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安全论文篇1

中国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连小学生都知道；但中国海洋面积有多少，却并非人人清楚。对于"争议中"的海洋国土，怎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国家利益？军事手段是一个好的选择吗？如何实现我们的海洋主权、发挥我们海洋的作用，考验着我们民族的智慧。 显然，只有在法理上、事实上拥有了海洋主权之后，才能更好地开发利用海洋资源。对于"争议中"的海洋国土，怎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国家利益？外交努力和军事手段都很重要，但很多问题却不是仅靠武力能解决的。最终如何解决，考验着我们民族的智慧。 中国海洋国土是多还是少 中国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这是个小学生都知道的问题。但对于"中国海洋面积有多大"这个问题，就并非人人都知道了。 在北京东北部一个住宅小区的网站上，记者随机做了一个小小的调查，10个人进行了回答，其中有7人干脆地回答"不知道"，还有两人瞎猜了一下，一个说780万平方公里，一个说大概是500万平方公里，只有一个叫"紫烟"的网友回答说是300万平方公里。回答正确的"紫烟"是国内某新闻网站的工作人员。 "300万平方公里"是国内公认的中国海洋国土面积。记者采访过程中从权威部门获悉的中国海洋面积是299．7万平方公里，约为陆地面积的三分之一。 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资深研究员陈光琪说："我国的国土面积，除了常说的960万平方公里的陆地面积之外，还有300万平方公里可管辖的海洋国土，这一定要考虑进去。" 中国是个陆地大国，又是个海洋大国，这是常见的说法。从拥有海洋资源的绝对数量来看，的确可以这样说：我国海岸线长度为1．8万公里，居世界第四位；大陆架面积位居世界第五，200海里专属经济区面积为世界第十。 但陈光琪对此有自己的看法。他说："中国是个海洋大国，但又不是个海洋大国。"根据陈教授提供的数据，从单位陆地面积平均拥有的海岸线长度来看，中国只占世界第94位。如果按照可管辖的海域面积与大陆面积之比，世界沿海国家平均为0．94，中国仅为0．3，不到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而我们的邻国日本超过11，朝鲜是2．17，越南是2．19，菲律宾是6．31，都大大超过中国。至于人均海洋面积，世界沿海国家平均为0．026平方公里，而中国只有0．0029平方公里，只是世界平均数字的十分之一，而与我国相邻的海洋国家的平均数都超过中国的10倍以上。 多少海洋国土处于争议中 上述这些数据，都是在"中国拥有300万平方公里海洋面积"这个前提下而言的。但实际情况是，中国面临着激烈的海域划界争端，要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争得300万平方公里的管辖海域，还有相当大的困难。 我国的海洋国土由黄海、渤海、东海和南海组成，除渤海属于内水不存在争议外，其他3个海区都需要按1982年制定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与邻国合理划分。 那么，究竟有多少海洋国土处于争议中呢？有媒体报道说，中国有一半海洋国土处于争议中，也有报道说是100多万平方公里。 据《瞭望东方周刊》报道，在黄海，总面积38万平方公里的海域中应划归我国管辖的有25万平方公里。可是在海域划界问题上，韩国主张等距线为界，如果按此划分，朝、韩可以多划18万平方公里。也就是说，我国与朝鲜和韩国存在着18万平方公里的争议海区。 在东海，我国固有领土钓鱼列岛被日本非法占领；东海大陆架是

海洋安全论文篇2

海洋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上最大的水体地理单元的总称，它是由洋、海、海湾、海峡等部分组成，面积为3.62亿平方公里，约占地球表面的71%。海洋不仅是21世纪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和广阔空间，也是国际政治博弈的重要舞台。伴随着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加速调整以及人类对资源需求的大幅增长，海权竞争再度成为国际焦点，态势渐趋激烈。

从国土构成上看，中国是一个海陆复合型国家，不仅有数万公里的陆上边界，也有着漫长的海上边界。中国全国的海域面积达473万平方公里，海岸线长度为1.8万公里，在世界排名第4；中国有6500多个沿海岛屿，大陆架面积为世界第5；中国有200多海里专属经济区，其面积在世界上排名第10。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中国是个名副其实的海洋大国。

海洋承载着中国崛起的诸多重大安全利益和发展利益。维护中国的海洋权益和维护中国的国家安全互为一体。中华民族的崛起，必然是一个呼唤海权时代的过程。

海权与海洋权益是两个概念。海权属于权力政治的范畴，海洋权益属于权利政治的概念。 海权概念最基本的内涵是国家在经济、军事等方面控制和利用海洋的力量。海权是一个历史范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特别是海洋观的发展，海权的内涵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而海洋权益是海洋权利及有关海洋利益的总称，海洋权益包括海洋政治权益、海洋经济权益、海洋科技权益等。二者的联系在于，海权是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的力量基础，海洋权益是海权所要实现的目标。

从20世纪后半期到21世纪初，国际社会的海洋之争主要是海洋权益之争。虽然国际社会的有关法规、舆论能够起到一定作用，但从目前解决海洋之争的实践来看，在诸多手段中起决定作用的仍然是海权。在陆地疆域基本确立、海洋分割尚在继续的情况下，拥有海权，哪怕是一定水域的海权，就会拥有更多的物理空间，这对于一个国家维护其海洋权益十分有利。

令人欣喜的是，当代中国社会海权意识迅速萌发。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强于世界者必先盛于海洋，衰于世界者必先败于海洋”，已成为社会各方的共识。把我国建设成海洋强国的呼声越来越高，对海上通道及海权的需求成为中国对外战略的重要选择。中国人第一次产生“海上生命线”意识，进而提出拥有强大海权的要求。在当今国际舞台上，对任何国家而言，没有海权的政治是脆弱的，没有海权的国力更是难以持久的。

海洋文明是人类历史上最具活力和创造力的文明。海洋国家的富强总是和强大的海权成正比关系，强大的海权保障了国家财富的积累，而丰足的财富又强化了国家海权。历史上称霸于世界的国家都曾是海洋强国，从古时的雅典、迦太基、威尼斯，到中世纪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再到近代的英国、日本、美国，无不昭示着一个真理：海权握，则国兴；海权无，则国衰。

纵观历史，可以发现，崇尚海权的海洋文明，无论古代还是近现代，都为世界提供了繁荣富强的典范。早在2000多年前，罗马共和国的著名哲学家西塞罗就通过罗马与迦太基的两次“布匿战争”得出了“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世界”的著名论断。19世纪末，美国工业总产值跃居世界首位，生产高速发展，产品急剧增加，国内资本和商品生产严重过剩，急需开拓国际贸易和世界市场，但传统政治势力和国民根深蒂固的“孤立主义”意识使美国徘徊在向海外开拓和孤立于新大陆的历史十字路口。当此之时，美国著名军事理论家马汉的传世之作《海权对历史的影响》发出了美国精英集团对海权的呼声，并把美国带到了辽阔的海上。美国海军界人士始终认为，美国自美西战争以来所取得的历次重大胜利以及美国登上世界政治舞台并成为世界超级大国，都应归功于马汉和他所创立的海权论。

从传统安全意义上看，海上安全的战略重点主要是围绕海峡、航线、岛屿等兵家必争之地，这是军事领域的角逐、国家权力的碰撞。历史上，多个国家维持过海上霸权地位。如今，美国经过200多年的陆地和海上扩张，已经控制了地球上的主要海上通道，并占领了分布在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中重要地理位置的众多岛屿。这些岛屿都坐落在海上交通线上，被美国称为“战略岛”。美军以此为基地，实现全球打击、全球参与、全球到达的战略目的。对没有完全控制的岛屿、岛国或沿海交通要道，美国通过军事基地来建立据点、中转站并对附近区域加以控制。美国凭借强大的海权，不仅充分保证了本土安全，还把安全防线推向海外，极大地延长了战略纵深。

海洋安全论文篇3

海洋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有多么重要，用100多年前美国学者马汉的话说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通过海权，它才能够成为一个伟大的民族。当前在沿海大开发逐步向西部大开发推进过程中，不能淡化海洋国土和海权意识。今天我们必须聚焦海洋，聚集南海。南海诸岛之争集中体现在海洋国土的主权之争、归结为海洋资源和航道安全之争。海权之争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斗争。中国海权，就是“权利”部分而言，包括实现中国“海洋权利”和“海洋权益”两部分。[1]需要大力加强全民族的海洋观教育、增强海洋国土和海权意识，这对加速建设海洋强国意义重大。

1 从近代中国海战失败的原因看海权观教育的重要性

中国的五千年文明史在相对稳定的地域中持续和发展，西部由高山屋顶作屏障，中国的东南方是辽阔的海洋，它提供人们渔业和盐业资源，除了有点风浪外，没感到有威胁国家安全的地方，中国的统治者长期将海洋当作对外防御的天然“长城”，影响国家安全的地方主要来自北方，于是就修建了中国的万里长城。15世纪初郑和七下西洋，算是中国历史上的光辉一页。郑和下西洋从1405年起，到1433年结束，前后长达28年，先后有208艘船和2．78万人参加了这八次航海活动，足迹遍及30余国和地区，打通了中国到东非海岸长达15000英里的交通，其规模、人数、船的吨位、航海里程、航海技术等等方面，都远远超过后来西方的航海探险家发现新大陆的航海活动。[2]

但中国人也只是把海洋当作夸耀国家的演戏舞台、没有真正认识到海洋的价值。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英国用“坚船利炮”敲开了中国的大门，才发觉有来自海洋安全的问题，开始了海洋防御的里程，但是越防国家损失越大，越防越对海洋恐惧，因海洋而割地赔金，因海洋而丧权辱国。

鸦片战争的失败，中国晚清政府开始加强海防。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海防战略有了提升，由海岸变为海疆防御，开始建设海军，创设北洋、东洋、南洋三支舰队。北洋海军到1888年已被誉为远东最强海军了。然而，中法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还是败得惨不忍睹。追究其原因，除了政治腐败，没有大海洋的思维、以陆地为基础的守势战略、也是导致海战失败的重要因素。

没有制海权不行，有了较为强大的海军为何还是不行？其根本原因就是从掌权者到普通老百姓缺乏大海洋的观念，缺乏海洋文明能够带给人类无限利益与福音的认识。中国没有适时的进入海权国家，没有唱响海洋蓝色文明，总之，明朝郑和下西洋的辉煌一闪、甲午海战北洋舰队全军覆灭都证明了一个命题：没有强大的海上力量肯定成为不了海权大国，但有了强大的海上力量也未必就能成为海权大国，它需要有海洋制度、海洋经济和海洋文化三个条件作孵化器。

因此，今天我们面向海洋，对13亿国民加强海权观教育是何等的重要。

2 从现阶段中国海洋意识的匮乏看海权观教育的迫切性

先举个韩日对海洋意识的例子：韩国著名的“独岛光荣”事件值得我们深思。韩日之间有一个小岛，长不过200米，全是礁石，不生草木。韩国人称之为独岛，日本人命名为竹岛。这个小岛在韩日关系中的地位，恰如中日之间的钓鱼岛。二战前，日本占有该岛。独立之后的韩国宣布对该岛拥有主权。1953年5月，日本右翼人士趁韩国正为朝鲜战争所困之时，登上了这无人的小岛，修建起了标志物。而韩国人是怎么做的呢？在日本人登上独岛之后，一个23岁的韩国青年洪淳七趁战争期间枪支管理不严，通过非法手段采购了一批枪支，召集了几个热血青年，渡海登上了独岛，赶走了日本人，在岛上升起了第一面韩国国旗。

