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意识论文篇1

在《红河谷》、《黄河绝恋》、《紫日》等一系列影片中，冯小宁形成了某种特定的电影风格：大背景中的小人物，残酷战争中的美好人性，“爱”与“死”的主题，以及对雪山、草原的美的审视，“形式即内容”的浪漫主义追求。冯小宁在这部影片中继续沿用了这种风格，塑造了一系列优美的画面：高远的蓝天，奔腾的骏马，辽阔的草原，狂野不羁的人性……让人仿佛有在风吹草低、天碧云白之间驰骋的。冯小宁希望观众能在他的电影中忘掉“绯言和铜臭”，远离都市浮躁的喧嚣，而更多地接近“真朴和善美”，在大自然中感受人存在的意义，他说：“自由和解放是人类文化的永恒主题，人类为之所焕发出的勇敢精神永远是艺术家灵感的源泉。人在自然中才是最自由的，当人类太多的贪欲破坏了自然时，也就是人的自由的失去，嘎达梅林和各族人民为了保护草原流尽鲜血，是今天面对沙尘的我们应该沉思的。”②可见，唤起人们的生态意识，启发人们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反思，是冯小宁拍摄《嘎达梅林》的一个深层的目的，他要用电影的方式向生活在都市喧哗中的世人发出绿色的呐喊。

著名生态思想研究者唐纳德·沃斯特曾指出：“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全球性生态危机，起因不在生态系统自身，而在于我们的文化系统。要渡过这一危机，必须尽可能清楚地理解我们的文化对自然的影响。”③冯小宁把他对生态问题的思考放在20世纪初这一特定的历史背景中加以分析，在对嘎达梅林史诗的线性叙事中，把草原荒漠化的过程显现了出来，表达了他对生态问题的思考。他说：“我拍《嘎达梅林》，其实算不上是战争片，它最深层要说的是环境与生命的关系。”④影片片头以字幕的方式交代了故事发生的历史背景：“‘日本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应以土地贸易为手段……当内外蒙古的土地都被日本买下时，那里即成为日本人的蒙古，世人将无可辩白……’——摘自1927年日本前首相田中义一《田中奏折》。”⑤这种字幕的叙事方式一方面为故事的发生奠定了特定的历史背景，给观众带来一种浓重的历史感；另一方面也暗含了科尔沁草原逐步走向荒漠化的一个历史因素：异国入侵，这成了影片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的根本动因。伴随着对历史背景的展开，冯小宁把这种历史因素对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直观地表现了出来，影片开始，冯小宁运用了一个全镜头展现20世纪初科尔沁草原的生活状态：悠悠的绿草，碧蓝的天空，孩子们无忧无虑地玩耍……影片结束时，冯小宁依然使用了字幕的叙事方式交代故事的结局：“1931年，嘎达梅林保护草原的起义失败了，同时，科尔沁草原也化为沙漠……”⑥之后，影片依然使用了一个全镜头，但却没有了片首满眼的绿色，碧蓝的天空，也没有了天真无邪的孩子们，剩下的只是一望无际的沙漠。这种首尾呼应所带来的视觉上的鲜明对比，很容易给观众带来触目惊心的震动，让观众在这种变化中直接感受到生态破坏所带来的严重恶果。冯小宁试图通过这种镜头画面的强烈对比让观众在电影营造的历史空间中获得情感的共鸣，从而唤起自觉的生态意识。

土地是人类得以生存的母亲，是人类的生命线，而土地的命脉在生命，草原失去了草就会变成沙漠，牧民失去了草原就会流离失所。在对历史的追述中，冯小宁揭示了草原沙漠化的历史原因：侵吞草原的不是牛羊，而是错误的文化和生产生活方式。影片暗含了沉重的历史文化因素，“放垦草场也不是咱第一个。大清年间，老王爷就将东夹荒、辽原荒区几万亩卖出去放垦了。”⑦在金钱的利诱下，达尔罕王爷勾结奉系军阀答应出卖牧场，牧民流离失所，几年后，科尔沁草原化为了沙漠。对草原的开垦，对生态的破坏自大清年间就已经存在，在这里，我们没有必要去追踪其背后的政治因素，触目惊心的事实足以昭示一切，曾经牧草丰美的科尔沁草原正逐步退化为寸草不生的沙漠。在影片中，一位牧民悲痛地对嘎达梅林说：“上面的草皮一挖掉，就剩下沙子了……来年一场大风吹跑了土就剩下沙子了……”⑧草原沙漠化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盲目开垦草原，可能给当朝政府带来了短暂的利益，从长远来看，却破坏了整个草原的生态系统。“草原不是荒地，一经翻垦，大风吹过，土被刮尽，只剩下沙子，不出十年，科尔沁千里草原将化为沙漠。”⑨正如恩格斯曾经警告我们的：人类的“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⑩草原上的人们深知“草原的草可以喂牛羊，也可以化成烈火”。(11)当人类欲望的烈火燃起，草原被无情地吞噬之后，人类也必将受到荒漠的惩罚。为了保护草原，保护草原上的人民，也为了子孙后代，嘎达梅林率领达尔罕的人民举起了反抗的旗帜：“（我们）都生长在这片草地上，我们脚下的这片草地和草原是长生天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母亲把这片草原留给了我们，而我们不能给后代留下沙漠，河水无道，就会漫出堤岸，百姓没了活路，就只有造反，谁伤害百姓就要他用命偿还……”(12)影片呼吁人类应该科学、合理地开发土地，保护草原的自然环境和生态环境，不为短期效益而造成千古灾难。

生态危机不仅表现在自然生态领域，还表现在精神生态领域。哲学家海德格尔说，新时代的本质是由神话、由上帝和神灵从世上消失所决定，地球变成了一颗“迷失的星球”，而人则被“从大地连根拔起”，“丢失了自己的精神家园”。(13)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以来，随着现代化的推进，现代人越来越体会到一种精神的失落和衰微。“现代人征服了空间、征服了大地、征服了疾病、征服了愚昧，但是所有这些伟大的胜利，都只不过在精神的熔炉里化为一滴泪水！”(14)在物欲化的社会环境中，功名利禄逐渐成为衡量一切价值的尺度，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变得越来越淡薄、冷酷，精神物欲化、心灵物质化，使人们的精神世界变得空虚、麻木，找不到心灵的依托。这是现代社会中科技文明对人类造成的“精神污染”(15)。生活在都市文明中的冯小宁深深体会到现代文明带给现代人类的精神束缚，他希望能用电影的方式让惆怅、彷徨的现代人重新体验那段逝去的美好情感，以求得精神的休憩。因此，在他的电影中往往会出现对战争中的美好人性，特别是对美好爱情的歌颂。“我电影中所表现的爱情都是特别真诚、特别纯洁的，然而到最后基本上是悲剧。我是歌颂她，歌颂人与人之间的这种真诚。实际上在人的社会生活中，尤其我们这个时代，这种真诚纯洁的爱情尤其是不容易的、很不容易的，在我们的前辈人中倒还是真有——促使我创情故事的动力，就是因为这样一种‘罗密欧与朱丽叶式’的东西，是不容易得到的、甚至是根本不存在的！所以她在文艺作品中自古就没有枯竭过。人类这种审美理想，实际上是一种假象，甚至一种虚幻，在艺术作品中去追求这样一种不存在的、美好的虚幻，我们是不能随便鄙视的。”(16)长河落日下情意绵绵的对视，奔驰的身影，欢乐的笑声……冯小宁以浪漫的笔调表达了他对美好人性的向往。镜头是导演介入影片的方式，也是导演个人“说话”的方式，影片强烈的抒情性被独特的运镜方式表达得淋漓尽致。频繁的推、拉和静拍形成的人物脸部特写不仅表现出剧中人物的情绪和心理，而且呈现出导演的情感倾向。嘎达梅林和牡丹在晨光和暮霭中追逐的场景在慢镜头营造的诗情画意中表现出爱情的浪漫和美好。镜头飞速掠过草皮的画面，表现了创作者对“主观视点”的纯熟运用和对电影语言的特殊感悟力。冯小宁在影片中还使用了三次旋镜，以镜头的急转形成的嘎达梅林一家幸福生活的场面与后来的悲剧形成鲜明对比，在表达强烈气氛的同时也暗示着牧民们美好生活的“虚幻性”。冯小宁在《嘎达梅林》中表现了他对美好情感的理解和向往。

在中国电影界，冯小宁显示出他对电影哲学的努力追求。他说：“我想在我的电影中以最独特的角度，来表现现在电影处于弱势的领域，像战争、环保这样的主题。电影就是表现意识形态的，我想在一定的空间里最大限度地表现浪漫和自己的感受，一部电影，导演拼到最后拼的是美学和哲学。”人类文明的发展史，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人与自然逐渐疏离对立的历史，是人与他人日益疏远、人与自身逐步分裂的历史，现代文明给人类带来巨大进步的同时，欲望的恶性膨胀，道德与良知的沦丧，也如同阳光下的阴影一直伴随着人类前进的步伐。《嘎达梅林》在为英雄嘎达梅林谱写的赞美之歌中，表达了导演对生态问题的思考和对人类自由的向往。

注释：

①李彦：《冯小宁英雄史诗大片〈嘎达梅林〉以真实精神写人》，新浪网。

②彭俐：《导演冯小宁访谈：〈嘎达梅林〉不了情》，新浪网。

③王诺：《生态批评：发展与渊源》，海南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

④黄芳：《〈嘎达梅林〉美得炫目》，大洋网。

⑤《嘎达梅林》片头字幕。

⑥《嘎达梅林》片尾字幕。

⑦《嘎达梅林》中韩舍旺的台词。

⑧《嘎达梅林》中一牧民的台词。

⑨《嘎达梅林》中嘎达梅林的台词。

⑩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曹葆华、于光远、谢宁译，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305页。

(11)《嘎达梅林》中喇嘛塔下的蒙古老人的台词。

(12)《嘎达梅林》中嘎达梅林的台词。

(13)冈特·绍伊博尔德：《海德格尔分析新时代的科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95页。

生态意识论文篇2

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教育在内容上和方法上缺乏创新，导致理论与实际相脱节。一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采取“一刀切”的教学法，缺少个性化教育，导致不同学生群体难以用自己的方式和思维接收到有针对性的、能够解决思想实际问题的教育内容;一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对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实质不了解，以职业教育、道德教育、心理教育等代替理想信念教育，出现少讲或不讲的现象;一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不能准确地把握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内容，只会讲空话、套话甚至假话，使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的课堂教育效果大打折扣［2］。

2.社会实践教育重视不够，落实不到位

目前许多高校在实践教学的认识上还存在误区，没有充分认识到课外活动实践的重要性，没有具体的实施大纲，没有形成统一的管理配套制度，考评和监控机制更是处于空白阶段。一些地方、部门和高校领导存在着片面的政绩观，认为大学生社会实践教育属于“虚功”，没有完善合理的活动机制和科学管理方式，缺乏可操作性，导致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教育中的实践教育越来越边缘化，使教育者产生了一种应付的心态，导致实践教育陷入了一种“说起来重要”“做起来可以不要”的尴尬境地。

3.队伍建设机制不完善，运行不协调

在意识形态安全教育队伍的建设上，有些高校对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教育队伍建设不够重视，缺乏具体的措施和明确的规划，一些高校有意压缩队伍编制，给予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待遇过低，教育队伍工作条件改善、职业培训深造、福利待遇等方面的制度不到位、不落实，使从事意识形态安全教育工作的人员积极性不高，教育资源严重流失和浪费。

二、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教育面临的挑战

1.西方“西化”阴谋不断渗透，威胁我国主流意识形态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大搞“人权”外交，无非是想以虚构和捏造等伎俩在国际上给中国制造舆论压力，以此来混淆国内不明真相的人的视听，达到动摇我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颠覆社会主义政权的险恶目的。宗教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一个组成部分，西方敌对势力正是抓住了这一点，千方百计地用宗教渗透的方式，在我国新疆和等地是备受敌对势力“关注”的地方，煽动教徒和部分群众寻滋闹事，破坏社会安定，极大地冲击了人民的思想武装，更给众多无辜百姓造成了重大的生命和财产损失［3］。

2.信息网络化对意识形态传统功能的弱化

在信息飞速发展的互联网时代，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地从网上获取和信息，网上信息的这种共享性，使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信息落差越来越小，教师进行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难度却越来越大。网络时代的“文化反哺”现象使年轻一代垄断了网络的话语主动权，他们不再简单地按照教育者制定的目标去获取知识，而是“运用自己的判断力，选择自己认为正确的，再将其转化为自己的思想”来指导自己的行动，网络上那些威胁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不良信息就有可能被大学生认同接受，进而达到侵蚀国家对大学生意识形态教育成果的目的。

3.社会转型对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挑战

我国正处于改革发展的攻坚阶段，社会转型期出现了新问题和新矛盾，对社会主义价值理念的巩固和提升带来了重大影响。例如，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贫富分化严重的社会现状导致了贫富阶层之间的价值观冲突;医疗、卫生、教育等社会公共资源分配不均，失业与就业的矛盾冲突，导致人们的社会心理失衡等，这些突出问题如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人民对社会失去信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也就丧失了存在和发展的社会根基。

4.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对民族文化的冲击

民族文化是一个国家的灵魂，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是必然选择，也必将面临西方意识形态对我国民族文化的冲击。随着经济全球化在广度和深度上的不断深入，包含着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思想、技术和知识，已经在我国大面积扩散和加速流动。当前中国传统经典文化备受冷落，国富民强、八荣八耻的传统观念渐隐渐退，对崇高理想信念的追求日益匮乏，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立世精神已成空谈。因此，我们必须竭力捍卫民族文化的个性和根基，更好地继承和发扬以国为重的文化传统，充实及适应文化全球化，又保持鲜明民族个性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体系。

三、加强当代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有效途径

1.以思想政治理论课为主渠道，不断增强其吸引力

恩格斯说:“一个民族想要登上科学的高峰，究竟是不能离开理论思维的。”强化大学生理论思维能力的训练，是课堂上进行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切入点，是大学生掌握马克思主义精神实质的必然要求。因此，教师在讲授马克思主义理论时应注重把历史与逻辑统一起来，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放到一定的历史背景中去考察和阐述，善于将教材中的理论观点与社会实际相结合，用社会热点问题导入课程内容，以激发学生听理论课的兴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堂讲授、理论灌输是必要的，课堂讲授必须随着学生情况的变化不断创新。

2.以爱国主义教育为重点，大力弘扬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思想感情、心理特征的综合反映，是维系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纽带。“以爱国主义教育为重点，深入进行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教育”理应作为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只有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和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才能排除干扰、抵御风险、坚守社会主义阵地;只有进一步发扬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和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才能顺利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历史使命。积极开展爱国主义主题教育活动，免费开放博物馆、纪念馆、展览馆、烈士陵园等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充分发挥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教育作用。因此，“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纳入国民教育全过程，纳入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

生态意识论文篇3

中图分类号：F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1494（2012）03-0064-04

生态意识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新的认识、新的价值评判与新的社会实践，是建立在对生态危机自觉反思基础之上建构和谐生态关系的文明意识。全国污染调查数据显示，农村污染已经占据了我国总体环境污染的“半壁江山”①。其中，农业面源污染是农村污染的重中之重。这一局面的形成，究其根源，和我国部分农民欠缺生态意识有关。我国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为了能够根本性地扭转农村污染发展的趋势，我国需要采取有效措施，大力增强农民的生态意识，鼓励农民参与到农村环境保护的事业中。

