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经济学论文合集12篇
公共经济学论文篇1
一、马克思主义的公共经济学关注
马克思虽然没有专门研究政府等公共部门经济行为的著作，但在他的不少著作中，对政府(国家)的经济行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有很多关于公共经济的思想，不但丰富和发展了西方公共经济学，还可以作为中国公共经济学研究和发展的指南。
在1850－1853年的《伦敦笔记》中，马克思摘录了大量有关国家经济职能的资料，这些笔记涉及的内容包括：国家通过立法形式对经济活动的约束、调节问题；国家利用中央银行制度对经济调节的措施问题；国家预算收入和预算支出的性质及其作用问题；国家财政制度和信用制度的发展及其结构问题；国债的形式及其作用、流转方式问题等。在这个时期，马克思对公共经济有了初步的关注和研究，可以认为是马克思研究公共经济的开端。
到19世纪中叶，马克思开始形成公共经济思想的框架，这个成果体现在马克思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在手稿中，马克思提出写作单独的《国家》册问题。在“五篇计划”中，马克思的论题包括：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就它本身来考察、非生产阶级、税、国债、公共信用、人口、殖民地、向外移民。在手稿中马克思再次提到国家篇，认为应该包括：国家和资产阶级社会、赋税或非生产阶级的存在、国债、人口。
在创作一系列经济学手稿的基础上，1867年，马克思的光辉巨著一《资本论》第一卷诞生了。在《资本论》第一卷里，马克思有关公共经济的论述包括以下方面：首先在对货币理论的论述中，马克思深入地分析了强制流通的国家纸币的性质及其实现形式问题；其次，马克思在对剩余价值理论的论述中，分析了国家对工作日长度进行“强制”调节问题；最后，在对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论述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工业化过程中国家对经济干预的性质及其职能做了分析。
马克思逝世之后，恩格斯继承了马克思的遗愿，花了大量精力，整理了马克思的有关手稿，出版了《资本论》第三卷。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论述了不少有关公共经济的思想，其内容主要有：首先，关于国家及其作用形式。各种具体资本的分离及其相互竞争过程，是不可能离开现代国家的“协调”和“监督”的。从这个角度看，现代国家的经济职能具有两重性，即一方面执行着“由一切社会的性质产生的各种公共事务”的职能；另一方面又执行着“由政府同人民大众相对立而产生的各种特殊职能”[1]。其次，在对总资本各种形式的分析中，反复提到国家的具体职能，并对国家调节、监督社会资本的各种手段做了简单论述，如国家赋税制度的性质；国家在不同时期实施的保护关税制度和政策、自由贸易政策的性质与意义；国家财政制度、国家预算、国家债务的实质及其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的影响；国家借助于经济立法，调节和监督总资本运动的性质与意义，如工厂法、银行法、土地法、公共工程法、移民法、济贫法等法律法规。至此，马克思的公共经济思想基本形成。
二、马克思主义的公共经济学：思想框架与理论体系
马克思主义公共经济思想的框架和理论体系，我们可以归纳为“一个逻辑起点、一个建构基础和四大理论内容”。
(一)逻辑起点：政治经济关系原理与国家(政府)的经济本质
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的政治本质是由国家的经济本质决定的，国家的经济本质又是由生产方式决定的。马克思关于唯物史观的经典论断告诉我们：“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2]依据这一原理，马克思认为，“国家作为统治阶级利益的体现者，其特殊经济本质取决于生产方式的特殊本质，只有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从根本上决定国家的特殊经济本质和政治本质，这是衡量国家不同性质的根本标准。”[3]
在此基础上，马克思阐述了国家(通过政府)经济职能的基本性质和作用形式。马克思认为，社会的现实的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构成了国家的现实基础，并且是创造国家政权的力量；而国家的现实基础规定了国家经济职能的基本性质和作用形式。同时，马克思分析了国家和社会物质利益之间的关系。他指出：在私有制条件下，国家采取的是“一种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4]，即以一种表面上的“公共利益”的代表姿态出现的。实际上，“国家是属于统治阶级的各个个人借以实现其共同利益的形式，是该时代的整个市民社会获得集中表现的形式”[5]。这就是说，国家从总体上概括了一定社会的经济利益关系，集中表现了一定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关系的性质。在这里，马克思揭示了现代国家经济职能的性质。
(二)建构基础：对资本主义形式公共经济的批判
1．对资本主义形式公共经济主体的批判：批判资本主义国家及其政权
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实际上国家不外是资产者为了在国内外相互保障自己的财产和利益所必然要采取的一种组织形式”。[6]国家利用其“控制”的财政、金融、赋税、国债等经济机制调节社会经济运行，完全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所以，马克思认为：“现代的资产阶级财产关系靠国家权力来维持，资产阶级建立国家权力就是为了保卫自己的财产关系。”[7]因此，现代国家作为社会结构的上层建筑是竖立于经济基础之上的；但同时，作为“维持”社会经济运行和所有制关系的力量，现代国家又是经济体制的一种内在机能和要素。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的：“现代的国家政权只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8]
2．批判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职能
(1)资产阶级国家经济职能的实质：马克思认为，在一些国家(例如美国)，“甚至可以在生产方面感到铁路的必要性；但是，修筑铁路对于生产所产生的直接利益可能如此微小，以致投资只能造成亏本。那时，资本就把这些开支转嫁到国家肩上，或者，在国家按照传统对资本仍然占有优势的地方，国家还拥有特权和权力来迫使全体拿出他们的一部分收入而不是一部分资本来兴办这类公益工程，这些工程同时又是一般生产条件，因而不是某些资本家的特殊条件”。[9]所以，资本对共同的、一般的社会生产条件的投资和发展，就成为资产阶级国家经济职能的实质。
(2)资产阶级国家作用形式及职能的两重性
马克思指出，随着现代资本主义大工业发展，国家的职能也必然朝着两个看来似乎是十分矛盾的方面发展：一方面，与社会化大生产的巨大进步相适应，国家作为一种“公共权力”机构，对社会经济运行调节与控制的功能变得越来越重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国家“只有在它们是管理和处理生产的资产者的共同利益的委员会这个情况下，才是正当的”[10]。另一方面，与社会阶级关系对抗的日益发展相适应，国家作为一种“阶级专制”机器，对社会阶级矛盾与冲突的“协调”与压制的功能也变得越来越重要。
3．批判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公共经济的方式：扩张掠夺与剩余价值理论
马克思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阐明了剩余价值的起源。在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国家政权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共同事务的委员会，所以，不论剩余价值怎样分配与利用，其最终的作用效果仍然体现在资产阶级身上。
(三)公共收入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赋税思想
1．确定了赋税的性质。马克思认为，赋税是“国家的措施”之一，它是依靠“为榨取一定劳动量而颁布的强制性法令”而取得的。[11]
2．阐述了有关赋税的一般原理。(1)赋税作为“国家的措施”之一，在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漫长历史中，在不同的社会形式中发挥着作用。但是作为资产阶级国家的措施之一，赋税还是取得了一些特殊规定性，成为强化资本对雇佣劳动剥削，对部分剩余价值占有的一种强制性的工具。他指出：“这个阶级以国家的身份通过巧妙的征税办法对工人进行盗窃”[12]。(2)赋税是公共支出的主要来源。诸如修筑道路这样一些社会公共工程或社会基础设施，就会转为由国家来承担，这些费用是通过征收直接税或附加税取得的。这样，“在由国家利用赋税来修筑道路的地方，修筑道路就不是单个人的私事。”[13](3)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赋税在形式上也发生了重要变化。第一，从实物税向货币税的变化“在商品生产达到一定水平和规模时，……货币变成契约上的一般商品。地租、赋税等等由实物交纳转化为货币支付。”[14]。第二，从以直接税为主，转向间接税和直接税并举、以间接税为主的形式。“城市资产阶级为了反对农村而实行的特别措施，就是消费税和入城税，一般说来，是间接税，这种间接税起源于城市……直接税则起源于农村。”[15]第三，赋税的变动与剩余价值量变动密切相关。(四)公共支出理论
1．论证了公共支出的必要性和范围。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必然产生修筑道路、铁路及其他公共工程的必要性。公共支出并不仅仅限于政府、军队、官员等的消费性支出。
2．阐述了政府职能范围的变化与公共支出增长及其原因。马克思提出，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社会化的发展，与社会化大生产相适应的交通、运输、通讯联系、信息、城建、生态资源的综合利用、人力资源的综合开发等等，都成了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共同的、一般的社会生产条件。在这些生产条件上投资的微利或亏本的实际，使更大量的“公益工程”的发展转嫁到国家的肩上。资产阶级国家的经济职能随着生产社会化的高度发展而膨胀起来。
(五)宏观调控理论
1．分析了宏观调控的必要性。马克思从分析宏观调控的根本原因人手，揭示了为什么经济发展需要政府宏观调控。他指出：“一切规模较大的直接社会劳动或共同劳动，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挥，以协调个人的活动，并执行生产总体的运动——不同于这一总体的独立器官的运动——所产生的各种一般职能。一个单独的提琴手是自己指挥自己，一个乐队就需要一个乐队指挥。”[16]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个“指挥”只能由国家——政府来担当。
2．提出宏观调控的货币手段和财政手段。(1)宏观调控的货币手段。马克思论述了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和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他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分析1847年和1857年英国的两次货币金融危机后提出这样的思想：在私有制商品经济条件下，货币金融危机是不可避免的，正确的货币金融政策可以缓解危机，错误的货币金融政策可以加深危机。[17](2)宏观调控的财政手段。马克思认为，财政手段的调控对于经济的稳定增长、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收入分配来说至关重要。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第一次提出社会生产结构的概念，它指的是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财政支出结构对于产业结构具有很大影响，在确定了财政收入规模，解决了财政资金筹集问题之后，财政支出的流向和流量成为制约产品结构，调节国民经济各部门发展的比例关系，制约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和调控投资结构的重要手段。[18]
(六)公共信用理论
1．公共信用成为资本的信条。“国债，即国家的让渡，不论是在专制国家、立宪国家，还是共和国家，总是给资本主义时代打下自己的烙印”。[19]存在于前资本主义的公共信用，为资本主义公共信用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而存在于不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公共信用，都无一例外地打上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特有的印记。在资本积累过程中，公共信用所反映的债务积累实际地表现为资本积累这一事实，足以证明“国债资本的积累，不过是表明国家债权人阶级的增加，这个阶级有权把税收中的一定数额预先划归自己所有”[20]。
2．公共信用推进了金融市场的发展。公共信用的发生有两个显著的后果：第一，容易产生“有闲的食利者阶级”，并使这个阶级中充当政府和国民之间中介人的金融家大发横财；第二，公共信用也使交易投机和现代银行统治兴盛起来。
3．公共信用与赋税制度的内在联系。一方面“借债使政府可以抵补额外的开支，而纳税人又不会立即感到负担，但借债最终还是要求提高税收。另一方面，由于债务的不断增加而引起的增税，又使政府在遇到新的额外开支时，总是要借新债”。[21]
4．公共信用制度运作的基本特征。马克思指出，国债券、国库券作为公共有价证券，具有金融市场上金融工具的一般属性，同时也具有受公共信用制度制约的特殊属性。首先，国家作为债务人，“对借入资本每年要付给自己的债权人以一定量的利息。在这个场合，债权人不能要求债务人解除契约，而只能卖掉他的债权，即他的所有权证书”[22]。其次，国债券、国库券本身也是一种“幻想的虚拟资本”。“不管这种交易反复进行多少次，国债的资本仍然是纯粹的虚拟资本”。[23]总之，公共有价证券所表现出来的货币资本的这种虚拟性，在实际上根本不是资本，“它仅仅是对现有资本或未来收入……的所有权证书的积累”。[24]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公共经济学研究的指导话语
第一，马克思主义的公共福祉关怀必须成为中国公共经济学研究的价值取向。公共经济学是研究公共部门经济活动的学科，关注的是公共部门在参与资源配置、协调收入分配和促进经济发展方面的行为方式和作用效果。然而，公共经济的发展服务于谁的问题，却是西方资产阶级公共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公共经济学区分的显著标志。
马克思主义强调要关心和重视作为社会历史活动主体力量的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存和发展需要及其满足，要求一切社会历史活动，包括社会治理理念和措施，都必须在根本上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存和发展需要，有利于人民群众作为“人”所具有的“人的本质力量”的充分发挥及其才能的全面发展。[25]马克思主义的公共经济思想同样也是从对人的公共福祉关怀出发来论述的。强调实现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归宿。
第二，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公共经济思想注入到公共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中。当前，我们在公共经济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中，大多应用的是西方公共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研究观点。在当前我国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扩大公共投入，尤其在大力推进公共医疗、公共教育等改革，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进程中，不仅要吸收借鉴西方理论成果，而且更应努力发掘马克思主义的公共经济学思想，使之更加丰富和完整，并能更好地适应中国国情。
马克思主义的公共经济思想，运用了科学的研究方法，以政府的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为目标，透过表面现象，深入内在本质，进行了科学抽象，然后才用叙述的方法把这一思想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从简单上升到复杂地叙述出来，揭示了政府等公共部门经济行为的本质及其运行的规律，为解决中国公共经济学的四大难题提供了不少的理论支撑和借鉴，如关于政府(国家)经济行为的本质及其两重性的论述可以成为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理论支点，公共信用理论可以进一步明确公共经济责权的配置问题等。
第三，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研究方法论作为中国公共经济学的研究工具。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对于公共经济学的研究具有同样的适用价值。马克思创建了唯物辩证法用于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科学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实质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运用辩证法对经济运动和以前的政治经济学进行了研究，他的第二部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更进一步将历史唯物主义运用到经济学的研究中来。在具体方法中，马克思采用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使经济科学研究更具有科学性。马克思《资本论》中贯串始终的抽象与具体、逻辑与历史、分析与综合、演绎与归纳的方法，“这种分析却既因哲学唯物史观的运用而使经济学的实证分析，超越了纯粹的表象描述而具有强烈的理性思辨，又因经济学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的实证而使哲学的逻辑推演，超越了纯思辨的抽象论证而具有透彻的经验说服力。”[26]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432．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82．
[3]赵玉琳．社会主义本质论[M]．经济学家网，/news-detail.jsp?keyno=3958,2004-08-06．
[4][5][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38、38、70．
[7][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331、468．
[9][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24、20．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I)[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14-315．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118．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275．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61．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260．
[16][19][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67、823、824．
[17][18]曹新．马克思关于宏观调控的思想及其现实意义[J]．学习与探索，1994，(6)：16－17、18－19．
[20][22][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539－540、527、527．
公共经济学论文篇2
一、马克思主义的公共经济学关注
马克思虽然没有专门研究政府等公共部门经济行为的著作，但在他的不少著作中，对政府(国家)的经济行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有很多关于公共经济的思想，不但丰富和发展了西方公共经济学，还可以作为中国公共经济学研究和发展的指南。
在1850－1853年的《伦敦笔记》中，马克思摘录了大量有关国家经济职能的资料，这些笔记涉及的内容包括：国家通过立法形式对经济活动的约束、调节问题；国家利用中央银行制度对经济调节的措施问题；国家预算收入和预算支出的性质及其作用问题；国家财政制度和信用制度的发展及其结构问题；国债的形式及其作用、流转方式问题等。在这个时期，马克思对公共经济有了初步的关注和研究，可以认为是马克思研究公共经济的开端。
到19世纪中叶，马克思开始形成公共经济思想的框架，这个成果体现在马克思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在手稿中，马克思提出写作单独的《国家》册问题。在“五篇计划”中，马克思的论题包括：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就它本身来考察、非生产阶级、税、国债、公共信用、人口、殖民地、向外移民。在手稿中马克思再次提到国家篇，认为应该包括：国家和资产阶级社会、赋税或非生产阶级的存在、国债、人口。
