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口贸易论文篇1

晚清时期香港对华转口贸易是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香港在中外贸易中居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其影响所及自华南沿海至北方环渤海地区均有表现。以往限于研究资料的不足，除一些有关香港历史及经济史的著作曾简要提及这一问题外①，缺少对此进行专门研究的著述，20世纪出版的4部香港史资料集对此问题提供的研究线索均较零散②。本文拟以《中国旧海关史料》中的贸易统计为依据，并辅以其它资料，力图阐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③，国内主要通商口岸与香港之间贸易关系的演进，分析其发展变化的具体表现形式及香港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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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如余绳武、刘存宽主编：《十九世纪的香港》，中华书局，1994年；张晓辉：《香港近代经济史(1840—1949)》，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

②这四部资料集是：ArnoldWright，TwentiethCenturyImpressionsofHongKong：History,People,Commerce,Industries,andResources；Singapore1990.G.B.Endacott,AnEasternEntrepot,ACollectionofDocumentsIllustratingtheHistoryofHongKong,London1964；Noronha＆Company,HistoricalandStatisticalAbstractoftheColonyofHongKong(1841—1930),HongKong1932；TheBediktonCompany,Commercial＆IndustrialHongKong,ARecordof94YearsProgressoftheColonyinCommerce,Trade,Industry＆Shipping(1841—1935),HongKong1935.

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海关总署办公厅编：《中国旧海关史料》，京华出版社，2001年。受记录格式的限制，此书所载1869年以前的统计数据有欠完整，1904年以后则将香港与外国合并统计，目前均难以进行具体的量化分析，故本文研究时段仅限于1869—1904年。下文所引该书页码均为复式页码，先卷后页。

一从西方科技进步的视角看晚清时期香港转口贸易的时代环境

本文研究所涵盖的时段，尤其是19世纪最后30年，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改变了人类的生活面貌，继而给东西方贸易带来革命性转变。首先是钢、镍、铝等以往比较稀有贵重的金属材料大批量的用于工业生产，显著提升了生产力的规模。接着便是电力作为一种新的能源在提供光、热、动力等方面获得广泛运用。化学工业尤其是石油工业的兴起使美、德两国作为新兴强国崛起在世界舞台上。而医药、卫生、营养诸领域的各项创新则为大量新产品涌入市场创造了条件。如巴氏灭菌原理使消毒牛奶和食品罐头的长途运输成为可能。与这些技术革新相配套的是铁路干线系统的建成、大吨位汽船应用于远洋航海以及冷藏技术的完善等。①

所有这些科技进步加上交通条件的改善为东西方贸易向更广的领域深入推进创造了条件，全球经济一体化初露端倪，而晚清时期中外贸易就是在这样一种变局中兴起的。自《南京条约》规定五口通商取代原先广州一口贸易的格局，到《天津条约》继续增开口岸对外通商之后，中国对外贸易的空间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全国对外贸易枢纽由广州逐渐北移至上海，并次第兴起了一批区域性的外贸中心口岸。其中，上海在全国对外贸易中居有枢纽地位，而其它口岸的贸易额均相形见绌。在中国沿海唯一能与上海争雄的口岸只有香港，香港不仅是中国沿海的贸易中转站，其转口贸易的辐射范围还远及美洲、欧洲、印度、南洋、日本等地，重要性不亚于上海。这首先得益于中外贸易兴起为殖民地香港创造的机遇，以及香港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实行的自由港政策。下文力图阐明香港通过转口贸易将中国沿海地区特别是华南沿海纳入了世界贸易圈，促进了这些地区外向型经济的兴起。

二晚清时期(1869—1904)沪港两埠洋货转口贸易在中外贸易中的地位

图1为晚清时期洋货进口额波动图，显示了对外贸易在若干阶段的波动趋势和特征，读者可据此对该时期洋货进口贸易的演进获得一个大致的印象。1891年以前的几十年当中洋货年度进口额一直未突破2亿海关两，基本保持了缓慢增长的趋势；此后10年翻了一番，到1901年突破4亿海关两的大关，至1904年一直维持了比较快速的增长势头。

值得注意的是图1所展示的上海与香港在全国洋货进口中发挥的转口作用，如果不计经上海转口运往其它通商口岸的货值，历年的洋货进口额就会有较大下滑，如图1第二条曲线所示；如果再将洋货经香港转口国内的份额去掉，那么历年的洋货进口额就所剩不多了，如图1第三条曲线所示。至此，读者可以对上海和香港在晚清时期中国对外贸易中扮演的角色有一个初步的认识。

图2为晚清时期历年洋货进口额中经上海与香港转口的比例图。从中可以发现在这35年中，洋货经香港转口进入各通商口岸的比重在全国洋货进口总额的30％上下波动，1888年达到最高值38．2％，1903年达到最低值24．6％，基本以90年代中期为界，此前大多在。30％以上，此后有所降低。说明前期各口较少直接从外洋进口洋货，而是主要通过上海和香港这两个枢纽港口转口进货。后期情况逐渐发生变化，一方面随着新辟口岸的增多，逐渐分流了一些主要港口的贸易额，另一方面主要口岸趋向于直接从外洋进货，对上海和香港的依赖性减弱了。

表1显示了历年来洋货经香港转口内地的总额，可以看出转口额基本保持了不断增长的势头，前期(1887年以前)增速平稳，后期(1887年以后)增速加快，而且越来越快，考虑到后期洋货经香港转口的比重在逐渐下降，更能反映出中国对外贸易的总额实际上在以更快的速度增长。这种增长势头和与之同时发生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技术进步及殖民主义者商品侵略的加强密不可分，同时也无可辩驳地证明了香港的繁荣得益于同内地间密切的贸易往来，英国殖民主义者在香港实行的自由港政策不是造成香港繁荣的唯一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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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导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第38—42页。

三香港与东部沿海沿江四大区域及西南地区转口贸易结构分析

本文拟选取1869(本文研究的起点时段)、1874(明确采用海关两作为统计标准)、1885(上海金融投机风潮基本结束，中法战争结束，贸易恢复正常)、1894(甲午战争尚未对中外贸易及国内经济产生严重影响)，以及1904(本文研究的终点时段)5个大致以10年为间隔且中外贸易相对正常的年份为样本，以洋货经香港转口国内主要通商口岸为指标，考察香港与内地的贸易关系，得出在5个不同时段与香港贸易关系较为密切的口岸排名(见表2)。总体而言，表现出上海称雄——华南为主——兼及北方的基本特征。

表2清楚地反映出与香港维持了密切贸易关系的口岸基本上是稳定的，但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变化。其中5次均榜上有名，可称为“亲港”(即贸易依存度最强)的有6个，按平均名次排列分别是：上海[2](5、2、1、1、1)①，广州[2．6](1、4、4、2、2)，汕头[2．8](4、1、3、3、3)，厦门[3．2](3、3、2、4、4)，福州[4．6](2、5、5、5、6)，天津[8](7、8、8、7、10)；4次(前4次)榜上有名的仅有台湾(也称打狗、台南)一口[9](10、7、10、9)，鉴于台湾岛已于甲午战争后被日本割占，此后的海关统计付诸阙如，故难以对1895年以后港台贸易额做出精确的估计，因此在本文所研究的时段内，特别是在前期和中期，台湾也是与香港维持了密切贸易关系的“亲港”；3次(2、3、4次)榜上有名的仅有淡水一口[8．7](9、9、8)，与台湾的情况相似，也可将其视为“亲港”。下文即试图探讨香港与这些区域间贸易结构的变化趋势及其地域分布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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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内为5个样本的平均名次，()内为历次名次，下同。

1．两广地区

从海关贸易统计来看，晚清时期广东和广西在对外贸易领域对香港的依赖性极强。广东省自西向东共计有北海、广州湾(湛江)、琼州、三水、江门、广州、拱北、九龙、汕头等9个口岸面向香港展开大宗进出口贸易，而且几乎所有的沿海沿河地带都可直接与香港互通有无；广西则借道北海和本省的水运枢纽梧州通过香港与世界市场发生联系，并将香港的辐射力通过南宁和龙州等埠延伸到整个西江流域直至百色等桂西南偏远地区。

从贸易结构来看，两广进口的洋货与国内其它口岸并无显著不同，鸦片、棉制品、煤油、火柴都是进口的大宗产品。土货出口则有所不同，海南和雷州半岛良好的气候条件适宜大批养殖多种禽畜，因此禽畜产品的出口贸易长盛不衰，香港市场行情一直看好，成为最盈利的出口贸易，有些货源(如鲜蛋)甚至达到了香港市场需要多少琼州产地就能供应多少的程度①。此外，一些新兴商品次第兴起，如席子和席制品、芝麻、高良姜(Galangal)、烟叶、荔枝等水果及各类水果罐头等，香港都是其主要销场②。而广州除丝茶大量出口外，新鲜食品“因香港逐日所需，水程甚近，如蔬菜、鸡鸭、鲜鱼、鸡蛋等物贩去者日渐其众”③。这是广东对港贸易的一大特色，主要是由于鲜活农畜产品的供应对运输的速度有特殊的要求，只有邻近香港的广东省具备比较容易开展此类贸易的条件。另外，潮汕地区出产的蔗糖、陶瓷、夏布、土布、抽纱、潮绣、潮州柑、渔网、咸菜、菜脯、锡箔纸等当地土特产品的出口，也主要经过香港，这些过港商品的大部分都会再次转运到海外华侨聚居地④。

广特的亚热带山地气候条件下出产的一些地方农副产品在满足国际市场需求和香港本地消费方面，与其他省份的贸易结构差别较大，是梧州—香港两地贸易的特色。首先是各类油料作物大批出口。八角油(AniseedOil)、肉桂油(CassiaOil)具有多种用途，可用于制药、酿酒和食品添加剂，欧美市场需求旺盛，成为广西通过香港出口国际市场的重要原料⑤；桐油(WoodOil)是制漆的重要原料，对香港这类船舶修造业发达的航运中心更属不可或缺的原料产品，国外市场的需求也很强劲⑥；花生油则是日常烹饪不可或缺的原料，满足了香港城市经济发展的需求⑦。其次是禽畜产品、林产品，主要满足香港本地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及海外华侨生活需要。如牛、生猪、家禽成批出口香港，获利丰厚，不仅供应香港本地需要，还转销菲律宾市场。皮革类产品，经香港外销新加坡等地。材炭满足香港城市日常生活需求，适销对路，樟脑(Camphor)则供不应求，转销欧美。此外香港市场对干蛤蚧(DriedLizard)、鲜斛斗(Orchid)、钩藤(按：原文未给出英文名称)、蝉蜕(CicadaSkins)、薄荷叶(PeppermintLeaf)、忍冬[又称金银花(Honeysuckle)]等广西特色药材的需求也日趋旺盛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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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TradeReport，1891年，1892年，1893年，1900年，1901年，1903年，1909年，琼州，载《中国旧海关史料》17—588(第17卷第588页，以下同)，589，19—88，89，21—82，32—158，34—158，38—204，50—169，154—394页。

②TradeReport，1889年，1892年，1895年，1896年，1911年，琼州，载《中国旧海关史料》15—538，19—88，23—590，24—597，56—246，155—700页。

③《光绪二十一年广州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载广州海关志编委会：《近代广州口岸经济社会概况——粤海关报告汇集》，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356页。

④《明清时期潮汕主要出口商品》，载杨群熙编辑点校：《潮汕地区商业活动资料》，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汕头市文化局、汕头市图书馆(内部资料)，2003年印，第253—267页。

⑤TradeReport，1898年，1899年，1902年，梧州，载《中国旧海关史料》27—554，30—28，36—169，170页。

⑥TradeReport，1898年，1907年，1910年，梧州，载《中国旧海关史料》27—554，45—724，725，53—210页。

⑦TradeReport，1908年，1910年，梧州。载《中国旧海关史料》47—779，53—210页。

⑧TradeReport，1901年，1902年，1906年，1907年，1909年，梧州。DecennialReport，1897—1901年，梧州，载《中国旧海关史料》34—137，36—169，43—688，45—724，50—142，154—289页。

2．西南地区(云南、贵州)

云南地处西南内陆，本身并无出海口岸，但它与越南、老挝、缅甸毗邻，向北还可进入四川等广阔的内陆市场。云南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有金、银、铜、铁、铅、锡、锌、煤、大理石、雌黄、辰砂、盐等种种矿藏，还有琥珀、翡翠等宝石矿①，矿业在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矿产品成为云南重要的出口商品。由于偏居内陆，云南到内地的交通极其不便，到达沿海港口的交通，向东经过广西或向南经过越南再转入香港，要比北上四川再经长江东下到上海的交通要便捷一些。因此，早在云南开埠以前，滇南一带与香港之间就存在着比较密切的贸易关系，经营对外贸易的各家商号将个旧的大锡用马帮由蒙自、广南驮运至广西百色，再由水路运至香港，然后从香港将棉花、百货等物品运回来；中法战争曾一度影响了贸易，但战争结束后，蛮耗至河内段的红河水路开通，经这一路线跑香港的商帮又兴盛起来②。原先作为云南商品出口主要通道之一的西江水路因匪患严重，到19世纪90年代前期已日渐衰微③。20世纪初法国殖民当局开始着手铺设滇越铁路，至1903年越段(海防至老开线)已经建成，随即由河口接筑滇段，至1910年修至昆明。这条铁路的修建使云南与外部市场的联系日益紧密，原先云南的货物运抵上海需四五十天，从广西至北海也要五十多天，而铁路建成后，云南至香港间的货物运输只要六七天，经香港转上海也只要9天，运输时间明显缩短，而运输量大大增长，外销商品的种类也日渐多样化了④。

开埠之初，云南出口商品结构单一，仅个旧大锡在历年全省出口总值中就要占68％—93％。由于云南省内不具备精加工的能力，锡锭只有运往香港与马来锡掺和，改炼为精锡，才能销往世界市场。因此，云南大锡无论最后销售市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需先运往香港，香港成为云南对外贸易的主要对象之一。以1891年为例，对香港贸易额占蒙自关对外贸易总额的85％⑤。进口货以棉纱、匹头、煤油、火柴、烟丝为主，上述诸项在1890年就占蒙自口岸进口额的99．77％，这些货物主要来自香港、印度、越南等地，其中香港约占一半左右⑥。蒙自与香港的贸易关系如此密切，以致滇帮“号”的泰来祥、东美和、正顺昌、朱恒泰、豫顺隆、应天号、万盛昌、顺成号都在香港设有分号，而云南当地大锡的价格竞由香港市场价格的涨落决定。作为云南另一派颇有影响的商业势力，广帮“号”不仅熟悉香港市场，还和外国资本有许多联系，如法国东方汇理银行的华人买办梁子惠就是广帮的首脑人物⑦。除大锡外，思茅地区江城一带的茶叶经焙制后往往可存放几年，味道浓香不变，大多销往香港，并经香港转销越南、新加坡、菲律宾等地供华侨饮用⑧。

晚清时期贵州经济发展依然迟滞不前，且本省没有通商口岸，进出口贸易多假道邻省进行。根据邻省海关报告(主要是广西各口岸的报告)的记录，贵州对外贸易间接与香港发生联系，主要以本省鸦片交易经香港流人广西的棉纺织品，此外别无大宗交易。与云南相比，贵州对外贸易结构更显单一，也没有长途贩运商人大规模的运销活动，是不沿海、不沿江、不沿边、无铁路、无矿产、无华侨的内陆封闭贫瘠省份对外贸易极不发达的典型代表⑨。香港与贵州两地的贸易对贵州经济发展的影响不大，只是使贵州市场有了一些舶来品的影子，再就是为了交易这些洋货而发展起来的鸦片种植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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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DecennialReports，1889—1891年，蒙自，载《中国旧海关史料》152—674页。

②杨枫：《建水县私营商业发展简史》，载《红河州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

③DecennialReports，1892—1901年，蒙自，载《中国旧海关史料》154—452页。

④董孟雄、郭亚非：《云南地区对外贸易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99、257页；陆韧：《云南对外交通史》，云南民族出版社，1997年，第398页。

⑤DecennialReports，1889—1891年，蒙自，载《中国旧海关史料》152—667页。

⑥《云南地区对外贸易史》，第46、91页。DecennialReports，1892—1901年，蒙自，载《中国旧海关史料》154—457页。

⑦DecennialReports，1892—1901年，蒙自，载《中国旧海关史料》154卷，第458页；蒙自县志编纂委员会编：《蒙自县志》，中华书局，1995年，第592页。

⑧《云南地区对外贸易史》，第242页。

⑨TradeReport，1891年，1892年，1895年，北海，载《中国旧海关史料》17—606，19—104，23—608页；TradeReport，1897年，1899年，1900年，1904年，梧州，载《中国旧海关史料》26—47，30—29，32—6，40—199页。

3．上海及长江流域

上海是近代经香港对华贸易额最大的口岸，这主要是因为上海的贸易涵盖面广，对内对外的辐射力均很强，各类市场发育完善①，最终促成并长期维持了上海在全国乃致在东亚地区的贸易中心地位。而香港就是在进出口贸易领域将上海与世界联系起来的重要中转站之一，特别是在一些特色贸易领域中发挥的作用更为明显。

上海洋货进口贸易素以英国所占比例最大，前期对港贸易不占重要地位，随着印度及其它英国殖民地对上海的贸易越来越多地经由香港转口②，70年代沪港之间的轮船航次明显增加了，1874年从英国属地进口的产品足有十分之一来自香港，1875年又进一步增加到五分之一③，到19世纪90年代，进口到上海洋货经香港转口的比例已仅次于英国本土来货，香港成为上海第二大洋货来源地④。

两地的贸易额迅速增长，主要大宗贸易品如鸦片、棉纺织品、丝、茶占较大份额。但大部分是转口贸易，这从南洋庄的活动可窥豹一斑。大批身在异国他乡的华侨对国内各种农副土特产品的需求量很大，同时也把当地的农产品运往国内销售，而当时南洋和上海之间的直接班轮较少，大部分经由香港转口⑤。上海与香港就是这条双向贸易路线上最重要的两个点，上海是国内广大腹地各类出口土特产品和进口洋货的集散地，香港则是对土货进行精加工并分销南洋及将洋货转口国内的中转地。上海与香港间进出口的大宗土特产品种类繁多，上海出口货有蔬菜、水果、花卉，这与上海郊区的大块土地在外国人的影响下开始种植卷心菜、花菜、洋葱等西式作物有关⑥，此外还有南北货、罐头食品、调味品、山地货等几个大类上万种商品⑦；上海自南洋进口的品种则有海味，柚木、柳安、红木、花梨木、洋松等各类木材，檀香、洋米、食糖、燕窝、胡椒、靛青、藤、栲树皮、苏方等，也包括锡等海峡一带出产的矿产品⑧。经营方式多为先由南洋侨商委托寄售，上海九八行在国内结付。香港则是这一系列交易环节不可或缺的中转枢纽。