在那之后，洪淳七靠着一杆步枪，独自一人守卫独岛三年零八个月之久。在他的日记里，记载着无数次和日本舰艇、渔船对峙的记录。后来，韩国政府彻底从战争中脱身出来，派出海上警察完成了对独岛的控制，洪淳七才结束了神圣的“守护国土大业”。但韩国政府没有惩罚他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也没罪责他私买枪支，反而颁发勋章，表扬他的爱国行为。目前，韩国军队已牢牢控制了这个小岛。韩国在独岛常年派驻34名警察，同时配置了驱逐舰，快艇、直升机，随时戒备日本渔船和海军舰艇的侵犯，令日本船只不敢轻易越过雷池一步。日本人除了口头抗议，别无他法。韩国青年洪淳七，一个人一杆枪登上“独岛”赶走日本人，插上国旗，一守就是三年多，最终在个人的努力和全民的呼声中，韩国政府出兵收复管理，这是全民海洋意识的体现，对国家海洋主权维护的意识。

日本政府的海洋意识教育更是一种自上而下提高的典范，前面的3.4节（实行海上囤田战略）已提到，日本对位于东京以南千余公里外海洋中一个名叫冲之鸟礁的地方，却是“精心打造”，投资700多万美元用来在此礁人工养殖珊瑚，企图以此来宣布主权，为其开发附近丰富的海洋资源提供方便。

再看我们的祖国，因人们长期围绕“黄山、黄河”生活养家，沿着“长江、长城”糊口养育，对陆地文化的感情根深蒂固，对海洋的感情直到今天还是那么的浅薄，以致于深表遗憾！据报道，共青团曾对上海大学生做过一次调查，90%以上的大学生认为中国的版图960万平方公里的陆地国土，而不知道还有300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许多大学生更不知道领海、大陆架、专属经济区等海洋国土的基本概念。有高知识文化水平的大学生尚且如此，更不用说其他文化水平相对低的群众了。在中小学初级的地理历史教材中对中国海洋历史地理的讲述是少之又少，而上面中国的版图描绘，只是以陆地疆域为主，而我们管辖的海洋呢？在日常生活中，海洋文化意识的缺失更是屡见不鲜，中国跨世纪的标志性工程——北京“中国世纪坛”，为了展示中国的疆界，就用760块方砖组成代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陆地面积，居然只字没提300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上海市“东方绿舟”教育基地知识大道上的历代中外名人雕像，其中有伟大的航海家哥伦布，却没有当年盛极世界的明朝舰队统帅郑和下西洋，这些海洋文化意识的现状多么让国人触目惊心、心急如焚啊！

美国海洋战略家马汉在《海权论》中说过，一个民族的强大与发展，将取决于这个民族的海洋文化的建设，海洋意识观念的强弱。是的，海洋文化是相对于大陆文化的一种文化现象，是一种开放型文化。它是千百年来沿海人民顶狂风、战恶浪、不畏艰险、勇于拼搏、敢于冒险的精神的结晶。海洋文化在任何时代都代表了当时的一种先进文化，海洋文化较之于内陆文化，更具有开放性、外向性、多远性、兼容性、冒险性、开拓性和进取性。

3 增强海洋意识，加强海权观教育的手段、方法

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更是中华民族走向繁荣富强，实现伟大复兴的世纪。在这进程中，维护自己的海洋主权、捍卫领土完整是首先要完成的任务，而来自海洋方面的挑战包括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南中国海问题构成了中国所面临的最棘手的几个问题。[3]当务之急就是要建立一个民族海洋文化观，培养全民族的海洋意识。

3.1海洋国土知识在中小学课本中占重要位置

今天要解决海洋教育和宣传问题，就应该大力宣传海洋国土观念，增强国民的海洋意识，把人们根深蒂固的大陆意识尽快转移到现代海洋意识上来。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但陆地空间不足，资源有限，海洋是今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所以海洋教育一定要从娃娃抓起，在中小学的教材中应增加海洋国土和海洋资源的内容，在中华民族的幼小心灵中迅速植下一颗绿色的海洋心，将中国的版图面积=960万平方公里+300万平方公里的概念牢牢固化在每一个中国人的骨子里、溶化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血液里！

当前中国海洋安全形势严峻，，我们的“三海”即黄海、东海和南海均与周边国存在主权争端，面临着海岛归属、海域划界争议、海洋资源争端、海上通道安全、台湾问题、南海诸岛及其海域等一系列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与挑战，有些问题，经过我们努力可以在我们这一代得到解决，有些问题看来只有让我们的子孙后代来加以解决。因此，这些海洋意识与中国的海权现状应该如实的让我们的下一代知道，海洋国土知识在小学课本中应占重要位置。这一点日本就做得比我们好，他们的海洋意识比我们国人强。

建议在中学课本里，在《中学地理》中开设专门的课程《中国海洋与海洋权益概论》。

3.2各级政府进行海洋观教育时建议向青岛市政府学习

要解决海洋教育和宣传问题，就需要党和政府立法来加以推动。1994年11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正式生效，标志着人类正进入全面开发海洋的新时代。中国是一个海洋大国，拥有主权和管辖权的海洋面积达300万平方公里，在世界海洋大国中名列第5位。目前，中国有4亿多人口生活在沿海地区，创造了60%以上的国民生产总值。然而，我国在开发海洋资源、保护海洋环境、维护海洋权益、保证国家安全等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很大，与南海周边的越南、菲律宾相比也有不小的距离（如越南政府鼓励渔民到我南海诸岛海域捕鱼，实行“三免”的富民政策，即三年内免征资源税、免营业税、免个人所得税）。

近几年来我国各沿海省市政府相继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海洋文化宣传，让人最为欣喜的是青岛的以海洋为主题的综合性的海上教育基地开工，为我国在海洋文化、海洋开发利用、海洋科技、海洋军事方面进行全面的展示和教育提供了平台，这对我国海洋意识的培养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在我国沿海地区，对国民进行海洋意识和海洋文化方面的教育建议要以青岛市政府为榜样，掀起海洋观教育的热潮。青岛市为了增强公民的海洋意识，加强海洋观的教育，在中国海洋大学早已设立了青少年“海洋观全国教育基地”，中国人民海军还送一艘军舰给教育基地，军政携手，共为市民积极营造海洋文化的氛围，承担起“加强全民族海洋观教育”的重任。“海洋观教育基地”大致可分为六个部分：（1）海洋国土与海洋权益；（2）中国海洋近现史；（3）海洋意识与海洋强国；（4）海军博物馆（在军舰上）；（5）海洋资源与海洋科学；（6）人类与海洋美好的未来。[4]各级（省、市、县、镇）政府都要建立海洋观教育的基地和场所，建设海洋公园，各中小学每年组织去教育基地，免费到海洋公园参观学习，把这项工作设为政府工作的一部分。

3.3教育部门在海洋观教育方面大有作为

海洋既是人类文明的历史源头，又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资源宝库。在当今海洋竞争的时代，如果不能有效维护我国海洋权益，我们的国家利益就会受到重大损失，国家的发展就会受到极大制约。海洋权益包括国家的海洋权利和海洋利益。海洋权利属于国家主权的范畴，是国家领土向海洋延伸而形成的权利，主要指沿海国对领海和毗邻区、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主权、主权权利和管辖权，以及在公海和国际海底的各项自由和权利。国家的海洋利益是综合性的，包括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等。[5]要解决海洋教育和宣传问题，教育部门可以大有作为。关于海洋知识的题目要作为每年高考试题、硕士和博士生考试的必考题，高等学校都要开设《海洋科学导论》公选课，沿海地区的高校要开设海洋知识的必修课，国家公务员考试的题目，海洋知识类的题不可或缺，就是各类晋升职称和职务的考试，也要有海洋知识类的题目。只有这样，把平时教育与关键考试结合起来，海洋观教育工作就会大大推进，国民的海洋意识就会大大增强。

3.4要解决海洋教育和宣传问题，各级党、团组织将可以大显身手

2011年11月17日，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汪洋书记在视察广东海洋大学时说，海洋产业在广东是非常有前景的！广东省陆地面积不到17.8万平方公里，而海洋面积有41.9万平方公里。总体上讲，陆地开发过度，海洋开发不够。所以，面对新的世纪，海洋是我们的一个重要着眼点。海洋产业是一个战略性产业。海洋大学的事业是最有前景的事业。要向全社会普及海洋知识和海洋意识。做好海洋科普工作，让大家知道海洋里有什么，如何利用海洋，新世纪海洋开发对缓解陆地压力和保护生态环境有何意义，让大家都来注意海洋里的学问。[6]这表明中国沿海地区的领导已经认识到发展海洋产业与加强海洋教育的重要性，并且正在采取行动将其落实到实处。

团中央和各级党、团组织可以利用组织生活，广泛开展海洋知识竞赛活动和海洋知识辩论活动，可以利用暑假，组织优秀团员青年去南海诸岛参观旅游、夏令营活动，各市、县政府可以组织优秀干部、职工不是出国而是去南海诸岛考察。这一点既是一次爱国主义的教育，又是一次海洋意识的培训，对推动全民国防海洋意识十分必要。

我国一年公务员出国考察费用竟然接近3000亿元，如果能作为国家意志与行为，把一部分公务员出国变为去南海诸岛免费旅游，在原来出国的3000亿元中节约1000亿元，用于补贴给去南海诸岛的飞机、船用汽油费，那么，我国国民的海洋国土、海洋文化教育将大幅度提升，建设海洋强国之路将会提前完成。

3.5要解决海洋教育和宣传问题，新闻媒体应当发挥更大的作用

当我们迈入21世纪海洋世纪的时候，面对相对落后和薄弱的思想和观念意识，那么我们就需要我们海洋文化来阐释海洋世界新的理念，引导社会舆论和人民重新认识，树立正确的海洋意识观。当今世界各个海上强国都有着其特有的海洋文化，比如英国、法国、美国，其海洋力量之所以强大是来自于其传统海洋文化的竞争决定了他们海洋发展的方向，形成新的海洋意识，海洋观念，使他们屹立于世界海洋强国之颠。

新闻媒体有传递信息功能，影响舆论功能和宣传教育功能。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同志就指出，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一定要发挥新闻媒体在海洋文化和海洋国土教育方面所起到的宣传教育作用，把我们国家的海洋发展战略，南海诸岛及其海域所面临的严峻形势，运用群众所喜闻乐见的语言，实事求是地通过事实，来宣传群众、动员群众、教育群众。

海洋安全论文篇4

党的十高瞻远瞩地提出了“建设海洋强国”的宏伟构想，这是把握世界海洋形势发展潮流，符合中国国情、海情的睿智决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战略举措。

为了深入学习宣传党的十精神，推进海洋强国战略的贯彻落实，以“海洋权益——中国国家利益与安全”为主题的中华爱国工程2012高级论坛在京隆重召开。论坛由《祖国》杂志社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海洋法与海洋事务研究中心协办，中华爱国工程联合会指导，旨在汇集各专家学者的智慧和力量，提出新形势下维护我国海洋权益的对策建议，为祖国统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言献策。

论坛对当前中国周边海洋安全形势作出了研判，中国在周边海洋骤然面临诸多挑战的背后，三个深层次因素正在起作用。一些邻国与域外大国相互利用，中国崛起面临更加复杂的局面。

