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传播学篇1

一、传播学与文化传播

传播学(communication)是研究人类如何运用符号进行社会信息交流的一门学科。虽然早在公元前4世纪亚里士多德就在《修辞学》中对口头传播的规律进行了研究和总结,但传播学作为一门学科,却是在20世纪20-40年代的西方逐步形成的。传播学的诞生地在美国,一般认为,其奠基人和集大成者是美国学者威尔伯•施拉姆(WilburL.Schramm,1907-1987)。20世纪60年代,台湾留学生将传播学从西方带入台湾,70年代末期,随着改革开放的实施和大众传媒的发展,传播学日益受到中国大陆新闻、学术、教育界的重视。1982年,我国召开了第一次传播学讨论会。近20年来,传播学在中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不仅译介了大量西方的传播理论著作,而且推出了不少中国学者的传播学新论。更为可喜的是,传播学的理论观念已被日益广泛地运用到人们的实际工作中,传播正成为与每个人密切相关的事。作为研究传播现象、总结传播规律的一个年轻而富有生命力的学科,传播学的体系正日趋完善。从国际传播协会年会的分组,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学科的诸多分支,如信息系统、政治传播、组织交流、人际交流、教学交流、跨文化交流、大众传播学、医疗卫生传播等。这些分支,有些具有明显的实用性,如医疗卫生交流、教学交流。更多的则是自成一体的研究方向,有些已发展为某种新型的分支学科,如大众传播学、跨文化交流等,受到不同国家学者的共同重视。

有人将“传播”与“交流”相提并论,认为在英语中,“交流”与“传播”是同一个词(communi-cation),因此二者的内涵、所指当无相异。这种认识是片面的,因为在日常交流中,交流的双方是面对面(facetoface)的,两个主体是平等的,信息流动一般呈现出双向互动的对话性特征;而在大众传播中,传播者和被传播者的地位并不对等,信息的流动不是双向而是单向的(one-wayflow),信息或文化产品是为那些基本上不在生产与传播现场的人们生产的,接受者参与或介入传播过程的能力极其有限,从而也就很难影响传播的内容。当然,传播在一定程度上也隐含着交流,但这种交流是滞后的,并不像日常交流那样具有即时性和现场感。比如,读者对一部小说的评价,可以看作是读者与作者之间的交流,但这种交流至少发生在读者阅读欣赏了作品之后。“交流”的在场性和“传播”的不在场性,决定了二者在信息流向及传输过程上的迥然区别,正是因为这一点,才有外国学者提出,在谈及大众传播时,应用“传递”或“传送”(diffuse,transmit)取代“交流”(communication)意义上的传播。这种提议是不无道理的。[1]

人类的传播行为,就其广义而言,可以涵盖人类现有的一切行为方式,因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在现实中生存发展,总存在着与他者的交流、对话,可以说,传播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一般意义上所说的文化传播,主要指的是狭义的传播行为,它又可具体分为物质文化传播和精神文化传播两种类型。文艺作品是人类精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凝聚了人类的情感、希望,反映了人类生存的本质,是人类精神文化进步的标志物,因此近年来,文艺传播受到研究者的日益重视。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也改变了过去文艺研究单一的、静态的思维习惯,将文艺生产和消费当作一个完整的动态过程进行研究和考察。文艺传播作为文化传播之一种,同样受制于一般传播行为的规律。美国政治学家哈罗德•拉斯韦尔指出:“描述传播行为的一个方便的方法,是回答下列五个问题:谁(传播者)→说了什么(信息)→通过什么渠道(媒介)→对谁(接受者)→取得了什么效果(效果)。”[2](P16)传播者借助于一定的传播媒介,将信息传送给接受者,并在接受者那里产生一定的效果,即完成了一次传播行为。对于文艺传播而言,艺术家把蕴含在艺术作品中的信息通过形形的中介(书刊、广播、影视、表演),输送到读者和观众那里,对他们形成情感上、知识上和审美上的影响,也就实现了自身的传播过程。文化传播活动具有明显的流向性。一般来说,总是强势文化向弱势文化传播,新兴文化向传统文化传播。这符合人类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一般规律。正如某些学者指出的,一定文化的积累和运演而形成的文化“高峰”态、“凸起”状或超前性,容易打破原有文化整体相对的稳定与均衡,其“高峰”、“凸起”与超前部分或因素就必然要向其业已超出的四围地带扩散与流布。这种扩散流动的过程,就是文化传播。那些可称之为“信源”的“高峰”、“凸起”与超前部分,有时可显现为某一社会区域的超常发展,有时也可仅仅显现为某些个人的思想观念与创造力的非凡。正是由于文化的这种不断的高峰突现与平衡传播,才有了文明的进步,社会的发展。[3]从这一点上讲,文化传播渠道的畅通,将促进强势文化向弱势文化的传播,进而促进后者的发展,加强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

二、文艺传播:观念变革与内容演化

上文我们初步分析了文化传播之于完整的文艺生产与消费过程的意义。的确,正如人类的生产活动要经过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诸环节一样,人类的文艺活动也要经历文艺生产、文艺传播和文艺消费等环节,文艺传播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环节,文艺价值的实现只有经过一定的文艺传播渠道传递与散布才能达到。传播是中介,直接沟通着文艺信息与文艺接受者之间的联系,最终促成二者的双向互动。人类很早就注意到借助于文艺传播实现文艺的审美价值及社会效用,并逐步从最初的不自觉传播走向自觉传播,进而形成一系列关于文艺传播的有效观念,促使传播行为的规范化。这里,我们将试图考察我国自古以来不同历史阶段的文艺传播行为及观念,以发现人类传播的演变轨迹及其在不同时期的表现。传播是人类关系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机制,先民很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因此,早在先秦时期,人们就通过诗歌的传播,达到交流思想、共享信息甚至处理问题、规定行为的目的。颂诗言志,赋诗抒情,以诗唱和对答,成为当时贵族阶层彼此交往及对外交往的一种重要方式,“诗言志”、“兴观群怨”等诗歌传播概念也在此基础上初步形成。有学者认为,“诗言志”以乐的方式来实现,涉及到传播交流的双方即“志”的发出者(传者)与接受者(受传者)。综合当时的文献及汉代学者的论述,诗歌在君王、诸侯、士大夫之间传播的具体方式,可以归结为采诗观志、献诗陈志、称诗喻志和教诗导志四种[4]。对先秦诗歌传播性质的认识,给我们提供了考察当时文艺存在方式及价值的又一新视角。只有从传播的角度进入,我们才能更为深刻地理解和把握孔子关于诗歌传播效果“兴观群怨”说的理论指向,也才能更为深刻地理解这一诗学观念为何在后世被高度重视和深化,因为它指涉了文艺价值实现的传播中介,把文艺传播过程中的各种要素以效果论的形式清晰地呈现出来了。#p#分页标题#e#

