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贸易适用的法律篇1

[摘 要] 国际贸易惯例不是国家的法律，不具当然的国家法律效力。但不应仅从国内法上的“法律”的概念来理解法律，国际贸易惯例的可适用性根据主要在于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国际私法、贸易惯例的现实发展为当事人选择国际贸易惯例提供了可能性。尤其在商事仲裁活动中，国际贸易惯例可以被选择为当事人合同的准据法。 【论文关键词】 商事仲裁 国际贸易惯例 法律性质 可适用性 在当今国际经贸领域中，严格意义上的国际习惯很少见，大量存在的是各种各样的贸易惯例，或称作商事惯例。 它们涉及跨国经济交往中的货物买卖、运输、商检、保险、银行结算、金融、投资、商标、专利以及技术转让等领域。传统观念下，贸易惯例仅限于国际组织所编纂的成文化惯例，如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Incoterms）、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UCP）等，国际商事合同最新立法 则允许把交易过程中当事人惯常做法、当事人自主选择的其他惯例亦可视为贸易惯例。我们知道，现代商事仲裁区别于司法诉讼制度的根本特征在于法律（或法律规则）的选择和适用，依当前国际司法中的普遍观念，各国法院几乎不接受适用贸易惯例作为准据法，但在当事人利用仲裁机制解决国际甚至国内商事合同争议时贸易惯例是否具有适用性，或者说商事仲裁活动中当事人可否选择，以及仲裁庭可否决定贸易惯例作为适用于实体的法律规则呢?本文试从贸易惯例的法律性质和可适用性理论基础两个层次展开论述。 一、国际贸易惯例是否是法律 仲裁是以事实和法律作为基础的程序。仲裁庭的裁决要有事实根据，而且一般情况下其决定应依据相关的法律做出。 那么国际贸易惯例是不是法律呢?就此问题，向有肯定说和否定说的论争。 肯定说以国际贸易法学的主要创始人之一、英国的施米托夫（Clive M.schmitthoff)最具代表性。他认为现代商人法中的国际贸易术语根据其本身的特点，如果当事人没有在他们的合同中引用或合意选择适用，或者该贸易术语没有被国际条约或公约所采纳，则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从历史法哲学的观点来看，贸易惯例是在商人们的跨国性商事交易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经过诸如国际商会之类的国际组织的编纂和解释，更具体化而又更具明确性，具有相当程度的肯定性。由于这种国际商事团体的习惯做法和惯例构成了国际商事法律秩序的最基本的渊源，因此应该认为，这种惯例在它被立法正式采纳或承认以前，是以调整从事国际经营活动的当事人之间关系的规范形式存在的，故而具有一定的法律效力。我国台湾学者柯泽东从实证法学和法社会学的角度指出贸易惯例具备法律规范的三个基本条件：一是一般性与普遍性。标准合同、交货共同条件、贸易术语等国际贸易惯例，都具备法律规范的一般性与普遍性——至少从其外观形态与实践情况来看，它们条款明晰，普遍被接受，适用于一般情况，“确合乎法律规范之精神”。与此同时，国际贸易惯例的一般性还表现在对合同的独特的解释功能上。二是权威性。不仅国际贸易惯例的绝大部分是由具有权威性的国际商业机构或专业团体所制定，而且作为国际法主体的主权国家为发展其经济而干预贸易政策之厘定，改变国内贸易机构组织形态，参与私人企业或以国营企业的方式参与外贸活动，甚至国家本身也直接或间接使用国际惯例并自愿受其约束。三是制裁力。国际贸易惯例源自特殊商业社会，其制裁力虽不及国内法，但从商业社会自治的角度来看，它的制裁力除源自“法”的意义外，还包括经济与商业信誉的因素。但是，柯教授除了认为国际贸易惯例是法律工具之一外，也承认是尚未臻完全的法律体系。 否定说的观点及论证过程如下:（1）不同法律制度的国家之间的当事人的国际经贸活动，只能依据冲突法所指引的特定国家的实体法来调整，或是根据国家之间所共同制定的法律进行调整。既便当事人之间为了交易的方便，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了某种贸易惯例，这种惯例只有经过国内法的认可才有法律约束力。国际贸易惯例不是实证意义上的法律，没有从任何国家权力机关中取得约束力，因而不具备充分实在和有根据的制度，不能成为一种法律秩序，因此不能作为法院审理案件的依据。（2)即使是所有国家的商人都接受国际贸易惯例，但因其在内容和体系上存在不同程度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因而它不能构成一个客观的法律体系。（3)国际惯例必须以某一共同体为依托，在时间与空间的制约下，方能成立。而现代世界的商业社会并未构成一个共同体，甚至从法的观点来看，不存在所谓的“国际惯例”。除少数领域外，还未从国际习惯或为所有或多数国家所共有的法律原则中产生一套确定的规则，为解决 国际贸易中出现的复杂法律问题提供明确的指导。（4)国际商事惯例从其产生、发展的历程上看，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如果离开这一阶段而谈国际商事惯例的特性，极有可能将其与国际习惯法、国际条约乃至国内法的任意性规范相混淆。惯例固然具有“准法律规范”的性质，但仍然属事实的范畴。鉴于此，学者们认为，国际贸易惯例不是法律，如果当事人在合同中选择惯例作为准据法，一种可能就是国家法院会认为这种选择无效。 论争双方差不多都是依据所谓实证主义、法社会学的理论展开的，只是观点针锋相对，且表述结论时均有所保留。从法的一般意义上讲，法应具有的特征包括作为一种调整人们行为的规范而存在、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具有普遍约束力、规定了人们的权利和义务、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显然国际贸易惯例不具有“由国家制定或认可”这一特征，也很难说其实际发挥规范作用是由于来自国家强制力保证。笔者认同贸易惯例不是国家的法律，不具当然的国家法律效力。但是，这只表明在法院诉讼中，当事人选择的准据法范围不能扩展到惯例，并不能因此否定国际贸易惯例在商事仲裁活动中的可适用性。 二、国际贸易惯例的可适用性理论依据 国际或涉外商事仲裁中的对象通常是拟创设法律关系的协议，这些协议并不存在于法律真空之中，而是以一种法律制度作为依据的。因此，仲裁庭仅仅知道当事人签订了何种协议是不够的，知道何种法律适用于协议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国际贸易惯例是否可适用于当事人的协议呢，或者说国际贸易惯例在商事仲裁中是否具有可适用性(applicability)我们的答案是肯定的，理论依据如下： 1.不应仅从国内法上的“法律”的概念来理解法律 从法哲学看，法律的根本属性在于一种心理认同的准则体系，强制约束力只是这种体系发展的结果。国际法以及国际贸易惯例这种同位法，随着时代的发展，其心理认同力与强制力越来越强。事实上，只要各国商人们都认为对自己有约束力的国际社会的共同行为规则，在本质上就是一种法律，在商人社会中，这种法律形式完全可以与国内法发生同样的作用。从创制法律的社会过程看，在国内法中，就存在着非主权行为体创制的保证社会秩序的规则。这些规则被奥地利学者爱尔里希（Eugen Ehrlich）称为“活法”。 的确，法律规范的产生与实现，并不总以法律遵从的一个组织为前提条件。不是由法律来陈述什么是必须的，什么是正确的，而是由人们自己。一如我们所见，非组织化的人民团体也能以习惯法的形式创制法律，也能以习惯法的形式创制国际法，如使节不可侵犯的法则。施米托夫（Clive M. schmitthoff）就认为，“现代社会，广义上的法的基础便是普遍接受，而强制执行性只是附属物，虽然它也同样重要——我们必须把法看作是不仅仅来自于立法和判例这些正式的渊源，我们必须承认，它还包括在法院或仲裁庭没有强制执行性但被某一团体在整个范围内或其任何部门内接受为拘束力的自治性安排”。 2.国际贸易惯例的可适用性根据主要在于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 一般认为，国际商事协议的当事人可以为自己自由选择适用于该协议的法律或法律规则。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首先是在学者论述中发展起来的，后来又为国家法院所采纳，现已在世界上各个国内法律体系中得到了广泛的接受。大部分国家法院都承认在选择适用于合同关系的法律上当事人意思自治，“中立”的仲裁庭没有理由不这么做。这里所谓的法律规则，是对“国家法律制度之外的相关规则”的概括称谓而已，或者说这是对于适当法律规则可适用性的成文化表述，即使其可能不是确定和自治的法律制度。这样的法律规则诸如一般法律原则、或者商人法（lex mercatoria）、或者“代表了合同法规则的体系”的商事合同通则（PICC） 、或者贸易惯例等。国际商事仲裁的国际条约和示范规则竞相确认，当事人可以自由选择管辖其合同关系的法律规则。 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下，允许当事人在签订合同的时候甚至在争议发生之后选择适用法。对于当事人意思自治可能存在有限的限制，用来确保法律或法律规则选择是善意的，且不得与相关的国家的公共政策相悖。惟须指出的是，国际社会通常不支持在诉讼中当事人选择国际贸易惯例，而对当事人将拟适用国际贸易惯例的法律选择条款和一项仲裁协议结合起来使用的做法相当鼓励。PICC的前言注释谨慎地表明了这一点。 3.国际私法、贸易惯例的现实发展为当事人选择国际贸易惯例提供了可能性 国际私法的形成和发展，是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条件变迁的 产物。传统国际私法以多边主义的方法为基础，主张当事人不能选择非国家法律制度的理论就是以此为背景的。多边主义的方法主导下的国际私法的目标是解决法律冲突，求得判决结果的确定性、可预见性及一致性。法官不用考察冲突规范所指引的那个国家的实体法的具体内容，主要确定案件性质，落实连接点，由冲突规范指向某个国家的实体法就算完成了任务。由此可见，多边主义的方法注重的是“冲突法的正义”，而不管具体案件的公正。进入20世纪，尤其是二战以后，国际经济交往和国际民商事关系的迅猛发展引发了一场冲突法的革命，不论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都不再固守传统的国际私法理论，也不再追求单独的冲突法的正义，而是追求实体正义与冲突正义的完美结合。 在国际私法理论发展和新理念的推动下，大约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了国际统一实体法规范，二战后统一实体法规范的数量增速很快。它们的出现在一定意义上弥补了冲突规范在调整国际民商事关系中所出现的漏洞，而且作用越来越大。国际立法中不乏肯定国际贸易惯例的法律效力的规定。例如《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CIGS）显然把普遍接受的国际贸易惯例，置于了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控制之下，并且使它们优于公约的适用。 《1994年美洲国家间关于国际合同法律适用公约》中表明了强烈的选择非国内法（当然包括国际贸易惯例）的倾向。 一些国家的国内立法和司法实践中也开始逐渐放弃以前的保守做法。例如西班牙，通过1979年法令把Incoterms纳入其进出口贸易法律规定中。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博格（Burger）在1972年The Bremen v. Zapata off-Shore Co.案件中，批评第五巡回区上诉法院的法官们所坚持的“所有争议必须在我国的法院中依我国的法律来判决”的狭隘的观念，他认为，对于国际贸易关系，是需要一个独立的规范体系而不是纯粹内国法律体系来支配和调控。 国际统一实体法规范的努力和运动也延伸到贸易惯例方面。通过对历史的考察，我们可以清楚看到，随着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的不断增强以及国际商事法律关系越来越频繁复杂，国际贸易惯例本身也在不断发展完善。从起初小范围的习惯做法，发展到某一地区、某一行业甚至世界范围普遍认同的贸易惯例;从口头的商业习惯，到零散的文字记载，再到由专门的组织汇编成册；从内容的模糊不定，到内容的详细而确定；国际贸易惯例在内容和形式上均不断地改进其不足，使其更加适应纷繁复杂的国际商事关系。国际商业实践也充分证明，商人们在长期的贸易实践中形成的惯例，在风险防范与分担、权益的保障等方面远胜于国内法。在国内法律调整跨国性的商事活动愈来愈感到捉襟见肘的时候，国际贸易惯例却越来越表现出其调整国际商事关系的灵活性和生命力，维护着国际商事关系的正常运转。这些诸如Incoterms、UCP等由不同的非政府组织整理编纂的惯例，其条款表述具体明确，可以为确定合同当事人在某一方面的权利与义务提供充分的依据。 上述这些无不表明，国际私法、贸易惯例的理论和实践以及其他国际经济、社会诸因素发展到现阶段，为当事人选择包括惯例在内的非国家法律体系作为合同的准据法提供了现实可能性。 三、结语 世界经济一体化或者经济全球化不可避免地对各国法律制度产生深刻的影响，国际贸易惯例的重要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认识，不管学者们是赞同还是反对，各国法律之趋同化，以及主权原则的淡化便是国际社会的大势。通过上述论述，笔者认为，国际贸易惯例在调整国际商事法律关系方面，有独特的优势，其基本功能就是解决国际商事交易中的争议。尤其在商事仲裁活动中，国际贸易惯例无可否认地具有可适用性，可以被选择为当事人合同的准据法。考虑到每一份合同涉及的问题方方面面，是一个从签订合同到合同生效，再到履行合同，而履行合同又牵涉到运输、保险、货款支付等一系列环节的综合体；而即使一项汇编成文的贸易惯例，也往往局限于某一领域或某一方面；因此，仲裁庭如果把国际贸易惯例作为准据法， 它亦应与国际条约、国内法及其他非国家法律规则结合起来适用。并且，如果当事人在某一方面选择了国际贸易惯例，则应优先依据惯例，因为融入合同中的惯例，有与当事人意思表示相同价值，事实上自发形成的惯例由于更接近社会现实，比一般抽象的补充性法律，能更好地表达当事人真正的意思表示。只有这样才能切实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并有助于实质正义的实现。 ].赵秀文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150 柯泽东:国际贸易法专论[M].台北:台大法学从书之(23），1981.31～41 韩健:现代国际商事仲裁法的理论和实践[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318 See Peter Nygh，Autonomy in International Contracts（Clarendon Press，Oxford，1999），p.182 See Sandrock. Arbitration between U.S and West Ger-many Companies:An Example of Effective DisputeResolution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Transaction，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Law，vol.9(1987).55～57 叶乃锋:在事实与法律之间——析国际商事惯例的法律性质[J].商场现代化.2006(总459），225 [德]拉德布鲁赫:法学导论[M].米健，朱林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151 [英]施米托夫主编:国际贸易法文选[M].赵秀文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36 国际商事合同通则[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7 See U.S.Supreme Court.The Bremen v.Zapata off-shore Co.，407 U.S.1(1972).407u.s.1

国际贸易适用的法律篇2

一、引言

人们在通常情况下认为，国际贸易惯例是商人在国际贸易实践中自发形成的，涵盖任意性与强制性惯例。随着我国国际贸易的深度与广度的延伸，作为被经常适用的国际贸易惯例越发显示出其重要的作用，此外，由于我国在国际贸易方面的相关法律法规存在不健全与不合理的诸多问题，在国际外贸实务中面临着全新的关于国际贸易惯例适用的问题，本文研究正是基于此，探讨国际贸易适用的原则、适用的限制及在我国的适用，因而，具有很强的理论与实际意义。

二、国际贸易惯例的内涵与适用的基本原则

（一）国际贸易惯例适用的内涵

从经济层面来说，国际贸易惯例适用是指当事人在外贸交易活动中借助合同，且根据国际贸易惯例所进行的交易。从法律层面来说，国际贸易惯例适用是指国际经贸活动出现冲突或者争议时，怎样适用国际贸易惯例来解决冲突或者争议。通常情况下，国际贸易惯例被认为是自发形成的，然而，国际贸易惯例在形成的过程中，缺少国家监督，很有可能由于一方当事人处于优势而导致国际贸易惯例的一些内容损害另一方。

（二）国际贸易惯例适用的基本原则

俗话说“无规矩，不成方圆”，虽然国际贸易惯例，通常情况下被认为是在国际经贸活动中自发形成的，而然，要确保这样一种没有法律直接约束力的规则成功解决国际争议，遵循一定的基本原则和规范显得尤为必要。一般来说，国际贸易惯例适用的基本原则包括意思自治原则、诚实信用原则、不可抗力原则及约定必守原则等。其中意思自治原则最重要的特点在于尊重当事人自主的意思，当事人享有自主决策权及法律不保护违反自愿要求的行为是这种自主性的重要表现；诚实信用原则在国际贸易中有着广泛的应用，被认为这一原则是众多原则中最为基本的原则，比如，如果交易的一方没有诚意和另一方达成交易，当目的达到了，就不和另一方谈判，利用谈判所获得的商业秘密达到自身目的，假如，这一举动给对方当事人产生巨大损失时，则需要一方承担没能遵守诚实信用原则而给另一方当事人所产生的损失；不可抗力包括自然灾害、社会异端事件、政府行为、自然障碍及约定不可抗力等情形，这一原则在国际贸易惯例中得到广泛应用，此外，这一原则在国际贸易惯例的适用中需要注意应当避免将罢工作为不可抗力、正确援引不可抗力的条款；约定必守原则在国际商事交易中得到普遍接受，且获得了广泛的适用与认可，通常情况下，约定必守被认为是所有合同关系的基础。

三、国际贸易惯例适用的限制

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强，国际贸易惯例将会得到更大的重视，然而，国际贸易惯例与国内强制性的法律法规相比，在各个国家实际的适用过程中，在很大程度上是有限制的，主要是出于各国保护自身利益的需要，一般来说，在具体的国际贸易活动中，其限制主要包括公共秩序及合同最为相关的限制。

（一）公共秩序保留制度对国际贸易惯例适用的限制

公共秩序作为一项基本制度，已经在国际社会上得到广泛的认可与应用，在适用非国内法律的过程中，一个国家的公共秩序保留制度能够用来保护该国的经济利益，当事人一旦选择某一国际惯例，这一惯例的效力仅仅是优于一国的任意法，但不能优于一个国家的强行法，虽然国际贸易惯例的产生领域和国家公共利益的关系不是十分密切，和一个国家的公共秩序冲突的可能性较小，然而从根本上排除公共秩序保留的适用也不现实。

（二）合同联系理论对国际贸易惯例适用的限制

和国际民事诉讼相比，国际商事仲裁中的当事人更加愿意选择和合同没有联系的法律作为合同的准据法，主要是由于当事人认为中立的法对他们更加合理，而且规定地也较为详细，目前，在国际商事实践中，允许当事人选择实体法且不受到合理联系规则的限制较为广泛，随着国际经济交往活动的日趋频繁化，国际商事活动一定会趋向统一，当事人选择合同实体法的意思自治相应地会受到越发较小的限制。

四、国际贸易惯例在我国的适用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假如国际贸易合同争议是属于某一个公约管辖的领域，则适用公约相关的国际贸易惯例的规定，假如这一争议不属于任何一个公约的调整领域，则我国法院积极适用有关的国际贸易惯例。从根本上来说，确立国际惯例的法律漏洞补充工具性质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它不仅有利于我国外贸活动的开展，同时有效避免将适用国际惯例置于有法必依的不正确做法，总的来说，在我国国内的外贸争议中，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形下，假如，当事人是依据国际商业习惯发生法律联系，则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运用国家惯例作为补充，这样不仅不违反基本的法律制度，同时具有较强的操作意义。

五、结束语

总之，意思自治原则、诚实信用原则、不可抗力原则及约定必守原则等是国际贸易惯例适用的基本原则，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强，国际贸易惯例将会得到更大的重视，在具体的国际贸易活动中，国际贸易惯例适用的限制主要包括公共秩序及合同最为相关的限制。从根本上来说，确立国际惯例的法律漏洞补充工具性质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它不仅有利于我国外贸活动的开展，同时有效避免将适用国际惯例置于有法必依的不正确做法。

参考文献：

[1]史笑晓.国际贸易惯例及其适用问题研究[J].浙江学刊，2002(6).