首先是“周边两对矛盾”，即中国与某些邻国的矛盾、中美矛盾。其次是“亚太二元结构”，即亚太经济与安全结构相互脱节甚至对立，体现为一部分国家“经济发展靠中国、安全保障靠美国”，尤其是在海洋安全上。再次，就是海洋合纵连横复杂，三方博弈加剧，亚太海洋新格局浮出水面。

海洋安全论文篇5

1993年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简介”（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对食品类各专业的业务培养目标和要求作了详尽的规定。其中对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的培养目标做了如下规定：培养从事利用农牧渔业初级产品，以物理和化学手段为主生产食品的科研、设计、加工、管理和新产品开发的高级工程技术人才。要求本专业学生掌握食品科学与工程的基础理论和食品化学与工程的基本知识，掌握食品生产的基本理论、工艺和设备知识。从以往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本科毕业生的就业来看，主要分配到食品贮藏和加工企业、行政管理、教学、科研单位，从事食品生产、管理、设备设计使用、新产品开发、营销和教学、研究、监督等工作。综观我国涉海类高校食品科学与工程本科专业人才培养目标，都在前国家教育委员会颁布的培养目标基本要求的基础上，根据学校自身的办学定位和为地方经济建设服务的需要做了部分的修改。

二、课程体系的构建

全国高等农业院校教学指导委员会食品学科组在1997年讨论了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本科的课程体系架构，确定总学时为2500-2600，其中公共课和基础课为55%，专业基础课为30%，专业课为15%。总学时中15-20%为选修课。在设置专业方向的学校可采取“专业+方向课”的模式。

我国涉海类高校食品科学与工程本科专业都采用学分制，课程体系的构建大体都遵照教育部颁布的我国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的要求执行。如表1所示，在总学分要求方面，除台湾海洋大学略低外，其余5所涉海高校间没有明显差异；在公共课程方面，台湾海洋大学最低（14.81%），中国海洋大学、浙江海洋学院和台湾海洋大学相对注重学科基础课，课程比例为30%左右；在专业课方面，中国海洋大学（17.13%）和集美大学（21.27%）相对较低，充分体现出淡化专业的特点；素质教育课程设置方面，中国海洋大学和集美大学都超过9%；集中实践教学环节方面，中国海洋大学最低，主要原因是他们将毕业实习改为创新实践后学分设置较低。

三、专业课与专业基础课的设置

我国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对食品类专业的主干学科和主要课程作了具体的规定。我国涉海类高校在具体执行方面都根据自身需要做了必要调整，并形成了鲜明的自身特色（表2）。上海水产大学和集美大学采取了“专业+专业方向课程”的模式，前者设置了“食品工程”、“食品科学”和“食品生物技术”三个专业方向，后者设置四个限选课组；其余涉海高校未采用此模式。

四、课程设置的特点

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属于工科专业，与其他学科专业相比，在课程设置方面要考虑的首要问题是必须立足当地、面向某一地理区域、服务全国，要以地方经济建设、人民健康生活、社会的稳定与和谐社会的构建为目标。我国涉海类高校都分布于沿海城市，必须对沿海各省区海洋战略的实施和地方经济的建设做出积极的贡献。

1.海洋水产类课程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这是为地方海洋经济建设服务的具体要求。我国涉海类高校设置的海洋水产类课程大致都包括了原料学、化学、加工工艺学以及综合利用学等知识模块；各涉海高校在具体海洋水产类课程的设置方面，又集中体现了当地海洋水产加工在国民经济建设中的地位、学科建设的内涵和水产品加工及贮藏的重点研究领域。

2.食品安全类课程的比重也较大，突出反映了水产食品质量与安全在地方国民经济建设中的重要地位。我国涉海类高校食品安全类课程设置主要包括食品品质管理、食品卫生安全原理与控制技术和食品标准与法规等知识模块。台湾海洋大学尤其强调人民的饮食安全与卫生，其中餐饮管理与卫生课程高达6学分；浙江海洋学院地处舟山，舟山海洋经济对当地国民经济的贡献超过1/3，舟山的水产品在出口贸易中又居于全国前列，水产品质量与安全显得尤为重要，因此，浙江海洋学院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食品质量与安全类课程门数最多，总学分达到12学分；其余涉海高校除中国海洋大学外，一般都设置3门课程、学分为5学分左右。

3.实践教学体系海洋水产特色突出。我国涉海类高校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集中实践性教学环节一般都包括专业认识实习、课程设计、生产实习、毕业实习、毕业论文等内容，各高校在具体设置方面又都具有自己的特色。中国海洋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集中实践性教学环节最具海洋水产特色，同时还安排了创新实践，其生产实习环节包括海藻化学生产实习和水产品加工生产实习；其余各涉海高校尽管在培养计划中没有象中国海洋大学那样明确指出生产实习的具体名称，但一般在生产实习方面都安排到与水产品生产、加工、销售与检验的企事业单位进行，毕业实习则安排到与食品生产、加工、销售与检验相关单位进行。我国涉海类高校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毕业论文的海洋水产特色最为突出，一般本科毕业论文有80-90%的论文题目都与海洋水产有关，主要涉及的领域有水产食品原料学、加工学、贸易学、安全学、信息及传播等。

五、小结

1.我国涉海类高校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在人才培养目标与就业方面既要遵循教育部高等教育对食品科学与工程本科专业培养总体目标的要求，又要顺应目前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发展的规模；既要考虑地方海洋战略和地方海洋经济建设的需要，又要考虑学校的总体办学定位；同时，还应考虑到本学科的优势和发展趋势。

2.我国涉海高校食品科学与工程本科专业课程体系的构建应进一步强化素质教育和实践教育的比重，尤其是实践教育。建议按照下列模式构建课程体系：公共课30%、学科基础课27%、专业课18%、素质教育课10%、实践教育课15%，毕业总学分建议160学分。

3.我国涉海类高校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海洋水产类课程设置应考虑原料学、化学、加工工艺学以及综合利用学等知识模块。具体设置课程时建议设置1门专业基础课，若干门专业选修课。

海洋安全论文篇6

[中图分类号]D8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673-5595（2014）04-0042-07

南海地区的经济快速发展、多种文明的交汇地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决定了南海的价值。南海的价值决定了南海地区是国际关系中竞争、冲突和合作的焦点地区之一。冷战后，经济安全在国家外交中分量的提升、《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通过并生效和中国崛起引起周边国家的疑惧促使南海的价值更加凸显。南海问题与中国的南部地缘安全存在着不可否认的关联性。近年，学术界对南海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从国际法的角度对当事国的理论依据或批驳或评析、对争端国采取的政策进行分析以及各国对解决南海问题模式的设想等几个方面，而对南海问题对中国南部地缘安全的制约的论述还较鲜见，本文就着重论述南海问题与中国南部地缘安全的关系问题。

一、南海在中国南部地缘安全中的地位

南海在中国地缘安全的战略地位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在近代以前，南海是中国地缘安全的屏障。随着中国国门被西方列强强行打开，南海成为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通道。新中国成立后，南海成了中国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战略空间。“人类社会是在一定的地理空间中存在和发展的，作为一种天赋的和恒定的因素，地理深刻地影响了人类历史的进程与面貌。”[1]1法国年鉴史学派代表人物布罗代尔认为，历史的地理要素恒定地对人类社会产生重大影响。[2]南海不仅仅作为一个地理位置的客观存在，它已经超越纯自然层面而上升到安全层面，对中国的南部地缘安全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从地缘角度研究国家安全问题是地缘政治的重要问题。由于地缘政治存在明显的边际效应，把国家的周边地区联系起来考虑国家战略问题是必然的逻辑结果。一国的地缘位置、战略疆域对国家安全有直接的战略意义。善邻能够使双方国家利益倍增，安全感上升；恶邻使双方国家利益倍减，安全感下降。

地缘安全是地理环境与国家安全相互作用形成的综合体，其内涵包括以下三点：第一，地理环境与国家安全之间的互动，包括其过程及其结果；第二，国家安全在地理空间中的存在及其运动；第三，国家等行为体利用地理要素或在地理空间中维护其安全。[3]所以，地缘安全就是运用地缘政治理论评估、衡量和预测一国的安全情势。由于地理位置和邻国的非自由选择性，地缘安全在国家安全中占有基础性的地位。一般而言，可以从两个层面界定地缘安全：一是一国的安全不受外来势力威胁的状态；二是一国有能力保护本国不受外来力量的威胁。因此，地缘安全可以具体化为：国土完整、运输通道的畅通无阻以及地缘环境的持续改善。所以，中国要保证南部地缘安全必须具备以下能力：中国保护自己国土安全的能力、中国维护南海海上通道安全的能力和中国持续改善地缘环境的能力。

著名学者安德鲁・内森和罗伯特・罗斯认为，在战略中，像在房地产中一样，地理位置是决定价值的主要因素。[4]107著名的海权论代表人物马汉认为，任何地方的战略价值取决于三个基本条件：位置、军事力量和资源。在这三个条件中，地缘位置是最重要的，因为另外两个条件可依赖人力予以补充或增进。一个地方若同时具备以上三个条件，就会成为战略要地，并可能具有首屈一指的重要作用。[5]127129

地缘政治学家很早就开始注意南海，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豪斯浩弗和斯皮克曼。豪斯浩弗曾大胆地预言：“印度洋―太平洋空间”将会是世界权力的主要中心，注定要取代欧洲成为世界事务的支配者。[6]由此推断，作为“印度洋―太平洋空间”的南海应该成为未来的权力中心，只不过当时的南海没有足够的魅力引起人们的注意，但其战略地位已被地缘政治学家所关注。虽然斯皮克曼不同意麦金德的“大陆心脏说”，而独创“边缘地带说”，但二者的理论前提是一致的，即都着眼于陆权大国与海权大国的争夺。斯皮克曼认为，地缘政治中最受重视的应该是那些处于边缘位置的国家。他说：“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处在大陆心脏地带和边缘海之间，必须看作是一个中间区域，在海上势力和陆上势力的冲突中，起着一个广泛缓冲地带的作用……它的水陆两面的性质是它安全问题的基础，因此，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是各强国占领控制的核心地区。”[7]显而易见，南海处在斯氏所说的边缘地带上。于是就产生了一个地缘政治学命题：控制南海的国家将控制东南亚。这是因为控制了南海就控制了南海众多的周边海峡；控制了这些海峡，就能控制南海上的多国赖以生存的国际航道；控制了这些国际航道，就成为南海地区的海上强国，就能控制东南亚。[8]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8月第30卷第4期李国选：南海问题与中国南部地缘安全对中国而言，南海的地缘战略价值有三：一是南海的石油对中国经济发展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二是南海对中国东南亚地区的外交具有政治和军事战略意义；[9] 三是南海是中国和平发展的战略运输通道和领土安全的标志。进一步来讲，南海是中国战略防御的前沿阵地和华南大陆的海上战略屏障，是中国走出近海、进入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理想地区。南海有中国260多万平方公里的可管辖海域，是中国和平发展的战略依托之地，是中国未来生存与发展的主要空间。

