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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意识不强。党中央、国务院颁发了一系列针对农村文化工作的政策文件，各级党委政府虽已日益重视农村文化建设，但对农村文化建设重要性认识仍然不到位。一方面农村基层领导存在着重视经济发展而轻视文化建设的倾向，认为文化建设可有可无，无足轻重。另一方面广大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思想观念还不同程度存在，对文化生活的认识程度不高，参与文化生活的自觉性不强，致使农村文化工作处于较弱势地位。农村文化建设经费不足。“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经费困难是制约农村文化活动开展的主要瓶颈。目前，农村文化活动缺少必要的、固定的活动经费。地方财政对文化事业的投入比重明显偏低，特别是农村公共文化这块难以顾及；乡镇经费本来就困难，没有精力来办群众文化；农村集体经济所剩无几，无法投入文化活动。经费的严重不足，制约了农村文化工作的有效开展。农村文化基础设施薄弱。近年来，虽然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有了较快发展，但由于经费的不足，不少地区文化建设停滞不前。现在有不少的乡镇没有文化站，村级自治地方文化站的数量更是少之又少。乡镇书店、广播站、电影院等，或者是有，而不能发挥作用，而被其它部门占有，或者是根本没有，尽管一些地方有比较先进的设施，但总体落后的面貌也没有根本改变。农村文化人才队伍匮乏。受历史、现实原因限制，目前农村文化干部队伍力量薄弱，整体水平不高。一是机制不健全。有的乡镇在机构改革中取消了文化站，有的与其他部门合并，机构性质界定不清。二是专业技术人员严重缺乏。一些有成就的书法、图书管理、文艺创作等艺人受各种因素的影响改行离开工作岗位，人才队伍的流失以及后备人才队伍的不足，这对于农村文化建设无异于雪上加霜。三是普遍存在“学历低、能力差，老人多、新人缺”结构不合理的现象，势必导致农村文化活动难以开展。农村文化活动形式单一。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当前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及产品在数量上较少，质量不高，文化活动过于单调，内容陈旧，而且受困于经费紧张以及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因素，不少业余文化团体将精力放在演出上，缺乏平常的专业训练，演员基本功不扎实，难以向百姓传送优秀的文化内涵，农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形式未得到充分挖掘和利用。

加强新农村文化建设的策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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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江苏新农村建设现状

1.新农村建设的提出与实践

自2005年以来，关于新农村建设研究是全国各地所关注的热点问题。国内对于新农村建设，做了很多尝试，并形成众多建设模式。在农村社区发展模式上，我国创造了以华西村为代表的苏南模式，以柳市镇为代表的温州模式，以深圳万丰村为代表的万丰模式，以河南为代表的模式，以遵义市镇隆村为代表的镇隆模式，以长沟沿村为代表的铁岭模式，以黑龙江省甘南县兴十四为代表的兴十四模式等。江苏新农村建设模式，不可能是单一的模式，但不论选择构建何种模式，都必须遵循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

2.江苏新农村建设困境

2006年江苏省2.7万进城务工农民返乡创业，创办各类企业8927个，带动9.1万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不容置疑，江苏新农村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农民持续增收有一定的难度。目前江苏农民增收主要途径：一是劳务输出。在未来劳务输出的空间有限：(1)劳动力转移，农村现形成大量留守人员，以及留守儿童教育等；(2)科技进步，企业对于员工的要求越来越高，而农村进城务工人员技术水平很难跟上其要求；(3)随着经济全球化，竞争加剧，劳动力成本增加，使得企业劳动力优势明显降低甚至不复存在，尤其乡镇企业；(4)企业发展存在容量及边界的瓶颈。二是支持农民返乡创业致富，提高经营性收入。其次，区域发展差距，南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差异较大，缩小差距任务仍很艰巨。目前已达全面小康的县（市），均名列全国百强县的前50强，而未达小康的县（市）中，不少地区的人均GDP还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第三，社会结构失衡、城乡二元化格局、社会事业发展相对滞后的矛盾依然存在。与农业经济问题相比，农村的社会问题显得更为严峻。一些地方不仅生产靠老人妇女，而且出现了许多“留守儿童”，家庭内部的很多矛盾很难协调；再加上一些基层组织松懈、制度涣散、文化生活缺失；农村的治安、社会保障、养老、救助等问题日趋复杂。

二、发展乡村旅游与江苏新农村建设互动

1.发展乡村旅游，繁荣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

国内外经验证明，乡村旅游与城市旅游互动，可以增强旅游吸引力，增加外来游客的驻留期，拉动旅游消费，促进旅游经济发展。据不完全统计,到目前为止,全省乡村旅游区(点)能够向游客提供的农产品、自制工艺品和深度加工农产品等品种已经多达数百个，其中一大批已经成为旅游市场上的知名品牌。从2003年～2006年上半年，仅苏州实现乡村旅游收入25亿元，接待旅游者2100万人次，培育了以农家乐、渔家乐和农业旅游示范点为代表的各类乡村旅游区（点）300余处，建成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5家。

2.能够顺利转移农村劳动力，缓解社会结构失衡、社会事业发展相对滞后的矛盾

“九五”以来，我省旅游从业人员总数年均递增8.9%，比全省服务业从业人员增幅高5.8个百分点。工业旅游、农业旅游的兴起,还转移了大量企业和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就业,目前全省间接旅游从业人数已突破325万，仅苏州市乡村旅游吸纳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2万人，间接就业人员5万人。2005年，江苏旅游业直接从业人员12.5148万人。在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受阻之际，充分利用旅游业的就业优势。通过开展旅游活动，引进城市资金，发挥旅游增量资源价值，增加新的就业渠道，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促进农业发展，增加农民收入还可以改变农村破旧的面貌、稳定农村社会、缓解或解决留守儿童教育、家庭矛盾、基层组织涣散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促进江苏的新农村建设。

3.新农村建设的同时也促进乡村旅游的发展

乡村旅游蓬勃发展起来，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有巨大的驱动作用。同时农民不离乡、不离土，增加收入，幸福指数高。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又会推动乡村旅游的发展。新农村建设也为乡村旅游的发展提供了商业环境,发展空间和政策支持。这样，形成以乡村旅游带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以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促进乡村旅游发展的互动机制。

三、江苏发展乡村旅游资源禀赋

2006年度江苏旅游国际旅游接待445.1921万人次，外汇收入278664万美元，国内旅游接待19935.79万人次，旅游收入达2012.15亿元。到2010年，预计旅游增加值达到2100亿元，占全省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上升到6%以上。

1.发展乡村旅游进入壁垒相对较低

江苏乡村旅游依托河湖港汊、山林原野、岛屿滩涂、果林苗圃、乡居民宅以及独特丰厚的乡土文化资源，深入挖掘和充分整合利用优势自然生态资源、农业生产过程、农民劳动生活场景和浓郁的乡风民俗等人文民俗资源，已经突破初期单一的“农家餐”、“农家乐”模式，开发出生态观光、休闲度假、民俗风情欣赏、自助农庄和农业主题公园等多种旅游项目，产业规模也越来越大。从江苏旅游业的自身特点看，旅游行业属于服务贸易业，不存在产业雷同也不容易被垄断。因此，旅游业是一个市场准入较为宽松的行业，贸易壁垒比较少，同时乡村旅游企业所需要的资金、人才、技术等同其他（如工业）企业要求相对较低。

2.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加、闲暇时间的增多为其提供条件

收入的增加、休假安排，为居民出行、购物和休闲提供了便利，对拉动内需、刺激消费、促进经济增长期到一定的作用。2000年江苏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6800元，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41.1%；2006年江苏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14084元，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36%。居民家庭文教娱乐支出比重15.24%。1999年，我国对法定节假日调整,形成了“春节”、“五一”、“十一”三个连休7天的长假。2007年进一步调整，总天数不仅有所增加，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农历除夕等民族传统节日还被定为国家法定节假日，以及职工带薪休假规定，为居民外出旅游提供了时间和经济上的可能。

3.交通等基础设施的日益完善，可进入性强

2003年～2005年，江苏累计建成通车农村公路4.1万公里，行政村灰黑化等级公路通达率达到93%，2006年新改建农村公路1.1万公里，新改建农村公路大中桥梁1050座，乡镇卫生院改造、乡村综合文化站室建设和以“三清一绿”为重点的环境整治等工作均取得成效，农村生产生活条件进一步改善。“十一五”期间，新改建农村公路4万公里。全面实现县到乡通二级、乡到乡通三级、乡到村通四级的发展目标，逐步把农村公路延伸到规划的农村居住点，实现真正的“村村通”。

4.农村剩余劳动力为其提供了大量劳动力

2006年江苏乡村劳动力2656.80万人。截至2005年6月底我省农村劳动力累计转移人数为1518.19万人（包括地域转移和产业转移），目前还有约560万人需要转移，可供输出的农村劳动力仅有175万人，且技能素质，年龄性别结构、文化层次难以满足劳动力市场日趋专业化、技能化需求。在我省农村发展旅游业，一方面可以就地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从事旅游接待工作；另一方面，由于乡村旅游业就业岗位层多面广，所需技术相对难度不大，只需短期培训就可上岗工作，有利于农村劳动力的转化。一旦乡村旅游形成一定的规模，成为江苏农村地区的重要产业后，就可以实现当地劳动力的长期甚至永久转化。

综上所述，围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总体目标，按农村实际和旅游经济规律办事，发挥农业和旅游两个行业的优势，着力解决制约乡村旅游发展的瓶颈因素。具备资源禀赋的乡村发展旅游，构建以乡村旅游发展为江苏新农村建设的新模式，拓展农业、旅游产业发展空间，增加农民收入，提高新农村建设的效率与效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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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形势下加强乡风文明建设的意义

我国是个有12亿人口的大国，农村人口占80％。可以说，没有农村的乡风文明，就不可能有全社会的精神文明。我们要站在新世纪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乡风文明建设的重大意义。

1、加强乡风文明建设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必然要求

邓小平同志早在1979年就提出我国到本世纪末要进入小康社会。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提出，要以提高农民素质、奔小康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目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面貌发生了可喜的转变，大部分农民解决了温饱问题，相当一部分人走上了致富之路。然而，解决温饱或实现富裕并不等于实现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既是个经济目标，又是一个社会发展目标，它是一个综合的、整体的发展的概念。只有实现了物质和精神两个文明同步增长，才算得上达到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水准。

当前我国农村正处在温饱向小康过渡的阶段，广大农民不满足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旧有生活方式，他们不仅要求生活要富足殷实、居住条件要改善，更要求文化生活要丰富、健康水平要提高、社会服务设施要配套。所有这一切，不仅要求物质文明有一个大的发展，而且要求精神文明有一个大的发展。这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决不能只顾物质的丰富而不顾精神的建设，从而延缓社会主义新农村建房的前进步伐。

2、加强乡风文明建设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

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要在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前提下，使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互相促进、协调发展，防止和克服一手硬、一手软。”从长远看，实现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农村始终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把加强乡风文明建设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来抓。

众所目睹，近年来我国农村改革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加强乡风文明建设显得尤为迫切。由于长期受到小农经济意识的影响，一些农民还存在着封建落后思想，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农村经济的繁荣。对此，我们务必正视现实，在农村广泛进行以思想道德建设和教育科学文化建设为主要内容的乡风文明建设，开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科学技术知识的普及教育，使农民掌握市场经济的基本知识，提高科技文化素质，进而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3、加强乡风文明建设是农村安定稳定的重要保证

邓小平同志曾多次指出∶“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稳定不稳定。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农村不稳定，整个政治局势就不稳定。可以说，农村稳定事关国家长治久安。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政策卓有成效，农村改革深得人心，农村政治稳定、人心安定。这些成绩的取得与乡风文明建设是离不开的，因此，我们更要始终坚定不移地以农村乡风文明建设为抓手，正确处理改革过程产生的利益矛盾，切实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了解农民、关心农民，把农民的冷暖安危放在心上，使农民切实从改革中得到好处，满足农民安居乐业的愿望，从深层面解决改革中产生的问题，保证农村社会的安定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二、新农村乡风文明建设的主要问题

乡风文明本质上是农村精神文明建设问题，农村精神文明建设较之文明城市创建，存在不少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农村基础设施比较落后，乡风文明的形成缺乏硬件。特别是公共设施建设的投入不足，文化基础设施落后，现有资源尚未得到有效利用。例如农村图书室、阅览室、活动室、篮球场24个，仅占城市的6％－20%；大部分农民缺少休闲场所也基本没有休闲意识，休闲娱乐几近空白，文化生活贫乏，精神生活贫瘠。农村文化建设与农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还不适应，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关于乡风文明的基本要求相距甚远。

2、村常住人口发生改变，乡风文明建设主劳力缺失。莘口镇一名干部形容村里留守的常住人口为“3、6、9”人员，即三八妇女、六一儿童和九九老人等妇少老弱病残。村里大部分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向城市就业转移，或打工或经商形成劳务经济，其劳务效益是部分农民家庭的经济支柱，一定程度上拉动了所在村经济的发展。但大量有文化的主劳力外移，不仅阻碍了村农业生产现代化水平的提高，还使新农村建设、乡风文明建设失去了主力军。

3、农村教育存在“空洞”，乡风文明的希望值降低。因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小孩一般留守随其祖父母辈生活，隔代抚养现象普遍。而祖父母辈的文化水平普遍较低，对孙子辈的养育仅限于温饱和平安，学习成绩好坏无所谓，孩子缺少家庭辅导、家庭管教和家庭温暖。调研中乡镇学校老师普遍感到“留守”学生学习积极性不高，教学难度增大。加上读书无用论不良思想的冲击，目前我市初中辍学人数较多，辍学率超标，辍学形势严峻。孩子自身厌学是辍学原因之一。有的乡镇辍学青少年集结城区拉帮结派“划片”从事不良活动，违法犯罪率呈上升态式。相对于想方设法把孩子送进较好学校的市区居民而言，农村教育早已输在课堂之外的起跑线上，勤奋好学的农村学生只是农村中的为数不多的佼佼者。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昧的，没有文化的农村同样也是愚昧的，这与新农村建设基本内容的乡风文明是相悖的。历史造成祖辈没文化，当今父辈去打工，孙辈教育少，乡风文明的希望无处可托。

4、打牌赌博现象普遍存在，文明乡风缺少形成氛围。据了解，农民闲暇时间除了看电视外，喜好打牌者比例较大。打牌易学，老少皆宜，不限时间，不择地点，婚丧嫁娶，逢年过节，劳动间隙，三五成群席地而坐即可开战。极少数人不务正业，以抹牌赌博为生；个别乡镇有固定点聚众大赌。因抹牌赌博致贫、引起家庭矛盾和社会治安问题的现象时有发生。小打小赌带来的好吃懒做等不良习气严重影响文明乡风的形成。

5、农村保障机制不够完善，贫困人口影响乡风文明。政府现有社会低保体系以及有关部门各类相关活动和载体覆盖面有限，在农村的覆盖率很低。相对于广大贫困弱势群体，只是杯水车薪，救急救不了穷。农村一些孤、老、弱、病、残、贫等弱势群体的处境一时难以从根本上得到改变。有贫困就不是真正的文明。

6、村容村貌长期脏乱差，乡风文明缺少必要条件。远乡僻村较少去且不论，只从近效村就可略见一斑。农民房前屋后随处可家畜家禽粪便和污水坑，村里无公厕，只有简陋的“旱厕”甚至随处大小便。村容村貌的脏乱差是乡风文明中一个长期存在较难解决的基本问题。

