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自然观的基本观点篇1

一、问题提出与研究背景

传统文化景观是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历史记忆，是人类文化景观的共同遗产。在当今现代化、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浪潮下，传统文化景观空间呈现出高度破碎化、孤岛化和边缘化的特点。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威胁到传统文化景观的保护与传承。传统文化景观空间的图式语言研究就是立足于地方性的人文生态系统和文化景观空间的特征与模式，充分发挥传统文化的适应性和语言的逻辑性，探索传统文化景观空间保护与传承的全新途径。

1.环境景观的人文化与生态化：文化是人类适应、保护和营造环境的工具

作为人居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艺术和生态已经成为景观建设与发展中不可分割的三个基本特征。风景园林师作为土地的守望者、资源的守护者和景观环境的营造者，是有效协调人地作用机理与从事生态规划设计的主体之一。面对机遇与挑战，罗德岛设计学院教授玛格丽特-麦克埃文（Mar—garet McAvin，1990）认为生态与环境破坏是工业化时代的突出问题，生态文明是工业化和后工业化社会文化的标志。生态文明建设是在我国快速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提出的国家发展战略。文化文明与生态文明是风景园林适应国家发展战略的时代性目标与途径。

2.景观空间的破碎化与孤岛化：传统文化景观空间的困境

伴随着大开发与建设，资源保护与利用、土地开发与建设、生态保护与恢复、文化保护与传承等成为发展过程中需要大量面对的实际问题。原本是传统文化突出的很多地区又是今天我国现代化和城市化发展最快的地区，“传统”与“现代”矛盾极为突出，传统文化景观空间呈现出高度“破碎化”、“孤岛化”和“边缘化”特质。在此过程中风景园林承担起了国家发展所赋予的时代责任，开展了大量开创性的关于城乡发展与生态建设、保护、恢复等科学研究和社会实践，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因此，探索“传统文化景观空间的图式语言及形成机理”成为解决传统地域文化景观保护与传承的重要基础。

3.生态设计的图式化与语言化：传统文化景观空间解读、保护与传承的体系

风景园林规划设计是人运用景观的语言在自然与文化之间营造和谐健康环境的过程和途径。因此，“景观的语言”应是风景园林最基本也是最核心的理论。其中，“景观生态化设计与生态设计语言”成为该理论体系重要的组成部分。“景观空间的图式语言”就是试图在自然生态景观及过程、文化景观及人文过程、网络化与网络格局典型研究的基础上，以空间组合图式为表达形式，构建起以生态过程为依据，由景观要素、景观空间单元、景观空间组合依次耦合叠置所形成的具有尺度、秩序、语法、意义等功能的生态景观形成过程与规律。“传统文化景观空间的图式语言”就是以传统文化地域为典型，研究传统地域文化景观在人文和文化过程的作用下，文化景观要素、文化景观空间单元在尺度、秩序机理下依次耦合形成传统文化景观空间的过程、机理、形态和空间组合规律。

二、传统文化景观空间图式语言研究进展

1.文化景观与人文生态系统规划设计成为近年来发展最快的学科领域之一

在风景园林学科发展的历史过程中，生态规划设计由偏重于自然的设计，走向文化景观与人文生态系统的设计，以及整体人文生态系统的规划设计，生态规划设计的内涵不断将文化因素和技术因素纳入到生态规划设计方法体系中，推动了生态规划设计学科的长足发展。

