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行政管理论文篇1

政府的现实差距比较

所谓服务型政府,是指在公民本位和社会本位理念指导下,按照公民意志,通过法律程序组建的服务公民和服务社会的责任政府。从形式上看,服务型政府主要体现在理念、制度和行为三个层面:从理念层面上看,服务型政府是一个执政为民的政府;从制度层面上来看,服务型政府建设是一场全新的职能配置、管理方法和运行模式的革命;从行为层面上来看,无论是从行为范围、行为方式还是行为效果,都要从社会公众需要出发,以社会和公众的满意为依归。构建服务型政府的过程,就是要从以政府为中心的管理向以公众为中心的服务转变,这就意味着需要重新调整政府角色的定位,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几千年以来的管制行政的政府模式。但东北地区计划经济体制遗留下来的问题还十分突出,政府总体上还处于管制型政府阶段,仍然以行政或审批的方式支配大量的国有和非国有社会经济资源,服务理念远未真正形成;官本位、权力本位现象根深蒂固,行政方式依然以管理和控制为主,将行政管理视为行政监管、行政管制的观念普遍存在;政府在管理过程中表现出重管理、轻服务的倾向,公共服务质量普遍不高等,再加上计划经济体制的惯性作用,导致服务型政府在东北地区的建设状况总体并不令人满意。

东北地区服务型政府建设落后于东部和沿海地区,从表面上看,主要表现在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投入不足、社会组织发育不健全等方面。但从深层次上来看,其滞后的关键在于理念的落后:传统的自然经济和小农经济思想积淀深厚,计划经济影响深远,加上改革开放的步伐远远落后于东部沿海地区,造成了东北的相当一部分干部群众还存在与服务型政府发展相悖的重官轻商、安于现状、封闭保守等落后观念,政府也习惯把发展经济作为唯一的核心职能,造成政府定位模糊,政府职能转变缓慢。反观东部沿海地区,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政府权力的收缩和人民意识的增强,要求政府为社会、公民和企业提供服务的呼声高涨起来,对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的质与量都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要求政府不只是管理好社会公共事务,更重要的是要提供更多更优质的服务。在此背景下,东部沿海地区地方各级政府逐步树立起现代政府理念,克服传统行政管理的束缚和影响,在行政过程中渗透顾客至上、有限政府的相关理念,在经济发展中充分发挥政府的产业导向作用,在建立和健全市场规则、优化经济发展环境、提升政府结构能力等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绩,通过政府流程再造、引进全面质量管理、健全公共决策制度等手段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健全、完善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机制。上海、浙江、苏州、南京、青岛等发达省市在改革传统的行政管理模式、建立服务型政府方面取得了初步的成效,这些地区的先进经验为东北各级政府作出了表率,提供了经验。

二、影响东北地区构建服务型政府

的制度环境

中国大多数的经济政治制度变迁是循着“小范围制度变通—局部突破—全国运动式推广”的发展轨迹。小范围的制度变通使微观主体在相对成本或者偏好的变化的情况下,主动地对原有制度进行调整。当这种变通的市场利益明显的时候,变迁就会在更大的范围得到认可。地方政府和学者就开始营造舆论,影响更高一级的政府,直至中央政府,制度便开始了意识形态化的过程。一旦成功地意识形态化,就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此时,对其他地区来说,这种变迁带有很强的被动或者说强制性色彩(谢子平,2003)。构建服务型政府的制度变迁也同样遵循这样的逻辑。对于东北地区而言,构建服务型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属于强制性制度变迁,在东北这样一个缺乏以市场为价值理念、以创新发展为改革思维、以公平效率为行为准则的地区,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制度变迁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滞后性。

制度环境影响着治理结构或机制的选择［2］,决定了地方政府的目标以及可供调遣的体制内资源。从全国的情况来看,目前各地方的制度环境具有相似性,都面临着相互竞争的特点,这种竞争不仅仅只是经济实力的竞争,还涉及到政府效能、政府管理水平的竞争,在进入到发展的新时期之后,制度环境更是纳入到更高层次区域竞争的范畴,并将其与执政合法性联系起来,通过经济的可持续稳定发展,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取得人民的支持和信任。应该说,这种政绩合法性建设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前期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3］,但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日益加深,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的程度日益提高,以经济增长获取执政合法性的边际效用日益降低。具体到东北地区的制度环境,由于东北老工业基地计划经济体制下遗留的问题还比较严重,市场化程度低,国有经济比重过高,且未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主体,其他市场主体、要素市场发育缓慢,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经济活力差,自我调节能力不足,导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面临相当大的冲击。近年来,东北在全国经济总量的比重大幅度下滑,总体经济出现不景气状况,使得以往封闭的资源开发系统的弊端暴露无遗,产业雷同、重复生产和产业结构失调的现象尤为突出,一批工厂破产,大批工人下岗,农村情况也不容乐观,一批煤炭、林业等资源型城市的枯竭使得经济社会发展状况雪上加霜,随之而来的各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面对社会转型期的挑战更加严峻,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各领域都需要政府的介入,大大增加了政府管理社会的难度,分散了政府精力,促使东北地区各级政府必须全力确保经济发展速度,以经济增量的扩大来消化和防范社会突发事件的发生,以财富的增长消除社会不安定因素。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建设服务型政府并没有实质上成为东北地区各级政府实际工作中的重中之重。

同时,我国各地面临的制度环境是一种行政集权下的财政分权［2］,20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进行财政分权,采取财政包干制,从而形成中国式的市场维护的联邦主义［4］。1994年实行的分税制改革,仅仅解决了税权的划分,而对事权的划分仅限于中央和省一级政府,对省级以下地方政府划分并没有明确,由此形成的省级以下的财政体制与分税制的设计初衷相差巨大。在收入划分上,从自身便利性出发,各级政府都是“层层抓大”,将大税种抓在自己手中,以至于下级政府最终面临财权日益上收、事权却不断下压的尴尬局面。从地方政府官员的政治市场新角度进行分析,中国的政治集权和经济分权这一对矛盾,必然导致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官员只能采用经济指标考核下的政治晋升制度。由此,政治竞争引发了强烈的地方扩张冲动,各地方的政治晋升锦标赛不同于经济市场竞争,这是一种零和博弈。另从公共选择理论可知,政府官员同企业竞争者一样,都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扩张个人控制权。综合起来地方政府官员有三条途径:第一条途径就是向上晋升,即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获得个人控制权;第二条途径是向下深入,也就是运用行政权力更多地干预企业等微观经济社会主体和公民的日常生活;第三条途径就是横向扩张,地方官员控制的地方资源和经济社会规模的迅速增长。在东北具体的制度环境下,由于国有经济比重超大的特点以及国有产权实际归属利益人不明的属性,使得东北各级地方政府官员更加方便于在所辖国有企业运用行政权力实现个人利益效用最大化,服务型政府的实施可能反而会压缩政府及官员的权力寻租空间,损害部门利益。这就不难解释,近年来东北地区各级政府在加大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投入力度的同时,其行政权力还依旧习惯性地停留在一些不该停留的微观市场领域,甚至“武断”地发挥着影响,制约着政府职能内容、实现方式、职能划分与机构设置方面的重新定位,阻碍服务型政府的创建。

三、导致东北地区构建服务型

政府滞后的激励机制

为什么东北地区服务型政府建设没有取得预想中那么明显的成效呢?这需要研究东北地方政府的激励机制。总体来说,地方政府是一个完整的科层制官僚体系,金字塔的结构决定了各位官员还是十分关注自己的职业生涯和个人利益的,在这些官员中,最关键的是这些对政府行为有着决定影响的拥有决策权的一把手［5］,假设各级政府的一把手是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那么他们关心的主要是在职业生涯中进一步升迁,或避免被淘汰出局。因为他们的工资、地位、成就感以及其他待遇都是与其职位直接相关的［6］,在政治竞争的制度环境中,政绩已经非常细致地纳入干部考核与晋升中。同时,现行的干部晋升制度是一种典型的“淘汰制”,官员自上而下地逐级晋升,一旦在某一个级别没有得到提升,就失去向更高级别晋升的机会。这种晋升有两个特点:一是根据参加竞争的官员之间的优者取胜的相对标准来提拔官员;二是这种淘汰制还对年龄进行了限制,即某一类干部只能在某一年龄以下进行提拔。这意味着,如果一个干部在某一职位滞留过久而导致年龄超过了某一规定年限,那么他的职业生涯就会在某一职位停滞［6］。在这种政治竞争的制度环境中,诱使地方政府官员关注任期内的政绩,尤其是短期政绩。同时,在淘汰制加年龄限制的晋升制度下,官员也只能关注短期的政绩,即“站台式的阶段目标”,随着近年来干部流动的加快,官员在一个职位上任职的时间也进一步缩短,更加剧了官员追求短期政绩的行为倾向。

在市场化程度低的东北地区,一方面,政府官员容易沿袭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思维惯性,将精力放在抓经济方面,期望借助政府的力量来推动经济发展,并从“市场失灵”理论中获取支持,使得东北各级政府更加向往垄断社会资源,并试图延续用行政权力分配资源。来自“东亚模式”的现实依据也告诉我们:只有这样,才能在短期内取得经济的显性发展,达成跨越式巨变,实现站台式的阶段目标,官员也才能在政治竞争中获取更有利的位置,至于这种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模式造成的延缓市场主体的成熟、冲击市场交易关系、恶化市场发育的宏观环境等一系列后果,导致后发地区竞争力减弱,与领先地区之间差距拉大的长期不利潜在因素,由于出现的时间滞后性,并不能对官员的晋升产生实质影响。另一方面,东北地区创建服务型政府,由于受体制、文化、传统诸多因素的限制,属于一种长期性的系统工程,初见成效的时间跨度非常大,难以“立竿见影”和短期奏效,其绩效也难以测量。另外,构建服务型政府这一制度变迁已经在全国属于没有多大创新意义的项目,在此方面即使取得成绩,对地方官员的晋升的作用也不比其他项目来得直接。对于东北地区而言,由于构建服务型政府收益小而成本大,属于一种“投入大,产出低”的低效益项目,政府及其官员出于自身的考虑把精力放在“效益”更高的方面,是一种“明智”的选择。

其次,由于东北地区作为后发地区,经济建设方面容易出政绩,在现有的干部激励机制下,官员之间会在政绩上进行竞争,这样就产生了类似于“囚徒困境”的博弈:如果别的官员都把精力放在了抓经济和招商引资方面,那么他的最佳选择也是采取同样的办法,否则,就会在竞争中处于劣势甚至被淘汰。

最后,由于我国行政机关采用的科层组织的正规性和层级制,在地方官员中,晋升机会只属于一小部分人,绝大部分没有晋升机会的官员构成了公务员的主体,因此地方官员追求的扩充个人控制权的途径只好放在了向下深入和横向扩张上;由于东北国有经济比重过大的特性,东北地区各级政府必然充当行使国有资产管理者的角色,这就决定了政府在一定程度上直接拥有控制大量国有企业的权力。再加上我国官本位的传统思想影响深远,地方资源的产权性质与公共选择制度约束失效,使得东北地区更有官员自我向下扩张控制权的便利和条件,以至于相当部分行政官员持有“没有必要对民众负责,即使为民着想也得不到什么好处”的错误思想。驱动政府作为的激励不足,构建服务型政府在东北政府内部缺乏必要的内源动力。

四、造成东北地区构建服务型政府

滞后的制约因素

尽管由于特殊的体制环境等诸多因素影响,使得东北地区在构建服务型政府方面没有形成强有力的激励机制,但东北地区在此方面的整体性滞后,说明在制度层面上,还存在着一定的制约因素。

1社会约束

目前,虽然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宣传已在全社会轰轰烈烈地展开,文件、通知也在各级政府层面上传达,但由于东北地区是计划经济及其观念影响最深的地区,形成以官本位和关系本位为特征的传统行政文化,政府管理规章因人而异,对一些三资企业不能一视同仁,在税收征收、许可条件、收费标准等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别;动辄就进行地区封锁,借评比、展销等活动上门拉赞助的现象依然存在;以发展经济和治理软环境为由规定执法,对本地各类开发区和部分企业实行所谓的挂牌保护、封闭式管理的做法时有发生。在经济体制运行过程中,东北地区政府追求部门利益的举动还十分突出,表现为某些政府部门或行业单位,依然凭借其行政特权(劳动用工人事权、资金审批权、技术改造审批权、产品价格审定权等),通过合法与不合法的收费,采取不正当的手段吃拿卡要,为本部门、本单位人员的消费谋取经济收入。在政府内部,相当部分的工作人员对于“什么是服务型政府,怎样建设服务型政府”等问题还存在疑问,对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方向还比较茫然;对服务型政府宣传面也过窄,目前尚处在政府机关热、公民冷的状态。东北地区至今尚未形成“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宣传氛围,许多公民对公共服务型政府没有印象,至于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内涵、标准就更不清楚了。笔者在吉林、黑龙江、辽宁的部分省直单位调研发现,一些政府机关的领导、公务人员也说不清服务型政府的具体内容,可见东北地区服务型政府建设影响有限。东北地区建设服务型政府本身没有让群众直接感到有多大变化,不能形成公共服务的供给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互动,再加上区域内跨国公司和外商比重很小,政府很少受国际规则的约束,社会、公民、企业要求政府提供优质服务的呼声还不及沿海高涨,社会约束力不强。

2财力约束

政府行政管理论文篇2

一、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现实意义

1、经过20多年的改革，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当前，推进以政府转型为重点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如果能顺利实现率先突破，必将成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巨大动力支持。

2、行政体制改革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指导思想。所谓科学发展观的实质是谋求经济、社会、环境几个方面的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是建立在以人为本基础上的发展。这就要求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协调一致，统筹兼顾才能谋求这种和谐。而能完成这一任务的必然是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只有在行政管理体制完善的前提下才能真正实现协调一致，统筹兼顾，否则谈不上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

3、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实现“十一五”规划的制度保障。我们应清醒地看到，我们所处的这个新阶段既是一个黄金发展期，也是一个矛盾凸显期，机遇与挑战并存，能否获得发展，需要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制度支持。例如，推进国企改革，发展非公有制经济，需要政府职能转变，为各类企业的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经济环境和市场

环境。

二、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难点

1、在发展的关键时期和改革的攻坚阶段，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成为制约各项改革的突破口和瓶颈，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与各项改革的整体性和配套性更强了，难度也更大了。特别是在深化全面改革的过程中，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既关系到经济体制改革，又关系到政治体制改革，处于改革的中心环节，因此如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不到位，各项改革就很难深入。

2、人民群众对公共服务的需求越来越高，对切身利益的关注度越来越强，这与政府能够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能力形成矛盾。我们正处于人均GDP从1，000美元到3，000美元的过渡期，在加快工业化的进程中，人民群众对物质文化的需求不断提高，期望值也不断增强。但是，我国具有特殊的国情，人口多，底子薄，地区、城乡发展不平衡的状况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彻底改变。同时，由于财力有限，政府能够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只能逐步增加和提高，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社会事业的发展，也只能逐步加快步伐。这种状况，与人民群众对政府的要求和期望值形成了反差。同时，人民群众不仅要参与改革，也要求分享改革的成果，希望尽快获得看得见的物质利益。这就要求在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处理好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与眼前利益的关系，既要引导群众参与改革，又要教育群众着眼于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而这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

3、政府管理由以行政手段为主的直接管理的方式向主要以经济的、法律的手段进行间接管理转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首先，要更新政府管理理念，彻底抛弃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和官本位的思想，实现由政府主体向市场主体的转变。其次，要改变运用行政手段直接干预经济活动的做法，变微观管理为宏观管理，主要运用经济的法律的手段进行管理，加快法治政府建设，全面实行依法行政。再次，要尊重规律，按照客观规律办事。而这一切，都需要有一个过程，需要不断加大改革的力度。三、加快行政体制改革，促进政府管理创新的基本措施

1、推进政府职能的转换。推进行政层次和行政机构改革，政府首先要明确自己的身份：一是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当然提供公共产品并不等于自己去生产）；二是良好社会环境的创造者，“人民创造财富，政府创造环境”；三是人民群众公共利益的维护者，而不应该受某些利益集团的左右。在这个前提下，改革和完善政府职能要突出理顺“四个关系”：理顺政府与企业的关系；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理顺政府与事业单位的关系；理顺政府与社会中介组织的关系。要明晰政府边界，凡应由企业、市场、社会组织决策的事情应严格由他们决策，政府不应“越俎代庖”。凡是应该由政府承担的事情，政府责无旁贷，不能“缺位”。针对当前政府工作存在的“错位”现象，要强调由“经济管制型”转变为“公共服务型”，即转到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上来。各级政府要有意识地做到不干预微观经济活动，不包办企业决策，不代替企业招商引资。同时，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精神，探索新的行政管理体制架构，以解决层次、层级过多的问题，推进行政审批制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根据政府与事业单位分开的原则，稳步推进社会事业领域的体制改革。

