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文化论文篇1

民俗是生活于某一特定地域的民族或人们共同体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习俗惯制，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人类的活动方式。显然，民俗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

民俗文化产生的历史十分久远。人类要生存，离不开基本的物质生产活动，衣、食、住、行的物质民俗行为便与人类的活动相伴相生。人类要繁衍发展，离不开两性交媾与生育，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至关重要，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婚、育习俗。其他诸如信仰、礼仪、节日、游艺等精神民俗也都是在人的活动过程中逐渐出现和形成的。可以说，自从有了人的活动，便有了文化的创造，也就有了民俗活动形式。民俗文化是人类文化中最古老和最具有生命力的。

民俗文化一般分为物质民俗、社会民俗和精神民俗几大类别。物质民俗指人们日常的衣、食、住、行等生产生活方式及相关的习俗礼仪；社会民俗包含家族村社、婚丧嫁娶及人生礼仪等相关内容；精神民俗则以信仰、节日、民间文学和游艺为其代表。西藏民俗文化囊括和涵盖着人类民俗文化的一切领域和方面，同时，又自成体系，内容极为丰富，具有浓郁的民族与地域特色。

西藏民俗文化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考古学和地理学资料表明，青藏高原是人类的故乡之一。至迟在1万至5万年前，西藏高原便有古人类的活动足迹。发现于藏南定日县苏热、藏北申扎县珠各勒、多格则和各听、阿里日土县扎布等五处地点的达200余件旧石器便是明证。距今四五千年前，西藏各地已普遍进入了新石器时代。[1]阿里、那曲、拉萨、昌都、山南、林芝、墨脱等地几乎遍及全藏的大量新石器的发现，特别是昌都卡若遗址和拉萨曲贡遗址的发现和发掘，证明西藏高原的远古先民已创造了堪与中原新石器文化相媲美的西藏古文化。

如果说混沌之初人类之始以至旧石器时代民俗文化的具体情形我们还无从知晓，那么，西藏民俗文化的滥觞则有据可考于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昌都卡若原始村落遗址的发掘为我们提供了一幅西藏远古先民生活的图景。卡若遗址位于西藏东部昌都西南约12公里的卡若村附近，遗址面积约10000平方米，发掘出土了大量建筑遗迹及石器、骨器、陶器和各种动物骨骼、粮食等。发掘了房屋基址28座，有圆底房屋、半地穴式房屋和地面房屋三种类型。发掘出用作生产工具的各种石器近8000件，骨器约400件。出土的生活用具中有陶片20000多片，分罐、盆、碗三种器形。装饰品共出土50件，种类有笄、璜、环、项饰、贝饰、牌饰等。[2]卡若文化为我们展示了西藏远古先民衣、食、住、佩饰等物质和精神民俗的基本风貌。

继卡若遗址之后，拉萨曲贡遗址为我们揭示了西藏腹心地区距今三四千年前远古居民生活的情形。曲贡遗址分早期文化遗存和晚期文化遗存。在早期文化遗存中，出土了多种器形的石磨盘50件，磨石（磨棒）44件和石杵7件。这些磨盘磨石主要用于加工谷物。出土陶片50000余片，陶器种类有罐、盂、杯、碗、豆、盘、器座等，以罐为主。出土装饰品23件，质料为骨、陶、石三种，其中有骨牌饰1件，骨笄7件。出土的动物骨骼中有牦牛、绵羊和狗等，牦牛和绵羊在当时饲养已比较普遍。在晚期文化遗存中，发掘土坑石室墓29座，墓葬形制为竖穴土坑式，平面形状有长方形和方形两种，墓坑内一般用砾石块堆垒成壁，葬式主要是二次葬和屈肢葬。曲贡土坑石室墓的绝对年代当在公元前8世纪前后，最晚不会晚于公元初年。在M203墓坑内出土一件铁柄铜镜。曲贡遗址还出土了两件网缀，在几座灰坑中还发现了鱼骨。[3]这一切，都为我们提供了了解当时拉萨一带土著居民生产生活的重要资料。

西藏各民族丰富的神话传说，也形象地反映了西藏高原远古先民的生活史。藏族、门巴族和珞巴族都有“猴子变人”的神话，讲述远古先民树居野处，以采集和狩猎为生，后逐渐繁衍，形成人类各支系的情形。珞巴族的许多神话，还讲述了人类如何受鸟的启发发明了弓箭，受蜘蛛活动的启迪学会了织布等。

据敦煌文献和藏文史籍载，西藏古代曾经历过众小邦统治。其中“十二小邦”之一的雅隆悉补野部后来不断壮大。约公元前3世纪，聂赤赞普作为第一个赞普（王）出现于藏族历史上，当时还修建了称为雍布拉康的第一座宫堡。到第30代赞普达日年塞时，诸小邦的大部分领地已归于悉补野治下。经过松赞干布祖孙三代的励精图治，在公元7世纪初，统一了吐蕃全境，建立了强大的吐蕃奴隶制政权。其时，“南方之‘珞’与‘门’”亦被收为属民，当时珞瑜的珞巴人和门隅的门巴人已臣属于吐蕃政权。吐蕃时代，是藏族文化大发展的时代，也是西藏民俗文化走向兴旺繁盛的时期。从史料看，当时民俗文化的主要方面和形式已基本定型。如衣以毛褐，食以乳酪、牛羊肉和炒面，饮以酒浆和茶，住为“屋皆平头”的民居和“拂庐”（帐篷），信仰有自然崇拜、苯教和佛教，娱乐有歌舞、棋类、球类、抱石、赛马、摔跤等形式。此外，礼仪、婚丧等都有成文的规定和俗成的定制。在吐蕃时代就已成型的民俗生活的基本范式，一直绵延发展，影响至今。

吐蕃之后的一千多年间，随着西藏社会的发展变化和同各民族文化交流的扩大，西藏民俗文化得以不断发展和丰富，成为独具特色的西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

西藏民俗文化自成体系，源远流长，具有鲜明的特征。这些特征集中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地域性特征

地域性特征是西藏民俗文化区别于其他民俗文化最显著的特征之一。

世界上每一个民族都生活于特定的地域范围内，其民俗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与地理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地理环境是人类生活的地理空间和赖以生存的自然基础，也是从事生产活动以及获取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源泉。地理环境决定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而各地的地理环境无论是地质、地貌、气候、水文、土壤和生物等因素以及它们有机构成的自然综合体，都有着明显的地域差异。因此，各民族的民俗文化必然带着各自鲜明的地域特征。即使是同一民族，由于居住于不同地域，其文化也会有一定的差异。西藏民俗文化正是如此。

西藏民俗文化产生于西藏高原这一地球上独一无二的地域范围内。西藏地处世界屋脊，其北部是昆仑山脉，西北部是喀喇昆仑山脉，中部是冈底斯——念青唐古拉山脉，南部是喜马拉雅山脉，东部是横断山脉。这些高大的山脉构成了高原地貌的骨架。西藏的地势和地形结构可分为藏北高原（包括阿里高原），地处昆仑山、唐古拉山和冈底斯——念青唐古拉山之间，即“羌塘”（意为北部高地）的广大地域。藏南谷地，位于冈底斯——念青唐古拉山和喜马拉雅山之间，包括雅鲁藏布江及其主要支流拉喀藏布、年楚河、拉萨河、尼洋河等流域。喜马拉雅山地，主要指喜马拉雅山脉南坡和东南坡。藏东高山峡谷区，即西藏最东部的怒江、澜沧江和金沙江峡谷地带，地处横断山区。[4]

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造就了独特的西藏民俗文化。辽阔的藏北高原地势高寒，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境内有众多的湖泊和纵横的水系，是野生动物的乐园和天然的牧场。人们世代逐水草而居，创造了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高原游牧文化。牧民食以乳酪牛羊肉，穿、用以裘皮和毛织品，居以牛毛帐篷，行以马、牛代步和驮运。还有那高亢的牧歌、豪放的赛马、剽悍的性格，处处展现出游牧文化的风姿。藏南谷地海拔在2700-3700米之间，这里土层深厚，土壤肥沃，适宜农耕。人们从《猴子变人》的神话时代开始便从事农耕活动，延续至今，创造了西藏的农业文明。人们食以糌粑，聚族居于平顶的楼屋。雅鲁藏布江中游河谷平原，是西藏远古文明的重要发祥地，相传西藏最古老的居民首先出现于此。西藏的第一块农田、第一座房屋、第一个赞普，无不与雅隆河谷相联系。正是雅隆悉勃野部的崛起，经过长达数百年的攻伐兼并，到公元7世纪前期才由松赞干布统一了西藏高原各部，建立了统一的吐蕃政权，使西藏的文化地域最终形成。至今，雅鲁藏布江中游地区仍是西藏最主要和最富庶的农业区。藏东三江流域属高山峡谷区，江河切割，沟壑纵横，气候呈立体分布。人们从事半农半牧的经济活动，依山势建房聚族而居。喜马拉雅山南坡和东南坡气候温和，多雨潮湿，森林密布，动植物资源丰富，决定了人们的经济活动方式长期以采集和狩猎为主，兼事刀耕火种的传统农耕。由于多林木，人们的生产生活用具、建房盖屋多以林木为主。潮湿的气候又使人们居住于杆栏式竹木楼内。正是地理环境的差异决定了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差异，并导致民俗文化地域性特征的形成。

西藏民俗文化的地域性特征是区别于西藏高原以外其他民俗文化的显著标志。同时，在西藏高原内部又有许多小的地理单元，不同地区的文化又带有一定的地域色彩，它们共同构成了西藏民俗文化多姿多彩的风貌。

2、民族性特征

西藏民俗文化是由西藏各民族共同创造的。藏族、门巴族、珞巴族以及＠①人和夏尔巴人，他们共同生活于西藏高原，也都有自己的民俗文化。从语言到婚丧嫁聚，从信仰节日到衣食住行，在民俗文化的方方面面都有着浓郁的民族特色。西藏民俗文化表现出的民族性特征，又与其地域性特征有某种一致性。藏族主要居住于雪域高原，而门巴族、珞巴族、＠①人和夏尔巴人无一例外生活于喜巴拉雅山南坡和东南坡的广大地域。

藏族是西藏高原的主体民族，从分布地域和人口数量看都占绝对优势。藏族创造了辉煌灿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她的建筑、医学、天文历算、宗教典籍、文学艺术、歌舞戏剧等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是中华文化和人类文化的宝贵财富。藏民族的民俗文化恢宏博大，在西藏民俗文化系统结构中占据着主导地位。

门巴族和珞巴族也是西藏高原的远古居民，他们的族称源于其居住地“门隅”和“珞瑜”。在古藏文文献和碑铭石刻中，有对“门”和“珞”的记载。如公元823年立于拉萨的《唐蕃公盟碑》记载了“门”听命于吐蕃的内容：“此威德无比雍仲之王威严煊赫，是故，南若门巴、天竺，西若大食，北若突厥、拔悉蜜等，虽均可争胜于疆场，然对圣神赞普之强盛威势及公正法令，莫不畏服俯首，彼此欢忭而听命差遣也。”[5](P43)这是藏文文献中对“门”的最早记载。藏族著名学者恰白·次旦平措先生指出：“‘门’这个词，在藏文中指地势低凹，山谷狭窄，被浓密的原始森林覆盖之地”，并考证：“中印边界东段的传统界线与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之间包括门隅、珞瑜、下察隅等在内的广大地区，……在西藏的历史上，以上地区的总名称就叫‘门隅’。居住和生息在那里的人们，被称作‘门巴’（包括珞巴人）。”[6](P1)敦煌吐蕃文献中有对“珞”的记载。《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大事记年》第三条有如下记述：

“及至鼠年（高宗永徽二年，壬子，公元652年）赞普驻于辗噶尔。大论东赞抚服‘珞’、‘赞尔夏’。是为一年。”[7](P101、207)这是关于“珞”的最早记载。

后期的藏史典籍也多次记载了“门”和“珞”的情况。如成书于1363年的《红史》在讲述松赞干布的事迹时记载道：“将南面的‘珞’、‘门’，西面香雄，北面的突厥，东面草地居民和森林居民收归治下”。[8](P32)藏族学者巴卧·祖拉陈瓦于1564年所著的《贤者喜宴》一书，除有与《红史》相同的记载外，还具体描述了“门”人和“珞”人的生活情形：“……食不种自收之谷，以树叶为衣，好似动物住在森林里，如同‘珞’和‘门’人遍布藏区。”[9](P155)这些史料说明，门巴和珞巴是自古就生息、繁衍于西藏高原的土著居民。

门巴族生活的门隅地区位于喜马拉雅山东段南坡，北依藏区，东连珞瑜，南抵印度，西邻不丹，面积约10000平方公里。这里自北部海拔4000多米逐渐向南降至海拔1000米左右，形成了一个由北向南倾斜的低地。门隅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门巴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具有民族和地域特色的民俗文化。

珞瑜位于门隅以东、雅鲁藏布江大拐弯以南，珞巴族世世代代居住于此。在珞巴族生活的上珞瑜墨脱地区，多次采集到石斧、石锛、石凿和石纺轮等磨制石器，说明远在三四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珞巴人就是喜马拉雅山林的主人。珞瑜地区山高林密，峡谷纵横，交通险阻，与外界联系极为困难。珞巴族在封闭的地理环境中发展十分缓慢，直至20世纪50年代，许多部落仍以采集和狩猎为主，辅之以刀耕火种的农耕。生产工具极为落后，以木质工具为主，铁器很少。其社会发展处于父系氏族社会阶段。原始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结构，是珞巴族文化包括民俗文化生成的土壤，决定了珞巴族民俗文化古朴、拙野的风貌。珞巴族民俗文化在西藏民俗文化中独树一帜，特色鲜明，许多民俗现象还带有初级阶段的某些特征。

＠①人和夏尔巴人也是世居西藏高原的古老居民。＠①人分布在西藏高原东南部察隅一带的额曲、察隅曲、格多曲和杜莱曲流域，其境东接缅甸，南抵印度，西邻珞瑜，北依藏区。境内地势北高南低，山高谷深，气候温和，雨量充沛，物产丰富，其地素有“西藏江南”的美誉。＠①人同珞巴族关系密切，其地域环境和社会发展程度与珞巴族很相似，民俗文化也有许多相通之处。夏尔巴人居住于喜马拉雅山南坡的樟木口岸和定结县陈塘一带，目前多数人生活于中尼边境和尼泊尔东北部。夏尔巴人古代曾居住在西藏东部，后迁徙至现境生活至今。夏尔巴人的文化同藏族文化关系密切，民俗文化受藏族文化影响很深。同时，夏尔巴人的民俗文化又带有浓郁的地域文化特色。

西藏各民族创造的民俗文化，共同构成了多元整一斑斓多姿的西藏民俗文化。

3、互融性特征

西藏民俗文化的互融性特征，首先表现在对外来文化的兼收并蓄、改造融合方面。

西藏这片广大的地域，并非如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是一片与世隔绝的孤岛。从地理位置看，西藏地处亚洲腹地，是东亚、南亚和中亚的连接带和枢纽。从文化地域看，又处于东方文化、南亚文化和中西亚文化相接触、撞击的交汇点上。自古以来，西藏就同周边地区有着交往和联系。昌都卡若遗址发掘的遗存文化表明，远在新石器时代，西藏文明便与黄河流域文明有着紧密的联系。拉萨曲贡遗址出土的铁柄铜镜，据研究可能来自中亚或南亚，证明至迟在公元前8世纪，西藏就同中亚和南亚有着文化交往，[3](P216)在吐蕃时期和吐蕃以后，西藏同周边民族地区尤其是同中原地区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交往进一步扩大。印度、尼泊尔佛教文化，中原儒家文化，以及建筑、工艺、医学、历算等传入西藏，对西藏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然而，西藏文化（包括民俗文化）对外来文化兼收并蓄的吸收过程，也是一个不断改造融合的过程，在吸收的新文化中不断注入本民族的文化精魂，对外来文化经过选择和取舍而融入本土文化结构中。因此，西藏文化（包括民俗文化）始终未失去自己的个性而成为独树一帜的高原文化。