在创作一系列经济学手稿的基础上，1867年，马克思的光辉巨著一《资本论》第一卷诞生了。在《资本论》第一卷里，马克思有关公共经济的论述包括以下方面：首先在对货币理论的论述中，马克思深入地分析了强制流通的国家纸币的性质及其实现形式问题；其次，马克思在对剩余价值理论的论述中，分析了国家对工作日长度进行“强制”调节问题；最后，在对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论述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工业化过程中国家对经济干预的性质及其职能做了分析。
马克思逝世之后，恩格斯继承了马克思的遗愿，花了大量精力，整理了马克思的有关手稿，出版了《资本论》第三卷。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论述了不少有关公共经济的思想，其内容主要有：首先，关于国家及其作用形式。各种具体资本的分离及其相互竞争过程，是不可能离开现代国家的“协调”和“监督”的。从这个角度看，现代国家的经济职能具有两重性，即一方面执行着“由一切社会的性质产生的各种公共事务”的职能；另一方面又执行着“由政府同人民大众相对立而产生的各种特殊职能”[1]。其次，在对总资本各种形式的分析中，反复提到国家的具体职能，并对国家调节、监督社会资本的各种手段做了简单论述，如国家赋税制度的性质；国家在不同时期实施的保护关税制度和政策、自由贸易政策的性质与意义；国家财政制度、国家预算、国家债务的实质及其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的影响；国家借助于经济立法，调节和监督总资本运动的性质与意义，如工厂法、银行法、土地法、公共工程法、移民法、济贫法等法律法规。至此，马克思的公共经济思想基本形成。
二、马克思主义的公共经济学：思想框架与理论体系
马克思主义公共经济思想的框架和理论体系，我们可以归纳为“一个逻辑起点、一个建构基础和四大理论内容”。
(一)逻辑起点：政治经济关系原理与国家(政府)的经济本质
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的政治本质是由国家的经济本质决定的，国家的经济本质又是由生产方式决定的。马克思关于唯物史观的经典论断告诉我们：“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2]依据这一原理，马克思认为，“国家作为统治阶级利益的体现者，其特殊经济本质取决于生产方式的特殊本质，只有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从根本上决定国家的特殊经济本质和政治本质，这是衡量国家不同性质的根本标准。”[3]
在此基础上，马克思阐述了国家(通过政府)经济职能的基本性质和作用形式。马克思认为，社会的现实的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构成了国家的现实基础，并且是创造国家政权的力量；而国家的现实基础规定了国家经济职能的基本性质和作用形式。同时，马克思分析了国家和社会物质利益之间的关系。他指出：在私有制条件下，国家采取的是“一种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4]，即以一种表面上的“公共利益”的代表姿态出现的。实际上，“国家是属于统治阶级的各个个人借以实现其共同利益的形式，是该时代的整个市民社会获得集中表现的形式”[5]。这就是说，国家从总体上概括了一定社会的经济利益关系，集中表现了一定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关系的性质。在这里，马克思揭示了现代国家经济职能的性质。
(二)建构基础：对资本主义形式公共经济的批判
1．对资本主义形式公共经济主体的批判：批判资本主义国家及其政权
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实际上国家不外是资产者为了在国内外相互保障自己的财产和利益所必然要采取的一种组织形式”。[6]国家利用其“控制”的财政、金融、赋税、国债等经济机制调节社会经济运行，完全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所以，马克思认为：“现代的资产阶级财产关系靠国家权力来维持，资产阶级建立国家权力就是为了保卫自己的财产关系。”[7]因此，现代国家作为社会结构的上层建筑是竖立于经济基础之上的；但同时，作为“维持”社会经济运行和所有制关系的力量，现代国家又是经济体制的一种内在机能和要素。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的：“现代的国家政权只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8]
2．批判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职能
(1)资产阶级国家经济职能的实质：马克思认为，在一些国家(例如美国)，“甚至可以在生产方面感到铁路的必要性；但是，修筑铁路对于生产所产生的直接利益可能如此微小，以致投资只能造成亏本。那时，资本就把这些开支转嫁到国家肩上，或者，在国家按照传统对资本仍然占有优势的地方，国家还拥有特权和权力来迫使全体拿出他们的一部分收入而不是一部分资本来兴办这类公益工程，这些工程同时又是一般生产条件，因而不是某些资本家的特殊条件”。[9]所以，资本对共同的、一般的社会生产条件的投资和发展，就成为资产阶级国家经济职能的实质。
(2)资产阶级国家作用形式及职能的两重性
马克思指出，随着现代资本主义大工业发展，国家的职能也必然朝着两个看来似乎是十分矛盾的方面发展：一方面，与社会化大生产的巨大进步相适应，国家作为一种“公共权力”机构，对社会经济运行调节与控制的功能变得越来越重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国家“只有在它们是管理和处理生产的资产者的共同利益的委员会这个情况下，才是正当的”[10]。另一方面，与社会阶级关系对抗的日益发展相适应，国家作为一种“阶级专制”机器，对社会阶级矛盾与冲突的“协调”与压制的功能也变得越来越重要。
3．批判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公共经济的方式：扩张掠夺与剩余价值理论
马克思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阐明了剩余价值的起源。在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国家政权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共同事务的委员会，所以，不论剩余价值怎样分配与利用，其最终的作用效果仍然体现在资产阶级身上。
(三)公共收入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赋税思想
1．确定了赋税的性质。马克思认为，赋税是“国家的措施”之一，它是依靠“为榨取一定劳动量而颁布的强制性法令”而取得的。[11]
2．阐述了有关赋税的一般原理。(1)赋税作为“国家的措施”之一，在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漫长历史中，在不同的社会形式中发挥着作用。但是作为资产阶级国家的措施之一，赋税还是取得了一些特殊规定性，成为强化资本对雇佣劳动剥削，对部分剩余价值占有的一种强制性的工具。他指出：“这个阶级以国家的身份通过巧妙的征税办法对工人进行盗窃”[12]。(2)赋税是公共支出的主要来源。诸如修筑道路这样一些社会公共工程或社会基础设施，就会转为由国家来承担，这些费用是通过征收直接税或附加税取得的。这样，“在由国家利用赋税来修筑道路的地方，修筑道路就不是单个人的私事。”[13](3)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赋税在形式上也发生了重要变化。第一，从实物税向货币税的变化“在商品生产达到一定水平和规模时，……货币变成契约上的一般商品。地租、赋税等等由实物交纳转化为货币支付。”[14]。第二，从以直接税为主，转向间接税和直接税并举、以间接税为主的形式。“城市资产阶级为了反对农村而实行的特别措施，就是消费税和入城税，一般说来，是间接税，这种间接税起源于城市……直接税则起源于农村。”[15]第三，赋税的变动与剩余价值量变动密切相关。
(四)公共支出理论
1．论证了公共支出的必要性和范围。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必然产生修筑道路、铁路及其他公共工程的必要性。公共支出并不仅仅限于政府、军队、官员等的消费性支出。
2．阐述了政府职能范围的变化与公共支出增长及其原因。马克思提出，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社会化的发展，与社会化大生产相适应的交通、运输、通讯联系、信息、城建、生态资源的综合利用、人力资源的综合开发等等，都成了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共同的、一般的社会生产条件。在这些生产条件上投资的微利或亏本的实际，使更大量的“公益工程”的发展转嫁到国家的肩上。资产阶级国家的经济职能随着生产社会化的高度发展而膨胀起来。
(五)宏观调控理论
1．分析了宏观调控的必要性。马克思从分析宏观调控的根本原因人手，揭示了为什么经济发展需要政府宏观调控。他指出：“一切规模较大的直接社会劳动或共同劳动，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挥，以协调个人的活动，并执行生产总体的运动——不同于这一总体的独立器官的运动——所产生的各种一般职能。一个单独的提琴手是自己指挥自己，一个乐队就需要一个乐队指挥。”[16]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个“指挥”只能由国家——政府来担当。
2．提出宏观调控的货币手段和财政手段。(1)宏观调控的货币手段。马克思论述了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和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他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分析1847年和1857年英国的两次货币金融危机后提出这样的思想：在私有制商品经济条件下，货币金融危机是不可避免的，正确的货币金融政策可以缓解危机，错误的货币金融政策可以加深危机。[17](2)宏观调控的财政手段。马克思认为，财政手段的调控对于经济的稳定增长、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收入分配来说至关重要。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第一次提出社会生产结构的概念，它指的是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财政支出结构对于产业结构具有很大影响，在确定了财政收入规模，解决了财政资金筹集问题之后，财政支出的流向和流量成为制约产品结构，调节国民经济各部门发展的比例关系，制约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和调控投资结构的重要手段。[18]
(六)公共信用理论
1．公共信用成为资本的信条。“国债，即国家的让渡，不论是在专制国家、立宪国家，还是共和国家，总是给资本主义时代打下自己的烙印”。[19]存在于前资本主义的公共信用，为资本主义公共信用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而存在于不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公共信用，都无一例外地打上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特有的印记。在资本积累过程中，公共信用所反映的债务积累实际地表现为资本积累这一事实，足以证明“国债资本的积累，不过是表明国家债权人阶级的增加，这个阶级有权把税收中的一定数额预先划归自己所有”[20]。
2．公共信用推进了金融市场的发展。公共信用的发生有两个显著的后果：第一，容易产生“有闲的食利者阶级”，并使这个阶级中充当政府和国民之间中介人的金融家大发横财；第二，公共信用也使交易投机和现代银行统治兴盛起来。
3．公共信用与赋税制度的内在联系。一方面“借债使政府可以抵补额外的开支，而纳税人又不会立即感到负担，但借债最终还是要求提高税收。另一方面，由于债务的不断增加而引起的增税，又使政府在遇到新的额外开支时，总是要借新债”。[21]
4．公共信用制度运作的基本特征。马克思指出，国债券、国库券作为公共有价证券，具有金融市场上金融工具的一般属性，同时也具有受公共信用制度制约的特殊属性。首先，国家作为债务人，“对借入资本每年要付给自己的债权人以一定量的利息。在这个场合，债权人不能要求债务人解除契约，而只能卖掉他的债权，即他的所有权证书”[22]。其次，国债券、国库券本身也是一种“幻想的虚拟资本”。“不管这种交易反复进行多少次，国债的资本仍然是纯粹的虚拟资本”。[23]总之，公共有价证券所表现出来的货币资本的这种虚拟性，在实际上根本不是资本，“它仅仅是对现有资本或未来收入……的所有权证书的积累”。[24]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公共经济学研究的指导话语
第一，马克思主义的公共福祉关怀必须成为中国公共经济学研究的价值取向。公共经济学是研究公共部门经济活动的学科，关注的是公共部门在参与资源配置、协调收入分配和促进经济发展方面的行为方式和作用效果。然而，公共经济的发展服务于谁的问题，却是西方资产阶级公共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公共经济学区分的显著标志。
马克思主义强调要关心和重视作为社会历史活动主体力量的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存和发展需要及其满足，要求一切社会历史活动，包括社会治理理念和措施，都必须在根本上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存和发展需要，有利于人民群众作为“人”所具有的“人的本质力量”的充分发挥及其才能的全面发展。[25]马克思主义的公共经济思想同样也是从对人的公共福祉关怀出发来论述的。强调实现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归宿。
第二，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公共经济思想注入到公共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中。当前，我们在公共经济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中，大多应用的是西方公共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研究观点。在当前我国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扩大公共投入，尤其在大力推进公共医疗、公共教育等改革，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进程中，不仅要吸收借鉴西方理论成果，而且更应努力发掘马克思主义的公共经济学思想，使之更加丰富和完整，并能更好地适应中国国情。超级秘书网
马克思主义的公共经济思想，运用了科学的研究方法，以政府的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为目标，透过表面现象，深入内在本质，进行了科学抽象，然后才用叙述的方法把这一思想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从简单上升到复杂地叙述出来，揭示了政府等公共部门经济行为的本质及其运行的规律，为解决中国公共经济学的四大难题提供了不少的理论支撑和借鉴，如关于政府(国家)经济行为的本质及其两重性的论述可以成为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理论支点，公共信用理论可以进一步明确公共经济责权的配置问题等。
第三，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研究方法论作为中国公共经济学的研究工具。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对于公共经济学的研究具有同样的适用价值。马克思创建了唯物辩证法用于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科学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实质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运用辩证法对经济运动和以前的政治经济学进行了研究，他的第二部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更进一步将历史唯物主义运用到经济学的研究中来。在具体方法中，马克思采用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使经济科学研究更具有科学性。马克思《资本论》中贯串始终的抽象与具体、逻辑与历史、分析与综合、演绎与归纳的方法，“这种分析却既因哲学唯物史观的运用而使经济学的实证分析，超越了纯粹的表象描述而具有强烈的理性思辨，又因经济学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的实证而使哲学的逻辑推演，超越了纯思辨的抽象论证而具有透彻的经验说服力。”[26]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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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539－540、527、527．
公共经济学论文篇3
卫生经济学是一门蓬勃发展的新兴学科，20世纪50年代，卫生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因实践的需要而产生，目前已形成了业内公认且比较完善的理论体系。同时，卫生经济学又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不同经济体制下对卫生经济学的运用是不同的，国外的卫生经济学教材分析的实例可能解决不了我国的问题。在我国，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推进，更多复杂的问题需要运用卫生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解决，可以说，卫生经济学是与我国医改工作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本门学科能够帮助回答如何使用有限的资源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医疗卫生服务，达到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改革目标。从卫生经济学的这一学科特点来看，本门课程的教学不能够仅仅停留在讲解整套理论体系，而是应该在夯实学生理论知识的基础上，进一步教给他们用理论去发现表面现象下的实际问题、以及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和能力。
1.2卫生经济学是融多学科特点于一身的交叉学科
卫生经济学是一门非常典型的交叉学科，在其理论体系中，借鉴引用了微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国民经济核算、保险、管理学、财务管理、社会医学、甚至医学的相关知识和理论，从而形成了自身特有的理论体系。卫生经济学融合多学科的这一特点使卫生经济学课程的部分章节与相关课程的章节有重复讲授的问题，比如卫生事业管理、社会医学等，这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存在一些迷惑：为什么相同的章节在不同的课程体系中重复出现？这个特点对任课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任课教师需要对卫生经济学及其相关领域的理论和实践有全面的把握和认知，了解相同的章节在不同的课程当中都是以何种形式出现的，同时需要帮助学生进行鉴别性的学习，也就是在不同的课程当中从不同的角度学习同一个知识点。
1.3卫生经济学课程的各章节既能独立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又相互联系
卫生经济学课程体系中几乎任何一个章节都能够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进行长时间的深入研究，比如卫生总费用一章有其独立的理论体系，卫生部卫生发展研究中心有专门的一支研究团队，几十来年一直进行相关研究。而从卫生经济学整个学科来看，各章节间又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例如，卫生筹资的实践需要卫生总费用核算作为支撑，与医疗机构与卫生服务补偿息息相关，影响到了卫生服务市场的运行，而医疗领域的补偿问题又受卫生服务价格的影响，整个体系形成了网状的联系。卫生经济学的这一特点对教师自身的知识体系有非常高的要求，也就是说任课教师不仅要了解卫生经济学以外的相关领域的知识，对卫生经济学内部的知识体系也要有非常系统的了解。
2改进卫生经济学教学的建议
2.1教师加强自身科研能力的培养，教学科研互相促进
由于卫生经济学理论性和实践性的特点均较突出，所以为了能将卫生经济学的知识系统全面的传授给学生，任课教师须加强自身科研能力的培养，尽可能多地参与卫生经济学的相关研究，或者了解相关研究的内容。一方面可以利用自己已掌握的卫生经济学知识解决卫生事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另一方面在科学研究的过程中，可以积累丰富的教学案例，并充实到课堂教学内容中，真正教给学生解决问题的方法，这样就可以充分做到科研教学互相促进。教学实践表明，在卫生经济学课堂中加入一些科研实践活动的过程和成果，甚至研究过程中的趣事，能够引起学生学习的极大兴趣，强化学生学习的效果。
2.2重视课程组成员的集体备课
虽然教师加强自身的研究能力非常重要，但由于卫生经济学的各章节都可作为深入研究的领域，而课程组成员的研究方向往往集中在不同的领域，由于每个人的精力有限，要求每位任课教师精通本门课程各章节，并对所有内容都有深入研究也不现实。若想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可以采用课程组成员进行集体备课的方式。一方面，术业有专攻，课程组成员间集体备课时可相互交流自己在科研工作中的心得和成果，获得的本学科前沿知识；另一方面，对于知识体系以外的内容，比如课堂安排，教学技巧等，也可以进行交流，以达到取长补短，互相促进。