南海在中国南部地缘安全中的地位，在某种程度上是由其地理位置决定的。南海是沟通太平洋和印度洋、联系亚洲大陆和大洋洲的交通要冲，被称为“亚洲的地中海”。这里有丰富的资源和重要的战略要道，[10]并且是大国较量的场所。所以，南海在中国南部地缘安全中的地位突出：一是南海中属于中国的领海是中国陆地国土的延伸；二是它是中国南部重要的运输通道；三是它是中国南部地缘安全环境改善的关节点。充分而合理地开发南海是中国和平发展的基本条件之一，但南海问题削弱了南海的地缘战略价值。不言而喻，南海和中国的南部地缘安全有着不可分割的天然的联系。

二、南海问题的现状与趋势

多种因素导致南海问题的产生：一是经济因素。南海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是世界上重要的贸易通道，这对南海争议各方的经济发展关系重大。二是法律因素。《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通过和生效促使南海价值凸显。三是中国自身的因素。中国淡薄的海洋意识和战略的轻重缓急顺序使中国忽略了对南海的管理与经营。

一般而言，南海问题主要是指某些东南亚国家与中国在南海归属上的争议。其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南沙群岛归属；二是领海、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如何划分。第一个问题是核心问题，决定着第二个问题，因为解决了南沙群岛的归属问题，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就可以划分南海的领海、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11]所以，南海问题主要是指南沙群岛的领土归属问题和以海洋划界为主要内容的海洋权益争端。[12]

南海问题不仅仅是中国与南海争议国之间的与海洋划界争端，而且背后有美国、日本与印度等国的介入，多种国际政治力量汇集于南海地区。南海问题不但涉及到法律问题，而且还关系到经济发展和地区安全问题。

目前，南海问题日趋复杂，主要表现为：第一，多方占领。与中国存在南沙争议的周边国家处于事实上的有利地位。它们在南沙群岛海域控制的岛礁数量要比中国多得多，其中越南控制了29 个岛礁、菲律宾侵占了9 个、马来西亚占据了5 个、文莱宣称对南通礁拥有但并未占领，但扬言要采取军事行动。中国大陆和台湾省仅控制着8 个岛礁。[13]第二，扩充军备。近年来，南海争议国为巩固其在南海的既得利益，加快了海军建设步伐，不断更新武器装备，不惜重金购买军舰，提高立体作战能力。南海地区出现了世界上少有的“逆裁军”现象。第三，法律宣示。近年来，有关争端国企图把其占领中国的南沙岛礁合法化。一是利用国内法的形式将其攫取的非法利益“合法化”。如菲律宾国会就在2009 年2 月17 日通过了“领海基线法案”，将中国的黄岩岛和南沙群岛的部分岛礁划为菲律宾领土；二是利用国际法主张其在南沙区域的“权利”，如越南在2011年5月就再次向联合国重申了其对中国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拥有全部。2013年菲律宾准备仲裁与中国的南海争议。第四，大国插手。南海地区因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和丰富的资源引起区外大国的关注。美国、日本和印度基于政治、经济和战略利益的计量，利用各种手段不同程度地干涉南海问题。

美国的“积极关注”、印度的“东进”、日本的“南下”以及有关争端国的“背信弃义”，使南海问题成为世界上最复杂的海洋争端。南海是世界主要大国力量、意志和利益的交汇点。很明显，中国求解南海问题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一是中国根本解决南海问题与发展睦邻关系的悖论；二是中国恢复南海和需要在和平稳定的环境中进行经济建设的悖论。

南海问题的发展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南海问题的基本表现形式由南沙争议逐渐演变为南海海域实际管辖争议；第二，南海问题的多边化、国际化、扩大化态势进一步凸显；第三，南海问题将成为中国多边外交法理斗争的新热点；第四，南海问题在中国总体外交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将是中国今后不得不长期应对的重大外交课题。[14]

南海问题争议的多元化、力量结构的多元化以及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决定了南海问题的复杂化，它在短期内无法根本解决。更为严重的是，南海问题的国际化程度空前提高，这些国际化主要表现在南海油气资源开发合作国际化、南海争议国与域外大国政治合作国际化、南海争议国与域外大国军事合作国际化、南海问题中舆论因素的国际化。所以，南海问题外在环境恶劣，内在结构复杂。

三、南海问题对中国南部地缘安全的制约

南海的地缘位置决定了南海的价值，南海问题的存在严重削弱了南海在中国南部地缘安全中的价值，对中国的南部地缘安全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一）南海问题危及中国南部领土的完整性

领土安全是整个国家安全体系中的依托和基础。所谓领土安全，其内涵是指领土与领土不受侵犯和威胁，领土不被占领、不被分裂、不被分割或兼并；其外延包括国际法规定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自然资源所有权与管辖权不受侵犯和威胁。[15]南海问题使中国的国家主体性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南沙群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管辖的国土。但目前中国在南沙群岛的领土并没有得到合理与切实有效的维护。周边国家也通过非法的军事占领和无序开发南海资源以造成“实际控制”的事实，这是对中国领土安全的严重威胁。随着争端国对南海资源单方面开发的力度加大，南海问题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利益也将提出新的挑战。

中国解决不好南海问题，就意味着中国不能有效地开发和利用南海中属于中国管辖的海域。对一个国家来说，任何土地的丧失或获得都涉及到国家安全的保障问题。土地的基本作用表现在：第一，进可攻、退可守的土地是战略要地，是国家安全的基本保障；第二，退一步来说，尽管这块土地不是战略要地，但至少可作为与别国的缓冲地带；第三，土地的多寡本身就是衡量国家综合国力强弱的基本标准之一；第四，这块土地上的产品能增强国家的经济总量。[16]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一个适宜人居的小岛，以12海里领海计算，可获得1500平方公里面积的领海区。再以200海里专属经济区距离计算，可获得43万平方公里的专属经济区。所以，南沙海域看起来不起眼的小岛，实际价值却不可小觑。

虽然现在科技十分发达，但土地的作用没有削弱，在某种程度上反而有所增强，土地依然是人们的生活保障。因此，领土的丧失关乎国家命运和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南海是中国生存与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是中国资源的宝库，是中国蓝色国土扩展和社会发展的战略空间。南海问题的存在，削弱甚至抵消了南海在中国南部地缘安全中的价值。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既不能武力收复被南海争议国占领的中国的岛礁，又不能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恢复中国的南沙被占岛屿的。很显然，中国南海领土安全问题将不会在短期内解决，这对中国的南部地缘安全极其不利。[17]

（二）南海问题制约着中国向外发展的战略航道

一般而言，接近海上通道的程度决定地区的战略价值。如果地区的位置处在两条航道之上，或者说，接近于它们的交叉点，那么该地区的战略价值就会大大增加。交叉口的位置基本上就是中央位置，以此为基地，到各个方向进行活动都十分便利。[5]129

南海与周边六个海峡相联系，这六个海峡是台湾海峡、巴士海峡、吕宋海峡、巴拉巴克海峡、马六甲海峡和巽他海峡。因此，控制南海的制海权，就控制了南海地区的重要航道，就控制了南海地区的经济命脉。

南海是多个国家的“海上生命线”。 南海位于印度洋和太平洋的交通要冲，是西太平洋进入印度洋和大西洋的重要通道，是中国通往南亚、非洲、中东和欧洲的海上必经之路。它是世界上第二大海上航道，仅次于欧洲的地中海，全世界一半以上的大型油轮及货轮均航行经过此水域，每年来来往往的大小船舶总计在4万艘以上。经马六甲海峡进入南海的油轮是经过苏伊士运河的3倍、巴拿马运河的5倍，经过南海运输的液化天然气是全世界液化天然气总贸易量的2/3。这条供应线对中国最为重要，是中国海上的交通大动脉。

南海问题的存在使南海通道的状况日益复杂化。南海问题的存在使中国管控南海通道的能力削弱，而且中国与相关争端国很难就南海问题进行长期而有效的合作。涉及到南海争议的国家，都想方设法谋取更多的南海资源区域，并使之最大化，并且这些国家都表示不惜使用武力来保卫它们的近海利益。“最要命的是，世界上三个主要军事大国――美国、中国和日本――都在该地区占有生死攸关的利益，并准备在必要时以军事手段来保卫这些利益。”[14]141南海问题的存在使有关国家在维护南海通道安全方面缺乏真正有效的合作，南海通道的安全形势不容乐观：海上袭击比以前具有组织性与协调性；南海地区水域的海盗、有组织犯罪和潜在的海上恐怖主义存在着合流的可能；武装分离主义运动与恐怖组织的联系密切。[18] 所以，中国现在还不能完全维护南海通道的安全。这对当代中国的生存与发展来说是非常致命的，因为中国不能掌握自己在南海航道上的命运，而是要依托一个没有安全保障的南海海上世界。[19]293南海问题严重影响中国南部战略通道安全，从而极大地影响着中国的南部地缘安全。

（三）南海问题影响中国南部地缘环境的持续改善

地缘环境是指“国家这一主体和由这样的主体构成的国际关系所面临的各种空间背景和条件的总和。”[1]40地缘环境受到经济、军事等权力因素的作用会发生变化，如国界的变动、联盟的形成、势力范围的划分和缓冲地带的建立等。地缘环境深深地影响着一个国家的地缘安全。

地缘安全环境改善的程度可以用安全边界和边界安全的比值来衡量。安全边界是指国家对其分布于外的利益的可控制和保护的程度，边界安全是指国家对其范围内的领土的可控制和保护的程度。[19]7由此很容易地就得出结论：安全边界线离边界安全线越远，国家就越安全。如果比值大于1，国家就安全；如果等于1，国家就有安全的隐患；如果小于1，国家就极不安全。任何一个发展市场经济的国家，都有安全边界线和边界安全线。因此，国家的地缘安全程度不能用是否受到外敌的入侵来衡量，而应该看该国的安全边界在世界范围内推延的广度和深度。

南海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压缩了中国走向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战略空间，中国的安全边界线和边界安全线几乎到了重合的地步。南海问题的复杂化、国际化和多边化不利于中国南部地缘环境的改善。南海争议国为了保持其在南海的实际存在和利益，借用美国、日本和印度的力量来对付中国。中国不得不与这些国家打交道，防止它们在处理南海问题上的进一步联合。 “岛链”是美国在冷战期间为遏制社会主义国家而构建的岛屿基地圈，冷战后成为防范和制约中国崛起的重要工具。2001年的南海撞机事件和2009年的“无瑕号”事件，都是美国利用岛链战略，窥探中国的“远程军事投射能力”的尝试。南海问题的存在使美国防范和制约中国的岛链战略仍然有效。2009年以来，南海风云再起，对中国南部地缘安全环境影响明显加大，中国南部地缘环境低频度震荡增加，严重恶化了中国南部的地缘安全环境。

蕴藏丰富资源的南海吸引了各种各样的力量，为它们可能的冲突埋下了伏笔。“国际社会对石油的争夺在21世纪显得更加激烈，很有可能导致政治和军事上的冲突。南沙群岛蕴藏着丰富的石油天然气和鱼类资源，这些是周边国家冲突的主要原因……” [20]显而易见，这对中国南海地缘安全的影响既是潜在的，又是现实的。

四、化解南海问题对中国南部地缘安全负面效应的基本路径

研究理论是为了分析现实，分析形势是为了解决问题。分析南海问题对中国南部地缘安全的制约作用，是为了寻求中国解决南海问题之道。笔者认为，化解南海问题对中国南部地缘安全的负面影响，应采取以下措施：

