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畜牧业论文篇1

2研究结果与分析

2．1舍饲与放牧养羊对比试验(1)体重变化情况:通过放牧与舍饲对比试验可知，放牧基础母羊的体重随草地地上生物量的月动态变化而变化。草地植物在4月中旬开始返青，其生物量占一年峰值的6%左右，这一时期的放牧羊主要依靠枯草和补饲来维持生理需要。5～6月份是植物生长季的早期，发育较慢，其生物量占峰值的20%～30%左右，放牧羊在此期间靠吃青草已能满足维持生理代谢和生长所需营养，体重开始增加;7～8月份为牧草生长旺季，体重快速增加;8月中旬达到峰值;9月份生物量下降，植物进入生长季后期并过渡到牧草枯草期，放牧所获取的饲草基本还能满足生理代谢及生长的需要，羊的体重也随之下降。(2)产毛量:经过试验，舍饲羊比放牧羊每只平均多产毛1．08kg。(3)产肥量:舍饲羊常年不出圈，粪肥全部产在圈内，经多次测定，每只羊平均日产纯肥1kg，而放牧仅能产纯肥0．5kg，相差1倍。(4)产羔初生重:舍饲母羊产羔初生重平均为4．26kg，放牧母羊产羔初生重平均为3．9kg，舍饲比放牧羔羊初生重多0．36kg，差异显著。(5)效益情况。①经济效益:一只放牧羊的全年牧工工资为12元，冬春季补饲草料为(1kg×0．3元×7个月×30元)+(0．15kg×0．8元×7个月×30)=88．2元/只，一年共需100．2元，而舍饲羊年需精料25．2元，饲草151．2元，共需176．4元。每只舍饲羊投入比放牧羊多76．2元，而一只舍饲羊可使禁牧草地增加生物量506．96kg，直接经济效益为152．09元。因此，舍饲羊的效益比放牧羊高75．89元。同时，舍饲羊在产毛量与产肥量上均高于放牧羊，由此可见，舍饲羊整体效益要比放牧羊效益大。②生态效益:舍饲养羊，既不减少群众的牧业收入，又可减少羊只对草地的践踏和破坏，对恢复草地植被有着重要的意义。

2．2禁牧与放牧草地对比试验

2．2．1放牧对草地植被的影响经过试验，禁牧草地地上生物量、盖度、高度、多度与放牧草场相比均明显高于放牧草地，特别是生物产量比放牧草地平均高103．05～811．5kg/hm2。草地长期过度放牧利用，使绝大多数优良植物个体发育受到明显抑制，如羊草、针茅、冰草、糙隐子草等，但对低劣、有毒植物都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如冷蒿、星毛萎陵菜、狼毒等，对小叶锦鸡儿、羽茅等植物个体生长有利，但对其种群的发展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由此可见，对区域的草地大规模实行舍饲休牧是恢复草原植被，维持生态平衡的有效措施。

2．2．2放牧对土壤理化性质的影响(1)放牧对草地土壤质地的影响:由禁牧与放牧草地土壤机械组成对比可以看出，放牧草地土壤表层粒径＞0．25mm的土粒比禁牧草地占的比例大，表明土壤质地变粗，草地沙化严重。(2)放牧对土壤有机质含量的影响:禁牧草地0～20cm的土壤有机质含量较高，变化在0．846%～3．42%之间，经过过度放牧利用的草地，土壤表层的有机质含量明显减少，0～20cm仅有0．496%～2．12%。此外，随着时间的延长，禁牧草地的土壤有机质含量逐年增加，特别是下层土壤表现的尤为突出，但对于放牧草地的土壤来说，表层的有机质含量明显地逐年减少，而下层土壤变化较少。(3)放牧对土壤含氮量的影响:禁牧草地的土壤全氮含量普遍高于放牧退化群落的土壤全氮含量，前者表土的全氮含量变化在0．044%～0．164%之间，而后者变化幅度较大，在0．03%～0．118%之间。(4)放牧对土壤含磷量的影响:磷是构建生物细胞膜和传递能量的重要营养物质，过度放牧会导致土壤全磷含量明显降低，最终影响到草原生态系统的物质生产能力。

生态畜牧业论文篇2

2008年，中共青海省委、省人民政府做出建设生态畜牧业的战略决策，海西州天峻县梅陇村是试点村之一。自开展生态畜牧业建设试点工作以来，州委、州政府高度重颜顺新视，成功探索出了“以草场承包经营权和牲畜人股，实行股份制经营的“梅陇模式”。2010年，海西州生态畜牧业建设工作由试点、示范转向全面推广，全州各地生态畜牧业建设工作在推行“梅陇模式”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政策机制，并结合实际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使生态畜牧业建设迈上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海西州为贯彻生态立州战略，将推进生态畜牧业发展作为一个建设目标和重要举措。2010年以来，全州在所辖5个市县各选择一个村开展以牲畜和草场八股方式组建股份制合作社为主要内容的生态畜牧业示范村建设。截至2010年11月10日，5个示范村共有261户牧民加入了生态畜牧业专业合作社，入社率达到79.8％：人股可利用草场116.55万亩，八股率70％；八股牲畜6.72万头(只)，八股率66％。同时，在全州选择64个牧业村作为生态畜牧业建设启动村，组建了64个生态畜牧业专业合作社，八社牧户达到3535户，人社率达到78.9％，并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了合作社理事会、监事会等组织机构，制定了牲畜和草场作价八股方案，为2011年完成牲畜和草场作价八股奠定了基础。

(一)提高牧民的组织化程度，较好地解决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随着畜产品买方市场和畜牧业大生产、大流通格局的形成，一家一户的分散经营由于规模过小，信息不灵，科技水平不高，其产品生产的数量、品种、质量很难适应大市场的变化，造成畜产品卖难、牧民增收难和畜牧业发展难。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建立.使各类合作经济组织经营管理水平提高，而且能准确把握、捕捉市场信息，能综合大家的智慧，有效地解决牧民养什么、怎么养、卖给谁的困惑，从而带领牧民进入千变万化的大市场，更加简单、方便地将牧民的生产与市场的最终需求对接起来。

(二)降低畜牧业生产经营成本，提高畜牧业比较效益。首先，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能使畜牧业生产形成专业区域，能有效地推动规模经营，提高畜牧业生产的商品化、专业化、产业化程度。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成立，促进了畜产品向专业化发展，专业化生产降低了畜产品单位成本，增加了经济效益。其次，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能方便、快捷、有效地推广科技良种，提高畜牧业生产的科技水平。再次，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购进生产资料，实行批量购进，杜绝了假冒伪劣，降低了生产成本。同时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通过统一销售产品，降低单个牧民进入市场的交易成本，而且还可以较好地避免在市场低谷期因牧民分散经营而导致的过度竞争。另外，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依靠集体的力量、规模的优势，增强谈判地位，提高牧民的竞争意识。一方面，在市场发生波动时，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作为一个生产经营组织，能有效阻止加工和销售企业压级压价损害牧民利益。另一方面，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通过统一组织批量出售产品，能取得价格上的优势。同时一些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共同出资搞运销、屠宰、加工保鲜，内部有了分工，使牧民不仅能取得饲养环节中的利益，还能获得流通、加工环节中的利益，增加收入。更主要的是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介入流通、加工领域，让牧民从第一产业进入二、三产业，有利于进一步活跃牧区经济，优化产业结构，提高畜牧业的比较效益。

(三)有利于政府更有效地指导畜牧业生产。现行畜牧业管理体制僵化，政府与牧户之间缺乏有效的中介组织是我们急需解决的一个问题。而牧民要适应畜牧业发展新阶段的需要，就要进一步进行组织创新，提高牧民的组织化程度，把千家万户的小生产与千变万化的大市场联结起来。畜牧业产品流通体制的创新，畜牧业合作组织的发展，将推动各级政府领导方式的变革，改变主要依靠行政推动的被动局面。政府可以依靠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这样的“载体”，把畜牧业发展的指导性意向、各种信息、新品种、新技术等有效地传递到千家万户，收到事半功倍之效。建立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把牧民联合起来，为政府调控和指导畜牧业及牧区经济发展提供了组织基础和中介，政府可以通过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指导牧民生产经营，把政府的产业政策落到实处，使生产与市场需求得到有效衔接，避免生产的盲目性和无序性。利用牧民自己的经济组织指导畜牧业生产，比单纯依靠政府部门的行政指导更容易为牧民群众所接受。同时，牧民通过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把自己的愿望、要求和牧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时地反馈给政府，合作经济组织不仅为牧民走向市场架起了桥梁，也为政府与牧民的沟通提供了新的渠道。实践表明，大力支持和发展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引导其不断发展壮大，政府才能更好地指导畜牧业和牧区经济发展。

(四)有利于保护牧民的利益，提高牧民收入。近几年海西州牧民收八增长缓慢，有些地区甚至出现了返贫的现象，原因是草场有限，若要想增收就得增加牲畜，而增加牲畜，草场负担过重，就会导致退化，无法可持续发展。牧民想增收没有任何途径，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在这种情况下就强烈地渴望能有一个真正为牧民服务的组织帮助他们。而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可以较好地解决上述问题，把单个分散的牧民组织起来，较好地保护牧民的利益，提高牧民的收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1)在牧民自己建立的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的合作组织中，实行分户生产，合作加工，牧民既是畜产品的生产者，又是加工、销售企业的主人，形成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的一体化经营，从而保证畜产品附加值能够返还于牧民。(2)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除了为牧户提供加工、销售服务外，还可以提供信贷、保险等金融服务，有利于聚集牧民手里的闲散资金甚至消费资金投入生产，这就有利于利用互助合作的力量扩大生产和抵御灾害，减低风险。(3)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不仅对内是非营利性的，而且可以享受国家的某些优惠政

策，有利于增加牧民收入，提高畜牧业比较效益。(4)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是牧民在自愿基础上联合起来的独立经济法人，合作经济组织办加工、销售企业，一方面有利于吸收牧民手里的闲散资金，消化剩余劳动力和劳动时间：另一方面，牧民由于是合作社的主人，更容易做到从实际出发，防止“刮风”和产业猛烈扩张，从而降低成本，规避风险，而且可以发挥自身优势及时把牧民的意见、建议和要求向有关方面反映，代表牧民争取自身利益，如财政、信贷投入政策向牧业和牧户倾斜等。

(五)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是牧民实现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牧区改革极大地调动了牧民的生产积极性，一部分经营能力较强、条件较好的牧民率先致富。但许多牧民或因经营能力差，或因条件限制等种种原因，收入增长缓慢。不同地区、不同牧户之间的贫富差距逐步拉大，这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人多草地少、牧户经营规模狭小、牧民的科技文化素质较低等情况，决定了我们要实现牧民的共同富裕，就必须采取多种形式把牧民组织起来，大力发展合作经济组织，合作经济组织可以从资金、技术、信息、销售渠道等多方面给予贫困的成员以帮助，带领他们更快地脱贫致富。合作经济的发展可以有效地促进牧区二、三产业的发展，增加牧民的就业门路和资源占有量，提高牧民的整体收入水平，从而加快实现共同富裕。

二、海西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园分析

(一)缺乏高度的认识。一些地方和部门对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必要性、重要性和紧迫性缺乏足够的认识，因而在工作中没有将生态畜牧业台作经济组织摆上应有的位置。如有许多人仍对合作化运动记忆犹新，“谈合色变”，心有余悸，把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与以往的“合作化”“大锅饭”混淆；有的认为，提高牧民的组织化程度很重要，但对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能否担当这个重任持有疑虑：有的人对目前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地位和作用存在认识上和理解上的误区，主要表现是“自发论”。认识上的原因，导致了领导上的无力，制约了海西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

(二)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外部环境不够宽松，内部运行不健垒、不规范。由于认识模糊，对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实践缺乏理论上的总结，对合作经济理论缺乏深入研究，对合作经济组织的性质、地位、管理、组织等搞不清。一些地方对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兴办、起名、运营、解散等方面比较随意，许多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没有规范章程，宗旨模糊，职责不清，加之机构设置不合理，管理制度不完善，民主氛围不够，致使组织内部缺乏活力。

(三)会员的综合素质不高，人才缺乏。一些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中的发起人和带头人大多数综合素质不高，适应市场经济的意识和能力较弱，缺乏一些懂技术、会管理、市场开拓能力较强的符合型人才。因此，造成了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成员的现代畜牧业技术、生物技术、新品种的应用以及种、养、加工模式缺乏，从而导致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事事依赖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创新和发展。

建立与发展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是海西州牧区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但合作经济制度的构建需要必要的条件，需要一个历史过程。从目前来看，在海西州建立生态畜牧业台作经济组织还有一些制约因素，诸如生产要素市场发育不完善、牧民群众的文化教育水平低、民主意识浅、经营管理能力弱；畜牧业发展集约化程度低，规模效益不高：牛羊肉加工龙头企业带动能力弱、高端畜产品开发滞后、品牌建设不强，牦牛、绒山羊等畜牧业资源优势难以转化为经济优势，产业发展不能有效带动牧业生产经营方式转变；劳动力转移就业渠道单一，解决劳动力转移就业难度较大：部分地区干部群众对建设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不到位，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建设没有形成各级政府合力推进的局面；一些群众对发展生态畜牧业台作组织理解不深，合作经济组织的职能作用发挥不充分等等，这些因素严重制约了我州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

三、发展和完善海西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对策建议

(一)加强宣传、教育，为进一步促进海西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

第一、要通过各种途径、利用各种形式在全州搞好宣传活动。利用广播、电视、报纸、杂志等媒体工具，利用黑板报、村民会议等传统方式，向社会公众特别是广大牧民群众宣传正确的合作思想，帮助他们逐步清除对合作经济的种种误解，在此基础上树立正确的合作观，打消他们的‘恐合’心理，提高他们的合作积极性。在所有可以利用的宣传方法和途径中，尤其要重视典型合作经济组织的宣传作用，这种以感性认识为主的宣传对牧民的合作意识的刺激往往是最深刻的，相对于其他形式的宣传来说，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的主要成员是牧民，牧民群众只有在真正了解其组织的基本功能与作用的基础上，才能积极行动起来，对大多数文化水平不高、区域性较强、与外界联系较少的牧民来讲，只有通过宣传教育、典型示范等方式，才能使他们认识到合作经济组织既不是原有的集体经济的复归，也不是对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否定，而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牧民自主自治的经济合作组织，是提高畜牧业产业市场竞争力，维护牧民合法利益的组织，从而唤起牧民的合作意识，培植合作经济组织的群众基础。

第二、通过教育和培训，提高牧民群众的合作素质。要把对牧民和牧区基层干部进行合作经济理论的宣传教育培训提上重要议事日程，建立合作教育与培训体系，提高牧民群众特别是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实际管理者的合作水平，在此基础上对各市、县、乡主管农业的领导、合作组织的负责人以及牧户成员分期分批进行培训。这样，既培养了一些有合作思想、懂得如何指导合作组织发展的领导干部，又培养了一批具体管理合作组织的负责人和参与合作组织的牧民群众。通过培训骨干，使他们能够掌握发展合作经济的基本理论知识和具体操作方法，把少数牧民的自发行为转变为广大牧民群众的自觉行动，知道怎样利用合作经济组织，来维护自己的利益，提高自己的市场竞争能力，规避市场的风险，争取更多的利益。合作经济组织本身就具有教育功能，通过典型示范，以点带面，提高牧民群众的思想认识和合作意识，使他们真正感受和体会到合作制度给家庭经营带来的益处，调动牧民参与和创办合作经济组织的积极性。

第三、加强合作理论研究。从实际出发探索符合海西州州情的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学习和研究西方合作理论与实践，弄清现代西方合作经济组织的原则、机制、特点、趋势等基本问题，掌握现代合作经济的一般性理论，为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建立与发展奠定

