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情报论文篇1

二、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的整合

自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我国的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就已经进入到整合为主流形态的发展阶段。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的整合方式主要有两种:通过一级学科内部的三个二级学科集成融合，以及跨学科外部交叉综合两种方式出现。［2］

(一)一级学科内部的集成融合是实现该学科内部整合的有效手段之一

学科集成指的是把N个分支学科综合在一起，使这些分支学科之间产生联系，最终形成一个有机学科整体，而学科的融合是指将N个学科综合在一起，使他们之间相互影响、相互融合，从而发生反应，产生一个全新的学科。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也是档案学、图书馆学、情报学三个学科在经历融合以后形成的一个全新的学科。不管是图书馆学还是档案学、情报学，都原本是文献科学的组成部分，但是随着学科发展，他们逐渐独立出来，成为三个独立学科。但是这三个有着共同的理论基础、逻辑关系的独立学科并没有实现有机的整合，重新形成一个新的学科，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理想效果。直到1997年，国务院在颁布的文件中打破了原先这三个学科并不属于一个学科群的惯例，并将其整合为一个一级学科，这也使得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三个学科有了可以整合在一起的基础。自此以后，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得以出现，并不断发展，为社会的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

图书情报论文篇2

1引言

知识管理是目前学术界长兴不衰的研究领域，辐射了管理学、计算机信息科学、图书情报学、经济学、社会学和哲学等学科。综观近年来国内外对知识管理的研究，涉及的内容包括战略管理、人力资源管理、信息资源管理、电子商务、人工智能系统、管理实践、智力资本、组织行为和创新绩效9个领域，囊括了知识管理的理论研究、方法论和应用三大宏观方面以及组织、人员、系统三大微观方面。

不同的学科对同一主题的研究，在视角、方法和目的上都会有所不同，例如管理学侧重知识管理中的战略制定、人力资源管理;计算机信息科学关注智能系统和电子商务系统的内容;而图书情报学更倾向于对知识管理中的信息资源进行分析。本文即是站在图书情报学的角度，通过数据分析，研究近5年来在该领域中对知识管理的探索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及发展的趋势。

对知识管理的发展动向，国内外学者都做了大量探索，综述文献如邓湘琳的国内外知识管理的研究进展，卢金荣、郭东强的知识管理热点问题研究综述等;研究类文献如张勤、徐绪松采用共词分析和可视化技术对国外知识管理研究结构的探索，赵艳枝利用关键词的关联规则，对情报学界知识管理研究现状的分析;张勤、马费成以共词分析为方法，对国内知识管理研究结构进行了探讨，Murray从企业的未来创新变革的角度对知识管理的发展重点进行了阐述，Meams针对南非地区信息和知识管理的理论和方法论研究进行了趋势探索，Mohamed更多地从技术的角度分析了知识管理的发展现状，而Andriessen则提出了一个可视化的方法，来对组织的知识管理进行绘图，揭示隐性知识，等等。

上述研究各具特色，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知识管理的研究动向和发展趋势，但是由于研究所采用的数据源大多是国内文献，或者只是针对若干种国外期刊，不能全面反映国外知识管理发展的最新进展和动态，分析方法也不够完整，偏重于单纯的定性分析。本文从图书情报学的专业数据库(EBSCOLISTA)中提取2006年至今的有关知识管理的文献，采用词频统计和共词分析的方法，对这些文献的关键词进行数据分析，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基础上，绘制出知识管理的知识地图，并以此解读国外图书情报学领域中知识管理研究的侧重点，总结出发展热点和研究趋势。

2数据来源

本研究采用的数据来源于EBSCO数据库中的Ljbrarv，InformationScience&TechnologyAbstracts(LISTA)。该数据库收录了600多种期刊及书籍、研究报告和学报的索引，主题包括图书馆学、分类学、编写目录、书籍装订、在线信息检索及信息管理等内容，数据库中的文章可追溯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该数据库中收录的期刊内容全面、广阔，具有代表性和权威性。本文选取LISTA中从2006年1月至2010年3月这段时间收录的知识管理相关文献，并下载了这些文献的摘要及关键词等信息。

在LISTA数据库中，以“KW=knowledgemanagementORsu=knowledgemanagement”为检索式，并限定时间为“2006年01月至2010年03月”，对数据库进行检索，得出检索结果1918篇，对这些以知识管理为关键词或主题词的文献进行关键词收集整理，得出以下结果，如表1所示:

1918篇文献中，共包含不同的关键词5333个，其中除去本位词knowledgemanagement，以及文献类型关键词Book，Nonfiction及Record，有效关键词为5329个，有效关键词出现的总次数为16413次，其中前100位关键词出现总次数为6699，占总数的40.82%，前30位出现的频率为25.97%。从上表中可以看到，前30位关键词的词频均大于60，且占据总词频数的25.97%。而前100位关键词也只占了40.82%，因此，本文的分析就以这30个关键词(见表2)为基础。

从表2中这些关键词可以看出，在图书情报学领域，对知识管理的研究也包括很多方面，如技术、服务、资源、企业管理、高校图书馆应用、信息素养等内容。那么，这些研究方向对图书情报学知识管理的研究各有怎样的贡献率?它们是否有更进一步的内在联系呢?我们能否从这些文献中解读出图书情报学知识管理的研究热点和研究结构?带着这些问题，本文借助社会统计软件SPSS，对以上获取的关键词进行了相关的统计分析，以期构建出图书情报学知识管理的发展知识地图。

3国外图书情报学领域知识管理研究的可视化分析及知识地图构建

知识地图起源于地理领域的地图，最早由英国情报学家布鲁克斯(BCBrookes)提出，通过分析文献的逻辑内容，找到相互关联、相互影响、能够引起人们创造和思考的知识点并将其联系在一起，构成知识地图，通过知识地图揭示知识的有机结构。知识地图是基于科学计量学引文分析理论和信息科学与技术发展起来的、国际上新兴的可视化研究方法，目的是应用图示的方法揭示出学科领域的发展及演进趋势、研究课题的扩散与传播、作者或机构间的关系等。本文即采用知识地图法，首先对表2列出的前30位高频关键词进行两两的共词检验，即对高频关键词两两出现的频数进行统计，得出30*30的关键词共词矩阵，再将共词矩阵转化为相关矩阵，导入到SPSS中，通过关键词的因子分析、聚类分析和多维尺度分析来绘制图书情报学领域中知识管理的知识地图。

3.1因子分析

因子分析是通过尽可能少的因子来描述尽可能多的指标及指标之间的关系，其基本思想是根据相关性大小把研究对象的变量分组，使得同组内的变量之间相关性较高，而不同组的变量相关性较低。

对以上提取的30个关键词进行因子分析，结果如图l所示，有8个因子被提取，这8个因子的累计方差解释贡献率为74.943%，即是说，将这30个关键词分为8类，就解释了国外图书情报领域知识管理研究的约75%的信息。而其中前5个因子的累计方差贡献率为62.9%，根据“所提取的因子应能概括总体信息的60%以上”，本文将这30个关键词分为5类。另一方面，与因子抽取相配套的因子个数碎石图(见图2)，则直观显示因子分析的前5个因子类别是比较明晰的，前5个因子对整体走势起了决定性作用，是变化最明显的部分，这说明将知识管理研究划分为5～8类都是合理的。

3.2聚类分析

聚类分析是依照“物以类聚”的原理，根据事物本身的特性研究个体的分类。其原理是同一类中个体有较大的相似性，不同类的个体差异却很大。本文采用聚类分析中最常用的系统聚类法对共词的相关矩阵进行聚类分析，将这30个关键词按组间连接法，即将平均距离最小的两项合并为一类，最后绘制出30个关键词的共词龙骨图(见图3)，初步反映关键词之间的聚类情况，然后参考前面因子分析的因子个数，将30个关键词聚合成5类。

该龙骨图直观显示了30个关键词之间的关联度，其中越早被聚为一类的关键词之间的关联越紧密，而类的大小直接反映这个主题的集中程度和学者对它们的关注程度。一般来说，理论性强、研究方向指导性强以及较受重视的研究领域会形成较大的类。

3.3多维尺度分析

在确定了聚类的个数和基本范围后，接下来通过SPSS中的多维尺度分析，绘制出图书情报学知识管理的多维尺度分析图，并通过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得出的结果，按照5因子要素，将30个关键词按照图3的聚类，最终绘制出图书情报学知识管理的知识地图(见图4)。

图4中，横轴衡量了研究的应用性。越往右的主题与实践应用的联系越紧密;纵轴衡量了研究的理论性，越往下的主题理论性越强。由此我们可以看出，B类研究的实践应用性是最强的，D类研究的实践应用性相对较弱，A类研究的理论性最强，而C、E类研究的理论性比较低。

按照以上各种统计分析，我们可以根据30个高频关键词将图书情报学的知识管理研究结构分为知识管理的基本技术和理论、企业组织应用、共享与创新、知识服务组织与检索以及信息素养五大类，如表3(表内百分比为各类在五大类中所占的比重数)所示:

同时，根据同一类中关键词同时出现的次数，采用内部连接的平均值算法，得出这个主题的密度，根据该类与其他类的外部连接的总和平均值算法，得出该主题的中心度，并以中心度为横坐标，密度为纵坐标，取各个类中心度和密度的平均值为原点，绘制战略坐标图。其中密度反映的是字词聚合成主题的联系强度，也就是该主题的内部强度，它表示该类维持自己和发展自己的能力，一般来说，密度越高，说明分类中的各关键词联系越紧密，研究趋势趋向成熟;中心度反映的是一个主题和其他主题的相互影响程度，一个主题与其他主题联系的数目和强度越大，即类与类之间的联系越广泛，这个主题在整个研究工作中就越趋于中心地位。根据密度和中心度的计算方法，本文绘制出国外图书情报学知识管理发展的战略坐标图(见图5)。

从战略坐标图可以看出，五大类呈两级化的分布状态。其中A、D在第一象限，即表示知识管理的基本技术和理论以及知识服务、组织与检索是知识管理研究的中心，发展较为成熟，是当前的研究重点;而其余三类B、C、E则不同程度地分布在第三象限，表示企业组织应用、共享与创新以及信息素养的研究相对处于非核心的状态，其发展还不够成熟，未具规模。

4国外图书情报学领域知识管理发展现状的解读

根据以上国外图书情报学知识管理研究的知识地图和相应的战略坐标图，结合近年来知识管理发展的现状。以下对该领域中知识管理的研究结构和特点进行简要解读。

4.1知识管理的基本技术和理论

分类A“知识管理的基本技术和理论”是五大类中最大的一类，所占比重高达45%，包含了9个知识点。这是知识管理传统的研究方向，涉及的研究内容范围较广。涵盖了资源、技术、服务、管理、专家等各方面，是对总体构架和理论基础的研究。A类研究在图书馆情报学研究中最受重视，位于战略坐标图的第一象限。该类的密度和中心度最高。说明A类研究的核心度和成熟度在所有类别中都是最高的。从知识地图中可以看出。A类研究的理论性最强，而实践应用性中等。

4.2企业组织应用

分类B“企业组织应用”在五大类中所占比例为14%，包含了6个知识点。这是管理学非常重视的研究方向，在图书情报领域也是一个主要的研究方向。该类位于战略坐标图的第三象限，核心度和成熟度要低于A和D类，但高于C和E类。从知识地图中可以看出，B类研究的理论性中等，而实践应用性是最强的。

4.3共享与创新

分类C“共享与创新”在总类中占8%，包含了4个知识点。这也是一个研究的重点，位于战略发展图的第三象限。因为该类的主题相对较窄，虽然目前的研究越来越受重视，但是受主题范围的影响，其核心度相对较小，成熟度也不高。知识地图显示c类研究的理论性比较低，应用性较强。

4.4知识服务、组织与检索

分类D“知识服务、组织与检索”是5大类中的第2大类，所占比重高达28%，包含了6个知识点。随着图书馆信息资源的日益膨胀、数字化程度越来越高，传统的信息服务逐渐难以满足知识经济的发展和知识创新的需求。从信息服务到知识服务，是图书馆服务发展的必然趋势。近年来知识服务及涉及到的知识整合、组织、处理、检索、存储等已成为图书馆服务研究的热点，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类中的关键阋“UnitedState”直观地说明了在图书情报学领域，美国是研究知识服务、组织和检索的翘楚。该类位于战略坐标图的第一象限，其核心度和成熟度仅次于A类。从知识地图中可以看出，D类研究的理论性中等，而实践应用性则相对较弱。