其次，表现在区内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互融上。西藏各民族虽有各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但他们共同生活于西藏高原这一地域范围，彼此间交往的历史相当久远，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联系十分紧密。藏、门、珞都有“猴子变人”的神话，门巴族有《三兄弟河》的传说，珞巴族有《阿巴达尼和阿巴达珞》的神话，＠①人有《阿加尼》的传说。这些神话传说的一个共同之处就是认为西藏境内的藏、门、珞、＠①人祖先是同胞兄弟，反映了西藏各民族紧密的文化联系和对同一血缘祖先的认同心理。在西藏各民族的文化交流中，藏族文化始终处于强势地位，对其他少数民族文化产生的影响较大，门巴族和夏尔巴人的文化便较多地受到了藏族文化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带有藏族文化的色彩。然而，民族文化交流从来都是一个双向交互作用的过程，彼此的文化相互产生影响、互融和渗透。就门、藏文化交流而言，门巴族文化也曾对藏族文化产生过深远影响。如第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的诗歌《仓央嘉措情歌》便是门、藏人民共同喜爱的艺苑奇葩，是门、藏文化交流的结晶。

再次，表现于宗教文化与世俗文化的互融。

宗教，在传统西藏社会占据着重要地位，对西藏民俗文化也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繁多的宗教节日与仪式，日常信仰礼俗中的念经、祈祷、转经等活动，婚丧嫁娶中的种种繁缛礼俗，无不带有宗教影响的深深印迹。

然而，西藏民俗文化既有宗教性的一面，也有世俗性的一面，表现出宗教与世俗互融统一的特征。就物质民俗而言，衣、食、住、行是人类生存的基础，为获取生产和生活资料所从事的活动是最现实最功利的活动，祈求神灵保佑只是手段，使庄稼丰产、吃饱穿暖、出行平安才是目的。在社会和人生礼仪习俗领域，婚、育、丧等活动中有较多的与宗教相关的仪式，但其目的仍是关注生者的幸福与平安，或让死者早日转生找到理想的归宿。节日活动中人们虔诚地瞻佛拜神，观看宗教戏剧表演，有着神圣庄严的一面。同时，人们举行和参加节庆活动主要是追求欢乐和愉悦，节日活动中的歌舞、摔跤、射箭等游艺竞技活动更是以追求娱乐为目的。西藏民俗文化有着宗教性与世俗性的互融统一，神圣性与娱乐性的互融统一的特点。

4、时代性特征

民俗文化还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民俗文化是历史的创造物。任何民俗文化现象都积淀和融铸着该民族千百年来创造的文化状况。民俗文化既有历史的传承性，又因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和变化，呈现出特定时代的文化风貌。在西藏民俗文化发展史上，卡若文化、吐蕃文化和封建农奴制文化都带着鲜明的时代印迹。

在当代，西藏民俗文化的时代性特征更为明显。随着西藏社会的巨大变革和经济的发展，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和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思想文化观念都发生了许多变化。这些变化，表现于民俗文化的方方面面。无论是衣食住行、婚丧嫁娶还是节日游艺，无不表现出鲜明的时代变迁与历史进步。

三

风情习俗是民族的标识和徽记。一个民族的习俗文化，又是最能体现民族心理、民族性格、民族精神和民族审美情趣的文化现象。西藏民俗文化，表现了西藏各族人民坚忍不拔的奋进精神、刚毅、强悍的民族性格和诚信无私的道德原则，折射和展示出西藏各族人民的精神风貌。

民俗文化论文篇2

二、民俗博物馆在传承地方文化中的地位与作用

民俗博物馆的建立对于传承与弘扬地方文化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民俗博物馆与传统意义上的博物馆不同，民俗文物与传统博物馆中的器物也具有本质区别，因此民俗博物馆在传统意义上的展陈文物的同时，除其所具有的展示的功能外，也兼具保护和传承地方民俗文化的功用。

（一）民俗博物馆在展示与传承地方文化方面的功能

民俗文化与已经文字化、实体化的文化样式不同，它具有活态性，与人和人的活动密切相关。因此，如高丙中所言：“文化是具有公共性的，文化是一定人群所共享的，同时，这一特指的文化具有成为共同体全体享有的倾向和可能性，恰恰是这种可能性使文化不像那些私有性的事物一样因为占有的人越多而使每个人的占有份额越少，相反，它会因为享有的人越多而越有价值，越受到尊崇。[2]”民俗博物馆的建立对于展示和弘扬地方民俗文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这一过程中，民俗文化逐渐进入普通百姓的视野，这些平时他们司空见惯的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汇聚成传承传统的民俗文化，从而形成一股强大的作用力，影响更多的人，成为一种公共文化体系，这便是民俗博物馆在展示和传承民俗文化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以烟台民俗博物馆的“烟台近代家居陈列”为例，其分别展示了封建官僚家庭、买办家庭、文人家庭和普通百姓家庭四个代表性家居陈设。使得观众可从中领略或奢华优雅或质朴纯粹的烟台民俗文化，体味不同阶层民俗生活的丰富内涵，从各个家庭的家居生活中窥见烟台开埠后多元文化并存之民俗风貌，从民俗文化中领略老烟台的公共文化生活，感受烟台作为中国北方最早开埠的城市，在历经近现代历史的浸染后所具有的各个阶层的日常生活情景。

（二）民俗博物馆在宣传与保护地方文化方面的功能

民俗博物馆承载着地域社会内民俗文化的宣传与保护功能，民俗文化具有活态传承的特点，因此民俗博物馆中展示的民俗文化也具有其独有的特质，民俗博物馆力求将民俗文化的动态展现出来，通过丰富的展陈手法，将地域社会内百姓的日常生活与民间信仰通过再现与还原的形式展示出来，将民俗文化的活态呈现在观众的面前。通过适合民俗文化的展陈方式，民俗博物馆在宣传和保护地方文化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老百姓们对于自己生活中的民俗事项司空见惯了，而将这些民俗还原于生活，通过展览的形式集中体现出来，能够起到唤起人们对于传统文化和民风民俗的记忆，宣传和保护地方民俗文化的功能。以烟台民俗博物馆的妈祖文化陈列为例，该展览展示了北方区域中独具特色的妈祖文化，妈祖信仰作为一种民间信仰形式，在沿海地区民众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一种无形的文化财富，其承载着丰富的民众精神需求，该陈列推陈出新展出妈祖相关民俗文物十余件，并通过形象生动的展陈设计，将妈祖信仰这一民间信仰呈现给观众，从妈祖由来，湄洲神女的传说故事开始，将妈祖历朝历代受到叠奖褒封的情况以及有关妈祖的民间传说故事展现出来，通过电子翻书等高科技手段，打造了一个民俗文化视觉的盛宴。

民俗文化论文篇3

北京在经历了三个朝代的变更后，奠定了璀璨的中华文明。老北京人们的民俗体现在他们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和节庆娱乐上面，这些具有历史特色的民间习俗慢慢演变成旅游的看点。吉祥对于中国人而言，就像水之于鱼，天空之于鸟，空气之于人。似乎没有人说得清，中国的吉祥文化产生于何时，源自哪里，惟一可以肯定的是，当人有了追求幸福、美好、平安的愿望时，它们便被创造出来，例如，现在很多人喜欢把玩葫芦和麻核桃这两种纯天然的物件，主要因为葫芦取其谐音便为“福禄”，意味着人生美满、福禄双全；而麻核桃因为它的品类其中有虎头与官帽，这些也都有“福禄”的含义，所以倍受大众的喜爱，以至于北京街头到处可见把玩这两种物件的行人。此外，北京特殊的历史背景造就了北京人们的生活都留有浓厚的历史文化韵味，他们经历过风雨年代的洗刷，所以更加懂得慢慢体味生活的美好，经常将自己珍爱的首饰、帽子或者重要的印章放在一个专用的精致盒子中，这种精致的盒子也取“和合”之美意。旅游工艺品在融合了现代社会的流行元素之后，还可以进行具有地方特色的设计，这样就可以在北京旅游工艺品市场占据一席之地。

2传统与时尚的结合

虽然传统的民俗文化蕴涵着无限的内涵，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也是民族文化之旅的结晶，可时代的发展还是令现代生活与民俗文化之间产生了很大距离，所以旅游工艺品要想真正的被旅游者喜爱，就要找到当代时尚与传统民俗文化的交叉点，以此为契机在满足现代审美的基础上，尽可能的激发起人们对传统文化的猎奇心理，达到相互提升的效果。所以说，当代时尚办公用品与地方民俗文化的结合便成为工艺品畅销的一大法宝。在北京，鼠标被带上了京剧脸谱“、冰箱贴”长得如同北京古董一般，连女孩手中的钱包都变成了风俗画的绸缎面。这些工艺品设计的成功之处就在于设计师将北京最具文化味道的民俗艺术，融入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时尚并且民俗范儿十足。

二、设计手法中的民俗文化

1造型装饰

在设计旅游工艺品的过程中，首先需要重视的步骤就是基本造型。在这个步骤中我们可以采用蛐蛐罐、水烟袋、门墩儿、风车和空竹等传统民俗中的特色造型来确定工艺品的基本造型。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传统造型的优点是具有突出的特色，然而不足是造型结构和线条比较复杂，而且老旧的传统观念并不适合现在的文化语境。也就是说，人们的审美观念发生了变化，那么设计师在利用传统的民俗造型创作工艺品时就不能墨守陈规，而是要以当代人的兴趣为导向适当的改良传统造型并让工艺造型简单明了。例如，说每年的八月十五，北京有供奉“兔儿爷”的传统民俗文化，传统的“兔儿爷”是文官武将的形象，头上戴着古代的黄金盔，身上斜披着红袍，脸为白色，腮为红色，手中握着药杵，脚上穿着青色战靴，坐骑为一只猛虎，而这样的“兔儿爷”造型对于大多数年轻人来说，已经显得过时。基于这些情况，设计师为“兔儿爷”重新设计了一种形象。采用软陶材料制作的兔儿爷虽然依旧是头戴黄金盔，下摆依旧是五彩“立水”，但是我们可以很清晰的在其身上看到卡通兔的身影，这种造型不仅具有鲜艳、明快的色彩和简洁的身段，而且还带有令人愉悦、生动的面部表情，使年轻人更加可以接受这种传统文化与现代艺术结合的工艺品。除此之外，无论是我们想要在生活中进行实际应用还是单纯的为了好看，我们都可以在现代的实用工艺品中加入经过拆解或者是简化的传统造型。例如，紫砂壶的壶钮处设计师采用了狮子狗的造型，而一种启瓶器的造型是京剧人物，还有一套设计比较成功的筷子架，其造型竟然是老北京的城门楼。在设计筷子架的时候，设计在其中非常和谐的融入了老北京的城门楼，“内九外七”总共十六座，我们平日里实用的筷子恰好可以放在城门楼两侧城墙上原本存在的凹陷里。采用这样的设计手法，不仅美观实用，而且还充分体现了民俗文化。

2图形图像

第一，对于旅游工艺品来说，最能够体现出当地特点的就是民俗文化中的图形符号，例如，我们一看到“吉祥八宝”就能够想到，看到“抓髻娃娃”就可以联想到陕西。就拿北京来说，具有北京民俗特色的图形图案可以说是遍布北京的方方面面，例如，生活用品、玩具、布艺和建筑装饰等，而用来装饰和设计旅游工艺品的图案便可以从四合院门楼砖雕或者沙燕风筝等物件上寻求素材，当然如果要在这些图案艺术中找出一个北京味儿最为浓厚的，那么就当属京剧脸谱了。对于脸谱来说，不同人物的性格和情感等特点都能够通过不同的色彩和图案充分的表现出来，不仅在形式上具有审美价值，而且在内涵上也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例如，我们可以利用脸谱来作为设计元素，对脸谱的色彩和图案进行提取与再创造，设计出独特的银质书签。这样，不仅在旅游工艺品融入了民俗文化，使其具有了收藏和馈赠价值，而就书签本身来说，实用价值也极高，也将民俗文化引入了我们的实际生活中。

第二，在工艺品上利用编织、刺绣和烧灼及影印等手法将风俗画与老照片等作为图形图案，在丰富工艺品内容的同时，宣扬民间传说和民俗礼仪或者纪念民俗遗址，这种手法也能够起到继承和传扬民俗文化的作用。当然，我们无论采用何种设计手法，都要保证工艺品具有艺术美感十足的表现形式，还要使其具有民俗味儿十足的表现内容，同时还要具有独特性和创新。我们拿古都风物文化丝巾为例，它的设计蓝本是明清时期的北京旧城，其内容主要讲述的是北京旧城的地理和当时的生活百态，在形式上这款丝巾有些像民间的风俗画。同样有意思的是它的包装纸盒，不仅采用了老宅门、牌匾等古代居所的元素来进行设计，而且还将《古都风物》这本小册子放在了盒中，以实现更全面和深入的宣扬北京的民俗文化。虽然设计师采用了老北京民俗文化中的元素来设计该丝巾，但是不仅没有损害丝巾的美观，而且还将中国的文化和气韵融入了其中，使其内外相辅相成，在北京的众多旅游工艺品中，这款设计可谓是非常成功。

3材料工艺

在设计旅游工艺品的过程中，设计师们所秉承的宗旨就是采用传统的手工技术，结合当地独特的原材料。就拿老北京手工艺来说，景泰蓝、内画、牙雕和料器及绢人等多种精典的绝活就出自于此。对于工艺品的材料运用，设计师单纯的继承传统是远远不够的，关键是运用创新思维，不断地开拓出新型工艺材料。例如，在设计葫芦工艺品时，如果在雕刻技术中融入范制技术、火绘技术和拼接技术等，那么就能够实现其样式的多样化。另一个经典案例就是工艺大师张同禄的《吉祥宝灯》，我们知道这件工艺美术品价值连城，而它就是在原材料的基础上，运用景泰蓝、玉雕和花丝等手工艺对材料进行了创新。不容置否，当旅游工艺品走向高端的时候，其也推高了其材料成本，最重要的是部分原材料已经在这个世界上很少见，甚至是消失了，所以，在设计中进行创新时，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对新工艺材料的开发。其中一个方法就是利用类似材料来代替传统材料，例如，象牙果与象牙类似，其完全能够代替象牙来制作工艺品；第二种方法就是通过高技术手段对绿色环保材料进行开发，例如，软陶这种材料，“兔儿爷”的工艺品有一些就是软陶制作的。所谓的软陶，其实就是一种具有些许油性的聚合黏土，属于人工合成，但没有气味，对身体也无毒害作用，而且具有较强的延展性和可塑性，便于加工制作。软陶在早期盛行于欧美和台湾地区，作为一种前景光明的工艺品材料在大概十几年前进入到了中国大陆。除此之外，手工制作的传统工艺品还存在着许多不足，例如，工艺复杂、制作周期较长和难以批量制作等，手工制作可以用来制作收藏级的精典工艺品，不能完全抛弃，但是为了能够满足当代人们的审美和生活需求，极其有必要采用机械自动化工艺来对手工制作进行辅助生产。例如，在当代电脑的普及和软件的发展，不断提升了机械制作工艺的技术水平，即便是剪纸图案非常复杂，也能够利用激光雕刻和橄榄核机雕刻来实现。当然，机械再先进，在某些地方也能以匹敌精致的手工，然而机械工艺的批量生产是手工艺难以替代的，所以说在加工原材料或者中低档的工艺品时，采用机械工艺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综上所述，在当代设计旅游工艺品方面有两个重点，其一就是对传统的材料工艺进行深入的研究和理解，其二就是利用创新研发出新型材料和新的工艺技术。

