴含于词句的表述和运用之中，构建出语言生动、内容丰富、意境优美的活动场面和生活环境，并因其用词的准确、精湛和语言的形象、美妙而流传至今。我国古代体育诗歌的创作者都致力于通过生动而精细的描写，去营造优美、丰富的体育活动情境。不同的体育诗歌、不同的叙事手法表达出不同的体育活动情境，有的体育诗歌表达了浪漫与美好，有的表达了激昂与雄壮，有的表达了意志与勇气，有的表达了期盼与希望。我国古代体育诗歌以内容丰富的叙事手法，对包括足球、马球、水球、划船比赛、射箭、比武、打猎等多种体育运动项目做出了描述。“寒食内人长白打，库中先散与金钱”（王建）。“白打”即足球，他在这首七言律诗中描述了宫女的足球运动场面：几位通宵工作没有休息的宫女，于清晨时分聚集在大树下玩蹴鞠。作者用词精准，把宫女的外貌、精神状态，活动时间等交代得非常清楚，给读者展开了一幅内容详实的体育活动画面。类似的诗歌还有“遥闻击鼓声，蹴鞠军中乐”，“彩绳拂花去，轻球度阁来”（韦应物《寒食后北楼作》），“蹴鞠屡过飞鸟上，秋千竞出垂杨里”（王维《寒食城东即事》），“采索拂庭柯，轻球落邻圃”（温庭筠《寒食节日寄楚望二首（之二）》）等。诗歌“蹴鞠当场二月天，仙风吹下两婵娟。汗沾粉面花含露，尘扑蛾眉柳带烟。翠袖低垂笼玉笋，红裙斜曳露金莲。几回蹴罢娇无力，恨杀长安美少年”（钱福《蹴鞠》）对足球比赛的时间、比赛参加者的容貌和运动姿态、比赛的详细内容都做出了交代，“露”借指汗水，“烟”借指飞起的尘土，“玉笋”和“金莲”借指女性的手足，全诗叙事细致、传神，为我们勾画出栩栩如生的足球运动场面。“苑西廊畔碧沟长，修竹森森绿影凉。掷球戏水争远近，流星一点耀波光。” 宋徽宗赵佶用这首七言律诗描写了水球的运动场面。诗中的“流星”是对抛起水球的比喻，前句描写了周围静态环境的清凉和安静，后句描写了水球活动场面的精彩和激烈，通过前后一静一动的鲜明对比，呈现出鲜明、生动的体育竞技场面。在这首诗歌中，作者将眼前场景和想象与个人感觉相结合，用华丽、漂亮的流星代指传递中的水球，营造动感的视觉效果。

二、中国古代体育诗歌之抒情审美特性

中国古代体育诗歌蕴含着创作者对体育运动的喜爱之情，是我国古代人民在参加体育活动的过程中表达情感的一种方式。我国古代的许多体育诗歌中运用了抒情的表现手法，通常反映出体育活动参加者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和健康拼搏的精神面貌，它不仅仅是民族体育活动与文化的直接表现，更具有韵律性，寄托了诗歌创作者的喜悦、愉快、憧憬、忧伤等各种内心情感。我国古代体育诗歌涉及并涵盖了许多体育项目，其中也有对许多民间传统体育活动的相关内容描写，诗歌不受时间条件的限制，也不局限于某一固定不变的空间，诗歌创作者把自己的想法和情感注入在体育诗歌的字里行间内，抒发个人情感，因而赋予了中国古代体育诗歌更加详实的内涵，更能够吸引读者的注意，引起读者的共鸣。体育诗歌的语言形式是变化多样的，创作者的情感也是复杂、不同的，运用比喻、夸张等创作手法，生动再现运动场面的热烈氛围和运动员的高超技艺，将个人情感和体育活动巧妙结合在一起是优秀诗歌的重要标准。“洛阳芳树映天津，灞岸垂杨地新。直为经过行乐处，不知虚度两京春。去年馀闰今春早，曙色和风著花草。可怜寒食与清明，光辉并在长安道。自从关路入秦川，争道何人不戏鞭。公子途中妨蹴鞠，佳人马上废。渭水长桥今欲渡，葱葱渐见新丰树。远看骊岫入云霄，预想汤池起烟雾。”（李隆基《初入秦川路逢寒食》）该诗歌传达了作者对时间飞逝的感慨之情，反对和告诫读者不要把时间浪费在过度的休闲娱乐上，叮嘱读者要懂得珍惜一去不复返的美好时光，利用时间多做有益的事情，不要浪费时间和虚度光阴。诗文中没有明确记录和说明体育活动的过程，但是间接地提到运动的场所和参与运动的人，并发出“不知虚度两京春”的感叹，全诗前后文相互照应，通畅流利，既为我们呈现出洛阳风光和人们对足球活动的喜爱，也抒发了自己的个人情感，是我国古代体育诗歌中抒情诗歌的优秀代表作品。“少年骑马入咸阳，鹘似身轻蝶似狂。蹴鞠场边万人看，秋千旗下一春忙。风光流转浑如昨，志气低摧只自伤。日永东斋淡无事，闭门扫雪只焚香。”（陆游《晚春感事（之四）》），诗歌的前段描写了少年带着踌躇满志、对生活和未来充满期待的心情，进城观看足球比赛，比赛场面气势宏大，人潮沸腾，从侧面反映了国家强盛，经济、文化繁荣的太平盛世；诗歌的后段描写了老者失去了青春与活力，在生活里连续不断到来的挫折和打击中，也逐渐失去了对人生和事业的憧憬，间接反映出国家政治和经济各方面都开始逐渐走向衰落，抒发了作者感慨和遗憾的心情。