“兴观群怨”等文艺传播观念在汉代得以不断生发和演化,传播在诗歌价值实现过程中作用人们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这一认识到了唐代,直接影响了一些诗人的创作观念,并进而影响了他们诗歌创作的内容和形式。过去我们探究唐诗繁荣的原因,总是从经济学、社会学等角度切入,去考察当时的社会状况及诗人的理想追求。事实上,诗人对作品传播的重视及实践,更为根本和直接地促进了诗歌的繁荣。一方面,由于不同时期传播媒介及途径的发展和程度有别,因此不同时期的诗人在当时社会的影响也呈现出较大的差别。比如李白和杜甫,被后世公认为唐代诗坛上的双子星座。但在他们所生活的盛唐之世,他们的名声和影响,相对中唐白居易在中唐之世的名声和影响而言,却并不很大,远未获得白居易在世时那样高的声誉。杜甫去世时,在文坛并未引起多大的震动,直到中晚唐,其声名和影响才逐步扩大。李白和杜甫诗歌创作成就巨大,却并未成为他们所处的盛唐时期的诗坛领袖。相比之下,中唐的白居易及宋代的欧阳修、苏轼等人,却在他们所生活的当世,声名就震动海内,并成为当世的文坛宗师。究其原因,文学传播方式的变化应是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盛唐时期文学作品的传播,主要是利用手工抄写的形式,诗文集主要是写本。手工抄写,其传播的速度和广度都受到极大的限制,所以盛唐时期能读到李、杜诗的读者相对有限,李、杜本人及其诗歌也就很难在当世产生广泛的影响。到了中唐时期,虽然诗文的传播仍然主要是依靠手抄,但已流行开了另外一种大众传播方式,即题壁。白居易诗能为“时俗所重”,赢得广大市俗民众的欢迎和喜爱,除了其诗本身通俗的特点之外,与题壁这种大众传播方式的盛行密切相关,否则仅靠手抄写本流传,广大的士庶、僧徒、孀妇无法及时而普遍地读到白居易的诗篇。[5]由此可见,传播媒介及方式的变化直接制约着文艺作品的影响面,既往的文学史研究对传播在文学史上的影响着力似还不足,因此有必要大力强化这一研究。

宋代是一个词作繁荣的时代。宋词以其或优美婉转或铿锵激昂的曲调,引得当时人们争相传唱,这一广泛传唱更加促进了宋词从内容到形式的发展。关于音乐特色及传唱方式对宋词传播的影响,众多专家已有论说。更有论者指出,歌妓演唱作为当时一种专业的词曲传播途径,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宋词的革新与发展[6]。当时词家每有新作,即能得到歌妓的传唱,一些歌妓为了提高自己的身份,更是主动向柳永、苏轼、晏几道、辛弃疾等著名词人索要新作,努力成为其“第一传播者”。宋词的即时传播保证了它的时效性,词曲传唱的声情并茂特色则保证了作品的良好传播效果和较为广泛的传播范围。词人与唱者共同强烈的传播意识及实践行动,使得创作者、传播者始终得以保持密切联系,共同强化了传播的效果。宋词的传播和接受,堪称我国文艺传播实践的一个高峰,它将成为一个典型的个案,其意义和价值正有待于人们去进一步认识和揭示。小说作为一种晚出的文体,在我国元明清阶段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成为民众接受的主要艺术形式之一。在小说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戏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元明清小说戏剧则是在以印刷术为基础的文字传播的明代大行其道、空前普及而走向繁荣的。其传播方式,依李玉莲先生的归纳,可分为选辑、改编、评点、翻译四种[7]。这些方式不仅对当时的小说传播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对后世乃至当今的文学传播也有极大的启示意义。

“五四”前后,我国的文艺传播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这不仅体现在对大量国外作品的译介上,而且还表现在人们文学传播观念的日益自觉上。梁启超、严复、鲁迅、胡适等一大批文化传播家的出现,促成了20世纪初我国文艺传播的星河璀璨时代。“五四”新文学的形成和发展,与当时传播观念的强化及传播媒体的变化有着极其密切的内在联系。正像一些学者所总结的,“传教士———维新士大夫———辛亥志士这一文化传播的三级跳是新文学萌芽的背景和渊源。文化传播媒介在近代的兴起,既是域外文化作用的产物,也是中国社会的现实要求。由于文化传播媒介的平民化特质,文学首先从特权阶层解放了出来,从创作、传播、接受这一过程与传统文学的传播通道出现了很大的不同,这就是文学创作者身份的普泛化、文学传播的市场化、文学接受的大众化,这是前所未有的变革。文化传播这一过程,为新文学萌芽造就了一个新知识群体,他们将民主、科学的文化思潮带给了新文学;与此同时的翻译带来了中国文学观念的变革,使小说、戏曲由传统文学的婢女地位登上文坛的霸主宝座;自晚清开始的白话文运动一直到新文学萌芽,是一个有机的发展过程。”[8](P16)这一切都说明,20世纪初萌芽的新文学是文化传播的产物,这个传播既包含域外文化的引入,也包含中国传统文化的潜移默化的承传,它的实绩、局限皆与文化传播的性质有关,是两种文化遭遇后碰撞、作用的结果。当我们站在新的世纪之交,回眸上个世纪初风起云涌的文学运动时,我们必须看到,正是文学传播的发展,在根本上决定了“五四”新文学的基本趋向和内在品质。

三、传播方式:从古典走向现代

从上文对中国文学史上文学传播情形的大体描述中,我们不难看出,文学传播同人类总体的传播活动相一致,其方式也经历了一个由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动态发展过程。就总体上讲,它经历了语言传播、文字传播、电子传播这样三个阶段。其中,语言传播是人类最初的也是最基本的传播方式,它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先秦)和一定的文学体裁(如词曲)的传播中,担任着主要角色;文字传播是一种历史悠久、迄今仍在沿用的传播途径,它所形成的人类阅读心理,至今还影响着人们的文学接受方式;电子传播作为一种新型的传播方式,其速度快,范围广,将成为未来文艺传播有生命力的形式。传播方式从古典向现代的过渡,既是社会科技发展的结果,也顺应了人类社会生活节奏和方式变化的需要。今天我们探讨文艺传播方式的变化,事实上涉及到传播者和传播媒介两个方面。在实际传播活动中,传播者由两方面来承担:一是作家本人,直接向接受者传递与散布自己的作品,如广场朗诵。古希腊文学家本人经常在半圆形斜坡式的露天剧场中高声朗诵自己的作品,或在大街小巷里散发并朗诵作品。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也经常向公众朗诵自己的诗作。至于文学沙龙,更是人们口头发表作品的场所。战争时期文艺工作者即兴表演的战地文学作品,也是艺术创作者直接传播艺术作品的一种形式。除了作家本人,阅读者也可能成为传播者。阅读者欣赏了文艺作品,当与他人分享其体会与感受的时候,也就同时实施了一次文艺传播行为。#p#分页标题#e#

传播媒介的发展是影响和决定传播效果的关键。传播媒介的多样化,如印刷业、出版业、广播、电视、展览场所的出现,为文艺传播创造了良好的物质条件。作为印刷传媒的文艺出版业,在历史上担当过文化创造的角色,它的职能已不是简单地机械地传播现成的信息,它会主动地获取信息,并加以过滤,承担着孕育新知识诞生的功能。德国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的出版家S•费舍尔创立了S•费舍尔出版公司,它的指导思想就是积极参与当时的文学运动,连续不断地推出有发展潜力的作家。当时欧洲的一些现代主义作家如卡夫卡、霍普特曼、斯特林堡、托马斯•曼等都是在出版公司支持下将一代新文学思潮广泛传播出来的。同样,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出版业的密切关系也是显而易见的。现代文学的一些大家,往往本身就是杂志的主编,或出版社的主持者。鲁迅先生借助于内山书店,培育了大批文学青年。旷新年曾在论及杂志与现代文学生产、传播的关系时这样说道:“文学杂志为文人活动和文学交流提供了便利。它不仅为文人创作提供了空间,而且文学杂志所构成的现代交流空间打破了以往文人酬唱的封闭‘圈子’。这也因此改变了文学创作本身以至文学批评的性质和方法。”[9](P26)他还分析了新书出版业与现代文学生产之间隐秘而内在的联系。当前各文艺出版公司更是着力于发现作家,培养作家,为作家寻觅读者,制造新的“文学市场”已日趋成为出版传媒的传播目标。出版社日益企业化、公司化、集团化,这为文学传播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和出版条件。一些出版社甚至不惜巨资,包下一些有潜力的作家,这已成为当前出版业的一个新流向。