民俗文化论文篇4

民俗是生活于某一特定地域的民族或人们共同体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习俗惯制，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人类的活动方式。显然，民俗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

民俗文化产生的历史十分久远。人类要生存，离不开基本的物质生产活动，衣、食、住、行的物质民俗行为便与人类的活动相伴相生。人类要繁衍发展，离不开两媾与生育，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至关重要，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婚、育习俗。其他诸如信仰、礼仪、节日、游艺等精神民俗也都是在人的活动过程中逐渐出现和形成的。可以说，自从有了人的活动，便有了文化的创造，也就有了民俗活动形式。民俗文化是人类文化中最古老和最具有生命力的。

民俗文化一般分为物质民俗、社会民俗和精神民俗几大类别。物质民俗指人们日常的衣、食、住、行等生产生活方式及相关的习俗礼仪；社会民俗包含家族村社、婚丧嫁娶及人生礼仪等相关内容；精神民俗则以信仰、节日、民间文学和游艺为其代表。民俗文化囊括和涵盖着人类民俗文化的一切领域和方面，同时，又自成体系，内容极为丰富，具有浓郁的民族与地域特色。

民俗文化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考古学和地理学资料表明，青藏高原是人类的故乡之一。至迟在1万至5万年前，高原便有古人类的活动足迹。发现于藏南定日县苏热、藏北申扎县珠各勒、多格则和各听、阿里日土县扎布等五处地点的达200余件旧石器便是明证。距今四五千年前，各地已普遍进入了新石器时代。[1]阿里、那曲、拉萨、昌都、山南、林芝、墨脱等地几乎遍及全藏的大量新石器的发现，特别是昌都卡若遗址和拉萨曲贡遗址的发现和发掘，证明高原的远古先民已创造了堪与中原新石器文化相媲美的古文化。

如果说混沌之初人类之始以至旧石器时代民俗文化的具体情形我们还无从知晓，那么，民俗文化的滥觞则有据可考于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昌都卡若原始村落遗址的发掘为我们提供了一幅远古先民生活的图景。卡若遗址位于东部昌都西南约12公里的卡若村附近，遗址面积约10000平方米，发掘出土了大量建筑遗迹及石器、骨器、陶器和各种动物骨骼、粮食等。发掘了房屋基址28座，有圆底房屋、半地穴式房屋和地面房屋三种类型。发掘出用作生产工具的各种石器近8000件，骨器约400件。出土的生活用具中有陶片20000多片，分罐、盆、碗三种器形。装饰品共出土50件，种类有笄、璜、环、项饰、贝饰、牌饰等。[2]卡若文化为我们展示了远古先民衣、食、住、佩饰等物质和精神民俗的基本风貌。

继卡若遗址之后，拉萨曲贡遗址为我们揭示了腹心地区距今三四千年前远古居民生活的情形。曲贡遗址分早期文化遗存和晚期文化遗存。在早期文化遗存中，出土了多种器形的石磨盘50件，磨石（磨棒）44件和石杵7件。这些磨盘磨石主要用于加工谷物。出土陶片50000余片，陶器种类有罐、盂、杯、碗、豆、盘、器座等，以罐为主。出土装饰品23件，质料为骨、陶、石三种，其中有骨牌饰1件，骨笄7件。出土的动物骨骼中有牦牛、绵羊和狗等，牦牛和绵羊在当时饲养已比较普遍。在晚期文化遗存中，发掘土坑石室墓29座，墓葬形制为竖穴土坑式，平面形状有长方形和方形两种，墓坑内一般用砾石块堆垒成壁，葬式主要是二次葬和屈肢葬。曲贡土坑石室墓的绝对年代当在公元前8世纪前后，最晚不会晚于公元初年。在M203墓坑内出土一件铁柄铜镜。曲贡遗址还出土了两件网缀，在几座灰坑中还发现了鱼骨。[3]这一切，都为我们提供了了解当时拉萨一带土著居民生产生活的重要资料。

各民族丰富的神话传说，也形象地反映了高原远古先民的生活史。藏族、门巴族和珞巴族都有“猴子变人”的神话，讲述远古先民树居野处，以采集和狩猎为生，后逐渐繁衍，形成人类各支系的情形。珞巴族的许多神话，还讲述了人类如何受鸟的启发发明了弓箭，受蜘蛛活动的启迪学会了织布等。

据敦煌文献和藏文史籍载，古代曾经历过众小邦统治。其中“十二小邦”之一的雅隆悉补野部后来不断壮大。约公元前3世纪，聂赤赞普作为第一个赞普（王）出现于藏族历史上，当时还修建了称为雍布拉康的第一座宫堡。到第30代赞普达日年塞时，诸小邦的大部分领地已归于悉补野治下。经过松赞干布祖孙三代的励精图治，在公元7世纪初，统一了吐蕃全境，建立了强大的吐蕃奴隶制政权。其时，“南方之‘珞’与‘门’”亦被收为属民，当时珞瑜的珞巴人和门隅的门巴人已臣属于吐蕃政权。吐蕃时代，是藏族文化大发展的时代，也是民俗文化走向兴旺繁盛的时期。从史料看，当时民俗文化的主要方面和形式已基本定型。如衣以毛褐，食以乳酪、牛羊肉和炒面，饮以酒浆和茶，住为“屋皆平头”的民居和“拂庐”（帐篷），信仰有自然崇拜、苯教和佛教，娱乐有歌舞、棋类、球类、抱石、赛马、摔跤等形式。此外，礼仪、婚丧等都有成文的规定和俗成的定制。在吐蕃时代就已成型的民俗生活的基本范式，一直绵延发展，影响至今。

吐蕃之后的一千多年间，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和同各民族文化交流的扩大，民俗文化得以不断发展和丰富，成为独具特色的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

民俗文化自成体系，源远流长，具有鲜明的特征。这些特征集中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地域性特征

地域性特征是民俗文化区别于其他民俗文化最显著的特征之一。

世界上每一个民族都生活于特定的地域范围内，其民俗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与地理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地理环境是人类生活的地理空间和赖以生存的自然基础，也是从事生产活动以及获取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源泉。地理环境决定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而各地的地理环境无论是地质、地貌、气候、水文、土壤和生物等因素以及它们有机构成的自然综合体，都有着明显的地域差异。因此，各民族的民俗文化必然带着各自鲜明的地域特征。即使是同一民族，由于居住于不同地域，其文化也会有一定的差异。民俗文化正是如此。

民俗文化产生于高原这一地球上独一无二的地域范围内。地处世界屋脊，其北部是昆仑山脉，西北部是喀喇昆仑山脉，中部是冈底斯——念青唐古拉山脉，南部是喜马拉雅山脉，东部是横断山脉。这些高大的山脉构成了高原地貌的骨架。的地势和地形结构可分为藏北高原（包括阿里高原），地处昆仑山、唐古拉山和冈底斯——念青唐古拉山之间，即“羌塘”（意为北部高地）的广大地域。藏南谷地，位于冈底斯——念青唐古拉山和喜马拉雅山之间，包括雅鲁藏布江及其主要支流拉喀藏布、年楚河、拉萨河、尼洋河等流域。喜马拉雅山地，主要指喜马拉雅山脉南坡和东南坡。藏东高山峡谷区，即最东部的怒江、澜沧江和金沙江峡谷地带，地处横断山区。[4]

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造就了独特的民俗文化。辽阔的藏北高原地势高寒，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境内有众多的湖泊和纵横的水系，是野生动物的乐园和天然的牧场。人们世代逐水草而居，创造了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高原游牧文化。牧民食以乳酪牛羊肉，穿、用以裘皮和毛织品，居以牛毛帐篷，行以马、牛代步和驮运。还有那高亢的牧歌、豪放的赛马、剽悍的性格，处处展现出游牧文化的风姿。藏南谷地海拔在2700-3700米之间，这里土层深厚，土壤肥沃，适宜农耕。人们从《猴子变人》的神话时代开始便从事农耕活动，延续至今，创造了的农业文明。人们食以糌粑，聚族居于平顶的楼屋。雅鲁藏布江中游河谷平原，是远古文明的重要发祥地，相传最古老的居民首先出现于此。的第一块农田、第一座房屋、第一个赞普，无不与雅隆河谷相联系。正是雅隆悉勃野部的崛起，经过长达数百年的攻伐兼并，到公元7世纪前期才由松赞干布统一了高原各部，建立了统一的吐蕃政权，使的文化地域最终形成。至今，雅鲁藏布江中游地区仍是最主要和最富庶的农业区。藏东三江流域属高山峡谷区，江河切割，沟壑纵横，气候呈立体分布。人们从事半农半牧的经济活动，依山势建房聚族而居。喜马拉雅山南坡和东南坡气候温和，多雨潮湿，森林密布，动植物资源丰富，决定了人们的经济活动方式长期以采集和狩猎为主，兼事刀耕火种的传统农耕。由于多林木，人们的生产生活用具、建房盖屋多以林木为主。潮湿的气候又使人们居住于杆栏式竹木楼内。正是地理环境的差异决定了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差异，并导致民俗文化地域性特征的形成。

民俗文化的地域性特征是区别于高原以外其他民俗文化的显著标志。同时，在高原内部又有许多小的地理单元，不同地区的文化又带有一定的地域色彩，它们共同构成了民俗文化多姿多彩的风貌。

2、民族性特征

民俗文化是由各民族共同创造的。藏族、门巴族、珞巴族以及＠①人和夏尔巴人，他们共同生活于高原，也都有自己的民俗文化。从语言到婚丧嫁聚，从信仰节日到衣食住行，在民俗文化的方方面面都有着浓郁的民族特色。民俗文化表现出的民族性特征，又与其地域性特征有某种一致性。藏族主要居住于雪域高原，而门巴族、珞巴族、＠①人和夏尔巴人无一例外生活于喜巴拉雅山南坡和东南坡的广大地域。

藏族是高原的主体民族，从分布地域和人口数量看都占绝对优势。藏族创造了辉煌灿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她的建筑、医学、天文历算、宗教典籍、文学艺术、歌舞戏剧等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是中华文化和人类文化的宝贵财富。藏民族的民俗文化恢宏博大，在民俗文化系统结构中占据着主导地位。

门巴族和珞巴族也是高原的远古居民，他们的族称源于其居住地“门隅”和“珞瑜”。在古藏文文献和碑铭石刻中，有对“门”和“珞”的记载。如公元823年立于拉萨的《唐蕃公盟碑》记载了“门”听命于吐蕃的内容：“此威德无比雍仲之王威严煊赫，是故，南若门巴、天竺，西若大食，北若突厥、拔悉蜜等，虽均可争胜于疆场，然对圣神赞普之强盛威势及公正法令，莫不畏服俯首，彼此欢忭而听命差遣也。”[5](P43)这是藏文文献中对“门”的最早记载。藏族著名学者恰白·次旦平措先生指出：“‘门’这个词，在藏文中指地势低凹，山谷狭窄，被浓密的原始森林覆盖之地”，并考证：“中印边界东段的传统界线与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之间包括门隅、珞瑜、下察隅等在内的广大地区，……在的历史上，以上地区的总名称就叫‘门隅’。居住和生息在那里的人们，被称作‘门巴’（包括珞巴人）。”[6](P1)敦煌吐蕃文献中有对“珞”的记载。《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大事记年》第三条有如下记述：

“及至鼠年（高宗永徽二年，壬子，公元652年）赞普驻于辗噶尔。大论东赞抚服‘珞’、‘赞尔夏’。是为一年。”[7](P101、207)这是关于“珞”的最早记载。

后期的藏史典籍也多次记载了“门”和“珞”的情况。如成书于1363年的《红史》在讲述松赞干布的事迹时记载道：“将南面的‘珞’、‘门’，西面香雄，北面的突厥，东面草地居民和森林居民收归治下”。[8](P32)藏族学者巴卧·祖拉陈瓦于1564年所著的《贤者喜宴》一书，除有与《红史》相同的记载外，还具体描述了“门”人和“珞”人的生活情形：“……食不种自收之谷，以树叶为衣，好似动物住在森林里，如同‘珞’和‘门’人遍布藏区。”[9](P155)这些史料说明，门巴和珞巴是自古就生息、繁衍于高原的土著居民。

门巴族生活的门隅地区位于喜马拉雅山东段南坡，北依藏区，东连珞瑜，南抵印度，西邻不丹，面积约10000平方公里。这里自北部海拔4000多米逐渐向南降至海拔1000米左右，形成了一个由北向南倾斜的低地。门隅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门巴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具有民族和地域特色的民俗文化。

珞瑜位于门隅以东、雅鲁藏布江大拐弯以南，珞巴族世世代代居住于此。在珞巴族生活的上珞瑜墨脱地区，多次采集到石斧、石锛、石凿和石纺轮等磨制石器，说明远在三四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珞巴人就是喜马拉雅山林的主人。珞瑜地区山高林密，峡谷纵横，交通险阻，与外界联系极为困难。珞巴族在封闭的地理环境中发展十分缓慢，直至20世纪50年代，许多部落仍以采集和狩猎为主，辅之以刀耕火种的农耕。生产工具极为落后，以木质工具为主，铁器很少。其社会发展处于父系氏族社会阶段。原始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结构，是珞巴族文化包括民俗文化生成的土壤，决定了珞巴族民俗文化古朴、拙野的风貌。珞巴族民俗文化在民俗文化中独树一帜，特色鲜明，许多民俗现象还带有初级阶段的某些特征。

＠①人和夏尔巴人也是世居高原的古老居民。＠①人分布在高原东南部察隅一带的额曲、察隅曲、格多曲和杜莱曲流域，其境东接缅甸，南抵印度，西邻珞瑜，北依藏区。境内地势北高南低，山高谷深，气候温和，雨量充沛，物产丰富，其地素有“江南”的美誉。＠①人同珞巴族关系密切，其地域环境和社会发展程度与珞巴族很相似，民俗文化也有许多相通之处。夏尔巴人居住于喜马拉雅山南坡的樟木口岸和定结县陈塘一带，目前多数人生活于中尼边境和尼泊尔东北部。夏尔巴人古代曾居住在东部，后迁徙至现境生活至今。夏尔巴人的文化同藏族文化关系密切，民俗文化受藏族文化影响很深。同时，夏尔巴人的民俗文化又带有浓郁的地域文化特色。

各民族创造的民俗文化，共同构成了多元整一斑斓多姿的民俗文化。

3、互融性特征

民俗文化的互融性特征，首先表现在对外来文化的兼收并蓄、改造融合方面。

这片广大的地域，并非如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是一片与世隔绝的孤岛。从地理位置看，地处亚洲腹地，是东亚、南亚和中亚的连接带和枢纽。从文化地域看，又处于东方文化、南亚文化和中西亚文化相接触、撞击的交汇点上。自古以来，就同周边地区有着交往和联系。昌都卡若遗址发掘的遗存文化表明，远在新石器时代，文明便与黄河流域文明有着紧密的联系。拉萨曲贡遗址出土的铁柄铜镜，据研究可能来自中亚或南亚，证明至迟在公元前8世纪，就同中亚和南亚有着文化交往，[3](P216)在吐蕃时期和吐蕃以后，同周边民族地区尤其是同中原地区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交往进一步扩大。印度、尼泊尔佛教文化，中原儒家文化，以及建筑、工艺、医学、历算等传入，对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然而，文化（包括民俗文化）对外来文化兼收并蓄的吸收过程，也是一个不断改造融合的过程，在吸收的新文化中不断注入本民族的文化精魂，对外来文化经过选择和取舍而融入本土文化结构中。因此，文化（包括民俗文化）始终未失去自己的个性而成为独树一帜的高原文化。

