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化史论文篇1

二、西方电影中英雄传奇的塑造

个人英雄主义是西方文化尤其是美国文化的经典表象，史诗电影中从来不缺乏对英雄人物和传奇人物的塑造，如《乱世佳人》中的斯嘉丽和巴特勒。

(一)坚强乐观的女性形象———斯嘉丽

斯嘉丽堪称西方电影史上最深入人心的女性形象之一，斯嘉丽被赋予了美国民族的精神象征，具体表现为她智慧、热情、顽强的性格，这也是美国文化推崇的乐观主义精神。无论多么艰难的遭遇，斯嘉丽都能乐观地对待，即使身边的亲人和朋友都离她而去，她依然毫不胆怯，独自撑起整个家园，她身上乐观自信的美好品质，最终将她塑造为被人们敬佩的女性形象。斯嘉丽的形象能给人一种活下去的精神动力，这样的顽强个性和英雄气质正是人们想要追寻却不一定能达到的性格特质，具备鼓舞人心的偶像力量。纵观斯嘉丽性格特点的形成和成长轨迹的发展，离不开她从小生活的环境和接受的教育。斯嘉丽生活在美国的历史战争时期，从小接受的便是典型的美国文化教育，她身上具备美国人民生活成长的缩影，以及美国人民长久以来历史积淀形成的价值取向。这种鲜明的性格和个人英雄主义形象，正是美国文化所推崇和追求的。斯嘉丽的坚强乐观和顽强执著，反映了美国人民普遍具备的精神特质。斯嘉丽的形象之所以如此成功，与影片对她的立体化和有血有肉的塑造是分不开的。任何无所不能的完美英雄都只能生活在神话中，只能为人们高高仰视，却不一定能走入人们的心里。而真正深入人心的形象必须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她必须和生活中大多数人一样，既有善良的一面，也有自私的一面，性格丰富的设定更能引起影迷们的心灵共鸣，更具有代入感。斯嘉丽不畏竞争、执著前进的一面，令人们感受到发自肺腑的一种斗志，给人带来希望。而同时斯嘉丽也是一个欲望强烈的人，她无止境地追求财富，甚至不惜给他人造成伤害。她有时狡猾虚伪、自私冷酷，这样的性格缺陷几乎每个人都会遇到。这样的人物形象极具感染力，这样的复杂性格不被时代限制，也不会被民族和阶级限制，因为她性格中美好的部分是所有人追寻的目标，而她性格中并不美好的部分却也是每个人都逃脱不了的缺陷，因此，斯嘉丽的故事能够引起世界影迷的共鸣。斯嘉丽是鲜活的，她为了追求物质财富，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和痛苦，如同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人一样，但我们无法说服自己放弃追求，因为诱惑摆在那里，因此，斯嘉丽的痛苦没有终结，我们的痛苦也无从终结。

(二)独具魅力的男性形象———瑞德•巴特勒

影片中另一个亮点就是斯嘉丽的爱情，因为爱情，斯嘉丽变得挣扎和纠结。斯嘉丽在面对感情选择时候的冲突和矛盾，成就了电影中的一段经典，这就引出了影片中另一位经典的传奇人物———巴特勒。巴特勒如同所有的英雄人物一样，具有十分鲜明的性格。他桀骜不驯、玩世不恭，一出场就能吸引影迷的目光。巴特勒深深地爱着斯嘉丽，渴望得到斯嘉丽的回应，在没有得到回应之前，他一直坚持不懈地追求着、等待着，一如所有痴情男子的形象一样。巴特勒敢爱敢恨，斯嘉丽向阿西里表白被拒绝的时候，巴特勒愤怒地摔碎了花瓶，如同所有血性男儿一样。人类的感情是复杂的，人类的形象也是多种多样的，影片成功地塑造了一个性格鲜活又专一痴情的男子形象，符合观众心中对于男主人公的所有期望，也符合西方文化的价值观中对于男性的普遍要求。巴特勒并非单纯是一个痴情的男子，他的人格魅力更多地展现在他的才华上。他头脑灵活，具备敏锐的商业嗅觉，可以说，在商业的范畴中，他称得上是乱世中的英雄，他对于战争中商机的把握令我们为之折服。如同19世纪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一样，巴特勒拥有商人的智慧和狡黠，但如果巴特勒仅仅是这样，他也就不会成为被万千人追捧的巴特勒了。巴特勒拥有高于常人的判断力和理智，这些是常人所不具备的性格特质。在面对复杂的战事和社会局势之时，巴特勒能够迅速而理智地做出判断，而不会被混乱的局势所迷惑。在所有南部人都判断战争会很快结束，南部凭借强大的实力必然会取得胜利的时候，只有巴特勒并不这样认为。他对比了南方和北方互相的优势和劣势，判断这场战争将会持续很长时间，而关于战争的结局也并非一定如同南方人期望中的那么乐观。最终，巴特勒的判断是正确的。做出正确的判断之后，巴特勒迅速采取了行动，不仅在乱世中成功地保全了自己，还发现了一个别人尚未发现的商机。巴特勒将北方的药品运送到南方，不仅帮助了南方的人民，还让自己获取了不菲的收益，于道德于财富都做了一件好事。巴特勒另一个优秀的品质就是豪爽大气，如同每一个英雄人物一样拥有仁义肝胆。每当朋友有了困难的时候，巴特勒都二话不说，全力以赴地帮助朋友渡过难关，这种对朋友两肋插刀的义气令人感动，也令人仰慕。这样堪称完美的巴特勒却是个并不张扬的人，他默默地守护着亲人和朋友，也守护着他的挚爱———斯嘉丽。对他们来说，他是一个可以被绝对信赖的人。斯嘉丽能够走出战争的阴影，逃脱自我摧残的枷锁，离不开巴特勒的引导和帮助。斯嘉丽身上虽然也有许多令人称赞的美好品质，可相对巴特勒来说，她是脆弱的，她不能真正地认识自己、看穿自己，她总是处于迷惑当中，错误地理解了自己的需求和欲望，当然，我们大多数人也如同斯嘉丽一样，处于自我困惑和迷茫之中。而巴特勒则不同，他是一个真正的强者，他的意志不会被社会环境的改变和摧残而左右，他可以战胜自己，直面生活中的苦难。巴特勒在西方文化精神中是一个典型的标准好男人，值得托付终身。他不仅坚强勇敢，聪明果决，更重要的是他对生活有自己的态度;他渴望生活中充满纯美的真爱，他藐视世俗，坚持自我，战后更是斯嘉丽勇敢追逐幸福的引领者。像巴特勒这样的人，理所当然地会被广大影迷所追捧。纵观西方史诗电影，总会塑造出一两个经典的值得称颂的传奇人物，这些人物身上具备西方文化精神所推崇的美好特质，这些鲜活的人物形象，就是影片对于西方文化精神的最好解读。

西方文化史论文篇2

“西方文化概论”在国内高校中大多被列为文科，尤其是历史、中文、哲学等学科门类的必修或选修课程。这门课程内容庞杂，涉及从古代到近现代的西方文化，无论是授课还是听课都有相当难度。为了避免通史性以及梳理性的授课思路，笔者选取了不同时期、不同地区文化中具有显著特色的部分作为代表来讲解，通过以小见大的案例分析方式，加深学生对西方文化的理解与把握。“西方文化概论”这门课程作为选修课，根据课程学时的安排，共分为12个主题，分别是绪论、古希腊文化与神话故事、罗马文化与罗马道路、罗马文化与罗马法、希腊罗马的婚姻与家庭、典雅爱情、黑死病的文化影响、美第奇家族与文艺复兴运动、图像与历史、美国电影与美国文化、欧美国家的慈善事业与基督教文化、结语。在国内的很多高校中，这门课程的授课工作大多是由文学、哲学学科背景出身的教师来承担。由于笔者是史学背景出身，同时授课对象是历史学专业的本科学生，因此希望在这门课程的教学过程中突出史学色彩，通过相关文献资料、论著及论文等史料的引入，在让学生了解西方文化发展的同时提高历史学专业学生对史料的重视程度以及史料应用水平。同时，通过研读这些材料让学生更好地了解西方文化的发展状况及特点。

一、课程中文献资料的引入

文献资料向来是史学研究中最为重要的史料来源之一。在“西方文化概论”课程中，大量引入当时人的著述及法典等文献资料，可以令学生正确地把握西方文化的发展以及不同时期的特点等内容。尤其在了解西方古代及中世纪文化过程中，文献资料的应用尤为重要。在进行“绪论”“古希腊文化与神话故事”专题的讲解过程中，笔者尝试引入希罗多德的《历史》、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等文献。在“绪论”中，引用了一段古希腊史家希罗多德的描述，“印度以东的全部地区是一片砂砾地带;在我们多少确实知道的所有亚细亚民族当中，住在日出的方向，住在最东面的民族就是印度人，因为由印度再向东便是一片沙漠而荒漠无人了”［1］239。由此，让学生更好地了解“何为西方”。通过希罗多德的描述，让学生了解到最早划分出东方与西方的是其著作中所描绘的发生于公元前5世纪的希波战争。在“罗马文化与罗马道路”“罗马文化与罗马法”这两大专题的授课过程中，笔者大量引入了《塞奥多西法典》《查士丁尼法典》的条文。在讲授罗马法之时，笔者引入了《塞奥多西法典》中两段有关女性地位及财产的条文，“如果任何人与一个女孩订立婚约并且未能在两年内实现这一婚约的话，并且如果女孩在这一时间已经过去后改而嫁给其他人的话，不应由于加速她的婚姻而归罪于她诈骗，并且也不能允许她的婚姻誓言归于无效”［2］67。“如果一个女儿从其家父处接受了一笔嫁资并随后结婚的话，如果其家父未立遗嘱而去世的话，如果她希望与其兄弟一同继承的话，她应被要求将其嫁资与其家父的田产合并，然后她就能成为共同继承人与其兄弟分割遗产。”［2］82通过这两段法典条文的引入，让学生了解到罗马法对于女性权益较为保护，同时也较为强调对本家族遗产的保护。在“典雅爱情”“黑死病的文化影响”等专题的授课过程中，笔者则引入了但丁的《新生》、薄伽丘的《痴情的菲亚美达》《爱情十三问》《十日谈》。笔者在讲到文艺复兴早期人文主义者的典雅爱情观念的时候，引入了薄伽丘作品中的一段话:“夫人啊，您是我唯一的欢乐与幸福!如果说这话不中我的下怀，那我准是在说谎。如此自猜自想真令人心花怒放，我不由得从内心发出一声甜美的:您是属于我的。”［3］9这段话隐喻了作者第一次看到菲亚美达的情景。从《痴情的菲亚美达》的内容来看，我们仿佛看到了一个文艺复兴时期的“骑士”对于心爱的贵妇人的爱，一种平等的、女性稍占主导地位的，并且具备婚外恋性质的单恋，一种与中世纪骑士精神中的典雅爱情一脉相承的爱情观。我们发现，但丁、薄伽丘等文学巨匠笔下的女神是理想女性的化身，也是激发诗意灵感的源泉，通过巨匠的名作化为不朽。引入这些相关的重要文献资料，不仅可以让学生更为准确且深入地了解到不同时期、不同地域西方文化所体现的特征，同时对于历史学本科学生而言，有利于提高其运用史料的意识和能力。

二、课程中论著及论文的引入

对于很多古代、中世纪以及近现代的文献资料，高校历史学本科学生把握起来还有一定的困难，所以在课程讲授过程中，除了文献的引入外，笔者还引用了大量的近现代国内外学者的对相关主题进行研究的成果，尤以论著和论文为主，将它们作为补充。如威尔•杜兰的《世界文明史》、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布林顿的《西洋文化史》、麦克尼尔的《瘟疫与人》、朱伟奇的《中世纪的骑士精神》、彭小瑜的《中古西欧骑士文学和教会法里的爱情婚姻观》、李化成的《黑死病期间的英国社会初揭(1348—1350年)》等。以“典雅爱情”专题的讲授为例，笔者引入了布林顿在其著作《西洋文化史》中关于典雅爱情的定义:“衰退中的骑士精神培养出‘罗曼蒂克的爱情’，对一个理想的女人所产生的爱，一种做不到、非尘世的和精神上的爱。这个理想的女人是可以使崇拜者高贵起来……骑士精神也将的冲动升华作精神上的爱慕。”［4］186并且分析了这一定义中的两个重要词语“衰退”“高贵”。“衰退”指出了雅典爱情出现的时间，是在中世纪中后期;“使崇拜者高贵”是典雅爱情的作用。此外，笔者还引入了威尔•杜兰的一段话:“有两种影响力缓和骑士的野蛮作风———女人和基督教。女性的德行再度被发扬，以遏止英武男人好战的血气之勇。”［5］452同时，分析了威尔•杜兰这段话所指出的贵妇人在骑士精神特征转化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这样的引入和分析可以让学生在上课之初就了解到中世纪存在于贵妇人和骑士之间这一神秘爱情的基本情况。在“黑死病的文化影响”中，在讲述黑死病来源的不同说法时，笔者引用了麦克尼尔在《瘟疫与人》一书中的看法:“在1252年蒙古军队从远征云南—缅甸的行动中撤回不久，鼠疫杆菌就侵入到蒙古的野生啮齿动物群落，并逐渐转化成地方病。随后几年，随着受感染的老鼠、跳蚤和人无意识地把杆菌传播到新的啮齿群落，而向西沿着大草原扩张。”［6］97通过这样的引入，让学生体会到从古至今东方与西方的文化都有交集，无论是通过何种方式进行传播和交流。通过引入相关学者的论著及论文作为补充，为学生提供更多不同的了解西方文化的特点及内容的视角，同时，也使课程内容更加丰富生动。

三、小结

除文献资料以及近现代学者的论著和论文外，在“西方文化概论”课程中，笔者还引入了部分考古证据、影像资料、印章等史料作为课程内容的重要支撑。在授课对象主要为历史学本科学生的课程中，进行大量史料的引用可起到良好的效果。事实上，在这门课程结束之后，从学生所提交的读书报告和小论文的情况看，这门课程所选择的十二个专题不仅激起了很多学生对西方文化的兴趣，同时他们也努力在对相关史料的研读与分析中，试图就其中的某个感兴趣的论题进行独立的分析并撰写论文。

参考文献:

［1］希罗多德．历史(上册)［M］．王以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2］ClydePharr．TheTheodosianCodeandNovelsandTheSirmondianConstitutions［M］．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52．

［3］薄伽丘．痴情的菲亚美达［M］．陈才宇，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

［4］赵林．神旨的召唤———西方文化的传统与演进［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

西方文化史论文篇3

引言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当代西方文化思潮更趋多元化。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九十年代渐趋兴盛的后殖民主义等各种理论相互影响，而且各种文化理论纷纷把文学批评的目光投向文化研究。将从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人手，分析当代西方文学批评实属文化批评的范畴。

1谈论文化热

为什么所有的人都在谈论文化?这是一个关涉到当代西方文学批评走向文化研究的契机的问题当代英国学者特雷·伊格尔顿回答说：“因为就此有重要的论题可谈，一切都变得与文化有关，这个在西方左翼知识分子圈内颇为时髦的话题实际上属于文化主义的教义”。伊氏进一步分析其原因说，首先，在战后的西方，文化第一次在现代时期成为物质生产总体上的一个重要力量，其次文化是六十年代以后政治斗争的一个领域，是政治冲突之媒体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主义属于一个特定的历史空间和时间”。这其中，内化了男性中心主义阅读策略与价值的女性批评能够逃逸出父权制文化制约而最终重构出自己的批评或言说标准吗?历史作为文学的“文本”是一个一统意识形态杜撰的连续性神话吗?