上海与香港只是各自广袤腹地与交易圈的两个端点，香港面向世界的交易圈上文已经提及，这里就上海对内转口贸易的辐射力，主要是对长江流域的进出口贸易的辐射力略作说明，以展示沪港两地端点贸易背后的依托。按从下游到上游逆江而上的顺序，依次对每个贸易结点(即主要沿江商埠)所传递的辐射力进行简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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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张仲礼、沈祖炜：《近代上海市场发育的若干特点》，《学术季刊》，1994年第2期。

②《(英国)领事麦华陀1868年度上海港贸易报告》，载李必樟译编：《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1854—1898年)——英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汇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第169页。

③《(英国)领事麦华陀1872、1873、1874、1875年度(上海)贸易报告》。载《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1854—1898年)——英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汇编》，第265、279、318、359、371页。

④《(英国)领事哲美森1893、1895年度上海贸易和商业报告》，《总领事韩能1896年度上海贸易报告》，《总领事满思礼1897年度上海贸易报告》，载《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1854—1898年)——英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汇编》，第830、879、907、926页。

⑤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上海市国际贸易学会学术委员会：《上海对外贸易(1840—1949)》(上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158页。

⑥DecennialReports，1892—1901年，上海，载徐雪筠等译编：《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882—1931)—<海关十年报告译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第44页；《(英国)副领事阿连壁1879年度上海贸易报告》，载《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1854—1898年)——英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汇编》，第547页。

⑦《上海对外贸易(1840—1949)》(上册)，第463—464页。

⑧《上海对外贸易(1840—1949)》(上册)，第164、421—441页；《(英国)领事麦华陀1869、1874年度上海贸易报告》，载《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1854—1898年)——英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汇编》，第195、334页。

首先是运河枢纽镇江，1861年开埠。在津浦铁路建成以前，运河是江苏、山东以至直隶部分地区全流域贸易的运输动脉。镇江就像一个麻袋口，把沿岸贸易尽收囊中。然后是安徽芜湖，1877年开埠。芜湖的贸易网主要涵盖安徽省境内的池州、宁国、太平、安庆、庐州等府，六安州、和州以及江苏境内江宁府的部分地区。安徽全省的贸易额大部分经芜湖口岸进出口。接着是江西九江，1861年开埠。九江囊括了赣州以北赣江流域大宗物资的进出口业务，是江西对外贸易的集散市场。汉口是长江中游最大的集散市场，1861年开埠。湖北省内贸易沿长江汇集汉口，陕南地区通过汉水与汉口相连，京汉铁路修通后，北至直隶、山西、河南等北方广阔地带皆可南下与汉易，汉口成为名副其实的“九省通衢”。再往上到达岳州，1899年开埠。岳州的进出口贸易通过长沙的接力作用辐射全省，促使以往湖南省以湘潭、常德为中心的市场网络重新组合，北向长江的商路成为湖南进出口物资的主要通道。最后是四川的大门重庆，1891年正式开埠。随即就迅速跃居四川乃至西南地区最大的货运中心。拥有沿江六省以及非沿江省份部分地区这样大范围的腹地为依托，上海自然成为近代中国对外贸易的中心①。

4．北方环渤海地区(天津、营口、烟台)

开埠以后，天津主要的贸易对象口岸是上海，日用品从上海进口的比例较大，而特种商品的来源地则以香港居多，因为这些商品常常是天津独需的，而其产地往往又远在欧洲、印度、南洋一带，远洋来船直航天津不能象在上海和福州那样容易获得足够的回程货因而难以获利②。故采取先运至香港后，转由经营中国沿海航运业务的轮船公司与其它北销商品混运北上，途经天津时卸货，再开往牛庄和烟台，以装载回程货物③。

早期天津洋货进口结构比较单一，鸦片和棉纺织品所占的比例较大，这两种商品的产地远在印度和英国，必然有相当一部分要经香港转口输入。但随后贸易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为了镇压捻军、西北回民起义，清政府不惜花巨资从国外购买大批新式军火。早在1866年，即有大批加农炮、毛瑟枪、手枪及铜帽进口，另有通常来自英国之火药(概由上海与香港转口)进口量颇巨④。向清政府出售军火数额最大的国家是德国，大批取道伦敦、鹿特丹和安特卫普的德国商品以英国货、荷兰货和比利时货的名义运到了中国，海关统计的“香港”一栏包含了大量的德国商业，因为英国的这个殖民地是向中国输出军火的中心⑤。运抵香港的军火再转运到国内各地，其中转运到天津的比例很大。到1893年，军火的进口已位居天津当年进口货值的第一位⑥。机器和铁路设施的进口也有较大比重来自德国，大部分仍走与军火同样的路线进口到天津，反映出随着天津近代工业的兴起，商品的结构出现了较大变化。而香港一直与天津保持着特货交易关系，是工业建设原料和特种军需品的供应地。

豆货(大豆、豆饼、豆油)自营口开埠以来就一直是东北最大宗的出口货。在1907年大连开埠前，主要通过牛庄出口日本、海参崴，以及华南一带种植甘蔗的地区。据台湾学者研究，1870—1930年间，豆货占东北贸易总额的比例维持在65％—90％之间⑦。1870年前后，豆货贸易完全解禁，成为中外势力角逐的大宗出口货。不仅华中、华南一带的经济作物种植区需要豆货作为肥料，东南亚的甘蔗园也需要豆饼肥田。鉴于东南亚一带没有直通中国北方的航线，因此有一定份额需经香港转口⑧。此外，营口还是各种药材的大型集散市场，外国药品输入东北素由香港进口。营口当地的天福堂、魁记号、公裕号、宝安堂、公和栈等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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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DeeennialReport，1882—1891年，镇江，载《中国旧海关史料》152—305，308页；谢国兴：《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安徽省(1860—1937)》，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64)，1991年，第460页；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江西省图书馆选编：《江西近代贸易史资料》，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97页；苏云峰：《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湖北省(1860—1916)》，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41)，1981年，第410—415页；周石山：《岳州与长沙自主开埠与湖南近代经济》，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42—149、160—163页；周勇、刘景修译编：《近代重庆经济与社会发展》，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页。

②TradeReports，1866年，天津，载吴弘明等译编：《津海关年报档案汇编(1865—1911)》(上)，天津社会科学院内部资料，第43页。

③TradeReports，1873年，厦门，载厦门市志编纂委员会、《厦门海关志》编委会：《近代厦门社会经济概况》，鹭江出版社，1990年，第110页。

④TradeReports，1866年，天津，载《津海关年报档案汇编(1865—1911)》(上)，第32页。

⑤施丢克尔：《十九世纪的德国与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第100页。

⑥姚洪卓：《近代天津对外贸易(1861—1948)》，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第112页。

⑦雷慧儿：《东北的豆货贸易(1907—1931)》，台湾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专刊(7)，台北：1981年，前言，第1页。

⑧胡雪梅：《近代中国大豆出口贸易概述》，辽宁师范大学2003年硕士学位论文(未刊稿)，第6—7页。

药材批发商都在香港设有办庄，直接进口国内外药材，生意兴隆，吸引八方客商前来采购①。

就山东的烟台和青岛两个口岸而言，由于青岛开埠晚，开埠后直接对外贸易的趋势较强，而烟台则在19世纪后期直至青岛开埠前一直是山东大宗进出口贸易的门户，因此这里只以烟台为例进行探讨。烟台腹地出产多种农产品和手工业品，其中豆货、丝及丝织品、粉条、草帽辫、花生及花生油、花边等都是大宗出口货，主要销往华中和华南市场，海外市场以南洋为主，出口英美等国也占一定比例，多经香港转口。大宗土货如粉条、药材、丝及丝织品等经香港转口国外市场的比例在40—70％之间。而鸦片、棉纱、匹头等来自欧美、印度的洋货有一定比例通过香港输往烟台②。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烟台更邻近另一远东转口港上海，因此香港并不是烟台最重要贸易对象③。

5．闽浙台地区

福建省对外贸易南北各有所侧重。对闽北而言，茶叶历来是出口的最大宗，除与英国和欧洲大陆有直航贸易外，出口美洲、澳大利亚、东南亚和印度的茶叶多经过香港转口④。福州周围农村生产的马铃薯也曾大批运往香港和新加坡售卖⑤，证明福州也是香港市场上鲜货的来源地之一。同时，抵补茶叶出超的大批鸦片、棉制品大多经香港输入，本地商号在香港派有人，交易便捷⑥。早在1865年，定期航行于福州、厦门、汕头和香港之间的英国轮船就有6艘之多，这些轮船为外国商人载运鸦片和铅，这是外国商人进口的主要货物⑦。在粮食歉收的年份，大批大米以及美国面粉自香港源源运抵福州⑧。厦门港则由于输出的劳动力众多，其工业及贸易的兴起每受侨资及侨需的影响。时有瑞记公司，成立于1893年，年产各类罐头四千担，专销本地及南洋一带⑨。而香港就是这些内地土特产品输往南洋和世界其它华侨集中地区的中转站。

由于邻近上海，晚清时期浙江省大宗进出口贸易主要通过上海中转，而香港与宁波等口岸的贸易也略具规模，是浙江省第二大洋货来源地，两地在糖等若干类特货贸易领域的关系比较密切⑩。除鸦片外，南方的糖、海峡殖民地(马来亚)的锡、南洋的米、檀香木、苏木、藤器、美洲花旗参等，经香港重转口输往浙江⑾。而浙江

出产的棉花、火腿、烧酒、墨鱼、草席、花生油、明矾等大批运销香港，或经香港转往华南地区和海外华人聚居的社区⑿。除鸦片和糖以外，其它都不是大宗贸易，说明两地都不是对方最重要的贸易对象，但某几类杂货贸易的兴盛恰又反映出二者之间的相互依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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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张述远：《旧营口的中药业逡巡》。载《营口文史资料(第10辑)——营口港埠面面观》，第2卷，第6—7页。

②刘素芬：《烟台贸易研究(1867—1919)》，台湾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11—15、28—29页。

③交通部烟台港务管理局编：《近代山东沿海通商口岸贸易统计资料(1859—1949)》，对外贸易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4—7、33—34、43—44页。

④TradeReport，1865年，1867年，福州，载《近代福州及闽东地区社会经济概况》，华艺出版社，1992年，第9、49页。

⑤TradeReport，1890年，1892年，1910年，福州，载《近代福州及闽东地区社会经济概况》，第179、221、281页；DecennialReport，1892—1901，福州，载《福建文史资料》第10辑，第118页。

⑥TradeReport，1876年，1881年，1893年，福州，载《近代福州及闽东地区社会经济概况》，第112、130—131、192页。

⑦林仁川：《福建对外贸易与海关史》，鹭江出版社，1991年，第198页。

⑧TradeReport，1898年，1907年，1910年，载《近代福州及闽东地区社会经济概况》，第218、265、283页；DecennialReports，1882—1891，1892—1901，福州，载《福建文史资料》第10辑，第81、106页。

⑨李国祁：《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闽浙台地区(1860—1916)》，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44)，台北：1982年，第302—304页。

⑩《(英国)领事帕特(Pratt)1905年度宁波贸易报告》，见《宁波英国领事贸易报告选译》，载《档案与史学》，2001年4期。

⑾TradeReport，1870年，1878年，宁波，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杭州海关译编：《近代浙江通商口岸经济社会概况——浙海关、瓯海关、杭州关贸易报告集成》，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30—131、198页。

⑿TradeReport，1867年，1869年，1870年，1871—1872年，宁波。《光绪十九年(1893年)宁波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光绪十一年(1885年)温州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杭州海关译编：《近代浙江通商口岸经济社会概况——浙海关、瓯海关、杭州关贸易报告集成》，第105、122、132、142、282、517页。

台湾对外交通便利，早在开港之前就与香港存在着贸易关系。怡和洋行自19世纪40年代起就从香港贩运鸦片至台湾用以交易当地的樟脑、樟木等特产①。但大宗的贸易往来集中于19世纪60年代台湾开港以后至日本割台这一段时期，且以稻米、蔗糖、茶叶、樟脑、煤等四五种主干商品为出口大宗，进口货则一直以鸦片占最大份额，其余为煤油、棉布等日用品②。试以国际市场上的紧俏商品樟脑为例来看港台间的大宗商品交易。随着塞璐璐工业的崛起，欧美等国对樟脑的需求猛增，但全世界仅日本和台湾的天然樟脑产量较大，故台湾樟脑呈供不应求之势，香港市场上樟脑的价格扶摇直上，外商在台湾以每担12两左右的价格揽购的樟脑，运至香港后每担可售20两，多至20余两③。大批樟脑从这里运往印度、欧洲，35年间经香港转口的数量占台湾全部樟脑出口量的93．37％④。尽管与其它口岸相比，港台贸易关系相对简单，但台湾对香港的贸易依存度高于其它口岸。日本割台后，大幅抬高台湾对华贸易关税，免除台日贸易关税，将台湾大额对外贸易扭向了日本长崎等地，但香港对台仍保留了诸如药材等特色转口贸易⑤。

四香港作为转口贸易港的特色与职能

从上文的叙述中可以发现，香港与中国沿海乃至内陆的不同口岸问的贸易结构存在较大差别，特别是在土货出口方面，不同口岸都有其特定的出口商品结构。但总体而言，香港在与国内诸港口的贸易往来中发挥了一些共同的功能。

第一，香港很早就发展成为大宗消费品及走私商品的输出地和特殊贸易的交易所。大批鸦片、盐、军火从这里走私到沿海各地，南方沿海的一些城市通过沙船将大量供外国消费的中国产品运入香港，这两者都不在外国人管理的海关权限之内⑥，是香港作为英国殖民地特有的贸易形式。此外，为了逃避繁重的厘金等针对土货在内地流通所征收的税额，不少商品均先行运至香港取得洋货资格后再复出口到内地通商口岸，然后凭借子口税单即可摆脱内地诸多关卡的滋扰。

第二，香港还是内地初级产品的精加工中心。无论是云南的大锡、广西的锑矿，广东的土糖、腌姜、蜜饯、禽毛、鲜蛋，上海的杂货、甚至还有北方的皮毛，都有必要先运往香港作进一步精加工，或精炼，或提纯，或分类，或拣选，或腌制，使之达到国际市场的要求。第三，香港是小额进口特货及出口杂货的重组港。诸如军火、机械、铁路器材等进口货大多采取先出口到香港，再由专门经营中国沿海航运业的轮船公司将其与其它出口商品重新拼装后沿固定的航线运至最终消费地。

第三，香港还是国内大宗工业原材料、燃料的消费地。这可以从香港加工业、制造业、航运业的不断进步得到解释。如制糖业所需的牛羊废骨来自天津⑦。再以煤炭为例，“几乎全部用于船只的燃料方面，这使香港成为著名的煤炭补给基地，配给中途站”。1905年共进口各类煤炭达100多万吨，足见其航运业的发达⑧。

第四，香港是内地受灾地区及缺粮省份进口南洋大米的集中转口港之一。以北方的天津为例，因灾害频繁，且驻有大队营兵，粮食消费量大，政府就曾派专员驻港采购粮食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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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黄富三：《台湾开港前后怡和洋行对台贸易体制的演变》，载台湾中研院台湾史研究所筹备处编：《台湾商业传统论文集》，台北：1999年。

②《1882—1891年台湾淡水海关报告书》、《1882—1891台南海关报告书》，载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印：《台湾经济史六集》，台北：1955年，第88—91、115—120页。

③连横：《台湾通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卷18，榷卖志，第356页。

④林满红：《茶、糖、樟脑业与台湾之社会经济变迁(1860—1895)》，台湾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第33—37页。

⑤兰：《日治时期台湾的中药材贸易》，载台湾中研院台湾史研究所筹备处编：《台湾商业传统论文集》，台北：1999年。

⑥《(英国)总领事哲美森关于中国对外国进出口贸易统计以及银价下跌对中国物价和出口量影响的报告》，载《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1854—1898年)——英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汇编》，第800页。

⑦《光绪十七年天津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载《津海关年报档案汇编(1865—1911)》(下)，第23页。

⑧滨下武志：《香港大视野——亚洲网络中心》，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1997年，第57页。

⑨TradeReports，1867年，1884年，天津，载《津海关年报档案汇编(1865—1911)》(上)，第58、70、226页。

东由于大面积种植经济作物，经常要通过香港进口西贡米①。盛产丝绸的长江下游地区也不例外，必要时也会通过香港进口大量洋米运到产丝区交换蚕丝②。

第五，香港还在与贸易、航运、金融、保险等相关的领域发挥了一些比较零碎的功能，如船舶修造、航运保险、金融汇兑等。

综上所述，香港是近代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转口港，凭借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及独立自由的贸易机制，形成了与国内其它通商口岸有很大差别的贸易模式。这体现在香港贸易以转口为主、正常贸易与走私贸易并行、特货贸易发达等方面。借助贸易的发展，航运业、金融业、市政建设也在同步跟进，并借此迅速实现了城市经济的繁荣，展示出一幅充满自由港特色的发展轨迹。

[后记]本文承蒙导师吴松弟先生悉心指导，深表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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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TradeReports，1875年，广州，《宣统二年广州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载《近代广州口岸经济社会概况——粤海关报告汇集》，第126、499页。

②《参赞威妥玛关于从商业角度看1864年度上海港贸易情况的备忘录》，载《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1854—1898年)——英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汇编》，第85页。

港口贸易论文篇2

一、问题的提出

新古典经济学对区域市场整合的分析和研究基于以下假设：市场的完全竞争、不变的规模收益以及决策行为的“理性经纪人”范式；这些分析和研究的重心在强调非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损益及由此引发的对政府干预的福利分析。关税同盟理论作为新古典经济学视野下的区域市场整合理论的核心，曾被公认是随viner的开拓性研究而逐渐成型的。继之，shoup、meade、lipsey、tinbergen、cooper ＆ massell、johnson、balassa以及corden等学者使这一理论体系最终成型。概括而论，关税同盟理论认为同一关税可以将区域内的资源合理配置，从而产生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贸易扩张和贸易条款、成本递减和贸易抑制等效应。

主流经济学家balassa；curson；彼得·林德特和查尔斯·金德尔伯格，对区域市场整合问题的研究却是另一番景象。他们注重对相邻国家的某种特定空间纬度中的关税同盟问题展开研究，将区域市场整合理解成标准的国际经济学问题。国内学者对这一相关问题也有研究，赵伟等(2006)解析了中国区域经济的多层次性特征，指出“区域”尤其是“区域市场”在中国是个极其宽泛的概念，作为地域面积与人口规模均名副其实的大国，中国内部多层次的区域经济，至少可分为四个层次：国民经济层次、大区域经济层次、省、市际经济层次和“大中国”经济区层次或“一国两制”层次。在笔者看来，港澳与大陆的区域市场整合的最大特点在于成员体之间是不同制度、不同关税区、不同货币下的属于同一主权的经济区域，我们可以将关税同盟经典理论与实证研究的某些分析范式用于这一层次的区域市场整合的研究。