4.5信息素养

E类“信息素养”是最后一个被聚入的类，其研究比重占五大类的5%，包含了3个知识点，位于战略发展图的第三象限。虽然这一类的核心度和成熟度相对其他4类而言比较低，但是近年来图书情报学对信息素养的关注已经越来越多，而信息素养也逐渐地被视为一个单独的研究主题出现在各种国际会议中，并且在各大高校中，也被认为是学生应具备的基本素质之一。信息素养指的是人们为了满足各种信息需求，发现知识和利用知识的各种能力的综合表现，包括信息意识、信息知识、信息能力、信息道德等方面，这都涉及到了知识的管理和应用。所以将知识管理相关的服务、方法融入到信息素养的规划和实施中，是近年来发展的一个趋势。知识地图显示E类研究的理论性比较低，应用性中等。需要注意的是，除了以上五大类别，图书情报学领域对知识管理的研究还包括许多其他内容，如数字图书馆、数据库管理、互联网、组织行为、组织结构、知识转移、竞争情报、社会网络、搜索引擎、本体等内容。这些研究也占据了一定的比例，因此，五大类只是涵盖了图书情报领域对知识管理研究的主要内容，而不是全部。有些新兴的研究因为发表的成果还不够多，尚不能体现在知识地图中。有的类别下包含了很多小类，对于具体的研究方向而言，还需要做进一步的细分研究。此外，有些类目名称虽然不同，但内容可能是一致的，这在分类和研究中也应注意。如智力资本和知识工人，本质上都是对知识人员的描述，但是它们分属两个不同的类别。这是因为人员在不同的环境中的角色背景是不一样的，在企业管理中，知识人员承担着智囊团的角色，而在知识管理的系统分析中，知识人员大多是指服务的提供者。

以上5类研究结构，与Ponzi通过文献计量方法及Subramani等人通过作者共被引分析的研究结果大体一致。结合两者的研究，他们将知识管理的研究结构大体分为:①从公司战略的高度认识知识管理;②“学习”的相关研究;③组织信息处理和IT支持;④知识管理的实践。本文的各类结构基本可以在他们的结构中找到对应点，如针对企业公司的知识管理应用、信息处理及各种信息技术、知识交流和知识共享、情景学习和信息素养等。不同的是，Subramani在文中提出的“知识哲学”在本文中没有反映出来，这应归结为研究方法的不同造成的差异。在国内研究中，张勤等人对知识管理研究结构采用更细致的标准，划分出基本信息管理系统、人力管理、组织行为理论与创新绩效几大类，这些也都与本文的研究结果相互印证。

5结论

综合以上对国外知识管理研究结构的分析，可以看出:

·总体上看，国外知识管理的研究越来越趋向多元化发展，但实质上，无论是组织应用，还是知识的检索与服务，各个类别下仍可概括为信息技术与组织管理应用两大维度。

·国外知识管理的三大系统——信息科学系统、管理科学系统、社会学系统，相互交织与作用，形成了知识管理领域内容纷繁多样的研究主题，从而构成了以“技术一管理一人”为主脉络的庞大研究体系:国外知识管理从信息技术与组织管理二元范式并存发展至今，逐步融入“人”作为参与信息和知识流程的各种角色，其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正逐步成熟，促进知识管理学科的更全面深入的发展。

·除了传统的研究方向如基本理论技术和企业应用的研究外，知识管理在图书馆知识服务、信息素养和共享与创新中的应用更应引起我们的关注，尤其是技术创新和创新绩效管理，这些都是近年来知识管理在图书情报学领域的研究热点和趋势。虽然在国内知识管理的研究与国外仍有一些差距，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研究力量的增强，国内的研究也对世界知识管理的科研成果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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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情报论文篇3

〔分类号〕G350

Bibliographic Coupling Analysis of 6 Core Journals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Shu Zhengyong Jia Konghan Jia Yuwen Dong Yan

Management School of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 Dalian116029

〔Abstract〕Based on bibliometrics methods and the data of CNKI, this paper makes a statistical analysis on 6 Chinese core journals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in 2005, including paper coupling, author coupling, coupling intensity, coupling ratio, the paper of most coupling, so as to provide a reliable and objective criterion for the evaluation of these 6 core journals. It also discloses some characteristics and rules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researches.

〔Keywords〕paper couplingauthor couplingcore journalsCNKIbibliometrics

论文耦合的概念最早由美国学者开斯勒(Kessler)在20世纪60年代初提出，这个定义是以论文本身为基础的，即以被引证文献为耦合链把某些引证论文联接起来，从而体现引证论文之间的相互关系[1]。论文耦合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科技文献之间的潜在规律，对研究情报学、图书馆学、文献学，以至科学学和预测学都有一定的实用价值。几十年来，论文耦合的研究始终因其独特之处吸引着不少学者，而且其理论和方法还在进一步完善和深入，但总体而言，我国对论文耦合现象还未全面进行研究，特别是近几年更鲜有所见。

因此，下本文通过统计CNKI的数据，对2005年国内6种图书馆学情报学核心期刊的论文耦合情况进行较为全面、系统地分析与比较，以期得出一些重要的有益结论。

1统计数量说明与引文基本情况

笔者基于CNKI的统计数据，对其中收录的2005年出版的《大学图书馆学报》、《中国图书馆学报》、《图书情报工作》、《情报理论与实践》、《情报学报》和《情报资料工作》这6种图书情报学核心期刊为统计源，提取其中的4 235篇引文作为统计样本，运用文献计量学方法与CNKI搜索引擎生成的数据，对样本进行了定量与定性统计分析。来源期刊中的“动态”、“通知”、“简讯”等消息性文章不计入统计中。在此需要重点说明的是本文统计结果全部基于CNKI收录与生成的引文数据，与6种期刊的印刷版本中的原始数据有一定的误差(见表1)。

从表1 可以看出，2005年6种来源期刊的论文引文率为76.78%，低于2004年6种来源期刊的论文引文率96.12%[2]。这种误差的原因主要是CNKI在论文录入时有引文漏录或CNKI系统本身的缺陷造成的，但本文只对具有引文的论文进行耦合比较，不影响结果。

2统计结果的分析与评价

2.16种来源期刊论文耦合比率

本文通过期刊某段时期论文耦合的篇数占全部具有引文的论文量的比率来反映6种来源期刊的耦合情况，以进行定量的比较。根据CNKI所录的包括图书馆学情报学在内的所有期刊论文耦合比率，统计2005年6种期刊论文与6种期刊2005年以前收录的论文耦合比率及2005年6种期刊的论文耦合比率(见表2)。

《情报学报》和《中国图书馆学报》与其他学科期刊或论文的耦合率最大，分别是6 955%和6 987％，这说明这两刊的研究范围最为宽泛，与其他学科的交叉更加频繁、渗透更加深入。同时也可看出其余来源期刊与其他学科的论文耦合比率也很高，相差不大，这说明我国图书馆学情报学论文的著者知识面比较开阔，易于采纳其他学科的新思维、新方法，善于借鉴和引进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特别与计算机科学、网络技术、管理科学等密切结合，产生了相当多的科研成果，使本学科的研究取得了实质性突破，大大促进了学科的发展。

2005年以前发表的论文与2005年发表的论文耦合比率最高的是《中国图书馆学报》与《图书情报工作》，其次是《情报资料工作》和《情报理论与实践》，《情报学报》和《大学图书馆学报》却比较低，这说明《中国图书馆学报》和《图书情报工作》的论文具有比较高的时间上的科研延续性，论文的某种属性较大，相关性较高，包括论文的主题、引证的数据、资料或背景较为相近或具有延续性。相反，《情报学报》与《大学图书馆学报》的耦合率很低则说明其论文的延续性较低，但开创性较高，研究方向比较开阔与宽泛，创新性强。《情报理论与实践》与《情报资料工作》则位于上面两者之间。

在2005年发表的论文中，耦合比率的顺序是《图书情报工作》、《情报资料工作》、《情报理论与实践》、《中国图书馆学报》、《情报学报》、《大学图书馆学报》。从中可以看出前几种刊物的耦合比率都相差不多，唯独《大学图书馆学报》的耦合比率比较低，这可能与《大学图书馆学报》本身的引文率相对比较低有关。据统计，《大学图书馆学报》的引文率在几种刊物中一直是比较低的。例如，2004年6种期刊的论文引文率依次是:《情报学报》100%、《情报资料工作》99.32%、《情报理论与实践》98.39％、《图书情报工作》97.32%、《中国图书馆学报》96.03%、《大学图书馆学报》82.31%[2]。论文引文率高说明借鉴能力强，反过来论文引文率低也可能是原创性高，当然，这种引文率低也是相对的，《大学图书馆学报》的绝对引文率也是很高的。

从6种来源期刊的统计数据中可以看出，图书馆学与情报学的论文耦合比率差不多，但相比之下，情报学的论文耦合比率要高一些，特别是在与其他学科的论文耦合上，这说明情报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渗透联系略强与图书馆学，情报学的自身发展演变要快于图书馆学。

2.2耦合强度比较分析

论文耦合强度指被引证的论文的数量的多少，反映了引证论文之间的相关度，耦合强度越大，则引证论文之间的相关度越大。著者耦合强度指被引证的著者数量，揭示了一种学科专业人员在结构成分组成上的相关度，耦合强度越大，则引证著者之间的相关性越高。根据CNKI提供的数据，本文统计出了6种来源期刊2005年刊登的论文的论文耦合强度和著者耦合强度(见表3)。

上。6种期刊中论文与著者平均耦合强度最高的是《情报学报》(1.37)，从中不难看出情报学的论文耦合强度要高于图书馆学的论文耦合强度，说明情报学的论文的相关性要高于图书馆学。情报学的学者相关度要大于图书馆学，被引证的论文与著者的数量多，也反映了情报学的研究更宽泛一些，与其他学科的交叉渗透更强一些。

2.3论文耦合最大分析

期刊中每篇论文与其他论文耦合所形成的相关网络大小是不一样的，对期刊中与其他论文耦合最多的论文进行定性分析，可以看出期刊论文的某些相关属性，为包括文献规律在内的文献研究提供分析基础。

从表4中可以看出，2005年6种来源期刊中与其他学科期刊中的论文耦合量最大的是《情报学报》第1期的论文《基于粗糙集加权的文本分类方法研究》(590篇)，作者是胡清华，谢宗霞，于达仁;其次是《中国图书馆学报》第2期的论文《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述评(1995－2004)》(558篇)，作者是吴慰慈。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6种来源期刊中这两篇论文所形成的相关网络最大，与其他学科或论文的交叉渗透最深，涉及面最广，是2005年图书情报学最为重要的论文之一，其作者也是图书情报学比较优秀的学者，对这个相关网络进行研究，可以看出图书馆学情报学所涉及的范围。

6种来源期刊2005年的论文与2005年以前的论文耦合量最大的是《图书情报工作》第5期的论文《竞争知识与竞争知识管理――关于情报与情报学本质的探讨》(26篇)，作者是龚蛟腾;其次是《中国图书馆学报》第2期的论文《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述评(1995－2004)》，作者是吴慰慈。可以看出，这两篇论文在各自期刊中的传承性较强，与以前的论文形成的相关网络最大。对这些相关网络进行研究，可以分析出各自期刊论文的变化趋势，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图书馆学情报学的变迁情况，对图书馆情报学的未来发展能做出某种科学上的预测。

6种来源期刊2005年的论文耦合最大的是《图书情报工作》第10期的《数字图书馆建设与发展中的缺憾及思考》(7篇)，作者是陆刚，其次是《情报理论与实践》第3期的《论情报学的科学发展观》，作者是向英明。这反映了关于数字图书馆建设与情报学的科学发展观的主题在2005年的论文中具有最大相关网络，某种程度上反映了2005年图情学研究的最大热点。

