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论文篇1

二、“环境报道”还是“生态传播”

伴随着传媒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学界展开了一系列相关讨论。就环境问题的相关作品而言，学术界的称呼主要有：环境传播、环保传播、生态传播、绿色传播、气候传播，以及气候报道、生态报道、环境报道、环保报道、危机报道、灾害报道等不一而足。传媒业环境问题的相关作品究竟采用什么称谓更为合理呢？就主语来看，“环境”和“生态”最具代表性。“环境”是一个极其广泛的概念，它不能孤立地存在，是相对某一中心事物而言的，不同的中心事物有不同的环境范畴。对于环境科学而言，中心事物是人，环境是指以人为中心的客观存在，即由其他生物和非生命物质构成的人类生存环境。人类生存环境由自然环境和人工环境（社会环境）构成。自然环境是人类生活和生产所必需的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的总称，即阳光、土壤、空气、动植物等自然因素的总和。人工环境是指经过人类社会加工改造过的自然环境，如城市、村落、学校、公园和娱乐场所等。“生态”一词则源于古希腊语，原意是指家或者环境，现在是指一切生物的生存状态，以及它们之间和它们与环境之间环环相扣的关系。总体来说，“环境”是更侧重于以人类为主体的表述；“生态”则将主体扩大到了一切生物。就谓语而言，“传播”和“报道”是分歧的焦点。传播与报道不完全是一回事。传播学所谈传播，即社会信息的传递或社会信息系统的运行。所谓报道，则指通过大众传媒形式发表的新闻稿件。传播所涉更广，实际上，环境问题、生态问题不仅得到了新闻界的关注，在其他传播领域也有着强烈响应。生态文学、环保电影、环保广告等的代表作品对公众的环境意识、生态观念影响颇深。当代人对环境的觉醒就被认为始于1962年美国生物学家卡逊的《寂静的春天》，在我国，《狼图腾》《猎天》《猎地》《猎人》《怀念狼》等文学作品从不同角度阐释了生态环境与人类的关系；而《后天》《未来水世界》《可可西里》《2012》等环境题材电影，则以更加现代、直观的视觉方式强烈地震撼了受众的生态观念；一些权威、知名的环保网站，如中国环境资源网、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网、环境教育资讯网、中国绿色学校、中国环境教育影视资料中心等，则为受众提供了更具个性化的服务。从这个角度上说，传播比报道的适应范围更宽泛。北京林业大学新闻办公室的铁铮教授就认为：生态传播是指人类与生态直接或间接相关的信息传播活动。综合以上观点，笔者认为，“环境报道”对新闻界来说，更为准确；“生态传播”，在综合性的传播领域则更为妥当，是社会话题和未来趋势。

三、环境报道的现状与问题

1.信息传播功能的强化与“失声”

同场进行信息传播是新闻工作的基本职能，是对社会问题的快速反映。2013年3月初，在黄浦江上海松江段惊现数千头高度腐败的死猪，造成了严重的水污染事故。对此，大众传媒进行了密集报道，3月4日，《嘉兴日报》率先推出系列报道，揭露当地乱扔死猪、养殖过密等乱象；3月12日，《新闻晚报》刊发“河道死猪事件要有信息公开”；3月14日，《南方农村报》推出“方法与成本：话说死猪合法后事”报道；3月19日，《人民日报》发文“解析黄浦江死猪事件：上海没有故意瞒报”；3月21日，《南方周末》推出“猪祸黄浦江”调查；央视《新闻调查》栏目3月23日即播出45分钟时长的“黄浦江死猪事件调查”；3月24日，《焦点访谈》节目播出“黄浦江死猪事件溯源”；多层次、多地方、多形式的新闻报道，对事件的及时还原和追踪，促进了政府和公众的信息沟通，打消了群众疑虑。大众传媒对环境问题的“失声”或因记者调查能力不足，没有发现问题；或是媒体迫于压力被动放弃报道。

2.舆论监督功能的彰显与“脱靶”

并存舆论监督是新闻媒体运用舆论的独特力量，帮助公众了解政府事务、社会事务和一切涉及公共利益的事务，并促使其沿着法制和社会生活公共准则的方向运作的一种行为。目前，大众传媒一方面对环境问题的舆论监督日渐成熟，效果显著；另一方面，舆论引导能力不强，导致舆论脱离议程设置初衷的现象也屡见不鲜。媒体作为社会教育的重要途径，负有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正确的舆论引导能够促进社会稳定、安抚公众情绪、化解社会矛盾、协调各方利益。应该说，近年来，在厦门“PX项目”、兰州水污染、杭州垃圾焚烧厂等敏感事件中，大众传媒通过议程设置和社会动员，有效地彰显了舆论监督和舆论引导功能。但我们还应看到，媒体的另一些舆论监督则要么只为吸引眼球，实质了无新意；要么目光短浅，与科学发展观背道而驰。同时，就环境问题进行舆论监督，媒体还应注意避免“误伤”，克服博眼球心理。戴星冀认为“对发展中产生的环境问题，究竟应该‘边发展，边治理’，还是‘先发展，后治理’。很明显，不应否认先发展后治理，应该看到这是不得已的。后治理的经济学性质是一种举债发展。通常我们只注意到内债和外债两种债务来源，但事实上还存在向未来举债的形式。”辩证地看待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正确认识“一致与冲突，都是社会存在的两种基本动力”。冲突和矛盾不仅可能导致社会不和谐，同时也是社会变迁的动力来源，是社会整合的契机。科学理性地分析发展中的环境问题，有利于对社会舆论的深度引导和公众生态文明意识的培育。

四、从“浅绿色”走向“深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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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环境生态学理论，生态环境是支撑人类生命系统的整个自然系统的总称，生态环境质量是指在一个具体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生态系统的总体和部分生态环境因子的组合对人类生存及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适宜程度。由于评价的标准体系复杂，且因地而异，需要分层次进行，而我国目前生态环境质量评价标准尚处于探索阶段，无统一标准。因此本文依据国内外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成果以及广泛应用的生态环境质量等级划分，将生态环境质量等级分为优、良、一般、较差、差五个等级，并考虑到呼包鄂地区的气候、土地、人口、经济发展状况、工业排放量等，得出各评价指标的等级标准值。

1.2评价指标权重确定

层次分析法是美国著名运筹学家教授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提出的一种系统分析方法，是一种广泛的综合决策方法，但其中的权重是由主观确定的，缺乏一定的客观性。因此本文在指标权重的确定中引入熵，将主观与客观相结合，得到更加符合实际情况的熵权。

2生态环境质量评价分析

通过模糊综合分析法得出，2012年呼和浩特市和鄂尔多斯市的生态环境质量处于等级优，包头市的生态环境质量处于等级一般。呼和浩特市近年来城市发展速度较快，大力开发和利用资源，工业化水平领先于自治区其他盟市，煤炭产量大幅度上升，使单位GDP能耗、电耗持续增高，一定程度上破坏了生态环境的平衡，带来了一系列环境污染问题，但政府在意识到保护环境的重要性后，大力推广节能减排，优化产业结构，发展循环经济，整顿落后产业，提高区域竞争力，使生态环境质量有了较大的改善，工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平衡。包头市是著名的草原钢城，工业发展历史相对久远，但由于产业结构不合理，工业化过程排出的工业废物严重污染环境，导致生态环境质量开始下降，同时滞后的观念也使生态环境质量的下降与工业经济的发展形成鲜明对比。鄂尔多斯市的高耗能产业发展近几年逐渐稳定，规模增大，技术设备先进化，带来的工业结构合理以及经济的高速发展，使得鄂尔多斯市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治理环境，对耗能高、工业废弃物排放量大、产值低的行业进行了大力整顿，响应国家重视环境保护的潮流，表现为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大幅度提高，单位GDP能耗、电耗、水耗有很大程度的下降等，使其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明显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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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的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环境资源的永续利用和经济发展产生冲突，让谁优先发展是值得深思的问题人类以自己的需要作为价值标准来衡量其他万物的有用性，对自然大肆开发，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式利用，资源日渐匮乏和生态系统的功能被忽略，社会发展大量消耗自然资源，威胁着生物多样性系统，自然生态结构遭到破坏。生态主义者认为，环境污染和资源破坏直接源于自认为可以征服万物的人类主体性和中心性。环境问题是全球性的难题，对于我国西部贫困地区更面临这样的困境，中国西部贫困地区一般属于自然环境较差和资源短缺较严重的地区。为了经济社会的发展，过度地向自然索取，如草原的过度使用、水资源滥用，森林滥砍滥伐，植被退化、草场沙化、石漠化等。人们不以生态为本的掠夺式经济开发，导致经济发展的欲速不达，形成环境破坏、资源锐减，而经济发展停滞不前或畸形发展的恶性循环。环境问题暴露出一个内在的原因，人们为了经济发展客观上牺牲了资源与环境。现象背后明显地看出有和环境法相一致的价值导向———人类中心主义。

(二)从学理上看

对环境法立法本位的探讨观点各异，但都离不开环境与资源的可持续发展生态本位法律价值观应是现代环境法的法哲学基础。环境法的基本理念体系应该是建立在环境与资源的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面对生态危机，人类应该审视现有的环境价值观和利益观，从人类中心、非人类中心向生态主义的转变，在此基础上深入研究环境法的伦理基础。学理界关于环境法本位的探讨主要观点有几种:环境法以社会利益为本位，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环境法教授吕忠梅。这种观点认为维护环境的代内公平，代际公平要依靠资源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这种观点是较为温和的人类中心主义。但他们的观点是立足于现实社会发展阶段的，认为现在用法律来调整人和环境的关系还为时过早。环境法的本位是社会责任，主张任何环境主体包括国家、法人、非法人组织、个人都要承担环境义务，这是环境主体应承担的社会责任，任何活动都应考虑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种观点是具有进步性的，对资源和环境的保护是有积极的意义的，但实质上还是以人类中心为理性思考基点的。环境法是以义务为本位的，这种观点的代表是环境法教授徐祥民。传统法律的模式是授予公民权利，权利人提出主张，国家机关加以救济。非人类中心论的学界代表有郑少华主张的环境法的自然本位学说和以陈泉生教授为代表的环境法生态本位学说，这两种观点是超越传统人类中心论的思考模式，开创性提出环境法伦理基点不应只建立在人类的利益上，还应该兼顾后代人、自然和有生命的其他物种，在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上考虑自然的利益，生物的利益、生态权利和后代人的利益。比较各种学说，学者们虽观点各异，但都是立足于环境与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把当代人和后代人的利益作为思考的伦理基础。对比来看，将环境法主体拓展最宽的是自然本位学说和生态本位学说，这两种学说不仅考虑各代人的利益，又扩展了主体范围，从环境资源永续利用和人类长远发展来看，自然本位和生态本位学说则更可取，这两种观点是非人类中心的典型代表学说。

(三)从立法来看

我国现行环境法立法以人类中心为出发点需要改变环境保护法确立了我国环境与资源法的基本原则经济社会发展和环境资源保护的协调发展原则，协调发展原则是符合人类社会的理性认识的，但不能否认这项原则是标准的以人类为中心的思维方式，环境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附属。协调发展原则虽然明确了环境与资源的重要性，却没有将环境和资源的保护置于社会发展的核心位置，在人类趋利避害的本能驱使下，环境与资源保护必然沦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手段。可持续发展包括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更重视以代际的观点审视本代人的发展，和关注后代人的生存发展需要。当代人在追求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不应让不断恶化的环境反过来制约经济社会发展，而剥夺后代人享受的良好的自然环境的权益。

二、生态本位的法哲学价值观的学理发展

(一)马克思主义的生态主义观

马克思经典著作中并没有明确提出生态一词，但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缺乏明确的自然生态观，马克思多次论述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马克思提到“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中提到，人们必须保持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人类违背自然规律，不保持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必将受到自然的惩罚。人是“站在稳固平衡的地球上呼吸着一切自然力的人。”“不以伟大的自然规律为依据的人类计划，只会带来灾难。”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人类常常忘记自己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类以征服者、支配者的角色出现，在观念上将人类与自然界对立起来。马克思恩格斯承认自然界的优先地位，又强调人要了解自然界，人作为社会的存在要对自然界进行统治，但同时强调对自然掠夺式开发，会造成难以察觉到的间接影响和长远利益，要求人在处理与自然的关系中要斗争又要合作。马克思恩格斯生态观虽然是以人类为中心展开论述的，但却是人类文明转向生态文明重要的理论基础。

(二)生态本位的环境价值观

随着工业化发展，全球性的环境问题加剧，人口急剧膨胀，科学技术迅速发展，出现的环境问题由区域性向全球性扩展，资源短缺现象出现，环境污染加重，生态平衡被打破，直接影响到自然的可持续发展。随着人类自然理性的提高，人们从地球科学，生态系统与人类关系，生态伦理等不同角度对环境问题的思想根源进行深入的学术探讨，反省和批判以人类为中心的环境伦理观，应该确立以自然生态为基础的环境伦理理论。生态主义的环境法律观念要求人类发展不能只考虑人类自身的利益和权利，同时考虑其他动物植物的权益。我们思考人和自然关系时，应该秉着两条原则既要促进人类的生存发展又要有利于环境可持续发展、资源永续利用和生态平衡。不能将经济社会的发展置于其他物种的生存、资源可持续利用、生态平衡等之上。生态主义的环境法律观念还要求承认人类价值，也要承认其他物种的价值，尊重其他物种的生存和发展的权利，倡导注重人类的环境资源责任和代际间的公平，充分考虑其他物种对于维护生态平衡的作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生态环境论文篇4