理论基础：总结我国其他省份和地区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经验和教训。为促进海西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借鉴：以西方合作理论为指导，借鉴我国二十多年来所取得的经验，结合具体实际，构筑符合海西州实际的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理论体系，形成具有青藏高原特色的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模式。

(二)地方领导要非常关注和重视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发挥政府的优势，加强对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的领导。现阶段发展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离不开党委、政府的组织协调和指导，必须坚持把充分调动、发挥牧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同正确发挥党和政府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宣传优势结合起来，加强对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指导服务和监督。政府要把发展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列入重要的议事日程。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作为一种制度创新，首先要解决的是认识问题，尤其是在海西州情背景下，一项改革措施能否取得成功，各级领导的认识和重视非常重要，尽管发展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牧民是主体，但并不意味着合作经济事业仅仅是牧民自己的事情，合作组织是兼顾公平和效率的组织，在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中都能起到作用，并在很多方面配合政府相关政策的实施。所以，关心和支持合作事业的发展，政府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这一点应成为共识，特别是在合作社开创时期，政府的重视和支持更为关键。总之，要把政府部门对合作经济组织自上而下的扶持指导与合作经济组织本身自下而上的发展规范有机的结合起来。政府部门的领导要尊重市场经济规律和合作经济的根本原则，努力营造良好的环境，促进海西州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健康有序发展。

(三)抓好试点示范，总结推广成功经验。实践证明，扶持合作经济组织健康发展的最有效途径就是先抓典型，开展试点示范，然后在巩固试点成果和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再逐步推开，稳步地、一批一批地办好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这样做，既使广大牧民亲自体验或亲自看到参加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好处，从而调动更多牧民参与的积极性，也使政府部门领导在实践中掌握指导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经验，然后再去指导实践，同时还可增加对有意兴办或参与合作经济组织的各种社会力量的吸引力。需要指出的是，在试点、推广经验的过程中，政府不能强迫，要以总结和宣传经验为重心。让牧民自觉地去接受这个新事物，自愿地选择各种发展类型，这样才最有生命力。政府部门必须搞好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的试点示范推广工作，广大牧民虽然有渴望组织起来的需求，但是缺乏必要的知识储备和行动能力，需要政府的引导和帮助，各地政府可以在产业基础良好，畜牧业经营专业化，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方开展试点工作，总结经验，树立典型，为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健康发展提供有普遍意义，可以借鉴推广的做法。

(四)大力培养合作经济组织的带头人。根据海西州的实际情况，推进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一条根本经验是坚持“政府支持，能人领导，牧民参与”的基本原则。在牧民群众整体素质不高，市场经济体制不健全的形式下，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领导成员的思想素质和文化水平，直接决定着组织的生存和发展，也就是平时人们所谈的“能人效应”。组织的领导成员素质影响到普通成员的观念与态度，影响到普通成员对领导成员的认可与回应程度，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到合作经济组织的凝聚力。培养具有奉献精神又有合作才能的合作企业家，对合作经济组织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各级政府应大力支持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坚持‘能人’领导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技术路线。国际台作运动的成功经验表明，弱者自我难以联合起来，弱者需要精英强者的带动，这些社会精英是由热心于合作事业的有志人士组成，合作经济组织的生存能力与合作组织领导者的道德素质与技术能力有很大的关系。在牧区，有不少为牧区共同发展，牧民共同富裕而献身的人，有许多能够将个人的利益寓于摄取整体利益之中，以求共同发展的人。他们不仅有高尚的道德，能热心为农牧民服务，而且还懂经营，有较强的组织能力，这些有专业经营管理经验，在群众中有威望，得到广大牧民认可的‘能人’，能带领牧民创建形式多样的合作经济组织。因此，要发展和培养一批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具有献身精神，能带领牧民共同致富的牧区‘能人’，鼓励、引导、扶持他们领办各类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

生态畜牧业论文篇3

中图分类号： S 812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95500（2012）06006707

草原畜牧业是以草原为基础，主要采取放牧的生产方式，利用草原牧草资源饲养家畜来获取产品，以草原畜牧业经济活动为主的经济类型[1]，是北方草原区的主要生产方式。多年来草原区的生态保护和生态恢复建设总体上没有摆脱“局部改善，总体恶化”的趋势，因此，全国90%以上的可利用天然草原有不同程度地退化、沙化、盐渍化、石漠化，北方草原家畜平均超载36%以上，草原生产能力不断下降，产草量下降[2，3]，相关的政策和措施没有从根本上改善生态环境状况的恶化趋势，因此，反思草原畜牧业的理论体系和政策措施状况尤为迫切。

1当前草原畜牧业发展的理论

笔者初步将国内的草原管理的理论分为4类，即系统发展论、本土发展论、替展论和游牧发展论。

1.1系统发展论

系统发展论是指从生态系统的角度，充分利用草原生态系统的各要素及其相互关系，合理匹配草原生态系统各要素与系统外各要素，充分发挥各要素效益的理论。系统发展论以任继周的草原农业系统发展理论为代表[4]，任继周[5]提出的草原4个生产层理论和系统耦合理论，充分利用界面理论，实现了资源的优化和各个层次的发展。在任继周《河西走廊盐渍地的生物改良与优化生产模式》[6]和《河西走廊山地―绿洲―荒漠复合系统及其耦合》[7]著作中，系统发展论都有具体体现。

1.2本土发展论

本土发展论是基于本土，本地的生产、生活和风俗传统，以实践经验为基础的发展理论。本土发展论着重强调本土经验，对于当地发展不相适宜的策略持反对和抵制态度。本土发展论充分遵循草原畜牧业的发展规律，谨慎的对草原农业生态系统施加影响。持本土发展论的是以达林太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或社会学家。

达林太[8]认为制度安排不合理是造成内蒙古土地荒漠化的制度因素，农耕文化入侵是造成土地退化的文化根源。建立在以平衡生态系统为特征的美国草原基础之上的理论，不适合属于典型的非平衡草原生态系统的内蒙古草原。游牧变定居，牲畜行走距离增大，造成定居点周围牧道增多、重叠利用，同时定居点周边践踏严重，导致荒漠化向周边辐射。不合理的牧草引种导致物种入侵，排挤土著物种，破坏自然系统；引入改良的牲畜，由于采食和营养的不同，改变了当地草本的建群，使荒漠地带的灌木失去了草食性动物的抑制，灌木疯长导致土地退化。内蒙古的超载过牧，其实大部分属于非牧民（移民），以及机关、企事业单位和某些个人，实际上真正牧民的牲畜一直未达到适宜载畜量的上限。

王晓毅[9]认为草原承包到户是游牧停止、环境恶化的关键因素，人口和牲畜增加不是直接因素。一些地区的牧民搬迁了，但他们仍依靠牧区的资源，甚至消耗得更多。有些地方将最希望保护草原的牧民迁了出去，而腾出的空间转给了资本和外来的流动人口，并没有减轻对草原的使用，结果草原进一步缩小，受到更大破坏，严格执行休牧禁牧的政策不可能。依靠秸秆和购买的饲料将牲畜圈养，只能更多地榨取自然资源和资金（费草、费水、费药、费工、费油），牧民肯定赔钱。况且草原上的食草牲畜又不可能完全圈养，特别是春季，这个季节是牲畜最希望早点吃到青草的时候，所以夜牧、偷牧就成为必然。牧民偷牧使政府开始与牧民玩“猫与老鼠”的游戏，罚款成了基层管理部门不成文的常规收入。因此，休牧禁牧只是增加了放牧的成本，并没有减少放牧时间。草原土地承包后，牧民大面积开垦荒地，牧业向农业转型。刚开始，畜牧业的发展受益于开荒种地获得的资金和秸秆。但获取利益的代价是大面积草原被破坏，山坡地水土流失等。

1.3替展论

替展论是改变牧区的生产方式或者让牧区休养生息，将牧区的生产转移到其他区域，实现牧区生产功能被替代，实现草原恢复的理论观点。替展论本质上是系统的大耦合，通过消耗系统之外的资源发展畜牧业，缓解草原区的饲草料短缺。替展论以张新时、许鹏为代表，是目前草原管理理论体系的另一个主流，主张将退化草原保护起来，建设人工草地，进行舍饲圈养或者将牲畜转移别处，实现草原的恢复和草原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

张新时建议将牲畜赶下山来，在农区发展人工草地，实行舍饲圈养，让草原区恢复，而且要进行人工的干预和投入，加快草原区的恢复。建立产业化与集约化经营的现代人工草地畜牧业，实现草原的可持续发展[10-12]。许鹏[13，14]提出“生态置换”理论，建议将山区的牲畜迁到平原区，建立人工饲草料地，是山区退化草原恢复的策略。另外，蒋高明[15]还提出“以自然之力恢复自然”理论，此处将其归为替展论。他提出“以地养地”、“以自然力恢复”、“畜南下、禽北上”，将畜牧业移到农区，充分利用农区的秸秆发展畜牧业，在草原区放养鸡鸭鹅等家禽，减少草原区的破坏，充分利用草原区的草籽等优势，推进草原区的恢复。

1.4游牧发展论

游牧发展论认为要恢复草原，保持草原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全面恢复游牧，消灭游牧等于消灭游牧文化，就等于毁灭草原，文化荒漠化是草原荒漠化与沙尘暴的根源[16，17]。日本学者松原正毅认为“游牧和农业一样，是人类历史上很重要的生活类型之一”。在蒙古高原游牧民族选择游牧经济，是同大自然长期磨合的结果，也是人类向大自然学习的结果[18]。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不能只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待畜牧业和游牧民族，把他简单地视为全球经济一体化中经济转型和社会结构整合的单一对象，而要从文化多元性、人类可持续性的文明类型的高度去全面审视和阐述它保护生物多样性以及固有的内在结构系统和类型[19]。

综上，许鹏和张新时的草原恢复和重建策略本质上相同。任继周提出的“系统耦合”理论从根本上也是与许鹏和张新时的观点一致，归根结底是资源整合和开发新的资源，保护好已经破坏的资源。王晓毅[9]认为，“单纯的关注草原植被，忽视甚至依靠开采地下水恢复草原，结果只会对草原的生态带来更严重的问题”。因此，发展人工草地时，对地下水的破坏会对草原生态系统造成更深远的影响。所以，笔者更同意任继周的观点，因为它涉及草原生态畜牧业的各种因素，开拓了更广的草原畜牧业的发展路径。游牧发展论其实包含在本土发展论之内，由于游牧发展论的突出地位，以及历史上的长时间应用实践，所以才把它单独列出来。

2当前草原畜牧业发展的政策

2010年夏，中国科学院举行了“中国生态大讲堂2010年夏季焦点论坛”，其主题是“草原生态系统服务与草原管理政策”，论坛有两个核心观点：（1）现行的草原政策存在误区。论坛关注的议题包括草原管理的由上而下的草原政策、城市主导的草原政策、游牧的合理性、网围栏、走“敖特尔”、休牧禁牧的游击战、“牧户联营”、退牧还草项目、京津风沙源项目等。研究表明牧民对退牧还草和休/禁牧持抵触意见、并经常偷牧，牧民与基层官员达成了默契，致使这个政策难以落实。但根本上是因为这些政策和牧民的生产生活相脱节造成的。（2）游牧是一个顺天应时的生产方式，不是落后的生产方式。因此，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应该充分考虑牧区的实际生产生活习惯，制定适合本地本土的政策。

目前我国有关草原区的重大战略型政策包括草原承包制、草畜平衡制度、定居舍饲、休牧禁牧轮牧、退牧还草制度、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政策等。总体上摒弃了落后的、古老的、粗放的游牧管理方式。

2.1草原承包经营制度

草原承包经营制度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目的是为了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明确草原权属，落实草原承包经营权，强化草原承包经营管理，规范草原承包经营权流转，充分调动广大农牧民保护和建设草原的积极性，转变草原畜牧业生产方式，保障草原生态安全，实现草原资源永续利用，促进和谐社会建设[20]。另外，草原承包经营制度的另一种存在形式――联户经营。目前，已在甘肃、内蒙古等多地实施，从一定程度上表明草原联产承包制度面临着新问题和新挑战[21]。

2.2草畜平衡制度

草畜平衡制度，根据区域内草原在一定时期提供的饲草饲料量，确定牲畜饲养量，实行草畜平衡。国务院要求农业部要尽快制定草原载畜量标准和草畜平衡管理办法，加强对草畜平衡工作的指导和监督检查。省级畜牧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草畜平衡的组织落实和技术指导工作。县级畜牧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草畜平衡的具体管理工作，定期核定草原载畜量。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加强宣传，增强农牧民的生态保护意识，鼓励农牧民积极发展饲草饲料生产，改良牲畜品种，控制草原牲畜放养数量，逐步解决草原超载过牧问题，实现草畜动态平衡[21]。

2.3退牧还草、划区轮牧、休牧和禁牧制度

为合理有效利用草原，在牧区推行草原划区轮牧；为保护牧草正常生长和繁殖，在春季牧草返青期和秋季牧草结实期实行季节性休牧；为恢复草原植被，在生态脆弱区和草原退化严重的地区实行围封禁牧。各地有计划、分步骤地组织实施划区轮牧、休牧和禁牧。地方各级畜牧业行政主管部门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制定切实可行的划区轮牧、休牧和禁牧方案[21]。

2.4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政策――经济调控政策

从2011年起，中央财政每年安排专项资金，用于禁牧补助、草畜平衡奖励、牧民生产性补贴和绩效考核奖励等方面，支持内蒙古、新疆、、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和云南8个主要草原牧区省（ 自治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建立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22]。“中国草地生态环境建设战略研究报告”认为现在的补贴政策是对的，但是是被动的[23]。

3草原畜牧业发展理论与政策的关系

游牧发展论在目前被认为是落后、粗放的畜牧业发展理论，在目前政策中没有体现。本土发展论长期以来没有受到重视，近年来才有所重视，其标志就是973项目“中国西部牧草、乡土草遗传与选育的基础研究”的设立，这是本土发展论开始受到重视的起点。而替展论在实践中已经有所利用，许鹏的“生态置换”在新疆地区已开始逐渐落实；张新时[24，25]“建立六亿亩高产优质人工饲草基地”虽没有完全落实，但人工草地的建设也在有条不紊的进行中；蒋高明的理论已有部分实践，诸如内蒙古草原兴发的“草原绿鸟鸡”，但在面上并没有实现；表明了国内草原畜牧业科学理论在政策中有部分体现，在实践中也有部分实行，但根本上来说，理论对政策的指导还相对较弱，并且存在明显的滞后性。

我国草原区的承包制强调提高牧民的生产积极性，是借鉴了农区的土地承包制，而农区的土地承包制是发端于安徽小岗村的农民土地承包实践。将部分地区的实践提升为理论，然后在其他领域推广。4种草原畜牧业发展理论在承包制也有部分体现。

草原生态补偿制度是一种经济调控手段。是政府财政收入的增加，有能力来补偿牧民休牧禁牧造成的部分经济损失，从而促进草原恢复，改善草原环境，在本质上是政府拿钱购买生态服务。如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就是个很好的例子，相当于牺牲草原区的生产换来城市的良好生态环境。

总体分析，本土发展论在目前的主流的草原管理和决策理论中体现不多，游牧发展论当前是被摒弃的，认为是落后的生产方式；系统发展论和替展论都有部分实行，诸如草原区人工草地的建设，网围栏的建设，休牧禁牧，可以说目前决策执行的基本是系统发展论和替展论的思想，本土发展论和游牧发展论被主流思想界认为是不适合现代化发展的落后思想和经营理念，不为主流科学界和实践重视。