2.4耦合强度最大分析

对期刊中耦合强度最大的论文与著者进行分析，可以看出期刊中联系最为紧密的论文和著者，能为学科中的论文检索与学者之间的交流提供方便，可以组成相关著者群，为进行学术交流建立通讯网提供线索。从表5中可以看出，《图书情报工作》、《情报学报》、《情报资料工作》的最大耦合强度都为4，《中国图书馆学报》与《情报理论与实践》的最大耦合强度为2，《大学图书馆学报》中凡是有耦合关系的论文耦合强度均为1，因此可以分析出，图书馆学情报学2005年联系最为紧密的是表中耦合强度最大的几篇论文，他们反映出2005年图书情报学研究最为一致的主题。例如《图书情报工作》2005年第7期的论文《当代图书情报学研究范式的变革及应用研究取向》就与第5期的论文《图书馆学的科学化与合理性》有很强的相关性，两篇论文应该结合起来研究。表5中论文的作者可以建立必要的通讯网，加强之间的学术交流，读者在阅读本主题的论文时，可以集合起来阅读，收益会更大，同时，也可为学科专业课题提供定题检索的途径，提高查准率和查全率。

图书情报论文篇4

中图分类号G2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14）114-0013-02

当前，世界各国的许多高等院校和科学研究机构都在加强对图书情报的研究，许多世界一流院校，比如Harvard University（哈佛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普林斯顿大学）、Yale University（耶鲁大学）、Massachusetts Inst. of Technology（麻省理工学院）等都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情报学教育体系。而比较而言，在我国高等院校与科研院所对图书情报学的相关研究，明显要相对落后，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有关情报学的招生和课题研究有所提升，并呈现出较为快速的增长态势，然而由于研究内容相对较为高深，而且研究的靶场显得较为前沿化与多元化。基于关键词对学位论文进行统计、研究与分析是文献计量学的范畴，是图书情报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即以学位文献或学位文献的某些特点为标的，以聚集梳理一定数量文献为基础，由此展开对某一时域某一领域科学技术基本状况与基本特征的研究，并由此论述和预测该领域科学技术在今后一段时期的研究趋势与特点规律态势。基于独特关键词进行图书情报领域的硕士学位论文进行分析，是情报学研究的一项重要方法，是一种将文献资料中的众多核心要素关联起来，进行统计分析的引证分析方法，其可以较为科学地评价文献所研究与发展的现状和趋势，揭示学科当时研究的热点，较为准确地评价文献所代表的学术水平。

1 研究对象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的对象定位于对国内图书情报领域这一总体框架，并于此基础上将“靶向”集中于硕士学位论文的统计、分析与研究，将“靶标”聚集到硕士学位论文的研究热点、趋势、重点、前沿以及其变化情况，从而更加清晰地梳理出我国情报学研究的发展脉络，从而为我国情报学教育发展提供参考。研究的主要数据来源集中于国内著名的学位论文收集库――中国知网CNKI学术文献总库、维普期刊资源整合服务平台与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三大论文数据库”，以及国内高等院校图书馆自建特色数据库。其中，中国知网CNKI和万方数据库是国内收录学位论文最为全面的数据库，因此，为了确保分析研究的数据具有较高可信度与代表性，分析研究检索的数据源即来自该两个数据库，着重定位于“学科专业名称”、“学科专业分类”选项进行检索，而检索的时间区域定位于近10年，对于两个数据库检索出来的文献，对于相同的通过采用SQL 语句进行筛选，剔除重复的以及不符合的。

由此，以“情报学”作为检索词，从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获得1640篇硕士论文，从万方数据库中获致1315篇硕士论文，通过SQL筛选剔除重复的以及不符合的795篇，总共获得有效国内图书情报领域硕士论文2160篇。

2 基于高频关键词的国内图书情报领域硕士学位论文特点

通过对获取到的2160篇国内图书情报领域硕士论文进行研究，综合统计论文的关键词，累计关键词有13976个，经过分析研究，去除不能表达论文主题概念的关键词3645个，共得10331个，平均每篇硕士文献关键词数为4.78个，由此可说明该统计是科学的，与国外科文献资料对关键词的标引规则相符（国内外科技期刊要求的每篇关键词应标出 3-8 个），接着对关键词的词频进行统计分析，将关键词的频度大于60作为标准，将其定义为“高频词”，通过对“高频词”的统计分析，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出，有关“知识管理”这一主题的频次最高，多达126次。无疑，这也证实了近些年来，学术界对知识管理这个方向的研究热点。此外，“电子商务”为121次、“信息化”为118次、“信息技术”为112次、“竞争情报”为102次、“信息服务”为98次、“信息检索”为96次、“数据挖掘”为87次、“数字图书”为84次、“信息资源”为79次、“电子政务”为75次、 “知识服务”为71次、“知识共享”为68次、“数据仓库”为63次，从中也反映了我国对信息化建设、知识服务、数字化建设等关注在日益提升，也验证了我国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重新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中“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的实效，表明了情报学与管理学之间渗透和结合日益加强，也可以折射出当前研究的重点、热点仍然集中在情报学基础领域，并预示着今后情报学研究的一个重点将是对网络信息资源的开发、整合与利用。

3 基于聚类共词的国内图书情报领域硕士学位论文特点

通常来说，仅仅通过孤独地察看论文的某一关键词，通常是难以有充足的理由说明该论文所研究的主题，然而通过关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关键词，将可以给予人们更加充分的信息去把握论文的大致内容和论文的主题脉络。通过采取计算机数字高效处理作用，充分发挥Excel的数据透视功能，再次对出现次数高于60的高频出现的关键词进行“聚类性”分析，统计在同一论文中两两同时出现的关键词，从而构建出60 × 60的“聚类共词矩阵”，通过这一矩阵的研究，非常清晰地显示出“聚类共词矩阵”是一个对称矩阵，其中位于矩阵对角线上的数据显示的是某关键词自身一同出现的频次，这个一同出现的现象就实质来说，就是论文之间的相关度，对于非对角线上的数据，则表示不同关键词之间的共现频次。通过这个矩阵可以从另一个侧反题出，关键词分布既有交叉、相互渗透又具有群组分布的独立性。通过Excel的数据透视处理得到共现频次较高的有：“知识管理”为124次，“电子商务”为106次，“竞争情报”为101次，“高校图书馆”为98次，“信息服务”为92次，“数据挖掘”为87次，“数学图书馆”为83次，“信息资源”为81次，“电子政务”为79次，“知识共享”为72次，“数据仓库”为66次。由此可以看出，在国内图书情报领域硕士学位论文的研究主题中，当前基于数字化、信息化、电子化的知识管理与数据挖掘是个热点，同时也说明我国情报学教育研究的领域在不断拓宽。

综合以上，关注独特关键词下国内图书情报领域硕士学位论文研究的学科结构特点，获得了基于高频关键词的国内图书情报领域硕士学位论文特点，以及基于聚类共词的国内图书情报领域硕士学位论文特点，通过对研究结果的比较分析，得出了一些有较为充足理由支撑的结论，那就是从中可以较为清晰地得出，当前以及今后一段时期国内图书情报领域硕士学位论文研究的侧重点在于“数字化、信息化、电子化的知识管理与数据信息挖掘”。

参考文献

[1]曾学喜.网络舆情突发事件预警指标体系构建[J].情报理论与实践，2013（11）.

图书情报论文篇5

中图分类号： G255.2;G250.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938（2014）05-0105-07

Visualizing Library， Information and Documentation Science Research Development Based On CSSCI（2000-2011）

Abstract Based on the statistical data in CSSCI（2000-2011）， the paper makes visual analysis on the research hotspots and evolution of Library， Information and Documentation Science. By knowledge mapping technology，the research evolution， core papers， core authors and research collaboration are clearly shown.

Key words knowledge mapping; Library， Information and Documentation Science; CSSCI; co-citation analysis; co-occurrence analysis

1 引言

随着可视化技术的发展，知识图谱成为近年来文献计量领域的研究热点。国外学者对于知识图谱的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在近年来已形成较为成熟的理论、方法与工具，其中美国学者陈超美的知识图谱工具Citespace具有较大影响力[1]。大连理工大学刘则渊教授团队较早将知识图谱理论与方法引入国内科学计量学研究[2]，其团队与陈超美合作，利用知识图谱对我国科学研究进行可视化分析与评价，推动了知识图谱在我国科研评价领域的应用[3-4]。本文以知识图谱作为研究方法，通过共现图谱与共引图谱展现2000～2011年间我国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学科发展脉络，数据来源为CSSCI收录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来源期刊发文及引用信息。

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评价体系[5]的提出，为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高质量期刊遴选提供了有力指导，进而为学科计量研究提供了数据来源保障。白云以CSSCI（2004～2006）中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期刊为研究对象，从篇均参考文献数、期刊基金论文占有比例等方面分析了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期刊的学术规范程度和学术含量状况[6]。邓三鸿、王昊以CSSCI（2004～2008）中49种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期刊引用数据为基础，通过被引速率考察了相关期刊的学术影响力[7]。贾洁以CSSCI（2000～2007）引用数据为基础，统计并分析了对我国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研究产生重要影响的国内外学术著作，进而分析了对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产生重要影响的出版机构[8-9]。王昊、张小琴以CSSCI（2003～2007）收录图书馆、情报学17种期刊引用数据为基础，从总体引用网络、层次引用网络、引用网络聚类等角度构建了期刊引用网络，探讨相关期刊的引用层次结构以及期刊集群规律[10]。

本文以CSSCI（2000～2011）中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来源期刊发文及引文数据为基础，通过关键词共现图谱、文献共被引图谱、作者共被引图谱及作者共现图谱可视化分析我国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研究发展历程。图谱中主要通过频次与中介中心度考察相关知识单元，中介中心度体现在图谱中某知识单元与其他成员之间的联通重要性。

2 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来源期刊关键词共现图谱及分析

本节将通过绘制2000～2011年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整体的关键词共现图谱，将这12年来的学科研究内容直观呈现在一张网络图谱中，进而揭示国内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研究的知识结构及其演进。以两年为一个时间切片，参数调整后可视化图谱如图1。

图1中按照中介中心度的大小来控制节点标签的显示数量，节点大小与其代表的关键词出现频次大小成正比。图中含有外环的节点代表该关键词的burst值不为0，外环的宽度与其突变率成正比，表明这类关键词在当前年度迅速成为学科热点。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数据起始于2000年，所有2000年关键词burst均设为-。

从表1可知，高校图书馆、数字图书馆、信息服务、知识管理、公共图书馆、信息资源、网络环境、图书馆学、信息检索、图书馆管理和竞争情报是这12年来国内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学者们使用最多的关键词，且均是中介中心度大于0.1的关键节点。

由表1和图1中的信息，本文可以将这12年我国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的研究主题归纳为如下六大领域，下面将分别阐述各个领域的发展脉络与趋势：

（1）学科基础理论研究在这12年里一直是国内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学者研究的核心领域，位于图1的左上方，是连接其他研究领域的枢纽，包含情报学、图书馆学和科学期刊等热点关键词，主要是对情报学、图书馆学的基本概念、研究范式、研究对象、学科建设与发展的研究。其中，对于图书馆学的理论研究一直是学科研究的重点，研究对象关键词为图书馆、高校图书馆、数字图书馆、公共图书馆，相关理论探讨关键词包括图书馆服务、读者服务、图书馆事业、图书馆建设等。

（2）文献计量学一直是这12年我国学者研究的热点领域。随着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研究对象从文献向信息的转变，其开始向信息计量学拓展，并与网络计量学产生交叉。期刊评价研究作为文献计量学重要组成部分也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关注，主要涉及关键词为科技期刊、核心期刊、影响因子、影响因素、网络影响因子、h指数等。结合这些关键词的出现时间可知，文献计量学的研究方法从统计分析与引文分析，到社会网络分析、信息可视化、知识图谱。由此可见，国内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的文献计量学分支研究领域日益呈现出信息化、综合化的趋势。

（3）信息检索与信息技术在这12年一直是我国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学者研究的热点领域。从传统的情报检索、光盘检索、联机检索和文献检索到网络信息检索、全文检索和图像检索。2002年数据挖掘技术的出现，以及2004年Web挖掘、文本挖掘、知识挖掘、xml、语义网、本体和虚拟图书馆的出现，表明学者在信息检索研究中更加重视对新技术的应用，其中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本体技术在2004年成为突变点。在检索工具方面，对于搜索引擎的研究在12年间发展较快，从搜索引擎到全文搜索引擎、元搜索引擎，继而到2006年出现的垂直搜索引擎都很好得体现了这一研究进程。