究其乡风文明建设存在问题的原因，应该有二方面。一方面源于客观，主要在于农民多是以家庭为单位分散从事农业活动，家居生活环境较之以前大有改善，但对村路面上的污水坑和到处日积月累的垃圾司空见惯，村里的公共环境、公共卫生无人治理。另一方面源于主观。其一是基层有的领导干部把乡风文明建设与经济工作对立起来，认为乡风文明建设是“软指标”，没有认真抓，农村基本处于放任自流状态。其二是党员干部示范不够。“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干部”。基层党员干部是群众的组织者、领导者，又是群众的思想行为的典范。基层党员干部思想、道德、行为、作风的好环直接影响着群众。其三是职能部门作用发挥不够。随着电视等大众媒体的突飞猛进发展，农民有了电视也对电影失去了兴趣，农村电影队“树倒猢狲散”。乡镇虽有文化中心，但设施简陋，没有充分发挥作用。乡村级体育组织几近空白，有关部门组织的“三下乡”活动虽轰轰烈烈，毕竟每年只有一次。其四是资金投入不够。导致乡镇建设和中心村建设发展不快，文化教育基础设施建设发展不够；

、新农村乡风文明建设的对策和建议

1、增加农村精神文明创建经费，为乡风文明建设提供保障。按省文明城市创建测评体系要求，把文明村镇创建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增加各项精神文明创建经费投入，使科教文卫体和群众性精神文明建设专项资金投入增加的幅度与财政收入成正比增长。

2、实行农村精神文明建设项目化，促进乡风文明建设正常化。按创建标准把创建工作具体分解小项，成立项目组，明确责任人，建立考评制度，把任务完成情况纳入乡镇班子成员、单位负责人年终考核的重要内容。并以联席会形式定期分块落实村（居）、所（站）、学校、部门的组织创建工作，使各项工作融入常年日常工作之中，成为和经济建设一样必抓的工作。在乡镇逐步推广城市创文明行业的做法，在“七所八站”建设文明窗口，列入绩效考评，树立主动为农民群众服务意识。以基层第一线工作人员的文明服务行为向农民群众广告乡风文明。开展各种共建活动，村与邻近企业、部队、单位挂钩，联合改造共用村道或公路；联合开展联欢活动，增进联系，密切关系；联合设立治安联防岗点，实行24小时值班制，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活动，禁止封建迷信和“黄、赌、毒、”等丑恶现象，有效治理封建迷信和赌博恶习的同时，促进村民人际关系和谐；有效整合和充分利用双方资源，促进共建发展，推动乡风文明。

3、完善家校联系制度，弥补农村教育“空洞”。学生的文明行为直接影响村民的文明行为，是乡风文明建设的“后来人”。我市农村青壮年外出导致留守学生的大量存在，客观上使学校成为“留守”学生成为“问题生”。学校是孩子最主要的受教育场所，对留守学生尤其重要。在职责上责任上要求村校必须切实落实县政府相关规定，完善家校联系制度和控辍保学机制。除对孩子正常教学外，应辅之更多的关爱，弥补孩子缺少的家庭辅导、家庭管教和家庭温暖。切实落实县政府关于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的规定，杜绝因贫辍学现象。同时，加强基层关工委工作，动员更多农村“五老”加入与青少年结对子的队伍中来，帮助青少年学生坚持学习、健康成长。

4、建立一支乡风文明建设队伍，立足乡村建设文明乡村。应该尽可能恢复农村瘫痪的一些文化组织，发挥作用就一定会有成效。如：文化站、电影队、体育协会、村文化室等，并对相关文化人实行归口管理，防止名存实无。市有关部门的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应由“活动”向长年化过渡，利用基层站所，就近指导就近服务农村、农民。同时，选准活动载体，深化文明村镇创建工作，整合民间艺术资源，花灯、武术、乐队等组建成几支常年活跃在民间的特色群众文艺队伍，“农民演给农民看”，丰富农村文化生活；通过乡镇农体协组建篮球、乒乓球、羽毛球、门球、象棋等业余运动队和村级有传统特色的秧歌队、舞狮队、拳术队、铜管乐队、农民艺校等，坚持常年开展活动，提高农民群众参与率，以量取胜，打牌赌博的人然会减少，形成乡风文明建设的主力军。注重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动员和鼓励一部分在外打工先富起来的农民“精英回流”回乡办厂，让这部分人也成为乡风文明建设的生力军，带动文明乡风的形成。

5、党员干部发挥带头作用，做文明乡风的先行者。建立和完善镇村两级议事规则，配套制定党政班子成员目标责任考评管理办法、机关干部岗位工作管理办法、村主干考核管理办法等系列量化考评激励机制，促进干部带头。推行流动办公、村校协作、矛盾纠纷排查调处等一系列密切党群干群关系的制度和发展党员事前公示制度、驻村记事备案登记制度、干部联系卡制度等经验，接收群众监督，带动乡风文明。

6、开展村容村貌整治活动，为乡村洗出一张文明“脸”。以创建文明村镇为载体，组织开展整治农村公共环境卫生，生活环境公益活动，发动群众义务投工、修路，清除污水沟，清理垃圾堆，有效整治农村长期以来脏乱差问题。有条件的村建议组建村级环卫队，制定相关管理规定和村卫生公约，实行“七所八站”和集镇村分段包干镇区卫生的管理责任制，推行居民区门前卫生、绿化和秩序“三包”制度。或组建农村志愿者队伍，通过学校、妇联、老人协会等组织学生、妇女开展义务劳动，“自扫门前雪”，配合乡镇村开展“脏、乱、差”问题综合整治。或建立农户轮流保洁制度，适当补贴，逐步实现镇容村貌长效保洁。村民的文明习惯，也将在潜移默化中得到养成与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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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届五中全会《建议》提出，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乡风文明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灵魂，内容包括文化、风俗、法制、社会治安等诸多方面。能否建设好社会主义新农村，乡风文明建设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乡风文明本质上是农村精神文明建设问题，农村精神文明的重要内涵是文化建设，文化具有凝聚、整合、同化、规范社会群体行为和心理的功能。城乡贫富悬殊是我国当前一大待决难题，减小农村与城市的贫富差距，促进农村、农业、农民的发展和进步，需要先进科学与文化的提升；建设和谐小康社会，离不开广袤农村土地上农民的安居乐业，同样也离不开优秀文化的浸润与影响。因此，建设新社会主义农村，要注重抓好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建立起一种适合于新农村建设的文化观念。一旦这种文化观念能够形成并深入人心，就能够在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的层面上发挥其广泛、稳定而持久的影响。一、新形势下加强乡风文明建设的意义我国是个有12亿人口的大国，农村人口占80％。可以说，没有农村的乡风文明，就不可能有全社会的精神文明。我们要站在新世纪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乡风文明建设的重大意义。1、加强乡风文明建设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必然要求邓小平同志早在1979年就提出我国到本世纪末要进入小康社会。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提出，要以提高农民素质、奔小康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目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面貌发生了可喜的转变，大部分农民解决了温饱问题，相当一部分人走上了致富之路。然而，解决温饱或实现富裕并不等于实现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既是个经济目标，又是一个社会发展目标，它是一个综合的、整体的发展的概念。只有实现了物质和精神两个文明同步增长，才算得上达到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水准。当前我国农村正处在温饱向小康过渡的阶段，广大农民不满足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旧有生活方式，他们不仅要求生活要富足殷实、居住条件要改善，更要求文化生活要丰富、健康水平要提高、社会服务设施要配套。所有这一切，不仅要求物质文明有一个大的发展，而且要求精神文明有一个大的发展。这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决不能只顾物质的丰富而不顾精神的建设，从而延缓社会主义新农村建房的前进步伐。2、加强乡风文明建设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要在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前提下，使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互相促进、协调发展，防止和克服一手硬、一手软。”从长远看，实现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农村始终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把加强乡风文明建设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来抓。众所目睹，近年来我国农村改革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加强乡风文明建设显得尤为迫切。由于长期受到小农经济意识的影响，一些农民还存在着封建落后思想，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农村经济的繁荣。对此，我们务必正视现实，在农村广泛进行以思想道德建设和教育科学文化建设为主要内容的乡风文明建设，开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科学技术知识的普及教育，使农民掌握市场经济的基本知识，提高科技文化素质，进而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3、加强乡风文明建设是农村安定稳定的重要保证邓小平同志曾多次指出∶“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稳定不稳定。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农村不稳定，整个政治局势就不稳定。可以说，农村稳定事关国家长治久安。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政策卓有成效，农村改革深得人心，农村政治稳定、人心安定。这些成绩的取得与乡风文明建设是离不开的，因此，我们更要始终坚定不移地以农村乡风文明建设为抓手，正确处理改革过程产生的利益矛盾，切实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了解农民、关心农民，把农民的冷暖安危放在心上，使农民切实从改革中得到好处，满足农民安居乐业的愿望，从深层面解决改革中产生的问题，保证农村社会的安定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二、新农村乡风文明建设的主要问题乡风文明本质上是农村精神文明建设问题，农村精神文明建设较之文明城市创建，存在不少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农村基础设施比较落后，乡风文明的形成缺乏硬件。特别是公共设施建设的投入不足，文化基础设施落后，现有资源尚未得到有效利用。例如农村图书室、阅览室、活动室、篮球场24个，仅占城市的6％－20%；大部分农民缺少休闲场所也基本没有休闲意识，休闲娱乐几近空白，文化生活贫乏，精神生活贫瘠。农村文化建设与农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还不适应，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关于乡风文明的基本要求相距甚远。2、村常住人口发生改变，乡风文明建设主劳力缺失。莘口镇一名干部形容村里留守的常住人口为“3、6、9”人员，即三八妇女、六一儿童和九九老人等妇少老弱病残。村里大部分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向城市就业转移，或打工或经商形成劳务经济，其劳务效益是部分农民家庭的经济支柱，一定程度上拉动了所在村经济的发展。但大量有文化的主劳力外移，不仅阻碍了村农业生产现代化水平的提高，还使新农村建设、乡风文明建设失去了主力军。3、农村教育存在“空洞”，乡风文明的希望值降低。因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小孩一般留守随其祖父母辈生活，隔代抚养现象普遍。而祖父母辈的文化水平普遍较低，对孙子辈的养育仅限于温饱和平安，学习成绩好坏无所谓，孩子缺少家庭辅导、家庭管教和家庭温暖。调研中乡镇学校老师普遍感到“留守”学生学习积极性不高，教学难度增大。加上读书无用论不良思想的冲击，目前我市初中辍学人数较多，辍学率超标，辍学形势严峻。孩子自身厌学是辍学原因之一。有的乡镇辍学青少年集结城区拉帮结派“划片”从事不良活动，违法犯罪率呈上升态式。相对于想方设法把孩子送进较好学校的市区居民而言，农村教育早已输在课堂之外的起跑线上，勤奋好学的农村学生只是农村中的为数不多的佼佼者。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昧的，没有文化的农村同样也是愚昧的，这与新农村建设基本内容的乡风文明是相悖的。历史造成祖辈没文化，当今父辈去打工，孙辈教育少，乡风文明的希望无处可托。4、打牌赌博现象普遍存在，文明乡风缺少形成氛围。据了解，农民闲暇时间除了看电视外，喜好打牌者比例较大。打牌易学，老少皆宜，不限时间，不择地点，婚丧嫁娶，逢年过节，劳动间隙，三五成群席地而坐即可开战。极少数人不务正业，以抹牌赌博为生；个别乡镇有固定点聚众大赌。因抹牌赌博致贫、引起家庭矛盾和社会治安问题的现象时有发生。小打小赌带来的好吃懒做等不良习气严重影响文明乡风的形成。5、农村保障机制不够完善，贫困人口影响乡风文明。政府现有社会低保体系以及有关部门各类相关活动和载体覆盖面有限，在农村的覆盖率很低。相对于广大贫困弱势群体，只是杯水车薪，救急救不了穷。农村一些孤、老、弱、病、残、贫等弱势群体的处境一时难以从根本上得到改变。有贫困就不是真正的文明。6、村容村貌长期脏乱差，乡风文明缺少必要条件。远乡僻村较少去且不论，只从近效村就可略见一斑。农民房前屋后随处可家畜家禽粪便和污水坑，村里无公厕，只有简陋的“旱厕”甚至随处大小便。村容村貌的脏乱差是乡风文明中一个长期存在较难解决的基本问题。究其乡风文明建设存在问题的原因，应该有二方面。一方面源于客观，主要在于农民多是以家庭为单位分散从事农业活动，家居生活环境较之以前大有改善，但对村路面上的污水坑和到处日积月累的垃圾司空见惯，村里的公共环境、公共卫生无人治理。另一方面源于主观。其一是基层有的领导干部把乡风文明建设与经济工作对立起来，认为乡风文明建设是“软指标”，没有认真抓，农村基本处于放任自流状态。其二是党员干部示范不够。“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干部”。基层党员干部是群众的组织者、领导者，又是群众的思想行为的典范。基层党员干部思想、道德、行为、作风的好环直接影响着群众。其三是职能部门作用发挥不够。随着电视等大众媒体的突飞猛进发展，农民有了电视也对电影失去了兴趣，农村电影队“树倒猢狲散”。乡镇虽有文化中心，但设施简陋，没有充分发挥作用。乡村级体育组织几近空白，有关部门组织的“三下乡”活动虽轰轰烈烈，毕竟每年只有一次。其四是资金投入不够。导致乡镇建设和中心村建设发展不快，文化教育基础设施建设发展不够；三、新农村乡风文明建设的对策和建议1、增加农村精神文明创建经费，为乡风文明建设提供保障。按省文明城市创建测评体系要求，把文明村镇创建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增加各项精神文明创建经费投入，使科教文卫体和群众性精神文明建设专项资金投入增加的幅度与财政收入成正比增长。2、实行农村精神文明建设项目化，促进乡风文明建设正常化。按创建标准把创建工作具体分解小项，成立项目组，明确责任人，建立考评制度，把任务完成情况纳入乡镇班子成员、单位负责人年终考核的重要内容。并以联席会形式定期分块落实村（居）、所（站）、学校、部门的组织创建工作，使各项工作融入常年日常工作之中，成为和经济建设一样必抓的工作。在乡镇逐步推广城市创文明行业的做法，在“七所八站”建设文明窗口，列入绩效考评，树立主动为农民群众服务意识。以基层第一线工作人员的文明服务行为向农民群众广告乡风文明。开展各种共建活动，村与邻近企业、部队、单位挂钩，联合改造共用村道或公路；联合开展联欢活动，增进联系，密切关系；联合设立治安联防岗点，实行24小时值班制，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活动，禁止封建迷信和“黄、赌、毒、”等丑恶现象，有效治理封建迷信和赌博恶习的同时，促进村民人际关系和谐；有效整合和充分利用双方资源，促进共建发展，推动乡风文明。3、完善家校联系制度，弥补农村教育“空洞”。学生的文明行为直接影响村民的文明行为，是乡风文明建设的“后来人”。我市农村青壮年外出导致留守学生的大量存在，客观上使学校成为“留守”学生成为“问题生”。学校是孩子最主要的受教育场所，对留守学生尤其重要。在职责上责任上要求村校必须切实落实县政府相关规定，完善家校联系制度和控辍保学机制。除对孩子正常教学外，应辅之更多的关爱，弥补孩子缺少的家庭辅导、家庭管教和家庭温暖。切实落实县政府关于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的规定，杜绝因贫辍学现象。同时，加强基层关工委工作，动员更多农村“五老”加入与青少年结对子的队伍中来，帮助青少年学生坚持学习、健康成长。4、建立一支乡风文明建设队伍，立足乡村建设文明乡村。应该尽可能恢复农村瘫痪的一些文化组织，发挥作用就一定会有成效。如：文化站、电影队、体育协会、村文化室等，并对相关文化人实行归口管理，防止名存实无。市有关部门的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应由“活动”向长年化过渡，利用基层站所，就近指导就近服务农村、农民。同时，选准活动载体，深化文明村镇创建工作，整合民间艺术资源，花灯、武术、乐队等组建成几支常年活跃在民间的特色群众文艺队伍，“农民演给农民看”，丰富农村文化生活；通过乡镇农体协组建篮球、乒乓球、羽毛球、门球、象棋等业余运动队和村级有传统特色的秧歌队、舞狮队、拳术队、铜管乐队、农民艺校等，坚持常年开展活动，提高农民群众参与率，以量取胜，打牌赌博的人然会减少，形成乡风文明建设的主力军。注重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动员和鼓励一部分在外打工先富起来的农民“精英回流”回乡办厂，让这部分人也成为乡风文明建设的生力军，带动文明乡风的形成。5、党员干部发挥带头作用，做文明乡风的先行者。建立和完善镇村两级议事规则，配套制定党政班子成员目标责任考评管理办法、机关干部岗位工作管理办法、村主干考核管理办法等系列量化考评激励机制，促进干部带头。推行流动办公、村校协作、矛盾纠纷排查调处等一系列密切党群干群关系的制度和发展党员事前公示制度、驻村记事备案登记制度、干部联系卡制度等经验，接收群众监督，带动乡风文明。6、开展村容村貌整治活动，为乡村洗出一张文明“脸”。以创建文明村镇为载体，组织开展整治农村公共环境卫生，生活环境公益活动，发动群众义务投工、修路，清除污水沟，清理垃圾堆，有效整治农村长期以来脏乱差问题。有条件的村建议组建村级环卫队，制定相关管理规定和村卫生公约，实行“七所八站”和集镇村分段包干镇区卫生的管理责任制，推行居民区门前卫生、绿化和秩序“三包”制度。或组建农村志愿者队伍，通过学校、妇联、老人协会等组织学生、妇女开展义务劳动，“自扫门前雪”，配合乡镇村开展“脏、乱、差”问题综合整治。或建立农户轮流保洁制度，适当补贴，逐步实现镇容村貌长效保洁。村民的文明习惯，也将在潜移默化中得到养成与提高。7、发挥农村“五大员”作用，加强农民思想道德教育。一抓“五大员”。由有关部门牵头组织对农村农民技术员、国土资源和规划建设协管员、计生协管员、乡村医生、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协管员队伍状况进行普查建档，通过乡镇党校培训、支部培养、党员联系人帮扶等方式，把不是党员的"五大员"培养成党员；通过农函大、农广校等农业科技知识培训，把"五大员"中的党员培养成村里致富带头人；让"五大员"中的入党积极分子、党员致富能人列席村两委会议、参加公益事业建设、参与管理村组事务等，把"五大员"中的党员致富能人培养成村级后备干部。通过“五大员”影响、带动一方村民，对农民进行思想道德教育。二开展活动。组织开展“美德在农家”系列活动，通过创星评户、建立功德榜、道德评议、评选“和谐农家”和孝亲敬老模范等形式，形成良好的乡风民风。修订完善《村规民约》，结合计划生育、家族观念、道德观念、邻里互助、公共卫生等内容，正确引导民俗活动，倡导移风易俗。三依托学校。制定和完善在学校落实全员德育，每一位教师“为人师表”首先做好德育实践者、学生良好品行的示范者和教育者，以“学生带文明回家”影响家长乃至村民的品行，促进乡风文明。8、建立健全乡风文明长效机制，真正实现乡风文明。据中央有关精神，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在农村的有机结合，必须建立协调机制，协调发展。乡风文明与“二十字”目标的其余几项相比较，是一项经常性的工作，也是一项“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工作，做好这项工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是不可少的。也就是说，乡风文明建设要与制度建设紧密结合起来，通过制度建设保证乡风文明建设常抓不懈，农村精神文明才能长足发展，乡风文明建设才能始终与新农村建设的步伐一致。在新农村建设进程中，我们要及时总结乡风文明建设的先进经验，不断完善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常规程序，制定较为完备的指标体系，使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有章可循、有据可依，从而逐步实现乡风文明建设的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综述，相对于流光溢彩的城市，农村是脆弱的，勤劳朴实的农民起早贪黑，打工或务农也仅仅为生存图温饱。据了解，三元区一个打工工日只能挣30来元钱，相当于要担运一万多斤泥沙，几乎是一滴汗水才换一分钱。看着这些浸着汗渍的钱输在了牌桌上，捐献给了神和佛，办了红白喜事酒宴，而基本不投资孩子读书。所以，在创建文明城市的同时，我们不能忽视乡风文明的推进。只有农村文明了，才可以说这座城市是文明的。抓乡风文明建设，也就是抓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只要各级政府重视，真抓实干，犹如科学的支点撬动一个有力的杠杆，就能提高农民群众的文明程度，丰富农民群众的文化生活，带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改变农村生活环境，让农民文明、礼貌、意气风发，以富足的精神投入劳动致富奔小康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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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一般的观点，中国传统政治的重心在县以上的城市社会。但是，20世纪30年代初，由于日本侵略和自然灾害频繁，内忧外患，天灾人祸，中国政治社会重心有由城市下移乡村基层的趋势。乡村建设各派、中国共产党、政府等不约而同地聚焦乡村。已有研究从阶级斗争的理论出发，认为作为改良主义的乡村建设(以下简称乡建)运动，与中国共产党存在路线上的不可调和与对立，而与政权有更多依存和合作关系。但是，如果从乡建运动的进行程序的特点和各派别联合的新角度加以考究，事实并非完全如此，情况也绝非那样简单。