要回答上述问题，就意味着你不仅要成为文学批评家，而且还必须成为文化批评家，正如当代英国学者大卫·戴奇斯所说，现实的批评应该是这样的：“它把自己同全部文化活动的综合体连袂起来，而文学的生产只作为其中一个未完成的片断”日。这表明，文学批评与文化之间有一条无形的剪不断的脐带。

2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的实际情形

2．1从新历史主义角度看。在新历史主义者看来。文学批评家的任务与其说是消除文学的文本性，不如说是应当从文本性去重新看待一切社会现象。文学是同历史事实同处于符号化的思想空间，在这个共同的空间中，文学参了历史的过程并对现实的塑造。在新历史主义者看来：“历史是由许多声音、许多力量组成的故事，不仅统治者、强者，而且边缘人、弱者也在起着作用”，所以，“不应忽视文学、非文学、社会文本的并列存在以及跨文化融合的方法～。具体的批评实践则突出表现在新历史主义对文艺复兴时期文艺特别是莎士比亚戏剧的泛文化解读之中。譬如，在莎士比亚剧作中，有不少对男女双方性暴力、欲求、力量关系的描绘，莎士比亚就是把当代或过去的社会，历史带进戏剧里去加以戏剧化，以艺术的装扮、拨用、戏耍来重新界定和塑造文化。

2．2从女性主义角度看。从妇女的既是总体文化的成员又是妇女文化的参与者的双重文化身分出发，女性主义创立了自己的女性亚文化理论作为文学批评的基础。妇女写作只能是一种“双重话语”的写作，它永远要体现出两个团体——沉默的团体和统治的团体——的社会、文学和文化传统。文学标准的建构也“不仅仅是个人权威的结果，而且还涉及到出版者、评论者、编辑、文学批评者和教师的非共谋文化网络”。

从上述对新历史主义及女性主义的分析可以看出，当代西方文学批评已不再仅仅是单一的文本分析，它已经广泛地吸收了政治学、语言学、历史学、精神分析、社会学、哲学、人类学、历史学、艺术史等学科的理论成果，变成了一种文化的创造与再创造活动。这是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学、解构主义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和种族和少数民族研究所共同信守的观点。

3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的特点

当代西方文学批评在走向跨文化融合而形成一种文化诗学的过程中，虽然方法各异，却呈现出几种鲜明的共同特征。

3．1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的跨学科性。这种跨学科性是建立在跨文化融合的基础之上的，尤能体现出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的文化研究取向。这种跨学科性是以解构的方式吸收多元理论达到重建文学研究新理论的目的。例如，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一开始就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独立学科，它存在于现有学科之中，又游离于现存学科之外，曾一度被认为是“只有观点，没有理论，没有方法的非学术政治”。八十年代出现的少数族裔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则重点考察了种族和社会性别在双重文化与种族交往中的作用。

(1)这种跨学科性直接导致了当代西方文学批评方法论上的多元性。如法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就充分吸收了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分析方式，提出了自己的“女性写作”理论。这种理论一反传统西方视思想、身体和语言为一体的观念，强调了女望语言与男望语言的不同(前者重理性、逻辑性、等级性，后者反理性、反逻辑性，反等级性)。跨学科的文化融合和方法论上的多元取向成了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的一个主导倾向。(2)这种跨学科性还直接形成了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的开放性品格。美国解构主义批评家米勒认为，文学研究的兴趣“已经从对文学作修辞学式的‘内部’研究，转为研究文学的‘外部’联系。确定它在心理学、历史或社会学背景中的地位”。通过它既安排我们的文化知识同时也安排我们的批评历程。这将不是一种结构主义语言意义上的诗学，它将超出对文学话语的研究而成为对文化实践和理论的研究。

3．2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的批判性。这种批判性突出体现在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的政治反抗倾向和文化批判倾向中。譬如，在新历史主义者看来，每一种占统治地位的文化都包含着对它显见格局和核心价值的否定，这种否定体现为对潜在的对立格局和边缘价值的默许，由此，每一种文化的真正整体格局都是在官方提供和官方反对的格局之间的功能性平衡中产生的。

西方文化史论文篇4

引言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当代西方文化思潮更趋多元化。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九十年代渐趋兴盛的后殖民主义等各种理论相互影响，而且各种文化理论纷纷把文学批评的目光投向文化研究。将从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人手，分析当代西方文学批评实属文化批评的范畴。

1谈论文化热

为什么所有的人都在谈论文化?这是一个关涉到当代西方文学批评走向文化研究的契机的问题当代英国学者特雷·伊格尔顿回答说：“因为就此有重要的论题可谈，一切都变得与文化有关，这个在西方左翼知识分子圈内颇为时髦的话题实际上属于文化主义的教义”。伊氏进一步分析其原因说，首先，在战后的西方，文化第一次在现代时期成为物质生产总体上的一个重要力量，其次文化是六十年代以后政治斗争的一个领域，是政治冲突之媒体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主义属于一个特定的历史空间和时间”。这其中，内化了男性中心主义阅读策略与价值的女性批评能够逃逸出父权制文化制约而最终重构出自己的批评或言说标准吗?历史作为文学的“文本”是一个一统意识形态杜撰的连续性神话吗?

要回答上述问题，就意味着你不仅要成为文学批评家，而且还必须成为文化批评家，正如当代英国学者大卫·戴奇斯所说，现实的批评应该是这样的：“它把自己同全部文化活动的综合体连袂起来，而文学的生产只作为其中一个未完成的片断”日。这表明，文学批评与文化之间有一条无形的剪不断的脐带。

2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的实际情形

2．1从新历史主义角度看。在新历史主义者看来。文学批评家的任务与其说是消除文学的文本性，不如说是应当从文本性去重新看待一切社会现象。文学是同历史事实同处于符号化的思想空间，在这个共同的空间中，文学参了历史的过程并对现实的塑造。在新历史主义者看来：“历史是由许多声音、许多力量组成的故事，不仅统治者、强者，而且边缘人、弱者也在起着作用”，所以，“不应忽视文学、非文学、社会文本的并列存在以及跨文化融合的方法～。具体的批评实践则突出表现在新历史主义对文艺复兴时期文艺特别是莎士比亚戏剧的泛文化解读之中。譬如，在莎士比亚剧作中，有不少对男女双方性暴力、欲求、力量关系的描绘，莎士比亚就是把当代或过去的社会，历史带进戏剧里去加以戏剧化，以艺术的装扮、拨用、戏耍来重新界定和塑造文化。

2．2从女性主义角度看。从妇女的既是总体文化的成员又是妇女文化的参与者的双重文化身分出发，女性主义创立了自己的女性亚文化理论作为文学批评的基础。妇女写作只能是一种“双重话语”的写作，它永远要体现出两个团体——沉默的团体和统治的团体——的社会、文学和文化传统。文学标准的建构也“不仅仅是个人权威的结果，而且还涉及到出版者、评论者、编辑、文学批评者和教师的非共谋文化网络”。

从上述对新历史主义及女性主义的分析可以看出，当代西方文学批评已不再仅仅是单一的文本分析，它已经广泛地吸收了政治学、语言学、历史学、精神分析、社会学、哲学、人类学、历史学、艺术史等学科的理论成果，变成了一种文化的创造与再创造活动。这是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学、解构主义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和种族和少数民族研究所共同信守的观点。

3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的特点

当代西方文学批评在走向跨文化融合而形成一种文化诗学的过程中，虽然方法各异，却呈现出几种鲜明的共同特征。

3．1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的跨学科性。这种跨学科性是建立在跨文化融合的基础之上的，尤能体现出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的文化研究取向。这种跨学科性是以解构的方式吸收多元理论达到重建文学研究新理论的目的。例如，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一开始就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独立学科，它存在于现有学科之中，又游离于现存学科之外，曾一度被认为是“只有观点，没有理论，没有方法的非学术政治”。八十年代出现的少数族裔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则重点考察了种族和社会性别在双重文化与种族交往中的作用。

(1)这种跨学科性直接导致了当代西方文学批评方法论上的多元性。如法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就充分吸收了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分析方式，提出了自己的“女性写作”理论。这种理论一反传统西方视思想、身体和语言为一体的观念，强调了女性欲望语言与男性欲望语言的不同(前者重理性、逻辑性、等级性，后者反理性、反逻辑性，反等级性)。跨学科的文化融合和方法论上的多元取向成了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的一个主导倾向。(2)这种跨学科性还直接形成了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的开放性品格。美国解构主义批评家米勒认为，文学研究的兴趣“已经从对文学作修辞学式的‘内部’研究，转为研究文学的‘外部’联系。确定它在心理学、历史或社会学背景中的地位”。通过它既安排我们的文化知识同时也安排我们的批评历程。这将不是一种结构主义语言意义上的诗学，它将超出对文学话语的研究而成为对文化实践和理论的研究。

3．2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的批判性。这种批判性突出体现在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的政治反抗倾向和文化批判倾向中。譬如，在新历史主义者看来，每一种占统治地位的文化都包含着对它显见格局和核心价值的否定，这种否定体现为对潜在的对立格局和边缘价值的默许，由此，每一种文化的真正整体格局都是在官方提供和官方反对的格局之间的功能性平衡中产生的。

西方文化史论文篇5

[中图分类号]J6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918（2018）03-0192-03

一、西北音乐史的研究现状和意义

（一）相比其他地方乐史：能力薄弱、著作零星、亟待加强。著名音乐史学家陈聆群先生就曾言：“其他地方乐史研究已经走到我们前面了，上海音乐史学界的同仁们也应该奋起直追，写出一部上海音乐史来！”。尽管此言不乏陈先生的豪情壮语，可我们仍能从中捕捉到研究地方乐史的相关信息。如一方面我国区域音乐史的研究受到了音乐史学界的广泛关注；另一方面，地方乐史研究可能存在：整体研究区域范围相对集中，研究成果显著，部分区域研究缺失的特点。本人后来翻阅大量资料时发现，陈先生之言也是有理有据。

首先，研究我国地方乐史的相关理论著作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均年都以向上形态递增，且产生了大量学术研究价值较高的理论成果，由此推断，近年来关于区域音乐史的研究必是中国音乐史学界的热点论题。其次，我国区域音乐史整体研究②的地域范围主要集中在东北、华北、东南沿海和港澳台地区，其中以哈尔滨、福建、浙江、北京、台湾等省（区）为最，产生了一些诸如《福建音乐史》、《哈尔滨西洋音乐史》、《浙江音乐史》、《东北现代音乐史》等学术性较高的研究成果，大多以著作、期刊或学位论文的形式出现。另外，除了通史性的著作外，也有大量的个案音乐专题史，光东北音乐史研究方面，就有《哈尔滨音乐团w历史考察（1945-1949）》、《在“鲁艺”影响下的东北专业音乐教育》、《哈尔滨之夏音乐会三十年（1961-1990）》等几十篇的专题论文。尽管区域音乐史研究成果显著，然部分仍存在缺失现象，西北乐史研究就属于缺失的那一部分。它相比其他区域音乐史研究，无论是学术队伍还是研究成果、学术思想、研究方法等，则要逊色很多，至今仍未出现一部系统地研究西北音乐历史发展的理论专著，仅出现了《中国西部音乐论》、《延安音乐史》、《新疆兵团音乐史》、《西域音乐史》等为数不多的几部学术价值性较高的史学类著作，也发表了一-些像《民国时期青海音乐史概述》、《宁夏音乐发展史述略》、《1949-2009“新音乐”在西安》等具有开拓性的论文，但也都是些断代史性质的专题史。纵使再有一些个案研究文章，除了大部分焦点在延安音乐、敦煌音乐、西域音乐三大主题外，剩下了《西北音乐教育的过去、现在与将来》、《西北音乐家介绍（一）（二）》、《乐舞新疆》、《略论抗战音乐在新疆》、《西北民族地区音乐教育研究》等零星几篇。、西北乐史的研究的缺失现状，亟待加强。

（二）对“重写音乐史”的借鉴意义：提高和完善中音史。“重写音乐史”自上世纪90年代，由上海音乐学院教师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科领域内最先提出，后来于古代乐史学科也得到了响应。这次讨论历尽20多年，参与的学者众多，影响之大，一直从未间断。那么，现在讨论的西北音乐史的研究到底对“重写音乐史”有着怎样的借鉴意义呢？

西方文化史论文篇6

何炳松在引进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论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认真总结。五四运动前后，何炳松大力倡导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论尤其是鲁滨逊的“新史学”理论，同时抉发中国传统史学理论之精微，为寻找西方史学理论和中国传统史学理论的结合点，作了大量尝试性工作。但是他最终未能熔铸成自己的新学理，因而其学术思想中，西方史学理论部分和中国传统史学理论部分仍处于脱节状态。讨论何炳松的史学，对于总结20世纪中国史学，思考新世纪的史学的发展，都是有意义的。

一、何炳松传播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的特点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西学东渐，引起了学术文化各个领域的重大变革。史学也受到西方学术思想的影响。何炳松在《〈通史新义〉自序》中说:“吾国近年来史学界颇受欧化潮流之激荡，是以努力于通史编纂者颇不乏人。其对于西洋史学原理之接受，正与一般政治学家、经济学家、新文学家同，一时顿呈饥不择食活剥生吞之现象”[1]。五四时期学人努力学习西方文化，但大多缺乏科学分析的态度，亦即何炳松说的“饥不择食、活剥生吞”。何炳松意识到文化界这种偏颇的存在，并试图准确、全面地传播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论，可以说他在使西方史学与民族传统史学相结合方面，作了许多有益的探索性工作。

何炳松对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的引进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1．宣传美国鲁滨逊的“新史学”理论。鲁滨逊(1863—1936)，美国“新史学”学派的代表人物。1912年，鲁滨逊将其历年发表的演说和论文结集出版，题为《新史学》，这部书奠定了他在现代西方史学思想发展史上的地位。何炳松在美国攻读史学和政治学专业时，正值鲁滨逊的“新史学”观点风行，深受其影响。他十分推崇鲁滨逊， 说:鲁滨逊博士，“他的历史知识，很渊博的;他的史学思想，很新颖的”。[2]又说，鲁滨逊的“新史学”观点，“虽然统是属于欧洲史方面，但是很可以做我们中国研究历史的人的针砭”。[3]1917年他在北京大学、北京高师主讲西方史学原理时，即以鲁滨逊的《新史学》原版作为教材，后来又将其译成中文，于1924年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何译《新史学》是第一部系统介绍西方史学理论的译著。