2、推进与行政管理相关的宏观管理体制改革。在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与之相关的宏观管理体制，如财政税收改革、政府投资体制改革等。在财政体制改革方面，根据打造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要求，应建立、健全公共财政体制。按照“财权和事权相对称”的原则，科学界定中央政府与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的财政责权。

四、延续传统文明，推进政府文化创新

政府行政管理论文篇3

一、传统行政管理与政府问题

在传统的行政学理论中，政府是公共行政（publicadministration）的主体。在公共管理理念中，政府是居于公共管理（PublicManagement）核心地位和主导地位的主体之一。长期以来，特别是建立在行政行为阶段的政府理论，对政府的考察一直停留在内部静态结构上，甚至批评政府组织根本无法适应环境变迁的需要。一些学者在分析政府问题时，对政府组织的静态形式考虑过多，包括结构模型、管理方式、制度要素、价值判断等方面，最大的失误是忽视了运转起来的政府组织和参与其中活动的人之间的互动关系。这种风气从古典组织理论时期一直蔓延到今天，可以称之为“政府组织的静态”。

重新阅读古典组织理论的经典，我们会获得新的发现。马克斯·韦伯官僚制理论设计的前提是建立一套官僚权力对行政的控制机制。在他看来，劳动分工、层级节制、职业训练都是以权力的不可侵犯为基础，权力的绝对集中才能保证金字塔式的结构稳固存在。“任何官僚制组织都力求通过对知识和意图的保密来增强其专业上的优越地位”。[1]韦伯同时认为，官僚制的技术优越性高于其他任何组织，其基本原则实现了官僚制在行政中的协调与控制功能。但事实上官僚组织的理论设计与实践之间的严重脱节，官僚制的不透明性、组织僵化、严格的等级制度和理性主义的形式使任何公共组织不可避免地陷入封闭状态中，并且拒绝民主、民主思想的渗透。

马克斯·韦伯（MaxWeber）在设计组织模型时首先把静态的规则看成最重要的，强调规则对组织的重要性。其次，把组织结构分层看作是重要的，强调科层与权力、责任的完全配套。第三，强调权力神圣不可侵犯，目标的精确性。第四，非常看重官僚制每一层级中个人的质量——是否是一个具备专业知识的技术官僚。在韦伯那里，组织要素的重要性超过要素之间的互动作用。

巴纳德的研究重点放在组织结构的逻辑分析上，也是从静态形式入手分析组织的。他的观点是正式组织与非正式组织的重要意义是相同的，组织以什么方式、什么状态产生是判断组织结构、性质的关键，各级组织包括军事的、宗教的、学术的、的都是一个协作的系统，它们都是社会这个大协作系统的某个部分和方面。所有的协作行为都是物的因素、生物的因素、人的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这些不同因素的综合体。这些协作组织是正式组织，包含协作的意愿、共同的目标和信息联系。在所有的正式组织中都存在非正式组织。正式组织是保持秩序和一贯性所不可缺少的，而非正式组织是提供活力所必须的。两者是协作中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的两个方面。在巴纳德的观点中，协作的重要性显然是建立在更重要的对组织性质的认识基础之上。

同样，法约尔的研究以企业整体作为研究对象，他认为管理理论是“指有关管理的、得到普遍承认的理论，是经过普遍经验检验并得到论证的一套有关原则、标准、方法、程序等的完整体系”，有关管理的理论和方法不仅适用于公私企业，也适用于军政机关和社会团体。在1916年出版的《管理和一般管理》中，法约尔将管理活动分为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等五大管理职能和十四项管理原则，并进行了相应的分析和讨论。五大管理职能和十四项原则的重要性超过其他方面。

1937年，卢瑟·H·古立克（LutherH.Gulick）和林达尔·厄威克（LyndallUrwick）发表《行政论文集》（PapersScienceofAdministration），提出了“POSDCORB”职能，但仅“代表了1937年的公共行政”，“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在许多读者内心深处变成了僵化的‘科学原则’。”[2][P.55]1961年，利格斯发表《公共行政生态学》一文，一定意义上了行政生态理论，但他只是把行政行为放在环境的简单背景上进行剖析，仍旧没有逃脱组织是一种静态形式的思维模式。

也许，对于一些细小组织而言，以什么样的状态存在并不重要，但对政府组织而言，静态形式的过多考察明显地造成了政府组织的封闭性。

与此同时，传统的行政管理理论和官僚制理论对“行政”与“效率”的理解适应了这种封闭性，并使之获得了长足的发展。[3]官僚制范式的流行摧毁了一切公共组织可能有的变革思想，虽然后来许多学者对其弊端进行了批评，但官僚制作为一种有效的组织形态依然长期存在，并且在此后的发展中演变成了另一种形态，即作风。作风表现出来的等级森严、权力集中、惰性严重，没有进去精神，无效率等方面成为一切不作为的政府组织的病症，也造成了事实上的政府组织的严重封闭状态。在另一方面，传统的行政管理理论始终没能摆脱单一的价值追求，过多地围绕“行政”与“政治”的关系进行争论，看重“效率”这一静态结果，而忽视了对民主、公正、回应性、平等动态价值的考察。同时，强调政府行为与政治行为不可分离，政治对政府的控制主要以政策的产出为基础，这样，政府的行为就首先是为政治负责而不是为公众负责，表现出对社会、公众封闭的一面。休斯在“政治控制的问题”的题目下指出威尔逊“要对政治与行政，或政策与行政进行严格的区分永远都是不现实的，而且，美国实行的改革运动并未能实现将政策从行政中分离出来，或是将政治家从行政管理者中独立出来”恰好证明了这一点。[4][P.46]

政府组织的基本特性并不是静态形式所表现出来的封闭性状态，“管理职能”一词也不能代替政府的特性，而政府特性的研究也不能长期被忽视下去。抛开有关的争论，仔细审视政府组织的运转运动过程，全面梳理政府的运行轨迹，摈弃政府变革与发展的阻力，从一个新的视角全面理解政府组织，我们就会把握住政府的本质特性，促进政府更快、更好地前进。

二、政府的开放性特征

一个完整的组织从功能上看，其具备三个方面的特征：其一、资源聚集功能，即使各种分散的人力、物力、财力、智力、信息聚合在一起。其二、资源转换功能，即促使各种资源进行有效的配置，形成新的合力，实现“整体大于部分之合”的目的。其三、能量释放功能，即通过一定的方式释放组织的新能量，实现依靠单一资源无法实现的目标。从构成上看，社会组织的构成要素分为静态要素和动态要素两部分。静态要素构成组织的基本形式，动态要素构成组织的运转过程。静态要素是隐性的，只有通过动态要素才能体现出来。动态要素是显性的，只有在静态要素的基础上才能发挥作用。政府组织是特殊的组织，其聚集了丰富的人力、物力与财力资源，聚集了最有效的信息资源和掌握着最大的智力资源，通过有效的资源配置，政府组织可以解决其他社会组织无法解决的公共，提供公益物品和服务，满足公共的利益追求。在政府组织中，静态要素与动态要素的构成极其复杂，动态过程所表现出来的特性代表了政府一切要素的力量。在政府组织的多种特性中，开放性最为重要，也就是说政府组织的开放性特征是政府动态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最主要的特征，是所有构成要素的本质体现。

政府组织是依靠选择建立起来的，公共权力的分享与公共责任的承担要求政府必须以开放的方式与外部建立良性的关系。这不仅是政治民主的需求，也是政府组织自身的需求。Allison在其建立的模式中把公共组织所面临的外部构成要素归纳为三种协调关系，即：与同一组织的外部单位或该组织的各个部门的协调关系；与独立组织的协调关系；与新闻媒体和公众的协调关系。[5]开放性正是实现这种协调的前提。然而，现实中的政府组织忽视了这一点，其基本运转过程始终处于封闭状态，因此，必要的协调中总是问题不断。

一些者从古典组织的视野出发，把内部因素的互动关系看作政府组织存在的基础，而另一些学者包括张金鉴先生则从行政生态的角度把外部因素的互动关系看得很重要。在这些研究中，他们看到了内部与外部之间的关系，但对这种关系存在的基础忽视了，开放性正是这一关系存在的基础，能够解决和疏通因内外部关系不畅而造成的行政问题的发生。

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证明政府组织开放性意义的有力证据是尼古拉斯·亨利（NicholasHenry）的观点，他从相关中证实组织模型应该有三种流派：封闭模型、开放模型和综合模型。封闭模型中以韦伯为代表的官僚制理论（Bureaucratictheory）、以泰勒、吉尔布莱斯为代表的管理理论（Scientificmanagement）以及古立克、厄威克等为代表的行政管理（Administrativemanagement）或一般管理理论（Genericmanagement）三种最为盛行。开放模型中人际关系学派、新组织发展学派、组织与环境互动学派三种最为盛行。官僚制体制所治理的公民和官僚本身是反人本主义的，科学管理追求的效率能够服务于人本主义，也能够服务于其他价值。开放模型与封闭模型根本的差异可归纳为四项感知上的不同：对组织环境的感知、对人性的感知、对组织中操纵理念的感知和对组织在社会的角色和意义的感知。亨利虽然把开放模型的起源追到圣西门和奥古斯特·孔德的写作年代，并认可了他们“组织本身则是人性的解放力量”，“强调自发性组织的价值”的观点，[2][P.93-127]但组织的开放模型真正得到实践并不是从理论源头就开始了。因此，认识到组织的封闭模型与开放模型并十分完整地进行理论是尼古拉斯·亨利的贡献，也为我们进一步理解政府组织的开放性意义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汤姆·伯恩斯（TomBurns）和G·M·斯道克（G.M.Stalker）1961年在其《革新的管理》（《ManagementofInnovation》）一书中对开放模型的主要特征进行了表述，也为我们理解开放性提供了。开放模型的主要特征是：在不稳定条件下出现的非常规任务；专门化的知识来完成共同的知识；强调目的（ends）（或者把工作完成）而不是手段；组织内部的冲突是由同事的交互作用加以协调而不是由上面来裁决；强调“责任的轮替（sheddingofresponsibility）”；个人对组织整体的责任感和忠诚感；组织被看成一个流动式的结构（fluidicnetworkstructure）；知识能够位于组织的任何地方；组织中人与人之间的交互作用不仅倾向于纵向的而且还倾向于横向的；互动方式是为了成果和“建议”（而不是命令），而且以“贵族神话”为特征，包含了上下级最明显的服从关系；强调工作成果以及完成任务的卓越绩效，有时会牺牲对上级的顺从；声誉外部化了等等。[2][P.102-103]组织开放模型的特征是对其开放性的诠释，作为最大的和最为深远的公共组织—政府的开放性是政府组织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直接关系到政府组织的生存状态。

开放性是政府文明的标志，也是政治文明的标志。作为民主政治中的一种基本理念，它是一种渠道，传递民众和社会对政府的呼声和要求，并要求政府以自己的行动做出积极的回应。作为政府追求的一种价值，它是对政府状态的描写，反映了民众对政府评价和政府在民众心目中的地位。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它意味着在政府内部与外部必须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以利于政府机器内在运行和外在运行状况良好。政府开放性的基本内涵：（1）政府文明。制度追求与道德追求是政府的重要任务，关心政府的每一成员并实行人性化管理，通过民主的渠道树立政府的威信，通过科学的建立政府的信誉，有良好的政风。（2）发展环境优良。政府有能力为自己创造和提供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并与之建立良好的沟通机制，使政治环境宽松，环境良好，社会环境稳定，环境优良。（3）政府职能独立化。政府的基本职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职能是政府独有的。要使政治职能完善，通过民主与法制的手段确保一切民力得到正常发挥。要使经济职能社会化，通过建立多元的经济主体使经济成份的构成多样。要使文化职能丰富化，文化产品多样和多层次，真正满足人民群众对文化生活的追求。要使社会职能健全，最大可能和最全面提供各种社会保障产品、提供人人享有的社会救济和健全的社会福利事业。（4）政府行为公开化。通过行政听政制度、行政采购制度、行政审批制度的完善，使政府在行政决策、行政执行、行政指挥、行政控制方面的一切政务进一步公开化、透明化，并逐步建立各级政府财务公开制度和各级官员财产公开制度。（5）行政监督透明化。通过对监督目标的选择把政府自身监督与其他监督主体共同监督结合起来，公开监督结果，提出改进措施，确保监督效果。

由于政府组织具有主导地位，政府组织的开放性可以产生不凡的意义。在组织之间，政府组织、私营部门和第三部门中公平、民主的意义大于效率的意义；组织无等级与公共政策的平等性；公共制度（包括政治制度）的发展与进步先于技术的发展与进步，化模式是先进政治模式的结晶；组织在纵向和横向方面都表现出网络的稳固性，信息传输渠道畅通，即政府组织从中央到地方的纵向延伸与政府组织的横向展开、私营部门从大集团到家庭作坊式经营的纵向延伸与私营部门的横向展开、第三部门的不同类型分割等等，构成了整个社会完整的网络体系，便于各类信息的传输、共享。在实现民主行政的进程中，实现从行政听政到行政财务的全面公开；实现从政府上网到网络政务的全面公开，公文开放浏览，通过网络虚拟办公解决实际中效率底下的问题；实现从人的管理到制度管理的转变；实现政风的根本好转，建立公务人员平等、自由、民主参与公务的机制。显然，在这里，政府的开放性有两重基本价值：一是保证了有效监督机制的运行，通过规制与参与，确立“平行式”监督和“渗透式”监督机制。二是有利于政府与公民社会之间建立零距离。

政府开放性以政府开放度为标准。衡量政府的开放度主要应该有三个方面的指标：制度开放指标、行为开放指标和开放进展指标。制度开放指标包括政府制度有多少种可以公开和查阅，有多少种无密级可言，政策和规章有多少可以在公共场所（包括互联网）上公布。百分比越大开放度越大。行为开放指标包括政府决策项目的公开数目，行政听政项目的公开数目和行政听政次数、人数指标和公众的评判指数，以及财务公开的数目。

政府开放性也是有限度的。开放性以不影响政府组织存在、不动摇政府组织作用的发挥为前提。无限度的开放性政府会失去社会价值，会导致全社会无政府状态。有限度的开放性会使政府陷入封闭状态。因此，强调开放性是强调政府开放性理性上的最大化，而非无限化。

过去有关开放性的理解十分片面，仅认为是政府组织的一种简单状态描述，是有关经济、、政策等各方面的数据，包括技术数据和程序数据的进一步公开、政务信息公开和简单的行政听政制度，事实上并不是这样，随着政府开放度的加深，开放性的内涵会更加丰富、深刻。

三、开放性与公共管理

公共管理时代对政府提出了极高的要求，既不同与古典行政学时期，也不同与新公共管理时期，它要求政府以极度开放的姿态应对一切挑战。[*]公共管理时代的基本特征是社会化管理趋势日益明显，公益物品的供给、公共资源的利用建立在全社会共同关注的基础上，并且以提供公益物品、解决公共问题，实现公共利益为核心，政府职能市场化、政府权力分散化、公共服务社会化、政府管理企业化和政府治理，这是传统状态下的政府根本无法解决的问题。开放性是政府自治的结果，是政府实现善治的开始，也只有在开放性的特征下，政府公共管理的任务才能完成。

公共管理时代是全球化时代和知识产业兴起的时代，开放性适应了这两大发展趋势。全球化带来新的世界政治秩序、经济秩序和价值秩序冲击着每一个国家，给每一个政府以新的机会、挑战、权利和责任。只有开放性的政府，才能在这种冲击下获得新的机会，在各种挑战面前解决一切可能出现的问题，依靠政府权力获得政府利益。知识成为商品和知识产业的兴起促使政府间、政府与社会间的互动、协调关系加强。开放性政府就能够兼收并蓄，接受各类知识，同时使知识转化成经济力量。政府也因为获得了更多的知识而变得文明和守信。这两大发展趋势顺应了公共管理时代对政府发展环境的要求，也确定了政府必须有的开放性特征。在问题的另一面，公共管理时代的政府面临着更多的动态性问题（dynamicquestion）、复杂性问题（complexityquestion）与多样性问题（diversityquestion），以开放性的姿态解决这些问题是公共管理时代对政府的要求。

开放性能够解决公共管理时代政府的内部关系问题。政府获得权力和巩固权力需要经过一系列艰难的过程和面对各种各样的关系，政府每一步行动都是各种关系协调、控制与选择的结果。政府的内部关系通常是不透明的，外部关系则是清晰的。在政府内部，政府统治与政府治理的关系、成本与效益的关系、行为与目标的关系、组织与管理者的关系等等方面都表现出极不透明的特点，政府自身利益分割上很难照顾各个方面，利益的侵占与冲突使得政府内部常常出现不应有的争夺与矛盾斗争，必要的妥协与退让很难做到。而在政府外部，政府与市场可以互补，建立政府生态的平衡运做机制，同时，政府与其他利益团体之间通过谈判可以达成一定的协议，通过退让、妥协达到双赢。因此，开放性更强调政府内部关系的开放和透明、利益分割的开放与透明，矛盾的外化和解决矛盾的方法的透明，并由此使内部关系与外部关系沟通，最终建立“政府内部关系协调，外部关系顺畅”的发展模式。