（一）加强区域安全合作，改善中国解决南海问题的地缘环境

安全合作有利于解决南海争端。争端是一种零和博弈，由于的特殊性，以及南海各方利益的交叉性，因此在解决争端时，传统的军事解决手段已经不合时宜，无法切实有效地解决争端，只能使得问题复杂化、激化，而通过安全合作，坚持原则又不失灵活，兼顾各相关方的利益，这样才能为真正解决南海争端提供前提条件。[21]

历史证明：任何一个大国的崛起都必须依靠良好的地缘环境，或与周边国家结为利益共同体；或建成战略缓冲区，避免与现有大国直接碰撞；或将周边国家建成自家后院。南海地区是中国21世纪的战略重点地区。在该地区，以各国或集团对南海问题的态度为标准，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一是中国，南海问题涉及到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中国要尽可能享有南海原属于中国的管辖范围内的利益；二是东盟及其相关争端国，它们是既得利益者，一方面尽力维护自己的利益，另一方面又尽可能扩大和巩固已占岛礁海域的控制权；三是美日印等域外大国，它们介入南海问题的基本目的是分享南海的地缘战略价值，防范和制约中国的崛起。目前的情况是，美国、日本、印度和东盟共同对付中国的格局日趋明显。所以，中国要“在南海区域安全机制的构建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破解美国安全网的围堵。”[22]中国防止后两个层次战略力量的进一步联手，就抓住了改善南海地缘环境的关键。

博弈论认为，在相互依存的条件下，任何国际事件的演化，都是相关各方对潜在风险和预期收益进行理性博弈的产物。根据不同的战略结构，博弈者采取不同的策略，目的是用集体行动取代个体行动，使个体在集体行动下的利益大于单干时的利益，最终实现国家利益和国际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在该战略理论指导下，共同合作的战略是最优的。[23]

所以，中国必须积极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坚持与有关争端国共同开发南海的有争议的区域，防止南海争端失控。中国必须在全球和地区层面与美国、日本和印度打交道，处理好双边与多边关系。中国应主动加强战略对话与合作，寻求共同利益的增长点，扩大交流与对话的渠道，增信释疑，着力培育在南海地区的共同利益。中国要力所能及地承担起提供南海地区公共产品的责任：如保持南海的航行自由，保持南海地区的经济可持续发展，维护南海地区的稳定，打击南海地区的海盗和恐怖主义，防止南海地区军备竞赛继续升级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该地区的扩散等等。

（二）保持军事威慑力，增强解决南海问题的硬实力

实力对等的国家间才会产生文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丛林法则仍是国家间政治的铁的法则。实力孱弱者有权利但没有能力分享国际社会中的文明。[19]11消除南海问题对中国南部地缘安全的负面影响更需要中国加强自己的实力。长期的和平生活使很多中国人忽视了南海问题对中国南部地缘安全的巨大负面影响。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二位，中国积累了大量的物质财富。如果这些物质财富没有强大的力量基础，只是没有意义的存在物，很可能会在残酷的国际政治斗争中失去。这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一而再、再而三证明了的基本结论。

力量远胜于财富的基本依据有二：一是国家力量是开发新的生产资源的动力，可以创造出巨额的物质财富；二是没有强大的力量，国家不但不能获取新的物质、信息和能量来发展自己，而且会失去自己拥有的一切，不但财富难以保持，而且国家的生产力、文化、自由，甚至国家的独立自主都会失去，这种情况已被历史一再证明。[24]4647

当然，国家财富的增长本身并没有错，关键是要注意将财富适当地转化为武力，因为国家强盛并不仅仅在于财富的积累，还在于财富在国家政治中转化为武力的数量、质量及有效运用。[24]102在南海问题上，正是中国海军力量的不足，才导致南海争议国大肆掠夺原属于中国的财富。军事力量的提升不仅可以保障中国维护南沙群岛完整的物质基础，而且对中国的南部地缘安全也起到重要的保障作用。

（三）重视海洋意识，提升中国处理南海问题的软实力

现代海洋意识应包括海洋国土意识、海洋经济意识和海洋安全意识。海洋国土意识要求人们把属于自己的海洋当作国土的有机组成部分。海洋经济意识就是有利用海洋资源为国家谋利益的意识。海洋的安全意识就是通过海洋来保障陆地安全，同时保卫自己的海上权益的意识。[25]

中国现在的海洋意识淡薄到了十分可怕的地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已经通过多年，生效也有一段时间了，但仍有很多人不知道中国还有300多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面积，[26]更谈不上对海洋的开发和利用以及利用海洋保障自身的安全了，也不能看到南海问题对中国南部地缘安全造成的潜在与现实的危害。

海洋是21世纪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和最后空间。 “海洋在国家经济发展格局和对外开放中的作用更加重要，在维护国家、安全、发展利益中的地位更加突出，在国家生态文明建设中的角色更加显著，在国际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竞争中的战略地位也明显上升。” [27]

我们必须从战略高度上重视和善待海洋。可以说，中国未来发展的空间很大程度上在南海。但是，南海问题限制了中国开发南海，限制了中国向太平洋与印度洋拓展发展的空间。早在5000年前，古希腊海洋学者地密斯多克利就曾预言：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一切。历史也反复证明这样一个道理：向海而兴，背海而衰。

美国一著名学者指出：“一国影响力的大小，不仅在于战略力量和经济力量，而且还在于它的价值观和思想方面的‘软力量’。”[4]22 中国海洋意识的淡薄，是南海问题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我们不仅要加强维护南海权益的物质力量，而且还要增强捍卫南海权益的精神力量。拿破仑曾说过很有意义的一句话，那就是：“世界上只有两种力量：剑与精神，从长远看，精神总能降服剑。”[28]

因此，我们回应南海问题的消极影响不能一味地依靠武力之“剑”，更重要的是具备海洋意识之“精神”。海洋意识是我们认真对待南海问题的逻辑前提。

中国首先要加强区域合作，改善解决南海争端的地缘环境。同时必须加强自己的实力，一是硬实力，主要是海军实力；二是软实力，主要是海洋意识。中国应利用硬实力和软实力完美结合的力量和平地消除南海问题对中国南部地缘安全的负面影响，这是中国解决南海问题的最优选项，也是考验中国和平发展的重要课题之一。

五、结论

南海的地缘位置决定了南海在中国南部地缘安全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南海问题关系到中国的南部地缘安全利益，主要是国土完整、贸易与运输通道及地缘环境。南海问题拖得越久，中国南部地缘安全面临的威胁就越大。

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影响中国南部地缘安全的南海问题越来越成为影响中国和平发展的显著的变量之一，其解决得好坏决定着中国能否持续、快速、健康与和平地发展。走向海洋是中国和平发展的基本选择，东海和黄海由于美日同盟与美韩同盟的存在，使中国走向海洋的难度极大，因此南海就成了中国走向海洋的重要选择。但南海问题的存在阻碍了中国走向海洋的步伐。所以，南海问题的妥善解决是中国成为海洋强国的第一步。中国需要提高南海问题在中国外交中的地位，应把解决南海问题提上议事日程。

[参考文献]

[1] 李义虎.地缘政治学：二分论及其超越――兼论地缘整合的中国选择[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 倪乐雄.文明的转型与中国海权[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35.

[3] 陆俊元.中国地缘安全[M].北京：时事出版社，2011：67.

[4] 安德鲁・内森，罗伯特・罗斯.长城和空城计――中国对安全的寻求[M].柯雄，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7.

[5] 马汉.海军战略[M].蔡鸿斡， 田常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6] 杰弗里・帕克.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M].李亦鸣， 徐小杰，等，译.北京：出版社，1992：79.

[7] 刘从德.地缘政治学――历史、方法与世界格局[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143.

[8] Colin Mac Andrews， Chia Lin Sine. Southeast Asian Seas： Frontiers for Development[M].New York： Mc CrawHill International Book Company， 1981：226234.

[9] 叶自成.地缘政治与中国外交[M]. 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426.

[10] KuanHsiung Wang.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s： Fish

eries Cooperation as a Resolution to the South China Sea Conflict [J]. The Pacific Review，2001（4）：532536.

[11] 张海文.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释义集[M].北京：海洋出版社，2006：23140.

[12] 贾宇.南海问题的国际法理[J].中国法学，2012（6）：2635.

[13] 吴士存.南沙争端的起源与发展[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0：43.

[14] 吴士存.处理三大矛盾，解决南海问题[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0313（B02）.

[15] 刘跃进.国家安全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68.

[16] 郑泽民.亚太格局下的南中国海争端[D].北京：中共中央党校，2004.

[17] 刘少华，唐洁琼.南海问题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影响[J].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12（4）：99104.

[18] 马.“911”以来南海通道的安全形势及其影响[C]//海峡两岸南海问题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海口：中国南海研究院，2007：7174.

[19] 张文木.世界地缘政治的中国国家安全利益分析[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

[20] Myron H.Nordquist，John Norton Moore， Kun cheng Fu. Recent Developments in the Law of the Sea and China[M]. Boston：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2006：145149.

[21] 宫玉涛.南海问题的合作安全与集体安全之辩[J].东南亚研究，2012（6）：4550.

[22] 卢芳华.解构南海争端――美国因素的视角[J].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10（3）：5963.

[23] 苏长河.全球公共问题与国际合作：一种制度的分析[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142.

[24]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M].陈万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25] 王曙光.海洋与21世纪[N].中国海洋报，20041231（A3）.

海洋安全论文篇7

截至目前，我国海洋平台的设计大多沿用的是传统的结构设计的方法，实际的设计工作中基本上都是根据相关设计规范，借鉴已有的同类型产品的设计经验拟定平台结构的尺寸，最后通过反复的试算验证修改完成设计过程，这种设计方法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且最终得到的设计方案并不一定是最优的。因此，为了有效地提高海洋平台设计的稳定性、可靠性，同时降低设计制造成本，许多企业及相关研究人员都在积极的探讨分析海洋平台的优化设计方法，下文主要以现阶段十分常见的自升式海洋平台为例就海洋平台的设计优化的研究发展问题进行探讨分析。

一、自升式海洋平台的基本情况

自升式海洋平台是天然气、石油等各种海洋资源开发时十分常见的一种移动平台，应用十分广泛，主要由升降系统、桩腿以及平台主体三部分组成，海洋平台的桩腿能够在一定范围内自由的升降，实际的作业过程中，桩腿会下伸到海底站立在海床之上。且根据作业水域的不同，桩腿的上部能够托起平台主体使其可以到达预定的高度进行工作。拖航时桩腿可以收回，但海面的风浪较大时不能拖航。自升式海洋平台的作业水深在12～550英尺之间，大多数在250～300英尺之间。这种自升式平台主要有沉垫式和独立桩腿式两种型式，桩腿的结构主要有桁架型和筒型两种，这种平台稳定性较好、具有较强的定位能力，可以应用于较深的海域，能够适应一些恶劣的工作环境，在大陆架海域海洋资源开发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就自升式平台结构优化设计研究发展问题进行探讨分析。

（一）结构优化设计

自升式海洋平台工作过程中水深会不断的变化，且变化范围比较大，因此桩腿的柔性较好，在风浪温度等外界环境因素的影响之下，位移及应力响应都比较大。相关研究显示，自升式平台结构的刚度、强度等等会受到桩腿结构构件尺寸、结构形状及拓扑形式的影响，部分研究人员在尺寸优化及有限元法理论基础上，使用Hyperworks优化软件研究分析了自升式平台桩靴结构的优化问题，优化之后的桩靴结构受力分布均匀性更好，重量大幅度降低，材料的利用率得到了有效的提高。研究人员采用ANSYS有限元软件分析了自升式平台齿轮齿条强度，通过对齿条齿轮的齿根圆角半径及尺宽的优化减轻了齿轮齿条的接触应力，增大了齿根的弯曲强度。

