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馆社会实践总结篇1

而我们分队的任务正式针对杭州市某几个社区的社区图书馆的建设及使用现状展开调查，并根据调查的结果做出从特殊到一般，从个体到总体的分析。

从7月3号开始的近一个星期时间内，我们莽原实践小分队先后走访了杭州市打铁关社区、黄龙社区、杭钢北苑和新东园社区等4个社区的社区图书馆，以及浙江省图书馆。

图书馆社会实践总结篇2

好了，上述是图书及图书馆的一些知识，接下来是我们的主要任务了——整理图书。《中国图书馆分类法》是用来对图书资料进行分类的法典，是图书分类的工具书。其分为五个基本部类，在五个基本部类的基础上展开为22个 基本大类，用22个大写汉语拼音字母来标记。其序列为:a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b 哲学、宗教;c社会科学总论 ;d政治、法律 ;e军事;f经济;g文化、科学、教育、体育;h语言、文字;i文学;j艺术;k历史、地理;n自然科学总论 ;o数理科学和化学;p天文学、地球科学;q生物科学;r 医药、卫生;s农业科学;t工业科学 ;u交通运输; v航空、航天;x环境科学、安全科学;z综合性图书. 图书排架一般都是采取分类排架法,以索书号为依据,先按分类号的大小,由小排到大.若分类号相同,再依书次号的顺序,由小排到大.以一个书架为单位,由左至右由上而下依序排列,之后再排至右侧的第二个书架,仍是由有至左,由上而下 图书上架时不超过三分之二,以便为新书预留空间.

而我们的工作便是把散落在其他地方的书放回原有的位置，别看这是一件小事，这对我们来说已算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了。因为必须要按照书的类别，编号一一找到位置是很难的，尤其是一个很大的图书馆，而且，有些书不好判别他的类别，只能找到和他相似的书放在一起。所以，虽然我们的工作看起来很轻松，但做起来并不简单，尤其是刚刚学会图书分类的时候，经常一两本书就要弄十多分钟。

不过，通过几天的练习和熟悉，逐渐掌握了图书的整理技巧和图书的分类方法，速度也就快了一些。而且，我们在这里并不单单只是整理书而已，我们还帮忙打扫图书馆的卫生，不过，打扫图书馆的卫生也不容易，一不小心就会让尘土落到书籍上，所以，我们都是非常小心的在打扫。

短短一星期的社会实践活动结束了，我们结束了在图书馆做义工的工作，我们的感触颇多，我们终于明白了，其实每一项工作都不是那么轻松的，别看图书管理员的工作很轻松，其实也不轻松，我们就深有体会。不过我们还是学到了许多的知识，学会了如何分类图书，如何整理图书。这次的经历非常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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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社会实践总结篇3

图书馆学研究中国化问题,是目前图书馆学界关注的焦点之一。但什么是图书馆学研究中国化?图书馆学研究为什么要中国化?图书馆学研究中国化的内容有哪些?在这些“关于”中国化的基本问题上,学术界并没有完全达成共识。这三个议题事实上涉及图书馆学研究中国化的概念、图书馆学研究中国化何以必要以及图书馆学研究中国化何以可能的问题,从逻辑学角度讲,它们共同构成了具有逻辑周延关系的图书馆学研究中国化的必然性,因而是图书馆学研究中国化所无法绕开的基础性议题。本文拟就这些问题进行初步辨析。

1、概念的澄清

1.1 “本土化”是相对宽泛的上位概念,建议使用更为准确的“中国化”术语

图书馆学研究“中国化”更多地被表述为图书馆学研究的“本土化”。如吴慰慈先生1998年在(《图书馆学学科建设要本土化》一文中的倡言Ⅲ以及刘兹叵先生对图书馆学本土化的思考的一组论文等。那么,什么是图书馆学本土化呢?“图书馆学本土化是使来源于西方的图书馆学中的合理成分同本土社会的实际相结合,以增强图书馆学对本土图书馆现象的认识和在本土图书馆实践中的应用,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图书馆学理论、方法的一种学术活动和学术倾向”。这个定义预设了图书馆学学术落后国家引进和借鉴图书馆学学术发达国家理论的事实。但落后和发达是相对而言的,如19世纪美国曾派出大批学者“留洋”德国学习先进的图书馆学思想;又如,印度以阮冈纳赞为旗旒的图书馆学思想对英美有着一定影响,后阮冈纳赞时期的印度图书馆学界同时又提倡自己的“本土化”,并形成了印度特色的图书馆学“本土研究学派”。

显然,作为一种学术活动,本土化诉求是学术落后国努力摆脱对学术发达国的依附地位、追求学术话语独立权的行为,具有学术意义上的民族主义运动色彩。而图书馆学研究“中国化”是世界范围内的“本土化”的一种类型,提倡使用“中国化”这一术语,将有助于把问题局限在个案的水平上作出恰如其分地剖析。

1.2 社会全球化和图书馆学中国化的关系

图书馆学本土化是图书馆学学术发达国和落后国在学术交流中的必然产物,并不是社会全球化的今天才导致的结果。同样,作为本土化特殊类型的中国化问题也肇始于西方图书馆学“东渐”的晚清。早在1925年梁启超先生就呼吁建立“中国的图书馆学”。1926年,刘国钧先生也强调:“本新图书馆运动之原则,一方参酌欧美之成规,一方稽考我先民对于斯学之贡献,以期形成一种合于中国国情之图书馆学”。总之,图书馆学中国化问题渊源久远,历史上从不鲜见关于本土化问题的探讨。当然,问题的存在是一回事,该问题是否被关注又是一回事。当中国化问题并不被关注时,实质上是默认西方理论在面对中国图书馆实践时不存在效度边界。但任何西方图书馆学理论都是源自西方图书馆实践的局部真理,当它们“外推”到中国实践时仅有参考价值,而绝非全面真理。可以说,当历史上的某个时期,“中国化”问题不为学界所关注时,也是中国图书馆学研究成果匮乏之时。

另外,中国化并非源自对全球化的学术反弹。作为图书馆学中国化的核心,西方图书馆学理论在面临中国图书馆实践的具体问题时表现出了某种错位甚至无能,因而,图书馆学中国化并不是作为全球化的反弹才出现的学术诉求。以经济一体化为基本动力的全球化作为一种人类历史的发展趋势,并不意味着西方化,或仅仅是向欧美运动的向心化。英国学者齐格蒙特·鲍曼指出:“全球化概念所传达的最深刻的意义就在于世界事务的不确定、难驾驭和自力推进性;中心的缺失、控制台的缺失、董事会的缺失和管理机关的缺失。全球化其实是乔伊特的‘新的世界无序’的别称”。鲍曼又说,“全球化过程缺乏人们所普遍认为的效应的一致性”,它“既联合又分化。它的分化不亚于它的联合——分化的原因与促进全球化的原因是相似的。在出现全球范围的商务、金融、贸易和信息流动的同时,一个本土化的、固定空间的过程也在进行之中”。也就是说,全球化本身就意味着不同利益主体的多元存在,并由此滋生出包括图书馆学在内的基于民族本位立场的本土化学术关怀。同样,作为全球化技术平台的互联网也不支持一个超国界、去民族化、以欧美为中心的单一世界秩序。查尔斯·艾斯认为:“网络空间越来越多地表现出文化认同、传统、意见、习惯等方面广泛的多元性”。就图书馆学而言,全球化所导致的世界中心的缺失,意味着建立多极化图书馆学理论的可能。

综上,全球化伴随着本土化的运动,提供了各种能动创造的可能。中国图书馆学界应该抓住历史机遇,基于中国当下图书馆实践并借鉴西方图书馆学成熟学理,构建出“中国制造”的、因而也更能解释中国图书馆现实的学术理论。强调“中国制造”并非出于狭隘的民族自尊,而是因为图书馆学中国化将会成为生生不息的永叵课题。

2、图书馆学中国化将会是生生不息的永恒课题

作为一门科学,中国的图书馆学是在近现代借鉴西方图书馆学理论的基础上形成的。中国化问题正像在图书馆学建立之初就存在一样,它也必将会永远存在直到图书馆学消亡。历史上,任何时代的图书馆学研究都必须、也只能中国化,而根本不需要等到梁启超、刘国钧、吴慰慈或其他哪位大家的呼吁。西方图书馆学产生的背景决定了中国化必将是永恒的课题。众所周知,德国学者施莱廷格于19世纪初提出“图书馆学”的社会背景是欧洲工业化以及由此而来的对传统社会的重组,学术背景则是欧洲启蒙运动以来自然科学理性在人文科学领域的延伸。这决定了西方图书馆学理论无论是在历史向度上抑或是在现实向度上,都与中国图书馆实践颇多凿枘。总体而言,虽然西方图书馆学理论本身内涵丰蕴,并随着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而变化多端,但其指涉的内容不外乎特殊理论和通则理论。

在特殊理论方面,正如学术界所总结的那样,西方发达国家的图书馆理论可以大致概括为源自德国的技术学派,源自英国的管理学派,源自美国的社会学学派、交流学派、新技术学派、信息管理学派等;而俄罗斯、印度、日本等也在图书馆学研究中取得了个性特色十分鲜明的研究成果,如后阮冈纳赞时期的印度即有知识组织学派、管理学派、信息技术学派

、本土研究学派等。它们无一例外地表明,所谓图书馆学“理论”,总是特定时期和特定社会条件下的某个或某些学者的思想。因而,“理论”更多地取决于时空的特殊性和个体视角的差别,而理论内涵和解释者的知识前定则处于相对次要的地位。图书馆学作为人们对图书馆认识和实践活动的总结,与人类的精神现象须臾不离,近年来人文图书馆学的活跃正表达了对人类的精神现象和图书馆理论之间相关性的关注。人文图书馆学强调人与人之间(包括馆员之间、读者之间、馆员与读者之间)的理解沟通,从而实现对图书馆实践规律的人性把握。而人的实践活动是受到时代和环境的时空二维关系制约的。简而言之,时空结构比具体图书馆学理论更为根本。因为在历史向度上,随着历史时间的变迁,“时过”的图书馆学理论必将面临如何与时俱进的问题;在共时向度上,随着社会空间的移易,“境迁”的图书馆学理论必将面临如何与世偃仰的问题。这样,在源流上作为西方学术的图书馆学对中国具体图书馆实践的制约意义肯定是值得怀疑的,只要“时过”和“境迁”永远存在,西方图书馆学如何中国化的问题也将永远存在。因为理论可以移植,但背景永远无法移植。

在通则理论方面,和其他学科的通则性问题一样,图书馆学的通则性主要包括本体论层面和逻辑学层面。

图书馆学的本体论层面涉及到图书馆理论和实践在社会经济文化生活中的地位。以数学为例,“l+1=2”是一般化和非时间化的,在秦始皇时代或路易十四时代,在美国白宫或阿富汗平民窟,“l+1=2”都是真命题。然后,你研究“1+1=2”干什么?“1+1=2”有没有超数字游戏的具体应用?在这些体现研究目的和研究价值、涉及主体立场和观念体系的问题上,却因研究主体的不同而大相径庭。价值论是不能被证伪的,它与近现代西方自然科学理性背道而驰。作为社会科学或管理科学的图书馆学,其价值论空间远远大于1+1=2。几乎可以断言,图书馆学研究中完全的“价值无涉”是不存在的,即便是纯技术研究,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能够刻意追求某种“客观立场”,但在立题伊始和研究成果的最终用途上还是不可避免地回归某种价值判断。历史上,图书馆学中国化始终存在知识理论的价值选择和判断问题。一个显例是,1949年建国后对前苏联的图书馆学理论的引进是有选择的,鲁巴金关于自学和阅读问题的研究以及图书馆藏书补充理论(后者又称“图书核心”理论)尽管更具学术性和现实指导意义,但出于政治价值的考虑,我们却更加迷恋丘巴梁的社会主义图书馆学说。

图书馆学的逻辑学层面涉及认识论和方法论。图书馆学在追求知识信息的编码与解码一致性时所创造的原则(如杜威十进分类、元数据理论等)遵循逻辑思维规则,显现出了人类思维能力的稳定性。然而,图书馆学理论并非来自逻辑思维的简单演绎。以图书分类学为例,以杜威十进分类为代表的西方分类表面上是以文献主题概念的学科属性和逻辑类项的划分为两翼构筑的,具有“天才着作和下流作品同样都是分类表中的一个号码”的“客观精神”。但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来源上看,它乃是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科学实验和逻辑思维信念的产物。所以,我们从杜威十进体系中可以轻易找到它与哲学家培根知识三分论的有机联系。而我国自刘向以来的图书分类也一直与中国古代的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相吻合。所以,逻辑只是图书馆学科学活动的条件而不是科学活动的验证对象本身。换言之,图书馆学理论都是对不同时空条件下、基于特定图书馆实践的理性概括,因而是具体的、历史的、源于图书馆实践的。西方流派纷呈的图书馆学理论表面上都具有自然科学的研究程序和逻辑预设,实际上却深受社会习惯的制约,使理论的纯粹性大打折扣。可以断言,无论中国还是西方,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历时社会传统和共时文化思潮都从不甘于寂寞,它们总是“主动”和自然科学理性一起影响图书馆学理论的生成。

综上,西方图书馆学理论的生成机理决定了西方学理永远存在中国化问题。“中国化”不是一个有朝一日终将解决的任务,而是中国学者在图书馆学研究中永远应该坚持的根本方向。

3、中国化所指涉的内容

图书馆学研究中国化的精髓是,既然西方学理是特定时空背景下基于特定图书馆实践的理论总结,它在面临“时过境迁”的中国时空和中国特定图书馆实践时,必然存在一个理论有效性问题。总体而言包括下述三个方面。

3.1 基于不同历史传统的图书馆学研究中国化中国五千年历史大致可以以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界而划分为大小两个传统。通常所说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历史大传统,它与西方文明的差异突出表现在科学精神的缺失上,即缺乏从下定义到通过实验或逻辑推导得出一般化和非时间化的结论、要求结论可证实或可证伪的整个科学研究程序。从西方“科学”来审度,一般认为中国古代既没有图书馆更没有图书馆学。这就像从“西装”来审度,中国古代没有衣服一样。显然,中国古代是有衣服的,只不过没有西方式的衣服(西装)。同样,中国古代既有“自己的”图书馆实践也有“自己的”图书馆学。如北宋程俱的《麟台故事》就较系统地表达了图书馆理念,对图书馆的社会职能、图书馆的基本内容、馆舍建筑、馆员的管理等有较全面的概括。事实上,离开了古代图书馆对文献的收集、整理和利用的丰富实践,就不可能产生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明。而基于大量图书馆实践,中国古人也不可能没有对图书馆学的理论思考。如中国古代关于文献政治教化功能以及藏书对于政治意识形态的促进作用的洞见,比之现代西方图书馆学“社会学学派”的相关理论也绝不逊色。因此,图书馆学研究中国化一方面要“洋为中用”,借鉴西方的理论对中国古代的图书馆实践做总结、对中国古代的图书馆学理论做修复,以增益其“科学”的成分;另一方面要“古为今用”,从中国古人的图书馆学智慧中吸取养分,改进业已独步天下的西方式的图书馆学理论。