1.环境质量决定着生态旅游价值

大自然是美丽的源泉，山川的自然风光，田园的秀丽景色，滨海的波涛浪花，湖泊的波澜壮阔，这些都是美好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欣赏优美风景，能使人们心情愉悦，获得精神上的满足。如果生态环境一旦遭到破坏，将成为人们不愿一顾的厌烦之地，极大破坏了人们游玩的心情，降低了生态旅游的价值。因此环境质量决定着生态旅游价值，只有环境美，旅游才具有价值。

2.生态旅游对保护环境的意义

（1）促进生态环境质量的提高

为了增加当地旅游区的影响力和吸引力，扩大旅游区的知名度，旅游开发部门加大力度改善旅游区环境，使得旅游区风光优美、空气清晰、景观协调、气氛融洽。另外，通过建设垃圾填埋场、绿化街道、修建道路等措施，极大改善当地居民的生活条件，为景区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提升景区的形象。

（2）缓解当地居民与生态环境间的矛盾

我国西部的旅游景区大多位于经济相对落后地区，发展生态旅游不仅可以改善当地居民的生活环境，而且还可以为当地居民提供就业机会，这是由于旅游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具有就业门槛低，吸纳劳动力数量大，劳动转岗适应快等特点。因此发展生态旅游，一方面可带动地方经济发展和维护社会治安，缓解传统产业与自然环境间的矛盾，另一方面可有效减轻自然保护区的压力，缓解自然保护区和周边居民的关系，从而保护了环境，促进了旅游资源和当地社会发展相结合，这是生态旅游业的核心目标。

（3）提供环境保护资金

财政拨款是我国生态旅游区环境保护资金的主要渠道，但当地政府财政拨款金额往往不足。与国外相比，我国自然保护区投资额度仅为世界平均值的1/25，100hm2仅有1.5美元，平均每个自然保护区管理费用和建设费用的缺口分别占需求额的26%和60%。正因环保资金投入不足，致使大多景区没有发挥其应有的功能。然而，生态旅游的兴起和发展，为景区开辟了长期稳定的融资渠道，为提高景区的生态环境质量提供了保障，最终实现环境效益与旅游资源开发以及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

（4）增强公众的环境保护意识和社会责任感

旅游区良好的生态环境，不仅需要旅游者和当地居民的共同参与，而且他们还从中获得益处。因此通过发展生态旅游，可提高公众对保护生态环境重要性的认识，增强公众的环境保护意识，从而来增强公众的社会责任感，并从根本上减少甚至杜绝破坏环境行为的发生。因此，生态旅游与环境保护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对旅游环境实施有效的保护是为了更好、更持续地发展旅游业，而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也可促进环境保护工作的开展，其关键在于找到开发生态旅游和保护环境间的平衡点，实现生态保护与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双盈。

二、我国生态旅游存在的问题

由于我国的生态旅游开发较晚，人们对生态旅游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尚缺乏科学理解，“无烟工业”的观念依旧流行。在生态旅游发展过程中，大多还“重开发，轻保护”。目前我国生态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已经造成严重的环境破坏，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旅游资源的盲目开发和滥用

在开发旅游资源时，许多部门急功近利，在缺乏深入调查研究和全面科学论证、评估与规划的条件下，便盲目地开发，而且在开发过程中轻视甚至不进行环境保护，采取粗放式开发模式，对许多不可再生的旅游资源造成破坏。例如香格里拉县的地下温泉是近代温泉形成的典型地质景观，极具观赏性和科考价值，景区内的喷气孔尤为罕见。但开发过程中，在不了解喷气孔的地质构造情况下，开发者企图将喷气孔变为“桑拿浴”，结果严重破坏了稀有的旅游地质景观。

2.生态环境系统失调

近些年来，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和人们日益增长的各种需求，景区的人工化、商业化、城市化正变得如火如荼。由于在景区内开山砍林，使得水土流失严重，经常出现山洪暴发或水源枯竭，导致自然和人文景观失调。有些景区为了追求利益，盲目扩大旅游区面积和修建旅游设施。以索道为例，德国阿尔卑斯山国家公园面积达300多km2，公园内并无一条索道。而我国泰山、华山以及峨眉山等名山，均修建了现代化的索道。索道的建设使游人易集中于山顶，导致自然风景区原貌的破坏，使生态系统变得脆弱。

3.生态环境污染严重

由于我国人口众多，旅游业发展迅速，但缺乏相应规划和管理，再加上国民环保意识较差，致使景区生态环境污染严重。驰名世界的黄山、庐山上的垃圾随处可见，甚至连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也有各种饮料袋、包装袋等垃圾。据旅游区提供的资料显示，景区的水、土、大气都有不同程度的污染，噪音、烟尘都超过了规定标准。据“人与生物圈”国际委员会统计，近年我国有1/5的保护区由于生态旅游而横遭破坏、44%的保护区存在垃圾公害、12%的保护区出现水体污染、11%的保护区出现旅游资源退化、61%的保护区存在设施与景观环境不协调。

4.景区环境容量严重不足

众所周知，旅游区环境对污染物净化能力和旅游人群承接能力，都有一定限度。一旦游客人数过于拥挤，人流疏散不开，不仅会损害景区，而且易发生安全事故，降低游客对景区满意度，不利于景区持续和健康发展。如去年国庆期间，九寨沟景区就发生了大规模游客滞留事件，上下山通道陷入瘫痪，变成“上不去、下不来”的“死胡同”。

5.当地居民参与程度低

造福当地居民，解决好他们的就业和发展，是发展生态旅游的最终目的之一，但目前这种情况并不乐观。许多地方在发展生态旅游时，当地居民有效参与程度低，借旅游促发展的潜力远没有发挥。一方面是当地政府财政拨款不足，制约着旅游资源的开发规模和投资能力，基础设施得不到完善，资源优势无法转化为经济优势，影响着当地居民创收和经济发展；另一方面是当地政府为了更好地吸引外资，在招商过程中经常让利较多，难以保障当地居民的利益。

三、我国发展生态旅游的建议

1.完善法制法规，增强执法能力

在大力发展生态旅游的同时，一定要加强生态旅游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标准、政策和制度的建设，严格执行和遵守我国制定的一系列法律法规以及我国参加的相关国际公约和条约。严厉惩罚违反法规的开发和破坏环境行为，使违规者承担相应的民事和刑事责任。同时还要把严格保护、合理开发和科学管理纳入法制化轨道，积极探寻旅游业与社会文化、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模式，促进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共进。

2.加强环保教育

生态旅游在我国起步较晚，一些旅游管理部门、当地居民、旅游者以及政府部门，对于生态旅游内涵及如何开展生态旅游缺乏科学认识，因此必须加强生态旅游的环保教育工作。主要对象包括景区管理人员、服务人员、导游和游客。通过环保教育，让游客在享受自然的同时，把保护环境变成自觉行动，做到休闲娱乐、环保两不误。另外，在环境教育过程中，还要采取正规环境教育和非正规环境教育相结合的方法，且注意环境教育的方法和手段，既要注重理论研究，又要加强实践，通过受教育者的亲身体验来强化教育成果。

3.科学研究，统一规划，有序开发

在编制旅游景区总体规划时，不仅要统筹兼顾景观生态学基础研究、景观生态评价、景观生态规划与设计、景观管理等方面的内容，还要对旅游区的地质资源、生物资源以及环境质量进行实地考察，科学地论证和评估，把握生态旅游资源开发合理度，有计划开发，尽量将旅游资源的破坏降到最低，同时要做好开展生态旅游所带来危害环境的思想准备，并适时对环境质量进行监测，了解生态环境的状况。此外，由于生态旅游是个“外来事物”，因此在进行生态旅游规划时，还要结合我国国情，不能机械套用，实行教条主义。在尊重其本义前提下，针对我国的现实问题，在具体技术手段、操作方法、发展模式上寻求创新，我们也要广泛借鉴别国经验，特别是教训，尽量少走弯路。

4.实施环境影响评价，加强环境监测

环境影响评价是一种分析、预测和评估项目实施后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并提出预防或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在环境影响评价时，既要充分考虑生态旅游的资源开发、布局设施和生态平衡等因素，又要尽量减少实施中的盲目性、局限性和短期性造成的不必要损失。通过环境影响评价，采取有效措施，如控制游客数量、规定旅游路线、划分核心区、缓冲区和实验区等，避免游客对景点破坏，减轻生态环境压力，维护景区安全。环境监测不仅可反映旅游环境质量及变化趋势，而且为下一步旅游环保工作提供科学依据，有利于决策部门及时提出有针对性、可行性防治措施，其主要内容包括化学监测、物理监测和生态监测。

5.科学合理确定环境容量，控制游客人数

各景区要科学、“理性”地论证自身接待能力，探索人性化管理方式，并对景区生态承载力进行评价。各景区可借鉴国外预约的做法，在游客到达之前就做好准备，进行疏导，对景区游客人数、交通住宿条件等信息及时公布，一旦发现游客超出饱和量，就要进行调节，采取延长景区开放时间、科学组织游客买票进入、适时限流等措施。此外，管理部门要积极倡导游客配合景区管理，遵守景区游览秩序，让旅游真正“游”起来。科学合理确定环境容纳量，控制游客人数，即控制旅游活动开发规模，这对于景观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6.吸纳当地居民就业，支持他们创业

我国中西部地区旅游资源丰富，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但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开发这些地方的生态旅游业，可吸纳当地居民就业，进而促进整个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丰富他们的日常生活，使农村面貌发生较大改变。在符合景区统一规划管理下，当地政府和有关部门可配合景区管理部门，扶持当地居民开办与旅游相关的项目，鼓励他们自主创业。桂林漓江冠岩风景区在这方面就是一个成功的范例，在景区管理部门帮助下，景区所在地草坪乡居民依靠“农家乐”旅游，使其收入大幅度增加，生活质量发生了质的飞跃。

生态环境论文篇5

良好金融生态环境主要包括:稳定的经济环境、完善的法制环境、良好的信用环境、协调的市场环境和规范的制度环境。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可以促进金融资源合理配置和保值增值,促使社会创造更多财富,并且可以有效防止金融主体的机会主义行为,促使其将各种成本内在化到自己的治理结构中。加强金融生态环境的建设具有重要战略意义。金融生态环境中各因素相互连接、相互依赖、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即金融生态链。金融生态主要是组成金融生态系统的各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金融要素的优化配置。

金融生态圈中的任何一个环节功能不畅,都会影响整个金融生态圈的良性循环或金融业的运行效率。重视和加强金融生态环境的建设,无论是对金融业的发展还是对经济的发展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首先,加强金融生态环境建设是金融业发展的基本条件。只有加强金融生态环境建设,才能对经济社会各方面有宏观、透彻、准确的掌握,能带动整个金融业的可持续发展。金融业控制着国家的信贷资源,只有加强对金融生态环境建设,把个体微观经营行为与整体宏观经济发展要求相结合,才能提高信贷资源配置效率,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资金支持。而改善金融生态环境就是要推动金融业与其外部环境之间的和谐发展,通过金融生态环境的优化,可以更好地发挥金融融通资金、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作用,推动经济快速健康发展。

其次,加强金融生态环境建设是维护金融稳定和完善公司债券市场的重要保障。从金融生态的角度看,政府、公司属于环境因素,但从政府、公司等角度看,金融业则是它们的环境因素。金融风险的累积不但削弱了金融职能,而且也影响到金融业的正常发展。更严重的是金融风险的累积最终可能引发金融危机,这将对整个国民经济产生巨大的破坏作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起源于美国的次贷危机,而这场次贷危机的影响愈演愈烈,形成一种“蝴蝶”效应,引发了国际金融风暴,导致全球闹股灾,从而使很多国家的金融生态环境恶化,市场对这些国家的金融体系、乃至整个经济体系失去了信心。因此,建设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不仅是金融业健康发展的前提条件,也是维护国家稳定的重要保障。

最后,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是社会诚信的重要载体,是对债权人的保护。金融业是建立在信用基础上的特殊行业,金融生态状况折射了社会诚信水平,金融生态环境建设是构建诚信社会的强大动力。金融生态建设和金融业的稳健、可持续发展将为自身和社会诚信建设创造条件。同时,金融生态状况的改善需要在全社会范围内建立良好的诚信机制。在公司债券市场上,无论是信息披露还是信用评级,如果缺乏诚信基础,那么就不具有存在的价值。尤其是投资者在债券市场获取信息方面不占优势,其权益无法得到保障。只有诚信才能构筑公司债券市场发展所需的生命线,让投资者和融资者在公司债券市场上能够进行理性的博弈。此外,良好的金融生态是促进社会充满活力的重要力量,还能实现动态平衡,有效控制金融波动,降低不确定性,有利于推动金融市场和社会经济持续发展。