何炳松主要从如下几方面传播“新史学”理论和方法论。

———介绍“新史学”的历史进化论

鲁滨逊把达尔文的历史进化论作为“新史学”许多重要思想的基石，提倡用进化论观察和研究历史。何炳松据此指出，“进化的思想方法”是鲁滨逊史学思想的重要特点，“这种进化的思想方法，是近世动的时代难免的结果”。[4]“新史学”之“新”，首先表现在历史观念方面。何炳松将“新史学”的“新”思想观念归纳为几句话:“研究历史的人，应该知道人类是很古的，人类是进步的。历史的目的，在于明白现在的状况。改良现在的社会，当以将来为球门，不当以过去为标准。古今一辙的观念，同盲从古人的习惯，统应该打破的。因为古今的状况，断不是相同的。”[5]

在翻译鲁滨逊的《新史学》一书时，何炳松特别注意介绍这部书所贯穿着的进步和变化的观念。他说:“这部书所以叫做《新史学》的缘故，就是特别要使大家知道历史不是一种停顿不进步的学问，只要改良研究的方法，搜集、批评、融化新资料，他定能进步的;历史的观念同目的，应该跟着社会同社会科学同时变更的;而且历史这种东西，将来一定能够在我们知识生活里面，占一个比从前还要重要的位置。”[6]何炳松把历史观的进步视为19世纪史学界的一个重大进步:“十九世纪以前的历史家，统是没有人类进步的观念的。到了现在，我们才知道世界是一个变化的东西。各种制度统是多年进步的结果。”[7]他认为，“新史学”理论的提出，是人类历史观进步的必然结果。

———阐发“新史学”派的“综合史观”

“新史学”派认为作用于历史运动的有经济的、地理的、心理的等诸多因素，因此他们力主拓宽历史学的研究领域，强调史学的综合研究。鲁滨逊说，旧日历史家，有偏重政治史的毛病，实则政治史一端，哪能概括人类活动的全部呢?[8]他主张历史要反映人类活动的全部，不仅要反映杰出人物的思想行为，而且要写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不仅要注意政治史，还要关注其他领域的活动。鲁滨逊所主张的这种研究，何炳松将其概括为“综合的研究”。何炳松说:“现在史学上比较最合科学的新标准就是‘综合的研究’”。所谓综合的研究，就是说:“我们要研究人类文化的演进，我们不应该单单研究人类政治的、经济的、学术的、教育的或者宗教的发展;我们要同时研究人类政治的、经济的、学术的、教育的和宗教的等等活动的交互错综的情形。”[9]

———大力倡导“新史学”派所主张的多学科研究方法

鲁滨逊的“新史学”也包括史学研究方法的更新。“新史学”主张多学科的研究方法。鲁滨逊十分重视历史学和其他学科的相互联系与合作，他认为，一个合格的历史学家，除了要有较强的史料鉴别能力和扎实的专业知识外，还必须对人类学、史前考古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地理学、法学、伦理学等“史学的新同盟军”学科有深入的了解。他说:“‘新史学’要脱去从前那种研究历史的限制。新史学这样东西，将来总可以应付我们日常的需要。他一定能够利用人类学家、经济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关于人类的种种发明”。[10]

何炳松接受了新史学的上述主张，极力倡导史学研究方法多元化。他说，单一的西洋史学研究方法都有其局限性，或“偏而不全”或“似而非是”。例如，统计学的方法，这种方法“能为力者充其量仅物质状况或人类行为之外表而已”，而不能探究社会进化的真实原因。社会进化的真实原因在于“人类内心之动机”，而“人类内心之动机”是统计方法无法计算出来的。再如生物学的方法，何炳松认为单用这一方法研究史学也是不可取的。当时，有学者“以为人类既属生物之一支，而社会事实又属人类之产品，则人类社会之演化自应合乎生物学上之定律，因此遂将生物学上之方法与定律依据比论而引入历史研究中”。德国哲学家杜里舒即是代表，他宣传以生物学的观点解释历史，其观点被称为“生机史观”。何炳松指出，将生物学的规律运用于历史研究中是不恰当的，因为社会与生物间有根本不同之处:“前者具心理上之性质而后者则具生理上之性质是也。生物学之方法所能研究者，生理现象而已，非心理现象也”。[11]

历史综合研究是“新史学”区别于传统史学的重要的方法论标志。多元的史学研究方法大大拓展了史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何炳松向国内学术界比较系统地介绍了“新史学”的重要观点，他提倡跨学科研究方法，强调对历史进行多元的整体性综合研究，这对中国史学思想史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除宣传鲁滨逊的“新史学”思想，何炳松还介绍了与“新史学”派持相近学术观点的学者的学术思想，例如，1924年，他翻译了美国亨利·约翰生的《历史教学法》，该书著者属于“新史学”的一派，“就是鲁滨逊所倡的那一派:主张进化，主张今古的不同，反对以历史为褒贬或者作殷鉴的工具，反对专去记忆事实同时期，等等”。[12]

2．注重西方史学史学科理论的译介。

在传播西方史学的过程中，何炳松十分重视西洋史学史的译介，1929年他主持编译“西洋史学丛书”，并与郭斌佳合译绍特韦尔的《西洋史学史》和英国史家古赤所著《十九世纪之史学与史家》。何炳松认为，这两部著作的翻译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他说:“吾人得此二书，则译者计划中之西洋史学丛书可谓规模粗具矣，岂非平生一大快事哉?”[13]

何炳松与郭斌佳合译的《西洋史学史》，是中国最早的关于西方史学史的译作。该书开篇即极力强调史学史的重要性。“导言”说:迄今为止，各门学科“如文学，哲学，艺术，科学，几皆有历史，而以政治为尤甚”;而史学自身的历史却被人所忽视，“除极少数备学生所用之书外，历史本身之故事始终未尝有人为之叙述者”。实际上，史学史是人类历史极重要的一部分;“史学史者专讲深映之记忆力与科学方面之好奇心，足以衡量社会意识与理智生活者也”;“‘史学史’一语亦尚未为一般人所了解，以为此等问题唯大学中或有余兴可一为之，普通人士则初无暇晷。殊不知此乃人类历史极重要之一部分，吾人欲评论其他，不可不先了解此一部分也”。[14]《西洋史学史》阐述了西方史学之缘起和演变的历程，并依据“新史学”的观点对各家史学流派进行了评述。

何炳松向国人介绍西方史学史，是为了给中国史学史的编写提供借鉴。在“译者序”中，谈到翻译《西洋史学史》的动机时，他说:自己“尝思致力于中国史学史之编辑，以期于吾国之新史学界稍有贡献。唯觉兹事体大，断非独立所能奏功。且此种研究为吾国学术上之创举，尤非先事介绍现在西洋新史学之名著不足以资借镜”。

何炳松还撰文研究西洋史法，以便为总结中国史学提供某种参考。他认为，西洋史家善于博采众家之长;“德国朋汉姆著作之所以著名，因其能集先哲学说之大成也。法国郎格罗亚、塞诺波著作之所以著名，因其能采取最新学说之精华也。一重承先，一重启后，然其有功于史法之研究也，则初无二致。”因此他提出，中国史学史的研究者要仿效西洋史家，注重史法，建承先启后之功。何炳松说，中国史坛名家辈出，史著“森然满目”;王充、崔述、姚际恒、王念孙、章学诚等史家都撰有优秀史著;“世之有志于史学者，果能将上述诸书，一一加以悉心之研究，即类起例，蔚成名著，则其承先启后之功，当不在朋汉姆，朗格罗亚与塞诺波之下”。[15]何炳松在西方史学史和方法论方面所作的开创性工作，为中国的史学史学科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二、 何炳松引进西方史学理论、方法论的得与失

应该肯定，何炳松对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的译介具有重大的意义。

1．西方史学的传播适应了时代的需要。

在近代，西方史学观念最初主要是通过来华传教士和一些经世学者编写的外国史地介绍著作逐步传入的。五四时期，这种情况有所改变。其时在国内从事西方史学译介的，多为直接受过欧美现代史学或科学方法正规训练的专业史学家，如何炳松、陈衡哲、李济、胡适等。随着从事西方史学传播人员成分的变动，中西史学交流提高了专业化的层次。[16]可见，何炳松等人对西方史学的传播，一开始就是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由于各自的学术背景不同，这些留学归来的学者分别传播了西方学术不同流派的思想。如胡适主要传播杜威的实用主义史学方法，何炳松则侧重传播鲁滨逊“新史学”理论和方法。何炳松所传播的鲁滨逊“新史学”是20世纪初期西方兴起的一种重要的反传统史学思潮，其学术主张代表了西方现代史学的新趋向，何译《新史学》，为中国史学界输入了新的学理，在当时史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朱希祖认为，何炳松翻译的《新史学》对破除中国的陈腐观念起了重大作用，有大功于中国史学界。他说:“我国现在的史学界，实在是陈腐极了，没有一番破坏，断然不能建设。”何炳松翻译的《新史学》这部书，“是很合我国史学界的程度”;就某种意义上说，“把史学界陈腐不堪的地方摧陷廓清了，然后慢慢的想到积极的建设方面去。所以何先生译了这部书，是很有功于我国史学界的。”[17]谭其骧也说:何译《新史学》对解放以前一段时期的我国史学界起过一定的破旧立新作用。[18]1989年出版的《西方史学史纲》还说:“《新史学》在20年代就已有中译本出版，旧中国的历史理论教科书也大多从他那里抄袭而来”。[19]可见，何炳松对“新史学”理论的传播，影响了中国史学理论的发展。

2．在译述中体现自己的学术眼光，为西方史著的翻译提供了范例。

何炳松对西方史学著作的翻译，并不是纯粹的照搬照抄原文，而是在译著中显示出自己的眼光及目的。以《中古欧洲史》和《近世欧洲史》为例;这两部著作主要是根据鲁滨逊所编的历史教本编写而成，但书中也体现了何炳松自己的学术思想。陈衡哲在《中古欧洲史》一书“序言”中说:何炳松“因深佩美国前辈鲁滨逊氏的史学”，所以将其著作介绍到中国来。何译《中古欧洲史》中“卷数的分配，章节的排列，以及材料的裁剪，亦均足以显出译者的眼光及的。”西方史学著作的翻译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因为“历史是最富于人性的一个学术，所以他的取材及范围，亦当以人为根据。欧美人所著的历史，在我们东方人用世界的眼光看来，有许多是累赘可删的，有许多是应当增加材料的。” 增删译著的材料是最不易做好的事。对历史素无研究，或缺乏世界眼光，都不能做好这一工作。陈衡哲称赞说，何炳松凭借其深厚的学术底蕴，以东方人的世界眼光，给了鲁滨逊的史著“一套优美的华服”，使其在中国风靡一时。[20]何炳松的译著注重突出“综合的眼光”和总体史的观念。他翻译的《中古欧洲史》突出了总体史观念。其取材搜罗广泛，“不仅政治上之事业，即过去经济上，思想上及美术上之成功，亦复成本书叙事文中不可分离之一部分”。[21]他所翻译的《近世欧洲史》，在史学思想方面也有突出特点:“第一，不重过去事实，而重古人生活状况，所抱观念，及状况与观念变迁方法之说明。”第二，厚今薄古。全书以大半篇幅叙述欧洲现代史，“盖现代史与吾人最有直接之关系者也。”[22]

虽然何炳松对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的传播还主要停留在译介层面，但是他在译介中有译有述，为西方史著的翻译提供了范例。

3．在西方史学和民族史学相结合方面作了有益尝试。

何炳松早年尊奉程朱，后在美国系统接受“新史学”理论，归国后又探讨了中国传统史学理论，介绍以多元的综合研究为学术主张的“新史学”，可以说他是学贯中西的学者。何炳松宣传西学思想，立足点在于从事“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适应“现代中国的需要”。正如何炳松等十教授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中所指出:“吸收欧美的文化是必要而且应该的。但须吸收其所当吸收，而不应以全盘承受的态度，连渣滓都吸收过来，吸收的标准，当决定于现代中国的需要。”[23]何炳松对待中西文化的态度是:“商量旧学使之邃密”，“涵养新智使之格外深沉”[24]他既注意学习西方史学的长处，又注重吸纳中国传统史学的精华。何炳松认为，中国传统史学理论自有可取之处。他尤其推崇刘知的《史通》和章学诚的《文史通义》这两部史学理论巨著，认为“其议论之宏通及其见解之精审，决不在西洋新史学家之下”。[25]他还认为，中国传统史学研究方法与西洋史法有相通的地方;如章学诚关于整理旧史籍的方法，就类似于实验主义的方法。[26]在《通史新义》中，何炳松把西方史学原理和《史通》、《文史通义》所阐发的史学原理对比、贯通，试图构建自己的通史理论体系。他撰写的《历史研究法》一书，意在介绍西洋史法，关于理论方面，主要参考了德国伯因汉(又译朋汉姆)的《史学方法论》和法国朗格诺瓦(又译郎格罗亚)、塞诺波(又译瑟诺博斯)合著的《史学原理》的观点;但“遇有与吾国史家不约而同之言论，则引用吾国固有之成文。书中所有实例亦如之。一以便吾国读者之了解，一以明中西史家见解之大体相同。”[27]由此可以看出，何炳松对中西史学具有一种开放意识，力图吸收中西史学之长，其立足点在建立中国的民族新史学;对于西方史学，他虽然深受鲁滨逊“新史学”影响，但并不仅拘泥于该派学说，对伯因汉、朗格诺瓦、塞诺波等诸家学说也各有所取。

在《历史研究法》等著作中，何炳松还尝试结合中西史学理论来阐发对西方史学理论的理解。例如，他关于历史学效用的阐释就引用了中西史学理论的相关观点，并有所发挥。以鲁滨逊为代表的“新史学”派特别重视史学的社会功用与实用价值，他们否认历史学有“垂训”和借鉴的功用，认为历史学的功用在于帮助我们了解现状和预测未来。何炳松接受了“新史学派”的关于史学价值论的相关观点，并结合中国传统史学理论作出新阐释。他说:自达尔文“人类进化之说兴，历史之观念大变”。“研究人类进化之陈迹者，史学家之责也”。“研究历史者，当推求过去进化陈迹，以谋现在而测将来”。史学的功能在于研究人类进化的陈迹，既讲进化，则可知古今环境截然不同:“空间迥异，中外无符合之端;时间不同，古今无一辙之理”，[28]因此，史学的效用不在于为今人提供借鉴。何炳松用“新史学”思想阐发章学诚的观点来为自己的主张作注脚:“章氏力主古今进化之说，以为一切制度，无非为应付需要起见”。“吾国研究历史意在垂训，故崇古之见极深。章氏独主今古不同及改制更新之说，隐将泥古之习打破”。[29]何炳松还引用李贽的话对“垂训”、“资鉴”等传统史学价值观提出批评:“世人多以历史效用，在于足为吾人行动之典型，此谬论也。人群状况，今古不同，前言往行，难资模楷”。他援引李贽的话说，“人之是非，初无定质”;随着时势变迁，“昨日是而今日非矣，今日非而后日又是矣”，是非标准很难统一。所以说，“垂训”、“资鉴”的史学价值观是不合时宜的;“居今之世，行古之道，世人尚知以迂腐讥之，独于历史上之垂训主义、资鉴浮谈，至今尤脍灸人口，未尝去怀，岂非不思之甚也哉?”[30]这里，何炳松主要针对史学严重脱离现实的状况，对“垂训”、“资鉴”的传统史学价值观提出批评，强调史学为解释现状服务。在综合中西史家相关观点的基础上，何炳松对历史学的效用作了系统阐释。他认为，历史学的效用表现在:了解历史有助于了解人类社会的现状。研究历史有助于正确把握人类社会未来的发展趋势。即历史是认识现在，预测未来之学。他进而指出，史学最大的效用在于能培养人的智慧。[31]何炳松的史学价值论是实用主义的。但他重视史学的教育功能，认为历史学是智慧之学，这一思想丰富了史学价值论的内涵。可见，何炳松吸收中西史学理论之长，提出了有价值的史学思想。