国际贸易适用的法律篇3

国际贸易法是调整国际贸易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其最近几十年的发展是引人瞩目的。尤其是在世界贸易组织成立后，国际贸易法的内涵和外延更是得到了迅猛扩展。然而，国内外学者们对国际贸易法的确切内涵和外延的理解歧异颇多。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界定在WTO体系下国际贸易法的内涵和外延。

一、国际贸易法调整的

“国际贸易关系”的内涵和外延

(一)“贸易关系”的分析

这里所说的贸易关系是因国际贸易法的主体即国家、国际经济组织、公司或个人之间进行管理、协调或从事货物、技术和服务的交换活动中产生的。一般包括:不同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营业地在不同国家的公司、企业或个人之间的贸易关系以及国家在其管理对外贸易活动过程中同企业、公司或个人之间发生的各种关系。“贸易”一词，从本质上讲就是“买卖”，其内容从狭义讲，指货物买卖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运输、保险、支付。从广义讲，“贸易”则包括货物买卖、技术贸易和服务贸易。传统上国际贸易法调整的“贸易关系”仅限于狭义的货物贸易，随着技术的进步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国际贸易不断扩大深化。20世纪60年代以后，技术开始作为一种独立的交易主体进入市场，技术贸易由此产生。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劳务合作向纵深发展，服务贸易一词开始引入，并先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等区域性贸易协定，后在WTO一揽子协议中得以正式确立。[1]p4目前国际贸易法调整的贸易关系涵盖了国际货物贸易、国际技术贸易和国际服务贸易。我国多数学者也持这样的主张。众所周知，任何法律关系的客体不外乎三大类，即物、行为(结果)、智力成果(非物质财富)。将国际贸易法的调整对象囊括所有的客体，包括货物(物)、行为(服务)与智力成果(技术)，使其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不仅是国际贸易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国际贸易法发展的必然归宿。当然，对“贸易关系”也有不同的理解，西方有些学者对物、技术等交易，也调整外国投资、国际金融等经济关系。[2]我们认为尽管国际投资法、国际金融法和国际贸易法都是国际经济法的分支，而且投资、金融与国际贸易也有紧密的联系，有些经济交往常常是三者的结合，如法国某公司要在中国建设一个工厂，成套设备安装成为合同的标的，还要涉及到投资金融等问题，但不能就此认为这些都在国际贸易法的调整范围内。其实国际金融和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有质的区别，“贸易”的含义就是“买卖”，“买卖”(sale)是指通过当事人的合意一致而将某物所有权或某土地权益或某无形财产权益从一方当事人转移至另一方当事人，以取得金钱价值。[3]p794“投资”( investment)是指为获得能够保值或增值或产生收益的物品或权益而做出的货币支出。商业和工业投资主要是通过获得新型建筑、机器和设备而进行的。[3]p465“金融”(finance)是指通过支付现金、发行股票、债券、设定抵押等方式提供资金。[4]p553尽管在国际贸易中也会涉及价款的支付等，但那只是对国际贸易关系顺利进行的辅助，并不是国际贸易关系的主要方面。

(二)“国际”二字的理解

如前所述，国际贸易法调整的国际贸易关系，其范围已远远超出了传统的货物贸易，呈现出了多元化特征。货物贸易、技术贸易和服务贸易因其交易对象的不同，都有自己的特征，因此人们对国际贸易关系中“国际”二字，也因其不同的交易对象有不同的理解。

1.货物贸易。　国际货物贸易通常是指跨越国境的货物买卖。常以双方当事人的营业地分处在不同的国家为标准来界定“国际”二字。在国际经济生活中，从事国际贸易的当事人主要或绝大部分是公司企业，或是经过商业登记的个人，他们通常在其营业所进行经营活动。当事人的营业所客观而实在，便于国家对当事人的监督和管理。因此，以当事人的营业地位于不同的国家作为国际货物买卖的判断标准，比较合理。以当事人的“国籍”作为合同国际性的判断标准也为许多国家所接受，也是人们常识上易于接受的。“国籍”可以使合同当事人隶属于一定国家的支配和保护。但像前面所说的，国际合同的当事人绝大多数由法人来充当，法人的“国籍”各国有不同的确定标准，再加上跨国公司的存在，使法人的“国籍”产生了很大的不确定性。一个跨国公司在奉行不同的确定法人国籍标准的不同国家便有不同的国籍，这往往就掩盖了跨国公司所从事的国际交易同有关国家的真正联系。鉴于此，在一些有关国际货物买卖的国际公约中如1980年《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1985年《国际货物销售合同法律适用公约》等)明确规定，以当事人的营业地在不同的国家为“国际性“的判断标准。[5]p3

2.技术贸易。　技术贸易的国际性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有些学者认为“国际”至少有三层含义: (1)跨越一国国境的技术贸易; (2)受方和供方不居于同一国之中的技术贸易活动; (3)受方与供方虽居于同一国中，但其中有一方是外国公司的子公司、分公司或受到外国公司其他方式的控制。[6]p10其中第2种情况下，如果受方取得技术的目的，仅仅在于把它交给自己设在供方所在地的分公司使用，则技术本身并未跨越国境。在第3种情况下，技术仅在一国境内转移，完全没有跨越国境。在联合国贸发会议起草《国际技术转让行动守则(草案)》时，发达国家组成的B组国家与由77国集团及前苏联、东欧国家组成的D组国家对此问题，一直争执不下，只在《草案》附录中列举了两种不同的意见。作为技术贸易主要供方的B组国家，希望尽量缩小技术贸易的范围，坚持“跨越国境”的定义，即国家技术交易就是跨越国境的技术交易。而跨国公司子公司在其所在国境内的技术转让没有跨越国境，不属于技术贸易，以此来回避有关国家的控制和管束。而77国集团和D组国家，代表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多数情况下作为技术贸易的受方，则希望尽量将技术贸易的范围扩大，认为跨国公司在海外的子公司在其所在国境内进行的技术交易，也应属于国际技术贸易，以便更广泛地将各种涉外技术交易纳入本国的法律管辖和控制范围之内。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技术发展水平的差距太大，以至于在技术贸易中双方当事人实际上处于不平等的地位，技术供方常常滥用其优势地位，因此受方国家为了保护本国受方的合法权益，对技术贸易的干预常常强于对货物贸易的干预，而技术供方国家为了保护本国的国家利益和国民的权利，也会对交易进行干预。各国往往对国内技术交易和国际技术交易制定不同的法律制度，对于国际技术交易的干预更强一些。如我国，对于国内技术交易起初由1985年制定的《技术转让条例》来调整，后来1999年《合同法》生效后，《技术转让条例》失效，由《合同法》调整。而国际技术交易则由2001年批准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进出口管理条例》(以下简称《管理条例》)调整。根据该《管理条例》的规定，我国对“技术贸易”国际性的理解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或者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通过贸易、投资或者经济技术合作的方式转移技术的行为。[7]p279由此看来，我国立法采用了狭义的“跨越国境”的解释，目的是促进先进技术的引进。

3.服务贸易。　由于服务本身的特点，其“国际性”并不像国际货物贸易那样明确，货物的国际贸易涉及货物从一国

到另一国的物理流动，而国际服务贸易并不一定越过不同国家的实际边境。[8]p147在许多情况下服务不需要流动也完全可在进口国内提供。比如，专业咨询服务，服务出口国的专业人员可在进口国现场提供。有时，在进口国建立了分支机构、附属公司等，则提供服务在当地进行，服务不需要跨国界。为此，在乌拉圭回合的谈判中，就如何界定服务贸易的—68—

许军珂WTO体系下国际贸易法范围的新发展法学研究“国际性”问题，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与以印度和巴西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又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坚持对“国际性”的广泛解释，“不同国民”和“不同国土”都属于“国际性”，而且两者不必同时符合，只要符合一项就是“国际”的服务贸易。他们的目的是要尽可能多地把服务贸易项目纳入国际谈判。而以印度和巴西为首的10个发展中国家则坚守对国际服务贸易“国际”的狭义定义，即居民与非居民所进行的跨越国境的服务购售活动。强调必须同时符合“不同国民”和“不同国土”两项条件。这样就把发达国家的一些优势项目，如金融、保险、咨询、法律事务等不必跨越国境的交易排除在外，而强调了发展中国家的某些优项目，如劳动密集型的建筑工程承包等。[1]p781-782经过艰苦的谈判，在最后由128个国家和领土签署生效的《服务贸易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 of Trade in Serv-ices)中把国际服务贸易定义为以下范围: (1)从一成员境内向任何其他成员境内提供的服务; (2)在一成员境内向任何其他成员服务消费者提供的服务; (3)一成员的服务提供者在任何其他成员境内通过商业存在提供的服务; (4)一成员的服务提供者在任何其他成员境内通过自然人存在提供的服务。从这一规定看，国际服务贸易似乎采用了“不同国民”和“不同国土”两个标准来判断“国际性”。

二、国际贸易法是调整

国际贸易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一)从法律规范的内容来看，法律规范的总称，是指国际贸易法不仅包括横向的交易性规范，还包含大量的纵向的管理性规范对此问题，国外有些学者持不同的观点。有“国际贸易法之父”之称的英国学者施米托夫(CliveM. Schmitthoff)认为:国际贸易法调整国际商事关系不是在公法方面，而是在私法方面，如国际货物买卖，陆上、海上和航空运输、保险等方面，实现对国际商事关系的调整。[9]p32在美国的法学教育和国际商法。[10]也就是说，国际贸易法只包括公法性质的法律规范。加拿大的学者也是这样的主张。[11]我国大部分学者却认为:所谓贸易法是指传统的商法加上国家干预商业贸易活动的全部法律的总称。[12]p3也就是说国际贸易法既包括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私法性质的商事规范，也包括一国政府机构或国际组织管理贸易关系的公法性质的管理规范。施米托夫的主张坚守贸易的本意，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他却忽略了国际贸易法不断发展的事实，也混淆了国际贸易法和国际商法的界线。美国和加拿大的学者的主张，虽划分了国际贸易法和国际商法的界线，却同样忽略了国际经济贸易交往的事实。不能否认国际贸易法是随着国际经济贸易关系的发展而产生发展起来的。国际贸易法与国际商法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从历史上看，国际商法起源于中世纪的商人习惯法，是指那些往返于商业交易所在的文明世界的各港口、集市之间的国际商业界普遍适用的国际习惯法规则。[9]p4当时国际商法具有三个特征:一是具有国际性，它是各国普遍适用的法律;二是具有职业性，它是专供商人在商业交易中适用的法律，因而被称为商人习惯法;三是具有自发性，它是在没有任何计划的杂乱无章的情况下，从习惯性做法中自发形成为普遍接受的惯例。随着国家主权观念被普遍接受， 15世纪后，欧洲各国都采用不同的方式将商人习惯法纳入国内法范畴，成为国内法的一部分。但商法的国际性并没有完全消失，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把商法完全并入国内法。正如曼斯菲尔德在审理皮里诉皇家外汇保险公司(Pelly v.RoyalExchangeAssurance)一案时指出:从这个意义上说，商法在全世界都是相同的。因为从同样的前提出发，从推理和正义所得出的结论也应是普遍相同的。[9]p11而国际贸易法和国际商法一样，起源和发展也是建立在中世纪商人习惯法的基础之上。只是在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经济危机，资本主义各国政府都加强了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实行了各种管制经济贸易的政策措施，使一系列有关管制商业和贸易的法律在传统的商法范围之外发展起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类的法律数量日渐增多，其中主要包括反垄断法、税法、外汇管制法、反倾销法和进出口许可证制度等。为了适应这种变化，一门新的法律学科就出现了。1962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资助下，由国际法协会召开了一次会议，专门就国际贸易法问题进行了讨论，为国际贸易法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奠定了理论基础。[13]p4后来在联合国的主持下，制定了一系列有关国际贸易的统一法，如1980年《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法公约》等。目前国际贸易法已趋成熟，并随着国际经济贸易的不断发展而不断完善。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及世界贸易组织一揽子协议的达成就是国际贸易法不断成熟和发展的一个很好例证。应该说，国际贸易的三大领域的国际贸易法律规范，都应包括商事规范和管理规范两大部分。但因为三大领域各有自己的特点、各自发展的历史不一，所以国际货物贸易法发展得最为充分，商事规范和管理规范都相当发达。而在国际技术贸易，尤其是国际服务贸易的法律规范中表现得不那么充分。一方面，货物贸易中的合同制度可以同样适用于技术贸易和服务贸易，任何贸易的开展都需要交易双方在合同基础上履行义务、享有权利;另一方面，无论是技术贸易还是服务贸易，一般都与货物贸易相关，如世界贸易组织的技术贸易规范(技术贸易壁垒协议)就规定在货物贸易规范当中，关于知识产权方面的规定也仅限于与货物贸易有关的。在服务贸易中，由于服务贸易的范围较广，原属于货物贸易法领域中的部分内容，按服务贸易的定义，应属于服务贸易领域，如货物运输、货物保险和货款支付，但从贸易程序和结构上来看，以统一集中于货物贸易领域为好。这些情况就造成了技术贸易、服务贸易法律规范中主要是管理规范的现状。[8]p7 (二)从法律规范的形式来看，法律规范的总称，是指国际贸易法既包括国际公约、国内立法，还包括国际贸易惯例。有一种观点认为，国际贸易法就是“贸易的国际法”，所以其表现形式只限于国际条约和国际贸易惯例两种。[9]p249我们认为，这种主张过于拘于国际贸易法的字面含义，和国际贸易法发展的现实不符。诚然，国际贸易法起源于中世纪的商人法，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国际性。但随着国家主权概念的普遍接受， 15世纪后，欧洲各国都采用不同的方式把商人习惯法并入了国内法的范畴，成为了国内法的一部分。法国路易十四时期于1673年编篡了《商事敕令》， 1681年编篡了《海商敕令》， 1807年颁布了《商法典》。1861年德国颁布了《统一票据法》， 1897年通过了《商法典》。在接下来的相当长的时间里，并没有专门的调整国际贸易的国际统一法。只是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家间通过外交会议缔结了许多有关国际贸易方面的条约。与此同时，某些国际组织或商业团体把国际贸易中长期实践形成的一些习惯做法或先例编篡成册，或加以解释，成为国际上普遍认可的国际贸易统一惯例。国际统一贸易法出现后，即使是发展得相当完善的现在，由于国际贸易的某些领域尚未制定出统一的规则，或者现有的统一法规则未能被所有国家或所有国际贸易当事人所接受，还有相当一部分国际贸易关系或国际贸易纠纷，仍需依照有关国家的相关的国内立法来处理。[14]p7

1.国际条约是国际贸易法的重要渊源　国际条约可以是双边的或多边的，也可以是全球的，也可以是区域性的;在

性质上可以是商事规则，也可以是管理规则。作为国际贸易法表现形式的国际条约可以是专门调整国际贸易的条约，也可以是部分内容调整国际贸易的条约。其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主要有以下各类:金协定》、1947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1994年《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及其中的相关协定。

(2)在国际货物买卖领域，主要有1980年《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1974年《国际货物买卖时效期限公约》及其1980年《修订国际货物买卖时效期限公约的议定书》、1985年《国际货物买卖合同法律适用公约》等。

(3)在国际货物运输方面，主要有1924年《统一提单若干法律规则的国际公约》(海牙规则)、1968年《关于修订统一提单若干法律规则的国际公约的议定书》(维斯比规则)、

1978年《联合国海上货物运输公约》(汉堡规则)、1929年《统一国际航空运输某些规则的公约》(华沙公约)、1955年《修改统一国际航空运输某些规则的公约的议定书》(海牙议定书)、1961年《统一非缔约承运人所办国际航空运输某些规则以补充华沙公约的公约》(瓜达拉哈拉公约)、1951年《国际铁路货物运输协定》(国际货协)、1961年《关于铁路货物运输的国际公约》(国际货约)、1980年《联合国国际货物多式联运公约》等。

(4)在国际贸易支付方面，主要有1930年《汇票和本票统一法公约》、《支票统一法公约》、1988年《联合国国际汇票与国际本票公约》。

(5)在技术贸易领域，主要是一些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公约，包括1883年《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1979年第7

次修订)、1891年《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协定》(1979年第7次修订)、1886年《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1971年

第7次修订)、WTO体制下《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等。

(6)在服务贸易领域，主要有WTO体制下《服务贸易总协定》及其后通过的各项具体协议等。

(7)在解决国际贸易争议方面，有WTO体制下《争端解决规则和程序的谅解》、1958年《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1976年《联合国国际贸易委员会仲裁规则》等。上述各项国际贸易的条约或协定要得到适用，各国一般根据公约本身的性质或是公约的要求，采用两种方式。对于一些具有私法性质，直接规定当事人具体权利和义务的公约，一经缔约国批准，直接并入各国的国内法体系，在缔约国有直接的效力。对于那些具有公法性质，管理协调国家之间贸易政策的公约，一般都要经过缔约国转化，通过一个国内立法将公约转化成国内法，才能适用。

