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学论文篇1

语文学科是普通教育中的基础学科，中学语文课程的质量如何直接影响和制约着其他学科的教学，所以语文学科始终处于教育改革的前沿。随着我国语文教育改革的推进，相应的诸多问题也随之而来。在语文教学中我们应该抓语言教学还是人文教育？诸多类似的争论不胜枚举。其实我们要抓住语文教学的关键即语言教学。其原因如下：

一、语言教学是语文学科工具性的体现

语言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语言的本质作用来看，语言是人类交流思想的工具，语文学科是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总和的语言学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语文就是语言。而学生学习语言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熟练地掌握和运用语言。列宁曾指出：“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斯大林也说：“语言是手段、工具，人们利用它来彼此交际，交流思想，达到相互了解。”因此，语言是人类交流和沟通的重要手段和工具。语文教育实质上是帮助学生学习和掌握语言这个人类交际和交流的工具。工具性是语文学科的本质属性。语文是学生学习知识和增长才干的不可或缺的工具。因此，我们在语文教学中要重点体现语言教学。

二、语言教学是阅读教学的关键

我国的中学语文教材大多是文选型、综合型的教材，主要培养学生理解文章和欣赏文学作品的能力，因此，无论是记叙性的文学作品还是有理有据的议论文，还是文情并茂的说明文，字里行间处处都洋溢着强烈的思想感情，这都体现着语文学科的人文性，但是我们语文教学的致力点不仅仅是让学生把握所读的文学作品中蕴含的思想内容，而且更要让学生体会和领悟这样的思想为什么用这样的语言文字表达而不用那样的语言文字来表达，从而让学生消化吸收，转化为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只有这样，学生才能更深层次理解古今中外文学作品的真正精华之所在。譬如我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鲁迅先生的《纪念刘和珍君》中有这样一段话：“而此后的几个所谓学者的文人的阴险的论调，尤使我感到悲哀。我已经出离愤怒了。我将深味这非人间的浓黑的悲凉；以我的最大哀痛显示于非人间，使它们快意于我的苦痛，就将这作为后死者的菲薄的祭品，奉献于逝者的灵前。”试想想：（1）文中的“出离”改用成“很”，好不好？(2)“浓黑的悲凉”中的“浓黑”可不可以去掉？在提出这些问题的同时，可以先告诉学生，思考这些问题时，一定要联系全文的主题。其实文章中的“出离愤怒”，表示愤怒到了极点，甚至超出了极限，无法忍受了，而改用成“很”显然无法准确表达作者的愤怒之情。而“浓黑”则是形象化、可视化的词，用“浓黑”修饰“悲凉”，是将抽象的东西形象化，仿佛“悲凉”可感可触可视，而且是极度的悲惨和悲凉。因此，这样学生才会更深层次的理解课文，才会体会到准确形象用词的妙处。

三、语言教学是培养学生口语交际能力的中心

《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将传统的“听话、说话”叫做“口语交际”把“听说能力”叫做“口语交际能力”。并在课程目标中对口语交际规定了明确的目标：“具有日常口语交际的基本能力，在各种交际活动中，学会倾听、表达与交流。而在《高中语文新课程标准》在“课程的基本理念”中要求在口语交际中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树立自信，尊重他人，说话文明，仪态大方。善于倾听，敏捷应对，恰当地进行表达。学会演讲，做到观点鲜明而有个性，材料充分、生动，有风度，有说服力和感染力。朗诵文学作品，能准确把握作品内容，传达出作品的思想内涵和感情倾向，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因此，语言教学必须贯彻口语教学始终，也是提高学生口语交际能力的关键之所在。因此在教学中，我们要把语言教学的相关知识融入到课堂教学中去。比如语调有扬调、抑调、平调、曲调四种，主要是通过读音的抑扬顿挫的变化，来表达作者的喜怒哀乐的感情。在课堂教学中，我们可以运用以上语言知识来引导学生朗诵文学作品，增强对文学作品的理解。譬如：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可以引导学生用抑调表达出鲁迅先生对反对军阀屠杀无辜大学生、文人污蔑请愿大学生的极度悲哀之情。总之，只有恰如其分地把语言知识运用到语文课堂教学中，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才能更好地把握课文内容。

四、语言教学是写作教学的基础

中国历来重视写作教学，由于现代生活、学习、工作、交际的需要，写作教学在课堂教学中也受到高度重视。复旦大学附属中学特级教师张大文指出：“写作教学需要在广开写作源泉上，要启发学生贴近生活，深入文学作品，善于观察、积累、模仿、借鉴；在提高思维品质上，要养成思考习惯，树立辩证观点，加强思维逻辑性，在加强语言基础上，要学习范文，模仿语言，变化语言特色，总结写作经验。”总之，我们在写作教学中无论是要借鉴文学作品、加强思维逻辑性，还是要变化语言特色也好，都要从进行语言教学，丰富对语言的变化，这样学生的作品才会具有自己的写作特色。综上所述，无论是从语文学科的本质属性来看，还是从语文教学内容中阅读教学、口语教学、写作教学来看，语言教学都是语文教学关键和着力点。因此，我们要把语言教学作为语文教学的根本任务，这样，语文教学的改革之路才会走上正轨，语文课堂教学才会发挥其本质的作用，学生的语文水平才会真正得以提高。

参考文献：

[1]罗安荣.对中学语文语言教学的几点探究[J].青年文学家，2012（3):65.

[2]庄文中.构建中学语言教学体系[J].中学语文教学，1998(1):45.

[3]康红宾.回归原点：语言教学的价值追求[J].江苏教育研究，2014(3):69.

语言学论文篇2

讲究教学语言的“形美”，就要做到：

1.各种修辞手法的运用。如比喻、对偶、排比、拟人、反复、夸张、顶真、互文、摹状等修辞格，对于这一点，大家应该很重视，也很清楚该怎样做，我就不再赘述。其实我们语文老师还可以从相声、小品、快板、演讲、辩论、旁白、解说词等这些重语言表达的艺术门类中汲取丰富的营养，以不断提高我们的教学语言艺术水平。

2.多种句型句式的运用。语文教学语言句式应富于变化，灵活多样，绝不能一成不变，单调乏味。陈述句、疑问句、感叹句、祈使句、主动句、被动句、否定句、双重否定句、反问句、长句、短句等等，都可以运用。如要求学生齐读课文时，教师可能会经常说：“同学们一起读！”偶尔这样说无可厚非，但一直用这种固定的习惯句式就不好，可以换成“来，一起读，一、二！”“我们一起读，开始！”“预备起，开始！”等等，长句变短句，就容易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又如：学生回答问题时虽然经过认真思考，但还是答错了，教师这时就不要说：“你的答案是错的！”“你简直是胡说！”而最好说：“是这样吗？再想想？”“我不太同意你的意见，再思考思考？”这样把感叹句变成疑问句，句式不同，语气不同，表达效果也不同。

（二）音美所谓“音美”，就是指语文教学语言的节奏美，音乐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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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技能的学习不应该被分割成听、说、读、写，孤立地学习。教学应该从整体出发，使听、说、读、写技能同时发展，从而提高学生的综合技能。语言需要在整体的背景中进行学习，语言学习是一个从整体到局部然后再回到整体的学习过程。整体语言环境的学习是有意义的学习。整体语言教学重意义、重整体、重综合技能。对于EGAP教学而言，教学可采用语篇教学的方法，通过语篇学习，了解语篇结构和内容，熟悉学术语篇的构成方法。通过语篇的组织，熟悉和掌握学术语篇的宣讲技能。在这样一种有意义的学习中，学术语言和技能的学习有机地结合起来，学生的听、说、读、写能力得以同时发展。

2.语言是交际的工具，是为交际目的而存在的社会现象。

语言知识不等于语言运用。不应人为地将知识和技能分割开来，孤立地培养，而应当通过真实自然的语言环境加以培养。有鉴于此，EGAP教学应努力使学生置身于学术交流活动的真实环境，提供学术讲座音频和视频材料，鼓励学生撰写学术报告并进行宣讲，组织学术讨论。通过这样一种模拟的真实的环境，使学生更加容易地掌握学术英语交流中的语言知识和交流技能。

3.整体语言教学主张教学以学生为中心

考虑和尊重学生的需求、兴趣和特长，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让学生主动地、有意义地、持久地学习。在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中，教师不仅是知识技能的传授者，而且是学生学习活动的策划者、组织者和促进者。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活动，应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意识，鼓励团队合作和同学间的交际互动，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教师在EGAP教学中可根据学生的学习特点和专业特长设计教学活动，布置学习任务，及时与学生沟通和协商，为学生提供必要的帮助，确保学习任务的按时完成和教学活动的顺利开展，组织学生自评和互评学习效果，师生互动，生生互动，在一个良好的学习氛围中促进学生的学习进而提高学生的学术英语交流能力。

二、整体语言理论的具体应用

整体语言教学理论强调语言教学的整体性、语言运用的社会性和教学以学生为中心的基本观点，为非英语专业硕士生学术讲座听力、学术报告写作以及学术报告宣讲等学术英语教学的开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学术报告宣讲是国际学术会议中主要的交流形式，为了更好地帮助学生熟悉和体验学术宣讲过程，掌握学术宣讲语言和技能，笔者在教学中以整体语言教学理论为理据，进行教学实践并取得初步效果。

（一）教学的基本环节

1.理论指导（TheoreticalInstruction）。

开课之初，教师将对分散在教材各个单元的学术宣讲话语、宣讲技巧和方法进行整合，补充和丰富有关内容，按照撰写和宣讲学术报告的流程，完整介绍学术宣讲的语言和策略，强调要点，布置理论自学，为学生撰写和宣讲学术报告提供前期的理论指导。

2.讲前准备（ReportPreparation）。

经过理论学习，学生对于如何撰写和宣讲学术报告有了初步的了解。他们将结合自己的专业知识和研究兴趣确定报告的主题，收集资料，根据撰写和宣讲学术报告的理论知识，组织和完成学术报告的发言稿和PPT。教学班学生来自学校农学、植物保护、资源与环境管理、园艺、食品科学、动物科学、动物医学、生命科学等多个学科专业，学术报告主题丰富。教师在这一环节将与学生充分协商报告主题，帮助学生完善报告内容，确保教学后续环节的顺利进行。