此外，何炳松还吸纳中西史学相关观点，在历史学的性质、如何以科学的方法考辨史料等问题上提出了新看法。其史学思想对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中国史学理论的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

当然，何炳松在引进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的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存在失误之处。

1．在西方史学理论和中国传统史学理论结合的过程中，未能完全熔铸成自己的新学理。

何炳松力图将西方史学理论和中国传统史学思想沟通、融合，然后在此基础上，对西方史学理论作出新阐释，构建新的史学理论体系。虽然他在上述许多方面都提出了新看法，但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他未能完全熔铸成自己新的学理。从总体上来看，何炳松的学术思想中，西方史学理论部分和中国传统史学理论部分仍处于脱节状态。例如，他在《通史新义·自序》中说，其《通史新义》“所述之原理，十九采自法国名史塞诺波所著《应用于社会科学上之历史研究法》”;在内容上也多一本于该书，只是增加了第十一章第一节“中国史学之发展”。这样《通史新义》带有明显的译著痕迹，没有能够糅合中西史学理论而科学阐发通史的“新义”。何炳松在以西学眼光对章学诚史学理论进行研究中，也存在缺憾。何炳松撰写《章学诚史学管窥》、《增补章实斋年谱序》等文章，系统论述了章学诚的史学理论成就，并以西方史学的眼光来衡量章学诚的学说，指出章学诚有不少观点与现代西洋史学观点暗合。但是何炳松又说:“我以为章实斋的学说固然值得我们的研究，但是我觉得现在这样程度已经足够了。我们似乎不应该过分的热心。我以为过分了就有‘腐化’的危险”。“我们倘若把章实斋的史学鼓吹得过分了，那不但要使章氏和我们自己都流入腐化的一条路上去，而且容易使得读者看不起西洋史家近来对于史学上的许多重要的贡献。所以我主张我们此后还是多做一点介绍西洋史学的工作罢!”[32]这里，何炳松显然把深入研究章学诚的史学理论和“多做一点介绍西洋史学”看成是两种对立的工作。再如，何炳松的《历史研究法》主要参考德国伯因汉的《史学方法论》和法国朗格洛瓦、塞诺波合著的《史学原理》，在论述史料与史著、通史之源流与变革，文史异同等问题时，引用了章学诚、刘知、郑樵、顾炎武等人的言论，但议论较粗浅，未能融会中西史学而真正提出自己的史学理论。

2．持多元史观，抓不住文化的本质。

总的来说，何炳松的史学思想具有多元性的特点，表现在史观的多元、史学研究内容的多元和方法的多元。他主张用多学科方法研究人类历史的整体及多种因素的相互因果关系，其思想蕴涵着辩证法的合理因素。但又因其持多元史观，所以抓不住文化的本质，看不到社会经济的发展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虽然他曾说:“KarlMarx说，唯有经济的解释可以说明过去。这句话虽然不免过当，但是能够注重历史上最普通的而且永久的原质，实在难得的很。”[33]但他把唯物史观当作一般的经济史观加以反对;认为唯物史观解释历史，比之神话、神学、哲学解释历史，“较近人事矣，然又限于一隅，不能再进入尽美尽善之境”。[34]因为“人类社会之组织，并不纯受经济生活之驾驭者也”;所以，经济史观在史学研究上为“似而非是、偏而不全”之方法。[35]何炳松虽然提出要探索作用于历史发展的多重因素，但他把诸多因素并列，看不到经济因素是决定因素，因此他不可能找到社会变动的真正原因。

参考文献

[1] 《通史新义·自序》，《何炳松文集》第4卷，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86页。

[2] 《新史学·译者导言》，《何炳松文集》第3卷，第7页。

[3] 《新史学·译者导言》，《何炳松文集》第3卷，第21页。

[4] 《新史学》，《何炳松文集》第3卷，第120—121页。

[5] 《新史学·译者导言》，《何炳松文集》第3卷，第21页。

[6] 《新史学》，《何炳松文集》第3卷。第40—41页。

[7] 《新史学·译者导言》，《何炳松文集》第3卷，第11页。

[8] 《新史学·译者导言》，《何炳松文集》第3卷，第8页。

[9] 《高中外国史·序言》，《何炳松文集》第5卷。第241—242页。

[10] 《新史学》，《何炳松文集》第3卷，第40页。

[11] 《通史新义·自序》，《何炳松文集》第4卷，第86—87页。

[12] 《历史教学法·译者赘言》，《何炳松文集》第3卷，第505页。

[13] 《西洋史学史·译者序》，《何炳松文集》第3卷，第231页。

[14] 《西洋史学史》，《何炳松文集》第3卷，第236、237、236页。

[15] 《历史研究法·序》，《何炳松文集》第4卷，第5—6页。

[16] 参见胡逢祥:《“五四”时期的中国史坛与西方现代史学》，见《学术月刊》1996年第12期。

[17] 朱希祖:《新史学·序》，《何炳松文集》第3卷，第5页

[18] 谭其骧:《本世纪初的一部著名史学译著———〈新史学〉》，见刘寅生等编:《何炳松纪念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版，第74—75页。

[19] 宋瑞芝等编:《西方史学史纲》，河南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20页。

[20] 陈衡哲:《中古欧洲史·序》，《何炳松文集》第1卷，第4页。

[21] 《中古欧洲史·弁言》，《何炳松文集》第1卷，第6页。

[22] 《近世欧洲史·弁言》，《何炳松文集》第1卷，第365页。

[23] 《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何炳松文集》第2卷，第406页。

[24] 《中华学艺社的责任和前途》，《何炳松文集》第2卷，第699页。

[25] 《历史研究法·序》，《何炳松文集》第4卷，第5页。

[26] 《章学诚史学管窥》，《何炳松文集》第2卷，第151页。

[27] 《历史研究法·序》，《何炳松文集》第4卷，第6页。

[28] 《〈史地丛刊〉发刊词》，《何炳松文集》第2卷，第682—683页。

[29] 《章学诚史学管窥》，《何炳松文集》第2卷，第114—115页。

[30] 《历史研究法》，《何炳松文集》第4卷，第73页

[31] 《历史研究法》，《何炳松文集》第4卷，第73—74页

[32] 《增补章实斋年谱序》，《何炳松文集》第2卷，第239页。

西方文化史论文篇7

一集中西交通研究大成之作

方豪的《中西交通史》是迄今为止第一部最为完整的中西交通史著作。该书共分四大篇章，详尽地论述了史前至近代包括南洋区域在内的中西交往史迹及历史过程，阐明民族、宗教、文化、交通、政治和贸易等诸般关系，尤以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为主。全书内容丰富，取材广泛，考证缜密，论断精详，为研究中西交通史必参之书，堪称集中西交通史研究之大成的名著。而方豪对中西交通史的研究，也集中通过该书及相关的近百篇论文体现出来。

方著出版以前，社会上已有几种中西交通史论著，与前人著作相较，方著力求反映中西交通史全貌，无论在时限、地域还是内容、深度上都后来居上，大大超过前人，可以说是第一部完整意义上的中西交通史通史著作。

从时限上说，方著突破了前人研究均起自汉代，止于明代的时段限制，以贯通为目标，将中西交通史的上限推进到先秦，下限延伸到鸦片战争时期，实现了时间上的“通”。现存最早的、有明确史料记载的中西交通史事为张骞出使西域，因此，人们谈中西交通史也多从张骞开始，而对此前的中西交通状况很少谈及，更不用说研究。方氏则认为：中国与西方的交通往来“在有史之初即已有之”，只是史无其文，故茫昧难稽。“但谓张骞以前，缺乏明确记载可，谓张骞以前，中西无交往之事实则不可”[1]。通过对已发现的有关文物的研究，他断定早在张骞之前，四川与印度之间必已有了来往，并大胆挖掘史料，将中西交通史研究推至先秦。

同时，又将其下限延伸到鸦片战争时期。从历史的链环贯通角度出发，他对明清之际及近代历史重新作了审视。认为明清之际是中国历史演进的重要环节和时期，此时西方传教士虽为传教而来，但客观上却带来了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是中国摆脱愚昧、客观地认识世界的开始，是中国近代史的真正开端。“谈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者，决不能忽视这一时期。”[2]基于这种认识，方氏在其中西交通史研究过程中，将明清时期作为重心， 以文化交流作为考察的落脚点，以大量的篇幅对其进行分析考察，力求反映这一时期的文化交流特点，探索中西文化交流的规律。方氏对汉代以前中西交通史的研究，不仅填补了在这一领域的重要空白，弥补了前人的不足，而且显示了其对中西交通史整体性认识，对中外关系史的研究显然是一重要推进。

作为一部通史著作，方著对整个中西交通史的把握，在横向上也有着比前人更弘阔的视野，这不仅以地域而论，注重扩大研究的视域范围，使其研究不仅包括中国与欧美等西方国家的关系，更包括中国与中亚、西亚、东南亚和非洲等国家之间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在研究思路上，他注重中西交流的诸种直接和间接关系，注意把中西交通的历史放到整个世界的广阔背景中去分析与观察。

应当说，在众多国家中，方氏尤重中国与欧美国家之间关系的探究；而在这方面，其研究也有自身的特点。他不仅重视东西交往中国家间直接关系的研究，还十分重视间接关系的研究。认为“小关系”往往比“大关系”更密切、更有影响，“研究东西关系史者，必须注意此中之间接关系”[3]，极力倡导对直接的大关系中的无数的间接的小关系进行研究，把对“小关系”的研究提高到一个重要地位。在实际研究过程中，也确实取得了不少成绩。如他通过对中国与印度、波斯直接关系的研究，发现中国与希腊、埃及的关系，肯定了波斯和印度在希腊文化东传并影响中国过程中所起的作用；通过考察中国与西、葡、荷的关系中夹杂着黑人的事迹，确定了黑人在整个中西交通史中的地位等。这些研究，不仅为后人研究中西交通史提供了新的思路，而且使其研究颇多新意，如环之连，使其间众多的关系层层衔接，曲径通幽，可谓精彩纷呈。

方氏还注意把中西交通的历史放到整个世界背景下去分析与观察。从“南北对抗，东西交通”原则出发，他认为南北抗衡必旁逸而促进东西交通，而东西交通的发展，又往往重复牵动南北战争的形势。分析指出我国春秋时代的五霸攘夷运动和欧亚民族的迁徙有着密切的关系；匈奴与汉代之对抗而引起的民族迁徙是导致安息灭亡的最终原因；罗马帝国的灭亡则是由于中国阻止匈奴南下，迫使匈奴西移，引起日尔曼民族的大动乱所致。这些观点虽说不无偏颇，尚可商榷，但其将中国与世界联系起来，使中西交通与整个世界研究融为一体，无疑有积极意义；既增加了人们对当时整个世界范围相关内容的了解，又可以使人们在横向比较中衡量当时中国的地位。

从内容上说，方著虽然晚出，但其规模之宏伟，内容之丰富，取材之广泛，无不大大超越前人。该书内容十分广泛，举凡“民族之迁徙与移植；血统、语言、习俗之混合；宗教之传布；神话、寓言之流传；文字之借用；科学之交流；艺术之影响；著述之翻译； 商货之贸易；生物之移植；海陆空之特殊旅行；和平之维系；和平之破坏”[4]，无不包括在内，几乎囊括中西交流过程中的各种历史现象。全书不仅论述了中外交流过程中各民族、各国家之间生产、生活和相互关系状况等诸多方面；而且以中西文化交流为中心，贯之以文化的主线，重点阐述历代有关宗教、艺术、民族等文化发展状况与中西交流的特点。

从全书来看，方著的内容也相当展开。如诸国间的经济交流无疑是中西交通史的一项重要内容，即以各代经济交流的情况而论，其论述也很充分。他分列章节，对中国从汉代至明初的对外贸易状况进行系统阐述的同时，又对经济交往中一些重要的问题如市舶司、港口史等重点考察。这些考论无疑为后人研究市舶司及我国对外贸易发展史提供了便利的资料。而他对广州、上海、扬州、江阴、福州等港口的专项介绍和论述，则开港口城市史研究之先。这些均可见方著内容的涵厚。

如果说，方著以其涵盖之广，从横向上反映了中外交流过程中的不同历史现象，那么，他在叙述中西交通历史现象的演变时，则总是追根求源，探寻中西交往过程中社会经济的发展、宗教的传入及影响、政治制度的沿革、民族关系的演变等诸多因素发展的来龙去脉。如在论述“唐宋时代南海华侨之创业”时，便专设一节追述唐家、唐人和唐字的来历；在论述“隋唐宋时代西域人之华化”前，专列一节叙述隋以前迁华的异族。如此纵横交织，把中西交通史放到整个历史发展进程中去考察与分析，以综合反映整个中西文化交流兴盛与衰落的情况。这样，使整个中西交通概况不再零散支离，而构成了相互联动、错落有致的有机画面。

二详于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

方著《中西交通史》既是一部通史，同时在结构和内容上也有所侧重。尤详于明清之际中西文化的交流，可说是全书的重点所在，也是其重要特色。

对于明清时期中外文化的交流，方豪有一总体评价。他认为：明清之际，首启中国海运者虽为葡萄牙商船，但真正进入中国内地、与中国朝廷与学术社会晋接的则是以学辅教的耶稣会士，他们以西方的先进科学传入中国，也将中国儒家政治与伦理思想传入西方。此时，中西文化以平等互敬的精神相互接触，从而造成两者交流融会最理想的良机。在此以前，欧洲还未进入文艺复兴时期，近代文明还没有开始，而元代在中国历史上是最不足表现中国文明的朝代。在此之后，西方已经过工业革命时期，与中国之间的交往唯有船坚炮利，根本不知文明为何物。明末清初实为我国历史上中西文化交流的黄金时期。鉴于以往“述文化交流之史事者，犹不多见，有之，则亦病简略”[5]的状况，方氏把这一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作为研究的中心，作了重点论述。