（4）信息管理与信息服务从2000年至今一直是我国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学者研究的热点领域。从图1中可以看出信息管理历年来的研究主题包含信息资源、信息资源管理、信息系统、信息技术、信息服务和信息组织等。历年来信息服务的研究经历了从传统的情报服务、高校图书馆和图书情报工作到数字资源和数字图书馆，再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进而到交互式信息服务与个性化信息服务的演变。在这一过程中，信息资源产生了重要变化，传统纸质资源逐渐转为数字、网络资源，学者的研究也相应随之变化，信息管理与服务的理念也产生了变化，从强调资源整合到资源共享、协同交互、智能推荐、开放存取、个性化服务。

（5）竞争情报从2000年至今一直是情报学学者研究的热点领域。涉及关键词有企业竞争情报、产业竞争情报、战略管理、反竞争情报、技术竞争情报、竞争情报系统、人际网络情报、专利情报、危机管理、危机预警、信号分析等。由此可见，国内竞争情报的研究对象主要为企业、行业，研究内容从竞争情报、反竞争情报逐步向更具实用性的专利情报、竞争情报系统、危机管理、信号分析扩展，体现了我国竞争情报的实用性发展趋势。

（6）知识管理。从表1可以看出知识管理从2000年开始成为我国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的研究热点，结合图1中知识管理节点各颜色圆环的厚度，可知往后其一直是国内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学者最为关注的研究热点，历年来相关研究主题如下：知识经济、知识创新、知识产权、知识组织、知识服务、知识发现、知识管理系统、知识检索、知识共享、知识挖掘、知识网络、知识转移、知识库和知识图谱等。

3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文献共被引图谱及分析

本节将绘制2000～2011年文献共被引图谱来揭示这12年来国内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研究的知识源流的结构特征及其演进。以两年为时间分片，经过参数调整后图谱如图3所示。

图中相关参数同上节所示，为了更详细分析对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研究产生重要影响的文献，文章列出被引频次大于70的文献33篇，按被引频次降序排列如表2所示。

表2中33篇引文可看作2000～2011年的重要知识源流，可以清楚的看到大部分是图书，表明这些著作的出版对这12年来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的学术研究具有深远影响。通过综合图3的聚类信息、表2的各个指标信息及研究热点与知识源流间的对应信息，结合对这些文献内容的分析，本文将2000～2011这12年来国内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研究的引文归纳为以下六大领域，并给出各个领域对应的知识源流演进的关键路径。

（1）学科基础理论。学科基础理论成果一直是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研究的核心知识源流，这12年来最为重要的知识源流随着时间的演进如下：1985吴慰慈的《图书馆学概论》、1994严怡民的《情报学概论》、1996年严怡民的《现代情报学理论》、1998年王知津的《从情报组织到知识组织》和吴建中的《21世纪图书馆新论》、1999年孟广均的《国外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进展》和徐引篪的《现代图书馆学理论》、2000年张晓林的《走向知识服务：寻找新世纪图书情报工作的生长点》、2002年吴慰慈的《图书馆学概论》和《当代图书馆学情报学前沿探寻》，2003年梁战平的《情报学若干问题辨析》、2006年周晓英的《情报学的形成和定位》和2007年马费成的《论情报学的基本原理及理论体系构建》，这13篇文献组成了学科基础理论领域知识源流演进历程中的关键路径。

（2）文献计量学。文献计量学领域的学术成果是这12年来国内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学者最为重要的知识源流。按时间顺序依次列出历年来具有重要影响的学术成果如下：1988年邱均平的《文献计量学》、1996年林被甸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和黄俊贵的《中国文献编目规则》、1997年王崇德的《文献计量学引论》、2000年戴龙基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01年俞君立的《文献分类学》、2003年李鉴的《2002年中国科技期刊出版统计》、2004年刘军的《社会网络分析导论》和邱均平的《网络数据分析》、2005年罗家德的《社会网分析讲义》、2006年姜春林的《H指数和G指数――期刊学术影响力评价的新指标》、2007年邱均平的《信息计量学》和2008年苏新宁的《构建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评价体系》，这13篇文献组成了文献计量学领域知识源流演进历程中的关键路径。

（3）信息检索与信息技术。信息检索与信息技术一直是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其重要知识源流按时间的演进如下：1997年曾民族的《网络信息检索现状和性能评价》、1997年黄纯元的《图书馆与网络信息资源》、1998年孟广均的《信息资源管理导论》、1998年程亚男的《网络化趋势与图书馆发展观》和汪冰的《数字图书馆：定义、影响和相关问题》、1998年马费成的《面向高速信息网络的信息资源管理》、1999年岳剑波的《信息管理基础》、1999年吴慰慈的《图书馆自动化与网络化之现状及展望》和储荷婷的《Internet 网络信息检索：原理、工具、技巧》、2000年马费成的《信息资源管理》、2001年胡昌平的《信息服务与用户》和张晓林的《基于Web的个性化信息服务机制》、2001年的范明《数据挖掘：概念与技术》、2002张晓林的《Semantic Web与基于语义的网络信息检索》和《分布式学科信息门户中网络信息导航系统的规范建设》、2004年苏新宁的《信息检索理论与技术》。这16篇文献组成了信息检索和信息技术领域知识源流演进历程中的关键路径。

（4）信息管理与信息服务。这12年来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学者对该领域研究所引用的重要知识源流按时间演进如下：1997年马费成的《信息经济学》和董小英的《网络环境下的信息资源管理》、1998年孟广均的《信息资源管理导论》、1999年岳剑波的《信息管理基础》、2001年霍国庆的《企业战略信息管理》和周宁的《信息组织》、2004年戴维民的《信息组织》、2007年胡昌平的《面向用户的信息资源整合与服务》，这8篇文献组成了信息管理与信息服务领域知识源流演进历程中的关键路径。

（5）竞争情报。竞争情报是这12年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研究的热点内容，其所依赖的重要知识源流也经历了如下的时间演进：1995年缪其浩的《竞争情报――国外的发展动向及其对我国的影响》、1996年沈固朝的《国外企业的竞争情报源及其搜集方法》、1998年彭靖里的《国内外竞争情报研究发展综述》、2000年曾忠禄的《情报制胜――如何搜集、分析和利用企业竞争情报》、2001年包昌火的《竞争情报与企业竞争力》、2002年包昌火的《企业竞争情报系统》、2003年包昌火的《竞争对手分析》和《竞争对手分析论纲》、2004年包昌火的《略论竞争情报的发展走向》和陈峰的《竞争情报与战略管理》、2005年王知津的《竞争情报》、2006年李艳的《技术竞争情报的现状分析》、2007年梁战平的《我国科技情报研究的探索与发展》、2008年沈固朝的《竞争情报的理论与实践》和王知津的《企业竞争情报作战室研究》。这15篇文献组成了竞争情报领域知识源流演进历程中的关键路径。

（6）知识管理。知识管理自21世纪以来一直是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研究的热点内容，其所依赖的重要知识源流按时间演进如下：1998年蒋惠工的《知识管理与组织设计》、1999年王知津的《知识组织的目标与任务》、2000年张晓林的《走向知识服务：寻找新世纪图书情报工作的生长点》和蒋永福的《知识组织论：图书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的理论基础》、2001年蒋永福的《论知识组织方法》、2002年张晓林的《元数据研究与应用》、2003年邱均平的《论知识管理与图书情报学的变革》、2006年马费成的《国内外知识管理研究热点――基于词频的统计分析》和邱均平的《知识管理学》、2007年柯平的《知识管理学》。这10篇文献组成了知识管理领域知识源流演进进程中的关键路径。

通过上述六大领域的重要知识源流组成的六条关键路径，可以分别得出我国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研究的知识源流的结构组成及其内容的演化历程，进一步印证了各大领域的研究主题演化脉络，同时对其进行了更深入、更全面地补充。

4 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作者共被引图谱及分析

本节将绘制作者共被引图谱以发现对这12年国内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研究具有重要影响的学者，从另一角度窥视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的学科结构和发展动向。本文将被引频次270及以上的作者视为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界的领军人物，共有39位，如表3所示。

从表3可以看到邱均平、张晓林、马费成、吴慰慈和吴建中是国内图书、情报学领域最具影响力的五位学者，他们的研究对文献计量学、知识服务、信息经济学、图书馆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由图4可知，蒋永福、范并思、王知津、韩继章、吴慰慈、马费成、初景利、黄宗忠和邱均平具有较高的中介中心度，表明这些学者在我国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领域的知识流动和控制上具有重要的作用。

综合表3、图4，并通过查证这些被引作者对应的高被引文献内容作进一步的归纳、合并和分析可以将这些被引作者划分为如下六大领域的学术群体：

（1）学科基础理论。该领域的被引作者最多，主要的关键高被引作者有吴慰慈、马费成、范并思、程焕文、王知津、黄宗忠、严怡民、冯惠玲、周晓英、王子舟、于良芝、贺德方、靖继鹏、黄俊贵、徐引篪、焦玉英等。

（2）文献计量学。该领域的关键被引作者包括苏新宁、邱均平、丁学东、王崇德、罗式胜、刘则渊、庞景安、刘军、金碧辉、戴龙基、武夷山、梁立明、叶继元、陈超美等。

（3）信息检索与信息技术。关键高被引作者有张琪玉、陈光祚、赖茂生、陈树年、邓志鸿、侯汉清、苏新宁、焦玉英、毕强、曹树金、张玉峰、周宁、董慧等。

（4）信息管理与信息服务。主要的关键高被引作者有胡昌平、孟广均、赖茂生、岳剑波、霍国庆、卢泰宏、戴维民、肖希明、黄晓斌、查先进、初景利、曾民族、李国新等。

（5）竞争情报。主要的关键高被引作者有：沈固朝、包昌火、谢新洲、王知津、彭靖里、陈峰、吴晓伟和曾忠禄。

（6）知识管理。主要的关键高被引作者有：张晓林、柯平、蒋永福、盛小平、马海群、陈传夫、丁蔚、王曰芬和Nonaka I。

可以发现，情报学理论研究、文献计量学和信息检索与信息技术三个领域拥有的高影响力作者最多，尤其是文献计量学，除了较多国内重要学者外，吸纳了较多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另外这六大领域并不是互相孤立的，研究上存在着一定的交叉，一些高被引作者同时对多个领域具有重要的贡献。

5 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作者合作图谱及分析

本节将绘制作者共现图谱以揭示这12年国内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学者间科研合作状况，从另一角度揭示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的研究特征。统计发现，这12年发表文章44篇及以上的学者共计35人，如表4所示。

由表4可知邱均平、马海群和王知津是这12年来发文量最多的三位学者。下面通过作者共现图谱来探究学者间的科研合作情况，以两年为一个时间切片，经过参数调整后可视化图谱如图5所示。

图5中中介中心度大于0.1的关键节点共有13个，但网络中的连线较少，表明合作网络的整体情况不理想。通过进一步考察，图谱中存在一些小团体，他们的内部成员绝大多数是来自同一个科研机构，如武汉大学邱均平团队（包括余以胜、文庭孝、段宇锋、李江、赵蓉英等）、武汉大学的张玉峰团队（包括何超、金燕、吴金红和王翠波等）、南开大学王知津团队（包括苏瑞竹、张桂玲、孙立立、孙立武、樊振佳等）、南京农业大学的侯汉清团队（包括何琳、李运景、薛春香、黄建年、白振田等）、南京大学的苏新宁团队（包括邓三鸿、杨建林、王昊等）、南京大学的孙建军团队（包括程慧平、成颖、李江等）以及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团队（郑彦宁、武夷山、化柏林、陈峰、梁战平等）等等。各个小团体内部合作紧密，但团体之间的联系较为松散，基本是通过一些在不同科研机构深造过的桥梁学者来衔接，如李江连接了邱均平与孙建军团队。整体来说，我国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科学研究合作以知名学者为中心形成了较小的师生或同机构科研合作团队，各团体间联系较小。

6 结语

本文以知识图谱作为研究方法，从关键词共现、文献共被引、作者共被引、作者合作等角度对我国图书情报学与文献学科研发展进行了可视化分析，相关结论如下：2000～2011年间，学科基础理论、文献计量学、信息检索、信息技术、竞争情报、知识管理是主要研究分支;围绕六个分支，文章通过时间线梳理了对相关领域产生重要影响的学术著作，并列出了在相关领域被引较多的学者;在科研合作方面，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领域科学合作多以师生、同机构合作为主，并形成了若干小科研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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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情报论文篇6

1.1选择数据库。本文选择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进行检索，从期刊来源、论文年代、核心作者等方面对图书馆知识管理论文进行分析统计。

