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论文篇1

关键词： 中国科学社会文化史 李约瑟问题 宋代科学与社会

“李约瑟问题”的启示

在中国古代科学与文明史的研究领域，英国学者李约瑟的功绩是有口皆碑，不可磨灭的。他的鸿篇巨制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原名是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直译为《中国的科学与文明》）， 博大精深，向世人证明，中国古代文明不但有科学， 而且在科学和技术的许多方面都领先于同时期的西方文明。由于李约瑟的工作， 西方科学史家再也不能漠视以中国文明为代表的“东方文明”中的科学而侈谈“世界科学史”。 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当代科学史学者对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进行全面的挖掘和整理，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李约瑟的工作的影响和启发。

李约瑟的影响之大，还在于他提出了所谓的“李约瑟问题”。李约瑟以近代科学为标准，用类似化学实验上所谓“滴定”的方法[1]([1]，p.12)， 对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的科学技术发展历史进行比较研究，结果发现，在“四大发明”之外，还有许多科学和技术上的发明都是在中国古代产生的。这里似乎出现了一个历史的悖论：既然中国古代科技那么发达，为什么到了近代为什么反而落后了？李约瑟这样问道：“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或印度）文明中产生而只诞生于欧洲？”“为什么从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5世纪，在把人类对自然界的知识应用于人类实际需要上， 中国文明比西方文明更有效得多？” ([1]， p.190)

“李约瑟问题”一旦提了出来，不仅在科学史界，而且在社会史和文化史的研究领域，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2][2]。有关“李约瑟问题”的求解、论证和质疑， 可以说是层出不穷。然而， 中国学术界关于“李约瑟问题”的争论， 表面上看来轰轰烈烈， 但就中国而言，有多少是真正建立在对中国传统科技与文明的深厚研究基础之上？就比较研究而言，又有多少是基于对西方科学文明的深刻理解？ 对中国本身的科学传统的思想发生和社会来源不清楚， 对西方科学文明的性质理解不深入， 对“李约瑟问题”的讨论就未免流于空泛。本文的目的，不是要加入对“李约瑟问题”的论争行列，而是要以“李约瑟问题”为启示，提出一些关于进一步发展中国科技史研究的想法和思路，即：如何在中国传统科史研究上进一步创新，开拓新思路，提出新问题，采用新方法开展具体的、实在的研究？

其实，创新的途径已经隐含在“李约瑟问题”之中。 “李约瑟问题”本来是包括正反两方面的问题的， 可是过去的讨论， 过分注重反问题“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发生”， 而忽视了正问题“为什么中国文明在把人类对自然界的知识应用于人类实际需要上比西方文明更有效得多”。只有探讨这一正面问题，才能使我们的注意力转移到中国古代科技与文明的实际情形之中，而不是一味纠缠于“没发生”、“落后”等消极而意义不大的问题。 中国古代在探求自然知识并用之于社会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其中的智慧和经验， 必然有许多是值得我们今天来借鉴。 比如在宋代， 中国的科技发明达到了一个高潮，社会经济文化特别繁荣，宋代被国外历史学家们称为是“中国的文艺复兴(Chinese Renaissance)”[3][3]，研究中国文明在这样一段历史时期中，知识如何被探求、知识活动如何被组织、知识又如何被有效地应用到社会需要与国计民生上， 不是更具有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吗？

这里有必要对本文标题所采用的比喻作一些解释。“百川归海”是李约瑟的比喻，用来比喻世界各文明中的科学知识与近代科学的关系([4])。[4] 他把近代科学如比作大海，具有普遍性、世界性和客观性， 不带有某个特别文化的印记；而古代各文明中关于自然界的种种知识则被比作是一条条科学的涓涓细流，都为近代科学的大海做出过贡献，并且最终要流入未来科学的汪洋大海之中。因此，在进行中国科技与文明研究时，李约瑟就必然要坚持要用近代科学的尺码来衡量中国文明的科技发展。这样，对中国传统科技史的研究就容易被简约成在中国古文献中寻找相当于近代科学和技术知识的先例， 目的是要看中国文明之河向近代科学的大海贡献了什么。这一研究进路对中国的学者有特别的吸引力，因为对科技的贡献可以被 解读为文明优秀的标志。这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无疑有增强民族自信心的现象意义，但是作为历史研究，却容易忽略对其他方面问题的研究， 一味追求科技发明优先权， 甚至会出现不顾历史的情境而夸大事实的情况。李约瑟本人的研究工作也不免于此。其实， 一个文明的优越性， 不应该以一些科技思想和发明为仅有的标志， 社会、政治与文化的许多方面都起作用， 必须综合进来进行考虑。 中华文明的优越性， 绝对不是“四大发明”所能概括得了的。 因此， 要对中国科技与文明有深刻的理解，就不能局限于欣赏“百川归海”的壮丽图景， 而是要溯流而上，领略河流的“两岸风光”。也就是说，要探讨中国文明之河中的知识流水是如何在中国的土壤中产生并滋润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土壤的。中国文明在其历史的演进过程中， 不仅有无数的个人对自然界进行的思考与探索， 更有个人知识的社会化过程：知识的追求是和社会的需要相联系的；知识的发生是在社会的实践中进行的； 知识的运用是在社会的文化中实现的。如果说李约瑟强调的是“百川归海”，把中国文明看作“百川”之一川，我们这里要强调的是中国科技文明之河的“两岸风光”。

这就是说，对中国科技史的研究， 要进行社会学的转向：不但要研究知识发生的社会学， 而且要研究知识与社会的互动关系。 实现这样的转变，可以有两种途径： 一是对李约瑟的工作进行继承和批判；一是批判性地吸收和运用当代西方哲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各种理论和方法，在对中国的科学与社会的研究中提出新问题。

对李约瑟工作的继承与批判

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 看起来是一部对中国传统科技比照近代科学的“滴定”史，但在其后面提供动力的“李约瑟问题”却是一个从社会学的角度提出的问题。 社会学取向是他学术思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李约瑟本人是马克思主义信仰者，对于“李约瑟问题”，他拒绝接受“种族特征”、“环境气候”、“语言逻辑”、“时间观念”之类的种族主义、环境主义以及科学内在论的解答， 坚持从中国的社会与经济环境中寻找答案。同时， “李约瑟问题”的提出， 也是受了李约瑟生活时代西方社会学思想的影响的。从十九世纪开始， 西方社会学的重大问题就是要解释西方社会的现代性。 马克思、韦伯等社会学家都试图从不同的角度解释西方社会何以发展到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 他们都是以欧洲文化为中心来看世界的， 认为欧洲文明之所以超越其他文明， 是因为它具有其独特性， 其他文明与它相比有着这样或那样的缺陷。 虽然李约瑟是个世界主义者，但在学术思想上也不能完全超越“欧洲中心论”的樊篱。“李约瑟问题”的提出， 实际上与韦伯的比较社会学有相通之处。 韦伯认为， 宗教改革而引起的“新教精神”是资本主义发生的重要原因，[5][5] 由此他进行了东西方宗教的比较社会学研究。 对于中国的“儒教”和“道教”， 他认为前者虽然“入世”，但强调社会与自然的和谐忽略对自然的改造，后者则过于“出世”， 因而都不能使资本主义在中国得到发展[6]。[6] 由此可见， 李约瑟关于“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产生”的问题提法显然是受到得韦伯比较社会学的影响的。 李约瑟的解答， 说中国儒家官僚体制抑制科学发展，说中国没有宗教改革， 说中国没有人格化的神所规定的“自然法”， 因而缺乏“人”和“神”之间的必要的张力， 这些也都有韦伯社会学思想的影子。 李约瑟能够吸收各种社会学思想和理论， 而对中国的科技与文明进行社会学取向的研究， 这正是我们可以继承并加以发展的。

但是，李约瑟关于中国科技与文明的大多数结论是可以商榷的。 关于儒家官僚体制， 恐怕不能简单说一定对科学的发展是起阻碍作用的。 有些科学知识， 如天文学， 正是因为儒家政治而得到长足的发展； 不同时期， 儒家思想对科学的作用也会不同。李约瑟强调道教和道士对中国科学发展的积极作用，可能有一定的道理， 但对此问题的社会学分析却是很成问题的： 中国古代知识人士的思想中，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成份都有， 很难说一定是“道家”成份对科学做出了贡献。关于这个问题， 美国学者席文（Nathan Sivin）有尖锐的批评， 认为把“道家”作为社会学概念来分析中国科学的发展， 其严密性成问题， 意义也不大[7]。[7] 再就是关于中国没有“自然法”的说法， 也值得商榷。美国中国哲学史家卜德 (Derk Bodde) 对此就有不同的看法， 他认为中国实际上是有“自然法”的思想[8]。[8] 而且只有人格化的神所规定的“自然法”才能转变为“科学定律”的说法也是大有问题的。 指出李约瑟研究结论中的存在的这些问题， 目的不是要否定李约瑟的贡献， 而是要说明，按李约瑟的社会学取向， 已经提出的问题远没有解决，需要做更加细致深入的社会学研究；而且还会有更多的问题可以提出来，关于中国传统科技与文明的研究可以不断“温故而知新”。

西方科学社会学与文化人类学略例

通过第二种途径可以进一步深入对中国科技史进行社会学取向的研究。要做到这一点，就有必要对当代西方的科学社会学有一定的了解。 西方对科学与文明的研究可以说是日新月异，精彩纷呈。概而言之，不外乎是把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运用到科学与文明的研究中去。 自从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提出科学的范式概念以来[9][9]，科学作为实证的、普遍的知识体系受到挑战；科学知识的发生是受到许多社会性的因素制约的， 如习惯、约定俗成的概念与范畴、科学社团内部的行为规范等等。 科学认知上的客观性和普遍性原则一旦被放弃，随之而来的就是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空前发展。科学社会学的研究不再局限于过去只能研究外部社会因素如何影响科学内在发展的进程，而是可以涉及到科学知识本身的内容，也就是所谓科学知识的“黑箱子”被打开了。 科学社会学家们不断吸收和改造多种哲学、社会学和文化社会学的思想和理论而发展科学知识社会学。七十年代以来负有盛名、主要由“爱丁堡学派”提倡的“强纲领”科学知识社会学， 在很大程度上是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思想。知识被看作是“意识形态”（ideology），具有阶级性，是与知识持有者的阶级利益相关的[10]。[10] 因此，对于科学社会学的研究，不仅那些在今天看来“正确”的知识值得研究， 而且那些在今天看来“不正确”的知识也值得研究；这就是“强纲领”所谓的“对称性原理”。再就是知识的产生一定要放到社会的、历史的语境中去考察，知识是社会构建的。这里我们又可以看到迪尔凯姆社会学的影响 (见下文)。

“强纲领”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当然是众多科学社会学理论中的一种，而且有严重的“相对主义”倾向。 这里介绍的目的， 不是为了宣扬其中存在的完全否定科学知识客观性的极端相对主义倾向， 而是为了说明它在方法论上的相对主义还是可取的。当把科学看作是和其他知识体系具有同样社会特征的知识体系时，当把其他文明的科学和西方近代科学看作是同样有效的、各有特色的知识体系时，研究各文明的科学的思路便可大大开阔， 有利于吸取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的各种理论与方法，启发对科学与文明的研究。

现代西方社会学与文化人类学的发展，这里恐怕连皮毛也难涉及一二，而且也不是本文的主要目的。 这里仅仅略微提及一些理论及其发展， 说明其在科学史、科学社会学以及科学与文明研究中的运用价值。 首先要提到的还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物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20世纪初， 苏联学者黑森 (Borris Hessen) 以英国近代社会资本主义经济的需要来说明牛顿《原理》中科学内容的产生[11][11]。这是应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进行科学史研究的典型例子， 在西方社会学和科学史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受此启发，西方学者开始从外部社会因素来研究科学的历史。英国学者贝尔纳 (J. D. Bernal) 的《历史上的科学》，就是一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史[12][12]。 有些西方学者， 虽然不能完全接受唯物论，但也开始做研究影响科学发展的外部社会因素的科学社会学。 如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其《十七世纪的英国科学、技术与社会》就是这种科学社会学的力作[15][13]。当然默顿是采用了韦伯的社会学概念。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有时被认为是“经济决定论”，其实这是由于教条主义而引起的曲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提倡唯物主义的同时， 还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人的思维的客观真理性要在人的社会实践中证明[14]。[14] 这说明人的意识绝不能简化为人对客观世界的被动感受， 而是能动性的创造。也就是说，知识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受阶级利益、社会文化诸多因素影响。20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发展，基本上照着这一思路发展的。 如意大利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葛兰西，在20世纪30年代就强调“文化的主导作用（cultural hegemony）”，积极提倡创造无产阶级的文化。这种从精神与文化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也促进了历史研究的发展，如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汤普森 (E. P. Thompson)， 他研究英国工人阶级的产生，就不再是先认定一个“标准”的工人阶级，再到过去寻找符合“标准”的工人阶级的先例， 而是研究历史上各社会阶层的社会关系与文化活动，考虑“阶级经历”是如何通过传统观念、价值体系、思想观念和组织形式而形成“阶级觉悟”。现在西方科学史家大都反对以近代科学为标准的“辉格式”科学史，思想与此如出一辙。汤普森还提出，对历史研究来说，不但要研究那些今天看来“成功的”的现象，而且要研究那些“死胡同”现象和“迷失的事业”。[15][15] 这正是上述“强纲领”科学知识社会学所谓的“对称性”原理。