其次，表现在区内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互融上。各民族虽有各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但他们共同生活于高原这一地域范围，彼此间交往的历史相当久远，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联系十分紧密。藏、门、珞都有“猴子变人”的神话，门巴族有《三兄弟河》的传说，珞巴族有《阿巴达尼和阿巴达珞》的神话，＠①人有《阿加尼》的传说。这些神话传说的一个共同之处就是认为境内的藏、门、珞、＠①人祖先是同胞兄弟，反映了各民族紧密的文化联系和对同一血缘祖先的认同心理。在各民族的文化交流中，藏族文化始终处于强势地位，对其他少数民族文化产生的影响较大，门巴族和夏尔巴人的文化便较多地受到了藏族文化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带有藏族文化的色彩。然而，民族文化交流从来都是一个双向交互作用的过程，彼此的文化相互产生影响、互融和渗透。就门、藏文化交流而言，门巴族文化也曾对藏族文化产生过深远影响。如第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的诗歌《仓央嘉措情歌》便是门、藏人民共同喜爱的艺苑奇葩，是门、藏文化交流的结晶。

再次，表现于宗教文化与世俗文化的互融。

宗教，在传统社会占据着重要地位，对民俗文化也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繁多的宗教节日与仪式，日常信仰礼俗中的念经、祈祷、转经等活动，婚丧嫁娶中的种种繁缛礼俗，无不带有宗教影响的深深印迹。

然而，民俗文化既有宗教性的一面，也有世俗性的一面，表现出宗教与世俗互融统一的特征。就物质民俗而言，衣、食、住、行是人类生存的基础，为获取生产和生活资料所从事的活动是最现实最功利的活动，祈求神灵保佑只是手段，使庄稼丰产、吃饱穿暖、出行平安才是目的。在社会和人生礼仪习俗领域，婚、育、丧等活动中有较多的与宗教相关的仪式，但其目的仍是关注生者的幸福与平安，或让死者早日转生找到理想的归宿。节日活动中人们虔诚地瞻佛拜神，观看宗教戏剧表演，有着神圣庄严的一面。同时，人们举行和参加节庆活动主要是追求欢乐和愉悦，节日活动中的歌舞、摔跤、射箭等游艺竞技活动更是以追求娱乐为目的。民俗文化有着宗教性与世俗性的互融统一，神圣性与娱乐性的互融统一的特点。

4、时代性特征

民俗文化还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民俗文化是历史的创造物。任何民俗文化现象都积淀和融铸着该民族千百年来创造的文化状况。民俗文化既有历史的传承性，又因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和变化，呈现出特定时代的文化风貌。在民俗文化发展史上，卡若文化、吐蕃文化和封建农奴制文化都带着鲜明的时代印迹。

在当代，民俗文化的时代性特征更为明显。随着社会的巨大变革和经济的发展，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和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思想文化观念都发生了许多变化。这些变化，表现于民俗文化的方方面面。无论是衣食住行、婚丧嫁娶还是节日游艺，无不表现出鲜明的时代变迁与历史进步。

三

风情习俗是民族的标识和徽记。一个民族的习俗文化，又是最能体现民族心理、民族性格、民族精神和民族审美情趣的文化现象。民俗文化，表现了各族人民坚忍不拔的奋进精神、刚毅、强悍的民族性格和诚信无私的道德原则，折射和展示出各族人民的精神风貌。

坚忍不拔、生生不息的奋进精神，是民族精神中最重要的特质。高原，自然环境极为严酷。或冰天雪地、高寒缺氧，或峡谷纵横、山高路险。在这样一个近乎生命的严酷自然环境中，各族人民以顽强的毅力，百折不挠的精神，生生不息、奋斗不止，创造了令世人为之惊叹的灿烂文化。在洪荒远古时代，食物极为匮乏，先民们或采集或狩猎，后又驯养牦牛绵羊，以肉为食以皮为衣。狩猎、耕种缺乏工具，先民们以石以骨以木为器，一步步创造着人类的古老文明。地震、冰雹、洪水、瘟疫等天灾，攻伐、争斗、杀戮等人祸，虽然给高原人带来过种种磨难，但人们仍一以贯之，不屈不挠地顽强生存了下来。经过长达数千年的不懈奋斗，雪域高原上出现了巍然耸峙的雍布拉康、布达拉宫和金碧辉煌的佛堂庙宇。还有汗牛充栋的典籍，独具特色的藏医，瑰丽多姿的艺术，异彩纷呈的民俗文化。正是高原人那坚忍不拔、生生不息的奋进精神，才有了如此辉煌的文化的伟大创造。这种坚忍不拔的奋进精神，今天仍是建设新，开创新生活的动力源泉。

民族刚毅、强悍的民族性格，来自于生存环境的压力和严酷自然环境的磨砺。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时代，人在大自然面前显得渺小而无助，惟有力量、勇敢、坚毅与自强不息，才能维系生命的延续和保证民族的发展。因而，崇尚雄健、力量和勇敢成为人们普遍的审美倾向。正是由于大自然的严酷和生存环境的艰难，以及与这一特殊环境相伴相生的生产生活方式，才造就了民族刚毅、强悍的民族性格。

跑马射箭是藏族人普遍喜爱的体育竞技活动，是藏民族勇敢、强悍民族性格的形象表现。赛马场上，一队队骁勇强健的骑手激烈角逐，斗勇斗智，优胜者会受到人们英雄般的崇拜。藏族男子腰挎长刀，头缠色线，身着藏袍，衣饰上缀以虎皮豹皮，处处显现出男子汉的英武阳刚之气。而珞巴族男子头戴熊皮盔帽，身挎弓箭，腰插砍刀，男女饰物均用虎、豹、熊、鹰等猛兽猛禽的爪、牙、骨和羽作装饰。在居室的屋檐和墙壁上吊挂一排排兽角兽头，这也是对力量和勇敢的崇尚和夸耀。＠①人亦如此，挽弓佩刀，喜用兽角、牛头作饰。从衣饰、居住、游艺等民俗形式和活动中无不表现出各族人民刚强、豪放的民族性格。

诚信无私是各民族普遍信守的道德原则，也是人们关于人格美的评价标准。人们以诚实为美，推崇公正无私，待人诚恳热情，极为重视友谊。这些道德原则的形成，有着深刻的社会与自然原因，与人们所处的人地关系和生产生活方式密切关联。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当人还不足以取得对自然的支配地位时，需要全体成员的共同努力。只有公正无私、真诚信任，才能团结一致，众志成城，从而为氏族、部落和民族的发展谋得利益。尤其是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时代，个人离开了群体就等于死亡，集体力量的扩大就意味着对自然的敌人和社会的敌人的胜利。因而每一个氏族成员都有着对集体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古老的集体劳动、平均分配和原始民主培育了人们诚挚的无私的心灵，也强化了对朋友的友谊。这些古老的道德原则世世代代为人们所承继下来，已成为一种传统美德受到人们的信守和珍视。

诚信、无私与重视友谊在民俗文化中有着鲜明的表现。藏族、门巴族和珞巴族择偶和交友时将诚实和正直作为一条重要标准。到藏族家做客，无论是否相识，主人都会捧出甘醇的青稞酒和浓香的酥油茶热情款待。与藏族交友，他们可以掏出一颗诚挚的心，愿为你付出一切。当你到珞巴族、门巴族和＠①人居住的喜巴拉雅山区游行，会在路旁沟畔见到一些装有物品的背篓就地摆放，背篓上压有石块或木棍，表示这是“有主之物”，任何人都不会去触动这些已有主人的东西。珞巴族谚语云：“不捡不是自己分内的东西，不收不是自己种植的庄稼。”珞巴族热情好客，家中来了客人，主人会倾其所有招待，客人吃喝越多主人越高兴。一些部落的待客习俗尤为别致：宾客至，主人热情迎至客房，取来酒、肉、菜，由客人自行杀猪宰鸡饮酒，视同家人，给朋友以最大的信任。各族人民对朋友、对客人无不是真诚相待，诚信无欺。

当代社会生活，日新月异。民俗文化在新的时代将会更加多姿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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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蔡巴·贡噶多吉著，陈庆英等译.红史[M].拉萨：人民出版社，1988.

民俗文化论文篇5

（一）厅堂类家具陈设鄂南地处江南，民间建房注重选址和朝向，传统村落遵循“枕山、环水、面屏”的理想模式，民间俗有“坐北朝南屋，子孙后代享清福”之说。鄂南一带依山就势，靠近泉水，建筑形制多为封闭天井式小合院。不同房屋有不同用场，建筑无论大小，均可分为堂屋、睡房、厨房、杂屋等，并讲究尊卑秩序。通城一带视正房为尊，由家长居住，晚辈则住偏房。堂屋是起居会客和礼仪的综合功能空间，具有规矩、严肃，又有一定的文化和生活气氛。自古以来，中国人向以能居高堂敞屋为荣耀和理想，即所谓“堂之制，宜宏敞精丽”。鄂南传统民居中可以窥见这样的居住理想，但是，相对于祠堂的厅堂类陈设，居住类厅堂陈设有相对秀气的尺度比例，小家碧玉式的精雕细琢，并且有三方面的特点。其一，陈列讲究规范化的对称性以及长幼尊卑的秩序性。堂屋的设计往往采用对称式的布置方式，堂屋家具陈设的中心是靠墙的翘头案，案前方八仙桌，桌两侧则配圈椅、扶手椅或太师椅。太师椅一般都成对放在厅堂正中，中间会搁置方几，高度与太师椅的扶手大致相近，用来摆放杯盘和茶具，也有两侧依次排列的满堂陈设，一般是四几八椅，表现出厅堂空间的严肃与传统尊卑礼仪的秩序性。其二，多功能灵活性和实用性。鄂南的传统民居建筑平面布局，以天井为中心展开，在面阔方向上一般为三开间或是五开间，甚至达到七开间。纵向延伸通常为两至五个天井。因此，厅堂处于中轴线上，是面相天井的半开放式空间。龙潭乡三班口村一位近八十岁老人讲述，过去房屋一间连着一间，俗有“下雨天串门不湿鞋”一说，而且厅堂往往是最为热闹的场所。厅堂成了半室外的家庭公共空间，是家庭生活中心。部分厅堂也兼具祭祀功能，具备与家族祠堂相同或相近的功能，会有一些临时性的陈设布置。如厅堂中间的八仙桌，是一件多用途的家具，包括拜祭时摆放食物，祭品；一家人围坐用膳、与亲朋好友宴聚、下棋，孩子们用作书桌；有什么室内外活动，可以凑合着使用。这样的方桌，一直到今天都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在鄂南传统的古老民居中或是重修的传统住宅里，靠墙或者居中摆放，软木材质，虽然沉重，但是十分方便。鄂南博物馆藏有一特别的清代古茶架，据说也是摆放在厅堂空间中。体现了鄂南茶文化的生活民俗。茶架高1.5米左右，摆放在厅堂空间。茶架带有储物功能的抽屉，上面可搁置茶叶及茶具，中间段为木质茶壶，每一个部件进行精雕细琢，结构兼做装饰，非常实用。（图3）其三，雕刻工艺或精湛或略显拙朴的，题材丰富，兼容并蓄又有自己本地的特色的一面。如出现在厅堂陈设中的扶手椅有官帽椅和太师椅，在秉承明清家具风格的基础上，更具有简洁朴素，淳朴实用之风。鄂南地区出现的太师椅有整屏式与三屏式（椅背多为山字形对称格局，中间高两侧低，扶手从高到低）两种，靠背上的图案大多为“文戏武打”人物，也有雕刻文字图案，扶手雕刻则以植物纹样居多，也出现有草纹龙图案，浮雕兼透雕，层次分明，寓意多样。材质上相对而言基本都是本土生长的软木居多。因为在实际的调研走访中，很难见到名贵的硬木材质的陈设。硬质木材的家具陈设如紫檀、红木、花梨木等在通山博物馆和咸宁博物馆中都有收藏。

（二）厨房类陈设厨房的陈设与鄂南的饮食民俗相得益彰。鄂南民居中的厨房陈设，最典型的为灶台。这些灶台基本上是由农村的泥瓦匠，用田里的泥土烧制。通山湄港村古民居中的厨房灶台，临窗而设，灶台设置两口大锅，中间会搁置一个小的铁罐，用来烧水，做饭可以有热水，节约柴火，一举两得。厨房中往往还会有一个小火堆，靠墙而置，从房梁上掉下来一个竹制挂钩，可上下调节高度，设计十分便利，上面挂上煲汤的铁罐，或是水壶之类，不设置烟囱，煲汤或烤火的同时，柴火烟可以直接熏墙上挂满的腊制品。在另外一面墙上，往往会摆放水缸及碗橱（高脚），碗橱有竹制和木质两种，上部开门，下部移门，或者也有开门。有的为了避免碗橱受潮或是为了更好的采光的原因，被靠墙挂起来，与现在的西式厨房的吊柜一般。

（三）卧室类陈设鄂南地区的卧室类陈设具有江南民居陈设的普遍特点。卧室内的家具陈设有床榻，衣架，盆架、镜台、箱、柜和梳妆桌，并且多为新娘嫁过来的陪嫁物品。如红木四柱架子床，迎面门罩上雕有葫芦藤蔓，蝙蝠等图案，寓意多子多福，透雕图案之间还镶嵌有镜子，局部镶嵌大理石。其余三面围栏为细木攒接，形成各种灵芝纹的几何图案。架子床可以围合帐幔，顶部可以遮挡灰尘。还有拔步床。装饰繁简不一，雕镂，图形纹样具有吉祥内蕴和地方特色。来自通山县的一个洗脸架，朱漆雕花描金，透雕为文戏人物，实雕为花鸟走兽，四条柱脚是四龙含珠。鄂南博物馆的卧室场景中摆放有半圆桌，两张半圆桌拼成一张圆桌。实际上，半圆桌在晚清时期也在书房，厅堂空间中使用。半圆桌的牙条、腿部以螺钿嵌出美丽的纹饰，直腿，腿间有罗锅枨。造型华丽美观，高雅大方。半圆桌是江南传统的桌子类型，摆放于卧室床前，配合绣墩等使用，也可靠墙使用，桌面摆放工艺品、花瓶等。鄂南与安徽，江苏等地的陈设上有着一定的类似关联。但是在鄂南普通民居中厢房面积较小，靠墙搁置架子床后，只能在旁边靠墙加上方形八仙桌，另一面墙上则放置衣柜、箱等收纳家具。

（四）刺绣类生活用品陈设鄂南刺绣做工精巧、表现力丰富且立体感强，集中体现着“吴头楚尾”独特的民俗风情。刺绣的图案题材广泛，多取材于日常生活中所见的山水、动植物，几何图纹、花草瓜果、鸟兽虫鱼及人物等，经过夸张和概括的手法，手法多种多样，形成了特殊的装饰格调，多寓意吉祥喜庆、幸福美满、福寿平安和生活情趣。同时还赋予物体美好的想象意境，如绣花，象征美的事物和少女；绣鸟，象征自由和快乐；绣鱼，象征子孙繁衍;绣石榴，象征儿孙兴旺；绣寿字，象征幸福无边等。“喜鹊登梅”和“仙桃彩蝶”是民间最常见的图案。