作为对问题研究的一种学术探讨，当我们将港澳与大陆看成是存在着一种准关税同盟的研究对象时，viner关于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之效应的学说，无疑给我们研究这一层次的区域市场整合提供了某些帮助。本文拟通过对港澳与大陆区域市场整合背景的描述，在借助viner理论和balassa模型的基础上，对港澳与大陆这一层次区域市场整合的贸易流动效应展开理论分析和检验。

二、港澳与大陆区域市场整合的演进背景分析

香港和澳门均属于自由港，各自为独立关税区，是两个对外高度开放的海岛型城市经济体系。香港和澳门与中国大陆经贸关系的发展过程，实际上是港澳地区同大陆在区域市场上从分离到重新整合的过程。撇开香港和澳门在政治上与大陆分离的诸多原因，仅就经济层面而言，港澳地区与大陆的脱离既与外部原因有关，也与内部的经济体制原因相关。如果说香港和澳门的政治回归分别是在1997年和1999年开始的，那么香港和澳门的经济回归则可以从大陆经济的改革开放开始。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开启了港澳地区与大陆的区域市场整合(economic integration)。

区域市场整合可分为两种形态：功能性整合和制度性整合，即丁伯根(tinbeergen)理论中的消极一体化(negative integration)和积极一体化(positive integration)。功能性整合是指取消各种阻碍经贸活动的规章制度，即消除对有关经济体的物质、资金和人员流动的障碍，它主要是自发的市场力量推动和引导的结果，反映区域内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具有不稳定性。制度性整合是通过建立新的规章制度去纠正自由市场的错误信号，并由特定的一体化组织管理机构加以指导和按照明确的制度安排的一体化过程，它反映了功能性整合的要求，并将其制度化和法制化，使功能性整合的成果得到巩固并不断提高。尽管香港和澳门与中国内地的经贸合作不同于国际间的经济一体化，但经济一体化的理论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和思考港澳和中国大陆之间经济关系的演变和发展。根据中国大陆市场开放程度的差异，可以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港澳和大陆的经济关系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是基于功能性整合的货物贸易的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殊的国际政治和经济背景，使中国大陆与国际市场处于隔离状态，加上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中国基本上只是同前苏联为首的以计划经济为特征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进行有限的以货易货的贸易。这一时期的中国大陆市场基本是封闭的，有限的货物贸易是港澳与大陆经贸关系的主要纽带，香港几乎是大陆与国际市场联系的唯一通道。香港凭借自由港的地位、国际性的商贸网络及其同大陆的特殊联系，扮演了大陆与国际市场之间有限贸易转口港的角色。资料显示，尽管香港与大陆的贸易额占香港贸易总额的比重由1950年的27.2％不断下降到1970年的8.8％，但这一比例在1980年以后明显开始上升。值得指出的是，1950至1970年代，大陆一直在香港贸易总额中保持前4名的地位，大多数年份位于前3名，并且在进口方面保持前1—2名的位置。

第二时期改革开放到加入wto，是基于功能性整合向制度性整合转变的直接投资和货物贸易并进的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改革开放这一基本国策的制定，大陆选择了符合自身国情的渐进式、局部开放的战略决策。首先，在沿海城市和地区建立了四个经济特区，其中三个放在广东，两个位于珠三角，紧邻港澳地区；继之，是有选择地开放了直接投资市场，在大力引进海外直接投资的同时，对一些技术含量较低、劳动密集产业的产品内销市场实现了比较严格的限制，从而在粤港与大陆之间形成了一种以“前店后厂”为产业分工特征的投资与贸易的制度安排。“前店后厂”的产业分工模式实际上是一种投入和产出“两头在外”的、“大进大出”的直接投资和贸易模式。在这一模式中，投资和贸易是互动的，正是投资和贸易相互补充和相互促进导致了粤港之间贸易量的高速增长，香港自由港的制度优势得到了发挥，从而成为一个国际性的贸易、金融、物流和商贸服务中心。“前店后厂”的合作模式，是以香港体制、资金及其拥有的国际市场和内地劳动力、土地等资源优势为基础的，是香港与大陆市场局部相结合的产物。客观地说，这一时期香港成为大陆改革开放和经济增长的一个发动机。据统计，2002年中国大陆与香港的贸易额占香港贸易总额的42％，香港转口贸易的90％与大陆有关；截至2003年底，港资在大陆的实际利用外资中的比重高达44.4％，远远高于其他国家和地区；2004年香港是中国大陆第四大贸易伙伴，仅名列在欧盟、美国和日本之后；同时，该时期大陆在香港的外来直接投资和香港对外直接投资中均名列首位。

第三时期以cepa签署为标志，是基于制度性整合的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阶段。cepa(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作为一种自上而下的制度安排，以提供有效的服务和降低交易费用的方式，加强着港澳与大陆的经济互动，它是“一国两制”和wto框架下的主权国家内部的独立关税区之间的自由贸易协议，这种制度安排是为了解决或逐步消除“回归”后的港澳与大陆在经济整合中因不同社会运作机制和历史因素所造成的贸易障碍。由于港澳有着不同于大陆其他省份的特殊地位而产生了制度性障碍，货物贸易自由化、服务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等便构成cepa的基本内容。cepa这一制度安排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降低区域内商品和生产要素流动的障碍，使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商品和要素逐渐地自由和双向地流动，因而这项制度创新的绩效得以逐渐显现。应当承认，cepa的制度绩效远大于其内容本身，它对珠江三角洲乃至大陆的长期制度创新具有示范作用。

三、港澳与大陆区域市场整合的贸易流动效应

viner的“贸易创造”(trade creation)和“贸易转移”(trade divereion)理论的基本结论是：在关税同盟成立前，对未来成员体的高关税会增加贸易创造的可能性；而在关税同盟建立后，这些未来成员体则有可能取得福利收益。另一方面，对非成员体的低关税将会减少贸易转移的机会。显然，当我们将港澳与大陆看成是存在着一种准关税同盟的研究对象时，则viner关于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之效应的学说，给我们研究这一层次的区域市场整合提供了某些启示；同时，我们可以借助balassa(1961)模型对港澳与大陆间有可能出现的区域市场整合展开模拟检验。

balassa模型是以区域贸易合作前的进口需求收入弹性固定不变，区域贸易合作必然会引起进口需求收入弹性的变化为基本假设前提，该模型通过区域贸易合作前后的进口需求收入弹性的变化来说明区域贸易合作的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当区域内贸易进口需求收入弹性增大时，则意味着总贸易创造，当区域外贸易进口需求收入弹性减小时，则表明总贸易转移。解析balassa模型的主要公式：

m=aybu　(1)

m为进口值，y为国内生产总值，a为一常数，u为模型误差，b为进口需求收入弹性。将方程两边同时取对数得：lnm=a+blny+u　(2)

可将(2)进一步转化为3个方程：

总进口方程：lnmt=at+btlny+ut　(3)

区域内进口方程：lnmi=ai+bilny+ui　(4)

区域外进口方程：lnme=ae+belny+ue　(5)

mt、mi、me分别代表总进口值、区域内贸易进口值和区域外贸易进口值。如果我们主要考察进口需求收入弹性值b，则我们在不考虑以上各方程中的a和u的情况下，仍然可以对区域市场整合的贸易流动效益展开解说。剔除a和u，用以解释区域市场整合的贸易流动效应的简化方程表现为以下形式：

lnmt=btlny；lnmi=bilny；lnme=belny　(6)

一般来讲，当区域贸易合作后的和都大于合作前的水平，则存在着viner理论中的净贸易创造，即在区域内部实行自由贸易后，成员体a内成本高的产品为成员体b内成本低的产品所代替(假定成员体内存在a，b两大类别)。也就是说，原来由成员体a生产的，现在可从成员体b进口，于是新的贸易得到“创造”。同时，由于从成员体b进口成本低的产品代替原来成本高的产品后，成员体a就可以把原来的生产成本高的资源转向生产成本低的产品，从而获得贸易创造效应。

当区域贸易合作后的bi大于合作前的水平而be小于合作前的水平时，则存在着viner理论中的净贸易转移，即由于区域内经济体对外实行统一关税率时，对第三方的歧视会导致外部进口减少和转变为从成员体进口的局面，即产生贸易转移。这种贸易转移的机理在于：从原来第三方进口成本较低的产品改为从成员体进口成本较高的产品。当然，这种情况可能会造成一定的损失，但它对区域市场整合之贸易流动说产生的效应是不可忽视的。

现在，我们依据viner的理论对大陆与港澳的区域市场整合的贸易流动效应进行检验。基于cepa实施时间不长，可计算进口需求收入弹性的数据时段较短，我们只能依据港澳与大陆这两个经济体间贸易的较少样本数据来进行相关检验。根据balassa模型所计算的进口需求收入弹性对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效应的解释，港澳和大陆之间贸易往来明显包含着区域市场整合的贸易流动问题。以2003年9月内地与香港cepa的附属文件的签订为分界线，现依据2002-2004年、2005-2007年的大陆与港澳的进口需求收入弹性进行检验。以下分析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亚洲开发银行、香港贸易发展局网站和澳门特区统计暨普查局网站。

将上述数据分别代入公式6予以测度，可计算得到港澳与大陆区域市场的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效应。其计算结果如下表所示

比较两个时间段的数据，大陆和港澳的区域内贸易合作后的总进口需求弹性都大于合作前的水平；大陆区内的进口需求弹性和区外进口需求弹性在2002—2004年的统计年度略微下降，港澳区内的进口需求弹性和区外进口需求弹性都呈现增大趋势。可见，中国大陆与港澳区域间的贸易影响并不相同。为此，我们有以下讨论。

首先就港澳而言，cepa实施后，区内进口需求收入弹性bi(0.9872>0.9754)同总进口需求收入弹性bi(1.0483>1.0352)、区外进口需求收入弹性bε(0.9982>0.9865)一起增大，这说明港澳与大陆间的贸易往来不但存在着总贸易创造效应，而且获得净贸易创造，并且没有形成净贸易转移。具体地讲，cepa实施所带来的港澳台与大陆间贸易的扩大，不仅来自从大陆进口替代港澳的自行生产，还来自从大陆进口替代对其他国家或地区的进口，后一种替代的进口产品在大陆的生产成本并不高于其他国家或地区，即cepa的实施创造出港澳台对内地产品的更多需求。这些需求既有原先自行生产的，也有主要通过从其他国家或地区进口来满足的。其次对大陆来说，总进口需求收入弹性bt明显增大(0.8904>0.8870)，区内进口需求收入弹性bi(0.4753<0.4896)和区外进口需求收入弹性bε(0.8352<0.8448)略微减少，这说明大陆与港澳台间的贸易往来不存在总贸易转移、净贸易转移效应，即没有产生以内地自行生产的替代。

港口贸易论文篇3

姜丽(1978-)，女，辽宁丹东人，经济学博士，大连海事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统计学、产业经济学。

摘要：长期以来，香港是中国重要的贸易顺差来源地和重要的转口贸易地。同时，香港对外贸易的发展也离不开内地的支持。两地贸易的相互依存度正在不断上升。香港进口与出口之间具有互动的因果关系。香港的进口带动出口的发展，香港出口的增加，促进了产品价值的实现，可以进口更多更好的产品或投入品，形成良性循环。中国内地进出口的发展处于不平衡状态，特别在改革开放初期，重视出口、忽视进口的现象比较严重，进出口互动发展格局尚未形成。因此，不断调整中国内地进出口产品数量、优化贸易结构，对于中国内地对外贸易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中国内地：香港：进出口

中图分类号：F7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08)10-0033-05　收稿日期：2008-08-18

香港与内地是彼此的重要贸易伙伴。香港与内地的经贸关系源远流长，在香港经济发展的早期，与内地的贸易一度成为“香港对外贸易的生命线”。香港在20世纪70年代以发展出口加工制造业为基础实现经济起飞，并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黄晓玲，2003)。2003年6月，中国内地与香港签署了《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进一步推进了香港与内地经贸关系的发展。“安排”主要包括商品贸易、服务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三方面内容。在货物贸易方面，对香港原产货物进入内地市场实行零关税。服务贸易方面，提前以较低门槛开放18个行业让香港企业先行进入内地市场。2004年8月、2005年10月、2006年6月和2007年6月又签署了CEPA补充协议一至四。CEPA及其补充协议实施以来，在货物贸易方面，内地已累计进口香港零关税产品超过10亿美元，免征关税超过7亿元人民币。在服务贸易领域，内地对香港在金融、法律、会计等领域实施了开放措施，目前，共有1753家香港企业按照CEPA的优惠条件投资内地(刘力、林志玲，2008)。CEPA以条约规范内地与香港经贸合作的模式，对于内地和香港经济结构的调整和转型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研究香港与内地进出口贸易关系，有利于正确把握两地经济发展趋势，引导两地的区域合作向良性互动发展。本文从近年来，中国内地与香港地区商品进出口变动的实证分析出发，揭示内地与香港的贸易关系的依赖性。

一、进出口的作用与两地进出口现状

(一)进出口作用的研究关于进出口关系的论述，可以追溯到重商主义，托马斯・孟是贸易平衡论的创始人，他认为：“国内贸易是财富的相互转让，对外贸易才有助于财富的增加。贸易尤其是出口贸易，是一国最具生产性的行业。在价值上，每年卖给外国人的货物，必须比我们消费他们的为多(胡寄窗，1991)。”此后，保护幼稚工业论、超贸易保护主义和新贸易保护主义从宏观经济的角度，倡导贸易顺差对本国的贸易政策选择和经济研究产生的深远影响。在中国的对外开放进程中，进出口贸易也受到极大的关注。邓小平早在]975年就科学地阐述了对外开放与发展进出口的关系，他在讨论国家计委起草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时指出：“引进新技术、新设备，扩大进出口”。“要争取多出口点东西，换点高、精、尖的技术和设备回来，加速工业技术改造，提高劳动生产率”。邓小平把对外开放的着眼点放在“进出口”上，这在今天看来仍然是国际经济交往的基本形式。目前，许多学者关注中美、中欧贸易进出口关系的研究，并提出了各自的看法。如各国统计标准的差异问题导致贸易逆差的增加(海闻、芬斯阙，2000)，国际分工和跨国公司对美国贸易逆差具有较大的影响(张远鹏，2004)，欧盟对华贸易逆差不断扩大，并在不同产业上具有显著差异性(陈仲常、余翔，2005)。

(二)两地贸易的现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内地在香港全球贸易额中所占的比例不断上升，由1978年的9.3％上升到2007年的42.3％(周凡茹，2008)。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实行，内地与香港的经贸关系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1　两地贸易额从快速增长向平稳增长过渡，双方互为重要贸易伙伴。据中国海关统计，1992年内地与香港的贸易额达580亿美元，比20世纪70年代增长了近20倍。2006年两地贸易额达到1660.9亿美元，仅为1992年的2.9倍。表明了两地贸易额从快速增长向平稳增长过渡。

2　两地进出口商品范围不断扩大。20世纪50至70年代，内地对香港出口的主要是农副土特产品。80年代以后，随着内地工农业的发展，对香港出口的商品种类大大增加，由单一的农副土特产品发展到纺织、轻工、五矿、石化、机械设备等多种商品。内地从香港的进口产品，50至60年代主要是染料、化学原料、化肥及药剂等，70年代以后以纺织纱布及其制品为主，21世纪以来，电力机械、器具及其电器零件有所增加。近年来，内地一直是港产品最大的供应地，2005年以来也是香港最大出口目的地(见表1)。

二、两地贸易依存度正在增加

内地与香港的贸易依存度指两地贸易在各自贸易和GDP中所占比重，反映两地贸易在各自贸易和经济中地位和影响力。近年来，两地贸易依存度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内地对香港的贸易依存度从1999年的4.04％上升到2006年的6.28％，上升了2.24个百分点：而香港对内地的贸易依存度从26.79％上升到87.51％，上升了60.72个百分点(见表2)。仅从贸易角度分析，香港对内地的依赖程度远大于内地对香港的依赖程度，香港地区从两地贸易中获得的利益对香港的经济发展、产业升级起到重要作用。

从内地对香港贸易依存关系来看，两地贸易对内地经济的影响力正在增强(即指标“两地贸易额／内地GDP"呈上升趋势)，而对内地贸易的影响力正在减弱(即指标“两地贸易额，内地贸易总额”呈下降趋势)，即两地贸易对内地贸易和内地经济的影响是不同的，其原因在于，两地贸易的增长速度较快，超过了内地GDP的增长速度，表明内地的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于两地贸易；与此同时，两地贸易的增长速度却不及内地贸易的增长速度，从而导致对内地贸易影响力在减弱。

从香港对内地的贸易依存关系来看，两地贸易对香港的经济与贸易都有着相当重要的影响，其影响程度显著高于两地贸易对内地经济和贸易的影响。两地贸易对香港经济的影响力大于对香港贸易的影响力，这是由于香港地区的贸易总额大于GDP总额，再加上两地贸易在香港贸易中的重要地位，从而导致香港对内地的贸易依存度很高。从港产品来看，其出口和进口对内地市场的依赖程度都较大，且

港产品进口对内地的依赖程度大于出口。

三、香港与内地进出口关系的实证分析

(一)数据选取选择1984～2007年中国内地进出口和香港地区进出口的数据进行分析。由于四个时间序列均为非平稳且具有指数增长的时间序列，故取四个指标的自然对数。以CIEX、CIIM、HKEX和HKIM分别表示中国内地出口额、中国内地进口额、香港地区出口额和香港地区进口额(见表3)。

(二)数据分析对四个对数序列进行ADF检验，仍然是不平稳的。需要进行差分处理，结果显示，CIEX、HKEX和HKIM均为二阶单整，CIIM为一阶单整(见表4)。

LNHKIM、LNCIEX与LNHKEX均为二阶单整，通过残差的ADF检验，判断其L办整关系(如表5)。

对于协整方程LNHKIM=b0+b1LNHKEX+e,，其T值等于-2.202150，在10％显著水平上，接近临界值，即接近协整关系。从D-W值(为1.677)来看，大于著水平为5％的临界值，可以拒绝非协整的假定，认为具有协整关系。

由于只有LNHKIM与LNHKEX有协整关系，对于这两个变量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见表6)。

当滞后长度为1和2时，F统计值大于临界值，在5％显著水平下，可以拒绝零假定，即LNHKIM与LNHKEX两个变量互为因果关系。而且，当滞后长度为1时，互动效果最为明显。当滞后长度大于2时，无因果关系。同时，根据AIC准则判断，最佳滞后阶数为1。

四、研究结论与建议

(一)从两地依存关系来看，中国内地与香港的进出口具有相互依赖性内地经济的增长离不开香港的支持，香港经济的发展也离不开内地的支持。但是，两地相互依赖程度不同，香港对内地的贸易依存度大于内地对香港的贸易依存度。因此，中国内地对外贸易的发展对香港贸易的发展具有巨大推动作用。