3.学术宣讲（AcademicPresentation）。

学术报告宣讲人将按照事先约定的时间，在课堂上宣讲报告。报告的主题和点评的要点将提前交给学生听众。报告宣讲中，学生听众不仅要听取报告内容而且要留意报告语言和技巧的运用。报告宣讲后，学生听众与宣讲人先就报告的内容进行目的语的口头交流，然后进入讲后点评环节。

4.讲后点评（AudienceEvaluation）。

澳大利亚课程中心主任DavidNunan认为讲后点评不仅包括评价本身（Assessment），还包括了对评价结果的理解和依据该评价结果应该采取的行动。因此，我们采用讲后点评法，组织和引导学生对宣讲报告的开场、结尾、结构话语的使用、PPT的辅助效果、图片图表的解释、声音的运用和体势语的使用等进行讨论和评价，直观地帮助学生掌握和运用学术宣讲的语言和技能。

（二）教学结果与讨论

收集资料，撰写、宣讲和点评报告的实践过程既锻炼了学生的听说读写能力又提高了学生用英语进行学术宣讲的技能。在宣讲报告的准备阶段，学生通过报告内容的组织以及宏观表达（Macro-structureSignals）和微观表达（Micro-structureSignals）的实际应用，加强了写作的逻辑性、连贯性和一致性。宏观表达和微观表达的学习和使用不仅帮助学生了解了这些表达的不同作用，较好地掌握了学术宣讲语言，而且帮助他们建立了形式图式，使他们在学术讲座中得以更好地把握讲座内容的整体结构。教师在这一阶段针对学生报告中核心内容比例失当以及报告内容一致性不够的问题，运用美国专业演讲者Morgan和Whitener的组稿方法，指导学生从核心问题出发，向外扩展来组织讲稿，删除了报告中不必要的细节，进而突出了报告的要点，完善了报告的内容。点评和讨论宣讲报告让学生明确了理论学习阶段的模糊认识，改进了报告宣讲阶段的不足，真正掌握了学术宣讲话语和基本技能。正如美国应用语言学专家MichaelRost在论及学术讲座研究方法时所指出的那样，让听众来评价学术讲座的效果，尤其是讲座中的不足，是一种有效的学术讲座研究方法。通过点评，学生明白了怎样简化PPT演示文稿、如何确定幻灯片的数量以及演示文稿与宣讲的配合问题。宣讲人对自己的表达速度有了更好的掌控，更加注意自己的体态语言。对图片图表解说的点评和讨论，发现并解决了宣讲人图表解释前不提示、图表中解释部分不明示以及讲解与听众理解不同步等问题，帮助学生熟练了图表解说的基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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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教师层面出发，教师应适当调整教学策略，注重词块的正确输入。Krashen在20世纪80年代研究的“语言监控模式”中便提出了著名的“输入假说”。他认为，语言习得过程的前提应当是语言输入，且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重点应放在如何为学生提供大量准确的语言输入以增强学生的语言积累。例如：十年前我与约翰的第一次在机场见面的场景还历历在目。表达版本1：Tenyearsago,thescenethatmyfirstencounterwithJohnattheairportwasvivid.表达版本：MyfirstencounterwithJohnattheairporttenyearsagoisvivid.分析以上三个表达版本发现，版本1将整个句子的重心放在“场景”一词中，学习者泛滥地使用被动语态，句子表面看似符合语法结构，实则违背了目的语的表达规则，极其不地道；部分学习者对于时间状语“随意安插均可”的僵化思想导致句子出现歧义，且时态前后矛盾；版本3符合目的语表达规则并完整地再现了原句的本质含义。另外，教师应当帮助学习者建立“师生良性循环反馈机制”，教师在学习者误解或误用语言时给以清晰的语言反馈，同时向学习者输入准确的词块，以促进其完整且正确的语言输出，增强其学习语言的自信心。从上述例证中可总结出：教师可通过加强对学习者大量准确的词块输入，使学习者意识到不同的语境应当使用不同的语言结构，在得到有效的语言反馈之后完整输出目的语，从而克服语言石化，提高学习效率。

（2）从学习者层面出发，应当配合教师教学工作，提高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主动克服母语的负迁移带来的影响。例如，在课堂上：外教：Couldyouexplainwhatsyntaxis?学生：Explainwhat?上述例句中，学生习惯将母语“什么”迁移到英语中，还有其他诸如：用“noface”来表达“没面子”；“Somepreferradishbutothersprefercabbage.”来表达谚语“萝卜青菜，各有所爱”等。另外，除了尽可能多地接触原汁原味的具有语法功能的目的语词块以外，学习者应当加强对具有文化功能的词块输入，自觉进入目的语的思维模式和认知模式。Itrainscatsanddogs.”是表示“下倾盆大雨”“；Confidenceman”指“骗子”而非“自信的人”等等。从上述例证可看出，学习者可通过在外语教学过程中，注重文化融入，习得具有文化背景常识的词块有利于其准确进行语言输出，以此来解除语言僵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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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提升汉语言文学应用性的策略

2.1提高学生专业知识水平

若想将理论知识运用到实践当中，首先要掌握扎实的专业知识，提升汉语言文学专业水平。在理论知识的学习过程中，要注重传统中文基础（包括文艺理论、中外文学史、古代和现代汉语三大课程体系）与现代实用中文基础（包括应用文体写作、新闻学基础等）的统一，将二者进行有机结合充分发挥本专业教育的应用性；其次，在提升学生专业知识水平的过程中，要注重学生能力结构的构建与完善。从本专业的独特性出发，笔者认为本专业学生能力结构主要由四部分构成，一是培养学生一般学习能力，主要包含学习的记忆力、观察力、探究思考力等内容；二是培养学生具备较强的专业性，具体包括专业技能与职业技能两方面；三是培养学生普通话的听说能力，从发音、变调、轻声、儿化等方面掌握普通话与方言的发展规律，从而保障自己能够改变某些方言习惯，自由熟练的运用普通话与周围人进行交流；四是培养学生应用文写作能力，包括座谈会纪要、自荐书、调查报告等，并保证文字满足主题鲜明、条理清晰、格式标准、语句通顺等要求。2.2根据社会发展需要优化课程结构汉语言文学是一门具有较强人文特征的学科，因此根据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对多门课程进行优化，对于提升该专业的应用性是非常重要的。在具体的课程优化过程中应当在社会发展需要的基础上，结合学科发展现状，合理设置课程内容，并不断完善必修课与选修课的开设与课时调整，从而最终达到优化学生知识结构，提升其运用语言的实践能力，最终提升该专业的实际应用性。

2.3加强学生创新能力培养

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客观上要求汉语言文学教育摆脱传统的、陈旧的教育思想与教学模式，结合当今高速发展的信息技术，实现现代化教学，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与创新能力。该专业的创新要求教师在改变传统教学模式的基础上，使学生摆脱专业束缚，深度挖掘自身对某方面专业的理解与认识，比如新闻、文秘等专业作为本专业的分支，通过教师的引导，若发现学生对这些有兴趣就可以花更多的时间在这方面的学习上。因此，也可以说教师教学方法的创新也是学生进行创新的先决条件，正如同“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的道理，帮助学生树立创新思维，在未来的实际应用中做到举一反三。

2.4注重实践性教学

在传统的汉语言文学教学中，教师一般都是面对一张黑板、一本教科书与一盒粉笔与学生进行交流，帮助学生进行读、写、练，这种方式过于机械化，仅仅是简单的将课本知识传授给学生，忽略了对学生技能的培养，最终难免会导致学生无法适应社会需求，难以在社会上立足。因此，汉语言文学教学不应该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应注重理论与实践能力的结合进行明确定位，制定科学、合理的人才培养策略，不断提升该专业的应用性。简单来讲，应用性教学就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将课本上的专业知识与具体的实践相结合，获得学生文化知识与实践能力的双重提升的硕果。具体来讲，大力加强实践性教学环节主要要做到两点：一是课内外的结合，学生的学习不能仅仅局限于校园内部，应当拓展的新校园外，积极参加各种社会实践活动，学校也应组织各种形式的、适合本专业学生就业的实践活动，深入挖掘学生自身潜力，并以此为基础，为学生走向职场奠定基础，实现汉语言文学教育的实际应用性；二是培育实习合作企业，应用性人才培养主要体现为工作能力，让学生能够提前感受未来的工作环境，有利于学生尽快找到未来职业方向，适应职业生活，让学生通过具体的实践做到学以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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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存在社会公认的规约性程序及其所要求的规约性结果，其中包括一定的主体，在一定场合下说的一定的话。

A2，具体情况下的具体主体与具体的条件有利于完成具体的言语行为。

B1，所有参与者正确地按程序行事。

B2，所有参与者完全地执行一定的程序。

C1，如果在执行某种程序时主体受一定思想或情感所驱使，或程序为任何一个参与者下一行为新阶段的开始，那么执行程序的每一个主体应现实地对待它，所有参与者就具有相应的真实意图。

C2，相应地，他们应按规定行事。如果违反上述规则之中的一个或几个，言语行为就不能取得成功。有时会因为违反“程序使用规则”，有时因为违反“程序执行规则”，这时就会发生言语行为失误行为。从上面的理论中，我们可以看到，一定的言语主体在一定的场合下，一定要符合程序的规定性，这一点要求教师要有正确的思想行为规范准则，进而影响和教育学生，课堂上，教师作为会话合作的主体，要积极引导启发学生，符合会话合作原则，避免言语行为失误。有哪些原因造成言语行为失误，从而导致不成功。著名语言学家奥斯汀将其基本上归为两大类：其一，卡壳；其二，滥用。奥斯汀分析卡壳的两种原因是由以下两个原因造成的,即违反“程序使用规则”和违反“程序执行规则”。所谓“滥用”是指言语行为虽然发出了，但说话人本人只是说说而已，并无实际意义。造成言语行为失误的原因大体上可归为三种：其一，错误地使用程序。其二，错误地执行程序。其三，滥用。根据这一语言学理论，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应当注意，条理清晰，内容准确，正确地执行程序，既要避免卡壳，也要避免滥用，滥用我们可以理解为不利于学生理解或与课堂教学联系不紧密的内容。另一语言学家格莱斯提出了会话合作五原则：其一，真实性原则：即交际者应说出真实的情况和感觉，要求人们不要从主观出发，说假话、谎话。其二，连贯性原则、理据性原则：是说交际者的话语需具备形式上和意义上的连贯，言语表述要符合逻辑思维规律要求，意义上有前因后果、接续、相互关系等联系。其三，经济性原则：在语句意义明确的情况下，说话者提供给对方的信息量适中，不多也不少，违反这一原则，信息量过多或过少，都会影响交际的顺利进行。其四，有效性原则：指交际的艺术、策略，如何使受话人接受，并使言语行为取得说话人所期望的结果。有效性实际上是最主要也是最终的要求，为提高效能，人们要学会使用各种修辞方法，如夸张、反语、一语双关、暗示等。其五，现实性原则：现实性原则要求受话人原意以任何可能的理解和解释进行会话合作，在现实言语交际活动中，受话人对说话人的言语信息不能不顾现实情况而断章取义，这是现实性原则的要求。根据格莱斯提出的这五项会话原则，教师在外语教学中，要注意语境、场合，对要交际的信息量做出正确的判断，了解学生的理解能力，符合交际的艺术和策略，让学生快速正确地接受到教师提供的信息，达到所期望的教学效果，同时在授课中避免过量的、无意义的信息。反之，也要注意信息量不足的问题。教师在授课中注意连贯性，符合逻辑思维规律的要求，注意话语间的各种不同类型的联系，不中断交际，保证课堂教学的连续性，流畅性及理据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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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才培养模式主要内容