一、我国农民生态意识培养的重要意义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了：“要建设生态文明”的要求,这表明生态文明建设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生态意识对推动环境保护社会运动、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这主要表现在认知作用、交流作用与组织作用等方面②。生态意识可以在更高、更深层次上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自然观和价值观，使人们更为深刻地认识到，人类依赖自然生态提供物质条件，而人类在减少对自然的剥夺时，也就减少了对其他人的剥夺，包括对他人劳动产品的剥夺与侵占，进而更加自觉地参与到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中去。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且农村人口几乎还占到全国人口的一半。生态意识除了上述的一般性意义外，当前，我国培养农民的生态意识还具有以下特殊的意义：

（一）有利于减少农业面源污染。根据近年来我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的调查数据，我国农业生产造成了严峻的面源污染，如2010年，“农村环境问题日益显现，局部地区形势有所好转，但总体形势仍十分严峻”，突出表现为“农业面源污染形势严峻，……农村生态退化尚未得到有效遏制” [1]。农业面源污染是农民的生产方式不符合生态规律所造成的，减少农业面源污染，只能够依赖于农民转变旧的农业生产方式，实施生态化、绿色化的农业生产。这需要农民具备一定的生态科学知识与素养，养成一定的生态保护意识。

（二）有利于培养农民的文明素质。生态环境不仅仅具有物质价值，可以为人类的生产、生活提供必不可少的物质与能量。生态环境还具有精神价值，可以为人类提供丰富的精神养分。古代中国人在观察自身周遭的自然万物与了解动物品性的基础上体悟与领会了自然的寓意，用诗歌的形式把这些观察与体悟表达出来，从而表达出自己生活状态与情感。如通过作者的“托物言事”、“藉物抒情”，《诗经》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联想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通过《诗经》的传播与影响，中华民族逐渐培养出自强不息、生生不已的民族精神[2]。生态意识不仅包含了对生态环境物质性价值的认知，推动民众保护环境，还包含了对生态环境精神性价值的认知，培养民众对自然美的欣赏能力及对这种欣赏的表达能力。因此，培养农民生态意识，不仅培养了农民对生态环境物质性价值的认知能力，还培养了农民对生态环境的精神性价值的认知与鉴赏能力、对生态美的表达能力，提高了农民的文明素质。

（三）有利于培养农民的社会参与能力。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目的在于维护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生态文明建设内在地要求每一社会成员具备公民美德，农民也不例外。没有任何社会成员天生就符合社会规范要求，这些社会美德都是培育、教化的结果。参与社会事务则是培育公民美德的重要途径。通过参与社会事务，公民了解到自己参与的社会事务所具有的重要社会价值和意义，熟悉社会事务决策的过程与方式，理解社会事务对自己和他人的利益影响程度，就能够在分歧的公众意见和建议中寻找到存在的共识。在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过程中，农民在生态意识的推动下，参与生态保护就是在培育自身的社会参与能力，在培养自身的社会美德。通过学习、了解并且践行生态意识，养成健康向上的生态文明，懂得为了公共利益、为了长远利益可以舍弃自己个人的利益、短期利益。他们能够知晓自己个人微薄的生态保护行动也具有意想不到的社会效果，能够给他人以关怀、关爱，维护生态以换得健康。通过这种参与，锻炼了他们生态价值的表达与诉求能力，培训了自身生态利益的维护能力。这样，他们就能够对涉及自身利益的生态环境事务做出相应的决策，体会到当家作主的成就感，从而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参与到社会事务中，树立民主与法治的观念和实践能力。

二、当前我国农民生态意识的现状分析

（一）我国部分农民欠缺生态意识的表现。尽管经过多年的宣传教育，生态意识在我国社会各阶层中已显著地树立起来，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环境保护工作。但毋庸讳言，在我国农村中，部分农民还没有接受应有的生态教育，他们生态意识还相当欠缺，特别是在个别落后地区，由于生存的需要有的盲目进行农业生产，有的还处在刀耕火种的状态之下。其主要表现形式有：

1.未能深刻地认识到农村环境的恶化后果。我国农村环境问题虽已日趋严峻，但许多农民并没有认识到环境恶化所导致的严重后果，特别是对后代人影响的严重性。由于没有认识到环境恶化后果的严重性，因而他们就不愿意采取有效行动改变自身非生态的行为方式。

2.未能了解农业生产对生态环境、对土壤与水体的影响。长期以来，人们总是认为污染环境只是工业生产所造成的，农业生产对环境不会产生污染。因此，人们只是预防与治理工业生产的环境影响后果，忽视了对农业生产的环境影响后果的预防与治理工作。特别在我国农村，由于大部分农民缺乏农业科学知识，他们不知晓土壤中的营养成分与种植物需求之间的关系，也缺乏必要的检测土壤成分的仪器设备，为了获得较好的收成，他们抱持“宁多勿缺”的心态，根据经验施用肥料，结果形成超量施用；同时，部分农民也不能理解降水（灌溉）与农业面源污染之间的因果联系，施肥、喷药与降水（灌溉）近乎同时，加剧了有效成分的流失，形成化肥、农药的施用与严重污染之间的恶性循环。部分农民因为没有关注农地降水（灌溉）能够淋溶化肥与农药中的有效成分，降低化肥与农药的利用率，在施用农药与化肥时不合理的增加了农地中的降水，使得在水循环的作用下有效成分被淋溶与流失，形成农业污染后，不得不再次增加化肥与农药的施用量，形成新的农业污染。农民未能根据土壤营养成分和种植物的营养需求合理地施用肥料与农药，造成化肥与农药超量、不恰当地施用，形成了农业面源污染。

3.缺乏交流与沟通农业环境保护知识的能力，不易接受生态农业的理念与运作方式。多年以来，为了保护农村生态环境，我国开展了大力推行生态农业生产的活动。一些农民具备相应的接受与理解能力，能够依照生态农业的理念与运行方式安排农业生产。但是，我国大部分地区的农民现代科学知识欠缺，他们不能够理解与接受生态农业的理念与运行方式，更无法按照生态农业的要求从事生产活动。这些农民在生产过程中固守传统农业生产的经验，总认为多施用农药与化肥就可以获得农业丰收。他们过量施用化肥与农药的行为造成了农业面源污染。

（二）部分农民欠缺生态意识的原因。部分农民欠缺生态意识的原因主要有：

1.农业生产传统习惯心理的影响。千百年来，我国农民养成了传统农业生产的习惯做法。在传统农耕时期，这些习惯做法由于没有使用农药与化肥，不会产生有毒化合物的残留问题，因而农民也就形成了“农业生产没有环境污染后果”的习惯思维定势，并影响到对当前的农业生产环境后果的认知，依旧认为农业生产不会产生环境污染后果。实际上，当前的农业生产与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之间存在迥然的差异。当代农业生产广泛地施用农药与化肥，这些原本自然界所没有的人工化合物在超出自然的净化能力外，会形成残留物质滞留于土壤、水体与空气中，成为环境污染的源头。但是部分农民没有认识到当代农业生产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其心理依然保持于对传统农业生产所形成的认知中，没有关注当代农业生产方式对生态的负面影响，造成了他们生态意识的欠缺。

2.缺乏应有的科学教育。长期以来，由于各种原因的影响，我国农村地区教育投入远远不足，不能够满足农民对教育的需要。特别是科学素质教育，我国农村地区大大地落后于发达国家水平。这样，使得大部分农民没有掌握到应有的科学知识，不能够理解农药、化肥的使用与一些环境要素变化之间的因果联系，如水体发黑、变臭，河流中某些鱼类的消失、某些藻类的疯长。农药与化肥的过量施用，不仅仅影响到施用地的环境，也会损害千里之遥的地方——河流下游的环境。如果缺乏相关的生态科学的知识，人们就无法将农药、化肥的施用行为与生态系统的健康与平衡的状况变化联结起来，在二者之间建立起因果关系，从而关注农药、化肥的施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损害后果，并进而形成生态保护的意识，减少农药、化肥的施用以保护生态环境。总之，科学技术的发展带来了现代农业生产方式的变化，并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一定的影响，要理解这种影响后果的原因，就需要科学知识。我国农村地区科学教育的缺少使得部分农民无法理解农药、化肥的过度施用与生态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当然就不能够树立应有的生态保护意识。

另外，我国农民结构已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这也影响到科学教育的效果。由于农业生产的产出较低，许多接受知识能力强的年轻农民到城市就业，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之中，大部分是接受知识能力较低的年龄偏大的农民。这些农民囿于原先接受的教育层次不高，对现代科学知识缺乏应有的认知，因此，他们在进行农业生产时，容易固守习惯方式，不轻易改变以适应现代化的科学的农业生产，当然，也不太注重农业生产的生态负面影响。

3.农民参与生态保护的渠道不畅。生态意识需要通过参与到生态保护中、实践生态科学知识来加以培养与提高。生态意识的培养不仅仅限于对生态科学知识被动的接受，相反，更应该依靠这些知识的实践运用。通过生态科学知识的实践，不仅检验了知识的可靠性，还提高了实践者参与生态保护的能力，进一步激发他们的参与愿望。同样，农民参与生态保护、实践生态科学知识也能够起到如此的作用。在生态意识的推动作用下，农民参与生态保护的事业中。毋庸讳言，我国农民参与生态保护的渠道还不够畅通，制约了农民生态意识的提高。其一，农民生态权益遭受漠视，缺乏有力的保障机制。我国许多农村地区频频出现大规模严重的环境污染事故，河流、空气和土壤遭受损害，农民身体健康也遭受损害。但是，农民的生态权益却无法通过相应的保障制度予以保护，导致了诸多环境污染引发的发生。这些事件的爆发本身就已经说明了农民生态权益遭受损害的事实。显然，农民自身权益不能够得到保护，他们就不会关注生态本身的健康问题。实际上民众生态事务参与能力的培养与生态意识的提高正是首先通过维护自身生态权益而取得的。农民生态权益保障机制的缺乏不利于农民维护自身的权益，也不利于通过这种维权、参与行动来培养生态意识；其二，农村环境决策参与机制不健全，农民还不能真正地参与到环境决策过程中。他们对涉及自身生态利益的事务还没有真正地参与到环境决策过程中，因而他们对生态保护的事务就不会产生相应的认知和激励，从而他们也不会主动地学习、了解生态科学知识，培育自身的生态意识。可以说，哪里的农民有畅通的渠道参与到生态保护事业中，哪里的农民就具备较强的生态意识，他们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就高。反之，农民不能够真正地参与到环境决策过程中，他们就无法真正地关心环境的状况，树立良好生态意识。

三、多元协同：培养农民生态意识的有效路径

为了提高农民的文明素质、防治农业面源污染、保护农村生态环境，进而有效推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我国迫切需要采取有效措施增强农民的生态意识。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与各种环境政策均有相关规则涉及到提高民众生态意识，如《环境保护法》、国务院《关于环境保护若干问题的决定》（国发〔1996〕31号1996年8月3日）第十部分“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全民环境意识”、2005年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国发〔2005〕39号）第三十二部分、《国家环境保护“十一五”规划》（国发〔2007〕37号）、《环境宣传纲要》、2012年《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等。这些法律、法规与政策对于提高我国农民生态意识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促进了农村环境保护。但是，总体而言，农村环境问题的严峻性与大部分农业生产的非生态性说明农民的生态意识还有一定的缺陷，还有进一步提高的必要性。具体而言，培养农民生态意识、提高他们生态素养的路径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设立《环境教育法》，专门章节设置农民环境教育制度。我国相关法律、法规与政策中包含一些关于环境教育、培养公众生态意识的规则，但是这些规则存有一定的缺陷，表现为规则的刚性不强、不成体系。我国环境教育规则大多以环境政策的名义出现，基于政策本身的灵活性与弹性，环境教育规则的落实在地方层面大打折扣，没有取得应有的效果。特别是对农民生态意识的培养，许多地方根本就没有认真地实施过，关于环境教育的规则仍然被搁置在书面上、文件中。另外，农民环境教育制度不完整，没有相应的公共财政支出、环境教育公共服务等配套措施的支持，不能够形成制度的合力。因此，提高农民的生态意识，当务之急，就是要制定包括农民环境教育制度在内的环境教育法。用法律的刚性防范某些地方政府对环境教育的不作为或者乱作为。

同时，鉴于环境教育、生态意识对于环境保护的重要作用，国家应该把学习与接受环境教育作为一种法律义务予以规定，强制包括农民在内的全体社会成员分阶段接受相应的学习与培训。

（二）完善相关的配套措施以有效地培育农民生态意识。我国环境教育规则的失灵除了制度本身不健全的原因外，还有一个重要的肇因就是配套措施的不完善。环境教育制度的有效运行不仅仅需要制度本身的健全，还需要配套措施的完善，如教育经费和必要的设施的投入、师资力量的投入等。因此，在建立与健全环境教育制度的同时，国家还需要完善相关的配套措施，从而形成制度的合力。

（三）实施灵活多样的农民生态意识培养机制。一些地方政府在培养农民生态意识时，方式僵硬、呆板，不符合农民的接受模式，因而并没有取得好的效果。我们可以采取形式多样的教育、传播方式，如充分利用电视、网络等新媒体，也可利用传统的方式，主动到农村的田间、炕头，乃至茶馆等农民休闲、娱乐的场所，用农民听得懂、看得明白、理解得了的方式传播生态科学知识和生态保护意识。在传播生态科学知识与生态意识的过程中，特别要注意传播的方式，不能高高在上，简单、粗暴地对待接受者。江苏省姜堰市首个农村环境保护非政府组织——乡村家园协会在开展农村生态意识教育方式方面取得了不少经验。协会成员充分利用苏南地区农民喜闻乐见的民间艺术与文化形式宣传生态意识，培养农民的保护生态环境的意愿 [3]。这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值得借鉴推广。

（四）健全生态保护农民参与制度。强化农民的生态意识。生态环境具有多重价值，保护生态环境的目的就是因为这些价值值得保护，需要保护。倘若我们感受不到、体会不到这些值得保护的生态价值，要我们去保护生态环境，肯定是困难重重。因此，强化民众生态意识的途径不仅仅是民众被动地接受环境教育，更应该让民众主动地走进大自然，亲身感受自然无穷的魅力，体悟它多样的价值。同时，社会还应该提供相应的条件保护民众生态环境相关权益，让民众在参与生态保护的过程中体会到人生的成功、成就。如果农民参与生态保护的愿望得不到实现，很容易使他们形成生态环境和自己无关的心理。我们应该采取积极的措施，完善相关的制度，消除农民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的障碍，使农民可以方便、顺畅地加入到生态环境保护活动中，不断增强他们的生态意识。

四、结论

农民生态意识的培养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保护农村生态环境具有重要的作用。现阶段，我国农民生态意识有所欠缺。这极大地影响了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推进。为了提高农民生态意识，我国需要建立多元协同的制度体系，共同发挥培养农民生态意识的作用，切实增强农民生态意识。

注释：

① 2011年6月13日，国家环境保护部副部长李晓杰新闻会上的发言。

②认知作用指人在生态意识的指引下，认知环境污染的严重后果及其发生机理；交流作用指民众在生态意识的推动下，传播与交换有关生态环境信息；组织作用指生态意识为社会民众的集体行动提供了相应的目标——保护环境，减少了进行生态保护的组织成本和时间，增强了社会成员间对保护生态环境重要性的认同。

参考文献：

生态意识论文篇4

引言

《野性的呼唤》（）作为美国著名现实主义作家杰克・伦敦（Jack London 1876-1916）的代表作，自从作品面世以来就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不小的反响，该作品不仅引发动物小说创作热潮，其蕴含的生态思想更是给后来的世界生态文学发展带来不可忽视的意义。《野性的呼唤》主要讲述了一只生长在温暖地带富贵人家的家犬巴克遭难辗转被卖到北方严寒的淘金路上的故事，从文明的中心落入了原始中心的巴克为了生存和适应环境开始了不断的奋斗最终成为了狼群之首。我们把视线转向东方，中国作家姜戎的《狼图腾》前后历时三十余年，煌煌五十万言最终定稿于2003年。《狼图腾》是以时期内蒙古草原为背景，以动物狼为叙事主题的史诗般的小说。书中数十个关于狼的故事串联其中，故事情节既紧张又曲折，场面恢弘。最后主人公道出了对小狼、蒙古老人甚至草原的忏悔。引发读者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