其次要提到的就是韦伯主义的社会学。韦伯的社会学可以说是与马克思主义对立的社会学。 对立并不等于否定 -- 韦伯本人也不这么看，而是从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去看问题。马克思强调物质性的经济基础，韦伯则强调精神性的“意义”；马克思的社会学是要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其方法是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韦伯的社会学则是要解释人类的社会行为及其意义， 其方法基本上是解释学的[16]。[16] 韦伯的社会学是一种“精神”社会学， 这显然可以从反面来补充马克思的“物质”社会学。西方资产阶级社会学家， 为了有一套理论与影响巨大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相抗衡， 就认定了韦伯的解释社会学，在西方社会学界占有相当高的地位。 上面已经提到的默顿提出“新教精神”对科学的促进、科学活动的“规范”等等， 正是受到了韦伯社会学的影响。而在文化人类学方面，韦伯的影响表现为，要通过全面了解某特定社会的历史、文化、伦理、语言、宗教、习惯等等而对其中的社会行为进行理解。 用美国文化人类学家葛尔兹(Clifford Geertz)的话来说， 就是要通过对文化的“浓绘”(thick description) 来达到对文化的理解[17]。[17]

再就是要提到迪尔凯姆(E. Durkheim) 的社会学，其本质上是结构功能主义的， 就是把社会当作一个整体，可以采取如自然科学上观察、实证的方法对社会的结构和功能进行分析， 最终建立“科学的”社会学。按照迪尔凯姆的社会学理论， 知识的结构和范畴， 不是如康德所说是“先验的”，也不是如经验主义者所说是感性的，而是由社会的结构决定的；社会的秩序决定了自然知识的秩序[18]。[18] 这种结构主义的社会学， 是对黑格尔、马克思历史主义哲学的一种反动。西方一些人类学家，不赞成历史主义的思辨哲学，强调直接观察和分析所要研究的社会，于是就采用迪尔凯姆的社会学方法，注重对原始社群进行田野考察。社会、文化人类学起初是专门研究“原始社群”的，现在其理论与方法被运用到现代社会中各种人群。 在科学史与科学社会学的研究上，则被用来研究特殊的科学家社群以及他们创造的科学知识的性质和结构。如法国的拉图尔(B. Latour)[19][19]、美国的特拉维克(S. Traweek)[20][20]、科勒尔(R. Kohler)[21][21]等研究实验室里的科学家群体， 正是采用这种人类学的方法， 研究这一特殊社群的社会性结构、知识的结构、知识的生产过程等。

西方把二战以来出现的对科学与社会不断进步上升的观点持怀疑态度的各种学术思潮总称为“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哲学与社会学流派可以说是五花八门，在科学史领域影响比较大的主要有富科(M. Foucault)的后结构主义、社会构建主义、女性主义等。 富科所谓的“知识考古学”就是把知识看作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工具，在历史的“文本”中追溯知识的各种结构和谱系。这就是他所谓的“知识与权力”的研究命题，照此命题他研究过癫狂的历史、临床医学的历史、监狱的历史、性观念的历史等等。社会构建主义就是认为知识，包括知识的结构、权威性、合理性等，都是在社会文化的“语境”中确立的。知识与社会之间存在的是一种互动关系： 知识受社会因素的制约，同时有制约社会。 女性主义不再把社会看作是男性主宰的单极世界，而是两性共有的世界。 把性别差别作为一种社会学分析概念引入社会、历史研究，使得对社会历史的认识更加丰富。

以上种种哲学、社会学思潮，它们之间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补充，使得西方当代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越来越趋多元化， 学术上越来越趋圆熟，研究的问题也越来越多， 大有一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态势。我们正可以从这种学术文化中，拿来一些合理的理论，结合中国的特点，把对中国科技与文明的研究推向新的高潮。

这里可以看一下席文对李约瑟的批评。席文指出：

要想对中国科学的研究有所突破，必须用完全不同的研究方法，必须深刻地综合地理解从事科技工作的人的各种事项： 他们在科技思想是怎样和其它思想结合在一起； 有什么样的科学界， 是谁决定哪些现象需要研究、哪类答案是合理的；科学界同社会其他群体的关系怎样，科技研究如何得到社会的支持； 知识人士对科学界同行的责任怎样同对社会的责任相协调；各门学科为之服务的更大目的是什么，这一目的怎样同中国社会的行为规则和基本道德原理保持一致。[22][22]

这些问题正是从社会学与文化人类学角度提出的， 说明席文对“李约瑟问题”的批判，其根本意图是提倡采用社会学与文化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对中国科技与文明进行多元化的研究。

新思路下的研究问题: 以宋代的科学与社会为例

作为“中国的文艺复兴”时期，宋代社会发生了重大的转变。教育的发展，科举取士制度的健全，使宋代社会根本上从唐以前的贵族社会转变为人才社会。宋代开国以后，重文轻武，促进了士大夫文化的发展。 宋代学术特别发达， 王国维曾说：“宋代学术， 方面最多， 进步亦最著。其在哲学， 始则有刘敞、欧阳修等脱汉唐旧注之桎梏， 以新意说经；后乃有周（敦颐）、程（颢）、张（载）、邵（雍）、朱（熹）诸大家， 蔚为有宋一代之哲学。其在科学， 则有沈括、李诫等历数， 物理工艺， 均有发明。 … 故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 前之汉唐，后之元明， 势所不逮也。”[23][23] 陈寅恪也说过： “华夏民族之文化， 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24][24]在科技史上， 宋代的成就更是突出。 “四大发明”中有三项是在宋明。 李约瑟更进一步认为，宋代的“新儒学”综合儒、释、道， 在“理”和“气”的概念的基础上建立了一种自然哲学， 具有“有机论”的特点， 可以克服纯粹的“机械论”科学的缺陷， 说不定是未来“有机论的科学革命”前奏[25][25]。 宋代科技与文明达到这样一个顶峰，那我们可以从李约瑟的正面问题出发，探讨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中国的科技与文明会在宋代特别兴盛？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要对宋代的科学与社会做具体而细致的社会学的研究， 领略这一段中国文明之河的“两岸风光”。 下面本文按照前面所述的社会学和文化人类的思想，对宋代的科学与社会研究试着提出一些研究课题。 限于篇幅，不可能详细论述， 只能点到为止。

科学是特定文化中的智力和社会活动。要研究中国的科学，首先有必要确认中国科学知识的基本结构。科学知识的基本概念和范畴是什么？科学新思想、新技术、新问题的社会来源是什么？科学知识与其它类型的知识界限何在？它们之间有怎样的关系？究竟有哪些社会因素和智力因素造成了或限制了科学技领域内的发展？显然， 不能简单地用现代科学的学科与概念去套中国古代的科学知识，而是要看它本身的内在的统一性。统一性可能是认知上的， 也可能是社会性质的。 比如说， 中国古代讲天、地、人“三才”， 或许正可以用作知识分类：关于“天”的知识中有天文、历法、占星、气象、音律等方面的知识；关于“地”的知识中有关于地理、生物、植物、农学等方面的知识； 关于“人”的知识中有医学方面的知识。这些知识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和社会需求与社会理想之间的关系， 都是值得研究的。

其次，可以研究科学作为一种制度在宋代社会是如何进行的。 科学知识价值如何评价？谁来评价？知识如何传授？知识的追求与社会秩序的维持如何发生作用？科学活动如何由国家来组织和支持？什么样的个人参与知识的活动？ 他们的学术地位和政治地位如何？知识活动有什么样的规范？谁拥有知识的权威？学者们在知识追求过程中的动机和期望是什么？宋代的知识活动特别的多，有大规模的天文测量，天文仪器的制作，医学经典的较正， 本草、方书修撰，大型类书的编纂等。这些多是由政府组织、国家支持， 许多官僚机构都参与其事。如果要论儒家官僚体制对科学的作用， 宋代所见恐怕多是促进作用， 而不是李约瑟所讲的阻碍作用。

再次，还可以对知识活动从事者个人进行研究。个人可能其对自然其独特的兴趣或好奇心，但他的知识活动能得到社会的承认，被认为有价值，这是由社会的因素决定的。我们可以研究个人是如何把自己的求知兴趣和在社会上谋求出人头地的人生目标结合起来的，社会人生的价值观如何影响知识的探求？士大夫之间如何相互评价学问？他们对自然知识是什么样的态度？如沈括、苏颂、苏轼等人，都可以是这些问题非常有意义的研究对象。 这是探讨士大夫文化或者说儒家文化与科技的关系必然要涉及的问题。

再次， 还可以研究宋代科学与政治、经济、宗教等之间的关系。宋代特别重视医学，是否同中央皇朝体恤民众的统治思想有关？宋代的多次改历、改元， 其中政治因素起了什么样的作用？这里就有富科所说的“权力与知识”(power and knowledge)的关系问题可以研究。关于科学与宗教的关系问题，李约瑟的结论也不是定论。仅从思想概念出发来研究“儒教”、道家等与科学的关系是远远不够的，而是要进一步用有分析意义的社会学概念来研究这个问题。比如说，也许可以用韦伯的“社会行为”（social action）概念来研究这个问题。 宋代南方经济发展， 经济中心南移，政治文化播及的范围不断扩大，这如何影响了有关自然资源的学科如本草学、植物学的发展？此类问题， 正是为了探讨国家的发展与建设与科学的发展的关系。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宋代不是一个静止的社会，而一个改革不断、充满生机的社会。上面提及的各个方面， 当然是在不断变化之中。历史研究的任务，首先是要弄清这些变化，并提出解释，努力发现其中的趋势。 我们需要的不是一个静态的历史，而是一个动态的历史。

结论

本文认为，对中国传统科技与文明的研究，可以继承李约瑟的工作，发展他的研究中的社会学取向。 但是，不必纠缠于李约瑟关于“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发生”的负面问题， 而是要发展李约瑟关于中国科技与文明的正面问题研究。要问诸如下列的问题：中国古代在探求自然知识方面达到了什么样的水平？为什么中国科技与文明会在宋代达到一个高峰？是怎样的高峰？中国传统社会是如何把科学知识富有成效地应用到国计民生和社会发展的？ 一旦这些正面的问题提了出来，我们对中国科技文明的历史研究可能因此而进入一个新的境界。

这就需要我们超越“唯科学”的历史观，从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多方位的视角提出问题，进行多方面的研究，提出多元化的解释。超越“唯科学论”不等于是“反科学论”，而是要在研究方法上跳出科学“目的论”的束缚，研究科学与社会及文化相关的多方面的问题。本文采用“两岸风光”的比喻，也就是这个意思。不能简单地按照“科学目的论”的观点研究科学史，视古代的知识活动一定是朝着现代科学的目标后浪推前浪地前进，从而认为科学史研究的意义仅仅在于展示“百川归海”的图景。其实对每一条河流的“两岸风光”的探究，历史意义同样重大。也就是说，要到中国人的社会实践和中国社会与历史的具体情境中去探讨和理解中国的科技与文明。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这样的学术境界恐怕比脱离了历史情境的所谓“真面目”更为引人入胜。

近来中国科学史学术界似乎有这样一种疑虑，就是认为既然已经有了李约瑟的大部头的《中国科技史》，又已经有了中、外学者一个多世纪对中国科技史的专门研究，其中有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上世纪末主持的30多卷本的《中国科技史》“大书”，好像中国传统科技史没有什么可研究的了。这实在是一种不必要的疑虑。若是对中国科技与文明进行多元化的社会、文化史研究，那可以做的工作可以说是永无止境，学术之路可以“日新，日日新”。拿一个西方的例子来说，西方学者研究“科学革命”，著作文章可以说是汗牛充栋，同样以“科学革命”为标题的著作就不下十几种，对科学革命的解释，有特点、有份量的论点也有十几种，但在西方学术界看来，关于“科学革命”研究远没有完结，成果层出不穷。靠的是什么？正是学术思想与方法的日新不断。

最后，本文要略提一下这种研究的现实意义。国人爱讲“以史为镜”，可以想象，通过对中国科技与文明作这样的历史研究而可以得到经验和智慧将会很多。 我们现在提倡创新，要创造先进的知识，要建立先进的文化，要以发展生产力来不断满足社会的需要，要“执政兴国”，那中国古代能把知识有效地应用于社会的经验，像宋代这样国家机构能积极有效地组织科技活动，为国计民生服务， 不正是我们今天可以借鉴的吗？创新要与活用相结合， 活用也是创新， 而仅这一个“用”字，在中国传统社会文明中有着无数宝贵的经验。 如果说李约瑟的反问题曾经有唤起中华民族觉醒的现实意义，那么中华民族正在实现伟大复兴的今天，发展李约瑟的正面问题的研究，其现实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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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论文篇2

【关键词】社会科学/科学生产力/CSSCI

1引言

科学生产力与物质生产力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范畴，它们的成果表现形式有着质的差别。后者的成果是物质的、有形的，而前者则是非物质的、无形的，需要经过转化才能成为有形的。自然科学、技术生产力成果的表现形式主要是论文、著作、专利；社会科学生产力成果的表现形式则主要是著作、论文、研究（咨询）报告。对于物质生产力的评价国际上已经建立起一套通用的、公认的指标体系，可以进行直接评价。而对于科学生产力的评价，由于它的成果是非物质的、无形的，因此无法对它进行直接评价。目前，国际上的通用做法是对它的成果的转化表现形式进行量化评价，从而对科学生产力进行间接评价。