三、中国古代体育诗歌之喻意审美特性

诗歌作为我国自古流传的一种文学载体，是为了说明道理、弘扬精神而产生并得到世代传承的。体育诗歌作为我国古代诗歌的一个种类，其中既有描写体育活动的场面和过程，也介绍民族性体育运动的发展方向和进程，创作者通过叙事和抒情手法抒发了对美好事物的喜爱和向往，对体育活动和体育文化的热爱，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感叹，对民族振兴的殷切希望等等，通过诗歌创作来阐述人生哲理，正是我国古代体育诗歌的重要审美特性之一。正因为体育项目多从民间诞生并得到发展的，因此民族体育活动的发展也代表着国家体育事业的发展，而体育活动的民族性则反映了国家的民族性和民族荣誉感，对国家民族精神的振兴，国家政治、经济的繁荣和发展都具有一定程度的映射和影响。体育诗歌中常常充满着对民族命运和国家兴衰的感叹，从诗歌创作者个人的语言中，体会到体育活动对性格磨炼和品格培育的重要性，用个人运动技艺的提高和运动精神养成，去为民族的发展和国家的进步贡献力量，实现民族的腾飞和国家的富强。古代体育诗歌有了深刻的喻意，才能够在群众中广为流传，才能给青年后辈带来启发和鼓励，因此优秀的体育诗歌总是包含着创作者想要说明的一定的道理和故事，成为诗歌的灵魂和支撑。更因为体育运动项目是竞技类的活动，该活动培养人类坚强勇敢的品格和不断挑战、不断进取的精神，而将这种品格和精神通过诗歌表达出来，正是我国古代体育诗歌所追求的。随着朝代的更替，部分体育诗歌中暗藏着为祖国和人们担忧的情感，这些内容各异，风格不同的体育诗歌都是从各种角度对当时群众生活和国家状态的现实反映。“临淄重蹴鞠，曲城好击剑，不要身后名，专骋眼前智。”（吴均《上承左思、鲍照之余边城将诗四首》），诗文先对两个不同地方盛行的体育运动做了简洁的介绍，后对这两种体育运动的共同竞技精神作了总结，从体育运动描写和叙事上升到精神文化。晚唐女诗人鱼玄机的《打球作》一诗，是对唐朝马球活动的叙事性描写，诗中写道：“坚固净滑一星流，月杖争敲未拟休。无滞碍时从拨弄，有遮拦处任钩留。不辞宛转长随手，却恐相将不到头。毕竟入门应始了，愿君争取最高筹。”全诗对球杆、球、击球的技巧和姿态等都有所陈述，既有对物的描写，也有对运动场面的描写，并在结尾提出对运动员的期待和希望，全文流畅、连贯，活泼生动，是我国古代体育诗歌中的代表性佳作。“围棋斗白黑，生死随机权”（韩愈《送灵师》）“黑白谁能入天元，千回生死体方圆”（张乔《味棋子赠弈僧》），这两首诗歌表述了围棋的精妙变化，其中充满智慧，是陶冶情操和培养品性的体育活动，体育诗歌通过将体育活动与意志、性格、品德相关联，使得诗歌从简单的记录功能中解放出来，升华到更高的文化层次，不仅仅是记叙体育活动，更是对人生、对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全面解读。

中国古代体育诗歌的叙事、抒情、喻意的审美特性既丰富了诗歌的内容，也增加了诗歌的趣味性、历史性和哲学深度，在给读者送去优美、生动诗文的同时，也提醒读者要培养自身的性格和品德，表达了对健康、自由、乐观生活的追求，充满着对我国传统体育活动项目的喜爱之情。

参考文献：

[1]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2]陈学新.体育文学探源[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0（1）：19-21.

[3]吕顺长.菅原道真的棋诗[J].体育文化导刊，2003（4）：79-80.

[4]韩春萌.略谈体育名人的传记创作[J].当代文坛，2004（2）：12-13.

[5]谢冕.论新诗潮[J].中山大学学报，2002（5）：1-14.

中国古代诗歌大全篇9

中国古典诗词艺术歌曲是中国古诗词与西方艺术歌曲形式相结合的声乐体裁,其显著特征是歌词均源自中国古典诗词,通过古诗、音乐、人声的结合,充分展示古诗优美韵律和语言魅力,它逐渐从对欧洲乐派艺术歌曲的借鉴中独立一家,充分发挥古诗词与中国特有五声调式之韵味,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对社会文化生活及现代音乐创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一、《枫桥夜泊》之意境

《枫桥夜泊》由我国著名作曲家黎英海先生以唐代诗人张继的同名诗为词所作。张继,唐朝不第书生,本诗作于作者科场失利返乡途中,因此诗中字句都流露出幽幽的失落惆怅之情。他生平所著不丰,唯有《枫桥夜泊》流传甚广。“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短短四句寓情于景,情景交融,诗意浓厚。诗中对江南深秋月夜的细致刻画,使人眼前不觉呈现出渔火缀江面,枫叶伴客船的画面,由此从有限的画面中延伸出悠长的韵味和无穷的美感。首句以“月落乌啼”为诗头,有声有色有情,夜月东升,乌鹊哀鸣,伴着充盈天地的霜气,为这深秋之夜洒下丝丝凉意,作者也触景生情,不免“愁”由心生,江风拂叶,渔火点点,勾起对故土的思念,可面对一片迷茫的前途,诗人心中怎一个愁字了得。正当此时,“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正是这寒山秋叶对孤舟,诗人聆听钟声阵阵,从之前的入境到“到客船”渐远的出境,也是此诗对人超越自身而达于超脱的彼岸世界之哲学高度的提升。此诗看似写景,却寓意深刻,将诗人主体的感官世界、情绪世界与自然、人世和超然的宗教世界完美融合,使本诗本曲本作者的意境由此升华。