2.国际贸易惯例　国际贸易惯例是指在长期的国际贸易交往中逐渐形成的为国际贸易交易当事人承认并遵守的原则和规则。[15]p6国际贸易惯例原本是不成文的，尤其是在国际货物买卖、运输、保险与支付等领域均有大量的不成文惯例，但由于这些惯例的发展及其作用的增强已为人们所认识，一些民间组织将一些重要的国际贸易惯例加以整理编篡成文，以便人们理解、掌握或选择适用。目前已被编篡成文的重要惯例有: 1932年《华沙———牛津规则》、1936年《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后经6次修订，现适用的2000年版)、

1933年《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后经6次修订，现适用1994年版)等。国际贸易惯例的最大特征就是，在性质上它不是国际条约或国家立法，一经当事人选用才对当事人有约束力。在表现形式上，除上述成文或不成文的有关国际贸易活动的规定外，还包括一些国际经济组织、贸易协会等制定的示范法、统一惯例、统一规则、标准合同等。如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1985年制定的《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统一国际私法协会制定的1994年《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等。国际贸易惯例的适用方式不外乎有三种:当事人选择适用;强制适用，就是根据国内法或国际条约的规定对当事人的商业合同关系直接许军珂WTO体系下国际贸易法范围的新发展法学研究适用国际贸易惯例，如西班牙和伊拉克的法律都规定，一切进出口贸易都必须受《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约束;[16]p323补充适用，就是在相关国内法或国际条约没有规定时，由国际贸易惯例补充，如我国《民法通则》规定，在我国法律或参加的国际条约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国际贸易惯例。

3.国内立法　国内立法也是国际贸易法的重要表现形式。如前所述，虽然已经有了大量的国际立法，但这种国际法律规则并没有涵盖所有的国际贸易关系，更未能约束所有的国家。另外，国际条约和国际贸易惯例的适用、效力皆来自国内法的规定。因此，在许多情况下，国内法仍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有关国际贸易的国内立法可分为公法和私法。公法是指一个国家对其境内的经贸活动进行监督管理的法律。如进出口许可制、关税、商检及货物的监管等法律规则。私法规范调整平等主体间因签订对外货物买卖合同、对外货物运输合同、对外运输保险合同、对外技术转让合同、对外服务贸易合同等而产生的关系，它是建立在平等互利基础上的等价有偿的合作关系。关于国际条约、国际贸易惯例和国内法的关系，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规定。在国内法和条约的相互地位关系上，有的国家认为国内法的地位优于条约，如阿根廷1843年《第48号法律》第21条规定:阿根廷法院和法官执行职务时，应依本条所规定的优先顺序，适用宪法作为本条的最高法律，然后适用国会已通过或可能通过的法律、与外国缔结的条约、各省的个别法律、本国过去适用的一般法律和国际法原则。有的规定国内法与条约地位相等，如美国，根据美国法院解释和适用《美国宪法》第6条第2项的判例法，条约和国会制定法都是美国法律，但和宪法相抵触的条约，和与宪法相抵触的制定法一样，在美国法上都无效。有的认为条约的地位优于国内法，如法国1958年《法国宪法》第55条规定，经过合法批准或核准的条约或协定，在公布后，具有高于法律的权威，但以缔约它方实施该条约或协定为条件。有的甚至认为条约不但优于一般的国内法，而且也优于国家宪法，如荷兰1953年的《荷兰宪法》规定，条约的地位不仅优越于一般国内法，而且也优越于宪法。[17]p330至于国际贸易惯例，多与当事人的选择有关，它不具有当然的约束力。如果当事人选择了国际贸易惯例，它就具有优于国内立法的效力，当然这种选择应在一个国家法律准许的范围内。在其他的情况下，国际贸易惯例具有替补的效力，也就是说，在国内立法和国际条约都没有规定的情况下，可以参照适用。但也有少数国家给予了国际贸易惯例强制性效力，如西班牙和伊拉克。作为国际贸易法的三种表现形式，国际条约、国际贸易惯例和国内法相互配合，相互补充，国际条约如果被缔约国纳入其国内法体系，可以消除缔约国之间的法律冲突;国际贸易惯例不仅是解决各国法律分歧的一种补充方法，而且也是使本国的国际贸易业务不受外国法律管辖的一种办法。[12]p6而国内法是真正反映国家经济利益的法律，其存在有其历史原因和现实的需要。这三种表现形式均有其作用。综上所述，在WTO体系下，国际贸易法的范围有了很大的扩展，国际贸易法作为规范国际贸易的法律规范的总称，不仅涵盖了国际货物、技术与服务三大领域，而且既包括国际法规则，又包括国内法;既有公法规范，又有私法规范;既有实证性规范，又有国际贸易惯例这样的“软法”。可以说，它是一个内容庞大、发展较成熟完善的综合性法律规范体系。

[参考文献]

[1]单文华.国际贸易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2]HansVanHoutte.The Law of internationalTrade[M].

[3]戴维·M·沃克.牛津法律大辞典(中译本)[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 1989.

[4]薛　波.元照英美法词典[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3.

国际贸易适用的法律篇4

国际贸易法是调整国际贸易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其最近几十年的发展是引人瞩目的。尤其是在世界贸易组织成立后,国际贸易法的内涵和外延更是得到了迅猛扩展。然而,国内外学者们对国际贸易法的确切内涵和外延的理解歧异颇多。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界定在wto体系下国际贸易法的内涵和外延。

一、国际贸易法调整的

“国际贸易关系”的内涵和外延

(一)“贸易关系”的分析

    这里所说的贸易关系是因国际贸易法的主体即国家、国际经济组织、公司或个人之间进行管理、协调或从事货物、技术和服务的交换活动中产生的。一般包括:不同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营业地在不同国家的公司、企业或个人之间的贸易关系以及国家在其管理对外贸易活动过程中同企业、公司或个人之间发生的各种关系。“贸易”一词,从本质上讲就是“买卖”,其内容从狭义讲,指货物买卖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运输、保险、支付。从广义讲,“贸易”则包括货物买卖、技术贸易和服务贸易。传统上国际贸易法调整的“贸易关系”仅限于狭义的货物贸易,随着技术的进步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国际贸易不断扩大深化。20世纪60年代以后,技术开始作为一种独立的交易主体进入市场,技术贸易由此产生。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劳务合作向纵深发展,服务贸易一词开始引入,并先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等区域性贸易协定,后在wto一揽子协议中得以正式确立。[1]p4目前国际贸易法调整的贸易关系涵盖了国际货物贸易、国际技术贸易和国际服务贸易。我国多数学者也持这样的主张。众所周知,任何法律关系的客体不外乎三大类,即物、行为(结果)、智力成果(非物质财富)。将国际贸易法的调整对象囊括所有的客体,包括货物(物)、行为(服务)与智力成果(技术),使其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不仅是国际贸易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国际贸易法发展的必然归宿。当然,对“贸易关系”也有不同的理解,西方有些学者对物、技术等交易,也调整外国投资、国际金融等经济关系。[2]我们认为尽管国际投资法、国际金融法和国际贸易法都是国际经济法的分支,而且投资、金融与国际贸易也有紧密的联系,有些经济交往常常是三者的结合,如法国某公司要在中国建设一个工厂,成套设备安装成为合同的标的,还要涉及到投资金融等问题,但不能就此认为这些都在国际贸易法的调整范围内。其实国际金融和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有质的区别,“贸易”的含义就是“买卖”,“买卖”(sale)是指通过当事人的合意一致而将某物所有权或某土地权益或某无形财产权益从一方当事人转移至另一方当事人,以取得金钱价值。[3]p794“投资”( investment)是指为获得能够保值或增值或产生收益的物品或权益而做出的货币支出。商业和工业投资主要是通过获得新型建筑、机器和设备而进行的。[3]p465“金融”(finance)是指通过支付现金、发行股票、债券、设定抵押等方式提供资金。[4]p553尽管在国际贸易中也会涉及价款的支付等,但那只是对国际贸易关系顺利进行的辅助,并不是国际贸易关系的主要方面。

(二)“国际”二字的理解

     如前所述,国际贸易法调整的国际贸易关系,其范围已远远超出了传统的货物贸易,呈现出了多元化特征。货物贸易、技术贸易和服务贸易因其交易对象的不同,都有自己的特征,因此人们对国际贸易关系中“国际”二字,也因其不同的交易对象有不同的理解。

1.货物贸易。　国际货物贸易通常是指跨越国境的货物买卖。常以双方当事人的营业地分处在不同的国家为标准来界定“国际”二字。在国际经济生活中,从事国际贸易的当事人主要或绝大部分是公司企业,或是经过商业登记的个人,他们通常在其营业所进行经营活动。当事人的营业所客观而实在,便于国家对当事人的监督和管理。因此,以当事人的营业地位于不同的国家作为国际货物买卖的判断标准,比较合理。以当事人的“国籍”作为合同国际性的判断标准也为许多国家所接受,也是人们常识上易于接受的。“国籍”可以使合同当事人隶属于一定国家的支配和保护。但像前面所说的,国际合同的当事人绝大多数由法人来充当,法人的“国籍”各国有不同的确定标准,再加上跨国公司的存在,使法人的“国籍”产生了很大的不确定性。一个跨国公司在奉行不同的确定法人国籍标准的不同国家便有不同的国籍,这往往就掩盖了跨国公司所从事的国际交易同有关国家的真正联系。鉴于此,在一些有关国际货物买卖的国际公约中如1980年《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1985年《国际货物销售合同法律适用公约》等)明确规定,以当事人的营业地在不同的国家为“国际性“的判断标准。[5]p3

2.技术贸易。　技术贸易的国际性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有些学者认为“国际”至少有三层含义: (1)跨越一国国境的技术贸易; (2)受方和供方不居于同一国之中的技术贸易活动; (3)受方与供方虽居于同一国中,但其中有一方是外国公司的子公司、分公司或受到外国公司其他方式的控制。[6]p10其中第2种情况下,如果受方取得技术的目的,仅仅在于把它交给自己设在供方所在地的分公司使用,则技术本身并未跨越国境。在第3种情况下,技术仅在一国境内转移,完全没有跨越国境。在联合国贸发会议起草《国际技术转让行动守则(草案)》时,发达国家组成的b组国家与由77国集团及前苏联、东欧国家组成的d组国家对此问题,一直争执不下,只在《草案》附录中列举了两种不同的意见。作为技术贸易主要供方的b组国家,希望尽量缩小技术贸易的范围,坚持“跨越国境”的定义,即国家技术交易就是跨越国境的技术交易。而跨国公司子公司在其所在国境内的技术转让没有跨越国境,不属于技术贸易,以此来回避有关国家的控制和管束。而77国集团和d组国家,代表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多数情况下作为技术贸易的受方,则希望尽量将技术贸易的范围扩大,认为跨国公司在海外的子公司在其所在国境内进行的技术交易,也应属于国际技术贸易,以便更广泛地将各种涉外技术交易纳入本国的法律管辖和控制范围之内。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技术发展水平的差距太大,以至于在技术贸易中双方当事人实际上处于不平等的地位,技术供方常常滥用其优势地位,因此受方国家为了保护本国受方的合法权益,对技术贸易的干预常常强于对货物贸易的干预,而技术供方国家为了保护本国的国家利益和国民的权利,也会对交易进行干预。各国往往对国内技术交易和国际技术交易制定不同的法律制度,对于国际技术交易的干预更强一些。如我国,对于国内技术交易起初由1985年制定的《技术转让条例》来调整,后来1999年《合同法》生效后,《技术转让条例》失效,由《合同法》调整。而国际技术交易则由2001年批准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进出口管理条例》(以下简称《管理条例》)调整。根据该《管理条例》的规定,我国对“技术贸易”国际性的理解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或者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通过贸易、投资或者经济技术合作的方式转移技术的行为。[7]p279由此看来,我国立法采用了狭义的“跨越国境”的解释,目的是促进先进技术的引进。

3.服务贸易。　由于服务本身的特点,其“国际性”并不像国际货物贸易那样明确,货物的国际贸易涉及货物从一国

到另一国的物理流动,而国际服务贸易并不一定越过不同国家的实际边境。[8]p147在许多情况下服务不需要流动也完全可在进口国内提供。比如,专业咨询服务,服务出口国的专业人员可在进口国现场提供。有时,在进口国建立了分支机构、附属公司等,则提供服务在当地进行,服务不需要跨国界。为此,在乌拉圭回合的谈判中,就如何界定服务贸易的—68—

许军珂wto体系下国际贸易法范围的新发展法学研究“国际性”问题,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与以印度和巴西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又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坚持对“国际性”的广泛解释,“不同国民”和“不同国土”都属于“国际性”,而且两者不必同时符合,只要符合一项就是“国际”的服务贸易。他们的目的是要尽可能多地把服务贸易项目纳入国际谈判。而以印度和巴西为首的10个发展中国家则坚守对国际服务贸易“国际”的狭义定义,即居民与非居民所进行的跨越国境的服务购售活动。强调必须同时符合“不同国民”和“不同国土”两项条件。这样就把发达国家的一些优势项目,如金融、保险、咨询、法律事务等不必跨越国境的交易排除在外,而强调了发展中国家的某些优项目,如劳动密集型的建筑工程承包等。[1]p781-782经过艰苦的谈判,在最后由128个国家和领土签署生效的《服务贸易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 of trade in serv-ices)中把国际服务贸易定义为以下范围: (1)从一成员境内向任何其他成员境内提供的服务; (2)在一成员境内向任何其他成员服务消费者提供的服务; (3)一成员的服务提供者在任何其他成员境内通过商业存在提供的服务; (4)一成员的服务提供者在任何其他成员境内通过自然人存在提供的服务。从这一规定看,国际服务贸易似乎采用了“不同国民”和“不同国土”两个标准来判断“国际性”。 

二、国际贸易法是调整

国际贸易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一)从法律规范的内容来看,法律规范的总称,是指国际贸易法不仅包括横向的交易性规范,还包含大量的纵向的管理性规范对此问题,国外有些学者持不同的观点。有“国际贸易法之父”之称的英国学者施米托夫(clivem. schmitthoff)认为:国际贸易法调整国际商事关系不是在公法方面,而是在私法方面,如国际货物买卖,陆上、海上和航空运输、保险等方面,实现对国际商事关系的调整。[9]p32在美国的法学教育和国际商法。[10]也就是说,国际贸易法只包括公法性质的法律规范。加拿大的学者也是这样的主张。[11]我国大部分学者却认为:所谓贸易法是指传统的商法加上国家干预商业贸易活动的全部法律的总称。[12]p3也就是说国际贸易法既包括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私法性质的商事规范,也包括一国政府机构或国际组织管理贸易关系的公法性质的管理规范。施米托夫的主张坚守贸易的本意,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他却忽略了国际贸易法不断发展的事实,也混淆了国际贸易法和国际商法的界线。美国和加拿大的学者的主张,虽划分了国际贸易法和国际商法的界线,却同样忽略了国际经济贸易交往的事实。不能否认国际贸易法是随着国际经济贸易关系的发展而产生发展起来的。国际贸易法与国际商法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从历史上看,国际商法起源于中世纪的商人习惯法,是指那些往返于商业交易所在的文明世界的各港口、集市之间的国际商业界普遍适用的国际习惯法规则。[9]p4当时国际商法具有三个特征:一是具有国际性,它是各国普遍适用的法律;二是具有职业性,它是专供商人在商业交易中适用的法律,因而被称为商人习惯法;三是具有自发性,它是在没有任何计划的杂乱无章的情况下,从习惯性做法中自发形成为普遍接受的惯例。随着国家主权观念被普遍接受, 15世纪后,欧洲各国都采用不同的方式将商人习惯法纳入国内法范畴,成为国内法的一部分。但商法的国际性并没有完全消失,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把商法完全并入国内法。正如曼斯菲尔德在审理皮里诉皇家外汇保险公司(pelly v.royalexchangeassurance)一案时指出:从这个意义上说,商法在全世界都是相同的。因为从同样的前提出发,从推理和正义所得出的结论也应是普遍相同的。[9]p11而国际贸易法和国际商法一样,起源和发展也是建立在中世纪商人习惯法的基础之上。只是在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经济危机,资本主义各国政府都加强了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实行了各种管制经济贸易的政策措施,使一系列有关管制商业和贸易的法律在传统的商法范围之外发展起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类的法律数量日渐增多,其中主要包括反垄断法、税法、外汇管制法、反倾销法和进出口许可证制度等。为了适应这种变化,一门新的法律学科就出现了。1962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资助下,由国际法协会召开了一次会议,专门就国际贸易法问题进行了讨论,为国际贸易法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奠定了理论基础。[13]p4后来在联合国的主持下,制定了一系列有关国际贸易的统一法,如1980年《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法公约》等。目前国际贸易法已趋成熟,并随着国际经济贸易的不断发展而不断完善。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及世界贸易组织一揽子协议的达成就是国际贸易法不断成熟和发展的一个很好例证。应该说,国际贸易的三大领域的国际贸易法律规范,都应包括商事规范和管理规范两大部分。但因为三大领域各有自己的特点、各自发展的历史不一,所以国际货物贸易法发展得最为充分,商事规范和管理规范都相当发达。而在国际技术贸易,尤其是国际服务贸易的法律规范中表现得不那么充分。一方面,货物贸易中的合同制度可以同样适用于技术贸易和服务贸易,任何贸易的开展都需要交易双方在合同基础上履行义务、享有权利;另一方面,无论是技术贸易还是服务贸易,一般都与货物贸易相关,如世界贸易组织的技术贸易规范(技术贸易壁垒协议)就规定在货物贸易规范当中,关于知识产权方面的规定也仅限于与货物贸易有关的。在服务贸易中,由于服务贸易的范围较广,原属于货物贸易法领域中的部分内容,按服务贸易的定义,应属于服务贸易领域,如货物运输、货物保险和货款支付,但从贸易程序和结构上来看,以统一集中于货物贸易领域为好。这些情况就造成了技术贸易、服务贸易法律规范中主要是管理规范的现状。[8]p7