(二)中国内地进口为I(1)，而中国内地出口、香港进口和香港整体出口均为I(2)说明中国内地进口与其他三个变量之间不可能具有协整关系，也不受其他变量的长期稳定的影响。这主要由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受出口导向战略的影响与制约，片面追求出口的结果，进口发展相对滞后，进口没有与出口协调发展，从而导致目前中国内地贸易顺差过大，贸易摩擦加剧。

(三)中国内地与香港的指标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从贸易依存度看，中国内地与香港地区的进出口具有一定依赖关系。但是这种关系还远没有达到长期稳定的关系。这反映中国内地和香港地区应加强更紧密的贸易往来，共同调整贸易结构，促进长期稳定经贸关系的发展。

(四)香港进口与香港出口之间具有协整关系 说明二者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能够相互影响。因为进出口是商品贸易的两个方面，不可能孤立地发展。这也反映了在相对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下，香港进出口所具有的长期稳定关系。而中国内地从现有的统计结果看，还没有体现出这种关系。

港口贸易论文篇4

杨长春（2007）选取了北美、日本、欧洲三个国际物流发展较早和贸易最为活跃的地区，对其进出口贸易总额和贸易货物海运运输量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了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得出了二者之间具有反馈性的互为因果关系的结论。

林青（2009）以贸易成本作为切入点，将国际物流的每一过程融入到国际贸易相关的商品流通环节中，最后论证了物流成本的降低可以节省公司财务成本、时间成本以及信息甄别成本。王领（2010）运用协整理论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对上海市1978-2008年间的货物运输量、港口货物吞吐量与进出口贸易数据进行了分析，得出了三者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且港口进出口吞吐量和进出口之间具有单向因果关系，进出口额的增加会在长期内促进上海市港口吞吐量的增加，但吞吐量的增加并未对进出口额的增加起到促进作用。而另一方面，在短期内进出口额的增加是货物运输量增加的单向Granger原因，长期内，运输量的增加是进出口额增加的单向Granger原因。

王友丽， 王健（2011） 对台湾1989-2007年间水产品进出口贸易额和运输、仓储与通讯产业值数据利用协整理论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进行分析，得出台湾水产品进出口贸易与物流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即长期均衡关系），且物流是水产品贸易的单向Granger原因，物流能促进台湾水产品的贸易而反之不然。张永浴（2011）运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对中泰边双边贸易额和货物吞吐量进行了分析，得出中泰贸易和中泰物流间存在反馈性互为因果关系，并且双边物流能力对贸易的促进作用比贸易对物流的促进作用大，从而奠定以物流为着力点，促进双边贸易额增长的观点。

高秀丽，孟飞荣（2012）根据广东省1978-2010年进出口贸易额、港口吞吐量和货物运输量年度时间序列数据，运用协整理论和VAR模型、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等方法，分析广东省对外贸易与国际物流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广东省对外贸易与国际物流之间存在长期均衡的协整关系； 国际物流对对外贸易的影响较为显著，而对外贸易对国际物流的影响不显著。

2、国际物流对国际贸易的影响研究

早期的国际贸易理论研究建立在“零交易成本”的严格假设基础上，不考虑贸易的交易费用和国外的运输成本，但这一假设并不符合实际情况。随着研究假设条件的逐步放宽，国际物流成本作为国际贸易交易费用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Zhong Ming（2011）文章利用协同机制分析了港口物流与对外贸易的协同度，以大连港为研究实例，结果证明了模型的有效性。邓凤祥（2003）指出国际物流成本是为了实现国际贸易，货物自生产完毕到投入销售的整个为国际贸易需要的物流过程所支付的成本总和。王昱祺（2010）从地理与经济条件、物流规模、基础设施、港口管理与服务水平以及发展潜力几个方面考虑，建立了我国国际物流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并应用该指标体系对我国主要港口的国际物流发展水平进行了客观地评价。钟建军（2010）从产业集群视角出发研究港口物流集群化发展及其对对外贸易的影响，构造了港口物流产业集群集聚度指标，并以宁波港为例实证分析了宁波港港口物流产业集聚规模与港口物流吞吐量对实际自营进出口总额的影响，认为港口物流产业集群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发展。港口物流产业集群的集中度越高，对对外贸易影响的增量系数、弹性系数越大。彭汝佳（2011）在分析港口物流水平对对外贸易影响作用机理的前提下，建立了港口物流评价体系，选取我国五大港口群中具有代表的 18 个港口为样本，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沿海港口物流发展水平影响对外贸易发展的程度以及从哪些方面来影响对外贸易发展。齐领军（2012）将贸易时间分解为贸易便利时间和物流时间，通过扩展的引力模型研究贸易时间对东亚地区贸易的影响。认为贸易便利时间和物流时间都会对国际贸易产生显著的影响，但是物流时间比贸易便利的影响更大。一国出口总贸易时间延长10%，该国出口贸易量将减少5%。且不同出口国之间的相对总贸易时间增加10%将导致时间敏感产品的出口比值下降5.5%。而零部件出口比值将下降7.7%。

3、综合述评

从上述国内外研究现状可知：学者们在研究国际物流对对外贸易的影响上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研究所选取的指标如港口货物吞吐量、进出口总额、港口物流增加值等较为单一，但为什么选取这些指标并没有给出详细原因，且通过计量经济模型分析得到的各研究结果能对国际物流对国际贸易的影响进行概括描述，但研究重复性较高。

参考文献：

[1]王领.对外贸易与现代物流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上海市 1978-2008 年的数据[J].国际贸易问题，2010（1）：59-65.

[2]段虹宇.国际物流与国际贸易[J].物流工程与管理，2010，8（32）：18-20.

[3]孔原.国际物流与国际贸易关系的实证研究 [J]. 沈阳工业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2010，3（4）：335-340.

[4]张宁.浅析现代物流对国际贸易发展的影响[J].国际贸易， 2010（1）：97-98.

港口贸易论文篇5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8JC79003 3)；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项目(教外司留[2009]1001号)

作者简介：

喻旭兰(1973-　)，女，湖南衡上人，湖南大学金融学院副教授，日本东北大学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国际区域金融合作。

摘要：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大陆与香港经济日益融为一体，高速增长的贸易往来和稳步，扩张的直接投资成为两地经济周期同步变动的重要经济基础。文章首先利用Engle(1993)的共同趋势与共同周期理论方法验证了中国大陆与香港之间经济周期的同步性，再运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证明了中国大陆与香港之间紧密的贸易联系是两地经济周期出现同步性的主要决定因素。

关键词：对外贸易；直接投资；经济周期同步性

中图分类号：F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10)05-0026-05　收稿日期：2009-12-17

从大陆改革开放以来，香港就成为了内地对外贸易的最大通道，同时也是引进外资的最大基地。1997年7月1日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之后，香港经济与内地经济更是日益融为一体，成为大中华经济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2003年6月，大陆与香港签订了《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内地与香港的经济合作提升到了制度化建设的层面。大陆与香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强化彼此间的经贸交流和经济金融合作，真正发挥两地经济之间的相互带动作用，从而实现中国经济的共同繁荣。香港经济与大陆的经济联系逐渐加强，大陆经济的周期性变化对香港经济的经济周期开始有了明显的影响并逐步增强。同时大陆与香港共同经历了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2005年的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和2007年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共同合作和应对内部变化和外部冲击，进一步促进了两地经济周期的同步发展。本文将在剖析两地贸易资本流动的基础上探讨中国大陆与香港两地经济周期波动的同步性。研究结果可以加深理解双方在经济上的互相联系和相互影响，从而为大陆与香港两地之间更好地开展经贸合作，促进双方经济的共同繁荣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持。

一、两地贸易资本流动是经济周期趋同的经济基础

从理论上讲，一国(地区)经济的周期性运行，通过该国(地区)进口和出口贸易的变动与资本流动会影响到其他国家(地区)经济周期的进程。当一国(地区)经济处于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时，该国(地区)的进口会增加，从而带动其他国家(地区)出口的增加，出口增加会通过乘数作用使其经济趋于扩张，资本也会随之流动；反之，当一国(地区)经济出现周期性下降时，该国(地区)的进口会缩减，从而引起其他国家(地区)出口的缩减，继而会使得这些国家(地区)的经济也趋于收缩。因此，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在经济周期同步性的形成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高速增长的双边贸易

在各国经济周期波动同步性的形成过程中，相互之间的进出口贸易与资本流动发挥着基础性的纽带作用。事实上，大陆与香港地区经济周期波动出现同步性正是源于两地之间日益密切的贸易和投资关系。香港是一个高度开放的小规模经济体，其对外依存度近30年来不断提高，由1980年的146％提高到2008年的349％，如图1所示香港近年的GDP远远低于其贸易总额，其中大陆与香港之间的贸易额在波动中快速增长，香港与大陆的双边贸易额由1980年的28，195百万港元到2008年的2,781，180百万港元，增长了98.64倍，2002年后高于香港年度GDP；与大陆的贸易占香港年贸易总额的比重从1980年13.43％增长到47.54％。大陆与香港的紧密的贸易联系成为它们经济周期出现同步性变化的重要经济基础。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范围的扩大，中国内地对外贸易越来越多地采取直接贸易的形式。这无疑使香港作为内地对海外贸易的中介地位受到挑战。但是从香港政府公布的统计数据看，无论从来源地还是从目的地划分，中国内地仍然在香港的贸易业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图2和图3反映了近30年来香港和大陆之间双边贸易的快速发展和继续不断增长的趋势：第一，香港与大陆之间的双边贸易金额占香港对外贸易金额的比重不断上升：对大陆出口占香港总出口的比重从1980年的6.4％上升到2008年的48.5％；从大陆进口占香港总进口的比重从1980年的19.7％上升到2008年的46.6％。第二，香港对大陆的总出口持续低于总进口，表明香港对大陆存在持续的贸易赤字。不过赤字规模从高峰期2000年的1700多亿开始下降，2007年一度下降到2l 3亿港元，但是由于金融危机，2008年度又增加到400个亿。第三，转口贸易在香港经济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1980年香港的转口出口贸易占香港总出口的比重为34.1％，2008年这一比率提高96％。与此同时，与大陆的转口贸易占香港转口贸易总额的比重也不断上升：以大陆为目的地的转口占香港总转口出口的比重从1980年的15.4％提高到2008年的48.9％；1980年香港对大陆的转口出口占香港对大陆总出口的74.3％，2008年这一比率提高到97.5％，这很好地说明了香港在大陆对外贸易中的桥梁作用非常重要，同时也说明大陆经济发展对香港经济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二)稳步扩张的直接投资

国际资本流动在两地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周期形成中也扮演重要的角色。香港从改革开放伊始就是中国大陆融入国际资本市场的窗口和桥头堡，通过香港本地和英属维尔京群岛来自香港的直接投资长期占驻对华实际投资的首位。当前，大陆仍然是香港最重要的直接投资目的地和来源地。近10年来的多数年份里，香港对大陆的直接投资超过大陆对香港的直接投资，表明大陆是主要的资本净流入方。图4表明香港对大陆的直接投资占香港输出直接投资的比率从1998年的31.6％上升到2008年的44.4％。从大陆对香港的直接投资来看也保持了稳定增长的趋势，在2007年达到峰值，高达3737.4亿港元，净流出达到31 3亿港元。大陆对香港的直接投资占香港引入直接投资的比率更是从1998年的123％快速稳步提高到2008年的36.5％，其中2007年这一比率高达40.7％。

(三)趋同的经济周期

大陆与内地贸易高速增长，两地投资规模稳步扩张，从客观上促进了香港相关产业的发展，特别是服务业的发展，如金融业、仓储服务、贸易业和金融保险业，这些正是香港的支柱产业，因此两地贸易的高速发展成为推动香港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两地之间日益密切的贸易和投资关系促进了大陆与香港地区经济周期波动出现同步性的特征。我们首先尝试用季度实际人均GDP增长变化率来反映1987～2008年间中国大陆和香港的经济周期波动

(图5)，图形表明在大部分时段内大陆与香港的经济增长趋势相似。从经济增长波动的角度出发考察，除1993和2005年度以外，其他的考察时期两者之间的经济周期具有明显的同步性。

二、大陆与香港经济周期同步性的实证检验

现代计量经济学中的共同趋势与共同周期理论(common trend和common cycles theory)是研究国际间经济周期同步性的有效手段(Engle和Kozicki，1993)。本文中的经济周期同步性定义为各国(地区)之间的某些重要的宏观经济变量指标在短期内有共同周期(commml cycle)，在长期内拥有共同趋势(common trend)：共同趋势理论应用协整方法同时研究宏观经济变量的长期持续性变动趋势。如果一组宏观经济变量是协整的，意味着他们在长期发展趋势相近似，也称他们拥有共同随机趋势(commonstochastic trend)。Engle和Granger(1987)发明了检验协整存在和估计协整个数的统计方法。Engle和Kozicki(1 993)的共同趋势与共同周期理论主张应用共同特征检验(common feature test)方法检验宏观经济变量之间是否有共同线性相关(common serialcorrelation)，并把这种线性相关解释为共同周期(common cycles)。Vahid和Engle f1993)发明了检验共同周期和估计共同周期个数的统计方法。他们认为如果一组被考察国家的国民产出水平时间序列之间如果存在协整关系，那么它们的经济周期在长期里拥有共同趋势(common trend)，如果他们的一阶差分存在共同线性相关，那么它们的经济周期在短期里也拥有共同周期(common cycle)，这组国家的经济周期具有同步性。本节以下部分运用共同趋势和共同周期理论检验中国大陆与香港之间是否存在共同经济周期(喻旭兰，2007)。

(一)样本数据说明

本文采用GDP来代表一国(地区)的总体产出水平用于分析大陆与香港之间的经济周期是否同步。本文采用的样本数据为季度数据，样本期为1987Q1～2007Q4。经过季度调整后的实际人均季度国民生产总值并取自然对数，简称GDP或者产出水平。1991年之前大陆的样本数据通过季度分解方法得到(Abeysinghe el,2004)，其它数据分别来自中国国家统计局和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

(二)单位根检验

我们采用ADF方法进行序列单位根检验。结果见表1。从表1检验结果可知，对于所有序列，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无法拒绝，一阶差分后，所有变量在5％的显著水平上，可以拒绝非平稳的原假设。因此，所有变量序列都是I(1)，即一阶单整。

(三)协整检验

首先利用赤池信息准则确定VAR模型的最优滞后水平。原序列模型中最优滞后阶数为4，那么误差修正模型的滞后阶数为3，如果存在协整关系的话，以下的协整分析和共同周期分析都建立在这个选定的滞后阶数的基础上。应用Johansen(1995)协整检验方法对两者间的产出水平进行协整检验。痕迹检验和最大特征值检验的结果如表2。模型的线性相关性通过拉格朗日乘数法检验。

从表2中我们看到痕迹检验和最大特征值检验都表明两个变量之间存在1个协整关系。1个协整关系的存在说明了两个变量之间有1个共同趋势。痕迹检验和最大特征值检验都表明中国大陆与香港GDP时间序列之间存在着协整关系。协整关系的存在意味着虽然单个的GDP时间序列是非平稳随机漫游的，但它们以相同的概率趋势随机“移动”，因此具有长期相似的运动趋势。不考虑产出水平的绝对差异，社会政治基本制度差异等，Johansen协整检验的结果表明大陆与香港的GDP时间序列有共同随机趋势，同步“移动”，在长期内不是发散的。协整检验的结果表明大陆与香港的产出水平在长期里具有同步性，支持他们的经济周期在长期内有共同趋势的结论。

(四)共同周期检验

首先对既包括误差修正项的长期影响，又反映解释变量滞后项的短期影响的向量误差修正模型进行估计。然后检验是否存在共同周期。本研究中是求一阶差分后的序列Y，与包含误差修正项和一阶滞后项的W，之间的典型相关。有关典型相关的特征值和共同周期的检验统计量结果如表3。

从表3中我们看到两个变量之间存在1个共同特征向量关系，表明两个变量之间存在1个共同周期。共同周期的个数既是短期合作的指标，也是短期内经济波动同步性的证明。共同趋势和共同周期的同时存在，说明中国大陆与香港之间的经济周期存在同步性。

(五)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采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来进一步考察验证大陆与香港的紧密贸易联系是否是经济周期同步性出现的原因。我们选定198701～2008Q4的中国大陆实际GDP(CH)，香港实际GDP(HK)和大陆与香港之间的贸易额(TRAD)等时间序列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前提条件是时间序列必须具有平稳性，否则可能出现虚假回归问题。因此在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前还需要对TRAD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CH和HK已经通过检验)。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由表4和表1、表2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各时间序列都是(1)，即一阶单整，因此可以用来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利用Eviews5.0软件对大陆与香港之间贸易变动是否是引起大陆和香港经济周期变动的原因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

从表5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大陆与香港的双边贸易在滞后1到4期时都会对大陆经济周期的变动产生显著的影响；大陆与香港的双边贸易在滞后1到4期时也都会对香港经济周期的变动产生显著的影响。检验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双边贸易的变动是引起大陆和香港经济周期共同变动的格兰杰原因，在两地经济周期同步波动中发挥着基础性的传导渠道作用。

三、结论

(一)大陆与香港的紧密贸易联系是经济周期同步性出现的原因

中国大陆与香港经济周期波动之所以能出现同步性，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日益融入世界经济，而香港正是中国大陆经济融入世界经济的重要桥梁和纽带。中国大陆与香港之间紧密的贸易和投资联系是两地经济周期出现同步性的主要决定因素。从大陆改革开放以来，香港就成为了内地对外贸易的最大通道，同时也是引进外资的最大基地。高速增长的双边贸易和稳步增长的直接投资成为推动两地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二)实证检验表明大陆和香港之间经济周期波动具有同步性

港口贸易论文篇6

对外贸易是香港经济的重要基础，不可想像，一个对外贸易不景气的香港，会有繁荣稳定的经济发展。香港的客观条件决定了对外贸易是其经济发展的生命线。首先，香港本身拥有天然的水深广阔的良港，是中国对外贸易重要的桥梁，尤其是中国对北美及欧洲的枢纽；其次，香港作为中国大陆对外贸易的桥头堡，因而很自然成为中国对外联系的南大门，扮演着不可或缺的中介角色：再次，香港历来采取完全自由港政策，低税率、服务周全、信息灵通；最后，作为对外贸易配套的基础设施，如银行、航运、港口、公路运输、保险业务等，十分完善。

2003年6月29日和9月29日，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先后签署了《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简称《CEPA》)及其6个附件。这一协议及附件的签署，标志着香港的对外贸易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一、《CEPA》简介及其签署历程