论文是科学成果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这里所说的社会科学生产力是指社会科学生产的能力。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加菲尔德(E.Garfield)主持的美国费城科学信息研究所(ISI)研制了《科学引文索引》(SCI)，以在SCI来源期刊上发表科学论文的数量和已被SCI录用论文的引用量作为衡量科学成果的量和质的主要指标。经过30多年的实践，目前SCI已被国际公认为评价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单位乃至学者个人科学成果（主要是基础研究）和学术影响的主要工具。自1988年开始，受国家科委的委托，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依据SCI每年我国各科研机构、高等学校在SCI的发文量和被引量统计。这一重大举措导致了各高等学校、科研机构纷纷采取各种激励措施，从而在总体上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科学生产力的发展。

在E.Garfield的主持下，自《科学引文索引》之后，美国费城科学信息研究所相继研制、出版了《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和《艺术与人文科学引文索引》(A&HCI)。但SCI、SSCI、A&HCI是国际性的，且不收录中文期刊，而我国的科学研究人员的成果绝大多数发表在国内出版的中文期刊上。为了能准确、全面地反映、评价我国的科学生产力，研制基于中文学术期刊的引文索引就成为十分紧迫的重要任务。1995年，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研制的以国内出版的核心科技期刊为素材的《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正式出版。1998年南京大学开始研制《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hineseSocialScienceCitationIndex-CSSCI)，1999年经专家组论证，教育部正式批准，将《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列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九五”规划重大项目。

在教育部社政司的支持和指导下，经过课题组3年多的努力，《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已研制成功，相继出版了CSSCI(1998)、(1999)、(2000)、(2001)光盘和网络版，并提供查询、咨询、统计服务（包括网上服务）。CSSCI的出版填补了我国该领域的空白。

CSSCI来源期刊的选定是在教育部社政司的直接指导下、广大社会科学领域专家的参与下进行的。2001年3月，教育部社政司成立“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咨询委员会”，由全国17所高校的社会科学专家和社科管理专家组成。在教育部社政司领导的参与下，咨询委员会于2001年3月、4月、5月分别在南京、长沙、珠海召开会议，对CSSCI来源期刊进行了充分、深入的讨论，会后由教育部社政司组织全国社会科学领域1000名教授对CSSCI来源期刊进行评选，最后确定CSSCI来源期刊419种。这保证了CSSCI的科学性、客观性。

表1论文的地区——学科分布

附图

说明：由于少数论文涉及2个学科、作者涉及2个地区，故论文总数略多于CSSCI(2001)论文总数。

本文基于《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2001)，以发表学术论文为指标，对我国社会科学研究及其结构、分布作一初步研究，以对我国社会科学研究作一宏观描述。

2社会科学学术论文总量及其地区、学科分布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2001)来源期刊为419种，录用来源文献为61492篇。根据CSSCI(2001)数据库，分析、统计得出社会科学学术论文的地区——学科分布，如表1所示（见上页）。

3我国社会科学生产力结构分析

由表1论文的学科分布可知，2001年我国社会科学学术论文总量中经济学占30.41%，这是我国改革开放20年来实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在论文学科分布中的反映。占社科论文总量4%以上的其他8个学科依次是：教育学，政治学，新闻与传播学，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文学，历史学，法学，哲学。

由表1论文的地区分布可知，2001年发表的社会科学学术论文中北京占28.16%，列第1位，遥遥领先于其他省市，这是由北京市集中了量多质高的高等院校、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党政部门（含所属研究机构）所导致的。占社科论文总量4%以上的其他6个地区依次是：上海(9.04%)，江苏(7.70%)，湖北(6.82%)，广东(6.45%)，浙江(4.52%)，四川(4.23%)。表1全面反映了我国社会科学生产力的地区分布。它还列出了社会科学各学科论文的地区分布，由此可反映出社会科学各学科生产力的地区分布。表2列出了各学科论文发文量按地区分布的前5名，反映了各学科社会科学生产力处于领先地位的省、市，比较突出的是北京、上海、江苏、湖北、广东。

表2学科论文地区发文量排序前五名

附图

收稿日期：2003-06-09

【参考文献】

1邹志仁.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2001).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中国社会科学论文篇3

武寅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向此次论坛的召开及《学术研究》创刊50周年表示祝贺。武寅指出，在深入总结30年改革开放历史经验的重要时刻，在努力创造中华民族更大成就的历史新起点上，召开中国社会科学前沿论坛，为深化马克思主义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为服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打开了新的思路，为理论创新和学术进步搭建了新的平台，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林雄在讲话中指出，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把加强学术研究与关注当下的现实问题紧密结合起来，是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途径，在广东举办“第二届中国社会科学前沿论坛”，必将对活跃广东的学术气氛、推动广东的理论创新和学科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

本次论坛的主题是“改革开放30年中国社会科学发展成就与前瞻”。改革开放30年波澜壮阔的历史实践，深刻地改变了我国政治、经济、社会生活面貌，党和人民在改革开放实践中所创造的伟大成功经验。同样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建设提供了不竭的动力和源泉。在新的发展时期，如何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深入研究和回答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不断把党带领人民创造的成功经验上升为理论，成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所肩负的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举办这次论坛的目的，就是通过回顾和总结30年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各领域取得的成就与经验，探讨社会科学的发展趋势和前沿问题，促进学科融合与创新，推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建设。与会学者深刻认识到，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必须推进学科体系、学术观点、科研方法创新，必须在吸取全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成果的基础上，立足于当代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根植于中国经验，提出中国问题，形成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只有这样，中国社会科学才能无愧于伟大时代，并对世界学术做出自己的贡献。论坛对以下重要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一)建设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

建设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以此形成当代社会科学的中国形态与中国表述，是一项复杂而长期的任务。近代以来，为了改变积贫积弱的社会现实和不平等的国际格局，一代代中国学人为中华文化的复兴、为中国学术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做出了不懈努力。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渐走出一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道路，形成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理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因此取得了空前的繁荣。但也不能不看到，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和当代中国现实所提出的要求之间还有距离，一些根植于西方经验、在别国行之有效的理论，运用到中国的现实和中国的学术往往如方枘圆凿甚至南辕北辙；僵化的学术体制所制造的苍白的学术泡沫，也日益严重地遮蔽着中国问题的本质。这一切都提醒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社会科学必须尽快树立学术责任感和紧迫意识，致力于立足中国现实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建设，形成中国学术话语的自主性，促进中国的学术自觉和文化自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马克思主义当展，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建设的核心命题。汪信砚(武汉大学)在发言中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范式论意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要走向世界，要对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做出自己的贡献，就必须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话语体系，这样的学术话语体系只能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础上形成。赵敦华(北京大学)在提交的论文中着重论述了建设中国哲学现代形态问题。他认为建设中国哲学现代形态必须立足现实，实事求是，力戒各种形式的“土教条”和“洋教条”。中国哲学现代形态集“中西马”于一身，这是近一个多世纪的历史造就的事实，也是我们今后要继续推进的研究方向。朱立元(复旦大学)认为，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文艺理论最重要突破之一就是“文学是人学”命题的重新确立，这是立足于当时的现实，重新思考和认识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取得的重大进展。当前，随着经济全球化、消费主义思潮和大众文化的弥漫，人性问题以另一种方式在文艺和审美中再度迷失，因而对这一命题重新解读和再度阐发，就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学是人学”命题的时展。从一个侧面见证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推进过程，也揭示了经典理论与时俱进的内在要求。邹诗鹏(复旦大学)以“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年度总报告2008'’为题，介绍了当前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动向。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无疑是目前国内外学界都在积极探讨的课题，它是目前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核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模式也是国外马克思主义感兴趣的领域，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为，要尊重中国道路的独特性，不能一概以西方话语分析和命名中国模式，但总的来说，国外很多研究缺乏对中国经验的解读能力，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独特性及其世界意义的解读与阐释，还得依靠中国的思想家与理论家。此外，王雨辰(中南财经大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建设”、刘森林(中山大学) “从‘劳动’到‘实践’――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一个核心范式的转变”、李恒瑞(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改革开放实践与中国共产党人的改革开放观”、李佑新(湘潭大学)“思想研究的现代化范式问题”等发言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当展进行了阐述。

在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等应用学科领域，总结中国经验，建立中国表述，形成具有自主性和创新性的当代中国学术体系，更具有现实紧迫性。颜鹏飞(武汉大学)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独特之处，阐述了构建中国形态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和创新型国家的重要性。他认为，作为发展中大国的中国社会发展模式，是无法用西方既定的社会经济发展理论和模型来进行诠释的。中国学术界尤其经济学界要从西方理论范式和话语体系的羁绊中解放出来。就必须不断总结新的经验，提炼新的课题，提出新的理论，进行具有中国形态的“术语革命”，在时代性、现实性和实践性中实现学术自主性和原创性。杨光斌(中国人民大学)也同样认为，中国的政治发展道路和现代国家建设的基本经验不是既定的理论所能完全解释的。当前，各种理论争相解释中国经验，中国已经成为政治学理论的实验场，但中国的历史、文化和规模，决定了中国经验不仅是理论的实验场，还应该是理论的发源地。王新生(南开大学)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角

度，论述了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公平正义问题，认为当前的转型是一种从受理想性原则支配的社会类型向受利益支配的社会类型的社会转型，只有从这一特殊境遇出发，才能为考察当今中国的社会公平正义问题找到合理的路径。这就是在建构市民社会中公共领域的基础上形成协商性共识。周林彬(中山大学)从中国法律经济学研究的“外国化”与“本国化”角度，谈到我国法律经济学加强“本国化”研究的必要性。他认为，缺乏自主性是我国整个社会科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中国法律经济学的研究重点，应该从国外研究转向国内研究，从中国国情出发，研究具有中国特色的原创性法律经济学问题。一般说来，方法论意义上的法律经济学研究不具有国别性，“本国化”思路主要是指关注具有国别差异的中国法律制度、法治实践以及影响中国法治实践和法律实效的各种历史、文化、政治因素，而恰恰是这些因素的纳入，才是现代法律经济学理论发展的关键，也是我国法律经济学理论走向成熟的关键。

建设立足于中国现实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是与会不同领域学者的共识。对“中国现实”的强调。并不是出于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更不是出于一种盲目的排外主义。恰恰相反，敢于直面现实，勇于担当责任，是当代中国学术找回自信和自觉的表现，也是当代中国学术走向理性和成熟的标志。

(二)促进学科融合与学术创新

当前，我国正致力于创新型国家建设。如何实现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观点、科研方法的创新，是本次论坛的另一个重要议题。正如颜泽贤在讲话中指出的那样，30年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新兴学科不断涌现，学科体系不断创新，但学科分化造成的学科壁垒，也严重地制约了学术的健康发展。本次论坛邀请不同学科领域的学术带头人进行交流讨论，可以说是一次促进学科融合与学术创新的尝试。

学科体制壁垒对学术发展造成的危害，学者们深有感触。赵敦华认为，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在学科体制上“三足鼎立”，虽然曾经推动过哲学史文本研究及专业化水平的提高，但如果被强化到以邻为壑的地步，各个领域的哲学研究都难以深入，综合性的中国哲学现代形态就很难发展。事实上，三者都是用现代汉语研究和表达的中国学术，不可能是互不理解、没有交流的独立话语体系，因此，打破“中西马”的学科壁垒刻不容缓。蔡立辉(中山大学)也谈到当代中国行政学学科归属的困境，认为学科归属的混乱是当代中国行政学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蒋述卓(暨南大学)则从30年来文艺学的发展，谈到学科融合的重要性，文艺学之所以有今天的成就与活力，是和它博采众长、融会创新分不开的。其实，某些新兴学科的诞生，既是现实发展的需要，也是学科融合的产物。刘士林(上海师范大学)认为，近年来大都市与城市群飞速发展，催生了许多新的学术领域，都市文化学就是其中之一。目前与都市文化相关的研究主要有两大话语体系：一是以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为核心的社会科学研究，侧重于都市的经济社会基础；二是以大众文化、审美文化、文化批评为主流的人文学科研究，侧重于都市审美文化外观，两者基本上是相互割裂的。新形势下的都市研究需要打破各种分类框架与学术传统上的障碍，在两者之间找到一座桥梁，于是都市文化学应运而生。

中国社会科学论文篇4

【关  键  词】社会科学/科学生产力/CSSCI

1　引言

科学生产力与物质生产力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范畴，它们的成果表现形式有着质的差别。后者的成果是物质的、有形的，而前者则是非物质的、无形的，需要经过转化才能成为有形的。自然科学、技术生产力成果的表现形式主要是论文、著作、专利；社会科学生产力成果的表现形式则主要是著作、论文、研究（咨询）报告。对于物质生产力的评价国际上已经建立起一套通用的、公认的指标体系，可以进行直接评价。而对于科学生产力的评价，由于它的成果是非物质的、无形的，因此无法对它进行直接评价。目前，国际上的通用做法是对它的成果的转化表现形式进行量化评价，从而对科学生产力进行间接评价。