本专业自2003年实施2+1+1人才培养模式，改变了传统人才培养模式的不足。通过一、二年级进行学科基础和专业基础培养，三年级进行专业必修和个性化方向培养，四年级主要培养毕业论文写作、示范课实习、教育实习和其他职业岗位的能力，使本专业的学生具备了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同时加强学生的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及基础教育适应能力。2010版培养计划制定时减少了总学时，增加了专业选修课比例以及学生自主学习时间。在课程设置上，开设了“语文教材研究”、“教学艺术论”和“文学作品的审美解读”等课程，强化了师范技能的培养。在优化课程体系方面，本专业在最新的培养计划里除了保留“微格教学与教育实习试讲”、“学年论文”、“毕业论文”、“社会实践”等，还新增加了“专业调研”、“中学语文教学名师示范课”等内容，大大增强了学生实践能力的锻炼程度，在培养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促使学生的能力发展更加适应社会的需求。

另外，本专业结合自身特点展开各种实践活动，开展学生的教师技能训练，举办诗歌朗诵大赛、演讲大赛、师范生讲课大赛、师范生技能大赛、微格教学、实习基地课堂教学、三笔字大赛，以及量化的阅读和写作训练，例如:每学期不少于10部理论书籍和30篇文学作品，一、二年级学生每人每学期必须完成30篇千字文。除此之外，本专业数次邀请中学优秀语文教师为本专业学生做示范课，并且与学生对课堂实践进行探讨。除此之外，学院从2012级汉语言文学专业师范生中，选拔了一批优秀学生，组成了实验班，并且配备了教学经验丰富的班主任，在教学过程中进行一对一指导，让学生们更好的享受教育资源，更快的掌握教学应用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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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职汉语言文学教学的改进和优化策略

2.1合理选择教学手段，提高课堂的有效性

汉语言文学的学习形式多种多样，如文学作品、文章和文字等，所以在实际教学中，应该根据教学目的的不同而选用不同的学习形式，比如是选择现代化的多媒体进行欣赏还是选择传统式的诵读等。对传统教学手段我们不应一味地批判，而是应该有所取舍，一些教学形式还是很有存在的必要性的。在具体教学中应该进一步培养学生的语言技能，考试不能仅以分数论成败，而是要让学生将这种技能应用到实际生活中。根据汉语言教学的特征来确定教学方法以及教学手段就成为教师的首要职责。

2.2创新专业教学内容，构建学生创新思维

随着社会的发展，现实需要有所改变，基于此应改变和重组教材，不断注入新鲜血液，不应该只注重知识的记忆，而应该加强对专业技能的培训。教师在备课及授课时应加强对最新知识的把握，在讲解过程中，无论是现代文学、古代文学还是作文都应该加强课程结构的优化，课程体系应用发展的科学理念加以优化。此外，教学中，教师应关注学生创新思维的培育。一方面，教师本身一个具有一定的创新意识，要有开拓进取的创新精神，能够提出一些较为独特和有效的教学方式，同时行为上应善于探索，不断实验、不断总结。另一方面，要做到勤于思考，勤于行动，进一步发展创新思维。教师拥有丰富的知识，以此为背景，教师在教学中应不断提出新的观点，激励学生去思索、去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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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汉语教学课堂上，时常感觉到缺少了点优化的教学过程。课堂上要么是教师僵化的老一套的词语教学模式，要么是眼花缭乱的教学形式：比如有的课堂教学形式过于多样化，课堂气氛虽然热热闹闹，却不见有多少实际可学的内容；有些教师不是引导学生在学习内容的本身上下功夫，而是过多地依赖多媒体教学手段，只注重形式，而忽略了知识信息输入的内涵。一堂课下来，黑板上只写寥寥几个汉字，学生也很少动笔；还有一些教师没有在钻研教材上下功夫，出现概念偏误，给学生输入错误信息还浑然不知；甚至有的教师把自己还没有弄懂的问题拿来让学生讨论。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由于汉语教师缺失了课堂教学语言的魅力，课堂上缺乏灵动的活力，教法呆板，学生不积极配合，思维被抑制；教师按部就班，学生亦步亦趋，缺乏创造性；教师只顾复制教材内容，然后粘贴给学生，使学生缺乏创新的空间和土壤，这样的课堂必然呈现出冷清的思维流动，教材便成了束缚学生自由灵性的锁链，大量的词语、语法、课文、阅读、写作等课程便成了许多民族学生不可逾越的障碍，学生感觉乏味就在所难免了。

二、把人文关怀渗透在教学中

怎样上出充满趣味的汉语课？有人认为汉语课就应该做到室中书声朗朗，教室热热闹闹。我认为：这只是课堂的表面形式。实际上好的汉语课应是教师情感投入，学生积极参与，充满讨论气息，充满人文关怀。这样，学生在课堂上获得的不仅是汉语知识，而且在双向互动中情感得到交流，运用汉语的技能得到提高。由课文而悟道，由悟道学做人，真正达到教书育人完美结合的境界。

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求教师要充分挖掘教材中丰富的人文内涵。强调对人的培养，对个性的张扬。尊重学生的独特体验、尊重学生趣味的选择。这就要求教师不能处处依赖课本，而要对课本内容做出独特的解读和情景创设。不同侧面地引导民族学生琢磨、体会、领悟，掌握。同时，教师还要挖掘教材丰富的人文内涵。例如刚初中毕业进入中专学习的学生，已经开始对异性产生好感，对爱这个词非常敏感。当老师讲到爱这个词时，学生的反应往往是：有的羞涩，有的脸红，有的窃窃私语，通过观察我发现同学们对爱的理解比较狭窄，一谈到爱就会联想到情爱。为了引导民族学生对爱有更全面、更深层次的理解，我便启发学生让他们说说什么是爱，爱都有哪些？并且围绕爱这个话题展开讨论。再让学生把列举的每一种爱都用一个事例来进行说明。学生踊跃参与，积极发言，列举了各种不同的爱。通过这种方法，同学们懂得了爱的博大，爱的美好，并且明白了只有不断地为他人为社会付出爱，才能赢得更多的爱，更多的尊重。最后再请学生把这些感受写下来。多做类似的训练，可以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积累语言，更能吸引学生达到自我教育，自我提高，自我升华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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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古汉语言文学的审美

在孔老夫子的眼中，语言的评价尺度不仅取决于语言的美感，同时还要注重观察语言的“善”。他曾说过，“韶乐美善皆尺，武乐独有美，却失味于善。”孔老夫子根据这一句话，在文学的审美方面也主张尽善尽美，就是指在实际的审美方面一定要充分考虑到文学中包含的思想与体现的艺术形式之间的和谐与统一。然而，在实际的文学创作过程中，要把尽善尽美表现得淋漓尽致，并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情。在我国的古时候，两者分开来的现象很容易出现，经常会出现对其中的一方面非常重视，而却忽视另一方面，这种方式非常极端。前者主要是倾向于重视文学所包含的思想内容，忽视文学作品的艺术形式，例如法家及墨家的作品都是为人民群众将一些做人的道理，主要注重内容的客观实用性，但是这些文学作品无法为众人带来美感，使人很容易感觉到枯燥乏味，不能为人们带来欢快的感觉，就显得毫无味道，就像是现今的政治科目，总是以说教的形式为学生将一些知识与道理，根本不能够提高学生的兴趣。后者主要是倾向于重视文学美感的表现形式，不能重视文学的思想内涵，例如南朝的骈体文与宫体文，这些都是注重文字上的美感，用一些华丽的文字来进行修饰，但是却不能值得人们深刻挖掘，没有令人深思的内容，很容易让人认为这类文章华而无实。

（一）古汉语言源于生活

在汉语言文学的审美中，往往会分析汉语言文学中所要表现出来的意境，而汉语言文学博大精深，但是这些博大精深的背后，往往就是从生活中获取的一些意境，而后经过不同的引用者而表现出不同的意境与效果。就以古诗词中所表现出的意境为例，古代作家在作诗的时候，一般都是经过自己对事物的认真观察并能产生自己独特的感受，在创造出独特的意境。这种创作方式，不仅能够使文章更加富有美感，使古诗词中的所描写的事物要比现实当中所展示的还要更加具有感染力，同时，这样的诗词中也会体现出更深层次的含义，让人们深刻体会古汉语言中所要体现的真正道理。宋代大诗人苏轼曾经说过：“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首诗就是通过作者营造了不同的意境，让读者从不同的角度来了解庐山，正是由于作者的正面描写与侧面描写相互结合到一起，才使得这首诗更具有独特的魅力，吸引读者想要更深层次的研究与了解诗中所描述的景物，同时，这种意境还产生了一定的哲学道理，让读者深刻的的体会到文中所要表达的意义，可以说是尽善尽美的完美体现，让读者有如亲眼看到庐山的真面目一样。古汉语言文学正是如此，通过生活中的一些简单的影像，通过一些意境旳突破，来表现出更深层次的道理，可谓是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