二、《枫桥夜泊》之音乐

《枫桥夜泊》在音乐上大致有以下特点:首先,从歌曲结构上讲为带附属前奏、尾声的单二部曲式。作曲采用了中国雅乐七声调式,华彩乐段又采用了传统的六声调式:宫、商、角、徵、羽、闰的音阶排列方式,运用音乐中传统的起、承、转、合式,使音乐在含蓄中绽放着中国古典民族色彩。其次,歌曲创作在极大程度上保留了中国古代音乐风格特点的同时仍然有现代音乐元素的体现,例如歌曲中大量的半音行进和旋律半音回旋,频繁转换调性使音乐的色彩丰富异常,这些元素的运用在当时中国声乐作品中并不多见,因此也为《枫桥夜泊》典型的中国古典音乐的风格定调,使其在同时期作品乃至今日都大放异彩。

值得一提的是《枫桥夜泊》的伴奏;众所周知,歌曲的钢琴伴奏对于作品也有着决定性的因素。本曲的伴奏与旋律融为一体,切合得恰当好处,准确地表达了歌词的情绪和意境。钢琴对主旋律的模仿、对比交织在一起,将诗人凄凉悲愤的心情表达得淋漓尽致。伴奏每一小节都以色彩虚无缥缈的纯五度和弦为始,声声相扣,犹若夜半钟声敲打于心。陈鹏年在《歌曲写作技法》中分析黎英海《枫桥夜泊》写道:“《枫桥夜泊》这首歌是用立体的手法来写作的。引子开始低音层用五度音奏出模仿式的、缓慢的、从弱到中强的钟声,以后每个小节都有,贯穿全曲,直至消失。钟声成为全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手法十分巧妙、自然。”而以往为该诗谱曲的作者“到了第三句唱出‘姑苏城外寒山寺’后才出现几次钟声,以引出‘夜半钟声到客船’这种手法虽不能说不好,但未将钟声成为艺术构思的组成部分难免有插标签之嫌。”在本曲中的伴奏部分对古寺钟声的模仿演奏亦为本曲重要的音乐特征。

三、《枫桥夜泊》之吟唱

《枫桥夜泊》从整体情感上把握,应当主要突出“愁”字,惆怅的情绪也是全曲的感情基调。琴声起,由远而近,空灵悠远,五度和旋模仿钟声阵阵,作品每句词都以二度或三度的长波音结束,提示歌者应当以弱声吟唱的方式完成句末,犹如内心悲诉。首句“月落乌啼”声色俱备,其中尤其以“落”、“乌”二字倾注悲苦之情,“霜满天”则为本句重点,与前一个音形成八度关系,尤见寒苦之意。“江枫渔火”的出现,似乎在那一江落寞中,诗人渴望借此景得到一丝的平静,情绪和音域上也与前句形成对比,呈现回落趋势;可是看着这秋枫片片、渔火点点,却只能“对愁眠”。正当愁思万缕时,忽听“姑苏城外”的寺庙里传来阵阵钟声;在这钟声中,客船也到达了彼岸,这时随着音乐的平静,预示着诗人内心的升华,渐渐由入境至出境,闻钟声观离人过客恍若隔世,而在“到客船”的反复吟唱时,歌者情绪有着细微的变化,因此在演唱的同时声音由近及远,仿佛随着离人慢慢消失在这茫茫雾色之中。本曲有一处妙笔,即为每一句词都有二度或三度的音程伴随长波音的出现,呈现空灵之象,因此对歌者气息、技巧、情绪表达都有相当高的要求。在末句出现的时候,歌者应当以犹若浮丝的弱声加以吟唱法,以体现古诗词特有的韵味,给人余音绕梁之感。笔者认为实际上,本曲中吟唱部分的表达方式可以追溯到中国西周,从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开始,古代的诗歌最初的形式皆为口头传唱,相当于我们现代的歌词;因为当时诗歌主要在民间流传,而民间音乐尚未成熟,因此更无规整的调式调性之说,于是古时的诗歌曲调比较生涩;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音乐和诗歌独为一家,但音乐中的唱词仍然是诗词内容,而当时诗人在诵读作品时受到过去传唱诗歌的影响,仍然是半歌半诵,因此“吟唱之法”便应运而生;吟唱的方式在众多中国古代戏曲中也有其元素的存在,譬如京剧的拖腔。本曲中之所以运用如此之多的吟唱方式,一方面使歌者运用技巧更加完美的在声乐作品中展现,另一方面运用古代吟诵之腔,诗中有歌,歌中有诗,以一种古典的方式表达本诗的意境与情感,可谓点睛之笔,同时也使本曲有着与传统中国艺术歌曲不同的音韵之美,由此展示了中国古典诗词艺术歌曲的独特魅力。

中国古典诗词是中华民族文学史上一株绚丽的奇葩,数千年来,它以简练的语言、高远的意境、丰富的内涵,传达着中国特有的文化底蕴。从音乐创作上讲,古典诗词激发了无数作曲家的创作灵感,由此写下了经久不衰的作品。这些具有中国古典韵味的艺术歌曲至今仍是艺术歌曲创作领域的精品之作。时至今日,越来越多的作曲家受前人启发将目光投向了古典文学的歌曲创作,那些传颂千年的古诗词成作曲家在创作生涯中不竭的源泉。我们相信,如《枫桥夜泊》一样,中国古典诗词艺术歌曲将随着国家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在中国音乐文化史上大放异彩!