论文是科学成果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这里所说的社会科学生产力是指社会科学生产的能力。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加菲尔德(E.Garfield)主持的美国费城科学信息研究所(ISI)研制了《科学引文索引》(SCI)，以在SCI来源期刊上发表科学论文的数量和已发表论文被SCI录用论文的引用量作为衡量科学成果的量和质的主要指标。经过30多年的实践，目前SCI已被国际公认为评价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单位乃至学者个人科学成果（主要是基础研究）和学术影响的主要工具。自1988年开始，受国家科委的委托，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依据SCI每年发布我国各科研机构、高等学校在SCI的发文量和被引量统计。这一重大举措导致了各高等学校、科研机构纷纷采取各种激励措施，从而在总体上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科学生产力的发展。

在E.Garfield的主持下，自《科学引文索引》之后，美国费城科学信息研究所相继研制、出版了《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和《艺术与人文科学引文索引》(A&HCI)。但SCI、SSCI、A&HCI是国际性的，且不收录中文期刊，而我国的科学研究人员的成果绝大多数发表在国内出版的中文期刊上。为了能准确、全面地反映、评价我国的科学生产力，研制基于中文学术期刊的引文索引就成为十分紧迫的重要任务。1995年，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研制的以国内出版的核心科技期刊为素材的《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正式出版。1998年南京大学开始研制《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hinese  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CSSCI)，1999年经专家组论证，教育部正式批准，将《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列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九五”规划重大项目。

在教育部社政司的支持和指导下，经过课题组3年多的努力，《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已研制成功，相继出版了CSSCI(1998)、(1999)、(2000)、(2001)光盘和网络版，并提供查询、咨询、统计服务（包括网上服务）。CSSCI的出版填补了我国该领域的空白。

CSSCI来源期刊的选定是在教育部社政司的直接指导下、广大社会科学领域专家的参与下进行的。2001年3月，教育部社政司成立“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咨询委员会”，由全国17所高校的社会科学专家和社科管理专家组成。在教育部社政司领导的参与下，咨询委员会于2001年3月、4月、5月分别在南京、长沙、珠海召开会议，对CSSCI来源期刊进行了充分、深入的讨论，会后由教育部社政司组织全国社会科学领域1000名教授对CSSCI来源期刊进行评选，最后确定CSSCI来源期刊419种。这保证了CSSCI的科学性、客观性。

表1　论文的地区——学科分布

附图

说明：由于少数论文涉及2个学科、作者涉及2个地区，故论文总数略多于CSSCI(2001)论文总数。

本文基于《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2001)，以发表学术论文为指标，对我国社会科学研究及其结构、分布作一初步研究，以对我国社会科学研究作一宏观描述。

2　社会科学学术论文总量及其地区、学科分布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2001)来源期刊为419种，录用来源文献为61492篇。根据CSSCI(2001)数据库，分析、统计得出社会科学学术论文的地区——学科分布，如表1所示（见上页）。

3　我国社会科学生产力结构分析

由表1论文的学科分布可知，2001年我国社会科学学术论文总量中经济学占30.41%，这是我国改革开放20年来实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在论文学科分布中的反映。占社科论文总量4%以上的其他8个学科依次是：教育学，政治学，新闻与传播学，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文学，历史学，法学，哲学。

由表1论文的地区分布可知，2001年发表的社会科学学术论文中北京占28.16%，列第1位，遥遥领先于其他省市，这是由北京市集中了量多质高的高等院校、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党政部门（含所属研究机构）所导致的。占社科论文总量4%以上的其他6个地区依次是：上海(9.04%)，江苏(7.70%)，湖北(6.82%)，广东(6.45%)，浙江(4.52%)，四川(4.23%)。表1全面反映了我国社会科学生产力的地区分布。它还列出了社会科学各学科论文的地区分布，由此可反映出社会科学各学科生产力的地区分布。表2列出了各学科论文发文量按地区分布的前5名，反映了各学科社会科学生产力处于领先地位的省、市，比较突出的是北京、上海、江苏、湖北、广东。

表2　学科论文地区发文量排序前五名

附图

收稿日期：2003-06-09

【参考文献】

1　邹志仁.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2001).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中国社会科学论文篇5

一直以来，我国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的探究工作一直坚持着体育价值、体育文化的双追求，致力于体育的管理系统、发展战略自觉自信推进的体育育人的理念。在这方面我始终相信，加强体育建设的管理，不断地完善管理制度、提倡全面健身运动才是我国体育科研的唯一出路，也是我们今后要一直遵守的理念。面对当下众多“校企合作”模式的中职院校，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的探究工作更是成为首当其冲的问题，它不仅涉及到民生问题，更是关乎到全民健康的重要工作，更与国家未来体育事业的发展息息相关。在倡导体育文明的基础上：科研工作者就应该立足于民生关怀，以加强体育建设的管理为重，为我国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负责，秉持着体育育人的利剑，我们要把管理工作落到实处，促进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的迅速发展。立足于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的高速发展，1997年初，中国国家教育部将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单独划分为一门教育学科，引起了国家上下对于体育科研事业的重视，在巩固其学科地位的基础上，也引领了社会风尚，在中国社会主义体育建设事业的发展中大跨步向前，同时也标志着我国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的进一步成熟。但，只要是改革就会有碰壁的事情发展，体育人文科学的改革与发展的过程注定不是一蹴而就的，其间会伴随着“阵痛”和“迷茫”，但只要谋求发展的一颗心坚定不变就一定会促成我国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的长足发展。所以，相关研究人员。

1我国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概况

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我国的体育人文社会科学就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依托国家政策，体育人文社会科学在未来发展目标方面制定了几项符合时代背景的举措：确定体育发展方向、传播体育价值、传承体育文化、建构体育学科体系、完善体育制度、规范体育行为、促进全民健身和“奥运争光计划”，这些举措的实施在一定意义上明确了我国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方向，在倡导全民运动方面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2008年前后，“奥运”逐渐走入中国视野，也同样吸引了众多科学研究工作者的目光，国家各级领导的重视也给中国体育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研究者围绕我国体育战略发展目标、体育教育体制改革、中西体育文化比较进行了多次研讨，深度挖掘了文化差异下“奥林匹克精神”的践行措施，充分做到了全方位、多层次、跨文化这三点为我国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改革奠定了扎实的基础。而这些优秀的科研成果最终反映在国家社科基金体育学课题选题、国家体育总局体育软科学课题选题以及我国体育专业期刊发表的论文等方面。如何做好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提高研究人员专业素养能力，冲破垄断，保障体育人文社会科学长期安全、稳定、顺利的发展方向，已经成为时展的关注重点。我相信随着理论的水平的不断进步，我们的体育人文社会科学会不断的成熟，理念会不断的更新，最终促成变革与进步。

2关于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的发展中的反思

2．1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界限模糊，方向不清

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存在学科界限模糊的问题，在各学科的分级及分支处理过程中难以为相关人员提供系统化、专门化的学科界限。当下的体育人文社会学应时代背景的发展，一直处于不断的变革之中，针对新型社会环境下发现的新问题，新的改革措施如同雨后春笋般不断出台，而每一项措施的都不是凭空而产生的，它需要者衡量当前体育发展局势，结合最新研究成果，实地打磨、精耕细作，逐步对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的教育进行不断的完善，逐渐形成体育人文社会学体系。如此说来，体育人文社会学作为一项新的学科，也是为了有效促进中国体育研究新时期的发展而被创新的，和其他的社会科学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单单只是研究对象不同。值得一提的是，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的独立对于当下中国体育社会研究来讲是一次创新，这样的创新极具中国特色，必然会激发新一轮的体育制度社会变革。因为只有比较完善的制度体系才能保证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这个新学科最大限度地发挥它应有的作用。我想这或许是关于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的发展中反思的深层原因吧。

2．2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理论建设不足

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存在学科理论建设不足的问题。由于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设置处于初始阶段，所以在研究工作方面难免有滞后的情况发生，很难有新的研究成果展现在世人面前，所以其该研究方法和理论内涵以及相关内容都还不够成熟，还没有形成独有的理论体系，反应不了学科特色，，很难为中国的体育人文社会探究提供成熟的、长足的的理论专业指导。所以各位研究者需要从这方面入手，深化研究理论体系，早日研究出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体育发展目标。时代在变革，新的问题不断展现在人们的面前，我们的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理论的创新也要紧跟时代脉搏。

3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的发展策略

3．1明确学科界限

随着社会的不断变革，中国体育人文社会学大环境也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的创新是已经成为本行业内公认的未来发展目标。现有的管理制度将进入内部管理提升和管理系统的整合建设阶段，体育人文社会学建设从目标建设到过程建设，这是中国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自身发展的需要。所以在这一方面，研究者抽当其冲的就是要明确学科界限，以此来实现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的长远发展，为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稳定发展提供重要的学科框架。同时要立足于中国社会体育发展现状，在庞大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体系中找到体育系统的立足之地，在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的基础上，细化学科分支，精细学科特色。整理出一套符合社会发展的学科标准划分，避免因研究内容宽泛而造成学科界限的不确定。

3．2加强学科理论建设

要加强学科理论建设，以此来作为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的发展策略，为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的未来化发展做出重要的理论基础。在这一方面，我国给予了高度重视，在这样的经济社会下，加强学科理论建设成为解决当前体育人文社会学的重要举措，研究工作者应该依托国家奖励政策，解决了很多在过去毫无对策的问题。在一段时间内成为加强学科理论建设的“绳索”。鼓励各学科研究人员对学科理论建设进行系统交流。努力借鉴外来优秀文化成果，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总结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之路。严控体育理论管理，建强研究队伍，打造专业研究团队，从管理层面、激励机制、研究型人才培育机制等方面入手，整合优秀教育资源，以新理念和新思想进行教育理念的创新管理。

4结语

我国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和理论的创新是符合中国社会国情的一次实践，是加强我国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武器，是推动体育发展的重要指南。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设置处于初始阶段，所以在研究工作方面难免有滞后的情况发生，很难有新的研究成果展现在世人面前，所以其该研究方法和理论内涵以及相关内容都还不够成熟，还没有形成独有的理论体系，反应不了学科特色。该理论的创新及制度的应用还需要在实践中验证其合理性，及时进行调整，使之更加完善、科学、合理。而改革势必会是一个长期且痛苦的过程，道阻且长，我们却不能因此而怠慢。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素质教育改革进程的不断深化，我们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和理论的创新也要紧跟时代脉搏，从学科界限、理论建设、均衡发展三方面入手，强化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的科学性和应用性。

参考文献：

［1］王铎．发展和繁荣哲学社会科学为四化建设做出新贡献———在内蒙古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恢复大会上的讲话［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1980年03期．

［2］徐可，张传亚，戴自更，王光荣．认真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精神全面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N］．光明日报，；2002年．

［3］北大图书馆和北京高校图书馆期刊工作研究会．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4］吕志刚．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建设的思考［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5，05：593－595．

［5］杨桦，任海，王凯珍，熊晓正，黄亚玲，郑国华．我国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7，11：1441－1448．

［6］庞志斌．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现状及发展方向探究［J］．当代体育科技，2017，03：161－162．

［7］萨日娜．体育人文社会科学在我国体育事业发展中的引领作用研究［D］．北京体育大学，2012．

中国社会科学论文篇6

[中图分类号]F323.8

1什么是哲学社会科学

首先，哲学是衡量个体生存意义的工具。社会哲学是衡量一个地区、国家以及国家存在意义的工具。哲学和社会科学是衡量宇宙中整体人类意义的工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哲学社会科学是人类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为自然科学的发展提供了方法指导和价值领导。哲学社会科学是历史变迁的思想领袖，对人类社会的进步具有概念指导和精神动力。哲学社会科学是治国的理论武器，对国家社会治理有理论指导和精神激励。

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对哲学社会科学建设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习近平总书记讨论了哲学社会科学在中国的地位和作用，指出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想的普遍规律。坚持实现人民解放，维护人民利益的立场，揭示了错误的本质，内在联系和发展规律。因而，在我国经济社会中表现较为明显；这是一种精神力量，即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从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的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过程中，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的理论来看，只有真正促进社会生产力的解放才能发展。习近平指出，在中国，如果不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哲学和社会科学就会失去灵魂，失去方向，最终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理论成果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解决各种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正是这个理论支撑，中国共产党才取得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以及习近平思想等重大成就。

最后，只有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钟君认为，这提升了我们思考问题的高度，开阔了我们观察世界的视野。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一再强调要大力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建设，高度重视独特地位和如何促进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加强国家软实力等问题，为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提出了新的目标和新的任务。

2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指导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大多数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该自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同时还要将它转化为清醒的理论意识，坚定的政治信念和科学的思维方式。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真正了解真正的信仰。马克思主义理论既不是本本主义，也不是形而上学，是以适合具体实际为理论来解决实际问题，要联系实际，有明确的方法论，能够通过现象解释其本质和规律，揭示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规律，并使其相互关联，使社会沿着科学的道路向前发展。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理解为什么人是问题。为什么人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核心问题。这个问题所要解决的是哲学和社会科学工作者所服务的问题。中国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理论联系实际，明确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具体任务。