4当前草原畜牧业理论及政策存在的问题

4.1政策制定的问题

目前有关草原区的重大战略型政策包括草原承包制（定居舍饲），休牧禁牧轮牧。摒弃了被认为落后的古老而传统的游牧制度，实行牧民定居，舍饲圈养的现代化草原畜牧业。实施草原承包制的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实行以草原家庭承包为主的经营制，增强了广大农牧民保护和建设草原的主人翁意识，使生产得到迅速发展。以发展生产为目的的承包制同时也带动了公地的破坏、牲畜数量的大量增加和草原的严重退化。

目前，我国的许多管理是以中央政府制定重大决策，地方因地制宜，制定相应的地方性行政法规为主。地方上制定管理措施灵活性大，受利益驱使导致政策不利于草原永续发展。从人才引进方面，引进的工业人才主要集中在能源、化工和矿产采选冶炼等破坏环境的工业领域[26]，而且某牧区的指导思想是“工业强旗”[27]，一半以上的GDP增速是靠工业发展，尤其是煤矿、矿藏开采和电力行业。“东乌旗工业强旗，优先发展矿产采选业、金属冶炼和煤电石油等支柱产业，将最大的牧区打造成内蒙古自治区3大有色金属冶炼基地之一”。锡林郭勒盟拥有内蒙古1/5的天然草地，众多的露天煤矿、化工厂和发电厂使得千里草原变成新型能源基地[28]。

另外，在政策的制定过程中，经济学家的话语权高于科学家和社会学家，这种不平衡的话语权机制导致了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的不可持续性。

4.2政策执行的问题

政策执行过程中，措施不力，导致严重后果。在执行国家的草原管理方面，国家层面有农业部草原监理中心，地方各省区也有各级草原监理中心，地方上因地方政策和经济发展需要，草原的可持续发展和保护被置于相对次要地位，着重发展工业，追求短期的高GDP，导致了草原破坏严重。如内蒙东乌旗造纸厂和开矿造成草原污染严重[29，30]，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地方政府开矿破坏草原，超量开采地下水[31]。内蒙古3次产业结构由2005年的15.1∶45.4∶39.5调整为2010年的9.5∶54.6∶35.9，总体上完成了由农牧业主导型向工业主导型的历史性转变[32]，也就表明了草原区历来以粗放的畜牧业为主的生产方式变为了以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

4.3基层部门和牧民的问题

制定政策缺少公众参与，不切合牧民的实际情况，基层部门冒进式发展。根据《新疆实施牧民定居工程规划》，新疆将在2011～2020年，实现16.93万户、76万多名牧民定居。为实现这一目标，新疆将加快“三个1000万亩”高标准饲草料生产基地建设，让定居牧民拥有充裕的生产资料，改变“人定畜不定”现象[33]。草原开垦和矿产资源的开发受益者是开发商和地方政府，而世代以游牧为生的牧民被排斥在开发利用资源之外，不但没有获益，反而因草原萎缩和环境恶化而受到损害[34]。

目前，我国在草原生态治理政策制定中还没有实现公民的有序参与，这是导致我国现有草原生态治理政策不能实现政策目标的一个主要原因。草原生态治理的主体是农牧民，面对日益严重的草原生态问题，我们不能忽视广大公民、特别是农牧民的作用，草原生态治理的好坏归根到底要看农牧民的行为和态度[35]。

5对草原理论与管理现状的思考

我国的草原管理政策制定实际基于两个观点：超载过牧和草原退化。相对应采取了休牧禁牧、饲草地建设、棚圈建设、生态补偿等一系列措施。现行政策让草原区彻底放弃放牧以恢复和改变草原功能，由畜牧业改为家禽业是不可行的，在关注自然和经济的同时，必须实现持续发展。

“退牧还草”围栏封育，涉及到饲草料基地选址和建设、棚圈建设的问题不好解决；“退耕还草”涉及到退耕牧民如何转移，保持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问题；牧民定居下来之后，是否适应新生活及存定居牧民回流问题；“草畜平衡”中数量与草原的可持续发展呢。牲畜过牧是不是个伪命题[8]，过牧的本质问题及原因，是否存在农耕文化入侵游牧文化的状况这些问题都是在采取措施时需要考虑的。

牲畜数量的盲目增加，一方面是人口的大量增加所致，另外也是由于经济学上追求利润最大化所致。但目前现状表明上述问题是结果，而非原因，真正的原因是制度性的后果，草原退化也是制度性退化，制度性的问题不解决，问题会层出不穷。

“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36]认为，中国无法复制西方的现代化。西方基本是集约化的生产方式，对于中国的草原畜牧业是无法实行的，按照温铁军的思想，在中国实现草原畜牧业的现代化，根本上还是工业对牧业的掠夺，破坏了原本原生态的草原畜牧业。这与王晓毅等[9]的草原退化的恢复是城市建设导向的观点是相似。就是农牧区的发展是服从于城市的发展，而并不是真正基于农牧区而制定的政策。现在的生态补偿根本还是当初农牧区服从于城市工业化付出的补偿，而且只是偿还了一小部分。

另外，现在牧区的煤炭开采，过分强调经济发展，追求GDP，弱化了环境保护和畜牧业生产。2012年国务院批准实施的《西部大开发“十二五”规划》中的核心目标之一是区域经济增速和城乡居民收入增速“双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从均衡发展而言，西部确实需要“双高于”，但实现这一目标所面对的生态环境挑战，专家认为形势非常严峻[37]。为了西部地区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提出发展经济的目标是正确的，但是为了达到西部与东部同时实现小康社会而加速西部地区的发展，在目前的国情和体制下则必然会出现盲目快上，过度发展工业，忽视基础性产业――西部的畜牧业发展的情况，从而仅仅实现了暂时的经济的改善，而破坏了西部的生态环境，失去了永续发展的基础。因此，一切发展都必须服从于自然发展规律，决策要充分考虑各方意见，提高决策的公众参与度。而且我们以往的政策是工业化导向，城市发展导向的牧区退化恢复策略，而不是牧区发展导向的。另外，一个错误导向就是农区政策入侵牧区，这两点必须改变，如果不改变，很难实现草原区的永续发展。

科学家和社会学家没有有效交流，甚至国家各部门之间也是各自为战。国家有关部门制定的大型部级项目，涉及范围广，需要多部门联合参与，项目管理者和参与单位壁垒严重导致了草原管理理论与实践的知识长期得不到更新[38]。Daniel Miller[39]提出游牧民族的本土知识及经验对中国西部草原牧场发展策略非常重要，这本身就是牧民对草原资源政策制定的贡献，只是现在被忽视了。

6结论与建议

我国地域辽阔，自然条件和生产方式各异，很难用一个理论来规范各区域的生产生活，笔者总结的4个草原区的发展理论――系统发展论、本土发展论、替展论和游牧发展论，对目前的不同层次上的决策起了指导性作用，但由于这些理论的完备性或接受性的差异，在决策和实践中起的作用差别很大，所以理论的深入研究需要进一步加强。

目前，牧区政策是城市发展和工业化发展导向，农区政策和农区生产方式入侵牧区集合体，而非牧区发展本身导向的政策，如果要想使草原回归本原，必须充分了解草原区的发展规律和生产方式，实现草原共管，在此基础上，做出引导性政策。

基于以上考虑，提出未来草原畜牧业发展的10条建议：（1）根据现有的草原畜牧业理论完善、修改或者制定新的决策建议；（2）应该充分利用系统耦合，拓展饲草来源，减轻草原压力；（3）合理规划草原的休牧禁牧计划，使草原得到合理的休养生息，实现永续利用；（4）对草原恢复进行适度的影响，同时在水源相对丰富的地区发展人工草地；（5）加强乡土牧草的研究，审慎引入其他地区的牧草；审慎的利用现代生物技术进行牧草和畜种的改良和新畜种的引进；（6）实现草原区的多种经营，养禽和养畜相结合，增加收益，减轻草原压力；（7）停止一切不合理的，严重破坏草原的采矿企业；（8）加强政策制定过程的牧民参与度，实现草原共管；（9）加大第三产业，即服务业和旅游业等绿色产业的发展，将生态产品作为牧区另一经济增长点；（10）建立游牧特别区域，实践游牧恢复与当前政策草原恢复的比较，为草原更好的恢复和畜牧业可持续发展探路。

参考文献：

[1]侯向阳. 中国草地生态环境建设战略研究[M]. 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5.

[2]杜青林. 中国草业可持续发展战略[M]. 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6.

[3]丁连生. 甘肃草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第1版）[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

[4]任继周. 草地农业生态系统通论（第一版）[M].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

[5]任继周. 发展草地农业推进我国西部可持续发展[J]. 地球科学进展，2000，15（1）：19-24.

[6]任继周. 河西走廊盐渍地的生物改良与优化生产模式[M]. 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

[7]任继周. 河西走廊山地-绿洲-荒漠复合系统及其耦合[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

[8]达林太. 草原荒漠化的反思[J]. 贵州财经学院学报，2005（3）：46-50.

[9]王晓毅. 环境压力下的草原社区：内蒙古六个嘎查村的调查[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10]董孝斌，张新时. 内蒙古草原不堪重负，生产方式亟须变革[J]. 资源科学，2005，27（4）：175-179.

[11]董孝斌，张新时. 我国草地的发展观[J]. 生态经济，2005（10）：70-73.

[12]董孝斌，张新时. 发展草地农业是农牧交错带农业结构调整的出路[J]. 生态经济，2005，153（4）：87-89.

[13]许鹏. 新疆草地资源特征与生态治理[J]. 新疆环境保护，2004，26（增刊）：34-37.

[14]许鹏. 发展水草林生态功能，实施生态置换工程. 优化配置西部资源坚持高效持续发展学术研讨会大会报告[R]. 2001.

[15]蒋高明. 以自然之力恢复自然[M]. 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8.

[16]刘书润. 消灭游牧文化就等于毁灭草原[EB/OL]. 蒙古文化（2008-11-26）.http：//.cn/mengguwenhua.

[17]汪永晨. 追求野人的足迹――中国环保领跑者[M]. 北京：语文出版社，2010.

[18]乌日陶克套胡. 蒙古族游牧经济及其变迁[M].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

[19]牛锐. 正确认识游牧文明，科学治理草原[N]. 中国民族报[第六版]，2006317.

[20]农业部草原监理中心. 农业部要求加快推进各地草原家庭承包制[N/OL]. http：// sdpc. gov. cn/xxfw/fgdt/t20070409_127873. htm.

[21]国务院.国务院关于加强草原保护与建设的若干意见[R]. 2002916.

[22]农业部新闻办公室. 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政策实施动员布置会在京召开[J]. 吉林畜牧兽医，2011（6）：5.

[23]侯向阳. 中国草地生态环境建设战略研究报告[M]. 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5：144.

[24]张新时. 关于我国建立六亿亩高产优质人工饲草基地的咨询报告[R]. 中国科学院院士咨询报告，2005.

[25]张新时，唐海萍，孝斌. 内蒙古草原的困境与可持续发展之路[C]. 2004年中国西部论坛会议论文.

[26]锡林郭勒盟组织部.锡林郭勒盟2011年工业经济人才引进工作实施方案[EB/OL]，http：//xlgldj.gov.vn/mwzzb-xgyw/wwzzb-rcgz/201206.

[27]内蒙古改革开放30年发展回顾调研组. 坚持工业强旗加快赶超步伐[N]. 内蒙古日报，20081209.

[28]王欲鸣，柴海亮. 千里草原正变成新型能源基地开发保护能否双赢[N]. 经济参考报，20091010.

[29]郝冰. 关于内蒙东乌旗草原破坏情况的报告[C]. 自然之友，2002（2）：30.

[30]宋欣洲. 内蒙古东乌草原严重污染及破坏事件已由国家环保局列为2005年挂牌督办首批环境违法大案[J]. 草业科学，2006，23（5）：86.

[31]徐谷明，庞皎明. 草原“争夺战”：在财富与环保之间[N]. 中国经济时报，20060817.

[32]2011年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工作报告[R]. http：// gov. cn/20110130/content_1795 396. htm.

[33]关俏俏. 今年新疆有1.58万户牧民告别风雪游牧生活[N/OL]. http：// xj. xinhuanet. com/201112/11/content_24310419. htm.

[34]黄建英. 北方农牧交错带变迁对蒙古族经济文化类型的影响[M].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83.

[35]郭建德. 我国草原生态治理政策制定中的公民参与研究[D]. 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2010.

[36]温铁军. 无法复制的现代化[J]. 中国改革，2002（2），13-15.

生态畜牧业论文篇4

(一)概念界定及量化1.草场流转的概念界定及量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2003年)、《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2005年)、《内蒙古自治区草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2006年)、《青海省草原承包经营权流转办法》(2012年)等法规、部门规章的规定，草场流转全称为草原承包经营权流转，是指在草原承包期内，承包方以出租、转让、转包、互换、入股及其他方式将承包草地的承包经营权转移给第三方从事牧业生产经营的经济现象，遵循自愿、有偿、合法以及不改变草原用途的原则。草场流转包括多种形式，其中草场租赁是当前草场流转的最重要的形式。根据实际调研情况，草场租赁行为中全部出租占到绝大多数，部分出租占到很小的比例，实际样本中会缺失全部出租草场的牧户，因为外出打工出租草场的多是全部出租草场，部分出租草场的往往是草场面积大而劳动力不足的牧户。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于农地流转中，只不过在草场流转中全部出租的比例更高一些。鉴于以上两点，本研究所指的草场流转主要指草场租赁这种形式，主要关注草场流转中的租入户和非流转户。草场流转如何量化通常涉及两个指标，一是草场承包面积，二是草场流转面积，其中租入为正，租出为负。2.生态环境效率的概念界定及量化。与农地流转的粮食生产效率类似，本文探讨的草场流转的生态环境效率，是一定的草场流转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正影响抑或是负影响程度。由于超载过牧是我国草原退化的主要原因，所以可以用载畜率这一指标来衡量草场流转的生态环境效率。载畜率=(草场承包面积+草场流转面积)/养殖规模，就是多少亩养一羊单位*，载畜率越高，超载程度越低，越有利于草原生态保护。本文草场流转的生态环境效率用载畜率来衡量。需要指出的是，根据《草畜平衡管理办法》(2005年)的规定，草畜平衡是指为保持草原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在一定时间内，草原使用者或承包经营者通过草原和其他途径获取的可利用饲草饲料总量与其饲养的牲畜所需的饲草饲料量保持动态平衡。理论上需要去核算每一个牧户通过草原和其他途径获取的可利用饲草饲料总量，于是用载畜率来表示草原的生态环境效率需要基于一些隐含的假设。假设1是草地类型、草场质量无显著差异，否则不同牧户间的草地利用对草原生态的影响将不可比;假设2是不同牧户通过草原获得的饲草与其他途径获得的饲草的比相同。通常假设1比较容易满足，而假设2则较难满足，不同的牧户之间存在差异，有些牧民会相对多购买一些饲草，有些牧户会相对少购买一些饲草。假设2的不满足将是本文的一个潜在的不足之处，有待另文深入分析。