2.3注意与相关课程组的沟通，处理好交叉章节的讲授
对于卫生经济学与其他课程内容交叉的问题，需要课程组与本专业其他课程组进行统一沟通协调，在本专业同一教学大纲的基础上，统筹规划安排各章节的讲授，或进行一定的取舍，或从不同角度对同一知识点进行讲授，尽量做到不重复讲授。如医疗保障一章的内容，卫生事业管理课程偏重于医疗保障体系的制度化建设，而卫生经济学则更偏重从医疗保障体系的筹资和支付角度进行讲解，若卫生事业管理为先设课程，那么在卫生经济学课程的讲授中可以从复习医疗保障体系的制度化建议入手，引导学生思考不同的医疗保障模式的资金是从哪里来的，都为哪些人支付了。
2.4引导学生发现各章节之间的联系，从不同角度分析同一个问题
卫生经济学各章节间相互联系，但学生在有限的学习时间内，可能不会及时主动地发现卫生经济学各章节之间的联系，仍然需要教师适当的引导，而引导的过程不仅是机械的说教，还可以通过设置问题的方式开展，如“提高卫生服务的价格，会引起卫生服务需求怎样的变化？”引导学生从卫生服务需求的角度回答，或从诱导需求的角度回答，或从卫生人力资源特殊性的角度回答，不同的角度都可以分析同一个问题，得出相似的结论。再如在卫生资源配置一章中讲到医疗病床使用率在2000年达到最低值，此时可以引导学生分别从卫生筹资角度、卫生总费用角度、医疗保障制度角度寻找原因，都能得出我国2000年的卫生筹资公平性较差的结论，同时还能将各章的内容联系起来。
2.5每章课程的讲授开始于一个特定案例，以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
卫生经济学课程中案例教学的重要性已被业内认可[2]，通过案例的学习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常规做法是在讲解每个知识点的时候引入案例，以加深学生的理解，笔者通过教学实践发现，在开始每章知识体系的讲授之前，先引入一个特定的案例，这个案例可以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现象或社会民众讨论热烈的话题，但其中反映出来的问题最好能够贯穿整个章节，通过对案例的分析引出本章的各个知识点，让学生带着问题来学习整章内容。如对于疾病经济负担一章的学习，让学生从普通感冒带来的各种负担开始思考，进而思考每种负担的大小、数据的来源及可得性、感冒最终的负担如果很大或很小对卫生政策制定者有什么提示等问题，从而将疾病经济负担一章的知识点全部涵盖在内。
公共经济学论文篇4
二、问题的性质及分析
在征地时政府和农民发生矛盾的问题根本是土地的产权不明。按土地用途分类，可分为农用地、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在这个问题中，我们讨论的主体是农用地。那农用地是不是公共产品呢？公共产品是具有非竞争性的，即一部分人对这个产品的消费不会影响其他人消费，而政府征地的时候影响了农民，所以它到底是不是公共产品呢？公共产品的定义：在一定的制度条件下，技术水平条件下，如果产品的产权经济成本（包括界定成本，交易成本，保护成本）这些大于产权经济收益的时候，这个产品就是公共产品。农用地的制度条件就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它的界定成本是相关法律规定的实施以及农民与农业集体经济组织签订的协议或合同，那么，农用地的产权归农民集体所有，其承包经营权和使用权归农民，农用地的服务主体是农民集体，交易成本是农民耕地所需的直接费用和间接费用（包括时间成本和人力成本）以及承包费（家庭承包不用交纳），保护成本是相关部门监管人员的工资以及农民在农用地设置保护设施的费用。按照这样的定义来说的话，农用地是属于公共产品的。公共产品是根据产品本身边界线来确定，与它的提供方式还有需求状态无关，虽然外部人员对农用地也有一定的需求，但农用地提供的主体还是农民集体。那为什么它的服务主体是农民集体？既然公共产品是具有外部性、非排他性、非竞争性的，也就是说一部分人对农用地的消费不会影响另一些人的消费，那为什么还有外部人员和农民集体之分，为什么主体会是农民集体？
因为公共产品的提供方式可以是集体的或个人的，消费方式可以是集体的也可以是个人的，在这个问题上，因为农民签订了协议并付出交易成本，所以农用地的消费主体是农民这个集体的，与外部性无关。农民有权使用协议中的农用地，即使农用地与外部人员的利益是相关的，它的服务主体依旧是农民。况且，任何公共产品都是有一定的前提条件的，就像公路上有先行后行之分，公共电话亭也是需要投币才能使用是一样的，农用地是农民这个群体的前提条件下属于公共产品，可当外部人员参与时，就失去了公共产品的意义。如果外部人员在法律之外强行征用土地或换取农用地承包经营权，那对于农民这个弱势群体来说是不公平的。公共产品具有非竞争性，有些地方政府搞发展搞建设于是就想把农用地承包给开发商，而农民也要靠土地生存，就产生了竞争，而这是农用地先来后到的原则，不能因为有权力就不严格遵照法律任意征地，但是正如前面所述，农用地在一定的前提条件下是公共产品，就像公众认为风景区是公共产品，但是五一长假的时候旅游的人那么多，同样有竞争，这两个是同样性质的问题。对于农用地，农民还有外部人员的目标函数是不一样的，农民是为了生存，而外部人员是为了减小成本，实现收益更高，而且，各自的生存经验即生产函数不一样，农民的生产函数只有耕作这一条途径，而外来人员的生产函数不只是耕地这么简单，他们获取利益的渠道很多，不一定非要农用地。为了生存，作为农用地最迫切需求者的农民不得不显示自己的需要偏好，于是就产生了这些征地悲剧，而且在外部人员征用农用地的时候，原本对这些农用地享有使用权的农民并不能拿到相应的补偿。况且我国的征地价格按土地的原用途确定，加之地方政府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征地价格往往较低，严重侵犯了农民的利益，在现实中也难以实行。一些建设项目，特别是国家和地方的重点基建项目，为节省投资往往采取“省部协议”“、政府定价”的办法确定征地补偿标准。对农民来说，政府虽征的只是土地，但拿走的却是他们的工作岗位和住所，更何况大多时候农民得到的只是一点补偿。既然农民对农用地享有权利，即使不愿意出让土地也可以走法律程序，那为什么会出现外部人员堂而皇之的强行征地的事件？一方面是产权边界界定困难，农用地是开放性场所，他们进出不受限制；另一方面管理者的走形式使外部人员更加肆无忌惮，管理者的目标应该是维护农民的利益，可他的手段却是走个形式而已，并没有真正考虑到农民的利益，手段和目标的不一致才会出现问题。所以，通过分析可得，农民是农用地的利益相关者，可是为什么政府没有征求农民的意见轻易地把耕地征走，甚至有时候地方政府可以拥有警力来强制性地征土地呢？决策人、经济人与利益主体的一致性是经济活动有效的前提。而分析的第一步，就是要搞清楚问题的利益相关人和决策人之间是否一致，很多时候，经济问题争论的偏差就是从这个不一致开始的。而在使用农用地这个问题上，决策人（政府）和利益相关者（农民）是一致的，由于最终做出的决策和农民的目标是一致的（付出交易成本获得农用地使用权）所以没有产生冲突。但现在，问题是地方政府为了发展经济来和农民争地时，就影响了农民的生存目标，而且只有农用地转为了建设用地，政府才有权力对其征收。
还有明明有其他地方尚未开发，为什么要选择农用地呢？首先是成本问题，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一般可以获得更高的收益，保护耕地具有较大的外部效益。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尽快发展壮大本地经济，在与其他地方政府的竞争中吸引更多的资源，不惜以土地为代价，甚至违法大量征用农民的土地，低价提供给开发商使用，而把保护耕地的任务推给社会，不利于耕地保护，而且容易引发政府的土地违法活动。各地的圈地热的背后往往都有政府的参与和支持。而且政府缺乏产权管理，不重视对产权的保护。只要符合国家利益，为了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产权者都必须做出牺牲，这种现象太普遍，更何况农民是弱势群体。还有些地方政府用宅基地换房，承包地换社保，宅基地和承包地是农民的合法财产权益，而社会保障是政府应该给农民提供的公共服务，所以这样是在制造新的不公平。一个人的计划经济，两个人的市场经济，三个人的公共经济，公共经济是集体主义问题，而集体主义会严重扩大公共产品的适应范围，牵涉到多方利益，所以，征地的问题才这么复杂，公共经济的问题才这么难以界定与解决。
三、问题的解决
（一）从政府角度
1.充分利用开发区，节约土地资源。大量设立的开发区，因开发能力的限制，不能得到充分合理利用，土地闲置荒芜，很大一部分土地的表层土壤和配套的农业生产设施遭到破坏，已经无法重新耕种，这造成大量土地资源的浪费。
2.在坚持最严格的保护耕地制度的基础上，尽可能有条件地缩小征地，一部分根据市场去谈判。政府征地进行补偿时，应该最起码不能让农民比现在生活质量低，应该让他们的生活长期有保障，如果融入城市就应当比一般居民生活质量要高。合理的补偿就是保证生活水平不降低，住房不比城市的房差，最重要的是要把他们今后的日子安排好，一定要有正常的社会保障，真正变成市民。
3.加快城镇化建设，城镇化的进程是节约土地的，城镇化会释放出耕地，城镇化的根本要求应该是城乡一体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城镇化不是城乡用地增减挂钩，也不是简单地让农民进城，集体建设用地应该大大节约，应该提高效率，管理者必须统筹好城与乡的发展，让人们在农村也能平等地享受经济发展成果和社会公共服务。4.政府应从具体的市场行为中分离出来。当政府的行政职能与市场经济行为合为一体，政府职能越位，就容易产生问题。
（二）从农民角度
公共经济学论文篇5
近些年来，国内某些学者对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的关系进行了广泛的讨论，而以“财政学”(public finance)和“公共经济学”(public economics)“公共部门经济学”(public sectors economics)等名称命名的译著和著作很多。国内的一些学者，如陈共、平新乔、张馨、高培勇、郭庆旺、杨志勇、华民等都对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等学科之间的关系有比较深刻的分析。从国际上看，关于两者关系及其发展趋势的论述比较详细的主要有《公共经济学手册》第一卷，由《国际税收和财政》杂志在 1994年发起的一次关于公共经济学的未来发展趋势的特刊及由《公共经济学杂志》在2002年的一次纪念其创刊而由一些顶尖级的经济学家关于公共经济学发展的总结分析。此外，由于引进的西方文献越来越多，对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之间的关系及其发展前景的认识也逐渐深入。
二、问卷的评介与分析
本人于2005年元旦前后向全球部分大学的从事财政学或公共经济学研究和教学的经济学家就“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的关系及其发展趋势”为主题进行了全球性网络调查。我的问题是：“您如何看待财政学(public finance)和公共经济学(public economics)之间的关系及其发展前景?”。本次调查受到来自这些经济学家的数十份电子邮件。这些邮件反映了他们对我所做的调查课题的认识。本文就是选取了部分代表性的经济学家的回信(见附录①)和一些经济学家发表的论文对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的关系和发展趋势进行了简要的评介。
詹姆斯•波特巴教授认为，财政学主要是与税收及其相关问题等筹集收入方面的问题，主要是在税收方面，而公共经济学则包括了大量的与支出政策相关的问题。他认为，医疗保健和医疗援助以及残疾人保险和失业保险都是属于公共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也是他感兴趣的问题，但这些问题不属于财政学的领域。
他附件的文章中研究了公共经济学30年(20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末)的发展演变、取得的成就和未来的发展方向。他在这篇文章中提出，公共经济学是研究政府经济角色的一门学问。因为这一角色在不断地变化着，所以公共经济学也成为一个持续演变的领域。一些核心问题被持续关注，例如对不同商品的税率结构应该如何设置；而还有一些问题，例如对发达国家老龄人口社会保障体系如何进行改革才是最优等等，最近才成为研究的中心。经济学其他一些分支领域的理论与实证进展为公共经济学提供了新的视野，推动了对其中一些长期存在问题的研究。反之，这一领域出现的问题又推动了新的理论与应用研究。
近30年是公共经济学迅速发展的一个时期。理论和经验上的重要新成果大大提高了我们对诸如各个税种的效率和归宿这样的核心问题的理解，以及对社会保障项目的经济效应以及最优的制度安排的认识。在公共经济学相关经济理论以及支持复杂政策评价的实证分析等两个方面也都取得了重大的进展。
在过去的30年间，公共经济学的各个不同部分的进展有快有慢。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主要的研究进展是经济理论在次优税制设计问题上的应用。在70年代晚期以及80年代，家庭和企业数据库的出现促成了人们对税收激励以及其他因素如何影响经济代理人行为问题的探索。继而公共经济学的经验研究进入了一个飞速发展的时期，很多应用计量经济学家也把他们的研究兴趣转向公共财政问题。90年代，实证政治经济学和相关领域的迅速扩张尤为显著。
公共经济学中的很多应用研究越来越深入，这促使了这一领域里几个二级专门学科的兴起，诸如老年经济学以及教育经济学。这些领域中正在进行的研究工作不仅关注那些广布于公共经济学范围内的问题，而且也利用其他分支领域发展起来的真知灼见和方法技巧，例如医疗经济学、人口学以及劳动经济学等。
波特巴认为，过去30年发展变化的重大成果有以下几个方面：所得课税对家庭行为的影响；社会保险项目的激励效应；资本所得税的效率和归宿；赤字和跨期财政政策；财政支出的实证政治经济学；最优所得税和税种的设计以及转移支付等。未来有前途的发展领域则包括了：环境经济学和最适次优政策；老龄经济学；私有化和政府的范围；开放经济中的税收和支出政策；最适社会保险项目的设计；征税与家庭和企业的行为；在生命周期视角中的税收和支出项目以及国防经济学等。
罗宾•鲍德威认为，“公共经济学”这个词语是在20世纪70年代被采纳来取代财政学的，这是因为财政学这个词语似乎是太狭窄了。特别是，许多学者认为财政学太多地集中在筹集收入(税收)，而公共经济学则是一个范围更加广泛的词语。公共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包括了政府在税收、支出、社会保险和管制等所有的制定政策问题。人们认为财政学这个词语太狭窄了而不能代表本领域的更广范围的研究对象。然而，这两个词语现在都被使用着。他猜测这大概是英语的一般常见问题，有很多词语都有大致相同的意思。
拉本德拉•扎哈认为，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有相当大的部分是重叠的。但是，财政学的研究范围是太狭窄了。财政学几乎是完全研究政府预算的操作(尤其是税收和支出)，而公共经济学涉及的更多的是公共部门对经济的干预，它包括了诸如管制和稳定等方面的问题。
财政学权威理查德•马斯格雷夫的《财政理论与实践》是全球各个大学本科生普遍使用的教材，是财政学的经典著作。马斯格雷夫1959年出版的《财政学原理》提出的财政“稳定宏观经济、收入分配和资源配置”的三职能说成为后凯恩斯经济学政府干预经济的代表观点，是现代财政学的奠基之作。他在回信中指出，他写的《财政理论与实践》是30年前完成的著作，他尽管已经94岁高龄，仍然关注财政学的发展变化。他称，他非常后悔看到了财政体制所发生的显著转变。他那一代人还认为财政的建设性和积极作用是对市场的必要补充，应该尽可能少的干预市场。但是，马斯格雷夫一直坚持不懈地认为，公共物品、公正和有效的税制以及财政政策在宏观经济稳定和增长中的经济作用是在财政学中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基本观点。他认为，“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显然是有着明显差异的。财政学仅涉及到公共政策的财政工具；而公共经济学则包括了贸易政策、反托拉斯政策和各种形式的管制等所有的工具。他也注意到，许多问题可能是需要许多工具才能解决的，所以，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可能不存在显著的差异。同时，还有通过共同的预算政策将一串财政工具合并起来的情况。 马丁•费尔德斯坦称公共经济学的研究出现了转型。他认为自己当初入门学习的理查德•马斯格雷夫的《财政学原理》(1959)开启了财政学的新纪元，但是，计量经济学研究方面论述的不足反映了当时该领域的研究状况。同样，马斯格雷夫只是讨论了政府支出的一般原则，其经典著作没有论及政府支出的具体方面，而这也就成为以往30年中公共经济学研究的课题。在论文中，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是交替使用的。
他认为，20世纪60年代和20世纪70年代财政学理论方面的这些发展其重要性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它们在许多重要的财政学问题上，对庞大的专业思想体系进行了分类。尽管它们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但是表明了一些早期观点的各种错误，提供了基本的分析见解。第二，他们吸引了一代优秀的大学生转向公共经济学领域；其中大部分学生并没有继续理论研究，而是完善了财政学理论基础，这种新理论的严谨性对他们的实证研究是有益的。
公共经济学方面实证研究的发展将过去30年的研究与以往所有研究区别开来。20世纪60年.代后期与20世纪70年代早期出现了高速计算机、可以依赖的经济计量软件和可读大量数据的机器。这些发展，复杂的经济计量技术和标准装备的大学生对公共经济学实证研究的革命都是关键性的。对税收的计量分析研究成果等实证研究深化了我们关于税收对个人风险影响、税收对公司融资政策的影响以及在经济增长背景下分析税收问题的意义的理解。
财政学研究这种演变的第二个主要方面，一直就是扩大研究主题的范围，它涵盖了政府支出和税收。研究焦点的转移无疑是因为受到政府支出大量增加的刺激。财政学领域因此从研究为基本的政府服务融资的税收转变到公共经济学领域，看到了更宽范围内政府支出的效果。政府支出增加的大部分是为了社会保险项目，公共经济学方面的研究正好与之呼应。社会保障养老金、事业保险、工人的补偿金、老年保健医疗和穷人医疗补助计划的增加给理论和实证研究增添了新的内容，成为研究的主要对象。20世纪70年代，对稳定政策的分析已主要转向宏观领域，更加强调金融政策，而不仅仅研究通过改变预算赤字和盈余的财政刺激的各种变量。然而，财政学研究如何利用税收规定(如投资税收抵免和折旧扣除)以反周期的方式来刺激企业投资。财政联邦主义也成为了公共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即分析这些政府如何选择它们的税收政策和支出政策，更高一级的政府政策(包括地区财政补贴和匹配财政补贴)如何影响这些选择，以及税收和支出方面形成的地区间差异如何影响私人部门的为政府计划的效果。
对于未来的发展方向，马丁教授认为征税和支出问题将继续对公共经济学研究提出挑战。
哈威•罗森的《财政学》目前是全球最受欢迎的教材之一。作为马斯格雷夫和费尔德斯坦的学生，他在其《财政学》教材①的前言中写到：“财政学领域已经与上一代有很大不同了。在理论方面，财政学的主要成就之一就是将对政府开支和政府的分析用基本的经济理论更加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了。一个主要的例子就是最适税收(optimal taxation)的文献。最适税收就是试图使用标准的经济工具而不是根据一套特别的税制设计原则为政府的财政行为获得解决问题的方法。在实证方面，最为激动人心的发展就是为了理解支出和税收政策如何影响个人行为和政府本身如何制定政策而广泛应用了计量经济学的工具”。他认为“财政学的发展都是充满着歧义的”。但是他坚定地认为，财政学就是公共经济学或公共部门经济学，是分析政府征税和支出政策的一门经济学学科。
河野正道教授认为，日本的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公共经济学的父母是金融(父亲)和福利经济学 (母亲)。公共经济学研究的是次优、公共物品定价、最适税收、最适补贴和外部性等问题。公共经济学涉及的是效率和微观经济特征的问题。而财政学(日本语)则在某种意义上涉及的是宏观经济问题。按照他的理解，财政学是金融(融资)学的一部分，是日本语中很传统的财政学(日语)。现在，金融(融资)不仅仅是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的财政学，也是私人企业的财政学。这就是为什么它们使用这些词语的原因。他认为，财政学专门研究政府(公共部门)的融资活动。
公共经济学论文篇6
中图分类号：G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8-0243-03
引言
公共经济学是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公共部门的经济行为和政治问题的一门新兴学科，目前作为高校公共管理类的专业核心课程，其重要性日益突出。众所周知，由于学校间差异较大，学生良莠不齐，目前不同高校的公共管理类专业本科学生的培养定位和教学目标各不相同，导致公共经济学课程内容的设置各有特色，有的依托财政学发展而成，有的基于政治经济学背景，还有的则侧重于公共政策与管理[1]。如何准确把握公共经济学课程的特点并结合公共管理类专业的特质，设置课程内容，创新教学模式，提升教学效果，调动学生积极性，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现实经济问题的能力，以达到学以致用的教学目标，已成为一个不容忽视、亟须解决的现实问题。笔者以所在高校公共管理类专业本科生为例，尝试依托本校的优势学科，并结合专业特点从教与学两个方面就如何提升教学质量与效果，形成特色教学，有针对性地提出创新思路。
一、我国高校公共经济学课程的特点
公共经济学作为一门政治学、公共管理学与经济学的交叉学科，有着完整的框架体系和严谨的学术内涵。整体而言，本文认为公共经济学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跨学科，综合性的特点
公共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福利经济学以及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有着密切的联系，要求学生掌握多学科知识，并具备扎实的经济学理论和良好的运用政治学原理及数学知识的能力。
（二）案例多，实践性强的特点
公共经济学是以公共部门经济活动为研究对象，以公共产品和公共选择作为两大理论支柱，其研究内容包括市场与政府的相互关系、公共支出、公共收入、预算管理、收入再分配和国民经济宏观调控等，是一门源于实践，形成完善的理论并应用于实践的学科，案例多，且理论和实践联系紧密，如果课程设计合理，能激发学生探讨的兴趣，使理论―实践―理论这一过程能够迅速地转化和融会贯通。
（三）数学模型多，分析方法多样的特点