（1）以自然生态研究为核心的景观适宜性评价研究

景观适宜性评价方法研究可以追溯到19世纪早期，拉尔夫·艾默生（Ralph Emerson）、佛里德里克·奥姆斯特德（Frederick Olmsted）、乔治·马什（George Marsh）、沃伦·曼宁（Warren Manning）、帕特里克·格迪斯（Patrick Geddes）等人为早期偏重于自然生态研究的景观适宜性评价方法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初，在资源管理研究的持续压力下，景观适宜性方法吸收了现代系统理论、环境保护主义、文化景观理论和现代技术发展成果，形成了以“优化技术”为核心的景观适宜性评价方法Ⅱ，该阶段主要以安格斯·希尔斯（Angus Hill）、菲利普·刘易斯（Philip Lewis）、理查德·托斯（Richard Toth）、佛里德里克·斯坦纳（Frederick Steiner）、卡尔·斯坦尼兹（Carl Steinitz）、伊恩·麦克哈格（Ian Mcharg）、约翰·莱尔（John Lyle）、朱利安-法布士（Julius Fabos）等为代表。

（2）文化景观与人文生态方法成为快速发展的领域

此后人文与文化成为生态规划设计的重要趋势之一，形成了应用人文生态学方法（佛里德里克·斯坦纳（Frederick Steiner）、朱利安·斯德维特（Julian Steward）、鲁克曼（F.Lukerman）等）以及景观价值与感知研究（肯尼斯·卡瑞克（Kenneth Craik）、伯顿·林顿（Burton Linton）、威廉姆·萨菲（WilliamShafer）、埃文·朱比（Ervin Zube）和斯蒂芬·卡普兰（Stephen Kaplan）等），将人的价值观、行为心理、文化人类学纳入到生态规划设计的发展体系中，形成重要的发展阶段。

（3）新兴分支学科的发展，逐步建立起整体人文生态系统的研究体系

应用生态系统生态学（尤金·奥德姆（Euqene Odum）、布兰达·李（Brenda Lee）、安格斯·希尔斯（Angus Hills）等）和应用景观生态学方法（莫妮卡·特纳（Monica Tuner）、理查德·福尔曼（RichardForman）、米歇尔·戈登（Michel Godron）等）的发展推动了整体人文生态系统的研究。应用生态系统生态学立足于景观的垂直结构与功能系统，探讨人类对自然的影响和自然对此做出的回应，通过生态系统能力、目标和行为评价，探讨人类制度因素，以实现对生态系统的有效管理。应用景观生态学则立足于景观空间在水平方向的结构与功能，探讨自然与人文过程对景观格局、景观功能的影响，将景观视为一个相互作用的系统和在空间上的综合镶嵌体，它有助于通过生态完整性的最大化和土地退化的最小化实现生态规划设计的目标。

2.“景观的语言”与“图式语言”成为风景园林学的学科前沿

在生态规划设计中，人与自然界相互作用的关系一直是生态规划设计力图认识、协调和解决的核心关系，经历了自然决定论、相互作用论和文化适应论三个发展阶段，文化适应成为场所构建、可持续设计、景观再生等领域的现代生态规划设计的时代特征。

（1）生态规划设计的概念、内涵和核心基础理论的研究与拓展

Sim Van Der Ryn（2007）认为生态设计具有五个基本特征：由地方性衍生的设计方法和途径、生态帐户的设计、设计结合自然、每个人都是设计师以及使自然本质性的设计。生态规划设计是设计师在深入了解我们周围世界的基础上营造出具有生态本质及其内在联系的景观与环境，是被用来改造自然景观的文化工具（Frederick Steiner，2002）。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伯顿·立顿（Burton Litton，1990）教授认为：在面对生态规划设计自然一文化复合系统复杂性的时候，规划设计需要超越经验之上的更加科学的方法并因此产生较好的实践价值。生态规划是“在时间和规律综合作用下的关于自然、生活、过程一体化的方法体系”（Ian McHarg，1997），也可以视为“对人类土地利用形成显著机会的同时所形成的制约条件”（Frederick Steiner，1990）；生态设计定义为“在生态规划基础上的形态设计，它需要设计师的视觉形象以及对图形富有创造性的技巧”（Ian McHarg，1997）。詹姆斯·卡尔（James Karr，2004）认为“健康性与整体性（Integrity and Health）、系统与尺度（System and Scale）、景观与语境（Landscape and Context）”等14组生态概念是风景园林规划设计最重要的生态概念，从而建立起景观生态规划设计的基本体系。