(二)理论分析宏观上看，草场退化的主要原因是超载过牧，而超载过牧的背后原因又是牧区的人口压力过大，草原承载不了那么多的人口才会出现超载过牧的现象。随着城镇化、工业化的推进，一部分牧户会迁移到城镇生活和工作，减少牧区人口，伴随着草场流转，草场压力得到缓解，即草场流转有助于草原生态保护。微观上看，可以从投入产出的角度构建家庭经营模式下的牧民生产函数模型。家庭经营模式下，草原畜牧业是牧民的唯一收入来源;牧民在自己的天然草场上放养牲畜，草场面积为X;牲畜的数量为Y;从事畜牧业的劳动力为L;畜产品价格为P;牧民的最低家庭支出为Z;草畜平衡标准为k/亩/羊单位，严重超载为k/2亩/羊单位。主要考察Y与X之间的关系，将L、P、Z、k设为外生变量。家庭经营模式下的生产函数为:Y=f(X)为了维持家庭收支平衡，存在一个最小养殖规模Ymin，最小养殖规模与最低家庭支出和畜产品价格相关，而与草场面积无关，从而Y≥Ymin=f(Z，P)=ZP。家庭经营模式下，因为劳动力的约束，存在一个最大养殖规模Ymin，其与劳动力相关，而与草场在图1中，纵轴是Y，横轴是X，原点为O，任意一点到原点的直线的斜率为Y/X(是载畜率的倒数)。有两条参考线，一条是Y=X/k，为草畜平衡线，另一条是Y=2X/k，为严重超载线。图形有4个点分别为A、B、C、D。A点表示处于最小养殖规模上同时超载非常严重，B点表示处于最小养殖规模上同时实现了草畜平衡，C点表示处于最大养殖规模同时超载严重，D点表示处于最大养殖规模同时实现了草畜平衡。当X小于Xa时，Y=Ymin，牧民的畜牧业生产处于严重超载线以上，超载非常非常严重。当X大于Xd时，Y=Ymax，牧民的畜牧业生产处于草畜平衡线以下，不超载。当X处于Xa和Xd之间时，点(X，Y)的取值处于梯形ABCD以内，起点是A点，终点是D点，随着X的增大，点(X，Y)从越靠近严重超载线逐步向越靠近草畜平衡先靠拢。简化处理，取BC的终点E，连接AE，DE，将AED作为(X，Y)变化的路径。综合来看，随着草场面积的逐步增大，(X，Y)的变化轨迹为YminAEDYmax，由于载畜率是点到原点的斜率的倒数，于是由图上可以看出，随着草场面积的增大，载畜率逐渐增加。草场面积X包括两个组成部分，一是草场承包面积，二是草场流转面积，当不存在草场流转时，草场承包面积大的牧户要比草场承包面积小的牧户载畜率要高;当存在草场流转时，草场承包面积相同的情况下，草场流转面积越大的牧户比草场流转面积小的牧户载畜率要高，从而草场流转有助于草原生态保护。无论是从宏观的角度看，还是从微观层面的分析，草场流转将有助于草原生态保护。现有的文献对草场流转和草原生态保护之间的关系只是进行了定性的描述，但是缺乏定量的分析和验证。本文将用实地调研数据来验证草场流转和草原生态保护之间的关系。

二、研究假设和经济模型

(一)研究假设根据前面的描述和分析，本研究的假设是:草场流转有助于草原生态保护。为了验证这个假说，本文提出如下两个具体待检验假设:假设1:载畜率跟草场承包面积有关系，并且草场承包面积越大的牧户，载畜率越高假设2:载畜率跟草场流转面积有关系，并且在草场承包面积相同的情况下，租入草场的牧户比不租入草场的牧户，载畜率要高，租入草场面积越多的牧户，载畜率越高

(二)经济模型验证草场流转和草原生态保护之间的关系，就要看草场流转对草原生态保护有无明显作用，用线性函数表示为。其中，y代表载畜率;S1代表草场承包面积;S2代表草场流转面积;参数2代表草场承包面积每增加一单位，载畜率的变化;参数2代表草场流转面积每增加一单位，载畜率的变化。对于参数1:如果草场承包面积和载畜率不相关，那么1显著为0，即承包面积小的牧户和承包面积大的牧户，载畜率无差异;如果草场承包面积和载畜率正相关，那么1显著为正，即草场承包面积越大的牧户，载畜率越高;如果草场承包面积和载畜率负相关，那么1显著为负，即草场承包面积越大的牧户，载畜率越低。对于参数2:如果草场流转面积和载畜率不相关，那么2显著为0，即流转牧户和非流转牧户、租入面积小的牧户和租入面积大的牧户，载畜率无差别;如果草场流转面积和载畜率正相关，那么2显著为正，即草场流转面积越大，载畜率越高;如果草场流转面积和载畜率负相关，那么2显著为负，即草场流转面积越大，载畜率越低。

三、数据来源和实证分析结果

(一)数据来源和样本的基本情况本文分析所用的数据来源于对内蒙古自治区四子王旗和甘肃省天祝县的实地调研，有效样本总共209户，其中内蒙古四子王旗100户，甘肃省天祝县109户。调查以问卷调查为主，采取调查员和牧户座谈的方式。1.内蒙古四子王旗。调研组于2012年5月对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查干补力格苏木6个纯牧业嘎查共100户牧户进行了实地调查。查干补力格苏木位于四子王旗中部，是一个以畜牧业为主体经济的纯牧业苏木，草地类型*以温性荒漠草原为主，草畜平衡标准为30亩/羊单位＊＊。全苏木总面积3186平方公里，下辖8个嘎查，包括饲草料基地嘎查1个，生态移民嘎查1个以及纯牧业嘎查6个。2011年该苏木总户数为1371户，共计3866人，落实所有权的草场面积达396.9万亩，6个纯牧业嘎查常住牧户为771户。样本牧户占总牧户的比例为13.0%，样本牧户平均常住人口4.03人，平均劳动人口2.34人。100户样本牧户中，59户为蒙古族，49户为汉族，户主年龄36～45岁的居多，受教育程度以小学、初中文化程度的居多。表1显示了受访样本的草场经营情况。100户受访牧户，总经营草场面积81.80万亩，平均每户草场承包面积6099亩，平均每户草场经营面积8180亩，总养殖＊＊＊33480羊单位，平均每户养羊334.8羊单位，平均每户载畜率为24.43亩/羊单位。在100户中44户存在草场流转，草场面积由平均每户4158亩增加到平均每户8888亩，平均每户的载畜率为28.04亩/羊单位，56户不存在草场流转，平均每户草场经营面积为7624亩，平均每户的载畜率为24.27亩/羊单位，从简单统计上可以看出，存在草场流转的牧户比不存在草场流转的牧户载畜率要高，超载程度要低。2.甘肃省天祝县。调研组于2013年8月对甘肃省天祝县5个乡镇11村子共205户牧户进行了实地调研。天祝县位于甘肃省中部，武威市南部，祁连山东端，属青藏高原区，素有“河西走廊门户”之称，区位优势明显。全县总人口23万人，其中纯牧业人口17.13万人。天然草原总面积621.2万亩，可利用草原面积587.1万亩，其中禁牧面积160万亩，草畜平衡草原面积427.1万亩。天然草原是天祝县面积最大的土地类型，有温性草原、山地草甸、灌丛草甸、疏林草甸、高寒草甸五类。主要放牧畜种为牦牛、绵羊和山羊。草畜平衡标准为6.19亩/羊单位*。在11个调研村中，6个村子存在草场流转，4个村子因为草场面积小没有也没法围栏到户而不存在草场流转，1个村子因为全村禁牧也不存在草场流转。在6个存在草场流转的村子中，总计牧户114户，有效样本109户。在109户样本牧户中，平均常住人口为4.62人，平均劳动力人口为2.67人，平均从事牧业劳动力人口为2.37人，71%为藏族，其余为汉族或其他民族，户主年龄以36～55岁的居多，受教育程度以小学、初中文化程度的居多。表2显示了受访样本的草场经营情况。109户受访牧户，总经营草场面积6.12万亩，平均每户草场承包面积＊＊307.5亩，平均每户草场经营面积561.4亩，总养羊25650羊单位，平均每户养羊235.3羊单位，平均每户载畜率为2.84亩/羊单位。在109户中，60户存在草场流转，草场面积由平均每户356.5亩增加到平均每户817.8亩，平均每户的载畜率为3.78亩/羊单位，49户不存在草场流转，平均每户草场经营面积为247.4亩，平均每户的载畜率为1.69亩/羊单位，从简单统计上可以看出，存在草场流转的牧户明显比不存在草场流转的牧户载畜率要高，超载程度要低。

(二)实证分析结果在上述理论和统计分析的基础上，本文运用Eviews7.0软件对前面的线性回归模型进行估计，回归结果见表3。内蒙古四子王旗的回归方程为:y=9.859+0.00208S1+0.00161S2+ε甘肃省天祝县的回归方程为:y=0.186+0.00736S1+0.00155S2+ε实证分析模型中的F值都小于1%，并且模型的R2分别为0.42和0.52，说明模型估计结果整体显著，拟合度较高。系数估计及相应的t统计表明，本文的两个假设均得到验证。草场承包面积的系数显著且大于零，表明载畜率跟草场承包面积有关系，并且草场承包面积越大的牧户，载畜率越高，越不超载;草场流转面积的系显著且大于零，表明载畜率跟草场流转面积有关系，并且租入草场的牧户比不租入草场的牧户，载畜率要高，租入草场面积越多的牧户，载畜率越高，因此草场流转有助于草原生态保护。系数的值代表载畜率变化与草场面积变化的比，以内蒙古四子王旗的回归方程为例，当草场承包面积增加1000亩时，载畜率增加2.08/羊单位，当草场流转面积增加1000亩时，载畜率增加1.61亩/羊单位。在两个研究假设得到验证的基础上，本文可以得出以下两点结论:(1)不管从自然科学角度认定的草畜平衡标准是多少，草场超载的主体是草场面积较小且未进行草场流转的牧户。因为草场面积较大的牧户比草场面积较小的牧户载畜率要高，在草场承包面积相同的情况下，进行了草场流转的牧户比未进行草场流转的牧户载畜率要高。(2)草场流转有助于草原生态保护。一方面是因为租出牧户的退出，另一方面是因为租入牧户通过草场流转增加了草场经营面积，载畜率上升，减缓了草场压力。

生态畜牧业论文篇5

本文从内蒙古草原的过牧理论，过牧理论引发的理论退化，以及为其治理所实施的各类理论工程项目入手，揭示了造成草原生态环境恶化的人文因素，提出牧区建设和发展的整体性理论，以此改变草原治理模式，确保生态安全，维护生态文明，实现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并为全球变化在草原地区的响应研究提供新的建议。

一、对内蒙古天然草原过牧理论的反思

草原退化是指不合理的管理与超限度的利用在不利的生态地理条件下所造成的草原生产力的衰退与环境恶化的过程。草原退化属于逆行演替，其主要表现为草原原生植被的退化、土壤退化、水文循环系统的恶化、近地表小气候环境的恶化。过大的牧压突破了草地的再生能力，使植物的生物量减少，群落稀疏矮化，利用价值优良的草群衰减，劣质草种增生(刘仲龄，2004)。内蒙古草原真的是因为过牧造成的退化吗?内蒙古草原真的过牧吗?

图1是通过内蒙古自治区畜牧业经营管理站的汇总数据，结合内蒙古自治区的统计年鉴和实地调研数据制作。牲畜实数来自内蒙古自治区24个纯牧业旗和9个半农牧业旗牧区的牲畜，不包括内蒙古自治区农区的牲畜。其中用能值的方法扣除了“包产到户”后由牧区系统外向牧区系统内输入的能量所支撑的牲畜头数。这部分能量主要包括由城市和农区两系统输入的能量，主要项目包括国家和牧民的防灾基地建设即防灾措施的能量投入，也包括国家生态治理项目的能量投入。

从图1看出，1949年内蒙古牲畜头数以羊为单位约为1009万头只，到1968年约为5301万头只，达到建国50年米的最高值，1965--1986年畜牧业发展基本平稳，牲畜头数在5000万头只上下波动，1990年以后牲畜头数开始下滑，到2005年天然草地支撑的牲畜头数不足2000万只，与我们一直认为的合理使用草地的20世纪60年代牲畜头数整整减少了3000多万头只。内蒙古统计年鉴上的牲畜头数实际上是天然草地牧养的牲畜头数和牧区系统外输入的能量支撑的头数的总和。如果不将牧区系统外输入的能量支撑的牲畜头数从总头数中扣除，往往会得出一个草地在不断退化，牧区的牲畜在不断增加的结论。为什么会出现牲畜头数减少和统计幻觉的伪过牧呢?这需要从理论和制度去分析。

内蒙古自治区是我国建立的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区，在先后实施了“内蒙古境内一切土地属蒙古民族公有”和“在牧区实行自由放牧”；民主改革时期的“人畜两旺”，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草场公有，集体经营”；时期的草牧场所有权重新界定等一系列政策。这一时期尽管在居住方式上采取了行政区划上的定居，在草牧场公有制的大前提下，牧业区的牧民对付干旱的方式是在政府疏导下自由配置草地资源，即上级政府协调各级政府在自治区境内配置草地资源。牧民可以根据牧草长势用大范围的游牧方式来对付牧草的时空变化。这一时期草地的公有制产权制度即相应的畜牧业政策并没有对草地生态环境造成太大的影响，反过来这时候畜牧业效率也是最高的，上个世纪60年代牲畜头数达到5301.12万。这就涉及到牧区的另一项产权制度，即80年代解体以后的“两权分离”，草场所有权由所有变为集体嘎查(大队)所有，牧民享有草场的使用权，集体草场也随着使用权的到户按牧民人口数分隔成无数个小块承包到户，集体的牲畜也按各种形式全部承包到户，集体经济也随着“草畜双承包”完全解体。这项借鉴农村改革经验移植到牧区的产权制度，彻底切断了政府为了对付自然灾害所采取的大范围的移动避灾，又由于畜牧业的周期性和母畜生产的连续性所表现出的脆弱性，使独立的牧户对付自然灾害往往采取放空怀和从草地系统外购买草料来保存母畜以维持畜牧业的持续性。这时的政府对畜牧业也由主动避灾变为被动防灾，大量的资金都用于从草地生态系统外输入能量的办法来构建防灾体系。这时的统计头数由原来的天然草地牧养头数，演变为天然草地牧养的牲畜头数和外系统输入的能量支撑的牲畜头数之和，使草原畜牧业走入了一个恶性循环的贫困陷阱。天然草地也由于放牧半径的缩短，牲畜的反复践踏出现了局部的退化。在“双增双提”的战略指导下，外系统输入的能量支撑了绝大部分的牲畜统计头数。又由于天然草地牧草生产力计算的单一性，只是一次切割量或一个时段的牧草产量，再加上草畜之问的互动关系，不能代表全年牧草的生产力，这就出现了一个理论上的伪过牧。

二、对内蒙古天然草地退化的反思

下面案例是对四子王旗某嘎查一牧民采取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口述史料汇总而成，它反映了“草畜双承包”以来，牧民作为畜牧业经济中的一个个体，生产、生活及草地变迁的整个过程。

据乌某的口述：乌某草场的4068亩夏营地，在1998年二轮承包时被嘎查转包给外来的公司开发旅游去了，1998年以后乌某只能在冬营地全年放牧，同时，乌某也结束了冬夏营地的两季游牧，草地退化状况从1998年以后开始逐年加重。

图2是2006年6月四子王旗乌某的草地上以定居点棚圈为中心，至划分的草牧场的四至边界所拉的两条垂直样带所作的样方，样带是以乌某的棚圈为中心，垂直样带北线距乌某划分草地的北界约718m，样带的南线距乌某草地的南界约295m，西线距乌某草地的西界654m，东线距乌某草地的东界1329m。乌某的草地形状类似长方形。样方以棚圈为中心向东西南北两条垂直样带以50m的间隔作一个1×1m的样方。为了不影响乌某今后的放牧，所圈定的样方内只作极度退化草地的标志种骆驼蓬的数量统计，样方的序号以棚圈