（二）古汉语言可以侧面表现

内心世界古汉语言的审美注重尽善尽美，而古代的诗歌当中总会侧面的烘托出作者或者诗人的心境，运用生动形象的描写，来侧面体现出自己的内心，表达出作者内心深处丰富的情感。这正是同我国一直以来的“诗言志”相呼应，就是指一些诗人或者学者作家通过书写文章来抒发自己的情感，表明自己的志向。由此可见，古汉语言可以充分的表达出作者的内心世界，侧面烘托出是人的内心所想。在唐代诗人杜甫的诗中，所创作的三吏三别中，塑造了很多的人物，但是这是由于作者细致认真的描绘，才使得读者在品读文章的过程中并不会感到陌生，能够深刻的了解每一个人物的特点，读者犹如身历其境，感受着诗中的人物所感，观望着诗中人物所看，同时更是会深刻的体会到是人所要表达的情感，所要抒发的志向。同样，在郑燮大诗人笔下的“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中，为整首诗营造出了一份危机的气氛，用“粉骨碎身”来描写当时情况的惨烈，但是同时又在后一句明确的表达了自己的志向，只要能够将自己的清白留在人世当中，什么达官贵族，什么生生死死，都是不足畏惧的。由此可见，古汉语言的美感还在于能够侧面言志，在营造氛围的过程中，不仅通过景物来美化整篇文章，还能够侧面的表达出自己的意向。

三、传媒时代汉语言文学的审美

由于时代背景的不同，致使文学的表现形式也迥然不同，虽然可以将文学看作是作家对生活中的景象的独特的观察与思考，但是，正是由于时代背景的不同，就会使对于文学的审美会有所不同。在一九八零年代，对文学的审美可以说是沉思的审美，对历史进行沉思，对人性进行沉思，对思想意识形态进行沉思，同时还对文学本身进行了深刻的沉思与研究反省。通过对创作角度的分析，对于历史的沉思，以及对于政治上的拨乱反正都能够赋予文学新的形势与启发。在那个时代，作家与诗人都深刻的反思了历史，深刻的揭露了的伤痕，响应者拯救的口号。在一九八零年代，出现了不同的文学思潮，但是，从文学的发展过程不难发现，对于文学的沉思审美已经言传了很多年，就像黑暗中的一盏灯一样，不但为理想照亮了前进的方向，同时也为汉语言文学的审美积累了很多经验。在创作过程中，作家与诗人不但对历史进行了沉思，对现实进行了沉思，并且为了使文学上升到一定的高度，又通过理论的角度对当代的社会，社会中的人们进行了深思，进而对文学本身进行了更深层次的沉思。从宏观的审美角度上不难发现，那个时代的文学主要是向五四时期的目标进行靠近，同时还要结合群众，考虑到群众的心声，一定要运用讲真话、抒发真实感情的方式来与群众达到心意相通，充分表达群众的思想。文学一直都处于思想意识形态的核心地位，每每出现一次文学新潮，理论界都会出现激烈的竞争，诗文并不是作家与读者真正感兴趣的中心，而只是体现出了教化功能以及政治功能。举一个例子，卢新华的著作《伤痕》，以及高晓声所谱写的《陈奂生上城》和《李顺大造屋》，柯云路的《新星》等文章，读者在阅读这些文章的时候，总会与作家心意相通，因此，一九八零年代对于文学的审美，继承了五四年代的文学特点，同时还体现出了思想意识形态的文学形式。因此，在那个年代对于文学的审美，可以将沉思当作主题，那个时代人们向往于追求人生的解放，面对复杂的人生，总是会进行深刻的沉思，这样才会使一九八零年代的文学呈现出一定的特性，而这些特性中，最重要的就是拥有一定的理性，审美的色彩，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这样才会使作家将自己的忧国忧民的情怀表现得淋漓尽致。

四、汉语言文学中的语言审美

（一）汉语口语的审美

汉语文学中最重要的还要数语言的审美，因为不同的地区的汉语拥有着不同的审美标准。正是由于汉语言文学的学科属性，致使学习汉语言的学生的文学能力以及文学素养都会拥有很高的造诣。在汉语言的应用过程中，语言的运用拥有很强的规律性。正是由于我国的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少数民族之间的语言有所不同，不同地方的语言也是各不相同，一般来说，普通话是所有国学语言的标准，汉语的审美要与普通话靠拢，但是在实际的生活当中，南方区域很难分清卷舌，就会分不清许多读音，讲很多的读音都说成一个；而与之不同的是，北方区域的普通话虽然较之南方较强一些，但是由于北方人们对于卷舌不是特别敏感，也使发音不够标准，就不能准确的说出一口流利的普通话。所以，在口语方面的审美，就存在着地方差异。

（二）汉语书面语的审美

汉语言文学中的代表就是古代的诗歌，因为这些诗歌一般都是朗朗上口、对仗工整，并且还能够表达出深刻的感情。往往是人都会采用一些华丽的语言来描写景物，或者是运用白描的方式，来真实的描绘景物，有的诗词则是用词鲜活，不会随波逐流，有的诗词则是简单明了的表达含义，一语中的，道出重点，有的诗词则是在其中蕴含深刻的道理，通过正面描写景物，或是通过侧面的描写，来衬托出自己的心中所想。举一个例子，诗句“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中，用“孤”来描写帆船，用“远影”来烘托出整首诗的意境，映射出作者的浓厚情感。表达出了缠缠绵绵的令人向往的深刻友情。古代诗歌中经常出现这种以诗言志的现象，借物育人，等等，都是汉语诗歌的审美标准。汉语诗歌的审美还能够通过喜剧的描写和悲剧的描写来完成。有些古诗中的悲剧描写并不是真正的悲剧，而是会为读者带来更深的震撼，而非悲伤；而有些古诗中的喜剧则不尽然是读者的趣味所在，而这种戏剧往往是一种反讽，来揭露一些现象，挖掘事物的本质。举一个例子，在伟大诗人郑燮的笔下的“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中，看似描述的是一个悲剧，但是细细品味后就会发现，这首诗并不会让人感觉到悲伤，而是会为读者带来更深的震撼，体会到作者认为只要能够将自己的清白留在人世当中，什么都是不足畏惧的。这就充分体现出了诗歌的审美的另一种形式，帮助一些汉语言文化的研究者们更深层次的领悟到汉语文学的真谛，能够审查到汉语文学中的美感，弄清楚汉语言文学的审美标准。

语言学论文篇11

建提出有关分析与设想。

一、学科背景分析

首先将语言学与民族学结合起来研究的是19世纪欧洲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家。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产生使

语言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同时又显示出它与其它社会科学和某些自然科学广泛的接缘性，并成为一门影

响其它学科的领先学科。早在18世纪下半叶，德国经典语文学家沃尔夫和布克就将语言定义为“民族的传

记”。19世纪初，历史比较语言学奠基人拉斯克和格林也认为语言是了解民族起源及其远古历史和亲缘关

系最重要的工具。格林宣言“我们的语言就是我们的历史”，认为语言比骨骼、武器和墓穴更能证明民族的

历史，民族历史文化的碑铭。拉斯克、格林对于语言历史主义的理解导致了19世纪下半叶以库恩为代表的

语言古生物学的产生。库恩利用语言的历史比较重建原始印欧人的神话和宗教；皮克特则从印欧语的证据中

找到雅利安文化的基本特征；希尔特甚至通过原始印欧语中的同源词推断印欧人的原始故乡及生态环境和社

会生活。以斯坦赫尔为代表的语言民族心理学派主张语言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心理特征，表现出民族精神的自

我意识、世界观和逻辑思维。接着以施莱赫尔为代表的自然生物主义学派将达尔文对于物种起源的进化论应

用于语言的发生学研究，创立了语言谱系分类理论，从而为世界民族的分类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整个19世

纪，占统治地位的历史比较语言学一直把语言当作使用它的民族及其史前史研究取之不尽的文献资料。

自觉吸收并充分运用语言学理论、观点、方法、材料进行民族研究，是现代民族学的重要特征。摩尔根

在其划时代的民族学巨著《古代社会》中就运用了大量语言学资源。美国民族学之父博厄斯和他的学生萨丕

尔及同时代的马林诺夫斯基，既是著名的人类学家，又是极有造诣的语言学家。法国的列维·斯特劳斯将语

言学家雅可布逊的音位结构理论和分析方法应用于民族学研究，从而创立了本世纪中期风靡西欧的民族学结

构主义学派。继之而起的认识人类学仍以雅可布逊的理论为基础，着重于对不同民族语言中色彩词之研究，

使结构主义学派向更科学的方向迈进了一步。而人类学中的文化符号学理论，更是以索绪尔的语言符号学理

论和雅可布逊的音位结构理论为模式，把一切文化现象作为符号蓝本来理解，使符号论从语言学理论扩大为

适用于一切文化领域的共同理论。至于象征人类学的建立，也主要是移植语言学中象征和隐喻语义分析理论

之结果。

我国从本世纪初引进现代民族学开始，就吸收了国外结合语言研究民族的优良传统。程树德的《说文稽

古篇》，徐松石的《粤江流域人民史》和《泰族僮族越族考》，罗常培的《语言和文化》，都论述了语言与

民族文化、历史、心理、和婚姻制度的关系，以丰富生动的民族语言材料说明了从语言研究民族的

必要性和可行性以及研究的具体途径，在语言学和民族学之间架起了桥梁。80年代以来，杨kūn＠①、

马学良、严学qún＠②、戴庆厦、张公瑾等民族学家、语言学家更明确地提出要建立起为民族研究服务的

民族语言学，并在理论和方法上进行了重要的探讨。

列维·斯特劳斯说过：“语言学家和人类学家各走各的路。但是他们无疑要暂时停下来一下，不时地相

互交流他们的某些发现。”现在，无疑是该“相互交流”的时候了。

二、学科名称和性质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民族语言学不是一门凭空臆想出来的学科，它经历了两个世纪的孕育和形成过程

，具有悠久的学术渊源、厚实的学术背影、客观的理论基础和广阔的发展前景，是人类语言学的延伸和发展

，是语言学与民族学有机结合而产生的语言学分支学科。正如人类语言学也称为语言人类学一样，民族语言

学有时也称为语言民族学。但有的学者将民族语言学与语言民族学分为两门不同性质的学科，认为前者是研究民族语言内部结构和演变规律的语言学分支学科，后者是通过语言研究民族特征和过程的民族学分支学科