这不仅表现在全书以巨大的篇幅，以重彩浓墨叙写了明清时期中外文化交流的状况，而且在结构体例上也作了重大的改变和创新。从篇幅来看，全书共70万字，前三篇所叙历史起自先秦、止于利玛窦来华，共约两千年，近40万字；第四篇仅叙述利氏来华到嘉庆5年两百年的历史，则达30万字，可见其重视程度。体例上，明清时期，中西交流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从天文、地理到建筑、艺术、哲学思想无不包括。前三篇以时间为序的撰述方法已不能满足如此众多内容的要求，为充分展示明清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的状况，以包涵其方方面面的内容，他一改前三篇重纪年叙述的特点，将17、18世纪中西文化的东渐西被，分学科科目进行论述。这样的安排，不仅使其目较若列眉，同时也符合这一时期中外文化交流的实际。

在整个中西交通史研究的过程中，方氏尤重文化交流的研究。该篇命名为《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其意即在突出这一时期文化的交流。从内容上看，该篇“所叙史事，纯以两世纪间的文化交流为限”[6]，无论从命名还是从内容上，该篇都充分反映了这一特点。

方氏之所以如此突出明清间中西文化交流，是与其文化观密不可分的。“国与国之关系既生，遂不能不无影响，影响之可见者，于文化为尤著。”[7]对文化的涵义，他有独特的见解，认为“文化原为有理性的人类所必有的产物”，[8]是人性的产物，所以有其共性。但“因文明的产生有迟早，所受教育的程度有深浅，对善与恶的辨别上，或有歧异”[9]，因此，人类文化在一定时期，至少在目前有其民族或国家的特征，而在同一民族和国家中，也可能因宗教、宗族或地理环境的不同，而有不同的文化。正是文化的这种国家和民族的差异性，导致了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他进而对中西文化作了分析，指出现在所谓的西方文化，已不是单纯的希腊或罗马文化，而是由希伯来人传入欧洲的基督教再吸收了希、罗两种文化所形成的混合文化。所以在地域上它并不限于一国。与西方文化相比，中国文化则含有更多一国特征，主要表现在：历史悠久；由本土发生，不是由国外移植而来；向外发展，不以霸道而以王道；最终目标为世界大同等方面。同时也有其扩散性，“对国内言，曾影响及于匈奴、契丹、女真、回鹘、蒙回、藏、苗、罗罗和台湾山地同胞等各不同部族；对外国言，亦曾影响及于韩国、日本、琉球、越南、暹罗、缅甸、南洋等处，在东方可以说是处于领导地位”。因此在人类文化中，“实只有西洋文化可以和我们的文化相比拟”[10]。

在分析东西方文化差异的同时，他又提出中西文化比较和交流的两大原则：首先要求同存异，切莫同中求异。其次，要正确衡量自己的文化，“不可有优越感，也不可有自卑感。”[11]正是本着这两大原则，方氏对中西文化交流史加以探究，以倡导世界大同、发展中国文化为目的，既从西方文化中汲取先进因素丰富、充实中国文化，又竭力把中国的文化传到全世界去，力求“求同存异”，谋求文化的沟通。

基于这种文化观，其对中外文化的相互交流、相互渗透有相当深刻的认识。因而在《中西交通史》中，他一方面对明清之际的文化交流作了极其详尽的论述，同时也充分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对西学的输入以很高的评价，充分肯定传教士在西学传入中国过程中的作用：认为他们所带来的西方近代科学知识，改变了国人的观念，使中国长期封闭的知识界豁然开朗，开始步入新的阶段。另一方面，又详细研讨了明清学人对西学的种种反应，论述了西学传播的途径、地域、阶段性特点，以及如何通过与士人的结合，传之于社会的各个层面；并具体阐述了徐光启、王徵等中国学者采用西学原理，改造与创造农业灌溉器械的事迹。这些论述，既具象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接受程度和影响，也使读者有会于心，引起深沉的思考。

研究明清间中西文化交流，学者们往往多重“东渐”，而对“西被”探究很少。方豪指出文化的交流是双向的，“东西民族，既有接触，文化亦发生交流，有来者，亦必有往者。”[12]从这一基点出发，他在研究时，以“西学东渐”为主，同时也十分重视“东学西被”；而在“东学西被”中，更重儒家思想在西方产生影响的研究；这也是他与其他学者偏重自然科学交流研究的不同之处。他认为：思想的传播和思想的接受，都比物质和艺术的流传和吸收来的困难。“一国文化对其他民族或国家发生影响，当以其思想为主要。”[13]所以，他对马可波罗向欧洲传播中国文明的评价并不高，认为马可波罗虽是传播中国文明于欧洲的主要人物，但他所传播的仅限于物质文明，而对思想却涉及很少。指出儒家思想传到西方以后，对西方的宗教、哲学和政治等方面都产生了影响：是造成18世纪欧洲的反宗教运动的主要原因，实为18世纪欧洲国家从事改革运动之药剂[14]。

方豪对明清时期中西文化交通史的研究，其丰富的资料、精辟的论述，开拓了我国学人的视野，使人们对于这段有关中国史转折点的史实——明清间中西文化交流的经过，可以充分了然。他宣传和阐明了中国对西方的影响尤其是思想上的影响，对于人们认识明末清初的世界、衡量中国当时的地位、提高中华民族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也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三注重他人忽略环节与个案研究

方著在勾画中西交通全貌，详论明清间中西文化交流重大史实的同时，又对中西交流过程中他人忽视和不注意的环节，作了大量的专题和个案研究，对许多有影响的事件和人物予以深入剖析。其对问题的研究，专而有征，实而不泛，具有实证派史学的特点，从而使其中西交通史的研究和论断，往往拥有独特的学术视角和相当的深度。

首先，他十分注意中西科技交流过程中一些重要事件和人物的开掘，探索这些事件的来龙去脉，考定人物的功绩。在明末清兵入关战争中，徐光启和李之藻曾遣人往澳门向葡人购炮，有关这一段西洋火器传入中国历史，所存的史料散佚在许多书中，又加之这段历史关系明、清两朝国运，因此，局外人知之者甚少。方氏则投入极大的精力，细心搜索，加以考证，将这一段鲜为人知的史事披露于世。在西学传入中国的过程中，人们多盛称徐光启、李之藻二人，却很少有人提及王徵。对此，方氏认为：“徐、李之为中外人士所称道，多由于教中人先为之揄扬，则王徵之受冷落，必教内对之有所不满，故讳言之。”[15]并探赜索隐，以近20年的时间搜集有关资料及其遗文手稿，撰成《王徵之事迹及其输入西洋学术之贡献》一文，详考其生平事迹，充分肯定他在西学传入中做出的成就，从而使其事迹得以彰明世间，为学界所推重，为科学史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其次，对中西思想文化交流领域诸多他人所忽略的问题，方豪尤为注意。明末清初七千部西书流入中国，无疑是中外文化交流的大事。但方氏以前，治中西交通史者对此知之甚少。为此他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对金尼阁携七千部书籍入中国的史实原委进行详细考订，指出金氏所携书籍，“其数量必在七千部左右殆无可疑”[16]。并把当时北堂图书馆所存七千部的残遗，按书目和文字一一举出，首次揭开七千部传入的真面目。考定七千部的同时，他又发奋搜求了同治年间114位不为国人所注意、讲留学史也提不到的留欧学生的事迹并详加考订，改变了当时对天主教人士留学欧洲事偶有述及，“则亦语焉不详”[17]的局面，为研究中国留学史和思想文化史提供了一份宝贵的资料。在方著《中西交通史》和有关的专题论文中，诸如此类的研究不胜枚举。如明季西班牙鄂本笃陆上来华、徐霞客与西洋教士的关系等。这些考订与论述，对于史料的开掘很深，在论述中则新见叠出，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可谓别调独弹，如果没有深厚的史学功底和扎实的史料功夫，显然是难以做到的。

方豪的中西交通史研究，不仅注意“面”或“线”上的研究，还很重视“点”上的研究，对其中一些贡献卓著的人士，进行个案剖析、重点研究，把大的研究与个案研究融为一体。《李之藻研究》即是典型代表。

李之藻为明末我国“开教三大柱石”之一，与徐光启同被称为“西学传入我国之祖”。但由于研究资料缺乏，“今海内稍治学者莫不知文定，而李公之学问行谊，又隐晦不彰”[18]。方氏立志对其进行研究，早在1922年便开始注意搜集有关资料，经1926年《李我存研究》的刊行，再到1966年《李之藻研究》的出版，历时40余年，可见其用力之深。

由于历史的原因，李之藻遗文、奏疏等散佚颇多，方氏以前搜集最多的徐宗泽的《文定公集》增订本，所辑李氏遗文也只有16篇。对此方氏不遗余力、多方搜集，共辑李氏遗文（含诗）43篇，分书籍（13篇）、简牍（10篇）、序跋（25篇）、奏疏（4篇）、议论（4篇）五部加以归类，并详列其出处与版本，对其中有疑义的还加以考证论定，为其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李之藻研究》内容广泛，凡李氏的名氏、仕履、著作、行谊等，无不广搜博证，求其尽是。书中对李之藻与西人的交往、传播西学的贡献作了深入的研究，通过他与利玛窦交往过程的考察，揭示了李氏对天主教及西士在中国传教的认识由浅至深，及其本人对天主教由怀疑到相信、笃信，最终入教的演变过程。指出天主教是由李之藻正式传入杭州的，“杨廷筠之与西教士相识，及研习教理，皈依天主教，皆受之藻影响。”[19]

方氏又对李之藻译介、编刻西书的贡献作了悉心的探索。近人研究西洋天文学东传，没有不知道《经天该》为利玛窦所著、李之藻所译述的。但明末清初教中人物所撰书目中，却无一人将此书归于利玛窦或李之藻的。通过对当时有关资料加以考证，他最终否定了《经天该》为利玛窦撰著说、佚名氏译撰说及薄珏撰著说，肯定了利玛窦、李之藻撰译说。

刻书作为李之藻传播西学的一项重要活动，也为方氏所重视。书中他以大量篇幅对李氏编刻《天学初函》的旨趣、所遭受之抨击、国内藏本及中央研究院藏本等加以叙述、考定。认为李氏编刻该书，其所辑多为“四库著录而排斥者”，是他对中国初期天主教会贡献在文化方面的主要表现，对后世影响巨大，若“无《天学初函》，则其中若干种，恐早已澌灭以尽矣！”[20]方氏的这些研究与考定，肯定了李氏对西学传入的贡献，也有助于人们对各书的了解。综观《李之藻研究》全书，其史料搜罗详备、证据确凿，不仅为人们研究天主教史和中西交通史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而且为后人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史人物提供了良好的范例。

方豪的大量专题论文及对李之藻等人的个案研究，一方面扩大了中西交通史研究的范围，充实了其内容，使史有浑厚的基础；另一方面又从深层次上反映了当时中西文化交流的状况，揭示了中国士人对西学传入的态度，从而对中国学人在中西交流中的作用予以充分的肯定，深化拓展了主题。而书中方氏把李之藻、徐光启等人的学术研究与他们关心国家民族的兴衰结合起来，以阐扬他们的爱国敬业精神和科学方法为主旨，对于教育青年一代也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四新考据家之史学方法

方氏治史，以考据见长，这既与他在学术上师承陈垣有关，也与其从事的学科领域，对史学的认识有密切联系。他认为：“世有‘文史一家’之说，窃嫌其义含胡，恒为人所误解。以为舞文弄墨，便可作史。殊不知史家之笔，真切是求，不涉浮夸。”[21]。基于这种认识，他的著述多为考证性的文字，往往“详于事实之考定，而少有带叙带论或解释之文字。”[22]就其史学方法来说，也主要表现为民国以来新考据家的特色。现就其主要方面列举数端：

重视中外史料比勘互证，是方氏治史的一大特色，也是贯穿他整个治学过程的重要特征。方氏国学功底深厚，对于中国古代文化造诣很深，对西方的宗教文化尤其是欧美汉学的成果又颇有研究，这为他融会东西、广泛引用外来史料比证中文史料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具体的治史过程中，他不满足于一种材料、一个角度对问题的阐述，总是从多方面搜寻资料，多角度对问题加以考证，大量运用中外史料比勘互证的方法，既用外文资料补中文记载的阙失，又用中文史料来订正外人研究的讹误，解决了历史上不少疑难问题。其对明嘉靖年间我国对日葡两国的走私港Liampo问题的考证，便是显例。这一史学方法贯穿了他的整个学术生涯，覆盖了其研究的各个领域，他之所以能在学术上取得显著的成就，是与其广泛运用这种方法分不开的。

善于运用语言学考史，是方氏治史的又一特色。受西方汉学界的影响，他很注重语言学方法在史学研究中的运用。他将尼布尔、兰克等西方“语言考证学派”的治史方法，与乾嘉学派“由声音文字以求训诂，以训诂以求义理”[23]的研究方法结合起来，从语言文字入手，来追寻史料的形成，考证史实的真伪，取得了不少成绩。首先，他以对音方法纠正了佛教术语传入后的诸多讹误。其次，他又视语言学方法为考定一些国家和地名的一种主要方法，运用其丰富的语言学知识，裒集各名称在诸载籍中的同名异译，对其加以考证、澄清，解决了中西交通史中的不少问题。

重视以诗文、小说、戏曲证史，也是方氏治史的重要方面。作为一种历史研究方法，“诗文证史”法由陈寅恪先生首开其端。方氏在史学研究中，继承并发扬了这一方法，凭藉其深厚的文学功底，大量引用诗词、小说、戏曲证史，以补正史文献之不足，校正史籍记载之讹舛。

20世纪初，由于以王国维、陈垣、陈寅恪为代表的“新史家”的努力，形成了以传统学术方法为基础、又融合近代西方学术特点的新史学方法，有的学者称之为新考证学派。方豪继陈垣之后，在自己研究的领域辛勤耕耘，努力将传统的治史方法与西方近代治史方法相结合，在史学研究中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他重视史料而不尚空论，善于从多角度搜集资料，史料范围之广令人惊叹。在整个研究中，又贯之以中西史料比勘互证、语言学、诗史互证等治史方法，考证、辨别、鉴定史料的价值，舍粗用精，去伪存真，然后发而为文。丰富的史料，不但为其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且使其论著显得饱满丰腴，厚重扎实。他的考据性文章，能从史料中看出他人所未看出的问题，得出一些史家所未能得出的结论，并不是偶然的。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科学的治学方法相结合，使得他在其研究领域取得了超越前人的成就，铸就了他在中国史学中的地位。总之，方豪在史学研究中所表现出的开阔的视野、丰富的内容、客观的态度和多样的方法，不仅对于中西交通史研究，而且对于整个史学研究的发展和演化都有着不容忽视的启示意义。

方著《中西交通史》的出版，为中西交通史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作为我国第一部、也是迄今为止最为完整的一部中西交通史著作，它首次将我国自史前至近代中西交通史作为一个整体，以明清时期文化交流为重心，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考察和研究，汇集了相关的主要资料，并注意吸收中外史家的研究成果，是对以往研究总结的集大成之作。作为研究中西交通史的必读参考书，它脉络清晰、重点突出，提供了较前人更为清晰的全景式的历史画面，在中外关系史研究上占有重要地位，在学术界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就学术发展进程来说，其丰富的著述及相关论文，所翻译和引用的大量域外史料，无疑开阔了研究的视野与领域，使这一学科步入了现代学术的范畴。可以这么说，在融贯中西的基础上，方豪对中西交通史的研究，在广度与深度上均超过了前人的成就，大大完善了中西交通史的学科建设，将中西交通史研究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并因此奠定了他在这一研究领域的地位。