文化传播学篇2

（二）以手机媒体为平台对大学校园文化的交融与渗透

手机，最初只是满足人们进行便捷语音通讯的工具，现在不仅成为可以承载各种信息的接收终端，而且在日益先进的科学技术的支撑下，成为一种可以进行信息传播、名副其实的媒体。“作为一种可以将移动中的人群联系起来的新兴媒体，手机正以空前的速度发展着。手机媒体以其便携性、隐私性与贴身性，及高度的个性化让拥有手机的人都成为电子人，无时无刻不通过手机与外界保持联系，完成人际交流、移动信息和无线娱乐等一切功能，手机媒体给人类带来了全新的生活方式”[2]。利用手机媒体与校园文化互动，许多高校进行了大胆尝试，构建了“掌上校园”。福州大学开办了“福州大学手机报”，借助传统媒介的内容，通过“要闻”、“综合新闻”、“学生广场”、“副刊”等版块，结合手机媒介新形式，整合出新型的信息模式，不仅向师生发送新闻，还通过“读者调查”、“读者评报”等多渠道地宣传校园文化建设。厦门大学引进了易班网络互动平台，为开展各种学生活动提供便捷途径，目前已有42个学院22453多人次注册使用。手机媒体的信息内容多以简介的短标题形式出现，容易让师生快速获得最新消息，厦门大学推出“i厦大”手机客服端，用于最新的厦大资讯，如今已成为厦大学生爱用爱看，常用常看的综合性手机门户，成为热门讲座、各类演出的抢票活动、先进评选以及信息传达、舆论沟通的重要阵地。手机媒体的信息多带有针对性、实用性、互动性和服务性，利用这一特点，福建师范大学创新打造校园“微”文化，构建校园“微”体系、落实校园“微”服务、做好校园“微”引领，让校园文化在润物细无声中落地生根，进入手机“微时代”。在2012年福建师范大学的迎新活动中，校学生会的微博引发新、老生互动，通过各级团组织微博线上线下联动服务，快捷高效地解决了新生问路、咨询、贫困生资助、宿舍报修等问题，在24小时内转发、评论数达到了16322条，甚至还登上了当天新浪微博的热门话题。除了微博互动外，校学生会还“潜入”各个学院的新生群，在群共享里发放电子杂志《新生指南》。这份指南由该校学生会新闻中心的成员向身边同学征集素材编写而成，内容涉及福建师大的历史和校园介绍等[3]。福州大学、福建农林大学、闽江学院、福建医科大学等高校都注册校园官方微博，各二级学院、班级、社团也建设了数百个组织微博，各微博之间相互关注，共享信息，粉丝群不计其数，基本囊括了使用手机上网的所有手机用户，开拓了校生沟通的新途径，提升了高校形象。各高校构建的“掌上校园”推进了学校各项管理，将不同专业的师生紧密联系起来，搭建工作、学习、生活和情感交流的平台，及时关注社会热点问题，对学校的工作要求和有关情况随时随地最新、最权威的信息，牢牢把握属于学校的话语权，形成网上正面舆论宣传和先进文化传播的强势。提升校园文化的品位，创新校园文化建设，促进校园文化在“现实空间”和“虚拟空间”中转换，显现特有的文化意义，促进了社会民众传播意识的自觉，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社会的文明和社会成员的整体素质。

（三）以楼宇电视为支点对大学校园文化的充实与拓展

文化传播学篇3

实际上，约瑟夫，奈是从权力资源即“无形的力量资源”的角度来界定文化(包括观念、意识形态和国家制度，主要指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它是一种软权力资源(Softpowerresource)，以区别于软权力(softpower)本身。他指出：“一个国家文化的全球普及性和它为主宰国际行为规范而建立有利于自身的准则与制度的能力，都是它的重要的力量来源。”显然，文化本身并不等于软权力一诱导、吸引、劝服和同化他国的“吸纳力”，它并不能自动地“让他人(他国)想做你想要对方去做的事情”。对一个国家来说，要实现在国际舞台上控制他国、影响国际事件的外交目标，首要的是让他国民众和国际社会认可、追随并分享到该国的文化价值观，即被对方民众所认同，并把对方同化，进而对对象国的对外决策施加影响，使对方按照该国的目标、意愿、意图或意志采取该国所预期的行动。对美国而言，就是“把他人转化为按美国人的思维方式进行思维的人”。可见，控制权(包括对思想、态度和行为的影响和控制)是在这种文化“认同”和“同化”中得以实现的。一国的对外控制力一旦增强了，作为一种权力资源的该国文化也就转化为真正的权力。由此可见，对一国来说，只有当自己的文化观念与价值取向在国际社会广为传布并为目标国民众所普遍接受和认同，其文化才变为真正的软权力，从而被软权力化。

文化之所以能转化为软权力，或者说，能够软权力化，首先是由文化这种软权力资源本身的特性决定的。不同于硬权力资源的垄断性和排他性，扩散性和共享性是文化软权力资源的基本特性。硬权力资源如军事实力或更准确地说军备只要存在，即便不使用或充其量只需炫耀，也能给目标国施加一定的压力，因为军力优势的自然显露就可以给对方造成不定向的心理压力，从而产生政治影响力即所谓的“国际威望”。而文化软权力资源是非垄断的，自然地倾向于对外扩散；而且，越是对外扩散和推广，其辐射力越强，其被认同、分享的可能性就越大，其潜在的软权力也就越强。借用培根对知识的论述，文化如同知识，“其力量不仅取决于其自身的价值大小，更取决于是否被传播，以及被传播的深度和广度。”相反，“如果封闭或垄断一种文化，那么就不能使它构成‘软权力’的基本支柱。”不难看出，文化软权力资源的扩散性和共享性更能反映出国际关系本来就直接表现为交流、传播关系。正如美国国际关系学者艾克拉，爱里亚(AkiraIriye)从文化关系的角度解读国际关系时所言，国际关系就是“意识的共享与传递……记忆、思想、感情、生活方式、学术与艺术以及其他形式符号的交流。”正因如此，国际范围内的文化传播关系在国际关系中日益凸显出来。

不过，文化的扩散性和共享性只是为文化软权力化提供了可能，而文化要真正转化为软权力，所必需的是文化传播力的推动。所谓文化传播力，就是推动一国文化向外传播，使其由民族文化“泛化”(普遍适用或普适化)为世界文化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文化软权力化就是文化对外传播力的实现。

在信息日益全球化的时代，作为信息传播载体的大众媒介自然地成为文化传播力的象征。通常，对外文化传播通过两种途径来展开，一是人际传播(表现为各种跨国人际交往和对外文化交流活动)；一是大众传播(是指运用大众传媒对外传播文化信息)。相比而言，在文化的对外传播中，无论就传播的深度还是广度，大众传播都要优于人际传播，因为大众传媒大容量、高速度、高密度的信息传输能使各种文化信息资源最大限度地得到展示和共享。实践也证明，大众传播媒介是文化传播最重要的媒介和载体，是推动对外文化传播最强大的动力。

基于大众传播媒介在文化软权力化中不可或缺的作用，约瑟夫·奈把大众媒介视为文化软权力资源的有机组成部分。他指出，“特别是文化、教育、大众媒介等方面，软权力的性质是无法用传统的地缘政治学来解释和评估。”在此，他把大众媒介当成了像文化一样的软权力资源来看待。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国文化软权力化的过程最终归结为该国大众媒介对外文化传播的过程。

二、文化软权力化是国家对外传播的战略目标

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原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赵启正在2006年3月的一次会议上发言中指出了中国文化的严重“人超”状况。他认为，这其中的关键在于中国的文化对外传播力不强。而文化只有传播，才有影响力，国家的强大才有持续的力量。确实，我们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是：尽管我国拥有悠久灿烂的传统文化，具备丰厚的文化软权力资源，但是文化的对外传播力和影响力却不大，文化的软权力化程度还很低。之所以出现这种困局，除了在客观上信息传播技术手段还相对落后以外，更为重要的是，在主观层面上我们尚缺乏必要的文化软权力化的战略规划，以及相应的制度(包括法律制度)设计和政策安排。