，这是我们所不能苟同的。我们认为，任何纯语言的研究都以具体的民族语言为对象，没有必要从中再分出

一支“民族语言学”。又正如文化语言学不属于文化学的分支、社会语言学不属于社会学的分支一样，我们

所说的通过语言研究民族的“民族语言学”也自然不属于民族学的分支：它始终以语言研究为主体而以民族

研究为客体，只是对传统内部语言学研究范围的突破，并不能因此而改变它的语言学属性。

三、本学科与其他相关学科的关系

本学科至少与下列学科有密切关系。

1．民族语言学与语言学。自从索绪尔区分“内部语言学”与“外部语言学”后，语言学就“把一切跟

语言的组织、语言的系统无关的东西，简言之，一切我们用‘外部语言学’这个术语所指的东西排除出去的

。”这样，20世纪的语言学就逐渐背离了19世纪历史比较语言学在广泛的社会文化背景中研究语言的传

统，而成为单纯研究语言内部结构的原子分析学科。民族语言学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传统的回归，属于研究“

语言和民族的一切接触点”，研究“语言史和种族史或文化史之间可能存在的一切关系”而被索绪尔排挤出

来的“外部语言学”。

2．民族语言学与民族学。这是两门不同性质而又密切相关的学科。民族学一方面需要以语言为工具进

行田野调查，一方面需将语言作为民族重要的文化形态来研究。由于语言学总居于社会人文科学的前列，因

而民族学更多的是从语言学领域去获取民族研究的资料、理论、观点、方法。民族语言学则充分发挥本学科

的研究特长去深化民族研究的深度，通过语言去发掘、构拟民族历史特别是史前史，印证、补充有史以来的

民族文化形态，解释、解决现实社会生活中与语言有关的民族现象和民族问题。

3．民族语言与人类语言学。人类学分为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两大类。文化人类学又可分为考古人

类学、民族学和人类语言学三类。人类语言学又再分为描写语言学、历史语言学、社会语言学三类。在实际

运用上，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又是混淆不清、可相互替代的概念。民族语言学与人类语言学最接近，有

直接的渊源关系。但人类语言立足于人类学，用人类学原则研究语言的本质和结构，注重语言的描写，如博

厄斯注重语言本身的交际功能，马林诺夫斯基注重语言的使用场合，列维·斯特劳斯注重语言的结构。民族

语言学则注重语言的民族属性和社会文化属性，而且还将涉及民族语言教育、语言与民族政治生活等现代社

会中的语言问题，这是与人类语言学的显著不同。

4．民族语言学与社会语言学。人类语言学本来包括社会语言学一科。但现行“社会语言学”主要从社

会现实环境角度考察语言，注重个人或阶层、集团的言语活动，研究语言变异和言语交际的各个方面，如语

码转换、话语类型、行业用语、双语现象、语言规划等等，这已与早期的人类语言学明显不同。民族语言学

在研究民族集团的现实社会语言现象如双语现象、语言地域变异、语言规划等方面与社会语言学部分重合。

但民族语言学是以民族语言为研究单位而不是以社会语言为研究单位。民族语言学更注重语言的文献资料作

用和文化运载功能。在研究方法上，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语言与用语言学的方法研究民族也不大不相同。

由于民族语言学是社会科学中的一科，因此必然带有社会科学一个共同的范围特征，即在其研究对象中

都部分涉及其他学科，与邻近学科广泛接缘，密切相通。但民族语言学作为一个整体学科体系，是其他任何

学科所不能包容的。

四、学科体系结构

民族语言学应包括如下研究对象和内容。

1．语言与民族共同体。古今中外的民族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及政治家们对“民族”下过各种定

义，但几乎没有人否定共同语言是民族的重要特征。在民族的各种特征中，语言具有稳定对应性、完整外露性和综合表征性，是民族内聚外分最直接、客观的标志。在一定程度上，民族共同体就是语言共同体。民族

语言学必须从理论上全面、辩证地理解语言在民族共同体中的重要地位。如果仅因为某些语言与民族不对等

的偶然、例外现象，就否认语言作为民族主要特征的普遍性原则，就不可能建立任何科学概念。

2．语言与民族政策。民族语言政策是民族政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多民族国家，语言权利的平等与

否是具直接影响国家政局的重要因素。世界各地存在不平静的语言冲突，以语言为导线引起的民族冲突不时

发生。民族语言学有责任关注、揭示民族语言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作用和影响，研究各国特别是多民

族国家的语言政策、规划及语文建设、语文生活，纳入政治语言学的部分内容。

3．语言与民族历史。语言具有相对稳定性。社会发展了，过去的历史文化仍能沉积在现时的语言中，

因此语言就成为探索民族历史特别是民族史前史的重要资源。每个词都有它的历史，同时代表着相应的民族

史。正如语言学家S·H·Sagce所说：“词好比化石。词语中体现了首先创造和使用词语的那个社会的思想和

意识。……一块骨头化石能告诉我们一个灭绝了的世界的历史，同样，词语的遗迹也能向我们揭示古代社会

的斗争和那些早已消逝了的观念和知识。”

4．语言与民族文化。语言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表现形式，是文化的载体和容器。民族语言学研究

语言与文化。主要着眼于语言、民族、文化三者间的相互关系；语言和文化的相对价值与绝对价值；语言和

文化的单线进化与多线进化；语言和文化的播化扩散；语言和文化的分化与聚合；语言和文化的普同与差异

；语言模式与文化模式；以及著名的“萨丕尔·沃尔夫假说”等问题的分析和论证，以加深对语言、文化、

民族之间关系的了解。在研究这一系列问题时，民族语言学与人类语言学以及人类文化语言学有特别密切的

联系。

5．语言与民族心理。语言深深植根于民族的肌体中，在长期的文化传承中积极参与民族的一切精神活

动，是形成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重要条件。民族的社会文化、历史传统、生活方式、生存环境、的

特点，以及本民族的爱好、兴趣、气质、性格、情操、能力都可通过语言表现出来。语言是洞察人类心智的

窗口，通过语言可以看出民族的心理状态、认知方式和思维轨迹。例如通过不同文化背景中的语言禁忌、崇

拜和委婉语，以及各民族对事物的隐喻方式，就可洞察民族的心理。

6．语言与民族感情。因为语言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有血肉相连的关系，因而每一民族的成员都有一种

超越阶层、阶级和国家而忠于自己民族语言的始终不渝的深厚感情，这就是语言忠诚。异族的压迫、欺凌最

能激发民族意识，体现出语言忠诚；当一民族遭受异族统治时，对民族语言的忠诚与否，常成为判别有无民

族气节和民族感情的标准；对处于不利环境中的移民集团来说，语言忠诚成为加强内部团结、保持民族特性

、抗拒外来同化的旗帜；在现代社会，语言忠诚是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武器。民族语言学应大量揭示语言忠

诚的事实，提醒社会尊重少数民族的语言情感，帮助分析、研究、解决现代社会日益尖锐的语言冲突和民族

矛盾。

7．语言与民族教育。少数民族有使用本民族语言接受教育的权利和学习主体民族语言的义务。双语教

育是世界各多民族国家普遍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民族语言学对于民族教育而言，主要研究少数民族的双语

教育问题，分析母语教育的民族文化性、复杂性、重要性，研究双语教育的特征、规律、步骤和管理方法，

介绍国外双语教育的政策、措施、动态、经验，为制定我国的双语教育方针提供理论咨询和现实服务。

8．语言与民族文学。文学是对语言的艺术加工，并通过语言形式表现出来。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

是文学的基础。语言的民族特色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文学的民族特色。不同的语言结构可以制约文学的体载和表现方式，不同语言中的典故、成语、俗语、警句等使文学作品表现出不同的情趣、韵味和风格特色。民

族语言学应通过对比揭示不同民族与其文学（特别是最能体现语言本色的民族民间文学）之间相互协调、制

约的关系和共同发展的规律。

9．语言与民族地理。民族的语言分布与其地理分布、民族分化与语言分化、民族迁徒与底层地名、异

民族的地缘关系对语言的影响都有密切关系。民族语言学必须与地名学、语言地理类型学和区域语言学结合

起来，研究语言的发展和民族的发展，研究语言和民族的分化和聚合过程，研究语言、方言的划分与民族的

地理划分等问题。利用语言中的地名透视民族的历史文化景观、移民史、经济史、交通史以及民族的历史分

布和文化层次等。

10．语言与民族接触。不同民族间的互相交流接触，必定在彼此的语言中留下痕迹，甚至对语言产生

重大影响。从正面的影响来看，语言中的借词是民族文化接触和交流的证据。正如语言学家帕默尔所说：“

如同考古学家根据陶器、装饰品和武器等文物的分布情况作出推论一样，对于语言借贷情况的分析也会给文

化接触以及民族关系的研究提供线索。”从负面的影响看，异民族因频繁、长期的密切接触而形成的洋泾浜

语、克里奥尔语等混合语言，也是语言学研究的既定内容。

11．语言与文化生态。这是站在文化生态学的角度进一步研究语言与民族文化的关系，研究民族的语

言和文化对于人类文化的净化、调节、补偿、代谢功能。文化生态学认为，人类各族文化构成一个复杂的生

态系统，每一具体的民族文化都在这一经纬相间的生态网络中占有一席之地，抽掉其中任何一根线股，人类

文化都将出现无法弥补的破绽。语言既是文化的载体，拯救少数民族语言特别是濒危语种，就成为延续民族

文化和保持人类文化生态平衡的重大工程。民族语言学有责任唤起社会的良知，像保护自然物种一样保护少

数民族的语言文化。

12．非言语交际的民族特色。非言语交际包括使用体态语、实物语言（如烽火、狼烟、火把、树枝等

）、鼓角、哨语以及结绳、契刻、图画等类似于语言的信号进行交际。民族语言学和人类学除研究人类语言

及其文字的起源发展外，还十分注重对非言语形式的研究。象征人类学就把体态语作为一种重要的象征手段

。我国人类学家林惠祥先生将上述非言语形式“总括于最广义的‘语言’之下。”研究这些语言的辅助形式

，可加深对民族早期文化和民族特色的更深入了解。

以上12个研究专题，只是笔者初步设想的研究框架中的一部分，并不能概括民族语言学的全部内容。

其中有些设想尚未成熟，有待于进一步修订和完善。

五、学科研究方法

方法论对每门现代科学的理论和实践都有重大意义。系统的研究方法是学科成熟的标志之一。根据性质

、功能和应用范围的不同，科学方法可分三个层面：认识方法、哲学方法和学科方法。认识方法即理论思维

方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法和辩证唯物法是认识自然、社会和思维最为普遍规律的方法。哲学方法包括