按照乡建代表人物之一的章元善的看法，乡建运动的显著特点是“化零为整”。即它首先是在民间分散地从某一区域和政治、经济、军事、文教、卫生等某一方面作为入手处和中心点，形成各自的特色和派别，然后在内容上扩展到其他方面，并与外面的派别发生交互和联系，化合成有机的整体，这时才足以称为“乡村建设运动”。这与坊间将乡建运动简单等同于乡建实践，大相径庭。同时，乡建欲打破天然所具有的地域性的限制，提高效率，扩展为全国性的运动，达到复兴民族的最终目标，必须进行更大范围和程度的联合。这些都表明，乡建各派的联合成为理解和重新把握乡建内在理路的关键。而各派联合的主要纽带和平台就是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第一二三次会议，先后于1933年7月在邹平、1934年10月在定县和1935年10月在无锡举行。因此，以乡村工作讨论会为中心，从各派交互联系的新角度，深入探讨乡建各派之间以及民间各派与官方的联系与合作，不仅可以使乡建的研究别开生面，而且可为方兴未艾的侧重对立、疏于联合的学术流派和政治流派的研究提供方法论参考。

一、乡村建设派分与联合的成因

20世纪30年代初，盛极一时的乡村建设派别的数目，远不止通常所说的陶行知晓庄生活教育，晏阳初定县平民教育，梁漱溟邹平村治，黄炎培、江问渔徐公桥职业教育和高践四、俞庆棠无锡民众教育等三大或五大派别。其实这仅是乡建初潮时的划分，远不足以反映高潮时的盛况。按当时教育名家姜琦的分法，除前述各派之外，同时并存的尚有孙中山、沈玄庐“的农民运动”，农村复兴委员会，冯和法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雷沛鸿广西国民基础教育，观点各异的庄泽宣、崔载阳、古、子钵、千家驹、杨开道等“普通大学教授”，邰爽秋“念二社派”以及章元善华洋义赈会等十多个派别。

造成乡建派别的林立，是由于切入点的不同，领导者的理论学识和所处环境差异等多种因素。其中，理论信仰不一为要因。各地乡建做法不同，“实在基于他们对中国问题认识的不一样而出发”。在邹平所看见的“中国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要想解决中国政治问题就必须先要养成农民新政治习惯和组织的能力。在定县则认为“中国问题是贫，愚弱，私”，于是针对着这四大问题而有生计、文字、卫生和公民四大教育。在菏泽则坚持“中国问题是一个民族解放问题”，结果就产生了军事色彩浓烈的乡农学校。可见，不仅邹平与定县两大派之间，而且就是属于梁漱溟为首山东村治派内部的邹平与菏泽两地之间，也有很大的不同。理论的不同决定各派的分立。有在多个派别工作经历的张宗麟说，梁漱溟、晏阳初“私人感情无论密切到任何地步，但是二人理论的根据不同，决不能因感情的密切而各人放弃原有的理论”。而正是过强的理论坚守和过多的宗派藩篱对乡建产生了负面的作用。这从另一方面说明各派联合的必要。乡建各派的联合，是由于运动自身发展程序特点的内在要求和中日民族矛盾日益上升的外部要求所决定的。

乡建的总体宗旨和程序趋向“化零为整”的特点，如果换成高践四的说法，就是“从小而大，自下而上”。前者是指乡建从所处的地域实际出发，从建设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某一方面入手，以致派别丛生、平流分进，但最终却是为了全国整体的复兴探索办法，殊途而同归；后者则为乡建的推进动力，由民间独立运作到官方介入，上下合作。桥接小与大、下与上之间的关键，是多头纷立的乡建各派分之间有效地进行联系和整合。而正如时人所说，乡建遍地开花，“可是各自为政，缺乏联络，因之彼此隔阂，所以功效不宏。’乡村工作讨论会’乃于此种环境中诞生，其与今后乡村建设关系之重大，彰彰明矣”。

偏于一隅的乡建不能适应全国大团结的国难需求。1930年代初，中国国难严重，要求倾全中国整体的力量去应对。其出路在于，一方面“要注意军事的国防，他方面建设农村，培植民族活力”。而各自画地为牢进行乡村建设显然难以担当此重任。第三次乡村工作会议举行之前，俞庆棠将借乡村工作讨论会、运用集体智慧解决“偏于一隅”的乡村工作与整个民族国家需要大团结的矛盾，视为乡建最急要的工作。山东的茹春蒲甚至直截了当地说：“因为乡村是最富于地域性的组织，要打破他的地域性，所以必须有大的联络。”

乡建各派之间的联合，不仅必要，而且可能。这种可能性在于，各派尽管分歧很大，但都认识到中国的重心在于农村和农民。“大家要在农民身上，农村里面，培养民力，扶植生机。”可见，对农村、农民问题重要性的共识，是各派联合的深厚的基础。因此，无论从解决内在需求和外在压力的必要性还是可能性上看，乡建各派都应超越狭隘的地域和门户之见，进行多方面的联合。

二、民间各派之间的联合

关于乡村建设的联合现象，学界已有所注意，只是尚未从派别的角度考虑，且进一步挖掘的空间还很大。乡建各派的联合可从乡建进展程序、空间分布和内容上进行考究。乡建的进程分为研究、实验和推广应用三个阶段；在空间分布上有地方性乡建与全国性乡建的不同；在内容上有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某一方面入手的部分乡建或中心乡建和上述四大方面同时进行的整体乡建之别。乡建在时空内容三方面上进展基本同步。就民间各派之间的联合而言，大体上可分为某一区域乡建各派内部有关部门在内容上的全面整合、各派跨区域之间的分工合作和超党派的大联合。这些联合在三次乡村工作会议上均为重要议题，且贯穿在乡建的各个时空阶段之中，但又有所侧重和不同要求。

1、乡建各派内部有关部门内容上的全面整合

这种合作内容的全面性，主要处于乡建的实验性和地方性阶段，可分为同时并进和引发全面两大类型。这一分类源自章元善在第二次乡村工作会议的看法：乡建“在工作内容上可分为教育，经济，自治，卫生，社会政治五种，有五种同时并进的，也有认定一种努力发展实施，而引发其他四种效用的”。“同时并进”反映在实践中，就是与本地有关建设部门多方联络，分工合作，增加效率。其中以洛阳乡建实验区的对外联合式的做法较为典型。该区鉴于“乡村社会是整个的，乡村建设是多方面的”，因而与农林、水利局、区公所、保安团、教育局、卫生、军事等机关联络协作，实行建教一体，政教合一，一举而多得。其经验曾在第三次乡村工作会议进行交流，受到与会者的肯定。“引发”型的代表是华洋义赈会和乌江农业推广区。它们分别以经济合作或农业推广为中心，再旁及其他各种建设的。值得注意的是，在由中心一点及面引发论的实际操作过程中，常依托某一中心组织机构进行。著名者有华洋义赈会合作社、邹平乡学村学、菏泽乡农学校、定县公民团、广西民团、洛阳实验区民众基础学校、乌江农会、江苏教育学院北夏实验区乡村建设协进会等。它们的名称表面上是单一的，实际上是以某一方面为主，兼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组织和联络功能。以北夏的乡村建设协进会为例，就是该区民众教育机关在未能有效地面对各方乡建工作的情况下，联络区公所、保卫队、小学校、典当行和农业推广所等，“使之成为区单位的乡村建设中心。”乡建内容由单一到综合，是乡建各派内部从分散到整合的结果。通过遍布在全国各地的乡村基层中心组织为纽带，不仅将本地区多种乡建内容进行了有效整合，而且试图将一盘散沙的中国农村民众团结起来。所以，杨开道事后总结说，“用综合的眼光，综合的设计”去研究和解决乡村整个问题，从而走出了单一乡建的误区。这是各派内部联合，甚至是整个乡建的明显成绩之一。

2、跨区域各派之间的分工合作

在定县举行的乡村工作第二次会议，是一次各派跨区域合作色彩较浓的会议。会议主席晏阳初在致欢迎词中强调，乡建的方法、步骤固然重要，但最重要的是“同人的合作精神”。会议期间，与会的各派领导人晏阳初、梁漱溟、瞿菊农、杨开道、梁仲华、孙廉泉、章元善等经过讨论，达成乡建分工合作的五个办法。即会员应守五个信条，设训练中心处和实验省，进行人才训练和人才物色。

在研究和实验阶段，于一定的区域范围内，应该说乡建各派内部的全面论和中心论有其合理性。因为它体现了乡建的局部成果，节约了建设成本；或者从某地方的实际出发，发挥了自身的特色和长处。正如平教会的孙伏园说，乡建各地实验的“小节目的不同是难免的，而且也是需要的”。但在各派跨区域的全国范围以及推广应用阶段上看，则存在严重不足。所以，有人批评同时全面论造成的结果是乡建工作雷同、低水平的重复，“彼此之间实际上只有’量’的差异，而无’质’的差异”。

陈礼江更是抱怨乡建不是没有中心，而是“中心组织的太多，不知何所适从”。④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许仕廉认为，从长远角度和全国范围看，它们在理论上是行不通的，实践中是有害的。因为从社会学角度分析，乡建的性质“为社会的”，范围为“全国的，国际的”，目标则为“提高中国全民族应付世界变迁之效能，能以求中国民族之生存与发展”。乡建的全局性和整体观，决定了各派单一的多元中心论不能成立，因而其主张以民族为本位的一元的乡建民族统一中心论。他还警告：如果不放弃这些错误的主张，将使乡建“门户对立，学派分歧，于建设本身，恐害多利少”。