转贴于 参观文献:

[1]方豪：《中西交通史》，长沙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47页。

[2] 方豪：《方豪六十自定稿》（上册），台湾学生书局1969年版，第186页。

④ 方豪：《中西交通史》，长沙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73页。

③ 方豪：《中西交通史·导言》，长沙岳麓书社1987年版。

① 方豪：《方豪六十自定稿》（下册），台湾学生书局1969年版，第692页。

①方豪：《中西交通史·导言》，长沙岳麓书社1987年版。

② 方豪：《中外文化交通史论丛·自序》（第一辑），重庆独立出版社1944年版。

③ 方豪：《方豪六十自定稿》（下册），台湾学生书局1969年版，第1130页。

④方豪：《方豪六十自定稿》（补编），台湾学生书局1969年版，第2158页。

⑤ 同上。

[11] 同上。

[12] 方豪：《中西交通史》，长沙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61页。

[13] 方豪：《方豪六十自定稿》（补编），台湾学生书局1969年版，第2158页。

[14] 方豪：《中西交通史》，长沙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1061页。

[15] 方豪：《方豪六十自定稿》（上册），台湾学生书局1969年版，第319页。

[16] 方豪：《方豪六十自定稿》（上册），台湾学生书局1969年版，第51页。

[17] 同上。

[18] 方豪：《〈李我存研究〉·陈训慈先生序》，引自《李之藻研究》，台湾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

[19] 方豪：《李之藻研究》，台湾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第36页。

[20] 方豪：《李之藻研究》，台湾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第36页。

西方文化史论文篇8

【中图分类号】C912.67 【文献标识码】A

近代中国社会曾经历了一个十分复杂的历史过程。一方面，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社会从一个独立的国家沦为半殖民地社会，中华民族在近代历史上所蒙受的苦难，与国家的沦落是密切相关的；另一方面，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社会被动地卷入了现代化的历史潮流，中国社会从最初传统、封闭的农业社会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这无疑是社会进步的过程。由近代中国历史的复杂性所致，中国思想界也始终存在着观念的冲突，而冲突的焦点之一则是如何看待西方近代文化，或者进一步说，是中国社会应该何处去的问题。

思想文化领域里发生的分歧是与近代中国的历史过程相伴生的，但是，其影响却远远超出了近代历史的范围，在某种意义上，当下人们争论的中国发展道路问题，与发生在近代中国的东西文化论争有着某种内在的逻辑联系。所以，反思近代以来的东西文化论争的历史，对于当代中国的改革与开放事业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

中学、西学之争：走向近代历史过程中的观念冲突

近代中国人遇到了一个无法按照自己对于社会生活的理解来安排社会生活、决定社会发展路向的时代。原因十分简单，长期在闭关锁国状态下生活的人们、对于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当西方近代文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日益加深，社会生活内容也因此而不断变化的时候，人们一时间必然在观念上陷入茫然无措的状态，他们只能是被动地应对身边所发生的一切，至于恰当地理解和把握变化中的社会，对他们来说尚需时日。

近代中国的历史是向西方学习的历史，这一历史过程实际上就是中国社会向西方近代文化开放的过程，也是近代中国人认识西方近代文化同时也进一步理解本民族文化传统的过程。鸦片战争、洋务运动、、辛亥革命和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有意义的历史事件。这些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历史事件发生的时候，总是有一些先进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引领着观念变革的潮流，如果没有这些思想家的努力，近代中国的历史或是别样的面貌。

孟子曾经有过“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①的话，中国近代那些“先知先觉”的思想家，似乎也在做着同样的事情。不过，近代思想家所遭遇的历史环境却不同以往，他们所遇到的阻力即使是生活在“仁义充塞”、“率兽食人”的战国时代的孟子也不能与之相比。这是因为，秦汉以后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中华民族已经形成了以儒学为主体的文化传统，而且中国文化一直以其丰厚的内涵影响着周边国家和地区，确切地说，古代中国是一个文化输出的国家。更何况，中国人素来重视“华夷之别”，按照这样的观念，无论是“西技”、“西艺”还是“西学”、“西政”，都是与中国传统不相吻合的舶来品。所以，在如何看待西方近代文化以及如何实现自强这一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上，观念的分歧是不可避免的。

由于社会地位、思想方式以及知识背景等方面的差别，人们在思想观念上存有分歧是十分正常的现象。事实上，自春秋战国以后几千年的时间里，思想文化领域里的分歧一直存在着。可是，近代历史上的思想分歧之严重却是前所未有的，在这七八十年间发生的每一个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事件，都伴随着激烈的观念冲突。当有人主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时，便有人指斥坚船利炮是奇技淫巧；当洋务派欲开办新式学堂，聘请西人教习讲授近代天文、算学知识时，清流一族便说：“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②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在观念上的裂隙愈是明显，最初有关西洋技术的争论，后来便蔓延成为“旧学”与“新学”亦即“中学”与“西学”之争。亏得出身清流尔后又转身投入洋务阵营的张之洞老到，提出了一个“旧学为体、新学为用”的原则，后来人们把这句话译解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场争论算有了一个各方都可以接受的说法。

“中体西用”是一个原则性的说法，当时各方对此说都感到很是受用。倡西学者喜欢的是“西学为用”，他们可以从这句话里找到向西方学习的合理性；守旧物者看重的则是“中学为体”，以为这是维护王道伦常的根本原则；清王朝的统治者则很有一种旧学新学皆为所用、天下士人尽入中的感觉，这也是张之洞的《劝学篇》大受慈禧太后褒扬的原因所在。我们猜度张之洞的本意，他应该是赞同引进西学的，但引进西学的目的还是要维护中国传统的纲常伦理以及中国封建时代延续已久的君主专制制度。也就是说，学习西方近代文化不能伤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政治内核。张之洞的想法有些天真了，此后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以及思想界的中西文化之争，恰恰是围绕政治的主题展开的。

从中西学之争到东西文化论战是逻辑的思想进程

近代史上的“中学”与“西学”之争，实际上是中西方两种文化传统全方位的碰撞。最初人们所看到中国与列强之间在技术、经济方面的差异，只不过是一个表象，中日甲午战争以后，随着思想文化领域的日益活跃，人们认识的触角逐渐延伸到了政治层面上来。张之洞的《劝学篇》发表于1898年5月，一个月以后发生了，三年之后发生了辛亥革命，终结了秦汉以来的帝制。清末社会的大多数人是怎么想的，我们无从晓得，但我们能够知道，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章太炎等人已经悟出了一个道理，中国的问题就在于陈腐的政治体制。就如梁启超在《原因答客难》中所说：“不变其本，不易其俗，不定其规模，不筹其全局，而依然若前此之支支节节以变之，则虽使各省得许多督抚皆若李鸿章、张之洞之才之识，又假以十年无事，听之使若李鸿章、张之洞之所为，则于中国之弱之亡，能稍有救乎？吾知其必不能也。”

“西化”观念是在戊戌维新时期萌生的，当时人们虽然没有像后来的胡适等人那样明确地提出“全盘西化”的概念，但已经有人主张“一切繁礼细故，狠尊鄙贵，文武名场，恶例劣范，锉选档册，谬条乱章，大政鸿法，普宪均律，四民学校，风土人情，一革从前，搜索无剩，唯泰西者是效。”③“唯泰西是效”实际上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全盘西化”。

五四以后，“西化”乃至“全盘西化”的概念逐渐明确起来。很有意味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几位主将，如胡适、陈独秀、鲁迅等人，无一不是西化论者，陈独秀认为：“无论政治学术道德文章，西洋的法子和中国的法子，绝对是两样，断不可调和牵就的”，“若是决计革新，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么国粹、什么国情的鬼话来捣乱”④。被誉为中国文化革命主将的鲁迅先生则呼吁青年不要读中国书，他最为经典的主张就是“拿来主义”；不过，强烈反对西化论的杜亚泉、梁漱溟等也都是饱学之士，他们对中国文化的出路也就是中国社会的出路的看法全然不同于西化论者，例如，梁漱溟便认为，中国文化是人类文化的理想归宿，远比西洋文化来得“高妙”，并且认定世界未来的文化就是中国文化复兴，梁先生的主张简言之就是“回归传统”。到了20年代，虽然因为国民革命军北伐等一系列历史事件，东西文化论战有所沉寂，但随着1929年胡适《中国今日的文化冲突》一文的发表，以及1934年陈序经《中国文化之出路》一文的刊发，以及随后王新命、何炳松等教授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以下简称：《建设宣言》）的面世，西化与回归传统两种观点的交锋进入了高潮。此后，20世纪50～60年代海外新儒家对西化论的反省，以及80年代以来国内学术界有关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问题的讨论，大抵是这场中西文化论战的余绪或者旧话重提。

更值得回味的是，20世纪30年代那场西化与本位文化两种观点的交锋中，政府的力量也加入了进来，刊发《建设宣言》的《文化建设》杂志，是由CC派（CC的英文全称为“Central Club”，中央俱乐部，指由陈氏兄弟领导的一个政治派系―编者注）首领陈立夫主持的中国文化建设协会主办的，这个《建设宣言》也是在陈立夫授意下出炉的。据说，当《建设宣言》刊发以后，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就涵告各地分会，对本位文化建设的主张做“广泛深切之研究”。按常理，北伐以后建立起来的民国政府，在政体形式上与辛亥革命以前的帝制没有什么渊源关系，它也是近代中国人在接受了西方近代的价值理念的前提下建立起来的，那么，在东西文化论战中，政客支持本位文化建设一派，显见其用意已经不在文化本身。

当代中国人应该以开放的心态对待现代文明

近代中国的历史是中国社会从封闭的传统状态日渐融入现代化世界的历史。人们关于中西文化的不同看法，所反衬的恰恰是人们对这一历史过程的各自理解。只要这个过程没有完结，人们对于中国文化的不同理解也就会继续。但也正因为如此，反思近代以来的东西方文化论争对于当代中国人来说也就尤为重要。实际上，近代以来有关中西文化的论战，在当下中国的理论界仍在延续着。近年来十分流行的国学热，以及新儒家“儒家论”的流传，在某种程度上都标示着理论界和学术界的动向。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我们才有必要对近代以来的东西文化之争进行反思。

首先，应该用系统的观点理解近代中国的历史，从而对近代以来的中西文化之争给出一贯的解释。在近年来有关近代以来东西文化论争的讨论中，人们更多注意到的是五四以后的西化与本位文化之争，但却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近代以来中国思想界的观念冲突，是伴随着中国从传统的封闭状态走向世界的过程发生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是连续的历史过程，洋务运动前后发生的围绕采西学、制洋器、学西技的思想论争，与五四以后的西化与本位文化之争也是连续的过程。

如果把把洋务运动前后的中西学之争与五四以后的文化论战理解为连续的过程，便不难发现，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上，所有那些主张学习西方文化的动议和主张，都与近代史上那些重要的历史事件有着紧密的联系，其历史与逻辑的一致性却是不容忽视的。如果说观点相互对立的双方代表着各不相同的思想倾向的话，那么，每一种思想倾向在近代中国整体的历史进程中究竟起了什么作用，则需要我们很好地思量。

在近年来的讨论中，关于辛亥革命以前的中学与西学之争，人们大体上已经形成了较为一致的看法，洋务派以及早期维新派倡导新学的主张是有利于中国社会进步的，但是五四以后的“西化”论，人们的评价大多比较负面，或以为西化论是一种激进的思潮，或以为西化论是崇洋心理的表现。就单个的历史事件而言，这些评价似乎都是对的，可遗憾的是，我们无法从中发现一贯的逻辑分析框架和评价尺度。

其次，用时代的观点还是用地域的观点理解中西文化，仍是当下中国人所面对的首要问题。早在20世纪40年代，冯友兰先生曾就近代中国的历史过程指出，“科学的进展突破了地域，中国不再是孤立于‘四海之内’了，她也在进行工业化，虽然比西方世界迟了许多，但是迟化总比不化好。说西方侵略东方，这样说并不准确。事实上，正是现代侵略中世纪。要生存在现代世界里，中国就必须现代化。”⑤冯先生的这段话，或许有人不同意，不过，这段话却揭示了一个理解近代中国历史的重要视角：中西文化的差别不仅是地域的，而且是时代的。

鸦片战争时期的魏源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时候，便已经表明了中国的本土思想资源已经不足以应对变化了的世界，对于近代中国人来说，无论是怀着何种的主观动机，是先师法列强尔后战而胜之，还是如胡适、陈序经等人所主张的充分世界化和现代化，接受和学习现代文化都是明智的选择。如果执拗于“以忠信为甲胄，以礼义为干橹”，只能使中华民族游离于国际社会的主流之外。一个民族如果游离于主流的国际社会之外，便将无法分享人类文明的共同价值，这是近代中国历史留给我们最为深切的历史教训。

那么，中国文化传统中是否存在有益于当代中国政治建设的思想资源，答案无疑是肯定的。例如，传统儒家重视个人道德修养、重视民生与社会和谐、重视国家统一以及重视社会秩序的观念，在任何历史时代都是有意义的。可以说，这是人类最宝贵的思想遗产的一部分。但是，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国文化在整体上是古代的文化，它不足以支撑中国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如果走向现代化是中华民族不二的选择，那么与传统告别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我们需要做的只能是使中国传统文化中精华部分与现代文化完美地结合起来。

最后，深化改革过程中的当代中国社会应该审慎地对待“西方”与“传统”，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不应是向传统回归。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决定，决议指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历史经验说明，改革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而解放思想，以开放的心态对待现代文明则是改革得以成功的前提。

五四以后的东西文化论战中，“西化论”无疑是最终的败者。这是因为，全盘西化不仅是我们在主观心理层次上不能接受的，而且在事实上也是不可能的。我们的文化传统以及当下中国社会的具体国情，决定了中国只能走自己的现代化道路。我们不能走西方国家的路。同样，西方国家也无法走我们的路。这是因为，每一个国家都只能在可能的道路上寻求发展。基于这一理由，我们有理由据信，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西化”或者“全盘西化”在中国理论界不会有更多的市场。

如果说“西化”是不可能的路，“回归传统”则是一条不应该的路。近些年来，随着人们对于中国特色发展道路这一主题的关注，颇有一些学界同仁以为，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就是得传统复归。持有此主张的人们的主观愿望当然是良好的，但良好的愿望却有可能达成荒谬的理论后果。