二、海南省金融生态环境分析

目前,海南的金融生态环境在金融产业体系的外部和内部都存在诸多问题。

一方面海南省的金融产业体系的外部环境没有形成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依据金融生态环境内涵的界定,金融产业体系外部环境主要包括法律环境、地方政府和区域经济发展基础三个方面。在区域法律环境方面,尽管改革开放已进行了很多年,但海南计划经济时期的行政权力至上、以权代法的做法仍随处可见。我国的法律基本上是以粗线条为主,这为执法者在具体操作中留有很大的自由度。基层地区的许多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由此原因造成的。有关金融业运作的全过程,如产权、进退出制、创新、整合、监管、重要业务、自律、保护、破产等方面尚存在许多法律空白。在地区层面,配合国家已颁布法规的地方性法规及结合地区特点制定的法规还很欠缺。在地方政府方面,海南省地方政府的观念既表现为仍较保守,又表现为急功近利,即对新事物、新体制、新做法吸收较慢,且不能将之与地区区情有机结合,眼光短浅、图省事、图政绩、摆花架子,缺少长远打算。在经济基础方面,海南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较长一段时期内,由于历史包袱拖累造成了改制缓慢、改革滞后,其经济、社会的发展均较慢,这在相当程度上阻滞了金融产业的正常发展和金融业创新成果的出现。

另一方面海南省金融产业体系内部环境也阻碍了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的形成。在区域信用环境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表现在:信用体制不完善和信用意识淡薄。海南省信贷征信体系的建设基本上不能成为银行系统对贷款风险进行有效评估的基本支持和重要依据,这使海南省对其内部资金不能进行有效利用,从而形成内部资金通过总行一级的资金池流向其他地区,严重阻碍了其他地区的资金向海南的正常流动和授信程度,从而总体上导致海南省在经济振兴过程中的资金“瓶颈”。

另外,由于海南省信用环境欠完善,银行无法对贷款风险做出合理评价,骗贷、三角债、逃债、虚报、隐瞒等事件屡屡发生,从而导致海南省金融业的发展非常滞后。在区域金融产权方面,以国有银行制度为主是我国金融环境的一个重要特征,在建制、运行和管理监督等方面,渗入了较浓厚的国有银行管制的色彩,这是在新时期金融体制改革中出现的新的金融产权制度不明晰问题。由于金融产权不明晰导致产权关系不清,进而引发风险承担责任人不明确和自担风险、自负盈亏等市场化运作机制不能有效落实。在区域金融机构方面,海南省的金融机构主要仍然以国有独资四大银行及其分支机构为主,支撑经济、社会事业的运行,缺少引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地区性银行机构。在区域金融中介方面,海南省为银行提供服务或与其业务相匹配的信托公司、金融租赁公司、财务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及会计师、律师、财务师、审计师事务所不仅数量有限,而且整体水准和工作人员素质不高。

三、海南省金融生态环境缺失对经济金融发展的影响

海南省金融生态环境在20世纪九十年代初遭到严重破坏,金融体系失去平衡,金融机构、司法环境、执法环境、信用环境等不同程度恶化,导致地方金融有效供给严重不足,信贷供求缺口问题突出,地方经济在严重“缺血”的状态下低效运转,金融生态系统的效能难以正常发挥,严重制约了经济增长,导致了海南经济在沿海开放城市中一直处在欠发达状态,各项经济指标一直在沿海开放城市中排名靠后。金融生态环境的缺失主要通过以下方式对海南省经济形成制约:一是地方企业获取贷款困难,成长完全靠自身积累,以致企业规模小,发展速度慢,始终达不到规模效益;二是基础设施建设缺乏资金来源,招商引资受阻,无力承受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全球产业链的转移,海南省外资投入在20世纪九十年代后期显著减少就是很好的证明;三是产业结构调整滞后,缺乏金融支持,就缺乏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改造所需要的资金投入;四是投资环境退化,难以吸引外部投资者进入。以上这些制约因素,使海南省经济金融生态链陷入“金融生态环境恶化金融业严格控制信贷金融业务和盈利水平低下金融机构收缩业务和网点地方企业成长受阻金融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的恶性循环。这种“累积性恶性循环”使得海南省经济增长一直受到金融生态环境缺陷和金融生态效能弱化的制约。虽然九十年代后期以来,海南省政府尽最大努力重树沿海开放地区经济金融形象,但信用重建需要时间积累,地方经济的恢复却时不我待,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金融生态环境被破坏之后的重建成本是非常高昂的。

四、构建和谐区域金融生态环境,促进海南经济金融协调发展

(一)落实科学发展观,适时增加有效信贷投放。要全面理解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准确把握市域经济运行的

特点。正确处理防范风险、发展业务和支持地方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在着力搞好信贷结构调整的同时,适度增加有效信贷投放,建立起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良性互动机制。首先,要在继续保持贯彻落实国家宏观调控政策成果的基础上,正确审视经济发展相对滞后,过热迹象不明显的地域特征,在加强调控的同时,要注重引导支持,防止信贷的过度萎缩;其次,应增强宏观意识,跟进研究经济金融形势的发展变化趋势,准确把握银行业运行情况和风险状况,指导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强市场分析,避免贷款投放的盲目性,倾力防范和化解各种风险;最后,应继续调整与优化信贷结构,支持地方经济快速健康发展。各银行业金融机构要适时、适度地调整和优化信贷投向,积极向上争取授信额度,适当放宽对企业的评信标准和限制,降低门槛,进一步扩大信贷投放,在调整和改造过程中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发现和培育新的经济“亮点”和“绿洲”,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二)优化经济金融发展环境,促进经济和金融的可持续发展。实践证明,一个金融生态环境良好的地区,必然是最吸引资金的“洼地”。构建和优化区域金融生态环境,一是要建设一个良好的信用环境,要培养信用意识和风险防范意识,提高全社会的金融意识和诚信意识。重塑新型银企关系,对改制后中小企业、私营企业进行规范化管理的同时,要树立起新的、长期、互信的银企关系,对恶意逃废债务的企业进行严厉制裁,从根本上杜绝逃、废、赖债劣迹的发生,维护银行债权;二是要建设良好的政策环境。将银行业作为地方的一个优势行业,把支持银行业的发展作为扩大招商引资的一项重要举措,支持银行业提高资产经营质量和经营效益,为金融机构向上级行争取更多的信贷规模,开辟信贷投放绿色通道提供政策环境;三是要建设良好的法制环境。严厉打击涉及金融领域的各类违法行为,加大案件执行力度,为银行业金融机构提供良好的法制环境。四是建设良好的舆论环境,充分利用新闻部门的舆论宣传优势,坚持从正面宣传报道金融政策、金融环境和金融经营管理情况,为金融业的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

(三)加强政府、银行、企业三方合作,共同创建宽松的融资环境。可以由政府牵头做大、做强现有的担保公司,完善担保机制,健全贷款担保制度,积极引导和推进形式多样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建设,鼓励具备条件的社会法人,特别是那些有一定规模、生产经营活动正常,负债率低的民营企业之间成立信用担保机构和发展担保业务,发挥对民营经济融资的桥梁纽带作用,鼓励解决民营企业贷款担保难的问题。要督促有关部门简化抵押评估、登记、公证等手续,降低收费标准,努力解决民营企业抵押难的问题。同时,政府应协调各经济管理、司法、新闻宣传和金融等部门,扎实开展创建金融安全区工作,教育企业强化信用意识,重诺守信,在全社会努力营造“诚实守信”的良好氛围。还应建立民营企业信用评价机构,根据全市民营企业信用信息,对民营企业做出综合评价,实现信用信息共享,逐步完善信用登记、信用评估、风险预警、风险管理等企业信用评价功能。对于通过国企改制来的民营企业,要将改制后的民营企业与改制前的信用区别开来,注重考察新企业的信用。另外,政府还应加强对民营企业的管理,鼓励组建行业自律性组织,如行业协会或行业商会等,对民营企业自身行政管理、财务管理等进行培训。要监督和管理民营企业,注重增加积累,提升技术含量和产品档次,切实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要帮助民营企业努力提高自身素质,增强驾驭市场经济的本领,从经营机制、经营策略、组织管理、自身素质等多方面进行提高,技术改造和产品更新,提高市场竞争力,加强行业协会内部企业的联保作用,从根本上改善区域融资环境。

(四)强化银行业经营管理,提高风险防化能力。一是要紧紧抓住海南省目前良好的机遇,用好、用足、用活中央已给政策,采取超常规手段加快处置不良资产,消化历史包袱。要拓宽信息渠道,抓住政策导向,及时向上级行反映实际情况和风险程度,积极争取核呆指标,最大限度处置不良贷款;二是在国家政策允许的范围内,采取转让、打折出售、打包处理、租赁、招标、拍卖等方式直接处置不良贷款。同时,加强与地方政府合作,推动区域性资产重组和置换,盘活不良资产;三是各银行业金融机构要加强组织领导,落实相关责任,坚持常规手段“抓降”,加大不良贷款清收力度;四是加强贷款分类监管,要真实反映资产质量,既要敢于亮底,又要积极处置,要进一步加大对恶意隐瞒不良贷款行为的处罚力度,切实防范不良贷款反映失实造成的风险。

(五)采取有效措施,支持中小企业和县域经济发展。海南省应针对中小企业规模小、数量多、发展快、资金需求量大的实际,建立与之相适应的信贷管理机制。首先,各银行业金融机构要明确中小企业信贷职能部门,培养中小企业信贷专门人才,完善适合中小企业信贷人员的业绩考评和绩效挂钩体系;其次,建立适合中小企业的资信评估标准,对中小企业的评估和信用评级应以定性为主、定量为辅,注重对成长性指标考核,突出对业主个人的信用评级以及对其所处经济环境、市场环境和信用环境的评价;第三,应完善授权授信制度,改变目前从建立信贷关系到每笔融资都要上级行审批的办法,根据各基层行的决策、管理水平和所在地区经济结构及企业融资状况,分层次明确融资审批权限,减少贷款审批环节,提高办事效率;第四,应推进信贷融资产品创新,拓宽担保渠道,探索新的贷款担保形式,解决中小企业抵押资产不足的问题;最后,可以适当扩大对中小企业的贷款利率浮动幅度,减少中小企业贷款融资的高成本和高风险代价。

论文关键词:金融生态经济发展金融运行

论文摘要：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可以促进金融资源合理配置和保值增值,促使社会创造更多财富,并且可以有效防止金融主体的机会主义行为,促使其将各种成本内在化到自己的治理结构中,加强金融生态环境的建设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本文针对海南省金融生态环境现状,提出具体对策。

主要参考文献:

生态环境论文篇6

2土地沙漠化

关于毛乌素沙漠化的原因有两种说法，即人为因素说和自然因素说。在同一气候条件下，不合理的人为活动占据主导时就是本区沙漠化加速发展时期，是典型的负环境效应，而现代积极的人为活动（如退耕还林／草等政策的实施）对沙漠化的逆转也有促进作用，是正环境效应。对于毛乌素沙地的沙漠化问题，众多学者通过自己的研究工作给出了不同的见解［10－12］，但很少有研究从土地利用政策和能源利用入手来深入分析［13］。许多研究通过对气候数据、遥感数据与统计资料的分析发现，现代毛乌素沙地退化加速，其沙漠化的主要原因是人口增长的巨大压力及各种破坏性的人为活动［14－17］。人类不合理的耕作和放牧等活动破坏地表植被，对流沙面积的增加和草地、湿地面积的减少等非地带域环境变化的作用明显，而对受自然因素控制的地带性显域环境变化的影响并不显著（如流沙分布南界变化）［18］。黄银洲等［19］认为，人为活动不但是沙漠化的主要原因，而且是导致沙漠化过程与气候过程不同步的主要原因。虽然如今沙漠化程度有所缓和，但这也只是基于植物耕作本身的控制［20－21］。有研究则认为，自然因素是主导因素，而人为活动只起到了加速的作用［22］。毛乌素沙漠化是在特定的自然条件下过度的人为活动导致的“古沙翻新”的结果，如果未来温室效应继续致使全球变暖，毛乌素沙地便不会南侵，有向北退缩的可能［23］。毛乌素地区生态脆弱是沙漠化加剧的内因，人为活动是沙漠化的主要驱动因素，而其中人口增长是人为活动强度的内驱力［24］。也有学者通过遥感数据发现，近30年毛乌素沙地的部分区域沙漠化进程在时空上出现了逆转，主要是积极的人为活动作用的结果［25］。对于人为活动与毛乌素沙漠化是如何关联的问题，马玉芳［26］展开了细致入微的研究，从某种具体的人为活动行为入手，综合考虑农户经济行为面对的资源禀赋、政策环境、市场因素等，探析该地区农户土地开垦、畜牧业生产和薪柴利用等行为及相关因素与沙漠化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对毛乌素沙漠化的研究结果大部分都表明该地区生态环境在逐步恶化，但在局部地区或部分时间段有逆转现象存在。探究该地区沙漠化因素发现，历史上从农耕文明出现以来主要是人为因素主导，而在此之前主要是自然因素起主导作用。无论是哪种因素，现在还未能清晰地区分它们各自对毛乌素地区环境变化的贡献程度，以及它们之间是如何相互作用的，尤其是重要人为活动对沙漠化正逆过程的影响缺乏明确的对应分析。