1949年后形成的中国社会小传统因受政治单一性话语的影响(尽管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社会生活中的政治意识形态话语的比重在下降),而与“科学主义”经验研究意义上的西方图书馆学颇多隔膜。如何对待西方图书馆学的学术话语和中国小传统所特有的社会主流话语之间的差异性,也是图书馆学中国化的重要议题。它包括:①图书馆学者如何在坚守应有学术规范的前提下,将西方式的学术话语转换为政府和大众都可以接受的话语。②政府职能部门如何信守“价值无涉”原则保证图书馆学学术研究程序和表达方式的独立性。③大众作为图书馆的读者或潜在读者如何自觉接受西方科学主义图书馆学学术精神的洗礼,以便更好地利用图书馆甚至参与中国化的图书馆学理论的创造。

3.2 图书馆学理论传播和普及过程中的中国化

西方图书馆学作为与中国图书馆实践有一定距离的学理结构,其输入过程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①中国的现实需要,这是前提。从鸦片战争及洋务运动中国先贤对西方图书馆的宣传介绍,到前后学习西方创办新式图书馆,到清末新政时期公共图书馆观念的传播和公共图书馆运动的兴起,直到1919年新文化运动以来对西方图书馆学理论的引进,中国近现代图书馆理论和实践过程始终伴随着如何学习西方的问题。这其中积累的经验和教训,在当今图书馆学研究如何中国化的问题上仍有参考价值。②传播普及。即努力突破西方图书馆理论的纯粹学术层面,引起官方和大众的广泛关注。这首先涉及到语言转换和理解转换的问题,意味着学者们不仅要在学术层面上一展身手,还要在学术层面之外有所作为。③发现问题和证伪通则。即西方学理在面对中国图书馆实践时,到底表现出了哪些错位甚至无能。这 是中国化研究过程中最为重要和核心的一环,集中体现了中国图书馆实践的现实需要与西方学理之间的张力。

图书馆学知识体系现有了一定程度的普及,全国高校设立的图书馆学本科、硕博士教育已初具规模。如何在普遍性工作大发展的基础上,对因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而带来的图书馆事业新问题作出新理解,这是目前中国化问题的重中之重。遗憾的是,学术界目前津津乐道的仍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后现代”话语在图书馆学中的嫁接和应用。技术图书馆学、科学图书馆学和人文图书馆学,作为当前中国图书馆学研究的三大话语类型无一不是在亦步亦趋于西方的学术理论。如图书馆哲学作为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即起源于1986年卿家康等翻译了美国学者谢拉的《图书馆哲学》。

3.3 西方图书馆学科学主义经验研究的中国化

图书馆社会实践总结篇4

[分类号]G258.2

公共文献信息资源的全社会共享是当代图书馆在更广泛更深层次实现其社会职能的体现，是近年来城市公共图书馆追求的目标。构建一个以“总分馆”制为基本模式，统一规划、统一组织和统一标准的覆盖全社会的城市图书馆公共服务体系，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手段。近年来，厦门市图书馆在构建城市图书馆公共服务体系条件尚不成熟的情况下，因地制宜，合理布局，以分馆建设为切入点，积极探索，大胆创新多种类型的总分馆制模式，初步构建起覆盖全市范围的公共图书馆服务网络，为城市图书馆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本文从厦门市图书馆总分馆建设实践出发，总结探讨其总分馆建设模式及实践体会。

1　建设实践

1.1合理布局，逐步推进

厦门市图书馆实施总分馆制可追溯到1953年，当时厦门市政府把接管的私立图书馆――鼓浪屿中山图书馆交由图书馆管理，成为厦门市图书馆的第一家分馆。2005年，厦门市图书馆与杏林街道办事处联合创办了第二家分馆――杏林分馆，标志着其总分馆制建设进入新的发展阶段。2006年1月，与灌口镇政府合作创办的灌口分馆正式开放。随着分馆建设的发展，提出了“合理布局，逐步推进”的建设思路，根据社区文化建设需要和读者阅读需求，科学制定分馆发展计划和实施进程。2007年，厦门市图书馆搬入新馆后，把原来位于中山公园的旧馆辟为分馆，并先后与73152部队和厦门海警支队合作创办了2家部队分馆，杏林园博苑中华教育园古籍文献分馆也于当年底建成。2008年3－4月，同安工业集中区分馆、火炬(翔安)产业区分馆和同安区图书馆分馆等3个分馆相继建成并开放。到目前为止，已在社区、工业集中区、农村和部队创办了1O家分馆。这些分馆的馆舍面积在300－1600平方米之间；专职管理人员2－4名；藏书5000－20000册；馆内设置借阅区、电子阅览区、儿童阅览区，有的还设有活动室和文化信息共享工程播放厅。

1.2统一标准，规范管理

规范化的管理和标准化的服务是提高分馆服务质量的有效保证。为有效地发挥分馆的作用，总馆制定了分馆建设标准和分馆服务规范，明确各分馆的技术标准、管理规范和业务流程。对分馆的文献资源实行统一采选、集中编目、按需配置并实时流动；对工作人员实施统一聘用、专业培训、集中管理；建立统一的服务规范、服务程序，包括统一的读者数据库，统一的图书识别代码标准、统一的业务处理标准和即时在线的计算机信息管理网络环境；建立统一的计算机文献信息网络管理平台，除部队和古籍分馆外，其他分馆均通过VPN组网方式与中心馆连接，实行“一证通用、通借通还”。分馆采用“藏、借、阅”一体化的服务模式，为读者提供书刊借阅、检索、咨询、电子阅览、读书活动和学习培训等多元化服务，每周开放时间达40－76小时，服务运作与总馆的全开放模式同步，服务质量和效果也与总馆不相上下。

2　建设模式

根据合作方的现实条件和服务对象，在分馆建设实践中，我们积极探索与之相适应的建设模式，目前已初步形成直管型、托管型、联办型和加盟型等多种类型分馆并存的总分馆建设模式，初步建立起适合厦门特色的公共图书馆服务网络。

2.1直管型分馆

直管型分馆实质上是公共图书馆的直属机构，其馆舍、经费、人员、藏书全部属于厦门市图书馆所有，如鼓浪屿中山分馆和公园分馆。直管型分馆服务场所较大，馆藏图书丰富，管理机制完善，服务效果显著，是建设城市图书馆公共服务体系的最佳模式。然而，在目前体制下，要建立布局合理的直管型分馆难度很大。因此，只有拓展多种渠道，创新办馆形式，因地制宜地建设各种类型分馆，才能构建起公共图书馆服务网络。

2.2联办型分馆

联办型分馆是由社区提供场所、人员和设备，图书馆提供书刊资料和专业指导，双方联合办馆，共同管理。这是全国各地较通行的一种模式，其优点是联办双方优势互补，合作方提供场所、人员和设备等基础条件，图书馆以文献资源和经验、技术等作后盾，投资小、上马快，立竿见影。厦门市图书馆在20世纪90年代建设的洪山外来员工分馆和现存的一些社区流通点即属于这种类型。但这种类型的分馆也存在一些缺点，即双方的约束机制不强，开放不正常，管理不到位；合作过程中存在较多的随意性，影响其正常发展。如洪山分馆就因合作方领导更换，图书馆的运营费用得不到落实而关闭。

2.3托管型分馆

托管型分馆是由举办单位与厦门市图书馆签订协议，将其所属的图书馆委托给总馆筹建与管理，从而以规范化的管理形式，为本社区居民提供文献信息服务的办馆模式。其创新之处在于“委托管理、分馆运作”。

所谓“委托管理”，就是分馆的举办单位把所属的图书馆委托给厦门市图书馆筹建创办管理。在托管期间，分馆的馆舍、设备等财产的所有权仍属于举办单位所有，而其管理使用权则归厦门市图书馆；管理人员的工资以及运作经费等则根据预算由举办单位一次性或分期交付给厦门市图书馆，由图书馆严格按预算管理使用。依靠这种委托关系，分馆的办馆经费和管理责任得到了明确，馆舍、藏书、设备及人员等办馆要素得到了落实。

所谓“分馆运作”是图书馆在获得管理权限后，将受托管理的图书馆纳入分馆管理系统，实行规范化管理，提供标准化服务。托管型分馆既有联办型分馆优势互补的特点，又有直管型分馆的专业化管理；既建立了良好的办馆保证机制，又改变独立建制图书馆“小而全”的模式，确保了分馆的可持续发展，是构建公共图书馆服务网络的一种理想模式。

2.4加盟型分馆

加盟型分馆借鉴图书馆联盟模式，以一个中心馆为主导，实行各级公共图书馆的全面合作。各自独立、规模完备的公共图书馆，在不改变原有行政隶属、人事和财政关系的情况下，通过签订协议参加城市图书馆公共服务体系，接受这个合作组织的管理与指导，成为其成员馆之一。近期厦门市图书馆与同安区图书馆签订合作意向，两馆之间实行文献资源“一卡通用、通借通还”，使其成为“厦门市公共图书馆联合服务系统”的第一家加盟分馆，并于2008年5月中旬正式对外开放。根据同安区图书馆文献资源经费不足的现状，总馆一次性调配2万册流通率高的书刊，有效地缓解了同安区图书馆文献资源匮乏的局面，受到当地居民的

欢迎。加盟型分馆的特点是加盟馆按照联盟章程签订合作协议，以法律的形式确定合作的权利与义务，各加盟馆受协议制约，共同履行协议规定，构成一个整体，真正实现资源共享。目前厦门市图书馆正积极引导本市各区级公共图书馆加盟“厦门市公共图书馆联合服务系统”，努力构建一个完整的城市图书馆公共服务体系。

托管型和加盟型分馆是厦门市图书馆结合多年的实践经验，综合图书馆业务发展的需要、分馆的合理布局以及合作方的办馆理念、经济实力、阅读群体需求等多种因素探索出来的更加行之有效的新型分馆建设模式。

3　实践体会

3.1要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

构建城市图书馆公共服务体系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工程，要确保工程的顺利实施，关键是要把分散的、隶属关系不一的各级公共图书馆(包括社区图书馆)整合成以总分馆制模式为基础的图书馆网络组织。由于厦门市各级公共图书馆行政隶属不一、财政分级拨款，公共图书馆之间条块分割、各自为政，公共图书馆基层服务网点稀少，在这种环境下，要构建城市图书馆公共服务体系，必须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通过政府立法的形式，从法律层面对图书馆之间在构建城市图书馆公共服务体系所产生的各种关系予以明确，为城市图书馆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提供法律和制度保障，确保其长久持续发展。

为了使“厦门市公共图书馆联合服务系统”的建设方案能够实施，厦门市图书馆通过多种渠道，大力宣传公共文献信息资源社会共享的重要性，积极呼吁政府牵头推动城市图书馆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目前，厦门市政府已把城市图书馆公共服务体系的“一证通用、通借通还”服务纳入了厦门市信息化建设工程之中，采用“厦门市社会保障卡”作为公共图书馆联合服务系统的通用借书证，市民在任何一家分馆申请，都可以开通社会保障卡的借书权限，从而方便市民利用图书馆。总馆还争取厦门市信息产业局的投资，用于公共图书馆联合服务系统的软硬件建设。笔者发现，只有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市民共享文化资源的权益才能得到有效保障。

3.2要遵循因地制宜的原则

近年来上海、杭州、深圳、东莞等城市在总分馆建设中已探索出许多成功的模式，给我们以很好的启迪作用。但由于客观条件的差异和特殊因素的制约，在实际操作上，其他城市行之有效的模式在厦门暂时还难以铺开。总分馆建设是在厦门社会各界对图书馆的认识还存在差异、管理体制上的瓶颈还没有疏通的现实条件下，通过自身的努力探索出来的一种构建公共图书馆服务网络的途径。与其他城市相比，总分馆建设步伐可能相对滞后，但却是符合厦门地方特色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模式。自2008年起，我们启动了市区公共图书馆联合服务系统建设计划，并且获得了政府经费上的支持，许多区级图书馆争先要与厦门市图书馆签订协议，成为联盟分馆。但是根据目前厦门街(镇)、村(居)图书馆网络建设不健全的现状，未来几年总馆仍然要不遗余力地在街(镇)、村(居)创办多种类型的分馆，通过与区级图书馆构建联合服务系统和创办基层分馆两种途径协同推进厦门地区图书馆公共服务体系建设。

3.3要提高总馆的辐射功能

构建以总分馆制为模式的图书馆公共服务体系，必须加强总馆建设，提高总馆的示范与辐射功能。首先要提高总馆在服务上的示范作用。厦门市图书馆新馆投入使用后，坚持以开放性和公益性为指导，构建一体化的服务模式，收到了良好的成效。新馆开放以来，总馆年接待读者128.96万人次，流通图书160.4万册次，组织各种免费读书活动294场，成为厦门市最受市民欢迎的文化活动场所，对各分馆形成了良好的示范和辐射作用。其次要加强对分馆的管理，总馆成立了专门的分馆管理机构馆外流通部，并由一名副馆长具体分管，确保分馆管理规范有序。第三要提高总馆的文献保障能力。为保障分馆的馆藏，总馆设立了馆外流通调配书库，配备了11.7万册图书，保证各分馆的基本馆藏。总馆还根据各分馆的服务对象调整馆藏结构，每月补充和更新文学类和社科、自科类热门图书，提高藏书的针对性，吸引市民利用图书馆。