杰克・伦敦与姜戎分别来自东西方两个国度，他们所生长的环境的文化背景、意识形态甚至地理风貌都有很大的不同，但我们从生态批评的视角对《野性的呼唤》和《狼图腾》进行对比，不难看出他们在处理人与狼的关系方面所要表达的生态思想有着许多契合的地方。值得人们注意的是，姜戎的《狼图腾》中曾多次提及到杰克・伦敦的作品。这很可能说明姜戎在创作过程中的一些生态意识受到了其一定的影响。在生态问题日趋严重的今天，杰克伦敦在他的作品中渗透的生态思想不得不说是难能可贵的。

一、生态整体观

在环境伦理学中生态整体观可谓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学说，是当代生态学的核心观念。生态整体观是一种从自然的角度对生态与文学的关系进行探讨的生态理念[1]（P103-104）对生态整体及整体内部联系是生态整体观的核心特征。生态整体主义并不否定人类的生存权，不逾越生态承受能力，不危害整个生态系统的发展权。美国哲学家霍尔姆斯・罗尔斯顿在关于生态整体观上指出并不强调任何一个物种、小环境乃至子系统的重要性，而是要以系统和谐和整体利益为出发点来考察包括人在内的自然万物的生存发展。[2]（P99）《野性的呼唤》和《狼图腾》作为中外知名的动物小说，均通过描写狼，来表达作者自身先进的生态整体主义观念，警示人们若想和自然和谐相处，人类社会得以长足发展就必须摒弃“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善待整个生态系统。

《野性的呼唤》中生态整体观的思想主要体现在杰克・伦敦以一条狼狗巴克的视角批判了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和征服与控制自然观思想带来的恶果，在小说的开篇巴克被穿着红色外套的人掳走，“一次又一次地亲眼所见那种残酷的场面，巴克对那教训体会得更刻骨了：手持大棒的人就是一个统领，就是一个必须服从的统领……它还看到一条狗，因为既乞怜又不服从，在争夺自的搏斗中牺牲了”，此处具有非常明显的“人类中心主义”的象征意义，巴克作为生态系统中低阶生物在强大的人类面前没有一点与之抗争的力量，同时也体会到了自然社会中残酷现实。杰克・伦敦也在《野性的呼唤》中描绘了人类应该尊重自然规律，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好画面，那就是小说中约翰・桑顿的出现，桑顿和巴克之间比起宠物和主人的关系，他们更像是一对彼此尊重互助的朋友。这种描写可以看出杰克・伦敦对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整体主义的向往。

老人等着陈阵，急吼吼地说：难道草不是命？草原不是命？在蒙古草原，草和草原是大命，剩下的都是小命，小命要靠大命才能活命，连狼和人都是小命。吃草的东西，要比吃肉的东西更可恶。你觉着黄羊可怜，难道草就不可怜？黄羊有四条快腿，平常它跑起来，能把追它的狼累吐了血。黄羊渴了能跑到河边喝水，冷了能跑到暖坡晒太阳。可草呢？草虽是大命，可草的命最薄最苦。根这么浅，土这么薄。长在地上，跑，跑不了半尺；挪，挪不了三寸；谁都可以踩它、吃它、啃它、糟践它。一泡马尿就可以烧死一大片草。草要是长在沙里和石头缝里，可怜得连花都开不开、草籽都打不出来啊。在草原，要说可怜，就数草最可怜。蒙古人最可怜最心疼的就是草和草原。要说杀生，黄羊杀起草来，比打草机还厉害。黄羊群没命地啃草场就不是“杀生”？就不是杀草原的大命？把草原的大命杀死了，草原上的小命全都没命！[3]

这是《狼图腾》中毕利格老人所提及的“大命”和“小命”思想。德沃尔和塞欣在《深层生态学》中说道“要清楚地认识到‘小我’在‘大我’中，而‘大我’代表有机整体。”当整体面临危险时：“没有一个个体能够获救，除非全体都得救。”[2]这两者的思想是否有着惊人的契合？没错，老人用生动的故事讲述的正是出现于20世纪的生态整体主义的思想。生态整体主义的核心思想是指把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作为最高价值而不是把人类的利益作为最高价值，把是否有利于维持和保护生态系统的完整、和谐、稳定、平衡和持续存在作为衡量一切事物的根本尺度，作为评判人类生活方式、科技进步、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终极标准。毕利格老人宣扬的观念是草作为草原生态系统的根本与核心，黄羊、旱獭、野兔、黄鼠、牛、羊、马等都以吃草为生，若没有狼，那它们的数量就会疯长，势必会威胁整个草原生态系统。《狼图腾》为中国生态文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只有首先完成思想的绿化、形成明确的生态整体观，才有可能创作出真正的生态文学作品，进而才有可能为发掘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推动文化变革、建立生态文明作出文学上的贡献。”[4]

二、敬畏生命

法国人道主义学者、思想家史怀泽提出了“敬畏生命”（Reverence for life）的理念，将伦理学的范围由人扩展到所有生命，他认为人类的同情如果“不仅仅涉及到人，而且也包括一切生命，那就是具有真正的深度和广度”的伦理。他提出了这种伦理学基本的道德原则：“成为思考性动物的人感到，敬畏每个想一样生存下去的生命。如同敬畏他自己的生命一样。他如同体验他自己的生命一样体验其他生命。他接受生命之善：维持生命，改善生命，培养其所能发展的最大价值；同时知道生命之恶：毁灭生命，伤害生命，压抑生命之发展。这是绝对的、根本的道德准则。

杰克・伦敦批判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以一条狗巴克的视角和心理推进小说的情节发展，伦敦在小说中灌输了许多生态思想。在生态问题突出的今天，这样的生态思想着实可贵。在《野性的呼唤》中，伦敦赞颂了桑顿与狗们热情相拥，讽刺了赫尔一家虐待动物。“生命在他的体内流动，汹涌澎湃，狂暴又让人愉快，如醉如狂的状态仿佛要撑破了他，漫山遍野，流泻到世界上。”小说描写不仅富有诗性更重要的是通过杰克・伦敦的文字可以看出他对生命高度的敬意，仿佛读者本人成为了狼狗巴克，体验着它坚韧不拔的生命和残酷的环境。从中可以看出大量的史怀泽“敬畏生命”的思想。不仅如此，杰克・伦敦的写作也受到了德国哲学家尼采的影响，具有强烈的个人主义和超人思想，他笔下的动物也通常具有非凡的能力，极具艺术性。

而《狼图腾》中对“敬畏生命”这一生态思想诠释得更加明显，小说开头知青陈阵刚踏入早操时对狼的恐怖，到好奇再到后期通过与毕利格老人交流后对狼的尊敬甚至崇拜，姜戎通过知青陈阵多次与狼打交道的经历，慢慢的使他对狼的认知产生改变。阐释了人对万物生灵应怀有敬畏之心。诸如此类的情节可以清晰地看出作者对生态强烈的敬畏之意。

三、生态危机的成因之探讨

《野性的呼唤》创作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淘金热时期。那时无数淘金者禁受不住金钱的诱惑蜂拥而至。在原本宁静的加利福尼亚淘金者无节制地钻探、开采矿藏，肆意地破坏森林与土地，并且大兴土木，掠夺大自然的财富。《狼图腾》这部小说同样对人类中心主义进行批判，相反的贯穿全书的生态整体观、敬畏生命等西方生态学重要思想。而《狼图腾》的整个故事就是一个因为忽视生态环境从而受到大自然的惩罚的悲剧故事。数千年美丽富饶的额仑草原，在近十几年来人类中心主义者对大自然的肆意改造下迅速退化成为草场，三十年退化为沙漠。对生态的严重破坏实在令人唏嘘不已，更让人反思曾经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带来的伤害。

《野性的呼唤》与《狼图腾》揭示了破坏生态的元凶其实就是人类难填的欲望以及长期以来人类以自我利益为主的生存与发展模式，使读者在阅读后产生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通过大量的理论依据以及惨痛教训使人类意识到如果从“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出发，毫无节制地对大自然进行征服与改造，破坏生态平衡，最终人类只会亲手将自己置于万劫不复的深渊。所以只有保证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才能从根本上保证人类历史进程的可持续发展，让青山常在，绿水永存。

杰克・伦敦和姜戎都是极具人文关怀的生态主义作家，尽管《野性的呼唤》和《狼图腾》在情节和篇幅上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但是这两部作品当中所蕴含的生态哲学思想却有着许多相似之处，具有很大意义的可比性与研究价值，同时也是在呼吁警醒人类对现有生态环境的关注，避免当前及未来的生态环境更难以控制的恶化。

（基金项目：项目编号：[SLGYCX1501]。）

注释：

[1]薛敬梅：《生态文学与文化》，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2]王诺：《欧美生态文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3]姜戎：《狼图腾》，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4]王诺：《梅真的生态整体主义思想》，中国绿色时报，2008年4月18日。

参考文献：

[1]陈泽环译，阿尔贝特・史怀泽.敬畏生命[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生态意识论文篇5

［作者简介］关键（1987-　），男，河北邢台人，北京科技大学在读硕士，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左鹏（1971-　），男，河南南阳人，北京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与社会问题。（北京 100083）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2）26-0172-02

随着国际交往的加深和网络技术的发展，各种西方思潮纷至沓来。如何改进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教育的教育方式，加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教育效果成为摆在每一个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面前的重要课题。文章基于费孝通先生的文化自觉思想探讨实践中的意识形态教育的发展方向和改进途径。

一、文化自觉理念在意识形态教育中的缺失

1.文化自觉的含义。“文化自觉”是由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于1997年在北京大学举办的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提出的，他说：“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对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文化自觉”的理念主要包含了三层含义：一是人都是处于一定的文化环境之中，因此人们要对自己的文化传统有自我意识。费孝通先生指出：“文化的生和死不同于生物的生和死，它有它自己的规律，它有它自己的基因也就是它的种子……种子就是生命的基础，没有了这种能延续下去的种子，生命也就不存在了。文化也是一样，如果要是脱离了基础，脱离了历史和传统，也就发展不起来了。因此，历史和传统就是我们文化延续下去的根和种子。”这几句话点明了对于传统文化的自我意识是我们中华文明延续与传承的基本前提，也是文化自觉理念的重要内涵。二是“从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中去看待未来”，在各种外来文化面前确立对自己文化的充分认识与自觉，并对自身文化进行继往开来的创造与发扬。三是要有“和而不同”的文化观，对外来文化采取包容谦和的态度，做到“美人之美”，乃至“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2.大学生意识形态教育中文化自觉理念的缺失。文化自觉的理念实质上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高屋建瓴的把握，是传统的文化精髓与时代精神的结合。它可以从理念层面弥合当前我国的意识形态教育的缺陷与短板。当前我国意识形态教育的种种不足造成了大学生群体对于西方意识形态的盲目崇拜，同时却对传统文化“集体失忆”，这种文化断层所产生的严重后果日益凸显。大学生日益沉醉于庸俗的娱乐文化中，而过分的庸俗化使得功利主义、享乐主义与自由主义在校园中盛行，此消彼长丢掉的正是民族文化的魂，传统文化的根。唯有充分发掘我们对民族传统的文化自觉，让大学生重新认可我们的传统文化，改变对东西文化“洋”与“土”“先进”与“落后”“开化”与“愚昧”的片面判断，才能扭转当前意识形态教育的不利局面，对于国家与民族而言都有着不可替代的重大意义。

二、大学生意识形态教育中文化自觉理念的价值

1.政治价值。一方面，意识形态有着极强的政治性，起到了维护政权合法性的重要作用。而西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入侵既是对我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挑战，更是威胁到了我们的政权合法性；另一方面，当前复杂的国内外政治和社会环境都对意识形态教育提出了进一步的挑战，而文化自觉的理念正是对伴随全球化进程产生的全球文化交融碰撞新局面的回应。只有以文化自觉为基础，不断提高我们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认同与自信，不断提高文化自觉性，才能在面对异质文化时站稳脚跟，在意识形态的交锋中占得上风，从而维护政权的合法性，巩固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权。

2.文化价值。文化承载了整个民族的历史记忆，是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生息、传承和发展的全部力量。对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来说，社会主义文化是其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是意识形态教育的重要职能。而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民族传统文化又是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丢掉了传统文化则中华民族已不复存在，何谈社会主义？何谈中国？因而，文化自觉这一理念的提出很好地回应了当前形势下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继承发扬与创新这一时代命题，既有利于意识形态教育发挥作用，也能为弘扬民族文化，保持中华文明的延续与发展贡献力量。

3.社会价值。当前社会上涌现出信仰缺失、价值观混乱、人生观错位以及道德水平下滑等乱象，向外看是我们仰慕西方而未能知其根髓，向内看则是我们自轻自贱而丢掉了自己民族的精华，正如学者余英时所说的：“浮慕西化而不深知西方文化的底蕴，憎恶传统而不解中国传统为何物。”很好地描画了当前人们尤其是大学生群体在面对西方思潮入侵时对待“洋文化”和“土传统”的态度。这一方面反映了我们现在的意识形态教育存在很大问题，另一方面也为文化自觉发挥作用而创造了空间。“美己之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正是解决这一问题，达到理想的社会和谐状态的最佳途径。

三、大学生意识形态教育中文化自觉理念的功能

1.导向功能。当前的意识形态教育只强调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忽视了传统文化在凝聚人心、增强民族自信等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传统文化作为我们最丰厚的历史遗产和继往开来文化创新的“源头活水”，理应在当前多元思想多重价值碰撞的乱局中展现其丰富的内涵及发展潜力，以文化自觉理念为指导，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主导地位的前提下，给予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教育以有益的补充和帮助；在内有社会转型之困，外有西方思潮之围的困境下坚持文化自觉理念的“承”“扬”之道，自觉明了自身传统文化的前提下包容各种外来文化，“美人之美”，最终形成适应我们当前社会现实，能够对社会主义建设发挥积极作用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并以此为导向提高大学生对意识形态教育的好感与受教育的积极性，从而改善意识形态教育的效果。

2.强化功能。一种文化现象在大学生中传播，除了文化本身所固有的特性外，必须依赖大学生本身所具有的民族文化的精神对这一外来文化的认同。也就是说，文化本来具有自觉性，青年大学生对于外来文化的跨文化传播是一个“积极受众”。现代解释学也认为，文化的传播过程也是对文本的解释过程，解读者自身并不是一张白纸，而有自身的文化传统。因此在对大学生进行意识形态教育的时候为了获得良好的教育效果就必须考虑其原有的文化传统，在意识形态教育中加入文化自觉理念的内容以强化意识形态教育的有效性。

3.创新功能。传统的意识形态教育无论内容和形式都突出地表现为陈旧不堪，跟不上社会发展的潮流与形势。内容上枯燥乏味，脱离社会现实，激不起学生的共鸣，反而因为网络文化的传播而被扣上假大空的帽子；形式上单一匮乏，除了传统填鸭式的课堂教育就是流于形式的实践教学。总之当前的意识形态教育已同社会发展脱节，无法满足当前意识形态教育的需要。而文化自觉理念的三层含义层层递进，最终实现的就是文化自明基础上包容兼纳后的创新，将文化自觉的理念带入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教育必然能在内容和形式上产生极大的丰富和创新，从而为当今的意识形态教育注入新的活力。