（2）生态规划设计方法及新技术、新理论的引入与发展

在生态规划设计学科发展的不同时期，生态规划设计的方法也不同，但方法的发展是连续的，随着社会、经济、制度以及技术的变革而不断完善和发展，从而揭示出不同时期生态规划设计方法的特点、优势和不足，以及该方法的发展演变过程，成为指导、学习和应用生态规划设计方法的重要研究领域。该领域研究最具代表性的成果是福斯特·卢必升（Forster Ndubisi，2002）完成的《生态规划——历史与综合比较》。该研究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研究生态规划设计方法的发展、演变和比较分析，从而建立起生态规划设计方法的全方位透视。随着人地矛盾的加剧和可持续发展的紧迫性日益加剧，文化过程和现代技术应用已成为现代风景园林规划设计的重要特征和发展趋势。景观规划设计中的应用人文生态学派（人文生态系统设计：John Lyle，1985）、应用生态系统生态学派（可持续设计与可再生设计：John Lyle，1999）、应用景观生态学派（整体人文生态系统设计：Zev Naveh，2000）都成为现代技术和文化过程研究的典型代表，成为推动风景园林学科发展的重要动力。

（3）“景观的语言”与场地景观设计的语言体系研究

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安妮·斯派恩（Anne Spirn）在1998年出版的《景观的语言》（The Languageof Landscape）成为该领域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同时也开辟了风景园林学科发展的新的研究途径。景观的语言立足风景园林规划设计（Landscape Architecture）、景观（Landscape）、景观评价（Landscape Assement）和人文生态（Human Ecology）四个关键环节，探讨景观构成的修正（Modifica—tion）、一致（Agreement）、对应（Correspondence）、从属（Subordination）、协调（Coordination）等语言规律，研究景观语言的基本构成（景观语汇）、景观要素的秩序（空间组织）、塑造上下文关系（景观的环境）、环境（上下文）的法则（景观语法）和景观语言的应用（语用学、诗学和辩证法）。安妮·斯派恩（Anne Spirn）以The Mill Creek社区为例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和MIT开展了长期的规划设计实践研究与教学探讨。与此同时，温彻·德拉穆斯塔德（Wenche Dramstad，1996）等人提出了55条景观生态规划的法则、概念及生态设计关于斑块、边界（界线）、廊道（连通性）和镶嵌体的图式语言。理查德·杜比（Richard Dube，1997）尝试性通过草图、照片、结构分析和美学特质等方面研究了48种自然景观图式，并就每种图式进行变形以适应具体空间规划设计的需要。西蒙·拜尔（Simon Bell，1999）教授研究了图式（Pattern）的含义和感知图式的方式与途径，探讨地形图式、生态图式和人文图式等图式形式。罗曼·布什（Norman K.Booth，2012）针对性研究风景园林场地空间的要素、空间构成的基本形态、特征、景观利用、功能耦合的过程和设计语汇，形成场地设计的导则，成为风景园林设计的重要理论与方法基础。

3.借鉴国外研究进展和成果，国内“景观的语言”研究呈起步态势

（1）对西方风景园林规划设计大师设计语言的研究

从园林历史和设计的角度，研究1920—1970年间北欧有代表性的园林设计师的作品；运用语言学研究方法，探讨北欧现代主义富有地域性与艺术品质特征的设计语言生成基础和原因（蒙小英，2006）。在欧洲现代主义园林设计的发展和设计语言的量化与生成研究中，万艳华（2007）等人研究亚历山大的“模式语言”，探讨既延续传统地方特色，又适应当代社会需求的历史文化村镇保护规划体系。芬兰建筑大师阿尔瓦·阿尔托在处理建筑与环境的对话和建筑向自然的延伸中，形成了对欧洲风景园林设计师产生重要影响的独特设计语言（蒙小英，2008）。丹麦现代主义园林大师C·索伦森从丹麦本土景观和历史元素中提炼设计词汇，创造了以圆和椭圆为代表的几何景观的特征词汇，形成了秩序、时态、建筑化的方法和构成的构图句法规则，它们既是索伦森个人的景观语言，也是丹麦现代主义园林的景观语言（蒙小英，2010）。