事实上正是如此。由于乡建各派过分强调本身的利益，不乏明争暗斗，只是当事者没有挑明，以致失落在今日学人的视野之外。在乡村工作第一次会议上，就存在内有邹平、平教两派关于会议名称及会议主办地之争，外有各派联合抵制李石曾欲染指乡运领导权之举。章元善、许仕廉在该次会议报告集出版序言上，反复强调会议名称，不用原定的“乡村建设协进会”，而用“乡村工作讨论会”，是为了“以精诚团结，实事求是，不重形式，虚有其表为原则”。笔者起初对这一此地无银三百两之举的具体和真实意图百思不得其解。后经深入研究可知，原来其真正的目的，是“为了抵抗李石曾的进攻，也为了解决邹平和定县两派互不相让的局面”！结果，自称对于乡建运动“创造而不夺取，合作而不斗争”，而实际上为了争夺领导权而来的李石曾，愿望落空，并未入选主席团成员。发明“乡村建设”一词的邹平，虽然被迫放弃了“乡村建设协进会”名称，代之以各方能接受、以精神联合为主的“乡村工作讨论会”，但在与定县的首次开会地点的竞争上取得胜利。因此，晏阳初本不想亲自参加会议，后听一国际友人的劝告才与会。在组织方面，既然“因各方了解不深，团结不易”，全国性的乡村建设协会无法产生，只好退居其次，“只得集合少数比较熟识，比较了解之同志组织一乡村建设学会”。这仅是一个反映少数派别利益的小团体组织。又据胡次威的回忆，1938年，乡村建设学会在长沙开会，欲把该会“改为政党组织，因为梁漱溟、晏阳初、黄炎培各有怀抱，没有达成协议”。邹平、定县为会议主办权竞争，以及它们与另一巨头职教社派的组党流产，都是乡建内部明显的派别分歧、利益攘夺的结果。31民间乡建各派的超越党派的“大联合”1935年下半年，由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各派在第三次乡村工作研讨会上，开始提出超越党派大联合的主张；但真正将其发扬光大，并成为主要推动者则是设在国统区上海、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通过自办的机关刊物转发有关乡村工作大联合的言论。乡村工作人员大联合的含义，与此前参加全国性的乡村建设协会已有明显不同，实际上就是当时在国统区未能公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代称。对第三次乡村会议提出的乡村各派大联合的主张，农研会所做的工作是将其加以充实，并加上按语，在自己的机关刊物《中国农村》上发表。此举得到了梁漱溟、民众教育派和颇具声势的江西省农村改进会等多方的积极响应。1936年8月，态度激进的生活教育社社员张宗麟明确提出“组织乡村运动的联合战线”观点。农研会对这一主张同样予以热烈回应，并作了进一步的发挥，认为无论在主、客观上均需要成立这样一个联合组织，希望在对付民族公敌--日本帝国主义这一大家共同利益下，在乡村建设领域率先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关于组织乡建联合战线的现实承担者，他们一致将希望寄托在组织不甚完善的乡村工作会议上。名为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会员，实际上接受农研会领导的孙晓村认为，在亡国灭种的背景下，乡建组成联合战线最低限度的实践，是须要打破与联合战线精神相违背的局部、理想乡村建设的“标本主义”、没有时间从容进行的“实验主义”和派分林立的“门罗主义”；呼吁召开乡建联合大会，或者推进打算停开的第四届乡村工作会议在一两个月内举行：一方面公开讨论乡村运动联合战线如何建立，一方面应当组织一个经常的中心机关，来担负推进的责任。不言而喻，这个中心机关非已有联合成绩和较高声望但组织松散的全国乡村工作会议莫属。乡村各派大联合的意义，有助于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1936年10月，平心从逻辑和事实上强调：“乡村运动的分派正是反映着各社会阶层的利益分裂和政策分歧，把各派乡运工作者联合起来，事实上就是乡村各级人民大联合之缩影。”

1937年3月，薛暮桥认为，农研会力主的乡建各派大联合的主张，与梁漱溟所提的全国人民大联合的主张，在“精诚团结，共赴国难”的根本精神上完全一致。在全国未能大联合之前，大家应以身作则，以自身的联合来促成全国的大联合。至此，人们不禁发问：为什么农研会突然一改此前一味严厉批驳乡建主要派别改良主义观点的策略，转而一分为二地评价它们的工作，并主动与之联络，且得到积极的回应？原来是他们按照延安指示，“响应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运动”的结果。这实际上是将乡建各派的大联合提升到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基础的高度来认识。尽管这在组织层面上未能落实，但无疑反映了乡建各派联合进入了新的、较高水准阶段；也说明已有研究一味地强调乡建各派与中国共产党的对立而忽视两者之间积极合作的片面性。

三、民间派与国民政府的合作

乡建各派之间的联合，除上述民间各派之间的三种方式外，还包括民间与官方的通盘设计，上下合作。乡建发展到推广应用和全国阶段时，应有通盘计划和全国性的领导组织机关，统筹和协调中央与地方尤其是官方与民间各派的关系。这是进一步提高乡建整体效率的客观要求，也是乡建的最终目的。但学界在乡建是民间改良主义原有观点的支配下，中央政府在乡建中的角色被漠视了，至于民间各派与政府派的合作更是鲜有论及。

早在第一次乡村讨论会上，与会者就有这样的共识：“希望所有朝野关于农村改进事业之机关，将来结成一强有力之全国总机关，从事大规模之研究，计划及实验。”在第二次会议之前，平教会的瞿菊农已明确提出乡建应有“通盘设计”的概念，并从两方面阐述它的意义：消极“可以互证得失，使计划工作上得到便利”；积极“希望对于全国农村工作能有一通筹兼顾的工作计划”。1935年10月，第三次乡村工作会议召开前夕，社会各界对此寄以种种希望。其中之一就是有一个“全国通盘的计划”，并对计划的轮廓要求、意义和分工合作作了较为清晰的勾勒。于是在第三次会议分组讨论时，丁组即讨论了“全国乡村工作团体，应如何切实联络以宏实效”的问题，进而提出了“乡村建设需一全国计划，且为全国建设计划之一部分”这一带有全局性的见解。这表明乡建经过各派的努力和联系，至少在理论上已经突破和超越了原来的从小处、地方入手的阶段，开始在认识上到达了从大处、全国着眼的新阶段。

官方与民间究竟应如何联合？按照高践四的看法只有“自下而上”一种方式。事实上除此之外，还有两者种观点。第一种是以官方或政治为本位的自上而下的统制法。1934年3月，茹春蒲提出政府整理乡建工作，要有一个有期限有统一步骤的总动员计划：“把乡村运动放在国家政治总计划之下，同时集中人才经济和政治的力量，去把一切社会式，教育式，自由团体式，自治式，乃至半政治式的各种乡村运动团体统一起来，作一个整个的运动。”④强调政府的统制作用，将民间乡建纳入准战时的国家总动员计划中。第二种是以民间或教育为本位的自下而上的方法。除高践四外，在第三会议召开前夕，孙月平也主张乡建工作要民众、社团和政府三方合作，但坚持民间化的立场，因为如果“由政府用政治的力量直接来办，必至处处受节制，处处受支配，失去事业的中心基础，不但难以推进乡村建设，反足以阻碍乡村建设”。反映了他们对依靠现政权进行乡建的忧虑和担心。第三种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折中调和、互相结合的方法，但这种结合又往往是有条件限制的。1935年4月3日，晏阳初在北京大学演讲，说定县工作是政教合一，上下对接。实验工作“一切系由下而上”；而县政工作“乃系由上而下”。民众教育派的赵冕在回答记者全国如此多的乡建实验区是否需要统制的提问时，不无勉强地说“假如有妥适的计划和合宜的手段，统制不是不可行”，但最好是贤明的统制与自由的实验相结合。

这三种主张在第三次乡村工作会议上产生激烈的交锋，最后由于以民间为本位的村治派首领梁漱溟以各种理由的坚持，实际上是第二种观点占了上风。有关乡村工作联系统一和中心问题，梁氏代表第四组讨论在大会报告：“一、乡村建设研究工作，在统盘筹划之下，由几个适当地点担任较为经济，现有各研究机关，亦深愿在全国统盘支配下工作，惟以环境等限制，不能彼此愿望实现，深为可惜”。关于确定乡村应设统一中心理论及全国乡村工作机关切实联系等问题，他认为，“一、中心理论不能强求，应自然趋势，逐渐影响而归一致，二、乡村工作讨论会为临时集会，自由发起，讨论不采取决议形式，重在意见之交换，似不必有固定之团体组织”。关于后一问题，会员“辩论甚为激烈，结果仍由于该会性质与普通会议不同，出席人员均从事实际乡村工作且于工作上有问题始来参加讨论，决定不必组织固定团体或向政府有何建议”。这样，第三次会议前，各界加强对乡村工作讨论会组织建设以及向政府提供建议，加强民间与政府的合作等呼吁，几乎全部落空，无任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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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做出了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战略决策。乡风文明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新农村软实力的体现。所谓乡风文明是指农民群众的思想、文化、道德水平不断提高，崇尚文明，崇尚科学，社会风气健康向上，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事业的发展逐步适应农民的需要。乡风文明建设对于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

一、建设乡风文明的新农村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一）加强文明乡风建设是促进农村经济快速发展的必然要求

如果一个地方乡风良好、人人讲诚信、不欺诈，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就高，外商也乐意来投资，从而会促进当地经济快速发展。如果一个地方，邻里关系紧张，互相不信任，而且欺诈哄骗盛行，占小便宜的思想泛滥，强行承揽工程，就会挫伤农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就会影响当地的经济发展环境。加强乡风文明建设，还能使农民增强进取心，更新观念，采用科学的方法和技术进行生产，从而加快农村经济发展。

（二）加强文明乡风建设是促进农村和谐稳定的重要保证

农村的和谐稳定离不开农民思想道德素质的提高；离不开家庭的和睦，邻里的团结；离不开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加强乡风文明建设有利于培养纯朴互助的民风，营造宽松适意的生活氛围，创造和谐稳定的公共空间，从而提高人民生产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使经济发展与农村和谐相互促进。

（三）加强文明乡风建设是培养社会主义新型农民的客观需要

农民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体，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必须培育“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加强乡风文明建设，能使乡村的文化基础设施得到改善，农民的思想观念得到更新，有获取新知识的强烈愿望，形成良好的社会氛围，从而使农民的素质得到很快提高。

二、梁漱溟的乡村教育理论的再认识

（一）成立乡农学校，教化民众

1933年山东省政府将邹平、菏泽划为乡村建设试验区，实验区两县的行政机构与乡村建设研究院合二为一，希望以教育的力量替代行政的力量。［1］

1.创办乡农学校，开展全乡村教育

实验区将全县划分为若干个区，每个区成立乡农学校校董会，开办乡农学校，推举“老成厚重”、“品学最尊”者为学长，重视品德高尚者的示范效应。乡农学校的学众是乡村的一切人，并成立儿童部、成人部、妇女部和高级部。儿童部以实施学校式的普通教育为主；成人部、妇女部则主要是社会式的教育，多在农闲进行；高级部是为了培养乡村建设的骨干人，注重全乡村教育。

2.确定教育内容，注重精神熏陶

乡农学校的教育内容，包括识字、唱歌等课程和精神讲话，重视乡村的文艺事业发展，采取寓教于乐的方式教授文化知识。精神讲话是在教员的指导下启发民众的思想，做切实的“精神熏陶”功夫，步骤是“先用旧道德巩固他们的自信力”，然后用新知识、新道理来改变从前不使用的一切旧观念，以适应现在的新世界。旧道德即传统的道德观念，“新知识、道理”即禁缠足、禁鸦片、戒早婚等新风俗。

（二）制定乡规民约，引导民众

梁漱溟认为中国都呆的乡约主旨无过于“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即互相勉励修身、齐家、德业，互相劝诫嗜烟、酗酒、赌博之类不良习气。所以他就仿照北宋学者吕大临兄弟制定的“吕氏乡约”而编写了《村学乡学须知》，立足于传统文化道德的发扬，而将社会的政治、经济、法律、风俗等问题通过道德教育来实施。

（三）服务乡村建设，恢复生产

当时的农村，农业生产手段落后，生产水平底下，农民生活不能温饱，无法接受最基本的教育和医疗保健，身体病弱，文化落后。尤为严重的是，20世纪20、30年代的中国农村，遭遇了一连串的天灾人祸，国家政治秩序动荡，军阀战乱频繁，匪患遍地，广大农村不断成为内战的战场和土匪侵扰的对象，水旱灾害频发，受灾面积广阔，受灾人口众多。各校根据自身生活环境需要而设置课程，如产棉地区可组织农民学习植棉技术。

三、梁漱溟的乡村教育理论对建设文明乡风的启示

（一）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的新农村

衣食足而知廉耻，仓禀实而知礼节，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只有个体的基本的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等低层次的需要满足以后，才会产生较高层次需要的愿望。

1.要建设文明乡风，首先要发展农村经济

稳定发展粮食生产，大力提高农业科技创新和转化能力、积极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快发展循环农业。一些有条件的地区可依托小城镇，因势利导，发展小商品市场，繁荣农村商业。比如，可以“集”或“会”的形式定期或不定期地举行商品交流活动。认真抓好劳务经济，积极鼓励农村富余劳动力走出去，促进以工补农、以工富农、提高非农收入水平，同时要加强对劳务输出的组织和引导。

2.要因地制宜，发展具有地方特色的经济

在具有丰富矿产、水力、电力等资源的农村，加强能源消费管理，搞好节能工作，提高能源利用率，建立资源集约型农村经济；一些有条件的地区可挖掘当地历史文化潜力，发展特色文化旅游，充分利用农户庭院空间以及周围的鱼塘、树林、菜地等农家资源，增设耕地种菜、现场采摘、自选自做等服务项目，让游客吃农家饭、享农家乐，大力发展农家休闲娱乐旅游经济，把各种优势资源变成经济优势，发展有竞争优势的特色经济。如,除了利用柑桔、茶叶、畜牧水产、桑蚕、优质稻等主导的农业资源，做新做优第一产业外，还要在标准化生产上下功夫，围绕品牌做大文章。［2］

3.要以人为本，大力发展农村社会公共事业

全面落实农村义务教育“两减免一补贴”政策，大力发展农村成人职业教育，开展与当地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职业培训，促进农民创收增收。全面展开新型合作医疗制度试点，加强农村医生培训，提高其业务素质。全面开展农村道路、通讯、电力、安全饮水等基础设施建设工作，切实保障农民的生产生活，解决好他们看病就医、子女上学等问题，以期消弭不和谐的因素，促进文明乡风的形成。

（二）充分发挥学校的教育功能，实施全民教育

梁漱溟非常重视学校这一教育机构在建设文明乡风中的作用，因为学校的组织化程度高，教学效率高，在促使人们转变观念、传播新风尚方面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根据梁漱溟的全乡村教育理念，我们提出了全民教育。我们不妨把现有的学校加以改造，扩建部分校舍，组织村镇开办农民文化补习夜校，在周一至周五的晚上或周六周日，对学生父母实施普及科学文化知识和道德风尚知识的教育，或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最大限度地利用教育设施。

1.在科学文化知识方面，要根据学员接受能力确定教育内容

由于各个父母的文化水平参差不齐，有的是文盲，有的曾经接受过小学、初中教育，但由于长期从事农业劳动，很多知识无暇回顾而被遗忘，所以要根据实际的知识掌握水平，实施个别教学。课程设置突出针对性、实用性，针对当地特色，教授农产品的种植养殖技术。应该包含新品种、新技术、新农艺、新农具的内容，特别是现代农艺操作管理的内容，并与新实用技术的培训教育模式相结合。［3］在父母的文化水平得到普遍提升的情况下，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可以建设农家书屋，让农民在学习农业科技知识、法律知识和健康常识中，不断增强文明素质。

2.在思想道德课程方面，坚持传统道德和新风尚相结合

传统道德是指亲情、家庭、孝道、仁义、诚信；新风尚是指社会风气转变、人际关系和谐、社会主义荣辱观等，而且思想道德课程设置要具有针对性。有的地方封建迷信思想比较严重，一些群众有病不找医生诊治而去求神汉巫婆“消灾破难”，对此，可开设现代科学课程，宣传无神论；而有的地方丧喜庆大操大办，但却不赡养老人，为照顾老人互相推诿，闹得兄弟反目，妯娌失和；有的人寻衅滋事、打架斗殴、横行乡里，对此，可开设儒家课程，申之以孝悌之义，传授温良恭谦让和仁义之道；有的地方大男子主义思想严重，对妻子轻则辱骂，重则拳打脚踢对家庭成员使用暴力，对此，可开设现代婚姻法课程，让其了解，男女平等、夫妻平等，双方都享有一定的权利履行一定的义务。

3.在教学方法方面，采用浅入浅出式的直观范例教学

由于农民文化基础知识有限，接受新知识的能力不强，因此要采用直观举例教学，以农民喜闻乐见的事物为切入点，浅入浅出，不求理论知识的理解应用，但求实践知识的熟练操作。在德育上要坚持以说理为主，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循序渐进，提高其道德认知，培养其道德情感，潜移默化地让他们形成正确的道德行为。此外，可通过自编自演具有民族传统和地域特色的民间戏曲、民间舞蹈、民歌、杂技、剪纸等，把科学知识和道德风尚与民俗节目互相渗透融合，寓教于乐，以开展各种文艺活动的教学方法，达到传授知识与转变民风的教育目的。与此同时，也传承活化了农村传统文化内涵，使农村所蕴含的巨大而丰富的文化传统和文化资源展现无穷的魅力。［4］