四、大学生意识形态教育中文化自觉理念的培养

1.强化改进传统教育模式。对于大学生的意识形态教育来说，思政理论教育课仍然是高校意识形态教育的主渠道和主阵地，而要在意识形态教育中实现文化自觉就要求我们更新传统教育的内容和授课形式，使得教育真正卓有成效，被学生所接受。

具体来说，一要挖掘授课内容背后的人文因素，在宣传灌输意识形态的内容时可以把对当前意识形态的宣传灌输同传统文化的优秀内涵结合起来，使得学生在接受意识形态熏陶的过程中增强对自己文化的自信心与爱国情绪，进而有效增强意识形态教育的效果；二要结合当前的社会现实内容，对于社会转型期的各种社会问题既不能避而不谈也不能大谈特谈，在给予学生适当思考空间的同时树立符合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精神追求，从而能够形成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三要结合大学生思想行为特点，改革教学方式，增加课堂辩论，结合当前时事与社会问题的课下分组讨论等教学形式，以生动鲜活有趣的历史内容来增强教育的效果与说服力。

2.拓宽教育渠道，创新教育形式。传统的教育渠道基本局限于思政理论课与少量的课外活动或实践活动。实际上，真正的意识形态教育应彻底完全地融入学生的生活中，对其思想意志予以潜移默化的影响。首先，大学校园里的意识形态教育形式应得到发展创新。如在精心选择内容的前提下开展多种多样的短期课外学习活动，建立读书会、交流小组等长期课外活动，从而在丰富学生课余生活的过程中自觉自愿地接受主流意识形态的教育与影响。其次，应重视新兴媒体尤其是网络媒体对大学生的影响。可以通过借助微博、社交网络等新的学生交往形式培育意见领袖，积极地在网络上与西方意识形态展开交锋，营造有利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网络环境和媒体舆论空间，从而实现良好的思想政治教育效果　。

3.加强师资力量建设。教师队伍人数不足且良莠不齐，教课资源匮乏，科研经费以及实践活动经费不足等问题都是当前高校对意识形态教育重视程度不够的突出表现。事实上，在当前教育体系下，思政教师授课能力的高低基本上决定了学生对于课堂内容的接受程度，教师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个人魅力和宣传教育能力对于提高大学生的文化自觉能力显得尤为重要。对于师资力量的建设应主要着眼于教师队伍的人才培养。首先，应适当提高人员待遇，增强专业岗位的吸引力与受众面，以此来提高教师队伍的人员数量和质量；其次，必须注意对年轻教师队伍和思政工作者的思想培养与教育，合理安排授课老师，使我们的思政课课堂成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宣传基地而不是西方思潮与文化的宣讲堂；再次，各方牵头定期地组织思政研讨会议或相关的培训活动，给年轻的人才以锻炼提高的机会，保证意识形态教育的后继有人与持续有效性。

4.发挥大学的文化育人功能。大学教育的本质实际上是一种文化现象，有着文化育人的功能，因此大学的教育与文化自觉理念的培育有着天然的联系，大学教育理应成为捍卫民族文化特性的主力军。大学文化育人功能的发挥主要应着眼于校园文化氛围的养成，一方面应当鼓励学生自发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另一方面也应重视课程设置，提高语文课的地位，同时在选修课中为学生提供更多接触传统经典，诵读传统经典的机会；此外，校园雕塑、格言、文化景观等校园物质文化的建设也对学生文化自觉的培养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

［参考文献］

生态意识论文篇6

对于居民来说，不仅需要一个良好的居住环境，更需要一个能够让他们感到方便、安全、舒适的生活空间，居民区绿化在生态意识下的景观设计首先要考虑的就是景观设计的多样性。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景观空间设计是为居民区创造一个绿色活动的空间，而且，根据景观环境空间的多样性来满足不同年龄、不同爱好、不同层次的居住群体，这也是当今居民区人们户外活动的主要需求。可以利用花坛坐凳、树木花草、山石小品等来形成层次丰富多样化的绿色空间，为居民区营造一个良好的绿化环境，使居民区绿化达到多样化、生态化、景观化的要求。

1.2因地制宜的布局设计

居民区绿化在生态意识下的景观设计不能进行统一设计，要结合地区的发展情况因地制宜的对景观布局进行设计，主要从以下几方面进行：要考虑到地区的原有地形地貌的形态，例如，水体、山地、绿化场地、活动场地等景观建筑的布置，以及各个形态界限的划分，同时要注意山石小景和景观小品的点缀、景观照明的布局设计、室外家具的格局设置等，要充分体现出原有地形地貌的特色。要考虑到地方民风、气候、生活习惯、周边环境、民俗等特点，同时，还要了解地区的发展现状、历史文化等，综合地区各方面因素的分析再对居民区绿化景观设计进行合理的布局；另外，还要考虑到地区居民区外部自然景观资源，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外部的自然资源直接对城市居民区景观设计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应结合实际的自然景观资源的分配情况进行绿化设计。

1.3景观设计的生态性

首先，在进行居住区绿化景观设计时，应注重植物的多样性，增加植物品种，稳定生态植物的群落，打造多样性的景观色彩、植物品种，全面提升居住区景观设计的生态性。其次，居住区绿化在生态意识下的景观设计主要以植物为主，通过植物的规划设计来进行点、线、面的形态设计，逐渐形成居民区景观设计的层次性，丰富居民区景观系统，为人们创造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再次，要增加居民区景观设计的绿化量，全面提升景观设计的生态效果，对居民区绿化景观设计实施立体绿化，针对居民建筑物的不同结构进行不同的绿化效果，例如，墙面的绿化、居民楼屋顶的绿化、阳台和窗台的绿化、居民小区的棚架绿化等，而且，从这几方面的绿化形式来看，都是不需要占用地面的绿化方式，在节约用地的情况下，又能提高居民区的绿化效果，将建筑空间与绿色空间进行有效的相互渗透与交融，从而有效的提高居住区绿化景观设计的效果。

2居住区绿化在生态意识下的景观构成元素

2.1硬质景观

硬质景观主要指的是居住区内绿化景观设计中除了植物景观以及自然景观因素之外的因素，也就是居住区的主要居民建筑，如居民楼建筑、小区内的凉亭、走廊、休闲活动建筑场所、居住区道路景观建筑、雕塑、标志、花坛、假山、水景观、照明景观等，这些都是属于居住区绿化硬质景观构成元素范畴内，在设计的过程中，要充分了解和掌握这些硬质景观的特征，以及能够给人们带来的视觉冲击力，这样才能更好的协调居住区的整体景观系统，不仅为居住区居民创造一个良好的居住环境，更能与城市的整体环境相互协调，达到功能、生态、观赏的效果。

2.2软质景观

软质景观主要指的是居住区绿化中需要的物质因素、精神元素，也就是自然环境与植物环境因素。所谓精神元素主要指的是居住地人们心理上的需求，也是居住者对景观环境产生的心理感受以及在心理上产生的共鸣。另外，软质景观主要从植物入手，注重植物种类的选择和搭配，软质景观也可以说是居住区绿化景观设计的核心。

3居住区绿化在生态意识下的景观创新

现阶段在居住区绿化景观设计中，还存在一定的不足，尤其是景观设计过于传统，将以往园林景观设计、城市景观设计等应用到居住区的绿化景观设计中，整体格调与居民居住区的建筑物缺乏相互融合性，虽然有着绿化性，但是却让居住的居民感到分离个体的绿化效果。在未来的发展中，居住区绿化在生态意识下应对景观设计进行不断的创新，同时要多方面考虑居住区的特点，例如，建筑设计、整体规划、绿化生态、活动设施等，对居住区绿化景观设计进行不断的创新，全面提升居住区的绿色景观效果，为居住区的人们创造休息场所，为人们提供更有融洽性的外在美观，当然，在居住区绿化景观创新的过程中，应将人作为最终的主体，绿化不仅是为了创造更良好的环境，更是为居住者营造一个良好的居住空间。另外，在居住区绿化景观创新的过程中，设计者要充分结合自然环境，要尽量与居住区的建筑以及自然环境融入到一起，为居住者营造一个舒适、优美、愉快的居住环境。

生态意识论文篇7

传统农业重视的是要利用自然的生产力并且要提高生物转化的效率，而生态农业正是传承了这两个优点，并在这基础上增加了利用科学技术的效果，将现代农业建设成为了基于酶工程、发酵工程、基因工程、细胞工程以及实现了高度机械化与自动化的高新技术产业和知识密集型产业。

1.2形成生态上与经济上两个良性循环

农业能够在保持为社会提供高质、高量的产品的同时，又能够保持住最佳平衡状态的农业生态。农业环境保护是通过科学的农业管理，来保护和合理利用农业自然环境和农业自然资源，保护大气、水体、土壤等公益环境，实现农业自然环境和农业自然资源的永续利用，维护农业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防止环境污染。

2做好环境保护工作

2.1合理利用与保护自然资源

优化调整产业结构，退耕还林还草、退田还湖还湿地，并且将水土流失、土地沙漠化、盐渍化的恶性发展趋势严格控制，努力实现中国自然资源环境与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大力造林护林，改造农业自然环境，森林是陆地表面最大的生态系统，是改造自然、保证农业发展的最主要因素。增加植被，实行集约化经营，使农村生态环境朝着良性循环方向发展。

2.2应用农业技术，改造农业土壤环境

首先要在田地与水系统适当隔离，如设置一定宽度的植被缓冲带，要在田地景观中增加湿地所占的比例，还在地形改变的过渡带设置一定宽度的树墙或水沟等设施。还可利用农地的立体空间实行轮作、套种等方式，这样也能够一定程度上控制对地下水系统的污染。

2.3要以生态学理论为指导，发展农业生产

大力推广测土配方施肥，减少化肥、农药用量，发展有机农业和生态农业，实现资源的多级利用，使农业生产逐步走上生态平衡、生态良性循环的道路。

2.4应采取多种措施

防止工业及其他行业污染对农业生产带来的影响，特别要减少“三废”的排放。要将农业环境保护与农村小城镇建设、产业结构调整结合起来，实行种养一条龙，发展农产品深加工，提高经济效益，改善农村居住条件，提高农民生活质量。

2.5重视科技创新

让科学技术支持保护着农业生态环境的进步，加强技术创新体系建设，不断提出新理论，研究新型科技。

3发展生态农业的措施

3.1依靠新兴能源

沼气能源结合养殖与种植业，将禽畜所、沼气池、排泄处还有阳光温室等在封闭的条件下结合一体化。这十分有利于充分合理、多层次利用生物能资源、加速能流与物流运转、保护林草植被和自然环境、改善农业环卫情况。在农业生产过程中，使化学农药和肥料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减少，提高农作物、食品的质量并且保障食品安全。

3.2治理有害生物

治理有害生物即是利用天然因素，保持有害生物天敌的数量是增强和保持自然控制的方法。在每年农业生产时，粮食的产量常常因为杂草、病虫害等而造成大量损失，平均要达到25%左右。直到现在，要预防、治疗这些病虫害更多的还是利用化学农药，而大量的化学农药在农业生产中使用，是造成环境污染、禽畜中毒、天敌灭亡的重要原因，而且农药过量还会增加这些农业有害物的抗药性，使得来年病虫害更会来势汹汹。只有依靠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实用方法才会将杂草、害虫等有效控制住，减少经济损失。

3.3合理发展养殖业及污水的灌溉管理

只有科学、合理地规划控制养殖业的规模，成立生态养殖农场，走可持续农业发展的道路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养殖业污染问题。污水灌溉问题与农业、水利、城建和环保等多个部门息息相关，所以，眼前最重要的是第一时间建立治理污水灌溉的机构组织，尤其是农业、水利部门要加强水质的监测指标与手段，提倡利用灌溉污水预处理技术。

生态意识论文篇8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49X(2007)-06-0005-03

在阿尔都塞的所有理论中，影响最大､争议最多的部分就是其著名的意识形态理论。这一理论集中体现在1965年发表的《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见《保卫马克思》)[1]和1970年在法共机关刊物《思想》杂志上发表的《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见《哲学与政治》)[2]两篇文章中。尽管由于写作的背景和关注的方向有很大区别，文章各有偏重，但毕竟只相隔数年，其基本观点仍然是一致的。近年来，学术界对其思想的讨论也日益聚焦在这一方面，并出现了一大批理论成果。

一､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的思想来源

意识形态概念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理论家､意识形态理论的鼻祖特拉西最早提出来的，不过当时他所界定的含义是一种对真理的认识。19世纪，马克思又提出意识形态的理论，认为意识形态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20世纪的阿尔都塞重又考察这一概念，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实践，是对人的意识的加工。[3]

首先，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是在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影响下提出的。[4]两者都重视意识形态在国家政权维持中发挥的功用，都揭示了意识形态教育是统治合法化的真实来源。[5]

其次，阿尔都塞把拉康的”镜像说“和”伪主体说“套用到意识形态上。他认为意识形态是描述人们对于他们的生存条件的想象上的关系的，其根源在于他非批判地接受了实证主义思潮那种所谓“只求描写经验和现象，不问事物的本质”，因而“拒斥一切形而上学”的科学观。[6]他在本体逻辑上拒斥主体哲学，反对人本主义。伪主体是建构意识形态的关键，这是阿尔都塞依托拉康思想对自己意识形态理论的一个新的诠释。[7]

再次，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也吸取了马克思的某些思想。按照阿尔都塞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他提出的这一理论并非自己凭空杜撰的，而只是将潜藏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深层结构中的东西发掘出来而已。[8]实际上，这一理论与马克思强调统治阶级利用意识形态消除政治与经济的联系，从而确立国家的自主性理论有着内在的一致性。[9]

总之，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吸取了马克思以来的许多理论家有关意识形态理论的有效成分，特别是葛兰西的文化霸权学说，并将拉康的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的”镜像“理论移植到自己有关“主体性”探讨中来，再加上他本人特有的､带有结构主义痕迹的“多元决定论”，从而构建了其独特的意识形态理论。这又一次证明，阿尔都塞思想的多元性和复杂性。

二､阿尔都塞对意识形态理论的理解

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1965年和1970年)，阿尔都塞在前期主要是相对于“科学”阐述了“意识形态”思想，在后期又相对于“镇压性国家机器”论证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从而形成了他自己独具特色的意识形态理论。

阿尔都塞的早期意识形态思想集中体现在其《马克思主义与人本主义》一文中，他认为，意识形态属于“虚假意识”，它歪曲和颠倒事实，掩盖了社会历史的真实面貌，是“具有独特逻辑和独特规律”的意识再现体系;意识形态主要是一种价值观念，其实践功能压倒了理论功能;意识形态完全受利益支配，为一定阶级利益服务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所以，对于阿尔都塞而言，意识形态是“前科学的”或“非科学的”。

可见，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学说在根本上来源于意识形态与科学的对立。可以说，“意识形态不是科学”一语是阿尔都塞意识形态总体观念的最佳概括。意识形态是虚构的东西，但又是一种基本的社会力量，这就是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学说的核心观念。[10]

后来，阿尔都塞在《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一文中，不再一般性地讨论与科学相对立的意识形态，而主要是从与镇压性国家机器相对立的角度去探讨意识形态，也就是他所谓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他认为，与镇压性国家机器相比，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不是一个，而是有许多个，最主要的是教育和家庭;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统一性不是由中央集权组织，而是由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来保证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不是以“暴力方式”，而主要“以意识形态方式”执行职能;[11]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不属于“公共领域”，而属于“私人领域”。[12]

关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阿尔都塞还从以下几个方面作了更深入细致的探讨。长期以来，我们在意识形态的研究中所强调的是，意识形态是阶级斗争的手段，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或者说，我们强调，意识形态主要是人们为了自己的阶级利益的需要而构想出来的。但是，阿尔都塞不满足于这一点，他强调，意识形态还是人们自己对于自己的欺骗，是人们对于自己生存条件的自我想象和幻觉。[13]