二、鄂南婚嫁民俗影响下的传统陈设

鄂南民间传统婚俗具有喜庆、古朴和重礼的特点。湖北乡民大都沿袭了中原汉族的主要民俗，而鄂南在吸纳了周边地区相关风俗的同时，在某些方面更为复杂，融入了鲜明的地域特色。例如对待儿女婚事上，从议婚、订婚直至迎娶新人，相沿成习而又不可缺少的仪式竟达二三十种。在婚俗上重礼节的特点，产生了许多相应的嫁妆类陈设会摆放在家中。许多嫁妆属于地方特产，嫁妆一般是生活器具，如床、柜、台、箱、凳、桌、椅，桶、盆、盘，还有一些床上用品、衣服首饰、杯子等。诸多生活用具类嫁妆体现了母家对出嫁女的关怀，消除对新家庭的陌生感。从另外一个层面上来讲，嫁妆的奢华与否，也体现出新妇的经济地位，起到身份认证的作用。这些嫁妆一代代相传下来，如今已成为珍贵的文化遗产。笔者在鄂南一些乡镇调研中发现，一些古民居当中，依然有居住的老人，家里还留存着代代相传下来的嫁妆。其样式有的简约古朴，稍作纹饰雕刻，简练不繁琐。纹样大多为吉祥寓意，做漆饰处理。在咸宁市博物馆内，藏有许多当地的传统嫁妆类陈设。如清代贴梗匣，是联姻时，放置女方“草八字”的匣子，用于与男方合相，在婚庆民俗中是不可少的陈设物件。贴梗匣通体刷红漆，正面外拉的一对小门上雕有“福在眼前”的精美木雕图案，表面描金处理，装饰效果非常喜庆，匣子其余几方都是素板，呈现出民间朴素的一面。由于对婚俗中的茶俗礼仪的重视，茶壶也是重要的陈设艺术品了。鄂南每家每户基本都有瓷器茶壶，其中属珊瑚红描金茶壶色泽最为喜庆。能够在家中摆放瓷器的，都是经济地位较好的大户人家。诸如珊瑚红描金茶壶、珊瑚红描金耳尊、描金西瓜罐、四系盖罐等瓷器，伴随着嫁妆一起置办，摆放在家中，实用的同时增添喜庆，彰显地位。（图4）雕花礼担，是鄂南婚俗中下聘礼时放置鱼、肉、糖等聘礼的礼担，上面会披上红布，方些柏枝、红枣、桂圆、花生等吉祥物，贴鲜红双喜字送上。礼担一般是木作，鄂南因为生产竹子，传统的礼担也有用竹子工艺制作，体现了鄂南当地手工艺人就地取材，因材质用的民风，充满了鄂南乡情特色。抬盒，也是装礼品的木盒子，用来装新娘出嫁时准备的穿戴、铺垫、金银首饰、箱笼杯盖等妆奁。抬盒越多、越显富有。抬盒一般是木质深棕红，高一米左右，底部是个带框的大盘子，四周有围栏。抬盒的围栏及横梁都雕有图案，如“龙凤呈祥”，“榴开百子”“琴棋书画”“喜上眉梢”等，雕刻手法以透雕和浮雕为主，雕工精细，横梁左右两侧有圆孔，孔的周围也进行团花的雕刻纹样，抬杠从中间穿过，供前后两个人抬。（图5）

民俗文化论文篇6

1、日本民俗文化的内容展示

一个国家或民族，既有其特定的精英文化，也有其历代相承的民俗文化，尤其是民俗文化，代表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精髓，是一个国家或民俗的文化标识。日本的民俗文化充分体现了该国的历史积淀，不仅反映了该国的民间生活状况，还反映了该国的一种民族精神面貌，其真实的记录着该国的发展变化。为此，简单介绍一下日本现有的经典民俗文化内容。（1）日本的民俗宗教在日本的民俗活动中，经常会举行一些与神职人员毫不关系的民俗宗教活动，这些民俗活动与自然的宗教渊源很深，并脱离了正规宗教中的神职人员的指挥而大量的存留民间，慢慢形成了一种民间信仰，也就是所谓的民俗宗教。在日本，自然宗教是神道教，只是一种以祭祀为中心的宗教仪式体系，而祭祀是日本民间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生活方式和礼仪，是日本民族宗教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思想的传播，对日本人的生产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佛教的传承，开始与日本的神道教慢慢融合，对日本人的精神世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无论是道教的传入还是佛教的融合，更多地丰富了日本的民俗宗教内容，使其能长远发展，左右着日本民众的生活方式。在日本民间，语言、数字、饮食、人生礼仪、行为举止、家具摆放和婚丧嫁娶等都有很多民俗观念及禁忌，例如“正月扫地，福神出门”，意思是正月家里会有很多福神来光临，扫地会将他们扫出去，所以正月禁止扫地；再如有关死亡的言语，“坟场不得种花”、“怀孕不能送葬”等，这些都是日本人在生活中自然遵循的习惯。（2）日本的衣食住行衣食住行是人们的生活基本，日本的衣食住行则独具特色。和服是日本的传统服饰，其以独特的款式和高度的艺术性闻名于世。随时经济的发展，当代人的观念也开始不断变化，现在日本人的服装一般主要分为传统服饰即和服和现代服饰两类。在现在的日常生活中，一般除了从事茶道、花道的教师等特殊身份人员穿着和服外，绝大多数日本人都着现代服饰，而传统和服一般只在节日或者特殊仪式时才穿起。日本多数属于大和民族，所以将传统服饰命名为和服，又叫“着物”，除了保暖、护体外，还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服一般包括“襦袢”（内衣）、“羽织”（短大衣外套）、裙裤、腰带等，其中女式和服颜色艳丽，腰带更宽，腰部打结的地方会有个小包袱。女式和服花色繁多，高档的礼服都用丝绸做原料，饰以刺绣或者手绘图样，价格不菲。而男式和服的色彩则比较庄重，单调，多在背后饰有家徽。在饮食方面，众多周知，日本生鱼片最为著名。从古语得知，日本人“多食生冷，喜食鱼，聂而切之，便下箸也，火熟之物亦喜寒食。寻常饭菜，萝卜竹笋而外，无长物也”。日本为岛国，水稻居多，以米食为主，在副食中，多以鱼虾和海藻类植物为主。日本料理多以口味清淡、讲究色形、重视自然风味为主，其最具特色的日本料理便是生鱼片、天麸罗（软炸鱼、虾、蔬菜、蘑菇等）、鸡素烧（日本式牛肉火锅）、寿司（夹有生鱼片或蔬菜、炒鸡蛋等物的大米饭卷）、酱汤等。在居住方面，现如今日本民居主要分为传统住宅，即以木头为主要建筑原料的“一户建”型住宅，独门独院；一种是“共同住宅”，即为钢筋水泥结构的公寓式住宅；另一种是“长屋建”型住宅，是一种旧式公寓式住宅，多为木造一层或二层建筑。无论传统住宅，还是现代住宅，大部分人都喜欢进屋拖鞋，席地而睡，特色独具。在出行方面，日本最具民俗文化特色的出行工具便是木屐或者草屐。认为赤足行走是一种自然美，古时在外出行，穿上木屐或者草屐，在内行走则直接白足，别有一番趣味。（3）以相扑为主的体育活动相扑是一种类似摔跤的体育活动，秦汉时期叫角抵，南北朝时到宋时期叫相扑，在南北朝时期日本引进汉字时，将日式的摔跤称之为“相扑”。大约在唐朝时期日式摔跤引入了一些唐朝摔跤方式，形成日本相扑，现如今属于日本比较流行的一种摔跤运动。相扑被称为日本的“国技”，是日本独有的体育竞技方式。两个相扑手着装简单，只是在腰间系上一条“兜裆布”以遮住下身。相扑手按比赛成绩，分为十个等级：序之口、序二段、三段、幕下、十两、前头、小结、关胁、大关、横纲。横纲是相扑手的最高段，十两以上的相扑手称为力士，成为职业相扑手，有不菲的工资收入。因为相扑没有体重限制，身体越重越对自己有利，为此，大部分相扑手都在300斤以上，为了增加体重，他们一般采用以饮食和睡眠为主的催肥法，但是这种肥胖并非健康肥胖，力士们往往因为暴饮暴食、过度肥胖而容易患上心脏病、脑血栓和肝功能衰退等疾病，寿命普遍偏短。（4）日本的其他民俗文化日本的民俗文化各个独具特色，堪称国之精粹。除了以上的民俗文化外，日本的茶道，花道和艺伎和武士道也是别具一格。日本人饮茶历史已有近千年，其最早的茶种来自中国，饮茶的习惯也是受中国影响，但其现如今所引用的茶叶却与中国不同，主要分为煎茶、抹茶和麴茶等3种，基本相当于中国的绿茶。日本茶道之所以能够源远流长，主要是因为其在繁乱的人世中给人们带来了一种宁静祥和的精神享受。日本的花道最早源自中国隋朝时代的佛堂供花，传到日本后，伴随天时、地利和国情，使之逐渐发展成如今的规模，先后产生了各种流派，并形成女子教育的一个重要环节。花道将天、地、人三位一体的和谐统一思想完美的贯穿于仁义、礼仪、言语以及插花技艺的造型、色彩、意境和神韵之中。艺伎是美丽与哀愁的化身，是日本古代强权与男尊女卑的社会环境下，为娱乐男人所衍生出来的产物。时至今日，日本的艺伎仍然裹着神秘的糖衣，称为一种引人热议的代表，同时也是维系日本古京都风韵的象征。武士道源于日本，以为主君不畏惧死亡，不要命的觉悟为根本，强调“毫不留念的死，毫不顾忌的死，毫不犹豫的死”，为主君毫无保留的舍命风险的精神。武士们多以剖腹作为死亡方式，主要是古代许多民族主张人的灵魂是宿于肚腹之中，为此，武士们为了彰显灵魂，便以剖腹方式自尽。日本人用樱花比喻武士，为此，樱花也是日本的一种象征。

2、当下日本民俗文化的现状

日本的民俗文化彰显了日本的精神风貌，不仅是经济发展的一种表现，也是文化传承的一种展示。通过对日本民俗文化内容的介绍，归结出日本民俗文化呈现了以下几点特色。（2）变异性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从而也会一定程度的影响着一个国家的文化底蕴。伴随日本经济的快速发展，其民俗文化也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人们为了方便或者时尚，在服饰上更多的选择了现代服饰，而作为传统服饰的和服则很少在被穿及；古时的木屐或者草屐也因生活方式的改变而真正成为了一种文化，现代人很少再穿；尤其是居住上，更多人选择了现代式的公寓住宅，旧时的木屋也只是作为消遣时的去处。可见民俗文化的变异正在潜移默化的进行着。（3）变质性民俗文化并不都是美好的，其亦有是非美丑之面。旧时日本民俗文化中更多展示的是日本民间的自然美，无论是民俗宗教，还是自然风光，在历时历代的笔者中都极力去追求的便是其中的自然美。而如今诸多民俗文化已经被金钱或者欲望所迷惑，使得一些民俗活动变成了赚钱的工具或者满足人们望的奴隶，这种变化发人深省，值得深思。

二、对日本民俗文化的保护政策

日本的民俗文化，孕育着悠久的历史，经过世代相传，对日本来讲，甚至是对世界来讲，都是极为宝贵的。对于高度现代化的今天来讲，如何保护好民俗文化，做好其发展前景的规划，是极为重要的。为此，民俗文化保护对策迫在眉睫。在早期，日本为了保留文化遗产，针对传统艺能和其他民俗文化进行了保护对策的建立。对艺能表演艺术家和工艺美术家们进行认定，认定方式有三种：即个别认定、综合认定和保护团体认定。其中，国家指定的重要无形文化遗产里有一项是将具有高度技能,能够传承某项文化遗产的人定为人间国宝。人间国宝是属于个别认定的范畴之内的，国家每年给这样的艺术家和团体提供一定的资助。而且还特别注重培养能乐、木偶净琉璃戏、宫廷音乐等方面的后继者，并由国家提供一定的资金赞助。当然，这种无形民俗文化遗产的传承工作，除了国家的资助以外，日本艺术文化振兴协会也对该项事业提供一定程度的赞助。国家建立了民俗博物馆。主要是针对部级重点文物——有形文化遗产进行收集和整理,同时国立文化遗产研究所也在文物的修复和保存上做一些相关的调查研究,并进行广泛的国际间的学术交流。除此之外，日本对民俗文化进行了政府干预同时，还特别注重提高国民的保护意识，积极倡导各地区各团体的参与合作，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人人保护民俗文化的意识，毕竟政府的力量是有限的，但是民众的力量才能更好地推动民俗文化保护政策的实现。

民俗文化论文篇7

（二）星级酒店特色文化经营更符合顾客的要求。现如今，单一、快捷的酒店模式已经到了需要改变的情况，当在所有东西都标准化的同时，就缺少了那份特殊的魅力，所以说酒店需要自己独特的文化特色，而不是完全的标准化。再有，酒店融入民俗文化能拉近与当地距离，更加让人感受到当地的氛围，同时，酒店融入当地的民俗文化也会使得当地居民有亲切感，使得他们容易接受酒店，接受起来也不会有陌生感。只有这种标准里透着特殊，制度里透着民俗，会使得酒店本身散发出一种不一样的气息，从而使酒店有着自己独特的魅力，更会使它建立起稳定的消费群。

二、星级酒店文化内涵与民俗文化融合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理念不同会产生矛盾和冲突。中国地域幅员辽阔，各族人民的文化五花八门，为我国文化增添了不少魅力，但是不同的文化就有不同的禁忌，在酒店建设和服务过程中如果没有去注意，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危害。例如满族在饮食、住房、甚至在节日时期有很多禁忌。在饮食中，满族禁止剁母猪或其它雌性畜肉，他们认为母亲给了他们生命，剁雌性牲畜的肉会遭到复仇；禁止在属鸡的日子里吃新米，因为鸡的消化能力很强，吃新米意味着常年都会肚子饿。这些独具特色的文化，给民俗文化带来神秘和独特感，但在民俗文化与酒店文化交融时，也可能会导致酒店在经营和管理方面与当地名俗文化出现一些矛盾和冲突。

（二）可能会对酒店的整体利益有损害。有些少数名族会有不同寻常的民俗习惯，而酒店是以利益为主，从而导致了某些方面民俗文化与酒店文化不融合，出现一些利益上的损害。如有些地方民族会对某种动物十分崇敬而不去吃它，再有有些地区民族会有很严格的男女之防，而酒店要从全方位无死角的去服务顾客，这里面的矛盾冲突是无法调节的，一旦酒店妥协就会丧失许多财务收入，而长久以来形成的民俗文化是更加不可能妥协的，这就形成了一个怪圈，谁也都不妥协于谁，酒店无法去吸收当地的顾客源，而当地居民更不愿意酒店在此常驻，这种情况长期以来会造成酒店利益的严重损害，而且不仅仅体现于经济方面，还可能会造成无法弥补的名誉上的损失。

（三）文化特色不明显，雷同现象严重。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顾客的需求越来越多样化，这就导致了市场需求的差异性。而最大的差异性莫过于文化的差异性，如果通过文化表现出全方位的魅力进而引起顾客的共鸣，这样就可以给顾客留下美好而又深刻的回忆，可以大大增加酒店的核心竞争力。但由于与民族文化融合的酒店一般都会在具有丰富的民族风情的地域建立，当地的民族特征都会隐隐约约的被体现在酒店的设计与经营上，这就使得该地域以某一文化为主题的酒店在餐饮产品、装修艺术以及环境氛围的上会和其他酒店出现相似甚至雷同的部分。尤其是现如今跟风现象严重，民族风俗文化的酒店本身应该传递的是一个极具个性化的概念，但是在同一区域内非常容易发生模仿或者抄袭的现象，一系列雷同现象就会导致行业内的恶性竞争和消费者的审美疲劳。