要想尽快改变这种文化软权力化程度低的局面，不仅仅在于实现对外传播物质技术手段上的飞跃，也不限于构建政府宣传控制与媒介专业约束之间良性互动、行之有效的对外传播机制，更为根本的是要确立起一种最能符合国家利益而一以贯之的对外传播战略目标。

文化的软权力化是在国家主导和控制下实现的，它具体落实到政府直接或间接从事的对外文化传播活动上，尤其体现在政府指导大众媒介向国际社会或目标国传播本国文化的行为中。在此，政府对大众媒介的指导根本性地集中在对外传播战略目标的确立上。

依国际关系学中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理论的理解，一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国际“权威”或威望并不取决于——起码不完全取决于——它的军事、经济实力等客观物质性因素，而是取决于国际间的社会性观念，即它同对象国或者说目标国之间所达成和构成的共有观念或所谓的“共识”(共有知识)，它是由主观的文化观念(结构或模式)社会地建构起来的。具体来说，如果它同对方共享一种积极的合作性观念，那它们彼此就会把对方当朋友看待；而如果它同对方共享一种中性的竞争性观念乃至消极的敌对性(冲突性或对抗性)观念，那它们彼此就把对方当竞争对手乃至敌人看待。由此可见，在国际社会中，每一个国家的身份都归属于集体中的身份，是集体认同(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的产物。

进一步说，建构主义认为，“国家利益(包括最高意义上的安全利益)源于国家身份”依赖于自我身份认同。一国是在确立了自我身份之后，才相应地界定和选择自身利益，确定其利益的范围、程度和数量。可见，就像国家身份，国家“利益也不是‘自在地’存在那里等待被发现，而是通过社会互动而建构起来的”，或者说，是从与他国共同缔结的国际社会中学习的结果。最终，国家行为又是由国家利益决定的，国家依照自身的身份和利益相应地采取与之相符的行动。总而言之，无论是国家身份、国家利益还是国家行为都是由文化观念所建构的，都是在“集体预期(或期望)”中完成的。作为国际社会中的成员，每一个国家都是从共有的文化观念中首先获知自己是谁，进而知道最需要什么，最后懂得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从上可以看出，对一个国家来说，对外文化传播的战略目标应当是：制造和供给“共有观念(文化)”，从而引导和规范相关国家确立其国家身份，定义其国家利益(包括国家安全)，支配其国家行为，最终达到在文化观念上影响和控制目标国的目的。

从上述意义上说，文化软权力化的大众传播策略首要关注的是，运用大众媒介向国际社会提供“共有观念(文化)”。为此，一国的大众媒介要积极地通过对外传播力促本民族文化为国际社会所广泛接受和认同，从而提升和转化为相关国家共享的、作为共有观念的国际文化乃至世界文化。

文化传播学篇4

二、受众的变化，引导新闻传播学转向思考

新闻平民化提倡“平民视角”，由于很多媒体都没能真正领会其含义，并在新闻平民化这个过程中，过度寻求娱乐价值和利益，因此产生了种种弊端。怎样赢得受众、赢得市场，这是新闻媒体在从传统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环境的时思考的问题。媒体受众的核心，说到底，是在市场竞争中对资源的竞争内容所吸引的。新闻的内容及其发展、创新的深度决定了在竞争中是否能赢得先机。在我国新闻的深度报道，通常指的是客观地反映重大新闻事件，及是发现的本质和核心等等。在美国和日本及西方国家，深度报道最常见的形式是解释性报道，解释性报道占布局和服务的50％。深度解释社会现象，在引导舆论，促进主流价值观等方面有很重要的作用。由于广播传播特性的限制，不适宜做宏大叙事的报道深度，但这并不意味着广播不要深度报道，如果具有广泛覆盖优势的广播，去和 “报纸”等平面媒体比拼深度报道，将不具优势，并会给听众造成收听疲劳。

根据广播媒体的平民化走势角度来看，新闻内容的传播其特点符合平民的，深层次的挖掘趋势和贴近人们的生活中普及，人们的生活，为人们的其他方面来解决问题，是广播媒体的受众形成一种固定的重要途径。在对广播媒体的节目挖掘时，我们必须最大限度地关注广播媒体特性的研究和探索，以满足广播听众的需求，避免广播媒体和其他媒体的同质化倾向。

三、新闻的“平民化”发展要求

文化传播学篇5

2016年8月30 日，中国国学研究与交流中心在北京建成，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再一次成为每个炎黄子孙的共识。春节前夕，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党的十以来，深刻阐发了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今天的重要意义，提出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重大方针。可见，国家对传承传统文化非常重视。

的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是民族凝聚力和国家认同的主要依据，更是文化自信的重要源泉力量之一。当下中国经济社会的行进迫切需要一种来自历史深处的文化精神和思想力量予以有力的支持与驱动，迫切需要坚定文化自信与文化自为意识，用优秀传统文化为当代中国发展提供丰厚滋养。而要想保护、传承、诠释、传播好优秀传统文化，首先应该从娃娃抓起，从下一代抓起，因此，学校是传承、传播优秀传统文化的第一阵地，因为学校教育承接着孩子的未来。如何做好接力，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已成为基础教育阶段教育的重中之重。那么，学校该如何让优秀传统文化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呢？

一、围绕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遵循学生认知规律和教育教学规律，按照一体化、分学段、有序推进的原则，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方位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艺术体育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各环节，贯穿始终。以中学教材为重点，构建中华文化课程和教材体系，充分用好中学道德与法治、语文、历史等课程教材。

二、推动学校开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选修课，在语文、历史、政治学科专业和课程中增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关学科建设。

三、丰富拓展校园文化，加强学校社团文化建设，推进戏曲、书法、高雅艺术、传统体育等进校园，实施中华经典诵读工程，开设中华文化公开课，抓好传统文化教育成果展示活动。将传统吟诵引入校园，举办诵读和书写中华经典等交流活动，增强青年学生的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文化认同感。

四、加强面向全体教师的中华传统文化教育培训，全面提升师资队伍水平，稳步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紧紧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汲取中国智慧、弘扬中国精神、传播中国价值，不断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和影力，创造中华文化新辉煌。

五、开展富有深度的德育课教育。着重做以下两个方面的工作。

1.深入开展“我们的节日”主题活动。

实施中国传统节日振兴工程，丰富春节、元宵、清明、端午、七夕、中秋、重阳等传统节日文化内涵，形成新的节日习俗。加强对传统历法、节气、生肖和饮食、医药等的研究阐释、活态利用，使其有益的文化价值深度嵌入师生生活。活动中着中华节庆礼仪服装服饰，以强烈的仪式感展现中华民族独特文化魅力。

2.深入开展“爱我中华”主题教育活动。

文化传播学篇6

二、大学传播学课程增加文化产业内容的具体措施

传播学概论的基本理论框架早已搭建好，但是作为一门新兴课程，它的课程教学内容必须不断的优化。特别是笔者作为一个从事传播学教学9年的教学者，在实践教学中感觉到传播学概论课程教学内容的优化与教学效果是紧密相联的，只有书本理论紧密联系实践，贴近生活，学生才能听得懂，学得进，才能达到最好的教学效果。笔者认为，在大学传播学课程中增加文化产业教学比重的措施应包括以下三点：