开放性能够合理地解决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对国家总权力的分配事实上是由公众委托的政府来承担的，政府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拥有最大的公共权力。在整个社会领域，政府作为独立的社会主体对整个社会事务的安排有更大的主动权和支配权。公共选择理论与委托人理论以经济领域为例，认为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同时需要对方去干预和补救，但这种干预和补救是自愿的还是强迫的？还是外在制度的安排？显然，是外在力量的作用，这种外在力量正是政府公共权力的力量，政府与市场关系中政府更有主动权和支配权。在一个封闭的政府里，政府不会自发地让位于市场的干预，市场也不可能自发地进行干预。一定意义上，市场的干预必须取得政府的支持和认可。只有在开放的政府里，政府才会让位于市场，并安排市场合理干预和补救因政府失灵而造成的损失。政府的开放性越强，开放度就越大，有效的市场补充越充分，干预越有效。因此，开放性是协调政府与市场关系，解决政府与市场矛盾的一剂良药。在市场提供有效的服务的同时，一个开放的政府懂得自己应该做的和必须做的事情，即安德森（Anderson）所认为的：（1）提供经济基础；（2）提供各种公共商品和服务；（3）协调与解决团体冲突；（4）维护竞争；（5）保护自然资源；（6）为个人提供获得商品和服务的最低条件；（7）保持经济稳定。[4]这样，在整个社会生活领域，就会最终建立起一个“政府做，市场也做”的平等发展模式。

开放性解决了公共管理中政府的定位问题。在开放理念下，转变政府职能的重要方面就是政府组织的运行职能即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总结、预算与人事七个方面必须是开放的，是在公开状态下进行的，规章制度和文件除过的保密之外，民众和任何社会团体的阅读、查询都是公开的和方便的。同时，政府的基本职能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诸方面的功能必须开放。政治的开放程度直接关系政治文明、政治稳定和民主价值的实现；经济功能的实现完全依赖经济的开放程度；文化的开放与兼容更有利于文化的多元化和文化功能的最终完善；而社会功能的开放可以使更多的社会利益群体分担社会事务，最终减轻政府的负担。在开放理念下，政府的结构应该是透明的，尽管不同级别的政府组织结构模式不尽相同，但其基本的要素是应该清晰的。结构的透明有利于对政府运行成本进行监督，最终建立“透明政府”的结构模式和运行模式。

开放性有利于理解公共管理时代公共政策的实质问题。公共管理时代，公共决策有两层含义，其一是政府为自身发展制定必要的政策，其二是为社会制定规范和制度，包括符合私营部门和第三部门使用的规范与制度。政府决策最重要的是坚持民主与科学原则的统一，最广泛的民主意味着决策过程最大程度的开放，一切科学手段的采用意味着决策的正确率增强和能够经得起科学的检验。开放性的政府可以最大限度地体现民主的原则，可以充分吸收科学家的意见和采用最科学的办法进行决策，使决策体现公共价值的实质，即最大化地满足公共利益和解决公共问题，最终建立“大家决策，大家参与”的科学模式。

开放性确立了政府在公共管理中的核心地位，并对政府提出了“做表率”的要求。政府是公共管理的核心，是公共政策的制定者和公共利益的分享者，但并不等于政府可以独霸和支配公共领域的所有事务。开放性是政府作为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和第三部门最终建立平等的主体关系，同时更好地体现政府民主、回应性、公正、公平的价值。政府必须以行动证明自己是可以承担和拥有这一核心地位的，一方面所制定的公共政策不仅仅以政府自身利益为出发点，兼顾社会各个团体，特别是不制定歧视性政策和不平等政策，另一方面保证社会制度的公平与公正。政府是核心、更是表率，政府开放，其他社会组织、包括私营部门和第三部门也应该适度开放，最终实现“全社会开放”的完整体系。

开放性有利于克服公共管理中政府自利性和非理带来的问题。政府自利性即政府公务人员依托政府肌体实现个人利益和政府内部部门官僚集团为实现部门利益而产生的自私行为称为自利性。政府能力弱化、权力异化以及由此导致的公共行政中行政无效果、行政灾害称为非理。[9]就运行过程，自利性和非理的产生正是由于政府封闭运转，公务人员行政行为缺乏监督，搞内部操作造成的恶果。在开放性原则下，不仅可以提高对政府的监督力度，而且可以有效监督公务人员的行为过程，特别是公务人员在公务活动中的行为，同时，依靠开放的秩序和制度保证一切非理在发生之前就得到遏止，从而减少政府非理下的灾害发生，树立良好的政府威信。

最后，开放性推动了公共管理时代民主化进程。依靠良好的民主的基础，民主行政、民主管理的渠道愈加畅通，民主的结果更加有保证。同时，从经济领域入手改变忽视效率的作风，实现生产要素自由地跨越地域流动，按照市场配置资源。从政治领域入手完善政府体制，改变政风和党风，实现政治文明，实现民主科学的政治制度的建立。从文化领域入手重塑政府道德，塑造良好的政府形象，树立政府威信。惟此，推动政府管理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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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马克斯·韦伯.组织与组织[M].美国：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47.

[2].尼古拉斯·亨利.公共行政与公共事务[M].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4.P.55.

[3].任晓林.官僚制的终结与后官僚制的兴起[J].西北大学学报，2002（5）.

[4].欧文·E·休斯.公共管理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9.P.46

[5].Allison,Graham.“PublicandPrivateManagement:AreyFundamentallyAlikeinAllUnimportantRespects?”InFrederickS.Lane.CurrentIssuesinPublicAdministration,NewYork,StMartin’sPress.

[6].任晓林.政府行为“双重效应”[J].理论与改革，2000（2）

政府行政管理论文篇4

清楚认识政府角色、强化政府信用行为、巩固升华行政文化，以提升政府的公信力，是现代文明社会发展和民主政治自身发展的必由之路。特别是在当前我国政府公信力状况不容乐观的境况下，通过系统、全面地进行文明、科学、人性的行政管理推进政府公信力建设，显得更具紧迫性和时代性。本文将从以下三方面，对这一观点进行论述。

一、树立政府公信力的必要性。

政府公信力，是指政府获得公众的信任度，是政府行为所产生的信誉和形象在社会组织和民众中所形成的一种心理反映。公信力来源于公众对政府的满意程度，即满意度越高，也就意味着对政府越信任。

公信力评价的主体是公众，政府行政能力只有转化为行为和行为结果才能获得公众的评判。现代民主共和制度国家的政府是人民意志的执行系统，其宗旨是为全体人民服务。

二、落后的行政管理对政府公信力的破坏性。

落后行政管理会对政府的公信力产生严重的破坏作用，主要表现出以下几种特征：

1、行政的合法性、透明性、民主性缺乏。

因政治权力缺乏足够监督导致；决策的随意性和不连续性，导致政策朝令夕改；地方保护主义，无视国家法规政策；为捞政绩，公然伪造上报数据等等现象，一次次挑衅着政府行政的合法性、透明性与民主性。民众的知情权和参政要求没有得到尊重甚至被践踏，政府的公正性和为人民服务的无私性也就无从体现，给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威胁。

2、职能与责任不清。

机构职能交叉，各有各的门槛，交叉执法、重复执法，导致公众无所适从；部门领导多，虚职多，造成“职务贬值”，既助长了，又阻碍了政令的畅通；多头领导，几个部门分段管理，岗位的设置界限不清，导致管理混乱；一旦出现失误，即以集体名义承担，规避责任。

3、效益观念不够。

存在小部门利益主义，不作为、慢作为；办事程序冗长、效率低下，新建的“政务中心”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反而增加一道门槛；不在乎行政成本，浪费情况严重，如大力兴建严重超标的办公楼、招待费用居高不下、错误认为只要自己不拿吃点喝点不算腐败。这类“公家的钱，随便花”的奢侈浪费，也让“该花钱的地方，没钱花”，使公众怨声强烈。

三、通过行政管理提升政府公信力的紧迫性。

1、行政“文明”——加强行政法制化建设。

行政管理的法制化发展，是行政文明、政治文明的要求，笔者认为行政管理的法制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1）政府产生的合法。依据社会契约论，政府的权力源于民众授予，一切违背这种委托关系而建立的政府都是不合法的。

（2）选举、任免的合法。发挥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法律效力，不断完善人大对政府的监督和质询制度。让人民代表大会在官员任免、升迁和绩效评估上发挥应有的作用，使政府官员任免、升迁和行政人员的录用都能更好地体现民意。因为只有真正德才兼备的人，才能让机构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3）行政法律化。构建法制政府，避免政府权力部门化、政府权力地方化。政府部门在执行法律、法规、决策、命令的过程中，应严格地依法行政，使国家的法律、规章制度真正得以贯彻实施。

（4）严惩权力腐败，克服。逐步推进和完善权力的监督体系。包括中纪委派驻机构、巡视制度、中央提名地方纪委书记、官员任职回避和交流制度、任期限制制度，针对基层官员（县、乡）建立的权力监督体系等等。

2、行政“科学”——加强行政规范化建设。

（1）通过“民主”，智慧行政。政务公开、听证会等拓宽民众参与政治的渠道。让政府日常行政过程，使民众可以依赖社会组织参与和影响具体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来争取到自己的合法权益。

（2）建立管理规范化模式。要形成一套统一、科学、系统的精细化行政管理模式，以提升行政管理工作效能，构建一个廉洁、勤政、务实、高效的节约型政府。通过操作的细化、管理的细化、执行的细化，将工作、服务、管理做细、做实。精确计划、决策、控制、考核，把管理的对象逐一量化为具体的数字、程序、责任，做到“责、权、利”的统一。

（3）强调“效益”观。政府行政时，要充分体现政策水平、战略眼光、卓越的见识和运筹能力,做到效率高、效果佳。这种“效益”观，是要以促进社会良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同步协调发展为目标的。具体到整个办事过程，科学决策依据、环节、顺序、责任人一一落实，减少了时间、精力、财物的浪费，提高了效率。超级秘书网

3、行政“人性”——加强行政文化建设。

政府的公信力，应主要通过其代表——公务员自身的行政品性来表现。诚信廉明、公道正派、甘于奉献的公务员队，才能很好地代表政府，获得公信力。行政管理需要先进的文化领航，要明确行政队伍的文化素养直接关系到政府的形象。要用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发展观、政绩观来规范行动，创建文明有序的行政环境，营造诚信和谐的人文环境，维护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政府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就如同水之无源、木之无本。通过文明、科学、人性的行政管理，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公正廉洁、透明公开、讲究实效的政府形象，才能获得公信力，才能更好地推进我国政治的文明、社会的文明。

[参考文献]

[1]邓志辉，《实施精细化管理,提升政府行政管理效能》，消费导刊·理论版，2008年第九期。

[2]金太军、袁建军，《和谐社会视角下的政府能力考量[J]》，社会科学战线，2006，（4）。

政府行政管理论文篇5

论文关键词：行政管理行政环境

国家政策对于每一个地方而言都是一样的，只是执行的力度不一。创业者需要衡量的是你所中意地方的不同政策，包括产业政策、投资政策、税收政策、融资政策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环境保护、外贸等政策。

廉洁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行政管理体系代表着一座城市的效率，创业者也应该把行政管理环境作为重要的创业考察因素。

案例1：企业离不开政策扶持的大环境

案例说明

温州科赛通信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2001年9月，是中国温州第一家留学生企业，公司主要致力于通信网络测试系统的研发和销售。目前，科赛技术已通过“双软认证”，主要产品“Connsis-DTSxDSL自动测试系统”已获国家科技部中小企业创新基金的立项。

案例分析

2001年9月13日，4位年轻创业者在温州向位于开发区内的温州留学人员创业园介绍他们的“X―DSL自动测试系统”项目。当天下午，他们就在工商部门办理了公司名称预登记手续，成为创业园首家入驻的留学生创业企业。

科赛公司的成长得到了温州市、开发区、创业园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除了给予200平方米的免费创业用房外，创业园孵化器专项资金无偿资助科赛公司50万元，用于“X-DSL自动测试系统”项目的后期研发。

案例启示

政策法规环境，主要是指与创业者创业及企业发展相关的政策规定与制度安排，包括对创业者及其企业的优惠政策和当地政府的法规制度两个方面。政府的创业政策是指激励创业的政策，包括对创业活动和成长企业的规定、就业的规定、环境和安全的规定、企业组织形式的规定、税收的规定等。各地政府所支持的行业都会根据地方情况有所侧重，或者会对某些行业实施优惠政策。

政府的支持因素主要包括基础设施水平、税收和租金的水平、创业扶持措施限制大企业的垄断，以及对行业准入、市场准入的管理等。

为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上海市政府针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包括《上海市促进高新技术成果转化的若干规定》（简称“十八条”）、《促进小企业发展的决定》、《促进张江高科技园区发展的若干规定》、《鼓励引进技术的吸收与创新规定》等。

北京市出台《北京市关于进一步促进高新科技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等一系类优惠政策，以推动高新技术成果转化，促进创业事业的发展。

为鼓励和支持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深圳出台了扶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新政策。新规定进一步放宽了对民营经济实体经营范围的限制：申办私营企业，股东为自然人的，不再要求提交暂住证，申办个体工商户，不再因户籍原因核发临时营业执照，一律核发正式营业执照；允许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分期缴付；进一步放宽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的名称登记......

案例2：行政管理环境包含着效率与公平

案例说明

天津市普辰电子工程有限公司是天津新技术产业园区的高科技民营企业。自1988年成立以来，公司承接了一系列大、中型自动化成套项目的设计、制造、维修、服务工作，已成为自动化行业中的知名企业，并逐渐在计算机、电子、机械、销售等领域中展露拳脚。

案例分析

张敬民刚开始创业时，公司入孵在天津科技创业服务中心。毕业后在高新区政策区的科研基地购买了几千平方米厂房，开始进入了发展轨道。1998年又在华苑产业区购地建厂，结束了普辰公司四处漂泊的历史，步入了稳步快速发展阶段。

民营企业的成长比较艰难，受环境左右的因素似乎更大一些，一个好的外部环境对民营企业来说至关重要。天津高新区经过多年艰苦创业所营造出的良好的软、硬件环境以及政府机构的高效率办事方式，使企业可以一心一意地做自己的业务。张敬民认为创业的外在行政管理环境不仅包括政府机关的廉洁高效，也蕴含着行政管理之下的公平与公正，这些也是必须深入考察分析的环节。

政府行政管理论文篇6

根据研究此问题的西方学者下的定义，所谓建立电子政府，实质上就是把工业化模型的大政府——特点是集中管理、分层结构、在物理经济中运行——变为新型的管理体系，以适应虚拟的、全球性的、以知识为基础的数字经济，同时也适应社会的根本转变。这种新型的管理体系就是电子政府，其核心是：大量频繁的行政管理和日常事务都通过设定好的程序在网上实施，大量决策权下放给团体和个人，政府重新确立其职能。

各国信息基础设施和全球信息基础设施是整个网络时代的物质基础。随着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开展和深化，电子政府的轮廓也日益清晰，其所包含的内容有：完备的网络时代的法律系统，新型的立法和选举机制，新型的行政管理和司法体制(详见本报第33版)。总之，电子政府代替传统政府，意味着系统程序式管理取代政府实体性管理。美国学者都用Governance一词来称谓电子政府的管理，认为现在正在经历的变化就是政府管理的重新转向，需要重新设计政府的管理机制。

目前世界各国都在加快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西方发达国家步子较快，而美国走得最快。1993年9月美国提出建立国家信息基础设施(NII)；1996年美国政府投资400亿美元用于信息技术的开发和工程建设；1998年美国国内已有1／3的人上网，有1644个以上的政府机构在因特网上建有主页；进入白宫的站点可检索到美国的各个角落。路透社10月2日公布的一份调查报告表明，在美国众议员司法委员会决定将美国总统克林顿性丑闻的一系列材料上网公布后的两个星期当中，美国有2700万人阅读或下载了斯塔尔的报告或总统大陪审团供证的录像；CNN新闻站点最高达到一分钟32万次的点击数。全球通过因特网直接了解美国总统性丑闻的信息量之大，人数之多，时间之快，是任何一种媒体也无法比拟的，是前所未有的。

然而，通过克林顿性丑闻上网这一事件，更多的人在关注和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在信息时代，因特网对政府的行为和社会影响究竟起着怎样的作用?