三、星级酒店文化内涵与民俗文化相融合的建议

（一）明确酒店文化与民俗文化融合概念。对酒店功能、布局、发展趋势的不完全把控是酒店文化和民俗文化融合过程中产生冲突和矛盾的主要原因。“中国酒店业教父”魏小安曾提出，酒店在设计中的基础性原则是功能决定结构，结构决定形式。所以，对于一个酒店来说首要的一点是功能，而后是结构最终才是形式。在实践中，我们应该从酒店的功能为出发点，功能是建立具有民俗文化的特色酒店的基础，而后从结构出发，进而在决定在这个过程中所应该采用的形式。如果仅以模仿这种方式创建一个民俗文化特色酒店，那绝对是在文化的形式或核心的步调上有了部分的理解差错。所以，具有民俗文化的酒店，首先要明确自己的主题，然后确定结构，再从结构上确定采用何种文化形式。

（二）对民俗文化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酒店吸取民俗文化时，有许多民俗文化并不适用于酒店文化，这就依靠于决策者的判断力了。一个好的决策者是一个酒店发展和建设的舵手，而在酒店文化和民俗文化的交融时，一个好的方向尤其重要，该舍弃的地方必须舍弃，一切为了酒店利益出发，找到适中的折中点，这样既不会让当地居民对酒店保持一种抵触态度，又不会损害酒店的整体利益，将酒店文化和民俗文化完美融合。

民俗文化论文篇8

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内容基本由文学史和作品选两大部分组成，具有相对固定的特点。从先秦文学、秦汉文学、魏晋南北朝文学乃至唐宋元明清文学，这些文学历史的脉络基本不变，教学的内容无非是文学史中重要的作家作品及文学流派等内容。相对固定不变的教学内容若要讲出新意和变化，只能依赖于评价视角的转换和改变。而民俗文化因素的渗透与运用就是一种新的评价视角和教学思路，不仅能揭示出古代文学的内在文化含义，同时更为重要的是从民风民俗视角切入教学，才能有效地消除学生的认知断层，从真实的文化氛围中领会作者的思想和创作意图，得到真知和教育。民俗文化的内容丰富繁杂，需要教师结合古代文学授课内容加以整理和挖掘，再配以课件、图片、实物等教学手段，全方位展示。1.对古代文学作品中的民俗文化因素的还原揭示讲授者能否对古代文学作品中的民俗文化因素进行准确还原和揭示，首先关系到对作品的正确解读。尤其对于古代诗歌来讲，其蕴含的民俗文化因素往往不着痕迹，讲授者若昧于当时的风俗民情，难免有郢书燕说之失。如唐代诗人苏味道《正月十五日夜》中的名句“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讲授者若不了解“星桥”为古代元宵节期间令人观赏的灯的名称，就会想当然地认为是被灯装饰的河桥，其实星桥即是一种灯的名称。《云南府志》云：“元宵赏灯张乐，列星桥火树于道。次夕长幼挟游，爆竹插香于其处，相传以为祛病。”《宛平县志》也云：“元宵前后，金吾弛禁，赏灯夜饮，火树银花，星桥铁锁，殆古之遗风云。”可知这两句就是描写元宵节灯火的盛况，与真正的河桥无关。由此看来，古代文学教学应关注民俗资料，这样才能保证讲授知识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其次，对古代文学作品中民俗文化因素的还原和揭示还关系到对作品的深刻理解。古代送别诗词中“杨柳”意象的解读和分析，讲授者通常也会提及古人因“柳”“留”谐音而折柳赠别这一风俗习惯并解读出该意象所蕴含的留念、惜别涵义，但仅仅停留在此就忽略了“杨柳”意象的其他文化内涵，从而也失去了对作品进行深层次理解的机会。笔者并不满足于“折柳赠别”这一民俗行为的介绍，而是通过引用各种文献资料进一步挖掘这一意象的深层文化内涵。如贾思勰《齐民要术》有记载：“正月旦，取柳枝著户上，百鬼不入家”；代段成式《酉阳杂俎》也谈到“三月三日，赐侍臣细柳圈，言带之免至毒”；体现佛教教义的《灌顶经》中述及禅拉比丘曾以柳枝咒龙，观音佛以柳枝沾水救助众生。受此影响，中国民间称柳树为“鬼怖木”，认为它有驱邪保平安的功能。尤其在唐代，围绕“柳”展开的民俗活动已经非常丰富，如在门首屋檐插挂柳枝，头上身上佩戴柳枝以及折柳枝送别等等。正是民间社会赋予“杨柳”的特殊文化功能及各种与杨柳相关的民俗活动，使这一意象不仅蕴含留念、惜别的含义，更蕴含着“驱凶求吉”的文化含义，积淀着深层的民族文化心理，从而成为送别诗词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一大意象。再如讲解李白《子夜吴歌》中的“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或杜甫《秋兴八首》中的“寒衣处处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可以适时地对诗句中的“捣衣”民俗进行还原：“捣衣”既不是捶衣，也不是缝衣，更不是洗衣，而是古代的一种生产民俗，具体来讲就是衣服缝制前的一种特殊劳作，把衣料放置在砧石上用木杵捶捣使之平软便于缝制。[3]同时运用多媒体播放唐代画家张萱的《捣练图》，其画面展现的唐代妇女捣衣情景和捣衣工具形制会让学生对捣衣民俗有更直观的印象。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捣衣多是民间女子为征人备置寒衣，常与政局动荡、战争频繁息息相关。战争越频繁，征夫越多，需为征夫制作寒衣而“捣衣”的现象越普遍，从而出现诗句中描写的“万户捣衣声”“寒衣处处催刀尺”的典型情景。在此情况下，学生自然会深刻理解作品所隐含的征人思妇的思念之情、盼归愿望以及对社会动荡、战争频仍厌恶的复杂情感内涵。总而言之，这种对作品中民俗文化因素的还原与揭示，不仅能有效消除学生的认知断层，开拓知识视野，更能有效地帮助学生理解阐释文学现象，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2.从民俗文化视角对古代文学史相关问题的阐释解读古代文学课程教学内容除了历代重要作家作品的解读外，还包括各个时期文体样式、文学思潮、重要流派、文学传播及接受等相关问题的阐释与分析，这是文学史部分的重要内容。许多讲授者在讲授文学观点时容易流于单调、教条，使之枯燥、空洞，极易导致学生学习倦怠。如果能从民俗文化视角对相关问题进行阐释和解读，讲授效果会收到事半功倍之效。比如讲解元杂剧这一文体时，都会提到其情节结构的大团圆模式，但多数讲授者在此并没有深入挖掘这一情节模式形成的深层原因和蕴含的文化意蕴，学生也只是机械性地记住了这个观点而已，对此并没有很深的体会。倘若对大团圆模式的成因能从中华民族崇尚圆满的世俗心理、讲究因果报应的民间信仰等角度进行阐释解读，讲授效果会得到很大的提高。[4]这样从民俗文化视角所做的阐释和解读，不仅可以深化学生对文学史基本问题的认识和理解，同时对拓展学生思维空间，开阔视野，实现学习广度与深度的有机结合也不无意义。

二、实践教学中民俗文化因素的应用

一直以来，古代文学课程偏于理论教学，疏于实践教学的状况已经成为影响和制约该门课程教学效果提升的瓶颈。在此背景下，如何增强古代文学课程的实践性，更好地开展实践教学活动就显得刻不容缓。笔者在该门课程的实践教学中，也尝试从民俗文化角度进行切入，注重民俗文化因素的应用，不仅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更有效提升了实践教学的效果。1.开展课外兴趣小组活动众所周知，兴趣既是学习的动力和内驱力，又是激发学习者创造性思维的催化剂。故而课外兴趣小组活动常常作为课堂教学的补充和延伸，成为课程实践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文学课程的实践教学也常常采用这一形式，只是如何运用该形式并取得相应成效需要教师提供视角和思路并精心组织。长期以来，笔者从民俗文化视角切入，围绕“古代文学与民俗文化关系”之思路，有组织、有目的、有秩序地开展了相关课外兴趣小组活动，取得了一定成效：“有组织”指的是在笔者带领和指导下利用qq群成立“古代文学与民俗文化”群，学生自愿加入，建立兴趣小组；“有目的”指的是群中话题讨论和活动开展都是围绕“古代文学和民俗文化”相关问题进行，如让群中学生利用网络资源分门别类收集整理与古代文学作品相关的民俗文献、民俗图片等古代民俗资料或描写反映民俗文化生活的古代文学作品；“有秩序”是从收集整理到分享再到问题讨论，有条不紊进行。时至今日，在qq群空间已经了兴趣小组所收集整理的与古代文学作品相关的农业生产、日常饮食、文房四宝、工艺器用、花卉草木、岁时节日、游艺娱乐、巫卜信仰等古代民俗资料和民俗图片，以及古代民俗诗词若干首。这些活动的开展，不仅激发了学生学习兴趣，而且对拓展古代文学的学习空间以及提高学生收集整理资料的实践能力也不无意义。2.进行科研活动训练一定程度的科研训练，不仅有益于学生创新意识、创新能力的培养，更有利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提高。所以大学生参与科研项目和活动，进行科研训练已成为高校实践教学环节的基本要求和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必要途径。鉴于此，笔者在古代文学课程的实践教学中非常注重对学生进行科研活动训练，可以说是上一阶段活动的自然延伸和拓展。在经历了一系列“古代文学与民俗文化”兴趣小组活动之后，学生在产生浓厚兴趣的同时必然会对相关问题有进一步探究的愿望。这时笔者就会围绕他们提出的问题与之商讨选题，提炼角度，开展研究，并进行论文写作。经过这些科研活动的训练之后，学生已先后写出《唐诗中的冬至节民俗描写》《唐代婚恋民俗诗代表作品举隅》《古代节令民俗诗词在当代生活中的价值和意义》等选题较小而不乏新颖、且适合本科生写作的小论文。更为重要的是，这是学生真实参与体验的科研活动训练，再没有其他活动形式能比这种真刀实枪的训练过程带给学生的获益大。

民俗文化论文篇9

民俗，即民间的风俗习惯，是各民族创造、享用和传承的文化现象。著名民俗学者钟敬文是这样解释“民俗”一词的：“民俗，即民间风俗，指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民俗起源于人类社会群体生活的需要，在特定的民族、时代和地域中不断形成、扩布和演变，为民众的日常生活服务。”

民俗的内容繁杂广泛，我们可以将其分为：物质民俗、生活民俗、精神民俗和语言民俗等。一个国家的文化由表层文化和本质文化两个层次组成。表层文化分布于浩瀚的古籍文献中，本质文化流传散播于民众生活中。其中，民俗文化即是本质文化，“是指民间民众的风俗生活文化的统称。也泛指一个国家、民族、地区中集居的民众所创造、共享、传承的风俗生活习惯”。

二、中学语文教学中民俗文化的核心价值

语文课程标准明确指出：“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中学语文教师应充分利用教材，挖掘教材中有关内涵，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民俗文化的价值。

1.在中学语文中渗透民俗文化，对教学具有辅助作用

在中学语文教材中，有关民俗风情描写的不在少数，如包含技艺民俗的《吆喝》《安塞腰鼓》《口技》，包含建筑民俗的《中国石拱桥》《故宫博物院》，包含服侍民俗的《陌上桑》等，包含岁时节日民俗的《社戏》《春酒》，包含礼仪民俗的《边城》《阿Q正传》《背影》等。这些民俗文化与学生的生活息息相关。在教学时渗透民俗文化，利用课文中的民俗文化成分，能缩短课文与学生现实生活的距离，有利于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与积极性。且一些文章作者本意已渗透很多民俗文化，如不了解，则很难理解其表达的真实情感和文章主旨。

2.在中学语文中渗透民俗文化，有利于促进德育教育的深化

作为中华民族瑰宝的民俗文化同样博大精深，深深地影响着每一个人的思想、行为，这种影响正是潜移默化的，润物细无声式的。比如传统节日春节。春节在每一位游子看来，不管身在何处，不论工作有多忙碌，不管路途多遥远，都要在除夕夜前赶回与亲人团聚。这是中国人特有的乡土情结，根植于每位炎黄子孙心里，影响深远，不可磨灭。这种心理共识，在非常情况下能迅速释放其能量，凝聚人们的心理共识，汇聚成共同的情感意志。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让学生多学习体会这些民俗知识，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

3.在中学语文中渗透民俗文化，有利于拓展学生的知识

民俗可分为物质民俗、生活民俗、精神民俗和语言民俗。一是熟识更多的语言文字。语言是民俗的载体，一些词汇直接陈述和反映民俗。“柳树”代表离别之意，松柏“寓意着不屈”，“牡丹”代表富贵，“鸳鸯”预示着美好的爱情等等。二能了解天文地理、礼节禁忌、立法岁时等知识。人教版教材编入的小说《边城》，作者展示了人性的善良美好和描绘了湘西地区特有的风土人情是本文学习的重点。

三、将民俗文化融入中学语文教育的策略

1.教师努力提升自身的相关素质

对教师而言，语文教师要从课程建设的角度，增强自身民俗文化的意识，认真研读领会传统文化专著，以自身的见解引导学生。在新课改的指导下，教师应积极参与到民俗文化课程资源的建设中。作为中华民族最宝贵的文化遗产的汉字，自发明的那天起，就被赋予了深刻含义。大量的汉字背后都有一段典故或神话，教师自身能不能解读，关系到民俗文化传承的质量。

2.以课堂教学为主，课外实践为辅

一方面，课堂教学是学习民俗文化的主要途径，教材是民俗文化的载体。因此，课题教学中，教师首先应吃透教材，对于涉及民俗文化的内容，要充分发挥其对语文教学的辅助作用。既让学生理解和掌握课程的中心思想和主要观点，又了解一定的民俗文化知识。虽然民俗文化教育价值明显，但毕竟不是课堂授课的中心内容，这就需要教师充分备课，在进行民俗文化的讲解和运用的时候，考虑具体的授课内容、学生的学期情况等因素，寻找有效途径和具体方法进行分析。

另一方面，根据新课标的要求，在语文教学实践中也不可忽视。民俗文化是“活”的文化，在我们生活中无处不在。学校可安排一些有关民俗文化的课外实践活动。一是邀请民俗专家学者给学生开设民俗讲座；二是多组织策划具有当地特色民俗活动的节庆活动；三是举办民俗知识竞赛、话剧表演、作文竞赛、古诗词摘抄、诵读比赛等校园文化节活动。课外实践活动不仅能丰富学生的社会经历，更使学生对民俗文化有深入的了解，效益多重。

民俗文化论文篇10

纵观中华大地的建筑、环境设计，若隐若现中都能找到它们的中轴线，以这条中轴线为基准对环境进行设计、安排。两边对称排布构建，形成对望，颔首有情的人性化环境设计。在环境中物语相通而显得生机盎然。小到一木一草的栽种都体现了人们对环境设计中民俗文化的应用。北京城的建筑就是一条以坐北朝南的中轴线为基准的原则设计。这些环境的改造设计受到各自本地的风俗文化影响，体现的是那个地方的风情，艺术设计的目的是构造适合那个地方的、符合居住者心理情感需求的环境。居住环境设计关于背山面水以求藏风纳气是民俗信仰中重要的环境设计原则，环境设计布局是人们为满足不同时期、不同角色心理需求而进行的自然物化成心理视觉和心理信息传递、承建应用的结果。此设计理念是中国传统宇宙观、自然观、审美观的一种高层次心理反映，它将自然环境、人文环境以及景观的视觉环境作为统一考虑融为环境艺术设计理论，是东方传统的环境科学。传统民俗文化体系理论中的道家上层审美境界就是对环境设计的手法，说道：“有长林可风，有空亭可月。”就是植树可以招来风，造亭台挖空蓄水可以有月。以奴风月来左右游人，就是对当今所提生态环境美化极高层面的认识形态。布局设计得当、安排合理对于创造一个舒适快活的环境至关重要，古人就已注意到这点的重要性，所以研究探索整体环境设计的理论非常丰富。