按照阿尔都塞的观点，作为表象体系的意识形态与个体”意识“不同，他倾向于将意识形态理解为一种先于个人存在的文化客体､社会结构､思想通道或政治无意识。意识形态所反映的不是人类同自己生存条件的关系，而是他们体验这种关系的方式。[14]或者说，意识形态是个体与其真实存在条件的想象性关系的一种”表征“。它包括两个命题：即”意识形态表征个体与其真实存在条件的想象性关系”和“意识形态的＇物质性＇”。[15]意识形态并不是一种幻觉。而在实际上，意识形态不过是以想象的形式表述了他们的实际生存条件。阿尔都塞指出，其实人们在意识形态中的想象，并不是他们真实的生存条件，而是他们与真实的生存条件的关系。[16]

按照阿尔都塞的观点，意识形态具有一种物质的存在，是一种实体。意识形态是个体与实际生存状况的一种想象关系，这种想象关系最终取决于他们与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的想象关系，这种想象关系本身就具有物质的存在。意识形态的实体有许多，如宗教､教育､家庭､工会､传媒等。[17]阿尔都塞说意识形态是物质的，这不仅是说，意识形态存在于实践中，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强调，人不仅在思想中对于自己和实际的生存状况产生虚幻的反映，顺从于这种扭曲的关系，而且使自己成为意识形态机器中的一部份。[18]

阿尔都塞试图通过三个方面的分析来揭示意识形态作为资本主义社会一个不可或缺的结构的功能及其运作机制：首先，阿尔都塞分析了意识形态的本质功能--再生产。其次，阿尔都塞分析了意识形态作为国家机器的征服功能及其运作机制。意识形态一方面既保证了个体的屈从，另一方面又维护和再生了整个社会的制度体系。再次，阿尔都塞通过对意识形态建构主体过程的分析，论证了社会个体是如何对其社会身份产生认同的。主体从来就是意识形态的产物。意识形态对主体的建构是通过对个体的询唤(interpellation)实现的。[19]

阿尔都塞把个体在意识形态中呈现出来的“主体”和“臣民”的双重角色称作为“意识形态的双重镜子--结构”。正是在这一结构中，展现出以下四种关系：a.把“个体”作为臣民加以询唤;b.他们归属于这个主体;c.臣民与主体之间的相互识别，不同的臣民之间的相互识别，以及主体最终的自我识别;d.绝对保证一切确实都是这样的，也绝对保证臣民们在识别自己是在谁的条件下变得循规蹈矩，于是，一切都变得正常了。[20]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一旦人们“落入唤为主体､臣服主体､普遍相识的绝对保证这四重组合系统之后，主体就＇工作起来＇，他们一般情况下是＇自动工作的＇(＇work by themselves＇)”。主体的本质正是它的无意识的自觉臣服性。一定社会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这就是意识形态的真正本质。不过，这种再生产不再是强制性的，而恰恰是自动的､被追求的。[21]

在生活中，我们不能主宰自己，甚至我们的想象也不是我们自己的。我们总是认为，这是我们自己作为主体发挥作用。实际上，我们是在按照“ 前见”来思考，按照“ 前见”来阅读､按照“前见”来行动。我们总是以为自己按照自己的想法在行动，实际上这是幻觉。[22]

意识形态和主体的关系是双重的，主体的存在不能没有意识形态，反过来，意识形态又要通过主体发挥作用。这一命题是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学说的中心。所有意识形态的功能就在于把具体的个人“建构”成为主体。意识形态通过教育等途径进入个体，使个体成了一个有见解能行动的主体。但是真正的主体却是意识形态，因为它始终支配着人的观念。意识形态把个体建构成主体，就是镜像结构。这种镜像复制由意识形态所构成，而它又保证了意识形态的功能作用。[23]

与马克思相比，阿尔都塞对“意识形态没有历史”这一命题作了不同的解释。马克思主要是从意识形态的内容上来阐发这一命题的，即随着现实生活的变迁，意识形态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在内容上，它没有自己独立发展的历史。而阿尔都塞则主要是从形式或结构上来阐发这一命题的，即不管现实生活和社会形态如何变化，整个意识形态的结构和功能总是保持不变的，而既然它是不变的，所以它也就没有自己的历史。[24]

按照阿尔都塞的分析，“意识形态是指在某个人或某个社会集团的心理中占统治地位的观念和表述体系。” 他强调，一般意识形态和各种具体的意识形态是不同的。各种具体的意识形态是有历史的，比如，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是有历史的。但是人对于自己的生存状态产生某种虚幻的反映始终是存在的。这种虚幻的反映是没有历史的。他的另一层意思是，意识形态是有特殊的结构和功能的。这种功能在历史上是无所不在的。[25]

意识形态是高度结构化的，这一结构是永恒不变的。结构的这种逻辑先在性是一种认识论意义上的先验。“无历史“是指悬挂历史内容/问题，并不等于否定具体意识形态的历史。[26]

总之，阿尔都塞把意识形态作了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的阐述。在理论的层面上，阿尔都塞把意识形态看作与科学相对立的设问和解答结构(即问题式)。他认为，意识形态是一定阶级据于自己的利益和阶级实践的考虑而构成的问题式。“在意识形态中，实践--社会的职能比理论的职能(即认识的职能)更重要得多。” 在这里，阿尔都塞主张意识形态具有可超越性，保卫马克思就是弘扬他对意识形态的超越。在实践的层面上，阿尔都塞把意识形态视为一种与社会超结构相联系的表象体系，他将意识形态视为现实个人生成的基本条件。在这里，意识形态又是不可能超越的。[27]

三､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的贡献

阿尔都塞关于意识形态的论说具有一定的原创性，对作为人学的哲学所做的贡献是具有里程碑意义。[28]

首先，他通过提出和阐述“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概念，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职能理论系统化，摆脱了长期以来对意识形态真假问题的静态认识论理解。他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概念，并将其视为与“镇压性国家机器”相对应的概念，而且还系统阐述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特点，独到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从而将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意识形态的职能的理论系统化了。[29]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揭示了意识形态与统治权力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揭示了意识形态隐蔽的政治意义。[30]阿尔都塞由此将意识形态理论转移到马克思的社会结构观和社会生产理论当中，将意识形态看成一种附着在一定机制上､对个体有构造作用的生产活动，从而摆脱了长期以来对意识形态真假问题的静态认识论理解，对意识形态问题的探讨产生了转折性的影响。[31]

其次，他丰富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自主性学说和意识形态理论。阿尔都塞对意识形态做出的具体而细微的分析无疑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自主性学说，并且开辟了一个关于意识形态研究的新领域。[32]他吸收了拉康的主体批判理论的某些要素，将精神分析理论运用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当中，力图打破传统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中“主体中心主义”的影响，将研究的重心转移到意识形态的征服功能方面，并且在方法论上借鉴了拉康的镜像理论对意识形态的运作机制进行新的阐释，提出了作为国家机器的意识形态对个体的“ 询唤”说，从而开辟了意识形态理论研究的新方向。[33]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不是决定作用和反作用的简单关系，两者之间通过何种途径产生联系，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正是在这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34]

再次，他对西方“文化研究”思潮和某些政治运动产生了巨大的启示和影响。这一理论推动了当代话语理论和文化再生产理论的发展，深化了人们对现实的思考和对主题问题的探索，使得人文科学再也不能以具体的､或是本质的人为中心，使得阿尔都塞和福柯､拉康､巴尔特等思想家一起，成了又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中的一员。[35]阿尔都塞的理论为“文化研究”开启了新的视角，提供了新的范式。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理论使“文化研究”对主体性与意识问题有了新的认识。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的影响在70年代处于巅峰状态，在当时理论界风光占尽。他的理论最显在的影响是直接运用它去分析文学文本与文化现象。[36]阿尔都塞将国家机器与意识形态结合成一个新的范畴，重在揭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实际上发挥作用但往往被人忽视的神秘性，为祛除和解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寻找突破口。在诸多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当中，阿尔都塞最为关注重视家庭和教育机构，他对此进行的纲领性的探讨已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了西方当代的诸多文化理论和身份政治运动(如女性主义､同性恋运动､酷儿理论､少数话语等)。[37]

四､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的缺陷

尽管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具有不可否认的合理性，但是，由于这一理论在很多方面都带有原始的初创性，因此，存在这样那样的疏漏和不足也是在所难免的。

其一，他夸大了科学和意识形态､理论和实践的区别。阿尔都塞错误在于把科学和意识形态绝对对立起来。实际上，二者的关系并不是“断裂”和对立的，而是统一的。一切阶级的意识形态都包含一定正确内容，并非仅仅是“虚假意识”，特别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更是科学性和政治实践性的辩证统一。 [38]由于阿尔都塞对社会理论的盲目信仰和对社会实践的武断贬抑，所以，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本质上也具有意识形态性。在主观上阿尔都塞想保卫马克思，还马克思以本来面貌，但客观上他却曲解了马克思､损坏了马克思。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等方法也许可以得出一些对意识形态的新的看法，但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方法。[39]

其二，他过分强调了意识形态的结构和功能。阿尔都塞的思想中包含着这两个值得思考的要素：首先，他否认意识形态的历史性，而突出它的结构和功能。这实际上是把具体的意识形态和抽象的一般的意识形态割裂开来。他这样做无非是要表明，意识形态在不同的形态上的同质性､同构性。其次，他对于意识形态的同质性和同构性的强调，实际上是与他对于意识形态的特质的理解一致的。这就是意识形态是人对于生存状态的幻觉。阿尔都塞在思想上实际上是把任何一种非思的､非自觉思考的东西都看作是意识形态。[40]

其三，他把意识形态对主体的控制和主体对意识形态的臣服性绝对化，否认人的能动性。正如结构主义纠正存在主义对主体性的过分自信，认为存在主义只说出了一半真理一样，它将目光锁定在结构框架内，也只说出了另一半真理。因为在阿尔都塞的视野里，人完全成了意识形态牢笼中的无望囚徒，是活着的意识形态的僵尸。虽然阿尔都塞被称为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但他对马克思关于人的能动性论述却置若罔闻，这导致他只看到意识形态对人的塑造作用，疏忽了人创造意识形态､改造意识形态的一面。意识形态托起了他在哲学上的成就和辉煌，同时，也使他掉进了意识形态的中难以自拔。[41]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方法将意识形态放在至高无上的决定位置，个体的人的能动选择､反抗作用完全被抹去。[42]

综上所述，阿尔都塞在诸多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都进行了丰富和发展，特别是他对意识形态的“询唤主体”思想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发挥，触及到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作用的机制问题，开辟了这一理论研究的新领域。然而，由于其理论在很多方面的原创性，又暴露出某些致命弱点。比如，他对科学和意识形态､理论和实践的绝对划分，过分强调意识形态的结构和功能，过分强调意识形态对人的臣服性而忽略人的主动性，等等。这又使得阿尔都塞在某些方面从捍卫马克思的初衷出发，而走向了相反的方向。因此，同阿尔都塞的其他理论一样，他的意识形态理论也是良莠间杂的，需要我们在研究和运用的时候加以区别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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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意识论文篇9

中图分类号：B-4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02-0176-02

“批判性”一直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一大特质，“批判性”意识形态在其发展过程中产生了重要的转折和深化。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独树一帜，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意识形态理论。同时，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深刻反映了科学主义思潮的崛起，在“批判性”意识形态的转折中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这是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的深层逻辑线索。

一、“批判性”意识形态：一条永恒的主线

作为一名重要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对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的研究必须放在西方马克主义意识形态理论背景下进行，必须放在西方社会发展变革的现实背景中去探究。西方马克思主义是有着独特理论特质但同是又观点各异、流派众多、精彩纷呈的理论思潮。这一理论思潮“始终有它的独特性，使它作为一个完整的传统具有明确的定义和区分的界限”。我们必须理解这一思潮的共有的理论主题，“这里所说的‘完整的传统’，在我看来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学术传统。”在意识形态理论的研究和发展中，“批判性”始终是一条永恒的主线。“批判性”意识形态贯穿与各个流派之中，不同流派对于“批判性”意识形态的有着不同的理解。

“批判性”意识形态的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两大倾向就是人本主义的“批判性”意识形态和科学主义的“批判性”意识形态。这两种倾向是西方社会历史发展和文化传统共同作用的结果，也是时展的必然逻辑进程。在这样的背景下，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不仅是科学主义阵营的主力，而且在“批判性”意识形态转折和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批判性”意识形态始于对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反思。科尔施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这一论文中，批判了第二国际的所谓“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卢卡奇和葛兰西也从不同的角度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其中影响最大的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突出强调了主体能动性和意识形态理论，深刻批判了第二国际的意识形态理论。这一“批判性”意识形态最终把对马克思主义研究带上了批判性反思的道路，“即从起点开始，西方马克思主义就走上了一条反‘正统’（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和非‘俄国式实践’（列宁以及此后的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的道路，这在总体上决定了它的逻辑结构和理论特色。

“批判性”意识形态在方法论上批判了实证主义倾向，强调主体性逻辑，形成了以人本主义为主要倾向的理论基调。“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整体，当它从方法论问题涉及实质问题时，就几乎倾全力于研究上层建筑了。”因为一方面列宁领导的革命胜利实现了不发达国家迈进社会主义的道路，违背了当时理论；另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的革命纷纷失败，无产阶级逐渐失去了其革命性和先进性。从卢卡奇到阿尔都塞，无不认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是造成这一结果的根本原因。“批判性”意识形态的目的在于通过对文化意识形态的批判和斗争，唤醒和塑造无产阶级意识，取得无产阶级意识形态领导权。

在这一时期，“批判性”意识形态理论力图解释和解决的问题就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革命纷纷失败的原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仅仅依靠暴力机关，而且还利用了市民社会取得了文化意识形态的领导权，资本主义对工人阶级施行了从肉体到心灵的无孔不入的全面控制。资产阶级统治方式主要转向了国家意识形态和文化意识形态的宣传。这更加突出了文化意识形态的重要性。“批判性”意识形态这时自然主要集中于对文化意识形态和资产阶级价值观的批判和反思。

二、“批判性”意识形态的转向：现代性与科学主义的兴起

“批判性”意识形态转向的现实原因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发展。我把这一新发展称为新现代性和新理性主义的崛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进入了相对稳定的快速发展阶段。其中最突出的特征就是科学技术和理性主义的微观统治。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发生了新变化。国家垄断资本盛行，与私人垄断资本相结合；资本流通和金融贸易全球化加剧；社会生产和生活出现了一体化趋势。在分工结构方面，工人阶级自身产生了蓝领工人和白领工人的分化。由于国家调节和技术资本的作用，产生了庞大的中产阶级，他们一方面受到资产阶级的剥削，一方面也获得一定的利益保持了较高的生活水平。这样工人阶级的革命意识更加淡化甚至冷漠化。早期卢卡奇寄予很大希望的主体意识逐渐丧失。

第二，微观控制和消费主义。一方面，借助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信息化技术和社会控制理论的发展，对人的管理和控制更加严密和苛刻；另一方面，资产阶级的生产力得到了极大发展，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资产阶级通过媒介等意识形态载体大力宣扬消费主义价值观，把工人阶级的生活和思想带到消费领域，让他们在获得物质财富的同时，进一步被消费主义价值观异化。这些极大削弱了无产阶级的主体地位和能动性。

第三，社会问题和生态问题凸显。现代化科学技术的发展尽管使资本主义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是同样带来了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和生态问题。资本主义社会的普遍贫穷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拉大了；对无产阶级的剥削达到了新的高度，消费主义没有真正解决人的价值追求，造成了现代人的心灵空虚和存在意义危机；由于资产阶级追求最大利润的本性，对自然的控制进一步加深，直接导致了严重的生态危机。