(二)从法律规范的形式来看,法律规范的总称,是指国际贸易法既包括国际公约、国内立法,还包括国际贸易惯例。有一种观点认为,国际贸易法就是“贸易的国际法”,所以其表现形式只限于国际条约和国际贸易惯例两种。[9]p249我们认为,这种主张过于拘于国际贸易法的字面含义,和国际贸易法发展的现实不符。诚然,国际贸易法起源于中世纪的商人法,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国际性。但随着国家主权概念的普遍接受, 15世纪后,欧洲各国都采用不同的方式把商人习惯法并入了国内法的范畴,成为了国内法的一部分。法国路易十四时期于1673年编篡了《商事敕令》, 1681年编篡了《海商敕令》, 1807年颁布了《商法典》。1861年德国颁布了《统一票据法》, 1897年通过了《商法典》。在接下来的相当长的时间里,并没有专门的调整国际贸易的国际统一法。只是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家间通过外交会议缔结了许多有关国际贸易方面的条约。与此同时,某些国际组织或商业团体把国际贸易中长期实践形成的一些习惯做法或先例编篡成册,或加以解释,成为国际上普遍认可的国际贸易统一惯例。国际统一贸易法出现后,即使是发展得相当完善的现在,由于国际贸易的某些领域尚未制定出统一的规则,或者现有的统一法规则未能被所有国家或所有国际贸易当事人所接受,还有相当一部分国际贸易关系或国际贸易纠纷,仍需依照有关国家的相关的国内立法来处理。[14]p7

1.国际条约是国际贸易法的重要渊源　国际条约可以是双边的或多边的,也可以是全球的,也可以是区域性的;在

性质上可以是商事规则,也可以是管理规则。作为国际贸易法表现形式的国际条约可以是专门调整国际贸易的条约,也可以是部分内容调整国际贸易的条约。其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主要有以下各类:金协定》、1947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1994年《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及其中的相关协定。

(2)在国际货物买卖领域,主要有1980年《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1974年《国际货物买卖时效期限公约》及其1980年《修订国际货物买卖时效期限公约的议定书》、1985年《国际货物买卖合同法律适用公约》等。

(3)在国际货物运输方面,主要有1924年《统一提单若干法律规则的国际公约》(海牙规则)、1968年《关于修订统一提单若干法律规则的国际公约的议定书》(维斯比规则)、

    1978年《联合国海上货物运输公约》(汉堡规则)、1929年《统一国际航空运输某些规则的公约》(华沙公约)、1955年《修改统一国际航空运输某些规则的公约的议定书》(海牙议定书)、1961年《统一非缔约承运人所办国际航空运输某些规则以补充华沙公约的公约》(瓜达拉哈拉公约)、1951年《国际铁路货物运输协定》(国际货协)、1961年《关于铁路货物运输的国际公约》(国际货约)、1980年《联合国国际货物多式联运公约》等。

(4)在国际贸易支付方面,主要有1930年《汇票和本票统一法公约》、《支票统一法公约》、1988年《联合国国际汇票与国际本票公约》。

(5)在技术贸易领域,主要是一些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公约,包括1883年《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1979年第7

次修订)、1891年《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协定》(1979年第7次修订)、1886年《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1971年

第7次修订)、wto体制下《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等。

(6)在服务贸易领域,主要有wto体制下《服务贸易总协定》及其后通过的各项具体协议等。

(7)在解决国际贸易争议方面,有wto体制下《争端解决规则和程序的谅解》、1958年《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1976年《联合国国际贸易委员会仲裁规则》等。上述各项国际贸易的条约或协定要得到适用,各国一般根据公约本身的性质或是公约的要求,采用两种方式。对于一些具有私法性质,直接规定当事人具体权利和义务的公约,一经缔约国批准,直接并入各国的国内法体系,在缔约国有直接的效力。对于那些具有公法性质,管理协调国家之间贸易政策的公约,一般都要经过缔约国转化,通过一个国内立法将公约转化成国内法,才能适用。

2.国际贸易惯例　国际贸易惯例是指在长期的国际贸易交往中逐渐形成的为国际贸易交易当事人承认并遵守的原则和规则。[15]p6国际贸易惯例原本是不成文的,尤其是在国际货物买卖、运输、保险与支付等领域均有大量的不成文惯例,但由于这些惯例的发展及其作用的增强已为人们所认识,一些民间组织将一些重要的国际贸易惯例加以整理编篡成文,以便人们理解、掌握或选择适用。目前已被编篡成文的重要惯例有: 1932年《华沙———牛津规则》、1936年《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后经6次修订,现适用的2000年版)、

     1933年《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后经6次修订,现适用1994年版)等。国际贸易惯例的最大特征就是,在性质上它不是国际条约或国家立法,一经当事人选用才对当事人有约束力。在表现形式上,除上述成文或不成文的有关国际贸易活动的规定外,还包括一些国际经济组织、贸易协会等制定的示范法、统一惯例、统一规则、标准合同等。如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1985年制定的《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统一国际私法协会制定的1994年《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等。国际贸易惯例的适用方式不外乎有三种:当事人选择适用;强制适用,就是根据国内法或国际条约的规定对当事人的商业合同关系直接许军珂wto体系下国际贸易法范围的新发展法学研究适用国际贸易惯例,如西班牙和伊拉克的法律都规定,一切进出口贸易都必须受《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约束;[16]p323补充适用,就是在相关国内法或国际条约没有规定时,由国际贸易惯例补充,如我国《民法通则》规定,在我国法律或参加的国际条约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国际贸易惯例。

3.国内立法　国内立法也是国际贸易法的重要表现形式。如前所述,虽然已经有了大量的国际立法,但这种国际法律规则并没有涵盖所有的国际贸易关系,更未能约束所有的国家。另外,国际条约和国际贸易惯例的适用、效力皆来自国内法的规定。因此,在许多情况下,国内法仍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有关国际贸易的国内立法可分为公法和私法。公法是指一个国家对其境内的经贸活动进行监督管理的法律。如进出口许可制、关税、商检及货物的监管等法律规则。私法规范调整平等主体间因签订对外货物买卖合同、对外货物运输合同、对外运输保险合同、对外技术转让合同、对外服务贸易合同等而产生的关系,它是建立在平等互利基础上的等价有偿的合作关系。关于国际条约、国际贸易惯例和国内法的关系,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规定。在国内法和条约的相互地位关系上,有的国家认为国内法的地位优于条约,如阿根廷1843年《第48号法律》第21条规定:阿根廷法院和法官执行职务时,应依本条所规定的优先顺序,适用宪法作为本条的最高法律,然后适用国会已通过或可能通过的法律、与外国缔结的条约、各省的个别法律、本国过去适用的一般法律和国际法原则。有的规定国内法与条约地位相等,如美国,根据美国法院解释和适用《美国宪法》第6条第2项的判例法,条约和国会制定法都是美国法律,但和宪法相抵触的条约,和与宪法相抵触的制定法一样,在美国法上都无效。有的认为条约的地位优于国内法,如法国1958年《法国宪法》第55条规定,经过合法批准或核准的条约或协定,在公布后,具有高于法律的权威,但以缔约它方实施该条约或协定为条件。有的甚至认为条约不但优于一般的国内法,而且也优于国家宪法,如荷兰1953年的《荷兰宪法》规定,条约的地位不仅优越于一般国内法,而且也优越于宪法。[17]p330至于国际贸易惯例,多与当事人的选择有关,它不具有当然的约束力。如果当事人选择了国际贸易惯例,它就具有优于国内立法的效力,当然这种选择应在一个国家法律准许的范围内。在其他的情况下,国际贸易惯例具有替补的效力,也就是说,在国内立法和国际条约都没有规定的情况下,可以参照适用。但也有少数国家给予了国际贸易惯例强制性效力,如西班牙和伊拉克。作为国际贸易法的三种表现形式,国际条约、国际贸易惯例和国内法相互配合,相互补充,国际条约如果被缔约国纳入其国内法体系,可以消除缔约国之间的法律冲突;国际贸易惯例不仅是解决各国法律分歧的一种补充方法,而且也是使本国的国际贸易业务不受外国法律管辖的一种办法。[12]p6而国内法是真正反映国家经济利益的法律,其存在有其历史原因和现实的需要。这三种表现形式均有其作用。综上所述,在wto体系下,国际贸易法的范围有了很大的扩展,国际贸易法作为规范国际贸易的法律规范的总称,不仅涵盖了国际货物、技术与服务三大领域,而且既包括国际法规则,又包括国内法;既有公法规范,又有私法规范;既有实证性规范,又有国际贸易惯例这样的“软法”。可以说,它是一个内容庞大、发展较成熟完善的综合性法律规范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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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薛　波.元照英美法词典[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3.