归纳法、演绎法、类比法等，是逻辑思维和推理的方法。上述方法是一般科学研究中都适用的方法，自然也

是民族语言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学科方法指适用于某一类型学科的具体方法，主要有数学方法、物理学方法

、生物学方法和语文学方法（又叫人文历史学方法）。我们需要阐述的是适用于民族语言学的语文学方法。

除田野调查法、音位记音法等一般熟知的调查方法外，本学科研究方法主要有下述若干种。

1．历时遗留考证法。我们借用泰勒《原始文化》中运用的“遗留”(Survival)这一术语作为运用历史

比较语言学原理纵向考证民族历史和史前史所用方法的总称。泰勒用“遗留”表示“仪式、习俗、观点等从

一个初级文化阶段转移到另一较晚的阶段，它们是初级文化阶段的生动的见证或活的文献。”他没有提到语。19世纪欧洲的语言古生物学首创了从语言考证民族历史的方法—一又称语言古生物学方法。这一方法

又包括词源学分析法、语言底层考证法、古文字考据法等。这是考证民族历史最重要的语言学方法。

2．共时背景分析法。通过语言的共时或横向对比发现不同民族现象的功能和特点，揭示其共性或差异

性。又包括语言禁忌分析法、多义词共时意义历时法、合成词词素分解法等。例如比较藏语中对“鱼”的忌

讳和汉语中对“鱼”的崇拜，可发现藏族的与汉族传统文化心理的差异；从泰语中“巫、医”同词

现象，可知泰族曾有过巫医合一的历史；由云南傈傈语把北方叫“水头”，把南方叫“水尾”，可知当地河

流的走向是由北而南；纳西语中大树叫“树母”，小树叫“树男”，可作原始母系氏族社会的证据。这一方

法主要起补充、印证或提供线索之用。

3．词汇密度考察法。不同民族语言中某类词汇密度的高低，乃是其生活需要和生存环境决定的。通过

对词汇分布密度的考察，可发现不同民族的需要和环境。摩尔根最先使用这一方法研究人类野蛮阶段初、中

、晚期的主要贡献。例如他从荷马诗篇中高密度的有关麦、田、房屋、船只……的词汇，推断野蛮时代晚期

人类就具有了有关谷物和田野农业、建房筑城、还可能使用钉子造船……的知识和经验。再如从我国北方三

江流域赫哲族语言中高密度的鱼、渔猎工具和山、水、兽神的词汇，就可看出赫哲人居住的自然环境、生活

方式和心理状态。

4．借词观照法。这一方法主要用以研究民族间的接触交流。罗常培《语言与文化》第四章《从借字看

文化的接触》指出了运用这一方法的具体途径。

5．语言谱系分类法。民族分类的主要方法。施莱赫尔创立的语言谱系分类法，对民族的亲缘分类产生

了重大影响。我国民族学家凌纯声在40年代最先运用这一方法将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划分为百越、氐羌、苗

瑶三大族系，分别相当于汉藏语系中的壮侗、藏缅、苗瑶三大语族，从而奠定了我国民族分类的基础。至今

这一方法仍是民族分类中最有影响和应用价值的方法。

6．谱牒追踪法。这一方法包括应用亲属称谓和父子连名两类语言资料追踪古代家族制度和渊源。摩尔

根首创用亲属称谓研究人类家族制度和婚姻制度的发展变化。罗常培最先发现我国藏缅语族中的父子连名现

象，并据此解决了几个民族史上悬而未决的民族如摆夷、南诏的归属问题。研究者近来还发现有母子、舅甥

连名现象，并且不局限于藏缅语族。这一方法尽管有某种缺陷，但仍是民族学界常用的研究方法之一。

7．结构分析法。列维·斯特劳斯将语言学中音位分析的方法应用到亲属制度以及神话的研究上，开创

了民族学结构学派。结构分析法运用精密的数学公式和数理逻辑，把社会作为一个无意识的、封闭式的结构

进行分析，是一种演绎的方法。有的学者认为它是唯心主义的，将会自然消亡或不再发展。也有的学者认为

这一方法既完成了它的使命，又始终有未尽价值。

8．词汇统计法。又称语言年代学方法。是根据核心词汇在发展中遗留下来的百分比计算语言发展年代

和亲属关系的方法，为美国人类学家、语言学家斯瓦迪什在50年代初根据碳14年代测定法模型创立的。

这一方法建立在语言中核心词汇按恒定比率（第1000年后平均保留约81％）发展变化的假设上，可用

以根据亲属语言（后人发展应用于方言）中共有的同源词的百分比来推算它们从原始母语中分化出来的年代

及亲缘关系的远近，因而也可用以测定同源民族分离的年代和关系的亲疏。

9．隐喻解码法。语言中的词汇性的隐喻是根据相似原则以已知名未知的意义变化方式，是不同民族根

据自身认知水平和心理状态对所指对象客观评价的结果。民族心理学和象征人类学的部分内容就建立在对隐

喻的解码上。例如英语COCK本指公鸡，又隐喻人的；台湾高山族阿眉斯语把虹叫做“依特克（神名）的圈套”。又如畜牧文化类型的蒙古族，用“兔子的”隐喻圆形的板栗，而具有山林文化特征的南方少数

民族，往往用“果”隐喻圆形的物体如纽扣、辣椒、眼珠、炸弹等。通过隐喻可探究不同民族的文化特征和

心理。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到，建立一门相对独立的分支学科—一民族语言学，不仅有必要，而且有可能。建立

民族语言学，可以强化我们的学科意识，促进语言学与民族学之间的联系，有利于扩展语言研究的广度，推

进民族研究的深度，繁荣我们的学术研究。语言学界应与民族学界密切合作，为建立这一学科共同努力。

主要引用参考书目

威廉·汤母逊：《十九世纪以前的语言学史》。

摩尔根：《古代社会》。

绫部恒雄：《文化人类学十五种理论》。

列维·斯特劳斯：《语言学和人类学中的结构分析》。

马学良、戴庆厦：《论“语言民族学”》。

张公瑾：《语言民族学》（施正一主编《广义民族学》第三编）。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