总之，在改革与开放道路上前行的当代中国人，应该审慎地对待自己的文化传统，更应该审慎地对待现代文明。

【注释】

①《孟子・万章上》，《诸子集成》本，中华书局，1954年，第1册第387页。

②《同治六年二月十五日大学士倭仁折》，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2册第30 页。

③樊锥：《开诚篇》（三），《湘报》，第24号。

西方文化史论文篇9

    在90年代以来的文学批评结构中,除了传统的社会历史学批评外,还有深受社会历史批评学影响又独具理论视角和批评方法的其他批评模式,如印象主义批评、心理分析批评、历史美学批评、地域文学批评、神话原型批评、文化诗学批评等,形成了陕西文学批评多种模式并存、风格纷呈的局面。这种多元化的文学批评模式,根本改变了陕西文学批评单调的文学地图,文学批评逐渐走向多维发展的空间。印象主义批评模式最初来自法国,批评者重视对批评对象的主观感受以及由此生发的对作品意旨的理解和发挥。笔耕文学研究组不少人驾轻就熟印象主义批评模式,他们的文章标题就以“有感”、“印象”、“漫谈”命名,行文不断出现“感到”、“似乎”、“恐怕”、“使你”等字眼,如肖云儒的《贺抒玉小说印象》、王愚的《贾平凹创作漫谈》。文本中批评者的阅读感受与印象随处可见,王愚这样评价贾平凹:“读贾平凹的作品,会使你情不自禁地去这丛山环绕、流水淙淙的山区,热爱山区生活中正在成长中的新一代,而这种热爱常常会激发你对我们整个生活、整个人民的深挚而又亲切的感情,这也就是贾平凹的贡献。”[4]王愚将个人的感受和情感浇注于批评对象,其批评散发出生命的激情和才情。笔耕文学研究组成员经历了当代革命史上的曲折动荡,对历史与革命、文艺与人生有着独特的体悟,这使得他们的见解富有深度、直抵事物本源。

    心理分析批评随着现代心理学的发展而形成的文学批评模式,它在当代中国文学批评中能被广泛运用,在于东方文化重直觉、重体验、重灵性的精神活动与西方心理分析因素的契合。1993年畅广元等着的《神秘黑箱的窥视》是心理分析批评模式的重要成果,该书以贾平凹、路遥、陈忠实、邹志安、李天芳五作家为研究对象探微创作的神秘黑箱,论文有:吴进的《贾平凹创作心态探析》、费秉勋的《生命审美化———对贾平凹人格气质的分析》、李继凯的《矛盾交叉:路遥文化心理的复杂构成》、肖云儒的《路遥的意识世界》、李凌泽的《乡土之爱与现实忧患的变奏———陈忠实小说创作论》、孙豹隐的《谋理性与感性的统一》、陈瑞琳的《野火?荒原———对邹志安创造的“爱情世界”的思考》、陈孝英的《邹志安,一个又不安分的灵魂———与邹志安陈瑞琳对话》、屈雅君的《回首向来萧瑟处———李天芳论》、李星的《道德、理性、文化和人》。另外,赵学勇的《乡下人的文化意识和审美追求———沈从文与贾平凹创作心理比较》、韩鲁华的《贾平凹、路遥创作心态比较》、畅广元的《〈白鹿原〉与社会审美心理》、李继凯、李春燕的《新时期30年西安小说作家创作心态管窥》等论文也是心理分析的收获;专着有费斌勋的《贾平凹论》、李继凯的《新文学的心理分析》和阎庆生的《鲁迅创作心理论》;屈雅君、李继凯编的理论研究专着《新时期文学批评模式研究》是90年代陕西文学批评重要的理论收获,此书系统分析了影响新时期文学的八类批评模式,开篇首章对心理批评进行研究,对陕西及全国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具有一定的意义。

    美学历史批评②作为文学批评方法,要求将美学方法和历史方法结合起来,在艺术与历史分析的相互渗透中剖析文学作品。“美学和历史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文学价值标准和批评原则。当代陕西文学批评基本上是在美学历史批评的方法体系中进行,50、60年代强调文学与社会、时代环境的关系,80年代兼及文学与美学的关系,90年代美学历史批评将社会学、文化学、心理学、哲学、人类学诸多学科的新成果融入其批评体系中,实现美学与历史的双向渗透,使研究水平达到新高度。这方面王仲生的陈忠实研究成果喜人:《从与农民共反思走向与民族共反思———评陈忠实80年代后期创作》、《白鹿原:民族秘史的叩询和构筑》、《白嘉轩:文学史空缺的成功填补》、《人与历史历史与人———再评陈忠实的〈白鹿原〉》。王仲生“历史的观点”突破对历史的静态认识,关注到历史纠结处的关联性,把人与社会、环境、文化焊接一体,置于社会结构演变的流程中。他这样评述陈忠实的历史观:“人,人的命运,始终居于白鹿原的中心位置,他们不再是历史事件中的工具性存在,历史结论的形象性注释,他们是活生生的历史存在和血肉生命。这反映了陈忠实历史意识的现代性。”王仲生在研读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础上,有机汲取了新历史主义理论的成果,承认历史与人的平等关系和对话原则:“真正的历史对象,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客体,也不是任主观意识摆布的玩偶,它是自身和他者的统一,是一种关系,一种对话。在这种关系中,同时存在着历史的真实和历史理解的真实。”[5]

    此外,李星的《在历史与现实之交———读陈忠实中篇小说〈四妹子〉》、《走向〈白鹿原〉》、李震的《20世纪中国乡村小说的基本传统》、周燕芬的《贾平凹与30年中国文学的构成》等文,也是美学历史批评结出的硕果。神话原型批评是新时期文学批评中出现较晚的批评形式,早在1962年就有一组原型批评文章载于《现代英美资产阶级文艺理论文选》,1982年荣格的《心理学与文学》也有译介,但当时并未引起重视。直到1987年叶舒宪选编的《神话一原型批评》一书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神话原型批评才激发起人们自觉运用的热情。其实,叶舒宪1986年在《民间文学论坛》第1期发表《英雄与太阳:〈吉尔伽美什〉史诗的原型结构与象征思维》,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此后推出了运用原型批评的系列成果,专着有《探索非理性的世界》、《英雄与太阳?中国上古史诗的原型重构》、《太阳女神的沉浮———日本文学中的女性原型》(与李继凯合着)、《诗经的文化阐释》、《高唐神女与维纳斯》等。叶舒宪的研究成果填补了神话原型批评的学术空白,季红真给以充分肯定,认为原型批评对于人类精神之谜的解密极有意义:叶舒宪把原始思维即非理性的象征思维纳入原型批评的理论框架中,揭示集体无意识层面上文学原型的置换变形,拿到一把打开现代人和前人心灵沟通的钥匙。[6]叶舒宪的批评研究集中在古代文学与外国文学范畴,对陕西文学尚未涉猎,但对整体慢半拍的陕西文学研究而言,陕西神话原型批评由于叶舒宪等陕西师范大学学人③的践行,在全国文学批评中一时独领风骚。

西方文化史论文篇10

中图分类号：J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17-0095-01

西方音乐史是人类重要文化现象，学习西方音乐史属于对历史音乐学的研究。音乐史学是对音乐历史进行研究考察与反思，是融入历史音乐学之中的一种具有专门视界与独立论域的学问。作为一个学科历史音乐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和范围应该是，从中世纪至当代的西方音乐艺术各阶段的发展和演变。对音乐史学的研究实际上是人们对于音乐传统变化着的态度，也反映了各个时代学者们对音乐史学的观念。对西方音乐史学的探究过程，也是在西方音乐文化传统的语境中审视，与再思索音乐史学观念及演变过程。探索西方音乐史学的发展以及相关的理论问题，不仅有助于进一步把握西方音乐艺术历程的内容和特征，启发对西方音乐历史研究的学术传统与当代走向进行反思，进一步从学科角度思考音乐史学与历史音乐学的紧密关联。如果说历史音乐学研究是从历史的视角，对西方艺术音乐发展的各个时代进行专题探究，那么音乐史学的研究则是对音乐历史演变中的规律、特性，以及各个时代中与音乐史进程相关的各种学术性思考进行审视。

西方文化史论文篇11

【中图分类号】K20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12)08-0069-04

特色专业建设是实施国家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的重要内容之一。将通史与区域史教学相结合的教学改革和实践，是历史学特色专业建设的一条重要路径。在历史学本科教学中，如何在强调通史教学重要性的基础上突显区域史教学的内容，是历史学特色专业建设中面临的重要问题。区域史教学的重要性体现在哪里?如何将通史教学和区域史教学有机结合?通史教学和区域史教学中课程体系如何设置?现有的师资队伍如何朝通史与区域史教学相结合的方向优化组合?如何开发既有通史内容又有区域史特色的系列教材?学生社会实践与专业实习中如何体现通史与区域史教学相结合的特色?等等。这些均是摆在我们面前需要进一步思考和解决的问题。西北师范大学历史学依托历史学国家特色专业、中国古代史部级教学团队、《敦煌学》国家精品课程，积极从事教学改革与实践，根据地域特色和传统优势，走出一条以西北区域史教学为突破口，推动历史学特色专业建设的新路径，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办学模式，对今后进一步推进历史学本科教学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一、突出西北区域史的课程设置与教学特点

历史学是西北师大的传统优势学科。在多年的学科发展中，我们一直强调科研和教学并重以及科研和教学的协调发展。百余年来，西北师大的史学工作者充分利用便利的地域优势，将中国通史、世界通史与西北区域史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主动适应地方文化建设的需要，在西北边疆史地、西北民族史、敦煌学、简牍学、丝绸之路文明史等方面进行了持续不断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在学术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将西北史的研究成果运用到本科教学活动之中，是西北师大历史学人才培养的优良传统，形成了鲜明的特色。在本科生教学中，我们始终坚持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教学作为本专业教学的核心内容，与此同时，将通史与西北区域史教学紧密结合，开设与西北区域历史文化紧密相关的课程。在中国通史与西北区域史教学相结合方面，开设有《敦煌学》《简牍学》《西北文化史》《西北经济史》等。通过这些课程，使学生在拥有扎实的中国通史知识基础上，对西北历史有较深入的掌握和全面的了解；在世界通史与西北区域史的结合中，侧重于丝路文明史、中亚史、西北跨国民族史、伊斯兰教史等方面的教学，使学生将世界通史的掌握与西北区域史的学习较好地结合起来。

立足西北区域特色，大力开发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课程，是西北师大历史学特色专业建设的切入点。在课程设置方面，坚持通史课程与西北区域史课程的有机结合，自2000年以来，通过多期教改工程，持续强化历史学特色专业建设，进一步突现西北师大历史学的课程特色。在强化《中国古代史》《中国历史要籍介绍及选读》《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中国当代史》《世界古代史》《世界近代史》《世界现代史》《世界当代史》等通史主要课程的同时，加强专业限选课和任选课建设，优化必修课和选修课的设置，将《敦煌学》《简牍学》《丝路文明史》列入必修课，将《西北边疆历史地理概论》《西北经济史》《西北边疆考古概论》《西北民族史》列人选修课。同时淘汰《甘肃经济史》《甘肃史》等课程。其中《敦煌学》《简牍学》《丝路文明史》是最具西北区域文化特色的课程。《敦煌学》立足于甘肃敦煌文物大省这一资源优势，作为历史专业本科生的必修课和骨干课，既是一门颇富特色、具有地缘优势的重要的专业知识课，又是从事爱国主义教育、有效提高学生人文素养的生动的思想教育课。现该课程已经建设成为深受学生欢迎的足以代表西北师大历史学特色和优势的国家精品品牌课程。甘肃是简牍的故乡，开设《简牍学》既宣传甘肃简牍文化遗产，又培养本科生基础的简牍学专业知识。甘肃地处丝绸之路黄金地段，境内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丰富，《丝路文明史》课程的开设，就是在向本科生传授丝绸之路的历史知识，传播丝绸之路的优秀文化，培养学生的全球意识等。

在具体教学中，我们强调教师在进行通史教学的同时，还必须进行西北区域史的教学。教学团队是特色专业建设的根本保障，只有把科研成果转化成教学内容，并不断更新教学内容，才能确保特色专业建设的良性发展。一方面，我们要求教师从事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的基础教学，每位教师至少要讲好一门中国通史课或世界史课程；另一方面，要求教师必须从事西北区域史相关课程的教学，每位教师要讲好一门西北区域史课程，从而形成一课两人或多人承担，改变了因人设课或一人一课的局面，以确保教学秩序的稳定运行。

二、编写填补空白的西北区域史教材

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加强“质量工程”本科特色专业建设的指导性意见》指出：“教材建设要反映教学内容改革的成果，积极推进教材、教学参考资料和教学课件三位一体的立体化教材建设，选用高质量教材，编写新教材。”为了体现西北师大历史学特色专业的特点，我们在教材建设中，并没有像一些高校那样重复编写教材，而是定位于填补空白的教材建设，开发新教材，走出一条特色教材建设之路，我们先后编写的特色教材有：《敦煌学教程》、《史学论文写作教程》、《历史学本科专业学习指南》、《甘宁青考古八讲》、《西北边疆历史地理概论》、《简牍学教程》、《西北边疆考古教程》等。其中《敦煌学教程》为国家精品课教材建设的重要成果，内容主要围绕敦煌学的基本概念和研究领域；国内外敦煌学主要研究动态；敦煌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敦煌历史及敦煌与丝绸之路的关系；敦煌文物的发现、流散、收藏和有关追讨、回归等问题；敦煌学与隋唐五代政治、经济、法律、社会研究；敦煌学与民族史和古代民俗研究；敦煌学与中国古代教育、科技研究；敦煌学与中国古典文学、语言学研究；敦煌学与佛教、道教等宗教研究；敦煌文学；敦煌艺术等。《简牍学教程》对简牍及简牍学、我国简牍的出土历史简牍文字流变、简牍中的政治法律、简牍中的经济文书、简牍中的军事活动、简牍中的民族关系、简牍中的典籍与思想文化、简牍反映的古代社会生活等各方面作了较为明晰之阐述，并附简牍图版多幅，图文并茂。本教程的编撰，将有助于促进本校简牍学的教学，并希望带动国内高校相关课程的建设与发展。《甘宁

青考古八讲》分别为甘宁青发现旧石器时代遗存、新石器时代遗存、商周遗存、秦汉遗存、三国两晋南北朝遗存、隋唐遗存、宋元明遗存等，系统阐述了每个时期的文化遗存分布、发掘状况、文化类型、文化内涵、研究现状，理论贯穿于材料之中。《西北边疆考古教程》主要论述西北边疆地区百年来考古发现和研究状况。西北边疆考古涉及的地理范围，主要是按照今天的行政区划划分，包括陕西北部、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和内蒙古西部，教程在内容安排上分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三个部分。在各章节，分别叙述了考古发现和发掘情况，特别是对一些重要发现作重点介绍，对于不同观点和学术争论也加以梳理；教程配备插图，以便于直观地掌握遗址和遗物。

目前，我们正在编撰的西北区域史教材还有《丝路文明史教程》《西北民族史教程》《西北历史文化遗产教程》《简牍学文献导读》《敦煌文献导读》等。

西北师大历史学特色教材建设取得了显著成绩，除《史学论文写作教程》《历史学本科专业学习指南》弥补基础课教材建设的不足之外，《敦煌学教程》《简牍学教程》《西北边疆考古教程》《甘宁青考古八讲》等均为首次编撰，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