3.4要提高社会的图书馆意识

长期以来，公众对图书馆的认识存在偏差，图书馆被当作可有可无的摆设，各级政府对创办图书馆兴趣不大，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图书馆的发展。为增进公众对图书馆的认识和了解，总馆和各分馆纷纷举办了图书馆服务宣传、数字资源利用宣传、迎奥运系列宣传、读书日纪念活动等多形式的免费读书活动，吸引了26万人次参加，发展了大量潜在读者；并走进社区、学校和企事业单位开展活动，宣传图书馆，提高市民的图书馆利用意识。为了调动分馆举办单位的办馆热情，还邀请分馆合办单位的领导到总馆参观。图书馆丰富的文献资源、规范化的业务管理、开放免费的读者服务以及馆内读者涌动的读书热潮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与厦门市图书馆联办规范化分馆，一些文化活动中心成了示范点，受到厦门市委市政府的表彰。大量的宣传活动加深了社会对图书馆的了解，显著的社会效果为一些分馆举办单位赢得了荣誉。一些社区、村镇和工业区管委会因此由被动变为主动，已建立了分馆的，及时解决分馆存在的问题和困难；还未建立分馆的，也积极主动地与总馆接触，要求开设分馆。分馆建设有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4　结语

图书馆社会实践总结篇5

合理使用是指根据著作权法的规定，允许公众在某些情况下使用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时，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也不向其支付报酬的制度。这种限制主要是基于个人学习、科研、公开借阅等非营利活动的需要。对于图书馆来说，著作权的合理使用条款实际上是对图书馆维护知识自由权利的一个法律保障。由于我国社会整体法制环境的发展比较落后，尤其在以著作权为代表的知识产权保护领域法制意识不强，我国图书馆学领域对于这一与自身活动密切相关的法律问题的研究起步非常晚。可以说，在传统知识产权保护活动中，中国图书馆领域鲜有作为，直到计算机网络的发展使得知识产权保护活动空前国际化，这一问题才突然引起重视，我国图书馆领域对于知识产权的研究一步迈进数字化时代。

在这个问题上，首先受到关注的是国际图联等图书馆行业组织在数字环境中对著作权法修订过程施加影响的过程和成果，之后开始针对不同类型文献涉及著作权问题、不同服务活动过程涉及著作权问题、新环境新法令对图书馆相关活动的影响、以及图书馆相应的活动原则和方法等问题展开深层次的讨论。

2006年5月，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并自2006年7月1日起施行。此前，我国图书馆界一直密切关注《条例》的立法进程，并通过各种途径广泛施加了影响，使之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图书馆的意志和愿望。《条例》颁布以后，不到一年时间，业已发表数十篇研究论文，围绕《条例》的解读、具体实施、以及仍然存在的问题和对策进行了多角度的探讨。

此外，围绕着著作权保护而展开的图书馆业务活动更为具体，如著作权的授权模式、评估方法、以及如何寻求著作权人与用户之间数字权益的平衡等问题，在今年前3个月内均有高质量。

10.图书馆的哲学理念

图书馆理念是一个哲学概念，是指人们对于图书馆事业及其活动的理性认识、理想追求及所持的思想观念或哲学观点。它包括图书馆发展观、价值观、质量观、人才观等，是图书馆改革与发展的指导思想或理论基础，对图书馆工作具有纲领性的指导作用。对于这一问题，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图书馆王超湘先生在2004年出版专著（《现代图书馆理念论纲》，北京燕山出版社）进行了全面的概括性阐述，他总结说：20多年来，图书馆理念创新的成果，主要是提出了以下9种理念：①开放理念；②知识理念；③人本理念和人文精神；④效益理念；⑤全面质量管理理念；⑥信息资源共享理念；⑦特色理念；⑧学习理念；⑨法制理念和职业道德。而笔者认为，这许多理念说明的问题，简单地说就是“图书馆是什么”、“图书馆主张什么”、“图书馆依靠什么”、以及“图书馆怎么做”之类的问题，其中有关“图书馆怎么做”，在本文第5部分（图书馆的管理）和第6部分（图书馆的服务）中已经单独进行过总结，在此不再重复。

（1）图书馆的社会职能与历史使命

图书馆是什么？它有着怎样的历史使命？自从第一个现代意义的公共图书馆在英国产生以来，有关图书馆社会职能的讨论就一直从未停歇。从贵族消闲娱乐到统治阶级对民众进行教化，到社会民众民主教育，到维护知识自由和信息平等，图书馆事业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而不断创新发展，其价值、意义及其社会实现也随之不断获得新的解读。

现阶段，图书馆保存和传播人类文明，提供平民终身学习场所、维护社会知识自由的社会职能已经获得广泛认同，关于图书馆社会职能的讨论开始转向其如何在具体环境、具体活动中实现这些职能的议题上来。

一方面，图书馆作为一个文化机构，首先受到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影响。如孙丽文、辛艳玲的“公共空间论：图书馆社会职能的新定位”（《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07年第2期），从城市文化建设的角度，结合社会休闲文化发展的现状，对图书馆公共空间理念的具体实现进行了探讨；又如魏宇清的“图书馆如何在现代学术交流体系中发挥作用”（《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07年第2期），对现代学术交流体系的新特点和图书馆在其中面临的变局进行了分析，对图书馆如何在此新环境下坚持自己的社会功能和地位展开了讨论。

另一方面，社会政治环境的变化也必然给作为社会公共保障机构的图书馆带来变化。目前的社会政治环境是全面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此为主题，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文，涉及内容包括图书馆内部员工队伍之间的和谐、图书馆与读者之间的和谐（如莫振轩的“试论高校图书馆和谐馆读关系的构建”，《图书馆论坛》2007年第1期）、图书馆与社会其他力量共创社会和谐（如孟化的“和谐社会构建体系中的公共图书馆――发展公共图书馆与促进全民阅读”，《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07年第2期）等，还有一些文章则对这几个方面综合进行了评述（如朱立芸的“和谐社会中的图书馆和谐文化”，《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07年第2期；陈希、彭一中的“图书馆的功能、价值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关系”，《中国图书馆学报》2007年第1期，等）。但是这些文章大多仅仅套用和谐社会的一些概念，对图书馆原有的管理理念和工作原则进行重新解读，还缺乏一些新的突破。

（2）图书馆的工作原则

图书馆主张什么？或者用当前图书馆学的一个热门关键词来说：图书馆的精神是什么？早1992年，程焕文教授就将图书馆精神高度概括为“爱国、爱馆、爱书、爱读者”的 “四爱”精神。此后，很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了阐发。到今天，图书馆精神的概念内涵得到进一步扩展，尤其与现代企业管理理念中的团队合作精神、开拓创新精神、改革进取精神等结合起来做了新的阐释。另外，随着开放存取运动的开展，图书馆开放理念和合作共享理念也进一步深入人心。

图书馆的工作原则是图书馆精神的具体体现。以什么为工作之“第一”是图书馆工作原则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读者第一”，还是“馆员第一”，抑或是“服务第一”？1999年前后围绕这一问题曾经展开过激烈的讨论，各有各的说辞，实际体现的是重视读者服务、重视馆员素质培养的办馆原则。不论重视的是哪一方面，其核心总是围绕着“人”的因素的，而“读者第一”最终仍然是主打。在“读者第一”这一原则下，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产生了一场新的辩论，即“用户永远是正确的”之争，除《图书情报知识》2007年第1期刊载了一组相关专题文章以外，“网络图林”对此更是展开了广泛深入的讨论。图书馆应该在多大程度上顺应读者的行为和愿望，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来满足读者的需求，推进图书馆的发展，成为争辩的中心。程焕文教授提出的“用户永远是正确的”观念受到多方面的质疑，而质疑的理由大多基于对各方利益的平衡，认为虽然读者是图书馆生存的目的，以读者为中心是图书馆不容置疑的工作原则，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对读者一味迁就，忽略个别读者以外的普遍读者，忽略作为图书馆服务主要力量的图书馆员。

（3）图书馆的核心竞争力

我国有关图书馆核心竞争力的研究开始于2000年前后，这与竞争环境的形成和发展有关。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商业领域对人们知识、文化需求的关注趋强，不断进步的信息技术的迅速渗透到相关的经济领域，图书馆面临的信息服务环境已经演进为一种开放的、广阔的市场空间。各类搜索引擎的发展、网络自助式、智能化信息服务前景的逐渐明朗，都给图书馆传统的服务带来冲击，迫使我们不得不思考，在这样的新技术环境下，图书馆要依靠什么生存下去？或者是否还有必要生存下去？它的不可替代的核心能力是什么？它将如何面对不同性质信息服务实体的竞争？

该主题下的研究主要包括图书馆核心竞争力的定位研究和分析、图书馆核心竞争力的特征研究和分析、图书馆核心竞争的培育和评估研究与分析等几个方面。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杨广峰对此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综述。（杨广峰. 国内图书馆核心竞争力研究评述. 图书情报工作. 2007（1））本期其他相关文章中，主要集中于图书馆核心竞争力的培育和构建方面，尤其与知识管理相结合，对一些相关的具体措施进行了论述。如陈永耘、王丽华的“论知识经济时代图书馆核心竞争力的构建”（《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7年第1期），何晓红的“基于隐性知识管理的高校图书馆核心竞争力构建”（《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7年第1期）等。而关于图书馆核心竞争力的评估，除杨广峰在上述论文中稍略提到过以外，目前还很少有比较深入的相关研究。

结语：近期图书馆学研究的主要特点和发展趋势

通过对近期图书馆学核心期刊发表论文的观察，并结合同时期网络文献反映的图书馆学研究和实践活动的现状，以及对在此之前一段时间图书馆学各个领域研究状况的大致回溯分析，我们可以总结出近期我国图书馆学研究的一些基本的特点和趋势：

a)对社会经济生活和政治环境的变化反应敏感

对于与文化事业有关的各种大政方针（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活动（如全民阅读活动等）以及民众的数字生活潮流（如web2.0的发展）等方面的问题，图书馆界表现出了极高的热情。虽然在这些方面取得的研究成果质量参差不齐，得出的结论也未必体现创新，但是这种紧抓时代脉搏的研究活动，从根本上来说，起到的是一个宣传呼吁的作用，图书馆在这一活动过程中，终于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这种研究活动最终将图书馆推向社会、推向用户，推向更广阔的实践空间。

b)实践活动对理论研究的影响力增强

粗略统计，在本期680余篇期刊论文中，有近200篇文章是基于具体的图书馆实践展开研究的成果，虽然本文对图书馆学某些问题研究现状的阐述中曾指出，目前我国图书馆学领域的实证研究还有些不够，但是这里的统计数字仍然反映了一个整体的、比较不错的趋势。先进的理念和技术，必须要在图书馆实践活动中进行尝试，总结经验，然后通过交流实现完善和推广，这是所有研究活动的最终目的。

c)跨领域间学习和研究的力度加大

图书馆管理和服务的各个环节，涉及很多理论和技术，都来自其他学科其他领域。图书馆学从传统的图书管理之学走向现代开放的社会服务理念，对于外来的这些理论和技术的学习和研究日益重视。虽然其中存在一些生搬硬套，囫囵吞枣的情况，但是总体来讲，这种积极开放的学习气氛对于图书馆及图书馆学未来的发展是大有裨益的。

d)集团化的、有组织的研究活动的开展

图书馆社会实践总结篇6

DOI：10.3969/j.issn.1008-0821.2016.09.020

〔中图分类号〕G2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0821（2016）09-0116-04

〔Abstract〕Libraries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local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system，which is not only the objective requirements of the strategic objectives of the national cultural power，but also the internal need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ibrary.Then，by studying the previous works，this paper found that our native scholars works mainly combed the libraries experienc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system in developed area or demonstration area in bined with the research status，this paper proposed that the sustainability of further exploration was needed for the mechanism of public culture service system construction，as well a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system and the libraries.And by surveying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in different types of libraries，this paper designed and developed some effective modes and methods for the library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local public culture service system，theoretically and practically.

〔Key words〕library；public culture；service system；library service；cultural construction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以政府公共部门为主提供的、以保障公民的基本文化权益为目的、向公民提供公共文化产品与服务的制度和系统的总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近年来备受关注，在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十报告和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发展规划中连续提出：加快建立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这表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是我国一项重要的文化基础工程。在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等公共部门当中，图书馆以其服务普及化、均等化等优势，成为公共文化服务基础力量。因此，以图书馆为研究切入点，深入研究图书馆推动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问题，既是国家文化强国战略目标实现的客观要求，也是图书馆发展的内在需要，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际应用价值。

理论方面，以图书馆为主体，着力研究其在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的定位与作用，是对文化强国战略目标提出的“基本建成覆盖城乡、便捷高效、保基本、促公平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这一时代命题的进一步落实与深化。通过图书馆推动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方面的研究，探究图书馆文化服务机制，有助于丰富和拓展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研究的理论宝库。

应用方面，通过深入地了解各类型图书馆开展公共文化服务的现状，分析服务的影响因素，有助于找准服务的着力点，提高服务的实际效果。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文化强国战略背景下，从图书馆服务保障、服务内容、服务需求、服务模式、服务评价、服务创新等方面探讨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问题，有助于从实践上指导和推动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也有利于各类型图书馆的持续经营和深化发展。

1文献综述

自2005年十六届五中全会首次明确提出“逐步形成覆盖全社会的比较完备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大命题以来，国内学术界掀起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相关理论和实践研究热潮。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一个多学科渗透的研究课题，主要涉及公共管理学、信息管理学、文化艺术、新闻传播等相关学科。图书馆学界取得的研究成果大体上分为4类：

11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与图书馆发展研究

这方面研究集中了国内一大批专家，例如柯平、李国新、李超平、于良芝、蒋永福等学者纷纷撰文，主要围绕公共图书馆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的定位、作用、任务、发展战略、体制改革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研讨，成果丰富，在文化建设领域具有较大影响力和理论指导意义，柯平就该研究主题在2008年、2014年分别中标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和重大项目，李国新兼任文化部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于良芝等学者关于公共图书馆研究的系列成果引领公共文化服务方向。

12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项目建设中图书馆实践介绍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研究是一项理论与实践并进的研究课题，自概念提出以后，在实践领域开展了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农家书屋、全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项目等。研究成果主要包括：一是资源建设。包括资源建设目标、技术支持、组织实施、用户服务、知识产权、建设模式、资源整合研究（王芬林，2004；肖希明，2011、2012）。二是公共服务。图书馆联合参考咨询与文献传递网络服务研究（莫少强，2008），农家书屋与图书馆服务体系融合服务研究（姚秀敏，金武刚，2014），示范区（项目）中图书馆阵地服务、网络服务、流动服务、数字服务、移动服务、阅读服务等方面的研究（李国新，李超平，2012；金武刚，王珊珊，2014）。