《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简称《CEPA》)就是历经18个月的时间、长达70页的报告初稿、经过15次双边磋商、4次高官会谈、两个层面的介入、上百人的对话、涉及4000多种产品、273个税目的自由贸易协议，但其又不同于一般的自由贸易协议。

2003年6月29日和9月29日，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先后签署了《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简称CEPA)及其6个附件。《CEPA》的签署是党中央、国务院顺应全球经济一体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世界潮流，根据“一国两制”方针。在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基础上，就处理内地与香港经贸关系做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具有重大的经济意义和政治意义。

之后，中央政府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又分别于2004年10月、2005年10月、2006年6月、2007年6月、2008年7月、2009年5月签署了6次补充协议，使《CEPA》的内容不断充实和完善。

二、《CEPA》实施后，香港对外贸易发展情况分析

(一)香港对外贸易整体情况分析

2003年―2007年香港每年商品贸易货值及增长率变动

1　进出口贸易保持持续增长。进口在香港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全港700多万人口和各类工业的需要几乎全靠进口供应。从上表中可以看出，在《CEPA》实施后的这几年。进口贸易趋于稳定，保持在10％以上的增幅。而且在《CEPA》实施的第一年，进口出现过一个小高峰，增速达到16.9％。

出口以本港加工制造业产品为基础。由上表可以发现，在《CEPA》实施后的这几年，出口货物总值保持增长的态势。同进口类似，在《CEPA》实施的第1年，增速最大，达到15.9％。但值得注意的是，在稍后几年里。香港整体出口增速趋缓，2005、2006年增幅都不到10％。

从上表中还可以看出的另一个特点就是，香港的进口总额大于出口总额，且贸易差额持续增加。

2　服务贸易进一步增加。在《CEPA》实施后的这几年，香港服务贸易发展迅速。2007年香港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达9653.78亿港元，比2003年增长了50％左右。截至2007年底，香港服务贸易出口额增长到6452.76亿港元；服务贸易进口额则增长到3201.02亿港元。《CEPA》实施以来，年均增速分别达8.5％和增长4.9％。

香港服务贸易进出口长年呈顺差状态，随着出口增长明显加快，顺差规模持续扩大。2007年。香港服务贸易进出口实现顺差3251.74亿港元。

内地市场是香港服务业输出的最大市场。不少外国贸易及零售公司，不论规模大小，一直都把香港当作内地门户的地位和经验，以香港作为寻觅货源、广告推销、采购以及物流作业的中心，并在香港设立地区总部。香港很多中小型贸易公司也协助各地买家处理采购、产品品质监控、货物追踪、物流及供应链管理等一系列高增值的贸易服务。随着内地继续发展，相信这类服务的需求会进一步增加。

(二)香港与上海对外贸易情况分析

1　沪港货物贸易进一步发展。2004、2005、2006年上海与香港进出口贸易总额同比分别增长32％、19％、14％。2006年，上海与香港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达到110.63亿美元，占当年上海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2275.37亿美元的4.86％。2004年1月1日至2007年5月底，上海口岸累计进口原产于香港《CEPA》项下零关税商品3718批，货值2.3亿美元，免除进口关税1.8亿元人民币。

2　沪港服务贸易快速上升。2004年以来，上海与香港的服务贸易额每年都以高于20％的速度增长，2006年，沪港在旅游、运输、金融及信息服务等领域的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达到119.26亿美元，占上海当年服务贸易总额近三成(29.6％)。其中，上海对香港服务出口53.95亿美元，年增长15.5％：上海从香港服务进口65.31亿美元，年增长33.1％。目前，香港已成为上海服务贸易第一大贸易伙伴，而且上海与香港服务贸易的规模与增速都已超过两地货物贸易。

三、《CEPA》实施中的问题与对未来补充协议的展望

(一)《CEPA》实施中的问题

《CEPA》的逐步落实和实施，加快了香港经济结构转型的步伐，并为内地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虽然《CEPA》取得了初步的成就，但是也存在一些不足与尚需改善的地方。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　关于服务业方面的准入问题。例如港资企业承接内资工程项目，香港专业人士以个人身份在内地设立会展公司等问题。这些需要对现有《CEPA》涉及的内容进行突破和完善。

2　吸纳香港专才到内地工作问题。《CEPA》虽然放宽了对香港专业人士在内地的执业限制。但是香港居民在内地执业仍存在不少障碍。其中，由于内地与香港对专业服务的要求和规定仍然不对等，相比普通的内地居民，香港的专业人士在内地执业要符合更多的其他附加条件。而且，专业服务的工作性质和范围亦受到很大的局限，

(二)对未来补充协议的展望

1　根据已有的问题，展望增加补充协议。完善《CEPA》的内容。对于《CEPA》实施中出现的问题，一方面，双方相关政府部门应根据各界反映，在以后各阶段的《CEPA》补充协议中，适当降低准入门槛。放宽对香港服务业和香港专才到内地开展业务的限制，从而有利于吸引更多香港企业和香港专业人士到内地投资、工作。另一方面，应建立内地各级政府和香港各政府职能部门之间的对口沟通机制，鼓励商界组织及行业协会参与，加强信息交流与共享，尽量降低成本。最后，内地各级政府和香港政府还应加强向业界推介《CEPA》，加深他们对《CEPA》的了解，并继续简化各种审批手续，进一步加强网上信息及网上办公，继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及增加其透明度。

2　从《cEPA》深化粤港合作，展望增加补充协议，深化沪港合作。2008年7月和2009年5月，内地与香港签署的补充协议五和补充协议六中，有不少为深化粤港合作而采取的在广东省先行先试的措施。深化粤港合作，其实，可以看作是深化香港与珠三角的合作。香港与珠三角的合作，在《CEPA》中已经有相当多的内容。对此，理应在今后的《CEPA》补充协议中，增加香港与中国另一大经济圈――长三角合作的内容。这样，对内地与香港的经济发展就更有利了。

参考文献：

[1]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及六项附件[r]2003.

港口贸易论文篇7

二、引力模型的理论基础

引力模型是物理学中的一个定律，即两个物体之间的引力与他们的质量成正比，与它们之间的距离成反比。在国际贸易领域，引力模型的基本思想是：两国之间的双边贸易量取决于其经济量以及相互间的距离，是研究双边贸易量的重要工具，该模型用以对世界贸易流向和贸易流量规模问题进行实证研究，由此说明两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和距离对两国双边贸易的关系。随后不少经济学家引入各种经济以及其它变量来对引力模型进行补充，Brada等（1985）引入了反映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虚拟变量，进一步将引力模型应用于估算区域经济一体化对成员国贸易的影响。一般而言，一国与其它国家的贸易流量依存于贸易国各自的经济规模、运输费用以及贸易自由化程度，因此，引力模型的基本方程如下：LnXij＝b0＋b1LnYi＋b2LnYj＋b3LnDij＋b4Pij＋eij其中，Xij为i国对j国的对外贸易出口额；Dij为i国对j国的地理距离；Yk（k＝i，j）为两国的经济总量，一般为国内或者国民生产总值；　Pij为区域经济一体化或者区域内贸易自由化的虚拟变量。当i国对j国同为一个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成员国时，Pij＝1；反之，Pij＝0。b0为常数项，b1～b4为对应变量的参数；eij为模型误差。　在引力模型中，由于Yi表示出口国出口供应的潜在的经济能力，Yj表示进口国进口需求的潜在的经济能力，经济总量的大小对i国向j国的出口规模产生正的效应，也就是说，二者的经济总量越大，潜在的出口供应能力和进口需求能力就越大，两国之间的双边贸易规模可能也就越大，因此Yi和Yj这两个变量的系数预期为正数。而两国的距离变量反映了距离对于双边贸易的阻碍作用，距离指标可以用两国主要港口的地理距离或者主要港口之间的运费率来表示。一般而言，距离对出口规模产生负的作用，故其系数预期为负数。引力模型通过区域经济一体化或者区域内贸易自由化变量的变化来说明区域一体化组织的贸易效应。当虚拟变量的系数增大时，说明区域一体化组织对区域内的贸易规模有促进作用，反之亦然。

三、模型构建、数据选取和实证分析

港口贸易论文篇8

1引言

在我国新时期“一带一路”国际战略构想指导下，宁波港主动对接融入国家战略，抢抓重要战略机遇，港口物流得到快速发展。作为我国重点开发建设的深水中转港之一，宁波港在地理区位、发展潜力等方面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与世界上600多个港口建立了通航关系，对促进宁波国际贸易发展有着重要意义。近年来，宁波国际贸易不断发展，逐步形成全方位、多层次、高水平的外贸开放新格局。2014年宁波位居我国外贸百强城市第十名，全年实现国际贸易进出口总额6432.2亿元，累计实现贸易顺差2251亿元。本文主要研究了宁波港口物流发展对其国际贸易的影响途径和影响效应，最后提出建设宁波现代国际强港的对策及建议。

2影响机制研究

宁波港口积极对接“一带一路”以及长江经济带等发展战略，充分发挥区位优势，整合港口物流资源，开发“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新航线，港口物流产业优势不断彰显。2014年港口货物吞吐量达到5.26亿吨，位居中国大陆港口第三位，其中外贸货物吞吐量为2.97亿吨。集装箱吞吐量为1870万标箱，排名跃升至全球第五位。宁波港口物流不断发展通过降低港口物流运营成本、提高港口物流运营效率、完善港口物流服务水平形成宁波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首先，宁波港口物流发展具有范围经济的外部优势和规模经济的外部优势，降低了港口物流运营成本。在“一带一路”、“国资整合”等国家战略背景下，宁波港口物流企业进行资源的深度整合，积极推进宁波—舟山港一体化。《宁波—舟山港2012—2030年总体规划》指出将合并泗礁、绿华山两个港区，新增白泉港区。港口物流企业间统一运营、协作分工，充分实现技术互补和资源共享。港口物流企业充分发挥区位优势积极建设港口经济圈，不断扩大生产能力，降低了企业的平均成本，提高了企业的收益率。其次，宁波港口物流发展不断形成柔性供应链，提高了港口物流运营效率。2014年以来，一批由世界500强企业投资的供应链服务项目相继在宁波保税区投运，新型电商在此加速集聚。柔性化的港口供应链运作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资源的浪费，提高了宁波港的核心竞争力。宁波港通过采用先进管理的技术，港口物流企业能够根据外部环境变化及时调整策略，达到供应链整体和港口物流企业的帕累托最优状态。港口物流企业间共享信息、共担风险，最终实现宁波“三位一体”港口物流体系运营效率的最大化。最后，宁波港口物流不断发展完善了港口物流服务水平。目前，宁波港通过整合资源不断推进由“装卸型港口”向“物流贸易型港口”的转变，以及由供应商主导的简单静态市场环境向由顾客主导的复杂动态市场环境转变，从而实现宁波港口多功能、一体化的全球综合物流服务。以顾客需求为导向分为不同层次，包括以货物装卸为主的初级服务，在特定货场完成的辅助服务，以及多元化、全方位的增值服务。宁波港口物流企业不断开发创新优质服务，为客户提供更加便利的全程物流服务体系，以满足客户高层次、多样化的需求水平。综上所述，宁波港口物流不断发展降低了运营成本，提高了运营效率，完善了物流服务，对宁波国际贸易产生总量效应和结构效应，最终实现宁波国际贸易的可持续健康发展。国际贸易总量效应主要体现在降低国际贸易成本、改善国际贸易条件、产生国际贸易乘数、实现贸易便利化等方面。国际贸易结构效应主要体现在国际贸易产品结构、国际贸易方式结构、国际贸易市场结构等方面。因此，宁波港口物流发展促进了其国际贸易快速发展，成为国际贸易的新增长点。

3实证研究

港口物流发展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新兴经济现象，相关统计数据尚不全面，目前还没有专门的指标能够全面有效地反映港口物流发展情况。鉴于数据的可得性和相似性，本文主要从港口物流投入力度来对宁波港口物流的发展水平进行衡量。选取宁波1991年到2014年港口集装箱堆场堆存能力(GKJ)、港口生产用泊位个数(GKB)和港口岸线长度(GKA)作为港口物流投入力度的衡量指标，较为全面地衡量对宁波港口物流发展水平。在国际贸易总量的实证分析中选取宁波国际贸易总额(JCK)作为衡量宁波国际贸易发展水平的指标，并将其作为模型的被解释变量。为消除价格变动对国际贸易总额的影响，以1991年CPI为基期对国际贸易总额数据进行平减，得到实际国际贸易总额。在国际贸易结构的实证分析中，判断国际贸易结构是否合理，主要考察国际贸易产品中工业制成品所占的比重，工业制成品在宁波国际贸易产品中占主要部分。因此选取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的国际贸易总额作为模型的被解释变量，数据主要来源于《宁波市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港口协会网站等。

3.1国际贸易总量效应的实证研究

由于数据的对数变换不改变原来的协整关系，为消除原始数据可能存在的异方差，因此对GKJ、GKB、GKA和JCK四个变量进行自然对数变换。并用In(GKJ)、In(GKB)、In(GKA)及In(JCK)表示自然对数形式的宁波港口集装箱堆场堆存能力、港口生产用泊位个数、港口岸线长度和宁波实际外贸总额。在协整分析和格兰杰因果检验之前，先要利用ADF单位根检验来对In(GKJ)、In(GKB)、In(GKA)和In(JCK)及其差分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现实中很多时间序列是不平稳的，选取非平稳的时间序列回归分析将会产生“伪回归”现象。为避免这种现象的产生，对变量进行ADF单位根检验就显得十分必要。根据AIC赤池信息和SC施瓦茨准则，通过软件进行滞后阶数的选择，同时选择显著性水平5%作为判断标准，变量In(GKJ)、In(GKB)、In(GKA)和In(JCK)在显著性水平为5%的情况下都是非平稳的。经过二阶差分后，变量都变成了平稳时间序列，即ADF统计值小于临界值，拒绝零假设。因此In(GKJ)、In(GKB)、In(GKA)、In(JCK)都是二阶单整序列，In(GKJ)～I(2)，In(GKB)～I(2)，In(GKA)～I(2)，In(JCK)～I(2)。所以它们之间可能存在协整关系，可以进行协整检验。Johansen和Juselius于1990年提出了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Vectorautoregression，VAR)的多重协整检验方法，即JJ检验法。本文采用JJ检验法对变量In(GKJ)、In(GKB)、In(GKA)、In(JCK)进行协整检验，得出In(GKJ)、In(GKB)、In(GKA)、In(JCK)之间存在长期均衡的协整关系，有且仅有一个协整向量。根据唯一的标准化协整向量可以确定唯一的协整方程:In(JCK)=－8.3935+1.1941×In(GKJ)+0.9029×In(GKB)+0.8301×In(GKA)+σX(1)在上述回归方程中，β1=1.1941，β2=0.9029，β3=0.8301，说明在长期内，港口集装箱堆场堆存能力的国际贸易额弹性是1.1941，港口生产用泊位个数的国际贸易额弹性是0.9029，港口岸线长度的国际贸易额弹性是0.8301，即港口集装箱堆场堆存能力增长1%能带动国际贸易总额增长1.1941%，港口生产用泊位个数增长1%能带动国际贸易总额增长0.9029%，港口岸线长度增长1%能带动国际贸易总额增长0.8301%。然后再对回归方程的残差σX进行单位根检验，不含常数项和时间趋势项。由于向量自回归模型对滞后期比较敏感，因此根据AIC准则、SC准则和似然比检验等方法确定变量最优滞后阶数为2，残差σX在显著水平为1%的情况下是平稳的，拒绝零假设，不存在单位根，即σX～I(0)。因此In(GKJ)、In(GKB)、In(GKA)和In(JCK)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利用软件对变量In(GKJ)、In(GKB)、In(GKA)和In(JCK)进行格兰杰检验得出表1结果。从表1可以看出，从滞后1期到滞后3期，宁波港港口集装箱堆场堆存能力、港口岸线长度和宁波国际贸易总额是彼此的格兰杰原因。同时，港口生产用泊位个数与宁波国际贸易总额存在着单向因果关系，即宁波国际贸易总额的变化始终是港口生产用泊位个数增长的格兰杰原因，而港口生产用泊位个数的增加并始终未显示对宁波国际贸易总额的增加有推动作用。在滞后2期和3期的情况下，港口生产用泊位个数是宁波国际贸易总额的格兰杰原因。因此，在相对较长的时期内，港口生产用泊位个数的增加可以推动宁波国际贸易总额的增加。这种因果关系也印证了俞雅乖(2012)的结论:不同地区的物流业对当地外贸发展的影响是不同的。因此，从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得出，港口物流发展对宁波国际贸易的影响总体上达到了期望水平。要分析它们之间的短期波动关系，则需要通过误差修正模型来分析。误差修正模型ECM是由大卫德森、亨格瑞、斯巴和耶在1978年提出的，也称为DHSY模型。这种计量经济学模型具有特定的形式，将协整方程的残差加入变量一阶差分的回归模型中。经过比对和筛选后，本文的误差修正模型转化如下方程:ΔIn(JCK)=0.1693+0.6183×ΔIn(GKJ)+0.5715×ΔIn(GKB)+0.5101×ΔIn(GKA)－0.3162×ECMt－1(2)在误差修正模型结果中，变量ΔIn(JCK)、ΔIn(GKJ)、ΔIn(GKB)及ΔIn(GKA)的回归系数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误差修正项ECMt－1的系数是负的，符合反向修正机制。因此从短期来看，港口集装箱堆场堆存能力每增加1%，会引起国际贸易总额增加0.6183%;港口生产用泊位个数每增加1%，会引起国际贸易总额增加0.5715%;港口岸线长度每增加1%，会引起国际贸易总额增加0.5101%。上一年的非均衡误差以0.3162的比率对本年度国际贸易总额做出修正，将偏离均衡状态拉回到长期均衡状态。在协整检验的回归方程(1)中，Durbin－Watsonstat=0.438289。在显著性水平为5%的情况下，n=21，k=3(不包括常数项)，查表可得dl=1.026，du=1.669。因为Durbin－Watsonstat=0.438289＜dl，所以回归模型存在一阶序列正相关，要对其进行改进和检验，得到表2结果。R2=0.985216F－statistic=179.6834Durbin－Watsonstat=2.190359对上述结果的残差序列进行LM检验，得到Obs×R－squared=2.9307162。在显著性水平为5%的情况下查表可得，自由度为2的χ2分布的临界值为7.81。由于2.9307162小于7.81，所以AR模型检验结果的残差序列在显著水平5%的情况下不能拒绝同方差原假设，即不存在异方差，回归结果是有效的。从上述结果可以看出港口物流发展对宁波国际贸易的增量作用。自1991—2014年，在其他条件一定的前提下，宁波港口集装箱堆场堆存能力对国际贸易总额的弹性系数是1.0812，港口生产用泊位个数国际贸易总额的弹性系数是0.8601，港口岸线长度对国际贸易总额的弹性系数是0.7962。弹性系数均大于0，表明宁波国际贸易随着港口集装箱堆场堆存能力、港口生产用泊位个数和港口岸线长度的增长而增长。即当港口集装箱堆场堆存能力、港口生产用泊位个数和港口岸线长度以1%的速度变动时，将会引起宁波国际贸易总额分别以1.0812%、0.8601%和0.7962%的速度变动，对宁波国际贸易发展有正向推动作用，促进了其国际贸易的发展。但港口生产用泊位个数和港口岸线长度对宁波国际贸易的弹性小于1，表明宁波国际贸易发展对港口物流业的变动反应不是非常敏感，物流拉动贸易发展的力度有待提高。港口物流规模的扩张应该向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从更深层次上优化国际贸易发展。弹性分析法可以研究不同时间段内港口物流发展对宁波国际贸易的影响程度。即当宁波港口集装箱堆场堆存能力、港口生产用泊位个数及港口岸线长度变化1%时，所引起的国际贸易总额的百分比变化。说明随着港口物流近几年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其对宁波国际贸易的促进作用越来越明显。同时，2002—2014年的区间标准差均大于1991—2001年的区间标准差，说明了弹性值在第二阶段分布更为分散，波动前一阶段较大。可以解释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加速，宁波港口物流及国际贸易发展越来越受到更多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因此它们之间的作用关系变得更为复杂、不是非常稳定。此外，港口物流发展还存在一些问题有待解决。其原因在于:一是在宏观管理方面，由于宁波港口物流属于新兴型服务产业，所以相关管理体制和政策法规的不完善制约着港口物流的进一步发展;二是从微观角度分析，宁波港口物流与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港口物流相比存在着一定差距，港口物流发展水平和层次有待进一步提高。因此，从宏观及微观层面提出加强港口物流进一步发展的措施变得非常重要。通过以上数据平稳性检验、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误差修正模型、AR模型和弹性分析法对宁波港口物流的国际贸易总量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可以得出，港口物流发展对宁波国际贸易的影响总体上达到了期望水平，对宁波国际贸易总量有增加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宁波国际贸易的发展。但港口生产用泊位个数和港口岸线长度对宁波国际贸易的弹性小于1，系数值相对不是很高，表明港口物流发展拉动国际贸易的推动作用还须要进一步强化。港口物流规模的扩张应该向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从更深层次上优化外贸发展。