中心向草牧场四界以50m为界排序，乌某草地全部围栏。

从图2可以看出，马某的草地极度退化，骆驼蓬为草地由于家畜的践踏极度退化的标志种，一般生长在居民点周围、水井旁、牧道上及其它物种很难生长的地方，夏秋季家畜不去采食，枯萎后只有马匹采食，所以大量生长骆驼蓬的草地，过去是不作放牧场使用的。包产到户前草原管理部门一旦发现放牧场出现了骆驼蓬，就组织牧民游牧到其它草场上放牧，等草地恢复后再来放牧。乌某的草地退化由棚圈向草地的四界扩散，退化的特征尤以棚圈的周围草地和围栏的四界草地最为严重。这也是牲畜游走采食饮水时践踏最为严重的地方。

从表1和图2不难看出，草畜双承包后，由于定居下的草场分隔和不合理的产权变更，草地放牧半径不断缩短，定居点出现的点荒漠化呈一定梯度向周边地区扩散，造成草地的生产力不断下降，致使天然草地支撑的牲畜数量越来越少，只有通过购买饲草料对付灾年以维护母畜的持续性，才能保证下年的生产。再看官方的统计数据，到2002年，全区牧区人均收入水平为1761元，而全国农区农民同期收入水平为2451元，只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71％(内蒙古经营管理站2002)。2005年笔者通过对典型地区抽样调查，对1000户牧户家计调查的汇总分析，牧民人均收入仅为627元，其收入仅够当年购买维系生命的食品支出。畜牧业经济呈超萎缩态势发展，牧民的教育、医药、生产用品支出只能靠贷款和举债来维系，大量家庭因子女上学、因病、因灾破产。从以上的数据可以看出，从建国起内蒙古两次草地产权变革对草地畜牧业及其草地环境的影响。包产到户前，草地公有制的产权制度下畜牧业的效率比建国前草地领主制的效率要高，公有制下的定居对草地环境的影响也不是很大的。“草畜双承包”草场到户的20多年来，牧区经济和生态环境出现了很多新的问题，这些问题来自于畜牧业内部的生产组织和生产经营方式对草地分割到户的产权方式不适宜，也正是这种新的产权制度使人们放弃了传统的游牧生产方式。这种游牧生产方式可能更适合蒙古高原的地貌和气候的生存条件，也保护了天然植被的生态服务功能，对正常的自然灾害有自我适应，自我恢复的能力，同时也维护草地资源和草地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值得深入研究。

三、对内蒙古天然草地管理和治理的反思

(一)饲草料基地开发的草原管理对畜牧业的影响

几千年来，草原牧业之所以没有被耕作农业取代，是因为气候、水资源、土壤结构、植被群落及相关的自然因素不适宜耕作农业发展。也就是说，在气候干旱寒冷、水源匮乏、土壤沙质化的地区，只有选择草原生态畜牧业，才能有较高的、稳定的经济收益。这里仅就定居以后为了对付由非平衡生态系统引发的年度间、年际间干旱出现的草畜矛盾，政府采取的一系列开发饲草料基地的现代化草原管理对草地生态环境和草原畜牧业的影响，结合案例进行分析。

从表3可以看出1985年以后政府又采取了饲草料基地开发，即对草原的第三次开垦。这次开垦虽然没有前两次的规模，但是由于利用现代化农机具，在所谓的寻求自然生态和社会经济约束下收益极大化理论指导下进行，因此开垦进入到草原深处。土层较厚的荒漠地带、内陆河流两岸的湿地，原本植被很好，过去利用强度也很轻。这次开垦虽然在短期内取得了一定饲草料，但却遗患无穷，草原上一些干旱荒漠带的内陆河流和小型湖泊就是在这个时期枯竭的；这些河流两岸生长的灌木、半灌木、芦苇、芨芨草开始成片死亡，以河水为生机的草原生态系统陷入了崩溃的境地。1992年以后开始在草原上推广五配套小草库伦建设，虽然从每块草库伦上看，没有饲草料基地的开发对生态环境带来的危害严重，但它的普及率极高，几乎50％的牧户都搞了这种小草库伦，因此全局上看，其危害仍很严重。因此，这次政府倡导和扶持下的小型饲草料基地的开发几乎全部失败了，但人们并未就此警醒。有人开始参考国外的经验，搞起了人工草场建设。人工草场尽管能提高牧草的产量，但它需要水资源配套，并且要在破坏了相当好的原生植被的基础上建立的一种新植被，还需要后期人力、物力的投入。由于投入严重超过收益，需政府配套大量的资金才能进行后期管理，一旦超过牧草的盛草期，草场的退化和沙化就成为必然趋势。

自提出开发饲料的草原建设方针以来，已经过去了几十年，集体和个人为此投入的财力、人力、物力可谓不少，但是，至今没有创造出成功的范例，相反，草原生态环境在不断的恶化，牧民越来越贫困。

(二)草原围栏的草原管理对草原畜牧业的影响

草场的承包以及相应的围栏建造将原有的牧道小屏障(隐域性生境)和道路围起来，阻断了野生动物的季节性迁徙，野生动植物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消失，自我平衡相互维系的生物链被破坏，鼠虫灾害频发。同时，围栏也使人畜绕着围栏行走，导致在围栏外出现地表破口。这种破口在风蚀下向周边扩散，造成草地的退化和生产力的下降，势必影响畜牧业的发展。

一部分先富裕起来的牧户将自己的大部分草场围起来，平时在围栏外过度地使用自己的草场和蚕食他人的草场，围栏外的草场因过度超载使用先行退化。当每年春乏时，又将牲畜放进自家围栏内，结果围栏内的草场也接着退化、沙化，结果造成了围栏内外的草地生产力下降，影响了草原畜牧业的发展。

草场的围栏除缩短了牲畜的放牧半径造成了草地退化、生产力降低外，还使蒙古高原五畜中的大畜由于放牧半径缩短，自动退出草地生态系统。由于五畜的采食规律和采食物种不同，在采食过程中又能相互利用各物种，不会由于单一某物种的过度采食打破物种间的自组织功能。五畜的出栏分属一年的不同时期，五畜的饲养和出栏，使牧民在一年的生产过程中都保持一定的现金流，以维护畜牧业生产经营的可持续性。又由于五畜采食的专一性和其不同的耐性，在自然灾害中表现出极强的协作性和互补性，增强了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因此，草原的围栏使草原畜牧业抵御自然灾害和市场的风险在降低。

(三)草原引种(改起)的草原管理对草原畜牧业的影响

盲目的引种会导致生态系统内其它组成部分发生意想不到的变化，随着生态系统中相互影响引种物种的数量不断增加，继之而来的这些物种排挤当地物种，变为人侵物种。在入侵的后阶段，很可能取代本地物种的功能作用，对受控系统和自然系统造成极大破坏，造成土地退化，这直接影响了草原畜牧业的发展。

如为治理沙化和草地改良进行大面积飞播，大量干旱地区的灌木种在半干旱的草地和沙地上飞播，这些灌木疯狂孳生，很少有食草类动物去利用它，结果它取代了当地的草本物种变为建群种。但在这些灌木的周边几乎没有植被，这就违背了植被的多层次结构，多物种类型对维持多种动植物生存和生态系统功能的作用。其最根本的危害就是没有遵循自然植被的恢复规律，形成大片“绿色沙漠”。这些“绿色沙漠”

的地表由于没有其它植被的保护，经过风蚀、水蚀就会出现大量的沟壑，当土地的养分消耗光时，就出现了雅丹地貌，这在科尔沁沙地、毛乌素沙地尤为明显。沙地的地带性植被的景观改变了，土地退化并造成了生产力下降，也影响了草原畜牧业的发展。

建国后为了发展集约化畜牧业，盲目改良土种家畜，尤其是西部引入改良品种取代土种山羊，由于采食和营养不同，改变了当地草本的建群，使荒漠地带的灌木失去了草食性动物的抑制，结果灌木疯长，也造成了土地的退化。草牧场跟当地有蹄类动物的自然平衡是上千年自然选择的产物，人为的改变只能造成荒漠化。同时，由于改良品种的耐性差、成活率低、受胎率低、产羔率低、市场交易率低，冬春两季需要补饲，往往造成收益远远低于投入，严重影响了草原畜牧业的发展。

(四)草原生态环境治理对苹原畜牧业的影响

进入21世纪，国家投入产业结构调整和天然草地恢复的国土整治资金越来越多，草地的生态环境却还在进一步恶化。下面就以跟踪调查5年的一生态移民奶牛园区案例来说明近年来生态移民的国土整治战略对牧民和草原畜牧业的影响。

从笔者2002年以来对近千户移民所作的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口述式的资料汇综分析，负增长的牧户几乎100％，这个案例在移民中具有普遍性。从这个案例我们不难看出，这种以恢复生态的产业结构调整，是否在违背我们的初衷，不得而知。从自食其力的牧民变为负债累累的生态移民，这难道不违背畜牧业布局必须遵循因地制宜的规律，避免畜牧业产业结构的趋同性的陷阱吗?他们的草地由于无人管护，大量开发矿产资源车辆的碾压和挖埋，由原来的轻度退化变为重度退化。这难道还不能激发我们对政策和制度的反思吗?其社会交易成本无论谁去埋单，都是很沉重的。

生态畜牧业论文篇6

中图分类号 F3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7731（2016）06-03-03

The Literature Review on the Recycling Economy of Animal Husbandry

Hu zhongying et al.

（School of Economy and Management，West Anhui University，Lu'an 237012，China）

Abstract：With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y，the livestock industry has a increasing contribution to the agriculture，but the development of stock raising still has a series of problems，the main way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is developing circular economy. Firstly， this article briefly introduces the development of stock breeding in our country. Secondly，retrospects the connotation and operation principles of circular economy，and points out that circular economy is a sustainable economy achieving both ecological benefits and economic benefits，and then summarizes the research production of the circular economy of the domestic livestock farming. Finally，gives a brief evaluation on the current research.

Key words：Animal husbandry；The circular economy；Mode；Develop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畜牧业经历了从缓慢发展到全面快速发展，再到质量提高，结构优化，经济效益增加，使畜牧业从农业补充地位上升为农业支柱地位。现在的畜牧业在农业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在某些省份甚至占到了农业总产值的40%以上，已由传统农村副业成长为独立产业。在个别地区甚至成为农业发展的主导和核心产业。在市场需求的大力推动下，畜产品消费不断增加，予计，我国畜牧业总产值在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将有望在2020年达到45%以上[1]。

畜牧业在国民经济中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产业之后，对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广大农民致富，改善城乡人民生活，社会的稳定团结，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都具有重要作用。但是，随着畜牧业的不断发展，饲养牲畜的数量也不断增加，从而加大了环境对畜牧业的承载力度，在部分省份已经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为此，必须改变原有的发展模式，寻找更为健康绿色的发展模式，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协调发展，其中循环经济则是解决上述问题的主要途径。

1 循环经济的内涵与原则

最早由K・波尔丁（美国经济学家）提出的循环经济是一种以生态经济为本质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模式。根据后者对它的研究可以将它的内涵概述为通过对资源的循环利用以减少社会生产过程中自然资源的投入和废弃物的排放，将社会生产对环境的影响和破坏降到最低，从而达到节约资源、改善生态环境的目的。从狭义和广义2个角度来定义循环经济一直都是学术界的普遍观点。

狭义循环经济之所以定义为狭义，主要是因为它将经济的循环单单立足在对自然资源和废弃物的循环利用这一简单的层面上。最具代表性的有诸大建的“自然资源―产品和用品―再生资源”的经济活动组织模式理论。他认为只有让所有能源和原料能在社会生产循环中得到充分利用才能把经济活动对自然环境影响控制在最小范围[2]。传统经济与循环经济的主要区别在于传统经济是“资源消费―产品―废弃物排放”的单向流动的线性经济，而循环经济是“资源消费―产品―再生资源”的反馈式流程[3]。

广义循环经济的广主要在于它将经济发展融入生态与社会发展之中，追求三者的最佳理想组合。广义循环经济不再单独讨论经济发展，而是经济发展纳入生态发展，社会发展之中，以维护生态平衡为准绳、以促进社会进步为目标。冯之浚认为发展从强调人力生产提高转变为重视资本的循环经济是一次深刻的范式革命，因为它与生产末端治理模式有着本质的区别[4]。

专家学者在对工业循环经济进行研究时提出3条基本原则：减量化原则。通过在生产过程的输入端减少自然资源的投入从而达到环境保护的目的；再利用原则。即在生产的中间环节延长产品的使用期限和增加服务强度使得自然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再循环原则。针对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进行再循环利用，从生产的终端减少生产活动对环境的污染。这种在生产过程中全方位的环保原则得到了学者们的普遍认可。但是也有学者提出不同看法，例如徐匡迪提出“4R”原则：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再制造[5]。催何瑞提出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再回收“4R”原则[6]。李干顺在此基础上提出“6R”原则：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可再生+可替代+可恢复重建[7]。无论是“3R”原则还是“4R”原则，甚至是“6R”原则，虽然它们表面不同，但其本质都是一样的，都是为了追求人与自然、经济的协调发展，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

2 国外研究动态

循环经济理论自提出后就受到了国外学者的高度重视，并在不断地探索研究中将这一理论转化为实际。发达国家循环型社会形成的前提是通过明确的法律条文保障循环经济的发展，以法制化推动社会化。美国在世界循环经济立法中处于领头地位，现在全国大约有50%以上的州制定了不同形式的有关法律法规。德国现有约8 000部环境法律法规，所以一直处于世界循环经济立法的前列。日本循环经济立法虽然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但是世界上最完整的循环经济法律体系在日本[8]。欧美地区饮食以畜产品为主，自然畜牧业发展优于我国，所以在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已经形成了一系列的成熟的畜牧业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学者们对此进行了归纳和总结得出：北美地区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发展以机械化为主，密集使用技术、资金、土地资源的集约化大农场道路；欧洲地区则走以机械作业为主，密集使用技术、资本的具有欧洲特色的家庭农场发展道路，避开土地、劳动力相对短缺的劣势。将其细化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大规模工厂化畜禽养殖模式（美国、加拿大），农牧结合、环境有好的适度规模经营畜禽养殖模式（日本，韩国），以天然或人工草场为基础，现代化围栏放牧畜牧业模式（澳大利亚，新西兰）。

发达国家为增强本国畜产品在国际市场竞争力，大力推进畜牧业的规模化经营，优化畜禽产品结构、强化产品质量安全体系；补贴畜禽生产者，关注环保与动物福利，重视以畜禽科技进步带动畜牧业发展。

3 国内研究动态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畜牧业的不断发展，畜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随之关注我国畜牧业循环经济发展的专家学者也越来越多。农业现代化的发展以及现代化的崛起都以畜牧业的发展为前提，所以余在岁在对安徽省畜牧业进行研究时提出要进一步摆正畜牧业在全省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建议各级政府部门和农村各级领导真正把畜牧业摆在应有位置，努力解决畜牧业发展中的问题切实保障畜牧业发展[9]。但是，现阶段我国畜牧业仍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张晓辉，梁森在对中国畜牧业发展状况和展望研究时提出，由于缺乏对动物疾病的严格检验和优先防御机制，导致我国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甚至国内的消费者对畜产品的消费信心都不高[10]。我国许多地方畜牧业生产依然以传统的高资源投入为主，随着直接导致了少数地方出现的人畜资源相争的局面。畜禽粪便是造成环境污染的主要因素，随着畜牧业的发展畜禽数量不断增加畜禽排泄物也不断增加，但是对畜禽粪便的跨区域运输难度大、成本高，所以对于畜禽粪便的处理只能在本地区自行消化。而土地对畜禽粪便的吸收是有限的，这就导致了大量畜禽粪便随雨水进入土壤造成土地氮、磷严重富集化污染环境。