1.2数据的检索和选择。数据选择的时间跨度为2000--2013年。为了提高查全查准率，检索项限定为题名，确定的检索式为图书馆知识管理计量。

1.3检索结果。根据以上检索条件和检索式，于2014年2月对国内的图书馆知识管理方面的论文进行了检索，共检索出1708条记录。这些文章主要分布在图书馆学、情报学、科学研究、教育、医学卫生等，通过分类检索，可分别在图书情报学、科学研究、教育分别检索到1506、26、22条记录。

2国内图书馆知识管理研究结果分析

2.1论文年代分布统计与分析。要了解某一领域学术研究的发展脉络，首先可以通过该领域学术的时间分布。根据表1来看，从2000-2013年，13年来图书馆知识管理文献量基本呈上升趋势。自2000年以来共发表相关文章1708篇，其中2000年发表的只有7篇，2001年有24篇，2003年增长到近100篇，至2005年达到峰值（全年发文量196篇），2006年文献量与2005年相比，有一定程度的下降，2007年和2008年又回升至接近2005年发文量，在2009年略有下降之后，2010年和2011年发文量又有所回升，近两年发文量比起2011年有所减少并趋于稳定。据统计可以得出，2005年发表的论文数是2000年的50多倍，这说明研究学者增加还是比较迅速的。

2.2文献学科类别统计与分析。对本文检索到的1708篇论文进行统计分析，共有50多种学科期刊发表了此类文章，其中表1知识管理论文年代分布

图书情报专业期刊(即信息与知识传播学科)发表的有1506篇，占88.17%(见表2)。

2.3发表图书馆知识管理研究论文的图书情报学期刊分析由表2可见，图书馆知识管理的研究论文主要发表在图书馆学情报学、计算机、经济管理等期刊上。其中发文最多的是图书情报类期刊，说明该领域对知识管理研究最为关注，故本文特别分析研究了图情类期刊。通过对图书馆学情报学期刊发表的1506篇论文进行分析统计，发文量20篇以上的有18种期刊(其中核心期刊8种），发文量为692篇，占46.1%。发文刊物相对集中在《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和《现代情报》，发文量约占29%。其他的10多种期刊发文量差别不大，大多数都在2-6%之间（见表3)。核心期刊中，《情报杂志》，《图书馆学研究》的发文量比较高，而《情报学报》，《现代图书情报技术》，《大学图书馆学报》相对少很多，只有3、篇左右。可以看出，目前图书馆知识管理研究文章出现在核心期刊的频率并不是很高，显而易见，图书馆知识管理研究论文质量还有待提高。

2.4核心研究机构分析。本文以作者所在单位的总发文量确定了知识管理研究的核心机构。在知识管理研究领域发文较多的机构中，以高校信息管理系为主。从表4中可见，郑州大学、南京大学等单位的研究人员发表的论文数量都在15篇以上。从这些统计数据可以看出，高校图书馆的研究者居多，公共

图书馆的作者甚少。可见公共图书馆对知识管理的研究不多，说明知识管理的核心机构的分布还不够合理，知识管理的研究还有待成熟和完善。

2.5国内图书馆知识管理研究的文献被引情况与分析。本文检索到的1708篇文献为统计分析，发现被引次数大于20次的论文共15篇，其中以邱均平，盛小平居多。其一，文献被引情况与分析。表5列出了被引次数大于20次的文献，其中包括被引论文的篇名，著者，来源期刊，关键词，被引频次等。其二，通过被引情况统计出的研究偏少，仅占总统计量的0.83%。

4图书馆知识管理研究的前景展望

4.1知识服务的研究应深人、细化。英国情报学家布鲁克斯将情报定义为:情报是使人原有的知识结构发生变化的那一部分知识，即：K「s|+AI=K「s+As|，其中K「s]为原有的知识结构，I为吸收的情报量，K「S+AS]为新的知识结构。图书情报机构提供的服务要从信息服务向知识服务转变，应加强对知识转移、组织或个人的知识吸收能力的研究。

4.2加强知识管理研究的理论与实践。图书情报界的专家学者要根据自身的实践来研究知识管理，结合宏观和微观层面，使得图书馆知识管理的理论研究与实践结合得更紧密。

4.3重视对国外知识管理的研究。我国知识管理研究起步相对发达国家比较晚，还有一定差距。因此要把握世界知识管

核心著者群。本文就在图书情报学刊物上发表知识管理相关文章的作者进行统计，发文在10篇以上的作者共有6人，其中发文最多的是邱均平，共20篇;随后是盛小平，发文15篇。对比表5可见，他们的论文被引频率也很高，可以推断他们应属于图书馆知识管理研究的核心作者群，他们推动了图书情报界对知识管理的研究，同时也为以后的研究积累了经验。

3图书馆知识管理研究存在的问题

3.1重理论，轻实践，缺乏深度和创新。图书情报界的研究人员主要是对图书馆知识管理的各个方面进行了理论探讨，关于应用研究不多，并且没有突出学科特色。

3.2对隐性知识管理研究不够。我国图书情报界对知识管理的理解还局限于显性知识的管理，忽视了隐性知识管理的研究，并且大多文章都是进行理论探讨，列举实例不多。

图书情报论文篇7

为总结图书馆与情报服务的理论创新成果和实践进展，推进对创新行为的理论升华，深化案例与问题研究，交流新鲜经验，有效提高服务质量，《图书情报工作》杂志社拟于2011年10月举办以“图书馆与情报服务：理论创新与实践进展”为主题的第25次图书馆学情报学学术研讨会。研讨会将通过专家报告、代表发言、讨论对话、实地考察等多种形式，为业界专家、学者及实践工作者搭建交流平台，共谋未来发展。现面向业界、学界广泛征文，我们将从征文中评选出一、二、三等奖及优秀奖若干，并精选部分获奖在《图书情报工作》杂志上。

一、会议主题：图书馆与情报服务：理论创新与实践进展

二、会议分主题

1　图书馆开展战略情报服务的理论模式、机制与实践

2　图书馆开展科技情报服务的理论模式、机制与实践

3　图书馆开展企业情报服务的理论模式、机制与实践

4　情报检索与服务系统创新构建

5　图书馆情报服务资源共享

6　图书馆与情报机构之间的协作和联合

7　情报机构的服务实践与发展

8　情报研究的理论与实践进展

9　情报分析的方法、工具与技术创新

10　竞争情报理论方法及实践应用

11　情报服务人才培养与发展

12　其他

三、征文要求

1　来稿要求主题突出、论点明确、层次清晰、结构严谨、文字通达，字数以4000-5000字为宜。

2　论文请用Word排版，格式为：中文标题、作者姓名、作者单位、邮政编码、中文摘要(100-150字为宜)、中文关键词(3-8个为宜)、正文、参考文献、作者简介(包括姓名、性别、出生年月、职称、职务、数以及联系电话、E-mail地址)。来稿第1页左上角请注明“10月会议征文”字样。

四、其他

1　会议时间：2011年10月(暂定)

2　会议地点：山东省泰安市

3　参会方式：投稿参会；直接报名参会

4　征文截止日期：2011年9月10日

5　投稿邮箱：tsqbgz@vip.省略(主题请注明“10月会议征文”)

6　联系人：高丹

联系电话：(010)82623933 82626611-6638

图书情报论文篇8

科学交流的广场――她为专家学者开辟了学研结合的示范园区，为精英才俊构建了学术交流的优秀平台，为后生新秀架设了迈向成功的阶梯。她是多维的知识传播空间，拥有广大的读者群、稳定的作者队伍和强干的编者班底，早已成为读者、作者、编者，乃至同业者的纽带和桥梁。

作为图书馆学情报学两栖权威核心期刊，《图书情报工作》使图书馆学和情报学在理论、实践等多个层面深度融合，优势互补，堪称我国图书馆学与情报学融合之典范。《图书情报工作》总是以深邃的目光和独特的视角，紧紧抓住理论上的最新亮点和实践中的成功经验，及时介绍给图书情报界的同仁，有力地推动了图书馆学、情报学的学科发展和图书情报工作的繁荣进步。她的理论性文章具有预见性、前瞻性和先导性，实践性文章有很强的针对性、启发性和探索性，理论、实践两者并重，并能够从实际出发，将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起来。

该刊提倡学术争鸣，发扬学术民主。在选题内容上不排斥不同的观点，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为作者提供了一个自由交流的天地。该刊的内容新颖，很多文章立意独特、说理透彻、论证有力、阐述精辟。该杂志的内容广泛，包括了图书情报领域内各个方面的文章，其分析和论述问题既有一定的深度又有一定的广度。文章的内容一般都比较精练，言简意赅，有一定的学术性、知识性、实用性和可读性。

《图书情报工作》鲜明的办刊特色和上乘的办刊质量吸引了全国乃至海外的一大批优秀作者。在《图书情报工作》的作者队伍中，既有经验丰富的老专家，又有理论深厚的中年学者，更有勇于探索、积极进取的青年学子。作者不仅遍及全国各地，而且不少还来自美国、英国、德国、日本、韩国等。《图书情报工作》还十分注意发挥核心作者群的作用，由一批核心作者队伍组成主力军，其中科研单位和高等院校具有高级职称的作者占有较大比例，从根本上确保了《图书情报工作》的载文质量。《图书情报工作》给了许多青年崭露头角的机会，注重新人的发现和培养，广纳英才，为青年学者的成长提供了一片广阔天地，在引导青年进人图书情报领域、鼓励他们大胆从事研究与创新方面功不可没，为他们日后事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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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情报论文篇9

中图分类号： G250.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938（2013）04-0039-05

科学发展的历史表明，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都离不开规范的研究方法的支撑，图书情报学同样如此。图书情报学的发展历程充满了坎坷和纷争，在研究方法等基础理论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虽然很多研究者都对此进行了探索和研究，但大多都浅尝辄止，形成了相当热闹但也相当混乱的研究局面：一方面，研究者意识到方法论对于一门学科的发展非常重要，甚至将有没有专门的研究方法作为一门学科是否成熟的标志；另一方面，研究者对于图书情报学研究方法的概括和表达具有很强的随意性，所形成的概念体系五花八门，不能很好地融入整个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论体系。因此，在整个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体系框架中，重新整合图书情报学研究方法概念体系，对于图书情报学的健康发展及其在整个社会科学体系中学科地位的确立具有重要意义。

1 图书情报学研究方法的层次

1983年，乔好勤[1]在《试论图书馆学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一文中，首次完整地提出了图书情报学研究方法的三层次说，即哲学方法、一般科学方法和专门科学方法。1985年，随着吴慰慈、邵巍[2]在《图书馆学概论》一书中详细阐释了该论说，层次论逐渐得到学界的确认，并成为图书情报学方法论研究的主流观点。

遗憾的是，有相当一部分研究者将图书情报学研究方法层次论的三个层次，错误地理解为三类方法，并且由此开始了对图书情报学专门研究方法“孜孜不倦”的探索。其实，乔好勤[3]在《试论图书馆学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一文中已经明确提到，哲学方法是一切科学方法的基础，其他一般方法和专门科学方法都是哲学方法的具体体现，专门科学方法以哲学方法为指导，是一般方法论的具体化。金胜勇[4]也曾在《关于图书馆学专门研究方法之分析》一文中提到，任何一门学科的科学方法论都是由哲学方法、一般研究方法、专门研究方法三个层次所组成的。很多研究者致力于探求图书情报学专门研究方法，其用以彰显图书情报学学科地位的美好初衷固然可以理解，但是，任何一门学科的专门研究方法都是来自于哲学方法和一般研究方法，独立于哲学方法和一般研究方法层次之外的专门研究方法是不存在的。王子舟[5]在《图书馆学研究法及相关概念辨析》中指出，近年流行的“图书馆学专门研究方法”是一个伪学术概念，建议图书馆学界停止使用。虽然笔者不同意王子舟将工作方法与研究方法合二为一的观点（吴慰慈[6]曾在《关于图书馆学研究方法的思考》一文中，着重指出要分清研究方法与工作方法的区别），但是并不反对王子舟所持的没有专门研究方法的观点。陈慧鹏[7]在《嬗变与回归：论图书馆学专门方法研究》一文中虽误读了金胜勇关于图书馆学专门研究方法的态度，但是笔者却非常赞同他的观点，“专门方法的界定其实既无必要，也不可行。只有回归研究实践，结合具体问题探讨研究方法，才能将方法论研究重新拉回到原先设定的用以指导图书馆学研究实践的轨道” 。