13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基层图书馆与弱势群体服务研究龚蛟腾（2013）将县（区）级以下公共图书馆、学校图书馆、民间图书馆等定位为基层图书馆，并分析基层图书馆虚拟化、社区化、协同化和特色化的发展趋向。方玮（2011）认为乡镇图书馆可持续发展之路是依法建设，以农民为本，资源整合，实事求是，分馆机制。陈昊琳（2009）结合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乡土性、传统性、垄断性、滞后性与输入性等特点，指出农村公共图书馆建设发展中要解决建设机制、资源整合、公共形象塑造与服务等关键问题。众多图书馆从业人员从信息公平与服务均等化角度，重点探讨农民工、残障人士等弱势群体的公共文化服务问题。

14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图书馆协作服务研究

主要介绍图书馆联盟、总分馆制、协同网络建设与服务方面的成果，也有少量的关于图书馆与政府、企业、公益事业、数据商、出版商等社会机构合作研究成果。绝大多数研究者都把目光瞄向东部经济、文化比较发达地区图书馆，归纳总结为东莞模式、佛山模式、深圳模式、苏州模式、嘉兴模式等。该研究方向的代表人物有高波、李东来、余子牛、屈义华、邱冠华等。

综观已有研究成果，我们发现研究者目前主要梳理了我国经济发达地区或示范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的图书馆经验。因此，我们还需要进一步从我国国情实际出发，深入思考：什么是国家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能够提供均等化、社会全覆盖公共文化服务的主体服务机构是谁？主体服务机构又该如何吸收过去优秀的理论研究成果和借鉴先进实践经验，结合所在区域经济、政策制度、人文社会、自然环境等综合因素来探讨有效的公共文化服务模式？图书馆推动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便是上述问题研究的落脚点。

2图书馆推动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框架与思路分析图书馆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理论综述与实践活动已有不少报道，但是，全面结合国家文化政策、地方经济、文化社会、自然环境、民众心理与需求等进行规律探寻，构建针对模式的研究在目前还少见。我们需要继续深入探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机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与图书馆关系，调研梳理不同类型图书馆开展公共文化服务的实际状况，从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设计与研制出图书馆推动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有效模式和方法，为公共文化服务部门相关决策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

图书馆推动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总体框架设计详见图1所示，可以沿着“理论演绎――指导实践――经验总结――规律探寻――模式建构”的研究思路层层推进，是遵循由理论指导实践，又由实践上升理论的一般研究规律的。在深入阐释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机制问题、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与图书馆关系的理论基础上，抽样调研当前国内外图书馆开展公共文化服务的现状与效果，总结成功经验与分析制约因素后，运用已有的理论和实践研究成果，结合地方经济、社会文化和各级图书馆发展的实际情况，最后提出图书馆推动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有效模式和方法。

21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机制研究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需要政府、社会、民众共同参与建设，与国家社会政治环境、经济发展水平、科技力量、人文地理环境密切相关，各要素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作用。需要从国家层面、社会层面、机构层面、个体层面去深入阐释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保障机制、协调机制、激励机制、绩效评价机制、创新机制等，这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依据，也是图书馆开展公共文化服务的有力保证。李国新在《强化公共文化服务政府责任的思考》一文中明确指出，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责任主体是政府，政府在加强公共文化立法，理顺公共文化管理体制，促进公共文化服务均衡发展，完善公共文化服务财政保障机制等方面具有主导作用，应强化各级政府的责任主体、责任意识和自觉意识，但也要引导和鼓励社会力量参与，以促进公共文化社会化发展[27]。至此，举个身边的实例，广东茂名市茂南区新坡镇车田村2015年被评为“全国文明村”，该村的公共文化服务富有地方农家特色，取得了较好的建设成效。总结其建设机制包括：地方政府财政下拨与回乡企业家众筹资金相结合，上级图书馆业务指导与村中派员外出学习相结合，农家书屋、村文化室与村小学图书室三位一体管理相结合，村干部、村民、小学教师和小学生既是管理员、服务员，又是读者成员。该村图书阅读活动、棋牌影视休闲活动等日常分散进行，也不定期地集中举办校园文艺演出活动、节假日文体活动等，集聚文化资源、教育资源与多种信息服务，吸引了村民积极参与，发挥了保障机制、协调机制、创新机制等相互之间的重要作用。

22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与图书馆关系分析

认真研读我国政府系列报告中的文化方针、政策与制度，搜集权威的相关时政评论资料以及各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结合公共图书馆、基层图书馆、社区图书馆等基础理论知识，深入理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与图书馆发展的内在关联，它们的目标都是保障公民的基本文化权利，促进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两者都关注延伸服务和基层覆盖服务。图书馆，尤其公共图书馆，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的基础设施系统，是公共文化信息资源中心、政府信息服务中心、公民休闲娱乐中心、信息素质教育中心等，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主体和载体。如何充分发挥图书馆作用，保障民众基本文化权益，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如何体现现代性、基础性、标准化、均等化等特点，如何提高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效能，以促进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等，显得尤为重要。

以笔者熟悉的茂名市图书馆为例，为进一步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发展，解决因地域、生活环境、家庭条件等诸多原因造成的阅读缺失、享有公共文化产品不足的现象。茂名市图书馆提出了“行走的知识”项目建设，项目工作组行走于市区、茂南区、茂港区、电白区、高州、信宜、化州的社区、乡村、学校，先后建立起市新世纪小学、市十七小学、市文光幼儿园、市登科学校等10个图书漂流点，茂南区镇盛文化站、茂南区法院、茂名市妇幼保健院、广空95246部队、河西街道办、方兴街道办等15个流动书屋，茂名海关、茂名党校、中国建设银行茂名分行社区、茂港一中、茂名法院、茂名武警等6个流动分馆。该项目包括了城乡的市、县（市）、乡镇、村（社区）四级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网络。通过多个漂流点、流动书屋、流动分馆的全方位模式的服务，大力开展流动文化服务，解决本地区老少边穷地区以及老年人、儿童青少年、残障人士和农民工等弱势群体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不足的问题，更好地保障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提升了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能力。

23图书馆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经验总结与借鉴231国外总结

分析国外代表性图书馆关于公共文化服务的理念、技术、内容与方式等方面，总结其文化管理、文化信息资源建设经验，以及均等化服务、多元化服务、弱势群体服务模式，传统服务与数字服务模式，探讨这些模式与经验在国内的适用性。

国外城市是以社区为行政划分的，他们将社区服务看作最基础的公共文化服务，关注社区图书馆的建设问题。在图书馆服务管理方面，纽约、伦敦、东京三大城市均在不同层面实施了较为彻底的总分馆制，实现了资源的统一管理。图书馆服务设施方面，结合本地区人口分布情况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进行科学的布局，在分馆功能设置和服务效果上，以满足服务区内读者的个性化需求为准则。服务内容方面，研究了公共图书馆在社区开展的多元化信息服务，面向社区老年人、残疾人、儿童、青少年、新移民等提供针对。对于服务方式的研究，比较典型的是美国的“北星网”服务和英国的Agora项目。前者是基于用户体验的公共图书馆信息服务系统，后者是通过对各种信息资源和服务的整合，形成统一的信息服务界面，完成个性化信息服务。此外，德国图书馆开展送书上门、电话服务、流动图书馆服务等。其中，总分馆制建设、流动图书馆服务模式等被国内许多图书馆借鉴利用。

232国内调研

全面调研国内学校图书馆、城市公共图书馆、农村基层图书馆、民间图书馆、企业图书馆、图书馆联盟等主体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现状，分析各类型图书馆服务能力和服务效果，以期找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的图书馆最佳服务模式。据媒体报道，苏州图书馆建成开放全国首个轨道交通图书馆分馆，在全国首创推出“网上借阅、社区投递”阅读服务，在2014年创新建造集装箱图书馆后，苏州图书馆联合社会力量推出了“互联网+公共服务”移动服务平台――文化方舱。目前共开发了50多种不同功能的方舱，每个舱组装后占地8平方米，具有可拆卸、自由组合、因地制宜设置、全面配置互联网等特点，设有亲子阅读、儿童互动娱乐、数字文化体验、“互联网+众创”、卡拉OK、互动拍照等功能舱。以人为本、因地制宜、立足苏州实际，不断探索和改进公共文化服务模式，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便利化，促进公共文化服务最大限度实现普惠均等[28]。创新的苏州模式，值得推广。

233问题分析

图书馆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既有推动力量，也有各种制约因素。仔细分析各种影响因素，包括国家政策、经费、技术、人才等显性因素，以及各地方的生产力水平、传统文化习俗、社会心理习惯、自然地理环境等隐性因素，全面研究判断各因素产生形成的深层次服务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对应策略。可以从全国各地级市中抽样选取若干个作研究代表，调研区域内经济发展与人文地理环境，文化事业投入与产出，民众文化消费与需求情况，了解地方文化主管部门和服务部门的领导者，文化工作从业者和服务对象的想法需求等。然后，对比目前已有一定影响力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模式，总结其中普适性经验，结合区域代表的实际，提出图书馆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地方适用模式。

简言而之，图书馆推动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要从政策落实、行业自觉、理论指导、经验借鉴、地方实情、民众需求、合力建设、创新服务、绩效评价、持续经营等方面结合思考，要从图书馆发展和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现状出发，构建图书馆推动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有效模式，以切实提高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的针对性与实效性。

3结语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是一个多学科研究、多载体报道、多因素影响、涉及面广的命题，也是我国一项基础性文化系统工程。研究时除了需要利用相关学科研究成果，全面、准确地获取客观权威的相关统计数据和资料之外，还须结合国内外经验、地方实情和民众文化信息需求进行研究，以此探寻图书馆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地方模式。

不同类型图书馆具有不同服务定位和服务能力，不同类型图书馆推动同一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研究时需要考虑其动力机制、参与模式、资源建设、服务供给、协调配合、可持续发展等问题。只有发挥多类型图书馆主体作用，合力推进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才能取得有效的建设成果。该研究范围主题建议可以划分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与图书馆关系辨析、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多维度思考、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示范工程绩效评价研究、县域以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现状分析、以用户需求为导向的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模式比较、图书馆联盟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研究等多个分主题开展更为深入全面的探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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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洪伟达，王政.以图书馆为基础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J].图书馆建设，2014，（3）：12-16.

图书馆社会实践总结篇7

[分类号]G259.29

徐旭先生字寅初，浙江嘉兴人，民国11年(1922)毕业于嘉兴秀州中学，并任教员。1923年在国立东南大学暑期图书馆讲习科学习，后又去杭州之江大学求学。1928年夏任江苏省立民众教育学院图书馆主任、劳农学院图书馆主任兼教员，两院合并为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后，应聘为该院图书馆主任兼教员，授“民众图书馆学”等课程。在此后的5年，他创建了中国近代图书馆学史上具有特色的与实践相结合的民众图书馆学理论体系。

1　创建实验图书馆

江阴巷实验民众图书馆是一所依托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图书馆、由徐旭兼任馆长的实验民众图书馆。1929年该院农民教育馆图书科应教学需要，安排学生在图书馆进行实习，但由于许多实际问题，实习效果不够理想，尤其是在应用性经验的学习与积累方面，更难以达到预期效果。如何解决这一矛盾?时值该院研究实验部正在规划、筹办实验性的民众教育区，徐旭认为，如果能在试验区内开设一所民众图书馆，以此为基地加强学生的实习环节，可使学生在与民众读者实际接触过程中积累经验，完成教学计划，培养出既有理论知识又有实践经验的专业人才，于是向学院的院长和实验部提交了兴办计划并得到批准。随即师生一起勘踏实地，找寻理想的馆址，同时又有若干名学生赶制新书编目工作，以作新馆之用。通过比较，选定无锡江阴巷作为试验民众图书馆的活动基地。1930年4月11日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江阴巷实验民众图书馆正式诞生，“筹备未及一月”。

该馆的主旨是“以民众图书馆教育为中心，以图书为出发，为进行，为归宿的轨迹，因人，因事，因地，因时的需求，逐渐推行民众教育的事业”。采用开架式服务，服务对象主要有827户、7000余人。其服务区内有较多的商店，在图书馆的利用时间上形成了冲突。为使图书利用民众化、广泛化，办有流动图书馆，并将此服务延伸到附近的街道和农村。除了正常的文献服务外，还紧紧围绕办馆宗旨，开展大量的宣传、推广图书的活动，组织读书会，举办文化实习班、商徒实习夜校、报告时政的民众周会、科学讲座、卫生宣传，定期进行卫生评比等。所有这些活动也都是“事事以图书为出发”…。该馆于1933年期满而结束，所有藏书移至南门实验民众教育馆继续为民众服务。

在三年中，该馆的成绩是很大的，“每日到馆阅览人数计平均为一百二三十人”，取得了难能可贵的实践经验和许多第一手资料，扩充了教育家俞庆棠先生在实验事业预期的希望：“根据科学的方法，表示显著的成效，成立明显的原则，以供全国农村的应用”。这些可供全国民众图书馆应用的经验主要有：①解决对“民众”的概念理解的偏差；②民众图书馆的服务宗旨和服务方式方法；③根据实际情况的开架服务与巡回服务的结合；④图书馆可开展的活动；⑤专业教学中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⑥因地制宜，灵活服务。

2　大兴实地调查之风

徐旭因创办实验民众图书馆的影响，于1933年应邀为上海中山文化教育馆编制各种社会教育机关的调查表格。在这一过程中，他注意到上海小书摊问题，认为上海小书摊是上海大多数市民的知识文库，是一个了解和掌握城市民众阅读兴趣的极好的窗口。徐旭在1933年秋花了半个多月的时间，实地调查上海不同地区、不同的主要读者群，如住家多的、路过人多的、工人多的、商店多的、学校旁的等22个小书摊、10个小报摊以及出版小书摊上受欢迎的图书的20余家书局。