参考文献

[1]汪毓和.《中国近现代音乐史》[M].人民音乐出版社,1994年版.

中国古代诗歌大全篇10

中图分类号：G4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0407.2016.04.044

对高中生古典诗歌的教学，与小学和初中阶段的教学，有着很大的区别。高中生在经过了多年的基础诗歌的背诵和学习，对诗歌的学习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固定思维和学习习惯，因此，为了深入拓展高中语文的古典诗歌教学，语文教师需要在此基础上引导学生们加大对古典诗歌学习的重视。除了要求学生们完成必要的诗歌背诵和默写之外，重点培养学生对古典诗歌的分析鉴赏能力，尤其是引导他们在知人论世的基础上，了解整首诗歌创作的背景和文人心态，实现对诗歌的全面了解，将对诗歌学习的技术层面上升到理论层面，继而拓展学生们古典诗歌的艺术视野，丰富语文基础知识储备。笔者认为，对高中生古典诗歌的教学，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实施。

一、古典诗歌的字词教学

高中生对古典诗歌的学习，首先是要弄清古典诗歌中相关字词的意义和语法用法，继而在此基础上完成对诗歌句子意义的理解。一般情况下，高中生可以在教师的引导下，学习和掌握到常见实词和虚词的用法和意义，这对他们今后独立完成古典诗歌的阅读和鉴赏有着很大的启迪作用。

首先，高中语文教师针对学生们的字词教学，可以从字词的类别来进行。高中生所学习的古典诗歌主要分律诗和歌行体，对诗歌中各句的结构划分应该有一定的语言辨别能力，继而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成对个别字词的意义和用法辨析。例如，高中语文教师在教授白居易的《琵琶行》时，要引导学生们对诗歌中的七言歌行进行语法和语义的划分，这种划分基本上就可以帮助学生在语义的基础上实现对部分实词虚词的理解，继而为接下来的翻译和鉴赏诗歌的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

其次，高中语文教师还可以从字词的对仗技巧的角度教授学生们学习古典诗歌字词理解的互文。中国古典诗歌往往会追求对偶的特点，因此，在分析和解读古典诗歌时，语文教师不仅仅要引导学生们掌握基本的字词分析方法，还可以利用诗歌中的前后文实现对相关字词的巧妙解读。这种教学方法既是字词解析的重要手段，同时也可以应用到其他古典诗歌的学习过程中，在提高古典诗歌教学效果的同时，进一步让学生感受中国古典诗歌的强大魅力和技巧性。

二、古典诗歌的翻译教学

高中语文教师在完成了基础的古典诗歌字词教学之后，还需要引导学生们完成对古典诗歌的翻译。一般情况下，古典诗歌的整篇意义是可以为读者读懂的，但是一旦涉及到将古典文言语句翻译成现代白话文，需要学生具备一定的翻译技巧，力争做到信达雅的翻译效果。

首先，高中语文教师要引导学生们针对所翻译的诗歌中的句子，进行重点标记，遇到模棱两可的句子翻译时，应该回归到全文或段落中进行反复对比和思考，继而得出最合适的翻译效果，这就是古典诗歌翻译中的精准，也就是信的体现。这是诗歌翻译的基础，也是诗歌翻译的重中之重。学生们只有做到了正确的诗歌翻译，才能在接下来的诗歌翻译中保证信达雅的艺术层面的标准。

其次，高中语文教师还需要引导学生利用自己的语言组织能力，合理编织现代白话语言完成古典诗歌和诗文的翻译，在保证语言通顺的同时，尽量体现语言组织的逻辑和优美。优秀的诗歌翻译，往往能够进一步升华古典诗歌的艺术技巧，同时也能够让读者感受到古文和现代文之间的相通性。例如，高中语文教师在教授学生杜甫的《登高》这首诗时，不仅仅要求学生明确诗歌翻译过程中的语义的准确翻译，同时还需要深入了解作者创作的心态，以第一人称的翻译视角感受作者的语言写作的张力，继而在现代文的翻译中加以体现。学生们在这种翻译教学中既可以巩固所学的字词类知识，又能在一定程度上拓宽诗歌写作翻译的技巧和能力，从而提高学生鉴赏语文古典诗歌的能力。

三、古典诗歌的艺术鉴赏教学

相较于初中阶段古典诗歌基础知识和技巧的教学，高中阶段的古典诗歌教学很大程度上还需要教师锻炼学生对诗歌艺术的鉴赏和分析能力，这是对传统诗歌教学内容的升华，也是现代教育模式下诗歌教学手段更新的体现。学生们在这样的教学训练中，一方面可以实现对古典诗歌的深入认知，另一方面也可以提高自己的诗歌欣赏能力，提高自身的文学艺术修养。

中国古代诗歌大全篇11

On the Acculturation of the Chinese in the Modern American Poetry

Jiang Tao

(Harbin Normal University， Harbin 150025， China)

The acculturation of the Chinese in the modern American poetry is a very common phenomenon. Some modern American poets were so influenced by the ancient Chinese philosophies that they often put them into the creation of thEir poems. They liked to compose thEIr poems with the expressions of the ancient Chinese poetry. These American poets brought a fresh air to the modern American poetry and brought about a culture exchange of both countries. However， in the acculturation there appeared a culture displacement. The present essay focuses its discussion on the acculturation and culture displacement in modern American poetry.