二、传统文化对环境选择设计的影响

环境艺术设计是利用艺术的方式和手法对居住环境的内部和外部结构、环境进行规划、设计以满足国人“人性化”的心理需求的活动。同时体现着中华文化“天人合一”，即人与自然相处的原则是和谐共处，共同发展的核心思想。古人概括出来的民俗文化积淀是对宅基地的选址指导理论，是从气候、地质、地貌纹理、水文、生态、风向、景观等建筑环境因素的综合评判角度出发，和建筑营造中的某些技术和民俗禁忌的总概括。不但已经对环境设计有所思考，而且已经对人心理活动及环境之间的联系进行细致的考究，也即是现代人所研究的认知心理学，在早几千年我国传统民俗文化中即有体现。如民俗信仰中的“煞”，有建筑不能正对着尖刀形的建筑或者是物体，这就中了“煞”，需要化煞。而从心理学角度可以解释，当人每天或是经常面对一尖形突兀的棱角，会对心理发展形成一种阴暗、受压迫之感，进而引发实体即心理和生理产生疾病等健康事件。所以民俗文化重视选择环境规划，重新设计以达到“顺应天命”。即使选址避免不了也有办法化煞，显然应对方法已经找到。这凸显出中华民族对环境设计的渊源留长和深厚功底，告诉我们学习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不能脱离对传统文化精髓的研究和应用。我国地处北纬，所以阳光从南往北照射，民俗文化对住宅的朝向要求坐北朝南，这样可以尽可能多的接受光照，吸收光能量有利于一切自然动植物的生长和良好发育，坐北朝南就是引用自这条原理。这对我们的环境设计指导是一步非常大的进步而且经得住现代文明科学的考验。

三、民俗文化对大环境设计的指引

所谓的大环境，即指一个村落、一个小镇、一座城市即使现代文明定义上千万人口的大都市。在规划建设和布局上都遵循着或多或少的各家民俗文化信仰理论的参考。中国很多村落现今成为一座整体的旅游胜地，众多的游客感叹这些自然村落的美。这些美跟古人民俗文化的审美角度要求有很大的关系，在设计、布局上就已经考虑了美学原理和自然环境的和谐共处，尽可能的贴切自然，利用自然的地形、地貌构造自然景观，也是我们现代环境艺术设计学所探讨的一个重要方向。从现代遗留下来的很多城市选址和布局上我们可以看出，根植于民众深处的民俗文化管理着小环境同时也经营着大环境。如晋代郭璞的一个选址建设温州城的例子：初谋城于江北（今新城），他取土称之，土轻。乃过江，等西北一峰（今郭公山），见数峰错位，状如北斗，华盖山锁斗口。谓其父曰：若城绕山外，当聚富盛，但不免兵戈水火。城于山，斗可保长安逸。固城于山，号斗城。现代勘察地质环境证明温州城由于江北。有“山如北斗，城如锁”之美称。有利的地理环境也造就了温州城如今的繁华与富有。众水所聚，气汇。这是民俗文化中说的难得的“聚水格”，此地筑城当富甲一方，如今的上海正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这些是民俗文化对大环境经营的例证，此种依据民俗文化进行城市环境布局设计的例子比比皆是，不胜枚举。环境艺术设计在关注民俗文化的基础上进行艺术加工，加入这些中华历史文化的元素，可以使现代环境显示出独特的个性特点且符合天道自然原理。

民俗文化论文篇11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交通的便捷和人们生活消费观念的转变，越来越多的人对民俗文化发生浓厚的兴趣，客观上在促进民俗旅游产业发展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将其推向了市场化的境地。与此同时，对以丰富的民俗资源著称的云南进行有关市场化的研究也有了很大的进展，内容涉及经济学、人类学等多方面，现将其研究成果综述如下。

一、国内的研究状况综述

(一)文献典籍中的记载

民俗文化市场化是经济进步和人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故国内早期专门研究民俗文化市场化的著作几乎没有，但关注商品市场与民俗文化之间关系的观念中国早已有之。从历史典籍记载进程来看，《庄子·逍遥游》记载:“宋人资章甫而适诸越，越人断发文身，无所用之”，用“章甫”(帽子)这个商品因民俗文化的不同而在市场上无法流通的事例，记载民俗与商业贸易之间的关系。司马迁在《史记》中专辟“货殖列传”专栏，以区域性民俗特点作为该传的基本框架。把各地物产概括为山东、山西、江南和江北四区，然后结合各地的民俗来阐述当时的商业活动规律，认为古代风土人情对区域贸易的影响很大。潘雄先生对此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认为，如果经济民俗学或民俗经济学能正式成为一门应用科学的话，那么这一学科的先驱者应该是中国的司马迁。此后的《风俗通义》、《荆楚岁时记》等文献也对一些民俗文化事象展开论述，但未见将民俗文化与市场相结合进行叙述的内容。

(二)经济学角度的研究

目前，关于民俗文化市场化有系统研究的成果甚少，从可以查阅到的资料来看，专著类的成果有:何学威所著的《经济民俗学》，围绕物质民俗、社会民俗、精神民俗等方面展开，阐释经济生活中的民俗文化因素，首次提出了民俗文化产业理论与实践的问题，从经济开发角度系统地研究民俗文化，将民俗文化与文化产业挂钩。民俗文化与文化产业的关系实质为民俗文化与经济的关系，民俗文化与经济的关系相辅相成，作者提出以经济腾飞带动民族民俗文化发展，以传统民俗文化的发扬光大促进经济繁荣的观点。该著对民俗文化在经济的冲击下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没有做深人地探讨与分析。论文类的成果，最典型而且最具代表性的是潘雄的《民俗研究在商业贸易中的重要性)(载于张紫晨选编《民俗调查与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一文。该文作者运用对比研究的方法，追述了中国民俗与贸易之间关系研究的最早典籍记载，见于《庄子》与《史记》，同时与马林诺斯基的“库拉”制度研究作对比分析，以实例论证的方式，阐释了民俗在商业贸易中的巨大作用:作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商人来说，只有翔实具体地了解民俗事象，才能在商品交易中获利与成功。该文只是着重论述民俗在商业化中的重要作用，对市场化给民俗事象带来的影响没有涉及。

(三)人类学角度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旅游经济正式纳人国民经济计划，作为旅游资源当中极为重要的部分，民俗文化资源随着旅游文化的发展，渐渐走向产业化道路。目前，真正对民俗文化市场化进行的研究，也着重从民俗旅游和产业化角度进行研究与分析。

从民俗旅游角度对文化资源开发进行研究、分析的成果较多。王德刚的《民俗旅游开发模式研究—基于实践的民俗资源开发利用模式探讨》(载于《民俗研究》,2003年第1期)一文，通过对民俗旅游发展经验研究，总结出了民俗旅游开发的六种模式:品牌经营模式、社区一历史(传统)街区模式、乡村模式、“生态博物馆”模式、主题公园模式、节庆活动模式。同喜琴的《论民俗旅游对旅游地民俗文化的“污染”与防治)(载于《贵州民族研究》，x006,_年第1期)，阐述了民俗旅游对旅游地民俗文化的“污染”:由于过于关注民俗文化的形式，常常导致民俗文化精神内核的丧失;伪民俗大量涌现，破坏了旅游地民俗文化的

和谐性等方面。李彬，包磊的《旅游商品化对民俗旅游本真性影响研究》(载于《商场现代化》2008年3月(下旬刊))文，着力探讨民俗旅游本真性和商品化的内涵，并力图寻求二者之间的内在张力，提出解决的建议，以获得民俗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此外，徐赣丽的《民俗旅游的表演化倾向及其影响》(载于《民俗研究》2006第3期)，李正欢，黄远水的《解读民俗旅游本真性与商品化的内在张力》(载于《哈尔滨学院学报),2002年第11期)，邱扶东的《论民俗旅游资源的保护原则与方法》(载于《宁夏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等一系列文章，对民俗文化旅游开发过程中产生的问题作了探讨与研究。

从产业开发角度进行研究的，主要有何学威的《民俗文化产业与振兴民族经济》，(载于《中南工业大学学报》,2000年第6卷第2期)，把民俗文化当作一种隐藏在人民生活与思想中的象征符号，研究民俗文化产业在振兴民族经济中的作用及可行性。姜继为，吕桂兰的《试论民俗文化与市场经济的相互融合》(载于《河北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主要论述了民俗文化与市场经济相互融合的必要性、可行性，以及民俗文化与市场经济相互融合的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民俗文化的生命力与市场经济的生长点的问题。此外，张来芳的《民俗文化产业化的构想》(《江西社会科学》，200()年第5期)，邱扶东的《论民俗旅游资源的保护原则与方法》(《宁夏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等论文都相应分析了民俗文化产业化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和可实践性。

(二)国外的研究状况综述

国外旅游产业发展较早，对民俗文化商品化、市场化研究的论著也较多，美国旅游人类学家格林伍德(greenwood. 1977)就对旅游文化的商品化给予了较多的关注。他认为，文化旅游的开展必然带来文化的商品化，但若是把文化完完全全按照商品来进行包装，就会带来极大的消极意义，因为这实际上“剥夺了文化的内涵”，同时也剥夺了构成文化的方方面面。商品化使文化失去真实性，使民俗生活置于舞台化和戏剧化之中，故格林伍德反对民俗文化在旅游开发过程中将民俗事项商品化，提倡对文化的市场持一种理性的态度。但是，也有学者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待民俗文化的商品化。以色列著名的旅游人类学家埃里克·科恩(erik cohen)就认为，民俗文化商品化、市场化使其真实性丧失的说法是不贴切和荒谬的。一种新的商品化了的民族文化，可以随时被接受为是真实的，哪怕仅仅只是市场化了的真实，同时这种商品还会得益于悠久的民族文化所赋予的深厚内涵，成为更具吸引力和市场的商品。由于有了商品经济效益带来的资金支撑，又反过来使文化产品的生产更加完善和进步，进而促进民俗文化的推广和发展。

民俗文化论文篇12

这方面其他较为重要的著作还有：王赛时《衣食住行汉唐流风：中国古代生活习俗面面观》（山东友谊出版社2000年版）、王赛时《唐代饮食》（齐鲁书社2003年版）、周新华《稻米部落：河姆渡遗址考古大发现》（浙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王晓华《吃在民国》（江苏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姚淦铭《先秦饮食文化研究》（贵州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姚伟钧、刘朴兵《清宫饮食养生秘籍》（中国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周粟《周代饮食文化研究》（吉林大学2007年博士学位论文）等。三是关于中国饮食具体门类的研究也更加细致深入。我国种茶、制茶、饮茶历史悠久，历千年而不衰，近年来人们对茶的卫生保健功能有了进一步的了解，饮茶之风日盛，带动了种茶、制茶、销茶的发展，有关茶事的研究也随之日益深入。徐海荣的《中国茶事大典》（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一书规制宏大，内容丰富，涵盖面广，可以说是对以往茶事研究的全面总结，该书的出版对后续的茶事研究将会产生有力的推动作用。关剑平的《茶文化的传播与演变》（农业出版社2009年版），站在文化交流的高度，以中国茶文化的起源、形成、传播为线索，深入细致地论述了茶在中国文化传播史上的重大作用。仲伟民的《茶叶与鸦片：十九世纪经济全球化的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该书通过茶叶与鸦片的贸易，揭示了中国茶叶对西方文明的重要影响，并推动了英国工业革命的成功。筷子是中国传统饮食中最重要的器具和汉文化圈最主要的标志之一，刘云主编《中国箸文化史》（中华书局2006年版）即以“箸”（即筷子）为研究对象，以时代先后顺序为经，以“著”的产生及与其他文化事项的关系为纬，全面深入地阐述了中国的箸文化，论证了筷子在整个中国饮食文化中重要地位和作用。此外，这方面的重要著作还有黄志根《中国茶文化》（浙江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韩胜宝《姑苏酒文化》（古吴轩出版社2000年版）、何满子《中国酒文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王旭烽《瑞草之国———中华茶文化随笔》（浙江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张平真《中国酿造调味食品文化———酱油食醋篇》（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王从仁《中国茶文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朱世英等《中国茶文化大辞典》（汉语大辞典出版社2002年版）、方爱平、姚伟钧《中华酒文化辞典》（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罗启荣等《中国酒文化大观》（广西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齐士、赵仕祥《中华酒文化史话》（重庆出版社2002年版）、蓝翔、王剑勤《古今中外筷箸大观》（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周沛云《中华枣文化大观》（中国林业出版社2003年版）、薛党辰、明《辣椒•辣椒菜•辣椒文化》（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韩胜宝《华夏酒文化寻根》（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周文棠《茶道》（浙江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陈益《阳澄湖蟹文化》（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年版）、蒋雁峰《中国酒文化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姚国坤等《中国茶文化遗迹》（上海文化出版社2004年版）、周新华《调鼎集：中国古代饮食器具文化》（杭州出版社2005年版）、刘枫《茶为国饮》（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李春祥《古典名筵》（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年版）、李春祥《饮食器具考》（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年版）、韩良露《微醺：品酒的美学与生活》（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袁立泽《饮酒史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陈念萱《我的香料之旅》（上海文化出版社2013年版）等。

二、饮食民俗研究：重心进一步下移

饮食既然是民众生活最基本的内容，那么饮食文化自然也就在民俗学领域占据重要的位置。将饮食视作民俗的一种，其涵盖范围便包括了从食材获取到制作方法乃至民俗生活的方方面面，饮食及其相关习俗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婚丧嫁娶等场合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著名民俗学家钟敬文先生认为：“它（饮食）不仅能满足人们的生理需求，而且也因其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在一定程度上也满足了人们精神层面的需求。”①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成果是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后相继出版、由陈高华、徐吉军主编的《中国风俗通史》》十二卷本，该书作者都是该领域的学术翘首，内容涵盖面十分广泛，包括了饮食、服饰、居住等等，特别是对中国古代社会的饮食风俗做了细致入微的叙述和考证，可以说是一部以风俗为重心的社会生活史。传统的中国饮食民俗研究，往往将目光圉于中原地区和汉族地区，研究内容也多限于与食物本身有关的事项。新世纪以来，饮食民俗研究在对象和内容方面，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一是除继续关注传统的食物获取、制作工艺、食品形态、保存方法等方面的内容外，还将视野拓展到了与饮食有关的民俗文化的其他分支，出版发行了一大批富有代表性的著作，如姚伟钧、张志云的《楚国饮食与服饰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该书在充分展示春秋战国时期领异标新、惊采绝艳的楚文化这一宏大背景下，以“饮食”和“服饰”两大最具代表性的文化事项为切入点，深入挖掘、整理和展示了春秋时期楚国的自然地理、社会生活、民风民俗，为我国古代民俗研究补充了丰富而重要的内容，也为新世纪的楚学研究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这方面的其他重要著作还有：姚伟钧等《饮食风俗》（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康健、李高峰《中华风俗史———饮食•民居风俗史》（京华出版社2001年版）、仲富兰《图说中国百年社会生活变迁：服饰•饮食•民居1840－1949》（学林出版社2001年版）、邱国珍《中国传统食俗》（广西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薛理勇《食俗趣话》（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郝铁川《灶王爷•土地爷•城隍爷：中国民间神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陈诏《饮食：民俗文化趣谈》（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王仁湘《民以食为天》（济南出版社2004年版）、宣炳善《民间饮食习俗》（中国社会出版社2011年版）。二是区域饮食文化研究的力度进一步加大，代表著作有：王利华《中古华北饮食文化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该书以中古时期的华北地区为限，探讨了中古华北的生存环境、食物原料构成的变化、食品加工技术的发展、烹饪方法与膳食构成、饮料的革命、文人雅士与饮食文化的嬗变等，虽开饮食文化区域化研究之先风，但研究范围仍未跳出中原地区。而熊四智、杜莉的《举箸醉杯思吾蜀：巴蜀饮食文化纵横》（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则将研究目光投射到巴蜀（四川）地区，分别从巴蜀茶文化、巴蜀酒文化、巴蜀肴文化、巴蜀馔文化、巴蜀筵宴文化、巴蜀饮馔人物等六大方面详细论述了四川地区的饮食文化，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非中原地区饮食文化著作。杜莉的《川菜文化概论》（四川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更是一本全面、系统而又精炼地介绍川菜烹饪文化与艺术、技术与科学的教材性著作。长期以来，长江文化在中华文明史乃至世界文明史上的重要地位，并未得到学术界应有的重视。