这一调查工作以前没人专门进行过，后来也未见有其它的报道。随着对民众教育的深入理解，尤其是通过开办实验民众图书馆等实践活动后，徐旭的视野不断开阔，深刻认识到民众阅读的广泛性。利用图书馆藏书是民众阅读的主要途径，除此之外，还有许多社会上的民众阅读途径，如果忽视这方面的工作与统计，则民众教育中的民众阅读工作就是不完全的。同时，通过社会上民众阅读途径的调查，可以更好地了解民众的阅读兴趣，这一点对于加强民众图书馆建设是十分重要的。在以后的总结中，徐旭深情地道出：“办理民众图书馆的人，因为要知道怎样供应最适宜的书，去指导民众发生极浓厚的阅读与兴趣而从小书摊调查，更事属创举”。他通过调查问题的设计、调查方法的确定、调查表格的编制等准备工作，调查了利用报摊读物的民众对何种读物感兴趣，不同的读者群的阅读倾向如何，某一书摊周围读者的特征，各书摊读物的主要特征，其共性与个性如何；通过出版发行处的调查，进一步了解小书摊所需的报刊种类，哪种书报销路好，并通过调查对象进行分析比较，获得上海大多数民众的阅读兴趣的梗概，得出在当时上海的总人口中“平均40余人中有1人是阅读报刊”(这里主要指的是利用报刊摊的报刊的人数比)。他希望民众图书馆界人士，在各地多作类似的调查，从而可从地域上的分布来深入研究读者的阅读兴趣，进而针对不同地域、不同群体的读者，编辑、出版、收集适合大多数民众的读物，从各个层面推进民众图书馆事业的进步。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他提出两条具有深刻意义的建议：“①组织民众读物研究会；②少建贵族化的图书馆，多设置民众的阅书摊”，为加快当时的乡村图书馆、儿童图书馆、分馆、流动文库等的建设提供了依据。徐旭通过小书摊、小报刊摊的调查，丰富了富有特色的民众图书馆理论与实践。

3　践行“读者第一”

在执掌学院图书馆之初，徐旭就从规范管理人手，以方便读者为抓手，针对当时馆藏组织不够规范，影响读者利用的状况，将馆内文献重新按杜定友氏分类法进行加工编目。徐旭对图书馆事业建设的起点是较高的，在大局上与促进社会改造、实现世界大同挂钩，认为民众图书馆教育完全符合国家教育宗旨，因此，它不但能够唤起民众，“而也是改造社会，建设新国家的基本工具；更是促进世界大同的康庄大道”。由此起点，必然全力推进民众充分利用图书馆之工作，充分搜集整理古今中外的图书，以“供社会上一切人士随着各种的求智欲，用最便利的方法，来自由阅览和研究图书”。要让民众方便地来馆自由阅览，其指导思想，必然要以读者为主，想读者所想，急读者所急，进而从根本上解决读者与藏书之关系。“当以阅者为主，不当以藏书为主”，可以说这就是徐旭关于创办图书馆的逻辑起点。有了这一逻辑起点后，在建设图书馆时，就时时处处以读者

为重，以藏书能否为读者所充分利用为核心，从而形成一个活用图书馆、从理念到实践、以管理为中介的服务体系。这一体系，一切都从方便读者的角度出发，注重读者的改进意见，而不是偏重于馆员的意见；更要从心理学的角度，去分析、观察阅读行为，以科学的角度和方法，培养读者的阅读兴趣，提高读者的求知欲，使读者能够更好地投入到改造社会的运动中去。

徐旭在图书馆文献服务中的根本出发点是开架服务。他十分关注世界上先进的服务理念与方法，根据中国当时图书馆的发展阶段，认为图书馆的服务要从呆板变为活动，从消极转为积极，如此，必须使图书馆由闭架服务趋于开架服务。因此，在学院图书馆建设中，他紧紧抓住两个方面：①开放图书馆，吸引读者来馆利用藏书，鼓励学生管理图书馆，使之成为实践图书馆学知识的基地；②加大参考咨询服务力度，大力解答读者有关建设和利用图书馆藏书的知识与途径。由此而归纳为：“我国现在的民众图书馆，须采用开架式。须实施指导法”…，并由此而进一步深思：学校图书馆能否对社会开放?

徐旭于1932年在《图书馆学季刊》第5卷第3、4合期上发表了《学校图书馆公开刍议》一文，以后该文又全文收入1935年4月出版的《民众图书馆实际问题》一书，作为第十章的内容，并改名为《学校图书馆公开问题》。为什么要公开学校图书馆?其目的主要有四个：达到学校教育与民众教育密切结合；使图书能尽可能为民众所利用；解决图书资源不足问题；拓宽师生的研究领域，以便师生研究民众的读书兴趣、习惯、方法、心理等。针对当时图书这一社会资源还很不丰富，缺乏经费、缺少人才，加快新图书馆建设力不从心的现状，与包括学校图书馆在内的许多图书馆的服务对象还不广的矛盾，如果能对全社会开放学校图书馆，利用其资源去更好地满足民众的阅读需求，无论在思想认识上，还是在实践环节上，都将是一大飞跃。“若能将全国大、中、小各级十四万四千余的学校图书馆或阅报处公开，则不啻于短时期内，骤添了这么多的民众图书馆”。更主要的是，可以将社会与学校的教育资源融为一体，既可促进学校教育改革，又可推进民众教育。在此精神指导下，徐旭加快了图书馆的建设，至1932年馆藏图书已达17100余册，期刊不下五六百种，同时为满足教学与实践的需求，于1933年舂专门开设了民众教育图书参考室，将馆藏所有此类图书、杂志、报纸等集中于一室。通过以学院图书馆为基地，以实验民众图书馆为扩展，以巡回图书馆为延伸，形成了一个环环紧扣的服务网络，充分诠释了徐旭的服务理念和实践。

4　站在民众图书馆理论与实践的前列

徐旭关于民众图书馆的理论与实践，主要体现在《民众图书馆学》(1935年)、《民众图书馆实际问题》(1935年)、《图书馆与民众教育》(1941年)、《民众图书馆图书分类法》(1932年)等专著和有关论文中。

他根据创办江阴巷实验民众图书馆的实际需要，整理、编撰出《民众图书馆图书分类法》，该分类法完全从实际出发，将文献分为28个大类，每个大类下义细分为lO类，解决了当时小型图书馆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民众图书馆学》一书力图从理论上解决对民众图书馆学的认识和如何创建民众图书馆的问题，重在“书务”和“事务”方面，并专立一章创立民众图书馆之步骤，从而使办理民众图书馆者有原则上的认识和把握。《民众图=f=5馆实际问题》一书，则完全是对实践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加以阐述，将许多毕业生在不同地区创办“民众图书馆”和“民众教育馆图书部”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而去函询问徐旭的问题解答以及徐旭办理江阴巷实验民众图书馆所遇到的种种问题的解决心得与方法，所有这些，“汇集起来，加以研究和解答，编成本书”。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编著《图书馆与民众教育》一书。该书是理论与实践结合的组成体，是在实践基础上，力图使民众图书馆的办理系统化、规范化，书中展开阐述了民众图书馆在各个方面的问题，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初办者摸索的功夫。

由于当时民众教育思潮迅速发展，大量冠以“民众”的社会教育机关应运而生，许多以前的社会教育机关也纷纷改名冠以“民众”的名称。在图书馆界，民众图书馆名称的产生，则是顺应这一潮流之产物。刚开始时，关于民众图书馆性质的认识是比较模糊的，有的认为是以前的藏书楼，许多新办者认为类似于“阅书处”，很多人的理解是“小规模的图书馆”，也是一个实施文字教育的机关，或是一所简易图书馆而已。针对这些模糊认识，徐旭认为，“‘民众图书馆’是图书馆大众化的新兴革命运动”，如果溯其源，这一运动则开始于20世纪初，尽管中国的图书馆事业的历史悠久，“但民众图书馆运动之兴起，实不过最近三十年事”，明确将整个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起始，作为民众图书馆运动的始点，说明了民众图书馆包括了各种类型的图书馆。这一点也为当时许多专业人士所认同，如将“popular libraries 0f theworld”译作“世界民众图书馆概况”，将“public library administration”译为“民众图书馆的行政”等，显示出“民众图书馆”含义之广泛。

在图书馆前加“民众”两字，“并不是与其他图书馆对峙之谓，其目的不过是促进图书馆事业之须民众化而已”。他深刻地理解与领会了民众教育溯流的精髓，所谓民众，指的是全民。全民，则包括了所有老龄的、中年的、青年的、儿童的、婴儿的，无论男女，无论贫富，无论智愚，均是民众中的一员，“因此说来，‘民众图书馆’乃是全体人民的图书馆”。无论是国立图书馆，还是省立图书馆，或是其他类型的图书馆，都是为民众而设，因此，所有图书馆都在民众图书馆范围内，不同的是各种类型的图书馆功能有所区别而已。

民众图书馆的性质，是“以图书馆为中心，以图书为出发，为进行，为归宿的教育轨迹，来适应，来创造，来开展个人的生活和社会的建设”。它完全打破了以往静态的、等待的、犹如贮水池式的模式，代之以动态的、积极的、犹如喷水池式的模式，由被动式的等人来找书转为主动地以图书去找人。因此，要设分馆，设阅书报处，设代借图书处，设各种流动图书馆，设通信借书等等，“它是有脚书橱，能走遍天下”，是一个完善的、平等的、范围最广、方法最灵活的为民众服务的教育机关。在遇到的众多问题中，要分轻重缓急解决之，应当十分关注的主要问题如：如何使民众乐于来馆阅读；如何更好地指导民众阅读，使之效果倍增；如何使知识与生活相结合，使阅者能通过阅读而获取知识，并用其去启发思想，改善生活；如何主动地去为不来馆的民众服务等。由此徐旭总结出6条民众图书馆的特征：①不仅收藏图书，还要教民众充分利用图书；②不仅要保存文化，更要发扬国家文化；③不分阶级，是平等的注意教育机会的；④根据各人不同的需求而采用灵活的服务、教学方法的机构；⑤除了在馆服务外，更要用各种流动方法去做以书找人的工作；⑥以全民众为对象，任人自由借阅，实施民众教育事业。他大量的实践推广活动践行了这些理论，真正做到了知行合一，具有超越时代的意义。

图书馆社会实践总结篇8

学习型党组织的三大特征是：学习特征、管理特征和文化特征。“活到老学到老”，“学习、学习、再学习”的理念伴随党员一生，同时，学习型党组织以学习带动整体建设，从而使党员的发展，带动社会的发展，彰显一种持续学习、勇于创新，追求卓越的党组织文化。高校图书馆作为窗口部门，建设好学习型党组织有着天然的优势。党员通过自身的学习起到引领、示范、教育、感化的作用。当然要建设好学习型党组织，必须尊重群众，依靠群众，认真分析群众意见，及时采纳群众意见，把群众路线实践活动做实、做好，达到预期效果。

一、问计于民，建设学习型党组织走群众路线

重庆文理学院图书馆党总支现有正式党员21人，占全馆职工人数的28%。总支下设二个支部，以党的章程为准则，坚持理论学习，不断提高党员的党性修养，通过各种形式加强理论学习，抓好总支队伍建设。作为学习型党组织，就要树立先进的学习理念，就如何健全学习制度、改进学习方法、创新学习形式、丰富学习内容、提高学习实效等问题须向普通党员学习和群众学习。

（一）问计于党内，实行党内民主

制定规化时，问计于党内，实行党内民主。每年年末，图书馆党总支要为下一年的总支和支部计划提前作好准备，通过发放意见表、开座谈会等多种形式，广泛征求全体党员的意见，征求意见主要内容有：如何丰富学习内容、如何创新学习形式、支部学习存在问题、党员存在问题、组织生活动的开展形式、如何进行整改等，与党员达成共识，为新的一年制定计划打下坚实有基础。

在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针对党员的学习存在的问题，党内提出的主要意见有：党员学习存在形式主义，学习不深入、不系统，不能学以致用，没有将理论自觉履行到行动自觉，针对提出的意见，党总支进行了疏理，并建立了以下几条整改台账。

1.强化政治学习，以提高学习成绩为落脚点。图书馆党总支积极开展理论学习，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根据学校党委工作部署，党内意见和建议，及时制定学习计划，严格学习和考勤制度。认真组织党员干部对党的理论、方针和政策进行学习。学习党的方针政策文件，由党总支委员和科长等组成的二级中心组成员完成，通过学习材料的重点和难点，组织党员学习，二级中心组成员主动率先发言，引导党员对学习内容进行深入细致的讨论，使党内的民主气氛更加活跃。

2.严格按照“”制度要求，认真研究、讨论党建工作面临的新机遇、新挑战、新形势和新任务。每一年，总支书记和支部书记要为党员上1至2次“党建基础知识讲座”党课， 从党的性质、党的指导思想、党的奋斗目标、党的组织建设、党的作风建设等方面作了深刻讲述，支部书记上党课培训党员和党的基层工作者，全体党员形成了积极研究党建工作面临的热潮。

3.积极组织党员观看警示片，通过观看和讨论，广大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受到深刻的教育，不断学习，加强自我约束，自觉遵守法律法规，筑牢反腐倡廉的思想道德防线，立足本职，做好表率，自觉维护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积极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

4.组织党员开展党的知识竞赛。

（二）问计于党外，倾听群众意见

科学安排，问计于党外，倾听群众意见。在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针对职工政治学习，读者自主学习，党外群众提出的主要意见有：开会多，学习时间多，效果却不明显；读者自习室占座位学生多，影响到了读者正常的学习，问计于党外人士，广泛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设后，图书馆进行了以下改进。

1.改变会风。图书馆总支在扎实推进党员学习的基础上，认真组织职工的政治学习和业务学习。认真听取了群众的意见，缩短会议时间，改变会风，具体做法是：

集中学习――对党员和群众都需要学习的内容不再重复学习。此项工作由党总支委员牵头进行，每次集中学习前，事前做好各项详细部署， 应由党总支委派一名总支委员，对学习前相关的党的知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党的法律法规等内容进行深入的学习和分析。党员和群众集中学习时提出并讲解重点难点，让听者更简单容易的理解党的号召。学习的过程中更应设立学员自主讨论的时间环节，提倡民主，平等，自由的讨论，充分发挥广大群众的集体智慧和力量，同时通过组织学习和参与讨论进一步加强了职工思想政治和职业道德规范教育，提高服务质量，更好地为教学科研服务。

合并会议――缩短会议时间，合并相同的会议。如“群体路线回头看”，参加人员要求由全体党员、派、高职称代表、工会主席、学生代表等组成，就将党内和党外的会议；职工与读者的会议一并召开。这样党内会议积极邀请党外人士参与，通过总结党的群众路线实践活动，广泛听取了党内外人士的意见和建议，有利改进我们的学习和工作。

2.对读者自主学习的引导。图书馆是一个服务部门，党员的学习也是为了带动读者的学习，从而带动社会的发展。对读者开展优质服务，要求广泛听取读者意见，问计于读者。在党总支的牵头下，围绕读者提出问题进行改进，以人为本地开展工作。首先为读者营造良好的阅读环境。让读者在宽敞、明亮的环境中学习，切身感受到这种人文关怀。其次各种软硬件配置齐全，馆藏资源丰富，管理实现藏、借、阅、检一体化，让读者感到自在温馨的阅读的感受。在添加文化设施，营造文化氛围下，让读者也能感受到浓厚的读书文化。比如，在图书馆大厅利用现代化的大屏幕读者应知应会的相关信息，配上 “品读文化经典，传承中华文明”等积极有力的大幅标语。从读者踏进图书馆大厅，就能激发强烈的阅读欲望，产生提升自我价值的动力。同时在图书馆桌面增添座牌文化，让读者一边自主学习一边接受名家座右铭的劝学。