3土地利用／覆被变化

土地利用／覆被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人文和自然因素都很活跃的“热点区”和“脆弱区”［27］。在毛乌素沙地这样的生态脆弱区开展相关研究，有利于人们认识其形成演变机制、揭示各种自然和人文因素对土地利用可持续性的影响。现代随着空间科技的发展，对毛乌素土地利用与覆被变化的研究多数都是利用遥感的手段，对不同时间段土地利用／覆盖数据加以对比，结合其他数据和指标（如地形、水文、气候等自然指标，交通、居民点、人口、经济发展与政治制度、居民调查数据等）来分析并揭示人为活动与气候变化在土地利用／覆被变化中所起到的影响作用以及更为复杂的驱动机制［28－30］。如今众多研究都是围绕土地利用／覆被变化的驱动机制而展开的，而各种人为活动作为重要的驱动因子备受科学家们关注。蒙吉军等［31］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对毛乌素土地利用变化的因素进行多尺度研究，认为不同尺度下的土地利用变化的自然与人为影响因素各有差别，尤其是社会政策等经济因素会影响到区域宏观的土地利用变化情况。国内近些年不少研究是围绕重大的环境建设工程和政府相关政策实施对土地利用／覆被情况变化的影响而开展的。从景观角度入手研究人为活动对毛乌素沙地土地利用的影响发现，人为活动强度的大小与景观的破碎化程度有最直接的关系［32］。随着退耕还林（草）工程的实施，积极的人为活动会使毛乌素一些区域林地面积增加、水体面积增加、耕地和草地面积减少等，产生一定的正环境效应；而与此同时，未利用土地和建设用地的持续增长又会造成当地土地退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剧等负环境效应，该地区的景观格局变化以1995年为转折点，至2010年人为活动在空间上的影响作用更为明显［33］。如果以城镇为核心来研究人类活动对土地利用格局的影响，会发现人为活动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到当地的土地利用格局，但在此过程中也会受到自然条件的制约。虽然气候因素是驱动土地利用／覆被的重要自然因素，但政策制度的导向、人口压力及社会经济活动会直接影响土地利用／覆被变化的时空分异，驱动了土地利用／覆被格局的变化［35］。在土地覆被的预测研究方面，有学者对毛乌素沙地植被覆盖的动态变化进行定性、定量的分析，并运用马尔科夫模型预测研究区未来21年的植被转化情况，综合了自然和人为因素分析，认为毛乌素沙地总体气候变化有利于植被生长，但其不合理的人为活动将会直接产生负环境效应，导致植被退化等环境恶化问题［36］。国内诸多关于毛乌素沙地土地利用／覆被变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土地利用／覆被变化的监测及其解释。近些年也有不少研究工作开始进行土地利用变化在区域尺度上的环境响应与驱动力研究，并从多尺度开始研究各个因子的综合作用及其相互作用，并在此基础上开展对其变化状况的预测与评价研究。

4植被演变

对于毛乌素沙地的植被演变问题，大多是针对植被退化方面。针对温度、降水、沙尘暴频率、风、植被的空间结构及其变化等自然因素与植被退化之间关系，更多是在关注人为活动所导致植被退化等负环境效应［43］。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频繁的人为活动及其不合理性对当地的植被造成影响，以至于沙地植被退化严重，这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①人口及牲畜量的增加使原本承载力较低的土地不堪重负而导致的植被覆盖度的退化与植被种类的退化［44］。由于过度放牧使草场的生长不抵消耗，草原面积减少；而与此同时，当地植被优势物种的减少使一些有毒物种趁虚而入，造成了草场植物物种变化，比如说毛乌素沙地植物老瓜头（Cynanchumkomarovii）就是由于重度放牧而入侵的有毒物种［9］。②不合理的土地利用方式使得原本脆弱的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的破坏，植被也因生长环境的恶化而逐渐退化。国内学者通过1950年至20世纪90年代共35年的统计数据结合遥感数据对比分析得出，由于过度放牧、过度开垦等原因，该地区东部和南部极少范围沙漠化有逆转现象，其余大部分地区植被退化，地表景观遭到破坏，植被覆盖减小［21］。③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大规模的农场和牧场开发、商业性采伐、采矿等行为没有得到合理的规划和治理［45］），使得矿区部分地区植被遭到人为大规模的破坏而导致了退化。如高国雄对毛乌素地区煤矿开发引发的环境问题进行研究表明：在矿区，道路挤占、地下开采引发地面塌陷、地下水位下降、滑坡、岩崩及矿渣矸石堆放占地等各种因素，都会造成矿区植被大面积退化、生态环境恶化。毛乌素沙地不合理的人为活动所导致的植被演变产生了诸多负向的环境效应，不少研究围绕着生态恢复问题而逐渐开展。对于积极的植被演变方面的研究，除了对生态恢复方法技术的关注，有不少工作是从不同的角度着眼于环境建设改变植物生长从而产生相应的环境效应而进行相关研究的，至今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在毛乌素沙地种植草对遏制该区域的沙漠化进程效果不佳，而种植灌木是减缓沙漠化的最佳途径［47］。Runnstrom［48］利用毛乌素地区某时段内NDVI值，通过计算与分析得到人为干预的地区（如耕地和人工林地）其生物量都有明显的增长；植物群落可以作为一个指标，从侧面反映不同年限内、不同区域里环境恢复措施的恢复效应［49］。通过实际验证，毛乌素沙地腹地的乔木林、灌木林以及草原群落的群落盖度、重要值、生物量、植物多样性在经过多年退耕还林政策的实施之后，植被得到明显恢复，植被群落正趋于稳定［50］。

5人为活动的生态环境效应评估

鉴于对中国北方生态安全的特殊性与重要性，毛乌素沙地成为中国生态恢复及评价实践研究的重要区域之一。毛乌素沙地现代重要的人为活动主要有1955—1956年、1958—1962年及1970—1973年3次较大范围的开荒；1978年开始实施三北防护林的生态建设工程；1983年以后又实行包地到户；20世纪80年代后期沙地牧区限养山羊；1998年以来开始实施国家退耕还林还草政策。由于这一系列重要人为活动对当地的生态环境产生了广泛且深刻的影响，对其生态环境效应的评估研究与实践也在随之发展起来，但许多评估方法和体系都处在探索阶段。在对毛乌素沙地现代人为活动所产生的环境效应进行评估时，国内有些研究主要是反映单项环境要素的某些指标，而专门分析土地利用环境影响指标体系的研究工作不多，其中大部分研究都是有关生态脆弱性的评估。相关研究主要有：从气候变化、水资源变化、生物变化、气象灾害、农业生产和经济发展以及沙漠化状况等几个方面分析环境脆弱性变化特征，并建立评估模型对其环境脆弱性进行评估并提出治理对策与开发利用模式［51－52］；借助GIS空间分析技术建立生态脆弱性评估模型对特定时段内毛乌素草地生态脆弱性进行动态评估［53］；从人文调查的角度对毛乌素地区生态足迹与生态风险进行分析与评估，采用生态盈亏平衡分析方法定量分析该地区的生态风险并对其进行评估［54］。有研究工作发展了构建沙漠化逆转和发展过程中不同气候变化和人为活动作用情景下的评估方法，来评估气候变化和人为活动在沙漠化过程中的相对作用。同时根据当地居民对沙漠化的感知与适应的相关调查数据，多学科结合并使用专业分析方法讨论了生态环境政策的实施效应［56］。目前的生态环境效应评估还存在许多不足，如评估指标体系的量化和尺度选择的局限、评估方法在定量化与客观性方面的欠缺、在价值计算与经济可比性方面的严重不足，使得各种评估实践与研究都处在初级阶段。国内众多对毛乌素沙地人为活动的环境效应研究，都是针对某一时间段内的环境事件，从不同的侧重点或方法入手在不同的时空尺度下进行研究，或构建相应的模型来讨论生态环境政策实施的生态效应。不同的指标体系与评估模型各有其侧重点，研究工作更倾向于各种因素的综合分析和各种指标模型的有机结合。而国外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环境影响评估、森林开采活动的环境效应、人为活动对流域开发的环境影响等方面，常将研究区植被的动态（常以净初级生产库NPP和归一化植被指数NDVI来表示）作为衡量气候变化和人为活动作用的指标［57－58］。对流域进行评估或通过花粉等指标来研究历史上人为活动的环境效应，也有学者主要从人为活动（如农药化肥等的使用）来研究对当地渔业的影响及其他一些生态灾难等问题［59－61］。对农牧交错的沙漠地区人为活动的生态环境效应的研究相对较少。

生态环境论文篇7

2指标赋权的方法———基于信息熵修正AHP的组合赋权法

课题组成员卜华白在其博士论文中运用了这种指标赋权的方法，该方法属于组合赋权法，是一种将主观赋权（AHB）和客观赋权（Entropy）结合的方法，其基本思想是：先利用AHP法对指标进行赋权，然后，再利用Entropy方法对AHP的主观赋权进行调整，这样就更能保证赋权值的科学性。赋权值的科学性也就使得本研究结果更具有说服力。2．1最优目标约束之下的AHP主观赋权运用AHP法初定指标权重有很多的具体方法，本文采用最优目标约束之下的AHP权向量解法算出各指标的权重。由于问题的复杂性和人类比较判断能力的有限性，因此，判断矩阵一般不能完全满足一致性要求，如是，不管是近似解法，还是特征根法，其权重的计算结果都难以与“客观存在”的“真权”相吻合，在本质上是一个统计估计问题，因此，判断矩阵中的元素aij的相对权重不总是等于wi／wj，依据这一情况，有文献利用最小平方法，得出了三种相对权重计算的“最优解法”即：LLSM法、LSM法则和LOM法求解权数wi，从这三种最优解法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定义不同的目标函数，最优权值也就不同。因此，在具体的区域产业重点领域生态环境治理水平评价过程中，应依据对评价精度的实际要求，给“合理”的目标函数，只有这样，才可求得最为合适的“最优权重”。2．2运用信息熵赋权法修正AHP主观赋权，最终确定指标权重熵（Entropy）的概念来源于物理中的热学，是统计物理中用来量度分子运动无序程度的变量，ClaudeEShanon在1948年将其引入信息论中，作为系统不确定性（无序程度）的度量，一个系统有序程度越高则信息熵越小（反之亦然），熵权法也是一种信息量权数方法，是客观赋权法中较为常用的方法［9］。信息熵赋权法修正AHP主观赋权主要分为三步：第一步对评价矩阵进行归一化处理，计算指标j的熵值ej；第二步计算指标j的差异性因数gj，确定指标权重；第三步修正权重，通过以上步骤修正之后，得到的新权重更有效。本文以衡阳市铅锌产业重点领域生态环境治理为例，具体研究区域产业重点领域生态环境治理水平评价方法及治理对策。

3实证评价———以衡阳市铅锌产业重点领域生态环境治理为例

设U代表产业重点领域生态环境治理水平评价的综合因素集，V代产业重点领域生态环境治理水平评价表评价集，A代表产业重点领域生态环境治理水平评价的第一层次因素权重集，An（n＝1，2，3，…）代表产业重点领域生态环境治理水平评价的第二层次因素权重集，R代表全体产业重点领域生态环境治理水平评价的单因素评判模糊矩阵，Rn（n＝1，2，3，…）代表产业重点领域生态环境治理水平评价的单因素评判模糊矩阵，B代表产业重点领域生态环境治理水平评价的第一层次模糊综合评价集。

生态环境论文篇8

第二个重要的角度，是由所谓“古典的国际政治分析”确定的，它的通用说法是“生态环境问题引出的安全考虑”。在传统国际政治学家关心的这一领域，主要的研究兴趣在于地理及范围更大的环境要素对国家利益、国家安全和国家等方面的影响和作用上面，这些研究兴趣不象“可持续发展观”那样只是最近几十年才明确形成的概念，甚至不是随着民族国家的生成一道出现的东西，而是从很久远的从前便具有的思想线索。对于很多国际政治学家来讲，要透彻了解国际政治事务，必须参考“一系列环境要素，不论它们是否属于人类的范畴，也不管它们有形还是无形”。［注2］因此，亚历士多德就曾经讨论过海洋和气候对民族特征和人的才智的影响，到了近代西欧更出现了让·博丁和孟德斯鸠等人的“地理决定论”，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前期欧美国家出现了以麦金德、马汉、斯皮克曼、拉采尔、豪斯浩佛等人为重要代表的不同地理政治学派，到了二战以后、尤其是6－70年代以来，人口及资源、技术要素等全球性课题的显现，促使越来越多的国际政治学家去分析人口、资源、地理、气候及广义的生态环境对国家实力、战争冲突、国家间关系、相互依赖程度、一体化过程、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的强化等“高级政治”的影响。这中间又分许多学派、分支，有各种方法、工具和解释，比如，有的侧重纯粹自然条件（气候、地理、自然资源等）的国际后果，有的注意所谓人造问题及环境（污染、人口、城市化、过度工业开发等）的世界性含义；有人看重国家间博奕等“战略性分析”，有学者纯粹关心（国际背景下）个人与自然的联系；有“地缘政治学派”，也有生态学意义上的“人－境关系学派”；等等。与前面提到过的经济学家的视角不同，国际政治学的“经典关注”不在于“发展问题”，而在于“生存”或“权力”等概念（这里面又略有区分：传统现实主义比较强调“权力”，新现实主义更重视“生存”）。总之，国际政治学家们为人们开辟的完全是另一幅国际社会景观，一幅长久以来便存在的人类以群体方式竞争斗争、“优胜劣汰”的政治画面。