（三）加强制度建设，培养民众守法意识

1.要建立健全学习制度

村组要有学习制度，年初制定全年的学习计划，学习内容包括农业技术知识、法律知识、道德风尚等，落实责任组织和责任人，强化学习考核，确保学习不走过场。要组织党员、团员、村民定期学习，使学习经常化、制度化。

2.要建立健全村规民约

制定村规民约要让群众知晓认可，条款要尽量具体、明晰、量化。开始时需要对旧俗采取必要的约束和限制，对新的风尚加以引导和提倡，时间长了自然就会形成人们的行为习惯，演变成为当地风俗，然后再反过来成为管理的补充手段，就能起到对村民的管理、教育、约束的作用。对违反村规民约者，村组干部要出面进行制止、教育，使村民接受舆论监督。

3.要建立健全奖惩制度

检查评比是促进乡风文明建设的有效途径。市（县）乡要定期开展对乡风文明建设的检查评比，把乡风文明建设列入绩效考核内容。对在乡风文明建设中表现突出的“文明户”、“五好家庭”、“科技示范户”等要给予精神和物质奖励，对败坏乡风者要进行通报批评，责令写出检讨，对情节严重者应给予法律制裁。

（四）培养先进典型，发挥党员示范作用

梁漱溟把有资格、德高望重的人作为乡村领袖，推选为学长，充分发挥其表率作用。而先进典型是建设乡风文明的动力和支撑，先进典型是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或事件，具有凝聚效应、示范效应、教化效应，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榜样。建设乡风文明，离不开对先进典型的树立和学习宣传。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要从群众身边选典型，依靠群众推典型，保持典型本色，拉进典型与群众距离，树立一批有时代特征、有感人魅力、有不同层次、有群众基础的先进典型［5］，使群众在典型的可亲、可敬、可学、可比的形象中收获感动，见诸行动，激发投身新农村建设的激情，进而在整个农村形成崇尚先进，追随先进的良好风尚，为建设文明乡风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撑。

要定时召开村民小组骨干会议，领导小组由村里的老党员、老干部等德高望重的村民组成。还要调动农村退休干部和教师的积极性，他们思想觉悟高，在群众中有威信，把这些人组织发动起来，让他们在调解纠纷、破除迷信、宣传政策、树立新风中担当主力军，往往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他们还可以在乡风文明中发挥更多的作用，如村规民约的制定和执行、公益活动的组织和协调、反破迷信等等。此外，还要及时挖掘和总结创建工作中的经验做法，指导和推进全局工作，促进农村乡风文明建设质量的整体提高。

四、结语

梁漱溟的乡村教育理论，立足于传统文化的发扬，创造新文化，救活旧农村，进而掀起一场乡村建设运动。试图通过复兴传统儒家文化来发展农村，乃至拯救整个中华民族，其忧国忧民的行为是可歌可泣的。但其理论在本质上逃不出“中体西用”的窠臼，没有认识到中国贫穷落后的真正原因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本国军阀的压榨与破坏。尽管如此，但他至少给我们提供了一条发展农村的新思路，尤其是给我们当前的建设乡风文明的新农村，提供了宝贵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 孙培青.中国教育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2］ 黄群.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及其现代意义［J］.贵州社会科学，2009，（7）.

篇7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在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中明确提出：“必须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增强全社会厉行法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形成守法光荣、违法可耻的社会氛围，才能使全体人民都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首次把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提出其具体要求和目标。目前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重点在基层，根基在基层，难点在乡村。这源于乡村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基础最薄弱，现状最堪忧，与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目标要求相差甚远，与法治社会相悖的现象甚多，严重影响法治社会建设的进程。所以深入探究加强乡村法治文化建设的路径对推进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进程和构建法治社会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乡村法治文化建设的内涵及目标

乡村法治文化建设是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与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内涵是一致的。笔者结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各方观点，认为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在我国是精神和实体层面的统一体。既包括法治思想、理念、精神和意识等无形建设;也包括法律规范、法律制度、法律组织及设施，立法、司法、执法、法律监督和法律服务以及法治文化活动等有形建设。

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主要目标是：“增强全社会厉行法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形成守法光荣、违法可耻的社会氛围，使全体人民都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即使法治成为植根于人民群众内心的向往和自觉认同，成为一种社会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由此可见乡村法治文化建设的目标就是提高村民法治意识、法治思维、法治精神和法治信仰等，让村民“觉察到法治如同每天所呼吸的新鲜空气一样不可或缺”。

二、加强乡村法治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

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是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国方略的必然选择和重要任务，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内在要求，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保障。加强乡村法治文化建设同样具有其重要意义。

1、加强乡村法治文化建设是基层治理法治化的基础和重要任务

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基层治理法治化的基础在于培育法治文化，而培育法治文化的难点在乡村。只有乡村法治文化建设基础牢固，在乡村树立起法治的信仰，确立起以法治为基础的生活方式，才能推动基层治理法治化。

2、加强乡村法治文化建设是构建和谐乡村的必然要求

丰富的文化食粮是和谐社会的精神保障，加强以公平正义为核心的乡村法治文化建设，是维护乡村和谐的重要条件。法治的目的是要确保社会公平正义，和谐社会追求的是化解矛盾，解决冲突，使社会归于和平与安宁，所以他们在目标上具有根本的一致性。加强乡村法治文化建设能够教育引导村民树立社会主义法治意识，公平正义意识，自觉守法，养成严格依法办事的习惯，从而促进矛盾的化解和安定有序社会秩序的形成。

3、加强乡村法治文化建设是扬弃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现实需要

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于当代中国的法治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法律观念、行为模式等，影响着当代中国人的法律心理、法律意识和行为模式的选择。加强乡村法治文化建设，有利于吸收中国传统法治文化中的优秀成果，剔除其中的封建糟粕，提高村民的现代法治意识。

三、乡村法治文化建设的现状分析

乡村法治文化建设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近年来取得了很大成效，但现实状况与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目标还存在很大差距，许多问题亟待解决，通过问卷调查和实际走访，归纳如下：

1、“人治”思想根深蒂固，法治意识不足

中国具有2000多年的封建历史，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主要依靠国家权力特别是行政权力来调整人们行为的人治文化至今仍有一定的影响，致使一些人法治意识比较淡漠。在乡村主要体现在：

（1）干部搞“特权”不依法办事。走访中发现有些乡村干部在处理纷繁事务中， “官本位”思想严重，习惯于凭经验和个人想法作决策、下命令，“以权代法”;在处理村民纠纷时主要采取讲人情的工作方式，依靠风俗习惯和伦理常情“做工作”息事宁人，“以言代法”;有些乡村干部不懂法，更谈不上守法、用法。

（2）执法司法人员不依法办案。走访中据村民反映，在部分基层执法、司法人员中，有的作风不正，搞选择性执法、趋利性执法，吃拿卡要、寻租牟利、贪赃枉法，甚至充当黑恶势力的“保护伞”;有的执法不严、不规范、不透明、不文明;有的司法不公，办案不廉，“吃了原告吃被告”，搞金钱案、关系案、人情案;有的违背职业操守，缺乏社会责任感，借帮助群众维权之名鼓动当事人闹事，与党和政府作对，唯恐天下不乱。

（3）村民畏法息讼时有发生。有些村民受封建社会“法即刑”观念的影响，片面视法为惩罚的工具，视寻求司法诉讼为畏途，在遇纠纷和冲突时，还有10%的村民依托“乡下事乡下了”的传统，寻求“私了”或纠缠于行政解决的途径，还不习惯也不善于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4）法律信仰普遍缺失。在法治环境相对较差的地方，有些村民受个别乡村领导干部特权腐败问题和“唯上不唯法”、“以言代法”、“以权压法”等因素影响，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信钱、信权、、信闹、信关系、信熟人，甚至相信法不责众，就是缺乏对法律公平正义的期待和信心。

2、法治文化氛围不浓，创新不够

落后的社会文化环境对法治文化氛围也产生着消极影响。个别乡村文化设施极为缺少，文化生活品味不高。有的地方赌风盛行;求神拜佛、算命看相、打卦占卜、风水开运等封建迷信活动有所抬头;不健康的书刊、音像泛滥，却无执法人员问津。这些现象与现代法治精神背道而驰。

农村普法宣传教育工作不到位。88%的村民通过广播电视报纸和书籍获取法律知识，只有6%的人通过普法宣传获得法律教育。普法宣传内容与农民需求相脱节，且形式单一，村民参与度不高。大多数普法宣传只限在公共场所发传单、贴宣传画，印刷几本宣传册，搞几次法制宣传咨询，走过程，追形式，缺少创新。

3、法治机构不完善，服务资源欠缺

当前，我国很多乡村缺少律师服务所、公证处、基层法律服务站和法律援助等，群众及时诉讼、就近获得法律帮助的需求不能得到满足。

4、法治建设队伍素质不高，人才不足

当前乡村公检法力量和行政执法力量不足问题突出，而且现有的队伍也不稳定。调查发现许多乡镇只有一名司法人员，且这一人有的还是兼职，难以适应履职需求。现有人员的专业素质也有待提高。问卷中38%的人认为司法行政人员“服务意识不浓，不为服务对象着想”。

以上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破坏法治的权威和尊严，严重影响村民对社会公平正义的信心，严重影响村民对党和政府的信任，急需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加以解决。

四、乡村法治文化建设的路径

加强乡村法治文化建设，需要领导重视、多部门长期齐抓共管、公众广泛参与、多措并举才能见成效，经深入调查研究，笔者认为除了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加强基层法治机构和人才队伍建设外，重点抓好两方面：

1、培育法治理念，弘扬法治精神

法治理念是一个国家法治文化的精髓，是推动法治进步的巨大动力。法治精神是支配全社会成员法治行为的强大力量，是自觉依法行事的刚性约束。培育法治理念，弘扬法治精神要从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入手。

（1）重视普及法律知识，让村民知法。知法是法治理念的前提。相关部门的普法规划应该把村民列为普法的重点对象，加大对村民法律法规知识的普及力度，引导村民熟知各种法律法规知识。首先要普及村民急需且事关村民切身利益的法律法规，如《婚姻法》、《土地承包法》、《村农委员会组织法》等。第二，普及法律知识的形式要灵活多样且喜闻乐见。要充分利用村中现有设施条件，创新法律知识普及手段和形式，变法律知识的单向灌输为春风化雨般的文化熏陶和教育。可以利用农闲时间集中村民在村民法制学校讨论学，开辟法律图书角便于村民随时学，利用村民外墙开辟法制宣传栏，通过在报刊杂志、广播电视中开设法治文化专栏、建立专题网站网页、开设微博、公益广告、发送手机短信、设立咨询热线等多途径宣传法律知识。

（2）加强法治宣传教育，使村民守法。全民守法是法治文化建设的要求和目标。对村民的法治宣传教育，应根据村民的认知规律坚持循序渐进的原则。在乡村树立守法者得利，违法者吃亏、犯罪者必惩的价值导向，充分发挥法治扶正祛邪的强大功能。

首先，教育村民要“惧法”和“信法”。村民的“惧法”和“信法”主要取决于执法机构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的程度。如果执法部门，尤其是基层的执法机构对违法行为执法不严，该处罚的不处罚或者同事不同罚，甚至是执法不公，办关系案、金钱案，社会就失去了最起码的公平公正，法律的权威也就不复存在，村民自然就不会“惧法”和“信法”。所以执法机构，尤其是基层执法机构牢牢把握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这一执法工作生命线，进一步转变执法理念、改进执法方式，增强执法素养、提高执法水平，依法办事，坚定不移地做社会公平正义的促进者，通过基层执法树立法治权威，让村民“惧法”和“信法”。

其次，教育村民要“敬法”和“悟法”。强化守法的道德信仰和心理基础，多管齐下，培育村民信任立法，配合执法，倚赖司法，自觉守法的良好品质。要把法治教育与法治实践相结合，广泛开展群众性法治创建活动，在活动中培养自觉守法习惯，以达到“敬法”和“悟法”。

（3）创建有效载体，教村民用法。法治社会最终目的是让民众用法维权，履行法定义务，勇于护法。这就要根据村民实际创建有效载体。第一，“以案说法”。电视、网络等现代媒体开辟的“法律讲堂”、“法律在线”、“法制民生”等节目，通过一个个真实的案例，让村民直观地看到应该怎样用法维权。第二，创建“民主法治示范村”。这是提高农村干部、群众法律素质和各项工作法制化管理水平的有效载体，使村民在实践活动中学法、用法。第三，深入开展“法律援助服务为民”活动，鼓励法治干部、法治专业人员及法治志愿者下乡一对一援助村民、服务村民，提高村民用法水平。

2、培育法治氛围，树立法治信仰

法治信仰，是人们发自内心地认同法律、依赖法律、遵守法律和捍卫法律。要树立村民的法治信仰，就必须培育浓厚的法治氛围，充分发挥法治文化的渗透性和感染性。

（1）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以道德滋养法治精神。要使法治文化更好发挥引领和规范作用，就必须加强德治，把他律和自律紧密结合起来。在乡村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讲仁爱、重民本、守信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增强法治的道德底蕴。

第一，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教育，深入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引导人们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社会责任、家庭责任，树立良好道德风尚，争做社会主义道德的示范者、公平正义的维护者。

重点加强基层执法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指出，政法机关要坚守职业良知、执法为民，广大干警要自觉用职业道德约束自己，做到对群众深恶痛绝的事零容忍、对群众急需急盼的事零懈怠，树立惩恶扬善、执法如山的浩然正气。要信仰法治、坚守法治，做知法、懂法、守法、护法的执法者，站稳脚跟，挺直脊梁，只服从事实，只服从法律，铁面无私，秉公执法。

第二，加强诚信教育，提高失信违法成本。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加强社会诚信建设，健全公民和组织守法信用记录，完善守法诚信褒奖机制和违法失信行为惩戒机制。”国家要完善失信行为的约束和惩戒机制，实行失信制度，建立严重失信黑名单制度和市场退出机制，建立多部门、跨地区失信联合惩戒机制，让违法者必须要付出几倍、几十倍的代价，使违法犯罪活动都受到应有的制裁和惩罚。国家要健全公民和组织守法信用记录，使每一个公民和组织的信用状况公开、透明、可查可核;还要完善守法诚信褒奖机制，让诚信者得利。把这些政策宣传贯彻落实在乡村，改变“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的现象，让村民发自内心地敬畏法律，形成遵纪守法、诚实信用的良好氛围。

（2）消除 “黄赌毒”和破除封建迷信活动，净化社会风气。在广大农村，“黄赌毒”和封建迷信活动，依然侵蚀人们心灵，损害人们健康，败坏社会风气，影响法治建设，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加以治理。

第一，要严厉打击“黄赌毒”等违法犯罪活动，保护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

第二，大力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从根本上铲除封建迷信滋生的土壤。严格禁止党员领导干部从事愚昧迷信、伪科学活动;各级宣传、教育、文化、新闻出版、广播影视等部门，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清理整顿传播渠道，净化乡村社会环境，坚决依法打击那些给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正常秩序造成危害的迷信、伪科学活动。

（3）培树“守法护法”典型，形成循法而动的行为定势。一个先进典型就是一面旗帜，代表着一种方向，昭示着一种精神，汇聚着一种动力。针对广大乡村公众来讲，文化素质整体偏低，学习能力有限，判断是非违法水平不高，培养他们的法治信仰最有效的途径――即立标杆、树他们身边的“守法护法”典型，让他们效仿并实践，逐渐做到心中有法，办事依法，遇事找法。