社会现实的改变同样带来了理论转向，“在理论逻辑上，……以《启蒙的辩证法》为标志，法兰克福学派把‘理性’作为西方文明的根据进行批判时，实际已经开创了一条全新的批判资本主义的思路……”其中最重要的是阿尔都塞，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理论家兴起了科学主义思潮。一大批科学主义倾向的学派崛起，他们重申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意识到无产阶级受到全面控制的危机，力争把无产阶级从这种全面和深入的控制中解救出来。在意识形态批判上，把科学技术、资本、社会物质载体、现代管理制度和消费主义文化等作为意识形态批判的重点，重点研究资本主义制度、科学技术、生产方式和消费主义等。“批判性”意识形态从对资产阶级文化意识形态的批判转向了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批判。在这一转折点上，阿尔都塞的作用是承上启下的。

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是其科学主义特征的具体体现。阿尔都塞在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进行批判的基础上，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表象，是个体生活与社会实际的表象关系。而且意识形态没有历史，是永恒存在的。尤其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使意识形态渗透进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并且具有实体形态。阿尔都塞提出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这一概念, 认为“意识形态存在于物质的意识形态机器之中,而意识形态机器规定了由物质的仪式所支配的物质的实践,实践则是存在于全心全意按照其信仰形式的主体的物质行动之中。”在批判意识形态的同时，他把意识形态与科学对立起来，“科学( 科学是对现实的认识) 就其含义而言是同意识形态的决裂, 科学建立在另一个基地之上, 科学是以新问题为出发点而形成起来的, 科学就现实提出的问题不同于意识形态的问题, 或者也可以说, 科学以不同于意识形态的方式确定自己的对象。”阿尔都塞对意识形态和科学关系的分析，客观反映了社会现实，为“批判性”意识形态研究转向提供发展方向，阿尔都塞之后，西方马克思理论家不仅仅注重资本主义文化意识形态批判，而且将重点转向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的批判，这种批判方式，可以说直接或者间接来源于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的理论研究。

不难看出，“批判性”意识形态的这次转向有着其独有的品质。这种意识形态的“批判性”不是停留在抽象批判的层次上，而是始终围绕了资本主义社会现实这一主线，始终以如何使无产阶级摆脱被异化、剥削和控制的境地，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为目的。正是这种与时俱进、紧扣时代主题的精神，推动了“批判性”意识形态的发展。

三、“批判性”意识形态的深化：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的双重解读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批判性”意识形态的发展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契合之处。“批判性”意识形态始终非常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价值批判向度，并以此为基础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一方面是批判资本主义的文化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分析意识形态的特点、本质和运作原理；另一方面，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技术、消费主义、生产制度和大众文化开展批判，揭示其承载的意识形态功能。无论是那一个方面，阿尔都塞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对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的解读，必须从承前和启后这两个方面着手。

第一重解读是承前。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独树一帜，明确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科学。阿尔都塞认为人本主义尽管积极开展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批判，产生了深远影响，但是阿尔都塞这无疑加剧了马克思主义的抽象化和人道主义化。尽管阿尔都塞显得与人本主义不同，但是其都站在同样的层次研究和分析问题。可以说，“这种来自己西方马克思主义自身深层哲学逻辑的历史性反拨，严重冲击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加快了人本主义的瓦解”。但这并一定是坏事，因为人本主义的倾向忽视了时代变化和社会新情况，批判转向是逻辑发展的必然，阿尔都塞开启了这一转变的方向。

第二重解读就是启后。阿尔都塞第一次把意识形态批判指向了科学、微观和理性的道路上，尤其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阐述直接引领“批判性”意识形态深化转变到对资本主义制度、消费文化等意识形态批判上。阿尔都塞之后的理论家进一步分析指认了科学技术和消费是一种新型的意识形态，这种新型意识形态实现了对社会广泛深入的干预，实现了对人的全面的控制，造成了严重的“合法性危机”。沿着这一思路，理论家们拓展了意识形态批判的新路子。一是批判当代资本主义制度，正是这种制度造成了人的总体异化；二是科学技术和社会文化批判，科学技术的应用加剧了控制的一体化和程度；三是转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批判，证明了现在剥削的程度是不是减小而是在加剧；最后是因为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人与自然的异化直接导致了生态危机，产生了生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潮。

阿尔都塞面临时代变换提出的意识形态理论是对“现代性”问题的理论反思，这些“现代性”问题同样也是我们所遇到的，深刻理解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的逻辑发展和时代脉搏，对于我们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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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意识论文篇10

一、文艺本质的意识形态论

在俄苏和我国长期产生重要影响的文艺本质的意识形态论，最早是由普列汉诺夫提出来的。19 世纪末20 世纪初，马克思、恩格斯的学生梅林、拉法格、普列汉诺夫等人开始从事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艺学的研究，其中普列汉诺夫的成就和影响最大。普列汉诺夫于1918 年去世，他生前没有看到马克思有关文艺学的论著，而只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对文艺进行独立思考，提出了许多光辉论断。

直至20 世纪20 年代末期，人们还认为马克思没有系统的文艺理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奠基人是普列汉诺夫，而不是马克思。长期主持俄苏文化、教育、科学的卢那察尔斯基作于1929 至1930 年间的报告《作为艺术学家和文学批评家的普列汉诺夫》指出: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马克思主义艺术学的基础恰恰是由普列汉诺夫奠定的。的确，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里，只有为数不多的零星见解，因为他们并不曾有过怎样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各项基本原则用于艺术领域的打算。这种观点在当时相当普遍。

研究普列汉诺夫提出的文艺本质意识形态论，不能离开产生它的那些历史条件，即我们要考虑到普列汉诺夫所生活的时代特点，以及这个时代向他提出的任务。为了反击马赫主义、新康德主义以及德国社会民主党对文艺理论的影响，普列汉诺夫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如何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文艺的问题上。

普列汉诺夫根据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关于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基本问题的论述来阐述文艺理论问题。1903 年，第二国际领导人考茨基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为标题，发表了马克思的《资本论》的一部分草稿。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了社会结构理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

马克思的社会结构理论包括四个层次: 生产力，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普列汉诺夫在此基础上，提出著名的五项因素公式。他把马克思的意识形态分为两种形态，一种是社会心理，一种是思想体系，突出社会心理这一项的中介作用，这是很有见地、很有意义的。普列汉诺夫说: 任何一个民族的艺术都是由它的心理所决定的; 它的心理是由它的境况所造成的，而它的境况归根到底是受它的生产力状况和它的生产关系制约的。 社会心理这一中间环节概念的提出，为我们有效地解释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意识形态问题，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这是对马克思的社会结构学说是一个创造性的发挥，这一贡献是引人瞩目的。

成为文艺本质意识形态论的理论基础的不仅有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的社会结构理论，而且有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的反映论。列宁从1908 年4 月开始撰写《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并于次年5 月出版。这本书和《哲学笔记》集中体现了能动的唯物主义反映论的鲜明特色，在认识论领域把马克思主义推到了历史的新高度。在19 世纪马克思生活的时代和20 世纪初列宁生活的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面临着不同的任务。列宁和马克思关注的领域不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属于历史唯物主义，而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属于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列宁说: 马克思和恩格斯所特别注意的是使唯物主义向上发展，也就是说，他们所特别注意的不是唯物主义认识论，而是唯物主义历史观。

把列宁的反映论运用于文艺理论研究是从20 世纪30 年代开始的。30 年代对列宁文艺思想的研究首推卢那察尔斯基为《文学百科全书》撰写的词条《列宁》( 1932) 和专著《列宁与文艺学》( 1934) ，他论述了列宁文艺思想的重要地位，阐述了反映论的重大意义。根据反映论，文艺是反映社会生活的意识形态。一些理论家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出发，另一些从《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出发; 一些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另一些从唯物主义反映论出发，然而他们殊途同归地得出文艺本质的意识形态论。

马克思在中性的含义中使用意识形态的概念，但是，在文艺本质意识形态论的定义中，意识形态指阶级的意识形态。普列汉诺夫指出，笼统地讲文艺是生活的反映还不十分明确。为了了解文艺是如何反映生活的，就必须了解生活的机制，而阶级斗争恰恰构成了文明民族中这种生活的机制的最重要的推动力之一，只有考察了这个推动力，只有注意了阶级斗争和研究了它的多种多样的变化，我们才能够稍微满意地弄清文明社会的精神的历史:社会思想的进程本身反映着社会各个阶级和它的相互斗争的历史 。文艺构成了文明社会精神的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样也反映了社会各阶级及其相互斗争的历史变化。

文艺本质意识形态论一经确立，立即产生巨大的影响，并得到广泛传播。卢那察尔斯基写道: 总括起来: 一切艺术都是意识形态性的，它来源于强烈的感受，它使艺术家仿佛情不自禁地伸展开来，抓住别人的心灵，扩大自己对这些心灵的控制。 20 世纪30 年代苏联出版的《文学百科全书》对文学的定义为: 文学是阶级意识形态的特殊形式，它通过形象表现阶级对现实的认识，完成阶级自我确证的任务高尔基说: 文学是社会诸阶级和集团的意识形态感情、意见、企图和希望之形象化的表现。它是阶级关系的最敏感的最忠实的反映。

文艺本质意识形态论早就对我国产生了重要影响。周扬编的《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一书于1944 年由延安解放社出版，这是我国文艺界在译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方面的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成果。书中选入了马克思、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列宁、斯大林、高尔基、鲁迅、毛泽东等人有关文学艺术的文章片段和相关言论。该书在延安出版后，大连大众书店( 1946) 、安东东北书店( 1946) 、香港谷雨社( 1948) 、中原新华书店( 1949) 等单位陆续出了翻印本。该书第一章的标题就是文艺与意识形态，在周扬的概念中，文艺当然是阶级的意识形态。

二、文艺的特殊对象

马克思在同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唯心主义进行斗争时，在自己的著作中首先予以强调的，通常不是使艺术跟其他社会意识形式区别开来的那些特征，而是艺术和其他社会意识形式的共同的、物质的制约性。相应地，文艺本质意识形态论也只注意到文艺与其他意识形态如哲学、宗教、法律等的共同性，而没有说明文艺区别于其他意识形态的特殊性。理论家们下一步思考的问题是: 文艺自身独特的品格是什么?普列汉诺夫对这个问题的答复是: 说艺术只是表现人们的感情，这一点也是不对的。不，艺术既表现人们的感情，也表现人们的思想但是并非抽象地表现，而是用生动的形象来表现。艺术最主要的特点就在于此。普列汉诺夫没有把艺术同宗教、哲学、法律等其他种意识形态一样看待，而是分析了艺术反映社会生活的方式与其他意识形态的区别，肯定了艺术的特点。也就是说，普列汉诺夫是从文艺的形式方面来界定文艺与其他意识形态的区别的。这里，普列汉诺夫显然继承了黑格尔和别林斯基的观点，即文艺同科学、哲学的区别在于它们反映现实的方式的不同。

黑格尔一再强调，艺术和宗教、哲学一样，都表现了共同的绝对理念，因此它在内容上和专门意义的宗教以及和哲学都处于同一基础上。艺术之所以异于宗教与哲学，在于艺术用感性形式表现最崇高的东西。别林斯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与黑格尔相同，他在晚年的论文《一八四七年俄国文学一瞥》中说: 人们看到，艺术和科学不是同一件东西，却不知道，它们之间的差别根本不在内容，而在处理特定的内容所用的方法。哲学家用三段论法，诗人用形象和图画说话，然而他们说的都是同一件事。 文艺是社会生活的形象的反映，成为我国从建国到改革开放时期影响最大、流行最广的观点，是人们从哲学认识论出发对文艺的本质所做的结论。我国很多文学理论论著在论述文学的特征时，都在显要位置引用了别林斯基的这段话，赞同别林斯基的观点。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写道: 文学艺术和科学的重要区别，首先就是它们反映社会生活的方式不同通过形象反映生活是文学的基本特点。

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写道: 文学艺术的基本特点，在于它用形象反映社会生活作为一种反映现实的特殊形式，文学、艺术与哲学、社会科学又各有不同的特点。哲学、社会科学以抽象的概念的形式反映客观世界;文学、艺术则以具体的、生动感人的形象的形式反映客观世界。

最早对别林斯基的这种观点提出质疑的，在俄罗斯是普列汉诺夫( 他的母亲是别林斯基的侄孙女) ，在中国则是朱光潜。

在《没有地址的信》中，普列汉诺夫对这个问题进行思考后，在原稿中写下这样一段话:因为不是任何一种思想都可能通过生动的形象表现出来的( 例如，请试一试表现股平方之和等于弦平方的思想) ，那么看来，黑格尔( 同他一起还有我们的别林斯基) 在谈到《艺术和哲学具有同一种对象》时，是不完全正确的这一意见只是写在草稿上，在文章正式发表时又把它删除了。可见，普列汉诺夫对这个问题有过疑虑和思考，但是思考还不成熟。

与普列汉诺夫相比，朱光潜的质疑要明确和深入得多。朱光潜在1963 年出版的《西方美学史》下卷中评述别林斯基的艺术思想时，指出了别林斯基这一论点的偏颇，他说: 诗和哲学的分别不在内容而只在形式，完全相同的内容可以表现为完全不同的形式，内容和形式就可以割裂开来了。诗和哲学就在内容上也不能看成同一的。他之所以把它们看成同一，是因为他随着黑格尔相信艺术是从理念到形象。 但是，朱光潜并没有进而论述诗和哲学在内容上的不同。

对别林斯基观点的进一步质疑使敏感的理论家们十分尖锐地提出一个问题: 既然文艺是反映现实的一种社会意识形式，那么，在文艺中什么得到反映并且被认识呢? 这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文艺的特殊对象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将使文艺本质从意识形态共性的层面进入文艺自身特性的层面，从而实现对文艺本质意识形态论的超越。最早沿着这种方向进行研究的学者之一，是后来被称为审美学派的代表人物、苏联美学家布罗夫。

布罗夫论述的过程颇为简单，然而不容置辩: 既然过去的美学把文艺的内容和整个现实的内容相等同，从而把文艺的内容和科学、政治、道德等的内容相等同，仅仅把文艺形式的美看作为文艺本身的特征，那么，一切不幸都是由思想性加艺术性、生活真实加美的机械公式产生出来的。其次，如果认为艺术的内容是非审美的，只有艺术形式才是艺术效果的体现者，那么，就会陷入康德美学的弊病中。这两者都是无视文艺内容的特征、无视文艺对象的特征的结果。布罗夫把人说成是文艺的特殊对象: 艺术的特殊客体是人的生活，更确切地说，是处在社会和个人的有机统一中的社会的人，这种统一是人按其客观的人的实质来说所固有的。

布罗夫力图从文艺对象的特征中，总结出文艺反映生活的全部特征，并由此触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这无疑是他的贡献。但与此同时，《艺术的审美实质》一书存在着严重的缺陷。他把人说成是文艺的特殊对象，但是，人也是伦理学对象、心理学对象等等。

在《艺术的审美实质》一书中，艺术的审美实质的结论游离于全书的基本精神之外。真正从审美上解决文艺的对象和特征问题的路径，是由审美学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斯托洛维奇等人提出来的。在确定文艺的对象时，如果说布罗夫诉诸人的概念，那么斯托洛维奇诉诸现实的审美属性的概念; 如果说布罗夫始终通过认识论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斯托洛维奇则在运用认识论方法的同时，通过认识审美关系的价值本质来解决这个问题。