泰勒：《原始文化》。

帕默尔：《语言学概论》。

林惠祥：《文化人类学》。

童恩正：《文化人类学》。

徐通锵：《历史语言学》。

语言学论文篇12

文学语言是长期以来困惑文艺理论界的一个难题。问题的症结在于在人们的思想中，文学所要创造的是形象，而作为塑造文学形象的语言却是一种概念的系统，这样，两者之间就形成了难以解决的矛盾。在我看来，这主要是由于传统语言学理论在人们头脑中所造成的思想侄桔在作祟。 众所周知，传统的语言学理论是依附于西方知识论哲学发展起来的。它主要把语言看作是一种思想的工具，把语言与思维和逻辑结合在一起，甚至完全依附于思维和逻辑来进行研究，从而形成了白古希腊直到近代语言学研究中的事物—思想(观念)—语言的思维模式，即认为思想观念是对事物本质的认识，而语言则是表达这种思想观念的符号和工具。这就是德里达所批评的“逻各斯中心主义”。语言原本是为了人们交往活动的需要而产生的，如同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也为我自己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而现在“由于形而上学把事物的真实存在理解成直接被‘思想’所接受的本质，存在经验的语言性质就被隐蔽了。”[2也就是说，它与人的实践、实际生活、交往活动分离开来，这样自然就不能解决在语言使用中的许多具体的问题，特别是文学创作中的语言使用的问题。因为作家创作所思考的不是事物的抽象本质而是他所面对的活生生的生活世界。我们从生活中直接观察到的东西与科学家通过抽象思维所把握到的东西是不同的。尽管哥白尼证明了地球自转而分昼夜，但我们平时还是说太阳下山了而不说地球在转动。所以，若是按照传统的语言观来研究文学语言，就很难解决它在创作中所面临的问题。 因此，要使我们对文学语言的研究有所突破、有所创新，我认为首先要破除的就是这种“逻各斯中心主义”，这种形而上学的语言观。 其实，这种形而上学的语言观在19世纪随着哲学上的反科学主义思潮的兴起早已产生动摇。 这首先反映在被伽达默尔称之为“现代语言学的创始人”威廉•洪堡特的著作中。他在19世纪30年代所写的《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等文中，受了当时欧洲以及德国启蒙主义学者所创导的人文科学研究成果的启示，提出要从民族学和人类学的角度，联系人的精神生活和交往活动去研究语言，特别强调“我们不应把语言视为一种僵死的制成品，而必须在更大得多的程度_L将它看成是一种创造;我们不必去考虑语言作为事物的名称和理解的媒介起作用，相反，应该更细致地追溯语言与内在精神活动的紧密相联的起源，以及语言与这一活动的相互影响。”正是因为“语言绝不是产品，而是一种创造活动，因此，语言的真正定义只能是发生学的定义〕”[3一这些思想无疑是对传统语言学理论发起的一大冲击，是在强大的科学主义思潮统治下为恢复语言与生活世界的紧密联系和语言学理沦的人文内涵所作的创造性的思考;同时也为我们研究文学语言问题开创了一条全新的道路。 但遗憾的是，洪堡特的这些很有价值的语言思想，在2o世纪的文学理论和批评中，似乎并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在这一研究领域，人们所遵循的主要似乎是瑞士语言学家费尔南德•索绪尔所开创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观念和方法.虽然索绪尔与洪堡特一样，都反对形而L的逻各斯中心主义，都强调对语言作形而下的研究的重要意义，但与洪堡特不同的是:他主张把“语言”与“言语”严格地区分开来，强调语言只是言语活动中的社会性的确定部分，“它既是语言机能的社会产物，又是社会集团为了使个人有可能行使这机能所采用的必不可少的规约”;而言语则是个人的、或然的，是语言在个人交往活动中所产生的变异。所以语言科学所研究的只能是“一切言语活动的表现规则”，它“不仅可以没有言语活动的要素，而且只有没有这些要素搀杂在里面，才能够建立起来。”[’J这些言语活动的表现规则在他看来主要有两类关系，即由句段之间所构成的“组合关系”和由联想活动所构成的“聚合关系”。这样一来，他就把语言当作一个自足的概念系统，完全离开人的精神生活和交往活动来作封闭的研究，在分离语言与生活世界的联系上，与传统语言学所走的是完全同一条道路。 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被俄国形式主义莫斯科学派创始人罗曼•雅各布森引人到诗歌语言研究中来。他根据索绪尔的言语活动的两类规则来划分诗歌语言和散文语言，认为由句段的组合的关系所组成的“换喻的过程”是散文语言的基本形式，而以联想的聚合的关系所组成的“隐喻的过程”则是诗歌语言的典型特征。因此，“隐喻之对于诗歌，换喻之对于散文分别构成了各自阻力最小的路线。”一5〕所谓文学的“文学性”，在他看来也就是由这种隐喻手法的成功运用所赋予文学的特性。这样，也就开创了完全离开文学作品的内容，仅仅从形式方面、从修辞学的技巧方面来研究文学语言的道路，并与俄国形式主义彼得堡学派的创始人维克多•什克洛夫斯基一起成了俄国形式主义文学理论的两大主要代表人物。因为尽管什克洛夫斯基所借鉴的理沦资源是德国浪漫派的“陌生化”的理论，与雅各布森不同，但是他把“陌生化”仅仅理解为在语言中通过扭曲、套叠、颠倒，借以增加感觉的困难和延长感觉的时间，使习以为常的反应萌发出新意。所以他把文学看作只不过是一种“语言的编织形式”困，这说明他在分离文学语言与作品内容之间的有机联系，仅仅就手法与技巧上来研究文学语言与雅各布森是如出一辙、完全一致的。这一学派后来对结构主义、符号学、直至5O年代在美国风行一时的“新批评”文学理论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成了2o世纪语言学文学理论批评的主潮。在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西方当代文学理论的大量引进，俄国形式主义理论有一度时间也曾引起文艺理论界、特别是其中一些青年学者的极大兴趣，也在我国文学语言学研究中居于霸权的地位。 形式主义理论对于我国当代文艺理论的研究与建设的价值自然是不能否认的，它至少提高了语言问题在文学理论研究中的地位，使我们看到了语言对于文学作品来说不只是一种媒介、一种形象的载体;在一个艺术上臻于完美的文学作品中，它的内容不可能与它的形式包括语言的节奏、韵律、句法截然分割的;任何形式__上的改变，也就意味着内容上的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语言确是像“新批评”理论家所说的，它自身就具有本体论的意义。所以，在文学创作中，对于语言的运用和推敲就不应该像传统文学理论所认为的那样，是“次一等的工作”，它应该引起作家足够的重视并理直气壮地加以提倡。但不论怎样，这些形式主义的理论的价值毕竟是十分有限的，它不仅不是什么新的创造，充其量只不过是传统的修辞学文学理论的复活与更新，而且这种完全脱离和排除文学作品所表达的内容，仅仅就语言表达来研究文学语言的方法，还必然会把我们对文学语言的研究引人一种纯技巧的歧途，丧失对文学语言的优劣作出科学评价的最终依据。#p#分页标题#e# 出于以上的认识，我认为要使我们的文学语言研究走上正确的道路并在理论上真正有所推进、有所创造，还是应该遵照洪堡特所指明的方向进行努力。因为文学语言对于作家创作来说毕竟首先是一种媒体，它的职能主要是为了反映现实生活，表达思想情感。我们评价一个作品语言的优劣主要也应该从它反映现实生活，表达思想情感所达到的准确性、生动性和创造性的方面着眼，而并非什么孤立的节奏、韵律、音调以及句法变化之美。离开了生活世界和作家思想情感的参照，我们的评价也就失去了依据，就会变成为纯形式的探讨。如王维的《山居秋嗅》中间的两联:“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烷女，莲动下渔舟}”有人认为，这两句的作法之妙就在于由于额联“照”、“流”二动词用在句末，所以颈联“归”、“下”就不再在同一位置上重复，以免在句法上一与领联雷同，有失变化而削弱美感。这遵照的完全是一种形式主义的分析方法。其实，这两联句法上的变化在我看来完全是出于表达诗人耳闻目睹的当下的情景之需所作的一种安排，它向我们描述了这样一个生动的感觉的过程:耳闻竹喧才知院女还家，眼见莲动方知渔舟归来。它的效果不仅使欣赏者产生了一种实地观察的真切感受，而且还在心理上造成一种悬念和期待，更能激发起读者生动活泼的想象。若按照额联的句法改为“烷女竹喧归，渔舟莲动下”，意思的变化虽然不大，但情味却令人索然了。而领联的句法之所以主语提前，突出“明月”、“清泉”，也不只是为了不与颈联雷同，而是让人感到虽然无情之物，也仿佛能通人情、善解人意，穿过松林来与我作伴，慰我寂寞，不由得使人自然联想起《竹里馆》所描写的“独坐幽草里，弹琴复长哨。林深人不知，明月来相照”的意境，画面也显得更富有情趣和生机。既然这样，那么，我们怎么能完全撇开诗歌的意境的传达，仅仅就句法的变化来判断这两句诗的审美价值呢?由此可见，要真正评判文学作品语言的优劣是不可能离开它的表达的功能，仅仅从修辞学的层面上来进行研究的，而应该像洪堡特所指出的首先联系人的精神生活和交往活动(我认为“交往”不能狭义地理解为人与人之间一种交流活动;在创作中，由于作家的移情和想象作用，物我之间同样也会形成一种交往的关系，文U腮所说的“神往似赠，兴来如答”，就是作家与对象的对话和交往的生动体现)来进行考察。洪堡特提出的这一有价值的思想虽然在当今文学理论研究中并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但应该看到它在本世纪的语言学、哲学，乃至心理学研究领域，在萨不尔、沃尔夫等语言学家，在伽达默尔、利科尔、哈贝马斯等哲学解释学家，乃至列昂节夫等前苏联“文化历史学派”心理学家的著作中，还是产生了许多积极的影响并有了较为重大的发展的。这些理论家在研究语言方面的共同倾向都是为克服“逻各斯中心主义”以及伽达默尔所说的“近代科学的方法概念与生活于世界上的人类的理解要求之间存在着的一种不可解决的对峙”侧，为恢复语言与生活世界，与人的精神生活和交往活动的联系而竭尽全力。 他们都反对把语言看作只是一种抽象的思想工具或封闭符号系统，而认为它首先是存在于人的现实的语言行为中的一种活生生的东西。他们的最基本的思想原则就是洪堡特所指出的:虽然从根本的意义上来说，我们只能把人的讲话活动的总和称之为语言，但是“现实存在的只是那种通过讲话而产生的个别的东西。这种个别的东西是永远不完整的，我们只有从不断进行的新的活动中才能认识到每一生动讲话行为的本质，才能观察到活语言的真实图景。语言中最深奥、最微妙的东西，是无法从那些孤立的要素上去认识的，而只能在连贯的语言中为人所感受到或猜度到(这一点更能说明，真正意义的语言存在于其现实发生的行为之中)。一切意欲深人至语言生动本质的研究，都必须把连贯的言语理解为实在的和首要的对象，而把语言分解为词和规则，只不过是经科学音析得到的僵化的劣作罢了。”因此，“语言在任何地方，包括在文字里，都不是处在停留不变的状态，它那仿佛僵死的部分必须始终在思维中重新予以创造，生动地转变为言语和理解，才能完全转人主体。”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语言在每个人身上产生的变异，体现着人对语言施加的影响”;而另一方面，又“只有在个人身上，语言才获得其最终的规定性。”圈这就向我们表明:语言总是在个人的日常交往活动中仓d造性地进行使用的。在语言行为中，语词的意义往往不完全按照概念所固有的含义而是它的实际使用来理解的。从这个意义上，我认为维特根斯坦在他的后期著作中所提出的“语言游戏”说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因为游戏既需要遵循一定的规则，又需要对规则作灵活的运用。就像棋盘中的棋子一样，它在棋局中的意义和作用完全是靠它的运用而产生的。根据这个道理，维特根斯坦认为“只有在已经知道了如何用这个做什么事之后，问它的名字才是有意义的。”回语言使用的道理也是这样。所以到了后期，他改变了前期视意义为“事物—名称”的主张，提出“一个词的意义就是它在句子中的使用”[’0，“每个记号本身似乎都是死物，什么东西给它生命?—它在使用中就变成活的。”!”