已有的中国历史文化著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似乎形成了一种定势，认为黄河是中华文明的唯一“摇篮”，即黄河中心论或中原中心论。20世纪80年代以来，长江流域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引起众多学者对长江流域各地区文化形态研究的重视和参与，学界对巴、蜀、楚、吴、越文化及徽州、湖湘、岭南、海派等亚文化的研究方兴未艾，发表了不少有影响的著述，形成了研究长江文化的热潮。姚伟钧先生所著《长江流域的饮食文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就是我国第一部系统论述长江流域饮食文化的著作，也是一部将宏观区域与微观区域饮食文化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开先河之作。该书从长江流域的地理环境与饮食文化谈起，分门别类地细致记述了长江流域的主食、肉食、蔬菜瓜果业、长江源头的饮食风尚、云南饮食文化、巴蜀饮食文化等内容，全书各部分内容详略安排得当，边叙边议，史论结合，是目前我国研究区域饮食文化的一部重要著作。裴安平、熊建华《长江流域的稻作文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则是以长江流域的代表性农作物———水稻为研究对象，以翔实的考古发掘资料和历史文献资料为基础，深刻揭示了稻作农业得以在长江流域盛行的原因，总结了长江流域稻作农业发展的规律和趋势及其对整个中华文明产生的重大影响。我国东北地区早在原始社会时期，就有先民在此活动，他们筚路蓝缕，披荆斩棘，创造出辉煌璀璨的文明，而食文化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东北食文化葱茏丰厚，绵延不绝，王建中等《东北地区食生活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正是以如此广阔的历史发展脉络为背景，以可靠的史料记载为基础，将几千年的东北各民族饮食文化发展状况呈现在读者面前。广东潮汕文化源远流长，潮菜以“口感清新，制作精细，讲究鲜活”为主要特色而闻名于世，经一代又一代名师的传承与创新，形成独特的潮汕饮食文化。张新民《潮州天下：潮州菜系的文化与历史》（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版）一书对潮汕的历史文化进行了系统地考证和阐释，作者以独特的视角考察潮菜文化与历史，逻辑缜密，想像丰富，文笔优美，既有学术性，又有可读性。该书的出版，对于弘扬潮汕饮食文化、扩大潮菜乃至潮汕的影响力具有积极的作用。徐吉军《南宋临安社会生活》（杭州出版社2011年版）一书中也对南宋临安的饮食作了深入、系统的考证、研究，该书利用丰富的历史文献，辅之以考古发掘，还原了一个真实南宋临安的饮食社会，有许多新的重要发现。其他如李维冰、周爱东《扬州食话》（苏州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薛麦喜《黄河文化丛书•民食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翟鸿起《老饕说吃（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刘福兴等《河洛饮食》（九州出版社2003年版）、高树田《吃在汴梁：开封饮食文化》（河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杨文华《吃在四川》（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年版）、张楠《云南吃怪图典》（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承嗣荣《澄江食林（江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梁国楹《齐鲁饮食文化》（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张观达《绍兴饮食文化》（中华书局2004年版）、刘国初《湘菜盛宴》（岳麓书社2005年版）、茅天尧《品味绍兴》（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年版）、朱锡彭、陈连生《宣南饮食文化》（华龄出版社2006年版）、姚吉成等《黄河三角洲民间饮食文化研究》（齐鲁书社2006年版）、周松芳《岭南饕餮：广东饮膳九章》（南方日报出版社2011年版）、车辐《川菜杂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等都是这一领域较有影响的著作。三是对民族和宗教饮食文化的研究更加全面、深入，学术著作更加丰富，具有代表性的有：赵荣光《满汉全席源流考述》（昆仑出版社2003年版），该书详细记述了满族入主中原后，于康熙二十三年颁行“满席—汉席”礼食制度，将满席分制六等，并做为国宴制度一直维系到帝国末期的史实。作者认为：随着朝迁礼席制度的确立，官场酬酢筵式也因之而形成。但官场筵式却不受朝延礼食制度的约束，自由、排场、奢侈是其本特征和演化走向，并且成为整个社会都向往染指的最尊贵宴席，于是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特有的“满席—汉席”、“满汉席”、“满汉全席”这样三个不同历史形态和阶段的满汉全席文化现象。这一过程，伴随了清帝国由兴盛到衰微直到倾覆的历史，同时也映射了满族文化自十世纪至二十世纪初历时三百余年的发展变化，反映了满族与汉族，乃至整个中国民族文化不断深融博洽的历史大势。李炳泽《多味的餐桌：中国少数民族饮食文化》（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以中国少数民族的饮食文化现象———食品的制作、餐具的选择、饮食的特点、进食场面的讲究等为对象，揭示了各民族独特的历史、信仰等文化内涵、展示了各民族之间互相交流、共同发展的美好前景。张景明《中国北方游牧民族饮食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2008年版）一书对北方游牧民族食生产和食生活以及相关的文化现象进行了研究，围绕饮食论述北方游牧民族饮食文化的定位，以及与生态环境、生计方式、政策军略、卫生保健、社会功能、艺术创作等方面的关系，并对饮食文化交流、饮食文化层次性、饮食理论等方面的内涵进行了论述。在研究方法上，应用了最基础的民族学田野调查方法，结合历史文献分析法、跨学科综合分析法，突出了历时性和共时性相结合的特点。白剑波《清真饮食文化》（陕西旅游出版社2000年版），则是从宗教的角度，详尽阐述了伊斯兰教清真饮食文化的形成、特点和文化意义。这方面有影响的著作还有：马德清《凉山彝族饮食文化》（四川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王子华、汤亚平《彩云深处升起炊烟：云南民族饮食》（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杨胜能《西双版纳傣族美食趣谈》（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韦体吉《广西民族饮食大观》（贵州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刘芝凤《中国土家族民俗与稻作文化》（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颜其香《中国少数民族饮食文化荟萃》（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李自然《生态文化与人：满族传统饮食文化研究》（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赵净修《纳西饮食文化谱》（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徐南华、刘智斌《云南民族食品》（云南科技出版社2002年版）、黎章春《客家味道———客家饮食文化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等。四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民众更加注重身体健康，对饮食与养生保健关系的关注，被提到了新的高度，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有：王明辉等《古今食养食疗与中国文化》（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01年版）、王昕《饮食健康与食品文化》（化学工业出版社2003年版）、史幼波《素食主义》（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顾奎琴《药食传奇：中医保健养生食材精粹》（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欧阳英《生机饮食自疗经典》（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罗光乾《饮食养生》（海潮出版社2007年版）、洪尚纲等《对症药膳养生事典》（中国纺织出版社2007年版）、鲁永超、潘东潮《寺院素斋》（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年版）、王子辉《素食养生谈》（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年版）、张文彦、周秀来《再现随园食单》（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年版）等。五是对古代典籍和文学作品中饮食文化因子的研究更加深入、透彻，代表著作有：施连方《饮食•生活•文化：〈西游记〉趣谈》（中国物资出版社2001年版）、刘殿爵等《齐民要术逐字索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赵萍《水浒中饮食文化》（山东友谊出版社2003年版）、秦一民《〈红楼梦〉饮食谱》（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版）、王子辉《周易与饮食文化》（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闫艳《唐诗食品词语语言与文化之研究》（巴蜀书社2004年版）、苏衍丽《红楼美食》（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矫继忞、蔡同一《易经文化中的饮食养生》（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邵万宽、章国超《〈金瓶梅〉饮食谱》（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年版）、（葛景春《诗酒风流赋华章：唐诗与酒》（河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等。

三、饮食人类学：中国饮食文化研究的新取向

关于中国饮食文化的研究，单纯从社会生活史和民俗学的角度入手，其局限也是显而易见的，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史学和民俗学的视角倾向于将饮食视为族群文化的遗留物，往往将目光锁定于过去，历时地和相对静止地进行研究；其二，史学和民俗学在研究方法上过分倚重文献，较少运用实地调查、参与观察和访谈记录等现代田野调查的方法，在具体的研究中，更是极少运用数据采集、统计分析等科学方法。第三，传统的史学和民俗学研究，缺少对同一饮食文化内部不同层次、不同方面内容的整体把握和当代不同饮食文化的共时性比较研究。实际上，西方对饮食文化的关注，一开始就是从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的角度介入的。饮食文化人类学（饮食民族学）的代表性奠基者是英国社会历史学家约翰•伯内特和法国社会学家与人类学家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他们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研究食物以及进食的社会与文化意义。在西方，“饮食”在最近三十年已发展成一个真正的时髦话题。①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饮食人类学的研究在西方已形成了一套较为成熟的理论体系和知识谱系。20世纪80年代，英国人类学家杰克•古迪根据人类学史上的几个重要流派对饮食的人类学研究进行了梳理和分类，他认为，饮食人类学的研究主要分为三大倾向②：第一个取向是功能主义。功能主义认为，饮食问题并不是单一的生理和社会问题，而是一个综合化的社会生计问题，强调食物的社会化功能及其表述。代表作有理查兹的《北罗得西亚的土地、劳动和食物》等。第二个取向是结构主义。结构主义希望通过对社会系统中各种对象特性的选择，将它们作为工具性的要素，以寻找所谓的“深层结构“。列维—斯特劳斯在《生食与熟食》、《蜂蜜与烟灰》等著作中构建的“二元对峙”、“分类丛”和“烹饪三角结构”是典型代表。第三个取向是文化研究。文化研究旨在通过对饮食在不同社会、民族、宗教等背景下的结构性研究，发现特定社会的“文化语码”。在这方面，玛丽•道格拉斯的《洁净与危险》作出了有益的探索。

（一）中国大陆及香港的饮食人类学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对于中国饮食文化的研究，也开始有学者采用文化人类学的视野和方法。但专门从事饮食人类学研究的学者仍为数寥寥，中国饮食人类学研究的贫困，与中国饮食文明的丰裕富足形成了鲜明对比。在中国大陆，客观地说，迄今为止，对饮食文化研究仍没有一个明确的学科定位，官方公布的学科门类中并没有“饮食文化”这一项，饮食文化甚至无法具体挂靠于某一学科专业之下。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的陈云飘教授对近二十年来的中国饮食人类学研究概况进行了总结，他认为，中国的饮食人类学研究可分两条路线③：第一条主要是引介西方的饮食人类学理论和著作。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的吴燕和教授在《港式茶餐厅———从全球化的香港饮食文化谈起》（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4）：25）一文中对西方饮食人类学的历史和主要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他指出，饮食人类学存在两大理论流派：唯心派和唯物派。前者以列维•斯特劳斯为代表，为玛丽•道格拉斯所发扬光大。这一派理论的核心是从心理结构解释人类饮食行为的基本共同点，说明某些饮食禁忌的源起和固执。后者以马文•哈里斯为代表，从物质文化的实用基础解释民族饮食偏好之谜，分析表面似不合理而却又实用之功的饮食特色和忌讳。中国社会科学院（以下简称“社科院”）的叶舒宪教授是较早将西方饮食人类学成果引介到国内的学者，他先后翻译、出版了《饮食人类学：求解人与文化之谜的新途径》、《圣牛之谜———饮食人类学的个案研究》（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和美国人类学家马文•哈里斯的代表作《好吃：食物与文化之谜》（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年版）等论文和著作，介绍了饮食人类学唯物派的观点，激发了国内学界对饮食人类学的关注。清华大学的郭于华教授也对美国人类学家尤金•安德森的《中国食物》一书进行了评述，总结了饮食人类学的理论方法、研究内容、主要流派以及国内的研究状况。（郭于华：《关于吃的文化人类学思考———评尤金•安德森的《中国食物》，《民间文化论坛》2006年第5期）。这方面最新的研究成果是厦门大学彭兆荣教授的《饮食人类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二条是从人类学的角度对具体的饮食行为进行探讨和研究。在这方面，云南大学人类学系的瞿明安教授关于中国饮食文化象征理论的系列论文可作代表：《中国饮食文化的象征符号———饮食象征文化的表层结构研究》（《史学理论研究》1995年第4期）、《中国饮食象征文化的多义性》（《民间文化旅游研究》1996年第3期）、《中国饮食象征文化的深层结构》（《史学理论研究》1997年第3期）、《中国饮食象征文化的思维方式》（《中华文化论坛》1999年第1期）。瞿明安先生的研究拓展了中国饮食人类学研究的视野，对后来的研究工作颇有启迪作用。其他还有中国人民大学的庄孔韶教授通过对北京“新疆街”饮食风貌的调查研究，探讨不同族群、信仰和阶层在同一社会空间产生的文化互动（庄孔韶：《北京“新疆街”食品文化的时空过程》，《社会科学研究》2000年第6期）。此类的代表著作还有赵霖《我们的孩子该怎么吃———食以善人食亦杀人》（辽宁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黄国信《区与界：清代湘粤赣界邻地区食盐专卖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舒瑜《微盐大义：云南诺邓盐业的历史人类学考察》（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年版）、肖坤冰《帝国、晋商与茶叶———十九世纪中叶前武夷茶叶在俄罗斯的传播过程》（《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等。香港的饮食人类学研究以香港中文大学为阵地，其视野主要集中于全球化影响下的香港地方饮食。代表著作有：谭少薇《港式饮茶与香港人的身份认同》（《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张展鸿《客家菜馆与社会变迁》（《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张展鸿《饮食人类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等。

（二）台湾地区的饮食人类学研究台湾一批卓有成就的人类学家，几乎都涉及过饮食研究领域，李亦园、庄英章、张珣、余光弘、蒋斌、林淑蓉、余舜德、潘英海等在进行传统的民族志研究时或多或少都兼顾了相关的饮食研究，如张珣教授以当归为切入点，结合民族志材料和中医养生理论，从人类学视角分析了女性身体与食物之间的密切联系（张珣：《文化建构性别、身体与食物：以当归为例》，台湾《考古人类学》2007（67））。值得一提的是，以台湾“中华饮食文化基金会”（简称“基金会”）及其出版的《中国饮食文化》（半年刊）为阵地，聚集了一批海内外具有高知名度的学者。比如2003年由基金会组织，在成都举行的“第八届中国饮食文化学术研讨会”上，古迪、西敏司、华生、李亦园、乔健、庄英章、金光亿、陈其南、吴燕和、蒋斌、王明珂、谭少薇、彭兆荣、徐新建等就广泛的饮食议题进行了高水平的讨论（梁昭：《中国饮食：多元文化的表征———第八届中国饮食文化学术研讨会综述》，《民俗研究》2004年第1期）。王明珂、徐新建、彭兆荣等学者还围绕着“饮食文化与族群边界”的议题展开了讨论，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徐新建、王明珂等《饮食文化与族群边界———关于饮食人类学的对话》，《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台湾最新的饮食人类学研究成果还有由陈元朋、姚伟钧执行主编的《台湾美食的文化观察———台湾特色美食的形成缘由与文化建构》（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余舜德主编的论文集《体物入微：物与身体感的研究》（台湾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其中收录了多篇饮食人类学方面的文章，如蔡怡佳的《恩典的滋味：由“芭比的盛宴”谈食物与体悟》、林淑蓉的《食物、味觉与身体感：感知中国侗人的社会世界》、陈元朋的《追求饮食之清———以〈山及清供〉为主体的个案观》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