（一）增加文化产业的具体教学内容———以国际传播章节教学为例在现有的传播学教学中，很多老师在进行国际传播这一章的教学时，把全球化与文化帝国主义问题谈的太空乏，理论过多，学生不喜欢听，并且越听越糊涂，但是谈到文化产业就不同，美国的三片文化（薯片、影片、芯片）和韩国的“韩流效应”是学生比较感兴趣的话题，产生了良好的课堂效应，收到了预期的教学效果。所以，老师在讲解中更应理论联系实际，将理论点直接贯穿到案例分析当中去，这样使得讲解不再空洞和平乏。笔者更是通过自己的教学实践总结出这一章节的经验：如在进行全球化与文化帝国主义问题教学时，可以加入具体的事例，介绍美国的文化产业现状。美国用自身强大的文化产业包括电影、流行音乐、电视、快餐、时装、主题公园、以及大量的现代技术媒体向全世界人民传输着美国的价值观念，信仰和生活方式。美国的迪斯尼在音像、出版、影视、服装、旅游等领域全面出击，形成了庞大的产业群体；美国好莱坞电影在技术的带动下，在世界各地160多个国家，以50多种语言放映，成为了美国的标志性的文化产业集团；美国的麦当劳、肯德基在世界各地遍地开花，从亚洲到欧洲，从繁华的都市中心到文物古迹风景区，到处可见麦当劳、肯德基全球统一的标志性店面，越来越多的人们习惯了美国式的餐饮文化；美国的可口可乐占据了众多国家饮料市场的半壁江山，是全球销量排名第一的饮料，成为美国文化的象征；美国的NBA将美国的体育文化传遍全球，中国就有上亿观众收看NBA转播，很多青少年都将NBA球星当成了自己的偶像。美国正是通过这些强大文化软实力，让全世界都充分了解美国，让人们都来接受美国式的生活方式，使它一直保持超级大国的地位。使用这些的具体事例来进行教学，可以使学生对美国的文化软实力入侵有更直观的印象，对全球化与文化帝国主义问题理解起来就很容易了。

（二）增加文化产业课程的教学时间，制定更高层次的教学目标本专科生教学与研究生教育中的文化产业研究是不相同的，研究生教育中的文化产业课程一般是持续一个学期，但本专科生教学中的文化产业教学内容只有两个课时，只是将文化产业的基本概念、文化产业发展的一些基本情况对学生作大概的介绍，只是让学生明白要构建好国家文化软实力就必须先发展好文化产业，文化软实力的形成归根到底还是要依靠文化产业的繁荣昌盛，强大的文化产业才能孕育出强大的文化软实力等基本的道理就可以了。但是，学生更需要深入理解如文化是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是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等深层的知识。所以，各高校应适时增加文化产业课程的教学时间，制定更高层次的文化产业课程的教学目标，使传播学的教学更加适应社会的发展。

（三）适当地进行实践教学文化产业发展前沿的高校制定的文化产业课程的教学目标是：“文化产业培养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有较扎实的文化基础知识和良好的文化企业管理能力；掌握文化产业的经营特点和运作规律，了解国内外文化产业发展趋势；同时具备现代管理、现代经济和法律知识，为文化企事业、政府管理部门和教育培训部门培养能够从事文化产业管理、文化企业经营、文化市场运作、文化项目策划、文化经纪、贸易、咨询和传播等工作的高级应用型人才。”目标的关键是培养有实践能力的复合型人才。而在本专科的传播中教学中增加文化产业的教学比重必然要遵循这个目标。所以，在增加文化产业教学比重的过程中，进行实践课程教学显得至关重要。通过其它高校的先前探索，可总结出实践教学的模式一般有：实习、田野调查、校企结合培养等。实践教学能够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加深学生对文化产业知识的理解，甚至能帮助学生找到自己感兴趣的专业方向。

文化传播学篇7

冼夫人，原名冼英，现广东高凉人氏，俚人后裔，其夫为高凉太守冯宝，出生于公元512年，逝于公元602年，岭南老百姓尊其为“岭南圣母”。冼夫人精神的核心就是“爱国”、“团结”，符合当今时代的潮流，曾在一次文艺座谈会中提出“弘扬爱国精神增强人民骨气”、“弘扬民族精神维护民族团结”。正因为如此，冼夫人精神应该通过文学形式，从而进行广泛的传播。目前，对冼夫人文化的文学传播途径调查结果粗劣梳理如下：

一、冼夫人文化文学传播途径扫描

第一个阶段：古代

关于冼夫人的文学作品最早可以追溯到《隋书》。在唐德武四年（公元621年），令狐德碧岢鲂蘖骸⒊隆⒈逼搿⒈敝堋⑺宓任宄的历史的意见。贞观三年（公元629年），由魏征作为总指挥，还有颜师古、孔颖达、许敬宗等人一起编著《隋书》，他们都具有较高的修史水平，能很好地还原历史原貌。在魏征加冠之年时，冼夫人仍然在世，因此魏征在撰写《隋书.烈女.谯国夫人》时，是可以较为公正客观真实地描写当时的历史状况。由此可见，《隋书.烈女.谯国夫人》成为现存可考全面记载冼夫人生平功绩最早的文学作品。同时这也是历代海内外学者研究冼夫人的权威史料。

文中对冼夫人的封号功绩的记载有：“仆以夫人以功封之功封信都侯，加平越中郎将，转石龙太守”，“表魂为仪同三司，册夫人为宋康郡夫人”，“追赠宝为广州总管、谯国公;册夫人为谯国夫人”，“仁寿初，卒，赙物一千段，谥为诚敬夫人”。由此可见，冼夫人在当代王朝中是受人敬仰的巾帼英雄。

不仅如此，《北史》、《资治通鉴》中均有详细记载，可见历代文人骚士对冼夫人的重视和爱戴，正是因为冼夫人的维护祖国统一和促进民族团结，反对地方割据，均希望通过描写冼夫人的一生来传播冼夫人精神，其维护国家统一的精神对历代皇帝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学习的作用。著名诗人苏轼也不例外。

在北宋时期，苏轼因与政派不和而被贬至儋州的时，提笔为冼夫人庙写了首诗《和陶拟古.咏冼庙》：“冯冼古烈妇，翁媪国于兹。策勋梁武后，开府隋文时。三世更险易，一心无磷缁。锦伞平e乱，屡渠破除疑。庙貌空复存，碑版漫无辞。我欲作铭志，慰此父老思。遗民不可问，偻句奠余欺。萆菌鸡卜，我当一访之。铜鼓壶卢笙，歌此迎送诗”，并被记载于明代正德《琼台志》，成为了至今为止所知的诗歌中第一首歌颂冼夫人的诗歌。这首诗歌用铿锵的词句来描写冼夫人的一生，把冼夫人活灵活现地展示在读者面前。其中的“翁媪国于兹”有大部分学者认为是高州，从而旁敲出苏轼是在高州地区作的诗歌，但这仍在探究。不过可以确定的是，在北宋时期以诗歌为文艺传播途径已经出现。但是相比于相同描写巾帼英雄人物的诗词《木兰诗》，这首由苏轼所写的《和陶拟古.咏冼庙》被诵读过的人是少之又少。

虽然冼夫人这段历史并没有作为重大历史部分记载详细记载在正史中，但是地方志对此却非常重视和具体地记载：明正德《琼台志》、万历《琼州府志》、《儋州志》、《高州府志》、清雍正《广东通志》、道光《广东通志》、乾隆、道光、光绪《电白县志》、清代茂名人谭应祥《冼夫人年谱》中都有详细的记载。因为这都是地方性文章，受众人群十分狭窄，传播面并没达到全国的高度，导致冼夫人文化在粤西、海南以外的地区鲜为人知。这也将是冼夫人文化文艺传播途径中应该着重注意的地方，我们应考虑如何把冼夫人这样地方性的优秀文化，通过文艺传播途径洒向全国甚至是全世界。

第二个阶段：现代

1.传统传播方式

（1）散文、诗歌

作为一种古老的、传统的文学创作体裁――散文、诗歌，是冼夫人文化传播过程中一种重要的传播方式。随着冼夫人文化在国内外广泛地传播，有关于冼夫人的散文、诗歌创作也愈发丰富与多样。许多作家把冼夫人作为一个新颖的创作点，挖掘其多面性进行文学创作，以弘扬冼夫人精神。在2012年2月举办的“中国移动杯・冼夫人精神”全国诗歌散文大赛中，有许多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散文作品脱颖而出。在散文类奖项中，获得一等奖的是来自广东的作家梁健的所创作的《千年大爱》;获得二等奖有2个名额，分别是来自福建的作家少木森所创作的《善良者无敌》和来自安徽的作家尧鑫所创作的《岭南大地有巾帼，文化之根存高凉》;获得三等奖有3个名额，分别是王迅所创作的《丰神的母性》、小海轮所创作的《岭南大王冼夫人》和贺澜所创作的《红色娘子军与冼夫人》。