他的观点对“语言行为”说的代表人物奥斯丁和塞尔都曾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但是维特根斯坦的思想毕竟是从他前期的逻辑分析哲学发展而来的，尽管他说过:“‘语言游戏’这个词强调的是讲语言是一种活动的一部分，或者是一种生活形式的一部分”L’2一，但他是离开人的语言活动的内在动机、外部环境和条件，只是从语言活动的形式上来进行研究的。这表明，他的方法仍然是封闭的，仍然没有完全摆脱他前期逻辑分析方法的印记，与索绪尔那种仅仅从语言结构内部来研究语词的使用的方法本质上似乎没有太大的差别，甚至他的以走棋来比喻语言的使用这个例子，也是从索绪尔那里借用过来的。这样，就使得他对语言活动的研究由于失去与社会、文化、心理的联系而陷人模式化，这在奥斯丁对“语言行为”的分析中表现得更为充分、更加明显。 #p#分页标题#e# 这表明，即使同是把语言看作是一种人的活动、人的行为，但这里还存在着以科学的观点还是以人文的观点来进行研究这样两种倾向的区别。 这里分歧就出在对语言的使用者—人的理解上。所谓人文的观点，最主要的我认为就是在研究语言的时候，我们不仅把它当作一种文化现象、一种人的活动及其产品，而且还把这个人看作不像科学家所把握到的，是一个未经抽象和分解的存在于现实世界中的活生生的生命个体，他不但有思想，同时还有意志和情感，是在知、情、意统一地个的意义上参与活动与世界建立联系的所以从人文的观点来看，人对语言的运用就无不源于他自身的感觉、情感、想象、理解、意志与欲求，即使在借助语言进行思考、传达信息的时候，也无不表达他自己所特有的感觉方式、理解方式和评价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个人所使用的语言都是在与世界的交往过程中经过他自己所创造的，所以伽达默尔认为使用语言“并不是指学着使用一种早已存在的工具去标明一个我们早已在某种程度上有所熟悉的世界;而只是指获得对世界本身的熟悉和了解，了解世界是如何同我们交往的。’，〔’3〕它体现着人与世界的一种活生生的、丰富而生动的关系和联系，一种人类生活的整体的存在形式。这决定了在具体的语言行为中，对于一个词或一句话的理解，仅仅像结构主义语言学那样联系与之相邻的其他要素还是不够的，更需要联系人的活动以及在活动中所展示的人的整个生活世界:民族的、社会的、历史的、文化的、习俗的、心理的等等多方面的关系来进行。它不只是一种共义化的思想符号，同时也是人的整个生存方式和精神生活在其中的投影。 们联系整个作把整作品所描写的时点、人物关系等等当作一个统一的语言背景，那么，自洪堡特以来所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关于语言问题所作的人文学的理解与解释，对于我们文学语言的研究，又可以从中获得哪些有益的启示呢?我认为最主要有这样三点:首先是“语境”的理论。作为文学作品反映对象的生活世界是我们感觉的世界，它与理念世界的不同就在于它是未经分解、抽象，一种都按照生活原样呈现在我们眼前的一个整体。文学之所以必须通过形象创造来反映生活，就是由于唯有这样一种感性的形式，才能实现从多种关系和联系中反映生活世界这种整体特性的目的。而语境的理论，正是生活的整体特性在语言运用中的一种具体体现。它要求我们从多种关系和联系中来理解语言活动中每一个词的意义和用法。这不仅指在文学作品中，语词的释义总是受特定的语言环境，包括时间、地点、人物关系和心理状态所规定，随着这些语境要素的变化而改变，而且还要求我语言的大环境来加以看待在这个语言的大环境中，正如巴赫金所指出的“人物的言语听起来完全不同于在现实的言语交际条件下独、l._存在的情形:在与其他言语、与作者言语的对比中，它获得r附加的意义，在它那直接指物的因素上增加J’新的、作者的声音(嘲讽、愤怒等等)，就像周围语境的影子落在它身上。”[’4〕人物的语言如此，叙述人的语言又何尝不是这样?如鲁迅《孔乙己》中这样的一段话:“孔乙己是这样使人快活，可是没有他，别人也同样这么过。”从语一言的大环境来看，我们就可以发现这里的“快活”决非字典释义中的“快乐”或“高兴”，它有着比这些常用意义远为复杂而丰富的内含。它既反映了孔乙己言行的迁腐可笑和周围群众的冷漠无情，也表达r叙述人(他代表着作者的态度)在对孔乙己的批判中所隐含的深刻的同情和悲哀:是科举制把他造就成了-个废物，一个在生活中只是供人调笑、奚落的对象，一个可有可无的人。这些附加的语义成分就不是一般常用意义或字典中的释义所能概括得了的;对于这些附加的意义，我们只有联系移篇小说，把整篇小说当作一个大语境，才能深人体味到。这正是文学作品作为一种现实生活的生动再现，一种现实生活的整体把握所要追求的一种表达方式{其次是“交往”的理论。“交往”是借助一定的媒介来传递思想、情感，以达到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社会之间互相理解、沟通、协调一致的一种社会活动。这种媒介最主要的就是语言。文学作品是有赖于读者的阅读而存在的。因为只有在阅读中，当读者进入到作品所创造的境界之中，完全为作家所征服，把作家的思想情感转化为自己的思想情感之后，作品的潜在价值才能转化为实在的价值，它的社会效用才能得到真正的发挥{由于作家创作都是为了把自己的思想情感抒写出来，以求与读者进行交流，所以写作并不是以往人们所理解的只是一种独白。一旦当作家真正进人到创作的境界，他实际上就是在与他心目中的读者进行谈心、对话和诉说，在他的意识中都有一些潜在的、隐含的读者在。就像柯洛连柯所说:“作家必须不断地感觉到另一些人的存在，必须回过头来看看，他的思想、情感、形象是否能够呈现在读者面前，变成读者的思想，读者的情感和读者的形象。”〔’5〕唯有这样，他的意图才有可能得以实现。 哈贝马斯为了强调语言行为在日常交往中的功效，认为“文学文本之内出现的有效要求只对在其中出现的那些人物才有约束力，并非针对作者和读者。有效性的转移在文本的边界被中断;它并不通过交往关系延伸到读者那里。文学言说行为在这种意义上只对那些在小说中出现的人物有效，对那些处在第三人称或者由第二人称转移到第三人称的人有效。它并不针对真正的读者。”因为“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是参与者的视野”，“第三人称是旁观者的视野”〔’6;。但事实上，为了达到交往的效果，许多作品都是有意把读者当作一个参与者来看待和处理的。虽然在小说中，像布托那样直接以“第二人称”来进行写作的并不多见，但在抒情类文学中却非常普遍。如苏轼的《烷溪沙》:“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萧萧暮雨子规啼。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这首词在我看来就不是独白而是交谈。因为正是由于他心目中有着以为“黄鸡催晓”、“白日催年”、“人生易逝”、“光阴不再”的一些对人生怀有消极情绪的读者的存在，词中才发出“谁道人生无再少?”这样的反洁问。这个疑问句与诗歌中通常的那种自问自答的写法，如“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等是完全不同的，它有很强的思想针对性，是直接针对着这种消极悲观的人生观而发的。这难道只是一种独白而不是对话吗?所以伽达默尔认为:“讲话不属于我的领域而属于我们的领域”，只有当听话者参与进去之后，讲话的形式方能成立。#p#分页标题#e# “语言的真实存在是，当我们听到话语时，我们就已经参加进去。”“只要一个人所说的是其他人不理解的语言，他就不是在讲话。”L‘7j因而，当文学作品在与读者开展的对话过程中，一方面，读者作为听话者并不只是消极地接受作家通过作品向他和传递的信息，他总是积极参与其中，并按照自己的思想去接受它、理解它。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理解一个文本就是使自己在某种对话中理解自己。……只有当文本所说的东西在理解者自己的语言中找到表达，才开始产生理解。”另一方面，成功的文学作品对语言的运用都不会只以表达作家的构思成果为满足，它同时在向读者发出吁求，争取与读者开展对话，并通过激活读者的想象，唤起读者的情感，使读者把自己相关的经验调动起来，共同参与到对艺术形象的创造中去。“若是文本保持缄默，对文本的理解就不会开始。”L’“所以，一部作品通过阅读而存活于大众心目中的形象，都是读者与作家所共同创造的，它不仅有时代的差别，而且还有个人的差别。而语言交往亦即对话的理论，正是从媒介的角度向我们说明了文学创作与阅读之间原本存在的距离，通过阅读如何获得沟通、融合而又发生变化、更新的现实依据。 再次是“个性化涵义”的理论。“个性化涵义”是由前苏联“文化历史学派”心理学的代表人物之一阿历克赛•列昂节夫所提出来的一个概念，借此来区分它与意义的不同。他认为“意义是一种对现实的反映，它不依赖于个别人同现实的关系”，而涵义则“是意义在个人心理生活中的实际地位和作用，以及意义在个人的生活中是何物的问题。”所以“涵义决非潜含在意义之中，而且也不会从意义中来而在意识中产生。涵义不是由意义产生的，而是由生活产生的。”〔’9〕如“长命百岁”这个词组，从意义本身来说，无论如何是一种表达祝福的意思，但是在一位99岁的老人听来，却很可能变成为一句咒语，这就是它的涵义。所以涵义的理论表明了“意义在具体个体的意识中的运动的一个方面，是它们‘返回’到世界的感性的对象性”的表现困，也就是意义进仪到个体心理层面所生的一种变异。文学的对象是实际生活中的丰富多姿的感性世界，作家不是通过抽象思考而首先凭借感觉、体验来与之建立联系的，因而反映在语言上，所使用的只能是一种富有“个性化涵义”的语言。这是文学语言区别于科学语言的一大特征。 对此，萨不尔早就有所注意，他认为“真正深入的符号作用并不依靠和特种语言的词句相结合，而是稳固地建筑在一切语言表达的直觉的基础上。 ……某些艺术家的精神活动大部分在非语言的平面上进行，甚至发现难以用习惯说法的严格固定的词句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圈这样，就通过“在非语言平面上”的使用，使语言的意义从普遍的、社会的层面转人到了个体的、心理的层面，转化为个性化的涵义，从而使得与原先没有相应语言的个J吐意识，包括感觉、体验等等都能得以生动的表达。文学作品的语言风格以及某些特殊的使用手法，就是由此而生。如前面所举的在《孔乙己》中鲁迅把孔乙己在生活中的遭人愚弄、嘲笑、侮辱说成是“使人快活”，只要我们细细阅读一下鲁迅的小说，就会发现类似这样一种变异的用法在他的作品中大量存在而决非个别的例子。它们共同构成了鲁迅小说语言含蓄、幽默、苦涩、冷峻的文体风格和反讽、悖论、夸张、含混的叙事语调。这正是鲁迅对于生活所特有的感受方式、理解方式、评价方式以及他所特有的人生智慧、人生见解、人生态度在作品语言上的投影。而这种出于为了表达“个性化涵义”的需要对语言进行创造性的使用不仅是文学赋予作家个人的最高权利，而且一旦当它获得社会的认可之后，它反过来又为丰富和充实民族的语言，推动民族语言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所以卡西尔认为“一切伟大的诗人都是伟大的创造者，不仅在其艺术领域是如此，而且在语言领域也是如此。他不仅有运用而且有重铸和更新语言使之形成新的样式的力量。意大利语、英语和德语，在但丁、莎士比亚和歌德身后和他们生前是不同的。这些语言由于但丁、莎士比亚和歌德的作品而经历了本质性的变化，这些语言不仅为新的词汇所丰富，也为新的形式所丰富。”圈这结论我认为也同样适合于施耐庵、曹雪芹、鲁迅、老舍等大师，他们的语言观都是在汉民族语言的基础上加工的，而通过他们的创造，又推动了汉民族语言的发展。白话文之所以能达到今天的表现力，就是与吸收他们的创造成果是分不开的。他们之前的白话文与他们之后的白话文也是不一样的。这些创造虽然并不都属于“个性化涵义”的表达，但至少是包含这些由表达“个性化涵义”所创造的成分在内。 以上三点归纳起来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即文学语言与科学语言的不同就在于它是整体的、开放的、创造的与生活世界紧密相关的语言。相比于我们过去文学语言研究的思路和方法，我认为这才是我们所要寻求的、并在研究中真正值得我们遵循的一条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