2 图书情报学研究的科学哲学

如上所述，图书情报学研究方法是三个层次而非三类方法，准确地说，哲学方法并不是一种具体的方法，而是从哲学的高度对图书情报学具体研究方法所做的一种关照，它必须也必然要通过一般方法和专门方法来体现其方法论价值。很多研究者从辩证唯物主义[8]、历史唯物主义[9]、本体论[10]、价值论[11]、发展观[12]、历史观[13]、三个世界[14]、信息哲学[15-16]等不同角度对图书情报学的哲学方法进行研究。但是笔者认为，讨论图书情报学研究的哲学方法，首先要讨论的是图书情报学研究所涉及的科学哲学。

金胜勇曾在《论科学哲学对图书馆学科学性的观照》一文中提到，有三种对图书情报学研究起到重要指导意义的科学哲学[17]。其一是波普尔的证伪主义，“一切知识命题，只有能够被经验事实证伪才是科学的，否则就是伪科学（Pseudo-Science）”，基于这种思想，我们需要具有质疑和批判的精神，勇于寻找反面例证，挑战经典，怀疑权威。其二是库恩的科学革命理论：科学的发展经历着“前科学常规科学反常与危机科学革命常规科学”这样一个循环过程，该科学哲学指导图书情报学研究要勇于面对危机与挑战并接受新的研究范式。其三是拉卡托斯倡导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Methodolog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mers，MSRP），MSRP解决了波普尔和库恩所未能解决的“科学与伪科学的划界”、“科学进步与知识退化区别标准”问题，并对理论研究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科学哲学为科学的研究者提供如何理解、掌握和运用一切具体方法的理论，为科学提供思想基础，审视基本问题，检验基本假定[18]。图书情报学研究者世界观和方法论都发乎于某一种科学哲学，并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图书情报学的研究活动。科学哲学为图书情报学的创新和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持，研究者只有依据一定的科学哲学才能寻找科学研究的精神动力和研究方向。

3 图书情报学的研究逻辑

逻辑是思维、思维形式的规律，是指导人们所有思维活动的准则。图书情报学研究作为一种高层次的思维活动，必然离不开逻辑，没有任何一种科学研究能够脱离逻辑，也没有任何一种研究方法可以不符合逻辑。某些研究者将逻辑概括为图书情报学研究的一种具体方法[19]的认识是错误的，因为那样就意味着必然存在一些非逻辑的方法（即可以脱离逻辑的方法），这本身就不符合逻辑。

逻辑有两种基本思维进程，即归纳逻辑和演绎逻辑，两者都存在着不能克服的局限性。归纳逻辑的前提与结论之间的联系具有或然性，即结论未必是可靠的；演绎逻辑虽然是一种必然的逻辑推理，却强烈依赖归纳逻辑为其提供前提。科学研究在规避两种逻辑局限性的基础上，衍生出一种独到的研究逻辑——假设检验。其基本步骤是：①通过研究初探，提出研究假设；②运用逻辑推演，从研究假设中推导出一组经验命题；③通过操作化过程将经验命题和概念具体化为测量指标；④搜集有关资料；⑤整理与分析资料；⑥检验与批判研究假设，形成研究结论。例如Ludo Waltman等人[20]在《A new methodology for constructing a publication-level classification system of science》一文中，针对个人文献进行等级划分的分类系统进行了研究，其研究过程就遵循了假设检验的研究逻辑。

根据假设检验这一研究逻辑的基本过程，科学研究工作一般可以具体分为准备阶段、搜集资料阶段、分析资料阶段和总结阶段四个阶段。其中搜集资料阶段和分析资料阶段是科学研究工作的核心阶段，下文所讨论的图书情报学的研究类型和具体方法都是以这两个阶段的工作为依据的。

4 图书情报学的研究类型

同其他社会科学研究一样，图书情报学研究也分为许多研究类型，研究类型与研究方法有着紧密的联系，但即便如此，也不能将研究类型与研究方法混为一谈[21]。在图书情报学的研究过程中，只有准确定位研究类型，才能设计和采用更适当的研究方法。

4.1 调查研究和试验研究

如上所述，所有的研究过程都包括搜集资料（信息）这样一个核心阶段。根据资料发生（信息源）的情况，可以将所有的科学研究分为调查研究和试验研究两大类型。如果资料（信息）独立于研究工作而客观存在，无论存在于文献中（包括网络文献）、人的头脑中、还是自然界或人类社会中，也无论是已经发生过的还是正在发生的，都属于调查研究；如果（信息）是研究人员根据研究需要而“设计”或“制造”出来的，无论是在实验室“设计”、“制造”出来，还是在特定的社会现场“设计”、“制造”出来，则属于试验研究。

由此可见，调查和实验并不是具体的研究方法，而是科学研究的两种类型。这其中，试验研究在自然科学研究领域的应用比较普遍，而在包括图书情报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研究中，绝大多数研究都是调查研究。因此，经常有研究者将调查法概括为一种具体的研究方法，实际上是对调查研究的片面的、狭义的理解[22]。

4.2 描述性研究和解释性研究

根据研究的目的和性质，社会科学研究分为描述性研究和解释性研究两种类型。描述性研究是指搜集相关资料进行分析加工，把研究对象的状态和情况真实地描绘、叙述出来，用以回答研究对象“是什么”或“怎么样”的问题；解释性研究是以一定的命题或假设为前提，运用假设检验的逻辑过程探讨事物内部的系统功能或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从而对研究对象的本质属性和发展规律做出明确的阐释。解释性研究根据研究具体着力点的不同又分为因果性研究和预测性研究，用以回答研究对象“为什么是这样”或“将怎么样”的问题。

对于描述性研究和解释性研究的研究类型划分，往往被许多研究者所忽略，事实上这种研究类型定位对于图书情报学的研究十分关键。如前所述，以解释性研究为代表的科学研究应遵循假设检验的研究逻辑，但纯粹的描述性研究并不需要提出研究假设，因此在描述性研究的逻辑过程中，需将“提出研究假设”调整为“建立描述框架”，这将对搜集资料和分析资料方法的采用产生重要影响，也因此决定着图书情报学研究的研究过程。

目前单纯的描述性研究已经越来越少，更多的图书情报学研究是在描述性研究的基础上进行解释性研究。但由于研究的出发点不同，两类研究的区别还是非常明显。例如，比较赵俊玲等人[23]在《国外数据库商的数字保存行为研究》一文中对国外数据库商的数字保存行为所进行的描述性研究，宛玲等人[24]在《试析中文搜索引擎的评价标准》一文中对中文搜索引擎的相关评价标准所做的解释性研究，杨文祥等人[25]在《对我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反思与展望》一文中所做的关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描述与解释相结合的研究，两种研究类型对于研究过程的不同侧重便显而易见。

4.3 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

讨论社会科学研究的类型，就不得不论及实证研究。当前，图书情报学领域的实证研究让许多研究者爱恨交加。曾几何时，图书情报学的传统研究方式特别是关于基础理论的研究方式，一度被视为“闭门造车”式的研究。虽然有些专家学者也尝试用“思辨研究”的价值为传统的研究方式正名，但是当实证研究的浪潮袭来时，传统研究方式的海岸仍然有被这股清新与混浊并存的大潮吞没之势。实证研究，顾名思义就是通过分析来自实践的证据来获得研究结论。当前图书情报学界有些研究者对实证研究的推崇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单纯强调实证研究的重要性[26]，却置实证研究注重搜集第一手资料的本质属性于不顾，简单地将实证研究等同于定量研究，认为有庞大的数据支持或者构建了某个所谓的数学模型就是实证研究了。事实上，个案研究、实地观察或访谈，这些以定性分析为主的研究类型或方法，才是获得第一手资料的主要方式，才是实证研究的基础。

此外，当我们讨论实证研究时，经常忽略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即同实证研究相并列的研究类型是什么，难道都笼统地称作“非实证研究”吗？偶有研究者将思辨研究同实证研究对应起来[19][26]，但这种观点却不能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体系中得到肯定。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必须从实证研究的逻辑基础入手。实证研究通过搜集分析第一手资料从而得出关事物情况的普遍性结论，这是归纳逻辑在发挥作用。而同归纳逻辑“从特殊到一般”的思维进程恰好相反的是演绎逻辑，因此以演绎逻辑为基础的规范研究应该是同实证研究相并列的研究类型。规范研究中的规范有两种解释，一是这种研究的结论经常以规范命题的形式表现出来，即得出“应该如何”或“不应该如何”的结论；二是规范研究是建立在演绎逻辑的基础之上，而演绎逻辑的前提与结论之间的联系具有必然性，所以其研究结论被视为可靠的（研究是规范的），这同建立在归纳逻辑这种或然性逻辑基础之上的实证研究是不同的，因此被称为规范研究。

可以确定的是，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也是科学研究中相互支撑共同发展的两种研究类型，而非两种具体的方法。这两类研究对图书情报学的发展同样重要，那种片面强调实证研究的经验性或片面强调规范研究的理论性的认识都是非常荒谬的。图书情报学界利用规范研究所取得的研究成就不会磨灭，而实证研究的实证价值也会越来越受到重视。兰开斯特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就提出“无纸社会”的大胆预测[27]，并描述了图书馆与图书馆员的发展前景[28]，虽然有些预测并未如期实现，但他的研究被认为是“走在科学的道路上”[17]，而这样的预测性研究显然必须通过规范研究得以实现；而当前学界对于图书情报事业发展中一些重大问题的分析，则必须通过实证研究才能够得出符合客观规律的结论来。

4.4 普遍研究、抽样研究、典型研究和个案研究

随着以美国盖洛普民意调查所为代表的民调机构兴起以及大规模社会调查活动的开展，“抽样研究”结合“问卷调查”、“统计分析”成为现代社会科学研究特别是社会调查研究的标志性研究方式。但实际上，抽样是一种确定（调查）研究范围的方法，而并非一种具体的研究方法，是依据研究范围所划分出来的一种研究类型，与之相并列的研究类型还有普遍研究、典型研究、个案研究。

普遍研究是指通过对研究总体所包含的每一个个体进行无一遗漏的考察和分析，从而得出关于研究对象的普遍性结论的研究类型。同其他几种研究类型相比，普遍研究的结论最为全面、准确，也最具有普遍意义。但由于普遍研究的研究范围往往涉及一个地区甚至一个国家，需要投入很高的人力、经费和时间，因此这种研究类型很少在图书情报学研究中采用。

抽样研究是指按照一定方法从总体中抽取一定的个体形成样本，通过对样本调查分析来推断总体的情况，其本质是以样本的统计值来推断总体的参数值。根据是否遵循随机原则，抽样研究分为概率抽样（也称随机抽样）和非概率抽样。概率抽样的主要方法有简单随机抽样、等距抽样、分层抽样、整群抽样和多阶段抽样；而非概率抽样经常采用的抽样方法有偶遇抽样、立意抽样（主观判断抽样）、配额抽样和滚雪球抽样等。图书情报学领域有一些年轻的研究者对随机原则有错误理解，往往把偶遇抽样等非主观判断抽样误解为随机抽样。其实概率抽样不同于非概率抽样的主要区别有两点，一是在抽样过程中必须编制抽样框（也称抽样范畴），二是其抽样误差可控制、可测度，因此概率抽样是我们在从事图书情报学抽样研究时的第一选择。当然，有些情况下因为很难编制抽样框，所以研究者往往会被迫采用非概率抽样，这时应尽量采用配额抽样的抽样方法，通过对研究总体进行科学细致的类型划分，努力去降低非概率所带来的抽样误差。

典型研究是指从研究总体中选取若干具有代表性和共性的个体进行调查研究，从而认识同类研究现象发生发展规律的研究类型。典型研究过程中，对“典型”的确定主要依靠主观判断，并且典型研究的结论只能反映同类研究对象的情况，并不能对研究总体产生普遍性指导意义。由此可以得知，我们一些研究者经常把先进经验或突出案例作为典型进行研究，从而得出关于图书情报事业或图书情报学某方面普遍性结论的做法[29]，是违背典型研究的原理的，其结果往往会产生以偏概全的逻辑错误。