北京大学行政与管理学院宁骚教授认为，因特网在发挥政府职能和政府管理方面均能够起到积极的作用。在因特网发展的初期，政府提供的信息会带来很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加快知识经济的建设过程，促进经济体制的转型，这一点是很突出的。同时，通过政府上网，可加强政府部门之间的信息交流；有利于提高政府服务的水平和效率；有利于搜集公众的意见，接受公众的监督，使政府在制定各项草案、法律和条例时能够广泛听取群众的意见，加大政府决策的透明度。宁教授说，我们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应该接受群众的监督。要让大家知道政府的活动，特别是决策的过程，有效地提高广大公民的参政议政意识，这样才能对政府机构实施有效的监督。

因特网对政府的作用决不仅仅是传播信息。网络的最大特点在于它的交互性。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郭良先生说，—般都认为网络是—种媒体，我不这样认为。网络最主要的功能是它的交互性。因特网应该成为沟通政府和群众的桥梁，而不只是喉舌。电子政府可以杜绝许多的事情发生，使监察部门及时了解基层的情况。在这次中国抗洪救灾中，如果有关部门有电子邮件就有可能了解到建大坝时偷工减料的情况。

郭良先生特别强调，网络提供给人们的不是一种技术，而是一种管理方式。在网络时代，你可以听到不同的声音，这是50年代做不到的；网络对中国的国情也会产生影响，中国以往人情味的东西太多。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电子政府作为信息化时展的产物也是如此。宁骚教授认为，目前政府上网在中国还只是一个量的积累，只有发展到一定阶段才能实现职能上的转型，成为一个新型的政府——电子政府。

如何组建自己电子政府，中国在这方面已走出了可喜的一步。

尽管中国Internet联网工作起步较西方国家晚，但从1994年开始，国家先后建立了教育科研网和邮电部公众信息网，上网人数从1997年年底的61万人发展到1998年6月底的107万人，到1998年10月初；已注册带有gov域名的网址1200多个，且发展势头迅猛。

中国电信总局对我国72家部委和国务院直属机构的调查发现，已有100余个各级政府部门在网上了自己的站点。其中，对外经贸部取得了积极的成果，国家质量监督局、国家海洋局、国家环保局、农业局等单位的站点正在建设当中，国家旅游局、新闻出版属、国家轻工业局和劳动部等单位正在筹建应用项目，如网上订房、网上书店、人才就业信息网等。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国家外经贸部的工作。至1998年10月，外经贸部在国家互联网上建立了4个站点，是所有部委里建站数量最多且访问量十分可观的站点，它们是：外经贸部主站点(http：//www．moftec．gov．cn)、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站点、中国商品交易市场站点和中国技术出易会站点，其中外经贸部主站点日访问量达到60万人次，出口商品交易市场站点在短短的四个多月时间中汇集全国各类商品2万余种，技术交易会站点建立了含有3500项可转让技术的大型数据库。通过出口商品交易会站点，经贸部为秋季广交会成功联系了700多家境外企业参会。虽然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但由于发挥了网络的优势，这届广交会可谓淡季不淡。可以说，这四个站点汇同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专网在促进中国国际贸易的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外经贸部建站的目的一开始就十分明确，即：并不只是建立信息网络，而是将现有的管理放在网上，实现业务管理网络化。外经贸部信息办副主任张大明先生说，我们建立互联网站和国际电子商务网，无论国内、国外都有大量的应用需求。对外是为了适应21世纪国际贸易的发展需要，与国际接轨；对内是促进中国国际贸易的发展，实现管理电子化，打击骗税违法行为。外经贸部确立建网的原则是：以应用带动建设，促进发展；实现管理、信息、服务三位一体的功能。张大明先生强调，重要的不是建网，而是应用；上网不是目的，应用才是根本。

除此之外，张先生认为，部领导的重视对全员开展普及计算机知识和网络应用知识的培训也十分重要。建站原则确立后，就要在各司局确立统一的建站标准，做到网络共建共享，并指定专门机构进行站点建设和维护，使其不断地发展和完善。

张先生说，目前需要研究解决的问题是网络安全和电子支付系统，外经贸部目前已承担着部级电子商务安全认证中心的九·五研究课题。另外，电信部门网络收费太高，线路质量较差也是需要有关部门解决的问题。

中国政府上网的步伐还很不统一，认识上也存在着偏差，现在该是走出误区的时候了。

在政府建网的问题上，一些部委主管人员在认识上还存在一些误区，应该加以纠正。

误区一：只要放上单位主页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实际上，网络的作用就是交互性，有来无往还有谁来第二次。郭良先生说，政府上网肯定是件好事，就怕上网以后没常性，不能坚持下去。据国家专利局综合计划部自动化办公室主任宁珑介绍，国家专利局1997年1月1日就在因特网上建立了自己的主页，当时在各部委中是比较早的，但由于人手有限，没有专人回复电子邮件和维护数据库，专利数据库查询功能至今不完善。到1998年10月份，访问该站点的人数只有四、五千，也没有作对外宣传。宁主任介绍，网站的更新工作只有等到机构改革之后才能进行。由于目前很多部委正在进行机构改革，人员减少，像这样的情况恐怕还有许多，这种情况应该尽早改变。

误区二：政府建站主要是为了信息。信息只是发挥政府职能的一部分，应利用网络的交互性，尽可能地开展应用。对信息本身也不能简单看待。信息的采集、规划、管理也是一件专门工作，关系到网络的建设和发展，十分重要。在信息的同时就要考虑如何应用的问题。

误区三：先将网建起来，别的功能以后再说。殊不知建一个网，要花几千万元，成与败后果都由国家承担。如今信息技术日新月异，如不能很好地利用网络，不如不建。张大明先生比喻，国外建网都是用的纳税人的钱，方案选择十分慎重，决不是短视行为，而且建设的顺序是从社会公众上网、建网做起，然后形成信息高速公路。而中国建网是国家拨款，有了网络没有车，先铺路后拉客，这本身就存在问题。

误区四：认为网站建设技术问题是主要的。由于中国建网是国家拨款，主要问题并不全在技术，部委之间的相互协调和管理也十分重要。张大明先生说，如果网络之间没有标准，相互之间不联通，建网就没有意义了。外经贸部的网络要真正运行电子支付功能，就要涉及海关，银行、税务等多个部门，必须协同动作。

政府上网工程的启动对促进政府电子化注入了活力，但路子如何走，还需要社会各界力量的配合。

1998年7、8月间，中国邮电电信总局“政府上网工程”在信息产业部的支持下悄然启动。

按照电信总局的总体设想，通过启动“政府上网工程”及相关的一系列工程，实现我国迈入“网络社会”的三部曲：

第一步：实施“政府上网工程”，在公众信息网上建立各级政府部门正式站点，提供政府信息资源共享和应用项目。

第二步：政府站点与政府的办公自动化网联通，与政府各部门的职能紧密结合，政府站点演变为便民服务的窗口，实现人们足不出户即能够完成到政府部门办事的程序，构建“电子政府”。

第三步：利用政府职能启动行业用户上网工程，如“企业上网工程”、“家庭上网工程”等，实现各行各业、

千家万户联入网络，通过网络既实现信息共享，又实现多种社会功能，形成“网络社会”。

“政府上网工程”的主要内容是：由中国电信总局策划、发动和统一部署，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电信管理局作为支持单位，联合信息产业界的各方面力量(ISP／ICP、软硬件厂商、新闻媒体)，推动我国各级政府和各部门在163／169网上建立正式站点并提供信息共享和便民服务的应用项目，构建我国的“电子政府”。

通过政府首先实现电子化带动所属企业和商业单位上网是中国电信总局决心推出该方案的初衷。主管该项目的中国电信数据通信局副局长左风先生说，经过这几年与用户打交道，我们认为作为中国电信总局，应该首先服务于国家。现阶段，在国民经济的各个环节当中主要存在的问题是信息不流通，特别是金融体系之间和政府管理部门之间信息不流通，这是个很大的问题。他说，我们认为，政府部门首先实现电子化，才能适应下属企业生产力的发展。

政府行政管理论文篇7

如果追溯行动艺术的历史，将会发现它的历史与绘画和雕塑一样久远，史前时代部落的祭祀和巫术活动就是最原始的行动艺术。事实上，从西方美术史来看，绘画完全按照自己的语言特征而独立出来，还只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事情，也就是说，只有当艺术品以架上绘画的形式作为商品进入市场后，才真正不依赖于其他因素而独立地被人欣赏和接受。在此之前，不论是壁画还是雕塑，总是要在特定的空间中，在其他因素的辅助下才能欣赏，更不用说在古代祭祀和中世纪宗教仪式中，绘画与雕塑的从属作用了。我们很难确定在造型艺术中这种综合性的视觉效果和活动的画面，以怎样的形式作为一种遗产留存下来。自文艺复兴以来，一直有一些画家参加宫廷庆典和舞台戏剧的设计，直到现代社会的集会游行和大型团体操的场面设计，都可以认为是这一传统的延续。使静止的画面作为时间的连续性和占有立体的空间而活动起来，可能是一直潜藏在艺术家意识中的梦想。

自19世纪未以来，任何古老艺术形式的复兴，都具有明显的反传统性质。但是，与其他打破连续性传统的前卫艺术不同，行动艺术不是现代艺术史上一个固定的环节，它甚至超越了任何前卫艺术，几乎每当前卫艺术的发展进入死胡同的时候，总是由行动艺术来打破旧的分类，为新的方向闯出一条生路，行动艺术似乎没有具体的原则和形式，只是一种盲动的破坏性力量，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行动艺术一再被批评家视为无政府主义思想在艺术上的反映。行动艺术不仅表现出在艺术原则上的无政府主义，同时也以积极的姿态参与当时重大的社会政治事件，究意是政治形势还是艺术思潮成为行动艺术的催化剂，只怕还难分清楚。

作为社会政治行动的参与者的行动艺术对政治事态本身的影响当然是微不足道的。但是从古典艺术来看无异是艺术自杀的行为对艺术本身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般认为，意大利未来主义代表了现代主义行动艺术的起源，领导这场运动的是诗人马里内蒂。当时的巴黎还沉醉在野兽派与立体主义的胜利中，那个气氛高雅的文化都市不可能容忍一场蛮横的艺术暴乱，恰恰是意大利的政治土壤为未来主义的行动艺术提供了机会。第一次未来主义的观念与意大利民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结合在一起，在罗马、米兰、那不勒斯和佛罗伦萨的艺术家中发起一场反对奥地利干涉的运动。未来主义艺术家在马里内蒂的率领下来到意－奥边境城市特里雅斯特举办未来主义晚会，晚会的内容主要是在胡闹中宣读未来主义宣言，鼓吹意大利军国主义和战争，辱骂边境对面的奥地利警察是“行走的小便器”。晚会是在奥地利政府的抗议下关闭的。随后，一些著名的未来主义画家参加行动艺术的行列。卡拉、塞韦里尼、巴拉等在《未来主义绘画技术宣言》中说：“对我们来说，动作不再是永恒动力的一个固定时刻：动力知觉创造的永恒将是决定性的。”未来主义画家将行动作为他们最直接的手段来迫使观众注意他们的思想。波乔尼写道：“观众（必须）进入作画行动的中心。”艺术家以在舞台上的即兴作画、狂叫和噪音来肆意嘲弄中产阶级观众，观众则用西红柿、香蕉等来回击。卡拉事后很高傲地说：“扔一个思想过来代替西红柿，！”在卡拉的这句话中确实包含着一种思想，他们所鼓吹的叛逆精神并不完全指向艺术传统（这区别于法国的前卫艺术），而是以行动艺术为媒介来破坏既定的反映在政治道德、文学艺术等方面的价值观念。因此，未来主义看到的不是以新的样式来改造或取代旧的艺术传统，而是彻底摧毁已经确立的资产阶级文化秩序，包括其样式和样式的接受者。因此，马里内蒂建议艺术家采用各种不择手段的伎俩去激怒观众，如在一张座位出售两张票和在座位上涂胶水等。

这种在当时的政治形势刺激下，直接以行动艺术的方式来唤起世人对某种政治态度或情绪（激昂、悲观或绝望）的注意，始终伴随着行动艺术的演变过程，如俄国构成主义与十月革命、达达主义与第一次世界大战，观念艺术与越战等。1912年，在俄国发表未来主义宣言的是包括马雅可夫斯基在内的一些诗人和画家，宣言的标题是《给公众趣味的一记耳光》，同年组织了《驴尾》画展，目的是反对巴黎和慕尼黑的堕落，以全新的俄国艺术对欧洲文化发生影响。俄国未来主义的行动艺术集中在彼得堡和莫斯科，艺术家和诗人在街头搞行动艺术，穿着艳丽的服装在街上走，脸上涂着颜料，戴高帽子，穿紫色夹克，挂着耳环。在一份未来主义宣言中说，自我涂画是发现未知真实的第一步，工艺与插图的结合是自我涂画的基础。其后，几乎在每一个流派的行动艺术中，都可以看到颜料与躯体的结合。

十月革命的胜利，使得俄国未来主义者组织了现代艺术史上最壮观的行动艺术，在十月革命一周年纪念日，未来主义的绘画挂满了彼得堡的建筑物，活动的未来主义结构与广场上的方尖碑联结在一起，在冬宫周围举行了盛大的纪念活动，动用了真正的军队，搭起代表红军和白军的红白两色平台。演出人员包括125个舞蹈演员，100个杂技演员，1,750个临时演员。演出以枪声开场，500人的乐队开始演奏交响乐，以“马赛曲”结尾。最后是武装的工人乘车进入冬宫，全场漆黑，突然灯光启亮，焰火腾空，士兵的游行开始了。显然，在俄国前卫艺术家看来，革命标志着人的解放，也标志着艺术自由的时代，但历史似乎开了一个玩笑，革命的原则并不以艺术家的任何浪漫情调为转移，行动艺术在革命的狂热过去之后，便从俄罗斯大地上消失了。

从30年代到60年代，行动艺术经历了一个风格化的阶段，看不出它与社会政治气候的直接联系。1968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政治危机震撼欧美大陆，年轻一代的艺术家又重新开始怀疑前辈们的道德标准和艺术标准，行动艺术在否定这种双重标准上表现出了优势。就象这场政治风暴本身缺乏明确的目的一样，这个时代的行动艺术也很难在它要破坏的对象（伦理与艺术）之间划出一条清楚的界限。一方面，环境艺术、大地艺术、表演艺术等似乎在破坏原有的艺术观念的同时，又继承了达达主义和波普艺术的传统，不断实验和创造新的语汇，迫使人们重新思考艺术的分类和功能，另一方面，偶发艺术、身体艺术等则更象社会上的嬉皮士运动在艺术上的反映，尽管在采取某种行动的时候似乎仍有理论的依据。美国行动艺术家维托.阿肯西主要是以自己的身体作为表现媒介，他宣称其理论来自结构心理学的“力场”说，即每个个体怎样形成个人的力场，它包括在一个特定的物理空间对其他人发生可能的影响。1971年他在纽约索纳本画廊表演的作品《苗床》成为这种理论支配下最臭名昭著的行为。在画廊入口处上方有一斜面，观众在下面走动，阿肯西则在这个“特定的空间结构”上面表演。这种行为完全相悖于艺术自身的概念，但如果把吸毒、性解放、青少年犯罪等作为“垮掉的一代”的标志的话，这种行动艺术也是在同样程度上相悖于社会伦理标准。这实际上是以精神自杀的行动来进行政治抗议。每当在政治斗争带来社会动荡的时候，艺术家总是以极端的形式来介入政治，其破坏性与冲击力远不是传统的现实主义手法可以相比的，这似乎已成为行动艺术赖以生存的一个条件。

纵观行动艺术的发展历史，作为一种存在形式，它在自觉与不自觉之中已经创造出一种新的艺术样式，它是在画家、雕塑家、建筑家、诗人、演员、音乐家等共同参与下的产物，完全抛弃了传统艺术的题材、媒介和表现对象，从一个全新的角度体现了人的创造精神，尽管它的发生总是带有反叛性。挑衅性和发泄性，但在近一个世纪的发展中，也仍然经历了破坏/创造——样式化——再破坏/创造的过程，在这些过程中已经形成了某些相对稳定的程式。不过，这些程式只是对以往现象的归纳和总结，并不代表行动艺术的实质，因为它的实质就是对既定程式的破坏，只是在样式化的阶段才考虑创造的问题。

在早期行动艺术中，“同时性”是个很重要的概念。这个概念首先出现在马里内蒂的戏剧《同时》中，两个人在舞台上同时表演互不相干的动作和情节。这种同时性来自他在此之前倡导的“多样性戏剧”。按照这种戏剧的要求，同时性是即兴的灵感闪现的产物，出自对现实的联想。一件作品的价值仅在于即兴（小时、分、秒）而不是长期准备（月、年、世纪）。这个观念后来在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表演艺术和行动艺术中得到发展。同时性的目的在于抹杀艺术的分类，在一个时间内，同时展现几种行动的结果，造成一种破坏性的力量，使观众不知所措。但是在这种破坏性中仍然包含了创造的萌芽，即潜藏着综合性与自然音响及行为的因素，为行动艺术的发展打了伏笔。1916年在苏黎世开张的达达主义的“伏尔泰酒店”就反复进行这种同时性的表演，参加这些活动的除诗人和演员外，还有著名的画家康定斯基和阿尔普等。扬柯有一幅题为《伏尔泰酒店》的画比较真实地记录了当时的场面，阿尔普则对这幅画作了解释：“在一个华丽、嘈杂拥挤的酒店里的舞台上，有几个怪诞和特别的人物代表着扎拉、扬柯、巴尔、斐尔森贝克、亨宁斯夫人和年轻的侍者。绝对是地狱一般。我们周围的人在喊叫、狂笑和手舞足蹈。我们的回应是的手势、打呃、读诗、学牛叫及中世纪宣教者的猫咪声同时进行。扎拉象东方肚皮舞蹈演员一样扭着屁股，扬柯在拉着一把看不见的小提琴，边鞠躬边往后退。亨宁斯夫人带着圣母的面孔做劈叉的动作，斐尔森贝克在不停地砰砰敲一面大鼓，他旁边的巴尔在弹钢琴，面孔象白垩幽灵般苍白。”