公共经济学会借助严谨的数学模型来演绎公共部门的各种经济行为如投入产出分析、博弈论、一般均衡论等；且分析问题的方法也是多样的，比如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法、归纳与演绎分析法、成本―收益法、均衡与非均衡分析法等。这一特点决定了公共经济学具有较高的学习难度。
二、公共管理类专业本科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一）教学目标与教学内容未体现学科特点与专业特色
目前公共经济学是各高校公共管理一级学科下属专业如公共事业管理、行政管理、土地资源管理、劳动与社会保障、公共卫生与医疗管理、教育经济与管理等专业的必修课程。不同专业的培养目标、学科特色、办学条件、师资力量和学生生源等有所不同，公共经济学的教学目标与教学内容也应有所区别。但目前大多数高校该门课程教学目标的设定普遍没有结合各校的实际情况，教学内容单一，没有针对性，也没有结合各校的优势学科，不能反映专业特色，也无法满足多样化需求。
（二）教学资源匮乏，案例教学素材不足，本土化缺失
国外大学有关公共经济学的案例库建立往往经过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积累形成，而我国引进公共经济学这门学科只有十余年的历史，虽然我国有些高校的学者编写了反映政府及公共部门经济活动的案例，但符合我国公共经济学教学特点、又具有教学适用性与应用性的高质量案例并不多，影响到案例教学的实效性。而目前出版的案例教材多以国外案例为主，脱离我国公共经济实践，国内的案例教材比较零散，没有形成体系，在这些教材中，多数是案例的堆积，没有将公共经济理论与案例结合起来进行分析[2]。
（三）教学方法与考核方式未结合学生特点
在课程教学过程中，针对不同的教学内容如何设置安排具体的教学方法也是影响教学效果与教学质量的主要因素[3]。公共经济学理论学习中较多地借鉴了经济学的研究工具和方法来解释政府的经济行为，如果教师采取满堂灌的教学方法强调模型的数学推导过程，会让数学基础比较薄弱的公共管理类专业学生望而生畏。而且从考核方式来看，不少学生仍死记硬背，生搬硬套公式，为应付考试而学，最后考完就忘了，是纯粹的应试教育。
三、公共管理专业公共经济学本科教学的创新思路
（一）教学目标与内容要突出学校优势学科与专业特色
“特色”是由学校的资源决定的，是由专业教师决定的，更是由“特色教学计划”决定的。因此，各校在制订教学目标与教学内容时应根据各校的资源情况，依托各校的优势学科群，来体现专业特色。以笔者所在的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为例，目前公共管理学院下属的行政管理、公共行政及土地资源管理专业的公共经济学课程的教学目标与内容并没有突出体现本校资源类专业的优势与特色，因此课程内容体系应以此目标进行调整。例如在市场失灵与资源配置一章，可就资源稀缺性展开讨论；在讲到公共产品时，可以适当增加公共资源的分析，比如土地、石油；例如讲到外部性这章，就如何纠正外部性，可针对目前矿产资源产权不明等现状展开讨论与分析。
对公共管理类专业本科教学而言，公共经济学课程的内容设置应该在保持其基本内容体系的基础上，体现公共管理的特色。适当增加公共政策分析、政府规制、公共产品供给、公共资产管理等方面的内容。可以侧重于阐明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机制如何，以及如何更好地理解政府所出台的财政、税收、货币、金融、产业等各类经济政策，加大对价格理论、效用理论以及国有资产管理与区域经济政策理论等的解释力度，促进学生深刻理解其内涵和原理，能运用其灵活分析现实生活中的经济问题和现象[4]。
在设置课程内容体系时，要考虑到公共管理类学生的知识背景。以本校学生为例，行政管理与公共行政系的绝大部分学生人文知识丰富、数学基础较弱，在授课时可以对模型较多的章节有针对性地加以合理调整，尽可能采用文字和图形对理论内容加以辅助讲解，以便于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相关学习内容；而土地资源管理专业的学生大多是理科生，对其理论的数学表达及其相互间的数学推导没有太大问题，则可培养学生运用公共经济学的“语言”去分析现实经济问题，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
（二）丰富教学资源，建立案例库，案例教学体现本土化、本专业化
案例的编写与更新是进行案例教学的基础，运用国外先进的理论指导中国的实践，需要一个本土化的消化和研究过程[5]。国内各高校在积极收集具有典型性、实用性，并符合我国公共经济学教学特点案例的同时，也要尝试建立本土化与本专业化的公共经济学案例库，为实践与实验教学奠定基础。案例库的建设是案例教学的关键，案例的精选要具有时代性，分析过程及拟实现的目标要有系统方案，同时要反映最新的理论发展和实际应用，给学生提供一个广阔的学习空间，突出公共经济学的学科实用价值。
在选择案例的时候要把握以下几个原则：一是本专业化原则。案例的选取要突出专业特点，并结合学校的优势学科。例如针对土地资源管理专业的学生，在讲到市场失灵与政府经济职能一章时，可以针对目前房价虚高以及政府出台的相关政策设计案例。二是本土化原则。即尽量选择反映中国经济发展和运行的案例，或者与国内实际经济生活情况相近的国外案例。例如在讲到公共选择一章时，很多高校会列举美国总统大选的案例来解释中位选民定理，但读者认为如果以台湾为例，讨论为何能当选的案例可能更能引起学生的讨论兴趣，事实证明也确实如此，其原因不言而喻；三是真实与实效性原则。案例的选取应来源于客观事实，同时应具有较强的时效性，最好是引起政府和的带有争议性和研究性的热点问题。例如在讲到寻租问题时，可结合目前国家出台的“三公政策”以及官员等案例展开讨论。再比如垄断涉及的中国电信拆分、公共支出中的医疗体制改革、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收入分配涉及的中国收入差距扩大等热点问题都可以当作案例展开讨论。
（三）教学方法结合生源特点，力求多样化；考核方式注重灵活性
公共管理类专业的学生多数为文科生，数学基础薄弱但人文知识丰富，表达欲望强烈，在公共经济学的教学中，应结合生源特点，改变传统“满堂灌”的教师为主、学生为辅的教学方法，而采用以学生为主、教师为辅的，更多样化的教学方法，除了上面说到的案例教学法外，还可采用分组讨论法。即把公共经济学的教学内容划分为资源配置与政府职能、公共产品及外部性、公共选择、公共收入与公共支出五大块，然后根据班级人数及教学内容进一步细化这五大块的内容，分别设置不同的“学习专题”，分配给不同的学习小组，并设定学习任务，让学生成为教学的主体，教师起辅助、引导作用。考虑到文科生的特点，教学方法上讲究深入浅出，理论结合实践。公共经济学教学内容具有一定深度并非指一定要用到复杂的数学推理，而是指知识结构具有一定层次性，实际上进行完整的知识结构的讲解只用简单的数学推理，甚至不用数学推理只用图表也能完全办到；适当开展课外实践，组织学生走访相关公共部门或者邀请相关专家来校做讲座，增强学生对我国行政、公共经济和政策的感性认识。
另外，有必要调整考核方式，目前各高校公共经济学考核方式普遍采用闭卷考试（70%）+平时作业（20%）+到课率（10%）。该方式过于突出期末考试的成绩，容易造成考前突击的现象。笔者建议缩小期末考试在总成绩中的比重，适当增加一些考核方式，综合构建成绩评价机制来评定学生掌握公共经济学知识的能力。比如老师可对学生在案例与小组讨论中的参与程度以及课题熟悉程度做出评价，并作为最终成绩评定的一部分；也可采用国外考核方式，增加中期考核，理论知识放在中期考核中，减轻学生的期末负担，将后半学期的精力放在综合应用与实践锻炼上。如果条件允许，可以采用阶段学结、口试、小组报告、时事分析、文献阅读报告、经济学知识竞赛等考核方法对其加以补充，以便更为科学、准确地把握学生们的学习情况并对其做出评价[6]。
（四）丰富教学资源，推进信息化教学与网络课程
公共经济学的特色教学除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与考核方式上需要创新，体现专业特色与本土化外，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还应该利用网络资源构建教学平台，使公共经济学的教学更系统化、正规化。而且，运用网络资源实施教学，会使教学思想、教学内容、教学方式方法、课程体系及课堂结构发生巨大变化，这对于优化教学过程、增进教学效果、加大信息量的传授、提高教学质量将起到重要作用。目前国内有不少高校的《公共经济学》精品课程会把相关的教学经验和成果展示在网上，推进信息化教学后，可将相关链接放在平台上，帮助学生突破仅限于本校学习的空间局限，能拓宽课程信息来源，扩大学生研究视野。教师可建立个人教育博客、播客、QQ聊天室、BBS以及电子信箱等多种途径加强与学生的互动，教师、学生双方可以通过发表自己的博文，发表评论、留言，实现师生间的交往，从而实现智慧共享[7]。
参考文献：
[1]刘晓玲，周蕾，周月书，李放.公共经济学教学内容与方法改革探讨[J].中国农业教育，2007，（3）.
[2]杨龙，王骚.公共经济学案例分析[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
[3]黄万华.公共选修课《管理经济学》课程教学法探讨[J].学理论，2010，（11）.
[4]黄建军.公共管理类专业微观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探索[J].北方经贸，2009，（11）.
公共经济学论文篇7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30-0262-03
引言
公共经济学是一门研究公共部门经济行为的学科,是经济学的重要分支,同时,和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都存在交叉领域,具有相当广泛的应用范围,特别是在公共管理专业建设和教学中,其学科地位已经越来越重要。在国外,随着凯恩斯主义的逐渐兴盛,政府广泛地干预经济,公共部门的活动范围逐渐扩大。经济时代和经济环境的深刻变化,诱使经济学家们从过去单纯研究政府收支本身,转变到从更广泛、更深层的角度研究公共部门的经济活动。在国内,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公共部门的体系要重建,职能要转变,行为方式要调整,效果评判标准也要发生变化。这样,客观上要求有一整套较为系统的理论,对公共部门的经济活动进行分析。因此,公共经济学的教学对于提高公共管理类本科毕业生的社会适应和实践能力具有重要意义,也为学生进行公共管理学研究和分析相关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但是,由于公共经济学在中国是一个比较新的学科,学术界对它的研究尚不深人,对于该学科的许多问题也没有一个十分明确的认识,因此,造成公共经济学教学的定位还比较模糊,影响了教学的效果,也阻碍了该学科的健康发展。
在国外,公共经济学虽然起源于19世纪80年代,但由于语言上的原因,直到20世纪50年代以后才在英语国家广泛流传。在国内,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才为人所知。目前,在中国开设公共经济学课程的专业大多在高校经济管理学院、公共管理(政策)学院相关专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公共经济学是介于经济学与公共管理学之间的边缘学科、综合性学科,因此,高校公共管理类专业的学生也要求必修该课程。众所周知,不同学院培养学生的定位和目标是不同,因此,有必要区分不同专业本科生公共经济学教学定位,在这个基础上来提高学生的兴趣,是每一个公共经济学教学和研究者必须明确的问题。本人结合多年给行政管理专业本科生教授公共经济学课程,试图说明该如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说明行政管理本科专业公共经济学教学定位和教学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
一、行政管理本科专业《公共经济学》教学定位和教学过程中存在问题及其原因分析
在中国高校行政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方面,各个学校在课程体系设置方面明确规定要把基础课程的学科导向与专业课程的就业导向结合起来,把创新能力与实践能力建立在扎实的理论基础上,使得学生对现实问题的解决变得更加严谨和科学。公共经济学一方面对政府的管理决策提供了经济分析的思维框架,让学生能够掌握相应的基础理论,另一方面也使学生了解政府在经济体制中的地位,使政府的决策能够更好地适应市场体系,以提高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管理决策的能力和水平,可以说,公共经济学对行政管理专业学生的理论积淀和能力培养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是,政管理专业学生主要来源于文科生,数学基础不好,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凡涉及到数学公式、数学推理和图形就感觉困难,这极大地降低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因此对具体政府经济行为的理解能力有所欠缺。公共经济学要求先修的课程是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而行政管理专业本科生不像经济学院本科生接受过严格的微观和宏观经济学思维的熏陶,加上公共经济学教材涉及的许多理论涉及内容广泛,综合性较强,这也无疑降低了行政管理专业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因此,针对行政管理专业本科公共经济学教学,应该与传统财经类经管类院校所应用的方法和体系方面有所区别,应该更加注重把现实的案例融入课程理论中。
在行政管理本科专业公共经济学教学过程中,大致存在以下两个突出问题:第一,没有运用经济思维去分析政府经济行为。在给行政管理专业学生掌握公共产品、公共选择、政府收支等相关理论基础上,让学生学会用经济学的思维去理解和思考政府经济行为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并能够提出自己的见解,这一点非常重要,有利于学生分析问题能力的培养,而有些教师在教学过程当中,注重对知识点的讲解,并要求学生强行记忆知识点,对于经济学分析问题的方法却涉及很少,其结果是许多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没有着重熏陶经济思维习惯,脱离了素质教育的方向,也淡化了课程的现实魅力。第二,从教学手段来看,过于单一,从书本到书本,所采用的是教师讲、学生记的“填鸭型”教学模式;从学生的学习情况看,不少学生仍习惯于中学时代的思维与学习方法,死记硬背,生搬硬套公式,为应付考试而学,最后考完就忘了,纯粹是为应付考试在学习公共经济学。教学手段的缺陷造成不能达到公共经济学课程应有的教学目标,从而造成学生学习兴趣大大降低。
造成上面两个问题的存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1.任课教师过于依赖多媒体教学手段。公共经济学是一门实践性较强的学科,多种多样的实践教学方法对于达到教学目的是不可缺少的手段。一些老师总认为公共经济学理论性强,大多借助多媒体以课堂口授为主,偏重于对概念和理论的讲解而脱离实际运用,造成学生只跟着老师翻PPT的感觉,以教师为主体进行灌输教育,而学生参与法、案例教学法等实践教学的方法运用甚少。教师没有充分给学生主动权参与到课堂的讨论和发言上面,这无疑大大降低了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而行政管理专业本科生大多数偏好实践性和趣味性强的课程,对枯燥和空洞的理论性太强的课程体系缺乏兴趣,学生也难以理解。教师的教学手段和学生对课堂要求的差距造成学生不喜欢公共经济学这门课程,因此,公共经济学教学效果不是很理想。
2.公共经济学教学目标单一和考核方式不当。目前,公共经济学的教学目标基本还是以应试教育为主,缺乏对动手和实验能力的考察体系,也缺乏在课堂上让学生具体分析现实中政府经济行为及其评价,这也降低了学生学习兴趣,而这是不符合教学目标多维化发展趋势的,难以培养出高素质的政府经济管理人才。在单一的教学目标指引下,导致行政管理专业本科生公共经济学期末考核不当。现存的考核方式大多以期末卷面成绩和平时综合成绩折算期末总成绩,而且期末考试卷面成绩占得比例较大。而与此同时,期末考试卷面知识不能全面地反映学生理解和掌握知识的情况,反而可能助长平时懒散、考前突击、死记硬背甚至“作弊”等不良倾向,既不符合教学目标,也有违公平规则。老师这种长期不良的考核方式,在一届届学生中形成认知,也极大地降低了对该课程的学习兴趣。
3.行政管理专业公共经济学的教学内容与专业整体课程设置衔接不恰当。学习公共经济学之前需要具备一定的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基础。但是行政管理专业学生只简单了解浅显的经济学概论,缺乏一定的经济学思维训练,还有的学生没有预修过经济学基础就来修公共经济学课程,这从根本上增加了学生对公共经济学相关知识理解的难度。现行教学对所有专业采用同样教案,显然是不合理的。另外,公共经济学与其他课程必然会有知识点的重复,虽然一定的重复能起到学习迁移的正向作用,但重复过多或授课体系设置不当会适得其反,使学生产生消极情绪或轻视学习的心理,造成学生学习过程中缺乏主动性和创造性。
二、提高行政管理专业学生公共经济学学习兴趣的建议
在本科教学过程中,如果一门课程在教师的教学过程中,学生体会这门课程教学内容和教师上课过程索然无味,这门课程的设置和建设是不成功的。在分析了行政管理专业本科生教学定位,教学过程中学生学习兴趣低和缺乏主动性的原因后,有必要采取相应的措施来纠正这种教学局面,提高行政管理专业学生学习公共经济学的兴趣。
1.要科学设置行政管理专业公共经济学课程该体系与其他课程的衔接,增强学生的学习公共经济学的基础知识,减少公共经济学知识点与其他课程的重复。在学习公共经济学之前,一般都要求学生学习过微观和宏观经济学的理论知识,因此,应鼓励要在大一和大二安排学生修完微观和宏观经济学课程,再修公共经济学课程。另外,在公共经济学的教学内容设置方面,可以少讲或不讲地方公共经济一章,以免与地方政府学课程内容重复,另外,对公共选择理论方面的知识点也要有所侧重,免得与行政学和公共管理学课程内容重复太多。也就是科学设置公共经济学的前期课程和后期课程,在教学内容方面也有根据前期和后期课程的设置,作相应的调整。
2.教师在对理论知识的讲解过程中,同时要把现实的例子应用到理论中,增加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对相关的课程内容,可以应用“小组专题讨论法”,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和积极性,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公共经济学课程内容体系理论性较强,涉及市场失灵与资源配置理论、公共产品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公共支出与收入理论等等,这些理论知识包含了现代经济学的应用。在讲授这些理论知识的同时,切忌教师只照搬书本、给学生读PPT,而是要把现实当中的政府经济行为和政策融入理论知识的讲解,并提出相应的问题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在一些既有理论性,又有实践性的课程内容当中,可以引用“小组专题讨论法”。所谓“小组专题讨论法”是指把公共经济学抽象理论的教学内容划分成若干部分并分别设置不同的“学术专题”,将这些学习专题分配给不同的学习小组,根据人数与课时总量把学生分成若干学习小组(一般五人一个小组),共同努力完成教学任务。每个学习小组最终必须把学习成果向全体学生展示,让学生在快乐中品味学习的幸福,增强学生的团队合作能力,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教师在对公共产品理论这一章,分别设置讨论专题:(1)中国某一种公共产品(公共医疗服务、自来水等)的运行和供给效率问题专题讨论,(2)公共产品提供方式公私合作制问题专题讨论(交通领域等)。在对公共支出理论一章中,可以设置讨论专题:(1)中国公共支出不断增长趋势的探究,(2)国际上类似国家公共支出增长的比较研究。在对税收理论这一章中,可以设置讨论专题:(1)中国税收结构优化问题探讨,(2)美国与中国税收结构的异同研究。在政府规制理论知识一章中,可以设置专题讨论:(1)中国政府规制历史发展及其原因讨论,(2)某一行业政府规制的国际比较研究(食品业规制等)。总之,在“小组专题讨论法”过程中,大约给学生三个星期的时间完成,原则上要求每个小组开三次碰头会。专题讨论需提交一份研究报告,约3 000字左右,同时每个小组有10分钟左右的时间演讲课题。讲完之后有5分钟时间互动交流,可以有三名左右同学向小组主讲人提问,然后教师总体作评述,最后教师结合课题报告、演讲效果评价该小组专题讨论的综合成绩。
3.教师要合理的设置公共经济学课程考核体系和教学目标。教学目标与考核体系相互影响。明确的教学目标引导考核体系的设置,良好的考核体系有利于教学目标的实现。公共经济学的教学目标要明确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在课堂内容设置上面,要多增加课堂学生发言分析具体问题,应用“小组专题讨论法”给学生机会解决实际问题。在实践性强的章节,也可以应用试验课程。 期末考试是教学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是检验学生学习情况的手段。针对行政管理专业学生的特点,公共经济学考核习题要采用多种考核方式最终评定学生的成绩。除了普遍采用的闭卷考试和日常考外,还在教学中用“小组专项讨论”及小论文的方式进行考核,另外规定每个学生选择一本公共经济学领域的名著选读,在学期末完成所选读名著并写一份2 000～3 000字左右的读书报告,读书报告时也作为期末平时成绩的一个很重要的权重,要求把公共经济学的相关原理和所选图的明著结合起来,选读书本大致在奥利弗・威廉森、埃莉诺・奥斯特罗姆、亚当・斯密、哈耶克和大卫・李嘉图等著名经济学家的作品。学生成绩的测评根据学生参与教学活动的程度、学习过程中提交的读书报告、卷面考试成绩等综合评定。在具体评定各种考核形式权重设置方面,要多增加“小组专项讨论”结果和课堂中具体问题的发言的权重。通过这种多种手段的综合测评外,可以引导学生在学好基础知识的基础上,注重技能训练与能力培养。在学习公共经济学过程中,学生切实得到素质的提高和学习兴趣的增加。
总之,行政管理专业学生公共经济学课程不仅应该教会学生相关的基本原理和理论知识,还应该强调学生分析和解决具体实在问题的能力培养。目前,上海海洋大学正在向有特色一流水平大学迈进,一流大学离不开人文和社会科学专业的拓展建设,也离不开相关重要课程体系的建设。作为一所在海洋、水产和食品方面有特色的大学,公共经济学课程体系的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因此,要把公共经济学课程真正建设成为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实用性课程。
参考文献:
[1]樊丽明.科学发展观与财政学科建设[EB/OL].省略.cn.