3.2国际贸易结构效应的实证研究

由于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在宁波国际贸易产品结构中所占比重较大，所以运用灰色关系分析法通过关联度的大小和排序判断港口物流发展是否有利于宁波国际贸易产品结构的优化，从而为今后政策方针的制定提供现实依据。灰色关联度分析对样本量没有过高的要求，解决了数据不多、信息不完整的问题，因此实用性较强。本文选取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作为母系统，选取港口集装箱堆场堆存能力、港口生产用泊位个数和港口岸线长度作为灰系统指标。首先将母系统数列设为Y0，即目标对象为Y0，灰色系统因素数列设为Xi，i=1，2，…，n。将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的数据序列分别用字母A、B表示，集装箱堆场堆存能力、港口生产用泊位个数和港口岸线长度分别用X1、X2、X3表示，外贸总额用Y0表示。通过计算X*i和Y*0的关联度为γi得到如下结果:γAX1γBX1γAX2γBX2γAX3γBX3=0.8104940.9661150.9376940.7595440.8968690.864535(3)首先对计算所得的γi(i=1，2，…，n)进行排序，yi的数值越大，则Xi*和Y0*的关联度越高。分辨系数σ取值0.5，所以计算得到的γi如果全部大于0.5，则结果就可信。从计算结果可以看出，灰系统各因素与母系系统的平均关联度均大于0.5，所以宁波港口物流发展与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的关联度较大。而且港口物流发展指标与两种国际贸易产品外贸额的几何曲线有较高的相似度，和实证分析的结果一致。所以实证分析所选的影响国际贸易产品的港口物流指标较为合理，实证结果比较可靠。对机电产品的关联度进行排序，可以得出:γAX2＞γAX3＞γAX1。从排序结果可以看出，与宁波机电产品国际贸易关联度最大的是X2和X3，这两个港口物流指标的关联度分别为0.94和0.9，说明X2和X3是影响宁波机电产品国际贸易的主要港口物流因素。集装箱堆场堆存能力与机电产品的关联度相对较低，究其原因与机电产品自身单位价值大有一定关系。所以有可能导致机电产品在集装箱运输量不是非常很大的情况下产生较多的国际贸易额，因此，机电产品的国际贸易与集装箱堆场堆存能力相比其他两个港口物流指标相对较低。对高新技术产品的关联度进行排序可以得出:γBX1＞γBX3＞γBX2。从排序结果可以看出，与宁波高新技术产品国际贸易关联度最大的是X1和X3。对于高新技术产品而言，这两个港口物流指标的关联度分别为0.97和0.86。说明X1和X3是影响宁波高新技术产品国际贸易的主要港口物流因素，是典型的集装箱运输产品，加工层次多、附加值大，因此表现出较大的关联度。综上所述，运用Granger检验、弹性系数、灰色关联分析等方法对宁波港口物流发展与其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得到，港口物流发展对宁波国际贸易的影响总体上达到了期望水平，对宁波国际贸易总量有增加作用。同时，港口物流不断发展有利于宁波制成品贸易的发展，从而促进国际结构不断优化和升级。

4结论与对策建议

通过研究可以看出，宁波港口物流发展与其国际贸易之间存在显著关系，并且宁波港口物流发展可以优化其国际贸易结构。鉴于以上结论，从宏观及微观层面不断创新与探索，走出一条符合宁波港口建设的新路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宁波港口物流发展应结合自身优势，同时借鉴发达国家成功经验，更好地发挥港口物流发展对国际贸易的推动作用，充分发挥“一带一路”桥头堡的作用。在宏观方面，首先加强宁波港口基础设施和集疏网络建设，加大对码头基础设施建设、港口物流机械、物流系统工程等方面的投入力度，鼓励国内外企业积极投资宁波港口物流建设，拓宽融资渠道，加快港口物流经济核心圈、覆盖全的形成。同时宁波政府要为港口物流发展营造良好的宏观环境，充分发挥政府在宁波港口物流发展中的作用，加强政府部门间的协调，出台相关优惠政策，提高准入门槛，积极搭建国际贸易合作平台，不断推动宁波港口经营管理的国际化进程。在微观方面，首先应加快“智慧港口”建设，加强技术创新，探索物联网等新技术的应用，不断推进宁波港口物流智能化与标准化建设，真正实现港口物流运营模式的新变革。其次建立港口物流产战略联盟，寻求港口经济圈联动创新优势，获得资源整合优势，提高港口经济圈内物流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最后加快对高素质复合型港口物流人才的培养和储备，缓解港航物流方面人才短缺状况，为宁波港口物流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积蓄力量，不断推进宁波港口物流产业转型升级，从而实现宁波港口物流和国际贸易的可持续发展。

作者:胡莉娜 单位:忻州师范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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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钱学锋，范冬梅.国际贸易与企业成本加成:一个文献综述［J］．经济研究，20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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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裴长洪.进口贸易结构与经济增长:规律与启示［J］．经济研究，2013(7).

［7］盛斌，毛其淋.贸易开放、国内市场一体化与中国省际经济增长:1985—2008年［J］．世界经济，2011(11).

港口贸易论文篇9

中图分类号：F746.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13）02-0058-10

一、引言

离岸贸易（offshore trade）是指本国（地区）的贸易商经营的货物直接由关境外的生产地付运到客户，而不经过该贸易商所在国家（地区）。与传统的贸易方式相比，离岸贸易的显著特点是交易所涉货物并不进出贸易商的经营所在地。离岸贸易作为一种新型的贸易方式，属于服务贸易的范畴，是全球贸易分工进一步细化的必然趋势和结果。离岸贸易实质上是一种中间商贸易方式，中间商主要利用其庞大、发达的贸易网络在交易领域内实现全球资源的优化配置。凭借完善的基础设施、极富吸引力的简单税制和高度的贸易便利化等优势。香港一举成为全球贸易中间商的集聚之地。贸易中间商的汇集催生了香港离岸贸易的繁荣，据最新的《香港服务贸易统计报告》显示，2010年香港离岸贸易所涉货物贸易额达3.89万亿港元，超过同期转口贸易额（2.96万亿港元），继续成为香港第一大贸易方式。

香港离岸贸易的快速增长与中国大陆经济的崛起密不可分，随着大陆与香港紧密经济合作的推进，大陆已成为香港离岸贸易所涉货物最主要的来源地和目的地。如表1所示，2002～2010年间香港离岸贸易所涉货物销售价值中来自大陆和销往大陆的平均比重为38.2%和56.5%；而且，以大陆为货物来源地的香港离岸贸易所涉货物中，经分判加工安排生产（Manufactured through sub-contract processing arrangement）的比重超过40%。

经分判加工安排生产的比重如此之高，表明香港的离岸贸易与其对大陆的FDI输出密不可分。香港贸易中间商凭借全球贸易网络优势承接海外订单，并通过FDI的方式在大陆投资建厂，利用内地的土地、自然资源和劳动力优势进行产品加工、组装和制造，然后将制成品出口到世界各地，考虑到运输成本因素，这些产品通常在大陆产地直接付运，不会进出香港，从而形成离岸贸易。

基于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成熟度等原因，珠三角地区一直是香港FDI流人大陆的主要目标区域。本世纪初的前几年里，珠三角地区吸引香港FDI金额占大陆吸引香港FDI总额的比重甚至一度达到50%左右，尽管近年来该比重有所下降，但从存量上看，珠三角地区吸引香港FDI的规模仍然大大超过内地其他省市。如图1所示，2000-2010年广东累计吸引香港FDI总额达840亿美元，占全国吸引香港FDI总额的比重达28%，明显高于江苏、浙江等其他沿海主要省份。因此，珠三角地区是香港离岸贸易对大陆经济发展的主要辐射区域，研究香港离岸贸易对珠三角地区产业发展的影响显得意义重大。

二、文献综述和待检验理论假设

当前，国内外关于离岸贸易的研究文献较少，但不乏关于离岸贸易的行为主体——贸易中间商的研究。目前，学术界关于贸易中间商对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产业发展影响的研究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向展开。

第一，强调贸易中间商的信息网络效应，认为贸易中间商利用其庞大的全球信息网络优势，将专业化的贸易信息传递给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生产商，减少了贸易领域的信息不对称，降低了交易成本，从而促进其产业发展（如Samiee，1993：Feenstra&Hanson，2004；Ellis，2010）；第二，强调贸易中间商的市场创造效应，认为专业的贸易中间商将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引入了全球一体化生产体系，唤醒了它们沉睡的生产潜能，并为它们的生产开拓了新的国际市场，从而促进了这些国家或地区的产业发展（Casson，1997；Hsing，1999；Guex，1998；Sluyterman，1998）；第三，强调贸易中间商的经济催化剂效应（Catalytic Contribution），认为贸易中间商会将信用机制、营销技术、分销基础设施等先进要素引入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分销渠道，从而克服这些国家或地区普遍存在的分销体系不完善和效率低下的劣势，进而促进其产业发展（Sharma&Dominguez，1992；Ellis，2003）。

由于离岸贸易的主体是贸易中间商，因此不管采用何种贸易方式，贸易中间商对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产业发展的影响机理是一致的，即离岸贸易将对珠三角地区的产业发展产生促进作用。但是，现有关于贸易中间商的研究文献中，背后几乎都隐含了一个同样的假设，即贸易中间商对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产业发展的影响主要局限于制造业，这可能因为贸易中间商总是伴随着FDI的输出进入到发展中国家或地区，而早期的FDI流入通常都是投资于制造业。

事实上，香港离岸贸易对珠三角地区城市群产业发展的影响比较复杂，它对不同城市的产业发展影响可能存在差异。一方面，由于珠三角地区是我国主要的制造加工基地之一，并且在县、镇一级区域形成了颇具规模的制造业产业集群，如佛山南海大沥的铝材产量已占全国的40%以上，中山古镇的灯饰销量已占全国的60%以上，江门恩平的麦克风已占全国销量的70%以上，因此香港离岸贸易对珠三角县、镇一级区域产业发展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制造业上，并且通过发挥香港贸易中间商的信息网络效应和市场创造效应，将显著推动这些地区制造业的蓬勃发展。另一方面，由于离岸贸易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货物在产地直接付运，原来需经过香港转口的相当部分的货物现在不再经过香港，因此珠三角地区的货物将选择在深圳和广州等中心城市的港口清关，从而推动这些中心城市的国际物流、货物保险、质量检验、贸易展示等与贸易有关的服务业的细分和发展，所以香港离岸贸易对深圳、广州等中心城市产业发展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服务业上。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将提出两个待检验的理论假设。

理论假设一（H1）：香港离岸贸易将对珠三角区域的产业发展产生促进作用。

理论假设二（H2）：香港离岸贸易对珠三角地区不同城市产业发展的影响存在差异。它对珠三角中心城市深圳、广州产业发展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服务业上，对其他非中心城市产业发展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制造业上。

三、香港离岸贸易对珠三角地区产业发展影响的实证分析

（一）模型构建

由于本文是以产业规模（GDP）作为产业发展的衡量指标，所以可以将传统的柯布一道格拉斯（Cobb-Douglas）生产函数作为理论模型构建的基础。根据现代经济增长理论（Solow，1956；Romer，1986；R.Lucas，1988），生产要素的范畴得到广泛的延伸，决定经济增长的要素投入不仅包括土地、劳动力、资本等传统要素，而且还包括全球信息网络、国际市场渠道、商业环境等现代经济要素，而后者将直接影响生产效率水平的高低。因此，虽然离岸贸易本身不是一种投入要素，但它通过发挥贸易中间商的信息网络效应、市场创造效应和经济催化剂效应，显著地改善了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商业环境，促进了生产要素使用效率的提升，从而成为影响其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Barro&Sala-I-Martin，1997）。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在借鉴熊俊（2005）对索罗经济增长模型进行扩展分析的基础上，将离岸贸易看作是影响投入要素使用效率即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因素，并将其纳入Cobb-Douglas生产函数模型，得出拓展后的新生产函数：

Yit=Aeλ*OTKαitLβit （1）

上式中i表示产业，Yi为i行业的GDP，此处只分为制造业和服务业两大行业：t表示年份；A为效率系数；K和L分别表示资本要素投入和劳动要素投入；OT表示香港离岸贸易额；α、β分别代表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λ代表香港离岸贸易对珠三角地区城市产业GDP的影响系数；A、α、β、λ为常数，A>0，0

为了获取更多的观测值，增加估计量的抽样精度，本文采用面板数据模型（Panel Data）进行实证分析，（1）式计量模型的对数形式表示如下：

LnYjit=LnA+αLnKjit+βLnLjit+λ×OTjit+εjit （2）

式（2）中，j表示横截面，包括珠三角地区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江门、东莞、中山、惠州、肇庆9个地级以上城市下辖的48个区县；t表示年份，包含2000～2009年的时间序列数据；εjit表示残差项。

同时，为度量香港离岸贸易对中心城市和非中心城市产业发展影响的差异，本文将原始数据分成两组分别进行回归，分组如表2所示。

（二）数据来源及说明

本文采用2000～2009年珠三角地区48个区县级城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被解释变量Y表示各区、县的制造业和服务业的GDP值，以消除价格变动后的实际GDP值作为变量；劳动投入L的指标为年末单位从业人员数，各区县制造业和服务业GDP数据和年末单位从业人员数据均来源于国研网一区域经济数据库，以及各地市统计年鉴；香港离岸贸易额（OT）的数据来源于香港政府统计处的历年《香港离岸贸易统计报告》。

此外，在度量产业发展的要素贡献时，对资本存量的估计略显复杂。目前，国内外学者对资本存量K广为使用的估算方法是1951年Glodsmith创立的永续盘存制，其计算公式为：

Kt=It+（1-η）Kt-1 （3）

其中K1和Kt-1分别表示第t年和第t-1年的资本存量，It表示第t年的投资，η表示第t年的折旧率。如何确定该公式中的基期资本存量、折旧率和当年投资显得非常重要，因为采用方法的不同通常会导致差异明显的结论（张军等，2003）。由于以下计量分析中使用面板方法，涉及到各地市数据，考虑到数据收集的可获得性，本文估算基期资本存量数据时，使用“资本产出比”方法进行推算，以1999年为基期确定资本产出比为2.5，即各地市基期资本存量K1999定为样本第一期2000年实际GDP的2.5倍；各期投资I为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以1999年为基期。

在折旧率方面，由于各区县的资本消费存在较大差异，采用国家统一的折旧率无法反映出这种差异性，本文借用宋海岩等（2003）的方法，以官方公布的3.6%的折旧率为基础，通过引入各地市GDP实际增长率来反映地区间折旧率的差异，因为资本的物理折旧程度与经济增长率成正比，于是公式（3）演变为公式（4）：

Kit=Iit+（1-η-Git）Ki，t-1 （4）

其中i为区县，Git表示第i个区县在时期t的实际GDP增长率。区县资本存量的原始数据均来自于各区县历年统计年鉴，根据公式（4）计算。

（三）实证分析结果

本文根据公式（2）进行面板模型回归，就面板数据而言，对模型形式的设定十分重要，如果模型形式设定不正确，估计结果将与所要模拟的经济现实相距甚远。面板数据模型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即混合数据模型、变截距模型和变系数模型。本文根据公式（5）和公式（6）构造的F1、F2统计量来选择模型。

当F2的值小于临界值时，选择混合数据模型；当F2值大于等于临界值时，继续看F1值大小，当F1值小于临界值时应选择变截距模型，否则应选择变系数模型。基本模型设定后，对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方法的取舍则参照Hausman检验值进行判断。

1 对珠三角地区城市群48个区县全体样本的回归。

对珠三角地区城市群48个区县全体样本的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不管是制造业还是服务业的模型回归，都在1%的显著水平下通过t检验，系数分别为0.65和0.69，这与包群等（2003）和姚树洁等（2006）估算出的全国资本产出弹性处于0.6～0.7之间的结果相吻合。

制造业和服务业中，LnLjit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41和0.35，这表明劳动力投入每增加1个百分点，珠三角地区的制造业和服务业的GDP将分别增加0.41和0.35个百分点，略高于姚树洁等（2006）估计全国劳动产出弹性处于0.26～0.31之间的水平，这可能因为珠三角地区是中国最主要的制造业基地之一，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投入，使得其劳动产出弹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OTjit对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影响系数都在1%的显著水平下通过t检验，系数分别为0.23和0.14，表明香港离岸贸易对珠三角地区的制造业和服务业都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前面提出的“理论假设一（H1）”得到了验证。当然，从比较结果来看，香港离岸贸易对珠三角制造业产出的正面影响要显著高于服务业。

2 对中心城市和非中心城市区县两组样本的回归。

为进一步分析香港离岸贸易对珠三角中心城市和非中心城市区县产业发展影响的差异，本文分别对该两组样本数据进行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