3加快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

增强文化自信心，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文化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标志之一。文化是发展的第一推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坚持不忘原作，吸收外界，面向未来，体现传承，是为了增强文化信心。在全球化浪潮下，文化自信在发展中越来越重要，并且各国出现了文化控制，使得国家实力在于本国的文化实力，文化决定了国家在国际的地位。我国自古以来，文化长河源远流长，从思想文化到伦理道德，从宗教文化到礼仪文化，无一不是我国优秀文化之精髓，因此，我们应该为这样的文化而感到自信和骄傲，同时，在秉承本国的优秀文化时，也要积极吸收外国合理的优秀文化，让中国优秀文化走向世界，让我们对本国的文化更有信心；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上自信。最终，它是一种坚定的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一种更基本、更深刻、更持久的力量。

中国社会科学论文篇7

[作者简介]刘新庚，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党委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导师，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主要学术带头人；高超杰，中南大学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博士生，河南理工大学教师，河南焦作454000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3）04-0083-05

理论属性指的是学科理论表现出的内在联系性和逻辑性，是反映学科最一般、最本质的特性，是划分学科归属的根本标准。学术界对于将思想政治教育学确定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下属的二级学科曾有许多争论。有学者认为“这种划分存在逻辑上的不周延”。学科属性不清晰，势必制约学科的纵深发展。而回答这一问题，则必须把握三个方面：一是如何理解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表现出的政治学、教育学尤其是德育学的属性特征；二是如何看待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马克思主义学科属性：三是如何看待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立的“中国特色”问题。正是基于这三个方面的内在逻辑，可将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作出更清晰的认识和界定。

一、从学科分类上看，思想政治教育属于软科学领域，是多科融合的交叉边缘学科

英国著名教育学家托尼·比彻（Tony Becherl从认识论和社会学角度运用四个维度对所有学科进行了分类。托尼·比彻所讲的认识论视角包含硬，软（soft versus hard）和纯/应用（pure versus appli-ante）两个维度。硬/软维度是以学科领域的所有学者对某一特定的研究范式或理论体系的认同程度来描述学科理论属性的一个指标，认同度高，则学科硬度高、软度低；认同度低，则学科硬度低、软度高。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建立是在大量借鉴政治学、教育学、伦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多门相关学科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这不仅有基本理论的借鉴与融合，还有研究方法与研究范式的植入，这就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学在理论属性上是一门研究范式多元的软学科，不像自然科学领域内的交叉学科有着认同度较高的研究范式。多范式的问题源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理论借鉴移植。思想政治教育学是在上述学科的结合部、交叉处产生的一门新兴学科，是对思想政治教育现象的学术概括和规律的理论探究。这一形成方式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学作为一门多科融合的交叉边缘学科的理论属性。

（一）思想政治教育是思想教育与政治教育的融合。“思想教育”，顾名思义，就是关于思想观念的教育。“政治教育”是统治者向社会成员传播政治观点、培养政治情感、使社会成员形成一定的政治认知、政治信念、政治理想，并达到政治参与和政治认同目的的实践活动。两者的融合结果，就是思想教育有了政治特别是主导政治意识形态的价值导向，政治教育可以通过思想教育的形式取得更好的效果。这样融合形成的思想政治教育就是受政治制约的思想教育。是侧重于思想理论方面的政治教育。政治性的要求与人们的思想现实的差距只能靠商谈、对话和理性说服以达成共识。这种共识的达成是因为“对话者与听话者之间的共享信念——他们对话行动中提出的有效性主张的主体间承认所产生、甚至所强化的那种共享的信念——蕴含了对涉及行动之若干义务的默认。就此而言，这样一种认可创造了一个新的社会事实”。也即是通过思想教育的形式达成政治教育的目的。为实现目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在理论指导方面就涉及多门学科的相关理论。作为专门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现象及其规律的思想政治教育学自然有了融合性的多范式的理论特征。

（二）思想政治教育学是人文学科与社会学科的融合。在研究者的视野中；人文学科与社会学科是有着明显的区分的。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人文学科的核心是文史哲，对象是人文世界，人文世界具有精神性、意义性和价值性的特征。“研究人的价值和精神表现”是人文学科区别于社会学科的重要特征。社会科学旨在探寻社会规律，获得关于社会事务及其运动变化的知识，社会科学所关心的是人类活动的功能与效果；人文学科的旨趣在于探寻人的生存意义，表达某种价值观念和价值理想，为人的行为确立某种价值导向同。另外，国际上有四种比较权威的学科分类体系在社会学科（social sciences）与人文（humanities）上有着清楚的分界。那就是认为社会科学是介于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的。有时也起到连接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作用。从研究对象上看，社会学科研究人与社会的关系，即人的行为；人文学科研究人的文化生命，即人的本质。从研究作用上看，人文学科能够提供价值体系，对人的精神起根本作用，因而对人和社会似乎不具有明显的实际运用；社会科学对社会的影响较为直接，如法学、管理学。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理论借鉴的相关学科中，哲学、伦理学属于人文学科的范畴，而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则属于社会学科的范畴，教育学一般也归于人文学科。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学既有人文学科的属性，又有社会学科的属性。思想政治教育学的人学范式走的就是人文学科的研究道路，社会哲学范式则是走的社会学科道路。思想政治教育学更多地关注的是社会政治关系和道德关系，更应该属于社会科学的领域，只不过它是带有人文学科特征的社会科学。

（三）思想政治教育学坚持了一条交叉发展的路径。交叉学科是现代科学发展的综合形式与重要趋势，也是科学深刻变革与日益丰富的表现，是不同学科相互渗透而形成的新兴学科，学科之间的融合是通过交叉来实现的，学科交叉是新兴学科产生的必然途径。进入20世纪之后，由两门学科交叉产生的学科不断出现，跨度也越来越大，也出现了三门以上学科交叉的新学科，如医学化学地理学、物理生物化学、教育社会心理学等。按照交叉程度可以将交叉学科分为六种类型，即比较学科、边缘学科、软学科、综合学科、横向学科、超学科或元学科[91&80-82）。思想政治教育学最初是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实践中科学化而形成的学科，逐渐与政治学、教育学和伦理学等交叉融合，又大量借鉴了心理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概念。从交叉程度上看，思想政治教育学属于边缘学科和软学科的层次，但尚不能达到软学科要求的以管理和决策为重心问题的层面。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学是一门具有软学科特征的交叉边缘学科。

二、从价值取向上看。思想政治教育指向于国家意识形态建设。是服从服务于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的应用性学科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领域的理论教育和课程设置都是围绕主导意识形态的需要展开的。“在正式课程方面，意识形态试图回答这类问题——什么知识最有价值？对谁最有价值……从意识形态角度看，常常是在回答这些问题时形成课程。”[10w172）思想政治教育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中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实践回答。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属的二级学科，思想政治教育必然在本质属性上反映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要求。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学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学科属性。

（一）思想政治教育学是因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而诞生的学科。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造、理论宣传、理论教育始终是结合在一起的。早在1847年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章程中，马克思恩格斯就提出了“宣传工作”的概念。并要求大家要有“革命的毅力并努力进行宣传工作”。他们也规定了理论教育的基本任务、主要内容和具体形式，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创立奠定了重要理论基础也提供了重要的实践参考。列宁提出了“政治教育工作”的概念和“灌输理论”，指出“政治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共产主义者”。而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实践则成了学科建立的直接理论依据。提出：“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武装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完不成的。”“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生命线。”“在思想上要有所进步，政治上也要有所进步，这就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时事政治。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思想政治工作，各个部门都要负责任。”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科学化问题提上日程，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得以建立。这一阶段，我们党继承和发扬思想政治工作优良传统，开创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局面。思想政治教育实现了从经验总结到理论建构的转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更是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提供了新时期的理论支撑。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设立，也是顺应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需要的理论成果。

（二）思想政治教育学是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灵魂的学科。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直接的理论依据，推动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发展和实践创新。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根本理论依据。特别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成果也不断丰富和发展着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理论架构，塑造着学科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具体来讲，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肯定了思想意识和社会存在的依赖关系，证明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和地位；马克思主义的需要理论说明了思想政治教育要坚持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相结合：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则成为了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和任务的确定依据；社会意识形态理论告诉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说明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功能“最根本的是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众多理论创新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和学科建设中始终发挥着主导作用，特别是科学发展观提出的以人为本理念，更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宗旨的重要原则，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人学研究范式建构的重要理论依据。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直接论述构成了学科的直接理论依据。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地位，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我们党也认识到，“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是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党和国家各项任务的中心环节，是我们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政治优势”。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概括为认识和改造世界：邓小平指出是培养四有新人；另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灌输”的理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关于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论述。关于思想政治教育要齐抓共管的思想等等，都是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重要来源。我们党近年来出台的有关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文件，更是继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也是我们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和理论研究的直接理论依据。

（三）思想政治教育学是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的学科。思想政治教育的培养目标就是坚持全面发展观，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所谓人的全面发展，就是按照人应有的本质，“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思想政治教育学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深入研究人的思想品德形成发展规律，引导人们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提高认识世界的能力；二是深入研究社会思想意识的变动规律和思想政治教育规律，引导人们形成符合社会主流价值取向所要求的思想政治素质。从马克思主义诞生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科学发展观，其理论出发点和价值追求都是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未来社会是“以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人的社会关系的全面发展，这种发展只能在共同体中才能实现。因为“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能力的手段……个人才能有个人自由”。这一思想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各项工作指明了方向，也为思想政治教育明确了目标。特别是科学发展观更是鲜明指出“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因此，从以上经典论述可以看出，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命题和价值追求，贯穿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进程。思想政治教育学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作为学术诉求，是从实践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具象化，也是其作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学科应有的学术价值取向。

三、从比较视角看，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是“中国向度”的意识形态教育类学科

国外也是有意识形态教育类相关学科的，如宗教学科、公民教育学科等等。而作为独立学科形态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国特有。我们可以称之为是学科研究取向上的“中国向度”，意思是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学科存在的意义主要在于结合中国的意识形态建设实际，指导中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并获得理论上的创新成果的意识形态教育类学科。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在这里主要指“中国思想政治教育学”，在理论属性上的“中国向度”主要源于以下两点：

（一）德治传统是学科“中国向度”的思想基础。中国传统社会的思想文化领域占主导地位的是儒家思想为代表伦理型文化。道德理想的播化成为社会秩序建构与维护的关键性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环节。这种思路在治国主张上的体现，就是对“德治”的肯认与推崇。统治者的道德成为德治是否顺利实行的关键环节。圣王和君子作为儒家思想的理想人格，居于社会政治生活和道德生活的核心，这就创设了政治生活与道德生活相统一的社会文化环境，使得“内圣外王”成为儒家人格修养的纲领性要求。由此推演出“三纲八目”的修养途径和慎独的修养要求，目的在于塑造道德上成“圣”而政治上“王”之的理想政治人才。因为没有法的约束，过分强调道德的自我调适能力，儒家的德治最终发展到了“人治”。同样，法律如果失去道德性，将不成其为法律，而是对人性的亵渎。法律的制定必须要求相应的道德基础作为基本价值取向，这也就是西方的法律都不与《圣经》道德相违背的原因。我们国家的政治文明建设自然也要符合我国的德治传统倡导的伦理道德价值观。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尽管在理论基础上是马克思主义的，但它厚植于我国深厚的传统“德治”文化的土壤必然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与中国传统德治思想理论的契合，深受传统德治融“政治”于“道德”，以“育德”而“为政”思想的影响，形成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学这一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思想政治类学科。思想政治教育学或许也可以看作儒家“内圣外王”学的现代性表达，“内圣”讲的是思想道德的塑造与修养，“外王”讲的是政治实践，“内圣外王”学的核心是道德教化和政治实践，也就是思想政治教育。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学科的理论支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的集体智慧结晶，是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形成的政治和思想财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概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创设与发展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大体上是同步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意识形态性的时代特征就来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2004年，党中央提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并在随后设立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所属六个二级学科，将思想政治教育明确归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下，其实质也是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来统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为形成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奠定学术基础。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学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产物，它直接的理论支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中国向度”主要指学科的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建构。然而过分强调“中国向度”容易使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一样。由于缺少自觉的比较和对话的维度，结果会把“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思想政治教育变成只有“中国特色”的“自说自话”的体系，最终走向封闭僵化的学科道路。因此，开辟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的国际视野是学科建设的自觉追求和重要命题。

首先，从实践理性层面上，要确立全球化语境和国际视野中的中国问题视域。全球化背景下，各国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各种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呈现出复杂联系和共性特征，任何国家和地区的本土性问题同时也成为世界性问题，任何世界性问题都同时也表现为本土性问题。就我国现实来说，经济问题都会在社会思想政治领域有所反应，而价值问题、伦理问题、政治问题更是直接地影响着人们思想意识变化。西方发达国家所经历过的现代和后现代的问题，我们正在不同程度地体验或面临；我们在发展中所成功解决的实践问题和路径探索、理论创新都不是孤立层面的“中国特色”的问题，而是国际视野中的具有“普世意义”的中国问题，是与全球性问题相互交织的中国问题。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成功实践经验既是中国的财富。也应当成为世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共享的精神财富。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和理论研究应当从这样的高度和视野来审视中国问题，设计中国的意识形态建设，对具有世界意义的思想政治问题进行总结和升华。