国际贸易适用的法律篇5

[摘 要]从国际贸易法的概念出发，分析了国际贸易法调整对象范围的内涵和外延、国际贸易法法律渊源的内涵和外延。在此基础上归纳了国际贸易法在WTO体系下范围的扩展，即国际贸易法作为规范国际贸易的法律规范的总称，不仅涵盖了国际货物、技术与服务三大领域，而且既包括国际法规则，又包括国内法;既有公法规范，又有私法规范;既有实证性规范，又有国际贸易惯例这样的“软法”。 【论文关键词】国际货物贸易;国际技术贸易;国际服务贸易;国际条约;国际贸易惯例 国际贸易法是调整国际贸易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其最近几十年的发展是引人瞩目的。尤其是在世界贸易组织成立后，国际贸易法的内涵和外延更是得到了迅猛扩展。然而，国内外学者们对国际贸易法的确切内涵和外延的理解歧异颇多。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界定在WTO体系下国际贸易法的内涵和外延。 一、国际贸易法调整的 “国际贸易关系”的内涵和外延 (一)“贸易关系”的分析 这里所说的贸易关系是因国际贸易法的主体即国家、国际经济组织、公司或个人之间进行管理、协调或从事货物、技术和服务的交换活动中产生的。一般包括:不同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营业地在不同国家的公司、企业或个人之间的贸易关系以及国家在其管理对外贸易活动过程中同企业、公司或个人之间发生的各种关系。“贸易”一词，从本质上讲就是“买卖”，其内容从狭义讲，指货物买卖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运输、保险、支付。从广义讲，“贸易”则包括货物买卖、技术贸易和服务贸易。传统上国际贸易法调整的“贸易关系”仅限于狭义的货物贸易，随着技术的进步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国际贸易不断扩大深化。20世纪60年代以后，技术开始作为一种独立的交易主体进入市场，技术贸易由此产生。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劳务合作向纵深发展，服务贸易一词开始引入，并先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等区域性贸易协定，后在WTO一揽子协议中得以正式确立。p4目前国际贸易法调整的贸易关系涵盖了国际货物贸易、国际技术贸易和国际服务贸易。我国多数学者也持这样的主张。众所周知，任何法律关系的客体不外乎三大类，即物、行为(结果)、智力成果(非物质财富)。将国际贸易法的调整对象囊括所有的客体，包括货物(物)、行为(服务)与智力成果(技术)，使其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不仅是国际贸易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国际贸易法发展的必然归宿。当然，对“贸易关系”也有不同的理解，西方有些学者对物、技术等交易，也调整外国投资、国际金融等经济关系。我们认为尽管国际投资法、国际金融法和国际贸易法都是国际经济法的分支，而且投资、金融与国际贸易也有紧密的联系，有些经济交往常常是三者的结合，如法国某公司要在中国建设一个工厂，成套设备安装成为合同的标的，还要涉及到投资金融等问题，但不能就此认为这些都在国际贸易法的调整范围内。其实国际金融和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有质的区别，“贸易”的含义就是“买卖”，“买卖”(sale)是指通过当事人的合意一致而将某物所有权或某土地权益或某无形财产权益从一方当事人转移至另一方当事人，以取得金钱价值。p794“投资”( investment)是指为获得能够保值或增值或产生收益的物品或权益而做出的货币支出。商业和工业投资主要是通过获得新型建筑、机器和设备而进行的。p465“金融”(finance)是指通过支付现金、发行股票、债券、设定抵押等方式提供资金。p553尽管在国际贸易中也会涉及价款的支付等，但那只是对国际贸易关系顺利进行的辅助，并不是国际贸易关系的主要方面。 (二)“国际”二字的理解 如前所述，国际贸易法调整的国际贸易关系，其范围已远远超出了传统的货物贸易，呈现出了多元化特征。货物贸易、技术贸易和服务贸易因其交易对象的不同，都有自己的特征，因此人们对国际贸易关系中“国际”二字，也因其不同的交易对象有不同的理解。 1.货物贸易。 国际货物贸易通常是指跨越国境的货物买卖。常以双方当事人的营业地分处在不同的国家为标准来界定“国际”二字。在国际经济生活中，从事国际贸易的当事人主要或绝大部分是公司企业，或是经过商业登记的个人，他们通常在其营业所进行经营活动。当事人的营业所客观而实在，便于国家对当事人的监督和管理。因此，以当事人的营业地位于不同的国家作为国际货物买卖的判断标准，比较合理。以当事人的“国籍”作为合同国际性的判断标准也为许多国家所接受，也是人们常识上易于接受的。“国 籍”可以使合同当事人隶属于一定国家的支配和保护。但像前面所说的，国际合同的当事人绝大多数由法人来充当，法人的“国籍”各国有不同的确定标准，再加上跨国公司的存在，使法人的“国籍”产生了很大的不确定性。一个跨国公司在奉行不同的确定法人国籍标准的不同国家便有不同的国籍，这往往就掩盖了跨国公司所从事的国际交易同有关国家的真正联系。鉴于此，在一些有关国际货物买卖的国际公约中如1980年《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1985年《国际货物销售合同法律适用公约》等)明确规定，以当事人的营业地在不同的国家为“国际性“的判断标准。p3 2.技术贸易。 技术贸易的国际性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有些学者认为“国际”至少有三层含义: (1)跨越一国国境的技术贸易; (2)受方和供方不居于同一国之中的技术贸易活动; (3)受方与供方虽居于同一国中，但其中有一方是外国公司的子公司、分公司或受到外国公司其他方式的控制。p10其中第2种情况下，如果受方取得技术的目的，仅仅在于把它交给自己设在供方所在地的分公司使用，则技术本身并未跨越国境。在第3种情况下，技术仅在一国境内转移，完全没有跨越国境。在联合国贸发会议起草《国际技术转让行动守则(草案)》时，发达国家组成的B组国家与由77国集团及前苏联、东欧国家组成的D组国家对此问题，一直争执不下，只在《草案》附录中列举了两种不同的意见。作为技术贸易主要供方的B组国家，希望尽量缩小技术贸易的范围，坚持“跨越国境”的定义，即国家技术交易就是跨越国境的技术交易。而跨国公司子公司在其所在国境内的技术转让没有跨越国境，不属于技术贸易，以此来回避有关国家的控制和管束。而77国集团和D组国家，代表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多数情况下作为技术贸易的受方，则希望尽量将技术贸易的范围扩大，认为跨国公司在海外的子公司在其所在国境内进行的技术交易，也应属于国际技术贸易，以便更广泛地将各种涉外技术交易纳入本国的法律管辖和控制范围之内。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技术发展水平的差距太大，以至于在技术贸易中双方当事人实际上处于不平等的地位，技术供方常常滥用其优势地位，因此受方国家为了保护本国受方的合法权益，对技术贸易的干预常常强于对货物贸易的干预，而技术供方国家为了保护本国的国家利益和国民的权利，也会对交易进行干预。各国往往对国内技术交易和国际技术交易制定不同的法律制度，对于国际技术交易的干预更强一些。如我国，对于国内技术交易起初由1985年制定的《技术转让条例》来调整，后来1999年《合同法》生效后，《技术转让条例》失效，由《合同法》调整。而国际技术交易则由2001年批准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进出口管理条例》(以下简称《管理条例》)调整。根据该《管理条例》的规定，我国对“技术贸易”国际性的理解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或者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通过贸易、投资或者经济技术合作的方式转移技术的行为。p279由此看来，我国立法采用了狭义的“跨越国境”的解释，目的是促进先进技术的引进。 3.服务贸易。 由于服务本身的特点，其“国际性”并不像国际货物贸易那样明确，货物的国际贸易涉及货物从一国 到另一国的物理流动，而国际服务贸易并不一定越过不同国家的实际边境。p147在许多情况下服务不需要流动也完全可在进口国内提供。比如，专业咨询服务，服务出口国的专业人员可在进口国现场提供。有时，在进口国建立了分支机构、附属公司等，则提供服务在当地进行，服务不需要跨国界。为此，在乌拉圭回合的谈判中，就如何界定服务贸易的—68— 许军珂WTO体系下国际贸易法范围的新发展(第2页)法学研究“国际性”问题，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与以印度和巴西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又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坚持对“国际性”的广泛解释，“不同国民”和“不同国土”都属于“国际性”，而且两者不必同时符合，只要符合一项就是“国际”的服务贸易。他们的目的是要尽可能多地把服务贸易项目纳入国际谈判。而以印度和巴西为首的10个发展中国家则坚守对国际服务贸易“国际”的狭义定义，即居民与非居民所进行的跨越国境的服务购售活动。强调必须同时符合“不同国民”和“不同国土”两项条件。这样就把发达国家的一些优势项目，如金融、保险、咨询、法律事务等不必跨越国境的交易排除在外，而强调了发展中国家的某些优项目，如劳动密集型的建筑工程承包等。p781-782经过艰苦的谈判，在最后由128个国家和 领土签署生效的《服务贸易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 of Trade in Serv-ices)中把国际服务贸易定义为以下范围: (1)从一成员境内向任何其他成员境内提供的服务; (2)在一成员境内向任何其他成员服务消费者提供的服务; (3)一成员的服务提供者在任何其他成员境内通过商业存在提供的服务; (4)一成员的服务提供者在任何其他成员境内通过自然人存在提供的服务。从这一规定看，国际服务贸易似乎采用了“不同国民”和“不同国土”两个标准来判断“国际性”。 二、国际贸易法是调整 国际贸易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一)从法律规范的内容来看，法律规范的总称，是指国际贸易法不仅包括横向的交易性规范，还包含大量的纵向的管理性规范对此问题，国外有些学者持不同的观点。有“国际贸易法之父”之称的英国学者施米托夫(CliveM. Schmitthoff)认为:国际贸易法调整国际商事关系不是在公法方面，而是在私法方面，如国际货物买卖，陆上、海上和航空运输、保险等方面，实现对国际商事关系的调整。p32在美国的法学教育和国际商法。也就是说，国际贸易法只包括公法性质的法律规范。加拿大的学者也是这样的主张。[11]我国大部分学者却认为:所谓贸易法是指传统的商法加上国家干预商业贸易活动的全部法律的总称。[12]p3也就是说国际贸易法既包括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私法性质的商事规范，也包括一国政府机构或国际组织管理贸易关系的公法性质的管理规范。施米托夫的主张坚守贸易的本意，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他却忽略了国际贸易法不断发展的事实，也混淆了国际贸易法和国际商法的界线。美国和加拿大的学者的主张，虽划分了国际贸易法和国际商法的界线，却同样忽略了国际经济贸易交往的事实。不能否认国际贸易法是随着国际经济贸易关系的发展而产生发展起来的。国际贸易法与国际商法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从历史上看，国际商法起源于中世纪的商人习惯法，是指那些往返于商业交易所在的文明世界的各港口、集市之间的国际商业界普遍适用的国际习惯法规则。p4当时国际商法具有三个特征:一是具有国际性，它是各国普遍适用的法律;二是具有职业性，它是专供商人在商业交易中适用的法律，因而被称为商人习惯法;三是具有自发性，它是在没有任何计划的杂乱无章的情况下，从习惯性做法中自发形成为普遍接受的惯例。随着国家主权观念被普遍接受， 15世纪后，欧洲各国都采用不同的方式将商人习惯法纳入国内法范畴，成为国内法的一部分。但商法的国际性并没有完全消失，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把商法完全并入国内法。正如曼斯菲尔德在审理皮里诉皇家外汇保险公司(Pelly v.RoyalExchangeAssurance)一案时指出:从这个意义上说，商法在全世界都是相同的。因为从同样的前提出发，从推理和正义所得出的结论也应是普遍相同的。p11而国际贸易法和国际商法一样，起源和发展也是建立在中世纪商人习惯法的基础之上。只是在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经济危机，资本主义各国政府都加强了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实行了各种管制经济贸易的政策措施，使一系列有关管制商业和贸易的法律在传统的商法范围之外发展起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类的法律数量日渐增多，其中主要包括反垄断法、税法、外汇管制法、反倾销法和进出口许可证制度等。为了适应这种变化，一门新的法律学科就出现了。1962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资助下，由国际法协会召开了一次会议，专门就国际贸易法问题进行了讨论，为国际贸易法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奠定了理论基础。[13]p4后来在联合国的主持下，制定了一系列有关国际贸易的统一法，如1980年《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法公约》等。目前国际贸易法已趋成熟，并随着国际经济贸易的不断发展而不断完善。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及世界贸易组织一揽子协议的达成就是国际贸易法不断成熟和发展的一个很好例证。应该说，国际贸易的三大领域的国际贸易法律规范，都应包括商事规范和管理规范两大部分。但因为三大领域各有自己的特点、各自发展的历史不一，所以国际货物贸易法发展得最为充分，商事规范和管理规范都相当发达。而在国际技术贸易，尤其是国际服务贸易的法律规范中表现得不那么充分。一方面，货物贸易中的合同制度可以同样适用于技术贸易和服务贸易，任何贸易的开展都需要交易双方在合同基础上履行义务、享有权利;另一方面，无论是技术 贸易还是服务贸易，一般都与货物贸易相关，如世界贸易组织的技术贸易规范(技术贸易壁垒协议)就规定在货物贸易规范当中，关于知识产权方面的规定也仅限于与货物贸易有关的。在服务贸易中，由于服务贸易的范围较广，原属于货物贸易法领域中的部分内容，按服务贸易的定义，应属于服务贸易领域，如货物运输、货物保险和货款支付，但从贸易程序和结构上来看，以统一集中于货物贸易领域为好。这些情况就造成了技术贸易、服务贸易法律规范中主要是管理规范的现状。p7 (二)从法律规范的形式来看，法律规范的总称，是指国际贸易法既包括国际公约、国内立法，还包括国际贸易惯例。有一种观点认为，国际贸易法就是“贸易的国际法”，所以其表现形式只限于国际条约和国际贸易惯例两种。p249我们认为，这种主张过于拘于国际贸易法的字面含义，和国际贸易法发展的现实不符。诚然，国际贸易法起源于中世纪的商人法，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国际性。但随着国家主权概念的普遍接受， 15世纪后，欧洲各国都采用不同的方式把商人习惯法并入了国内法的范畴，成为了国内法的一部分。法国路易十四时期于1673年编篡了《商事敕令》， 1681年编篡了《海商敕令》， 1807年颁布了《商法典》。1861年德国颁布了《统一票据法》， 1897年通过了《商法典》。在接下来的相当长的时间里，并没有专门的调整国际贸易的国际统一法。只是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家间通过外交会议缔结了许多有关国际贸易方面的条约。与此同时，某些国际组织或商业团体把国际贸易中长期实践形成的一些习惯做法或先例编篡成册，或加以解释，成为国际上普遍认可的国际贸易统一惯例。国际统一贸易法出现后，即使是发展得相当完善的现在，由于国际贸易的某些领域尚未制定出统一的规则，或者现有的统一法规则未能被所有国家或所有国际贸易当事人所接受，还有相当一部分国际贸易关系或国际贸易纠纷，仍需依照有关国家的相关的国内立法来处理。[14]p7 1.国际条约是国际贸易法的重要渊源 国际条约可以是双边的或多边的，也可以是全球的，也可以是区域性的;在 性质上可以是商事规则，也可以是管理规则。作为国际贸易法表现形式的国际条约可以是专门调整国际贸易的条约，也可以是部分内容调整国际贸易的条约。其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主要有以下各类:金协定》、1947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1994年《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及其中的相关协定。 (2)在国际货物买卖领域，主要有1980年《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1974年《国际货物买卖时效期限公约》及其1980年《修订国际货物买卖时效期限公约的议定书》、1985年《国际货物买卖合同法律适用公约》等。 (3)在国际货物运输方面，主要有1924年《统一提单若干法律规则的国际公约》(海牙规则)、1968年《关于修订统一提单若干法律规则的国际公约的议定书》(维斯比规则)、 1978年《联合国海上货物运输公约》(汉堡规则)、1929年《统一国际航空运输某些规则的公约》(华沙公约)、1955年《修改统一国际航空运输某些规则的公约的议定书》(海牙议定书)、1961年《统一非缔约承运人所办国际航空运输某些规则以补充华沙公约的公约》(瓜达拉哈拉公约)、1951年《国际铁路货物运输协定》(国际货协)、1961年《关于铁路货物运输的国际公约》(国际货约)、1980年《联合国国际货物多式联运公约》等。 (4)在国际贸易支付方面，主要有1930年《汇票和本票统一法公约》、《支票统一法公约》、1988年《联合国国际汇票与国际本票公约》。 (5)在技术贸易领域，主要是一些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公约，包括1883年《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1979年第7 次修订)、1891年《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协定》(1979年第7次修订)、1886年《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1971年 第7次修订)、WTO体制下《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等。 (6)在服务贸易领域，主要有WTO体制下《服务贸易总协定》及其后通过的各项具体协议等。 (7)在解决国际贸易争议方面，有WTO体制下《争端解决规则和程序的谅解》、1958年《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1976年《联合国国际贸易委员会仲裁规则》等。上述各项国际贸易的条约或协定要得到适用，各国一般根据公约本身的性质或是公约的要求，采用两种方式。对于一些具 有私法性质，直接规定当事人具体权利和义务的公约，一经缔约国批准，直接并入各国的国内法体系，在缔约国有直接的效力。对于那些具有公法性质，管理协调国家之间贸易政策的公约，一般都要经过缔约国转化，通过一个国内立法将公约转化成国内法，才能适用。 2.国际贸易惯例 国际贸易惯例是指在长期的国际贸易交往中逐渐形成的为国际贸易交易当事人承认并遵守的原则和规则。[15]p6国际贸易惯例原本是不成文的，尤其是在国际货物买卖、运输、保险与支付等领域均有大量的不成文惯例，但由于这些惯例的发展及其作用的增强已为人们所认识，一些民间组织将一些重要的国际贸易惯例加以整理编篡成文，以便人们理解、掌握或选择适用。目前已被编篡成文的重要惯例有: 1932年《华沙———牛津规则》、1936年《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后经6次修订，现适用的2000年版)、 1933年《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后经6次修订，现适用1994年版)等。国际贸易惯例的最大特征就是，在性质上它不是国际条约或国家立法，一经当事人选用才对当事人有约束力。在表现形式上，除上述成文或不成文的有关国际贸易活动的规定外，还包括一些国际经济组织、贸易协会等制定的示范法、统一惯例、统一规则、标准合同等。如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1985年制定的《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统一国际私法协会制定的1994年《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等。国际贸易惯例的适用方式不外乎有三种:当事人选择适用;强制适用，就是根据国内法或国际条约的规定对当事人的商业合同关系直接许军珂WTO体系下国际贸易法范围的新发展(第5页)法学研究适用国际贸易惯例，如西班牙和伊拉克的法律都规定，一切进出口贸易都必须受《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约束;[16]p323补充适用，就是在相关国内法或国际条约没有规定时，由国际贸易惯例补充，如我国《民法通则》规定，在我国法律或参加的国际条约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国际贸易惯例。 3.国内立法 国内立法也是国际贸易法的重要表现形式。如前所述，虽然已经有了大量的国际立法，但这种国际法律规则并没有涵盖所有的国际贸易关系，更未能约束所有的国家。另外，国际条约和国际贸易惯例的适用、效力皆来自国内法的规定。因此，在许多情况下，国内法仍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有关国际贸易的国内立法可分为公法和私法。公法是指一个国家对其境内的经贸活动进行监督管理的法律。如进出口许可制、关税、商检及货物的监管等法律规则。私法规范调整平等主体间因签订对外货物买卖合同、对外货物运输合同、对外运输保险合同、对外技术转让合同、对外服务贸易合同等而产生的关系，它是建立在平等互利基础上的等价有偿的合作关系。关于国际条约、国际贸易惯例和国内法的关系，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规定。在国内法和条约的相互地位关系上，有的国家认为国内法的地位优于条约，如阿根廷1843年《第48号法律》第21条规定:阿根廷法院和法官执行职务时，应依本条所规定的优先顺序，适用宪法作为本条的最高法律，然后适用国会已通过或可能通过的法律、与外国缔结的条约、各省的个别法律、本国过去适用的一般法律和国际法原则。有的规定国内法与条约地位相等，如美国，根据美国法院解释和适用《美国宪法》第6条第2项的判例法，条约和国会制定法都是美国法律，但和宪法相抵触的条约，和与宪法相抵触的制定法一样，在美国法上都无效。有的认为条约的地位优于国内法，如法国1958年《法国宪法》第55条规定，经过合法批准或核准的条约或协定，在公布后，具有高于法律的权威，但以缔约它方实施该条约或协定为条件。有的甚至认为条约不但优于一般的国内法，而且也优于国家宪法，如荷兰1953年的《荷兰宪法》规定，条约的地位不仅优越于一般国内法，而且也优越于宪法。[17]p330至于国际贸易惯例，多与当事人的选择有关，它不具有当然的约束力。如果当事人选择了国际贸易惯例，它就具有优于国内立法的效力，当然这种选择应在一个国家法律准许的范围内。在其他的情况下，国际贸易惯例具有替补的效力，也就是说，在国内立法和国际条约都没有规定的情况下，可以参照适用。但也有少数国家给予了国际贸易惯例强制性效力，如西班牙和伊拉克。作为国际贸易法的三种表现形式，国际条约、国际贸易惯例和国内法相互配合，相互补充，国际条约如果被缔约国纳入其国内法体系，可以消除缔约国之间的法律冲突;国际贸易惯例不仅是解决各国法律分歧的一种补充方法，而且也是使本国的国际贸易业务不受外国法律管辖的一种办法。[12]p6而国内法是真正反映国家经济利益的法律，其存在有其历史原因和现实的需要。 这三种表现形式均有其作用。综上所述，在WTO体系下，国际贸易法的范围有了很大的扩展，国际贸易法作为规范国际贸易的法律规范的总称，不仅涵盖了国际货物、技术与服务三大领域，而且既包括国际法规则，又包括国内法;既有公法规范，又有私法规范;既有实证性规范，又有国际贸易惯例这样的“软法”。可以说，它是一个内容庞大、发展较成熟完善的综合性法律规范体系。 [

国际贸易适用的法律篇6

关键词：

贸易惯例；法律适用；区域集团；运输方式

中图分类号：

F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4）04-0063-02

Incoterms本意为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Terms（国际商业术语）的缩写。国际商会出版并修订的Incoterms 2010与Incoterms 2000相比新特点之一就是Incoterms 2010在序言中明确指出其适用的范围不仅仅为国际贸易，而且扩展至国内贸易。虽然推行的时间已有三年，但在我国的国内贸易中依然较少应用。应用国际贸易术语对于贸易双方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减少交易磋商环节、明确双方各自的义务，因此当其适用于国内贸易时，理解其理论含义并认识到其在实际操作中应注意的问题，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1 INCOTERMS在国内贸易中的运用的理论依据

1.1 国际商会对Incoterms应用范围的规定

Incoterms（《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是国际商会（ICC）为统一各种贸易术语的不同解释于1936年制定的，早期版本的标题为“International Rules for the Interpretation of Trade Terms”，其缩写为Incoterms。由其标题来看首先本意并未否认贸易术语适用于国内贸易，只是为规范术语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使用而制定了国际规则对其进行解释，因此在理解Incoterms时本身就不应该缩小其应用的范围。随着国际贸易实务中其缩写的普遍使用，到了2000年时，Incoterms 2000正式成了正标题，原来的正标题改为副标题“ICC official rules for the interpretation of trade terms”，至于Incoterms 2010则将副标题再次改为“ICC rules for the use of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terms”，即“国际商会制定的适用于国内和国际贸易的术语通则”。从标题的变化可见国际商会对于贸易术语的使用更加强调其在国内贸易亦可应用。

作为Incoterms 2000的修订，在Incotcrms 2010在引言部分明确指出，“Incoterms 2010正式认可所有的贸易规则既可以适用于国内交易也可以适用于国际交易”，“Incoterms 2010在一些地方明确规定，只有在适当的时候，才有义务遵从进口或者出口的手续”。同时延续Incoterms 2000，在Incoterms 2010的A2/B2和A6/B6条款中，保留仅在适当的时候（where applicable），才有义务完成进出口清关手续。通过这样的规定，可见Incoterms 2010更进一步突出了贸易术语的国内贸易适用性。

1.2 INCOTERMS的性质

Incoterms的性质为国际贸易惯例是我国实务界的一个基本共识。虽然关于国际贸易惯例的定义并没有一个统一观点，但通常国际贸易惯例是指“在国际贸易长期时间中逐渐形成的一些通用的习惯做法和通例。”权威性的法律规定见美国《统一商法典》第1-205条第2款：“贸易惯例指进行交易的任何做法或方法，只要该做法或方法在一个地区、一种行业或一类贸易中已得到经常遵守，以致使人有理由相信它在现行交易中也会得到遵守。”国际商会制定的Incoterms所解释的贸易术语是长期贸易实践的习惯做法，按照Incoterms的宗旨能够提高买卖双方的贸易效率，更好的平衡买卖双方的权利义务，因此在国内贸易中，基于合同自由原则，合同双方当事人在制定国内货物买卖合同时也可选择这一商事惯例，以便利和规范双方的交易行为。同时作为贸易惯例，其基本原则为当事人意思自治，因此在国内贸易中，合同双方当事人在制定国内货物买卖合同时亦可改变某些条件使之便于进行国内交易，如FOB按照Incoterms的解释后随地点为装运港，但如果买方要求货交目的地，也是可以的。

2 INCOTERMS在国内贸易中的运用情形

Incoterms 2010适用范围修订的原因在其前言中进行明确：“在世界许多地区，商业集团如欧盟使得不同国家间的过关手续不再重要。所以，Incoterms 2010正式认可所有的贸易规则既可以适用于国内交易也可以适用于国际交易”。可见对于国内贸易，Incoterms作出以“关境”作为划分界限的理解。因此，Incoterms在国内贸易中的运用包括两种情形，一种是区域集团国家间的贸易合同，另一种是一国之内的纯国内贸易合同。

2.1 INCOTERMS在区域集团国内贸易中的运用

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发展和扩展，大多数国家都成为一个或多个区域一体化组织的成员，这些成员之间的贸易由于互相取消了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国与国之间的边界形式已经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如欧盟、东盟等区域性贸易集团，集团内部不同国家之间的边境手续的办理不再是必要的，内部成员国之间的货物买卖，其实与国内贸易并无差别。这与国内贸易中适用贸易术语存在着共通性，因此根据Incoterms 2010其成员国之间对已经这样“国内化”的买卖合同便可使用国际贸易术语。在实际应用过程中，由于合同的当事人的营业地在不同国家，合同的性质依然是国际贸易合同，因而对于术语的适用与国际贸易中的情形完全一样，只是当涉及到术语的买卖双方的义务时对于A2/B2和A6/B6中的相关义务不需承担。

当前，我国与东盟、巴基斯坦、新加坡等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均已生效，这也意味着在与这些国家所进行的协定中的商品贸易在应用Incoterms时应注意相关义务的变化。

2.2 INCOTERMS在国内贸易中的运用

在国内贸易中使用国际贸易术语最为典型的是美国，这源于美国《统一商法典》在2003年修订之前的版本对贸易术语所做的规定，包括F.O.B.术语、F.A.S.术语、C.I.F.术语、C.&F.术语和ex-ship术语。针对这些术语的内容与现代商业实践活动存在差异、不符合现实的实际情况，《统一商法典》（2004）进行了修订，与国际商会制定的贸易规则保持一致，商人在美国境内的纯国内买卖合同中便直接采用国际贸易术语。