二、问政于民，学习活动开展时走群众路线

人民群众是价值的主体，尊重群众的创造，满足群众的利益，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价值观的基础。

（一）密切联系群众，满足群众的利益

图书馆在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围绕3个主要内容：为民、务实、清廉。突出解决作风问题。在图书馆开展党的群众路线实践活动中，从群众中提出的主要问题有，馆领导班子与群众和读者的联系不紧密，没有真正与读者、职工等群众交心。馆领导班子为学校的教学质量，科研发展，服务态度的长远进步思考不够，调查研究工作也不够深入。新生入馆时的教育应更加细化。根据群众的意见和建议，馆领导班子成员互相评价，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根据查摆出来的各种问题，馆领导班子和图书馆党总支全体党员进行了改进。在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党员结合本人的工作实际，至少对群众兑现“五条”承诺事项，每位党员在制定或修改新的承诺时，并将科学发展观与创先争优有机结合起来，党的群众路线与承诺和践诺相结合。图书馆班子成员由馆长、副馆长、总支书记、总支副书记制定了“联系阅览室制度”，每人关心几个阅览室，了解职工和读者的思想动态，放下身段，发现问题，及时解决问题，从根本上改进工作作风。

（二）提升党组织的能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图书馆党总支每年为两个支部的党员购买了一批新书，各支部每学期至少组织一次党员的读书座谈会，座谈会上全体党员纷纷发言，畅谈读书感想和读书体会。通过分享自身的学习心得，感染读者。

学习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践行党的群众路线，为了拉近党员与群众的联系，深入推进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图书馆党总支第一支部全体党员多次到重点调整馆藏的室进行帮忙，帮助图书的排序、上架工作；帮助了现刊室老师及时更新报刊标识，解决了新报刊的及时上架问题。图书馆党总支第二支部全体党员在图书馆编目室开展了“党员办实事办好事活动”之“帮帮”贴书活动。活动中党员们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坚持“保质量，不出错”的原则，整齐有序地贴标上胶，帮助编目室老师们减轻工作任务。 图书馆党总支的一系列帮扶困难职工的活动，增进了党员与党员、党员与群众的联系，得到了群众的一致好评，在帮扶基层中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进一步增强了党支部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三）拓展报务领域，扩大示范范畴

图书馆党总支不仅在校园内起到的先锋模范作用，也用实际行动践行了自己的承诺，还在不断拓展服务领域，扩大示范范围。

1.扩大示范领域，开展服务社区工作。每个党员示范的作用不光局限在本校校园内，也可以通过建立流动图书屋，扩大示范范围，在各个中小学，生活社区让群众通过书本和党员交流。

2.建立农村书屋，用高科技充实书屋。图书馆党总支党员积极开展贫困社区服务，帮助农村建设农村书屋，用科技和知识来武装农民的头脑。图书馆借助自身丰富资源的优势，对广大农村实行知识和技术服务。

3.结穷亲，建立社区服务窗口。为了方便社区阅读，图书馆可以采用走出去，请进来的办法。走出去――为社区读者送书上门。通过先征求社区读者意见的方式，根据读者需要送书上门。请进来――图书馆单独开辟社区阅览室，免费为社区读者办理借阅证，接待前来借阅的社区读者，方便社区读者阅读。

三、问需于民，成果与民共享

我们在困难的时候得到了群众的理解、帮助和支持，当我们做出成绩，改革取得成果时，我们要想到群众，问需于群众，将成果与群众共享。

（一）共享五个好党总支荣誉

图书馆党总支在全体职工和党员的共同努力下，进一步提高为教学和科研能力，在创先争优活动学习中，坚持做到：学习实践活动与推动学校教育教学改革相结合；学习实践活动与师德师风建设活动相结合；学习实践活动与提高服务质量相结合。学会用创先争优来指导自己的各项工作，用创先争优来衡量学习的成效。

（二）共获读者好评

为满足读者需求，图书馆大力购买图书，在资源建设方面为读者和学校的学科建设做基石。为方便读者，图书馆及时调整了馆藏分布，以便读者及时查询需要的资源。为打造和谐的人文环境，图书馆弘扬人文精神，提倡人文关怀，提供人性化服务，不断完善服务职能，努力为广大师生提供人性化的全方位的服务。由于全体职工的共同努力，连续两年图书馆被学校评为一等奖。

四、建设好学习型党组织成功的标志：群众测评

群众测评是检验党组织建设的成功标志，测评的目的是为更好的激发党组织和党员的活力，更好的发挥先锋模范和战斗保垒的作用。

（一）测评范围

图书馆党总支将测评范围确定为：图书馆党总支、党总支下的党支部、党支部的每位党员。通过测评基层党组织和每位党员的工作成果和成果反映，积极改进党组织工作。

（二）测评形式

测评采用以无记名填写的形式，由党总支纪检委员和组织委员对群众发放测评表，原则上给予群众一段时间考虑，思考填写时间为3至5天为佳，方便群众在认真思考的基础上填写。

（三）明确党组织和党员测评标准

基层党组织和党员测评标准尽可能要全面，操作方便易行。主要有以下标准：1.群众满意不满意。主要细化项目为：群众很满意、群众满意、群众基本满意、群众不满意；2.群众认为合格不合格。主要细化项目为：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3.党员发挥先锋作用主要细化项目为：好 ，较好，一般，差；4.基层党组织在创先争优和群众路线实践活动中的作用。

基层党组织在发挥先锋模范和战斗保垒的作用细化项目为：好、较好、一般、不好以及你对该基层党组织的建议和希望。测评完成后，对基层党组织和每位党员的测评情况进行汇总和分析，对测评成绩特别突出的党支部和党员，图书馆总支给予一定的表扬或奖励；对不合格党支部和党员要给予批评，并指出存在问题并限期进行整改。

综上所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只有团结群众，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充分发挥群众的智慧和聪明才智，从人民的实践创造中汲取营养，不断丰富和完善党的政策，我们党一定能能够始终走在前列，成为先进文化的代表，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

参考文献：

[1] 郭爱枝.对高校建设学习型党组织的思考；

[2]论群众路线――重要论述摘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6）

[3] 赵刚印.错位与重构：对群众观念与群众路线的几点反思[J] 探索，2012，（6）

[4]刘遗伦.在实践中建立和完善党员测评制度[J]当代党员，2005，（5）

图书馆社会实践总结篇9

中图分类号：G25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1588（2016）10-0095-03

1数字图书馆的建设和发展情况

1.1存取自由度高

从根本上讲，数字图书馆是建立在电子信息技术基础上的虚拟图书馆。图书馆的馆藏资源，就是与数字图书馆的电子图书和文献资料进行资源对接。随着电子信息技术水平的不断提升，现今的数字图书馆已经开放了多种登录渠道，可以同步支持会员在多种登录渠道中进行多种方式的自由阅读。由于技术的进步，每一名会员的阅读记录都可以被缓存留档，方便会员自由读取。

1.2城市覆盖率高

据统计，由2009年开始实施的“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已覆盖全国40所省级图书馆、479所市级图书馆，服务辐射2，900所县级图书馆，实名用户超过655万人，用户分布在内地、港澳和部分海外地区，各服务系统年均点击总量超过12亿次。从数字图书馆的建设情况来看，数字图书馆的建设需要建立在完善的网络技术环境基础上，在前期的发展建设过程中，高校图书馆、公共图书馆以及网络环境比较稳定的城市区域是数字图书馆建设较好的地区。

1.3资源共享度高

我国开始大面积推广数字图书馆的建设，就是在“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的带动和影响下开始的。在相关工程的开展过程中，各地都采取了以下措施：①构建分布式公共文化资源库。②组建以各级数字图书馆为节点的数字图书馆虚拟网。③搭建优秀中华文化集中展示平台、开放式的信息服务平台和国际文化交流平台的“一库一网三平台”的工作方案。

1.4用户满意度高

数字图书馆的建设所需要占用的社会资源并不大，但是数字图书馆建成之后能够给人们带来的影响和帮助却是非常巨大的。正因如此，在数字图书馆的投建过程中，各地数字图书馆的注册用户对于建设完成的数字图书馆的满意度比较高。如：贵州数字图书馆在建成之后就实现了以IP范围为限制，向全省读者免费提供数字资源服务，为社会提供“一站式”检索服务。图书馆服务的推出，实现了读者异地借阅、随身携带和随时随地的阅读，有效解决了数字图书馆在偏远地区的农村无法覆盖的问题，对农村居民整体文化素质的提高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

2乡镇和社区对接数字图书馆的可行性

乡镇和社区是居民生活的基层一线，社会文化建设的任务重、基础薄，常规的宣传教育手段收效不大。在乡镇和社区全面铺设数字图书馆的成本不高，维护难度不大，能够为乡镇和社区的基层文化建设做出积极的贡献。具体说，在乡镇和社区建设开通与城市区域的数字图书馆对接的数字图书馆的可行性，主要归纳为以下几点。

2.1扎实的技术支持

在乡镇和社区建设的数字图书馆，同样是承担着公共图书资源共享、居民文化教育等艰巨任务的虚拟公共设施。数字图书馆的建设和运行工作，主要是在乡镇和社区进行高速稳定的网络铺设工作和在适当的场所进行公共服务器的运行维护。这些工作和数字图书馆在城市区域的建设工作之间并没有本质的不同，只要相关的运营企业能够定期参与维护，就能够在技术层面上实现乡镇和社区对接数字图书馆的可行性。

2.2旺盛的客户需求

随着社会文化的不断丰富和发展，城镇和社区居民了解社会文化、融入全新发展的社会文化的内心需求非常强烈。数字图书馆建成之后，可以让他们在现有的生活节奏下，在不增加经济负担和生活压力的情况下，按照自己的学习意愿和生活习惯，自主地安排自己的文化学习和活动，有效地迎合了乡镇和社区人们的学习需求。

2.3适宜的服务环境

数字图书馆与传统图书馆的存在形式不同，这就决定了在数字图书馆的运行过程中，为会员提供的服务方式也不同。对于乡镇和社区的居民来说，只要学会了利用关键字进行搜索，就可以在数字图书馆进行资料搜索和查阅；对于数字图书馆的会员来说，学习数字图书馆的使用方式的过程，也是成长和进步的过程。

2.4强大的政策支持

为了全面提升我国社会文化综合服务水平，我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强化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成果的重大文化发展建设策略。在相关策略的带动下，我国现已建成一个国家中心、33个省级分中心、2，840个县级支中心、28，595个乡镇基层服务点和60.2万个行政村基层服务点。各级文化服务机构的建立，快速有效地建立起一个系统覆盖全国、省、市、县（区）、乡镇（街道）、村（社区）等六级服务机构的服务网络，这种服务网络的建立，为数字图书馆的推广奠定了扎实的基础。从政策支持的角度来看，我国政府已经开始重视对乡镇地区人口的社会文化普及和教育工作，而这项工作的主要诉求和乡镇及社区建设数字图书馆的根本诉求是一致的。鼓励性的政府指导政策的出台，为乡镇和社区数字图书馆的建设奠定了扎实的政策基础。

3乡镇和社区对接数字图书馆的实践探索

林甸县花园乡在前期的发展建设过程中，通过积极的引导和教育工作，实现了劳动力从传统产业向新兴产业的转移。应当说，花园乡的前期工作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但实现劳动力的转移，必须要建立在劳动力素质普遍提升的基础上。所以，花园乡也积极地进行了数字图书馆的实践活动。

3.1林甸县花园乡的发展建设情况

花园乡是林甸县的下辖乡镇，全乡共有11个行政村和78个自然屯。全乡面积67.89万亩，其中耕地面积只有28.5万亩，草原面积有30万亩；全乡共有人口3.1万人，其中农业人口28，576人。因劳动力产业结构比较传统，为了更好地促进花园乡的发展，当地政府把劳动力结构的调整工作作为主要工作。目前，全乡共有劳动人口1.7万人，占总人口的54.8%。其中从事奶牛养殖业的劳动人口有5，200人；从事绿色、特色种植业的劳动人口有800人；从事商业、餐饮、服装、建筑、运输、贩运等行业的劳动人口有3，400人。从目前林甸县劳动力行业分布情况来看，大多数劳动力都在从事着比较基础的劳动工作。这些工作传统、简单，对科学文化知识的需求有限，但事实上，随着社会劳动力水平的不断提升，参与各项社会劳动所需的文化知识水平已经实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无论是传统的农业种植还是农畜养殖，先进的科学知识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劳动者的劳动效率和劳动效益。如：我国奶牛养殖业就已经实现了奶牛喂养管理的机械化以及牛奶制品加工生产的自动化，我国的奶牛养殖业已经依靠科技进步进入现代化发展的新时期。但是在林甸县花园乡，参与农业劳动的劳动力的知识文化水平仍然比较落后，能够参与专业文化知识水平要求较高的行业工作的劳动力数量非常有限，这说明林甸县的劳动力的总体文化水平迫切需要得到提升。

郭敏：数字图书馆资源在乡镇和社区的延伸服务研究与探索3.2林甸县花园乡的实践状况

在发展过程中，花园乡政府将我国智慧城市建设工作的发展趋势与自身的建设发展工作形势紧密结合起来，将数字图书馆的建设工作与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工作紧密结合起来，把劳动力转移工作的开展与数字图书馆的普及工作结合起来，以数字图书馆的建设工作为切入点，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积极的工作探索：①按照土地区域的功能用途，将全乡土地区域进行网格化划分。分别划定居民生活活动较为集中的居住区、农工项目开展较好的农业区、种植业项目发展较好的种植区和草原区等多个主题区域模块。②以有线网络线路铺设全面覆盖居住区，无线网WiFi信号基本覆盖农业区、种植区，手机信号全面覆盖草原区为目标，实现网络信号和手机通信信号在全乡高密度覆盖。③投建数字化图书馆的运行服务器，将服务器设置在乡政府、学校以及农机站等场所，以农业主题为主要范围，建设一个与大庆市的城市数字图书馆系统全时空对接的数字图书馆。④组建教育小队，在全乡范围内组织开展“数字指导生活”的专题教育活动，每周三活动一次，在乡政府以及各村村委免费开设数字图书馆使用方法的主题教育公开课，为广大劳动者进行数字图书馆的应用推广教育工作。