（二）选型优化设计

桩腿的主要作用是支撑平台主体，将平台受到的载荷传递到地基上，桩腿的安全性对于平台的稳定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实际的设计工作中要保证桩腿结构的安全可靠，优化桩腿结构形式，能够使得桩腿受力更合理。

目前来说，自升式海洋平台主要有X型、K型、逆K型三种桁架式桩腿，我国有关研究人员使用有限元软件ANSYS对这三种桩腿结构形式进行仿真模拟，优化分析了逆K型桩腿结构，使其力学性能及经济性都得到了较大程度的提高。此后，研究人员同样使用该软件设计建立了参数化设计模型，采用分层优化的理论优化分析了三种结构形式桁架桩腿的选型，提出了一种能够应用于复杂海洋环境下使用的桁架托结构多约束条件优化模型，并利用该模型进行了优化设计实验，最终得出的桁架桩腿结构力学性能、安全性能均较好。由此可见，这种多约束条件优化模型效果比较显著，简单实用，工程应用价值较高。

（三）基于可靠性的平台结构优化设计

海洋平台是海上油气开采必备的基础生活基地及生产设备工作基地，实际的作业过程中面临着各种复杂的海洋环境，可能需要承受强风、海冰荷载、海浪、地震，且海水中含有大量的无机盐，海洋中有许多的海洋生物，这些因素都可能会侵蚀海洋平台，导致地基软化、地基老化，这都可能会影响到海洋平台的耐久性、安全度，海洋平台的安全稳定始终是设计研究人员讨论的重点。

平_结构安全评估的一个有效的方法即概率可靠性理论，现阶段该理论广泛应用于多个领域之中，目前自升式平台的结构可靠性优化研究正在不断的发展之中，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研究人员在对自升式海洋平台的结构特点进行详细的分析总结之后，将桩腿应力、平台甲板的位移作为主要的控制参数，对基于首次超越机制的平台整体的可靠度系数进行了分析计算；通过等效载荷法建立了一种结构极限状态方程，采用JC方法对自升式海洋平台结构系统的可靠度进行了估算，并提出了一种失效判断准则，探讨分析了海洋平台可靠性设计研究之中需要综合考虑的各种问题；通过平台基础失效面函数综合分析了海洋平台作业过程中可能会影响其可靠性的各种不确定因素，基于应变强化理论，提出了一种弹塑性模型，通过这种模型，仿真模拟分析了桩靴在土壤之中的运动情况、土壤参数的非线性、桩靴与基础之间的耦合作用，并将各种环境载荷（比如海浪、水流、大风等等）、平台基础、平台结构等等模型参数作为随机变量，进行结构的可靠性分析，利用响应面法，提出了一种新的相应方法，由短周期响应构造长周期，这是一种新的海洋平台可靠性分析方法，分析结果比较有效。

结束语

自升式海洋平台的结构十分复杂，造价较高，为了在保证平台可靠性、安全性的基础之上降低平台的造价必须要对平台结构进行优化，本文主要从选型、结构等几个方面就近些年来自升式海洋平台结构优化设计研究发展的情况进行了简单的归纳，希望能够对相关人员这部分的研究工作有所帮助。

参考文献：

海洋安全论文篇8

摘　要：日本依据国土情势、国民经济发展需要、国际竞争需求不失时机地积极推进海陆经济一体化，且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对日本推行海陆经济一体化的经验有所认知，有利于我国当下正在如火如荼展开的海陆经济一体化建设。

关键词 ：日本海陆经济；一体化；经验

中图分类号：F13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772（2014）16-0269-03

一、一以贯之推行海洋国家战略

日本基于典型海洋国家国情，一以贯之地推行海洋大国、海洋强国甚至海洋霸国战略。2006年4月，日本成立政界、学界参与的海洋基本法研究会。根据 2005年11月日本财团向政府提交的《日本 21 世纪海洋政策建议书》，研究会于2006年向当时安倍晋三首相提交了《海洋政策大纲——寻求新的海洋立国》、《海洋基本法草案》。2007 年4月20日，日本参议院通过《海洋基本法》。《海洋基本法》立足于海洋和人类共存思想，确立了七项具体原则：海洋环境保护、海洋合理利用和安全、海洋可持续发展、海洋科学文化的提升、海洋综合管理、国际海洋合作。《海洋基本法》主要包括十二项措施：确保有效管理国家海域；加强开发、利用和管理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加强海洋环境保护；推动海洋可持续利用；确保海洋运输安全；确保国家海洋安全；确保海域主权；促进海岸带开发和管理、发展海洋产业；加强海洋科技研究，提高全民海洋意识；积极参与国际海洋事务i。

围绕日本《海洋基本法》的出台及其内容，可以发现：

一是日本强调其海洋大国形象和海洋战略思维。日本学术界不遗余力地巩固和强化日本海洋大国思维及形象。日本自明治维新始即强调海洋空间战略意义。1892年佐藤铁太郎撰著《国防私论》，倡导“海主陆从”军事战略；1901年佐藤铁太郎又著《帝国国防论》，主张日本师法英国强化海军。20世纪60年代，受马汉《海权论》影响，高坂正尧著《海洋国家的日本构想》，主张日本走出“岛屿国家”思维，建构“海洋国家”思维和形象，实行海权制胜战略，走“通商国家”发展道路。ii战后，日本学界和政界秉承高坂正尧等日本海洋战略家思想，一方面，强调海洋战略的重要意义，认为“海洋国家”是通往“近代文明”和“现代化”的普遍路径，日本的独特性和本源性在于日本是一个海洋国家，既非东方亦非西方；另一方面，拓展和深化对“海”的认识，认为“海”包括空间、宇宙，从水体延伸到海上、海底、南极大陆和宇宙空间及因特网信息世界。

随着战后日本经济重建和腾飞，日本在海洋战略思维下力图重构其国防战略。日本各界反思战后秉持的“专守防卫”政策，认为该政策等同“国土防卫”，不利于“海洋防卫”和海洋强国构建；主张实行海洋大国、海洋强国战略。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在《海洋国家——日本的大战略》中认为，21世纪国际政治结构是海洋国家与大陆国家两个对立系统。日本海上自卫队参谋长石川亨在题为《海洋国家日本的未来》的访谈中认为，日本国防战略重中之重是守卫海洋国土、维护“海上生命线”及其他海洋权益。当今，“海洋日本论”在日本业已发展成为一种政治思潮。iii2001年日本内阁会议批准的科技基本规划中把海洋开发和宇宙开发共同确立为维系国家生存基础的优先开拓领域。

二是日本集全民之力强化海洋国家、海洋大国、海洋强国战略意识。日本设立海洋开发审议会，作为最高咨询和决策机构，主导海洋问题。文部科学省内设海洋开发分科会建构和推进中长期海洋开发构想和方略。该会2002年制定日本文部科学省《立足长期展望对海洋开发的基本构想和推进方略—— 21世纪初叶的日本海洋政策》，分析日本国内外海洋形势，确立日本海洋政策基本原则、基本思路及推进方案。2004年6月根据自民党《维护海洋权益报告书》，日本设立“海洋权益相关阁僚会议”，负责制定和组织实施保护领土、领海和海洋权益的战略。

日本政府注意政府、学术界、经济界乃至军界的广泛参与以推进海洋战略思想和重大海洋战略问题研究。1987年设立的日本国际论坛设有“海洋国家研讨组”，成员包括大学教授、研究员、评论家、财团和企业首脑或顾问、原海军将领和现职国会议员。该研讨组定期举办讨论会和报告会，向政府提交研究报告并出版各种书刊。

日本政府注重通过媒体强化国民海洋意识。2001年2月，外务省召开“21世纪海洋国家日本的外交政策”研讨会，讨论如何应对海洋秩序新问题，例如海洋法与外交、偷渡、海盗以及渔业等问题，通过NHK电视台播放，吸引上百万国民收视，加深了国民对国家海洋政策的理解。

三是日本力图通过海洋强国战略推进其政治大国战略。日本推行海洋强国不仅缘其国情即对海洋资源、国际经济的高度依赖，且力图以此实现其国际政治“大国化”抱负即政治大国、军事大国抱负。为此在国际海洋政治领域，日本尤其积极参与维护本国权益的国际海洋秩序的构建，积极应对海洋非传统安全（海盗、恐怖袭击、偷渡等）、保障海上生命线及海岸安全，积极强化岛屿和海域争端优势。

日本海洋战略具有摆脱战后所谓“普通国家”地位和形象的政治诉求。有日本学者甚至主张通过由海岛构成所谓“日本联邦”和西太平洋“海洋国家联邦”构想重塑日本形象。日本海洋战略具有明显的“中国威胁论”因素，着眼点在于台湾问题、东海问题，认为中国既是“现状维持势力”，又是“现状变更势力”。iv

四是日本海洋战略内容侧重适应时代而转换。日本以往海洋战略强调海洋开发利用即现实经济利益，当今海洋战略兼重“认识海洋”、“保护海洋”和“利用海洋”即更具全球性、战略性视野和更强调“海洋可持续利用”和海洋综合管理。再者，当今日本海洋战略更强调积极参与国际海洋政治和塑造更有利于维护和拓展日本海洋权益的海洋法秩序。在具体维护国家海洋权益时，日本以美国为师，通过国内法形式确立海洋权益，以国内法优先原则和行政司法分立原则应对外国异议；日本也借维护自由贸易体制、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等口实关注全球性和地域性共同课题，迂回地拓展其海洋权益。

五是日本力图以非法或合法手段强力扩张海洋权益。日本自明治维新始，就强力扩张其海洋权益。近代以来，日本屡次发动侵华战争，无不力图鲸吞中国海洋权益、兼并中国海洋国土。其吞并琉球、殖民台湾、非法窃据中国钓鱼岛，无不显示其一以贯之地强力扩张海洋国土、拓展海洋权益的企图。当今日本假借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罔顾事实，曲解“大陆架自然延伸”原则，顽固地主张采用陆地间等距离中间线划分中日两国间东海大陆架，企图蚕食中国海洋专属经济区权益。

二、大力推行海陆经济一体化战略

日本大力推行海陆经济一体化战略。在此战略大力实施前，日本着力实行陆域经济系统现代化战略。在陆域经济系统现代化程度相对较高，继续向海域延展时，日本不失时机地推进陆域经济系统海域化，通过实施海陆经济一体化战略，为日本海陆经济系统持续发展注入动力、提供各种海域资源。

20世纪60年代始，日本面向海域经济系统调整海陆经济系统结构。其举措有：将大力发展重工业、化工业等陆域产业重心转向大力发展海域经济系统。因此迅速形成以海洋生物资源开采业、海洋交通运输业、海洋建筑业等海洋高新技术产业为支柱的现代海洋经济结构。随着不断推进海域经济系统发展，日本现今已构筑起包括海洋旅游业、港口及运输业、海洋渔业、海洋建筑业、海洋油气业、船舶修造业、海底通讯电缆制造业、海水淡化业等近20种海洋产业的新型海洋产业体系。v