斯托洛维奇在苏联《哲学问题》杂志1956年第4 期上发表的论文《论现实的审美特性》以及1959 年出版的专著《现实中和艺术中的审美》论述了文艺的特殊对象问题。他认为文艺之所以具有审美的本质，因为它的对象是现实的审美属性，也就是说，文艺反映的对象、反映的内容决定了它的本质特征。所谓审美属性，就是具体可感的事物和现象引起人对它们的一定的思想情感关系的能力，这种能力是由这些事物和现象在社会关系的体系中所占据的地位以及它们在这一体系中所起的作用决定的。

斯托洛维奇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来论证现实的审美属性的客观性和社会性，但是，他依据的不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而是马克思的《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他利用《手稿》中人化的自然的概念，说明自然现象的审美属性同社会生活现象的审美属性没有原则性区别，两者都具有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客观形成的社会历史的、人的内容。

文艺像任何一种人的意识形式一样，不可能不反映客观现实。但是，文艺对现实的反映不同于科学的反映。文艺所实现的认识同科学认识的本质区别不仅在于形式，而且在于它们的对象和内容。科学家力图揭示物质运动一切形式的规律，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力图认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和人的各种共同体相互关系的规律，而对文艺家来说，重要的是认识这些现象的审美属性，揭示这些属性对人的思想情感作用。现实的审美属性是文艺的反映对象、认识对象 ，所以，文艺反映是一种审美反映，文艺认识是一种审美认识。

在我国学者钱中文、童庆炳的概念中，审美反映与审美意识形态是同义词。

三、审美意识形态

审美意识形态这个概念，最早出现于沃罗夫斯基的著作中。人们常把普列汉诺夫、卢那察尔斯基和沃罗夫斯基三人作为俄苏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家并称。在《马克西姆高尔基》( 1910) 一文中，沃罗夫斯基把政治的意识形态与审美的意识形态这两个概念相比较着使用。他认为，在当时的俄国政治的意识形态已经具备了完全符合工人运动要求的形式，而审美的意识形态还没有确立起来。用他的话就是: 审美的意识形态的内容只能是一些朦胧而欢欣的预感和期望。这里，沃罗夫斯基隐含着把文艺看作为审美的意识形态的意思。

在苏联以后的美学著作中，审美意识形态的概念就明确用来指称文艺的本质特征。苏联美学家、苏联科学院院士叶果罗夫1959 年在《艺术和社会生活》一书中写道: 艺术是一种意识形态现象，这是审美方面的意识形态现象。艺术作为意识形态现象，其特殊实质就在于这种审美方面。

布罗夫1975 年在《美学: 问题和争论》一书中写道: 纯意识形态原则上是不存在的。意识形态只有在各种具体表现中作为哲学意识形态、政治意识形态、法的意识形态、审美意识形态才会现实地存在。 笔者的这段译文常为审美意识形态论的支持者所援引。显而易见，文艺就是审美意识形态。

生态意识论文篇11

二、哲学反映论向审美反映论的过渡

从反映论角度去看待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一个基本立场。自20世纪初期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传入中国后，这一角度和立场一直影响着中国文学理论界。20世纪初期，陈独秀、就明确主张用哲学反映论来解释文学与生活的关系，肯定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1930—1940年代，瞿秋白、、周扬、胡风、冯雪峰等人进一步强化了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的观点，并形成了一套相关的理论。1950—1960年代，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已经成为中国文学理论界的一个普遍命题，一种不证自明的公理。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20世纪70年代末期至80年代初期，中国文学理论界对文学与生活关系的认识，开始出现了由哲学反映论向审美反映论的过渡，其标志性的事件有两个：一是文学理论界关于“形象思维”的讨论；二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研究中关于人类“掌握世界的方式”的论争。“中国文学理论中审美因素的复苏，从对‘形象思维’的探讨开始”。⑦1977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和1978年1月《诗刊》先后发表了1965年7月21日致的信。在信中说：“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宋人多数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一反唐人规律，所以味同嚼蜡”。

⑧的话包括两层意思：诗歌有自身特殊的思维方式，这是诗歌具有艺术魅力的基本条件之一；宋人作诗不懂形象思维，所以宋诗缺少韵味。在的论述里，已经流露出了文学应该具有审美思维和艺术意味的思想。由于给的信关于“诗要用形象思维”的观点，涉及了艺术的审美思维问题，它一发表便在美学界和文学理论界引起了强烈的共鸣，掀起了一场关于“形象思维”的讨论。朱光潜、李泽厚、蒋孔阳等著名美学家都参与了这场讨论。朱光潜发表了《形象思维：从认识角度和实践角度看》（《美学》第1期，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形象思维在文艺中的作用和思想性》（《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2期）；李泽厚发表了《关于形象思维》（《光明日报》1978年2月11日）、《形象思维再续谈》（《文学评论》1980年第3期）；蒋孔阳发表了《形象思维与艺术构思》（《文学评论》1978年第1期）、《形象思维与议论》（《山花》1979年第2期）等。这些学者的共同点是：从美学的角度论述了形象思维的含义、特点、作用。形象思维是“不脱离形象想象和情感的思维”，⑨是审美活动的特有思维方式，在审美活动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审美活动中的情感、想象、移情、直觉等特点，都是形象思维活动的体现。文艺活动作为审美活动的集中体现，更是需要形象思维。文艺活动的主要目的是创造“具有个别性、具体性、生动性、丰富性、完整性以及真实性、典型性、倾向性、感染性等特点的艺术形象”，“为了要塑造形象，我们就必须按照形象本身的特点，采用形象思维这一特殊的思维形式，来进行构思”。⑩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研究中关于“掌握世界的方式”的论争，是新时期伊始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研究的重点之一。人类“掌握世界的方式”问题，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提出来的。马克思说：“具体总体作为思想总体，作为思想具体，事实上是思维的、理解的产物；但是，绝不是处于直观和表象之外或架于其上而思维着的、自我产生着的概念的产物，而是把直观和表象加工成概念这一过程的产物。整体，当它在头脑中作为思想整体而出现时，是思维着的头脑的产物，这个头脑用它专有的方式掌握世界，而这种方式是不同于对于世界的艺术精神的，宗教精神的，实践精神的掌握的”。

这段话的最后一句在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和1972年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中的译文是“而这种方式是不同于对世界的艺术的、宗教的、实践—精神的掌握的”。围绕马克思的这段话，学术界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学者们对马克思这段话的理解集中在三个方面。首先，马克思论述了人类掌握世界的四种方式：“即哲学的、艺术的、宗教的、实践—精神的掌握方式”。其次，马克思关于人类掌握世界的艺术的方式，表现在思维特点上主要是“形象思维”。“艺术是不同于哲学对世界的掌握的方式……它用艺术思维的方式掌握世界，主要是形象思维”。瑏瑢再次，马克思所强调的掌握世界的艺术的方式，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审美的方式。“掌握世界的艺术方式是因为人类需要掌握人与现实的审美关系而发展起来的……艺术要从审美上掌握世界，反映人与现实的审美关系”。瑏瑣从美学的角度看，形象思维的讨论和马克思关于“艺术的”掌握世界方式的争鸣，为审视文学与生活的关系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径，奠定了文学与生活关系中审美反映说的美学基础。在此基础上，文学理论界的一些专家学者转向美学的角度审视文学与生活的审美关系，明确提出了文学是对生活的审美反映。刘再复、鲁枢元、童庆炳、钱中文、王元骧等都持“审美反映论”这一立场，并从不同的层面进行了阐释。刘再复提出“艺术是一种创造性的审美活动”。因此，“审美判断”就成了文学批评的基本方式。瑏瑤鲁枢元认为，文学属于“美的领域”，文学创作的出发点是“某种社会生活现象拨动了作家的心弦，激起了作家审美感情的波涛，产生一种强烈的、持续的爱，或者憎”，这种带有审美性质的爱憎情感通过语言符号表现出来就是文学作品。瑏瑥童庆炳于1984年出版的《文学概论》，明确提出了“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审美反映”的命题，其第一章第三节的标题就是“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审美反映”。他说：“社会生活是文学的唯一源泉。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其实，包括文学在内的全部意识形态（政治、法律、道德、哲学、艺术、宗教等）和一切社会科学，都是客观的社会生活的反映，都以客观的社会生活为源泉，所以文学是社会生活的论断只是阐明了文学和其他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一切社会科学的共同本质……我们还必须阐明文学区别于其他社会意识形态以及社会科学的特征。弄清文学本身自身特殊的本质。……文学之所以是文学就在于它是对社会生活的审美反映，文学的崇高目的是要按照一定的社会审美理想来改造人的生活，使人的生活变得更美好”。

钱中文也于1986年提出了文学审美反映论。他指出：“文学的反映是一种特殊的反映———审美反映，由于其自身的特殊性，它较之反映论原理的内涵，丰富得不可比拟。反映论所说的反映，是一种二重的曲折的反映，是一种可以使幻想脱离现实的反映，是一种有关主体能动性原则的说明。审美反映则涉及具体的人的精神心理的各个方面，他的潜在的动力，隐伏意识的种种形态，能动的主体在这里复杂多样，这是一个无所不在的精灵”。瑏瑧王元骧也于1988年提出了文学“审美反映”论，1990年进一步深化了文学“审美反映”论。与前面几位文学“审美反映”论者相比，他的论述最为全面。如果说，刘再复是从文学批评的层面说明文学是一种审美创造，鲁枢元仅从文学的归属的层面说明文学属于美的领域，童庆炳是从文学反映生活与其他意识形态反映生活区别的层面说明文学是一种审美反映，钱中文是从一般反映和审美反映不同点的层面说明文学审美反映论的特征，即他们都是从某一方面论述文学是一种审美反映，那么，王元骧则从多个层面论述了文学反映生活是一种审美反映。他认为，从反映对象看，文学的对象与认识的对象有明显的区别：“在审美者看来，它们的地位价值就不大一样。这就是因为审美情感作为审美主体面对审美对象的一种态度和体验，总是以对象能否契合和满足主体自身的审美需要为转移的：凡是契合和满足主体审美需要的，哪怕是在别人看来微不足道的东西，也会成为爱慕倾倒、心醉神迷的对象；否则不论事物本身的客观意义多么重大，人们也照样无动手衷，漠然置之”。从达到的目的看，文学的目的与认识的目的有较大的不同：“由于审美的对象是事物的价值属性，是现实世界中的美的正负价值（即事物的美或丑的性质），而美是对人而存在的，是以对象能否满足主体的审美需要为转移的，凡是审美愉快总是以主体的审美需要从对象中获得某种满足而产生的。所以，从审美愉快中所反映出来的总是主体对对象的一种直接或间接的肯定的态度，亦即‘应如何’的问题。这决定了审美反映不可能以陈述判断，而只能是以评价判断来加以表达”。从反映形式看，认识的反映和审美的反映差异很大，认识的反映形式是逻辑的，而审美反映是“以崇敬、赞美、爱悦、同情、哀怜、忧愤、鄙薄等情感体验的形式来反映对象的”。

王元骧的文学审美反映论完整而深刻，是对文学审美反映论的深化与丰富。文学审美反映论的前提是对文学认识反映论的不满和反拨，提出的契机是关于形象思维的讨论，推动其转变是关于马克思“艺术的”掌握世界的争鸣，其意义是突出了文学的本性和特点。在中国文学理论界，长期流行的是文学反映论：“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文学反映论相对于自我表现说，能更好地说明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更好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立场，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也是它能被广泛认同的重要原因。但“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这一命题，有着非常明显的缺陷。它将哲学反映与文学反映相等同，认识反映与审美反映相混淆，忽视了文学反映的审美本质和情感特点。而文学审美反映论的提出，恰好弥补了其缺陷，纠正了其偏颇，突出了文学的审美本性和情感特点。

三、社会意识形态论向审美意识形态论的转型

把文学看成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和审美意识形式，既是经典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一个重要观点，又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一个重要传统，更是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界的一个基本命题。20世纪初期，陈独秀、等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就明确肯定了文学的意识形态属性；1930—1940年代，瞿秋白、、周扬、胡风、冯雪峰等著名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意识形态论；新中国成立以后，文学意识形态论已统领了中国文学理论界，文学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的观点，广泛出现在文学论文、文学理论著作，特别是高等学校文学理论教材中。文学意识形态论支配中国文学理论界近80年，一直到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中期才逐渐受到挑战，1990年代才被审美意识形态论所取代。“70年代末至80年代，随着中国‘’十年的结束和改革开放时期的到来，人们开始对‘’十年进行反思，文学艺术理论界也开始重新审视传统的艺术意识形态论，在此期间发生了关于艺术意识形态的大讨论”。瑏瑩这次讨论是由朱光潜的两篇文章引起的。1978年底和1979年初，朱光潜分别发表了《研究美学史的观点和方法》（《文学评论》1978年第4期）、《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之间关系的质疑》（《华中师院学报》1979年第1期。）朱光潜在文章中提出了艺术不是上层建筑的主张。朱光潜强调，马克思著作所讲的上层建筑不包括意识形态在内，恩格斯的著作偶尔让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在内，而斯大林明确将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相等同。他的结论是反对将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等同起来，或者让意识形态代替上层建筑，他坚持认为“马克思把艺术当作一种社会意识形态，而没有把它列入上层建筑”。瑐瑠朱光潜的文章发表后，引起了文艺理论界的热烈讨论和争鸣。这次讨论和争鸣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为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期，“争论的焦点最初主要集中在意识形态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上”。

在这一时期的讨论和争鸣中，除有个别学者表示有保留地认同朱光潜的观点外，大多数学者表示朱光潜的观点不能成立，并提出了文艺不能排除在上层建筑之外，认同者的理由是有些意识形态，如语言等不属于上层建筑，虽然文学是反映社会生活的意识形态之一，是上层建筑，但文学在上层建筑中有它的特殊性，而且包含了某些非上层建筑因素，这些因素是语言带来的。语言是文学的基本构成要素，既然语言是非上层建筑，那么，文学也必然含有非上层建筑因素。瑐瑢反对者认为，朱光潜上层建筑不包括意识形态的理由不能成立。其理由是马克思恩格斯都肯定了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在内。同时，也不能因为文艺领域中存在着某些复杂的、特殊的现象，就文艺属于上层建筑的结论。还有学者指出：文艺和政治都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它们都属于上层建筑，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上层建筑内的关系。说文艺不是上层建筑，就是否定文艺是由经济基础产生的。瑐瑤后期为1980年代中期至1990年代，讨论和争鸣的重点转向了文艺作为意识形态的特殊性，其重要收获是提出了文学是一种审美意识形态。在1980年代，我国文学理论界最早提出并论述文艺具有审美意识形态性质的是张涵。1982年，张涵在《论艺术作品的审美性质》一文中率先提出了艺术作品是具有“审美性质的意识形态”。他说：“意识形态性，思想性，认识性，形象性，典型性，主观性，情感性，愉悦性，工艺性等等，均为艺术作品的属性，都是艺术作品所不可缺少的。然而无论其中哪一种属性，都必须同时具备审美的性质，才有可能成为艺术作品的本质属性”，“审美性质在构成艺术作品的本质上，起着一种决定性的作用，是一种具有全局性的属性”。作为特殊精神产品的艺术，“只有当它成为审美性质的意识形态的时候，它的特殊性才能显示出来。”可以说，张涵关于艺术作品是具有“审美性质的意识形态”的表述，是后来“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理论的源头。1980年代中期，我国文学理论界最先明确提出“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并进行深入研究和全面论述的是钱中文。1984年至1987年的三年中，钱中文先后发表了《文艺理论的发展和方法更新的迫切性》（《文学评论》1984年第6期）、《最具体的和最主观的是最丰富的》（《文艺理论研究》1986年第4期）、《论文学观念的系统性特征》（《文艺研究》1987年第6期）等论文，系统论述了“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1984年，钱中文在《文艺理论的发展和方法更新的迫切性》一文中，回顾了文学理论研究中的各种文学本质论，指出有人认为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并对这一看法表示了认同。1986年，钱中文在《最具体的和最主观的是最丰富的》一文中，明确指出文学的特性就是“审美的意识形态性”。他说：“文学作为一种审美的意识形态性，其重要的特性就在于它的审美性和意识形态性”。1987年，钱中文在《论文学观念的系统性特征》中进一步细化和强化了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的观点。他说：一方面“文学确实是反映与认识生活的一种意识形态。问题在于，它只是阐明了文学本质特性的一个方面。如果要以这点来代替文学本质特性的全面、总体的把握，就显得不够了。”另一方面，“绝对排斥认识论、反映论、意识形态等观念在文学理论中的使用，也是一种极端偏颇的表现”。辩证地看，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的特性既非单纯的意识形态性，也非单纯的审美，“讨论文学特性，必须使审美方法与哲学方法融为一体”，看到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文学的根本特性就在于审美的意识形态性”。童庆炳对文学与生活的关系的认识持“审美反映说”，认为文学是对生活的审美反映，这一点与钱中文提出的“审美意识形态”论有着内在的一致性，所以他很快就认同并接受了钱中文的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并在其主编的教材和教学参考书中对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的命题作了较多的补充性阐释，进一步传播了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扩大了“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在文学理论界，特别是在高校文学专业师生中的影响。以钱中文、童庆炳为代表的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21世纪初，在中国文学理论界得到了大多数学者的认同，并日渐普遍化，甚至被有的学者看成“文艺学的第一原理”，似乎“以它在时间、空间上广泛的物理性存在而确立为‘传统’力量了”。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虽然获得了很多学者的认同与支持，但并非没有不同声音，部分学者也对这一命题提出了商榷。董学文对“审美意识形态”这一概念的合理性提出了质疑：“‘审美’是什么？‘审美意识形态’又是什么？文学的意识形态特性是不是仅用‘审美’来规定？‘审美’与感情和认识是什么关系？‘审美’本身是不是意识形态？”等。瑐瑨单小曦则从经济基础的角度否定了“审美意识形态”论的合法性。他认为，“意识形态指的是存在于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之上，由包括审美意识在内的各种社会意识形式和意识因素构成的、表现在各种意识领域中的社会意识的整体面貌和样态”，在这个意义上，“所谓‘审美意识形态’之说，不过是人为虚构和神化出的概念”。