[2]刘宁.公共经济学的教学定位研究[J].教育产业,2006,(5):86-87.
[3]樊勇明,杜莉.公共经济学导引与案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公共经济学论文篇8
一、公共管理类本科教学中对公共经济学的学科再认识
公共经济学脱胎于财政学，在与政治学交叉后又分支出了政府经济学。公共经济学在发展过程中与财政学、政府经济学、当代西方经济学、公共管理学等多个学科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同时与福利经济学、公共政策学、政治学、管理学、伦理学等也有着交叉、渗透和关联。
根据最一般的定义，公共经济学是对经济效率、分配和政府经济政策的研究。这一学科包含的主题相当分散，如应对外部性存在而导致的市场失灵、逃税的动机分析，以及对官僚决策的解释。为了涉及所有这些方面，公共经济学已经从原先仅仅注重研究政府征税和支出，演变为现在关注政府与经济互动的每一个方面。公共经济学试图同时理解政府如何以及应该做出什么决策。〔2〕
新公共管理运动以经济、效率、科学和理性作为公共部门管理的价值取向，凸显管理技术和专业管理在公共部门与公共领域的运用，认为公共部门应引入私人部门的管理方法、模式和思想。〔3〕信息不对称和经济人行为往往使得公共产品提供者抬高公共产品的提供成本，抑或通过权力寻租以谋取部门和私人经济利益，加上政府经济活动的成本软约束带来公共部门高昂的运行成本，致使公共部门效率低下。针对这些弊端，新公共管理的倡导者呼吁必须革新与再造公共管理的流程和模式，于是管理学与经济学开始强强融合，相互渗透。〔4〕基于这样的背景，公共经济学在公共管理类的教学中也因此就显得非常的必要和重要。
公共经济学是以政府或其他公共部门直接配置资源的经济活动及决策过程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经济学分支学科。〔5〕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作为公共管理类公共基础课的公共经济学学科有其特定的属性，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了解它的特定涵义：第一，它是一门经济学，但却不同于传统财政学仅着重制度描述，而注重运用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第二，公共经济学研究公共部门直接配置资源的活动，不包括政府使用经济杠杆引导资源配置的间接调控行为；第三，公共经济学研究公共部门活动的决策机制，突显公共产品与公共选择理论的内容；第四，活动的主体是政府，但同时也包括公共企业和其他公共部门。
二、公共经济学在公共管理类本科教学中的问题与成因分析
公共经济学以政府为主体的公共部门的经济活动为研究对象，研究公共部门从事经济活动的方式方法、主要经济效应及其与社会管理目标的关系，研究体系以公共产品和公共选择两大理论作为支柱，以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公共收支、预算管理、公债管理、收入再分配和国民经济宏观调控作为主要内容。
目前，在公共管理类教学实践中，公共经济学的教学存在问题较多，如教学目标比较模糊、教学内容与专业特点衔接不够、缺乏专门针对公共管理类的本科教材、教学模式单一、学生知识背景不同造成接受程度不一、考核方式不够科学等问题，不过最突出的问题归结为一点就是公共经济学的教学效果不尽人意。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解释：从学生层面来讲，在学习过程中，公共管理类学生普遍感到这门课程理论性很强，对数学基础要求较高；而公共管理类专业的学生文科出身较多，他们对公共经济学中出现的模型公式以及数理推导理解上存在困难，这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对政府经济行为及其经济社会效应的正确理解，也因此降低了同学们对公共经济学的学习兴趣。另外，公共经济学的先修课程是西方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公共管理类本科生接受的西方经济学多是在一个学期讲完，而经济类本科生往往用两个学期来讲授，因此公共管理类学生的经济学思维训练和熏陶方面不如经济类本科生那样规范和熟练，加上公共经济学教学内容体系庞大，综合性较强，这也无形中降低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进而影响了教学效果。从教育工作者层面来讲，由于公共经济学在中国尚属一门崭新的学科，多数教师对其教学目标还不是很清晰，对教学内容体系的认识与把握尚不够清晰准确，教学方法的运用还不够科学，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公共经济学的教学效果，阻碍了该学科合理的理性发展。这就要求公共经济学的教育工作者对以上问题进行认真思考，拷问我们现行的教学体制，建构一套完整科学合理的公共经济学教学体系，在此基础上探讨适用于公共管理类本科生的教学方法，以促进公共管理类学生的公共经济学整体教学水平的提高。
三、直面公共管理类本科生的公共经济学教学建议
笔者在高校从事公共管理类本科生公共经济学一线教学多年，从教学实践中有一些切身体会，认为公共管理类的公共经济学教学效率的提高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联动：
首先，应根据公共管理类不同专业就业取向制定不同教学目标。例如，行政管理专业学生就业取向：进入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及中介组织从事人事行政管理工作与其它相关管理工作者居多，当然也有诸多选择继续深造。因此，我们可以将行政管理专业的公共经济学教学目标设计为：扎实掌握公共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了解政府在公共收入与公共支出方面的职能及其原理，学会分析政府现行的公共政策目标和原理，着重培养学生敏捷的思维、组织协调能力与良好的沟通交流技巧。公共管理专业学生的就业取向：进入文教、体育、卫生、环保、社会保险、民政、城市管理等行政事业单位从事管理工作，当然也有不少选择继续深造的。因此，该专业的教学目标可设计为：掌握公共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了解政府公共收入与公共支出职能、相关公共政策及其原理，了解政府税收制度和政府管制制度，擅长组织协调、规划及人际交流等。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学生的就业取向：进入政府机关、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门、民政部门、各级工会组织、大中型企事业单位、社区部门以及非政府组织等从事劳动与社会保障工作与管理，选择继续深造的学生也不少。因此，我们将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的公共经济学教学目标设计为：掌握公共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了解政府公共收支职能与原理，掌握劳动与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安排与国家相关政策法规，掌握税收、预算、公债、国家管制等基本原理与制度，着重培养扎实的理论分析能力、良好的社会沟通与实践能力。当然，在总体教学目标上，还应体现多维度，使学生对公共经济学中的基本原理、基本知识及其在现代社会中的应用有较深刻的理解和认识，同时学会观察公共经济问题，培养分析解决实际公共部门运转中存在问题的能力。
公共经济学论文篇9
本文的任务是，大体概述美国PCIA传统的基本流派、代表人物以及主要特色，尤其是已经有哪些著作译成了中文，哪些重要流派和著作受到了忽视；然后简要概括中文世界的相关研究状况，尤其是制度分析与公共政策（IAPP）研究的努力。由于这一传统文献浩繁，跨越诸多学科，在中文世界虽然文献相对较少，但跨学科的障碍也非常明显，因此本文的重点将放在笔者自己正在努力的IAPP研究上，本文将花费大部分的篇幅来介绍IAPP研究的基本定位、分析框架、学术传统、研究实施以及所面临的基本的挑战。[1]
一、西著东译与相关研究
在美国，一提到公共选择研究，人们就会想到三个流派，这就是布坎南和图洛克为核心的弗吉尼亚公共选择学派、社会选择学派和芝加哥政治经济学派，也有学者把印第安纳大学的多中心学派(polycentric circles)看作是公共选择的三个学派之一，而芝加哥政治经济学不在其内，因为芝加哥政治经济学者的特色是运用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政府失败等问题，他们的分析始终以最大化、均衡和偏好稳定为基础，可以说是市场至上论者，这与公共选择与制度分析传统有一定的差异。
弗吉尼亚学派主要研究宪法经济学、公共财政和寻租等问题，有许多著作译成了中文，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同意的计算》(布坎南、图洛克，2000)、《民主财政论》(布坎南，1993)、《自由、市场和国家》(1988)和《赤字中的民主》(1988)等。但许多重要著作都未有中文本，比如布坎南的《自由的限度》(Buchanan, 1975)、《宪法经济学》（Buchanan, 1991）、《探索寻租社会的理论》(Buchanan, etc., 1980)，图洛克的《官僚制政治》(Tullock, 1965)、《私人的欲望、公共的手段：政府适当范围的经济分析》等[2]。
社会选择主要研究投票与选举问题。重要著作只有两本有中文本，这就是1972年因一般均衡理论和社会福利经济学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肯尼思·阿罗教授的《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阿罗，1987）和《社会选择：个性与多准则》(阿罗，2000)。但罗切斯特大学社会选择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及其著作尚无中文本。罗切斯特学派一般都是政治学家，他们有良好的经济学基础，坚持用数理方法研究政治学，运用数学研究投票、互投赞成票、利益集团和官僚等。理性选择理论和博弈理论，是他们的方法论特色。
芝加哥学派又被称为芝加哥政治经济学。代表人物有贝克尔、S. Peltzman、波斯纳(R. Posner)、W. Landes、Robert Barro和斯蒂格勒。乔治·斯蒂格勒是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影响该学派的经济学家有F. Knight、J. Viner、H.C. 西蒙和弗里德曼、哈耶克等。芝加哥学派中不仅有经济学家，而且还拥有许多法律经济学家。芝加哥政治经济学进入公共选择领域比较晚，在70年代初才开始。斯蒂格勒、兰德斯和波斯纳都是比较早的努力者。他们怀疑经济学家影响现实的能力，他们怀疑经济学家能够给政府提供政策建议，不认为政府干预是必要的。他们认为，人都是经济人，经济人是财富最大化者。个人函数是不能为其他人所了解的。政府只能代表自己的利益，不可能代表公共利益。政治市场是满足利益集团再分配偏好的机制。总的来说，他们都是市场至上论者。由于芝加哥学派有许多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他们的许多著作都译成了中文，据笔者所知，主要有如下著作：《产业组织与政府管制》(斯蒂格勒，1989)、《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贝尔，1993)、《资本主义与自由》(弗里德曼，1999)、《自由选择》（弗里德曼夫妇，1998）、《价格理论》(斯蒂格勒，1992)、《家庭论》(贝克尔，1998)等。
多中心学派是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政治学家和行政学家奥斯特洛姆夫妇创立的。目前，该学派以该大学的政治理论与政策分析研究所为基础，联络世界上数千名学者。他们所关心的实践问题是警察服务、基础设施、水资源、森林资源等，所关心的价值是可持续的稳定发展，所得出的结论是在多中心制度框架条件下，人类的自主治理能力将得到更为充分的发挥，而其缺陷也将得到适当的克服，公共问题将得以适当的解决。他们的研究既涉及政治制度、行政制度，还涉及公共服务自主治理的制度。他们的研究框架有很多，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制度分析与发展的框架。目前已经有8本著作译成中文，其他重要著作正在翻译和出版过程中。目前已经翻译成中文并得以出版的著作有《复合共和制的政治理论》(文森特·奥斯特洛姆，1999)、《美国公共行政的思想危机》(文森特·奥斯特洛姆，1999)、《多中心治道与发展》（麦金尼斯编，2000）、《多中心体制与地方公共经济》（麦金尼斯编，2000）、《制度激励与可持续发展》（埃莉诺·奥斯特洛姆等，2000）、《公共服务的制度结构》（埃莉诺·奥斯特洛姆等，2000）、《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埃莉诺·奥斯特洛姆，2000）、《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文森特·奥斯特洛姆等编，1992）。这一学派的学科背景是政治学领域的，虽然其基本出发点是跨学科研究，其研究人员来自政治学、经济学、法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甚至是自然科学。其影响即使在经济学领域也是惊人的，如埃莉诺·奥斯特洛姆因为对公共经济理论的重要贡献而获得了美国塞德曼政治经济学奖，并被认为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有力竞争者。如果她得奖，将是第一位政治学家、行政学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也可能是第一位女性获该奖。
新制度经济学的特色是在新古典经济学研究的基础上探索制度的重要性。新制度经济学的传统比较庞杂，人们往往以学者为中心来概括这一传统。科斯、诺斯、威廉姆森、德姆塞茨等，都是这一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上述公共选择传统中的一些学者如斯蒂格勒、弗里德曼也是对新制度经济学传统有重要影响的人物。与公共选择的传统相比而言，新制度经济学的著作翻译成中文的比较多。科斯和诺斯的重要著作基本上都有了中文本，如《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诺斯，1994)、《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迁》(诺斯，1992)、《西方世界的兴起》(诺斯、托马斯，1999)、《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科斯等，1994)、《论生产的制度结构》(科斯，1994)等。此外，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威廉姆森和德姆塞兹的一些著作也有了中文本，如《反托拉斯经济学：兼并、协约和策略行为》（威廉姆森，1999）、《竞争的经济、法律和政治制度》(德姆塞茨，1992)、《所有权、控制与企业：论经济活动的组织》(德姆塞茨，1999)等。此外，还翻译出版了许多综述性的新制度经济学著作如柯武刚等(2000)、埃格特森(1996)等。此外，还有学者把奥地利学派也当作新制度经济学传统的组成部分(柯武刚、史漫飞，2000：40－43)。这一学派中哈耶克的著作已经大都译成了中文，并且在中文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哈耶克，1987；1997.1；1997.2；2000.1; 2000.2)。
根据现有的翻译出版情况，我们可以说，PCIA领域的西著东译工作有如下特色：
所选择的著作主要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研究成果：布坎南、阿罗、斯蒂格勒、贝克尔、弗里德曼、科斯、诺斯等都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这就很可能忽略一些未得奖学者的重要研究成果。
这些著作虽然译成了中文，但是其在西方学术传统中的地位、与西方学术传统之间的关系尚未得到明确的梳理，不同著作不同学派之间的关系也很少被系统地得以理解。人们还是把它们当作一本一本的书，而不是当作某个学术传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去理解的。
除了个别的例外，几乎所有的著作都是在20世纪90年代翻译并得以出版的。这说明，这些著作虽然在中国已经得到了传播，但是如果要成为中国学术的一个组成部分，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PCIA研究的翻译和介绍主要集中在经济学领域。即使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著作，其政治学部分得到的关注也比较少。如布坎南有许多财政学的著作被译成中文，但其理论、寻租理论的著作几乎很少受到关注，《同意的计算》到了2000年才有中文版。加里·贝克尔的人类行为、家庭的经济分析受到了关注，但其利益集团竞争理论却没有受到重视。
在公共选择领域，美国政治学领域的两大学派，多中心学派直到2000年才有重要译著译成中文，而罗切斯特大学的社会选择学派长期来几乎没有人问津，也很少有人介绍，威廉·赖克的学术贡献在中国几乎不为人所知。其结果就是，即使在政治学领域，人们做相关研究时，其引用的文献、运用的概念和理论，都是经济学领域的。但政治学和经济学有不同的学术传统、理论问题，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也有本质的差异，西方政治学者引入经济分析，也并非只是简单地移植，在这些方面西方的许多学者作出了长期的努力，并且很有成果(参见Alt, etc, 1999:)。了解政治学领域的PCIA传统，翻译和介绍其重要成果，成了政治学者义不容辞的重要任务。
自90年代开始，PCIA可以说成了经济学研究的一个理论热点。许多著名经济学家都与其在该领域的研究密切相关。从学者个人来看，茅于轼、光、盛洪、樊纲、唐寿宁、张宇燕、林毅夫、周其仁、汪丁丁、张维迎等，都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从学术著作来看，《分工与交易》(盛洪，1992)、《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第一集）》（光编，1996）、《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第二集）》（光，1999）、《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林毅夫，1994）、《再论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林毅夫，2000）和《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张维迎，1995）等都是其中典型。其他各类著作还有一些，这里不再一一列举。
这些研究有如下特色：
许多学者都有在国外学习和研究的经历，其中部分研究成果实际上是在国外取得的。但也有相当多的研究，尤其是天则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已经非常重视本土化的理论资源，以及中国所面临的制度变迁问题。
几乎所有的研究都有新制度经济学的特色，与公共选择虽然也有一些关系，但与公共选择的关系还是比较远。公共选择就是对非市场决策的经济学研究，研究国家理论、投票规则、选民行为、党派和官僚制度等(Mueller，英文版，1989；缪勒，1999)。在这个意义上，国内学者本土化的公共选择研究可以说几乎没有，如果有的话，也是非常初步的。
本土化研究的状况与翻译的状况有一定的相关关系。运用新制度经济学方法研究的学者和作品比较多，与此相适应，新制度经济学翻译出版的著作也比较多。
目前的研究之所以呈现这一状态，可能有很多原因，这里试举一二：