资本和劳动产出弹性系数比较。不管是制造业还是服务业，中心城市组的资本产出弹性（0.72和0.70）都显著高于非中心城市组的资本产出弹性（0.64和0.67），这主要是因为投资环境的差异，导致资本相对更倾向于集聚区域中心城市。与之相反的是，非中心城市组的劳动产出弹性（制造业和服务业分别为0.41和0.40）要明显高于中心城市组的劳动产出弹性（制造业和服务业分别为0.36和0.35），这主要是因为珠三角非中心城市的区县形成了诸多有一定规模的产业集群，从而需要大量劳动力与产业发展相匹配。

OTjit对中心城市和非中心城市区县产业影响系数的比较。中心城市组制造业和服务业的OTjit系数分别为0.09和0.18，表明香港离岸贸易每增加1个百分点，珠三角中心城市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实际GDP将分别上升0.09和0.18个百分点；而非中心城市组制造业和服务业的OTjit系数分别为0.28和0.04，意味着香港离岸贸易每增加1个百分点，珠三角非中心城市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实际GDP将分别上升0.28和0.04个百分点。这表明，香港离岸贸易对珠三角中心城市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主要反映在服务业上，而对非中心城市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则主要体现在制造业上。此处的实证分析结果与前面提出的“理论假设二（H2）”相吻合。

四、结论和政策建议

港口贸易论文篇10

中图分类号：F12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8）06－0125－05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福建省对外贸易得到迅猛发展，成为全国领先的外贸大省。截至2007年底，福建省累计实现进出口总额达5 018.16亿美元（居全国第七位），其中出口总额2 929.07亿美元，进口总额2 089.09亿美元。随着外贸的稳定发展，其对福建经济的支撑带动作用不断凸显。2007年全省进出口总值相当于地区生产总值的61.25％，出口总值相当于地区生产总值的53.67％。①“以外贸为增长引擎”的战略在福建省经济发展中不折不扣地得到贯彻和实施。现有研究福建省对外贸易的成果多侧重于外贸整体发展态势、产业提升与外贸商品结构调整以及外贸与外资关系等方面的定性分析，而关于福建对外贸易、外贸市场的地域结构与地区经济增长的相关性问题的研究尚属空白，尤其缺乏实证角度的数量性分析。只有具体分国家（地区）测量当前福建省经济增长与对外贸易之间的关系，才能发现福建对哪些国家（地区）的出口更有利于本地区的经济增长，以及从哪些国家（地区）进口更有利于本地区的经济增长，才能使福建省在明确今后贸易地区发展方向的基础上有的放矢地采取措施，开创外贸增长的新局面。因此，从促进地区经济增长的角度，探讨福建外贸地域结构优化问题，一方面既是对我国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研究的重要补充，具有突出的理论意义；另一方面对福建省对外贸易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主要文献回顾

自从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对外贸易是市场范围扩大的标志，剩余产品的出口能有效地促进国内经济增长”的学说以来，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一直是国内外学者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20世纪40年代经济学家罗伯特逊认为，对外贸易就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国际贸易不仅能带来静态的比较优势利益，且能够带来动态的规模经济效益。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罗默、卢卡斯等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指出，对外贸易通过提供更广阔市场、更为频繁的信息交流和更加激烈的竞争而促进一国的创新活动和技术进步，进而促进该国经济增长。新贸易理论的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则认为，国际贸易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渠道，可通过规模经济效应和通过促进国内资源在物质生产部门和知识产品生产部门间的资源优化配置，进而促进经济增长。与此同时，经济学家已经找到大量的实证数据，证实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Balassa（1978）、Feder（1983）、Dollar（1992）和Moore（1998）]。

近十年来，我国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日益成为国内理论界关注的焦点。李文（1997）采用经济增长模型，得出“出口增长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拉动作用”的结论；陈家勤（1999）通过对进出口依存度、进口对GDP增长弹性的研究，得出“进口增长对GDP增长具有较大作用”；林毅夫（2001）运用联立方程组，验证了“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具有较大作用”；刘晓鹏（2001）对1980―1997年相关数据的分析，表明“进口对我国的经济增长具有较强的作用，而出口与经济增长的相关度较弱”；石传玉（2003）等运用误差修正模型，得出“短期内出口促进经济增长、长期内进口和出口共同促进经济增长”；邵海燕（2005）借助经济增长模型得出“对外贸易对安徽经济增长的作用弱于消费和投资”。纵观上述研究，尽管观点各异、运用模型和分析方法也有所不同，但我国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存在一定的相关性的观点已经成为主流，受到绝大多数学者的认同；但作为地域广阔的国家，因不同地区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存在不同的差异，使得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在不同的地区可能存在不同的数量关系。

以上众多研究我国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文献，都是仅从总额上分析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还没有具体分国家（地区）进行研究。根据比较优势原理，不同国家（地区）生产同一种产品的劳动生产率或成本存在差异。一国（地区）出口相对生产率越高或相对生产成本越低的产品，所获得的贸易利益越多，对经济增长越有利。同理，一国（地区）进口相对生产率越低或相对生产成本越高的产品，在贸易中所获得的利益也越多，也更有利于其经济增长。另外根据要素禀赋理论，由于生产要素禀赋的不同，同一国（地区）生产某种产品的生产率或成本对不同国家（地区）的相对数是不同的。因此，笔者认为要想实现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最大化，就不能仅从总额上分析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还要进一步分国家（地区）进行考察，以便发现一国（地区）对哪些国家（地区）的出口更有利于其经济增长，以及从哪些国家（地区）进口更有利于其经济增长。本文拟从该角度出发，通过协整检验及建立误差修正方程，分别分析福建省同日本、美国、德国、香港四个国家（地区）①的进出口贸易增长率与福建省GDP增长率之间的内在关系，从而揭示出福建分国家（地区）出口产品的比较优势差异以及分国家（地区）进出口贸易对福建省经济增长贡献率差异大小，以便为福建省外贸地域结构的调整提供实证依据。

三、数据处理和实证检验

（二）各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检验。日常计量经济中使用的标准估计方法依赖于变量的均值和方差是常数，与时间无关，即是平稳变量，而许多经济时间序列不满足平稳性要求。如果对非平稳序列使用传统的估计方法估计变量间的关系就容易得出错误的结论，因此有必要先检验相关变量的平稳性。本文运用ADF单位根检验法检验变量是否平稳，检验结果见表1。

由表1的数据可知，对四个主要的对外贸易国家（地区），各变量序列lnGDP、lnEXi和lnIMi在5%的显著水平上都是非平稳的，但它们的一阶差分即lnGDP、lnEXi和lnIMi的ADF统计量绝对值都大于5%显著水平下临界值的绝对值，因而各个变量的差分序列都是平稳序列。从而可以得出结论，福建省地区生产总值、对四国（地区）进口和出口总额取对数后的变量序列是一阶单整序列。

（三）各时间序列的协整检验。从平稳性检验可知，福建省地区生产总值、对四国（地区）进口和出口总额取对数后的变量序列是一个非平稳的一阶单整系列，不过它们之间可能存在某种平稳的线性组合，这种线性组合反映了变量间的长期稳定关系，即协整关系。目前，关于协整关系的检验有许多具体的技术模型，本文采用Engle－Granger两步法进行协整检验，首先用lnEXi和lnIMi（i=1，…，4）分别对lnGDP进行回归，然后对回归的残差进行单位根检验，回归和检验结果分见表2、表3。

上述回归及检验结果表明：（1）回归残差ADF统计量绝对值都大于5%显著水平下临界值的绝对值，通过平稳性检验，表明lnGDP和lnEXi 、lnIMi之间存在唯一的协整关系。（2）从四国（地区）的长期关系模型看，F统计量（日本112.67、美国86.37、德国85.49、香港6.02）都大于临界值3.81(查F0.05[2，13]=3.81)，都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福建省对日本、美国、德国、香港的进出口与GDP之间都存在显著的相关性，这与国内大多数研究地区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文献的结论相吻合。（3）对四国（地区）出口项的系数都通过了t检验，t统计量值都大于临界值2.18，说明福建对日本、美国、德国、香港的出口贸易对地区经济增长都产生了积极影响，不同的是福建GDP对四国（地区）的出口弹性不一样，出口弹性从大到小依次是：德国0.7718、美国0.7436、香港0.7026、日本0.6357。（4）对美国的进口项系数未通过t检验，t统计量值小于临界值2.18，说明福建从美国的进口贸易对地区GDP增长的影响不明显；香港的进口项系数通过了t检验，但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负面的，这与新古典经济学“出口促进经济增长”的假说相吻合；日本和德国的进口项系数均通过t检验，表明福建从上述两国的进口贸易都促进地区经济增长，进口弹性较大的是日本0.415，其次是德国0.1848。

从上表的回归结果看出，四个国家（地区）的短期动态关系误差修正模型的误差修正项系数均为负数，符合反向修正机制。并且四个国家（地区）误差修正项的系数全部通过t检验，说明从短期动态关系看，福建GDP与其同日本、美国、德国、香港的进口、出口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但四个国家（地区）的短期动态模型存在不一样的情况。首先看日本，对该国的出口比进口对福建GDP增长的促进作用更大。从误差修正模型（1）可知，对日本出口增长率每增长1%，福建GDP的增长率将增长0.235%；而从日本进口对福建GDP增长的促进作用不明显，进口项因为系数未通过t检验而被剔除；上年度GDP、对日本出口和从日本进口的非均衡误差以0.159的比率对本年度的GDP增长率做出修正。其次再看美国，对该国的出口促进福建GDP的增长，而从该国的进口则抑制福建GDP的增长，不过出口促进作用要比进口抑制作用大得多。从误差修正模型（2）可知，对美国出口增长率每增长1%，福建GDP的增长率将提高0.289%；而从美国进口增长率每增长1%，福建GDP的增长率将减少0.036%。非均衡误差以0.135的比率对本年度的GDP增长率做出修正。再次考察德国，对该国的进口比出口对福建GDP增长的促进作用更大。从误差修正模型（3）可知，从德国进口增长率每增长1%，福建GDP的增长率将增长0.159%；而对德国出口对福建GDP增长的促进作用不明显，因为出口项系数未通过t检验。上年度GDP、对德国出口和从德国进口的非均衡误差以0.161的比率对本年度的GDP增长率做出修正。最后分析香港，对香港的出口促进福建GDP的增长，其出口增长率提高1%，福建GDP的增长率将提高0.042；而从香港的进口对福建GDP增长的促进作用不明显。上年度GDP、对香港出口和从香港进口的非均衡误差以0.029的比率对本年度的GDP增长率做出修正。

通过对以上四个国家（地区）短期动态误差修正模型分析，可以发现除对德国外，福建对日本、美国和香港的出口相对进口更能促进福建GDP的增长，其中促进作用最明显的是美国。这充分证明了短期内福建经济增长是出口导向型。

四、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协整检验和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具体分析了福建省同日本、美国、德国、香港的进出口贸易与福建省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关系，得出以下结论：第一，长期均衡关系上，福建省对日本、美国、德国、香港的出口和从日本、德国的进口都能促进经济增长。第二，从短期动态关系看，福建省与日本、美国、香港的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具有推动作用，而进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却不显著。这与我国大多数学者的研究结论相符，即出口相对进口更有利于经济增长。同时，这一结论也验证了新古典经济学派“出口促进经济增长”的假说，表明短期内福建经济增长是出口导向型。第三，无论从长期均衡关系看，还是从短期动态关系看，福建省同日本、美国、德国、香港的进出口贸易对福建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都存在差异，一方面反映了福建省同上述四国（地区）的进出口商品结构不同，导致在贸易中所获得的利益不一样，继而造成了对福建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差异；另一方面也说明了福建省出口产品的比较优势相对上述四国（地区）存在较明显不同，因而从出口中获得的利益也不一样，进而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第四，从长期看，福建省对德国的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最大，表明出口到德国的产品相对其他三国（地区）而言比较优势最大。进口方面则是从日本的进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最大，说明福建省从日本进口的产品更多的是以先进设备和先进技术产品为主的生产型资本品，这与贸易现实相吻合。

港口贸易论文篇11

近年来，新贸易保护主义的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区域化优惠贸易协定逐渐增多。我国为适应这一发展趋势一方面积极参加WTO多边谈判，另一方面也在积极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建立。大陆与香港、澳门CEPA协议的达成就是我国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大成果。根据该协议规定在两地之间实施互惠的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安排。由于香港没有反倾销法，大陆的反倾销条例又不能在香港适用，结果导致大量的外国产品涌入香港，然后通过香港转到大陆。这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急待解决的问题，那就是如何确定产品的“国籍”。

《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和《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是中央政府与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分别签署的两个内容基本相似的协议。“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英文表述为“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 Arrangement”，简称“CEPA”。根据CEPA大陆于2004年1月1日起，对273个税目的原产于香港的产品实行零关税，并不迟于2006年1月1日，对273个税目以外的港产品实行零关税。同时，内地于2004年1月1日起取消对港产品的非关税措施（进口配额、许可证）和关税配额。自2004年1月1日起，对原产澳门的273个税目的进口产品实行零关税，并不迟于2006年1月1日对其余的原产澳门的进口产品实行零关税。对澳门首批实行零关税的273个税目的产品中，123个与香港首批实行零关税的产品相同，另外150个是根据澳门制造业特点确定的产品。①同时，内地承诺于2004年1月1日起取消对原产于澳门的产品的非关税措施，双方互不采用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香港澳门不适用我国反倾销的规定的依据：第一，我国《对外贸易法》第6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单独关税区不适用本法。”内地与港澳之间的经贸关系是国家主体与单独关税区的经贸关系，因此内地的《反倾销条例》也不适用于港澳地区。第二，香港和澳门目前为止尚未建立起自己的反倾销法。第三，CEPA第7条规定：“双方承若一方将不对原产于另一方的进口货物采取反倾销措施。但这并不排除对外国通过两地实施规避行为而采取反规避措施。我国《对外贸易法》第6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单独关税区不适用本法。”及香港和澳门目前为止尚未建立起自己的反倾销法。

WTO体制下我国内地与香港之间的经贸关系，其实质是WTO的两个平等的国际经济法主体之间的经济贸易关系，这种关系体现在多边贸易谈判及争端的解决过程中。但是，我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2004年4月6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第6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单独关税区不适用本法”。这一规定，既是WTO规则的要求，亦同时体现了“一国两制”的基本原则。因此，有些学者认为，我国《反倾销条例》虽未明确指出或排除对香港的适用，但《反倾销条例》属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其在效力上低于狭义的法律，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规范性文件。而《反倾销条例》的制定依据即是上述属于狭义法律范畴的《对外贸易法》，既然作为上位法的《对外贸易法》不适用于香港。很明显，作为该法的低层次立法的《反倾销条例》也不应适用于香港。《反倾销条例》中的反规避条款自然也不能适用于香港。

一、CEPA带来的倾销与反倾销之下规避问题

持上述观点人未注意到本法第42条关于“第三国倾销”的规定，虽然该法在附则中排除我国单独关税区对本法的适用，不能由此推出对第42条规定的排除，因为“第三方倾销”（基于政治上的考虑本文将其称为第三方），《对外贸易法》第42条与第69条之间却有待协调。根据GATT第42.1条，适用总协定的每一单独关税区“被视为一缔约方”，因此在缔约方之间适用的最惠国待遇及非歧视要求，也适用于单独关税区与其它关税区之间。②在具体的运用法律过程中，我们会发现并不能排除请求港澳协作大陆进行反倾销、反规避调查的可能，由此会产生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第49条无法操作，从条文的表述，我们可以看出该条表述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第二，CEPA框架下反规避立法存在漏洞，由于两地均无反倾销法及反规避法律制度，当大陆请求进行反倾销或反规避调查时，两地将无法可依。第69条作为《条例》未将进口的主要零配件包括在相同或类似产品的范围之内，从而实际上为外国出口商规避反倾销提供了余地。第三，《对外贸易法》存在的漏洞，该法第6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单独关税区不适用本法。”及香港和澳门目前为止尚未建立起自己的反倾销法。根据第69条的规定，表面看来双方不能适用“间接倾销”的法律制度；但这里就产生了一个悖论，根据本法第42条的规定国务院对外贸易主管部门可以与第三国政府就倾销问题进行磋商，要求其采取适当的措施。当然，我们对这里的“第三国”应作扩大解释，它应包括港澳台三地，因为，它们都是WTO成员，并具有国际经济法主体资格。若否认它们的主体资格又将面临违反最惠国待遇原则的诉讼。这也可能是立法者的疏忽，产生这样大的漏洞。第四，关于间接倾销的性质，这种行为是否属于规避行为，国际上尚无定论。但对此种倾销形式的制裁受到诸多条件的限制而很难施行。但实际上，这种行为已经达到与规避行为相同的效果，即损害了反倾销措施的救济效力。

在我国的《反倾销条例》不适用于单独关税区的情况下，将会产生两个问题：1）外国产品以低于正常价值的价格出口到单独关税区，单独关税区又以类似价格转口到内地，从而给内地的相关产业造成了实质损害或实质损害威胁或者对相关产业的新建造成了实质性的阻碍。2）两地将成为外国出口商实施规避的基地。当然这与国际税法中跨国公司利用基地公司实施的规避有着本质的区别。显然，如果我们对这些“法律漏洞”不加以及时解决，将会削弱我国反倾销法实施力度。有学者其成为“间接倾销”，即“代表第三国的倾销”，它是否属于规避行为，国际上尚无定论。但对此种倾销形式的制裁因受到诸多条件的限制而很难施行。故而在事实上达到与规避行为相同的效果，即损害了反倾销措施的救济效力。因此，对之与规避行为一同展开研究，在理论上与实务上都是有重要意义的。但由于此处所述的“转口国”（即“第二国”）是我国的单独关税区，与“第三国”即我国内地在同一国家内，故称为“间接倾销”更为合适外国产品对我国港澳地区进行倾销。尤其是香港作为一个自由港，历来是世界各国贸易在亚洲的集散中心，在利益的趋动下，外国产品倾销香港更是普遍存在的。