3.3花园乡实践活动的成功经验

首先，关注社会文化建设，促进数字图书馆发展。数字图书馆的投建，将会对地方社会文化的发展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在花园乡的数字图书馆投建实践过程中，当地政府就注意到数字图书馆与地方文化环境发展之间的微妙关系。在投建数字图书馆的同时，对图书馆所在地的城市功能板块进行合理划分，顺应数字图书馆的建设和开放，为地方社会带来积极的影响，将数字图书馆对各地方文化发展的积极效用放大。其次，只有夯实技术基础，才能取得积极投建效果。数字图书馆的投建，离不开基本的技术支持。由于花园乡的有线网络铺设技术条件不够成熟，数字图书馆的正常运行只能在无线网络技术的支持下才能顺利完成。花园乡政府在投建数字图书馆之前大力推动无线网络覆盖的工作，有针对性地解决了花园乡居民的实际需要，有效地解决了花园乡网络技术基础薄弱的问题，让馆内资源得到了有效的利用。再次，多服务器同时运行，保证客户的使用效果。由于花园乡政府在投建数字图书馆之前，就对全乡进行了功能区域的划分，设立多台同时运行的数据服务器的做法，既增强了数字图书馆运行平台的稳定性，又提高了数字图书馆用户的使用感受，为数字图书馆能够在更加广阔的范围内进行优质的推广奠定了扎实的基础。最后，专职教育团队的存在，保证了图书馆的推广效果。数字图书馆的建设，会对社会文化产生重要影响，只有专题教育活动的开展，才能将科学文化知识转化为具体的生产力，才能真正将数字图书馆的积极作用充分调动起来。

4结语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我国的社会、经济、科技、文化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数字图书馆的建设，在全新的社会文化环境下进一步提高了社会文化服务质量和水平。花园乡的实践活动，充分考虑了数字图书馆投建的深远影响和重大意义，重点照顾了数字图书馆的用户的使用需求，充分结合了自身的发展需要，有力地推动了“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的落实。从实践活动取得的效果上看，数字图书馆的建设工作有效地提升了乡镇劳动力的综合素质和文化水平，提高了劳动者的积极性，使人们的生活质量得到了显著的提高。

参考文献：

图书馆社会实践总结篇10

近年来我国高校图书馆社会化信息服务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提高了高校图书馆资源的利用率。但是，我国目前图书馆实施的社会化服务与国外仍然存在一定的差距。我国的相关政策明确指出：“高校图书馆应该向广大的社会读者开放”，这一政策的提出也为我国高校图书馆实现信息服务社会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本文主要对中外实施高校图书馆信息服务社会化进行实践对比研究，为国内图书馆的发展提供可靠的借鉴依据。

1.中外高校图书馆实现信息服务社会化的相关文献研究

2010年，高仕健结合武汉大学校内图书馆的具体情况发表了关于图书馆信息服务社会化的相关实践研究，其中介绍了该校图书馆测绘学这一特殊专业的馆藏特色文献，并为我国测绘行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各种服务。同时，还有很多文献分别介绍了重庆、珠三角以及青海等地区高校图书馆为社会建设服务的实践研究。

2011年，何美琴发表了关于借鉴德国图书馆信息服务社会化的相关文章，文章主要介绍了著名的法兰克福大学校内图书馆，曾经开展多种形式的特色服务以此吸引学校外的读者进行阅读。金文花的《韩国高校图书馆在社会化服务中的地位与作用解析》详细地介绍了韩国高校图书馆具体的社会化服务以及开展的特色服务内容等。

通过对国内外高校图书馆实施服务社会化的研究文献发现，国内的相关研究理论比较充足，但是却少有案例。我国的案例分析主要是近几年才开始，针对高校图书馆服务社会化的具体情况，进行了理论的总结，但是理论的内容比较肤浅，依然没有建立比较完整的研究体系。我国对于中外高校图书馆实现社会化的比较研究比较少，并且研究的层面只停留在了宏观表面，缺乏对国外图书馆社会服务的比较分析。为了进一步对中外高校图书馆社会化服务进行比较研究，本文主要从高校图书馆建立的各个网站入手，分析探讨中外图书馆社会化服务的异同点。

2.中外高校图书馆实现信息服务社会化的具体现状研究

2.1调研情况

根据我国112所高校图书馆进行深入的调研，这些高校的图书馆都具有一定的实力，能够充分地反应我国图书馆实现社会化服务情况的现状。对于国外图书馆具体的选择对象，由于案例具有多样性，无法实际反映国外高校图书馆具体的现状，因此，参考了世界百强大学根据百度搜索，最终确定了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家，选取了164所高校。开展调研的具体内容包括图书馆进行社会服务的具体项目、读者的类型以及服务的各项收费等。

2.2调研结果分析

通过实际的调研不难发现，我国被调查的112所高校中9所学校网站中无法打开图书馆的页面，或者是网站内不包含对外服务的项目，剩下的103所学校都建立了对外服务的图书馆项目。国外的高校其中有36所的网站没有图书馆的相关信息，剩下的128所都能找到对外开放的服务信息。本文主要针对我国这103所高校以及国外的128所高校内的图书馆实施社会化服务的具体情况开展比较分析。

对图书馆内部的社会化服务的重视程度。国内与国外对图书馆的服务社会化内容重视程度存在较大差异，通过对学校网站的浏览发现服务项目的不同展示方式。第一种是在学校网站的主页上设置校友专栏还有来访者，将服务的内容进行科学的制定，读者可以利用快捷方式进行访问。第二种，在主页上设置单个项目支持对外服务，无法第一时间找到自己想要的内容。我国国内只有9所学校在网站首页上设置了图书馆相关的服务项目，整体的比例大约是8.7%，剩下大部分的高校图书馆都没有将社会服务的具体项目单独设置出来。然而大约有42.9%的国外图书馆在学校网站的首页上就明显的标志了有关图书馆的服务项目，方便访问者能够直接找到相关的服务项目。由此看来，国外更加注重高校图书馆实施社会化服务的项目，在学校的网站中能够明确的找到相关服务的内容。

读者类型。通过对调研的所有学校具体情况的分析，总结国内外高校图书馆具体的读者划分。我国高校图书馆进行社会服务存在三种对读者进行划分的标准，国外拥有五个标准，不同就在于国外的大部分图书馆都特别标明读者具体的年龄阶段以及一些比较特殊的读者，这种标准国内没有。国外非常注重校友这一特殊的群体，并对一些特殊读者进行了规定。在被调查的128所国外高校中，有86所学校内的图书馆都开放了对校友的服务，但是目前我国还没有类似的服务项目。一般情况下，对校友的相关服务都会区别于其他校外的读者。

服务项目。根据国内外对图书馆社会化服务开展的不同项目进行总结，主要分为三个方面，包括借书、阅览以及对外的信息服务项目。其中的信息服务项目主要包括查收、查引，以及馆际互借等内容。国内外对于高校图书馆进行的社会化服务主要集中在借阅以及电子资源、原文传递等方面上，对国内外服务项目的比较得知，国外在电子资源方面的社会化服务比较多，但是对馆藏目录方面只是集中在馆内检索的阶段，部分图书馆的电子资源无法访问，对校外的读者并不开放。而我国的图书馆在原文传递方面的服务比国外的水平要高。

3.国内外图书馆实施社会化服务存在的差异以及成因

3.1相同点

服务层面。由于国内外图书馆内部的基本功能一致，所以，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所有的图书馆社会化的服务类型都是借阅的形式，并进一步深化图书馆具有的社会化信息服务的功能。与此同时，大部门社会企业都会进行横向服务的开展，结合自身具有的特点，建设属于自己的特色服务，将高校图书馆作为社会的公共服务，充分发挥图书馆的价值，通过图书馆开展的社会化服务有效地传播知识内容，最终提升整个民族的文化素养。

资源共享层面。国内外高校图书馆开展的社会化服务，都会根据自身的具体情况组建图书馆之间的联盟，实现馆际互借，有利于实现资源的共享，不断完善图书馆的资源建设，最大程度地服务所有的校外读者。

政策层面。国家制定相关的政策，支持高校图书馆实施各种社会化的服务项目，使图书馆服务具有合法性，并受到相关法律的保障。2004年以后，我国的相关政策表明，无论什么身份的公民，都有权利利用图书馆内的资源，政府也鼓励公民享受这一权利。我国在2002年就颁布了对图书馆实施开放的相关政策，提倡人们去图书馆借阅读书，这一政策的颁发，为我国图书馆的开放提供了可靠的保障，推动了图书馆实施社会化服务的进步。

3.2不同点

机制差异。从整体上分析，国外的高校图书馆实施社会化服务拥有悠久的历史，对于社会化服务具体的政策和制度都比较完善。社会上的读者可以在图书馆中享受查询、外借以及信息咨询等服务的权利，美国的高校图书馆还曾经尝试向国际组织提供相应的服务，建立公共图书馆。但是，在我国，对图书馆的服务管理工作却没有科学有效的管理机制，虽然实现了一部分图书馆能够对外开放，却只能进行阅览，社会上的读者无法实现图书的外借，图书馆对外的服务项目单一，仍然存在大量的图书馆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连基本的开放服务都无法向校外读者提供。

经济差异。在上文中的调查中不难发现，我国各个地区高校图书馆的发展水平存在巨大的差异，例如，在西北地区的一些高校图书馆，包括青海以及地区，都无法从网页上找到校内图书馆实施的各种社会化服务项目的相关内容，自身拥有较少的信息服务项目。而在我国的东部地区，图书馆实施的各种社会化服务都比较健全，大部分图书馆除了能够满足社会读者阅读查询的基本要求，还尝试了向社会上的各种机构提供图书馆内部的相关资源，最大程度地实现馆内资源的价值，或者是向农村地区开展相关的信息服务，国外的图书馆发展的都比较成熟，具有完整、规范的系统，不存在发展出现巨大差异的问题。

立法差异。国外对高校图书馆实施开放政策也拥有较长的历史，制度非常成熟。而我国关于图书馆社会化服务的相关法律条文并不明确，对图书馆实施社会化服务的项目重视不足，只是将图书馆作为高校教育的辅助工具，对于图书馆内部的藏书已经无法满足读者多样需求的现状，只停留在宣传的表面，而最终实施的效果并不明显。

4. 总结

通过对国内外部分高校图书馆社会化服务的对比研究，国外施行的各项服务项目都没有影响图书馆自身的建设，同时，通过社会化服务吸纳了更多社会资金。我国高校图书馆的社会化服务需要不断更新理念，开放思想，吸收借鉴国外图书馆社会化服务的成功经验，不断完善我国高校图书馆内部的社会化服务，真正做到为社会服务。首先，需要在思想上重视图书馆的社会化服务，形成良好的社会氛围，做好社会化服务相关的培训工作，改变以往的思想观念，在思想上足够地重视图书馆社会化服务的相关工作。其次，对于图书馆社会化专业化的管理，培养相关的专业人才，将图书馆社会化服务落到实处，不断完善服务的相关项目。制定科学合理的制度，使高校图书馆实施的社会化服务能够更加系统化，真正实现高校图书馆服务于社会。再次，加大资金的投入，为高校图书馆的社会化服务提供有效的保证。

综上所述，我国高校图书馆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实现社会化服务，这不仅是时展的必然需求，也是实现图书馆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高校图书馆施行社会化服务具有可行性和必要性，国外高校图书馆实施社会化服务拥有健全的服务体制，然而，我国高校图书馆实现社会化服务还需要不断努力。我国需要借鉴国外高校图书馆实施社会化服务的成功经验，但是由于发展历史以及地理环境等存在的巨大差异，想要发展我国高校图书馆内部的社会化服务必须根据我国的基本国情，不能照搬国外的成功经验，制定特色的发展路径，循序渐进，逐步实现信息服务社会化。

参考文献：

[1]夏年军.我国高校图书馆社会化服务研究定量分析[J].图书馆学研究，2012（5）： 7-11.

[2]高仕健.论高校图书馆科技信息服务社会化――武汉大学图书馆的实践[J].图书馆建设，2010（5）：55-57.

[3]张必兰.基于专题合作的高校图书馆社会化服务模式研究与实践――以重庆工商大学图书馆为例[J].图书馆学研究，2010（6）： 75-77.

图书馆社会实践总结篇11

[分类号]　G250　D922.16

1、引 言

关于制定中国图书馆法的设想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2001年，郭凤莲等34名全国人大代表提出关于制定图书馆管理法的议案，使该部法律的立法前期准备工作正式开展起来。为此业内人士进行了大量的理论性探讨和具体草拟稿的框架设计，但是这些工作对该部法律的诞生所起的推动作用似乎不大。2005年11月，在图书馆学会第七届学术委员会成立大会上，文化部有关领导消息，重新开始《中华人民共和国图书馆法》的立法推动工作，这对于期盼已久的图书馆界来说是一次绝好的机遇。针对图书馆界20多年来为推动图书馆法立法进程而进行的理论研究，学者们业已总结了经验和不足之处，这些都非常必要，有利于我们清理既往工作中的困惑和思路，为下一步的立法推动工作提供借鉴。

2、图书馆立法策略之不足

反观20多年来图书馆界关于立法的理论与实践，笔者认为尚欠有效的策略，未能积累可供立法者参考的实践经验，使得立法条件成熟缓慢。因此，本文以立法策略为视角，着重分析既往立法推动工作中存在的几个问题，并从立法规范和实践层面进行反思与研究，以为推动图书馆立法工作尽一份力。

2．1　地方立法动作迟缓、数量少

在20多年的图书馆立法推动过程中，我们对制定国家法报以极大的热忱，主要的论证与研究也围绕这个目标进行。而我国立法机关多以先有实践，后有立法的模式开展立法活动，每部法律的出台除满足必要性和迫切性之外，还需要实践经验的积累。这是因为：首先，一些涉及地方财政资源分配和体制改革的问题，如果一开始就由全国人大进行新的制度安排，不仅推行难度大、效果差，而且风险较大。降低风险度的一个好方法，就是先由地方人大或政府在其行政区域范围内进行实验，当实践证明该新制度安排具有可行性和普遍性后，再通过国家立法方式使其获得法律地位，以法律的形式来推动新制度的实施；其次，地方立法的民主参与更加直接和广泛。为了保证地方立法的民主化、科学化，提高立法的质量，各地方人大、政府建立了立法听证程序，为图书馆界提出立法建议与意见提供了直接参与的渠道，为立法机关收集、获取可靠的地方立法信息和资料提供了来源途径；再次，地方立法的特色就是制定有较强的针对性、具体性的法规，是根据地方发展实际情况制定的务实的可行性法规，在地方性法规中，地方人大会根据地方财政状况为地方政府制定相应的义务。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以下简称《立法法》)的规定，能够制定地方性法规的事项有：为执行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需要根据本行政区实际情况作出具体规定的事项；属于地方性事务，需要制定地方性法规的事项；除了《立法法》规定必须制定为法律事项以外的其他事项，在法律尚未作出规定前，地方立法机构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