（2）“景观的语言”的理论与方法体系研究

景观语言的研究起源于将安妮·斯派恩（Anne Spirn）教授《景观的语言》的引入，讨论景观语言的语法和修辞手法（卜菁华，2003），并开展景观语言符号的研究，探讨符号的意义、生成机制、传达机制、主题类型、作品类型与表达方式，揭示语言化机制，为景观创作提供依据，并提出景观语言的交际性、符号性和社会性三大基本属性以及景观语言的语音、语义和语法三要素（陈圣浩，2007；邱冰，2010）；其次是对风景园林设计语言从地域性角度进行分析和研究，探讨风景园林实践中景观的地域性特征（王向荣，2002；林菁，2005；肖辉，2008；王浩，2009；王云才，2009）。研究风景园林设计语言和地域性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风景园林地域性的构成体系，特别是自然和人文在地域性特征中的实质性影响。再者就是景观图式语言的研究（王绍增，2006；吴洪德，2007），探讨图式的特点、图式的转换和图式构成。其中景观生态化设计的图式语言是近年来作者开展的重点研究领域（王云才，2011）。

（3）景观生态化设计的图式语言及其应用体系研究

景观生态化设计需要一个完整的生态设计语言来指导生态规划设计，并构成生态规划设计的基本范式和框架。景观要素、景观空间单元、基本组合与空间格局以及生态过程作为生态设计语言的基本构成，以生态过程为内在连接规律，将生态规划设计的自然景观图式、文化景观图式、网络化图式等连接为一个具有整体性、完整性、动态性特征的整体性景观（王云才，2010）。其中文化景观形成了以建筑与聚落、土地利用肌理、水利用方式、地方性群落文化和居住模式5个方面为解读传统地域文化景观的核心环节，在通过分析江南水乡、皖南徽州、广东珠三角和中原河南传统地域文化景观对比的基础上，揭示传统地域文化景观的代表性图式语言，并以江南生态园林规划设计为例，探讨风景园林地方性设计和整体人文生态系统设计的关键途径（王云才，2009）。

三、传统文化景观空间图式语言研究存在的问题与突破

1.传统文化景观空间图式语言研究存在的问题

从国内外风景园林规划设计和景观生态规划设计的理论与实践发展来看，景观的语言研究不足和景观生态规划设计语言研究的缺失已成为风景园林学科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之一。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1）风景园林生态规划设计语言研究不足，缺乏基本理论与方法

生态规划设计必须是依据生态学原理、理论和方法，在对生态过程和生态关系分析的基础上，运用风景园林学科独特的“人居环境”观、风景园林理论和规划设计方法，营造基于资源保护、景观保护和人地协调的可持续景观。近年来，生态规划设计的理论与方法不断发展，风景园林已经强烈地认识和感受到自然与人文的重要性，也接受生态规划设计是当今设计师最基本的概念和法则，但依旧缺乏对生态规划设计的基本方法和理论的研究，“生态”依旧困扰风景园林规划设计，始终处在没有依托、没有切人点和没有抓手的状态。

（2）文化景观与人文生态规划设计系统理论与方法研究不足

文化景观是自然一人文相互作用的历史景观，是揭示一个阶段人文生态空间演变的代表性景观类型。传统文化景观与人文生态空间更是这些代表性空间的典型，它凝聚着历史过程中的人一地协调统一的人文生态过程。由于对人文生态空间的类型、质量、空间组织等缺乏系统的研究，使文化景观与人文生态空间规划设计缺乏系统的理论与方法研究，只能局限性地开展孤立、零星的个案化研究与实践。“传统文化景观空间的图式语言及形成机理”试图立足土地利用、资源保护、文化调适、视觉体验等，认识独特环境中的文化景观，掌握环境中的文化进程，研究其基本构成、形态特点和空间耦合过程与形成机理。