西方公共选择的研究虽然也涉及到基本的制度探讨，但是无论是规范的和实证的研究，往往与西方国家特定的政治制度联系在一起，其核心主题往往是西方政治制度下的公共选择问题，比如公共选择研究中，直接民主下的公共选择、代议制民主下的公共选择，多党和两党竞争模型、寻租理论、集体行动理论、政治竞争、利益集团理论和选民投票理论等，其话题基本上是西方性质的（有关公共选择的基本选题，参见缪勒，1999）。与此相比，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则是在新古典经济分析的基础上假设制度不是给定的，它探讨制度对经济增长、创新、发展的影响，并且其理论框架比较一般，可以适用于不同类型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的比较研究，其学术传统是跨多学科性质的，不像公共选择研究那样，把把经济分析方法运用于政治问题研究，具有经济学帝国主义的特性，而是与法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性、组织学、管理学和道德哲学本身的学术传统和问题都有很大的关系(有关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选题，参见柯武刚、史漫飞，2000)。
本土化研究的状况与研究的空间和正在发生的变革的空间也有很大的关系。在目前，经济改革的空间最大，发生的变化也最多，但政治改革的空间较小，发生的变化较小；相应地，经济研究的空间也较大，研究成果易于引起实际的反响，反过来刺激此类研究；而政治研究的空间较小，研究成果不易引起实际的积极反响，反过来影响此类研究。
与学科发展也有很大的关系。经济学在中国取得了飞速的发展，为经济学习和研究提供了广阔的学术机构空间；向国外输出了大量的留学生，与此同时还有许多留学生回国研究，这促进了国内外学术交流，与此同时也促进了国内相关研究的发展。而政治学在中国的发展比较缓慢，政治学研究和教学机构发展缓慢，向国外输出留学生较少，许多留学生到了国外就改行学计算机，回国研究也比较少，而属于PCIA传统的就更少。这也妨碍了政治学领域PCIA传统的传播、教学和相关研究的发展。
但是，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和政治制度的发展，需要我们政治学者开展系统的研究。IAPP研究，就是一群有政治学背景的人所作出的努力之一。
二、IAPP研究的基本定位
简单地说，IAPP研究，着眼于和平与可持续发展，致力于促进以个人自由、公民权利、市场经济、公共经济、自主治理、有限政府、法治与民主制度等制度平台为基础的公共政策。总起来说，就是以古典自由主义为价值，以PCIA为逻辑，在中国发展的背景下，着眼于治道变革，探索具体的公共管理、公共服务以及公共政策问题。IAPP分析框架的特色：价值、方法与问题偏好并重。[3]
价值定位
总的价值是和平与可持续发展，在战争与和平之间选择和平，在发展与不发展之间选择发展，在不稳定的、昙花一现的发展与可持续发展之间选择可持续的发展。具体地说，古典自由主义的价值是得到适当理解的自利(托克维尔，1988)、人与人之间的互利交易(斯密，1974)能够促进和平与繁荣。所以，IAPP的价值主张是促进合理的自利、在开放的空间之内鼓励互惠的交易、根据需要鼓励利他行为、遏制损人和试图支配他人的自利。
实现这一价值的具体制度安排偏好是个人自由、公民权利、市场经济、公共经济、自主治理、有限政府、法治与民主制度，认为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源泉在于更多的个人自由，更适当的公民权利，发达的市场经济和公共经济，适当的由自主治理、有限政府、法治与民主制度构成的制度平台。与此相反，个人缺乏自由、公民没有权利，市场经济与公共经济都不发达，其治道是高度集权的、政府职能是无限的、没有法治只有人治，没有民主只有专制，那么即使存在一时的发展，也是不可持续的。
判断具体问题存在与解决的基本价值标准是：后果论、权利论与契约论。后果论的价值观认为，结果是好的，就是好的，结果是坏的，就是坏的；权利论则认为，特定的人，只有特定的权利来判断结果是好的，或者坏的；契约论认为，公共问题需要与特定范围的公共问题有关的人来进行判断，或者说有权进行判断的人进行集体判断。后果论、权利论与契约论可能是有冲突的，IAPP认为，判断价值的冲突，本身需要复杂的制度安排，来确定判断冲突结果好坏、冲突权利配置是否适当、解决冲突的契约共识范围大小等问题。
分析方法定位
总体偏好PCIA，它在利益方面的判断是个人是公共利益的基本选择单位，所有利益，包括公共利益，都是个人个别地或者合作地创造的；相当部分公共利益是由个人利益构成的，纯粹的公共利益也是由不同的个人分享的。要实现个人的或者公共的利益，个人基于其对于结果的判断、基于自身的权利，为了个人或者公共的利益进行选择，其总体结果可能坏，也可能好，在这一进程中制度因素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制度分析的规范任务就是诊断问题，根据和平与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设计个人权利配置的制度、公共选择的制度，尤其是关注人类和平与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平台问题；其实证的任务是，人类的知识不可能胜任设计复杂制度安排的艰巨任务，因此通过实证的案例分析，研究制度建设性演进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就成了制度分析实证分析的核心。
关心多层次的问题
关心每一个人都可能关心的重大问题，在IAPP眼里，人间无小事，都需要我们认真对待，认真地对其进行制度分析，分析其实质，并给出政策建议。它假定，每一个人都有其重要的问题，比如小孩子关心的是如何成长的问题，年轻人关心的是如何应付考试的问题，新婚夫妇关心的是如何婚后相处的问题，有孩子的家长，可能最关心与孩子相关的问题。而政治家则可能关心其能否连任的问题。这些问题的重要次序由每一个当事人自己去感觉，并去决定。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人的幸福与痛苦，直接相关的都是其当前所面临的与其祸福密切相关的重大问题。
关心适合于解决每一个人所关心的各种各样问题的制度平台。在此，IAPP相信，有了更多的个人自由、公民权利，更发达的市场经济、公共经济，有了强健的自主治理、法治、有限政府、民主制度以及相关的信息公开制度，不同个人的不同问题，都将有更多的可能，能够多样化的途径，得到多样化的解决。
中国公共部门正处于治道变革的关键阶段，个人自由、公民权利、市场经济、公共经济、自主治理、法治、有限政府以及民主制度等都在逐步发展。这一治道变革的进程，给中国带来了持续的发展，也给个人带来了更多的自由与幸福。但问题也继续存在，IAPP既关心治道变革本身的问题，也关心从具体的公共问题出发，探讨治道变革的问题。
IAPP不仅关心中国文明发展的问题，还关心人类文明发展的问题，在全球化的时代里，每一个文明的发展，都涉及到全球治道的问题。
IAPP还关心制度分析与公共政策研究的价值、方法与问题鉴别的分析框架与相关理论的发展。希望通过IAPP研究的实践，为中国政治学、行政学等社会科学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研究成果
引进翻译的著作。在这一领域，许多国家都已经有了相当的研究成果，把这些研究成果译成中文，有利于加快中文世界IAPP研究的速度。（如毛寿龙主编，1999－2000；文森特·奥斯特洛姆，1999）
就IAPP所关心的问题，着眼于IAPP的价值，运用IAPP所中意的逻辑与方法，撰写专著、教科书，以及研究报告、学术论文。 （如毛寿龙、李梅和陈幽泓，1998；毛寿龙，2001；毛寿龙、李梅，2000；姚学祥，1999；范东海，1999；任睿，2000；宋全喜，2001；李立中，2001等）
就目前发生的一些具体的问题，用IAPP的眼光、用IAPP的分析框架，给出IAPP的分析，得出IAPP的分析结论，以及政策建议。（如制度评论系列，见）
就目前所有的学术著作、论文，从IAPP的角度，评论学术进展，并分析其与IAPP学者努力之间的关系。（如对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进行IAPP的解读）
开放性与可讨论性
IAPP的所有研究以及相关的政策建议，都是开放性的。无论是价值判断选择、分析方法与逻辑的选择、基本问题的认定、基本事实的确定、基本结论、相关政策建议等，都是IAPP学者在当前情况下、当前资金条件下、当前学术水平条件下、当前问题背景情况下等严格的约束条件下进行和作出的，在空间上不是无限的，在时间上不是永恒的，在观点上不是完全确定的，其政策建议未必一定是有效的，其认定的问题可能不一定是真正的问题，其所依据的事实，也可能是不确定的，总之，都是可以讨论的，完善过程是无止境的。IAPP的翻译成果、学术研究研究成果、评论与政策建议，都向所有研究者、实践者、读者和公民开放，征求建设性的意见，只要有利于IAPP研究进一步发展的，只要有利于人类和平与可持续发展的，只要有利于人类治道变革的，一律欢迎。
三、IAPP研究的理论框架
IAPP研究的基本框架是用古典自由主义的价值评价公共政策实践，用PCIA的逻辑与方法分析公共政策以及以此为基础探索治道变革问题。
IAPP研究的分析框架，是综合性的。它涉及经济、政治、道德、审美和文化的分析，涉及人性冲动分析、人际利益关系分析、市场分析、组织分析、政府分析、制度（法律）分析，以及全球分析等。详细见表格1。
在该表格中，横向分为经济、政治、道德、审美、文化等，它表示人类的生活可以分为经济、政治、道德、审美、文化等领域。其中的经济领域意味着人的最大化冲动在于财富的冲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互利的关系，在自愿互利的基础上构成了市场经济，企业等经济组织则是节约市场交易成本的产物，而政府则利用其强制性和普遍性的优势能够弥补市场经济的部分不足，制度则是一种行为规则，它可以节约经济交易的成本。市场经济一旦跨出国界，就成了国际贸易。在殖民时代，国际贸易依靠炮舰政策支撑；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贸易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发展经济之路。昔日，殖民帝国主义凭借坚船利炮，经过血腥的战争，才能打开一两个开放口岸；今天，许多昔日的殖民地国家凭借自己的种种优势如廉价劳动力，把大量的货物销向发达国家的市场。显然，在这一领域中，政府只是市场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但非常关键，必不可少。
在政治领域，人的最大化的冲动是权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损人利己的关系，其市场状态就是霍布斯所描绘的战争状态。在其中，政治军事组织是因节约战争交易成本而产生的，政府则是经过长期的军事较量最后有一方取得彻底的胜利之后产生的政治统治组织。由于人的权力冲动是永恒的，而且在许多情况下比对财富的冲动还要大，因此人类的历史基本上是政治的历史，整个古代史都是政治的历史。经济史只是近二百多年的近现代史，在这二百多年里，政治也占据了主导地位，战争，对于许多国家来说并不是遥远的事情，而政治斗争，依然是影响许多国家经济发展的至关重要的因素。政治领域的特性表明，政治必须要有一个，来垄断暴力，从而取消每一个人依靠暴力配置资源的权利。这表明，政治权力总是一种专制的权力。那么，如何使专制的权力变为适合于市场经济的需要呢？通过宪法、法律，来制约、驯化政治权力，通过民主政治，使专制的政治权力考虑选民的利益，是现代政治制度的发明。当然，在国际政治中，除了一些软弱的国际政治组织如联合国，以及完全依靠各国政治实力自觉履行的国际法之外，基本上还是无政府的状态，国家与国家之间，非常容易陷入战争状态。国际间的战争，依然是现代人类市场文明的威胁。
表格1 IAPP研究的分析框架
经济
政治
道德
审美
文化
最大化冲动
财富
权力
良心
美
历史认同
关系
互利
损人利己
无回偿利他
事不关他
共同生活的历史
市场
市场经济
战争状态
道德市场
无市场
无市场
组织
经济组织
政治军事组织
慈善组织
无组织
民族组织、宗教组织
政府
经济职能
政治统治
救灾救难
无政府
无政府
制度
契约
宪法、法律
道德法则
无制度
长期生活形成的行为规则
地方社群
局部市场
小规模治理
本地道德
无地方
地方文化
世界
国际贸易
世界政治
国际人道主义
无世界
多元化与一体化
动传统）、现代保守主义和PCIA的传统。在这些理论资源中，重要的人物包括亚当·斯密、休谟、霍布斯、孟德斯鸠、美国的联邦党人、托克维尔、哈耶克、布坎南、诺斯、科斯、西蒙和奥斯特罗姆夫妇等。IAPP以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为基础，但并不排斥方法论的集体主义的努力，如果可能IAPP也将试图寻找与自己对立的学术努力的连接点。
从学科角度来说，IAPP研究目前主要以政治学为基础，吸收经济学、法学的知识，但关系到所有的学科，是交叉学科性质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学者都可以运用自己的知识在这一领域作出自己的贡献。现在有关森林问题的研究，与经济学家和法学家等合作之外，与地理学家、地质学家、人口学家、数学家和遥感学家都可以有密切的合作。
从地域上来看，IAPP研究的学术资源主要都是西方的，中国实际上也有自己的资源。中国的IAPP学者正在努力进一步开发本土的理论和和经验资源，儒家、法家和道家的思想传统、中国几千年文明的治道资源、中华民族自主治理的传统等，都是非常珍贵的，也是中华文明可以给人类文明有所贡献的优势所在。
从学术上来看，IAPP研究在如下方面逐步形成自己的传统特色，从而为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以及相关的实践作出自己的贡献：
公共问题是复杂的，公共政策所需要的知识也将是复杂的，需要多学科的研究为基础。IAPP研究将为跨学科的研究提供适当的方法、框架以及适当的语言，从而使不同学科的社会科学家，乃至自然科学家能够一起工作，共同为公共问题的解决、公共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以及高绩效的公共管理提供知识资源。
发展的研究和实践都比较重视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开发的技术性因素，公共政策研究也比较关心其中的过程性因素以及具体政策的技术性因素，但适当的制度基础却缺乏考虑。一旦面临公共问题，人们只是想到政府应该进行干预，却很少去考虑自主治理以及适当的制度框架也是重要的选择。强调培养和开发自主治理的能力，为自主治理提供适当的制度框架，这是IAPP研究的重要努力。
政策就是选择并采取行动。人们往往认为，公共政策就是政府的政策。在IAPP的框架里，政策不仅仅是政府的，它也可以是公民的、社会组织的。公共政策是一个开放的领域，公共问题的有效解决，不仅需要政府有适当的政策选择，也需要公民和社会组织进行适当的选择并作出努力。公共服务是各方面协作生产的过程。
在中国，理论与实践一直存在着很大的距离。很多东西理论上好，但实践上行不通，而实践上行得通的理论上又没有什么总结。IAPP研究强调运用特定的方法和理论，通过严格的案例分析总结实践经验和教训，并进行数理模型分析，有助于缩小理论与实践的鸿沟。
最后，我们也将在吸取世界各国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力图以中国的背景为基础，以中国成功的发展实践为基础，开发适合于分析中国问题、有助于中国发展的研究方法、价值体系和理论框架，实现理论和实践的创新，为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贡献。今天，我们翻译出版国外的著作，将来我们也应该有自己的著作被翻译成各国文字，为各国的学术和实践的发展作出贡献。
五、IAPP研究的实施
IAPP的研究起始于1991年。在那时，我偶然阅读了微观经济学方面的著作，发现新古典经济分析的方法和价值以及理论框架，以及以此为基础发展起来的PCIA方法，非常有利于研究政府功能，其初步的研究成果是我的博士论文《需求·成本·制度：政府功能分析》(毛寿龙，1994)，后来此书以《中国政府功能的经济分析》为题出版（毛寿龙，1996）。但是，如何把制度分析与公共政策联系在一起呢？因为无论是学科体系还是研究领域，公共政策都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它有自己的系统的方法、价值、理论和问题。这是需要做一些说明的，在IAPP里，我们关心公共政策，主要是考虑到任何公共问题的解决，都取决于有关各方对问题是如何理解的、如何进行选择以及如何采取行动的。在西方，制度分析和公共政策是截然不同的两个领域，但我发现，公共政策除了一些技术因素之外，其解决公共问题的效果与其制度基础有相当大的关系。所以我把这两者加在一起，叫做制度分析与公共政策，英文叫做IAPP，与一般的制度分析相比，它突出作为个人的公民和官员的选择与行动（政策），与一般的公共政策相比，它关心作为个人的公民和官员作出选择与行动的制度基础，即公共政策的制度基础问题。
IAPP研究起先应该说仅仅是个人学术兴趣。1997年底我在英国进行学术访问时开始产生利用网络免费资源建立IAPP网站的概念，其目的是IAPP的研究方法、理论框架、研究成果，建立和加强与各国学术界的联系，聚集具有类似兴趣的能够用中文工作的学者，吸引可能吸引的研究资源，提升中文世界IAPP研究的学术质量。该网站于1998年2月8日创建于美国。1999年底开始有所基础，到2000年开始初成规模，并且拥有独立的域名和虚拟主机的空间。目前，它已经成为中文世界学术网站私人供给的公益物品的典范之一。
以一系列的研究活动为基础，如翻译和出版译丛，组织研究小组等，并通过网络联系了一些具有类似兴趣的学者、学生和从事具体公共管理实践的官员，形成了一个非正式的、毫无组织的IAPP社群。该社群是开放性的，其成员分布于世界各地，来自不同的学科，他们的共同点是用IAPP方法研究类似的公共问题、公共服务、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问题，而且基本上都能够用中文工作。在将来，也希望联系世界各国的学者，进行跨地区、跨国别的研究。
IAPP研究主要基于个人的努力，但也有正式组织形式，这就是研究小组，英文是workshop。我们许多项目都是通过研究小组的运作完成的。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IAPP译丛就是IAPP研究小组运作的成果。目前我们正在组织公共管理文库运作小组(Pubmana Workshop)，在一些出版社的支持下，以系统、扎实的研究为基础，在一定时间内推出一批高质量的公共管理专著、教科书、译注以及文集等。此外，以国家课题为基础组织的研究小组也在运作之中。IAPP网站具体说明了研究小组所运用的方法、价值、理论和问题，也提供了一些初步的研究成果，以供同行交流和评论。
认真努力，稳步前进，逐渐发展，这是IAPP学者最基本的发展观。在可能的情况下，IAPP学者将在两个方面发展自己：很强理论倾向和很强实证研究相结合的学术研究；以学术研究为基础、以解决当下问题为目标的政策咨询服务。如果这两个目标将会实现，那么我们在未来将会有两个可能的方向：IAPP学术研究和IAPP实践咨询。一个重学术，一个重咨询，两者相互强化、相互服务，共同实现我们的学术发展和问题解决目标。
六、IAPP研究的困难
从上面简单的介绍可以看出，IAPP研究的价值、方法和问题都非常明确，有很大的自我约束界限。或许因为这一原因，许多朋友善意地指出，IAPP的选择是否太狭窄了。但是，即便如此，我们还是意识到，IAPP的研究还是非常广泛的，需要我们进行长期的努力，才能有所成就。在目前看来，IAPP的研究在很多方面存在着巨大的挑战：
首先，与IAPP研究相关的理论传统非常广泛，包括古典自由主义的价值（哲学论证）、PCIA的方法（规范的、实证的和形式的论证）、治道变革的问题（大量的实证研究工作）。这些传统与IAPP研究之间的关系，都需要进一步梳理，需要根据IAPP研究的需要重新整理和阐述，并使之成为IAPP研究的理论和实证的基础。这对于IAPP研究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其次，IAPP研究本质上是一种跨学科的研究。它需要研究者能够有良好的人文学科如哲学和伦理学，社会科学如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等知识，在涉及具体的问题时还需要自然科学的知识，在对理论模型进行形式化论证时还需要有很好的数学基础。但是每一个人的时间和精力是非常有限的，即使局部的文献资料都很难熟悉，更不用说样样都精通了。这是对IAPP研究的第二大挑战。