学者们在针对我国畜牧业发展现状，提出一系列保障措施，解决如何发展我国畜牧业这一命题。畜牧业循环经济的发展要充分发挥经济手段在循环经济中的调节作用，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公民的环保意识，鼓励公民进行绿色生产和消费。在产业化不断发展经济发展以产业化为主的当下畜牧业要想发展壮大就必需以产业化为导向，各级政府要积极推进畜牧业产、供、销一体的产业经济模式；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畜牧业的发展要牢牢抓住科学技术以科技化为手段，大力发展畜牧业高新技术，构筑畜牧业循环经济发展的科技支撑体系；畜牧业的发展要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当今畜牧业的发展要走生态道路以长效为目标实现畜牧业发展与环境保护的有机结合，促进畜牧业的长久发展；要以点带面，大力推进示范基地建设并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带动畜牧业循环经济全面发展。韩洁，焦钢，蒋永宁在对云南畜牧业进行研究时得出以下结论：云南省人们对循环经济的认识还不足。所以，推进云南畜牧业循环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是加强对循环经济的宣传和推广增强公民对循环经济的认识与了解减小循环经济推广的阻力，现阶段我国循环经济立法还不健全，所以云南省当下急需制定相关的政策和法规加大对畜牧业生产的监管；云南省畜牧业发展缺乏自主创新能力，要想发展就必需强化自主创新能力，调整畜牧业的产业结构发展规模养殖[11]。

畜牧业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成果。安徽省畜牧业在发展中形成了5个具有地方特色的畜牧业产业带：城郊奶牛产业带、淮北黄牛产业带、江淮猪鸡产业带、沿江水禽产业带、皖西无公害生态养殖产业带。张藕香根据每个产业带的区位优势和特点进行归纳，提炼出4种适合安徽的畜牧业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第一种，生态模式。该模式将畜禽的粪便作为其他有经济价值的生物的食物来源；第二种，生态能模式。就是利用畜禽的粪便发电或生产沼气；第三种，生物发酵零排放模式。通过生物发酵的方式降解畜禽粪便；第四种，禽粪膨化模式。先将禽粪晾干，然后再进行膨化处理以减少污染[12]。理想的畜牧业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具有以下特点：第一，环境保护，社会可持续发展一直是当下的热点话题，而畜牧业作为一个污染较大的产业要想发展壮大就必需协调好于生态和社会的关系追求三者的协调发展；第二，理想的畜牧业循环经济发展模式要能够协调统一好企业与农户的关系实现企业与农户的共生共赢，而“龙头+基地+农户”的组织模式可以很好的做到这一点；第三，采用“自然资源―清洁生产―绿色消费―再生资源”的循环经济模式；第四，理想的畜牧业循环经济发展模式要能够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施行，这就要求它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和普遍的代表性[13]。毛来荣认为，物质能量循环利用模式，对排泄物综合和开发利用模式以及生态型、设施型和环保型的循环经济模式是具有创新意义和普遍价值的几种，应该大力提倡和鼓励发展。但对于许多地方农民采用的“立体养殖”的发展模式即“饲料―养鸡―鸡粪―养猪―猪粪―养鱼―鱼塘―底泥―农作物”的模式应该亮“红牌”叫停。他认为这种立体的循环模式会造成物质和营养的富集化，导致更严重的环境污染，另一方面，这种“鸡―猪―鱼”的跨物种行为给疾病的交叉并跨物种传播创造了条件，导致病毒的变异和扩大了病毒的危害[14]。

4 结语

综上诉述，我国畜牧业循环经研究已取得相当的成果，但也存在诸多不足。就研究领域来说，成果大多集中在对我国畜牧业发展现状以及发展畜牧业循环经济的意义的研究，对畜牧业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的研究较少。大对数发展中国家的畜牧业发展所走的道路是发达国家之前所走过的“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所以对发达国家畜牧业循环经济的研究有助于促进我国畜牧业循环经济的发展，但是我国学者对发达国家畜牧业循环经济的研究较少。我国畜牧业循环经济缺乏系统的制度保障，此部分有待学者们进一步探讨。

参考文献

[1]谢双红，王济民.加快畜牧业可持续发展[J].中国禽业导刊，2008（03）：24-25.

[2]诸大建.从可持续发展到循环型经济[J].世界环境，2000（03）：6-12.

[3]毛如柏.关于循环经济理论与政策的几点思考[N].光明日报，2003-11-03.

[4]冯之浚.论循环经济[J].中国软科学，2004（10）：4-12.

[5]李晶.未来工程科技应走绿色制造道路[N].中国经济导报，2005/03/24（C02）.

[6]崔和瑞.基于循环经济理论的区域农业可持续模式研究[J].农业现代化研究，2004（02）：15-19.

[7]李赶顺.发展循环经济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双赢[J].河北大学学报，2002，27（03）：37-41.

[8]吴季松.循环经济[M].北京出版社，2005.

[9]余在岁.安徽畜牧业经济发展的若干思考[J].安徽农业技术师范学院学报，1995，02：19-21.

[10]张晓辉，梁森.中国畜牧业发展状况和展望[J].农业展望，2007，1：41-44.

[11]韩洁，焦钢，蒋永宁.依托循环经济发展云南畜牧业[J].专家视点，2006，06：26-28.

生态畜牧业论文篇7

 

环境与资源是我们人类生存以及社会向前发展的物质基础[1]。为了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为了发展经济，我们必须要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但为了维持生态的平衡，又要保护自然环境，避免资源过度的开发、生产和浪费，以致于生态、环境变质恶化。发展和利用是一个矛盾共同体。同样，畜牧业的不断壮大和发展必须依托和消耗大自然资源，既要求畜牧业高效发展又要求自然平衡和谐稳定，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双赢，就必须正视和处理它们之间的矛盾，寻求其平衡原则加以缓冲，从而达到可持续发展，生态畜牧成为未来畜牧业发展的方向。

1 目前畜牧业的发展落后、不合理的现状

我国传统的生产方式是依靠天养，全年的放牧。辽阔的牧场、茂盛的草地是自然的资源，能直接利用固然很好，但是过分的依赖自然环境，将造成资源的供养率不平衡，草地退化严重。在贫困山区由于经济落后，为求低成本高效益的养殖经济，所以常将猪、牛、羊直接赶进山坡、草地或树林进行简单放养。甚至盲目的扩大规模，增加牲畜总数，超出了牧场特定区域内的承载力，加速了草地的劣变；使畜禽和饲料之间形成矛盾，不但降低了畜禽的生产性能，更使宽阔的草坡、山地荒废，严重影响生态的可持续发展。论文参考网。

2 生态畜牧业的特征

首先，生态畜牧业主要是以养殖畜禽为中心，同时还要因地制宜地配套相关的无污染、高效的工程体系，将资源的开发同生态的平衡很好的结合起来。

其次，在生态畜牧业的各个系统中，任何一个环节都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假如其中的某个环节受到了干扰，就会波及整个系统，从而使其失去原来的平衡状态。

再次，在生态畜牧业系统中以其“食物链”的形式源源不断的进行物质和能量的循环、转换、流动，从而保证了系统中各种生物的异化与同化作用正常的进行。

最后，物质和能量的循环是生态畜牧业中比较完善的配套，通过这个配套，不仅能减少污物的出现，而且还能实现效益的增加以及环境净化的统一。论文参考网。

3 发展生态畜牧业的措施

按照“因地制宜，合理高效”的原则，充分的和“以示范服务促推广，加快舍饲转方式，龙头带动扩规模，精深加工增效益”的思路利用资源丰富的“土地、牲畜、草”，结合现代科学的技术，走“立草为业、草畜结合、龙头带动、整体推进”的现代健康型畜牧业发展之路。

3.1草产业快速发展，产业化水平不断提高

饲草作为生态畜牧业发展中的纽带和关键，在山区要结合封山禁牧发展舍饲养殖工作，以产业结构调整为着力点，加大人工种草力度。科学种植，提高单产，增加总产，既满足牲畜需求又提高草场植被覆盖率；增加适合当地生存环境的母畜，引进高产、低耗、节粮的畜种，标准化生产，提高质量，保障品质，发展健康畜牧业。

3.2经营方式转变，集约化水平提高

首先，发展生态、优质、高效畜牧业，关键在于饲养方式的转变。论文参考网。从贫困山区的实际情况出发，重点要把粗放、单一、天然放牧的饲养方式向规模养殖、舍饲养殖转变，大力推广牲畜舍饲圈养技术，走种草养畜、草畜结合的发展之路。其次，按照科学规划、统一标准、创新机制、科学管理原则，采取政府推动、部门规划指导、群众自愿合作建设、自主经营的方式，建设人畜分离、集约化养殖、若干农户合作建设、饲养和防疫设施完备、粪污处理设施配套、技术规程统一、管理措施一致、畜禽生产相对集中或相对封闭的养殖小区。走市场牵小区，小区连农户的产业化发展路子。再次，按照政府统一规划，统一实施，实行一村一品，专营专销，杜绝蜂拥而上，增产不增收，货贱伤农，走特色养殖之路。2008年以来都安县实施山羊圈养示范项目结合溶岩山区石漠化治理项目，建立山羊圈养示范户120户，累计圈养山羊6820只，三年累计出栏肉山羊6500只。年产值325万元，纯利润156万元，户均养殖新增收入1.96万元，新增纯利润1.3万元。项目的实施，更是促进了该县养羊业的发展，2009年全县山羊饲养量44.36万只，出栏21.21万只，比2006年分别增长25.7%和39.5%。全县养羊业产值22180万元，纯利润10646.4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170元。圈养舍饲带来了极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同时也带来明显的生态效益。该县推广山羊圈养舍饲、品种改良、种草养羊及农作物青贮、氨化喂养技术，同时开展标准化羊舍建设，使生活区和生产区分开，既符合生态要求，又有利于发展规模化生。农户配套种植牧草养羊和综合利用农作物秸秆养羊，使资源得到合理开发利用，减少草山的超载压力，有利于草山植被的恢复，对维护生态平衡具有重要意义。

3.3资源的回收利用，促进生态平衡

推行5种养殖模式：生物垫―堆肥―零排放；生化工程―粪便处理―达标模式；沼气（厌氧）―氧化塘（好氧）―养鱼，沼气（厌氧）―果菜林场浇肥等生态立体养殖模式；循环处理模式；生态有机肥深加工处理模式。不仅有效解决农村养殖污染的难题，还给养殖户创造了较大的经济效益，实现了经济发展与环境互利双赢。另外在回收利用废弃秸秆方面，大力发展秸秆生物性的饲料，将其加工之后转换成家畜的饲料，不仅能改变秸秆焚烧造成的大气污染状态，而且还能增加农民的收入，从而推动“绿色饲料”的推广，也推动了畜牧业的发展。

3.4依托科学技术支撑，完善生态平衡

坚持以科学为主，始终把畜牧科技放在首要位置，充分应用现代高新技术手段，服务畜牧业，提高畜牧业的整体水平。首先加强新技术的引进、示范和推广，偏远的天峨县有些养殖户大胆从外地取经，引进发酵床养猪技术。现代推广养猪使用的发酵床，通常有较好的吸附性、通透性的材料，如木屑、米糠、草炭等；同时还要选择一些辅助原料，为确保垫料在制作的过程生物发酵的效果和进程，常用的有水、尿素、麦麸、磷酸氢钙等。该技术的使用，不仅能减少对环境的污染，起到环保的作用，而且还能提高猪的肉的品质，还可以提高饲料的利用率和提升经济效益。其次，要在贫困山区大量的吸纳专业的技术人员，调动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在山区开展畜牧业技术培训，改变当地人民落后的思想，从而使传统体力型的畜牧业逐渐向技术性的畜牧业转变。

【参考文献】

生态畜牧业论文篇8

问题提出

黄河首曲草原是青藏高原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境内众多的黄河支流和丰富的湿地资源，又称为“高原水塔”和黄河上游的“蓄水池”。玛曲县的草地资源是当地经济发展最重要的生产和生活资料，也是黄河中下游地区天然生态屏障。这说明玛曲草地资源重要的经济和生态功能。其实草地资源和畜牧业是重要的利益相关方关系，二者紧密联系，相互影响。其中一方的发展状况直接关系到另一方的发展。只有正确处理二者关系才能实现经济和生态效益的最大化。

玛曲位于甘肃省甘南州西南部，地处青藏高原东部边缘，甘、青、川三省结合部，是黄河上游重要的补给区。由于独特的高原地理环境，形成了优质的草地资源，全县共有草地面积1288万亩，占土地总面积的84.3%，可利用草地面积1245万亩，占草地总面积的96％。草地资源是畜牧业发展的基础，玛曲是纯牧业县，畜牧业是经济的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2008年畜牧业总产值达28723.07万元，占当年GDP总量的41.78%，畜牧业为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畜牧业经济发展模式的弊端也越来越明显。

2.原料型畜牧业模式分析

2.1原料型畜牧业概念及其特征

原料型畜牧业是指以草原为基地，牧草为生产资料，在没有补饲的情况下，采取传统的生产和经营方式，过分追求数量不重视经济效益和品牌效应，只是把牧草资源转变初级畜

产品的社会物资生产部门。具有如下特征：

一是落后的生产经营方式。原料型畜牧业首先表现在传统的粗放型生产方式。畜牧业只是纯粹的利用天然草场，过分依赖自然条件，即使是在牧草资源较少的年份，也不补饲，自然条件的好坏直接决定畜牧业的产量和畜产品质量。其次是落后的经营方式。这在经营管理方式上完全的自由放任放养方式，不注重牲畜的结构和出栏、销售时间，最终导致种群结构不合理，畜产品质量较差，收益较低。

二是生产组织程度低。在实行草畜双承包制后，畜牧业以分散的、小规模家庭经营模式为主，牧民抵抗风险能力较低；同时牧民的文化程度较低，在获得生产、销售的信息资源的渠道少、市场把握困难，畜牧业发展水平也较低，畜牧业经

营规模小容易造成畜产品生产成本较高而缺乏竞争力。

三是缺乏品牌优势。无论是牲畜销售还是畜产品销售都缺乏品牌效应，纯天然草场的资源优势和无污染、无公害的绿色畜产品和有机畜产品特色未能充分体现，产品价格和普通畜产品的价格相差无几，出现了“优势优质资源、产品优质不优价”的尴尬局面。

2.2原料型畜牧业的发展现状

玛曲是纯牧业县，畜牧业是当地经济的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畜牧业的发展状况直接关系到当地经济的发展和牧民的生活水平。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玛曲经济社会取得了重要成就，牧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由表1可知，畜牧业产值占GDP得比例平均为36.93%，其中2000年达45.71%，对GDP的贡献率近50%，可见畜牧业在玛曲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由表2可知，玛曲牧民人均纯收入高于全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二者之差最大为2000年的926.30元，畜牧业经济的发展增加牧民收入，促进了玛曲经济的发展。

表1玛曲县畜牧业产值及比例单位：万元

年份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GDP

23751

26095

28700

32609

37201

42750

48500

54849

68714

畜牧业产值

10856.67

10125

10750

10818

11401

12433

13335

15757

23501

占比例 %

45.71

40.34

39.57

35.45

32.35

30.36

生态畜牧业论文篇9

一、我国生态环境的现状分析

中国作为世界第三大国，地大物博、资源十分丰富。据相关统计数据分析，我国水资源占世界第六位，可耕种土地总面积在世界上排名第四位，能源资源总量在全球排名第三。但与此同时，我国也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庞大的人口基数使得资源的人均占有量很少。在我国人均占有资源量与世界平均水平的对比来看，水资源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4，人均耕地是其1/2.5，能源资源为1/2，而森林资源仅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8。这就使得我国目前面临着深化可持续发展研究，实现资源有效利用的严峻问题。