目前适用于全省或地市的图书馆地方性立法有8部，其中由省或市人大常委会制定的4部，分别是《深圳经济特区公共图书馆条例》(试行)、《内蒙古自治区公共图书馆管理条例》、《湖北省公共图书馆条例》、《北京市图书馆条例》；由政府制定的4部，分别是《上海市公共图书馆管理办法》、《广西壮族自治区公共图书馆管理办法》、《河南省公共图书馆管理办法》、《浙江省公共图书馆管理办法》。此外，正在着手制定图书馆地方性法规的还有江苏省、广州市。与拥有地方立法权的7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省会城市的数量相比，图书馆地方性法规的数量非常少。从制定上述8部地方性法规的时间跨度来计算，最早实施图书馆法的是上海市，至今已经10年，显然图书馆界在推动地方立法工作方面能动性不足，地方立法资源没有得到充分的开发与利用，缓慢的地方立法速度令人遗憾。

2.2　图书馆地方立法的作用还未能充分显现

现行8部地方性立法在各省发挥着怎样的作用?根据有关资料显示，湖北省2005年全省财政向公共图书馆投入共计8190.8万元，省图书馆、武汉图书馆占全省总投入的34.6％，全省有65个图书馆全年购书经费在5万元以下，其中5万元以下的有14个馆；3万元以下的有18个馆；2万元以下的有16个馆；1万元的有10个馆；不足1万元的有2个馆；恩施市图书馆、十堰市少儿图书馆、石首市图书馆、房县图书馆、云梦县图书馆购书经费为零；内蒙古自治区2004年全区公共图书馆共有购书经费274万元，比上年增加7万元，增长2.6％。自治区图书馆年购书经费120万元，同上年持平；盟市级图书馆12个，年购书经费75万元，比上年增加24万元，增长47％。旗县级图书馆96个，年购书经费100万元，比上年增加3万元，增长0.3％，年平均每馆购书经费只有10416元；2005年河南省图书馆全年购书经费是200万元，50％的县级图书馆全年没有购书经费；北京市2005年财政投入新增藏量购置费3690.9万元，全市共有25个公共图书馆，平均每馆购书经费为147.6万元。

上述4个省市已制定的地方性图书馆法中均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公共图书馆的业务经费和必需的设备费用列入财政年度预算予以保证”。但是，对法规的执行，北京市效果明显，其他3省却差强人意。地方立法创造出很多先进的制度和做法，有效地填补了制度的空白，不仅是进行了可贵的立法实验，更重要的是应当创造出先进的执法经验。地方立法必须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相关法律和制度的完善，以进一步发挥地方立法对国家法治建设的积极影响。如果地方性法规不能在地方得以贯彻落实，又怎能保证国家立法在地方得到遵守?从目前对8个省市的地方性法规的实施研究或报道来看，仅仅停留在对比其制定内容的相同与不同层面，针对是否解决了地区内特性问题和地区间共性问题的研究没有论及，其立法价值和社会效果的经验总结也不充分，尤其缺乏对地方制度不科学、不合理之处的改革意见和建议，不利于积累地方立法经验和为国家立法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意见。

2.3　缺乏权利主体一图书馆利用者的参与

《宪法》22条规定，“国家发展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学艺术事业、新闻广播电视事业、出版发行事业、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和其他文化事业，开展群众性的文化活动”，图书馆接受国家的委托，围绕着图书馆利用者的权利开展各项工作。

在推动图书馆立法进程中缺少利用者参与的主要原因包

括几个方面：首先，图书馆以自我为中心，过多地强调了图书馆经费问题、社会地位问题、员工待遇问题等，拉大了图书馆与利用者的距离，人们甚至怀疑图书馆立法努力的初衷其次，图书馆以管理者自居，管理意识重，服务意识淡，没有认识到自己与利用者之间是以经济资源与文化资源为纽带的共生关系；再次，一些图书馆制度和服务模式拒利用者于门外，戒备意识强，接纳意识差，造成行业自我封闭，难以建立公众的信赖。近年来，图书馆界已经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加强了关于读者权利保障方面的制度研究和探索，但是这仅仅是图书馆以代言人身份发表的“保护论”，仍然少有利用者积极参与，不能站在其立场上对图书馆缺少法律规制的状况向国家提出迫切要求，甚至图书馆利用者的“麻木”、“冷漠”使立法者认为社会公众并不需要图书馆，也就不需要为图书馆立法，更增加了立法的难度。

立法就是为了平衡、协调社会资源和利益，是一场由众多主体参与的力量博弈。图书馆法调整的是政府、图书馆、利用者及其他社会组织团体等之间的关系，其中，利用者是图书馆法律关系中的终极权利主体。立法机构、政府部门、图书馆、利用者、企事业单位等都在立法过程发挥着影响，并成为中国立法背后不可忽视的力量。图书馆事业如果失去了利用者的理解和支持，就失去了发展的动力之源。利用者对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愿望是不是足以使立法者有信心和决心制定法律，关于这一点我们的认识还不很清楚，但这正是今后图书馆立法研究中值得重视的问题，图书馆应积极寻求他们的支持，采取措施引导他们参与到立法推动工作中来。

2.4　未能寻求司法与图书馆实践的互动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先后制定了许多关于图书馆的政策，国家法律和行政部门制定的诸多规章中也涉及到与图书馆有关的内容，地方性的法规有8部。上述法律、法规、规章的适用情况并不乐观，蕴含其中的潜在作用和功能并未有效发挥。主要表现是：

2.4.1　政府不依法办事，损坏了社会信任体系 上面提到的湖北省、河南省、内蒙古自治区制定的图书馆地方性立法中虽然规定了各级人民政府要保证公共图书馆的业务经费和必需的设备费用，并且列入财政年度预算，根据地方财政发展情况逐年提高，但一些地方政府(尤其是县级政府)以财政困难为由，无视法规中政府的义务，没有依法办事，使法律形同虚设。

2.4.2　相关部门无视制度规定，导致国家管理的预期目的无法实现1979年国家出版局了《关于征集图书、杂志、报纸样本的办法》，但是现实中的呈缴情况却相当严峻，省级公共图书馆“缴送率能够超过20％的，为数不多，相当数量的省级图书馆的收缴率基本为零”。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卖掉公共图书馆、出租图书馆设施等事件而无人问津的情况。

制定出台的法律、法规得不到贯彻执行，立法者所确定的目标就不能实现，法调整社会秩序的作用就会失效，它就是一部“死”法，仅仅是文本而已。既然作为法律义务的承担者――政府缺少自觉守法意识，不履行职责，那么借助司法的功能就是必需的。因为在社会中形成的组织力量、个人力量比起政治力量、经济力量而言，其作用力是十分有限的，司法权的介入有可能使较弱一方的力量有所抬升。

只要法律在社会纠纷的解决过程中被适用了，法律本身的功能与作用在这一社会关系当中就得到了实现。同时由于司法活动的指引和约束力量，更多的同类社会关系也因此而被引向依此规则行事，此时，该规则就在更加广泛的范围内实现了。图书馆法规的司法适用是将司法活动与图书馆实践会合，通过化解矛盾与冲突，既可以检验现行立法和制度是否完善，现行的法律规范和司法程序能否满足社会需要，也可以由此揭示法律的缺失和遗漏规则，从而为制定新的法律规范或制度提供司法范例。

3、推动制定图书馆法的新策略

我国图书馆立法面临复杂的社会环境和一系列难题，在总结和学习既往专家学者经验的基础上，针对上述存在问题，笔者认为需要以新的立法策略来推动新一轮图书馆立法。

3．1 图书馆立法的渐进路向是以地方法治推动国家法治

在国家法律空白或缺位时，地方先行符合法治的要求和法治的精神，以地方立法保障地方法治建设，是国家法冶渐进性发展的一种体现，客观上能够推动整个国家法治化的进程。

中国图书馆学会可以组织统筹全国地方图书馆立法工作，联系地方图书馆学会，对各地立法资源和基础性工作进行摸底，考察经济发展状况、地方立法机关的重视程度、先期理论研究工作和社会环境的支持情况等，分别列出推动次序。对于条件成熟的，应加大推动力度，争取先立；对于条件有待努力的，应做好调查、研究、讨论工作，做到有计划、有步骤、团结协作共同推动地方立法。

针对地方立法不能得到落实的情况，各地图书馆界要积极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加强联系，争取他们对图书馆事业发展中存在困难的关注，并以视察、执法检查等活动了解地方政府对立法的执行情况，从而有的放矢地提出要求政府整改的意见或建议。

3.2　引导与启蒙利用者的权利意识，争取广泛支持

“图书馆权利，从根本上说是利用者的权利”。随着“权利的时代”的到来，图书馆要着力解决利用者对图书馆立法全然不知和无法参与两个难题：一方面，图书馆可以成立读者管理委员会，针对文献采购方针、原则和计划以及图书馆管理等事务，吸引热心读者参加，使图书馆与利用者之间逐步消解不满和紧张关系；另一方面，可以邀请读者参加立法研讨，宣传立法中读者权利的含义与意义，听取他们对立法的期望，促使其为图书馆立法献计献策，使图书馆与利用者成为推动立法的共同体。

3.3　注重发挥司法对立法的影响力

国家建构了多种解决纠纷的机制，其中司法机制是最普遍、最重要的一环。自2002年陈兴良中国数字图书馆有限责任公司侵犯其著作权的诉讼起，类似案件日益增多，为此数字图书馆屡屡成为被告。在国际、国内保护知识产权的背景下，来自于当事人的诉请、行政的干预、立法的及时调整、司法的救济等因素，共同营造了一个催生《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的环境。

图书馆社会实践总结篇12

开幕式上宣布了“2013中国图书馆榜样人物”评选结果并进行颁奖。医学图书馆馆长陈锐、贵州省正安县图书馆馆长冯康、藏医学院图书馆馆长朗东・多吉卓嘎、天津市少年儿童图书馆馆长李俊国、广东省东莞市图书馆馆长李东来、上海浦东图书馆馆长张伟、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主任李致忠7人获得“2013中国图书馆榜样人物”荣誉称号。榜样人物的评选展现和宣传了当代图书馆人的职业精神与道德风范，彰显和弘扬了推动图书馆事业发展的精神力量。

8日下午，年会闭幕式在上海浦东世博会议中心举行。闭幕式以文化学者余秋雨题为《生命因阅读而宁静》的演讲开场，之后揭晓了年会各大奖项归属，《图书馆发展浦东共识》，宣布2014年的中国图书馆年会将移师北京市东城区举办并举行会旗交接仪式。国家图书馆馆长、中国图书馆学会名誉理事长周和平致闭幕辞。

年会学会会议包括大会学术报告、主题论坛、分会场、卫星会议等内容。年会开幕式上，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副秘书长，民进中央副主席，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朱永新先生作了题为《文化中心，精神客厅，心灵牧场――我心目中理想的图书馆》的大会学术报告。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国家图书馆副馆长陈力主持了报告。朱先生从一个读者、一个教育家的角度，从六个方面描述了他心目中理想的图书馆的模样。他认为：第一理想的图书馆，它应该是文化中心、精神客厅和心灵牧场；第二理想的图书馆应该有最经典最美好的书籍，基本藏书；第三理想的图书馆应该有用心推荐好书的专业馆员；第四，理想的图书馆应该面向未来培养读者；第五，理想的图书馆应该快捷、方便没有门槛；第六理想的图书馆要成为推动阅读的枢纽；报告既是对理想中图书馆的赞美，同时也带给每一位图书馆员对现实图书馆服务深深的思考。

本届年会组织策划了5场主题论坛和29个分会场，分别于11月7日下午、8日上午和下午三个时段展开。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主办的“知识给人力量 阅读引领未来”主题论坛，以案例分享和专家点评的方式展现了图书馆阅读服务的风采。上海图书馆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和上海浦东图书馆主办的“阅读的未来――生态重塑与阅读复兴”主题论坛交流和探讨了未来图书馆阅读服务的生态发展。中国图书馆学会专业图书馆分会、高等学校图书馆分会和医院图书馆委员会联合主办的“图书馆学科化服务战略转型和最佳实践”，针对图书馆学科化服务的发展进行了分享和交流。图书馆报主办的“融合与机遇：数字时代的馆社对话”，对数字时代图书馆和出版社携手共进做了积极的探索。龙源数字传媒集团期刊传播研究中心主办针对“公众移动阅读服务”主题进行交流和探讨。

本次分会场的策划和申办进一步面向业界开放，宏观规划精细组织。分会场更加注重对各图书馆优秀经验的鼓励和推介，分别针对图书馆未成年人服务、图书馆法律法规、图书馆多元化服务、基层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图书馆资源建设、绿色图书馆建设、图书馆用户教育、民族图书馆事业、古籍整理与保护、地方文献工作、机构知识库建设等方面设立，通过相互介绍和交流学术成果、实践经验和发展设想，促进今后图书馆理论与实践的发展。

为进一步完善学术会议体系，挖掘年会内涵，本次年会借鉴国际图联大会卫星会议的成功经验，首次策划组织卫星会议，以“会前会”和“会后会”的形式组织交流研讨会和图书馆实地考察。11月3日至5日，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创建与公共图书馆发展”和“基层图书馆服务体系和服务效能”为主题的会前会分别在苏州市和常熟市举行。11月9日至12日，题为“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研讨会――第二届总分馆建设论坛”“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中心馆、总分馆及专业主题分馆服务实践”“数字时代大学图书馆服务创新实践”的会后会分别在嘉兴市、杭州市、南京市举行。卫星会议为业界同仁特别是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图书馆进行考察观摩、工作交流及学术研讨提供了便利。

按照惯例，中国图书馆学会每年都会围绕年会主题和若干分主题面向全国图书馆界组织征文，并成立“论文评审委员会”评选出一、二、三等奖论文予以表彰和推介。据了解，本次年会征集论文数量1 559篇，参与作者近2 000名，体现年会对全国图书馆界的巨大影响力。年会期间，一等奖论文结集出版并向参会代表发放。同时，评出征文活动组织奖19个，在年会闭幕式上进行了表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