还有一个大的角度，也是由国际关系理论家们推导出来的，由于没有定论，这里姑且称之为“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它与前两个角度都有一些关系，但同时存在着重要的区别。与“可持续发展观”的相似之处在于，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也极其重视国际关系中由于生态问题的严峻化所带来的相互依存过程及其深远后果，不同的地方是，后者比前者更加看重各种非国家行为体（如环保组织、绿色和平运动、动物保护机构以及跨国公司等集团力量）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不论消极或积极的作用），对国家扮演的传统角色则有所批评、有所否定；而且，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不只同意“发展”的经济学观念，更强调国际社会的“进步”、“演化”和“质变”等术语包含的可能性及意义。与传统国际政治学家的“国家生态安全”考虑相比，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更多地把关注焦点放在“族际安全”、“人类安全”、“物种安全”甚至“地球安全”等层面，这种安全范畴当然远远超出了狭隘的军事安全或政治安全或国家安全的范围；不过，与国际政治学思想传统一致而有别于经济学思路的一点是，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依然保持了对“安全”问题本身的执着思索。在这一相对较新的角度上，人们研究的主要问题，多半与旧的国际关系分析单元和分析途径（如国家能力、政府治理、现象、国内国外的严格区分、政治经济的泾渭分明等）的失效和困境有关，或者与新的世界政治分析单元和途径（如世界多元主义群体的崛起、各种国际NGO的出现和活跃、“政治”与“权力”等概念的重新界定、国际合作与国际制度的新形态等）的受重视联系在一块。在欧美国际政治学界，前面那种观点多被纳入“传统现实主义”或者“权力政治学派”的范畴内，后面这种观点则基本上属于“全球主义”或者“新理想主义”等学派见解的名下。对于后面这些学派见解的倡导者，生态危机与其说是是一种自然现象，不如讲是一种人为结果，是人类以国家形式和传统国际政治结构管理和开发地球环境的不当所致，所以，解决或缓和生态危机的根本途径，是改进原有的政治结构和思维方式，逐渐把立足点从“国家”放到“国际社会”，建立与旧时代有别的全球主义世界政治文明（包括开发资源方式、生活消费方式、群际交往方式、学习及适应方式等等）。［注3］与传统现实主义不大一样，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建立在一种进化论哲学基础之上，它把人类社会的成长，看成一个由单一性和冲突性朝整体性和协作性过渡、由民族国家为中心的无政府世界状态朝更有向心力的国际社会乃至全球一体化转变的长期历史过程。

显然，角度的各异常能够使人得到重要的启发。避免独断性和简单化，是国际问题研究者应有的分析尺度。在简单的介绍之后，下面，我们就“生态环境政治与国际关系”这一主题，分别从国家的角度和国际共同体的不同角度，进一步探讨国家安全与面临的威胁、全球政治的观念及分析视角等问题。

上篇、生态环境政治——国家的视角

“生态环境”属于合成概念，它既可区分开来讨论（英文分别是“ecology”和“environment”）［注4］，也可作为一个术语使用（ecologicalenvironment）。鉴于本文主要聚焦于国际关系所受到的影响和冲击，从方便计，我们主要使用后一个概念。就是说，这里讲的“生态环境”，是一个广义概念，它包括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理条件、矿物资源、大气和地表等自然环境，以及人类力量对它造成改变以后形成的次生环境（如工业、农业、建筑、交通、通讯等工程造成的人为环境），总之，指以地理条件为基础、人类周围的物理世界。

大体上，我们可以依国际政治学的分析途径，从国家的利害关系出发，将它们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关注，分为地理政治关注、生态威胁关注和国家关注。

1．地理政治关注

地理政治关注以纯粹的自然环境为分析前提。如前所述，它已存在了很长时期，甚至发展出了一门学科——地理政治学（也经常被称为“政治地理学”），这种关注在今天仍然保持了鲜活的生命力。［注5］

地理政治分析的本质，在于揭示国家的政治权力和利益得失与地理、气候、自然资源等外部天然环境之间的关系，象法国当代著名国际政治理论家雷蒙德·阿隆指出的，它“把外交－战略关系与对资源作出的地理－经济分析以及由于生活方式和环境（定居、游牧、农业和航行）而引起的对外态度的解释，从地理角度加以系统化”。［注6］英国当代政治地理学家杰弗里·帕克指出，地理政治学是“关于国家的地理空间现象的研究，旨在探寻对国家实力之地理基础的认识。对国家行为的观察检验是以领土、区位、资源、人口分布、经济活动及政治结构这样一些特征为背景的。各个国家被当作世界政治空间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地理政治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因此地理政治学具有整体性，其目标是把形形的现象综合起来，总体地加以表述和解释。”［注7］总之，它是一门以地理分析为基础、专门研究国际政治力量与地球自然性质之内在联系的学问；这门学问把领土国家视为国际政治力量的主要单元（非主要单元有诸如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各种超国家集团等等），而气候、植被、土壤、位置、矿物资源、海拔高度、陆块分布等因素则构成“地球自然性质”的内涵。地理政治理论提供了观察国际问题的重要视角。它相信，国家的权力和利益，牢固地根植于地球的天然物性之中；假使人类居住的这个星球象玻璃球一样光滑，对权力的地理研究就失去了意义。现代国家的力量恰恰来源于其安身立命的领土，国土是国家实力的必要条件。国家领土系指隶属于国家的地球表面的特定部分。一个国家是不可能没有领土的，虽然必要的领土可以很小。一个流浪的部落或种族，尽管可能有一个政府，或在其他方面是有组织的，但在没有定居自己的领土以前，它不会被国际社会认定为一个国家。正由于地表及相关因素在不同国家的差异，使地球成为人类上演一出出历史剧的舞台。

地理政治研究的实质在于把人及人的关系放到地球的环境中去看待。纯粹地理分析的对象基本上是固定不变的，地理学者们对特定的地理现象可以有不同的解释，但它们多半属于认识深浅的不同；地理政治观点则必须随着人类的改造自然的能力的变化而变化，并且随着不同的学者对这种变化之性质的解释的不同而表现出理论的差异。比如，飞机的出现以及人类对外层空间的不断开发，给地理政治学增加了一个全新的方面。正象“海权论”的创始人马汉和“陆权论”的奠基者麦金德教授分析技术在便利海洋和陆地交通上所产生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各自的地理政治理论一样，本世纪前半叶西方一些地理政治学家通过对飞行器技术改善造成的后果（如机动性的大大增加，地形障碍重要性的下降，前方后方观念区别的模糊，等等）的考察，创立了崭新的“空权论”。与此同时，人们常常自觉不自觉地运用地理政治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确定或校准国家当局的对外政策、尤其是涉及国家安全与发展的政策；在这种场合，“地理政治”被用于指称处在世界体系中的各国筹划国家安全政策时的某种地理基准。在决策者和决策智囊层那里，专门的地理政治区域并不是由恒定不变的地形所规定的地理区域，而是一方面由自然地理所决定、另一方面由实力中心的动态转移所决定的战略区域。就是说，争夺权力的斗争本身会把一些地区提到显著地位，把另一些地区暂时降到被人遗忘的地位，以致被审视的那些特殊区域有的扩大、有的缩小。地理政治分析与纯粹的地理分析不同，其主要的特点就在于它所研究的是动的而非静的形势。政治世界中条件的改变，会改变某一时期给某些特殊因素所赋予的重要性、因而影响到最终的结局。技术条件的变化也会使形势改变，特别是在行使武力方面，因为交通速度和工业技术的进步，必然会使一定国家的实力地位发生变化。地理因素不会改变，但它们对外交政策的意义却会改变。

总之，地理政治观的根本，在于教会各国如何根据既定的自然地理条件使自己在获得权力与和平的国际斗争中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一百多年以前，现代地理政治学说的主要奠基者之一、英国牛津大学地理教授麦金德曾经提醒人们：“政治的进程是驱动和导航两种力量的产物。这种驱动的动力源于过去，它植根于一个民族的特质和传统的历史之中。而今天则是通过经济的欲求和地理的机遇来引导政治的动向。政治家与外交家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在于他们是否认识到了这些不可抗拒的力量。”［注8］在人类即将迈进21世纪的当口，这种地理政治观仍有很重要的实际意义。

2．生态威胁关注

与地理政治的关注不同，国际政治学家对所谓“生态威胁”的关注，只是近四分之一世纪的事情，但后者所获重视程度相对前者而言有明显上升趋势。从罗马俱乐部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发表著名的《增长的极限》和《人类处在转折点》两份报告之后，尤其在1972年联合国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人类环境大会”以后，世界范围内的人口增长、技术进步、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开始成为国际社会、尤其是欧美发达国家关注的中心问题之一。这方面的具体研究涉及许多“技术性”领域，主要是科学进步、技术改进和经济高速增长所造成的一系列始料不及的负面后果，如人口大量增长、现代化、城市化和工业化造成的各种废物对大自然的污染，交通拥挤、食物短缺、药品短缺和资源匮乏，森林过度砍伐、河流改道、饮用水源被污染及大片区域沙漠化，油轮泄漏、电子噪音、化学废物和核威胁的迅速扩散，地球自然物种（植物、动物和其它生物等）的急剧减少和人造“怪物”（城市和工业排放的“三废”造成的“畸形儿”，某些可怕的、类似“克隆人”的试管产品的出现等）的增加，气候变暖、各种人为的灾害越来越频繁；简言之，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失调，地球生态开始以各种灾害的形式惩罚“人的罪孽”。新的形势，迫使国际政治学家从生态危机的角度研究国际关系和权力斗争，而国际政治理论对于生态环境遭破坏的所谓“传统关注”，建立在这样一个信念之上：国家（state）是世界政治中最重要的行为体；国际关系是政治活动的一个领域；国际政治学者探讨的中心内容，应当是在国际无政府的政治体系下、处于相互竞争的各国如何争取各自权力与利益的问题，是对国家之间冲突与合作的分析及说明。从这个立场看，生态威胁的出现，给国际政治分析家提出了许多有重大压力、但并不陌生的研究课题。

这里面有两类课题：

生态环境论文篇9

二、成人教育是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途径

环境问题的严重，对于实施环境教育，提高民众的环境意识也更为紧迫。在1972年斯德哥尔摩的“联合国人类环境大会”中提出，环境教育主要是针对公众，针对每一个公民。这把环境教育提到了全民教育的层面，是人人都参与的。在1977年第比利环境教育大会中提到:应该通过正规教育和非正规教育途径向所有年龄层次的人士提供环境教育。在1992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中提到:“教育，包括正规教育、公共意识和培训，应当是使人类和社会发挥出最大潜力的过程。教育对可持续发展和提高人们处理环境和相关问题的能力是非常关键的。”由此可见，环境教育是个系统工程，不仅包括儿童、少年，还包括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成人群体。环境教育是全民教育，环境关系到每一个人的生活，没有全民的参与，环境问题难以解决。我们的社会是以成人为主导的社会，因此，成人是生态环境保护的主力军，成人教育在生态环境的保护中、在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成人教育提高了社会人口的环境素质

“环境保护，教育为本。”教育在环境保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教育的分支──成人教育则是环境保护中的先锋。Close(1977)指出成人基本教育目标:“……助长人们与自然及文化环境之间密切关系，培育改善环境，尊敬及保护自然生态”。他给成人教育提出了这一要求，促使成人教育以环境的保护为自己的目标。成人生态环境教育不仅可以弥补既往教育过程中环境教育的缺失，对不懂环境知识和环境保护的人进行补偿教育，还可以进一步提高公众对自身生活环境和工作环境状况的意识，包括环境知识、意识、情感、态度、价值观、参与和行动的教育和培养，从而形成关于环境和环境问题的系统知识。成人教育本身的特性决定了它在生态平衡中不可取代的作用，它是实施生态环境保护的基础。成人教育的对象包含了年满18周岁的所有成人，而成人又是社会的主体。成人都有一定的社会实践经验，与社会的联系密切，直接从事着生产实践和管理活动，是环境保护和环境破坏的实施者。在以成人为主导的社会中，成人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将会影响整个社会环境保护意识的高低，成人爱护生态环境保护自然的模范行为，也会激励和带领社会各个领域各个年龄层次的人自觉参与到生态环境保护的行列。环境教育是一种终身教育，一种能对瞬息万变的世界中的各种变化做出反应的教育;环境教育也是一种全民教育，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终身性、全民性的教育思想也正是现代成人教育的发展趋势。