首先，培树基层党员干部典型。基层党员干部，法治观念强、带头信法遵法，在工作和生活中时时处处依法办事、依法行政、严格执法，那么村民就会效仿他、信任他，同时也会相信法律。所谓“政者正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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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国的乡村旅游悄然兴起，进入90年代中后期后，我国乡村旅游进入了较为快速的发展阶段。国家旅游局1998年推出了“华夏城乡游”，1999年推出了“生态旅游年”，全国各地纷纷抓住机遇，形成了一股乡村旅游热。20__年国家批准了203个全国首批农业旅游示范点。同年，总书记视察上海时指出：“要发展农业旅游，生态旅游，促进农民增收。”今年，国家旅游局将旅游主题定为“20__中国乡村旅游年”，并且制定了“新农村、新旅游、新体验、新风尚”的鲜明口号，这就为我国乡村旅游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政府对乡村旅游的格外重视正是由于乡村旅游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与广阔的发展空间，它能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发展农村经济，既发展了旅游业也促进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乡村旅游业之所以能够蓬勃发展的原因就在于其具有独特的吸引力——小桥、流水、人家，展现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魅力。随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重大战略的实施，可以预计，一场影响深远的农村建设高潮即将到来。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不能因为物质文化的发展而消磨了乡村文化的独特魅力，失去乡村旅游的吸引点。因此，应当科学规划，注意加强和保护乡村旅游的发展优势，促进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旅游业间的良性发展，使两者相辅相成，相互推进。

1乡村旅游的吸引力本源——文化势差

文化在旅游的发展过程中总是最活跃的因素。现代旅游已然不再仅仅停留在自然景观的表层，它更需要文化元素的充实。古老而厚重的乡村文化积聚着中华上下5000年文化的精华，千百年来历史不断冲刷而形成风格各异的村落民居，承载了丰富的文化、民俗等人文信息，传承着中国传统的农耕文化。在传统的乡村文化面前，中国城市文化呈现着另一番的文化形态。中国城市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渗透了西方文化的因子，它是中西文化的混血儿，难以保存中国本身最为原真的文化面貌。一位西方学者一语道出个中真谛：中国的文化在中国的乡村。城市文化相比于乡村文化这一“本真文化”，两者之间出现了文化势差，这正是乡村旅游形成的吸引力本源。

这种文化势差是建立在空间势差、视觉势差、心理势差的基础之上。城市的喧嚣繁杂与乡村的宁静悠然、城市的钢筋水泥与乡村的砖瓦木房、城市快速的生活节奏与乡村的慢调节奏，这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是文化势差的表层现象。生活在城市的人们空前地渴求着远离城市的喧嚣，返璞归真，亲近泥土，将情感、智慧和理想纳入一片宁静平和之中。乡村性是乡村旅游的中心和独特的卖点，客源地的城市性与目的地的乡村性级差或梯度是乡村旅游的动力源泉（邹统钎20__）。都市人在追求清新宁静的乡村环境，释放心理积郁的同时，他们更深层的是在体验与城市文化别然不同的乡村文化。这是一种现代人追求的生存质量，更是一种生活时尚。

2乡村旅游的发展——乡村经济发展与文化冲击并存

乡村旅游是一把“双刃剑”，它在促进新农村发展的同时也使自身陷入了两难的困境。一方面，乡村旅游不仅让都市人亲身体验乡村文化，促进城乡居民间的交流，消除城乡文化间的隔阂，而且积极地利用当地现有的乡村资源，开发“农”、“旅”结合的特色旅游，增加非农产业的就业岗位，服务当地农户，提高农户收入，发挥旅游扶贫的功能，促进了当地经济的不断发展，为第一产业与第三产业的结合找到一个契合点。另一方面，乡村旅游在“卖”乡村文化的过程中面临着自身文化受外来文化影响而异化，失其本色的可能。农村城镇化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强势的都市文化占据上风，诱惑着传统的乡村文化。在“城镇化能够带来物质文明”观念的驱使下乡村开始追随和模仿城市，原生态的乡村文化在格调和品位流行的今天出现了迷失，异化了的乡村文化渐渐失去了它独特的文化吸引力，出现正熵的形态，最终导致陷落。一些乡村旅游目的地早衰现象正向乡村旅游的持续发展敲响了警钟。

3新农村建设下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途径——保持乡村文化的本质化

可持续发展是未来旅游发展的核心，而可持续发展的本质是本地化（Sharply）。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就是保持乡村性，保持文化势差的优势。

文化势差是人在处于不同环境或历史积累形成的文化中时产生的一种观念形态上的差异。由于每个人的价值判断标准不尽相同，文化差异的程度也没能形成统一的判断标准，致使在现实生活中保持文化势差难以得到准确地把握。

为了在实际操作中有所依据，能够更好地指导实践的开展，可就文化按层次结构具体划分为物质文化层面、制度文化层面、精神文化层面三个层次。其中，物质文化层面以空间结构分析为依托，制度文化与政府行为、乡间组织相联系，而精神文化层面是重点，它与乡村社区的文化心理相结合，制约着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因此，在新农村建设中实现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应当以新的视野审视并保持以上这三个层面的文化势差优势。以此作为切入点，保持乡村的文化优势在具体的实践操作过程中应该注意几个方面：

3.1加强物质文化建设过程中应尽量保持乡村的自然性（即地格）。无论开发地是贫穷还是富裕，乡村旅游业对当地的经济收入的增加有很大的贡献，而当地的自然资源又影响着乡村旅游的发展。对于乡村旅游经济系统而言，乡村的自然能源流都是负熵流。如果中断了这一过程，乡村旅游经济系统将成为一个死的结构。从目前情况看，如果建设新农村过程中缺乏谨慎的规划，那么工业化、城镇化的势头可能会使农村减少了几分乡村的自然性，增加了几分城市的工业性，进而减弱旅游吸引力，影响到旅游带来的乘数效应。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保持乡村旅游的“地格”就是维持目前我国乡村“脏、乱、差”这样的空间格局。相反地，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我们应当极力改变这种落后的局面，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改善农村的卫生环境，积极引进工业化的技术，以工哺农，以工促农。事实上，工业化与乡村的田野性是可以相互协调的。从国外许多发达国家的农村发展历程中可以看到，他们的农村虽然早已实现了现代化，却仍然保持着良好的乡村自然性。工业化提高了农业机械水平和农业生产率，但工业化不一定要将农村的环境也变成钢筋水泥环绕的城市，而是要在农村的生活条件得到日益改善的同时，

保持着内在的乡野气息。做到这一点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保持乡村“地格”。

3.2完善制度文化体系促进乡村旅游健康发展。制度文化又称为社会文化，它的内容丰富，不仅包括企业的经营管理，还包括政府出台的相关政策制度、民间组织制度等等，其构建起的体系在诸多方面影响着旅游业的发展。例如对我国乡村旅游业而言，乡村自然资源的特点促使了当地开展乡村旅游以采用小规模的经营方式为主。当前我国乡村旅游业与当地农业的资源争夺主要体现在土地上，尤其是一些地区通过出让土地，换取外部资金来开发乡村旅游，导致可耕地被占用，农民失地的现象。通过开展小规模的经营方式可以缓解这样的矛盾，在发展旅游业的同时不会占用大量农地。因此，小规模经营是当前乡村旅游与周围环境协调发展的最佳经营组织方式。

必须强调的是，我国旅游产业是政府主导型的产业。如果没有了政府的支持和引导，旅游业的发展将步履维艰。由此可见，在发展乡村旅游业的过程中，政府制定的相关政策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明确了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物质条件。农村基础设施的完善为乡村旅游的发展提供了较好的“后台”支持。有了后备力量军，个体经营的农户方能提供更好的“前台”服务。如此这般，“前台”与“后台”的相互照应使得乡村旅游这个“舞台戏剧”可以更好地持续演绎下去。无论是空间格局的规划、社区参与，还是文化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政府都要有清醒地认识，积极地引导乡村的发展，引导旅游业在乡村的健康发展。

3.3保持乡村文化的精粹的同时应加强社区参与。如果说保持乡村空间格局的自然性是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外在形式，那么保持乡村的文化内涵便是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内容。只有深刻地挖掘乡村文化内涵，加强农村的文化建设，乡村旅游的开发才不会只是昙花一现。旅游业的发展提高了乡村的知名度，增强了乡村社区的自豪感，从而乡村的社区居民便不会再妄自菲薄地用扭曲而夸张的仪态去模仿城市，他们可以与来乡村旅游的都市人进行平等地沟通。另一方面，增强了社区自豪感，会使乡村社区更有动力去保护自己的文化。显然，在这个良性循环的过程中要注重乡村社区的参与程度。乡村旅游是集观光、休闲、娱乐、体验为一体的特色旅游。都市人到乡村旅游除了放松身心外，更多的是想体验乡村的生活方式，了解乡村文化。加强社区的参与不仅可以解决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问题，而且可以让都市人直面真实的乡村风格，增进双方的交流。在这种现代人类的双重探求中，乡村和城市都将找到自己需要获取的物质利益和精神满足。参考文献：

[1]庄志民.旅游经济发展的文化空间.学林出版社[M].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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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农村建设开启了由从农村汲取资源到反哺农村的战略转向，各级政府开始加大了对农村建设的投入力度，作为基层政权组织，乡镇政府直接面对农村社区，是沟通国家与乡村社会的“桥梁”，是各种惠农政策的执行者和操作者，其公共治理的水平和效果直接影响到农村和谐社会的构建。这一独特地位，决定了其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有着不可推卸的服务责任，提高服务能力成为迫切需求。如何适应需要，应对挑战，提高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打造服务型基层政府，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

一、乡镇政府提高服务能力的制约因素分析。

乡镇政府要提升公共服务能力，需要对当前存在的服务困境及其成因进行深层次的剖析。 理论研究的不足使乡镇政府服务职能的发挥缺乏理论指导。我国学术界对于政府职能的研究很多，但主要针对的是高层级政府。而乡级政府与这些高层级政府所拥有的权限、管理区域都有很大差别，适合于高层级政府的职能未必适合于乡级政府。所以，理论界的这种宏观性的研究成果不能为乡镇政府职能定位、能力提高提供理论依据。由于理论认识不足导致乡镇政府仍习惯于强制性管理，意识不到到底应该怎样发挥自己的服务作用，提高服务能力。

县乡压力型体制不利于乡镇政府服务能力的提高。县乡压力型体制的主要特点就是县级政府将确定的任务进行量化分解论文范文，层层下包给各个乡镇政府，实行“分包式”的任务考核机制和“一票否决制”的考核方式，而且，考核结果跟乡镇干部的“政绩、荣辱、升迁”相挂钩。这种单向问责机制使得乡镇政府只对上面的县级政府负责，不对下面的农民负责，把工作中心和工作重点都转移到了完成县级政府或上级部门下达的考核任务，使出浑身解数搞好各种接待、检查、评比、达标、考核，而对于乡镇的本职工作则没有时间和精力来顾及，该管的没有能力管，不该管的又不得不管，造成乡镇政府职能的异化。

乡镇干部服务“三农”的本领相对欠缺导致服务质量低。服务型乡镇政府的工作主要体现在干部的服务能力上，但乡镇干部队伍素质低导致很难提高服务水平。表现在：（一）干部队伍结构不合理。农业型、管理型的干部多；经济型、技术服务型的干部少。据统计，在我国的乡镇干部中，行政管理型的干部占干部总数的近80%，技术服务型干部数量非常少。[1]（二）是干部队伍管理不合理。乡镇作为基层政权组织，往往成为上级机关的“减压器”。乡镇主要领导多从上级机关下派，往往是到下面“镀金”，真正安心基层工作的较少；而在乡镇基层工作的同志，虽然经验丰富，业务熟悉，却感到政治上没有出路，工作积极性难以充分发挥。（三）是乡镇干部的服务水平急需提高。不少乡镇干部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大中专教育，法律、经济、管理、农业等方面的专业知识缺乏，文化素质低、科技水平低、致富能力低的状况严重。

机构设置不科学,乡镇政府逐步演化成一个权力空壳化、责任无限化的行政组织，而且这种职能弱化、责权分离的趋势仍在进一步加剧。长期以来，我国乡镇建制遵循与上级“对口”模式，上面多少庙，下面多少神，这种机构和岗位设置是根据上级部门的需要而不是根据乡镇实际需要，这些县职能部门派驻的乡镇机构，代表各部门行使职能，人权、事权、财权属于上级部门，乡镇政府无权对他们管理，严重影响农村全面工作的开展。

财政赤字突出,影响了乡镇政府服务能力的发挥。中西部地区，在税费时代乡镇财政来源主要是农业税及与农业相关的各种税费，工商税和所得税是微乎其微。农业税取消后，这些乡镇几乎断绝了财政来源，乡镇已经无力为农村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在收入缺口增大的同时，乡镇道路建设、公益事业、优抚、五保户赡养、计划生育等支出基本上都转移到乡镇财政的预算中开支论文范文，进一步加剧财政困难。总之，基层政权处于高负债、高风险的运转状态，财政困难重重，为新农村建设服务“心有余而力不足”。

二、改革管理体制，强化资源配置，提高乡镇政府的服务能力。

乡镇政府为新农村建设服务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提供公共产品。承担为新农村建设提供与生活、生产、治理、社会发展等相关的半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或纯公共产品。（二）提供公共服务。为农民提供如市场信息、技术推广、抗灾救灾、基础设施建设等公共服务，解除地区封锁与垄断，取消行业保护，构建较完善的乡镇社区公共服务体系。（三）进行公共治理。在治理过程中做到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社会治理与资源治理、结果治理与过程治理、外部治理与内部治理的统一。

新形势下，乡镇政府要不断强化资源培植，提高服务能力。

加大关于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理论研究，为提高服务能力提供理论支持。理论界和各级政府部门要密切关注乡镇政府服务性职能的理论研究，要充分考虑到我国乡镇政府的特殊地位以及社会经济非均衡发展的国情，解决好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如何服务一系列的问题，同时借鉴西方国家的地方政府管理经验，努力形成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的服务型乡镇政府职能框架。乡镇政府应坚持“把为公众服务作为政府存在、运行和发展的根本宗旨”、全面实现“为全社会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产品和有效的公共服务，以不断满足广大社会成员日益增长的公共需求和公共利益诉求，在此基础上形成政府治理的制度安排。”[2]树立引导农民发展生产、勇当“掌舵人”、“导航者”的理念，积极帮助农民调整产业结构，发展生态农业、特色农业、规模农业，积极为农民提供政策、科技、信息、法律等服务。特别是要充分利用各种载体，广泛传播科普知识，有针对性的举办农民培训班，建立一批科技示范村组和基地，带动农民学科技、用科技，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农民致富增收的能力。

调整对乡镇基层政府的考核标准。乡镇要提高服务能力，就必须改变政绩考核标准，建立起公共服务取向的政绩考核体系。考核评价应主要从以下几个角度：（一）社会安全服务。即社会治安能否得到保障，当地违法犯罪行为是否得到有力打击，法律法规制度是否得到有效贯彻。（二）农民增收问题。能否千方百计扩大社会就业空间，增加就业机会；能否为农民提供就业培训，提高农民技能水平；能否为农产品打开销路；能否给予农民创业进行金融贷款资助。（三）农民生活保障问题。能否千方百计地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依法扩大养老、医疗、失业等保障线标准，切实增强社会保障能力。（四）基础设施服务。能否在不增加农民负担的基础上，千方百计改善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尤其是加快水、电、路、桥梁、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五）其他公共服务。能否在不增加农民付费基础之上，发展义务教育，推进素质教育，提高农民子女受教育水平。能否推进医疗卫生改革论文范文，提高对农民的医疗卫生服务；能否开展新农村文化建设，提高农民精神文化享受水平。