Key words：American poetry; the Chinese culture; acculturation; culture displacement

1 中国文化移入的背景

在美国现代诗歌发展史上，有两起诗歌运动导致美国现代诗人对作为边缘文化的中国文化的关注。一起是发生于20世纪初的意象主义运动（imagism），另一起则是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旧金山文艺复兴（San Francisco renaissance）。这两起诗歌运动的共同特点是两者都极具开放性和包容性。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又积极参与欧洲的重建工作，其全球化发展的势头势不可挡。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美国人完成了大同世界理念的构建，造就了美国学者的宽阔视野和开放胸怀，形成了他们对世界各国文化产生好奇并欲汲取的积极心态。战后一些美国作家，特别是青年作家或想成为作家的年轻人纷纷移居欧洲。他们去欧洲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要“逃避地方至上主义和清教徒主义” (Richard Gray 1990：51)。在汲取欧洲文化营养的同时一些人把目光投向远东，投向古老的中国文化和古典诗歌。此时的意象派领军人物艾滋拉庞德不仅研究和采用日本的短歌和俳句创作意象派诗歌，而且还翻译出版著名的汉诗英译集《古中国》（Cathay，1915）。《古中国》的出版和此后引起的强烈反响不仅反映出庞德本人对中国古诗中生动意象和哲学思想的认同和接受，也反映出一些美国现代诗人对中国文化和中国古典诗歌的喜爱和追求。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后期，美国青年中出现了一场民间文化运动。这场运动称为“逆向文化”（counter-culture）运动。当时美国政治上的霸权、经济上的强势、外交上的反共以及随后出现的两大阵营之间的冷战导致美国青年不满人们对物质生活的过分追求，不甘被商业广告所左右，讨厌只顾金钱而缺乏高尚精神的无目的的现代生活，怀疑西方文明，甚至认为西方文明已经破产。这些美国青年在继续高举惠特曼民主大旗的同时，开始寻求西方文化以外的人类文明。依照大卫帕金斯（David Parkins）的说法，“逆向文化运动的成员在寻求智慧时，很容易转向西方文化以外的源泉，还有转向西方文化以内的次要传统”（Parkins 1987: 545）。因此，处于边缘的东方文明便成为他们的精神寄托之一。这样，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古典文化，就成为他们认同和接受的东方文化之一。

上个世纪的50、60年代，中国隋唐的一位诗僧寒山子的诗在美国青年人中广为流传。美国现代诗人加利史奈德（Gary Snyder）翻译寒山子的24首诗并于1956年发表在《长青评论》上，至此拉开了这一时期美国青年追崇中国古典诗歌的序幕。而杰克克鲁亚克（Jack Kerouac）自传体小说《得道的流浪汉》（The Dharma Bums）又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书中讲述克鲁亚克如何通过朋友史奈德了解寒山子，读到他的诗，为寒山的超然世外，淡然尘欲，宁静自在的心境打动，最后归隐山林的故事。此书在美国年轻人中引起广泛轰动，纷纷效仿。为什么一位中国隐士的诗会在美国青年中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呢？其一，寒山子天人合一，归隐大自然的生活方式恰好迎合了当时美国青年的心态和向往的生活。其二，寒山子的那种淡出世俗、超然世外、索然无求、自在宁静的心态也正是他们要追求的最高境界。

2 认同与接受：中国文化的移入

在文化移入过程中，主流文化的选择性和移入文化的适应性十分重要。早在20世纪初，一些美国诗人就开始接触和喜爱中国文化和中国诗歌。埃兹拉庞德在1915年出版《古中国》诗集，收录他翻译的李白的《长干行》，此诗一直被英美学界视为创意英译之经典。1918年亚瑟韦理（Arthur Waley）翻译出版《中国诗一百七十首》（170 Chinese Poems，1918），使中国的古典诗歌在美国得到进一步传播。1922年一年内中国古典诗歌在美国的译者就有19位之多，同时在《诗刊》（Poetry）杂志上出现评论中国古典诗歌的文章。这是美国现代诗歌史上第一次大量吸收欧美以外的边缘文化。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古典诗歌迎合或者影响了意象派诗人诗歌创作的基本原则和理念，中国诗学引发和影响意象主义诗学观点。美国现代诗人的选择性和中国古典诗歌适应性在此交汇。到上个世纪50年代，美国诗歌出现第二次大量吸收中国文化的高潮，这就是历史上的“垮掉的一代”或“旧金山文艺复兴”运动。这一时期出现大量对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比较有影响的有肯尼斯雷克思罗斯(Kenneth Rexroth)翻译的杜甫诗《中国诗百首》（100 Poems from the Chinese， 1956）和加利史奈德1958年翻译出版的《寒山诗》(Cold Mountain Poems， 1958)。雷克思罗斯这样评述中国文化的移入，“继波德莱尔之后，对西方诗歌影响最大的可能来自外面，来自中国与日本诗歌的译文”（Rexroth 1986：131）。