在诗歌类奖项中，获得一等奖的是周乾坤《咏冼夫人（并序）》;获得二等奖有2个名额，分别是孔翠云的《【天香】咏冼庙》和余承安的《七律・题岭南洗夫人》;获得三等奖有3个名额，分别是刘能英的《夺锦标・冼夫人赞》、张玲蕊的《咏冼夫人》、何孔武的《高州冼太庙放歌》和许宝江的《寿南枝・题电 白冼》。

在这些优秀作品中，作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对冼夫人所赋予的精神大加称颂，于此同时也吸引着更多的人关注冼夫人这一位名垂千古的巾帼女英雄，使冼夫人文化传播得更广、更甚。

（2）纸质小说

关于冼夫人文化的小说有：崔伟栋《冼夫人》上中下册、宋其蕤《岭南圣母冼夫人》、关庆坤《冼夫人演义》、钟万全《高凉女杰冼夫人》等。经过对广州市图书馆的藏书调查发现，其中小说的借阅占大部分，由此可见对如今的小说是文学作品中传播最为广泛有效的手段。除了纸质作品外，网络上的电子书更是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3）文献资料

在现代，冼夫人文化的文学传播已有了明显的改善和提高，通过出书发行的方式，在全国流传。经调查，目前有创作关于冼夫人文化正史的主要书籍有：吴兆奇、李爵勋《冼夫人文化》、白雄奋、李爵勋《冼夫人文化全书》、李爵勋《冼夫人及其后裔研究文集》、钟万全《岭南文化知识书系.巾帼英雄冼夫人》等;

2.新型传播方式

网络小说是主要方式。在网易云阅读网站上，文人画家陈谷雨创作、发表了小说《巾帼英雄冼夫人》，该小说至2015年8月18日为止，字数为33675，网络点击量为894。作者目前已经出版了两部有关冼夫人的小说，他重新寻找新的创作角度在网上进行连载，是因为对冼夫人情有独钟。该小说是追溯到冼夫

人的先祖，从冼家的发展史入笔，更加详细地描写冼夫人的创奇一生;同时，在国内领先在线阅读网站――17k小说网站上，作者高山月创作了小说《冼夫人》，该文章于2014年6月16日发表，截至2015年8月18日，该文章字数为41364，点击量为557。这篇小说的特点在于小说的造句用词结合了时下热门的网络用语，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与趣味性，例如小说的楔子标题是“女汉子是怎么养成的”，用以来描述冼夫人的家庭背景与童年经历，这给读者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更加有利于冼夫人文化的传播;网友“九天任平生”在华语文学门户――榕树下网站发表的有关中国古代巾帼英雄的长篇历史小说――《战场上的玫瑰》，这部长篇历史小说发表于2014年4月6日，全文已经完结，总字数为101859，点击量为8437，该小说的第七章就是描写岭南圣母――冼夫人的传奇一生，作者在内容简介中写道：“这篇文章就是介绍那些在战场上依然娇艳绽放的玫瑰！”，而在历史上众多活跃于战场上的巾帼女英雄中，冼夫人就是独树一帜盛开在岭南大地上的铿锵玫瑰，作者还称道冼夫人是创造了历史，引领了时代的非凡的女英雄。

二、冼夫人文化文学传播的意义与问题

1. 冼夫人的文学作品在市面上流通最为广泛的是小说形式，受众面广，流通性能较好。可是，相比于市面上畅销的小说，相关冼夫人的小说生动性较差，情节较为老套，不符合市场上对小说欣赏的品味。我们应该通过提高冼夫人小说的文学色彩，考察市场上对小说所喜爱的类型，结合史实，用文字更好地塑造冼夫人在国人心目中的形象，让国人通过阅读相关作品，通过潜移默化的形式让读者感受到正能量的冼夫人精神，从而了解和喜爱冼夫人。

2.冼夫人文化传播可以效仿花木兰文化传播方式，把《木兰诗》放入到中小学教科书中，让中小学生从小受到冼夫人文化的熏陶和培养，能有效地防止冼夫人文化断层现象，对冼夫人文化的传承和发扬具有重大的意义。比如苏轼所写的《和陶拟古.咏冼庙》，则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和文化价值，可以作为教科书的选材。

3.从有关冼夫人的网络作品的点击率和阅读量来看，这些作品受众面并不广，作品的评论微乎其微;同时，作品本身存在完整度不够的问题，在上方列举的几部网络作品中，有的作者已经停更了;从这些小说中还可以看出作品的创新力度还不够，抓取的角度也不够新颖，虽然有的作品有融入当今的网络流行语，但作品本身的故事性和叙述的传奇性不强，不足以吸引住读者的眼球。网络文学是当代一种极为重要的文化传播途径，为了更好地传播和弘扬冼夫人文化，必须从网络这一方面入手，利用冼夫人所具有的传奇性色彩，挖掘其独特的价值。参考这几年的热门的网络作品，冼夫人网络文学的创作可以借鉴一下几点：可以从创新的角度出发，构建庞大的构思，从情节入手进行改编，恰当地融入新兴的元素，如爱情元素、悬疑元素、玄幻元素;作品要有作者独特的风格，情节不落俗套，语言幽默风趣，摒弃历史的枯燥性，但趣说历史的同时也要有一定的深度，突出其文化价值;作品内容要具有正能量，符合时代精神，在这个文学作品鱼龙混杂的网络环境中，为读者带来一股清流。

【参考文献】

[1]黄益群.一代女杰―谯国夫人[N].2012，（1）.

文化传播学篇8

第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百花园”是百花齐放、异彩纷呈的，教师必须有意识地带领学生融入进去。

如在学习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时，我们可以先播放中央台《汉字书写大会》的有关视频，让学生震惊于同龄人甚至于比自己小的那些选手的汉字功底，进而以专题的形式引导学生系统了解汉字这一方块字的独特魅力：（1）通过介绍，学生了解到日本、韩国乃至东南亚的一些国家的大街小巷和商号店铺招牌上，触目皆是方块汉字。这说明方块字在人类文字发展史上是独树一帜的，这是汉字和中华文化神奇魅力的具体体现。（2）我们可以让学生了解：汉字是表意文字，每一个汉字都有其特有而丰富的含义，这是刻板而枯燥的拼音文字所不可比拟的。（3）目前，世界上已有2300多所大学开设了汉语课程，约有5亿多外国人在学习使用汉语和汉字。我国近年在全球78个国家建立了300余所孔子学院和n堂，以满足各国人民学习汉语的要求。由此可见，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的今天，古老的汉字又重新焕发出青春活力，依然显示出无限的生机。通过这样的专题学习，能够激发学生学习和使用汉字的积极性。

文化传播学篇9

中图分类号：H08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09-0000-01

“翻译是跨文化语境下信息传播的主要途径，文学艺术交流活动是信息传播的主要内容之一。”①在经济全球化的当下，各国跨文化交流日益频繁，除了经济上的互通有无之外，文化层面的沟通已经达到一个新的阶段和高度。文学翻译其本身作为语言艺术的一种跨文化传播形式更肩负着沟通不同国家民族之间文化艺术、历史传统的桥梁和中介作用。当莫言成为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时，我们不仅应该为莫言获此殊荣而高兴，还应当为文学翻译的发展而喝彩。这既是对莫言文学创作水平的崇高评价，也是对当下文学翻译巨大进步的印证。在全球文化交流愈加密切的当下，基于跨文化传播新的视野来研究文学翻译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拟从跨文化传播的维度，探讨全球化语境下文学翻译的本质、主体以及在跨文化传播中所起到的作用。