这种胡闹式的同时性引出行动艺术的第二个概念——综合性。与同时性抹杀艺术门类的界限，仅以破坏为目的不同，综合性是在强调打破的基础上，综合出新的艺术形式，从而给行动艺术带来一个显著的特征——非艺术。这个词在以前一直带有贬义，当今随着观念艺术的日益样式化，综合性实际上已经标志着一种新的艺术门类，它适合着人们创造性和想象力的需要，综合各门类艺术的特点，在精心设计的行动中表达一种情绪，一种巧妙的构想或哲理的寓意。早在文艺复兴时期就有以表演的方式再现著名的古典绘画和雕塑作品的搞法，在行动艺术中的综合性最早也是以表演形式出现的。行动艺术从未来主义的街头走进俄国的剧院也反映了一种建设性的精神，即对现代工业文明的崇拜，由未来主义者协同演出的歌剧《战胜太阳》(1913)就是一个例证。剧本的内容是未来人决定征服太阳，由著名画家马列维奇设计布景和服装。场景是立体主义的和抽象的，服装也是立体主义风格，用硬纸板做成，盔甲一样。演员戴着比真人略大的面具，以木偶般的动作在狭长的舞台上表演。幻灯机打出耀眼的光芒，背景由矩形的、圆形的和机械的色块拼揍而成。在《战胜太阳》的设计中，马列维奇已显露出后来的至上主义绘画因素，即由黑白方块和不规则的平行四边形的色块形成的结构。这次行动代表了诗人、音乐家和画家的完美结合，它指示了一个新方向，表演艺术在其他门类艺术的介入下已脱离了戏剧和舞蹈的概念和语汇。

真正把综合性作为一门具有可操作性的艺术来研究的是德国包浩斯学院。先后在包浩斯工作过的著名艺术家包括保罗.克利、康定斯基和莫堆利一纳吉等人，包浩斯的目标是在纯形式中实现艺术与技术的综合，而将绘画与表演结合起来的是画家、雕塑家奥斯.施勒墨尔，他在包浩斯指导舞台工作室的教学。施勒墨尔指导下的实验不以社会功利为目的，带有浓厚的学院气息和理论色彩。他把艺术的种类划分为理智的（日神的）和实践的（酒神的）两大类，绘画与素描在他的作品中是理智的最严格的方面，而从他所进行的戏剧实验中则获得纯粹的感觉愉快。无论是在绘画还是戏剧的实验中，对他来说基本的问题就是空间，二维的空间导向理智，而三维的舞台则提供了“经验”的空间。因此，施勒墨尔设计的表演可以视为纯形式的行动艺术。表演者代表了一个可以在深度空间中行动的平面，通过表演者以直线、对角线、圆圈与曲线的位置移动，整个场面成为一幅活动的几何形抽象画面。在他设计的《人和机器》的舞蹈中，再次体现了俄国构成主义和意大利未来主义梦想的艺术与技术的结合，服装的设计也使表演者成为机器式的物体，因此表演还不局限于纯粹的视觉关系，还包含了人的异化与机械崇拜的观念。这样，无政府主义的未来主义在包浩斯演变为一种风格化的学院派现代艺术。

1933年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建立的黑山学院对战后的波普艺术和观念艺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概念就是日常性(living)，这一思想的奠基者是音乐家约翰.凯奇。黑山学院最初是继承包浩斯的传统，正是由于凯奇才最终改变了艺术－技术的方向。凯奇在1937年发表了名为《音乐的未来》的宣言，其基本思想是“无论我们在什么地方，我们听到的大多数噪音都是迷人的。”“要捕捉和控制这些声响，不是作为声音的效果，而是作为音乐的手段来运用它们。”凯奇特别推崇达达艺术家杜尚最早以现成品代替艺术品在展览会上陈列出来。1943年，凯奇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举办了他的模拟日常音响的音乐会，思想变成了行动。凯奇的思想首先影响到舞蹈家默西.坎宁安，他提议将行走、站立、跳跃等自然动作作为舞蹈语汇来考虑，“我想到舞蹈演员能做出他们平时的动作。这些动作可以作为运动在日常生活中被接受，为什么不能出现在舞台上呢？”1952年夏天，凯奇和坎宁安共同在黑山学院的夏季学校组织了一系列活动，在这些活动的参加者中，就有后来波普艺术的代表人物劳申伯。有一个学生对当时的活动作了评论，“在禅宗（凯奇和坎宁安都欣赏禅宗的哲学思想）中每一件事物都没有好坏美丑之分……艺术也不应与生活有区别，而是在生活之中，它的意外性和偶然性和变化性和混乱和仅为瞬间的美都和生活一样。”表演的行动都是偶发的、任意的、充满出人意外的奇想。凯奇吟唱一段与禅宗有关的乐曲，劳申伯在手摇留声机上放旧唱片，图托先生在一架事先放好的钢琴上演奏，然后提来两桶水，把水倒来倒去，观众席中有几个人在朗诵诗歌，坎宁安带着他的舞蹈演员在一条狗的追逐下跑过观众间的通道，劳申伯在天花板和墙上用幻灯机打出抽象的图象和电影断片……

政府行政管理论文篇8

摘要：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广大人民对医疗卫生保健需求的逐渐增长和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滞后的矛盾日益突出，从而造成了看病贵、看病难的局面。从公民的基本权利、信息不对称理论和委托理论着手来分析政府应对药品进行价格管理。关键词：政府;药品;价格管理1药品的特殊性1.1药品的专属性药品不同于一般商品，是专门用于治病救人的，患者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患什么病，用什么药。针对不同疾病的药品彼此之间不以互相替代，药品也不能当作补品长期食用，药品滥用很可能造成中毒或产生“药源性疾病”。药品的专属性表现在对症治疗,患什么病用什么药。处方药必须在医生的检查、诊断、指导下合理使用。非处方药必须根据病情,患者自我诊断、自我治疗,合理选择药品,按照药品说明书、标签使用。1.2药品的两重性药品用的得当，就可以治病；如使用不当，则有可能危害健康，甚至致命。例如，盐酸吗啡，使用合理是镇痛良药；管理不善，滥用又是成瘾的。1.3药品用于治病救人只有符合法定质量标准的药品才能保证疗效。国家制定了《药品管理法》，对药品严格监督管理，并制订和颁布了国家和地方两级药品标准，规定了严格的检验制度，以保证药品的质量。1.4药品的限时性药品储存有严格的时限期。过期药,药效改变,不得再用。时限性还表现在抢救病人急需用药时,一旦需要,必须保证药品的及时供应。尤其在解毒、急救、灾情、疫情、战争等紧急情况需要药品时,用药的及时关系到一个人甚至成千上万人的生死存亡。所以药品生产、经营部门平时就应有适当储备。只能药等病，不能病等药。有时药品虽然需用量少，效期短，宁可到期报废，也要有所储备；有些药品即使无利可图，也必须保证生产供应。2公民的基本权利要求政府有所作为宪法作为规定国家最根本、最重要问题的国家根本法，要将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基本制度确认下来，将统治阶级在各方面的意志集中表现为国家意志。宪法的作用亦称宪法的功能，是指宪法对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的行为，以及社会现实生活的能动影响，是国家意志实现的具体表现。宪法在保障公民权利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创制宪法的目的是为了最大限度地保障和实现全体公民的共同利益，增进共同的幸福。宪法为了实现这个最终目的，主要基于三个原则来进行：一是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三者相互协调的原则；二是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原则，其中最重要的是基本人权；三是权利和义务相一致原则。这些原则既是对全体公民的要求，同时也是对国家机关依照宪法的规定行使国家权利的要求。我国药品流通现状混乱，最终导致药品费用虚高，很多病人看不起病，不敢去看病，这些都无疑践踏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公民有基本的生存权，如果公民的基本权利都无法保障，肯定是政府的失职。根据我国现在看病难、看病贵等一系列问题的凸显，政府应该有所作为。我们知道，医药属于特殊行业，其进入成本太高，很容易形成垄断性供应者，其竞争的优越性将无法体现，并会出现剥削消费者的潜在可能性，这就要求采取政府行动。虽然全球的发展趋势是把医药行业市场化，但又必须接受政府某种形式的管制，即价格管理。3从信息不对称理论看药品价格管理所谓信息不对称，是指市场交易的各方所拥有的信息不对等，买卖双方所掌握的商品或服务的价格、质量等信息不相同，即一方比另一方占有较多的相关信息，处于信息优势地位，而另一方则处于信息劣势地位。在各种交易市场上，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信息不对称问题。正常情况下，尽管存在信息不对称，但根据通常所拥有的市场信息也足以保证产品和服务的生产与销售有效进行；在另一些情况下，信息不对称却导致市场失灵，在这种情况下，可能需要政府进入市场。信息不足或“信息不对称”是市场失灵的表现之一。市场的趋利性使商品的提供者之间倾向于互相保密。同时市场的广阔性和复杂性，使个别的商品生产者无法知晓所有的相关信息，必然导致盲目性，政府全面信息的提供和服务显然是有必要的。另一方面消费者的信息也是不完全的，为了保护消费者的利益，政府的管制也是不可缺少的。[1][2][3][][]3.1生产厂家与医院之间在医药生产厂家与医院之间，他们二者所掌握的药品的成本信息不对等，生产厂家比医院占有更多的成本信息，处于信息优势地位，而医院则处于信息劣势地位。处于信息劣势的医院不能对处于信息优势的生产厂家的成本进行控制。所以，医院这一方对生产厂家存在戒备心理，会很谨慎做出自己的决策。3.2医院与患者之间同理，在医院与患者之间也存在着信息不对称问题，人们生病就必须看医生，也必须吃药，而且患者吃什么药、吃多少必须在医生的建议和指导下进行，患者没有能力对药品进行选择和比较，属于弱势群体。医院在这个环节处于信息优势地位，在药品终端销售中处于主导地位，在绝大部分药品有医生处方消费的情况下，医院成为药品销售的主渠道，而医疗机构之间缺乏有效竞争，从而会严重损害患者的利益。3.3生产厂家与患者由于这二者之间并没有直接的联系，而是通过以上两对信息不对称中推导出来，患者对生产厂家生产的药品质量、价格、功效等信息不是很了解，在很多同种功效的药品中，由于处于信息的劣势，往往得不到最好效用。这就需要医院这个桥梁来给患者提供透明的信息、完整的信息，使患者得到最大的实惠。通过上面分析，我们已知道生产厂家与医院之间，医院与患者之间，生产厂家与患者之间都存在着信息不对称问题。要想使生产厂家与患者之间信息对称，就需要医院来公开信息，但是医院又与患者以及生产厂家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他们之间不可能自行解决问题，必然要借助外部力量进行协调和解决，那么这个外部力量就是政府干预。信息具有公共产品的特征，即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会出现“搭便车”的现象，从而导致没有人进行信息的收集。医药流通中的信息也是这样，所以政府应介入解决信息问题，即对药品实行价格管理。解决医药流通中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政府必须介入其中是因为：一是收集信息是需要成本的，一般企业不愿进行信息的收集；二是在某种程度上，非政府在收集信息时的力量有局限性。所以政府可以利用自身的优势，进行医药流通，集中招标，价格方面的信息收集，然后，使信息公开化、透明化。医药行业属于特殊行业，具有垄断性质，只有利用政府的强制性才能使药品垄断者公开信息，以缓解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问题。4从委托理论看药品价格管理委托、的概念来自法律范畴。从信息经济学角度，不同利益目标的双方从有意签署合作协议开始就形成了委托关系，我们称拥有私人信息优势的一方为人(agent)，另外一方为委托人(principal)，信息不对称是问题的核心。委托理论的主要观点认为，委托关系是随着生产力大发展和规模化大生产的出现而产生的。其原因一方面是生产力发展使得分工进一步细化，权利的所有者由于知识、能力和精力的原因不能行使所有的权利；另一方面专业化分工产生了一大批具有专业知识的人，他们有精力、有能力行使好被委托的权利。但在委托的关系当中，由于委托人与人的效用函数不一样，委托人追求的是自己的财富更大，而人追求自己的工资津贴收入、奢侈消费和闲暇时间最大化，这必然导致两者的利益冲突。在没有有效的制度安排下，人的行为很可能最终损害委托人的利益。而现实世界中普遍存在着委托关系，如股东与经理、经理与员工、选民与人民代表、原(被)告与律师、甚至债权人与债务人的关系都可以归结为委托人与人的关系。笔者认为公民、政府及医院（本文特指公立医院）三者之间存在双重委托关系。4.1公民与政府之间如前所述，药品具有特殊属性，政府应该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公民委托政府使用医疗保险基金，为公民提供便利的医疗服务。在此公民为委托方，而政府为方，政府公民的医疗保障，利用医疗保险基金，为公民提供质优价廉的医疗卫生保障，实现公民的基本权利。由于政府部门繁多，人浮于事，行政效率低下，而且政府有自己特定的利益，所以作为委托人的公民应对社会医疗保险基金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保证医疗保险基金的专款专用，从而实现委托人的利益。[][][1][2][3][][]4.2政府与医院之间在政府与医院之间，政府变为委托人，而医院则为人，政府通过公民的委托，掌握财政资金，而政府通过把一部分财政资金委托给医院，使医院能够正常的运转，从而为公民提供医疗服务。而医院接受政府的财政拨款成为人，由于医院作为一个独立的法人实体，有自己的利益，如医院的正常开支、医务人员的福利待遇等等，势必使医院为了追求自身最大的利益，而与政府的目标有所偏离，不可能与政府保障公民基本权利这个目标相一致。所以，为了防止医院与政府的利益相冲突，政府应该对医院进行监督，对药品价格进行监督，从而实现政府的公共管理职能。基于以上理论，政府有必要对药品价格进行管理。只有政府介入药品流通市场，才能更好地保护和实现公民的利益。同时，政府在干预时一定要强调政府行为的合法性和透明性。参考文献［1］陈文玲.药品价格居高不下究竟原因何在［N］.中国经济时报,2005-1-10.［2］周庆行.公共行政导论［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4:64.［3］武建强.对委托理论中保险营销员激励监督机制的思考［J］.上海保险,2007，(3).