与美国不同，国际贸易术语是随着我国国际贸易的开展而引入到我国的国际商业惯例之一，因而我国国内贸易没有运用国际贸易术语的习惯，其推广需要商业运作的不断成熟及人们对惯例形成统一的认识才能够实现的。Incoterms在我国国内贸易中的运用主要是具有国际贸易经验的一些企业，或者跨国公司在我国的子公司之间，他们对国际贸易术语有一定的认识，并为了贸易的便利化及义务的明确而在我国的国内贸易中进行使用，EXW在我国沿海地区的使用便是最好的说明。

除此之外，作为国际贸易术语在我国国内贸易的使用还有一些特殊的操作，下面以内蒙的某服装加工企业和北京的某服装进出口公司使用FOB天津交易为例进行说明。该贸易公司与美国某外商达成FOB天津交货条款，同时找到了国内的内蒙古某生产工厂进行加工。这时就形成国际、国内两个贸易合同。为减少中间的流通环节，并且和北京的贸易公司与外商所订立的FOB天津合同相统一，此时在与内蒙古的公司的合同的也选择使用FOB天津，然后让工厂把货直接交到外商指定的港口仓库。我们可以看到当该外贸公司将两个合同进行一致性绑定时，对其承担的义务就直接进行了转嫁，即按照FOB的风险划分，虽然与外商约定，货物交到港口仓库前的风险由出口公司承担货物损失，但因其与工厂的合同也是FOB天津，后随地点为指定的相同的港口，这样在货物交到港口仓库前由工厂直接承担货物损失。

3 INCOTERMS在我国国内贸易中的运用应注意的问题

Incoterms要对国内贸易合同当事人产生约束力，最直接有效的办法就是将惯例纳入合同，由于该惯例经过多次修订，一定注意在援引时在合同中明确列入版本，同时由于其惯例的性质，在使用中还应注意以下问题。

3.1 与国内法律的适应

在国内贸易中当事人所订立的买卖合同首先应符合该国国内相关法律的规定，现在应运国际贸易术语，因其性质术语国际贸易惯例，故在法律适用方面不能与法律规定相冲突，发生冲突时则只能适用国内法的强制性规定。

其次国际贸易惯例是无法单独适用的，必须与国内法结合使用，才能做出更为公平的解释，使争议得到更有效的解决。Incoterms在合同应运中只对与交货有关的事项进行规定，从事贸易所涉及的其他商业问题也就必须由法律来进行解释。例如Incoterms中每个术语都确定了卖方提供符合合同规定的货物和交货两项重要义务，至于在何地、何时提供货物，提供多少货物等只能由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而且国内法也为当事人在合同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时提供解释依据，如我国《合同法》所作的规定。

3.2 与贸易合同的相关条件相一致

Incoterms作为国际贸易惯例不仅不能单独适用，而且其使用还不能与合同明示条款相抵触，因为惯例只有在合同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或不全面时才对合同具有解释或补充的作用。例如某一合同当事人采用CIF术语，而合同条款明确约定“运输合同由买方负责订立并承担相关费用”。显然CIF与合同明示条款相冲突。如果因这一合同条款产生争议，任何一方当事人都不能借Incoterms对该明示条款作任何改变，而只能按合同条款办理。

另外，国内贸易根据交易的特点和习惯与Incoterms所做的规定相比会给交易的一方增加某些义务和费用。最典型的是贸易合同采用EXW术语。该术语交货地点为卖方所在地，买方上门提货，此时可能需要卖方协助完成装载，这就使得卖方的费用及风险发生改变，按照Incoterms的解释卖方可以拒绝买方的这一要求。因此正确理解国际贸易术语所做出的解释是十分重要的。

3.3 考虑国内贸易的运输方式

Incoterms包含的贸易术语有十几种，在国内贸易中进行选择首先要考虑的是运输方式的适用性。Incoterms 2010相比Incoterms 2000新的特点还在于其分组方式的变化，按照运输方式进行划分为贸易双方进行术语选择提供了便利。我国传统上进行术语使用以FOB、CFR、CIF等术语为主，这在Incoterms 2010明确指出为只适合水上运输的贸易术语，这与国际贸易以海运为主具有一定的联系。但目前国内贸易运输方式主要为陆上运输，这也就意味着在术语的选择上更应突破传统而选择适合于任何运输方式的贸易术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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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沈木珠. 国际贸易合同适用国际贸易惯例的实证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09，（5）.

国际贸易适用的法律篇7

从总体上看，我国法律在条约的适用方面未规定统一的或单一的模式，司法实践中认识比较模糊。

第一、我国宪法对条约的法律地位及适用未作出明确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历经数次修改，均没有规定条约的法律地位及适用的一般性原则，在宪法中虽然涉及条约事项，却基本上局限于缔约程序方面。如现行《宪法》第六十七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下列职权：-------；（十三）决定同外国缔结条约和重要协定的批准和废除；第八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派遣和召回驻外全权代表，批准和废除同外国缔结的条约和重要协定。1990年《缔结条约程序法》首次以法律的形式对条约问题作了一些调整，但仍局限于条约的缔结和审批程序，没有规定条约在国内的实施问题。

第二、国在立法实践中存在不同的条约实施模式并存的情况。

正是因为宪法未明确规定国际条约的实施问题，导致我国在立法实践中，法出多门，难以统一，而且有的立法值的商榷。我国的国际条约实施模式主要有一下三种：

实施模式一 将条约转化为国内法律。即在加入条约或签定协议后制定专项法律，将条约、协议的内容和原则在国内法中加以直接规定，或者不直接提及条约、协定的规定，而在国内相关立法中体现条约的原则精神以实施国际条约。如我国在加入《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和《领事关系公约》以后，将两个公约的内容纳入了我国国内法律体系，制定了《外交特权与豁免条例》和《领事特权与豁免条例》。

实施模式二 在法律中直接规定国际条约的适用。即在法律中直接规定国际条约在全国或一定地域内实施。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条规定：“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所规定的罪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所承担的条约义务的范围内行使刑事管辖权的，适用本法”。在我国1990年颁布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39条中规定：“《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国际劳工公约适用于香港的有关规定继续有效，通过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律予以实施。”

实施模式三 在国内直接适用国际条约。即不具体规定国际条约的内容，而在立法中确立处理条约与法律关系的基本原则。在这种模式中一般是明确规定国内条约与国际条约有不同规定的，优先适用国际条约。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八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同本法有不同规定的，适用该国际条约的规定，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事法律有不同规定的，适用该国际条约的规定，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这种模式在我国的立法中得到了普遍的运用，已经有相当多的立法采用了这种国家条约适用模式。比如民航法、行政诉讼法、海关法、著作权法、专利法、商标法等。

第三、司法实践对国际条约的适用模糊不清。

从整体来看，我国法院有关国际条约适用的司法实践虽已取得了不少的经验，但实际仍处于初创阶段。不少司法工作人员常常对相关立法的目的、含义、适用范围不作具体分析和界定而径直适用条约，似乎某一方面的立法关于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可以适用于所有的国际条约。究其原因，首先是取乏对我国国际条约适用体制的研究，只知一些部门法规定了直接使用国际条约，却不知我国还有间接适用国际条约的立法实践。其次是我国国际条约适用的立法实践存在混乱情况，导致司法实践的混乱。再次一些要求直接适用国际条约的立法不无商榷余地。

二、 TO法的及国外的适用情况

国际贸易适用的法律篇8

中图分类号：D922.29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0）12-080-02

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当今世界中，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脱离世界市场来发展本国经济，其经济发展的着眼点必然在世界市场，必然在对外贸易。而在长期的对外经济事务交往中，国际组织、国家和法人之间逐步形成的一些较为明确和固定的内容，并具有广泛影响力的通用习惯和一般做法，我们即称之为国际贸易惯例。

一、国际贸易惯例的特征和适用性分析

国际贸易惯例形成和发展已有100多年的时间，对于国际贸易的繁荣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这100多年间，其主要特征有以下方面：

1.国际贸易惯例是经过当事人的反复贸易实践自发形成的。偶然的贸易实践不可能构成惯例，必须是在长期的国际贸易过程中，多次、重复、并且验证合理的贸易实践才可能形成惯例。

2.国际贸易惯例是明确和固定的规则。国际贸易惯例在形成过程中，已经抛却了内容模糊的部分，不再是过分空泛和凭空想象。现行的主要条例和规则都已经归纳成文，给予明确的解释和定义。

3.国际贸易惯例具有普遍性和跨国性。国际贸易惯例调整的是整个世界范围内的贸易关系，跨越了国界，而且其内容是为大多数国家的贸易相关方所普遍认同和采用的。

但国际贸易惯例毕竟不是法律规范，不是由立法机关制定的，或是在国际贸易实践中逐渐自发形成的惯常做法，或是由国际民间商业团体将商业习惯整理、编纂而成的规范文件，因此其不具有强制的约束性。

国际贸易惯例的价值在于事前公平、合理地对贸易主体的权利和义务进行界定，只有当事人在合同中明示约定适用某一国际贸易惯例时，国际贸易惯例才对合同当事人起约束作用。“如果当事人在合同中已明示排除某惯例的适用，则不论该惯例如何广为人知，且被普遍尊重，均不可拘束此合同当事人”。如《2000年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以下简称INCOTERMS2000）规定：“希望使用INCOTERMS2000的商人，应在合同中明确规定该合同受INCOTERMS2000约束。”由此可见，当事人的选择是国际贸易惯例产生约束力的前提条件。当事人选择某一国际贸易惯例后，该国际贸易惯例确定的权利和义务便直接对双方当事人起约束作用。国际贸易惯例的特定约束力一经双方当事人选择成为合同具体条款的组成部分时，就基于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而与法律的强制力直接结合起来。

因此，一般而言，国际贸易惯例经当事人双方选择适用后，就会无条件地对其产生约束力。但由于国际贸易的复杂性，国际贸易惯例的适用还要受到种种限制，此处我们就对限制因素之一的公共秩序保留来进行分析。

二、公共秩序保留制度的特征

公共秩序保留，是指一国法院依其冲突规范本应适用外国法时，因其适用会与法院地国的重大利益、基本政策、道德的基本观念或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而排除其适用的一种保留制度。公共秩序保留是国际私法上的一项基本制度，对于维护法院地国的道德传统、社会秩序和根本利益起着重要的作用。

首先，公共秩序保留制度是随着冲突规范的产生而产生的，只要有冲突规范，该制度就会存在。其次，在国际私法中，并非所有问题都可以识别为程序问题，或者是通过识别制度来适用内国法。这样在一旦适用外国法发生危害内国利益的情况下，公共秩序保留制度就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最后，由于公共秩序的含义不明确，因此在实际运用中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对于法官而言，可以充分发挥其自由裁量权，方便地决定外国法的适用是否违背了国内的公共秩序。

但公共秩序保留制度的顺利实施在很大程度上是赋予了法官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如果排除法官在具体案件中因时因地的主观判断，公共秩序保留制度将难以发挥其特有的功能。但是与此同时，自由裁量权的适用通常也会导致公共秩序保留制度的滥用，法官会借助这一工具任意排除外国法的适用，从而妨碍了国际贸易的稳定和安全，并对全球经济一体化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

三、公共秩序保留是否可排除国际贸易惯例适用

从国际贸易惯例的特性和公共秩序保留制度的价值功能出发，笔者认为用公共秩序保留制度来排除国际贸易惯例的适用有很大的局限性：

1.从国际贸易惯例的特征来看。国际贸易惯例不是针对某个国家产生的，而是在长期国际贸易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国际贸易惯例的普遍性说明，它反映的是国际贸易实践的需要而不是一国的利益，它不是仅仅有利于某个国家而不利于另一个国家，它的实施不具有“个性”。正因为如此，国际贸易惯例的适用一般不存在违反公共秩序的问题。

2.从国际贸易惯例的性质来看。国际贸易惯例的适用有两种情形。一种是当事人双方自愿作出的一致选择，只要当事人的选择未违背本国强行法的规定，这种选择是允许的。即使双方约定存在一定偏差，体现了不太合理的国际贸易惯例，也可通过不予采用或在适用中加以变更的做法予以摒弃，而不需动用公共秩序保留制度。另一种是当一国国内法和一国参加的国际条约没有规定时，可以适用国际惯例。此时，是否适用的决定权在法院。法院不适用国际贸易惯例并不违法，因此不必动用公共秩序保留制度。

3.从公共秩序保留制度的特性来看。公共秩序保留作为国际私法中的一项基本制度，如果其目的仅仅是为了排除外国法的适用，则未免有退回到封建“属地主义”之嫌，并且与现代民商事关系的发展要求格格不入。现代国际私法以平等互利、促进国际民商事关系的正常发展、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合理解决国际民商事争议等原则为宗旨，而适用公共秩序，必须以此为出发点。

4.从公共秩序保留制度的发展趋势来看。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国际社会已经逐步认识到国际私法应该更加注重公平合理，注重民商事法律关系稳定。公共秩序保留制度开始受到严格限制，被谨慎使用。国际社会是一个以互利和公益为基础的社会。任何一个国家即使仅为本国利益着想，也不愿将此行为放纵至为所欲为的地步。现在，对公共秩序保留的适用加以限制已成为国际社会普遍的要求。目前，各国立法和国际条约均在不同程度上对公共秩序保留的范围进行了限制性规定，如《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中规定，“凡以本公约规定所适用的任何国家的法律，只要在其适用明显违背法院地国的公共秩序时，方可予以拒绝适用”，以此来减少国际贸易实施过程中法律方面的阻碍，以进一步促进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但我们必须看到，国际贸易惯例是在经济贸易长期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是西方发达国家国际贸易实践中矛盾调和的产物，带有明显的贸易保护倾向，有些条款如果使用可能会损害当事人国家的权益。实际上，西方国家也从未放弃公共秩序保留的权利。所以适用公共秩序保留来排斥那些损害国家公共利益的国际贸易惯例的适用，也是理所当然的。

因此，笔者认为，公共秩序保留制度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应排斥国际贸易惯例的适用，但在以下情况应提出例外：（1）违反根据国际条约应该承担的义务或国际上公认的一些原则如公平、正义；（2）外国的立法属于歧视性的条款；（3）与法院地国的强制性规范相抵触的强制性义务，如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制度，部门法的基本原则等；（4）违反法院地国禁止性的规定如涉及国家和安全的事项。

归根结底，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快和国际贸易领域制度的不断健全，任何国家在公共秩序方面的立法，既不能忽视本国国情和法律制度的差异，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也不能动辄以公共秩序保留为借口来否定既存的民商事法律关系，要从“优位”观念向追求“平位协调”转化，顺应国际社会关于公共秩序保留制度改革的趋势，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完善公共秩序保留制度，以促进国际贸易的更好更快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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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刘涛.关于我国国际私法立法与研究两个问题的探讨――浅析公共秩序保留与法律规避[J].时代金融，2008（4）:151――153