生态意识论文篇12

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2）05-0086-03

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最重大的挑战之一，无疑是意识形态安全问题。而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任务，就是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在此过程中，遭到以拒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宣扬“意识形态终结”等为主要标识的“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巨大影响。这种思潮以意识形态的虚假性为前提，主张价值中立地看待经济社会发展的各种问题，具有很大的危害性。本文简要梳理“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研究状况，旨在进一步深化对该思潮的研究，更好地服务于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一）

作为一种概念，“非意识形态化”是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提出的，其创始人是贝尔、利普塞特、希尔斯、阿隆等人。1955年9月中旬，“争取文化自由大会”知识分子协会在米兰的国家科学艺术博物馆举行例会，讨论“自由的未来”，会议的目的是“促进自由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清除无用质层的过程，揭示它们的共同基础，并提出形成对自由社会的生存条件来说更现实和更富有内容的思想的任务”。[1]持“非意识形态化”观点的人认为，20世纪上半叶所固有的深刻的意识形态冲突的根源在相当大程度上业已消失、不妥协的社会主义和不妥协的自由主义已没有地位，因此，“意识形态争吵”的时代已经结束，于是，“意识形态终结”成为整个意识形态潮流的名称。随着丹尼尔・贝尔的《意识形态的终结――论50年代政治思想的枯竭》和利普赛特的《政治的人：政治的社会基础》等著作的相继出版，“意识形态终结”、“打倒意识形态”这一论题得到了充分而详尽的阐述，成为“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重要理论基础。到上世纪60年代中期，这一思潮几乎成了大家在学术讨论中表达赞成和反对的主要标的物。

追寻“非意识形态化”的思想根源，其实早在培根的“四假相说”中已包含了追求科学知识需要摆脱“虚假意识”的思想。洛克的“四种错误尺度”的见解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孔狄亚克、爱尔维修、霍尔巴哈都从不同的角度致力于对传统偏见的批判。特拉西提出“意识形态”概念，也是为了建设一门“关于观念的科学”，即“观念学”。但“意识形态”后来被拿破仑赋予了贬义的内涵。在马克思的视野中，意识形态具有双重内涵，他既在贬义上指称“虚假的意识”，也在中性含义上指称“真实的意识”。

国外关于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研究中，比较早的是罗马尼亚的P・多布雷斯库的《“意识形态化”的专家政治神话》，文中针对专家政治论者关于科技革命带来的后果而建立的“非政治化”和“非意识形态化”学说进行了批判，指出其特征就是“把行动的科学价值和意识形态的价值形而上学地完全地对立起来”，“专家政治论的观点，尽管声明是没有思想性的，但依其终极目的来看，都是充满着思想性，因为它们是要巩固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价值”，“就最终目标和目的性而言，乃是为了保卫、维护、保存资本主义社会及其价值和本质的私有基础。”[2]

前苏联学者对于“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研究比较深入，他们不仅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非意识形态化”现象，还研究“重新意识形态化”现象。达维久克、季塔连科通过考察“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产生及其发展，指出这类思想的理论根源来自曼海姆关于科学和意识形态相对立的观念，即意识形态不符合事物现状的、亦即似乎歪曲客观现实的保守的教义体系。从社会的观点来看，“非意识形态化”是“帝国主义及其经理官僚上层人物的特殊形式的意识形态”，是“技术决定事物发展的意识形态”。不仅如此，他们“伪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意识形态的观点”，“把一切意识形态都是被歪曲的意识形式、所以都应该被消亡的思想强加给马克思和恩格斯。”[3]

到了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国国内社会矛盾加剧，“非意识形态化”观念受到了批判，资产阶级的辩护人不得不使得意识形态活跃起来，“非意识形态化”观念的炮制者们不得不改弦更张。1972年底，利普塞特在《文汇》上发表《意识形态没有终结》的专论，认为“贝尔的‘意识形态终结’并不意味着完整的政治概念体系、乌托邦思想、敌对阶级或其他按利益划分的政治集团的代表人物之间的阶级冲突的终结”，“这是对下面这种情况的正常判断：一系列完整的革命学说对无产阶级反对现存制度的阶级斗争理论的狂热眷念正趋于‘衰落’，因为它们是‘过时的’马克思主义的遗产。”[3]贝尔自己也声称，他所说的“意识形态终结”不是指一切意识形态思想都已结束，而只是想证明，旧的意识形态的穷竭引起寻求新的意识形态的必要性。对此，前苏联学者指出，“非意识形态化”和“重新意识形态化”看上去似乎是对立的，但实际上“有许多共同之处：两者都具有同样的阶级内容；两种观念的反动政治涵义都在于使资本主义适应新的社会过程；两者的目的都在于反对社会主义及其意识形态（正如已指出的，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恢复名誉并不排除‘批判’马克思主义），反对全世界的革命工人运动；两者都积极阻挠社会进步和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两种理论的差别只是进行意识形态斗争策略上的差别”。[3]

（二）

在国内，对于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研究开始于上世纪80年代，最早集中在文学艺术领域。吴元迈指出，文艺的非意识形态化是过去和现在一切非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共同特征。他认为国外的文化理论主要从两个方面来解释文艺，“第一，把作家艺术家的意识绝对化或把接收者（读者、观众、听众）的意识绝对化，似乎文艺与现实无关，它独立于生活之外。……第二，把作品的形式和结构绝对化，似乎文艺既与生活无关，又与作家的创作个性和审美评判无关。……这两个方向虽然表面上是平行的，互不交叉，但从文艺非意识形态化这一根本点看，又可以说是殊途同归，相辅相成。”[4]也有学者把文艺“非意识形态化”观点的具体表现进行了归纳，即强调文艺是一种“创造性实践活动”，强调“艺术作品具有物质性”，强调艺术作品的形式、技巧“也是非意识形态因素”，强调从“非理性”的层面掀开“艺术非意识形态因素”，强调文艺是“自然生命力的表现”等，并逐一进行了评析。[5]

王元骧认为，文学既有意识形态性，也有非意识形态性。把文学非意识形态化的原因在于，“没有严格区分马克思主义与教条主义和庸俗社会学的区别，而是从某种偏见或成见出发，把文学的意识形态性的理论与庸俗社会学拉扯在一起，认为把文学本质界定为社会意识形态，就会导致‘政治工具论’的死灰复燃，使文学重新沦为政治的奴婢。”[6]为此，他在肯定文学的意识形态性的同时，也关注文学的非意识形态性，并从个人意识、感性意识和知识材料等方面进行了考察。

有学者从国际政治的角度研究“非意识形态化”问题。俞汲深通过分析前苏联领导人和学术理论界所阐述的“新的政治思维”中围绕的“非意识形态化”问题讨论，指出了两个概念的差别，一个是国家间关系的非意识形态化；一个是国家间体系的非意识形态化。国家间关系非意识形态化不是意味着国际关系的非意识形态化，后者完全属于意识形态的内容，不可能超越意识形态。[7]王振华进一步分析了意识形态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指出东西方关系的缓和并不意味着意识形态色彩淡化，仅仅是斗争形式的变化。[8]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学者开始就非意识形态化思潮进行理论上的评析。有学者认为，贝尔的“非意识形态论”是基于三个依据：一是歪曲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的思想，借口意识形态的虚假性而否定一切意识形态；二是把意识形态看作是同科学完全对立的“政治偏见”，因而不存在“科学的意识形态”；三是把当代西方社会由于新技术革命带来的变化，说成是意识形态已失去了它的存在基础。[9]实际上，任何一种思想体系都有两种功能：科学功能和价值功能。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中，科学功能和价值功能是可以统一的，其根据在于它深深扎根在人类社会实践的土壤之中。贝尔的“非意识形态论”恰恰把科学与意识形态完全对立起来，“‘非意识形态论’避开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关系，单纯从科学技术发展的观点出发，来分析和说明社会历史现象，其根本目的就在于掩盖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矛盾，为资本主义制度做辩护。”[10]

有学者把民主社会主义与非意识形态化思潮联系起来研究，认为在20世纪50到60年代，信奉民主社会主义的西欧各国社会党都纷纷制定了关于社会民主运动“非意识形态化”的方针，并体现在其理论纲领和实施方案中，具体表现为思想理论基础的“非意识形态化”、经济基础的“非意识形态化”和国家政权的“非意识形态化”。[11]

还有学者对当代中国的非意识形态化思潮进行了探讨。这种思潮在政治上的表现是否定马列主义思想的主导地位，主张淡化政治信仰；在经济上把生产力标准庸俗化，把它歪曲为仅仅是“把生产搞上去”，“一切以生产力为尺度，任何条条框框及清规戒律都可以冲破”，不论在什么条件下都不必问姓“社”还是姓“资”。[12]也有学者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中的“非意识形态化”倾向进行了分析，而这种倾向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和特点，并指出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都是与非意识形态化有着内在联系的。[13]在批判“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同时，也有学者提出要更新意识形态观念的思想，认为意识形态必须以科学为基础，不能把意识形态当做剪裁丰富社会生活的唯一尺度，随着市场经济的崛起和西方后现代文化的冲击，意识形态的“转型”问题应引起充分的注意和研究。[14]

新世纪以来，对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研究得到了拓展。有学者从美国意识形态进攻和戈尔巴乔夫的“非意识形态化”反思前苏联的教训，指出“非意识形态化”的本质是主义的。对于我国而言，最重要的是捍卫马克思主义。[15]有学者认为西方学者标榜的“普世价值”不仅是西方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当代产物及“意识形态终结论”、“历史终结论”、“趋同论”的改头换面并再次粉墨登场，更是西方非意识形态思潮的“集成芯片”，其本质目的是促使世界社会制度趋同并期望终结于资本主义制度，达到“意识形态默化”的效果。[16]

有学者从政党的意识形态性角度进行了探讨，认为世界政党出现非意识形态化趋势，其非意识形态化特点是具有较强的包容性、鲜明的实用性、突出的矛盾性以及两面性，在此基础上提出这种非意识形态化对我党的启示，即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统领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坚持实践权威，推进理论创新，不断增强党的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坚持执政为民，增强党协调社会各阶级、阶层、集团的利益整合功能。[17]也有学者提出不同的意见，认为政党的非意识形态化不可取，我党可以抛弃一些过时的意识形态，但绝不能放弃意识形态，政党“非意识形态化”只能作为处理与其他政党和国家的关系的一种手段，但决不能作为指导思想。[18]

随着网络的发展，有学者对网络文化中也出现了一些非意识形态化倾向进行了研究，表现为“信息说”、“文化说”、“审美说”、“技术说”、“休闲说”等，认为要真正建设好社会主义的网络文化，使网络文化阵地呈现繁荣景象，就必须在把握好“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一主题下，发展网络文化的多样性。[19]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非意识形态化”问题，学者们并不是一味否定，而是从辩证的观点来分析社会思想的意识形态性和非意识形态性、[20]社会科学的意识形态性和非意识形态性、[21]德育功能的意识形态性和非意识形态性、[22]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形态性和非意识形态性[23]等。

近年来与“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相关的研究著作不断推出，如梁建新的《穿越意识形态终结的幻象――西方意识形态终结论思潮评析》，[24]何秉孟的《新自由主义评析》，[25]张晓红、梅荣政的《新自由主义思潮评析》[26]等。这些著作对非意识形态化思潮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分析和研究。其中，袁铎的《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研究》[27]全面梳理了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演变历程、主要表现、特征、本质及其危害，强调要加强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建设。这些研究对于当前加强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三）

虽然当前学界对非意识形态化思潮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特别是对一些具体的思潮形式进行了比较系统深入的研究，但是仍然有一些内容需要进一步探讨：

第一，关于“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概念。到目前为止，学者们还没有对这个思潮的具体内涵进行明确界定，即使是袁铎的著作《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研究》也回避了这个问题，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我们以为，即使在“什么是意识形态”这个问题上存在一些差异，进而影响到对“什么是非意识形态化”的理解，但仍然还是可以就这个概念进行界定的，只不过需要从不同的层次上来理解。

第二，就非意识形态化思潮在我国的存在情况来看，当前的研究主要是对“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不合理之处进行了批判，忽略了当前我国的现实土壤中有利于“非意识形态化思潮”存在的因素，特别是在一定程度上有其存在的现实需要。正因如此，这种思潮在当前仍具有巨大的迷惑性和危害性。显然，对于这方面的研究还可以进一步拓展和深化。

第三，关于“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分类和具体表现，学者们从“淡化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终结”的视角进行了较多的研究，国外学者更多关注的是由于科技进步所带来的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分裂，以及由此产生的“意识形态终结”言论；国内学者主要关注的是新自由主义思潮、、消费主义等方面，但这些仍然不能涵盖当前“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所有内容，比如发展主义、后现代主义、公共知识分子思潮等，这方面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化。

第四，关于“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影响问题，目前的研究不够周全和细致。学者们虽然揭示了“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本质，但更多关注的仅仅是该思潮对于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影响，而对于人们日常生活影响的研究还不够彻底。特别是“非意识形态化思潮”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影响，有哪些具体的表现和危害，其中又涉及到哪些途径和载体，具有怎样的运行机制和传播规律等，还有待深入研究。

如前所述，非意识形态化思潮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总是以不同的面貌展现出来，具有很大的迷惑性和危害性。这就需要我们保持足够的警惕予以关注。同时，我们也需要密切关注社会问题，以及由此导致的社会思潮的发展变化，因为任何社会思潮的产生都是基于一定的社会土壤和社会心理。只有切实解决社会存在的问题，才能真正从源头上引领社会思潮的发展方向，维护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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