政府行政管理论文篇9

在认识“政府门户网站”这个概念时,必须明确下列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政府门户网站有赖于各政府部门已有的信息化基础条件。但是,这种基础条件并不一定要求各政府部门已经实现了网络化办公,政府部门只要具备完善的内部办公与业务信息化管理应用系统即可。

第二,政府门户网站不仅是政务信息平台和业务处理平台,而且也是知识加工平台、知识决策平台、知识获取平台的集成,它使政府各部门办公人员之间的信息共享和交流更加流畅,通过数据挖掘、数据加工而使零散的信息成为知识,使相关人员能够在恰当的时间使用恰当的知识,为行政决策提供充分的信息和知识支持。

第三,后台整合是政府门户网站区别于其他网站的关键所在。

一、政府门户网站的“前台———后台”关系

与互联网门户网站和企业门户网站不同,政府门户网站具有两种“前台———后台”关系。第一种“前台———后台”关系实际上是一种双重的“前台———后台”关系,即:门户网站作为连接所有政府网站的前台,并不直接面对各政府机构的业务职能部门,它只是作为一个强大的搜索引擎,快速便捷地为客户找到办理相应业务的政府网站,这是第一重“前台———后台”关系;在此基础上,客户就可以通过具体的政府机构的网站直接面对业务职能部门了,在这里,政府网站与其职能部门之间构成了又一重“前台———后台”关系。

第二种“前台———后台”关系是一种单一的“前台———后台”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客户通过政府门户网站即可直接进入业务办理程序,客户无须与具体的政府机构(网站)打交道,也不用知道自己是在与哪个政府机构打交道。此时,客户似乎在通过这个门户网站面对一个“超级政府”,因为人们通过这个门户网站可以办理包罗万象的业务。

无论是第一种“前台———后台”关系还是第二种“前台———后台”关系,都需要对后台业务进行整合。尽管在第一种“前台———后台”关系里,政府门户网站仅仅是所有政府机构的网站业务连接,但是要实现这一点仍然需要对所有政府机构的业务类型进行分类与排列,通过某一主题按照逻辑关系而对所有这些业务进行整理,同时在技术上以及在管理上都对门户网站提出了新的要求,例如,在政府机构之间仍然分离的情况下,门户网站应当看作是所有经由该门户网站的政府机构的业务监督窗口。

第二种“前台———后台”关系超越了“电子政务”的概念,已经成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电子政府”了。在这里,所有的政府业务部门都已经按照业务流程进行了重组,传统的政府机构已经逐步地淡出了电子政府的范畴而成为电子政府的“业务处理车间”。

因此,所有的政府门户网站都是政府网站,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政府网站都是门户网站;而且,政府门户网站意义上的“政府”的含义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政府机构”了,它已经超越了现有的政府机构的含义,成为一种虚拟的“超级政府”。

二、国外政府门户网站的发展

政府门户网站的发展直接受益于互联网门户网站以及企业门户网站的发展。与此同时,近些年来政府网站的泛滥也给电子政务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副作用,在如此众多的政府网站面前,人们往往不知所措,因此,迫切需要一种“简单、实用、重点突出”的单一政务处理入门网站。大约从2000年开始,在一些信息基础设施条件比较完善、电子政务较为发达的国家,电子政务开始走出相互独立、各自为“政”的旧制。这些国家已经认识到,要求民众去浏览每个政府网站才能办成一件事情是对民众不友好的,这与现实中要求每个人必须亲自到每个政府机构才能办成事情其实没有什么两样。因此,它们在一个统一的政府网站下,将比较分散的各类政府网站综合到一个协调一致的目录下,根据特定用户群的需求开发一系列集成的政府服务项目。政府门户网站开始作为提供政府服务的唯一的电子政务网站。

目前,政府门户网站还处在发展当中,各国的做法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别。从发展程度来看,总体上还处于第一种“前台———后台关系”阶段,即主要是按照业务流程的需要,通过技术手段将各政府机构串联起来。但是也还有部分业务已经实现了在线实时处理,正在向第二种“前台———后台关系”转变,新加坡的“电子公民”网站即是这方面的代表。就国际政府门户网站的发展来看,美国、英国和新加坡三国的做法具有典型性,包含着许多网络条件下的政府行政管理与服务的制度创新。下面分别介绍这三个国家建设政府门户网站的情况。

美国政府门户网站。美国是电子政务最为发达的国家,政府网站的数量也最多,共有两万多个。这些政府网站的内容非常丰富,页面数量多达几千万,一般的公民很难通过网络搜索来准确快捷地获得政府服务,这当然就需要门户网站加以引导。

我们可以从地域属性和权域属性来分析美国的政府门户网站的情况。从政府行政管理层次上来看,美国政府可以划分为联邦、州与市县三级。由于实行联邦制,三级政府在许多的行政事务管理方面相对独立,因此政府门户网站也就划分为这样三级,每级政府的门户网站的服务内容各不相同,彼此之间存在着明确的分工。每个州政府和市(县)政府都建立自己的单一的门户网站,企业或公民根据业务内容,通过访问所在地域的单一的州或市(县)政府网站,即可获得各种不同的服务。每一个政府门户网站都各具特色,包括税收、执照、注册和护照信息以及满足所在地域的每个居民的具体需求的信息。

联邦一级的政府门户网站是“第一政府网站”(firstgov.gov.)。该网站于2000年6月开始建设,已经成为全球功能最为强大的超级政府网站。作为联邦政府唯一的政府服务网站,该网站整合了联邦政府的所有服务项目,并与许多政府部门如立法、司法和行政部门建立了链接,同时也与各州政府和市县政府的门户网站都有链接。作为一个综合性网络门户,用户通过该网站可以接向任何政府网站,包括州和地方政府。“第一政府网站”所要达到的一个首要目标就是,要让客户只须点击3下即可找到自己所需要的各类政府信息与服务。它允许用户同时搜索全部2,700万网页,使用一个由私营企业和联邦政府一起开发的高强度搜索引擎,个人通过关键词、主题或机构进行搜索,可以在不到1/4秒的时间内搜索到半兆的文件。从这个意义上讲,该网站与联邦各职能部门、州及市县级政府网站实际上就构成了一种前台与后台的关系,任何企业和公民通过前台网站即Firstgov.gov,可以找到所有美国政府部门提供的所有服务。

从内容分类来看,该网站一方面按地区划分,囊括了全美50个州以及地方县、市的有关材料及网站链接;另一方面又按农业和食品、艺术和文化、经济与商业等行业来划分,各行各业的有关介绍及网站也是随点随通。该网站的设计非常有特色,它将政府服务分为三类,即对公民的在线服务(onlineservicesforcitizens)、对企业的在线服务(onlineservicesforbusiness)以及对政府机构的在线服务(onlineservicesforgovernments)。每一类又分为诸多项目,如“对公民的在线服务”就包括申请护照、天气预报、彩票中奖号码等;“对企业的在线服务”包括在线申请专利与商标、转包合同、商业法律与法规等;“对政府机构的在线服务”包括联邦雇员薪水册变化表、联邦雇员远程培训以及联邦政府职位等。这种设计简单明确,任何一个寻求政府在线服务的人都可以很方便地找到所需要的各种服务。

英国政府门户网站。早在1994年英国政府就建立了一个类似于政府门户网站的网站:open.gov.uk,其功能主要是提供政府网站的联接,但是服务的内容很少。2000年12月,英国政府开发出一个服务内容更多、搜索更方便而功能也更为强大的单一的政府服务门户网站系统,它由“英国在线”网站(ukonline.gov.uk)和“政府虚拟门户”网站(gateway.gov.uk)组成。“英国在线”网站不仅将上千个政府网站连接起来,而且把政府业务按照公众需求进行组合,使公众能够全天候地获得所有政府部门的在线信息与服务。该网站的内容分为五大块:生活频道、快速搜索、在线交易、市民空间、新闻天地。“生活频道”向用户设置了11个主题的服务,用户无须考虑各政府部门的职责和分工。其他的各大块也都包括众多主题的服务内容。

“政府虚拟门户”网站是一个为了让公众和企业获得政府在线服务而进行登记注册的专门网站,它可以使公众和企业通过一个单一的入口同政府的多个部门进行沟通和实现在线办理行政事务。已经在“政府虚拟门户”网站运行的主要服务项目中,包含国内个人所得税在线征收和部分增值税的在线返还等内容。该网站是提供“集成化政府”服务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英国在线”网站形成了又一种“前台———后台”关系新加坡政府门户网站。以前,新加坡也是由各政府部门单独地建立政府网站并提供网络服务,彼此之间没有进行一体化的整合。1999年,新加坡的电子政务开始出现整合趋势,一些业务不再按照部门来设置,而是按照流程做打包处理,也就是说,公民或企业在办理网上业务时,不必再考虑要登陆各个政府站点,分别办完各种相关手续,而是按照业务流程,一步步地在一个单一的网站上完成所有这些相关业务手续,实现了“一站式”网上办公。

所有这些打包服务都可通过新加坡的政府门户网站(gov.sg)找到。该政府站点就像一本政府白皮书,完全代表政府,而不是政府的某一个方面。例如,该网站有一项统一的接受用户反馈的业务,用户发往政府各个部门的意见、建议、反馈等都通过这里的统一格式进行。

与美国的first.gov不同,该中心站点将政府服务划分为政府信息与电子服务、新闻公告、为企业的信息与电子服务、为非新加坡公民的信息与电子服务以及电子公民服务等几大块,虽然看过去没有像美国的first.gov那样将电子政务划分为G2G、G2B、G2C三大部分那么简洁,但是,从逻辑上看仍然清晰明了,栏目的设置让人一目了然。就电子政务来说,最重要的是其前台的业务流程设置与后台不同政府机构之间的业务协调处理上。而恰恰是在这一点上,新加坡的电子政务建设别具一格,深受人们的称赞。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电子公民中心”(ecitizen.gov.sg)和“政府电子商务中心”(GeBiz.gov.sg)。

“电子公民中心”始建于1999年4月,其目的是将政府机构所有能以电子方式提供的服务整合在一起,并以一揽子的方式轻松便捷地提供给全体新加坡公民。“电子公民中心”将一个人“从摇篮到坟墓”的人生过程划分为诸多阶段,在每一个阶段里,你都可以得到相应的政府服务,政府部门就是你人生旅途中的一个个“驿站”。每一个“驿站”都有一组相互关联的服务包。例如,在“就业驿站”里,你可以找到这些服务包:“雇佣员工”(专为雇主设计)、“寻找工作”(专为求职者设计)、“退休”、“提高技能”和“在新加坡工作”(专为外国人提供)等。目前“电子公民”网站里共有9个驿站,涵盖范围包括:商业贸易、国防、教育、就业、家庭、医疗健康、住房、法律法规和交通运输,这些驿站把不同政府部门的不同服务职能巧妙地联系在一起。例如,在“家庭”驿站里,“老人护理”服务包来自卫生部,而“结婚”服务包则来自于社区发展部。

“政府电子商务中心”于2000年12月正式开通,它实际上就是新加坡政府的采购系统,它把新加坡政府各部门和机构的财务系统与采购软件整合到一起进行工作。政府部门的贸易伙伴可以在网上得到政府招标的邀请并购买招标文件,供应商可以在网上索要发票、检查付款情况、提交产品目录和竞标。同私营部门的B2B交易中心一样,它也是通过来自世界各地的众多供应商的激烈竞争而获得价廉物美的产品,通过网上下单而节约更多的时间,通过更低的库存而减低成本。目前,政府通过“政府电子商务中心”采购的产品价值已经达到1.1亿美元,今后还要求将80%的政府采购都搬到“政府电子商务中心”上来。

三、对我国政府门户网站建设的建议

我国电子政务建设主要依两条途径展开。一是政府上网。政府上网工程促使政府网站的数量快速增加。据最新统计,政府上网工程实施3年来,全国政府部门建立的网站已突破1万个,3年净增10倍。二是建立纵向的业务应用系统。我国以“金”字工程为主体的纵向业务应用系统不断增加,由最初的3个增加到现在的12个,许多政府职能部门也在建立自己专门的电子政务应用系统,并且都希望尽量能够向“金”字工程上靠。仅仅依据这两条途径,其负面效应已充分暴露。一方面,国家投入了大量资金,各级政府机构建设电子政务的积极性都很高,政府网站数量也快速增加;另一方面,政府网站的社会应用水平却总是提不上去,条块分割、信息孤岛的弊端尽管世人皆知却就是解决不了,很多专网都说自己是“金”字工程,不能共享,所以,每个政府网站所提供的信息与服务数量都很有限,彼此独立,业务流程串不起来,电子政务的快速、便捷、公开、透明的优势自然也就显现不出来。这种状况严重地制约了电子政务的社会化应用水平,将对未来电子政务的顺利发展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

建设政府门户网站能够有效地解决这种困难局面。政府门户网站已开始受到关注,例如,在我国的电子政务建设规划中就提出了建设“两网一站四库十二金”的内容,其中的“一站”即是指政府门户网站。另一方面,绝大多数地方政府都在往这方面努力,开始花费很大的精力来建立自己的政府门户网站。但是,从有关的电子政务建设规划来看,我们对政府门户网站的性质、特点、作用还缺乏清楚的了解,将政府门户网站等同于一般的政府网站,对政府门户网站与电子政务建设的其他相关问题也未作明确的安排。另外,就已经建立起来的地方政府门户网站来看,除了北京市()和上海市()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外,大多数地方政府做得还很不理想,有些甚至还停留在政府上网阶段。

针对今后电子政务及政府门户网站的建设,提出以下建议:

(一)在继续建设12个重要的业务应用系统的同时,提高政府门户网站在未来我国电子政务建设中的地位,将政府门户网站看作是实现我国电子政务战略的核心。一方面,通过“金”字工程提高那些重要部门的工作效率,另一方面,通过政府门户网站加强办公资源的整合,消除“条”与“块”之间的割裂状况。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也就意味着,通过发展“金”字工程加强对经济生活的监管,通过发展政府门户网站来体现电子政务的“服务于民”的本质要求。

与此同时,有必要对政府上网工程进行调整,将工作重点转移到政府门户网站建设上来。因此,今后的电子政务要从重视数量转向重视质量和效果。

(二)将政府门户网站建设与政府机构改革相结合。新一轮的政府机构改革将秉持“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转变政府职能,建立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所有这些要求都与政府门户网站一致,政府门户网站可以作为政府机构改革的方向。

政府行政管理论文篇10

【论文关键词】公共产品;管理制度;绩效评价

一、引言

传统的政府管理制度是公共产品高成本运作的根本原因[1]，这在我国农村与城市基础设施开发与建设中是普遍存在的。如果没有有效的制度起抵制作用，在供给和生产基础设施过程中很可能产生许多更大问题。这些问题可以通过交易成本反映(这些交易成本随着许多有不同偏好、资源及利害关系的个人进入与开发和维护基础设施相关的多种决策而产生)。一般地讲，现实的政府在供给和生产共用基础设施的属性时，极易造成基础设施由于多种原因而不能得到维护以及生成生产过程中的高成本现象。这里，我们将分析替代性制度安排，设计这些制度旨在降低一种或更多的交易成本，并消除物品属性所造成的不良影响。然而，为了评价这些制度安排的绩效，还有必要详细说明一组评价标准。首先我们解释用以评价公共制度的绩效标准：效率、公平(包括财政平衡及再分配)、责任及适应性。这些准则明显地影响政府在基础设施等方面投资的可持续性，从而影响眼前或长远的公共福利和公平。从目前现实来看，在政府的有形公共产品领域里，维护基础设施的成本主要依据是它所运用的制度安排。例如，如果一种制度安排没有提供激励机制监督承包商的绩效，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和机会主义的承包商就可能以生产不合格的基础设施来逃避自己的义务[2]。最终的结果是，政府所管理的基础设施的退化速度将比设计者预想的要快。如果交易成本在确定与替代制度安排相关的激励机制类型方面起着关键作用，就有必要在分析制度安排时对这些成本作详细研究。

因此，研究一组间接绩效标准是非常重要的，这些标准共同形成了与具有公益物品特征的基础设施供给与生产相关的转换(生产)和交易成本。对于公众来说要在头脑中保持这样一种认识，即制度安排类型的改变通常会降低某些交易成本而增加其他成本，从而可能在政府绩效方面失去评价标准。

二、公共产品管理制度的总体绩效评价标准

就提供和生产基础设施的制度安排而言，一些设施仅仅是不适宜于它们被建造的环境，不应该得到维护。例如，如果产生重大的环境危害或者出现对生态平衡以及空气质量等可持续发展有影响的外部效应，这一设施所带来的收益可能低于其建造成本和环境成本，而且即使在计算设施的运行和维护成本之前，这一项目就是不可持续的。相反，考虑能够导致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安排的各种目标是非常重要的。一般地讲，其绩效标准应当落实在多维渠道，这里，我们重点分析五个方面：经济效率、通过财政平衡实现公平、再分配公平、责任和适应性。

1.公共产品管理制度的经济效率绩效

用经济效率所表述或体现的绩效是由与资源配置及再配置相关的净收益流量的变化决定的，也是传统政府绩效评价的主要标准(有时候计划是唯一的)。只有在基础设施的运行和维护所带来的收益超过其全部的直接和间接成本时，这个项目才具有可持续性。事实上，一项设施的运行维护成本超过以上这些活动的收益时，让它老化或者消失是一种更好的选择。效率概念在收益与成本估计或投资回报率估计的研究中起中心作用，它常常被用来确定政府的公共产品、基础设施、工程项目等在经济上的可行性及可欲性。政府在竞争市场中进行干预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公益物品的存在;一个私人市场通常不能有效地分配具有公益物品属性(非排他性和不可减性)的物品，同样，公共管理所产生的有些制度像逃避责任这样的机会主义行为可能导致无效率的资源配置。因此，当考虑替代制度安排时，对影响参与者的规则的修改将如何改变他们的行为及资源配置进行考察，具有关键的意义。有的公共管理活动在制度已经确立的情况下，也去以个人利益或集团利益为“原则”，做出危害公众现实或长远利益的不规范选择，从而违背了“社会利益就是社会成员的利益总和”[3]。

另外，我国现实表明，公共基础设施开发的替代融资手段对资源配置可能有不同影响。各种征税及收费手段对行为产生非中性的影响。而且由于采纳的特定税或费能够影响接下来的资源配置，它可能会被过去或现在看起来对社会的总福利改善变为未来社会总福利的恶化，并影响经济效率。另一方面，如果公共产品价格已经精确反映了自己的社会消费成本，价格方面的诱导性税收变动反过来改变生产者或消费者的决策，也导致社会福利的净损失。

2.公共产品管理制度的社会公平绩效

在和谐社会理念下，公平对待是更加重要的标准。判断公平或公正最主要方法是：以个人所作的贡献和他所得到的收益之间的相等为基础;以不同能力得到不同报酬为基础。公共产品管理制度的社会公平方面的绩效，应当从下列方面分析。