（3）传统文化景观整体性保护的实证研究不足，缺乏相应的依据和范式

文化景观是区域性的和地方性的。长期以来，在现代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冲击下，文化景观保护片面地集中在风貌建筑、村落核心区、风景地段、历史街区、特定的文化景观区等局部空间的保护上，由于缺乏整体性的保护依据和可借鉴的范式，客观上形成了一系列文化景观空间保护的政策与景观“孤岛”和“人工盆景”。立足于中尺度空间的“传统文化景观空间的图式语言及形成机理”就是试图通过地方性文化景观与人文生态空间的类型、形态和内在过程的研究，探讨地方性文化景观空间耦合过程与形成机理，将过程和空间形态统一在传统文化景观的整体性保护过程中。

2.传统文化景观空间图式语言研究的突破点

（1）以传统文化景观空间为对象，突破生态规划设计理论与应用的制约瓶颈

长期以来，风景园林在艺术与生态、花园与区域之间探索发展，形成了现今多元化的发展方向和格局。自然与文化的交织是风景园林发展的源泉，但风景园林并没有从这一源泉获得内在的发展。安妮·斯派恩（Anne Spirn，1998）认为：这正是由于景观设计语言的缺失所造成的结果。单一的建筑语言和纯粹的生态语言对风景园林来说都是不充分的。以传统文化景观空间为典型，“图式语言与形成机理”尝试性探讨风景园林独特的视点、方法、模式以及风景园林能够表现的事物和对象。传统文化景观空间图式语言就是探索风景园林生态规划设计理论与实践中的关键问题，试图探索突破生态规划设计发展瓶颈的途径。

（2）研究文化景观空间耦合的基本过程和规律，探索规划设计语言的基本图式

研究生态设计语言，建立生态设计的语言图式，是基于以下四个重要议题：①生态规划设计成为解决土地与景观环境等问题的重要途径；以土地为核心的生态系统在自然生态与人文生态之间建立起一体化的途径和媒介，是生态设计语言描述的核心对象。②多学科理论引入风景园林、生态学富有成果的发展、人类文化的多元性以及大胆的尝试和多样化途径有助于营造自然与人类共同繁荣的土地空间。③传统文化景观空间是自然与人文相互作用的历史过程产物，通过传统文化景观空间探讨景观生态化设计图式语言的基本图式，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因此，以传统文化景观空间为核心，以多学科发展为基础，以空间生态格局为框架有助于奠定景观生态规划设计语言的基本范式。

（3）通过图式语言体系构建，形成有效保护和传承文化景观的设计方法

文化景观的语言是由人一地作用过程中不断认识、利用和改造自然而形成的描述文化景观的基本要素、文化基本单元空间和具有文化群体性特征的空间组合构成。传统文化景观空间的图式语言就是通过揭示图式的基本构成、典型图式和空间组织过程，通过对自然的模仿和文化的传承，依据独特的空间肌理过程将不同的景观要素、典型的空间组合进行耦合，形成文化与人文生态规律、生态特点和生态空间形态统一的有机景观。图式语言是生态景观表达的基本语汇，是生态设计的基础。图式语言及空间形成机理研究能够形成有效的生态规划设计方法和途径，同时也是生态规划设计的切入点和抓手。