中国社会科学论文篇8

英国着名教育学家托尼·比彻(Tony Becherl从认识论和社会学角度运用四个维度对所有学科进行了分类。托尼·比彻所讲的认识论视角包含硬,软(soft versus hard)和纯/应用(pure versus appli-ante)两个维度。硬/软维度是以学科领域的所有学者对某一特定的研究范式或理论体系的认同程度来描述学科理论属性的一个指标,认同度高,则学科硬度高、软度低;认同度低,则学科硬度低、软度高。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建立是在大量借鉴政治学、教育学、伦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多门相关学科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这不仅有基本理论的借鉴与融合,还有研究方法与研究范式的植入,这就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学在理论属性上是一门研究范式多元的软学科,不像自然科学领域内的交叉学科有着认同度较高的研究范式。多范式的问题源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理论借鉴移植。思想政治教育学是在上述学科的结合部、交叉处产生的一门新兴学科,是对思想政治教育现象的学术概括和规律的理论探究。这一形成方式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学作为一门多科融合的交叉边缘学科的理论属性。

(一)思想政治教育是思想教育与政治教育的融合。“思想教育”,顾名思义,就是关于思想观念的教育。“政治教育”是统治者向社会成员传播政治观点、培养政治情感、使社会成员形成一定的政治认知、政治信念、政治理想,并达到政治参与和政治认同目的的实践活动。两者的融合结果,就是思想教育有了政治特别是主导政治意识形态的价值导向,政治教育可以通过思想教育的形式取得更好的效果。这样融合形成的思想政治教育就是受政治制约的思想教育。是侧重于思想理论方面的政治教育。政治性的要求与人们的思想现实的差距只能靠商谈、对话和理性说服以达成共识。这种共识的达成是因为“对话者与听话者之间的共享信念——他们对话行动中提出的有效性主张的主体间承认所产生、甚至所强化的那种共享的信念——蕴含了对涉及行动之若干义务的默认。就此而言,这样一种认可创造了一个新的社会事实”。也即是通过思想教育的形式达成政治教育的目的。为实现目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在理论指导方面就涉及多门学科的相关理论。作为专门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现象及其规律的思想政治教育学自然有了融合性的多范式的理论特征。

(二)思想政治教育学是人文学科与社会学科的融合。在研究者的视野中;人文学科与社会学科是有着明显的区分的。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人文学科的核心是文史哲,对象是人文世界,人文世界具有精神性、意义性和价值性的特征。“研究人的价值和精神表现”是人文学科区别于社会学科的重要特征。社会科学旨在探寻社会规律,获得关于社会事务及其运动变化的知识,社会科学所关心的是人类活动的功能与效果;人文学科的旨趣在于探寻人的生存意义,表达某种价值观念和价值理想,为人的行为确立某种价值导向同。另外,国际上有四种比较权威的学科分类体系在社会学科(social sciences)与人文(humanities)上有着清楚的分界。那就是认为社会科学是介于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的。有时也起到连接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作用。从研究对象上看,社会学科研究人与社会的关系,即人的行为;人文学科研究人的文化生命,即人的本质。从研究作用上看,人文学科能够提供价值体系,对人的精神起根本作用,因而对人和社会似乎不具有明显的实际运用;社会科学对社会的影响较为直接,如法学、管理学。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理论借鉴的相关学科中,哲学、伦理学属于人文学科的范畴,而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则属于社会学科的范畴,教育学一般也归于人文学科。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学既有人文学科的属性,又有社会学科的属性。思想政治教育学的人学范式走的就是人文学科的研究道路,社会哲学范式则是走的社会学科道路。思想政治教育学更多地关注的是社会政治关系和道德关系,更应该属于社会科学的领域,只不过它是带有人文学科特征的社会科学。

(三)思想政治教育学坚持了一条交叉发展的路径。交叉学科是现代科学发展的综合形式与重要趋势,也是科学深刻变革与日益丰富的表现,是不同学科相互渗透而形成的新兴学科,学科之间的融合是通过交叉来实现的,学科交叉是新兴学科产生的必然途径。进入20世纪之后,由两门学科交叉产生的学科不断出现,跨度也越来越大,也出现了三门以上学科交叉的新学科,如医学化学地理学、物理生物化学、教育社会心理学等。按照交叉程度可以将交叉学科分为六种类型,即比较学科、边缘学科、软学科、综合学科、横向学科、超学 科或元学科[91&80-82)。思想政治教育学最初是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实践中科学化而形成的学科,逐渐与政治学、教育学和伦理学等交叉融合,又大量借鉴了心理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概念。从交叉程度上看,思想政治教育学属于边缘学科和软学科的层次,但尚不能达到软学科要求的以管理和决策为重心问题的层面。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学是一门具有软学科特征的交叉边缘学科。

二、从价值取向上看。思想政治教育指向于国家意识形态建设。是服从服务于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的应用性学科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领域的理论教育和课程设置都是围绕主导意识形态的需要展开的。“在正式课程方面,意识形态试图回答这类问题——什么知识最有价值?对谁最有价值……从意识形态角度看,常常是在回答这些问题时形成课程。”[10w172)思想政治教育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中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的实践回答。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属的二级学科,思想政治教育必然在本质属性上反映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要求。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学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学科属性。

(一)思想政治教育学是因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而诞生的学科。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造、理论宣传、理论教育始终是结合在一起的。早在1847年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章程中,马克思恩格斯就提出了“宣传工作”的概念。并要求大家要有“革命的毅力并努力进行宣传工作”。他们也规定了理论教育的基本任务、主要内容和具体形式,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创立奠定了重要理论基础也提供了重要的实践参考。列宁提出了“政治教育工作”的概念和“灌输理论”,指出“政治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共产主义者”。而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实践则成了学科建立的直接理论依据。提出:“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武装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完不成的。”“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生命线。”“在思想上要有所进步,政治上也要有所进步,这就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时事政治。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思想政治工作,各个部门都要负责任。”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科学化问题提上日程,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得以建立。这一阶段,我们党继承和发扬思想政治工作优良传统,开创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局面。思想政治教育实现了从经验总结到理论建构的转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更是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提供了新时期的理论支撑。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设立,也是顺应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需要的理论成果。

(二)思想政治教育学是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灵魂的学科。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直接的理论依据,推动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发展和实践创新。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根本理论依据。特别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成果也不断丰富和发展着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理论架构,塑造着学科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具体来讲,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肯定了思想意识和社会存在的依赖关系,证明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和地位;马克思主义的需要理论说明了思想政治教育要坚持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相结合: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则成为了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和任务的确定依据;社会意识形态理论告诉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说明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功能“最根本的是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众多理论创新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和学科建设中始终发挥着主导作用,特别是科学发展观提出的以人为本理念,更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宗旨的重要原则,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人学研究范式建构的重要理论依据。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直接论述构成了学科的直接理论依据。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地位,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我们党也认识到,“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是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党和国家各项任务的中心环节,是我们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政治优势”。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概括为认识和改造世界:邓小平指出是培养四有新人;另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灌输”的理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关于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论述。关于思想政治教育要齐抓共管的思想等等,都是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重要来源。我们党近年来出台的有关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文件,更是继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也是我们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和理论研究的直接理论依据。

(三)思想政治教育学是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的学科。思想政治教育的培养目标就是坚持全面发展观,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所谓人的全面发展,就是按照人应有的本质,“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思想政治教育学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深入研究人的思想品德形成发展规律,引导人们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提高认识世界的能力;二是深入研究社会思想意识的变动规律和思想政治教育规律,引导人们形成符合社会主流价值取向所要求的思想政治素质。从马克思主义诞生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科学发展观,其理论出发点和价值追求都是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未来社会是“以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人的社会关系的全面发展,这种发展只能在共同体中才能实现。因为“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能力的手段……个人才能有个人自由”。这一思想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各项工作指明了方向,也为思想政治教育明确了目标。特别是科学发展观更是鲜明指出“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因此,从以上经典论述可以看出,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命题和价值追求,贯穿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进程。思想政治教育学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作为学术诉求,是从实践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具象化,也是其作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学科应有的学术价值取向。

三、从比较视角看,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是“中国向度”的意识形态教育类学科

国外也是有意识形态教育类相关学科的,如宗教学科、公民教育学科等等。而作为独立学科形态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国特有。我们可以称之为是学科研究取向上的“中国向度”,意思是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学科存在的意义主要在于结合中国的意识形态建设实际,指导中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并获得理论上的创新成果的意识形态教育类学科。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在这里主要指“中国思想政治教育学”,在理论属性上的“中国向度”主要源于以下两点:

(一)德治传统是学科“中国向度”的思想基础。中国传统社会的思想文化领域占主导地位的是儒家思想为代表伦理型文化。道德理想的播化成为社会秩序建构与维护的关键性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环节。这种思路在治国主张上的体现,就是对“德治”的肯认与推崇。统治者的道德成为德治是否顺利实行的关键环节。圣王和君子作为儒家思想的理想人格,居于社会政治生活和道德生活的核心,这就创设了政治生活与道德生活相统一的社会文化环境,使得“内圣外王”成为儒家人 格修养的纲领性要求。由此推演出“三纲八目”的修养途径和慎独的修养要求,目的在于塑造道德上成“圣”而政治上“王”之的理想政治人才。因为没有法的约束,过分强调道德的自我调适能力,儒家的德治最终发展到了“人治”。同样,法律如果失去道德性,将不成其为法律,而是对人性的亵渎。法律的制定必须要求相应的道德基础作为基本价值取向,这也就是西方的法律都不与《圣经》道德相违背的原因。我们国家的政治文明建设自然也要符合我国的德治传统倡导的伦理道德价值观。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尽管在理论基础上是马克思主义的,但它厚植于我国深厚的传统“德治”文化的土壤必然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与中国传统德治思想理论的契合,深受传统德治融“政治”于“道德”,以“育德”而“为政”思想的影响,形成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学这一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思想政治类学科。思想政治教育学或许也可以看作儒家“内圣外王”学的现代性表达,“内圣”讲的是思想道德的塑造与修养,“外王”讲的是政治实践,“内圣外王”学的核心是道德教化和政治实践,也就是思想政治教育。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学科的理论支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的集体智慧结晶,是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形成的政治和思想财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概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创设与发展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大体上是同步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意识形态性的时代特征就来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2004年,党中央提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并在随后设立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所属六个二级学科,将思想政治教育明确归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下,其实质也是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来统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为形成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奠定学术基础。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学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产物,它直接的理论支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中国向度”主要指学科的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建构。然而过分强调“中国向度”容易使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一样。由于缺少自觉的比较和对话的维度,结果会把“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思想政治教育变成只有“中国特色”的“自说自话”的体系,最终走向封闭僵化的学科道路。因此,开辟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的国际视野是学科建设的自觉追求和重要命题。

首先,从实践理性层面上,要确立全球化语境和国际视野中的中国问题视域。全球化背景下,各国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各种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呈现出复杂联系和共性特征,任何国家和地区的本土性问题同时也成为世界性问题,任何世界性问题都同时也表现为本土性问题。就我国现实来说,经济问题都会在社会思想政治领域有所反应,而价值问题、伦理问题、政治问题更是直接地影响着人们思想意识变化。西方发达国家所经历过的现代和后现代的问题,我们正在不同程度地体验或面临;我们在发展中所成功解决的实践问题和路径探索、理论创新都不是孤立层面的“中国特色”的问题,而是国际视野中的具有“普世意义”的中国问题,是与全球性问题相互交织的中国问题。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成功实践经验既是中国的财富。也应当成为世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共享的精神财富。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和理论研究应当从这样的高度和视野来审视中国问题,设计中国的意识形态建设,对具有世界意义的思想政治问题进行总结和升华。

中国社会科学论文篇9

由此可见，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质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形成我们特有的话语体系和思想观念是何其重要，它关系到中国能否在世界上真正和平崛起，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们可以不成为国际论坛和文化上的霸主，但国际论坛和文化上不能没有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大国的声音。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要为自己的社会制度和文化提供合理的解释和科学论证，让世界正确地了解和认识中国和中国文化，消除误解，提升我们的“软实力”。三是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与思想文化多元化同时存在。我国目前正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意味着当前和将来很长的时间内，我国将是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会有多种利益主体存在，因此也就必然出现多种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这些不同的思想观念必然也就会反映在文化中，不同阶层、不同利益主体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就会产生不同态度。虽然目前马克思主义依然在我国意识形态中占绝对优势，依然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核心内容，但是在理论与现实的层面上，不同阶层的人们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产生了新的忧虑与迷茫。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除了当前国内国际社会环境的变化之外，主要是因为西方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歪曲和攻击，甚至国内一些学者也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原理(如世界的物质性和客观规律性、辩证法的客观性等)提出了根本性的质疑和否定。同时，在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上教条主义根深蒂固，严重阻碍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二、中国式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创新的特点

(一)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创新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我们国家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根本思想保证。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应该是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体系构建和创新。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主导地位是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通过反复比较、选择实现的。在我国现代哲学社会科学开始形成时，马克思主义并不占优势，许多知名学者信奉的是西方其他学说，比如社会达尔文主义、自由主义等。但马克思主义凭借其客观真理性，最终被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所接受，确立起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中的指导地位，这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区别于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关键所在。

(二)中国风格: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创新必须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之上任何思想体系和学术的发展，都应是继承与创新的统一，也是传统与现代的统一。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完善和发展，自然离不开几千年中华文明积累的学术思想。我国具有无比丰富和深厚的传统文明，对传统文化和思想传承进行系统整理和研究，是中华文明在世界上重新崛起，以及逐步加强中华文明世界影响力的基础。因此，当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首先要求对自身传统文化有充分的把握，通过研究和消化中国文化传统，选择和创造出一套既具有中国风格、又具有学科水准的概念和范畴系统。近年来我国启动了若干项重大文化工程，如清史工程、二十四史修订点校、儒藏工程，等等。这些项目对于全面地整理传统文化，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要价值，更加重要的是，也对传统文化不断推陈出现，使传统文化得到现代化地再发现，接续传统文明进入现代社会，接续传统文明进入世界体系。