个案研究是指针对某一特定对象，全方位搜集相关资料进行分析研究的研究类型。上述几种研究类型，从普遍研究到抽样研究、典型研究和个案研究，其研究广度呈递减趋势，而其研究深度则呈递增趋势。因此，进行个案研究必须放弃研究结论的普遍意义或外在效度，转而追求个案的内在机理和研究深度。那种以一个研究个体为例，就得出关于某类研究对象总体结论的做法是站不住脚的[30]。在当前研究都普遍注重实证研究的氛围中，个案研究由于其注重搜集第一手资料的特点，理应在图书情报学研究领域具有更广阔的应用空间。

图书情报学研究中的各种研究类型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适用”与“不适用”的区别。在研究过程中，根据研究需要确定研究类型，从而进一步选择最恰当的研究方法，是我们对待研究类型和研究方法的正确态度，而不应该去追求研究类型和研究方法的“时尚性”或“传统性”，从而背离图书情报学研究的正确道路。

5 图书情报学研究的具体方法

当我们将图书情报学研究方法概念体系中的研究层次、研究逻辑、研究类型等分支概念阐释清楚时，图书情报学研究的具体方法终于要清晰简明地浮出水面了。根据研究过程中搜集资料和分析资料两个核心的研究阶段，图书情报学的具体研究方法需要从搜集资料的方法和分析资料的方法两个方面来表述。

5.1 搜集资料的方法

任何科学研究都要经历搜集资料的过程，即使是有些学者提到的思辨研究也不例外，只不过思辨研究所需要的资料多是之前已经搜集好的。搜集资料有问卷法、访谈法、观察法、文献法和实验法等五种方法。这其中，问卷法是调查研究中经常被采用的方法，甚至有研究者直接把问卷法谬称为调查法。除一般问卷以外，量表法作为对主观社会指标进行测量的特殊问卷，也经常在图书情报学研究中被采用，例如对用户满意度的调查。问卷法和抽样、统计分析相结合，成为现代社会调查研究的主要特征。此外，任何科学研究都离不开文献，文献法是任何科学研究都必定采用的方法。由于文献是记录有知识和信息的一切载体，所以文献法的采用早已超出了传统纸质文献的范畴，而拓展至网络文献和数字资源。基于研究对象、研究特点等原因，文献法在图书情报学研究中的运用就更为广泛和直接，图书情报学领域的研究者经常提到的引文分析法、内容分析法以及各种检索法，其实质都是文献法。

5.2 分析资料的方法

最后都要通过分析资料来得出研究结论。分析资料的方法有统计分析和理论分析两大类，即我们平时所称的定量方法和定性方法。统计分析的方法又可以分为描述性统计分析和推断性统计分析；而图书情报学研究领域经常采用的理论分析方法有采用因果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和结构-功能分析法等。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统计分析的方法并不能独立于理论分析而存在，任何统计分析的方法都存在一定的理论分析方法做逻辑基础。例如，统计分析中经常采用的相关分析，实际上就是以理论分析中的共变法（一种因果分析法）为逻辑基础的。

由于网络环境的影响，科学研究的“跨时空”模式逐渐盛行，研究者与研究者之间的时空界限、各研究环节之间的阶段性界限逐渐模糊。许多研究工作已经将搜集资料和分析资料的阶段合二为一，也产生了诸如“头脑风暴法”、“德尔菲法”这样兼具搜集资料和分析资料性质的综合性研究方法。在图书情报学研究领域，这种情况也比较常见。我们所熟知的一些图书情报学研究常用的方法，往往就是这类综合性研究方法，如引文分析法、文献计量法等等。

但是，这类综合性方法的产生需经研究实践的长期积淀，也必须符合研究方法概念体系的逻辑要求。有些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不但追求研究内容的创新，还非常热衷于进行研究方法（名称）的推陈出新，经常“创造”出一些“新颖”、“时尚”、“前沿”的研究方法。这些急功近利甚至是哗众取宠的做法通常有以下几种情况：第一，根据研究客体“创造”研究方法，例如社会网络分析、内容分析法等各种冠以“分析”二字的方法，这些所谓的分析方法只是反映了分析的对象或途径，并没有反映出分析方法的本质，即到底是怎样分析的。第二，根据研究方式“创造”研究方法，例如检索是文献法实施过程中的一个步骤，但图书情报学的很多研究者竟然“创造”出数据检索法、事实检索法等众多的研究方法。此外，国外有些研究活动中采用的某种研究方式如“名义群体”、“互动小组”等，经由国内研究者的翻译和理解，往往就变成了一种具体的研究方法并且得到追捧。第三，根据工作内容来“创造”研究方法。王子舟[5]先生坚持认为工作方法应该属于研究方法，并且举例说明索引法在图书馆学研究中的应用。但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在图书馆工作中编制《经济学论文索引》，那应该属于图书馆学研究法经济学研究法呢？第四，通过望文生义“创造”研究方法。有些研究者在研究方案中同时采用了历史法和文献法，岂不知历史法就是文献法。类似的情况还有调查法（往往是问卷法）、逻辑法（任何一种方法都离不开逻辑）等等。

6 结语

1957年，刘国钧[31]先生在《什么是图书馆学》一文中明确指出，独特的科学研究方法是图书馆学作为一门独立科学存在的条件之一。这一重要论断激励着一批又一批图书情报学研究者走上探寻图书情报学专门研究方法之路，也使笔者在对本学科的方法论研究现状不无微词的同时，对这些研究者充满了真诚的敬意。但是相比总结和升华图书情报学的“专门”研究方法，如何使图书情报学研究方法的使用更规范、表达更准确，对于图书情报学的健康发展及其在整个社会科学体系中学科地位的确立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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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吴慰慈，邵巍.图书馆学概论[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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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情报论文篇10

[分类号]G250　G350

寒假前在逛书店时偶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于2007年下半年推出的一套“西方人文社科前沿述评”丛书，其中赫然有‘本《图书馆信息学》。对于图书馆学情报学这个小学科，能比肩于文学、政治学、教育学、社会学等众多成熟的显学科，单列为丛书中的一种，这在国内还比较鲜见。《图书馆信息学》一书由执教于美国长岛大学图书馆与信息学院的储荷婷教授和美国肯特州立大学图书馆与信息学院的张茵副教授共同主编，全书38万字。大概是英文Library&Infolanationscience直译的缘故，图书馆信息学这样的称谓和国内比较通用的图书馆学情报学或者图书情报学不甚一致，笔者以下的叙述还是采用国内通用的名称。拿到书后，断断续续看了一个假期，有点儿感受愿和大家分享。

1　作者阵容强大，写作方式符合国人阅读习惯

该书的作者是清一色的北美学人。19位作者中，有18位是旅居北美的华人，还有1位是美国本土学者，他们大多数任教于大学的图书馆与信息学院或就职于图书馆。作者队伍中，既有大家熟悉的储荷婷、何大庆、何绍义、刘燕权、徐鸿、张茵、赵党志等经常回国参加学术活动或讲学的学者，又有刚刚获得博士学位或博士候选人资格的新秀。通过书后的作者简介，可以了解每一位作者都有专攻，都在各自的领域中有了一定的建树。正是由于作者们横跨中西方文化和教育的特殊背景，造就了该书的特色。正如丛书总主编美国华人人文社会科学教授协会会长鲁曙明教授在丛书总序言中所说，“他们受中西文化的熏陶多年，又长期在海外任教，在各自领域取得了一定的学术成就，既熟悉该科学的具体研究领域和发展趋势，又了解如何用中国人容易理解的叙述方式来介绍和评析当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前沿知识。因此，这套丛书的特色就在于，它既深入，不亚于那些翻译的西人著作，它又浅出，特别适合中国人的学习思维和阅读习惯”。

该书是北美华人图书馆学情报学学者集体努力的成果。参编或参写过著作的人都有体会，要组织和协调好十多位作者共同完成一项工作，不是件容易的事。每位作者，尤其是两位主编付出了极大的辛劳。作者们怀着一种对祖国母亲报恩的情感，并肩负着一种促进国内图书馆学情报学发展的责任，付出了“一年多的努力”，才完成了书稿。鲁曙明教授在丛书总序言中写道，“非英文发表的作品在美国许多大学的学术成果评估中几乎占不了什么比重。但是，各位编作者充分理解这套丛书的重大意义，为了国内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为了中外文化的交流，他们克服种种困难，从繁忙的教学科研中挤出宝贵时间，力争高质量完成丛书的编写工作”Ⅲ。通篇读来，该书无疑是一部优秀的述评性著作，达到了“高质量”这个目标。

2　体系结构清晰，反映了当代西方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的核心内容

全书分11章，分别是各种形式的信息、变化中的图书馆、信息表述、信息检索、用户服务、信息系统、用户研究、信息伦理和信息政策、图书馆信息学的研究方法、信息技术、信息计量学与网络计量学。关于这些领域的选择标准和选题的时间范围，两位主编在前言中作了说明，“围绕信息、信息用户和信息技术三个要素”，“侧重于最近的十余年”。这11个领域，与国内研究人员通过对国外期刊文章主题的聚类分析得出的结论几乎是一致的，可见编作者们对于西方图书馆学情报学前沿领域的把握是很到位的。

11个章节所构建的框架，描绘出一张清晰的当今西方图书馆学情报学前沿研究的导航图。这个西方图书馆学情报学前沿领域框架，与国内图书馆学情报学界近些年的研究重心和热点相比，有一定的差异。根据苏新宁、刘孝文等学者的统计分析，近些年，知识管理和竞争情报是国内图书馆学情报学界炙手可热的两大研究热点，企业信息化和政府信息化也有较高的关注度，但这些领域在西方图书馆学情报学界却没有受到重视。相反，相对于国内，用户信息行为和图书馆学情报学的研究方法在西方却受到了更多的关注。产生这些差异的原因，可能来自于国内外图书馆学情报学界在学科核心内容和学科边界方面认识的差异，也可能来自于中西方学术传统的差异，还可能来自于中西方经济和社会发展所处阶段和国情的不同。这一问题值得深入研究。

每章的作者都遵循统一的叙述模式，即重点介绍该领域的发展脉络、主要理论、代表性学者及著述，讨论该领域的发展动向、研究热点和最新趋势，并适当地加入作者本人的见解。在较多作者参与的情况下，叙述模式的统一保证了每一章在写作风格、论述体例和深度等方面有较好的协调性。章和章之间既相互关联，又相互独立。因此，该书既可以逐章顺序地阅读，也可以单选一章甚至一节来阅读。编作者们为不同章节中的相关议题设置了互参照，既方便了读者全面了解，同时也避免了相关章节之间内容上的重复。例如，第四章第三节在讨论到交互式信息检索模型中的情节模型时，谈到“异常知识状态(ASK)”，就注明了“关于AsK的详细讨论，请参见第七章7.3.3”；第七章第五节在谈到“使用记录分析法被用来分析网络用户的信息检索模式和趋势”时，注明“本书的第十一章11.3.1.2从网络计量学的角度讨论了这一方法”。

3　紧扣学科前沿，数字化和网络化贯穿全书

图书馆学情报学近十年来取得的主要成就是和信息的数字化与网络化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图书馆学情报学的进展是和社会的信息化进程交织在一起的。这一点，在《图书馆信息学》中表现得非常明显，数字化和网络化这条主线贯穿于全书的各个章节。

在第一章“各种形式的信息”中，作者花费笔墨最多的一节是网络信息资源，还专设一节来讨论信息的未来发展趋势。在第二章“变化中的图书馆”中，讨论的主题是信息技术给图书馆带来的变革，几乎每一节都没有离开数字化和网络化。在第三章“信息表述”中，关于网络信息组织的元数据、本体系统和语义万维网、信息构建的内容就占了三节，而在分类和主题标引这两节中，关于计算机技术在分类中的应用和网络信息的标引仍然是主要内容。在第四章“信息检索”中，第一节就是网络信息检索。其他章中也类似，如第五章“用户服务”中的数字参考咨询、第七章“用户研究”中的网络信息查询行为、第十一章“信息计量学与网络计量学”中的网络学术传播和网络计量学等。

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对信息本身和信息用户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针对信息技术的影响，《图书馆信息学》并没有一味强调信息技术及其对图书馆学情报学各个领域的表层影响，