所谓间接倾销，即“代表第三国的倾销”（third country dumping），是指进口商接受第三国的申请，享有倾销行为的并给第三国产业造成损害的出口国的倾销的产品进行反倾销调查。我国新修订的《对外贸易法》对“请求第三国反倾销”作了原则性的规定，未对我国“代表第三国反倾销制度”加以规定。③我们研究间接倾销的法律制度的意义在于解决CEPA框架下双方面临的倾销与规避问题。它是否属于规避行为，国际上尚无定论。但对此种倾销形式的制裁受到诸多条件的限制而很难施行。故而在事实上已达到与规避行为相同的效果，即损害了反倾销措施的装的产品所用零部件占总值60%或以上的，零部件来自原被认定倾销的外国厂商，而欧共体内生产商是其合资或关联公司时，视为迂回倾销，对其所用零部件补救济效力。因此，对之与规避行为一同展开研究，在理论上与实务上都是有重要意义的。但由于此处所述的“转口国”（即“第二国”）是我国的单独关税区，与“第三国”即我国内地在同一国家内，故称为“间接倾销”更为合适。所谓迂回倾销，是指被认定倾销的企业为回避反倾销税的重负，将零部件出口到原进口国，在进口国内组装后在当地销售。而按照欧共体的新条例，当在欧共体内组装征原定的反倾销税。美国对此虽没有明文规定，但在实际“反迂回倾销”操作中，也持相同标准，即在美国的加工（组装）价值“微不足道”、以及进口部件占完成品总值的“重要比例”，则被视为迂回倾销，需补征关税。欧美至今仍在适用这些规定。由此可见，我国《办法》中60%的标准，绝不是首创。虽然欧共体该措施后被日本告上GATT专家组，并于1990年被裁败诉，但“那完全是欧共体应诉战略的错误”，而且当时没有二审制，因此欧共体最后拒绝接受裁决结果，事实上欧美至今还在坚持运用反迂回倾销措施。有学者拘泥于前文所述的规避反倾销措施的四种典型形式（即进口国境内组装、第三国组装、产品的轻度改变、产品的后期开发），认为上述“迂回倾销”不属于这四种形式中的任何一种，因而不构成规避。从国际组织层面看，因为WTO体制下内地与港澳的经贸关系实质上是WTO的两个平等成员之间的关系，香港确实不应视为“进口国境内”（中国），而从国内层面看，由于同属一个国家，香港自然又不是“第三国”；从“迂回倾销”的过程及原理来看，它更不是产品的轻度改变和后期开发。因此，从表面上看，否定“迂回倾销”是反倾销规避的观点似乎有些道理。这种观点非常浮浅和僵化，经不住推敲。“迂回倾销”产生的原因是外国厂商意图摆脱进口国反倾销措施对其产品的适用；利用的原理是进口国当局通常只对来自特定出口国的特定或不特定出口商的产品征收反倾销税；采取的方式是在出口国境外的某一地点加工、装配；达到的效果是损害进口国反倾销措施的救济效力。这几个方面，与反倾销规避完全一致。因而，本文认为“迂回倾销”符合规避的定义要素，是规避的一种新形式，亦即利用具有单独关税区地位的贸易自由港进行的规避。只不过，与一般反倾销规避形式相比，这种形式的规避本身以及它导致的法律问题都更为复杂。④

二、CEPA之下反规避问题的解决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通过国际上得到普遍认同的反间接倾销制度来救济（有学者认为间接倾销属规避的一种，但存在争论），⑤这一制度符合公平原则也为WTO反倾销协议所确认和推崇。但是，反间接倾销制度在国际上属于“代表第三国的反倾销行动”，其适用要求香港和澳门本身具有自己的反倾销和反规避立法。我国不能对来自香港的产品直接征收反规避税，但是又要避免规避产品转口内地对我国相关产业造成的影响。有学者认为最理想的解决之道就是：香港和澳门从维护国家利益的大局出发，同时也是出于其自身的繁荣稳定，尽快建立起自己的反倾销法律体系。港澳地区构建自身的反倾销法律体系一方面可以在不违反WTO相关规定的前提下，代表内地向国外的倾销商实施反倾销措施，从而保护内地相关产业的利益及国家整体经济利益；另一方面可以直接用来维护港澳的利益，对本地产业进行直接的保护，促进制造业的繁荣，克服本地“产业空心化”的现象，有利于香港和澳门的长期繁荣与发展。但是，这一建议可能会遭到批评，带有明显的干涉港澳立法的嫌疑。实际上，由于两地均为WTO成员方，完全可以根据GATT及WTO《反倾销协议》处理“第三国反倾销”问题。GATT（1994）第6条第1款对第三国倾销问题做了原则性规定。另外，1994《反倾销协议》第18条，分三大部分，其中，第14条对“第三国反倾销”作了原则性规定，分4个条款。当然，单独关税区反倾销立法的适用范围应是有选择的，而非广泛性的。这个合理的范围可以是：只受理针对香港和澳门的严重倾销案和内地的反间接倾销申请案，而对其它国提出的反间接倾销申请只能以严格标准加以选择而受理。这种做法既能维护港澳尤其是香港的国际贸易中心的地位，保持其自由港的特色，又能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的整体利益。

综上所述，香港和澳门建立独立的反倾销法律体系是解决以香港和澳门为转口地的间接倾销行为的最终与最理想的办法。但我们还应该注意到“第三国反倾销”立法法还存在许多争议。在GATT1994《协议》中称为“代表第三国的倾销”。它是否属于规避行为，国际上尚无定论。但对此种倾销形式的制裁受到诸多条件的限制而颇难施行。故而在事实上达到与规避行为相同的效果，即损害了反倾销措施的救济效力。因此对之与规避行为一同展开研究，在理论与实务上都是有重要意义的。⑥因为，香港作为一个自由港，历来是世界各国贸易在亚洲的聚散中心。在利益的驱使下，外国产品通过外国跨国公司驻港分公司而倾销香港是客观普遍存在的。这就反映出对“第三国反倾销”进行立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注释：

①钟立国著.内地与香港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法律问题研究[M].法律出版社,2007:1-5.

②黄东黎,王振民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条文精解及国际规则[M].法律出版社,2004:367.

③周汉民主编.中国外贸救济与外贸调查制度[M].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35-42.

④国际商报,2008,2,28.

港口贸易论文篇12

国际贸易与国际物流发展息息相关，国际贸易中心与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环环相扣。香港，作为历史悠久的国际贸易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其发展历程值得思考和借鉴。

1 香港发展模式

1.1 进出口贸易大幅增长，传统航运中心发展 迅速

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香港利用其劳动成本优势大力发展工业特别是制造业，使香港成为亚洲地区制造业中心之一。其贸易以原材料进口和港产品出口为主，进出口贸易发展迅速。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处统计数据显示，香港本地产品出口占总出口比重在70年代曾达到创纪录的81%，是香港贸易的主导模式。同时，19591979年港产品出口额年平均增长率为20.8%，港产品出口额占总出口的平均比重达76.6%；进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6%。由于货物进出口贸易飞速发展，港口货物吞吐量及船舶货物运输量也大幅提升，货物吞吐量与进出口贸易量同步增长，以货物运输为主的航运中心逐步形成。进出口贸易发展使得港口地位提升，港口服务及船舶运输迅速发展，促进了因货物进出口运输而形成的航运中心的发展，而航运中心的发展又带来更大的贸易量，贸易中心与航运中心相互促进、发展迅速。

1.2 转口贸易迅速崛起，航运服务业逐步发展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改革进程加快，开放程度加深，沿海一些城市特别是珠江三角洲地区城市得到快速发展。此时，香港劳动力成本和商务成本大幅上升，而周边地区的劳动力等成本却很低，香港制造业便开始向周边地区转移。由于之前的发展使香港拥有优良的港口管理服务，因此其转口贸易迅速崛起。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处统计数据显示，香港港产品出口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大幅下降，而转口贸易与香港GDP的比值却从1978年的15.5%增加到2001年的105.1%。香港19581975年转口贸易额年平均增长率仅9.6%，而19781990年转口贸易额年平均增长率高达34.2%。由于转口贸易飞速发展，港口货物吞吐量大幅增加，19901997年港口货物吞吐量年平均增长率为11%。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处统计数据显示，19811990年服务贸易额年平均增长率为17.6%，1997年香港货物贸易量占全球贸易量的3.6%，居全球第8位，服务贸易额为600亿美元，居全球第12位。

随着贸易转型，香港航运服务业逐步发展。首先是服务及船务经纪。众多的船务、船务经纪和货运机构，为每年数以万计的到港船舶提供各项服务。很多知名的船务经纪商逐渐以香港作为亚洲地区总部，香港的船务经纪商获得了香港船务经纪专业学会及波罗的海航运交易所等组织的认可。香港航运发展局数据显示，至2010年，香港仅船务企业数量就达到245家，创造了38.14亿港元的增加值和人的社会就业人口；船务经纪企业数量达到50家，提供了285个工作岗位。其次是船舶相关服务。很多国际航运服务商都在香港设有办事处，提供船舶供应和船舶维修业务及船舶劳务服务；美国船级社、法国船级社、中国船级社、挪威船级社、德国劳氏船级社、英国劳氏船级社、日本船级社、韩国船级社等在香港均设有办事处。最后，香港还有很多独立的验船公司。这些公司拥有专业的验船师，为船舶承租人、货主及存货人提供独立的船舶和货物检验服务。

1.3 离岸贸易迅速发展，服务型航运中心初露端倪

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珠江三角洲地区工业的发展及深圳港等周边港口基础设施建设的推进，香港以往在设施、地理位置等方面的要素优势逐渐弱化，面临着被取代的压力，因此适时进行了贸易转型。其贸易转型的一大特点就是由转口贸易向离岸贸易转移。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处统计数据显示，19962000年，香港转口贸易每年平均仅增加4.9%，但“有关贸易的服务”增加值却每年劲升11.4%，“有关贸易的服务”增加值与传统贸易增加值的比例从不足三成提高至44%。另据香港贸发局统计数字显示，1997年，香港离岸贸易总额约1万亿港元，相当于转口贸易总额的84.5%；2000年，离岸贸易额增加到1.4万亿港元，开始超过当年的转口贸易额；3年间，离岸贸易额年均增长10.6%，也大大高于同期转口贸易额的升幅。香港19972011年转口贸易额年平均增长率仅为7.4%，而其离岸贸易额20032010年年平均增长率高达13.8%，几乎是转口贸易额的2倍。离岸贸易的蓬勃发展使得香港由进出口贸易中心向管理协调性质的贸易中心转变，香港服务型航运中心初露端倪，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船舶登记注册迅速发展。香港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及良好的经济环境吸引了大量船舶来港登记注册。据香港海事处统计，1997年，香港船舶注册量为540万t，1999年推行了符合船舶所有人需求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后，船舶注册量快速增长，截至2012年8月23日已达到7 839万t，15年增加了13.5倍。大量的船舶来港登记注册不仅使香港船舶登记注册业务迅速发展，还带动了其他与船舶相关的服务业发展。

（2）海事法律和仲裁较为成熟。根据香港与内地之间“一国两制”的安排，香港使用原有的普通法法律体制，并以国际海事组织联系成员的身分，在国际有关航运公约的议事论坛上发挥影响力。香港的仲裁法例相当完备，尤以航运及商业法例为然。全球不少顶尖的国际律师行都以香港为基地。香港国际仲裁中心于1985年成立，据其统计，2010年处理624起争端事宜，其中有131件属于航运方面的争端，占总数的17%，而2009年这一比例仅为15%。据其相关分析报告显示，未来这一比例仍将增加。

（3）船舶融资和海事保险不断扩展。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其金融产品多样，投融资环境优良，外汇可以在市场上自由买卖。海事保险业务在香港得到不断扩展，国际上主要的保障及赔偿组织均在香港设有代表处或办事处。20002012年在香港获授权承保船舶保险的公司数量见表1。香港已设立亚洲船体保险市场，为亚洲区船舶所有人提供服务。劳合社已在香港设有营业点，世界上许多规模庞大、享有商誉的海损理算公司已在香港开设永久办事处。

表1 在香港获授权承保船舶保险的公司数量

（4）船舶拥有量及船舶管理处于世界前列。香港船东会于1957年成立，至2010年年底，其拥有、管理、经营的船舶数达到艘，以载重吨计约占全球商船总数的9.1%；至2011年年底，其拥有、管理、经营的船舶数达到艘，总吨位达万t。同时，香港还是世界十大船舶拥有国家（地区）之一。许多全球知名的船舶管理公司都选择以香港为基地，其中不少公司是国际船舶管理人协会成员。

发展航运上游产业最能为香港带来长远利益，而船舶注册量的持续增长将带动香港上游产业的未来发展。由于贸易方式的转型，以物流为主的航运服务逐步演变为高端航运服务，进一步巩固了香港国际航运中心的地位。

1.4 贸易中心转型发展，航运中心优化升级

21世纪以来，香港贸易转型逐渐取得成功。2002年以后香港港口货物吞吐量、转口贸易额、离岸贸易额、进出口贸易额及其增长率和离岸贸易额与转口贸易额的比值如图1～3所示。

由上述图表可以看出，香港港口货物吞吐量增速放缓，年增长率逐渐下降，年平均增长率仅为4.6%，说明其港口地位正在减弱；转口贸易额增长率下降明显，年平均增长率仅为8.5%；传统的进出口贸易发展速度放缓，地位逐渐下降，从其2005年集装箱港口冠军地位被新加坡取代及2007年退居第三也可以得到证明。香港货物进出口增速虽然放缓，服务贸易却大幅增长，20002011年，服务贸易额年平均增长率为10.4%，明显大于港口吞吐量和进出口贸易额的增长速度。在增长幅度上，19901999年，港口货物吞吐量增幅为124%，进出口贸易额增幅为114%，服务贸易额增幅为71%；而20002011年，港口货物吞吐量增幅下降至58%，进出口贸易额增幅为119%，服务贸易额增幅高达181%，离岸贸易额增幅为178%。直接与货物运输有关的贸易支持服务未来增速可能放缓，而无直接关系的支持服务却将蓬勃发展。例如，贸易融资和保险等业务将保持畅旺，而运输和仓储等服务业所受的影响将会比货运、测试和验证服务等所受的影响更大。

自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香港离岸贸易发展速度加快。从图1可以看出，从2005年开始，其增长速度开始大于货物吞吐量和转口贸易额的增长速度，其占转口贸易的比重也逐年增大。2011年，离岸贸易额是转口贸易额的1.31倍，可见贸易结构逐渐由转口贸易向离岸贸易转变。由于进出口贸易逐步向离岸贸易转变，服务贸易及离岸贸易的发展与港口吞吐量的增长呈现负相关。

从香港贸易的发展变化趋势中，可以得出结论：未来香港货物吞吐量将逐渐减少，国际航运中心建设中的港口服务及船舶运输功能将逐步退化；随着香港服务贸易贡献比重增加，特别是离岸贸易的快速增长，其相关的航运服务如服务、船舶检修和船舶供应、航运经纪等产业将得到增强，而高端航运服务如船舶注册及管理、航运金融和保险、航运仲裁和法律等也将得到支持和发展。同时，由于高端航运服务相互依赖、相互补充，香港高端航运服务业的集中程度将越来越高。进出口国际贸易中心逐步向管理协调性质和国际资源配置的国际贸易中心发展，以物流促进国际航运中心发展的方式将发生变化，国际航运中心将由低端向高端优化升级。

2 上海的借鉴

上海提出建设国际贸易、国际航运、国际金融和国际经济四个中心以来，通过各方努力，已取得惊人的成绩。上海港集装箱吞吐量在2010年超过新加坡首次位居榜首，同时在进出口贸易和港口货物吞吐量方面也取得开创性的进步。上海19802011年进出口总额和港口吞吐量如图4所示。

从图4可以看出，2002年之前，上海进出口总额和港口吞吐量增长平缓，发展较缓慢。从2002年开始，上海进出口总额、集装箱和货物吞吐量增长速度加快，增长势头强劲，三者同步发展。笔者似乎从中看到了香港发展历程的影子，同样是优越的地理位置、国际性枢纽港、港口吞吐量快速增长和国际贸易量急剧增加，同样面临劳动力和土地成本上升、周边浙江和江苏工业发展迅速、宁波舟山港基础设施建设推进等压力，上海的经济和贸易也正在逐步转型。上海应借鉴香港的发展经验，按以下3个阶段逐步推进国际贸易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建设。

（1）当前，上海主要还是以进出口贸易为主，进出口贸易额一段时间内将持续增长，港口货物和集装箱吞吐量也将强劲增长，世界大港地位逐渐稳固，并将保持较长一段时间。因此，我们应该加强港口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港口装卸效率，完善港口及城市集疏运条件。大量贸易货物运输必将带来大量船舶停靠，同时上海拥有江南造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集团、外高桥造船厂等大型船舶制造商，因此上海可以围绕船舶相关产业链，大力发展新造船和二手船买卖的船舶经纪业务以及船舶管理业务，大力发展船舶燃料油、生活用水、生活用品、航海图文、导航设备等船舶供应服务及绿色环保的修造船业务，大力发展海洋工程等新兴船舶设计和建造业，促进航运服务发展并带动其他产业发展。未来一段时间内，以货物进出口贸易为基础的物流中心与航运中心的同步发展仍然是上海经济发展的关键。

（2）随着劳动力及土地成本上升，制造业等工业逐渐从上海市区搬到城市边缘或者周边城市，原材料进口和本地产品出口减少，直接出口和本地留用货物将大幅减少，上海应该以转口贸易和水水中转为抓手，利用港口资源大力发展转口贸易。上海有外高桥保税区、洋山保税区和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可以充分利用保税区功能，加以政策和法律法规支持，以转口贸易促进贸易和经济发展。同时，上海位于长江入海口，长江内河有广泛的货源及港口。2011年，上海港集装箱水水中转比例上升至41%，洋山港区水水中转比例达到46%，政府也大力支持发展水水中转运输，因此上海可以此为契机，积极发展转口贸易，通过发展转口贸易促进上海贸易和经济转型。转口贸易必然带来相关航运服务业的发展，促其由传统的服务向中高端服务发展，国际贸易中心地位将得到进一步巩固，国际航运中心将向高端航运服务中心转变。

（3）随着制造业逐步退出、高端产业蓬勃发展以及产业转型，服务业比重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外资公司总部及投资公司将进驻上海，进出口贸易和转口贸易将逐渐转型，港口货物吞吐量必将减少，港口地位逐渐下降，而服务业发展将显得格外重要。上海应该以此为基础，以航运金融服务业为抓手，发展离岸贸易和高端航运服务。目前上海已形成集合银行、证券、保险、期货、外汇、产权交易等较为完善的现代金融市场体系，同时也开展了离岸人民币业务，这为离岸贸易和高端航运服务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上海可以通过发展离岸贸易，在亚太甚至全球发挥更为广泛的资源配置、生产协调和产品营销等功能，促进服务业升级，成为集多种贸易模式为一体的贸易运营和控制中心，提高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地位。由于在航运服务方面形成一定规模的产业集聚，因此上海可以像伦敦一样发展航运金融、保险、咨询、中介、经纪、电子信息网络等诸多高端服务业，确立其国际高端航运服务中心地位，逐渐发展成为具备全球资源配置和生产协调能力的国际贸易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

3 结 语

香港在建设国际贸易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方面已取得成功，上海在建设国际贸易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方面也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与香港相比尚有一定差距。因此，上海要抓住机遇，以船舶相关产业、转口贸易和水水中转、航运金融服务业为抓手，大力发展离岸贸易和高端航运服务，促进国际贸易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转型和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