在文化移入的过程中，文本译介起到先行作用。通过译介中国古典诗歌，美国人开始了解和认识中国诗歌的表达内容和创作艺术，一些美国诗人也开始在他们的诗歌创作中接纳和采用一些中国哲学思想和诗歌艺术。

2.1 中国哲学思想的移入

中国的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和佛教思想都在现代美国诗歌中留下移入痕迹，道家思想影响最大。受道家思想影响较深并把道家思想引入诗中的美国现代诗人主要以雷克思罗斯、史奈德和罗伯特勃莱（Robert Bly）为代表。雷克思罗斯1967年出版的长诗《心苑苑心》（The Heart’s Garden The Garden’s Heart）几乎把《道德经》的第六章的整个内容融入到诗的第一段。史奈德的诗歌也有许多道家思想痕迹，如《无》（“without”， Turtle Island 6），《高品质资料》(“High Quality Information”， Left out in the Rain 130)， 《道非道》(“The Way Is not the Way”， Regarding the Waves 51)和《为了无》(“ For Nothing”， Turtle Island 34)等。勃莱十分推崇道家的“无为”思想，有两首诗可以证明：《一首无为的诗》(A Doing Nothing Poem)和《另一首无为的诗》（Another Doing Nothing Poem）。中国古典诗歌富含中国传统思想品格、文化精髓和道德观念，其艺术成就极高。中国古典诗歌这种独特的魅力深刻影响美国现代诗学和创作取向。雷克斯罗斯在他的自传中坦诚地说，“杜甫对我影响之大，无人能比”，“我30年来一直沉浸在他的诗中，它使我成为一个更高尚的人、一个道德的代言人”（Rexroth1964:319）。

2.2 诗歌表达方式的移入

美国现代诗人感兴趣和推崇备至的是中国古典诗歌独特的表达方式。中国古典诗歌（主要是山水诗）十分注重主体和客体的交融。中国山水诗的表述重点不在主体（叙述者）本身，而在主体融入客体（自然）的经验。而主体在英文山水诗中往往居主导地位，诗人的主体思维、想象力仍是诗的重点。如孟浩然的山水诗《宿建德江》：

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

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

这首诗通过展示天空、原野的高旷无垠，暗示主人公寓身于茫茫天地间的孤独，与自己同在、接近于自己的只有清江中的一轮月影。诗中没有主体思维和主体想象，诗人只是以主体的特定情感审视客观景物，将景物感情化，完美实现主体融入客体，达到“以我观物，物皆着我之色彩”的境地。下面是雷克思罗斯的一首诗《春》（“Spring”， Collected Shorter Poems 189），看得出诗人尝试模仿中国古典诗歌的表述方式，试图在诗中消除主客体界限，让主体融入客体。

我坐在一棵老橡树下，

望着白色的果园，

在满月下开满了花。

橡树像狮子般地低鸣

犹如发抖，犹如在呼吸。

我吓了一跳，然后我

发现树干穴中的蜂巢

今晚整晚都会忙碌。

尽管诗中的主体痕迹仍然显露无遗，但诗人对中国诗歌的模仿积极、认真。威廉卡洛斯威廉斯的诗《红色手推车》更接近中国古典山水诗的表述形式：

那么多东西

依靠

一辆红色

手推车

雨水淋得它

晶亮

旁边是一群

白鸡。

主体——诗人隐匿起来，但主体的心境却融入客体。与以上表述方式类似的中国古典诗歌还有“感怀体”诗。这类诗的论述过程往往是绝大部分为书写自然客体，只是到结尾处才转到主体感受。如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

枯滕老树昏鸦，

小桥流水人家，

古道西风瘦马，

夕阳西下，

断肠人在天涯。

中国古典山水诗的这种表述方式影响一些美国现代诗人，他们也试图用这种表述方式进行创作，如史奈德的《松树顶》（“Pine Tree Tops”， Turtle Island 33）：

在蓝色的夜里

霜雾，天空微微发光

由于月亮

松树顶

因雪蓝而弯身

融入天空，霜，星光之中。

靴子的轧轧声，

野兔的足印，鹿的足印，

我们知道些什么。

诗中没有传统英诗那种直接抒情和铺陈式描写，而是通过明月、蓝天、霜雾、松树、鹿和野兔的足迹等意象编织一幅优美画面，把诗人主体心境（对大自然美好景色的赞美）融入客体。然而，最后一行突然由大自然转向主体感悟，道出主体对人类有限认识能力的遗憾。

中国古典山水自然诗中“无我之境”的物我观和以此形成的审美标准深受美国诗人推崇。无论在中国诗歌英译方面还是在英文诗歌创作方面，美国现代诗人竭力效仿中国古典诗歌的这种表述方法。雷克思罗斯在翻译杜甫的《玉华宫》、《宿府》和《夜在左氏庄》时就曾竭力保留和处理好原诗的这种表述方式。

此外，中国古典诗歌中十分常见的精巧工整的“对仗”表述形式在传统英语诗歌中极为少见，但在现代美国诗歌中却可读到效法中国古诗的对仗诗句，如雷克斯罗斯的诗句：

The flowers are back in thEir places，

The birds back in thEIr usual trees.

The winter star set in the ocean，

The summer star rise from the mountain.

运用数字“千”或“万”传达“无限”，是中国古典诗歌经常采用的一种独特的表达方式，如“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等，不胜枚举。在现代美国诗歌中可以见到这种模仿中国古代诗歌的表达方式，如：

Ten thousand birds sing in the sunrise，

Ten thousand years revolve without change，

All this will never be again.