深化人事制度改革。在乡镇干部选拨中，要本着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优先录用那些有一技之长、有较强服务意识的人员。另外，对现有的乡镇人员也要进行培训，让他们成为既懂技术又懂管理的复合型人才。（一）要建立按需所学机制，“三农”需要什么，干部就学习什么，把每位干部逐步培养为“有技能、会服务”的复合型人才。（二）要建立每学必考机制，完善干部技能“考核与服务档案”，建立干部技能证书制度，激发干部不断学习新知识、新技能。（三）要建立学以致用机制，给真正掌握服务技能的干部以用武之地，增强干部的学习动力。通过学习各项技能，使乡镇干部成为农村政策法律法规的宣传员、农业生产的技术员、农村矛盾的调解员、发展经济的服务员、为民办事的勤务员。

创新乡镇管理机制。（一）取消“七站八所”，综合设置“一办若干中心”。“一办”即党政综合办公室，综合协调乡镇的全面工作，“若干中心”主要从县直机关部门选派农村指导员、企业助理、科技助理、平安助理、金融助理等组成多种服务中心，深入乡村基层一线，提供技能服务，指导当地群众生产、生活，为乡村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和技术保障。（二）实行政务公开制度，保证上级惠民政策畅通无阻。随着支农力度的不断加大，上级政府的各项惠农政策会不断强化，各项惠农资金会逐年增长，乡镇政府必须保证农民群众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得到及时兑现。为此，乡镇政府要设置专业机构，通过及时、准确、多途径的信息公开，确保惠农政策在阳光下运行；要以全程代办和服务承诺制为主要措施，采取有力的措施和手段，把上级惠农政策真正贯彻落实到位。同时建立村务运行质询监督制，全面加强村级组织建设，解决村民参与村务知情难、作主难、监督难的“三难”问题，推进农村基层民主建设。

建立合理的财政体制，为提高服务能力提供财力支持。财是政的基础，中央和省、市、县各级政府要保障乡镇政府有较为充分的财力服务“三农”。（一）国家和省市按照总量持续增加、比例稳步提高的要求，不断增加“三农”投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指出，2010年中央财政拟安排“三农”投入8183亿元，比上年增加930亿元论文范文，地方各级财政也要增加投入。[3]（二）乡镇要不断发展经济、壮大财源，形成稳定增长的收入来源。乡镇应依托当地的资源优势，加大招商引资力度，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既注重发展投入少、见效快的项目，又注意发展生产周期长、税源稳定的项目，走农、工、贸、产、供、销一条龙的路子，以形成稳定可靠的财源体系。同时优化环境，加快个体私营经济和第三产业的发展步伐，加强城镇和中心村建设，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增加农民收入，增加财政能力。（三）要妥善解决农村公益事业的费用。国家和省市财政要加大对农村公益事业的投入，减少乡镇财务配套和农民自筹资金的份额，按照“谁的孩子谁抱走”、“谁的孩子谁监护”的原则，应由国家承担的义务由国家承担，应由省市政府承担的责任由省市承担。例如：普九义务教育方面的费用，象危房改造、教学设施改进、两免一补等都应由国家承担；而乡村公路的建设、农田管网的改进则由省市承担。温家宝总理指出：2010年，中央和省级财政继续支持农村义务教育，为农村中小学班级配备多媒体远程教学设备，让广大农村和偏远地区的孩子共享优质教育资源。[4]

参考文献：

[1]于明志.乡镇职能转变与行政权力的重构[J].《实事求是》,2008（01），38-40页.

[2]杨静.如何用法治手段保障“服务型政府”构建[J]《中国司法》，2008（08）101-1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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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分人，拿的是高端劳动力市场的工资，承担城市的生活费用，大体上是平衡的；第二部分是农民工，拿着低端劳动力市场的工资，但是不承担城市生活主要费用，大体也算均衡；最惨的是从低端劳动力市场拿工资，同时生活费用又是城市的，他们的收入和支出几乎完全不对等，成为这个城市最不平衡的边缘人

我们改革思路当中有一个误区：老说制度不完善，必须要改革我们现有的制度。的确，制度不完善，人们会钻空子，但一定要看到很多成功的制度本身就是不完善，如果真有无懈可击的好制度，其成本一定是不可承受的

中国农村的问题如果脱离城乡关系，就农村谈农村，是谈不下去的。以农民看不起病为例，在20—30年前，农村的医疗问题也没有现在这么严重。尽管那时农民也没有很高的医疗服务，但不至于像今天这样，稍大一点的病就弄得倾家荡产。经过30多年的经济快速发展后，为什么农民反倒看不起病了呢？主要原因是“医”和“药”大多来自城市，其价格是按照城市生活和收入水平来制订的。所以，农村问题需要从城乡关系的新视角来重新看待。

“耐用消费品时代”到来导致的“断裂”

关于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有许多不同的说法。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是，去年我国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是3.22∶1。另外的一个计算结果，是将福利等非货币因素考虑进去，结果是6倍。而前一段一家研究单位的研究则得出另外一个结果。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5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是3255元，但这当中包含了实物折合，比如过去一年养的猪长胖多少，树长粗了多少……把这些实物增涨都折成钱，这才达到3255元，这部分非货币收入大约占农民可支配收入的1/3，所以如果去掉实物这部分，只算货币收入，城乡差距就是4倍多；如果再把福利、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等等都算进去，城乡差距可能达到8倍多。而世界上城乡差距的平均水平是1.5倍，这是非常严峻的情况。

8倍或6倍的差距使得城乡两部分人处在两个不同的时代和世界。更严峻的问题是，两部分人却要面对同样一个市场，同样一种价格。医疗问题就是这样的，城乡8倍差距也好，6倍差距也罢，医疗市场只有一个，药品价格只有一个，而这个价格基本上是贴近城市收入水平确定的。教育价格也是如此，所以仅仅就农村看农村是行不通的，要把它放到一个大的背景下。

读过《光荣与梦想》的人会发现，1929年之前的美国和今天的中国非常相近：经济繁荣，生产力水平迅速提高，生产能力过剩，购买力不足，汽车、钢铁、房地产崛起，成为支柱产业，更重要的是，正是在这个时候，西方世界开始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

1930年代美国陷入了空前的经济危机。这场大萧条的产生原因到现在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释。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说法，1929年发生的这次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周期过剩的危机”。这话只说对了一半，生产过剩是确实的，但说周期性却并不准确，因为从1929年到现在70多年没有再发生过这样的危机。那么当时的独一无二之处在什么地方？我觉得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当时西方社会开始从生活必需品时代进入耐用消费品的时代。

事实上，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社会就开始进入这种转折，但就是转不过去，最后的结果是转成了1930年代的大萧条。然后又经过一系列的制度创新，后来“二战”爆发，西方才最终完成了这个转变。所以朦胧一点讲，整个西方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就干了一件事：使得这个社会完成了从一个生活必需品时代到一个耐用消费品时代的转型。

猛一听可能觉得奇怪：过去是柴米油盐的生活必需品时代，现在是汽车、楼房的耐用消费品时代，这不挺好嘛，怎么出现大危机了？这个转变从个人的角度看，丝毫困难没有，从社会的层面来说就非常不容易。要形成与耐用消费品相适应的一套消费模式，就必须得有一系列的制度和结构的条件来支撑它。中国也会面临同样的挑战。

现在回过头来看，我觉得至少有三条非常重要。第一条就是社会保障。我们一直有一个误解，就是认为社会保障是一件花钱的事，总以为政府手里钱多得花不出去，才会有社会保障，这是完全错误的。经济大萧条是1929年到1932年，美国福利国家的制度框架是1935年搞起来的，当时美国还没有完全从大萧条中走出来。为什么？很简单，没有社会保障，消费者就不敢买东西。

第二条就是贫富差距不能太大。现在人们在讲一个社会要以中产阶层为主，这其实是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的重要条件。当时美国也面临这样的情况，大部分人从农村刚刚进入城市，文化水平低，收入也很低。但是美国比我们多了一个工人运动，多了一个工人可以对资本家进行博弈的工具，经过这样一个过程，工人工资迅速提高。现在我们讲中产阶层的社会，一定不能理解为这是技术和生产力发展的一个自然结果。这个中产阶层的壮大，是和一连串的城市市民和工人阶级的权利运动联系在一起的。斗争的结果表面上是工人工资增加，但同时也意味着购买力提高，资本家的东西可以卖得出去了。

第三条就是城市的人口必须达到一半以上。现在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是40%左右，但这其中包括所谓在城市中连续居住达到三个月以上的人口、失去土地的农民，以及像北京市石景山和深圳市那样“农转居”的人口，所以真正城市人口可能远没有这么多。城市居住的人群达不到总人口的一半，这个社会就进入不了耐用消费品的时代。这不仅仅是收入的问题，还有生活方式的问题。

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最近中央提出的新农村建设是非常必要的。过去在三农问题讨论中，我觉得有一个思维误区，就是总想找出一个根本性的解决办法，而实际上我觉得三农是一个没解的问题。这次新农村建设表现出了一种新的思路，即针对一个没解的问题，采取分解的方式来逐步缓解，甚至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得到改善。把一些相关政策都归到一起，按照类型来分，我觉得至少能分成三条不同的路径，然后多管齐下。

第一条路径就是用农村发展来解决一部分问题。农村的产业化不能绝对解决农村的问题，但至少我们能够看到这样一个差距。每有1元钱初级农产品，在美国增加的附加值是3.72元，即1元钱初级的农产品经过美国人加工以后可以卖4.72元。日本附加值是2.2元，即1元钱初级农产品经过日本人加工后能卖到3.2元。而中国的附加值仅仅是3毛8分，即1元钱初级农产品，最后我们只能卖1.38元，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差距。这个差距如果我们通过拉长产业链条，增加附加值，0.38元的附加值翻一番提到0.76元，也很可观了。对农村本身来说，不能说完全没有这个潜力。我认为这是比较务实的思路。

第二条路径就是城市化。中国每年大约1000万左右人口转移到城市，这使得农村在其他不变的情况下，人口又减少了1000万，1000万的人口在城市当中会寻找一些新的机会。刚才说的产业化思路，实际上需要国家补贴，农村人口如果像现在这样仍然多达七八亿人，那其实无论产业化也好，国家补贴也好，都会受到严重制约。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先不管根本思路如何，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都是分解路数的一部分。

第三条路径就是国家的投入。虽然大家都会说，要实现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改造，制度建设比钱更重要，但建设新农村，国家还得向农村投入。我想，通过农村自身有限发展，一部分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国家再有一些投入，原来农民自己办的教育国家大部分承担起来，原来农民自己修的路国家承担一部分，原来完全没有的社会保障，国家能够帮助搞起来，农村生存状况恶化的速度会大大减缓，甚至说不定会有改善。

新旧“城乡二元结构”和城市中的“三元结构”

谈城乡关系的时候，讲得最多的一个概念就是“二元结构”。但是这个二元结构我们往往理解得过于简单化了。所以我提出了一对概念，把二元结构分成两种，一种叫行政主导型的二元结构，一种叫市场主导型的二元结构。

大体上可以这么说，改革前我们基本上是行政主导型的二元结构，当时主要围绕户籍制度、就业制度、教育制度、主副食品的供给制度等等这些因素构造起来的二元结构。这个二元结构是非常严格的，它造成了城乡之间的割裂，这种割裂程度至少从城乡事实上不通婚就可见一斑。但是有一条人们往往忽略了，就是即便在那样一个严格割裂的二元结构当中，城市人挣到钱以后，这些钱还是要到农村周转一圈。那时候夫妻两个加起来月收入100元，用于购买柴米油盐可能占到了2/3，也就是城市人口的大部分收入用来购买农产品和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其他产品。但现在问题完全变了，现在假设夫妻二人一个月总共挣6000元钱，有多少会流到农村呢，估计也就1000元，也就是1/6，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变化。更多的钱都干什么了呢？主要就是投入在房子、汽车、教育、医疗等等。这才是真正的问题之所在——这个社会到了一个耐用消费品的时代了，人们购买的主要内容已经不是农副产品。

当大部分钱不到农村转一圈时，城市对于农村依赖性就日益降低。2002年中国进口的大豆占到国产大豆的90%多，稍微夸张一点说，这一年中国农民如果一粒大豆不生产，城里人吃油都不是问题，所以我们可以看出，城市对农村已经越来越失去它的依赖性了。反过来说，我们现在谈农村问题的时候，农村在人们心目中的概念，很大程度上变成一个累赘。因此我认为，现在的问题是在原来的那种二元结构还没有完全破除的情况下，新的二元结构又叠加上来了。而后一种二元结构，即市场主导型的二元结构，或者说是以城市对于农村依赖性丧失为基础的二元结构，造成的断裂更为严重。因为前一个是由种种行政制度安排造成的，制度是人制订出来的，人可以改变它；但要改变市场主导的二元结构就很难。吃饭在城里人支出中占的比重越来越少，而且还可以到国际市场去解决，结果现在事实上导致两种二元结构叠加在一起了。

目前中国政府对农村弱势群体比较重视，采取了一系列政策，但从绝对水平上说，农村状况没有根本性改善，城乡差距并没有缩小，贫富差距仍然在扩大。前年农民收入增加6.8%，这6.8%实际上是减免农业税和给农民种粮补贴后，特别是粮食价格上涨的结果。而实际上去年粮食价格是不升反降，也就是说，城乡的差距实际上是逐年扩大的。

两种二元结构叠加对整个社会有很大影响。农民开始进入城市，结果就是把农村结构的一部分移植到城市中来，导致整个中国实际形成了一种“三元结构”：一个是真正的城市社会，一个是真正的农村社会，还有一个是夹在两者之间的农民工社会。这种三元结构的存在，再加上其他因素，使得城市内部的状况发生明显改变。原来只是在农村表现出来的问题，现在也表现在城市本身。

比如在一些中小城市，新失业群体的数量已经相当于老失业群体的3倍。“新失业群体”是我前几年提出的一个概念，它是相对于原来国企下岗群体而言的。“新失业群体”的父母有的失业了，有的退休了，自己原来十七八岁，现在30岁左右，开始结婚生子，但还是浪荡着。社会舆论指责他们：你为什么不就业？农民工可以在城里端盘子，你如果去端盘子会失业吗？人们就把这个归咎为独生子女从小娇生惯养、好逸恶劳，而这批孩子现在也是破罐子破摔，因为整个社会反正也瞧不起他。其实，仔细分析一下，问题不完全在他们身上。正如刚才提到的，由于这样一个城乡新三元结构的存在，导致了城市当中一种独特的现象：高端劳动力市场和低端劳动力市场的价格相差太大，高端劳动力市场由于全球化和国际接轨，越来越往发达国家靠；而低端劳动力市场，由于城乡收入差距8倍，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其市场价格会压得很低。一个大学居民楼里看电梯的女孩每月400元钱，和一个大学教授相差20倍。假如这个女孩是城市下岗职工的孩子，其生活方式是城市的，社会网络是城市的，那么她一个月的劳动所得可能只够请朋友吃顿饭。这就造成一个结果，在低端劳动力市场获得的工资，对于维持这个城市的生活费用来说是微不足道的，这也就是为什么那些城市中“新失业群体”不去低端劳动力市场就业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在这样的背景下，整个城市社会可以分成三部分人。一部分人，从高端劳动力市场获得收入，也承担城市的生活费用，大体上是平衡的；第二部分是农民工，拿着低端劳动力市场的工资，但是不承担城市生活主要费用，大体也算均衡；最惨的就是从城市当中的低端劳动力市场拿工资，同时生活费用又是城市的，包括刚才说的新失业群体，他们的收入和支出几乎完全不对等，成为这个城市最不平衡的边缘人。

新农村如何建设

新农村建设，从最实在的角度来说就是钱。当有了一笔钱时，一定要看到这个钱的旁边趴着无数的“饿狼”，这是最要命的问题。有很多研究表明，中央政府拨的钱，最后能到村里去的只有15%—30%，还不说这笔钱用得怎么样。