而是重点讨论信息技术在图书馆学情报学各个领域中的融入以及各个领域在适应环境变化的过程中所产生的符合学科本身发展规律的变革和进步。

4　重视研究方法和学术规范

将学科的研究方法作为独立的一章(第九章)来讨论这在国内同类著作中是比较少见的，也许是该书的编作者们注意到研究方法是国内图书馆学情报学领域的薄弱环节而特意为之的。学术研究是讲究方法的，不管是定性研究还是定量研究都必须有科学的方法作指导。如果不遵循科学的研究方法，对于定量研究，那就不能称为学术研究而只能称为作者的感想或者议论，而对于定量研究，研究结论的置信度和可靠性就会受到质疑。

该书的作者们认为，图书馆学情报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有其独特的研究方法，该学科最重要的两个传统来自于社会科学和技术科学，因此其主要的研究方法可以被称为“社会技术法”。书中较详细地讨论了图书馆学情报学领域常用的6种定量研究方法和9种定性研究方法，还专设一节来讨论研究方法的新趋势，探讨采用经过其他学科验证的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的新实现和研究方法的多元化等问题。该书认为，西方图书馆学情报学仍然以定量研究为主，传统的定量研究方法依然常见，定性研究将呈稳步发展趋势，新的方法与新的技术将得到更多的应用。国内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方法的应用，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有学者进行过统计。白崇远统计了《图书情报工作》1984年至1994年期间发表的论文，得出的结论是11年间国内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中理性思维法、概念分析法等定性研究方法占据着主导地位。华薇娜抽样统计了中美图书馆学情报学部分论文的研究方法并进行了比较，发现美国学者在研究中，定量研究方法的使用超过定性方法，占据主导地位，而国内学者则以使用定性研究方法居多。美国学者使用最多的研究方法是调查和实验法，占到38.7％，国内学者使用最多的方法是理论分析法，占40％。关于近十年国内研究方法的使用，还没有学者作过详细的统计和分析。

除了对研究方法的重视，《图书馆信息学》一书也很注重学术规范。书中对于任何一种理论、观点和方法的确切叙述，都标明了原始的出处，通过这些引文，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些理论、观点和方法的起源和发展脉络。该书每章后面都附有很多参考文献，全书各章的参考文献合计多达78页，约占全部341页正文的23％。平均每章7页多，其中最多的一章有12页参考文献。长长的参考文献列表对读者的进一步研究具有很好的参考作用。

这种重视研究方法和尊重学术规范的学术风气，值得称道和学习。

5　结语

图书情报论文篇11

图书、情报、档案进行统一管理的成功的例子有美国。早在1984年，美国总统负责的委员会得到一份关于信息差距的调查报告，并针对政府信息管理中出现的问题，该委员会提出在每个机构中设立一名主管信息的高级官员，全面负责本部门的信息资源的管理、开发和利用，直接参与最高层的决策管理。美国国会在1996年2 月通过了，《信息技术管理改革条例》，该条例要示政府进行信息工作改革，并在各政府机构设立信息主管职位，信息主管的主要职责是负责本部门信息资源的管理、开发、评价、指导、设计、利用等工作。为了配合信息主管的工作，每个部门还成立了专门的办事机构。自此以后，政府各部门纷纷设立信息主管。(9)我国可借鉴美国成功的经验，档案馆、图书馆、情报机构的信息资源都属于国家财产，从政府信息资源管理出发，借政府上网工程的锲机，设立信息主管，以政府信息资源建设为主线，进行统一规划、统一协调和管理。促进图书馆、档案馆、情报机构和政府网站的共享共建。

2．3建立政府信息资源导航系统

将网上的政府网站的信息、图书馆、档案馆、情报网站的信息资源进行整合，建立政府信息资源导航系统(GILS)。在政府网站中有许多不受著作权保护的信息资源，如政策法规信息、专利信息等。在档案资源中有许多过了保密期可以进入公有领域的信息。充分整合这些免费的信息资源，以发挥其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而GILS则可实现这些功能。GILS利用网络技术和国际标准来搜集与标引信息，以便用户能以各种途径检索到网上公共信息。它有点类似于图书馆的卡片目录，可识别整个政府机构的信息资源。科技论文。科技论文。描述这些信息资源中的可用信息，以及提供获取这些信息的帮助。(10)鉴于目前中文信息网站的现状，有必要建立政府网站、图书馆网站、档案馆、情报机构网站的导航系统，实现资源的统一检索，一站式检索。

总之，从我国目前的现状和长期形成的历史看，图书、情报、档案一体化建设是一项复杂的工程。科技论文。即要从思想观念上改变传统、封闭的理念，又要从理论研究上进一步探索，而更重要的是在实践上改变传统的管理体制的弊端。切实落实图书、情报、档案的一体化工作。需要政府、图书馆、情报机构、档案的共同努力和密切合作才能够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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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情报论文篇12

 

自20世纪70年代国外档案学家提出图书、情报、档案一体化管理设想以来，国内许多理论和实际工作者也从不同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建设性探讨。时至今日，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特别是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一体化构想也不断获得专家的亲睐和论证。本文在回顾图书、情报、档案一体化管理观点的基础上，从对象、目的、功能、属性、管理成本和协调发展等六个方面提出了质疑和看法，以助于人们对这一问题具有更加科学、理性的认识。

1.一体化主张的简要回顾

图书、情报、档案一体化管理支持者的理论依据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1属性同源。认为图书、情报、档案同出一源，都属于文献信息的范畴，它们不仅载体相同、相似，而且服务性质、管理方法、管理手段都是高度一致的，共同的渊源和广泛的共性为实现一体化管理提供了良好的基础[1]。一般而言，属性同源说者并不否认图书、情报、档案三者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差别，不过他们普遍认为，差异不是一体化的主要障碍，相反，一体化有利于它们之间的优势互补。

1.2 资源互补。认为在文献资源建设方面，图书馆、档案馆还存在着一个明显的和相当重要的互补作用。就是，档案作为事件发生的原始记录，是唯一的文献，一旦丢失或发生意外（火灾、水灾）等情况，就无法弥补，就会出现断档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图书资料就尤为重要，可靠性和复本量大，收藏地域宽，各大图书馆都可能查到，就有可能把断档的档案和不足弥补起来，体现了图书和档案的相互依存、遗漏补缺的互补作用。

1.3 资源共享。资源共享可以带来超值利益，其理论根据是奥地利生物学家贝塔郎菲提出的著名定律：整体的属性与功能大于各孤立部分的总和。提出一体化可以实现资源共享的观点认为，当前我国图书、情报、档案存在严重的“信息孤岛”现象，图书、情报、档案一体化系统有利于文献信息由分立到整合，从而产生1＋1＋1>3的效果。

1.4 网络条件。认为目前我国各级网络化建设已逐步完善，为图书、情报、档案一体化管理提供了一个网络化技术平台，只要建立强有力的组织领导机构，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解决数据库格式、用户接口以及联机采访、联合编目等标准化、规范化问题，就一定能够完成一体化的构想。

2.实现图书、情报、档案一体化管理的六大质疑

在对肯定性观点做简要回顾之后，提出一些否定的看法或许可以使人们对这一问题会有更理性的认识。笔者认为影响图书、情报、档案一体化管理的原因，正是它们之间的差异即质的区别。那么图书、情报、档案它们本质的东西是什么？是文献的内容和范围。因为，它们都是利用文献为人类社会提供服务，离开了文献它们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下面以图书和档案为例，就它们所收集文献的内容、范围、使用目的以及一体化对三学科的管理和服务方面加以分析，以说明实现图书、情报、档案一体化管理是不可行的。

2.1 图书馆、档案馆虽然都是以文献为自己的工作对象，但所收集文献的内容和范围却截然不同。图书馆所收集的文献是以人类知识整体为对象，文献的知识信息数量大，学科门类齐全，内容学术性、理论性强。论文格式，情报。而档案馆所收集的文献是以立档单位为对象，是立档单位各项实践活动的原始记录，是对客观事务的直接反映，突出其本源性、可靠性，具有历史凭证作用。

2.2 从文献利用的目的和对象看，图书馆文献主要是为社会广大读者的不同需求服务，使用者利用图书馆文献是为了更加便利快捷地获取自己所需的信息和知识。而档案机构公共服务性不如图书馆、情报部门强，它以特定对象确定自己的服务内容，主要是对部门、机构内部的管理需要服务，使用者利用文献主要为了解决管理中遇到的问题。

2.3 从图书馆和档案馆属性来分析，图书馆强调的是其服务性，而档案馆则是保存性。图书馆所收集的文献主要是为了读者使用，所有文献都向读者开放，文献在馆内允许有一个自然损耗。论文格式，情报。而档案馆所收集的文献主要是为保存，以备查用，在使用方面受一定的权限限制，许多文献的保存期都是永久，在保存期内任何文献都不能遗失。

2.4 图书馆的文献具有互补性和可代替性，档案馆文献具有唯一性和不可代替性。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作为记录人类知识的文献不断增加。图书馆为了满足不同用户的需求，要收集齐所有文献是不可能的（也没有必要），所以必须实行多馆联合采购，共同建立一个文献资源保障体系，以实现文献资源共享。此外，一个图书馆的文献如果一旦全部毁坏，还可以通过其它图书馆的文献来代替，这是由图书出版的多复本量决定的。而档案馆的文献资源建设只能依靠本馆自身力量来完成，文献具有唯一性，一旦损失无法弥补。

2.5 一体化所追求的资源共享难以带来管理和服务成本的。大家知道，美国是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之一，市场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注重资源利用效率。为了使文献信息资源利用达到或接近帕累托最优，美国曾于1948年开始实施旨在实现文献信息资源共享的法明顿计划。论文格式，情报。为此，联邦政府与图书馆界投入了大量资金、付出了巨大努力，但十几年后，美国人发现这一计划的实施，并没有在降低成本上显现出他们所期望的优越性，相反，它给美国政府和各成员馆带来了巨大的经济负担，无论是人员配备还是资金消耗都已超出了成员馆的承受能力。论文格式，情报。本着对文献信息资源共享的坚定信念，1966年美国以“全国采购和编目计划”（NPAC）全面替代了法明顿计划，但随后的事实表明，它同样没有给美国人带来预期的利益，该计划于八十年代初由于预算、资金枯竭而宣告结束。论文格式，情报。我国图书馆文献信息资源共享始于1957年，其标志是1957年国务院颁布的《全国图书协调方案》。论文格式，情报。30年后即1987年，由文化部、国家科委、国家教委、中国科学院等15个部委联合成立了全国部际图书情报工作协调委员会，成功地组织了全国文献资源调查与布局的研究工作，但是在文献信息资源共享方面，始终未取得令人满意的进展。上述事例表明，在图书馆或图书情报界自身资源共享问题尚未有效解决之前，图书、情报、档案一体化必将面临很大的经济风险，另外一体化所需要的管理平台、技术平台和法规平台的搭建也需要付出巨大的社会成本，盲目实施一体化极有可能与它所追求的目标产生背离。

2.6 一体化难以促进图、情、档三学科管理和服务的协调发展。从根本上讲，一体化所追求的目标在于最大限度满足用户需求、提高资源利用率，它对三学科在科学管理和服务方面的固有特性以及自身发展模式、要求考虑的并不十分周全。又以档案和图书为例：很多档案其内容要么涉及到国家或企事业单位的机密，要么涉及到个人隐私或不公开信息，根据国家档案法规定，档案的归档、保存、查阅、解密、销毁都有严格的法定程序。相比而言，一般的图书资料其搜集、加工、利用只需遵循具体的业务规程，并没有系统的法律规定或什么特殊要求，即使将来出台图书馆专门法，也与档案法在立法目的、调整范围及法律内容上有很大不同，对档案和图书实施“一体化”管理显然是相当困难的。再以知识产权保护为例：大多数涉及到专利法的知识产权是通过档案的形式予以保护的；涉及到著作权法的知识产权通常又与图书密切相关；而情报――特别是商业情报，又受到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保护，按照该法第三款的规定，这样的情报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权力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力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显然，将受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的情报、受专利法保护的档案与一般的图书资料实行“一体化”管理会带来利用和知识产权保护上的混乱。

3.结语

对一体化管理的否定性看法并不是对一体化构想的全面否定。无论如何，一体化构想都是对图书、情报、档案未来发展趋势的一种具有积极意义的预测或探索，只不过这种预测需要有更为全面的眼光和更加科学的方法。正如一个项目的风险评估是可行性分析的有机组成部分一样，否定性意见具有防止决策失误、减少风险、避免资源浪费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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