2．成人教育培养了专门的环境保护人才

环境的污染治理和保护资源的有效利用都需要一批专门的环境保护人才，需要环境专家为环境保护提供理论依据、出谋划策。而目前，我国环保队伍的总体水平和数量还不能满足环境保护的需要。据不完全统计，在国家和地方环保系统内的近7万名干部中，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占51．5%，中专占11．7%，其他占36．6%，而环保专业毕业的不超过5%，许多同志毕业后，从未参加过业务培训，知识老化需更新。这给成人教育带来了市场，成人教育通过开设与环境工程相关的专业培养高学历的环境保护专门人才，通过非学历的继续教育和在职培训提升环境保护人才的专业技术水平，通过生态环保继续教育基地实施生态环保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成人教育还通过一些专业培训为社会提供了一大批环保素养高的师资队伍。

3．成人教育培养了具有环境素质的政府

1987年莫斯科国际环境教育和培训会议明确指出:“环境教育应扩大到更高层次的决策者中去”。中共在“三大对策”中也提倡:“各级党校和干校也要加强环境教育，提高各级干部对环境和发展关系问题的综合决策能力”。作为成人决策者的环境思想和意识影响了整个国家的环境建设，因为他们制订了国家环境保护的政策、法律，并能集中治理大型的生态环境问题，是工业生产及日常消费的决策人。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环境保护的开展情况，取决于当地领导的环保意识的强弱，当决策层具有了对环境重视的意识，才会制订出关于环境的保护措施，呼吁全社会来共同保护生态环境。政府人员作为环境教育的优先对象，改变他们的价值观和态度，把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融合到他们的政策和活动中，是改善自然及生活环境最直接有效的方法。如创立于1981年的中国环境管理干部学院是国家环保局管理干部培训基地，培训全国各地环保局长5000多名，培训两万余名各类环境管理人员，大力提高了政府人员的环境意识，培养了具有环境素质的政府。

三、成人环境教育的对策

1．树立成人教育的环保意识

在莫斯科国际环境教育和培训中指出:“保护环境就意味着合理开发，这个思想应作为环境教育和培训的前提”。生态平衡的破坏不仅在于生产方面的，也有认识的原因。认识产生行动，有了正确的环境意识，才会产生爱护环境的行为。环境意识是人们对环境与发展的认识水平和产生相应行为的自觉程度，即在环境和发展关系问题上，人们的观念、态度、责任感、行为自觉性等，促使这种认识水平和自觉程度形成的教育活动就是环境与发展意识教育。生态环境和人类社会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而许多人忽视了大自然与人类和谐的辨证的关系，成人教育应帮助每一个成人形成对待整个环境及其相关问题的意识和敏感，帮助他们获得有关环境的一系列观念和情感，并形成积极参与环境的改善和保护的动机。要调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充分发挥机关、媒体、学校、单位、社区等各级组织的作用，深入开展群众性的环境教育活动;大众媒体负有宣传环境保护的使命;社会各种成人教育培训机构也成了宣传环保的载体;还可通过电视、电影、讲座等向成人进行宣传教育;开展一些具体的关于“保护环境”的文艺活动来宣传教育;帮助成人自觉树立保护环境，保持生态平衡的意识，了解人与自然互相制约的辨证关系。

2．加强成人生态环境教育的领导和组织机构建设

环境问题具有全球性、广泛性，环境保护是全人类的事业，需要全民的协作配合和几代人的持续努力。因此，要建立起政府主导、社会联动的机制。组建成人生态环境教育领导小组，全面负责成人生态环境教育工作的规划和组织，指导群众性环保活动的开展，制定完善的成人生态环境教育的方案和相关的环保行为法律规章制度等，依法加强和普及环境教育，并提供必要的资金保障成人环境教育的开展。要加强环保、教育、司法、工商、人社等部门的密切合作，充分发展和利用环保协会和工会等协会、学校及校外教育机构、科技场馆和公共图书馆等科普机构、干培中心及生态环保继续教育基地等政府培训机构来全方位的开展成人生态环境教育。

3．成人教育课程内容渗透生态环保

生态环境教育要立足本土，着眼于社会。在成人教育的专业课程中渗透生态保护的思想，一方面应当在学科专业课中渗透生态环保方面的知识，另一方面开设关于环境工程的专业课，并把这一课程作为成人教育中的基础课进行教学。如，自然辩证法、人口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等课程。环境教育内容的设计要针对不同的行业和职业特点，把岗位和污染的实际、企业的安全生产与环境管理相联系，同时结合不同的地理位置和当地环境的现状选择有地方特色的实用性的环境知识。课程的内容应包括对生态环境污染的认识、生态环境的形势、环境保护的知识、环境污染事故的防控技术、环境保护法律责任和义务等。重点要介绍关于环境保护的知识，使生产活动直接实践者的成人懂得如何来进行环境保护，怎样才能保持生态的平衡。

4．创新成人生态环境教育的途径

积极引导成人参加环保活动，倡导环保行为，在环境中学习生态环境保护的知识。教育成人从身边细小的事做起，不因事小而不为，要积少成多，环境保护本来就是一项长期系统的工程。为成人多途径、多形式的提供生态环境方面的知识和参与环境保护实践的机会。开展社会生态环境教育活动、环境知识讲座和环保读书活动;创建一些关于环境保护的主题活动如绿色家园，绿色地球;参加一些植树活动，义务劳动，卫生活动，在活动中学习如何保护环境。总之，加强成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密接触，把认识付诸于实践，在具体的实践中认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掌握环境保护的知识，从而在活动中反省自己，监督他人，共同维护环境，促使人类与生态环境这对社会的基本关系和谐发展。

生态环境论文篇10

1.2生境和水质理化指标借鉴EPARBP生物快速评价方案［16］，参考郑丙辉等［2］的栖息地评价指标，采用由10项指标组成的生境评价方法:调查底质组成、生境复杂性、速度与深度结合性、河岸稳定性、河道变化、河水水量情况、植被多样性、水质状况、人类活动强度、河岸边土地利用类型。利用参照点生境评分分布的25%分位数法对生境质量进行评价，即生境评分大于参照点生境评分的25%分位数，生境质量为良好;将小于25%分位数的分布范围，进行3等分，评价结果由高到低分别为一般、较差、很差。pH、溶解氧(DO)、电导率、高锰酸盐指数(CODMn)、生化需氧量(BOD5)、氨氮(NH3-N)、化学需氧量(COD)、总磷(TP)、总氮(TN)等水质监测数据来自2012年1—9月的全国地表水监测数据。分析方法及水质标准按照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18］进行。

1.3评价方法按照IBI的建立方法对松花江流域水生态环境质量进行评价［19］。IBI的评价标准，采用所有采样点指数值分布的95%分位数法建立，评价等级按照IBI分值由高到低分别定义为优、良好、一般、较差、很差共5个等级。参照点以生境状况中人类活动和土地利用一项得分大于13分和有襀翅目昆虫存在这2个原则确定。各参数间的Pearson相关分析在SPSS15.0中完成。

2结果与讨论

2.1IBI的建立和评价结果根据IBI建立的方法，研究确定S1～S10作为参照点，其余20个点作为监测点。利用底栖动物和着生藻类的调查数据，计算得到总分类单元数、密度、优势种比例、敏感物种分类单元数等共25个候选生物参数，通过敏感性分析、相关性分析，去除辨别力低的参数和冗余信息，最终筛选出总数量、EPT分类单元数、EPT密度、敏感种分类单元数、敏感种分类单元比例、Hilsenhoff生物指数(HBI)6个核心参数，构成松花江IBI评价的指标。根据所有采样点指数值分布的95%分位数法划分IBI评价等级标准:IBI＞35.84为优;IBI=26.88～35.84为良好;IBI=17.92～26.88为一般;IBI＜8.96为很差。研究区调查的30个采样点的IBI评价结果如表1所示。参照点中，50%评价为优，40%评价为良好和一般，仅10%评价为较差;20个监测点中，65%评价为较差和很差，25%评价为一般，评价为优和良好的占10%。

2.2IBI评价结果与生境质量和水质评价结果间的关系利用Pearson相关性和散点图，分析了采样点的IBI评价结果与其生境质量间的关系。从图1可见，IBI和生境质量评分间存在正相关关系，生境得分较高的采样点，IBI也普遍较高。参照点的IBI普遍比较高，大部分在21以上，生境质量评分也较高(69～89);IBI在8.2以下的低分采样点，生境质量评分也较低(41～51)。由于栖息地生境与生物群落的关系密切，而且在河流生态环境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分析生境状况的破坏是影响生物完整性和造成松花江流域水生态环境质量受损的一个重要因素。根据各采样点水质参数1—9月的平均值监测数据分析(见表2)，松花江流域水质污染主要的超标项目为CODMn、BOD5、NH3-N、COD、TN、TP。调查区域水质以III类水质为主，水质达标采样点比例占67%。S1、S11等6个采样点为IV类水质，S14、S252个采样点为劣V类水质。IBI评价结果对于劣V类的2个采样点均评价为较差;III类水质各采样点中除生境评分比较低的，IBI评价结果基本在一般到优的等级，虽然IBI结果同时还受到生境质量的影响，但总体上IBI评价结果与水质是基本符合的。

2.3生物参数与生境和水质参数的关系对10项生境参数与26项生物参数间的相关性进行了分析。表3结果表明，除河岸土地利用类型外，其他9项生境参数分别与不同的生物参数间呈现出显著或极显著的相关性，这进一步说明了流域的生境状况会对河流水生生物状态产生影响作用。其中，生境总得分与EPT分类单元数、敏感物种分类单元数、底栖动物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等多项生物参数间存在显著/极显著的正相关;同时，生境总得分与耐污种分类单元比例、生物学污染指数间存在显著/极显著的负相关。其次，速度与深度结合性、河岸稳定性、河水水量情况等指示河流水文和河岸状况的生境参数也与多项生物参数间存在不同程度的相关关系。总体上呈现出与表征生物质量良好、水质清洁的生物参数存在正相关，与指示水体污染的参数存在负相关，这说明河流水文和河岸参数对河流水生生物状态也会产生比较显著的影响和变化。同时，河流水流情况、植被多样性、水质状况和人类活动强度这4项参数与IBI之间呈现出显著/极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说明这些生境条件更明显地引起生物完整性的变化。对以上这些数据的分析表明，河流的生境质量与河流中水生生物的状况有着非常重要的联系，生境质量受损和退化会显著地反映在生活其中的生物的变化情况，如敏感物种数量和种类的减少、耐污物种数量和种类的增加、耐受污染能力增加等变化。对辽河的研究也表明，辽河栖息地质量与多项底栖动物生物指标显著相关［2］。相关学者在生境对生物影响的关系研究中发现，卵石和大石基岩等好的底质能保持河床稳定性［23］，好的生境条件可以为底栖动物提供稳定且多样的栖息空间，支持多样的底栖类群。综上分析，栖息地生境质量的受损和破坏，确实是影响松花江流域水生态质量的一个重要环境因素。为恢复和改善流域的水生态质量，其生境质量应该受到重视和保护。

研究还发现，生境总得分、速度与深度结合性、河岸稳定性等几个生境参数都与着生藻类的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和Pielou均匀度指数间存在显著/极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而通常情况下，多样性和均匀度越高，指示生物状态越好，水体污染越轻［26］，但是本研究数据表明，生境质量的破坏会引起着生藻类多样性和均匀度的增加。底栖动物并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其多样性和丰富度指数都与生境存在正相关关系。分析认为，着生藻类多样性的变化可能是由于耐污种种类和数量的增加所引起，所以这种情况下，着生藻类多样性和均匀度指数不适合单独用于松花江流域的评价，相比底栖动物更适合应用在松花江流域的水生态环境质量评价中。对超标的水质参数与各生物参数、IBI进行了相关性分析，结果见表4。从表4可以看出，电导率和溶解氧与多项着生藻类的生物参数存在相关性，溶解氧与藻类多样性指数、HBI、耐污种数量等呈显著负相关，说明耗氧污染物的减少会使得底栖动物耐污种数量下降，反映有机物污染的指数值也随之下降。电导率与藻类多样性指数呈显著正相关，与底栖动物密度、耐污种数量等呈极显著/显著正相关，与敏感种分类单元比例呈显著负相关，说明有机质污染导致底栖动物耐污种的数量增加，敏感种种类减少，底栖动物总密度的增加分析可能是由于耐污种数量的增加引起的。有研究发现，营养物质浓度的增加，可能引起底栖动物的总密度减小［27］，也可能引起底栖动物总密度增加［28］。CODMn与底栖动物敏感种数量比例呈显著负相关，BOD5、NH3-N、COD、TN、TP与总密度间呈极显著正相关，6个污染因子与污染指数间呈极显著/显著正相关，这进一步佐证了上述结论。其次，有机质污染引起藻类多样性增加，分析可能是耐污种藻类的产生和繁殖的结果。耐污种数量、耐污种数量比例、HBI及污染指数这4个指示污染程度的生物指数分别与CODMn、BOD5、NH3-N、COD、TN、TP几个超标污染因子显示出不同程度的正相关，这样的结果进一步说明了有机质和N、P等富营养化元素的污染对于松花江流域水中生物的多样性分布，耐污种敏感种的出现和繁殖产生了明显的影响。但IBI并未与这些化学参数显示出明显的相关性，但这并不影响化学污染的压力在单个生物参数上产生的显著影响，虽然利用单个生物参数评价生物质量不够全面，但是可以依赖其寻找潜在化学压力，为水质治理和防护提供有效的数据支持。河流水生态环境质量的评价，除了了解河流的生物状态，更重要的还是要解决污染因子和生物质量间的关系［29］，这样评价工作才能有效的为河流污染的治理和修复提供有利支持。已开展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分析BOD5、COD、TN、TP、浊度等综合性的污染因子与生物参数间存在的相关关系上［1，5］，尚没有深入分析直接引起生物状态变化的化学影响因子及其之间的影响方式。目前，在松花江还无法确定其有机污染物的种类，对于针对松花江流域生物状态和特征有机污染因子间的关系的研究，还需要更长时间的研究来进一步了解。