(三)中国气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创新必须立足开放、体现全球化中国现代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是全球化的逻辑产物，是在和世界知识体系相互学习、相互交流中逐步发展的。因而，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体系创新应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以博大的胸怀和世界眼光，积极学习和借鉴各国人民创造的有益文化成果，充分借鉴世界性的学术范式和学科建设经验，积极融入全球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格局中，并努力通过原创性的理论创新影响世界学术体系。客观地讲，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世界上的地位还非常低，影响还非常小，这与我国的大国地位以及五千年中华文明传统不相匹配。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国际化，扩大在世界上的影响，要积极主动融入通行的国际惯例与规范，建立起反映世界主流发展趋势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这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逐步走向世界、在国际学术舞台发出声音的重要前提。同时，要重视和国外学者开展合作研究，对全球性重大问题表达中国学者的学术观点，以及产生具有世界性影响的思想家。当然，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国际化，不仅仅是加强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学术交流，也应重视研究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与各发展中国家及世界各国分享经验。

三、以实践为逻辑起点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

实践是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源泉。我国正面临迅速和深刻的社会转型，在此过程中积累起了丰富的实证资料和数据。建设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必须有国情意识，必须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只有了解国情，反映国情，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才真正能够走向世界和影响世界。

(一)坚持分类分层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进一步解放马克思主义的创新活力我们强调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种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巩固马克思主义作为意识形态主导地位，关键在于在实践中解放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创新能力。三十多年以来，马克思主义理论取得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创新成果，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在面临社会转型期间众多深层矛盾和各种思潮冲击的情况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创新模式存在一些制约其活力和影响力的缺陷。进一步解放马克思主义的创新活力，需要以转型中的中国社会为实践起点，分层分类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规律和现实课题，做到在坚持中发展推进理论创新，增强理论的感召力和说服力，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哲学社会科学包括哲学、政治学、历史、文学、管理学等等多个学科，其体现的意识形态强弱是不一样的。如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关的学科，意识形态性最强;政治学、历史学、法学新闻学等学科意识形态性相对弱一点;而像管理学、人类学、语言学、艺术学等学科，意识形态性就很弱了。分层分类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就需要区分不同学科理论意识形态的强弱，根据程度不同而实行分类分层建设。对于意识形态强的学科，应将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运用到学科理论体系的建设中，从概念范畴、研究范式、理论框架和基本观点等方面确立和强化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与核心地位;对于意识形态相对弱一点的政治学、历史学等，主要是贯彻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不要不刻意区分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界线;对于诸如管理学、文艺学等这些意识形态性很弱的学科，应着重立足于这些学科理论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服务的功能，充分释放这些学科自由创新的活力。

(二)坚持学科体系、学术观点、科研方法创新，加快构建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创新包括学科体系、学术观点和科研方法创新。所谓学科体系创新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构建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新的哲学社会学学科体系。学科体系建设必须面向社会，直面改革开放和社会实践中的关键问题、难点问题。目前，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转型期间的深层次社会矛盾开始暴露出来，那么，社会和文化建设的地位就日渐凸显，要求与之相关的理论学说和学术思想相对应的学科加快发展。可以按照民族特点、意识形态性、适应经济发展和人才培养需求、世界主流的学科规范四个导向建立动态的学科结构体系。观点创新即提出视角独特、影响深远的观点。如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著名论断开启了近代西方哲学的理性主义传统;夏商周断代工程关于武王伐纣日期的确定，为商朝与周朝的断代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方法创新即提出与前人不同的研究方法，为学术界提供了新的思路、范式和方法。如福柯运用考古学和谱系学方法研究哲学，王国维提出“两重证据法”、陈寅恪提出诗文互证考据法等等，这些方法都对当时的史学界起到了重大影响，有些方法至今仍为史学界所继承和发扬。目前，我国面临“两千年之大变局”，众多理论和现实问题需要哲学社会科学通过观点创新进行分析判断、通过方法创新来寻求解决问题的最佳渠道，哲学社会科学可谓任务艰巨、责任重大。

中国社会科学论文篇10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回顾30年来的发展历程,在改革开放道路中每次重大理论突破和发展道路抉择的关键时刻,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和创新都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如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使全国迎来思想解放,为改革开放进行了思想准备;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探索发展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奠定了理论基础。

经过30年的高速发展,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矛盾已经发生根本转变。与改革前期相比,总量矛盾已经基本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结构性问题成为当前面临的主要矛盾,这些问题的解决更多地依赖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创新。2007年爆发的二战以来最为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造成沉重打击,促使人们重新审视和反思当前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理论。面对当前的国际国内形势变化,充分认识哲学社会科学的重大作用,提升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水平,对于推进我国经济社会科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哲学社会科学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随着人类文明程度的不断发展,人们对于哲学社会科学在社会发展中重大作用的认识更加深刻。恩格斯说:“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

1.1 哲学社会科学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古今中外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表明,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是推动社会进步的理论武器,也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哲学是研究客观世界基本规律的科学,社会科学则是以人和社会作为研究对象的科学。由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哲学社会科学在社会发展中发挥作用的范围十分广泛,发挥作用的机制非常复杂。归纳起来,哲学社会科学在社会发展中的重大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哲学社会科学是推动制度变革的思想武器。人类社会的发展以社会制度的变革为突出标志,而哲学社会科学则是社会变革、制度创新的理论先导。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百家争鸣,思想文化空前繁荣的盛况,为当时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武器,使中华文明居于世界前列,文化影响至今绵延不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创新缔造了中国30年的发展奇迹。 “文艺复兴”使欧洲摆脱封建社会的桎梏,建立了新兴的资本主义制度,生产力呈现爆发式增长。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诞生更使世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使科学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现实。在这些历史大变革中,哲学社会科学都发挥着思想准备和理论引导的巨大作用。

第二,哲学社会科学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一方面,哲学社会科学为自然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提供方法论的指导,澄明自然科学促进社会进步的发展方向。邓小平同志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但是在科学研究中,哲学的方法论不容忽视,而在科学技术的应用中应遵循的原则和标准则非自然科学所能解决,需要求助于哲学社会科学。爱因斯坦曾说:“单靠科学知识和技术是不能使人类走向幸福和高尚生活的。”在经历过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的分离之后,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交叉融合的程度不断加深,科学的系统性、协调性不断加强,共同构成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石。另一方面,哲学社会科学又通过制度创新调整生产关系,为生产力的发展创造条件。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哲学社会科学对于发现和破除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思想观念和制度安排、创新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先进理念和制度具有当然的重要责任。我国改革30年的伟大成就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哲学社会科学对于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重要作用。

第三,哲学社会科学是培育社会精神的重要基础。同志指出,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水平,体现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思维能力、精神状况和文明素质。哲学社会科学作为研究人类自身发展规律的科学,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个人而言,哲学社会科学能够帮助人们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从而影响人的思想素质和行为规范;对于社会而言,哲学社会科学则影响社会的精神文明和道德准则,对于维护社会的稳定和谐,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有突出作用。如果缺少先进的哲学社会科学作为支撑,一个国家和民族将无法形成积极向上的社会意识,不能产生推动社会前进的合力,从而迟滞社会发展步伐,甚至影响社会发展方向。

1.2 哲学社会科学是国际竞争的重要内容:进入新世纪,以思想、文化、制度等为主要内容的软实力成为国际竞争的主要内容和直接手段。软实力是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s.nye)在1989年提出的一个概念,它是与硬实力相互对应的。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包含硬实力与软实力两个部分,硬实力一般指军事、经济力量,软实力特指一个国家依靠政治制度的吸引力、文化价值的感召力和国民形象的亲和力等释放出来的无形影响力。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水平是国家软实力的集中体现,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能力及其社会影响力决定着软实力的高低。领先的哲学社会科学将使国家在国际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甚至能够起到决定性作用。

在信息化和全球化时代,世界范围内各种理论和思潮的传播更加便捷,不同文明的碰撞和交锋比以往更加频繁和直接,人们的价值取向、道德规范、思维方式和文化认同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甚至发生颠覆。如果缺乏先进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作为支撑,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将无法大幅提升,那么即使其拥有强大的硬实力,在国际竞争中仍会不可避免地陷于被动,甚至一败涂地。苏联解体固然存在制度、经济等因素,但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滞后,从而使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趁虚而入并成为社会主流意识,也是导致苏联的重要原因。因此,当综合国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必须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作为支撑,综合国力才能充分发挥,保证国家持续平稳发展。在新世纪,提高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水平,提升国家的国际影响力,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

2 当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面临的挑战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经济实力大幅提高,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当前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水平滞后于经济实力的发展,限制了综合国力的进一步提升和发挥。面对当前国内国际形势急剧而深刻的变化,我国全面发展中面临经济结构调整、持续增长、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等许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固然离不开科技进步,但更加需要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性研究,提出符合国情的思想理念和制度设计。具体而言,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加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作用需要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发生显著变化,人们的世界观、道德观和价值取向日益多元化。特别是随着全球网络化和一体化的程度的加深,世界范围内各种理论和思潮的扩散、融合更加迅速。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伴随着各种思潮的冲击,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逐渐弱化。究其原因,在于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发展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步伐,无法适应人们求解新情况、新问题的需要。因此,要加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元化指导地位,不仅要依靠正面宣传,更需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为社会进步提供理论支撑。

第二,解决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结构和社会问题需要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总量矛盾已经基本解决,结构性问题成为主要矛盾。突出表现在:经济对外依存度偏高,消费需求不足,第三产业发展滞后;一些行业产能过剩,部分企业经营困难,就业形势严峻;长期制约我国经济健康发展的体制性、结构性矛盾依然存在,有的还很突出;自主创新能力不强,能源资源消耗多,环境污染重;一些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没有根本缓解,社会保障、教育、医疗、收入分配、社会治安等方面存在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市场秩序不规范,市场监管和执法不到位,社会诚信体系不健全,等等。要解决这些结构性矛盾,哲学社会科学是首要的理论武器,只有通过深入研究和理论创新,才能找出问题的症结所在,对症下药,制定行之有效的改革措施,实现中国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

第三,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需要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认为,人是社会的主体,是社会历史的创造者和社会进步的推动者,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充分体现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人民谋福祉的目标。哲学社会科学对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现代社会,推动社会进步的主要是人的科学素质和人文素质,其中人文素质决定了人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有利于提升人的思想道德境界,有利用塑造良好的社会精神文明规范,从而使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形成良性互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第四,应对新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需要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探索。2007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并迅速席卷全球,酿成60年来最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造成沉重打击。同时,国际金融危机对哲学社会科学提出新的挑战,为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创造了新机遇。历史上,任何一次大危机都是理论创新的契机。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冲破了旧有的单极世界秩序,既是对古典的和当代的各种经济、社会理论的一次大检验,也是对当代各种社会制度的一次大检验。后危机时代,促进世界多极化、构建新的全球体系正在成为全球的现实选择。面对深刻急剧的变化,哲学社会科学界需要冷静地观察世界、重新审视各种理论,积极推动理论创新,为社会制度的变革提供理论指导。

3 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对策建议

3.1 加大教育和宣传力度,使社会普遍认识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作用。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央领导集体始终非常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大作用。、邓小平、、等历届中央领导同志都对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做出重要指示,2004年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彰显出中央对于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视和期待。

但是,由于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对社会作用机制的差异,当前全社会对于哲学社会科学的作用仍然缺乏充分的认识。与自然科学成果直接影响生产力、能够直接产生经济效益不同,以社会人文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具有公共品的特性,一项研究可能产生的社会效益根本无法通过直接的经济效益加以衡量。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特别是在地方政府gdp政绩观的影响下,不能直接产生显著经济效益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被忽视和旁落也就在情理之中了。然而,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滞后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制约作用必然会在未来显现,那时造成的损失将远非短期的经济利益所能弥补。

因此,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当务之急,是加强哲学社会科学的教育和宣传,使全社会,特别是领导干部,充分认识哲学社会科学在社会发展中的重大作用和影响机制。只有当哲学社会科学的作用在全社会范围内真正得到充分认识,在科研投入分配中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外溢效应和长期影响才会被综合考量,更多的青年才俊才会积极投身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推动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繁荣发展。

3.2 提高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收入水平,建立一支富有创新能力的哲学社会科学队伍。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是人的智力活动的集中体现,理论创新、文明传承都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辛勤耕耘。因此,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核心要素是人。2004年5月同志在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指出,造就一支高素质的哲学社会科学队伍,是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关键。

但是,目前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总体收入偏低,严重制约着哲学社会科学队伍的发展。一方面,收入偏低造成人才流失和人才浪费。由于收入水平不高,一部分优秀人才离开哲学社会科学队伍,转而投向高收入行业;另一部分人则为了提高生活水平大量承接各类课题,影响了研究质量和学术积累;还有一部分人虽然致力于学术钻研,但是严峻的生活状况和工作条件却使他们十年磨一剑的抱负无法实现。另一方面,由于哲学社会科学界,尤其是人文科学领域,普遍收入偏低,阻碍了优秀青年人才投身学术研究,哲学社会科学队伍得不到充足的新鲜血液,哲学社会科学队伍的发展受到抑制。因此,提高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收入,建立有效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激励机制,是改变哲学社会科学队伍发展滞后困局的必然选择。