国际贸易适用的法律篇9

摘 要:国际贸易行政诉讼是在国际法与国内法交融、公法与私法交融过程中生成的行政诉讼特殊类型。在我国法制语境中，国际贸易行政诉讼是指在WTO制度的框架下，人民法院依法审理国际贸易行政案件并做出裁决，以保障和补救受损方国际贸易权益的具有专项性、涉外性与国际性的诉讼活动与制度。国际贸易行政诉讼具有特定的制度结构、主体结构与利益结构。考察其影响，它具有国际法定义务履行功能、国际贸易行政争端解决功能、国际贸易权益救济等复合功能。 关键词:WTO法;法律交融;行政诉讼;国际贸易行政诉讼 引言:法律交融及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的显现 当代中国是一个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后发型大国。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推动，以及在该进程影响下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调整，堪称中国转型期内社会领域的主流律动。在此社会现实力量的作用下，我国所处的国际环境，以及这种环境下的法制体系出现了时代性的变化。国际法与国内法的交融、公法与私法的交融，就是这种变化的主要方面。受这两个方面的影响，我国国际贸易行政诉讼已经形成并将继续发展。① 首先，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国际法与国内法的交融是促进我国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的外部因素。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经济一体化日益加剧，各国对其涉外经济的调整有意无意地存在保护本国产业的影子，国内法的规制时有失灵，因此需要国际法的规制，国际法也有这方面的要求。这两个方面相互作用，提供了国际法与国内法交融的现实动力。在其推动下，该交融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在缔结国际法时，受西方法治成熟国家政治经济实力的影响，它们国内法———特别是英美国内法———的理念、原则与制度，会转化为国际法的组成部分;其二是，后发国家为了融入世界政治秩序，与世界发展接轨，需要加入并受到已有国际法的影响，而且要承担通过制定国内法履行国际法定义务的责任。这样，国际法的内容就成为后发国家国内法的组成部分，即国际法的国内化。WTO法的缔结及其实施就是国际法与国内法交融的典型之一。为了履行WTO法定的义务，我国不仅要在立法方面创 ①关于“国际贸易行政诉讼”这一术语及其所指的有关内容，学者们有不同认知(夏金莱，叶必丰·对WTO体制下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的思考[J]·法学评论， 2003(3): 68-72·朱淑娣，李晓宇·多重视角下的国际贸易行政诉讼论[J]·政治与法律， 2006(2): 100-108·)。制、修改和废止相关法律，而且根据WTO法的要求(如《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1994)第10条的要求)，还应当维持或建立相应的国际贸易法律救济制度。最高人民法院的3个司法解释，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台的关于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的制度。① 其次，在政府与市场关系优化过程中，公法与私法的交融是推动我国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的国内因素。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两种对立的社会组织形式———国家与市场交织在一起，贯穿数百年的历史。“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的现象，使得它们之间的相互补充、相互作用日益增强。曾经一度在市场管理上只是充当“守夜人”的政府，随着市场经济本身固有缺陷的显现，不得不加强对某些市场领域的规制。政府对市场的规制体现了公权力对私领域的介入。政府干预经济的法律后果一方面表现为私法的公法化，如公法限制契约自由、公法限制绝对私有财产;另一方面则表现为法律定政府以私法手段，如合同方式，实现公共行政管理，即表明了公法的私法化。调整市场经济的私法与规范政府规制的公法之间相互介入、交融。由于在现代法治社会中，法律具有最高的权威，无论是市场主体，还是政府都应当在法律的框架内进行活动。因此，政府在运用公权力对经济活动进行干预时，都必须依据法律的规定行事，即依法行政。从法律的角度来看，现代社会的国际贸易行政管理实质上是一种法律管理，亦即行政公权力依据法律的授权对国际贸易行政活动进行管理。其中，那些涉及国际贸易管理的法律规范就形成了国际贸易行政法。基于“有权利就应有救济”、“没有不受监督的权力”的法理，与国际贸易行政法相随的是国际贸易救济法。这类法律规范集中表现于最高人民法院的3个司法解释，以及《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法》等行政救济法律文本之中。结合上述，从国际法与国内法的交融、公法与私法的交融所导致的关于国际贸易行政诉讼活动和制度的出现来看，国际贸易行政诉讼无论是在实践中，还是在制度上，都已经是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的组成部分，国际贸易行政诉讼已经显现。对于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的相关研究，早在我国加入WTO前后形 成了一股研究的热潮，论著的数量可以千计。②但是经过初步统计分析发现，这些研究虽然提供了丰富的观点与材料，但是在结合现有行政救济制度加以系统、全面、深入地研究方面，在面对实务复杂、多样的理论需求等方面，还有不少工作要 做。因此，除了论述以上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的生成基础，本文的重点是在现有行政诉讼的法律制度内，描述我国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的整体概况，以把握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的本体。为了在有限的篇幅内达到这一目的，本文重在界定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的涵义、认识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的多重属性，描述组成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的多维结构，以及把握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的多种功能。 一、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的概念阐释 面对同一社会现实，即法律交融对我国法律救济制度的影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3个司法解释，以及观察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的变化等，有人从“司法审查”的角度加以认识;有人从“国际贸易行政案件”的角度加以认识;有人从“行政诉讼”的角度加以认识，等等。这些视角的不同，源于对有关制度、基础理论的不同理解，比如对“司法审查”与“行政诉讼”的理解等等。笔者认为从行政诉讼的角度，并突出该类行政诉讼的特殊性的认识角度，即采用“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的角度较为合理。第一，如果认为“行政诉讼”是“司法审查”的组成部分，那么并不妨碍国际贸易行政诉讼与国内外相关“司法审查”领域的沟通;第二，在我国行政诉讼制度内，审理“国际贸易行政案件”，无疑就是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的组成部分;第三，“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的提法，立足于我国行政诉讼制度，可以与整个行政诉讼体系保持协调，也可以与其他行政诉讼相结论得自于在中国期刊网、超星图书馆两大电子数据库内的专题检索，涉及通过其他网络搜索工具的检索。关联，因而可以避免理论与实务方面的不必要转换，所以应当采用“国际贸易行政诉讼”这一术语反映有关社会现实。至此，在我国法制语境中，国际贸易行政诉讼是指在WTO制度的框架下，人民法院依法审理国际贸易行案件并做出裁决，保障和补救受损方国际贸易权益的活动与制度。①鉴于WTO规则对成员方政府的刚性约束，WTO/DSB(争端解决机制)的强制管辖权;鉴于中国对加入WTO承诺的切实履行，国家法治的不断完善;鉴于中国国家利益及相关经济主体利益的积极维护和国际经贸争端的合理、合法解决，国际行政法领域内争议解决机制———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的地位日渐显现。在中国，国际贸易行政诉讼作为行政诉讼的一类，具有独特的涵义。首先，国际贸易行政诉讼审理的是国际贸易行政案件。根据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国际贸易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第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可以受理的“国际贸易行政案件”有4类，即:国际货物贸易行政案件、国际服务贸易行政案件、与国际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行政案件，以及需要结合其他法律文件认定的“其他国际贸易行政案件”。②其次，国际贸易行政诉讼不仅是在我国加入WTO后出现的，而且作为WTO体制下的成员方的国际贸易法律救济制度，自始都要受到WTO体制的影响，是WTO制度框架下的法律救济制度。第三，国际贸易行政诉讼审查的国际贸易行政案件，是行政主体依据我国的《对外贸易法》等的规定，发生在国际贸易领域实施的行政案件。第四，国际贸易行政诉讼保护的是国际贸易自由权益。这类自由权益主要由我国的对外贸易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并受到WTO法等国际法的影响。此外，国际贸易行政诉讼在法律适用、裁决所受影响等方面也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国内层面的规范依据，又由实体规范与程序规范两大类构成。前者包括我国的《对外贸易法》、《海关法》、《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外商投资企业的合并与分立的规定》、《反倾销条例》、《反补贴条例》、《保障措施条例》等的有关规定;后者包括《行政诉讼法》及关于适用它的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3个司法解释，等等。国际层面的间接规范依据主要由WTO法构成。除了成文法以外，WTO争端解决机构作出的裁决，由于其对国内裁决的间接影响力，也应认定为属于我国国际贸易行政诉讼国际层面的制度渊源。 二、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的多重属性 国际贸易行政诉讼作为法律交融的产物，不仅其产生的背景、原因具有与其他行政诉讼不同之处;而且其受案范围、诉讼当事人、保护对象、法律适用等也具有独特之处。在不同的视角下，这些使得国际贸易行政诉讼具有多重属性。准确认识这些属性，对于审判实践和制度的完善理应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专项性 现代政府是行政政府，大部分现代生活可视为诸多行政机关 活动的产物 1。规制各专门机关行政活动的法律规范与原则构成了部门行政法，以此为对象的行政法学理论构成了行政法学的分论，因而，行政法学的理论体系由总论和分论构成。前者(总论)以行政法的一般制度为研究对象，后者(分论)诸如教育行政法学、民政行政法学、海关行政法学等等，也被称为关于各部门的行政法学，对应的是关于某领域的专门事项行政法。在民事诉讼法中，也存在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那么行政诉讼法呢?最高人民法院的3个司法解释足可以自成一体，成为我国行政诉讼的特别类型———国际贸易行政诉讼。这是由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的专项性决定的。在国内现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的制度框架内，经过比较可以看出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的这重属性。国际贸易行政诉讼是审理国际贸易行政案件的行政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国际贸易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指出了国际贸易行政案件虽然强调在WTO体制框架下，但并不宜完全否定它以外的国际贸易行政案件，或者区际贸易行政案件。有学者结合当前司法实践的状况对该规定作了详细分解即:国际货物贸易、国际服务贸易、与国际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三类行政案件，以及需要结合其他法律文件认定的“其他国际贸易行政案件”。这使得国际贸易行政诉讼在受案范围与审理对象方面，与其他行政诉讼相区别。在受案范围与审理对象的决定性影响下，法院在审理国际贸易行政诉讼中所依据的是调整国际贸易关系的法律、法规与规章;保障和监督的是国际贸易领域的行政职权;保护的是国际贸易领域相对人的自由权益。这些从具体到抽象的层面共同构成了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的专项性，即法院在WTO规则的约束下解决国际贸易争端的专门行政诉讼。 (二)涉外性 在一般意义上，“涉外行政诉讼”的“涉外”，实质上是指某法律关系的主体、客体或引起法律关系的事实涉及其他国际法主体的影响，或者说上述要素之所以被定为“涉外”是指它们是在某国际法主体内涉及其他国际法主体肯定的具有其法律意义的要素，被其他国际法主体所肯定而具有其法律意义，如受该国法律管辖。我国的行政机关应尊重该国的主权和法律 70-72。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的涉外性，就是指我国法院审理的国际贸易行政诉讼法律关系的主体、客体，或者引起该法律关系发生的事实等，是涉及其他国际法主体的法律规定，被其他国际法主体所肯定而具有其法律意义的要素。这些要素决定了国际贸易行政诉讼具有不同于一般行政诉讼的根本特性。首先，国际贸易行政诉讼法律关系的利害关系人具有涉外性。①不妨先分析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的体结构。国际贸易包括进口与出口两个方面。结合现实，国际贸易市场主体在逻辑上可分为国内进口商、国内出口商;国外进口商、国外出口商;国内进口竞争商、国内进口受益商;国外进口竞争商、国外进口受益商。根据我国对外贸易法、行政诉讼法及其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等，以我国为中心，国内进口商、国内出口商、国外出口商、国内进口竞争商、国内进口受商有可能成为我国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的利害关系人。其中具有明显涉外性的是国内进口竞争商、国内进口受益商诉对外贸易主管机关情境下的国外出口商、起诉对外贸易主管机关的国外出口商，以及其他需要在国际贸易实践中具体确定的复杂情况。其次，国际贸易行政诉讼法律关系的内容，即权利和义务，具有涉外性。我国的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的设立背景、原因、目的、内容、功能等，都与中国履行加入WTO法定的义务有着密切关系。虽然我国法院，同绝大多数WTO的成员方一样，并不能直接依据WTO法审理国际贸易案件，而是适用经过国内立法转化的有关规定。但是WTO法的正当程序理念、非歧视原则，以及WTO争端解决机构的判例应当会对我国国际贸易行政诉讼产生影响，从而在某种程度上，特别是在国内法制不健全、国内法规定模糊等情况下有力地左右国际贸易诉讼利害关系人的权利义务。②虽然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的利害关系人不能直接援引WTO法来主张自身的自由权益，但是如果考虑到WTO法的影响，整个国际贸易市场主体都处于WTO法的保护之下，因而都具有弱的涉外性。③ (三)国际性 国际性是指国际贸易行政诉讼 所处的法制环境、主体关系及其功能的影响范围，不再仅限于国内，而是具有了我国与他国之间、我国与国际组织之间的国际性。在我国与他国之间的层面，国际贸易行政诉讼调整的是我国市场主体与他国市场主体之间的国际贸易关系。在主体地位的法律认定、法律适用、案件执行等方面都要考虑外方当事人所在国法律制度。在经济全球化的环境中，各国经济之间、各市场领域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我国在国内对国际贸易经济关系的调整会波 及其他国家的经济活动。正是因为这样，相关国家可能会为了本国的经济利益而针对我国的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结果而采取相这里主要指原告和第三人。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的被告为我国相应的对外贸易主管机关，无法律意义上的涉外性可言。《中国加入WTO议定书》第2条(A)项、《中国加入WTO工作组报告书》第66段、第67段、第78段就郑重承诺:中国应一视同仁、公平合理、有效统一全面地履行《WTO协定》规定的国际义务，即使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其他法令在时限内没有出台，中国政仍将履行其在《WTO协定》与《议定书》中的义务。种弱的涉外性，源于WTO体制内的WTO争端解决机制与贸易政策审议机制，对WTO各成员方的国际贸易争端解决机制(在我国即国际贸易行政诉讼)及其相关贸易制度的审查、监督作用。应的贸易保护措施。这是其他涉外行政诉讼所不具备的国际性。在我国与国际组织之间的层面，我国的国际贸易行政诉讼是中国为了加入WTO而承诺的制度，当然也是WTO这一国际组织体制强制要求我国建立的国际贸易法律救济制度。所以从一开始，我国的国际贸易行政诉讼就受到了国际层面的决定性影响。此外，在我国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的运行过程中，WTO层面的争端解决机制虽然并不完全构成“二审”式的监督，但是对于一国理性和成熟的国际贸易行政诉讼实践而言，WTO争端解决机构的裁决是不能被忽视的。这种重视同样体现了WTO这一国际组织对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的国际影响，使其具有了独特的国际性。 三、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的多维结构 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的多维结构，是在法律交融过程中形成的，具有并反映国际贸易行政诉讼属性的结构。这一结构可在多个视角下被认识，其中，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的制度结构、主体结构与利益结构各有侧重，可以基本架构国际贸易行诉讼这一本体的概貌。 (一)制度结构 制度结构是指规定国际贸易 行政诉讼制度的所有规定构成的整体结构。国际贸易行政诉讼制度由国内层面与国际层面的制度、直接的与间接的制度等组成。我国国际贸易行政诉讼国内层面的、直接制度，又由实体制度与程序制度两大类组成。前者包括《对外贸易法》、《海关法》、《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外商投资企业的合并与分立的规定》、《反倾销条例》、《反补贴条例》、《保障措施条例》等等有关规定;后者包括《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国际贸易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反倾销行政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反补贴行政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等。有关我国国际贸易行政诉讼国际层面的、间接的制度主要由WTO法构成①，以及中国加入WTO的法律文件等。以上这些制度中有关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的制度，具有行政法的分散性、多样性的特点，这既反映了国际贸易行政诉讼涵盖的广阔领域，又反映了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类型的复杂多样，尚需进一步系统、深入地研究。 (二)主体结构 国际贸易行政诉讼是行政诉讼的特别类型。其主体结构可以参考行政诉讼主体的一般理论。行政诉讼的主体主要包括法院、原告、被告、第三人。我国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的审理机关，为中级及其以上的人民法院。这是由国际贸易行政诉讼案件的涉外性、专业性等特点所决定的。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的被告，通常为国际贸易行政管理机关。中央层面的主要是国家商务部等，地方层面为各海关、地方人民政府等。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的原告往往具有多样性、产业性，乃至集团性。这是由倾销、补贴，以及贸易保障措施的影响方式、对象、范围等所决定的。这对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的起诉有着很大的影响。根据国际贸易的主体类型，提起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的原告通常是国内进口商、国内出口商、国外出口商、国内进口竞争商、国内进口受益商等。② (三)利益结构 从利益的角度来看，法律是利益调整器，法院则是具体运用它的机关。无论是WTO层面的争端解决机制，还是我国的国际贸易行政诉讼，都是为了在“规则导向”下调整、分配经济此处指《建立世界贸易组织的协定》及其4个附件为主干所构建成的世界贸易组织的法律体系等。根据《美国国际贸易法院程序CourtofInternationalTradeProceduce)的规定，美国国际贸易司法审查(相当于我国的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的提起人，即原告可以是: 1·外国制造商、生产者、出口商、美国进口商或工商业同业公会，其中大部分会员是被调查产品口商;2·生产或制造该产品所在国家的政府; 3·美国同类产品的制造商、生产者或批发商;4·合法成立的工会或工体，其在产销同类产品的美国产业中具有代表性;5·工商业同业公会而其多数会员是同类产品的制造商、生产者或批发商。一般来说，凡具有上述合法资格的当事人都可以加入他人提起的诉讼，提起诉讼的当事人，应通有的利害关系人。参见，28 USCS prec§2631。这类详细地规定具有诉讼提起资格的个人或组织的规定，在我国的国际贸易行政诉讼并无同样的规定。比较而言，我国国际贸易行政诉讼中的第三人范围，也比较狭窄，并不利于保障国家的经济利益。利益。因此，在法律运作之下流动的利益，是推动国际贸易法律救济，包括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的最有力的动力。从最基层的国际贸易市场主体到国际贸易行政管理主体、国际贸易行政诉讼审理机关，再到成员方政府的交涉，到WTO层面的争端解决机构，等。在国际贸易利益的推动下，在国际贸易法律制度的框架内，各国际贸易行政诉讼主动相互作用，共同营造了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的利益结构。该结构由两层逐级递升的利益层面组成。一是国际贸易市场主体的利益层面。我国进口竞争性生产商与外国出口商、我国进口受益商之存在一定的利益互补与冲突，它们之间存在着多样的利益关系。①各利益主体如果在市场领域解决或者协调不了它们的利益冲突，它们会在经济活动规律的导引下，寻求利益国际贸易法律规定的利益空间，进而寻求国际贸易管理机关给予保护。二是国内贸易公共利益的层面。一方面，国际贸易行政管理机关为了实现法律规定的维护正常 的涉外贸易秩序，维护国家的经济安全和经济利益，在国际贸易市场主动的请求下，或者主动依职权，它们就会介入，通过反倾销、反补贴等措施调整第一层面的利益格局。另一方面，为了防止国际贸易管理机关因各种原因违法行使职权，作为国际贸易法律救济制度之一的国际贸易行政诉讼制度，为不服国际贸易行政行为的当事人提供了寻求法律救济的途径。法院在国际贸易行政诉讼中，通过依法解决国际贸易行政纠纷再次调整第一层的利益格局，使其符合法律的规定，也就是保护符合法律规定的维护国际贸易秩序，保障国内贸易公共利益的立法目的。 四、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的多种功能 国际贸易行政诉讼制度作为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的特殊类型，在国际贸易关系、国际贸易行政关系、国际贸易诉讼关系的视角下表现出多重属性，从而造就了体现这些特性的多维利益结构。该利益结构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变化多样的，它与相关制度、领域相互作用和影响。这些影响就是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的功能。 (一)国际法定义务履行功能 从国际法国内的层面来看，我国的国际贸易行政诉讼制度本身就是我国履行加入WTO承诺，承担国际义务的产物。②在其建立后，虽然法院不能在国际贸易行政诉讼过程中直接适用WTO法，但是，由于其专项性，国际贸易行政诉讼中适用的法律主要是转化为国内法或者符合WTO法规定的国内法。③国际贸易行政诉讼依法解决国际贸易行政纠纷的作用，正是我国切实履行WTO法定义务的主要方式。以此观之，国际贸易行政诉讼无疑具有履行国际法定义务的功能。该功能不但表明国际贸易行政诉讼具有重要的国际政治意义，而且也向其他国家表明我国已经建立了符合要求的国际贸易法律救济制度。“对中国而言，这不仅仅是履行加入WTO相关义务的应时之需，更是顺应现代法治发展的要求，在以规则为导向的WTO多边贸易体系中实现与各成员国和区经贸关系良性互动的前提和保障。” (二)国际贸易行政争端解决功能 从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的活动过程来看，国际贸易行政诉讼同一般行政诉讼一样是人民法院在诉讼参与人的参在这种利益冲突中，受到影响的还包括消费者、进口竞争性生产商的工人等。条第1款、GATS第6条和《TRIPS协定》相关规定所指的法律、法规、普遍适用的司法决定和行政决定的实施有关的所有行政行为。此类查庭应是公正的，并独立于被授权进行行政执行的机关，且不应对审查事项的结果有任何实质利害关系。”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第16条第4款的规定:“每一成员应当保证其法律、法规和行政程序与所附各协定对其规定的义务相一致”。而且该条第5款明确要求“不得对本协定的任何条款提出保留”。作为成员方，我国在行使权利的同时必须全面的履行国际条约下的义务。我国政府也做出了郑重承诺，如《中国加入WTO工作组报告》第67条规定:“中国代表指出，中国始终都是以善意方式履行其国际条约义务。根据宪法和条约缔结程序法，WTO协定属于需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的‘重要协定’。中国将确保其有关或者影响贸易的法 律和法规与WTO协定和中国的承诺相一致，以充分履行其国际义务。为此，将在完全遵守WTO协定的情况下，通过修订其现行国内法和制订新法律，以有效的统一的方式实施WTO协定。”这意味着我国是通过转化的方式履行WTO法定义务。参照各规定及其他WTO成员方的做法，在我国国际贸易行政诉讼中法院不能直接适用WTO法，而只能适用“转化”过的国内法。加下解决行政纠纷的活动。但是，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的标的决定了它是解决国际贸易行政争端的诉讼活动。该活动的显著功能就是解决国际贸易行政争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3个司法解释的规定，主要分布在国际货物贸易行政领域、国际服务贸易行政领域、国际知识产权贸易行政领域，以及其他国际贸易行政领域。 图一:国际贸易行政诉讼功能图在“设立或指定并维持审查庭、联络点和程序”的多种可能中，我国选择加强和完善通过国际贸易行政诉讼解决国际贸易行政争端。这并不是完全排除其他解决方式。面对国际贸易争端，根据我国的法律制度，利害关系人可选择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两种法律救济路径，但就该行政争端的最终解决来说，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相对于行政争端的解决具有终局性。同时，行政事务大都具有专门性，行政机构在作出行政行为时只注意其职务本身所适用的法律，可能会忽视其他方面的法律。但国家法律是一个有机整体，国际贸易行政诉讼则是从法律整体考虑某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起到了统一法律适用的作用，为协调一国法律的一致所必需。司法机关对司法公正性的价值追求，以及司法机关的超越的地位，使得法院具有更强的中立性、公正性。因此，国际贸易行政诉讼比行政程序救济更具权威性，更具公正优势，更能体现和满足各方当事人对于公平、正义价值的追求。所在国际贸易行政领域，应当加强国际贸易诉讼对国际贸易行政争端解决功能。 (三)国际贸易公法权益救济功能 国际贸易公法权益是在国际贸易法律制度赋予国际贸易经济主体在公法上的权利和利益。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的原告之所以提起诉讼，就是为了其公法权益得到救济。这是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的目的性功能。这种功能是由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的设立原因、制度背景、运行机制等共同决定的。 结语: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的发展愿景 在国际法与国内法、公法与私法的法律交融进程中，我国的国际贸易行政诉讼制度已经形成。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壮大，随着我国国际贸易的增长荣，国际贸易行政案件的数量肯定会越来越多。这是因为，国内层面的国际贸易关系只会逐渐多样化、复杂化，相应的国家国际贸易行政管理关系也会逐渐多样化、复杂化，国际贸易行政领域的纠纷也会逐渐增多，因而人民法院经办的国际贸易行政案件也会增多。也就是说，国际贸易行政诉讼活动在数量上会逐渐增长。加入WTO前后WTO与司法审查研究热潮余波未尽之时，在国际贸易行政诉讼制度设立之后，还应当认识到，相对于美国、欧盟等法治熟国家或地区的国际贸易法律救济制度，我国的国际贸易行政诉讼，无论是在理论上、制度上，还是在实务技术方面都还称不上成熟，更谈不上完善。本文仅描述了“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的基本方面，还需要借鉴国外的原理、制度与技术，结合我国各级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的审判实践，在多个层面对其进行深入、细致而务实的研究!