三、注重海洋经济发展规划

日本注重海洋经济发展规划，注重从政府层面适时、有效地出台指导海洋经济发展、海洋生态环境系统治理和保护的长期性、指导性和战略性纲要。其海洋经济发展规划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不断完善多部合作进行海洋事业规划的体制。日本实行海洋事业多部门管理体制，其涉海部门有国土厅、运输省、农林水产省、通商产业省、建设省、文部科学省、科学技术厅、环境厅等。2001年日本调整海洋事业规划体制，重组涉海机构为国土交通厅、通商产业厅、农业水产厅、文部科技省和环境省，并由国土交通厅负责海洋发展规划制定、海域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海域国土开发。

二是实行高层海洋政策综合协调机制制定相关海洋经济发展规划。其机制主要包括：1969年成立的海洋科技开发推进联络会议、1971年成立的海洋开发审议会、海洋开发关系省厅联络会议及2004年成立的海洋权益相关阁僚会议。这些机构或由各相关省厅官房长官及首相官方审议室长构成（海洋科技开发推进联络会议、海洋开发关系省厅联络会议、海洋权益相关阁僚会议）、或由直接向首相负责的专家、学者组成（海洋开发审议会），负责海洋技术研发、海洋经济发展规划、海洋权益保护和发展规划、海洋政策咨询的多项海洋经济发展规划。

三是日本长期不懈地适时出台海洋经济发展规划。日本持续不断地出台了多项海洋经济发展规划。1968年日本出台《深海钻探计划》（1968-1983）、1979年出台《日本海洋开发远景规划的基本设想及推进措施》、80年代出台《海洋城市计划》vi和《大洋钻探计划》（1985-1994 ）。90年代日本接连出台《海洋高技术产业发展规划》、《海上走廊计划》、《天然气水合物研究计划》、《日本海洋开发基本构想及推进海洋开发方针政策的长期展望》、《日本海洋开发计划》、（海洋研究开发长期规划》（1998-2007 ）等。21 世纪以来日本又相继出台《综合大洋钻探计划》（2000年）、《21世纪海洋发展战略》。vii

四是日本海洋发展规划重视科技引领、海洋战略权益维护及海域空间战略意义。日本历来出台的海洋发展规划表明，日本始终重视海洋高科技发展及海洋科技对海洋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和经济效益贡献viii。日本也强调海洋空间战略意义，强调通过围海造地扩展海域陆地面积，并为此出台多项海洋建筑规划（70年代的《海上机场计划》，80 年代的《海洋城市计划》，90 年代的《海上走廊计划》）。ix而且，日本重视海洋战略权益规划，由“拦截对策本部”负责制定海洋权益争夺计划及采取具体行动，并投人大量经费支持与周边国家争夺海洋权益x。

四、持续地实施海洋经济发展促进政策

日本持续地实施各种倾斜性政策，大力扶持海洋经济发展。其举措包括：

一是实行优惠财税信贷政策，促进海洋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日本根据海洋新兴产业投资大、风险大的特点，积极地调整信贷结构、拓宽海洋新兴产业融资渠道。同时，将信贷政策与优惠税收政策挂钩。现今，日本政府通过政策投资银行及通过贴息、担保等方式吸引商业银行，大力向海洋生态环境产业、海洋循环经济贷款xi。日本也通过优惠税收政策鼓励海洋经济发展（对某些海洋产业优惠14-20%的税收）xii。

二是增加海洋科技财政投入，大力推进海域科技发展。日本高度重视海洋科技发展，不断增加海洋科技财政投入。1960年，日本大幅度提高海洋科技研发经费。1978年，日本提出海洋开发设想和科学研究调查报告。20世纪90年代日本在经济增长不景气时期仍持续增加海洋科技研究经费。日本也将海洋科技研发经费与税收政策挂钩，对新增海洋科技研发费实行一定的税收减免。

五、重视海陆产业集群化、海陆空间联动化、利用集约化

日本重视海陆产业集群化、海陆空间联动化、集约化发展。2002年，日本经济产业省出台《产业集群计划》，推进海陆产业集群化。该计划实施取得良好效果，至2004年，日本已有19个地区如火如荼地海陆产业集群化建设，已有18个地区正式实施知识产业群。

日本海陆产业集群化建设与海陆空间联动化、集约化利用同时展开。日本倡导“海洋开发区都市构想”、“知识集群创成事业”等海陆产业集群化与海陆空间利用联动化和集约化相结合的产业-空间一体化发展构想。日本已经形成了空间结构相对优化的海陆产业关联、耦合群，形成了以大型港口城市为核心区、以其区域为腹地区的关东区海陆经济集群、近畿地区海陆集群等9个海陆经济区域集群。

日本注重海洋空间向立体化开发。在《21世纪海洋政策》中，日本提出应立体开发和利用海洋空间资源，大力推进海上港湾、海上机场、海上桥梁、海底隧道、海洋能源基地、海洋牧场等建设。xiii

六、重视海岸带综合管治及海洋资源生态环境保护

2001年日本提出实现“环之国”国家目标。“环之国”理念强调可持续发展、建设循环经济社会。2002年日本制定《立足于长期展望的海洋开发基本构想及推进方策》，提出“认识海洋”、“保护海洋”、“利用海洋”，实施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和政策。

日本采取一系列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政策。日本《海防法》规定对油污、有害液体及废弃物排放与焚烧等进行规制及对船舶结构、设备等与环境保护相应的技术标准。日本也采取健全油污染防除体制、充实油污损害赔偿保障制度、加强海洋环保的调研与技术开发、对海上环境违法进行查处等政策措施等。xiv

七、大力发展海洋循环经济

日本自20世纪90年代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把发展循环经济、建立循环型社会视为可持续发展重要途径。日本循环经济政策贯彻“事前预防”、“以社会为本位”、制度约束与激励相结合、经济活动全方面（涉及生产、流通与消费等经济活动领域）的理念。

日本通过银行信贷手段支持海洋循环经济发展。积极地调整信贷结构，加大海洋循环经济信贷投入。日本积极引导商业银行组团贷款，降低贷款风险xv。日本银行通过利率利率杠杆促进海洋循环经济发展。xvi①

参考文献：

[1] 姜旭朝，王 静，美日欧最新海洋经济政策动向及其对中国的　 启示[J]，《中国渔业经济》，2009年02期.

[2] ①修斌.日本海洋战略研究的动向[J].日本学刊，2005（2）.

[3] ① 刘中民，“海洋日本论”与日本的海洋扩张，http：//dfdaily.com/html/51/2012/9/19/864565.shtml，2014-05-15，13：18.

[4] 修斌.日本海洋战略研究的动向.日本学刊，2005（2）.

[5] 孙加韬，“中国海陆一体化发展的产业政策研究——基于海陆产业关联度影响因素的分析”，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11年.

[6] 于盘.日本的海洋城市计划.环境，1997 （10 ）.

[7] 苏陆.日本海洋高技术产业发展规划.全球科技经济瞪望，1995（2）.

[8] 吴闻.韩国、日本的海洋科技计划.海洋信息，2002（1）.

[9] 兆国权.日本海洋开发计划.海洋信息，1998（12）.

[10] 李双建、徐丛春，日本海洋规划的发展及我国的借鉴[J]，海洋开发与管理，2006年01期.

[11] 李莉、周广颖、司徒毕然，美国、日本金融支持循环海洋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和借鉴[J]，生态经济，2009年02期.

[12] 孙加韬，“中国海陆一体化发展的产业政策研究——基于海陆产业关联度影响因素的分析”，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11年.

[13] 王磊，天津滨海新区海陆一体化经济战略研究，天津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

[14] 高艳，海洋综合管理的经济学基础研究—兼论海洋综合管理体制创新，中国海洋大学博士论文，2004年.

海洋安全论文篇9

答：

2.用一句话概述下面一段文字的主要内容。（30字左右）

合作，就是要通过对话合作，促进各国和本地区安全。有句谚语说得好：“力量不在胳膊上，而在团结上。”要通过坦诚深入的对话沟通，增进战略互信，减少相互猜疑，求同化异、和睦相处。要着眼各国共同安全利益，从低敏感领域入手，积极培育合作应对安全挑战的意识，不断扩大合作领域、创新合作方式，以合作谋和平、以合作促安全。要坚持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反对为一己之私挑起事端、激化矛盾，反对以邻为壑、损人利己。

答：

3.阅读下面的文字，写一则内容提要，不超过40字。

据天文学家最新研究，银河系内有一亿多个地方或可以支持复杂生命的存在。这项研究首次定量地估计了银河系内支持微生物水平以上生命存在的行星数量。科学家们调查了1000多颗行星并使用了考虑行星密度、温度、基质（液体、固体或者气体）、化学过程、与恒星的距离以及年龄的公式。利用这些信息，他们计算并提出了生物复杂性指数（Biological Complexity Index，简称BCI）。BCI计算表明，1%～2%的行星的BCI等级高于木星的卫星木卫二，后者据称存在一个地下全球性海洋，或可能支持生命形式的存在。考虑到银河系内大约有100亿颗恒星，BCI的结果暗示了1亿颗可能的宜居行星。

尽管或可能支持复杂生命存在的行星数量非常多，但银河系是如此广袤，以至于具有较高BCI值的行星相距都非常遥远，科学家们这样表示。最临近也最有潜力的系外行星系统是格利泽581，它拥有两颗明显可能支持复杂生物圈的行星。地球距离格利泽581大约20光年。因此，不管外星生命存在与否，我们与它们都几乎不可遇见。

答：

4.根据下面这则消息的内容，拟写一句话新闻。（不超过30字）

正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昨审议通过中国大运河项目和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跨国联合申报丝绸之路项目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世界遗产的总数已达到47项，继续稳居世界第二位。

答：

5.阅读下面新闻，在第一条横线上拟写大标题，并在第二条和第三条横线上拟写小标题。

央广网雅典6月21日消息（记者冯悦）20日上午，中希海洋合作论坛在希腊雅典举行。国务院总理在论坛上发表演讲，阐述中国的海洋观，描绘中希海洋合作美好前景。他强调，中国愿与世界各国一道，努力建设一个和平、和谐、合作的海洋。

总理6月20日在中希海洋合作论坛上说，历史反复昭示人们，向海而兴，背海而衰，为开发海洋进行合作，给各国带来发展；为争夺海洋发生战争，给人类带来灾难。中国将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决反对海洋霸权，愿同相关国家构建和平、安宁的海洋秩序。

总理6月20日在中希海洋合作论坛上说，海洋承载着世界经济发展与合作共赢的希望。连接各大洲的众多航线构成全球经济一体化大通道，承载着国际贸易最活跃部分。中国愿同海洋国家一道，积极构建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海上通道，发展海洋经济。

共建和谐之海

海洋安全论文篇10

一、海洋油田安全管理人员培训目的

通过理论培训增强海洋油田安全管理人员增强事故防范意识,完成工作内容所涉及的知识更新，对职业健康、安全技术及管理、环境管理等方面有更为系统的深入认识，拓展其工作思维，提升其工作能力。

二、海洋油田安全管理人员培训方案设计

（一）培训模块确定

根据海洋油田安全管理人员培训目的，结合学员的工作经历和特点，设置了HSE法律法规、安全学原理基础、安全生产管理、HSE风险管理与应急管理、安全环保技术、能力拓展和考试等培训模块。