此外，自工业革命以来，现代科技的发展促使了化石能源的大量开发和使用，大量的能源在短时间内被迅速消耗，并释放出二氧化碳、甲烷等气体进入大气圈，给大气环境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成分结构改变。而这也导致了全球温室效应的产生，改变了整个地球气候，破坏了生态平衡，致使近年来地震、海啸、飓风、热浪等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就我国而言，干旱、洪涝、地震、雪灾、土地沙漠化、物种灭绝等灾难性事件的频繁及范围的扩大，让我们察觉到生态环境的脆弱，也更加意识到加强环保、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性。

二、畜牧业发展的环境效应

畜牧业是促进国家经济建设、提高人们生活质量的根本保障，决定着国家的世界竞争力水平。尤其是对我国而言，人口众多的国情要求必须加强畜牧业的发展，以满足人们饮食的基本生存需求。但从环保理念的角度来看，畜牧业的迅速发展对于环境也有着很大的影响，畜牧业的快速大量发展将影响人们的饮食习惯，植物性饮食减少而动物性饮食增加，从而通过蛋白质数量差异来增大水、土地和化石等资源的消耗，从而加剧了环境污染。此外，畜牧业急剧发展使得动物明显增加，温室气体排放量随之增大。而饲养牲畜数量的上升过程中，集中饲养方式的广泛使用，造成的局部土壤污染等环境问题更加严重。因此，必须对我国畜牧业发展进行合理控制，从科学的角度协调好畜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关系。

三、我国加强畜牧业职业教育的重要性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我国各行各业体制改革不断深化，以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需求。其中，畜牧业也正在进行由传统经济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这就要求将科学技术进步以及现代教育的发展作为转变的前提和基础，以保证畜牧业发展的科学性和稳定性。而畜牧业职业教育作为畜牧业教育的重要内容，对于提高畜牧业从业人员的综合素质水平、加快畜牧业使用技术的推广普及、促进畜牧业的科学生产以及科教兴牧战略的贯彻落实有着重要意义。

就我国畜牧业整体发展现状来看，畜牧业技术水平较低、相关劳动者素质较差、资源优势发挥不充分、实用技术在农村推广应用范围小等因素的普遍存在严重制约着我国畜牧业的科学发展，不利于环保理念在畜牧业职业教育中的渗透。因此，建设畜牧业职教机构，加强畜牧业中职教育优化势在必行。

四、环保理念下畜牧业职业教育的对策

目前，我国畜牧业职业教育已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各地区纷纷开办畜牧业教育中职院校、开设畜牧业实用技术培训课程，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畜牧业从业者素质和技术水平的提高。但由于环保意识的缺失和教学理念的偏差，部分地区中职院校只重视提高经济效益技术的培养而忽视了对环保型管理方法的传授，甚至只重视学历而忽视了对能力的培养，使得畜牧业职业教育形式化，教学质量水平很低。同时，受教学、教材使用、实验实习设施投入和建设以及服务实体开展情况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我国农村地区畜牧业职业教育相对落后，传统式教学难以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需要。对此，本文针对如何在环保理念下加强畜牧业职业教育提出了以下几项策略。

（一）转变观念，培养环保意识

环保意识的培养是促进畜牧业职业教育生态化发展的重要前提。这就需要提高畜牧业职业院校对环境资源问题的认识，转变传统教育中单纯注重畜牧业生产效率的观念，从而使得学生在学习中建立起强烈的主观环保理念，促进环保意识在畜牧业生产发展中的渗透。

（二）构建系统的畜牧业职教体系

在畜牧业职业教育的发展中，农职教的单纯力量支持不足，必须建立由职校、科技、畜牧等职能部门共同参与的职教体系。这就需要加强统筹协调，正确引导各方的积极性，促使各部门共同投入、合理布局，形成多功能、多层次、多形式的畜牧业职教体系，提高畜牧业职业教育的质量和效率。

（三）深化内部体制改革

内部体制缺陷是造成畜牧业职业教育不足的重要因素之一，主要表现在管理问题上。因此，在环保理念下，加强畜牧业职业教育要求必须认真贯彻执行国家的相关规定，实行科学化企业化教学管理。有关职业院校应该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提高教师的综合素质和对环保问题的认识。同时，协调好教学、科研和经营之间的关系，将育人、社会服务和生态环境保护作为核心思想，并在此基础上提高创收水平。

（四）推广生态型技术模式

科学技术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基础和依据，在畜牧业发展中实现环境保护更需要科学技术的支持。因此，与畜牧业相关的职业院校要及时更新教材和技术，加强实用技术的传授，加大实验实习设施投入，保证实践教学内容和模式的科学性。例如，将荒山开发生态型畜牧业技术作为教学内容之一，鼓励畜牧业从业人员在环保的前提下创造良好的畜牧业生产效益。

参考文献：

1.成升魁，谷树忠，王礼茂，等.中国资源调查报告[M]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50-55，　84-88，　114-120.

2.王文焕.畜牧业高等职业教育特色建设[M].职业技术，2006（14）.

生态畜牧业论文篇10

一、轮牧畜牧业的专业区

实行工业化，有人简单地认为就是村村建工厂，处处办矿山。实际上早己实现工业化的发达国家，除城市外也有乡村、草场、森林、农田、自然保护区、原住民保留区，各地依功能不同，按区域安排经济布局。

牧区的畜牧业与城市郊区养殖业不同，西方尤其是欧洲工厂化养殖业达到相当高的自动化水平，但违犯了一条基本自然规律―――家畜是食草动物，不是食肉动物。为补充配合饲料营养不足，竟把牛血、牛下水、牛骨头烘干粉碎拌在饲料中喂牛。这就等于牛吃牛，牛吃牛必然得疯牛病！牧区畜牧业与农村的养殖业也不同，农村家畜家禽适应于定居，以饲料为主，饲料来源以作物秸秆为主。通过规模饲养，畜产品能够占很大市场份额，但自然条件必须相对优越，土壤肥沃，降水偏多，日照充足，这是草原牧区所不及的。牧区的畜牧业是适应放牧的能跑善走的传统畜种，以畜群为单位，在天然草场上放牧采食牧草而获得畜产品的畜牧业。草原牧区的畜牧业或四季轮牧，或两季轮牧，或地段轮牧，或小区轮牧，都必须轮牧，这样才有利于牧草恢复再生，也能使牲畜吃到营养丰富而又新鲜的牧草，故称轮牧畜牧业。这种饲养方式有三大优势：因充分利用自然力，一是生产成本低而生产效率高；二是劳动生产率高；三是轮牧既利用自然资源又保护自然资源。轮牧畜牧业的畜产品尤其肉乳食品也有三大优势：一是抗寒耐冻；二是具有保健功能；三是没有污染都是绿色食品。牧区轮牧畜牧业的畜产品具有独特风味，是农村舍饲畜牧业的畜产品所不能代替的。有人认为牧区放牧畜群是原始生产方式，是落后的，极力用农村喂猪养鸡的办法改造牧区的生产方式。而早已实现畜牧业现代化的美国，却偏偏还在放牧，还要倒场实行季节轮牧，一位农场主还声称：“是跟蒙古人学会轮牧的”。

市场经济是讲究生产布局的。德国经济学家杜能的孤立国圈层理论，是按运输费用大小决定经济圈的层位，把畜牧业摆在最边远的外圈。现代经济布局理论尽管门派林立，但都依据运输费、劳动费、聚集力三要素来做分析问题的依据。今天不管环渤海经济区，还是内蒙古西部经济小区，牧区的几个关联因素都可不及城市和农村，必然摆在最外层。历史上的牧区，是由自然、历史、经济因素决定的，而现代社会的牧区，也是由自然、经济、民族因素决定的，是客观存在的。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各经济圈只要发挥自己的优势，就能获得土地利用的最大的长期利益。从牧区畜产品的三大优势看，因肉奶食品独具风味而受到市场欢迎，还能占据一定市场份额。从生产方式上，既有利于合理利用草原资源，也有利于保护草原生态环境，符合国家整体利益。因此，草原牧区不仅不应被城市农村取代，而且成为市场经济条件下轮牧畜牧业的专业区。

二、草原生态的保护区

草原是陆地上较大的生态系统，其功能仅次于森林生态系统。草原植被具有生态服务多项功能：一是美化环境，减少污染；二是防风固沙，保护土地；三是保护水土，防止流失；四是维系生物多样性等。草原植被繁茂时人们只知道牧草资源的养畜功能，而对草原植被的生态保护功能缺乏理性认识，直到草原退化刮起沙尘暴时才从睡梦中惊醒。实际上，草原植被的生态保护功能无时不刻发挥着作用，吸入二氧化碳放出氧气，吸收有害气体净化空气，保护着大地，守护着草原，为人类创造舒适的生存环境而默默地工作着。如果破坏了植被必然引发一系列生态灾害，比如，中国汉代在朔方郡开荒，人造了乌兰布和沙漠。清代的“开放蒙荒”“移民实边”政策，人造了毛乌素沙地、科尔沁沙地，俄国人修中长铁路而砍伐森林，又人造了呼伦贝尔沙地。解放后的垦草种粮，不仅使草原面积减少，还使仅存的草原退化，原有的沙漠蔓延，这样粗暴地对待脆弱的草原，暴发沙尘暴则不可避免。如果今天在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不保护草原生态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内蒙古草原若干年后将变成荒漠，不仅使本区各族人民失去生存空间，还会危及东北平原、华北平原、河西走廊的生态安全。蒙古民族维系草原生态系统结构完整、机制完善、功能高效最有效的办法是积极地保护。因此，把内蒙古牧区草原都列入保护范围，列入自然保护区规划，实行整体保护，己经势在必行。保护，是保护草原生态环境，保护草原植被，保护草原生物多样性。保护，不是人为制造无人区，而是轻度利用，合理利用前提下的保护。既保护又要利用的最好办法，是在控制人口总量，控制牲畜总量基础上，保持地广人稀条件下实行游牧、四季轮牧、两季轮牧、地段轮牧。

三、蒙古族传统文化保留区

蒙古族传统文化，是在草原生态条件下，在游牧生产劳动中，在人与人交流，人与自然交流中形成的古老文化。过去，个别小农意识的学者给草原文化冠以“原始的、落后的、野蛮的”许多罪名。其实，对蒙古族传统文化认真深入研究，决不是这么一回事。孟驰北先生在《草原文化与人类历史》一书中，认为游牧民族继承了原始初民的“勇敢无畏”“创新进取”“昂首挺胸，知难而上”“依靠自己，不依赖别人”“喜欢冒险”等活性精神元素。游牧民族对敌人敢于“冒险犯难，奋力厮杀”，对异质文化的实用价值采取“拿来主义”，对朋友“讲信义，保护弱者，坦率、真诚、信守诺言”，具有开放性、包容性。游牧文化中敬畏自然、保护自然、热爱野生动物的观念十分浓重。尽管东方的草原游牧文化，在历史上推动欧洲资本主义形成起过积极作用，但到近代开始衰落，现代已成为弱势文化，大有被取代之势。蒙古传统文化是草原的保护神。用别的文化取代了蒙古文化，草原将被荒漠取代 ，轮牧畜牧业也必将被垦荒农业取代。这不是前进是倒退！不是科学是愚昧！不是先进是落后！也不是仁慈而是野蛮！ 蒙古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需要一定面积的地域和一定规模的人口，草原牧区就是蒙古族传统文化的最后保留地。任何文化都是民族的，没有民族的文化是不存在的。任何民族文化既有优点也有缺点，完美无缺的民族文化也是不存在。人类社会只有维护民族文化的多样性，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相互补充，人类才能不断进步。

草原生态系统，畜牧业经济系统，蒙古族文化系统是三元，也是草原牧区大系统的三个子系统。草原生态系统是畜牧业经济系统的资源基础，草原生态系统和畜牧业经济系统又是蒙古族传统文化的物质基础，而蒙古族传统文化就是物质变精神的升华，是意识形态，反过来推动草原生态系统的自然进化，统领草原畜牧业经济的发展。

无论《民族区域自治法》，还是现行的党的民族政策，都有继承发展本民族经济文化的规定。我们要脚踏实地落实中央制定的法律法规、方针政策，把我们内蒙古的事情办好。

生态畜牧业论文篇11

农业是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农业化，是有机体生产过程，农业生产不可在大范围内逾越自然地带而存在。我国地域辽阔，跨越数个自然地带，从中国的东北到西南，从完达山开始，越过长城，沿吕梁山，经延安，一直向西南到青藏高原的东麓，东南部分是丘陵平原区，濒临海洋，气候温暖湿润，原生动植物多为森林型，产生了以农耕为主的农业；西北部分则深居内陆，高山峻岭，远离海洋，气候波动影响大，干旱且多风沙，原生动植物为草原型，发端了饲养家畜为主的畜牧业。我国草原畜牧业主要集中于内蒙古、新疆、青海、、甘肃、四川等西部、北部天然草原分布面积较大的省份；农耕畜牧业则广泛分布于东部、南部种植农业大省，在气候、交通、劳动力资源等方面都具有明显优势。它们在历史时期内的分布大体与自然地带的分布相吻合。

（二）经营方式不同

经营方式的差异是农耕区畜牧业与草原区畜牧业最为明显的区别。我国传统农耕区农户定居，以村落形式集中居住，就家庭为中心经营畜牧业，分散圈舍养殖，或以定居点为中心小范围游牧。因农耕的需要而饲养畜禽，规模不大，因此需要的养殖技术较为简单，对管理要求不高，病害往往是制约因素。草原区畜牧业普遍水热条件较差，难以满足定居的生态需要，多以游牧为主，活动范围大，往往可远至上千公里。由于气候的波动性，草原区畜牧业不确定因素很多，如天气、饲草料、疫病、食肉野生动物侵袭等都可能成为制约因素，对养殖知识及生产组织水平的要求很高。为了对抗风险，减少生产的边际成本，因此草原区畜牧业不以小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而是以氏族或血缘关系为纽带的部落生产，家畜虽私有，但内部多有分工。体现了一定的社会化生产，单个放牧单元的家畜规模可达成千上万。

（三）农业经济地位不同

畜牧业在农耕区与畜牧区的地位也有显著差异。农耕区畜牧业的目的多是对种植业进行完善和补充，其目的在于提供农耕系统的养分循环、役用畜力需求、改善生活等方面。如南方地区饲养的耕牛，不是为了肉用，而多是用来耕田、负重。故传统农耕区种植业可脱离畜牧业而存在，而畜牧业则不可脱离种植业，是从属地位。畜牧业则是草原区农业生产的支柱形态，几乎是游牧民农业收入的全部。畜产品既是游牧民的主要食物来源，同时由于游牧农业不是一种自给自足的经济，需要通过畜产品来交换农区的茶叶、粮食、手工业品等生活必需品，所以畜产品也是牧民的生活来源。

（四）驯化的畜禽种类不同

农耕区畜牧业与草原区畜牧业对畜禽的选育标准有差异，驯化出的家畜种类、品种也不一样。农耕区畜禽的选育标准主要为饲料转化效率高，多为杂食性，能够喂养农耕生产出的各种农作物，生产性能好。个体大小不重要，多不善游移，独居群居均有，繁殖率要高。由于有圈舍保护，对恶劣环境的耐受力也不是重点。总体要求是易于管理，家畜种类地域差别不显著但品种区域有差别。草原区畜牧业饲养的几乎都为家畜，它们既是生产资料，又是生活资料。多为草食动物，且体格较大，便于牧人在空旷的草原地区监管。往往一个游牧系统饲养多种家畜，各有作用。家畜为了采食、躲避自然灾害、种内竞争，都非常善于游走，喜群居，耐受力好。草原区家畜与环境之间经过多年的双向选择，家畜种类的区域差别很大，如在青藏高原饲养的是藏羊，而蒙古高原则饲养的是蒙古羊，前者耐寒、耐高海拔；后者适于游牧，耐寒耐旱。