一是财政平衡。构成交换的公平概念认为，谁从服务中获益，谁就应该承担该项服务的财政负担，且谁获益较多，就要付出较多。这个概念本质上表现出的内容是，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之收益与提供该服务的成本之间的财政平衡。对财政平衡或不平衡的理解，影响到个人对公共管理设施开发和维护进行付费的意愿。如果公共管理基础设施的使用者感觉到，在相同的条件下，他们所被要求付出的货币或非货币资源和其他使用者相比有明显的差异，他们就不愿意按照要求去做。[4]。另一方面，所有人都可以直接观察到，劳动力的实物形式可以为社会公共设施的建造和维护“融资”。因此，对于参与者来说，如果使用了这项资源动员技术，而不是将货币形式的应付款项强加给使用者，就比较容易监控财政平衡，特别是在参与者读不懂也无法理解财政账目时尤其如此。这样，无论那一级政府的财政平衡，包含着深层次以及表象的政府绩效。

二是再分配。在财富分配严重失衡的国家或地区，将资源再分配给比较穷的人的政策是相当重要的。因此，虽然效率准则规定稀缺资源应被用到其能生产最大纯收益的地方，但公平的目标则可能缓减这一目的，致使有利于特别是非常贫穷的人群的设施得到发展。同样再分配的目标可能会和实现财政平衡的目标发生冲突。只有那些比较富有的个人可能有钱用于贡献充分反映他们的名誉和社会并从使用基础设施中获益的资源[5]。再分配的目标常常被描述为低收入国家或地区基础设施投资的基本原理，而且正因如此，这类活动通常都得到补贴。然而在假设穷人是补贴服务的主要受益者时一定要谨慎行事，实际上，已有人断言“从免费服务中受益最多的常常是中产阶级和富人，而不是穷人”(Akin,Birdsall,anddeFerranti,1987:27)[6]。而且，收入再分配的目的常常被那些从事寻租行为的人用来使公共部门的活动合法化，这些活动事实上使那些需要较少的人获得了不相称的收益[7]。在制度安排，尤其是开发和使用基础设施的制度安排的公平方面，这两种公平观点能够导致截然不同的结论。例如，如果一个公共剧院为所有使用者提供好处，那么收益或财政平衡原则要求每个享受剧院的人支付与他们使用设备相关的边际成本。但是根据支付能力的原则，这样的收费却并不合适，因为这样做会减少低收入个人享受剧院的机会。这种观点表明，该项服务应该通过其他方法(这些方法包含有自身的公平内涵)得到补贴。不仅如此，二次分配还要影响到基尼系数和恩格尔系数，因此，在研究政府绩效问题上不能忽视二次分配。

3.公共产品管理制度的政府责任是实现政府绩效的关键

我们还强调政府官员对公民负有说明一项公共设施的开发和使用的责任。如果责任缺失，可能导致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不当，以增大公共管理成本。

实践中许多政府管理的高成本或无绩效现象，都是由于缺乏政府责任所导致的，没有适当的责任，目标群体不可能得到资助项目所带来的收益，资源可能更容易被浪费。许多政策分析假定制度安排能够促进责任。因此，这些政策分析主要关注效率和公平的绩效目标。然而，公共管理活动常常缺乏竞争、新闻自由和独立的司法制度，而且，特别是欠发达地区，要确保政府官员的责任实现可能更加困难。实现效率确实需要决策者能够得到有关公民偏好的信息，这和实现责任是一样的。有效聚集这类决策信息的制度安排，有助于实现效率，同时也有助于增加责任并促进再分配目标的实现。

4.公共产品管理制度的适应性是体现政府绩效的枢纽

如果制度安排不能对变化的环境做出反应，那么公共设施的可持续性很可能遭到破坏。我国农村地区常常面临着自然灾害和高度本土化的特殊环境，如果制度安排过于僵化而无法处理这类独特情况，它很可能难以使农村快速繁荣昌盛。从属于较强地方控制的制度本身可能在危机情况出现前就存在了，并且本来会预备储备资金和规则，使得对这类危机做出适当反应成为可能。我们过去讲的具体问题具体对待就是非常好论证结果。

资源动员手段的适应性同样是可实现的。一种手段应该具有足够的适应性以在面临不断变化的经济条件时动员资源，在这点上特别重要的是，在基础设施服务的需求增加而造成的运行成本增加过大时，货币形式的收税或收费制度应该能够产生收入。必须通过公开的政策决策得到修改征税和收费制度，与能够随物价提高、地区经济增长以级公共服务使用者增加而自动产生相应额外收入的税收制度相比，后者更具有适应性。因此，如果不设想公共产品管理制度的适应性，许多看起来非常有绩效的制度则成了影响政府绩效的桎梏，理论也就失去了应有的价值与意义。

5.公共产品管理制度的标准权衡

当使用各种不同绩效标准作为选择替代制度安排的基础时，进行权衡常常是必要的。在效率目标和再分配公平目标之间进行选择尤为常见。虽然在许多情况下我们没有对再分配的重要地位提出质疑，但是资源必须是以有效配置为目标。虽然任何有关效率和公平间权衡的最终决策必须由每个国家的公民和官员做出，然而从这种目标投资中获得最大化回报与对稀缺资源投资效率的忽视相比，前者仍然比较可取。在考虑到为基础设施维护提供资金的替代方案时，另一个权衡问题也非常明显。从经济意义上讲，对现存设施进行有效定价应该只反映自然增长的维护成本以及与使用有关的外部或社会成本。这就是著名的有效定价规则，它要求价格等于收益的边际成本。在物品具有不可减少性的情况下，这是很成问题的。在这种情况下，增加一个使用该物品的使用者的边际成本为零。

我们来考察高速公路的情况，因为在高速公路上，拥挤成本很可能是零，从经济角度讲，使用者的有效付费应该只等于和每个其他使用者相关的边际维护成本(假设管理这类收费具有可行性)。强制征收超过维护边际成本的费用，把公路的使用限制在低于经济有效的水平，所达到的将是次优的收益。然而，由于公共收入还不富裕，主要的公路维护是要求减缓由于日积月累和气候变化引起的老化，因此，总维护成本比仅仅由于交通问题而带来的维护成本高得多。这就意味着按照有效价格收费(这一价格等于使用的边际维护成本)会产生税赋收入无法达到维护公路所需的全部成本。因此，有效定价导致税收不足;充分建立在使用基础上的定价又导致公路无效的低度使用。如果要强制实行有效定价，必须要找到某种替代性的渐增收入，以产生所需的附加资金。

三、以公共产品管理的成本评价政府绩效

通常情况下，公共部门供给成本比它们初看起来要大得多，因为这些成本常常在许多不同地点被记录下来，并且很难鉴别和衡量。关于供给成本，我们将区分为转换成本、交易成本两种类型。

1.公共产品政府管理的转换成本

公共产品政府管理的转换成本，可以界定为政府管理公共产品活动中转嫁给公众支付的间接成本，它实际上是公众或社会成本。由于政府成本的转嫁，也往往造成了政府对成本的软约束现象[8]。包括：(1)将公民对物品的偏好及其支付意愿转化为对公共部门提供物品和服务的明确需求量所需的成本;(2)融资和生产这些物品和服务所需的安排成本;(3)监督生产者绩效所需的成本;(4)规范消费者使用模式所需的成本;(5)强制遵守税收和其他资源动员手段所需的成本。公共产品的转换成本往往掩盖了政府管理公共产品的绩效本质，而且传统管理认为这类成本是不应当考核的[9]。美国人为重视政府管理活动中出现的转换成本，早就于20世纪90年代推行企业家政府，其目的是硬性约束政府在公共设施管理方面的高成本现象。

现代公共管理活动中，公共产品出现了向市场化、产业化转换的趋势，但是，这种演变并没有减少政府管理公共设施方面的转换成本，因为，新的过去没有过的公共设施又会不断出现，这也是符合“推陈出新”原理的[10]。事实证明，社会越发达，政府提供的公共设施的价值越大，需要政府提供的新的公共设施也越多，其规律只不过是传统的政府管理的公共产品之生命周期结束，而新的符合提供公众物质与文化生活的公共产品不断涌现。因此，政府管理公共设施方面的转换成本是一个不断增长的势头。

2.公共产品政府管理的交易成本

与协调、信息和策略行为相关的转换成本的增加，在客观上造就了交易成本。我们说转换成本是与联合提供物品和服务相关的费用。供给方面的交易成本则是作为试图抵消与策略行为有关的激励的结果而引起的成本。这里，我们把供给所包含的交易成本区分为三个类型。

一是协调成本。协调成本是投资于政府在公共产品领域的行动者之间供给协议的协商、监督和执行时的金钱和人力成本的总和。协调成本是政府管理最为主要的成本之一，由于在中国，传统的人事关系被看作是政府管理活动中最为活跃的因素，这种因素的影响作用往往比政策、法规的因素要大，所以仅仅从协调成本的总体方面来分析，应该是相对低廉的[11]。

二是信息成本。一般地，信息成本是搜集和组织信息的成本和由于时间、地点变量和一般科学原则的知识缺乏或无效混合所造成的错误成本。公共产品生产活动中的信息成本是其他成本的前提，许多情况下的成本都是信息成本所带来的。

三是策略成本。是指当个人利用信息、权力及其他资源的不对称分布，以牺牲别人的利益为代价的情况下获得效益，从而造成的转换成本的增加。与供给活动相关的最常见策略成本是搭便车、寻租和腐败。和转换成本一样，供给的交易成本受所涉及的物品和服务的特征、供给单位的规模，用于利益综合、监督、规则、制定政策的技术方法及用于治理交易的特殊规则等因素的直接影响。

3.公共产品政府管理信息成本的简单讨论

认识到这两种成本之间甚至各类成本之间存在利弊权衡是非常重要的。如图所示，时间和地点信息的总成本包含两方面内容：信息不足造成的错误成本与获得和使用信息的成本。

信息成本的构成

在人们能对错误成本和搜集成本做出精确评估的环境下，有可能做出获取信息的最优投资方案，以使新获得信息的边际成本正好等于减少错误的边际收益。但是，基础设施开发的参与者很少拥有关于成本的如此全面的信息。因此，我们不能假定做出最优投资方案。相反，我们必须假定时空信息总成本的水平和类型是随着物质领域和制度安排的不同而变化的。因此，有多年利用河水灌溉土地经验的农民，可以掌握有关河水在每年不同期间的流速以及田地中土壤类型的详细情况。这种时空信息是作为其他活动的副产品而获得的，在收集此类信息的活动中无需大量资源投资。当这些农民参与设计、建造和维护活动时，因为由特定地点信息不足而造成的错误成本和获得信息的成本相对来说都很低，所以时空信息的总成本很低。

而由中央部门的公务员要获取时空信息，远比由当地选任官员从事该任务所耗成本大得多。因为如果这些公务员不被安排在一个特定地区工作很长时间(这种事情很少发生)且他们有较高积极性收集这类信息，这类信息就不可能作为日常工作的副产品而被获得。因此，我们能够假设，在中央机关中，由于时空信息的缺乏而造成的错误成本是比较高的。另一方面，我们也认为，中央政府机关在获取相关科学信息的成本要比获取农民管理的灌溉系统信息的成本低。因为中央政府机关拥有熟知现代科技知识的受过良好训练的工程师，而当地农民可能是做不到的。

认识到间接成本之间存在权衡，是体现政府绩效的核心，因为政府绩效始终是在控制或降低政府成本基础上才能够相应提高的，当然，要使所有成本降低为零永远都是不可能的。因此，如果制度安排的间接成本比较低，而在其他地方的成本则易于较高。关键问题是，与替代制度安排相关的差别是否仅仅相互抵销，或者从一种制度安排换到另一种制度安排是否能获得有效率的净收益，这样，政府绩效也就客观提高了[12]。

四、结论

本文叙述了可以据以评价替代制度安排的5个总体绩效标准，这些标准，特别是效率和公平，几乎通用于对所有有关公共政策的评价。但是，我们认为替代制度安排的复杂性促使我们认真考虑另外一套间接绩效标准是非常有用的。这些标准尤其关注减少某些个人所进行的各类策略行为的必要成本。

尽管公共管理存在着潜在的效率损失，我们仍然认为使用价格有时要按照高于使用的边际维护成本是有充分理由的。第一，从实际角度看，使用者缴纳的费用可以将支付与受益者联系在一起，并且实现财政平衡。第二，从纯理论角度看，人们必须认识到在一部分经济中坚持边际成本定价，并不一定意味着公共管理的总配置效率将得到提高。这一概念，正如我们所知道的次优理论(LipseyandLancaster，1956)一样，限制了有关经济效率的理论总结，在以大量市场失灵为特征的经济(如许多行政定价、广泛的部门津贴以及大量的非竞争因素)中的普遍性。理论表明，单个部门的分析工作不可能完全依赖最优配置规则或在管理中所观察到的价格，以评价所研究部门或地区的效率后果(Friedman，1984：415)。

如果再分配关系很重要，那么必须努力确保那些不能支付全部费用的人们仍然能够使用被补贴的服务设施，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还能避免永久的依赖性。根据这些重要权衡准则，我们提出以下建议。如果公共设施维护收益超过成本，那么首先应该确定的是资源动员手段或各种手段组合能否产生足够资源，以满足支付管理费用后所有成本。如果这一准则可以通过几种手段得到满足，那么把所产生的资源和所得到的利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手段，应该认为是非常适当的，因为根据所得到的收益，它们是公平的。

参考文献：

[1]本文所谓的公共产品，专门指各级政府经营管理的公共基础设施，即为有形的公共产品。读者可以参阅何翔舟《公共事物的高成本运作与民营化改革》，北京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

[2]<美>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拉里.施罗德和苏珊.温著，毛寿龙译，《制度激励与可持续发展—基础设施政策透视》第128页。

[3]杰里米.边沁，见<美>丹尼斯C.缪勒著，杨春学、李绍荣、罗仲伟、龙超等译，《公共选择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451页，1999年4月版。

[4]实际上当一种公共政策诞生之初，人们都不感轻易违背，但当有人试探性地违背了而没有被政府发现或者发现后所处理的程度使当事人的违背得益大于处理成本时，其他人也就陆续仿效了(例如，逃避税收就是如此)。一种制造高成本的社会现象也就出现了。

[5]例如，那些有思想、有眼光的企业家、事业家，他们在教育、医疗卫生以及其他公共项目上不惜自己的资本而投资以为公众服务。邵逸夫在中国无偿投资的大学、中学、小学设施遍布全国。

[6]<美>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拉里.施罗德和苏珊.温著，毛寿龙译，《制度激励与可持续发展—基础设施政策透视》第132页。

[7]现实中的政府官员贪污受贿等侵吞国家财富者，实际上就是凭借公共设施的建设特权，从中获得了利益，从而在边际上增加了贫富悬殊。

政府行政管理论文篇11

地方政府创新系统系指省级以下的某一地区内,以地方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包括大学、科研机构、中介服务机构共同构成的创新系统。该系统主要涵盖两个方面:一是技术创新方面,包括如何提高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产业组织及其行为、创新扩散、路径依赖等问题;二是制度创新方面,必须在中央政府的总目标下,结合地方特点和实际进行的制度创新,包括产权制度、激励约束机制、市场状况、调控手段等。构建地方创新系统的目的是:通过系统内各要素的互动作用,推动该地区以市场为基础的知识和人才资源流动、技术扩散和产业群活动,不断采用新工艺、催生新产品并取得较大的投资回报率,有效地实现技术和制度创新。

地方创新系统是国家创新系统的基础和有机的组成部分,它与国家创新系统的总目标是一致的,但由于各地自然条件、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地方创新的起点、能力、重点、力度和实现创新的成果不同。因此,地方创新系统有自己的具体目标。同时由于地方创新系统与国家创新系统所处的层次不同,其功能也就不同:在国家创新系统中,中央政府根据国际竞争态势,从国民经济发展的全局的角度,通过为创新活动提供良好的政策、法律保证和基础设施,组织重要的创新计划和项目,促进产学研合作,实现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在地方创新系统中,地方政府根据国家的有关方针政策,以市场为导向,制定地方性的创新发展政策,促进地区内产业升级和经济高质量的增长。

地方创新系统主要由三大要素所构成:①主体要素:以地区内的企业为核心,包括大学、科研机构、各类中介组织和地方政府;②功能要素:包括制度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的机制和能力;③环境要素:包括体制、基础设施社会文化心理和保障条件等。其中功能要素和环境要素可以通过主体要素,特别是企业的行为、发展特征和经济效果反映出来。如果一个地区企业发展生机盎然,则能说明该地方的创新系统运转良好。

2、建地方创新系统的必要性

(1)新的国际分工不再以国家为基础,而是以地方竞争力为条件,塑造世界极的地方品牌,这也是我国积极参与国际竞争的必然要求。当前,在全球化过程中,“地区”的形象超越了国界,也超越了大企业概念。新的国际竞争力主要不是以国家,而是以地方竞争力为依据。一些标志性的城市,如硅谷、伦敦、新竹被认为比整个美国、英国、台湾更具有全球经济竞争力的含义。