国际贸易适用的法律篇10

在1972年第三国际水果公司案[56]中，欧共体法院详细阐述了关贸总协定规则对欧共体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立场,这种约束力不再来自于《欧共体条约》第234条的规定（成员国与第三国在欧共体条约生效之前缔结的国际条约之权利和义务不受欧共体条约的影响），而是欧共体作为一个国际法人，继承了成员国在关贸总协定中的权利和义务。几十年来，在总协定体制中，欧共体的特殊的双重成员资格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承认，从未引起任何关于成员资格的法律问题。而且，欧共体已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正式成员，这一问题已得到了解决。与在关贸总协定中的地位相比，欧共体在1995年成立的旨在取代总协定的世界贸易组织中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质的转变：欧共体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法律上的成员。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第11条明确规定：“从本协定生效时，1947年关贸总协定的缔约方和欧共体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创始成员”。1994年12月22日，理事会代表欧共体通过了一项决定，正式表明以欧共体身份缔结了乌拉圭多边贸易谈判中达成的一系列贸易协定[57]。欧共体与其成员国并列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创始成员。这种双重的正式成员资格开创了区域性一体化集团在世界贸易组织中的地位的先河。世界贸易组织的职能空前广泛，它不仅包括关贸总协定所调整的传统内容-货物贸易，还首次包括了服务贸易（服务贸易协定，GATS）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与知识产权有关的贸易协定，TRIPS）。前面已经谈到，欧共体成员国在这些不同的领域向共同体转移权力的程度大不相同，因此，虽然欧共体和成员国都是世界贸易组织的缔约方，但是在该组织所调整的不同领域，两者的权限不同，实际地位有所差异。第1/94号咨询意见具体涉及到该问题[58]。欧共体法院认为，在世界贸易组织的框架下，欧共体仅在货物贸易领域、涉及到跨边界的服务贸易领域、禁止伪造产品自由流通方面拥有专属缔约权限。在GATS和TRIPS的其他方面，欧共体和成员国共同享有缔约权限。因此，在许多领域，世界贸易组织的有关权利和义务只能由欧共体和成员国以混合成员的形式共同承担，即不论是欧共体和成员国都不是此等权利和义务的独立承担者。B·GATT/WTO在欧共体法律体系中的适用问题国际协定在国内法的适用问题，其实是国内法与国际法的关系问题的一个方面。对于这个问题，已形成了以“一元论”和“两元论”为代表的国际法理论。在“一元论”国家，国内的法律体系就包括了该国缔结的国际协定，因此国际协定毋须转化成国内法，国际协定直接在国内适用；在“两元论”国家，国际协定是和国内法律体系分开的，国际协定在国内适用必须经过转换法令的中转，只有经过这样的转化，国际协定才能进入国内法律体系。“一元论”学者认为，国际法和国内法构成一个法律体系，国家只不过是一个组织形式，而个人才是法律最后的主体[59]。一旦国际协定被缔结，它就自动地转化成国内法[60]。在欧共体内部，比利时、法国、希腊、卢森堡、荷兰、西班牙和葡萄牙是“一元论”国家。“二元论”学者强调国际法和国内法的区别，认为国际法是体现国家（复数）共同意愿的规则，只有在国家间发挥作用；而国内法是体现国家内部意愿，两者调整的不同的法律领域。根据“二元论”，国际法绝对不能对个人产生拘束力，也就是说，不对个人产生权利和义务。在欧共体内部，德国、意大利、奥地利、英国、爱尔兰、丹麦、瑞典和芬兰属于这一类。通常，国际协定不规定它在国内法中如何适用以及它在国内法中的效力问题，GATT/WTO也不例外。在以上国际协定部分，我们已经谈到，虽然欧共体条约中没有明确规定这个问题，通过司法实践，我们看到欧共体在处理国际协定和欧共体法的关系上，采取的是“一元论”的态度，即欧共体缔结的国际协定从它一生效之日起就构成欧共体法的一部分，国际协定直接在欧共体内部法律制度中适用，而不需要任何转化[61]。对于GATT，欧共体同样采取的“一元论”的态度。欧共体法院多次表明，GATT构成“欧共体法的组成部分”，其效力不仅优于欧共体成员国法，而且也在欧共体第二级法律之上。[62]欧共体选择“一元论”，或许是出于两点考虑：首先是为了保护欧共体的统一性。欧共体法院不允许各成员国在适用象关贸总协定这样如此重要的国际协定上产生差异；其次，欧共体法院似乎真正关心的是对于欧共体缔结的国际协定，成员国承担适当的履行义务。在许多领域，欧共体对第三国承担国际义务必须依靠各成员国。

国际贸易适用的法律篇11

二、国际贸易惯例的表现形式

一般来说，国际贸易惯例是“不成文”的，却又为人所知并广泛采用的国际商业习惯做法。但是，为了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一些国际组织将实践中反复使用，业已证明行之有效的不成文惯例加以规范性的认定、完善和解释，编纂成文。这样，在当代国际贸易活动中起着重要作用的惯例，几乎全都是成文的了。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以下几种形式：

1．国际经济组织收集编纂、制订的国际贸易统一条件，如国际商会《2000年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以及《1994年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等。这方面的内容是惯例成文化的表现，其目的是统一惯例的含义，克服因对惯例解释的不统一所带来的适用上的困难，但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成文国际法。

2．国际经济组织制订的提供给当事人选用的标准合同。

3．一般交易条件。它一般是在没有交易的统一条件又没有标准合同的情况下，由当事人协商选定的，即当事人发出要约或签订合同时，在报价单、价目表或合同上记载的交易条件，一经对方当事人认可，即为有效。

4.在某些行业中长期流行的惯例。如“纺织品一经开剪即不考虑赔偿”的原则，是国际纺织品贸易的一项惯例。

5.特定贸易方式下形成的一些习惯性做法。如拍卖中的“击槌成交方式”。

6.港口、码头惯例。世界主要港口在装运货物等方面都有自己的惯例，如果当事人在协商中未对有关风险、费用和责任等作出规定，一般按其相关港口、码头惯例处理。

7.国际商事仲裁机构作出的典型仲裁裁决案例。

三、国际贸易惯例的法律效力

严格地说，国际贸易惯例并不是法律，但它具有准法律的性质。国际贸易惯例对当事人并不当然地产生法律约束力，除极少数的惯例具有强制性外，绝大多数是任意性的，但它们在下列情况下产生法律约束力：

1.通过合同或协议约定按某项国际惯例办事。在当事人之间，如果事先约定按某项国际惯例行事，且在双方合同或协议中明确规定，那么该项国际惯例将对当事人各方产生法律效力，具有强制性。但这种约束力并不是来自国际惯例本身，而是来自双方当事人的约定，来自于“约定必须遵守”的原则。例如：在一张来自于国外开来的信用证中已注明：除本信用证另有规定外，本信用证按国际商会《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UCP500)办理。如果受益人对此没有异议，这张信用证的所有各方当事人，包括开证申请人、开证行、受益人、通知行、付款行等各方的权利、义务，均受UCP500惯例的约束。

2.司法或仲裁实践中引用国际贸易惯例。这是国际上比较普遍的做法，如果当事人对某一问题没有在合同中作出明确规定，也未注明适用某一项国际惯例，在合同的执行中发生争议时，受理该争议的司法机构或仲裁机构也往往会引用某一国际贸易惯例进行判决或裁决。如果此项判决或裁决是终局的，那么，被引用的国际惯例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这种约束力也不是来自于国际惯例本身，而是来自于判决或裁决。

3.国内法、公约或条约中准用国际惯例。如果某项国际惯例已被吸收进当事人所在国家的法律或当事人所在国参加的国际公约或条约中，则此项国际贸易惯例对当事人产生约束力。中国的许多立法均明确规定了国际惯例可以予以适用，如：我国民法通则第124条第3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国际惯例 ”。

四、国际贸易惯例的适用方法

国际贸易惯例的适用方法，是指国际或国内的仲裁、司法机构适用国际贸易惯例处理争议的方法。适用国际贸易惯例具体有两种方法：

1.明示认定方法。依照该方法，判断惯例是否有效，关键在于看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是否一致。 “双方当事人业已同意的任何惯例和他们之间确立的任何习惯做法， 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

2.默示推定方法。这种方法一般多使用于当事人有共同选择某一惯例的意向，但没有明确的意思表示的情况。“除非另有协议，双方当事人已知道或理应知道的惯例，而这种惯例，在国际贸易上，已为有关特定贸易所涉及同类合同的当事人所广泛知道并为他们所经常遵守。”它以推定的形式适用惯例，排除当事人争执。适用这种方法的惯例一般应具备这样两个条件：第一，该惯例在国际贸易上，已为有关特定贸易所涉及同类合同的当事人所广泛知道并为他们经常遵守；第二，这种惯例， 双方当事人已知道或理应知道，即从交易开始，双方当事人就应该知道某一惯例适用于他们之间的贸易。

国际贸易适用的法律篇12

( 一) 建立自由贸易实验区的市场原因

根据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经济的发展需要生产要素资源在各个生产部门成一定比例的分配。经济学意义上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的界线必须被打破以实现资源自由流动，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上海自由贸易区即在区域经济协作加强的背景下应运而生。根据《中国( 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规定，上海自由贸易区旨在新形势下推进改革开放的重大举措，对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积极探索管理模式创新、促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其可以在小范围之内同利益冲突较小的国家达成货物、投资及服务贸易上的妥协和共赢，而不必与多方同时达成一致协议。换言之，即在一个更小的范围内，变两个市场为一个市场，变两地资源为一地资源。

( 二) 自由贸易试验区与相关概念的区别

第一，与自由贸易区的区别。自由贸易区指的贸易实体就彼此之间的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及投资作也的协定安排。而自由贸易园区是一国主权管辖范围内实行境内关外的园区，并在该区域内实行贸易自由、投资自由、金融自由等。第二，与保税区的区别。保税区是一种境内关内的海关监管的特殊区域，而自由贸易园区是境内关外的经济自由区。

二、国际条约在本国国内的适用

( 一) 国际条约的含义

狭义上，国际条约是指国家间、国家与国际组织相互间所缔结而以国际法为准之国际书面协定，不论用什么名称( 如条约、协定、公约、议定书) 一般来说，其可分为一般国际法和特殊国际法，其中特殊国际不能直接构成国际法的渊源，其包括有特殊习惯和双边条约; 事实上，只有一般习惯法规范和一般性多边造法条约才作为国际法的渊源而存在。广义上，国际条约亦应包含国家与地区之间所签订的规定相互之间权利义务且具有国际法上效力的协议。本文取广义上的国际条约概念，以适应区域性条约缔结的既成事实和未来发展趋势。

( 二) 国际条约在各国的适用

理论界对国际条约的法律属性有三种不同观点，一种认为国际条约不是国内法意义上的法律。首先，并没有行使统一立法权的超国家机构; 其次，司法上也没有拥有普遍性强制管辖权的国际法院; 最后，也没有统一执行国际条约法的世界性政府。第二种，则认为国际条约法有别于国内法的法律规范。三是，认为国际条约属于国内法律体系的一部分，只是在法的位阶高低上有不同看法。笔者认为第三种观点较为适宜。国际条约在国内的生效。各国基本上采用转变和纳入两者之一，前者指条约经立法机关制定相应的国内法后才能在法院被援引作为判案依据; 后者即一次性地在宪法性文件中把国际条约纳入本国的法律体系。

( 三) 国际条约在我国的适用

国际条约属于两个或两个以上独立的主权国家就各自的权利义务所达成的安排。国际条约具有国际法上的效力，违反国际条约规定的义务，缔约国需承受国际法上的责任。为善意履行条约所规定的义务，主权国家对需要转化成国内法的国际条约内容一般在国内的法律文件中，对国际条约在一国法律体系渊源中的地位、与国内法渊源的位阶问题以及不同性质国际条约可由法院直接作为判案依据作出规定。国际条约在我国领域内适用的三种方式。目前，在我国大致存在直接适用、间接适用及混合适用三种方式。第一，对条约的直接适用主要集中民商事经济领域，《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了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在涉及私人权益的民商事领域的直接适用的情况，而直接适用的的情形仅是在有限的范围内和严格的条件下才能够在中国直接适用 第二，间接适用，即通过国内立法将国际条约的内容转化为国内法内容以达到中国适用目的，WTO 协定在我国的适用即属此类。第三，混合适合，即对中国已生效的国际条约，按条约性质、约文措辞以及需要适用与否，而对同一项国际条约同时采取直接适用和间接适用两种方式。

三 、自由贸易协定

自由贸易协定( 英文: Free Trade Agreement，简称FTA)是两国或多国、以及区域贸易实体间所签订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契约，目的在于促进经济一体化，消除贸易壁垒( 例如关税、贸易配额和优先级别) ，允许货品与服务在国家间自由流动。自由贸易协定的构成一般包括三个领域的内容。第一，货物贸易领域; 第二，服务贸易领域; 第三，投资领域。

( 一) 自由贸易协定的性质

根据自贸协定缔结主体的特殊性( 为国家或区域贸易主体) ，故其属于特殊国际法中的双边条约，对于缔约国具有国际法上的效力;根据自贸协定涉及的货物、服务及投资内容，协定可定义为可以直接在中国法院适用的涉及私人利益的民商事契约。

( 二) 自由贸易协定框架下的争议解决机制

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议为例，明确发生争议时的不同解决机制。第一，《货物贸易协议》。争端解决机制: 通过货物贸易协议的具体内容可知，其主要规定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权利和义务，故而其不涉及具体的某一国国民。两国之间争端的解决办法有磋商、调解或调停以及仲裁。其中，磋商、调解或调停的方法属于自愿性解决方法，而仲裁则属于强制性和约束力解决方法。第二，《服务贸易协定》。争端解决机制: 根据《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争端解决机制协议》，在服务领域的机制仍然以磋商、调解或调停及仲裁为解决办法。第三，《投资协议》。争端解决机制: 《投资协议》涉及的争端包含两类主体: 一是，缔约方的争端，这一争端的解决参照《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争端解决机制协议》; 二是，一缔约方与另一缔约方的投资者之间的争端，这一争端首先尽可能通过磋商解决，其次提交有管辖权的争端缔约方法院或行政法庭仲裁。

( 三) 争端解决机制的总体特点及不足

通过上述自贸协定争端解决的了解，我国在处理国际条约规定的权利义务纠纷时，体现的特点是中国利用国际仲裁和司法程序解决国际争端持谨慎态度一般的政治性条约中没有载入任何仲裁条款。其不足的地方在于中国不愿依赖第三方进行争端解决，而这样在实际上对中国而言，与遵守国际条约的实践与承诺并不相称。

四、按照相关协议或协定的规定执行的内涵

( 一) 基本释义

相关协议指对中国发生国际法上效力的自由贸易协定。在《负面清单》中直接提及的自由贸易协定包括: 《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及其补充协议、《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及其后续《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

( 二) 适用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