（五）孕育的文化类型不同

这两种类型的畜牧业还孕育了不同的文化形态。农耕区畜牧业分布于汉民族为主体的农耕文化区域内；而草原区历史上一直为少数民族的游牧文化所占据。从历史传说到历史记载开始，就出现了中国文化的草原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分异，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内，虽草原民族与农耕朝代有所演替，但各自区域内的畜牧业形态几乎没有变化，所孕育的两种文化，既有冲突，又有联系与交融。农耕和畜牧文化不断冲突与融合的历史，曾是中国历史的主线之一。

二、农耕畜牧业文化遗产区

农耕区畜牧业是人们利用农区中大量的农作物秸秆、陆生（或水生）饲料植物及丰富的农副产品等，采用舍饲、半舍饲经营方式，饲养牛、羊、猪、鸡、鸭等家畜与家禽。农耕区畜牧业在当地农业系统中的地位虽不如草原区畜牧业，但因我国农耕区体量庞大，基数大，故在全国畜牧业总量占据的比例也非常大，历来是我国畜禽产品的主要来源地。农耕区畜牧业除了提供丰富的畜禽产品，其重要的生态价值是通过畜禽转化农副产品为有机肥，家畜粪便还田，保证了土壤肥力，维系农耕系统的养分循环，构建成中国传统的生态型农业。农耕区生活可以独立于畜牧业，但生产不能长期脱离畜牧业。中国农耕业精耕细作的传统，有大量的技术措施都是针对种养结合，种植业和养殖业相互促进。中国的土地耕作数千年之久而未明显衰退，畜牧业粪肥及其副翼性经济作用功不可没。如我国农耕核心地带太湖地区，明清时衍生出了“农副产品—猪—大田”系统、“蚕桑—羊—桑田”系统、“虫草谷—鸡鸭—田鱼”系统和“桑基鱼塘”系统，这些复合生产系统中畜牧业都发挥了重要的养分转化与流动功能。因中国南北地带性差异较大，农耕区畜牧业文化遗产又有南方农耕畜牧业文化遗产区和北方农耕畜牧业文化遗产区的分异。

（一）南方农耕畜牧业文化遗产区

中国南方的农业系统主体起源于长江流域的稻作农业，以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为滥觞，逐步融合荆楚和巴蜀农业系统，并随着汉族的流徙向南推至珠江、闽江流域，向北抵及淮河以南，向西远达西南岩溶地区，最终将稻作农业系统扩散到整个南方地区。稻作农业系统的畜牧业作为种植业的副业存在，核心是建立了“粮—猪农业”这一简单而又高效的农业结构，猪吃残羹剩菜及多余农副产品，并辅以鸡鸭鹅等家禽，按需促进役畜的饲养。以长江流域为主还产生了蚕桑养殖这一独特的劳动密集型养殖业类型，长江上游的巴蜀和长江下游的江南地区，都是重要的养蚕治丝起源地与发展地，衍生了蚕桑生产与其文化系统。南方农耕区畜牧业多舍饲经营，并培育出相应的品种，如太湖猪、湖羊等。不占大量土地，管理精细，配合优良的水热条件，种养相得益彰，生产效率很高，满足了南方地区在宋代之后成为全国经济、文化重心的物质需求。这一精细舍饲畜牧业模式的发生有其合理历史内核，在现今及以后的畜牧业发展规划中，其价值应予以肯定与重视。

（二）北方农耕畜牧业文化遗产区

北方的农业系统建立在黄河流域的旱作农业之上，并向北扩展到东北辽河流域，向南扩展到淮河流域，向西到达青藏高原东沿。种植粟、黍等旱作作物，生态广谱性，森林、草原等不一而足，早在周代就有“马、牛、羊、豕、犬、鸡”六畜的养殖。畜牧业起源多元化，畜禽品种依生态系统而定，驯育出不少性状优异的草食家畜品种。但随后畜牧业的基调受“粮—猪农业”之影响，无不竭力种粮养猪。水热条件较南方次之，没有大量余粮大规模发展耗粮型畜牧业，但因农田附近天然草地面积较大且不少区域处于半农半牧区，多保留了牛、羊等草食动物的舍饲或半舍饲的畜牧业模式，在定居点附近进行适度放牧。精细管理的程度较南方差，但畜牧业的模式更为灵活，农牧结合，不专事农耕，如宁夏盐池的滩羊养殖系统，甘肃民勤的绿洲－荒漠草地放牧系统等。北方农耕区靠近草原牧区，与其发生不自觉的系统耦合，还产生了如四川雅安茶马互市、甘肃临夏东乡异地育肥系统等重要畜牧业文化遗产内容。

三、草原畜牧业文化遗产区

我国天然草原面积巨大，类型多样，从东北延续到西北的广袤草原，是欧亚大草原的重要部分，具有发展畜牧业的优势条件。草原地区发展畜牧业的时间很早，约在全新世早期，欧亚大草原的先民已进入游牧阶段，并随着文化的交流与传播，产生了非常成熟的游牧文明。此后随着历史的演进，在草原地区的民族有消融、有新生、有迁移，但游牧畜牧业的农业生产形态未发生改变，构成游牧文明产生的物质基础。历史时期内草原畜牧业的最重要价值一是保护了草原地区的生态环境与景观格局。我国草原畜牧业产生于草原生态系统，继承了草原生态系统的区域性特点，畜牧业文化遗产也相应呈现出区域特色，在与其环境协同进化和动态适应下，形成了物种、土地利用系统、景观、生态伦理观念等丰富的农业文化遗产内容，在数千年中为维护生物多样性，维持社会的经济、文化可持续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二为产生了除农耕文化之外的多元文化。今天我们所见到的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无论衣食住行，还是文学艺术、伦理道德，无不融合了几千年来各个历史时期、各个游牧民族贡献的草原文化元素。如果舍去草原文化，我们将无法想象华夏文明是何等式样，更无从探索其发展历程。草原区畜牧业文化遗产按草原类型、游牧方式、民族文化等的不同，又可分为青藏高原畜牧业文化遗产区、蒙古高原畜牧业文化遗产区和西北内陆畜牧业文化遗产区三大版块。

（一）蒙古高原畜牧业文化遗产区

蒙古高原生长有羊草、羊茅、冰草等多种禾本和豆科优良牧草，培育了牛、马、山羊、绵羊、骆驼五畜为主的家畜。游牧技术发达，可通过家畜配比来提高草场利用率；缺乏高大山体，则依靠长距离迁徙的“走敖特尔”来追寻食物与躲避自然灾害；生产组织多以部落为基本单位，各有分工。蒙古高原牧区在文化上更是大放异彩，因没有阻隔交通与交流的自然屏障，游牧部族常可在这块大草原上建立类似农耕政权的有效管理组织，如秦汉时的匈奴、隋唐时代的突厥、南北朝时期的鲜卑柔然、明时的北元等，他们都曾在此登台亮相。蒙古高原既是他们挥师南下入主中原的大本营，又是他们班师回乡休养生息的根据地。蒙古高原畜牧业文化遗产区既是孕育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摇篮，形成中国北方草原文化，又通过互市或军事介入，与南方的农耕政权发生物质和文化交流。

（二）青藏高原畜牧业文化遗产区

在青藏高原农业系统中，畜牧业始终占据主导地位。青藏高原海拔高、气候寒冷潮湿，牧草生长期短。生活在这里的藏族牧民在严酷的自然条件下从事畜牧业生产活动，并培育出了适应高原环境的专一型藏系家畜，如牦牛、藏马、藏羊、藏猪、犏牛和藏獒等。畜种分布出现地域化、专业化的特征。牦牛是古人类在狩猎生活中逐步认识和驯养出来的家畜，比较适应高原生态环境，分布较为广泛；马、驴、骡和猪等牲畜的高原适应能力较差，主要分布在河谷、盆地一代；绵羊和山羊更能适应高寒环境，多分布于山地之间。高寒草原＋藏系家畜形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高寒草原畜牧业区域，游牧业经济活动表现岀明显的专一性、稳定性特点，其游牧系统是建立在不同海拔高山草地之间的季节游牧，游牧的距离不远，如四川红原的麦洼牦牛放牧系统，甘肃天祝县的白牦牛放养系统。同时青藏高原畜牧业还哺育了藏族及藏传佛教的地域性文化，其农业伦理思想不过分追求畜牧效益，如藏族的放生传统、野生动物爱护、禁忌文化等习俗，生态伦理思想非常浓厚。

（三）西北内陆畜牧业文化遗产区

包括河西走廊和新疆在内的内陆河流域广袤区域，该区以多个分散的点状绿洲为节点，构建了山地－绿洲－荒漠的复合生态系统。其发生的大背景是海洋气候影响薄弱的广大内陆，存在地带性荒漠和高大的山体，高大山体构建了不同的垂直生物气候带，分布着面积广阔的草原，历史上无数游牧民族在这里发展了草地畜牧业。高山上较为丰富的降水又形成冰川和河流，河流的出山口，挟带沙石和土壤有机物，在山麓地带形成冲积扇，这里水分充沛，土壤肥沃，适于中生植物生长，于是成为草木丰茂，鸟兽繁衍的天然绿洲。绿洲以农业为主，在绿洲边缘地带进行着适度游牧，多为半农半牧或农牧结合的类型。该区培育出了诸如伊犁马、大尾羊、哈萨克羊这样的优良畜种。游牧方式为不同绿洲或山体不同海拔之间的长距离游牧，转场可达上千公里，对生物的时间地带性原理体现最为明显。家畜在牧人的管理下，突破地理地带性的局限，对地理地带性加以剪裁、连缀，排除不适宜自身生存的环境时段，截取适宜自身生存的环境时段构建了全新时空体。同时由于山体的牧区和绿洲的农区大体沿山脉走向线状分布，农牧区距离较近，农牧系统结合一直较好。西北内陆畜牧业文化遗产区孕育了以哈萨克、柯尓克孜、塔吉克族为主体的游牧民族，还一直担当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纽带，文化则以外入的伊斯兰文化为主导。

生态畜牧业论文篇12

大力推广畜牧兽医技术有助于保证我国的食品安全、预防和控制动物疫情、提高农牧民的收入、促进畜牧业的发展。因此，进一步推广畜牧兽医技术有助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经济和社会意义。

1畜牧兽医技术推广的意义

1．1益于国家与政府管理

如果能保证畜牧业科学合理的发展，这不仅能提高农牧民的经济收入，还能帮助国家和政府对畜牧业体系进行具体化管理，制定和科学合理的政策，有效履行政府和国家的基本职责，从而建立健全畜牧业兽医体系，使畜牧兽医在实际工作过程中有科学合理且具备可操作性的执行标准可以参照，保证兽医对畜产品的安全标准、生态环境保护标准、资源利用标准等相关行业标准能有较为具体全面的把握［1］。

1．2有利于提高畜产品质量

随着近年来科学技术的不断革新，对于畜牧业来说，新的畜禽品种不断出现，养殖技术也在不断革新，而对于新品种的安全研发和大力推广离不开畜牧兽医技术体系［2］。为保证现代畜牧业不断向好的方面发展，势必要实现畜牧业的产业化经营，而畜牧兽医技术在产业化经营过程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另外，大力推广畜牧兽医技术有助于完善管理体系，提高技术水平，保证生产能在短时间内达到预期的目标，使生产始终保持在最优状态，而这也能有效提高畜产品的数量。同时，畜牧兽医技术的推广通过制定统一的投入品安全使用、动物防疫的体系标准，并在本系统内得到有效实施，从而保证畜产品的质量。

2畜牧兽医技术推广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2．1推广队伍素质不高

畜牧兽医技术对整个畜牧业的发展起推动作用，但在推广过程中仍存在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就推广队伍来看，畜牧兽医技术推广人员的素质不足，专业能力未能达到一个较高层次。就现阶段的基层畜牧兽医技术推广队伍来看，有相当一部人推广人员是从上级畜牧业行政部门调剂过来的，尽管这部分人的理论知识储备较好，但普遍缺乏实践经验，操作水平较低，多适合理论知识的传授，但对于技术指导层面的实践工作的开展难度较大。队伍中还有部分人员是从别的部门调过来的，专业与畜牧兽医不对口，且对实际情况知之甚少，理论知识也不合理，无法担当技术推广职责［3］。

2．2缺乏技术推广机构和制度

现阶段畜牧兽医推广过程中出现问题大多是因为许多地区的地方领导并没有意识到畜牧兽医的重要性，因此地方上的畜牧兽医建设力度不足，没有可以依照的科学合理的政策标准，也就无法有效管理畜牧兽医站，从而加大了畜牧兽医技术的推广难度。尽管在畜牧兽医方面相关部门制定了相关法律及制度，也要求设立畜牧兽医站，有效控制动物疫情，但是由于相关技术人员的认识不足，从而使国家制定的法律无法落到实处。而针对这样的漏洞，也没有相关监管部门给予有效监督和审查［4］。

3畜牧兽医技术推广体系的改善措施

3．1提高推广人员的团队素质

畜牧兽医技术推广队伍需要综合素质过硬的人才开展工作，才能保证推广工作的顺利开展，因此畜牧兽医站不仅要吸纳优秀的兽医专业毕业生，以及时更新理论体系，保证技术能紧跟时展，还要集结经验丰富的兽医对新人进行培训，帮助新人能在短时间内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另外，我国畜牧兽医站非专业人士占比大，管理人员应定时组织培训工作，帮助畜牧兽医提高自身综合素养和专业能力，还要帮助畜牧兽医及时了解行业动态，严格把握市场动态，对国家相关政策及行业标准有全面而准确的理解，还要建立考核制度，相关管理人员应逐步探索建立现代畜牧业考核办法，将现代畜牧业的考核融入到政府和相关部门的考核中去，制定统一的考核指标和方法，有助于挑选畜牧兽医人才，改善畜牧兽医技术推广工作。

3．2理顺畜牧兽医管理体制

如果要加强畜牧兽医技术推广力度，就要建立起良性管理体制，政府相关部门及时整合畜牧业、林业、财政和计划政府部门资源，还要重视畜牧行业协会的作用，使多个部门能协调运转，保证管理效果。在推广畜牧兽医技术的过程中，各部门的协作能力能否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是影响推广效果的重要因素，如果能保证各个部门之间协调工作，就能有效提高畜牧兽医技术水平。另外，畜牧兽医技术也要紧跟时代潮流，不断革新，而这就要联合高等院校和相关科研单位，共同推动基层畜牧业科学技术水平的发展。总之，各级政府要加强同畜牧兽医的合作，根据各地的不同区域特点，采取不同的推广方案，从而保证畜牧兽医技术的推广工作有序开展。

4结语

近年来，随着农业的不断发展，进一步提高农业技术水平成为相关人员工作开展的重点，而畜牧业作为农业技术中较为重要的一环，加强畜牧兽医技术的推广力度也是十分必要的，因此在实际工作开展过程中，相关从业人员应全面而又准确地把握推广现状，采取具有可行性的推广方案，并针对推广过程中暴露出的问题，分析并解决问题，从而有效提高畜牧兽医技术的推广效果，进一步推动农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王方明．畜牧兽医农技推广体系建设探究［J］．中国畜牧兽医文摘，2016(12):9．

［2］吴文华．浅谈农村畜牧兽医技术推广体系中的问题及对策［J］．医药卫生:文摘版，2016(5):2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