这次新农村建设，到底有什么东西能够保障这笔钱经过中央、省、市、县、乡到村庄最后到农民一共7个层次后，能够真正用到农民头上去？在目前体制下，很多人都不是很乐观，有人开玩笑说，森林失火，林业部发财；江河发洪水，水利部发财；新农村建设，不知道轮到谁发财。所以一定要注意这周围趴满的饿狼。

第二个方面还跟钱有关，就是如何用工业反哺农业的资金造就农村自身的发展动力。政府向农村的投入，一部分会用在教育和社会保障上，一部分用在道路、桥梁、水电、基础设施上。我觉得可以拿出其中一笔钱搞减免税费，鼓励和农业有点关系的小企业的成长。如果能用1万元钱减免一个小企业的税费，就可以催生一家三五个人的小企业。1个亿就能催生一万家这样的小企业，100个亿可以催生100万家这样的小企业。有100万家这样的小企业，对农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发展动力。更重要的是会造成一个历史上所没有的趋势：我们过去都是农村的资源流向城市，如果实行这样的免税政策，很可能会把县城、小城镇甚至中等城市中的相当一部分失业者和资源吸引到农村来。

篇11

一、提升人员素质，发挥乡镇文化站阵地作用

乡镇文化站能否发挥作用，发挥怎样的作用，与文化站工作人员的素质相关。优化工作人员队伍建设，提高工作人员的管理水平是做好乡镇文化站工作的重要保证，也是保持乡镇文化站具有生机和活力的重要保证。

因此，首先，给乡镇文化站配备具有较高思想政治素质和文化素质的专职人员，为乡镇文化站的管理提供人才保证，使乡镇文化站更有效的发挥其作用。其次，是对乡镇文化站的管理人员定期进行培训，不断提高基层文化工作者的思想水平和业务素质。再次，是努力改善乡镇文化站工作人员的工作环境和生活待遇，使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坚守阵地，保证乡镇文化站工作的正常运转。为了适应新形势，上级主管部门应有计划抽调适应这方面工作的人才到基层文化站工作，以适应新形势下基层文化站工作的需要。使乡镇文化站扎根基层，服务基层，把乡镇文化站建成一个党面向群众的窗口，一个党与农民群众交流学习的平台。做到有目的、有针对地开展对乡镇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政治教育和对在职干部文化知识及理论的学习，使乡镇文化站的积极作用得以充分发挥。

二、借助文化站阵地，发挥基层战斗堡垒作用

乡镇文化站是农村两个文明宣传教育的重要阵地和基础平台，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面前，乡镇文化站尤其要承担起以人为本、宣传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宣传党的路线与方针政策，以及思想政治教育的重任。先进的思想文化是农村改革、发展、稳定的重要基础。农村要稳定，离不开思想政治的辅佐；农村经济要发展，离不开先进科学文化的指引；农民素质的提高，离不开科学理论和文化知识的开导。加强乡镇文化站的建设和搭建最有效的学习平台是广大群众移风易俗的重要依托；是把两个文明建设有机结合落实到基层的重要载体；是农民群众在党的指导下为自己创造美好生活的有效途径，对促进改革发展，维护社会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历史和现实一再告诉我们，思想领域的阵地，马克思主义不去占领，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就一定会去占领。“法轮功”等一类歪理邪说的出现就充分向我们证明了这一点。因此，要加强乡镇文化站在基层的战斗堡垒作用，就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教育，加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科学发展观的教育以及加强党的基本理论、基本纲领和基本国情教育，以提高农民群众的思想觉悟，激发他们为建设现代化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创造精神文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这些文明建设的强大动力，如果没有农民群众的开拓精神、坚定信念；如果没有广泛的群众性创建活动，那么，要想全面取得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现代化是不可能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论述中，对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搞好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和精神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按照“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要求，加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其最深厚的根源在广大人民群众当中，来源于人民群众、服务于人民大众是社会主义文化的本质要求，也是乡镇文化站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法宝。

三、开展公益性文化活动，发挥乡镇文化站载体作用

为适应农民群众对提高生活质量的需求，笔者所在乡镇——青海省化隆县甘都镇在改善群众生本文转自ter-spacing: normal; color: rgb(51,51,51); word-spacing: 0px; -webkit-text-size-adjust: auto; -webkit-text-stroke-width: 0px" />

一是提供公共文化服务，保障和发展农民群众最基本的文化权益。为了解决农民文化生活单调匮乏的问题，该站在图书室备有政经、科技、文学、艺术等各类图书，并将成人学校作为文化站的第二学习园地，实现资源共享。

二是开展多种形式的群众文化活动，丰富农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先进的设施吸引了周边村镇文化、体育爱好者也来此进行联谊和比赛。每年组织规模赛事达十几次。

三是发展乡镇特色文化、重建农民精神家园。在文化站活动场所紧张的情况下，腾出一定空间为荻垛业余戏剧团、老年舞蹈队免费提供活动场所，保持和发扬该镇的优势和地方文化韵味。

篇12

（Yan'an University Marxism Academy，Yan'an 716000，China）

摘要： 新农村乡风文明的建设主体是农民，但是大学生村官制度的出现，使新农村乡风文明建设出现了新的积极因素，可以充分发挥大学生村官的作用，推进乡风文明建设。所以，肯定大学生村官的地位和角色，做好大学生村官的生活安置工作；鼓励农村籍大学生回去做村官，使人才资源得到最大发挥；重视大学生村官的作用，使大学生村官为乡风文明建设做出自己最大的贡献。

Abstract： The subject of local customs and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is farmer, but colleger village official system increased new positive factors in local customs and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We can take the advantage of colleger village official to promote local customs and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So, acknowledges colleger village official status and role, does well the colleger village official's settlement work; encourage collegers who came from rural areas go back the rural areas and maximally play the role of talent resources; pay attention to the role of colleger village official and make them contribute to the local customs and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关键词： 大学生村官 乡风文明 作用

Key words： colleger village official; customs and civilization; role

中图分类号：G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1）14-0233-02

0引言

为了能帮助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也为了促进农村社会发展，使人才能够得到合理分配，大学生村官制度开始在中国出现。农村社会有着自己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决定了治理农村社会与治理城市社会在方式选择上有很大区别，农村社会属于同质性社会，尽管受整个社会大环境影响，农村社会也开始出现异质现象，但整体来说，农村社会还是属于同质性社会。同质性社会如果同质因素是优良因素，那么会促进这个社会发展；相反，如果同质因素属于落后因素，则会阻碍社会进步发展。当前，为了构建和谐社会，建设新农村，党和国家提出了乡风文明的要求，可以说，乡风文明的要求提得非常及时，与当前农村社会出现的不文明状况是对应的。也就是说，当前农村社会的同质性因素有很多属于不文明因素，这些不文明因素导致乡风不文明。大学生是社会的精英分子，既然国家已经开始实行村官制度，那么就要充分发挥大学生的村官作用，使大学生村官为乡风文明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1为了发挥大学生村官建设乡风文明的作用，需要做好三方面的工作

大学生村官要发挥好自己的作用，尤其是要发挥好自己在乡风文明建设方面的作用，首先就要安心待在农村，只有愿意安心待在农村，才能将自己的才能贡献于农村，但是农村社会对大学生的吸引力并不是很强，因为“现代的教育体系人们只注意到了实用的一面，作为精英的大学毕业生几乎只适合于在现代高度分工的部门就业。”[1]也就是说，城市社会对大学生的吸引力要强很多。这大大影响了大学生对村官的热情，很多人报考村官无非只是想暂时拥有一份工作，积累基层工作经验，为以后考公务员打基础，对于在农村工作，是有力无心，使大学生村官的优势在农村不能得到充分发挥，浪费了人才资源。在当下中国，农村社会的发展就是要建成新农村，所谓新农村就是要农村社会达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即要求农村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方面都得到有效发展，并且协调发展。农村社会是相对独立的，而且它不像城市社会属于异质性社会，而是属于同质性社会，这就决定了乡风文明对于农村社会的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为了做好乡风文明建设工作，就要发挥好大学生村官的作用，使大学生村官为乡风文明作出自己最大的贡献，因为大学生受过高等教育，属于社会的精英分子，对于乡风文明他们认识得更到位，也会想出更多更好的办法促进乡风文明，最终促进农村发展。

既然大学生村官对于乡风文明建设有着自己的优势，只要大学生村官能够尽力发挥出自己的优势，则会促进乡风文明，那么如何发挥大学生村官的优势，怎样做才能使大学生村官踏实待在农村，为农村发展贡献出自己的青春和才智。为了发挥大学生村官建设乡风文明的作用，需要做好以下三方面的工作：

1.1 肯定大学生村官的地位和角色，做好大学生村官的生活安置工作选择做村官的大学生有很大一部分来自农村，上学对他们来说其实就是为了“跳农门”，使自己摆脱农村生活，以过上更好的生活，现在让他们再回到农村，他们在心里首先无法接受，而且现在上学的成本很高，不仅要花高额的学费，还要花很久的时间，也就是说机会成本也很高，再加上农村社会的舆论压力，一个大学生花了父母那么多钱，最后又回到农村，在农村人看来是没有出息的，而且学生父母也不愿意接受这样的现实。由于社会、家庭以及大学生自己都不能接受大学生做村官，所以大学生村官在农村的生活并不快乐，他们虽然人在农村，可心并不在农村，这样对于农村工作事务他们并不是很上心，得过且过，最终使大学生村官优势在农村社会得不到有效发挥，在乡风文明建设方面，也看不到大学生村官的作用，使人才资源不能充分利用。既然国家现在实行了大学生村官制度，就要肯定大学生村官的地位和角色，并且要做好他们的生活安置工作，因为有了地位和角色，大学生村官就有了合法身份，不再是不伦不类的角色，而有了稳定的生活保障，他们也才能把更多精力放在农村工作事务上。

“所谓‘大学生当村官’，只是对到基层农村就业的大学生的一个统称，并非所有人都能担任农村基层组织中的职务。所以，从身份上说，大学生村官目前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村干部，主要是对村干部进行协助，即村官不是官，本质上是一段时期的服务者。”[2]也就是说，目前对于大学生村官的定位是，大学生村官是服务者，既不是官，也不是民，也不是大学生，感觉上大学好像就是为了回农村当村官，使大学生的地位下降，人们，甚至是农民从心里都已经开始瞧不起大学生，大学生得不到农村社会的认同。没有身份上的认同，再加上挣的钱也少，甚至都不如回家种地挣得多，这进一步使大学生村官在农村社会抬不起头，使大学生村官在农村没有了斗争和激情，严重制约了大学生村官的作用，使大学生村官不能将更多精力放在新农村乡风文明建设上，影响了新农村乡风文明建设的进程。所以要发挥大学生村官在乡风文明建设中的作用，就要首先肯定大学生村官的地位和角色，并做好大学生村官的生活安置工作，使大学生村官能够在服务期踏实待在农村，认真服务农村，为农村社会的发展贡献出自己的聪明和才智。

1.2 鼓励农村籍大学生回去做村官，使人才资源得到最大发挥

大学生村官并不是所有大学生都能做，因为农村社会的特殊性决定了农村社会的处事方式与城市有很大不同，所以不熟悉农村社会的大学生村官在农村社会是做不好事情的，只有熟悉农村社会的大学生村官才能够根据农村实际情况，灵活处理农村事务，而且农村社会的生活要艰苦一些，这就要求大学生村官要具备吃苦耐劳的精神，而这种要求一般对于城市大学生来说比较困难。之所以鼓励农村籍大学生回去做村官，是因为现在报考村官已经基本上被社会所接受，而且农村籍大学生对于农村社会相当熟悉，不需要再有一个适应过程，他们对于农村社会存在的问题和困难都非常了解和清楚，只要给他们一个展示自己才能的舞台和机会，他们就能很快抓住农村社会问题的症结，并能想出有效的对策和办法予以解决。对于乡风文明建设也是如此，农村籍大学生对于乡风文明有着更加清醒的认识，他们不仅知道农村乡风文明的现实情况，更知道农村乡风不文明的深层次原因，而且他们有改变家乡状况，使家乡乡风文明的真实意愿。因此，只要国家和社会能够重视大学生村官的作用，肯定他们的地位和角色，为他们在农村工作提供坚实的后勤保障，大学生村官在新农村乡风文明建设上就一定可以发挥巨大的作用，继而迅速推动乡风文明建设工作，使乡风文明。

“鼓励大学毕业生当‘村官’，正是搭建农村人才‘高地’、促进城乡人才双向流动、推动新农村建设的有力举措。在这种情况下，实施大学生‘村官’政策，将为农村输送一大批高素质人才，有利于改善农村人才队伍结构，形成人才流动的良性循环，对维持城乡人才平衡具有重大意义，能有效地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促进农村经济社会事业的发展。”[3]更为新农村乡风文明建设提供了优良的文化人才队伍。新农村“乡风文明就是农民综合素质的全面提高，是农村新生活、新文化、新风尚、新农民的综合体现。”[4]新生活是对农村物质生活的要求，这就要求发展生产，改善生活，而新文化、新风尚、新农民则是对农村精神生活的要求，农村的精神生活最终可以通过农村的乡风文明情况看出来。农村社会要发展出健康的新文化，就需要有先进文化的指引，但是农民的文化素质普遍较低，农村社会更多被一些不良的文化所笼罩，这时候大学生村官的作用就凸显了，大学生村官受过高等教育，学习过先进文化，知道什么样的文化应该被继承和发扬，而什么样的文化应该被抛弃，大学生村官应该积极组织形式多样的文化娱乐活动，宣传积极健康的文化，推动农村文化建设，使乡风文明建设有更好的文化底蕴。

1.3 要重视大学生村官的作用，使大学生村官为乡风文明建设做出自己最大的贡献“要真正发挥大学生‘村官’的作用，一是要建议各级政府、组织、人事部门要真正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让大学生‘村官’真正在村里发挥作用，并且，在服务期满后，能及时补充空缺。二是要对乱用村官的乡镇政府直接责任人，进行责任追究。三是要给村官创造发挥才干、为民服务的大环境，要让村官有事干，能干事，干成事。要真正发挥大学生‘村官’作用关键还要充分运用优惠政策和财政支持，构建起人才回流农村的机制。既要通过自愿选择、公平挑选，利用国家实施建设新农村的政策给农村带来的广阔就业和发展机遇吸引大学毕业生；同时政府也要制定优惠政策，保证大学生的待遇，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5]大学生村官尽管有很多优势，但是这种优势的发挥，必须得到引导和支持，才能够凑效，在乡风文明建设上也是如此，要给大学生村官提供做乡风文明建设工作的机会，要让他们深入实地了解乡风文明建设存在的问题、原因，为乡风文明建言献策。乡风文明是农村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农村优良文化的集中表现，在精神文明和文化建设上，大学生村官有着很大优势，他们不仅是先进文化的学习者，更是先进文化的践行者，如果大学生村官能把自己所学的文化知识贡献出来，与村民共享，同时用先进文化引导农村文化发展，那么乡风文明就有了良好健康的文化基础，乡风文明建设面临的困难也会进一步减少。

2结语

要充分认识到大学生村官的这种影响和带动作用，尽最大可能发挥出大学生村的优势，尤其是要发挥出大学生村官有文化、有素质的一面，使大学生村官成为带动新农村乡风文明建设的一面旗帜。农村社会的发展空间有限，使大学生村官不能人尽其才，大学生村官的价值不能得到自我实现，很多大学生村官整日做得无非是一些端茶倒水、打扫卫生的活，甚至把大学生村官当成了清洁工，浪费了人才资源，所以要充分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要让大学生在通过端茶倒水、打扫卫生熟悉环境之后，很快能进入到自己的角色和工作岗位，发挥出大学生在新农村乡风文明建设中的作用，促进乡风文明。

参考文献：

[1]郑炀和.论乡村精英与乡风文明建设――从权威与秩序的视角[J].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9（3）：114，115.

[2]程毅，刘军.大学生村官的角色定位与功能拓展[J].前沿，2010（4）：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