2.3 人物模式的移入

中国古典诗歌有一种比较典型的人物模式，即山隐士人物模式，如陶渊明、李白、杜甫、白居易、寒山子等。这些诗人或把自己的形象和生活模式入诗，或把自己向往的人物和生活方式在诗中加以塑造和推崇。这些人物的显著特点是不求荣华富贵，不屑大权高位，崇敬自然，向往天人合一，追求宁静，寻觅大智大慧。他们有的放弃高官厚禄，自我放逐于偏远，有的满足田园乡居，自我纵情于自然。这类中国隐士传统诗歌受到一些美国现代诗人的推崇和效仿。如史奈德的《仿陶潜》（“After T’ao Ch’ien”， Left Out in the Rain 195），《八月中旬于苏窦山守卫站》（ “Mid-August at Sourdough Mountain Lookout”， A Range of Poems 9）；雷克思罗斯的《方丈记》(“Hojoki”， Collected Shorter Poems 187)，《空中的光是星星》(“The Light in the Sky Are Stars”， Collected Shorter Poems 237-239)；赖特的《一本劣诗集令我气闷，我走向一片无人踪迹的草地，邀请昆虫加入我》(“Depressed by a Book of Bad Poetry， I Walk toward an Unused Pasture and Invite the Insects to Join Me”， Collected Poems 125)，《望出小木屋的窗子，我想起一行李白的诗》(“Looking Outside the Cabin Window， I Remember a Line by Li Po” 97)等。一些诗人不仅把中国的隐士传统诗歌方式运用到他们的诗歌创作中去，而且还付诸实践，模仿中国诗人的生活方式生活，目的在于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那种宁静超脱的境界、那种脱离世俗的彻悟。 　 3 中心与边缘：文化移入过程中的移位

中国文化移入美国诗歌的过程很复杂，需要经过中西方文化的对话、选择、吸纳，形成不完全属于双方各自的新生文化。

在中国古典诗歌英译中，中国文化的移入首先在译者自身文化域场中经过对话后才得以认同。中国经典古诗散发着对大自然美的倾慕，对天人合一和谐境界的寻觅，对权力与荣华的轻视以及对质朴与闲适生活的推崇。美国诗哲爱默生和梭罗崇尚自然，唾弃物欲，心灵净化和自我完善的思想已经被美国人民，特别是美国知识分子和学者接受和推崇，已形成伟大的文化传统。当美国现代诗人有幸赏读中国古典诗歌，在他们的心灵世界里便产生中西方文化对话。共鸣之余开始捕捉中国文化精华，推介中国文化模式，吸收中国文化精萃。

在研究中国文化移入美国现代诗歌现象的同时，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就是在文化移入过程中出现的移位或错位现象。移位是指在诗歌翻译和诗歌创作过程中源语言中的文化在进入目的语时出现偏差或错位。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移位现象不可避免，因为中西方文化差异很大，要想在两种语言文化中找到对应的位置确实不容易。如庞德翻译李白的诗：

Separation on the River Kiang

Ko-jin goes west from ko-kaku-ro，

The smoke-flowers are blurred over the river.

His lone sail blots the far sky.

And now I see only the river，

The long Kiang， reaching heaven.

这是李白送别朋友孟浩然的一首诗，诗的标题为：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庞德的翻译在费诺罗萨（Ernest Fenollosa）的材料基础上完成。费诺罗萨是研究东方文化的美国学者，师从日本汉学家毛利先生，学习中国古典诗歌，久居日本。1908年死后，费诺罗萨的妻子把他生前研究中国古诗的笔记（大部分是日译汉诗）交给庞德。诗中斜体部分是日文译音。Kiang应该是“江”的译音，ko-jin是“故人”的音译，而ko-kako-ro 是黄鹤楼的日文发音。显然，庞德把Kiang 当作江的名字，把ko-jin当成人名。这表明当时的庞德对中国知之甚少，甚至不了解长江。更有错者，他把原诗中的“西辞”，即由西向东行错译成向西行。这种移位现象不仅发生在庞德身上，在其他翻译者身上也时而可见。此外，由于对中国古诗中出现的典故认识和掌握不够，导致美国翻译者误读和错译中国古诗。

美国现代诗人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主要通过阅读经典化英译本的中国古典诗歌和有关中国文化的英文著述或英译本。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了解的中国并非是现实中国，而是历史上的中国、书本中的中国，也就是说他们认同的和接受的是文本中的中国。庞德也好，其他美国现代诗人也好，他们在认同和接受中国文化时都无法摆脱西方立场。他们沿袭西方研究汉学的传统，把主要兴趣放在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上。他们希望从东方文化，特别是从中国文化中汲取灵感。他们关注中国传统文化，从中塑造历史肖像的中国：“儒家中国”、“道家中国”和“佛家中国”。他们对当下中国、现实中国没有兴趣深入了解，对中国持一种赛义德的“文本态度”（textual attitude）。美国现代诗人尽管和“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诗人同处一个时代，但他们关心、仰慕的是古代文化中国。无论是译介还是著述或诗歌创作，美国现代诗人都以自己的认识和理解来书写中国，美国人民通过他们的作品认识和了解中国。

参考文献

钟 玲. 美国诗与中国梦［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Gray， Richard. American Poetry of the 20th Century［M］. London: Longman， 1990.

Palandri， Angela Jung. “The Stone Is Alive in MY Hand”-Ezra Pound’s Chinese Translation［J］. Literature East & West， 1966(9).