（二）培训师资选择原则

培训师资优先选择具备国家注册安全工程师、国家安全评价师职业资格的教师担任培训教师，同时兼顾老、中、青搭配。

（三）培训课程及学时安排

HSE法律法规模块设置职业健康管理法律法规、安全生产管理法律法规和环境管理法律法规三门课程，学时分别为2学时、4学时和2学时；安全学原理基础模块设置事故致因理论与事故预防原理和安全学原理基础两门课程，学时分别为4学时和4学时；安全生产管理模块设置企业现代安全管理、事故管理与事故调查技术、安全生产事故案例分析与演讨三门课程，学时分别为4学时、4学时和4学时；安全生产管理模块设置HSE管理体系、HSE风险评价、重大危险源辨识与监控、应急救援组织建设与管理、事故应急救援预案编制、海洋油气生产事故应急处置与应急预案六门课程，学时分别为4学时、8学时、4学时、4学时、4学时和4学时；安全环保技术模块设置安全人机工程基础、防火防爆与消防安全技术、电气安全技术、特种设备安全技术、石油生产作业硫化氢防护技术、职业危害控制技术、清洁生产与污染控制技术、海洋石油安全技术基础、海洋油气开采工艺安全技术九门课程，学时分别为4学时、8学时、4学时、4学时、4学时、4学时、4学时、8学时和4学时；能力拓展模块设置领导与管理艺术和钻完井工程基础两门课程，学时分别为4学时和12学时。此外，安排4学时作为考试时间。

三、海洋油田安全管理人员培训方案实施

（一）培训内容组织

根据相应的培训课程和学时安排，分别确定其培训内容如下：职业病防治法、工伤保险条例等；安全生产法、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海洋石油安全生产规定》、海洋石油天然气作业相关的HSE法规和标准等；《环境保护法》《海洋环境保护法》《清洁生产促进法》；事故基本特征、事故模式理论、事故预防原理；安全方法论、安全社会原理、安全经济原理；安全管理的原理、特点及典型安全管理模式；事故与隐患管理、事故调查处理程序、事故调查方法与技术；陆地与海洋石油天然气安全生产典型事故案例分析与演讨；石油天然气工业健康安全与环境管理体系、中海油HSE管理体系；HSE危害辨识、常用风险评价方法等；重大危险源辨识标准，重大危险源的评价与监控管理；应急管理的内涵与基本内容、应急救援组织建设与管理；制定事故应急救援预案的目的和原则?、基本要求、编制要点及方法；常见事故应急处置原则、方法和措施、海洋石油天然气作业事故灾难应急预案，恶劣气候天气应急，溢油事故应急等；安全人机工程基础知识；防火防爆基础知识；电气安全；特种设备安全基础知识；预防硫化氢中毒的措施、硫化氢监测与个体防护设备等；海洋石油生产性毒物危害和其它危害控制技术与管理；海洋石油生产污染控制技术与处理方法、海洋溢油的处理与控制技术；海上石油结构物安全评估、检测维修及实时监测；海洋石油作业防台风(冰)基础知识及安全技术；领导的作用、领导的心理、管理协调与沟通能力；钻井与完井等。

（二）培训教师选派

根据培训师资选择原则，选派包括政府安全生产专家等在内的培训教师8名，老、中、青比例为3:2:3，教授、副教授、讲师比例为2:4:2，全部具备现场实践工作经历。此外，配置班主任1名，负责培训管理。

（三）培训教材及教学手段

针对培训特点，组织相关教师根据培训方案准备培训课件。此外，一律要求多媒体教学，采用互动交流、授课与研讨相结合的方式。

四、结论

海洋油田安全管理人员培训方案设计与实施，有利于海洋油田安全管理水平的不断提高。

参考文献：

[1]闵进.深化石油企业员工培训工作的几点思考[J].科技与企业,2012,5.

[2]杨顺,等..石油企业如何有效开展安全培训[J].中国石油和化工标准与质量,2012,1.

[3]戈莉.探索如何提高石油企业员工培训的有效性[J].商业文化(下半月),2011,8.

海洋安全论文篇11

随着政府转变职能的推进，提供公共服务、履行行政监管成功行业主管部门的主要职责，水上交通运输的最大特点就是以航行船舶为主要作业单位、以航行为主要运行方式的“动态位移”活动。相应政府行业监管的职责，也应当是建立以船舶为主要交通运输工具的执法单位。

在过去装备落后的情况下，海事部门的监管是以在港区的陆地上从事“旱鸭子”工作为主，这显然是不适应的。随着像“海巡31”和海事直升机的投入，远渡重洋、快速出击已经具备了物质条件，因此海事执法船舶将是海事部门履行政府监管的主要战斗队伍。

物质装备的改善，精神的海事执法文化就成为相辅相成的行业行政文化建设的重中之重。建设执法船舶文化既能和水上运输文化同步进行同时又能体现行业行政文化的特色。

以海事核心价值为内涵，是海盾文化之魂

盾是古代古代打仗时防护身体，挡住敌人刀箭等的牌。而在现代语言中不断在丰富着其内涵。如果我们把祖国的海洋比作母亲身体的话，海事执法船舶就应当是海洋母亲的“盾”，具体来讲就是：

维护之盾。2013年3月《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获得通过，为推进海上统一执法，提高执法效能，将原国家海洋局及其中国海监、公安部边防海警、农业部中国渔政、海关总署海上缉私警察的队伍和职责整合，重新组建国家海洋局，以中国海警局名义开展海上维权执法。至此，中国海上维权的力量正式形成军队、海警、海事的“铁三角”。

海事部门将重点履行“船旗国”及“港口国”监督管理义务，依法和军队、海警互为支持、互为补充，共同维护国家。海事执法船舶无异是海事部门维护国家的尖兵和先锋。

保障安全之盾。随着航运科技和经济的飞速发展，随着危险化学品货物和其他动力船舶的增多，统一管理水上安全，监督管理船舶所有人安全生产条件和水运企业安全管理体系，调查、处理水上交通事故及水上交通违法案件，管理通航秩序、通航环境，履行救助，保障海上安全和航运安全生产已经成为海事部门的重要职责。

安全的基础在“双基”，即基层和基础，航行安全和水运安全生产的“双基”是“船舶安全”。海事执法船舶将无异是强化公共安全体系和企业安全生产基础建设、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的尖兵和先锋。

保护生态之盾。建设海洋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关联国际关系的长远大计。船舶污染海域包括船舶油类作业及油污水的排放、船舶装运危险货物、船舶其他污水、船舶垃圾、使用船舶倾倒废弃物以及水上、水下船舶修造打捞和拆船工程等的污染，是海洋生态的大敌。根据国际公约、根据法律行政法规授权，海事部门承担防止船舶污染海域、调查和处理海上污染事故的重要职责。海事执法船舶是海事部门维护海洋生态文明的尖兵和先锋。

海洋安全论文篇12

中图分类号：D8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5）12-046-01

一、瓜达尔港简介

瓜达尔深水港位于巴基斯坦西南俾路兹斯坦省瓜达尔市，西距巴基斯坦─伊朗边境约120公里，南临印度洋的阿拉伯海，位于霍尔木兹海峡湾口处，“具备集港口、公路、铁路和航空为一体的网络设施，连接波斯湾出海口”①，由于其地缘政治优势，被外界誉为中国在印度洋“珍珠链”上的一颗珍珠。

中巴两国关系如今已发展成为“全天候、全方位”的伙伴关系，瓜达尔港已于2015年11月11日交到中国使用，是我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节点。对我国来说，瓜达尔港交到我国使用将在两国安全合作上产生巨大的战略效益，具体表现为能源安全合作、海洋通道拓展安全合作、中印之间的博弈与共赢分析等方面。

二、地缘政治视角下瓜达尔港对中巴的安全合作研究

（一）能源安全合作研究

“我国传统的石油等能源通道主要以波斯湾为起点，经霍尔木兹海峡，顺着印度洋航线，穿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南中国海，抵达中国沿海的各港口。全程运输的石油总量占我国进口石油总量的50%以上”②，该通道位于印度洋西北部的中东产油国，是大国利益博弈的交汇点。

而我国进口石油通过马六甲海峡的成本高昂，更为关键的是，该区域长期以来为美国所操控，一旦遇到军事紧张时期，还会面临锁喉的风险，从能源安全方面来看对我国十分不利。“马六甲困境”让我国处于被动状态。如何寻找一条南下通往印度洋的新战略要道，并伺机拓展我国在西印度洋的战略空间，从而巧妙地避开西方国家在我国东南沿海的三大岛链的封锁，是中国为“支持其世界1/5的庞大人口不断提高生活水平的必然选择”。

瓜达尔港对巴基斯坦来说，该地是带动西部经济发展的重要港口，对中国来说，瓜达尔港所在的俾路支省是多条石油、天然气等能源通道，该地的基础设施在中巴两国共同投资下逐渐完善。一旦中巴沿线的公路、铁路修建完成，我国新疆喀什到瓜达尔港的距离仅为1500公里，我国西部的距离西印度洋港口为3500公里。便捷的交通将利于中巴以能源输送为纽带，在带动瓜达尔港发展的同时，还能巧妙地转移“马六甲困境”，开辟一条陆上能源输送通道，逐渐实现我国与巴基斯坦的能源的安全合作。

（二）寻找新的海洋通道研究

我国东南沿海的海洋防线绵延千里，由北向南，包括渤海湾、黄海、东海以及面积广阔的南海海域，南海海域是我国石油、橡胶、矿产、木材等大宗能源和物资的必经之路。但是，美国提出重返亚太战略以来，在横须贺港、迪戈加西亚岛等地区的军事基地日渐活跃。而我国主要的战略物资与能源输送地必须经过美国的势力范围――马六甲海峡。向东的海洋通道日益艰难，则需要我国另谋出路。

瓜达尔港由我国接手经营并开发是一个良好契机。向东海洋通道面临艰难，不妨借助瓜达尔港为中转站，一端连接我国西部的新疆喀什红其拉甫口岸，另一端连接中东产油大国的海上运输路线。这样将我国的西部凿开一条向西印度洋进军的陆上通道。同时，我国在缅甸还修建中缅油气管道，绕开了马六甲海峡向我国西部进行油气输送。这样“曲线救国”，我国将海洋通道开辟的眼光投向西边的邻国，不仅另辟蹊径地拓展了我国的海洋通道，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也加强了我国与巴基斯坦以及其他邻国海洋资源的友好合作。

三、结论

综合来看，我国开发瓜达尔港能获得巨大的战略利益。但也应该明白我国南下的主要依靠是巴基斯坦和缅甸，前一个国家政权频繁更迭、经济落后，后一个国家民主化之后迅速融入东盟，倒向美国等西方国家阵营可能性很大。而且，打通我国西部通往瓜达尔港面临的综合环境十分险恶，如：帕米尔高原的通路问题、俾路支省饮水不足，这些都是实际拓展过程中面临的难题。而一旦中巴通力合作打通我国西部-瓜达尔港，“中国可以通过瓜达尔港的海外能源输送中转站，经印度洋直接将西亚、北非等产油国的油气资源输送至中国新疆地区”③，则有效解决中巴能源困境，避开马六甲困境，减少运输成本，促进我国海上能源运输的多元化以及海洋通道安全。

注释：

①徐云龙.中巴能源合作：背景・现状・前景[J].西南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9）.

②季超.国家利益拓展背景下的海上通道安全研究[D].硕士论文， 2014（4）.

③陈小萍.中巴贸易能源通道构想与前景[J].南亚研究季刊，20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