生态环境论文篇11

鸣沙山月牙泉风景区位于敦煌市南郊，它以其独特的“山泉共处、沙水共生”沙漠奇观著称于世。自改革开放以来，当地旅游发展迅速，游客接待量逐年增加，2012年景区营业总收入达到6346万元，接待人数增加到58万人次。景区周围的月牙泉村有居民221户，共820多人，居民参与旅游业可分为几个阶段:①1978—1985年零星参与阶段。其间由于旅游业刚开始发展，接待的主要是国际游客，游客人数少，全村仅有10多户参与到旅游业中，主要是从事牵骆驼服务和经营小商品。②1986—1993年初步参与阶段。其间全村有30多户自愿参与到旅游业中，由于游客人数增加，旅游服务价格上升，再加上景区管理委员会限制村民加入，参与旅游的居民收入非常可观。③1993—2001年深入参与阶段。其间约有120户居民从事旅游工作，但农业仍是他们的经济基础，参与旅游业的居民还要从事农业。④2002年—至今全面参与阶段。由于敦煌水资源危机，出现了天然绿洲退化、土地荒漠化加剧、风沙灾害频繁、生物多样性减少等生态环境问题。为了保护好生态环境，月牙泉村的农用水井被迫关闭，农业发展受到严重影响。再加上当地政府实施了月牙泉渗水工程，建设生态保护林，征用了居民的大量农田，当地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农业基础。为了解决当地人生存问题，政府决定给全村每户平均分配两个“骆驼号”，让他们全部从事旅游服务。整个村的绝大部分收入都来自旅游业，当地村民从此从农业转入到旅游服务业中。政府加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发展旅游业解决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

2研究方法本研究采用的调查

问卷分为三个部分，包括居民的人口社会学统计特征、对旅游影响的态度和总体对旅游发展的支持态度。其中，个人对旅游业的依赖程度用旅游收入和在景区工作的人数衡量，社区归属感用是否在本地出生和在当地居住的时间衡量，与旅游者接触的次数用旅游旺季每周与旅游者接触的平均次数衡量。为了保证旅游影响的态度指标具有代表性，结合相关文献资料，对文中出现的旅游影响指标分别进行统计和排序，选取出现频率大于30%的26个指标，然后再根据调查地的实际情况，对选取的各个指标进行调整，使指标的语言表达方式更容易被当地人所接受。对旅游影响的态度测量参照Ap、Crompton在旅游影响研究中使用的Fishbe态度量表模型，公式为:A0=Σni=1biai。式中，A0为对一个事物和现象的态度，bi为感觉，ai为评价。采用这种乘积函数方式评估当地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态度是积极还是消极，感觉和评价采用5分Likert量表。考虑到当地人口数量状况，本研究选取整个月牙泉村为研究范围，以每户为调查对象进行面对面调查。调查时间为2013年10月，正值旅游淡季，配合调查的时间充裕。调查时采用问卷调查和访谈相结合，主要针对家中男、女主人进行。共发放问卷177份，由被调查人面对面交流完成问卷，有效问卷达100%。收集的数据采用Excel软件进行编码处理，用SPSS17．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二研究结果

1被调查者的基本情况

在被调查者中，男性占500%，女性占48．00%;年龄在25—44岁的为48．60%，45—64岁的为390%，15—24岁的为140%，65岁以上的为5．10%。在教育程度构成方面，40．70%的居民拥有初中文化，小学学历的为24．30%，未受过教育的为15．80%，高中的为15．30%，中专及以上的为4．00%。职业是农民的占71．80%，当地经营业主的为14．10%，其余依次是工人(4．00%)、学生(40%)、教师(30%)、其他(30%)、离退休人员(1．70%)、行政事业单位工作人员(0．60%)。全家年收入以20000—25000元的为37．30%，25000元以上的为27．70%，15000—20000元的为20．30%，10000—15000元的为10．20%，5000—10000元的为40%，5000元以下的为1．10%。家里有1人在景区从事工作的为74．60%，有2人的为18．10%，无人从事景区工作的为5．60%，有3人的为1．10%，3人以上的为0．60%。

2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总体上

当地居民对旅游正面影响感受深刻，总体变化均值为91，除外来投资外，所有指标变化均值都超过了5，表明当地居民认为旅游发展对当地起了积极作用。偏好的总体均值为91，说明当地居民乐于接受这种变化。居民对旅游正面影响的态度较积极，总体均值达到15．39。其中，在基础设施、环保意识方面的得分分别为17．94和16．41，显示出居民的较高认同度和满意度;而在外来投资、娱乐休闲机会、文化活动开展、文物保护力度、传统文化的变化等指标的均值都低于15，态度平淡。在旅游负面影响，总体变化均值为65，与正面影响感知相比，居民对负面影响的感知较弱，其中感受变化较大的有生活用品和服务价格、生活垃圾、土地和房屋价格、贫富差距、噪音5个指标，得分均值都超过了80;感觉变化最小的为“犯罪率”，变化均值得分为16。偏好的总体均值为19，说明当地居民对旅游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变化并无反对情绪，包容了这些变化。态度的总体均值为11．36，说明当地居民对旅游负面影响态度较温和，没有显现出消极态度。比较而言，居民对日常生活影响和宁静生活氛围的态度更宽容，但在意上缴的税收和犯罪率两个指标。

3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态度差异分析

为了分析当地居民对旅游影响的不同态度，了解不同群体对旅游影响的差异性，采用聚类分析法对当地居民进行分类。首先采用分层聚类，运用沃德法，选择欧氏距离进行聚类分析，得到聚类树形图，根据以前研究成果和综合分析，将旅游地居民分为三种类型;再根据聚类数目运用非阶层聚类分析中二阶段聚类法分析，并对分类结果进行方差检验和判别分析。结果显示，除了上缴的税收、娱乐休闲机会、外来投资、贫富差距指标外，所有指标的方差显著性都为0．00，表明整体分类正确率为97．74%。类型1的居民占850%，为146人;类型2的居民占7．90%，为14人;类型3的居民占9．60%，为17人。对三种类型的居民比较可知，第一类居民对旅游正面影响的态度较积极，各指标得分平均值高于第二类居民低于第三类居民，他们承认旅游给当地带来了积极效应，感觉较满意，但也感受到了旅游的负面影响，没有显出强烈的反感态度，在土地和房屋价格、上缴的税收、犯罪率、贫富差距、日常生活影响、交通拥挤状况、噪音的态度得分均值最高，显示出对旅游负面影响的容忍。这类居民可命名为热情的支持者。其中，25—44岁的占50．00%，职业主要是农民，所占比例为79．59%;旅游旺季时每周与旅游者直接接触的平均次数超过5次的为68．50%，当地人占98．60%。第二类居民在旅游正面效应方面得分的平均值最低，如就业机会为10．29%、家庭收入为9．79%、自豪感为121%、文物保护力度为11．93%，他们对旅游正面效应的认同度低，没有显示出积极态度。同时，他们在消极影响方面的得分值也较低。其中，生活用品价格、土地房屋价格、上缴的税收、贫富差距、日常生活影响、交通拥挤状况、宁静生活氛围打扰指标在三类居民中得分最低，表现出不满意态度。这类居民可命名为冷漠的支持者。其中，女性比例为71．40%，15—24岁的占50%，职业主要是当地经营业主(35．70%)，其次是学生和农民(各占28．60%)。这类居民直接与旅游者接触的次数较少，57．10%的居民每周与旅游者接触的平均次数都小于1次。与其他两类居民相比，第三类居民对旅游正面影响的态度最积极，主要是在基础设施、知名度、使用普通话频率的指标平均分值很高。同时，他们也注意到旅游的消极影响，特别是在生活垃圾、噪音、犯罪率方面持消极态度。这类居民可命名为矛盾支持者。其中，25—44岁的为58．8%;在受教育程度上，590%的为初中，88．2%的每周与旅游者直接接触的次数都超过了5次，且100%是当地人。

4旅游影响态度维度分析

为了简化变量，分析居民对旅游影响态度的主要维度，本文采用因子分析法对26个指标进行分析，KMO值为0．74，Bartlett''''s球形检验值(0．00)表明数据适合因子分析。方差最大正交旋转因子载荷矩阵，各指标负荷值都在0．8以上，累积方差贡献率为67．07%。我们对总体量表和各分量表进行内部一致性分析，总体量表的Cronbach''''α系数为0．736，各分量表中除积极环境影响外，其他可信度都大于0．6。由于上缴的税收、犯罪率、日常生活影响、娱乐休闲机会、上缴税收5个指标在各主因子上的载荷小于0．5，所以被删去。居民思想观念、知名度、使用普通话频率等指标在第一因子上有较大载荷，主要反映的是旅游社会影响方面，可命名为积极社会影响因子;家庭收入、就业机会、生活水平3个指标在第二个主因子上有较大载荷，反映的是旅游经济影响，可命名为积极经济影响因子;宁静生活氛围打扰、交通拥挤状况、生活垃圾等指标在第三主因子上有较大载荷，可命名为消极环境影响因子;生活用品价格、土地和房屋价格、贫富差距在第四主因子上有较大载荷，命名为消极经济影响因子;文化活动开展、文物保护力度、传统文化的变化在第五个主因子上有较大载荷，可命名为积极文化影响因子;基础设施、环保意识在第六个主因子上有较大载荷，可命名为积极环境影响因子。在旅游正面影响方面，居民在积极环境影响上平均分值最高，态度最积极;其次是积极经济影响和积极社会影响，在积极文化影响方面得分值最低，居民对这方面影响的态度不积极。在旅游负面影响方面，消极经济影响比消极环境影响平均分值低，显示当地居民对负面经济影响的态度更消极。为了解居民的态度与人口统计学特征、社区归属感、个人对旅游业依赖等变量之间的联系，本文用多元方差分析(MANO-VA)进行检验，研究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态度是否在这些变量影响下有显著的差异。如果存在显著性影响，进一步运用事后检验(POST－HOCtest)，分析变量各类别在因子上的均值差异。结果表明，性别和年龄对居民的态度各因子没有显著性差异。教育程度对积极社会影响、积极经济影响、积极文化影响、积极环境影响四个因子上有显著性差异，对其余两个因子无显著性差异。其中，在积极社会影响因子上，大专文化的平均分值显著高于其他的平均分值，并与其他教育程度的居民之间存在显著差异(p＜0．01);初中文化和中专文化的居民差异显著，前者比后者的均值高。此外，其他教育程度之间差异不显著。在积极经济影响上，中专文化的居民平均分值显著低于其他类居民(p＜0．05)，其他类之间差异不显著。在积极文化影响因子上，大专文化的居民均值显著高于其他居民(p＜0．01)，其他教育程度之间差距不显著。在积极环境影响因子上，大专与其他教育程度差距明显，均值显著高于其他(p＜0．01)。收入对积极社会影响、积极经济影响、消极环境影响因子有显著差异，对其余的因子无显著性差异。在积极社会影响因子上，全家年收入在5000元以下与全家年收入在25000元以上、20000—25000元、10000—15000元、5000—10000元之间有显著差异，其均值显著低于其他类。在积极经济影响因子上，全家年收入在5000元以下的均值显著低于其他类(p＜0．001)。在消极环境影响因子上，全家年收入在25000元以上与20000—25000元之间存在显著差异(p＜0．05)。职业对积极社会影响、积极经济影响、积极文化影响、积极环境影响因子上有显著性差异，对其余的消极影响因子无显著性差异。在积极社会影响上，除退休人员外，学生和其他职业有显著差别(p＜0．05)。教师与农民、工人、离退休人员之间也有显著差别(p＜0．05)，教师的均值明显高于后三者，当地经营业主与农民之间也存在显著差距(p＜0．001)。在积极经济影响上，学生平均分值最低，与其他职业之间存在显著差异(p＜0．05)。在积极文化影响上，教师和农民、学生、行政事业单位人员、离退休人员之间存在显著差距(p＜0．05)，学生和工人、经营业主之间也存在显著差距。在“积极环境影响”因子上，教师与农民、工人、学生之间有显著差距(p＜0．05)。家人在景点工作的人数只对积极经济影响、消极文化影响因子上有显著性，其他无显著性。旅游带来的收入仅在积极经济影响上有显著性。居住时间对积极经济影响因子有显著性差异，对其他因子无显著性差异。与旅游者接触次数仅对积极社会影响、积极经济影响、消极文化影响因子有显著性，在其他因子上无显著性。由于篇幅有限，省略以上变量类别在因子上的均值差异。