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地区经济的主要特征是:①这些成功的地区经济中均存在独特的创新系统,由此产生相对独立并各具特色的产业群体。地区内不同规模的企业创新愿望强烈,企业间既有激烈的竞争,又有密切的产业协作,如香港的金融贸易业,硅谷的高新技术产业群。②这些地方内的地方机构,包括政府、民间团体、中介组织,为区内企业发展提供了宽松、规范的经营环境和奋发向上的人文氛围。③充满活力的地方创新系统不仅可以在高新技术企业聚集的地区产生和发展,如我国的东莞、以色列的特拉维芙,也可以在市场机制比较健全、企业经营灵活的传统产业聚居地形成,如意大利的陶瓷工业城-萨斯索罗、我国小商品生产贸易中心—温州地区。

(2)国家创新系统的“自下而上”的构建特征客观上要求建立不同规模、各具特色的地方创新系统。创新的主体是“人”,包括自然人和法人,特别是企业和企业家。从国家创新系统的角度看,它是自下而上的行为和过程。地方创新系统是国家创新系统的的基础和创新网络的结点,它体现国家创新系统的层次性特征。如果没有各层次的地方性创新网络的发育,国家创新系统则无从奠基。在国土面积大,生产力发展水平极不平衡的中国,尤其需要重视地方创新系统的建设。过去经济建设中的“一刀切”、“靠一个脑袋”、“推广一个模式”,抑制了各经济主体优势的发挥和个性的宏扬。改革开放后,地方被作为经济活动的主体而得到尊重,其内在的活力受到激发,建立不同规模、各具特色的地方创新系统,出现“万帆竞发,百轲争流”的蓬勃发展是建立国家创新系统的应有之意。

3、地方政府在创新系统中的作用

a）中外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作用的区别

(1)中外地方政府支配资源的多寡不同,使其在经济调控中的地位作用不同。

西方国家一般实行分税制,由于经济全球化、国际化,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复杂多变,要求国家必须掌握足够的财权、财力,使中央政府具有足够的宏观经济调控能力。“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各国中央政府财政收入比重,法国为88%,德国为63%,英国为85%,美国在市场经济工业国中最低,为59%,印度为69%,巴西和墨西哥为83%。”[1]。此外,西方国家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体制,决定地方政府不可能随意干预经济生活。地方政府不能凭借资产所有者的身份获得经济权力,其经济调控权主要来自各利益主体的让渡。主要的利益主体有:企业协会、社会团体、宗教组织和工人组织等。各利益主体均掌握着一定的社会资源,地方政府的经济调控权主要就是由上述各利益主体让渡的。如美国,有五大组织对地方经济起调控作用,它们分别是企业协会、工会、社会团体、宗教团体和地方政府,其中地方政府由于掌握的资源相对最少,其调控力量和作用是最弱的。仅仅以提供法律咨询、仲裁为主要手段对经济进行间接调控。中国改革的目标就是要改变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使社会经济生活充满活力。经过多年改革,地方政府已拥有较多的经济调控权,如利率、信贷、税率、税负、价格等,地方均有一定的自主决策权。此外,地方政府还可以通过一些隶属于地方经济建设的投资公司、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城市合作银行等调动社会金融资源,同时,不少地方政府还通过集资办电、集资修桥等进行社会集资性投资活动。地方政府掌握庞大的经济资源,使其成为区域经济的调控主体。

(2)中外市场经济的成熟程度不同,决定地方政府经济调控的范围和程度不同。市场经济国家政府干预是以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为前提的,是为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以市场机制更好地发挥作用为目的。由于市场经济的规范化发展,各类市场体系比较完备,企业的经济活动直接受到市场力量的支配,通过市场进行交易,在市场失灵处主要由中央政府利用其掌握的财力和政策工具进行调控。地方政府则主要借助立法、司法手段维持经济秩序,防止出现经济生活中的侵权、环境污染等问题。其调控的范围十分有限。

我国市场经济初期和转型经济的不规则性客观上要求政府具有权威性。卡尔.波兰尼(Karl.Polanyi)通过深入研究美国市场制度形成的历史得出了一个经验性的结论:“正是在中央集权式的干涉主义不断膨胀的前提下,通向自由市场之路才得以开拓并未曾再关闭。[2]”加之中国30年计划经济体制,使人们普遍信奉政府的权威性。地方政府作为中央政府的派出机构,对地方事务的管理具有相当的权威性和强制力。

b）转型期地方政府是地方创新系统中的准创新主体

目前,我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创新热,其热力源不在企业,因为,国有大中型企业尚处于改革攻坚期,技术研究和产品开发不够;大多数国有中小企业管理能力低,生产能力过剩,技术进步缓慢;民营经济由于获得科技创新支持的困难,缺少创新的积极性和能力,依靠科技进步的追求利润的动力不足。因此可说,当前的创新热主要源于各级地方政府。目前已有十几个城市提出建成“中国硅谷”、“华中光谷”或“西部硅谷”等目标,更多的城市则是宣称建成信息港,还有更多的开发区和企业创业中心,各地“十五”规划和“2010年远景规划”中均以地区创新发展战略为主线。我们应该保护和引导这股创新热潮。

如何正确认识地方政府的创新地位和作用?笔者认为,在转型期地方政府具有准创新主体的地位。其判断源于以下认识:

(1)地方政府具有市场经济下竞争主体的特征。地方政府官员由于发展本地经济、增加财政收入和地区间的相互竞争的压力,迫使其不断进行技术制度方面的创新。转型期的地方政府已经不是计划经济时代意义上的政府,而是一个制度创新的政治企业家。它把一个地方当作一个大企业,通过直接制度变革创新,扩大市场化范围和深度,而使本地经济得到快速发展。

(2)在企业创新主体论深入人心的条件下,地方政府没有合法的创新主体地位,只能称其为准创新主体。当前,各地方政府技术、制度创新的结果,加快了我国市场化的进程,有力地促进了国家创新系统的构建,这也是客观的事实。

(3)地方政府创新主体地位具有过渡性、暂行性特征。地方政府创新主体地位是市场经济特定阶段的产物。在规范的市场经济下,市场机制是配置资源的基本形式,处于基础性和主导性地位,政府在资源配置上只能是市场机制的补充,处于从属地位,地方政府的调控地位更居于社会团体、企业组织和其他中介机构之后。在转型期由于市场发育不完善,不完全的市场机制导致企业交易费用上升,地方政府的“帮助”,可大大减少企业的交易费用。随着市场经济的完善,其他经济主体地位的上升,地方政府的作用将有一个从强到弱的变化过程。

(4)地方政府创新举措的明智和自觉是有限度的,它在促进制度创新的同时,也可能制造转型的困难,增加市场经济的无序、冲突和混乱,是准创新主体。转型期出现的诸侯经济、地方保护证明地方政府的活动并非全部都是积极的,也有消极成分。地方政府既是改革的动力,又是改革的对象,其行为并非是完全理性的,它自身不能逾越地方分权改革所存在的弊端。地方政府创新主体地位不是绝对的,具有相对性,是准创新主体。因此,在地方创新系统构建中,应发挥地方政府的积极作用,限制其消极的一面,根据市场环境适时调整其作用边界,降低体制转型的成本是国家创新系统建设的重要课题。

政府行政管理论文篇12

1、当代行政体制改革有四个特点

(1)当代行政体制改革具有普遍性、广泛性、激进性和前所未有性。普遍是指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卷入返个浪潮中。都在进行改革，这个改革是大刀阔斧进行的。即使行政管理体制运作很好的国家也在进行改革，如日本。广泛是指改革内容和改革的涉及面非常广泛。激进是指改革体现了根本的方向性弼整，所以也有人把当代的行政体制改革称为“政府重组”或“政府再造”。

(2)当代行政体制改革与以前的行政体制改革在改革的总方向上相反。以前的行政体制改革总方向是政府职能、责任的膨胀，随着这种膨胀政府规模也开始膨胀。而当代行政体制改革总方向却是政府的退缩和市场的回归。撒切尔称之为政府战线的全方位退却。里根在进行行政体制改革时有两句名言：“政府不能解决问题，反而它本身才是问题”，“让政府不再骑在我们头上，让政府的手远离我们的钱包”。

(3)当代行政体制改革以市场化为取向，塑造企业型政府，具有超越意识形态的特征。即不论什么形态的国家，不论什么倾向的党派、不论什么经济水平都在进行世界范围内趋同的改革，所有改革的方向都有些雷同，全国公务员共同的天地－尽在（）所有政党都有向右倾的转制趋势。比如英国工党过去讲求信奉共产主义、公有制，堀在的中已经没有了这一规定，布莱尔上台后撒切尔执政时期出售的国有企业全部都没有收回，而且还新卖了很多企业，目前正在研究邮政如何市场化，他的施政方针跟撒切尔没有多大的区别，所以现在有人把布莱尔称为布撒切尔。

(4)当代行政体制改革处于特殊历史时期，因此意义非同一般。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即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变。知识经济、全球化、一体化、信息化是转型的标志。所以当代行政体制改革肩负的使命与过去的改革不同。过去的改革只是调整：当代除了调整还要探讨适应未来的管理体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2、当代行政体制改革的动因，也就是推动改革的力量

(1)当前的国际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知识经济的出现、信息化社会的出现、全球化速度加剧，等等。各国为适应环境迎接挑战必须改变，必须使自己国家在各方面与国际接轨，必须相应的修改国内原有的法律、行为方式。一个国家的竞争力水平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内企业的竞争力水平，在国际竞争加剧的情况下，企业要有竞争力，政府的管理必须跟上，如果政府没有提供好的环境，企业不可能得到发展。大家都知道比尔?盖茨从大学中途退学后只用20年的时间就成为了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他成功的原因当然有很多了，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美国社会给他提供了这个环境，如果换在我国的环境下他就不可能取得那样大的成功了。所以为了增强企业的竞争力。进而增强国家竞争力，政府管理的改革势在必行。此外在国际化的条件下，政府改革本身具有传播效应，所有的信息都实现了全球化，老百姓通过报纸、电视、广播、网络可以很及时、准确的了解外国政府的管理动向，会根据外国政府的行为向本国政府提出相应的改革要求。而政治家们为了获得老百姓的支持电会有相同的改革意向。这些力量都能推动改革的进行。

(2)行政体制的国内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老百姓对政府的期望、要求提高。用美国政府的话说：“老百姓希望政府工作得更好，花钱更少。”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只有通过改革自身才能适应老百姓对政府日益提高的期望和要求。私营部门为了在高度竞争下求得生存，在管理和提供的服务上有非常大的改进，他们的改进与政府提供服务的不好形成对比，所以老百姓强烈要求政府进行改革。

(3)政府自身面临的困境迫使它采取改革措施，这是改革内在的主要动因。当代政府面临了三大危机：财政危机、管理危机、信任危机。

财政危机尾指每国政府都感到入不敷出。所以有学者称当代改革为财政驱动的政府改革。老百姓越来越抵制政府的收费，“让政府的手远离我们的钱包”，在财政收入有限，支出又很大的情况下，政府只有以改革内部管理，提高效率来降低成本。

管理危机本来可以通过强化对政府的管理来解决，但政府非常庞大，所以最难管理。全球最大的企业是通用公司，它的所有员工加起来才14万左右，可中国政府的工作人员有700万。要管理好这么庞大的人群是非常困难的。而且政府的目标也很多，公务员的身份具有两重性，既是领导者的下属也是他们的选民，领导者为了获得他们的支持以便在下次的选举中获胜，在对他们的管理上有时候会遇到两难境地。

由管理危机导致了老百姓对政府的不满、不信任，从而引发了信任危机。

二、当代行政体制改革的方向和指导理论

当代行政体制改革有2个方向：第一、市场化和社会化。改革着眼于处理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实现政府的退却。这个方向背后的逻辑很简单：政府目前面临困难的原因在于管理的事情太多了，所以要退却，全国公务员共同的天地－尽在（）集中力量抓好重要的事情。第二、政府内部管理改革，提高工作效率。

当代行政体制改革以公共选择及其相关理论和管理主义理论为指导理论。

1、公共选择及其相关理论。探讨了政府在与市场的关系上应该怎么做，政府为什么应该退却

公共选择理论将理性经济人假设用到政治领域。过去人们都认为“无商不奸”，搞经济活动的人是自私自利的，而政府官员是公职，所以不是理性经济人。但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府官员也是，并由此发展出了市场论和政治家行为动机理论。具体来说就是认为社会中存在两个市场，一个是经济市场，另一个是政治市场：在经济市场中进行服务、商品的交易，交易媒介是货币。在政治市场中交易的主体是政治家和选民，内容是权力和福利，媒介是选票。政治家通过管理国家给老百姓一些福利。以此获得老百姓的支持。在两个市场上主体的行为目标是不同的。在经济市场上，作为生产者追求利润最大化，消费者追求在有效约束下的效用最大化；在政治市场中，政治家追求权力最大化，老百姓追求福利最大化。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如果一个政策有利于百姓福利最大化，不利于政治家自身权力最大化，政治家会采取什么措施呢?他会毫不犹豫的选择可以使他权力实现最大化的措施。举个例子来说吧。比如说维修马路问题。马路刚刚修好的时候质量较好，随着时间的流逝，质量会不断下降。根据工程师协会的研究我们可以知道马路质量下降的轨迹是一条曲线，不是一条直线，也就是说前几年下降的速度比较慢，如果不加以维护的话下降速度会不断加快，最后两年简直就是呈直线下降了。而马路修复的时机选择是一门学问，早期修复所花的费用很低，而且效果很好；如果这个时候不管它，再过两年修复的话就要花更多的钱了；如果再不动，那马路的修复成本会更高；到最后无法再修复时就只能重新修建了。修马路什么时候最好、成本最低我们不知道，但是什么时候最不好、成本最高我们却可以看出来，就是在重新修建那一点上。可实际上美国很多马路的修复都要等到最后一点才重建。原因在于对政治家来说重新修建比不明显的修复更能让他感到荣耀，他可以通过奠基仪式、剪彩、接受新闻访问等形式在民众中扩大他的知名度，通过修复马路这个表面的“政绩”来获得民众的支持：换句话说就是政治家以此来换取名声和荣誉，以名声、荣誉来换取选票，以选票来换取权力。总之，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治家也是人，电是理性经济人，以道德水平来讲与一般人相同。所以他们所作出的决策不一定科学。可能会失灵。

公共选择理论中包括官僚行为动机理论。它承认人都是一样的，所以政府部门的人不一定比我们更加自私，但由于政府设计有缺陷，如垄断、缺乏监督、投资的无效和资源的浪费、不承担决策失误的成本、决策权与责任分离加大了决策的风险等因素使官僚变成了预算最大化的人，他们的最大目的就是从国家取得尽可能多的预算，使预算最大化。由此出现了所谓的“帕金森定律”，包括在政府部门职能任务量和人数成反比，会议时间与议题的重要程度呈反比，等等。如英国议会开会讨论开发三叉核潜艇的计划，需要投资20亿，只花了40分钟就决定了：而对投资300万建立公共汽车站站亭的问题却讨论了4个小时没有结果。想想也可以理解，因为英国的议会是开放的，任何人都可以去旁听，很多与会的议员都不知道20亿是个什么概念、不知道三叉核潜艇是个什么东西，如果随便乱发表意见的话，很容易被旁听的记者抓住向大众报道，这样会显示出自己的无知。降低自己在民众中的支持率，最理智的办法就是保持沉默，尽快通过议案了。而公共汽车站站亭是很多人都知道的东西，所以有能力在这上面发表自己的各种观点，很多人争执的结果就是过了四个小时讨论还没有结果。

公共选择理论以为完全的民主决策也有局限性，重要问题由老百姓投票决定也不能避免政府的决策失误。因为政治家可通过操纵舆论、提供不完全信息来引导老百姓的投票行为。也可以通过控制程序来决定投票结果。在这里我想到一个例子，就是天津大邱庄俞作敏，他想让一个人入党，但是党委中的绝大多数成员都不同意。于是他就想了一个办法，就是在举手表决叫叫“不同意的人举手”，当然大家都不愿意当第一个举手表示不同意的人，都不愿意跟他发生正面的直接冲突，所以决策就这样通过了。通过这个例子我想说的是即使是全民参加的决策，政治家也可以通过控制程序的办法来取得自己想要的结果。从个人角度看，完全正确合乎理性的个人选择对集体决策来说却是一个灾难。凯恩斯用“合成谬误”来描述这个现象。比如说很多人去看一个演唱会(大家都是站着的)，前面三排的人会随便站着看，第四排的人为了看得更清楚一些就会踮起脚尖，列第四排的人来说这是理性选择，第五排的人为了看清楚也会这么做，这样第六排，甚至更后面的人就看不到了，最后造成的结果就是集体的无序，还不如大家都老老实实的站着看。所以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即使采用民主决策，重要问题由老百姓投票决定也不能避免政府的决策失误。

2、管理主义理论。在管理层次上，从管理角度看，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在本质上并无区别，二者的管理方法、管理原则可以通用。就目前来看私营部门比公共部门的管理更加优越，所以改进公共部门管理，提高公共部门管理效率的一个捷径就是全盘引进私营部门的管理理念、管理原则、管理方法、甚至是管理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