Parkins， David. A History of Modern Poetry: Modernism and After［M］. Cambridge: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p， 1987.

中国古代诗歌大全篇12

在初中语文课本中收录了多篇古典诗词，这些古诗词多数是中国古代杰出诗人的代表作，在经过时间长河的洗礼后，依然熠熠生辉。学生通过学习古诗词可以充分感受中国古典文化，欣赏古人的悠然自得，陶冶高尚的道德情操。我认为在古代诗词教学中应以培养学生的兴趣为基础，通过使用多种教学方式，让学生对古典诗词产生浓厚的学习兴趣，在此基础上，引领学生欣赏更多的优秀诗篇，从而陶冶学生的性情，深入领会古诗词中的意蕴。具体的方式有以下几种：

一、从意象入手挖掘诗歌意境

无论是现代诗歌还是古典诗词，最讲究的无疑是意境。所谓意境是将诗人的个人感受蕴含在诗歌意象之中，从把握诗歌中的意象感受诗歌的内涵，历来是鉴赏诗歌的有效方法。在古诗词教学过程中。教师应首先带领学生找出诗歌中的意象，通过对诗中描写的意象具体的分析，就能够从整体上把握诗歌的内容。为学生进一步感悟诗歌奠定基础。

例如，在学习杜甫的《登岳阳楼》时，此诗是杜甫在历经漂泊，身患重疾的情况下，登上岳阳楼所作，诗中抒发了作者遥望故乡，触景伤怀之情。全诗通过“洞庭水”、“岳阳楼”、“吴楚”、“乾坤”、“孤舟”这几个意象的描写，隐含了作者对国家命运的担忧和自己孤单漂泊的凄凉。而在学习白居易的《钱塘湖春行》中，“莺”、“燕”、“暖树”、“春泥”都体现了早春来临的景象，而“乱花”、“浅草”则描绘出来早春的大自然中花草的特点，全诗通过早春时独特的意象展示了西湖初春的景象，寄托了作者对大自然的喜爱之情，以及对现实政治的不满情绪。

二、深入分析感悟诗中情感

学生鉴赏诗歌时往往无法切身体会诗人寄托的思想感情，原因之一在于教师在进行诗歌鉴赏教学时，只是带领学生读诗翻译赏析优美句子提炼诗歌内涵，这种模式化的教学方式不利于学生置身到诗人的时代背景中，自然无法跟随教师一同感受蕴含在诗中的思想感情。我认为，教师应该在教会学生诗歌字面意思的基础上，通过对诗人个人经历和诗歌创作背景的深入讲解，拉近学生与古典诗歌的距离，让学生切身地感受诗歌情感。

如学习白居易的《观刈麦》，在完成了“刈”，“箪”，“饷”，“灼”，“秉”，“敝”等词的学习后，为了让学生更真切地感受“妇姑荷箪食”，“童稚携壶浆”，“右手秉遗穗”，“左臂悬敝筐”的画面，教师可以通过多媒体制作图片，向学生直观地展示当时妇女儿童冒着烈日参与割麦的场面，学生通过结合对诗歌的阅读和对图片的观赏，脑子里也出现了在烈日炎炎的夏日，农民们在麦田中辛勤劳作的景象。然而，原本丰收的喜悦转眼间被“家田输税尽”，“拾此充饥肠”取代。可见，当时社会赋税制度对老百姓的残酷剥削，作品以作者亲眼所见分别描写了农民烈日割麦和抱子拾穗的画面，反映了当时租税剥削的惨状和农民生活的困苦，表达了作者对老百姓的同情。

通过对诗歌语言，诗歌创作背景以及作者的创作风格的介绍，学生能够全面地认识一个反映民生疾苦，揭露官场黑暗的白居易。

三、深入体会诗歌内涵

通过对诗歌意境的体会和诗人情感的领悟，接下来就应该将诗歌中的美感进行扩展，真正实现知识的延伸。例如在学习王之涣的《凉州词》一诗时，教师就可联系同时期的另一位著名诗人王昌龄的《从军行》一诗进行比较分析，既能够让学生全面系统地了解两位诗人及其创作风格，又能实现知识间的扩展，梳理古诗词间的联系，培养学生用比较的眼光学习古典诗词。

《凉州词》作于开元年间，当时王之涣与王昌龄及另一位友人高适（系当时著名的边塞诗人）在饮酒时，根据宴乐伶人的表演各自做了一首诗。诗作从“黄河”，“万仞山”两个意象展开描写，写出了守戍边塞的凄凉、孤寂，之后的一句“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又显示出作者尽管经受着边关的孤苦、寂寞却也深刻意识到保卫边关的重要性，充分体现了边关战士身上保家卫国的责任感，整首诗的基调是悲壮的。此诗与王昌龄的《从军行》联系起来学习，可以看出两首诗都展现了守卫边关征人的思乡之情，同时又都体现了边关战士一心报国，保卫国家百姓的壮志豪情，读来气势雄伟，格调高昂。

在这样的课堂教学氛围中，同学们深刻地感受到古人深沉的爱国热情。可见，我们在进行古诗词教学中，不应拘泥于教材上收录的诗歌鉴赏，而应该联系实际给学生介绍更多的经典诗词，让他们在诗歌的海洋中，吸取精华，积累更多的古典文化知识，充分感受中国古代文化的艺术魅力，全面提高学生的古诗词鉴赏能力。

四、小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