第三，集体的努力可以弥补个人能力的不足。但是集体的努力，同样涉及到集体层面的新的挑战：来自不同学科学者相互之间的理解和协调，对IAPP框架内的价值、逻辑和事实都有起码的共识，知识产权的分配等，都是新的集体行动的问题。是在非正式研究群体的基础上建立比较正式的研究小组好，还是在正式的研究组织的基础上进行比较松散的研究好，在正式的官僚组织内展开活动好，还是以非官僚组织的民间方式展开研究好，这都是值得探讨的。如何使得集体行动有效并富有成果和可持续，这是IAPP研究的第三大挑战。
第四，IAPP的研究基础绝大部分来自西方世界，西方世界的研究无论是其比较一般化的价值、比较形式化的逻辑和相对来说比较具体的事实，都或多或少有其西方的特色。中文世界有数千年的传统，有自己的一般化的价值、形式化的逻辑和特定的事实。IAPP研究如何处理自己学术研究的出发点，与中文世界传统之间的关系，用流行的话语来说，使IAPP研究本土化，这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在这一领域，在事实（问题）方面本土化挑战大但实施相对容易，在价值和分析方法上使之本土化挑战较小但实施起来却极其困难，“认真对待自己的传统”，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非常困难。许多研究实际上都停留在口号阶段，IAPP研究是否也会如此，目前尚难逆料。
当然，所面临的困难还不止这些。但有一点是肯定的，IAPP研究决不是轻而易举就可以实现其所预想的研究成就的。从实际情况来看，IAPP研究可以说仅仅只是开始。这表现在，相关的研究人员还比较少，尤其是缺乏核心的研究人员；研究活动的组织只有若干年的经历，缺乏历史积累；研究成果比较有限，所设想的许多研究还处于空白阶段，无论是价值的论证（古典自由主义）、分析方法的阐述（PCIA）和问题导向的研究（治道变革，一般的和具体的），都是如此。好在来日方长，只要有了明确的目标和方向，并且已经有了初步的成果作为基础，那么其努力就将会是很有前途的，其理论意义还是实际意义也将是富有成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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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本文所依据的资料主要以著作为基础。对于专业研究和教学来说，论文非常重要，其意义可能还大于著作，但由于非常分散，要系统把握非常困难，本文退而求其次，选择以著作为基础。
公共经济学论文篇10
近些年来,国内某些学者对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的关系进行了广泛的讨论,而以“财政学”(Public Finance)和“公共经济学”(Public Economics)“公共部门经济学”(Public Sectors Economics)等名称命名的译着和着作很多。国内的一些学者,如陈共、平新乔、张馨、高培勇、郭庆旺、杨志勇、华民等都对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等学科之间的关系有比较深刻的分析。从国际上看,关于两者关系及其发展趋势的论述比较详细的主要有《公共经济学手册》第一卷,由《国际税收和财政》杂志在 1994年发起的一次关于公共经济学的未来发展趋势的特刊及由《公共经济学杂志》在2002年的一次纪念其创刊而由一些顶尖级的经济学家关于公共经济学发展的总结分析。此外,由于引进的西方文献越来越多,对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之间的关系及其发展前景的认识也逐渐深入。
二、问卷的评介与分析
本人于2005年元旦前后向全球部分大学的从事财政学或公共经济学研究和教学的经济学家就“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的关系及其发展趋势”为主题进行了全球性网络调查。我的问题是:“您如何看待财政学(Public Finance)和公共经济学(Public Economics)之间的关系及其发展前景?”。本次调查受到来自这些经济学家的数十份电子邮件。这些邮件反映了他们对我所做的调查课题的认识。本文就是选取了部分代表性的经济学家的回信(见附录①)和一些经济学家发表的论文对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的关系和发展趋势进行了简要的评介。
詹姆斯?波特巴教授认为,财政学主要是与税收及其相关问题等筹集收入方面的问题,主要是在税收方面,而公共经济学则包括了大量的与支出政策相关的问题。他认为,医疗保健和医疗援助以及残疾人保险和失业保险都是属于公共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也是他感兴趣的问题,但这些问题不属于财政学的领域。
他附件的文章中研究了公共经济学30年(20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末)的发展演变、取得的成就和未来的发展方向。他在这篇文章中提出,公共经济学是研究政府经济角色的一门学问。因为这一角色在不断地变化着,所以公共经济学也成为一个持续演变的领域。一些核心问题被持续关注,例如对不同商品的税率结构应该如何设置;而还有一些问题,例如对发达国家老龄人口社会保障体系如何进行改革才是最优等等,最近才成为研究的中心。经济学其他一些分支领域的理论与实证进展为公共经济学提供了新的视野,推动了对其中一些长期存在问题的研究。反之,这一领域出现的问题又推动了新的理论与应用研究。
近30年是公共经济学迅速发展的一个时期。理论和经验上的重要新成果大大提高了我们对诸如各个税种的效率和归宿这样的核心问题的理解,以及对社会保障项目的经济效应以及最优的制度安排的认识。在公共经济学相关经济理论以及支持复杂政策评价的实证分析等两个方面也都取得了重大的进展。
在过去的30年间,公共经济学的各个不同部分的进展有快有慢。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主要的研究进展是经济理论在次优税制设计问题上的应用。在70年代晚期以及80年代,家庭和企业数据库的出现促成了人们对税收激励以及其他因素如何影响经济代理人行为问题的探索。继而公共经济学的经验研究进入了一个飞速发展的时期,很多应用计量经济学家也把他们的研究兴趣转向公共财政问题。90年代,实证政治经济学和相关领域的迅速扩张尤为显着。
公共经济学中的很多应用研究越来越深入,这促使了这一领域里几个二级专门学科的兴起,诸如老年经济学以及教育经济学。这些领域中正在进行的研究工作不仅关注那些广布于公共经济学范围内的问题,而且也利用其他分支领域发展起来的真知灼见和方法技巧,例如医疗经济学、人口学以及劳动经济学等。
波特巴认为,过去30年发展变化的重大成果有以下几个方面:所得课税对家庭行为的影响;社会保险项目的激励效应;资本所得税的效率和归宿;赤字和跨期财政政策;财政支出的实证政治经济学;最优所得税和税种的设计以及转移支付等。未来有前途的发展领域则包括了:环境经济学和最适次优政策;老龄经济学;私有化和政府的范围;开放经济中的税收和支出政策;最适社会保险项目的设计;征税与家庭和企业的行为;在生命周期视角中的税收和支出项目以及国防经济学等。
罗宾?鲍德威认为,“公共经济学”这个词语是在20世纪70年代被采纳来取代财政学的,这是因为财政学这个词语似乎是太狭窄了。特别是,许多学者认为财政学太多地集中在筹集收入(税收),而公共经济学则是一个范围更加广泛的词语。公共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包括了政府在税收、支出、社会保险和管制等所有的制定政策问题。人们认为财政学这个词语太狭窄了而不能代表本领域的更广范围的研究对象。然而,这两个词语现在都被使用着。他猜测这大概是英语的一般常见问题,有很多词语都有大致相同的意思。
拉本德拉?扎哈认为,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有相当大的部分是重叠的。但是,财政学的研究范围是太狭窄了。财政学几乎是完全研究政府预算的操作(尤其是税收和支出),而公共经济学涉及的更多的是公共部门对经济的干预,它包括了诸如管制和稳定等方面的问题。
财政学权威理查德?马斯格雷夫的《财政理论与实践》是全球各个大学本科生普遍使用的教材,是财政学的经典着作。马斯格雷夫1959年出版的《财政学原理》提出的财政“稳定宏观经济、收入分配和资源配置”的三职能说成为后凯恩斯经济学政府干预经济的代表观点,是现代财政学的奠基之作。他在回信中指出,他写的《财政理论与实践》是30年前完成的着作,他尽管已经94岁高龄,仍然关注财政学的发展变化。他称,他非常后悔看到了财政体制所发生的显着转变。他那一代人还认为财政的建设性和积极作用是对市场的必要补充,应该尽可能少的干预市场。但是,马斯格雷夫一直坚持不懈地认为,公共物品、公正和有效的税制以及财政政策在宏观经济稳定和增长中的经济作用是在财政学中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基本观点。他认为,“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显然是有着明显差异的。财政学仅涉及到公共政策的财政工具;而公共经济学则包括了贸易政策、反托拉斯政策和各种形式的管制等所有的工具。他也注意到,许多问题可能是需要许多工具才能解决的,所以,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可能不存在显着的差异。同时,还有通过共同的预算政策将一串财政工具合并起来的情况。 马丁?费尔德斯坦称公共经济学的研究出现了转型。他认为自己当初入门学习的理查德?马斯格雷夫的《财政学原理》(1959)开启了财政学的新纪元,但是,计量经济学研究方面论述的不足反映了当时该领域的研究状况。同样,马斯格雷夫只是讨论了政府支出的一般原则,其经典着作没有论及政府支出的具体方面,而这也就成为以往30年中公共经济学研究的课题。在论文中,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是交替使用的。
他认为,20世纪60年代和20世纪70年代财政学理论方面的这些发展其重要性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它们在许多重要的财政学问题上,对庞大的专业思想体系进行了分类。尽管它们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但是表明了一些早期观点的各种错误,提供了基本的分析见解。第二,他们吸引了一代优秀的大学生转向公共经济学领域;其中大部分学生并没有继续理论研究,而是完善了财政学理论基础,这种新理论的严谨性对他们的实证研究是有益的。
公共经济学方面实证研究的发展将过去30年的研究与以往所有研究区别开来。20世纪60年.代后期与20世纪70年代早期出现了高速计算机、可以依赖的经济计量软件和可读大量数据的机器。这些发展,复杂的经济计量技术和标准装备的大学生对公共经济学实证研究的革命都是关键性的。对税收的计量分析研究成果等实证研究深化了我们关于税收对个人风险影响、税收对公司融资政策的影响以及在经济增长背景下分析税收问题的意义的理解。
公共经济学论文篇11
公共经济(publiceconomics)是随着政府经济活动的迅速扩展——从财政收支活动扩大到直接介入生产领域并形成一定规模的公共部门生产,宏观经济学与福利经济学的发展而兴起的、以政府经济行为的效率与公平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学科。传统的财政学主要研究政府的收入问题,与其相比,公共经济学不仅大大拓展了研究领域——增加了政治过程和政府行为的分析、公共支出的分析等,而且改进和完善了研究方法。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些着名的公共经济学大师如马斯格雷夫等纷纷以公共经济替代公共财政(publicfinance),这种改变意味着财政学科随着经济理论的发展而发展,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一、问题的提出
1.关于公共经济存在依据的两大理论
关于公共经济存在的依据,西方主流观点认为是市场失灵。该观点以福利经济学为基础,以市场失灵为逻辑出发点,把提供公共物品作为公共部门活动的基本内容,把满足社会公共需求作为活动的目的,把公共选择作为公共部门决策的政治过程,形成了以公共产品理论为基础的财政理论。从亚当·斯密开始,英国学者的传统思想认为,市场是主导,而公共部门是一种例外,只有产生特定的市场缺陷才需后者介入。如亚当·斯密认为受多种力量和动机驱使的人类,在“看不见的手”的支配下相互交往,产生合乎社会需要的结果。欧洲大陆经济学家的传统思想尤其是德国经济学家的传统思想,则是从两方面来看经济体制,认为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天生是平等的,如谢夫勒提出了“按比例满足”公共需要和私人需要的规则,但没有成为主流。凯恩斯之后的经济学主流承认现有的经济是以市场经济为主体的混合经济形式,是以市场失灵或市场缺陷为起点论述公共经济的存在。我国的当代财政学者大多数也持有这种观点,如张馨等学者就从市场失灵出发提出了要构建公共财政框架。该派观点是从供给角度为公共经济寻找理论支持,探讨如何更好地提供公共产品。事实上,市场失灵只是为公共经济的存在提供了一种可能,但并不是必然,而公共产品只是公共需要的表现形式,以其作为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是存在缺陷的,这在后文中将加以详细论述。
关于财政存在的依据另一种观点是由社会公共需求论提出的,该派学者认为财政存在的依据是社会公共需求。这一流派,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和共鸣,何振一是社会共同需要论的提出者。他指出:“所谓‘社会共同需要’,区别于生产单位、集团和个人的需要,但不是这些需要的简单加总,而是马克思所说的一般需要。它是‘社会’的共同需要而不是任意的‘共同需要’。”他认为:“社会再生产过程中为满足社会公共需求而形成的社会集中化的分配关系,这就是财政范畴的一般本质或内涵……”社会共同需要论在80年代初期风行一时,很快就冷却下来。这是由于在当时的经济体制下,没解决财政的“公共性”与“阶级性”同一的问题,但它以“公共性”问题作为核心问题来研究,具有很重大的意义。随着市场经济在我国的逐渐确立,我国财政学者开始探寻传统的财政理论与西方公共财政论的共同点,力求找到一个最佳切入点实现双方的融合。在这种背景下,社会共同需要论又重新引起人们的关注和思考,有的学者认为“共同需要说实际上是建立在公共产品理论基础上的”,“90年代之后,共同需要说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而有的学者则假设“在共同需要论的基础上发展公共财政论很可能是中国财政学的发展趋势”。
2.本文观点
本文认为,公共经济存在的根本依据是满足社会公共需求。我们试图从需求角度即从社会公共需求出发来分析公共经济存在的依据。基本逻辑认为:社会公共需求的客观存在是公共经济存在的依据,公共经济提供公共产品满足公共需要,而市场失效仅仅为公共经济的扩展和延伸提供了一种可能性。这里提到的社会公共需求不同于社会共同需要论的关于社会公共需求的定义——其理论基点认为财政是一种分配关系,而现代财政理论已经普遍认可马斯格雷夫的财政具有三大职能的观点,本文研究的社会公共需求是一种集体性消费,具有了新的内涵,有了新的发展。
人类社会的需要,可以分为私人需要和公共需要两大类型。前者是指作为社会公众集体中的个体对产品和服务的需要,消费者通过支付货币购买商品和服务得到满足,这种需要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我们首先采用排除法对社会公共需求进行定义,即公共需要是相对于私人需要而言的,是除私人需要以外的需要。显然这个定义忽略了公共需要源于私人需要这一特性,也没有揭示出公共需要所具有的本质特征。因此,我们对这个定义作初步地补充:
一是公共需要源于私人需要,并且是私人需要的有机合成的集合体(不是私人需要的简单加总)。
二是社会公共需求是社会公众的共同需要,与私人需要相对应,公共需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所谓非竞争性是指对于任意一个给定的需要水平,增加额外的一个消费者不会引起为满足公共需要提供的产品的成本增加,即消费者人数的增加引起的边际成本为零。非排他性是指某些人公共需要的满足并不排斥其他人公共需要的满足。
社会公共需求是指公共部门主要是政府以公共产品形式来满足的共有需求。它是共同的私人需要的集合体,通过公共产品来表现,是一种集体性消费。对应于私人需要通过私人产品来满足,公共需要通过公共经济提供公共产品来满足。它可以分为同质性和异质性的社会公共需求,前者是指拥有共同利益——根本利益和具体利益一致形成的需求共同体;后者是相对于同质而言,是指拥有共同的根本利益,不同的具体利益,多个子集团所组成的集团的需求。社会公共需求在不同社会阶段的具体内容和表现形式不同,为了研究的方便,本文主要讨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公共需求。
二、满足社会公共需求是公共经济存在的根本依据
1.公共需求与公共经济
(1)公共需求与公共产品
需求是对物或服务的一种欲望,社会公共需求是政府以公共产品形式来满足的共有需求,公共产品只是公共需求的表现形式。正如前面提到的,需要一般可以分为私人需要和公共需要,产品也可以相应地划分为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私人产品是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的产品。公共产品根据其范围不同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公共产品即纯公共产品,具有消费上的严格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产品;广义的公共产品,除纯公共产品外,还包括具有不完全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或二者至少有一种存在的产品。结合公共需要的特征很容易得出私人产品不能用于满足社会公共需求的结论。
共同的私人需求的有机组合构成了社会公共需求,社会公共需求通过公共产品来表现,公共产品可以满足私人需求,但当公共产品对应于社会公共需求的满足时,其目的具有公共性,不能拿公共产品用于私人目的。社会公共需求必须由公共产品来满足。一是公共产品的性质决定了其具有满足社会公共需求的本质特征,这使得公共产品所固有的职能在于满足社会公共需求;二是私人不可能也不愿意(不含有政治目的)提供公共产品。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由于人类对公共产品的需求,这种公共需要的存在,才导致了政府的产生和形成。韦伯和马克思都从公共工程的组织角度阐明了政府存在的原因。边际革命发生后,人们更是逐渐意识到,政府的活动也能带来效用。萨缪尔森在《公共支出的纯理论》中对公共产品的最优供给给出了一般均衡的解释,并指出在满足一些条件的情况下,由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可以达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
(2)公共需求和公共经济
人类与动物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在于人类社会的组织要比任何动物世界复杂得多。正如亚当·斯密强调指出的,人类社会组织的一个显着特点是分工。经济社会以来,从来没有过私人有效提供公共产品,绝大多数公共产品是由政府提供的,相反是人类自身瓦解了公共供给方式,在私有制产生以前,共同需求——人类的根本需求和具体需求是一致的,私有制产生以后,私人需求才从共同需求里独立出来,在生产力发展到有剩余产品的时候,才产生了对某个物件的独占意识。人类社会的进步在于不断分化、分工,公共权力分散,但公共需求一直客观地存在着。
从公共产品提供的主体看,可以分为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其中私人部门即指市场,而公共部门狭义来说指政府,广义来说除政府外,还包括某些具有共同利益的集团、团体和组织,如民间组织和国际性组织。作为不同的主体,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在理论上都具有参与公共产品配置的可能,但是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市场更加注重追求效率,市场不能或不愿承担的责任逐渐由政府承担,公共部门提供公共产品满足公共需要和市场提供私人产品是专业化分工所决定的,是一种自然属性,是分工规律演变使然。