5影响支持水平的因素分析

为了了解积极社会影响态度、积极经济影响态度等因子是否对居民支持旅游业发展有影响，本文采用分层回归分析方法，在控制住居民的人口统计学特征、社区归属等变量后，分析各变量对支持水平的影响，第一步选择控制变量进行回归，第二步把积极社会影响态度、积极经济影响态度等6个自变量作为第二层引入回归。第一步引入的控制变量对居民的支持态度有一定的解释力(R2=0．20)。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对居民支持旅游业发展的态度无显著的影响，但职业和全家年收入有显著预测力，职业排序从农民、工人、学生、教师、当地经营业主、行政事业单位人员、离退休人员到其他，可见职业与旅游业的关系越不密切，越有可能不支持旅游业发展(Beta=－0．22，p＜0．01)。全家年收入从25000元以上、20000—25000元、15000—20000元、10000—15000元、5000—10000元到5000元以下共6个等级，收入越低的家庭对旅游业的支持态度越弱(Beta=－0．33，p＜0．01)。在旅游业依赖的指标中旅游带来的年收入对旅游支持态度有显著负影响，从旅游业中获得收入越少，越倾向不支持旅游业的发展(Beta=－0．28，p＜0．01)。社区归属感中的居住时间对支持态度有显著作用，居住时间越长，越有可能支持旅游业发展(Beta=0．18，p＜0．01)，而居民与旅游者的接触程度对支持态度无影响。在分析了人口统计学特征、对旅游业依赖程度、社区归属感等变量后，旅游影响态度各维度对预测支持态度做出了新的贡献，对支持态度方差的解释显著增加，对支持态度解释的变异量增加了36%，并达到显著水平(p＜0．05)。从标准回归系数可见，积极社会影响态度、积极文化影响态度、积极环境影响态度对支持水平无影响。积极经济影响态度对支持水平有较明显的预测力(Beta=0．21，p＜0．05)。消极环境影响态度对支持水平有明显的负影响(Beta=－0．17，p＜0．05)。消极经济影响态度对支持水平有显著的负影响(Beta=－0．10，p＜0．05)。总体表明，随着居民的积极经济影响态度增加，消极的环境影响和经济影响态度减少，居民更可能支持旅游业的发展。

生态环境论文篇12

人类为应对日益严峻的环境危机，通过技术进步、制度创新、理念更新等，将人类对自然的非理性和过度自由主义进行必要的自我规制、自我调适，意图重塑人类与自然的关系。针对人类中心主义导致的人类利益泛化，人类不断进行反思修正，逐渐重视自然和动物的权利、主张动物解放、尊重生物本身，尤其以重视生态整体的生态主义影响最为深远，并将生态主义视为超越理性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环境保护“第三条道路”［8］。

1.生态主义的产生

生态主义(ecologism)源于生态科学。随着生态科学的发展，人类认识到地球整体是一个巨大的生态系统，地球上包括人类在内的生命系统与其他各种物质因素构成的生态系统在一定时空范围内，通过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共同组成有序且相对稳定的“具有特定结构和功能的有机整体”。［9］生态系统总是保持着相对稳定和平衡状态，若其中任何一种要素发生变化，都会引起其他一种或数种生态要素的变化。生态系统对自然或人为原因导致的环境变化有一定的自我调节能力，如生态系统对污染物有自净能力，但如果人为排放的污染物超越了生态系统的自净能力，就会使生态系统的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过程中断或受损，导致环境恶化，从而不利于生态系统特别是生命系统的正常运转。生态科学中的生态主义要求生态系统中所有构成要素必须维护生态系统本身的相对稳定，坚持整体主义思想，实现生态系统本身的可持续发展。［10］生态系统本身的相对稳定和平衡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人类作为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维护生态系统整体的相对稳定和平衡，优先考虑生态利益，人类的行为必须服从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2.生态主义在伦理学、哲学中的发展

人类在反思环境危机根源、应对环境危机时将生态主义引入到社会科学领域。社会科学中生态主义论者总体上主张人类只是生态整体或是宇宙整体的一部分，人类不能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牺牲生态其他组成部分的利益。［11］生态主义被人类首先用于伦理学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反思和批判。美国著名生态文学作家蕾切尔•卡森1962年出版的《寂静的春天》首先提出生态整体主义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卡森在该书中以大量的事实和科学知识为依据，揭示了滥用杀虫剂等化学药物所造成的全球性环境污染和严重的生态危机，质疑现代人征服自然、控制自然的观念和狂妄的科学态度，表达了自己反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整体主义思想。”［12］在人类与自然关系的伦理道德上，生态主义主张人类新的伦理规范应当调整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将人与社会伦理道德关系中社会概念扩大到土壤、水体、植物、动物或者它们的集合体，“把人类在共同体中以征服者的面目出现的角色，变成这个共同体中的平等的一员和公民”［13］，人类必须尊重自然界的其他部分，任何生命都有自己的价值和存在权利。从思想上引导人类对过去的行为和善恶观进行反思，倡导以生态利益中心主义取代人类利益中心主义，注重人类对自然和环境的责任，强调动物的权利。［14］伦理学中生态主义是对非理性人类中心主义的重大修正，强调人类思维方式的变革。生态主义也引起人类哲学思想的巨大变革。一方面，传统的哲学主体论认为只有人类成员才能成为社会关系的主体，人类成员之外的生态系统组成部分在社会关系中只能以客体存在。生态主义要求人类在哲学主体论上必须转变对生态其他组成部分唯客体定位倾向，甚至承认其主体定位，并赋予其道德关怀。另一方面，传统的哲学价值论认为人类是世界的目的，只有人类才具有目的性价值，自然仅有工具性价值，是被人类改造、征服的对象。生态主义要求人类在哲学价值论上必须转变对自然的唯工具性价值定位倾向，承认自然具有目的性价值，且在相对意义上，自然既有目的性价值又有工具性价值。哲学中生态主义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在更深的意义上影响着人类的思维模式，并最终反映在上层建筑对人类行为的规范模式设计之中。

环境法中生态主义合理内涵

随着生态主义理论在各领域的蓬勃发展及西方世界开展的一系列“绿色运动”等环保活动，生态主义先被引入到环境保护立法之中，形成生态主义法律观，渐成为环境法重要的部门法哲学基础，进而影响到整个法学的法哲学基础。在人类将生态主义引入环境法时，必然面临如何理解环境法中的生态主义，及生态主义环境法如何指导人类保护生态环境，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1.环境法中生态主义内涵界定

对环境法中生态主义的内涵界定直接影响其在环境法甚至在整个法学领域的生命力。生态科学、生态主义伦理学和哲学等都是环境法中生态主义的理论来源，但环境法中生态主义并不是对生态科学、伦理学和哲学中生态主义的全盘继受，而是根据环境保护的规范需要对各领域生态主义有所取舍。生态主义环境法者如果没有确定环境法中生态主义本身的合理内核，其会被人类中心主义冒用。修正的人类中心主义也会打着生态主义的旗号，把人类伦理道德泛化为整个生态系统中普遍适用的价值尺度，行维护人类利益之实。人类在界定环境法中生态主义的内涵时，主要面临着对生态系统其他组成部分权利主体地位认定方面的困扰。首先，法律是人类社会的上层建筑，是人与人之间对行为规则约定的权威化产物，维护人类社会内部个体或个体集合体(如单位)的权益。因此，传统法律是从个人利益出发规范人类社会内部个体行为的规则，其间没有人类整体这一概念。环境危机的加剧使人类认识到法律不仅需要规范内部行为，还要面临处理人类与生态系统其他组成部分关系的历史任务，并逐渐形成人类整体概念。其次，当法律要解决处理人类整体与生态系统其他组成部分关系这一历史任务时，又发现法律本身有无法逾越的障碍，主要是人类社会内部形成的“主客二分”思维定势导致的对生态系统其他组成部分地位认定问题。法律产生于调整人际关系需要，将人视为地球上唯一主体存在成为传统法律的历史根基，在如此发达又根深蒂固的法律体系内人类无法再将其他主体纳入。但生态科学、伦理学、哲学等学科的理论发展，尤其是人类面临的环境危机引起的处理人类与自然关系的现实紧迫性需要，又使人类不得不直面这一问题。于是，法学内产生了分歧，是根本上变革法律，还是维持现有根基的法律内部调整。解决这一问题自然成为法律体系内环境法的任务，而且环境法不仅成为解决人类与自然关系的窗口，还会成为引起法律体系根本变革的突破口。人类解决对生态系统其他组成部分权利主体地位认定方面困扰的最好办法是界定环境法中生态主义的合理内涵。目前，人类还无法在法律上赋予生态系统其他组成部分主体地位。现代科学发展表明，人类还不可能完整获得生态系统其他组成部分的权利与利益需求。另外，人类对法律体系的变革尚未就将生态系统其他组成部分的权利与利益需求纳入的规范形式达成一致。而法律是主体意志协调的产物，因此，人类既无在法律上认定生态系统其他组成部分主体权利地位的必要，实际上人类也不可能通过与生态系统其他组成部分的意志协调达成任何约定。人类只能在现有法律框架下，对自身的行为先进行规范调整，在人类最大能力范围内维持生态系统的相对稳定和平衡，进而求得人与自然和谐，并避免陷入为保护自然而保护自然的误区。故而，人类在环境法中坚持生态主义并不必然需要认定生态系统其他组成部分主体地位，界定环境法中生态主义的合理内涵就成了解决问题的关键。环境法中的生态主义是指为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和谐、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从宏观上指导环境立法规范人类环境行为的一种整体主义理念。第一，环境法中生态主义是一种理念。理念即理性的观念，本质上讲，生态主义是一种思维方式变革、一种观念或理念的更新、一种认识事物的方法。生态主义是人类反思环境危机根源的思维成果，是对人类利益中心主义的观念更新，是人类全新的认识自然的方法，生态主义必将成为应对环境危机和变革法律体系的观念切入点。第二，环境法中生态主义是一种整体主义理念。生态主义的核心内涵是将生态系统作为一个整体对待，人类只是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之一，人类与生态系统其他组成部分需要和谐的可持续发展，人类与自然之间互有目的性与工具性价值。生态主义被纳入环境法的目的是确立尊重自然的整体主义观念，以整个生态系统的利益为最高利益考量。人类通过确立生态主义理念来促使人类重新认识发展，反思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从而变革人类自身行为模式。第三，环境法中生态主义是一种指导立法的整体主义理念。生态主义环境法是指以生态主义为指导，规范人类环境行为，调整人类为实现其与自然和谐地可持续发展中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总和。环境法是人类处理其与自然关系的窗口，以生态主义指导环境保护立法，通过预设人类自身环境行为模式来引导、规范人类环境行为，重塑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实现地球生态整体的可持续发展。

2.环境法中生态主义与现代人类中心主义比较分析

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又称修正人类中心主义或生态人类中心主义)与传统人类中心主义思想视个人价值、经济利益至上，无视其他生物生命价值和自然规律相比，现代人类中心主义注入了更多生态考量。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也重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力图改变人类无视自然规律的无度开发，主张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15］它对于缓解人类面临环境危机，保护生态环境，转变人类观念起到重大作用。但是，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尊崇人类生存权及发展权的绝对性，仍然没有摆脱古希腊普罗泰戈拉“人类是万物尺度”的怪圈，在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上仍然以人类利益为中心，其发展的最高形态也只能是人类生态中心主义，仍属环境危机应对思维，无法从根源上解决环境危机问题，它与生态主义有三方面重大区别。(1)整体主义与个人主义之别。这是生态主义与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的本质区别。生态主义将生态系统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强调生态系统的整体性，人类的利益必须服从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人类与自然的和谐目的是生态系统整体的稳定与可持续发展。可见，整体主义是生态主义的灵魂。而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虽然重视生态，要求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和谐，但其仍然固守人类是生态系统的中心，人与自然之间具有明确的主客之别，其终极目的是为人类的个人利益服务，表现为强烈的个人主义倾向。(2)对自然的价值定位不同。生态主义将生态系统视为有机联系的整体，生态系统各组成部分之间互为目的性价值与工具性价值，“活着的个体是某种自在的内在价值，生命为了它自身而维护自己，其存在的价值决不取决于它对其他存在物所具有的工具价值”［16］。而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仍将生态系统人类以外的组成部分视为仅具有工具性价值，只有人类具有目的性价值，生态系统其它组成部分因人类目的性价值而具有工具性价值，生态系统其它组成部分是为人类目的性价值实现而存在的。(3)终极目标不同。生态主义的终极目标是实现生态系统的稳定与可持续发展，其实现的途径是通过规范人类行为，实现人类与自然和谐。人类与自然的和谐是生态系统稳定与可持续发展的表现，对生态主义具有目的价值意义。相对于生态系统整体的可持续发展来说，一切都是手段，生态主义的最终目的应当是包括人类在内的生态系统整体的可持续发展。而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的终极目标是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人类的终极利益才是人类规范自身行为，实现人类与自然和谐的原因。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对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来讲，只具有工具价值意义。

生态主义环境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路径分析

1.实现路径的调整论、协调论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