3.3 改革哲学社会科学管理体制,建立符合科研规律的管理体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管理模式最早借鉴的是前苏联的经验,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必然的也是合理的选择。但是改革开放后,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管理体制改革滞后的弊端日益显现,束缚了科研的发展和创新,突出表现是缺乏有效的宏观管理机制,缺少长远总体发展规划。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管理机构不健全,管理力量薄弱,目前只有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及其办事机构(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政府部门则没有与科技部对应的专门管理机构。由于管理松散,我国以社科院、党校、高校、政府研究机构为代表的各路社会科学研究大军自成系统,缺乏横向联系;社会科学研究缺乏有效的长远规划和总体战略配置。总体来看,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滞后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因此,着力建设符合哲学社会科学科研规律,宏观有力、微观有效的管理体系和激励机制,是促进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一个关键内容。

参考文献

[1] 顾海兵,王宝艳.中国国立研究机构.问题与出路.学术界,2004年第3期

[2] 王兴运.充分认识哲学社会科学的巨大作用.理论观察,2002年第5期

中国社会科学论文篇11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34-0005-0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发展理论体系是结合新的时代实践，围绕“什么是发展，如何发展”这一基本问题，坚持理论创新而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这一成果成为指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有力的思想武器。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发展理论体系的基本内涵和主要内容

（一）基本内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发展理论紧紧围绕“什么是发展，如何发展”这一时代主题，对科学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做出了积极的理论回应和实践应对，其实质是为了实现更快更好的发展，全方位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优越性。

（二）主要内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发展理论体系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在纷繁复杂的社会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解决中国发展问题而形成的正在发展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当前的主要成果有：（1）科学发展观;（2）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建设论;（3）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论;（4）创新型国家建设论;（5）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论;（6）执政党能力建设论;（7）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建设“五位一体”论;（8）构建和谐世界论;（9）创新驱动发展战略;（10）中国梦战略思想。

科学发展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发展理论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是应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认识和分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丰富实践，形成了对经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认识的升华成果，成为我们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必须长期坚持的根本指导准绳[1]4。

我们党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重要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是对马克思的“和谐社会”理论的继承与创新，进一步深化了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及人与人自身关系的和谐的认识。

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党在思想文化领域建设中的重大理论创新，也是党的十七大提出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大战略任务。建设创新型国家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实践的重要理论成果，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2]494。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理论是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高度，结合国内外新形势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重要理论成果，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党中央明确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和要求，可以概括为：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这二十个字，内容丰富，含义深刻，全面体现了新形势下农村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要求。”[3]1050

党的中央领导集体在新的历史时期，与时俱进，深入研究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这一重大时论命题，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进程，丰富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党的建设和执政理论。提出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指导思想、总体目标和主要任务，这不仅表明了党的执政理念的日趋成熟，更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实践深刻性。十提出将党建设为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战略目标，并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实践，坚持从严治党，全面提高治党管党水平，从而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推进到一个全新的、多方位阶段。

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建设“五位一体”是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发展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发展理论体系的逻辑归宿。唯物史观对社会存在的分析指出：地理环境、人口因素、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是构成社会全面发展的要素。为了解决这五个要素之间的矛盾必须进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党的中央领导集体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中，不断深化认识，实现了由四位一体”的发展观再到五位一体”的发展观的转变。

促进构建和谐世界理论是党中央在应对国内国际发展新形势下，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重大理论贡献。“这是中国外交理论上的创新，也是对“中国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世界”的回答。和谐世界理念的提出，也是中国在国内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延伸。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我们在国内构建和谐社会，是希望中国好;我们在国际上提出构建和谐世界，是希望世界好。和谐世界的理念，正在国际上得到越来越多的理解和响应。

党的十明确提出：“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强调当前发展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这是我们党结合国际国内新的发展境遇放眼全球、立足全局、面向未来而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进一步丰富并深化了科学发展理论体系。

中国梦战略思想是以为总书记的党的中央领导集体结合中国革命历史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历程，凝聚党和人民夙愿，提出的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科学发展理念。这一重要战略思想指出了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是中华民族复兴梦的基本内核，并明确了必须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是中国梦实现的基本路径，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发展理论注入了新内涵。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发展理论体系的主要特点

（一）“以人为本”的伦理精神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明确指出：未来的新社会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马克思这一经典论述深刻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人的本质，为真正实现以人为本奠定了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为“以人为本”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并确定了“以人为本”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中的本质地位。“以人为本”的确立使科学发展理论立足于现实的、社会的、人的坚实而深厚的基础之上，它不仅体现了实际的、生产的、生活的、人的物质利益、福利生活和精神发展的诉求，而且表现了深厚的人文关怀，特别是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与优越性。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始终坚持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倡导“以人为本”的伦理精神，着力解决最广大人民群众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关注民生，关爱生命，关注人的发展，重视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不断指向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及人的主体存在，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具有鲜明的“以人为本”的伦理精神，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价值。

（二）“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

现实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需要在不断变化发展的社会实践中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党高度重视创新问题，并不断依据新的情况、新的问题、新的实践，采用新的思维、新的方式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形成了一系列的科学发展理论：针对传统的发展理念的局限性，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结合新形势，发展了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提出了和谐社会理论;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局面，形成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理论;依据信息时代的来临，全球化冲击的情势，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理论;依据国内外发展经验，当今世界发展的新态势，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理论;根据国情和党情的新变化，提出一系列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理论;围绕科学发展观，立足现实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形成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五位一体”论;从国内发展和国际环境出发，提出建设和谐世界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发展理论立足于现实的土壤，把握时代的脉搏，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随着社会实践的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发展理论必将响应时代的召唤，不断丰富和发展。

（三）“引领时代”的实践精神

理论创新的最终目的是为进一步指导发展的实践，“随着时展、形势任务的发展变化以及实践的发展，不断地呼唤着理论创新，推动着理论创新活动向前发展。”[2]11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发展理论紧扣实践，以引领时代实践为己任，不断结合新的实践丰富和发展理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向前。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始终以实践为准绳，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理论，并以新的理论引领时展。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发展理论的实践意义和理论贡献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发展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引领全国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复兴梦的根本指针。科学发展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深化了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认识，既是科学的世界观，又是系统而正确的方法论。科学发展观坚持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以人为本，重视人的主体性，以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注重科技创新，推动社会“五位一体”建设，不仅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更是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新发展道路。

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发展理论进一步升华和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思想，是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科学发展理论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科学发展理论在时代实践的基础上，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党的中央领导集体紧扣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不断总结反思，进行理论创新，形成了“如何发展，怎样发展”的新认识，并注入时代因子，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宝库。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科学发展观重要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08.

[2]夏东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规律与历程研究[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

中国社会科学论文篇12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851(2011)02-0226-02

近年来，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目前已有近50万人投身于我国的人文社科研究工作。然而，我国有部分人文社科研究者醉心于经院式的闭门造车的纯理论“学术”研究，其研究脱离现实，淡化对现实社会的自觉关注，弱化了对时代脉搏的敏感把握，不能从现实需要选取和锁定课题，人文社会科学对社会改革实践的认识、预测、决策、咨询和指导功能没有得到充分体现。正如同志所指出的：“社会科学研究的方向正确与否，社会科学发展状况如何，对人们的思想意识和社会道德风尚，对经济建设，对社会稳定和发展，都会产生巨大而深刻的影响，甚至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兴衰和社会主义的命运”。因此，人文社科研究者必须充分认识人文社科的地位和作用，摒弃仅为个人的兴趣或名利而研究的心态，走出象牙之塔，更多地关注社会现实，直面我国改革与发展中存在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立足国家目标确定研究方向，研究我国现代化建设中面临的突出问题，深入社会，深入实践，深入群众，着力推出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现代化建设实践需要的理论成果，勇敢地担负起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中应尽的社会责任。

一、人文社科研究服务于国家政治建设

孟德斯鸠的分权制衡制(三权分离制)、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奠定了资本主义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基础；马克思的《资本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则科学地解决了对自由竞争阶段和垄断阶段的资本主义的认识问题。诸如此类的人文社科研究成果真是举不胜举，由此足见人文社科研究对于国家政治建设的重要性，然而由于我国经历过反，等一些特殊历史时期，导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文社会科学主要是基础理论研究，即“两耳不闻窗外事”，尤其是对时事政治的敏感度较低。但随着我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一些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和问题逐渐显露，政府的许多重大现实问题迫切需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来回答。人文社科研究应逐步走出纯理论的研究范式，结合社会需求开展实证性和应用性的研究工作，为政府部门提供决策咨询服务，对其亟需解决的问题及时作出有深度的回答、提出有决策咨询价值的解题方案，即便是纯粹的理论建构，也应该从思想、方法等角度对实践有所启发和帮助，努力成为政府部门解决各类社会矛盾和问题的“思想库”与“智囊团”。

近年来，从地方政府单位到中央各部委每年都会有各种人文社科类委托课题或以公开招标的方式，或以直接指定的方式交到广大人文社科研究者手中。随着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的显现，政府的各类委托课题也与年俱增，有不少课题还打上了“应急”字样，这就要求我们人文社科研究必须走出纯理论的研究范式，关注时事政治，从人民群众的利益¨{发，从社会现实问题f_J发，从矛盾的根本点出发，深入观察问题的本质，不是“闭门造车”，更不是将国外的东西“生搬硬套”，而是踏踏实实地做好社会调研，及时地上交能实实在在解决问题的高质量的咨询报告，为构建和谐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只有这样我们人文社科类咨询报告的采用率才会大幅度的提高，而不会成为一纸空文被弃之如敝屣。

尤其是一些法律法规政策相关的委托课题，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所提交的研究报告无论自身理论的建构有多么的完美，也只能是些“精雕细琢的概念、术语、逻辑编织起来”的“虚拟世界”而无多少实用价值；当然也不能套用过时的理论，使用过时的数据来说明问题，无论那理论在那个时期有多完善，有多结合实际，也无法保证能完全适用于现时期；更不能大量移植、借鉴国外的理论，忽略、漠视本土文化，制造出英式、美式、日式、德式等几个方案来，已导致一些政策从其制定之日起，就注定无法完全实现。这些无法指导当前当地实际操作的用于制定、改进、推广各类政策的参考，仅仅是纸上谈兵，对社会矛盾和问题的治理力度与效果不足，甚至可能起反效果，激发矛盾恶化问题。因此，人文社科研究尤其是在对待政治问题是更应该注重务实作风，积极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规律，作出科学的理论回答，引领社会的精神导向，促进社会持续、协调、全面发展。

二、人文社科研究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国际金融危机的持续时间之长，影响范围之广不仅严重损害了各个国家的经济利益，在某些国家甚至危及到他们的社会稳定，这就需要人文社会科学密切观察、深入研究。诚然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无法像自然科学研究的科技成果那样直接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是通过市场，形成消费者的物化需求，刺激社会经济的发展；但它所形成的思想与智慧，却能够转化为人们对现代化经济建设的某种具有可操作性的意志，最终有利于物化的消费产品的形成，它往往对经济建设起着比自然科学研究的科技成果更重要的作用。

社会科学研究的领域涉及和影响人们社会与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单以其所包含的“应用经济”为例，就分为“管理经济学”、“生态经济学”、“交通经济学”、“信息经济学”等25个学科，涉及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我国仍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在经济建设过程中会不断地遇到一些新问题和新情况。如三农问题、老工业基地改造问题、社会保障问题、再就业问题、经济结构调整问题、国有经济战略性重组问题等，这些问题的对策性研究往往涉及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城市科学等社会科学，这就要求人文社科研究从这些实际出发，以实践的发展需要来确定命题和研究方向，运用案例分析、实证研究、模型模拟、综合集成、对比分析、系统研究等研究方法来合理地规划，科学的管理，包括优势产业的认证，特色经济的挖掘，以推动国家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如果没有人文社科研究周密详尽科学的论证，经济建设缺乏清晰的思路，很可能会导致盲目开发、重复建设、该扶持的未扶持、该投入的未投入，即使是一些原本很有特色很有实力和发展潜力的项目，由于缺乏正确的引导、管理和扶持也在零敲碎打中未成规模，像这类无重点无特色的经济建设必定会最终导致无经济效益。

当然并非所有的社科研究成果都会转化为生产力，并非所有的人文社科研究都能推进社会的经济建设，社科研究成果能否转化为生产力推动社会经济，取决于研究成果是否对社会进步与发

展有促进作用，取决于研究课题是否是国民经济建设的急需。也有不少人文社科研究，理论与实际脱节，许多研究往往是从书本到书本，从理论到理论。不少研究者只看重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是否“填补了某项空白”，是否得到了国家、省部级的奖励，是否对评聘技术职务有帮助，为研究而研究，至于发表出来的成果是否被运用到实践中，是否解决了实际问题，研究者就不再关心。在当今大力倡导科研要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形势下，我们人文社科研究者应更加积极主动地深入到经济建设实践中去，这是人文社科研究肩负的重大社会责任，也是人文社科对国家对社会应尽的职责和义务。

三、人文社科研究服务于国家文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