2.同质性与异质性公共需求的存在形成了公共经济的多层次性
由于个人在收入、文化、信仰和地区等方面的差异,公共需求有群体性差异,难免形成利益集团,整个社会资源是被瓜分的。基于此,社会公共需求可以分为同质性和异质性的社会公共需求,前者是指根本利益和具体利益一致形成的需求共同体,体现了社会需求的公共性,其实质反映了社会全部成员的共同意志;后者是指拥有共同的根本利益而具体利益不同,多个子利益集团所组成的利益集团的需求,它源于社会需求的私人性,即社会需求首先要能够体现私人的需求。正是因为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具体利益相异,所以有必要选择一种机制去协调各种不同利益之间的冲突。暴力机制在现代社会是不文明的;阴暗机制扰乱社会的稳定,是非理性非道德的;社会机制缺乏权威性;市场机制在协调上力量不足;现代政治机制具有强制性和文明性,对少数人执行强制统治,文明的一面体现在民主机制上,在直接民主制下,各个利益集团可以直接投票表达自己的需要,这种方式适应于小范围如社区内;在代议民主制下,通过选择人代表表达自己的偏好,在既定的投票规则下协调利益冲突。可见,政治机制相对而言是最优的,但并不排除其它机制的共同使用。这表明公共需求是公共经济存在的依据。
前文已经论证公共需求是公共经济存在的依据,那么在存在同质性和异质性需求的情况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将如何分工呢?事实上,由于公共需要的同质性和异质性的存在,公共经济也具有层次性。关于公共经济的分权代表性理论有:一是蒂布特的“以足投票”模型,该理论首先从公共产品入手,假定居民可以自由流动,具有相同偏好和收入水平的居民会自动聚集到某一地方政府周围,居民的流动性会带来政府间的竞争,一旦政府不能满足其要求,那么居民可以“用脚投票”迁移到自己满意的地区,结果地方政府要吸引选民,就必须按选民的要求供给公共产品,从而可以达到帕累托效率。其实,公共产品只是表达公共需要的媒介,政府采取的行动的逻辑起点不是公共产品而是如何满足公共需要,只有需要得到有效满足,官员的选票才可能得到最大化。二是奥茨在《财政联邦主义》(1972)一书中,通过一系列假定提出了分散化提供公共产品的比较优势,即奥茨“分权定理”:对某种公共产品来说,如果对其消费涉及全部地域的所有人口的子集,并且关于该公共产品的单位供给成本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相同,那么让地方政府将一个帕累托效率的产出量提供给他们各自的选民则总是要比中央政府向全体选民提供的任何特定的且一致的产出量有效率得多。因为与中央政府相比,地方政府更接近自己的公众,更了解其所管辖区选民的效用与需求。也就是说,如果下级政府能够和上级政府提供同样的公共产品,那么由下级政府提供则效率会更高。有关公共经济分权理论的解释,除此之外,还有斯蒂格勒的“菜单”理论和布坎南的分权俱乐部理论等。
从性质上看,社会公共需求从本源上可分为同质性与异质性需求。同质性的公共需求容易推断由较高一级的政府来满足,尤其是全国性的同质性需求,由中央政府来满足;异质性公共需求的存在要求提供独特的公共产品,如果中央政府对社会公众具有完全信息,那么它就能有效满足这两种公共需求,而现实经济生活中中央与公众之间是信息不对称的,地方政府相对而言具有信息优势,更容易了解民众信息和需求,特别是在联邦政治市场,政府官员任命的程序是民众选举的,选民的意志得到了很好的表达,官员对民众的偏好比较了解,能更好的满足异质性公共需求。可见,一般而言,中央满足同质性公共需求,地方政府满足异质性需求,这就形成了公共经济的层次性。
三、市场失灵为公共经济的扩展提供了可能
1.市场失灵与公共经济
市场失灵是指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无法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情况,原因是当商品或服务的边际社会收益与边际社会成本不匹配时,市场无法或不愿意提供该类产品或服务或提供的数量不能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是一种资源的无效配置状态。一般而言,市场失灵的具体表现有四点:一是垄断;二是信息不对称;三是外部性;四是公共产品的存在。
简单来说,市场失灵一般有两个原因,即市场势力和市场的不存在。(1)市场势力,如果某些人和厂商是价格制定者,那么资源配置一般是低效率的。因为一个拥有市场势力的厂商可能会通过减少供应的方式将价格提高到成本之上,这样用于商品生产上的资源变得不充分了,帕累托最优遭到破坏,出现市场失灵。只有当消费者和生产者都成为价格接受者的时候,福利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才得以成立;(2)市场的不存在。对一种商品来说,如果市场不存在,那么很难预料市场能够有效配置资源。实际上对某些商品来说是不会有市场的(如贫困保险,因为其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的问题)。由于市场的不存在而可能出现的另一类低效率就是外部性,即一个人的行为以一种现存市场以外的方式影响到另一个人的福利的情形。
垄断、外部性、信息不对称的存在,都对公众私人需求的满足形成了威胁,而这种威胁却是私人部门很难化解的,于是对于化解此类威胁的需求形成了一种较为隐晦的公共需求,它不同于作为满足公共需求直接表现的公共产品,它的需求层次更高,但却是维护整个经济体持续稳定发展,即最高层次的同质性公共需求的保证。依据公共需求而存在的公共经济,可以从某种程度上满足这两种公共需求。
2.市场失灵为公共经济的扩展提供了可能
市场存在失灵并不意味着必然要由公共经济来弥补,市场失灵下的公共需求也并非必然以公共经济的方式来予以满足。在不同经济体、不同经济领域中市场失灵的程度不同,对公共需求的满足造成的影响也不同,因此存在多种弥补方式。对于公共部门而言,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公共需求的满足可以选择通过公共经济来实现,或者通过第三部门来解决。
从市场运行的角度出发,垄断的存在破坏了市场有效竞争的机制,损害了消费者的福利,对于一个国家而言破除垄断保证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转也是对公共需求的满足,尽管此类公共需求并不像教育或者国防那样属于显而易见的公共需求,但却影响着每一个个体需求的满足。如果是市场势力形成的垄断,公共部门可以选择通过法律的形式来对其进行打击,或在保证企业一定利润的情况下实行政府限价;对于存在自然垄断的行业,可选择由公共经济进入,或实行由公共部门生产并提供或实行市场化生产由公共部门提供这两种方式。
对于公共产品而言,其本身即直接用于满足公共需求。纯公共产品毫无疑问地要通过公共经济的方式来提供,但可以以市场的方式来进行生产。对于混合公共产品而言,就存在混合提供的问题,要视公共产品的种类和性质来确定公共经济和市场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
对于外部性和信息不对称而言,情况比较复杂,既可以通过公共经济的方式来解决,也可以通过市场自由交易,如在满足“科斯定理”的情形,可以通过界定产权来解决。如外部性中最常见的污染问题,既可以通过公共经济征收“庇古税”的方式,也可以在市场交易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而信息不对称更是如此,既可以通过立法来强制披露,或保证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弱势一方的利益,也可以通过公共经济的方式收集并信息。
由此可以看出,存在市场失灵情况下,对于公共需求的满足方式是多种的,并不必然需要由公共经济来满足。换而言之,市场失灵仅为公共经济的扩展提供了可能而非必然。而公共经济本身具有的一些特点如强制性和规模优势,使公共经济满足公共需要这种可能性最大可能地变为现实性。公共经济不是替代市场,而是市场无法直接配置资源的领域和市场无效、低效的领域,是市场效率无法波及的具有市场缺陷的领域。
3.公共经济的扩展是以公共需求的扩展为依据的
100多年来在世界范围内,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机制日臻完善,近几十年里,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市场机制也在不断的发展,而同时各国公共经济的规模和范围也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扩张,这并不是因为市场失灵的程度和规模日益加深,而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公共需求的规模越来越大、层次越来越复杂,使得为满足公共需求而存在的公共经济持续扩展。满足公共需求的产品[1],其需求的收入弹性大于1。也就是说,随着社会进步与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对满足公共需求的产品数量和质量的需求越来越高,而这种产品已经越来越趋于非生活必需品。当一个群体的收入超过一定水平,其公共需求就会变得越来越重要,范围也会越来越大,层次也会越来越复杂。
此外,私人部门的日趋完善,使得原有的一部分公共需求可以在市场中得以满足,但又使得一部分原来由市场满足的需求转化为要由公共部门来满足,同时伴随着私人部门的发展引致而来的公共需求骤增。公共经济的扩展也就在所难免。公共经济的扩展同公共经济的存在一样是由公共需求决定的,市场失灵只是为公共经济的扩展提供了契机,而不是公共经济存在和扩展的必然因由。
公共经济的存在、发展和扩张都是建立在满足公共需求的基础之上的。公共经济的范围以及公共经济对市场的影响程度也要以公共需求的满足为限,一方面从公共部门的历史演变来看,公共需求一直客观存在,市场失灵只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才出现的;另一方面当今的经济学研究主流是从需求角度出发,以公共需求为逻辑起点,研究如何更好地满足公共需求也成为公共经济的主题之一。可见,虽然市场失效为公共经济的存在提供了可能,但根本性、永续决定的是公共需求。
注释:
[1]此处产品不但包括公共产品,也包括满足各种公共需求的行为.
参考文献:
[1][美]马斯格雷夫等着,邓子基、邓力平译校.财政理论与实践[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
[2][美]阿兰·奥尔巴克、马丁·费尔德斯坦主编,匡小平、黄毅译,郭庆旺校译.公共经济学手册[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1).
公共经济学论文篇12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8-0007-02
自詹姆斯·布坎南20世纪50年代借鉴经济学研究方法正式创立公共选择理论以来，公共选择理论已成为一个重要的经济学研究流派。公共选择理论以经济学的视角来研究政治——行政过程，重点关注政治与经济的内在关联，进而导致新政治经济学的产生，这是其能成为一大学术流派的原因。在研究方法上，公共选择理论通过研究选民通过政治选票在政治市场上怎样理性决策及其决策结果对政府的影响，用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推导出政府行为特征、政府应对选民决策等诸多政治问题。即用经济学的理论方法对非市场决策进行经济研究。公共选择理论以理性自私的“经济人”假设、经济学的交换范式和个人主义的方法论，研究经济学和政治学领域中的政治选择行为。
一、公共选择理论的三个基本研究方法
1.理性自利的“经济人”假设
“经济人”假设是把个人假定为理性的自利主义者，追求利益最大化和效用最大化是人的“天性”。理性的个人在对其行为进行成本与收益分析时，总是倾向于选择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方案或机会，除非有外在的其他因素限制，否则这种理性自私的选择行为是不会受抑制和干扰。公共选择理论将理性自利的“经济人”假设从市场领域扩展到政治领域，实现了政治学研究与经济学研究中对人类行为分析基本出发点的统一。在经济学研究中，由于“功利主义”工具理性的哲学传统，在经济分析中对人性假定是自私自利。而在政治学研究中，由于国家机器具有的公益属性，政治学研究中政府应有最广泛的代表性和正义性。所以在政治分析中，政府中的个人又变成“超越个人偏好、追求普遍的善和正义”的利他主义者。公共选择理论确立“经济人”假设的研究前提，避免了跨学科跨领域的公共研究由于学科间理念上的“不兼容”而导致研究的悖论。
2.经济学的交换范式
在布坎南的研究中，他认为经济学是专门研究交换的科学，主要是研究市场交换过程。公共选择理论借鉴经济学研究方法来研究政治——行政过程，因此布坎南把交换范式作为公共选择理论的第一方法论。按照这种逻辑，政治学也是一门交换的科学。在对政治——行政的观察中，将政治视为市场，将政治的全过程视作与市场经济相类似的交换过程，并提出“政治市场”的概念。按照交换范式的分析，公共研究的重点不应像政治学研究那样侧重于国家、团体和政党等概念的规范性分析。而应该侧重于群体之间或个人之间，由于理性自利的动机而进行的交易过程。按照公共选择理论的解释，公共政策的出台与绩效并不是由于政治精英们的英明或关键人物的推动，而是群体之间或个人之间利益博弈、妥协、调整的交换过程。
3.方法论浓厚的“个人主义”色彩
微观经济学研究的逻辑起点是个人，所以在方法论上具有浓厚的个人主义色彩。公共选择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也同样是个人，在对政治领域研究或政治——行政过程的分析中，公共选择理论与经济学研究一样，主张从个人的工具理性出发来解释社会、经济、政治各种现象。探讨个人的理性选择是如何加总成为集体选择？而集体选择的结果又会产生何种后果？在对私人活动的研究中，这种方法的研究过程被表述为市场过程。而用这种方法研究集体活动，集体行为则被表述为：个人在实现目的时不是经由个人而是选择通过集体来达成个人目标的活动。从而得出政府是允许个人选择通过集体而非经个人来实现个人目标所产生的机构，政治过程是允许个人选择通过集体而非经个人来实现个人目标活动的一系列过程。因此对政治行为的分析可以采用“个人主义”的研究方法。
二、公共选择理论研究方法在公共研究中的创新
1.“个人理性”逻辑起点更具解释力
将经济学的理性自利“经济人”假设运用于政治领域研究而形成的公共选择理论，对公共研究是一种创新的思维方法。是对传统政治学“政府的价值是追求公共利益”“公共机构应是利他主义”假定的否定。公共选择理论以“个人理性”为逻辑起点，认为人的行为动机就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和自身效益最优化，不论个人的身份角色是普通公民还是政客。所以，理性自利的“经济人”假设可运用于分析政治过程中各行为主体的活动。方福前在其《“经济人”范式在公共选择理论中的得失》一文中指出：用“经济人”范式来统一分析经济活动和政治活动中的个人行为有助于构建逻辑一贯的政治经济学体系，有助于理解政治家和官员的行为以及政策。
2.演绎方法和模型运用让研究具有数理依据
公共选择理论运用数理推导方法，使其研究结果更让人信服。布坎南和塔洛克在其著作《同意的计算——立宪民主的逻辑基础》中就对投票规则和选择规则特别是全体一致的规则做了成本和收益的分析。奥尔森在其成名著作《集体行动的逻辑》中研究集团大小与集团中个人行为之间的关系问题时，也正是运用了定量的数理推导才得出如下经典的结论：“如果在购买集体物品的任一水平上，集团收益超过总成本的量要大于它超过任一个体收益的量，那么就可以假设会提供集体物品，因为个体的收益超过了为集团提供集体物品的成本。”公共选择理论中的官僚体制理论、投票规则分析、利益集团理论、寻租理论等理论都大量运用了定量数学模型。这些演绎方法和模型的运用促使公共研究的主流方向从价值规范走向科学实证。
3.个人决策基础上的公共分析更好解释制度变迁
将个人看作研究分析基本单位的公共选择理论，把社会运行视为个人之间、群体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认为根据社会来解释个人不能很好让人们理解社会——个人的互动变迁，应当根据个人理性抉择的加总来解释社会和政治整体的发展变化。在公共选择理论学者看来，政府只是个人相互作用的规则集合体，个人通过规则集合体开展集体活动产出集体决策，来实现他们所期望的集体目标。布坎南也把公共选择理论看作是“政治过程的个人主义理论”。卢瑟福也认为只有个体才有目的和意愿去行动，制度演进与社会变迁只是个人行动的结果。
三、公共选择理论研究方法用于公共研究的局限
1.“经济人”假设的极端化忽视人行为动机的多元性
公共选择理论理性自利的“经济人”假设，把个人利益最大化和效益最优化这单一动机用来解释人的一切行为。这种方法忽视了个人行为动机的差异性与多元化，把“经济人”假设运用极端化、扩大化了。在公共领域研究中，“经济人”假设在三个具体方面解释不足：一是忽视政治过程与经济过程的差异性。虽然个人在政治活动与个人在经济活动中存在交换行为，政治过程与经济过程也存在相类似的市场因素与环境，但由于政治具有公共属性，所以二者还是有本质差别。二是公共选择理论“经济人”假设强调利己主义，对人的多元需求无法作出贴切实际的阐释。按照马斯洛关于人类层次需求理论解释，人类行为动机是多元的。需求层次越高，利己主义动机的解释就越乏力。单纯用人的谋利动机来解释个人在政治活动中行为的“经济人”假设无视了个人自我价值实现的理想情怀。三是没正确处理好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辩证关系。“经济人”假设把个人利益最大化和效益最优化作为人唯一的行为动机，从个人的理性选择加总出集体的选择，即个人利益加总为集体利益。但“经济人”假设忽视了集体利益相对于个人利益的超然性与独立性，忽视了集体利益形成后对个人利益的冲击。只看到个人利益对集体利益的形成和影响，没能看到集体利益对个人利益的塑造与调整，没把握好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对立与统一关系。
2.经济学的交换范式解释政治过程的局限
由于政治与经济存在本质的不同，将经济学的交换范式完全引入到政治领域，其解释存在局限。第一，市场过程交换的是产权私有的商品，政治过程交易则产出非个人占有的公共物品。所以政治过程的产物公共物品必须由集体决策才能产出。因而政治过程需要能代表或集中广泛个体意愿的中介，例如：政府、议会、法院等公共组织。第二，个人在政治领域追求私利的方式与在市场上追求私利的方式不同。市场交换可以在独立的个体之间进行。个人在政治过程追求的利益很多是在市场交易中无法实现。所以只能借助团体或政党之类的政治组织。通过政治组织参与到政治过程来获取个人的利益。因而政治过程的交换不能排斥其他成员，其参与必须是全员参与。第三，市场经济的交换是自愿的商品的交换，而政治中的交换则是权力与权利的交换，即“保障与统治的交换”。当个人独自维护私利的成本过高时，个人会倾向于将这部分利益的权利让渡给国家机构，来换取政府的保护。作为交换条件，社会所有个人必须服从政府在与此交换相关的意志与统治，这意味着政府对所有个人拥有了权力。权力的行使意味着强制，因此政治交换中存在个人非自愿的成分。
3.“个人主义”方法论无法撼动政治学理论基石
公共选择理论单纯从个体出发来探析政治领域是不完全正确的。政治学的研究方法是受“整体主义”哲学指引，公共选择理论由于是嫁接经济学的思想理论，所以对政治学的批判是乏力的。首先是“个人主义”方法论无法清晰把握个人本身的属性，只能从行为理论出发对人本身属性做出抽象解释。其次，“个人主义”方法论把政治过程中的互动比拟成个人间抽象契约谈判，无法判断政治过程中个体之间直接或间接相互作用的状态。无法把握影响政治过程中契约谈判的外部因素，不能很好从个体互动中总结出政治过程的规律性。
四、结语
综上所述，公共选择理论运用经济学研究方法去分析传统上被分开的经济学和政治学领域中的选择与决策行为，把人在经济行为中的决策和在政治活动中的决策统一起来，扩展了经济学研究方法的运用领域。使经济学理论的研究与现实社会运转的实际联系更为紧密，是一场在公共研究领域里的经济学研究方法革命。由于经济学和政治学在概念、理论、范式体系上存在根本区别，公共选择理论的研究方法在公共领域的研究中只能成为政治学“整体主义”研究方法的补充，而非根本替代。
参考文献：
[1]廖荣碧.公共选择理论及其现实借鉴意义[J].当代经济，2009，（2）.
[2]董春宇.公共选择理论假设的限度分析[J].党政干部学刊，200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