三、高度重视西北区域史的教学研究

国家高等学校本科特色专业建设要求“将优质教学与研究资源用于本科教学，鼓励教师根据教育目标积极开展有针对性的教学研究。”通过教学研究推动教学改革，一直是西北师大历史学本科教学改革的重要内容。《当代教育与文化》2011年第2期刊发西北师大历史学本科系列教学研究论文4篇：《通史与区域史教学相结合，推动历史学特色专业建设》《特色课程需要不断精心打造――以部级精品课课程西北师范大学“敦煌学课程建设为例”》《特色课程需要强化特色――简牍学课程建设刍议》《特色课程需要推陈出新――关于开设中国北方民族史课程的思考》。《通史与区域史教学相结合，推动历史学特色专业建设》总体论述通史与西北区域史相结合的理论意义、教学方法、实践价值等重大问题。敦煌学是国际显学，在西北师大开设“敦煌学”课程具有较长的历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如何在已有国家精品课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好“敦煌学”，努力扩大课程受益面，《特色课程需要不断精心打造――以部级精品课课程西北师范大学“敦煌学课程建设为例”》从完善课程体系、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树立精品意识等方面提出，要把“敦煌学”课程建设成为既有深厚的学术积淀、先进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又有西部特色的国家精品课程。西北师大对简牍学的研究起步较早，且在学界有较大影响。目前，简牍学研究已开始进入黄金阶段，开设“简牍学”课程，既是通史教学的深化，也是充分利用西北地域历史文化资源以扩大学生知识面的重要途径。《特色课程需要强化特色――简牍学课程建设议刍》中就简牍的出土、简牍的内容及价值、简牍学课程大纲设计及教学经验等问题进行了论述。我国西北地区自古就是多民族聚居之地，民族关系是西北地区古史的中心内容，也是影响当今西北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西北民族史内容丰富，既是中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与现实紧密交织在一起。《特色课程需要推陈出新――关于开设北方民族史课程的思考》就开设北方民族史课程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以及课程内容设置等展开讨论，进而提出必须予以重视和加强民族史教学，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和民族观。

《西北成人教育学报》2011年第3期刊发西北师大历史学本科系列教学研究论文3篇：《居丝绸之路古道，开“丝绸之路学”课程一关于西北师范大学开设“丝绸之路学”课程的几点认识》《(西北边疆考古通论)课程建设初探》《西北历史地理的课程建设与教学》。西北师大位居丝绸之路重镇兰州，较早开设了“丝绸之路文明史”的课程，特色鲜明。《居丝绸之路古道，开“丝绸之路学”课程――关于西北师范大学开设“丝绸之路学”课程的几点认识》认为，在具体教学环节中，应重视课堂教学和实地考察的结合、重视新材料的运用和学科建设、重视思想性和国际学术交流，以此推动“丝绸之路学”课程建设。西北边疆地区的历史文化遗存丰富，在我国考古学界具有重要地位，《(西北边疆考古通论)教学初探》认为，开设“西北边疆考古通论”课程，对有效保护和开发利用西北边疆地区历史文化遗产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在教学中要注重引导学生尊重客观的考古资料进行历史学习，要结合适当的课外考古实习，注重学生综合素质提高和实践能力的养成。中国西北历史地理的研究与教学，西北师大起步较早，且薪火相传，形成了鲜明的研究特色。《西北历史地理的课程建设与教学》就如何将西北历史地理研究与教学相结合，推动“西北历史地理”课程建设展开了具有建设性的讨论。

以上教学研究成果，足以说明西北师大历史学教学团队对本科教学研究的高度重视，同时也反映了长期以来西北师大对西北区域史研究和教学高度结合所取得的显著成绩。

四、强化通史与西北区域史相结合的学生实践

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增强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是本科教学改革的重要目的。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加强“质量工程”本科特色专业建设的指导性意见》指出：“积极开展实习实训和社会实践活动，有效利用生产实习、社会实践、科研训练、毕业实习、毕业设计(论文)等各种形式，探索产学研结合的办学模式。”根据西北师大历史学学科特色，我们十分重视学生的学习实践，包括开设《史学论文写作》课程；要求三年级撰写学年论文，优秀论文必须答辩，答辩后获优秀成绩者，在推免研究生专业成绩计算时加权计人；四年级撰写毕业论文，全部参加答辩；编辑学生学术刊物《文史管窥》等。《史学论文写作》课程从史学论文的选题人手，按照论文的构成要素，对论文的标题、摘要、关键词、引言、正文、结语进行详细的讲述，就如何写作规范的论文进行了有针对性的讲解，并从丰富、翔实的案例来具体说明“如何写”，所讲的方法大都是从这些案例中推导出来的，清晰明白，易于学生理解和接受。西北师大文史学院青年文史学社创建于1986年，在教师指导下社团以“营造学术氛围，展现学子风采”为宗旨，社刊《文史管窥》在发展过程中受到广大师生的好评，为本科生提供了一个展现自我学术水平的平台和学术交流的机会。

西方文化史论文篇12

雷海宗出生那一年，梁启超提出“新史学”；

删2年，雷海宗冥诞一百年，也正是中国历史学界以明确的理念追求史学的近代化道路一个世纪。

近代历史学的各种思想和主张，你方唱罢我登场，令人目不暇接，但就其特征总体而言，可以大而化之地归为两个面相：

1．基于史料进行历史重建，或者说恢复历史的面貌。这种工作的基本思路是寻求证据、寻求确定性，因此搜集、整理、解说、连缀史料构成主要任务。它体现了历史学的科学性质，也可以说是非人化特征。

2．以某种观念为依托，对历史进行阐释。这项工作在既有的材料范围下进行，不关心材料本身的问题，而关心历史研究对人类和社会各方面所(已经、正在或即将)遭遇问题的解答。这体现历史哲学的特质和历史的人文主义性质。

对于以雷海宗为代表的战国策学派的文化形态史观就应该放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去思考。

一、历史研究中的科学关怀和哲学人文关怀

历史学作为一门学科，需要规则化、系统化与可操作化，因此要运用科学的方法。但人文关怀是历史存在的根本。这两方面是健全的历史学必须同时具备的。中国历史学从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开始，侧重于人文关怀。从欧洲史学的传统来看，历史研究中的科学关怀和哲学人文关怀都是近代历史学发展中的基本时代特征。寻求证据和史实的确定性并非十九世纪兰克史学和实证主义史学的首创，事实上应追溯到十七、十八世纪之交史学开始学科化的时代。历史的哲学关怀和解释功能自然受近代哲学之兴起嬗变的影响。而且这两个面相并非井水河水互不干犯，而恰恰是有所交错，互相启发与纠正。比如欧洲在十七、十八世纪之交开始重视证据批判，其背后有对绝对理性真理的信奉与追求为支撑，理性真理在启蒙时代被认为是解释一切现象和问题的法门。反过来，史料方面的突破可以影响某种历史解释理论的产生或存亡。一句话，历史学家可能因为缺乏证据而陷于片面，也可能因为个人的价值取向或兴趣而约束证据。如果将十七世纪后期至二十世纪作为一个时间整体来考虑，就会看到西方史学的总体进程中，科学关怀与哲学人文关怀并行不悖且处于守衡状态，尽管在某一短时段里，对两方面的侧重性互有消长。了解欧洲近代史学这一传统，再反观中国近代史学界，不难发现它恰恰难以在科学关怀与哲学人文关怀中保持平衡。

傅斯年主政的历史语言研究所代表的史料学派是中国史学科学性特征的集中体现，虽然史语所中有个别人有意识注意历史研究的理论性与观念性，但总体而言对此是相当忽视的。史料学派对中国新史学学术发展和学科建设的辉煌贡献，此处不论。需要指出的是，史料学派的功与过都在于对史学研究科学性的强调。一个学派以科学化道路为圭臬本是很正常的事，关键在于史料学派借“集团研究”的强力在当时的史学界具有压倒性优势，加之傅斯年提倡的史料研究方法与中国旧有的史料研究方法多衔接相通之处，从学术渊源和学术心理上讲都更容易有号召力。然而以史语所的人力、物力、号召力优势，却没有鼓励和正面提倡完整的历史学观念，致使原本就有理论缺位、哲学缺位之失的中国学术界更加一边倒，不能不说是个遗憾。而史语所的基本态度又深受傅斯年个人认识的影响，他曾说：“果然我们同人中也有些在别处发挥历史哲学或语言泛想，这些都仅可以当作私人的事，不是研究的工作”(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发刊之旨趣》)。在这个背景下看，无论唯物史观，还是文化形态史现。或者其它什么理论形态的史学，它们的出现与发展都具有重大学术史意义，这，不仅仅是对史料学派重局部微观而忽视整体宏观、碎化历史的纠偏，还是驱使中国史学界向健康、完善的生态发展的动力。注意一个小小的细节，以文化形态史观为基本指导的战国策派，其五位核心人物中(林同济、雷海宗、陈铨、何永估、贺麟)，有三位拥有哲学博士学位(雷、陈、贺)，这与傅斯年西游求学时广泛涉猎实验科学恰成对照。本来他们对学术发展具有互补性，可惜历史没有赋予战国策派足够的时间与机遇，也可以说历史对于让近代中国学术界充分接受思想启蒙的时间太过吝惜。

二、雷海宗形态史观要素的学术史意义

对于战国策派学者视野的思想史意义，本文不加讨论，而只想从雷海宗的治史观念中挑选一些内容说明其对中国近现代学术史发展的重要价值。

中国近现代学术史的一个重大课题就是引进西方学术的概念、范式、理论、、规则来组织和定位中国文化的内容，揭示中国文化的问题。而混乱也就常常发生在西方概念的理解与搬用上，，这乙个问题解决不好，则结合西方学术成就和本土文化经验进行有价值的创新就无从谈起。霄海宗便敏锐地认识到这一问题并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堪为后人的表率。

雷海宗认为，历史是多元的，是在不同的时间与不同的地域各个独立产生与自由发展的，具有各自的独立性和特殊性。认清各个文化的时间范围和空间范围，实际上就是断代；丽认清文化的时间范围必须以划分文化的空间范围为前提，认清文化的空间范围就是划分各个文化的区域。断代必须以每个独立的文化为对象，而不能把不同的个体混为一谈，因为文化是个别的、多元性的。

他指出中国史学界无论研究西洋史还是中国史，各种名义都不严正。基于他上述观念，基本的"iE名”就是正时间之名和空间之名，即确定历史研究的时间范围和地域范围，正是在这两点上，中国学界多不求甚解，照搬西方概念。首先看断代问题，欧洲上古、中古、近代的中统分期法原是文艺复兴时代的产物，上古指古希腊罗马，即所谓经典时代，经典时代与文艺复兴时代之间被认为是野蛮人人侵的黑暗时代，称为中古。显然这种划分虽然也体现了欧洲文明的重大变局，但感情因素强于理性因素，思想性质高过学术眼光。随着十九世纪考古发现揭示出希腊之前还有与欧洲文明密切相关的漫长历史(近东地区的历史》，这种分期法在欧洲学术界已经显出不足，尤其令治通史者进退窘迫，但不管怎么说，就狭义的欧洲文明而论还能讲得通。然而“西洋人这种不加深思的行动，到中国也就成了金科玉律，我们也就无条件地认‘西洋上古’为一个神怪／j、说中无所不包的乾坤如意袋。西洋人自己既然如此看法，我们也随着附和，还有可说；但摹仿西洋，把中国史也分为三段，就未免自扰了”(雷海宗：《断代问题与中国史的分期》，《伯伦史学集》，中华书局2002年版，页135)。“十九世纪西学东渐以后，国人见西洋史分为三段，于是就把中国史也尔样划分。……参考西洋的先例，以先秦时代为上古，秦汉至五代为中古，宋以下为近代。再完备的就以宋为近古，元、明、清为近代，近百年为现代。此外大同小异的分期法，更不知有多少。……西洋史的三段分法，若把希腊以前除外，还勉强可通；至于中国史的三段分法或五六段分法，却极难说得圆满”(同上)。这两段话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欧洲的“上古、中古、近古”概念有自身的文化和历史含义及限制，中国人不去深入了解这概念的来源，不去思考支持历史断代的观念与标准，而只求在时段上与欧洲的三段论法相匹配，可以说是强以中国文化就西方框架，对于中国：学术独立与创新而言，有害无益。，因此，当雷海宗提出中国文化的”两周”、“三周”，其意义就不只在于确立研究范围，而体现出深一层次的引进西学，体现出把握西方观念中具有普遍意义的要质后对中国历史进行宏观思考的努力。 ，再来看关于“西洋史”的概念辨析。“世界史”、“外国史”和“西洋史”是中国人常用(t的名词，但对这些概念的时间和空间范围，中国人大多不甚了了。而就在这几个概念的混淆与不求甚解中，包含着中国学术界概念意识的缺乏，可以说引进了名讨，但没有引进概念。欧洲的“世界史”(world his-tory)概念原是启蒙时代为标示与中世纪以来的“普遍史”(universal history)概念之不同而提出的，后来可以混同使用。“普遍史”是以基督教神学为指导的历史观念，它的普遍性只存在于《圣经》历史所能被覆的范围，事实上无论从文化观念还是地理范围上讲都是很狭小的。“世界史”则是欧洲人发现并承认基督教文明以外的众多文明之后提出的概念，在这个概念下，欧洲、中国、近东；中东、美洲、非洲各区域的历史都以相对独立的形态统合在“世界史”之下，尽管欧洲人书写的“世界史”长期以欧洲历史为中心。然而“世界史”到了中国，却奇怪地等同于“外国史”，仿佛中国人主动自外于世界。这是概念传播中的变形失真问题，究其实还是学术引进过程中粗疏生硬弊病所致。雷海宗则凭借自己的西方史学造诣指出这种看似小节实则大过的问题。“世界史”等同于“外国史”，这在中国范围内约定俗成，也就不论了，因为对中国人不至于造成所指混乱。然而“西洋史”到底何指，这关系到“西洋史”的研究对象究竟是什么。欧美人用“西洋”一词(The West或the Occi-dent)，意义已经非常含混，雷海宗将其分为泛义、广义与狭义三种意义。狭义的西洋专指中古以下的欧西，即波兰以西的地方，近四百年来又包括新大陆，也就是说指以日耳曼民族为主所创造的文化，东欧不包括在此范围。广义的西洋是在欧西之外加上古希腊罗马，在谈论思想学术文艺发展的作品中多使用这层意义。泛义的西洋则是在广义的西洋之外再加上中东伊斯兰教地区和近东地区的古代文化(古埃及、巴比伦)，这样的泛指比较少用(同上，页137-139)。中国人有关“西”的概念也是逐渐发展变化的，到二十世纪上半叶，日常说“西洋”大半是指狭义的西洋(欧西+北美)，倒也不会有误会。但对历史研究而言，若只是空泛地使用“西洋”一词，则与学术研究的严谨要求相去甚远，可以说是研究西方历史的门径都未把握。厘清“西洋”一词的不同含义，实则是了解欧西文化与埃及、巴比伦、希腊、罗马、阿拉伯文化间的关系。这六种文化各有独立形态，有亲疏不等的联系却不能混为一体。

要而言之，雷海宗强调“正名”的四种价值，直指中国近现代史学学科建设中的一个基本问题，这一问题在今天依然存在，雷海宗的论述至今仍有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