一、文学翻译是语言艺术的跨文化传播

文学是文字的艺术或者说是语言的艺术，而文学翻译是基于不同语言艺术交流的一种形式。“文学翻译既是不同语言的转换活动，也是一种艺术再创造活动，同时也是一项跨文化的交流活动。”②在文学翻译的研究中涉及到几个常见的概念：原作者、原作、读者、译作者、译作，当然严格的划分应该将读者细分为原语读者和译语读者。在文学信息的交流过程中，即在文学翻译中，翻译家起到了一个重要的桥梁作用，是文学翻译的主体。运用传播学的知识来解释就可以这样理解：翻译家首先是作为原语读者，经过对原作的译码、解释、转换、编码之后，再以译作者的身份将原作转换成译作，使原作者在文学作品中所传达的信息以另一种语言的形式和符号传达给译语读者的过程。而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文学作品中所传达的信息是不变的。文学翻译必须忠实于原作，同时又是对原作的创造性叛逆，译作者顺应原作者的审美心理和创作思路用不同的语言符号表达原作本身的文学信息。

由以上分析可知，在文学翻译中翻译家的重要作用。中国近代、现代的翻译家，从严复、林纾、到鲁迅、傅雷、朱光潜、郭沫若等，将大量优秀的外国文学作品翻译到中国，不仅让广大的国人了解到外国文学，更是促进了我国近现代文学的发展。一些经典的外国文学作品在国内得以被接受并迅速传播开来，如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李尔王》、《麦克白》、《奥瑟罗》等都与朱生豪先生经典的翻译有很大的关系。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在中国的影响甚至都已超过在法国国内的声望，这与傅雷精妙绝伦的翻译有着直接的关系。“二十世纪第一部巨著《约翰・克利斯朵夫》历久弥新，它融进了自己的朝气与生命激情，自己的顽强与精神力量。”⑤

翻译文学作品，不仅要把原作中的所要传达的信息表达出来，还应当保持原作的感情韵味、意境和风格。文学作品是语言艺术作品，翻译过后还应当是语言艺术作品。那么，在文学翻译过程中，不仅要艺术的再现原作，还应当再现原作所承载的艺术之美。论及于此，这就涉及到翻译学中“忠实与创造”的关系。在文学翻译中，既要忠实于原作，又要充分发挥译者的创造性。文学翻译中“忠实与创造”的关系，简言之，就是创造性的将一种文化的完美性转换成忠实于原作的另外一种文化的完美性。文学翻译是沟通语言艺术的桥梁，就必然与两种语言及其所属的文化打交道，而语言本身与文化密不可分，因此，文学翻译既是语言的传通，又是跨文化的交融。

二、文学翻译是跨文化传播中的桥梁

“文学翻译内涵包括三个层面。第一是语言层面，第二是文学层面，第三是文化层面。在语言层面上，文学翻译被理解为文本语码的简单转换，是将一种语言形式转换成另外一种语言形式的表达；在文学层面，文学翻译被理解为文本审美品质的再表现；在文化层面上，文学翻译是完全意义上的翻译行为，即意义的翻译，是对文本进行意义符号的对等转换，包含了译者赋予的丰厚的文化阐释，这是文学翻译的主体。”⑥

文学翻译是跨文化的文学信息互输和交流的桥梁，也是跨文化的不同民族和不同国家之间加强沟通、增进了解的桥梁。

联系到当下，越来越多的外国文学名著被国人所接受。古希腊的《荷马史诗》、阿拉伯世界的《一千零一夜》、英国莎士比亚的悲剧和喜剧、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但丁的《神曲》、日本古典小说《源氏物语》等等。而现当代的外国文学更是耳熟能详，卡夫卡的著作和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中的意识流思想对全世界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美国作家威廉・福克纳和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为代表的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则是将当代世界文学引向了追求人性的崭新空间。获得201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莫言，其作品深受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瑞典诺贝尔委员会给莫言的颁奖理由是：“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地社会融合在一起。”莫言能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与文学翻译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对于作家来说，文学翻译是一个对创作施加重要影响的源泉。

文学翻译在跨文化传播中除了对世界文学与作家的交流起到促进作用外，还能帮助民族间、国家间的文化、艺术交流，促进相互理解、和睦共处。从这种程度上讲，文学翻译的价值和意义已经超越了文学层面，而上升到文化、艺术、人性的层面。真理、正义这类普世的价值观得以被全世界各民族的人们所接受和推崇。

在全球经济、政治高速发展的今天，各民族、各国家最主要的区别将不再是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因素，而是文化艺术、审美心理的差异。在全球文化多元化的框架下寻求各国文化间的交流与沟通，必将促进世界文化的共同繁荣与文明。基于跨文化传播视野下的文学翻译既是不同语言的转换活动，也是一种艺术再创造活动，同时也是一项跨文化的交流活动，并且是沟通跨文化传播的桥梁。

注释：

① 解希玲.跨文化传播语境下的文学艺术交流[J].山东社会科学，2009年第8期.

② 许钧.关于文学翻译基本问题研究的设想[J].外语与外语教学（大连外国语学院学报）.1999年第5期.

文化传播学篇10

（一）数量与专业优势

高校学生数量多、专业多、文化水平高、学历学位层次高。市内高校十余所，市内在校大学生达二十万人左右，在市区常住人口中，每六个人里就有一名在校大学生，这在国内地级城市中是十分罕见的。在这些学生当中，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占有很大比重，他们在校期间大多已经开始科研工作。高校科研条件优越，各校图书资料丰富，研究资金充裕，师资力量雄厚，能够为大学生从事地方文化研究提供各项保障条件。

（二）生源优势

高校的生源广泛，根据生源地可将学生分为三类：一是籍学生，在学院和职业技术学院中，本地学生占比都在50%以上；二是非籍国内学生，在河北大学、河北农业大学、河北金融学院等省属院校和华北电力大学等部属院校中，外地学生占大多数；三是外国留学生，河北大学、河北农业大学均已开展国际教育工作，两校的留学生在校总数每年达500人左右。学生内联市内各县市区，外通全国各地与海外，这一群体将把独特的人文历史文化介绍到兄弟省份和世界各地，让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三）时空优势

高校坐落在市内，大学生每天都置身于地方文化氛围之中，地方文化资源近在身边，大慈阁、古莲池、直隶总督署、淮军公署等文化设施就在市中心，交通便利，周末课余乘公交车即可到达；清西陵、满城汉墓等文物古迹虽然散落于各县，但是车程一般不过一个小时，利用节假日考察参观十分方便。加之大学生课余时间较多，更有利于他们对地方文化进行考察。

二、加强对学生的文化传播，提高其文化素养学生在地方文化传播中有双重身份，他们既是传播者也是受传者。

首先，要将其作为受传者进行分类传播，提高其作为传播者的地方文化素养。

（一）籍大学生

培养家乡情结，建立知识体系他们肩负着传承家乡文化的历史重任，但他们一般还未接受过系统培训，对文化的了解不够全面，地方文化知识体系尚不健全。对这类学生，重点要完善其文化知识结构，突出文化的核心部分和重点部分，通过集中学习，帮助他们深入了解家乡文化，建立较为完善的文化知识体系，主要包括：的历史沿革、的教育历史、享誉中国文坛的作家群、竞技体育方面的丰硕成果、的新能源产业、的红色文化等等。各校可以开设地域文化通识课程，为这类学生系统讲解地域文化，培养他们对家乡文化的深厚感情。

（二）非籍大学生

培养兴趣，寻求认同这类学生又可分为两类，即非籍的国内大学生和外国留学生。非籍的国内大学生来自五湖四海，留有各地的文化印记，他们来到求学，有几年时间会被文化浸染，将来会把文化传到自己的家乡和未来的就业地。面向他们的文化传播，重点要突出特色文化即地方文化的差异性部分，特有的民俗风情（如踩高跷）、饮食习惯（如驴肉火烧）、健身方式（如保龄球）、文物古迹（如清西陵）、地方戏曲（如老调）等都比较容易被接受并为其留下深刻印象。外国留学生入学前对文化知之甚少，留学期间有机会接触到文化，毕业后将把文化传到其他国家或地区。外国留学生对灿烂的中华文明抱有极大的兴趣，对这些学生，在文化教学方面，应注意两点：一是把握好分寸，尽量回避文化中非兼容性部分，即与其他国家民族文化可能发生矛盾冲突的内容；二是处理好大中国文化与地方文化的关系。地方文化是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对留学生进行文化传播，一方面要注意结合中国文化的核心部分介绍相关的地方文化，如体现中华民族文明、进步、和谐、侠义的内容；另一方面，要突出地方文化中有特色且趣味性强的内容，如地方风俗（如北岳庙庙会）、地方特产（如槐茂酱菜）、文物古建（如直隶总督署），等等。对汉语水平较高的高年级学生，可以适当扩大文化教学内容，融入一些方言和艺术元素，学说方言笑话、观赏学唱民间戏曲或音乐、学习制作传统手工艺品都是不错的选择。

三、引导学生发挥自身优势，积极传播文化

（一）发挥数量优势，广泛宣传文化，扩大地方文化

传播范围。充分发挥高校学生数量多这一优势，动员他们向亲友、市民传播文化首先是向亲友传播。把宣传文化作为假期实践的一项主要内容，可以以“我和亲友谈”为题，让学生在节假日返乡期间向亲朋好友宣传，并将宣传成果以文字或影像形式记录下来，组织展评活动。对外地和外国留学生，还可以引导他们将文化与家乡文化加以对比，分析异同，深化他们对地方文化的了解。其次是向市民传播。组织学生在课余时间走上社会，走进居民社区，开展文化义务宣传活动。把有关文化信息制作成图片、影像资料，根据宣传对象或宣传时间设定多个专题，进行巡回展览，提供现场咨询，营造浓厚的文化氛围。组织大学生走访市内中小学幼儿园，在摸清地方文化常识普及现状的基础上，根据各校的具体情况确定宣传重点，定期为他们提供地方文化知识讲座。

文化传播学篇11

注重教材建设，提供有效的母文化输入。经过几十年的外语教学探讨和研究，目前我国出版的外语教材种类繁多，它们由于受众、目的不同，所编内容和侧重点亦有差异。但是大多数教材都会介绍相关的西方文化，很少有教材涉及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导致英语教学中母文化输入严重缺位，给跨文化交流带来了困难。学生可以流利地背诵雪莱、莎士比亚的诗行，但却不能把作为中国文化璀璨明珠的唐诗翻译成汉语；对于西方的宗教文化、节日津津乐道，却不知中国传统节日用英语如何表达，更不用说向外国人介绍我们的传统习俗了。作为一个外语学习者，熟悉我们的母文化并对其进行有效的跨文化传播，是当今世界经济文化交流中必不可少的，而我们培养的学生恰恰在此方面能力缺失，这不得不引起外语教学人员的重视。如我校英语专业使用的教材《综合英语教程》，在每单元后面都有一个西方文化介绍，若能加上相关的中国传统文化对比，效果就会好很多。恩格斯曾经指出，“只有将母语同其他语言对比时，你才能真正懂得所学的语言。”此外，各类外语测试的导向性作用也不容忽视，如英语专业四级考试的作文，2012年一改过去考议论文的做法，考到了对于中国端午节的介绍和描述，使学生意识到这方面的知识必须要补上，对外语课堂上中国文化的讲授起到了积极作用。

跨文化传播中端正外语教学指导思想。外语教师应认识到外语教学不是仅仅把对方的文化和语言介绍给学生，还要引导学生在学会外语的基础上传播自己的母文化。在教育部学习贯彻《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的精神座谈会上，教育部长袁贵仁强调，“要充分认识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性”，外语课堂也要引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多向学生宣传带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传统文化，教会学生批判的接受世界其他文化的内容，提升自己的文化素养，从而增强自己的综合素质。学生应学会在各种文化碰撞时保持清醒的头脑，既不盲目拒绝“他文化”的精髓，也不一味否定母文化的恒久魅力，在跨文化交流中游刃有余。

跨文化传播活动涉及到很多方面。语言是其中的重要途径和载体，如何语用外语为我国的母文化传播作出贡献，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外语教学作为培养学生外语沟通能力的主要方法，应顺势而为，在教学活动中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宣传我们光辉灿烂的传统文化，使其永葆青春。

作者:张莉单位:河北工程大学

文化传播学篇12

如前所述，语言与文化密不可分、相互依赖、相互影响。早在本世纪20年代，美国语言学家萨皮尔(EdwardSapir)(1884－1939)在他的《语言》一书中就指出:“语言的背后是有东西的，而且语言不能离开文化而存在。”语言和文化之间这种密不可分、唇齿相依的关系，表明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决定了在实际的高职英语教学中，所以我们有必要了解相应语言的传统文化、、风俗习惯等等。

(二)文化的偶合现象与文化差异

不同的民族在与大自然作斗争的过程中会有相同或相似的生活体验和经历，因此，语言之间有共性，这被称为文化的偶合现象。比如:英语中的“heart”和汉语中的“心”，试比较:loseone’sheartto(倾心;爱上;迷恋)，taketoheart(关心)，loseheart(灰心)，breakone’sheart(伤心)。其次，还有许多相同或相似的表达方式，如:inthesameboat(同舟共济);wolfinsheep’sclothing(披着羊皮的狼);Talltreescatchmorewind．(树大招风);breaktherecord(打破记录);fishforpraise(沽名钓誉);seeingisbelieving(眼见为实);strikewhiletheironishot(趁热打铁)等等。但是，由于各个国家在文化背景、风俗习惯和风土人情以及不同的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和历史环境不同等方面的不同，导致了他们独特的传统习惯、思维习惯等，因而产生了本民族自己的历史典故与传说。因为文化差异的关系，所以，往往一些外语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会出现每个单词都认识，却无法理解某一短语或句子意思。如有人把你称作“aluckydog”，你千万不要感觉这是不好的言辞。其实，对方在说:你可真幸运啊!看来，语言中的文化知识会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跟本族人的风俗习惯、思维方式、地理历史等等是脱不开干系的。比如说:在美国的政治选举中，有时会听到类似这样的句子:“Thecandidatesthatwinareusuallytheoneswhohavegreenpowerbackingthem．”获胜的候选人通常都是一些有“绿色力量”支撑他们的人?这样是翻译不通的。看到“greenpower”这个词组，如果不能很快联想到美国钞票的颜色，对本词的理解就会是一头雾水。原来，“greenpower”代替的是“钱”，因为美国的钞票都是绿色的!所以本句话的含义是:获胜的候选人通常都是有财团支持的人士。总之，在英语教学中，要多注意将日常生活交往中的中西文化差异进行总结归纳，并系统地讲给学生听，这对学生提高学习能力会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二、高职英语教学中的文化传播的策略

(一)课堂教学中营造文化传播氛围

1．词汇的传播，加强对关键词汇文化意识的传播词汇是语言中最活泼、最具生命力的成分，只有理解了它们的文化意义，才能恰当地运用这些词汇。例如，红色(red)对中国人来说意味着喜庆、吉祥、热闹，所以无论是在日常生活中还是节日里，往往以“红色”点缀。但在英语国家“red”则表示愤怒、气愤的意思。2．语法、句法的传播，加强对重点句子文化背景的讲解汉语句子注重意合，注重上下句间的“行云流水”;而英语句子重形合，比较注重句子结构上的完整和逻辑上的合理。

(二)加强英语文化教学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