四、传统文化景观空间图式语言的理论体系与框架

1.传统文化景观空间图式语言的理论体系

（1）“景观的语言”与“图式语言”理论

“景观是语言”的结论来自于景观规划设计最核心的工作领域，在由花园到区域的多层次规划设计中，景观规划设计都在尝试着进行充实功能和表达思想的艺术化塑造过程。在我国，景观语言研究正逐步起步，但缺乏对系统全面的研究。景观的语言理论将景观语言的基本构成概括为以下几个部分：①景观语汇。景观语言的构成是由景观的要素和景观独立的基本空间单元构成，以及由这些单元组合形成的空间基本格局。“land”的含义是指空间场所和生活在其中的人，因此景观的语言就是将场所及生活在其中的人连接起来的动态纽带。景观要素主要包括自然景观要素和人文景观要素。它包括了地形、地貌、土壤、水体、岩石、植物、动物和天象等自然要素以及建筑、劳作、人群、构筑物、活动以及地方性语言与文化景观等人文要素。要素依照特殊的过程和关系组合成基本的景观空间类型，并复合成典型的空间格局。②景观要素的秩序：空间组织。不是所有的景观都是和谐的，缺乏秩序会造成杂乱，但造成杂乱也有可能不是因为秩序的缺乏，而是太多秩序的冲突。景观中以很复杂的结合方式将很多秩序整合在一起。③塑造上下文关系：景观的环境。④环境（上下文）的法则：景观语法。⑤景观语言的应用：语用学、诗学和辩证法。

（2）景观生态学与“景观格局一过程”理论

景观生态学是一门新兴的多学科之间交叉的学科，主要研究空间格局和生态过程的相互作用。景观生态学是20世纪60年代在欧洲形成的，土地利用规划和评价一直是景观生态学研究的内容。到20世纪80年代，景观生态学在北美得到迅速发展，成为景观规划设计重要的理论基础之一。它以整体景观为对象，通过生物与非生物以及人类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对生态过程的研究，揭示景观结构与功能、景观动态变化及相互作用机理、景观的美化格局、优化结构、合理利用和保护。景观生态学理论重点强调空间异质性理论，景观斑块、廊道、基质的镶嵌体格局理论等景观格局的分析与研究理论；同时强调景观的破碎化过程、景观的网络化均质化与连接度和连通性理论。景观格局一过程理论是景观综合体及其形成并稳定发展的机理的系统研究，是景观生态化设计的图式语言研究中典型生态空间研究的基础依据。

（3）人文生态学与“文化适应一场所构建”理论

人文生态学应用人类与生物物理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的信息指导形成环境与自然景观的最优化利用决策。该理论重点研究人类影响环境并被环境影响，以及完成与环境相关的决策影响人类的机理和特征。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作为环境运动的组成部分，人文生态规划重新得到重视。人类及其与土地间的互动是人文生态规划的首要关注点。斯坦纳（Steiner）在《生命的景观》（1991）一书提出的生态规划方法中不仅列出了社区信息分析清单，而且主张将社会经济分析与生物物理信息联系起来。麦克哈格（McHarg）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为新泽西Medford镇做的规划实现了整合社会价值的创新工作。赛佛·纳维（Zev Naveh）和亚瑟·利伯曼（Arthur Lieberman）提出的“整体人文生态系统”理论也更具有人文生态偏向。人文生态规划设计的基础理念是综合自然和人文过程信息以指导规划设计决策，尽管人们看待人类和环境之间关系的种种观点不同，人文生态规划者和设计者的中心论点是寻求生态适宜和文化空间之间的最佳匹配，将区域利用类型的适应优势最大化。

2.传统文化景观空间图式语言的框架体系

（1）生态规划设计的基本构成与图式语言的基本理论与方法研究

生态规划设计语言的基本构成是由景观要素（自然景观要素和文化景观要素）、景观空间单元（自然景观空间单元、文化景观空间单元和复合空间单元）、基本组合与空间格局（自然景观空间组合、文化景观空间组合和整体人文生态系统空间组合）和生态过程（自然生态过程和人文与社会经济过程）构成的生态规划设计的基本框架和范式。景观要素和景观空间单元是生态规划设计的基本单位和构成，基本组合和空间格局是生态规划设计的基本模式和范式；生态过程是生态规划设计必须遵循的规律和句法。景观生态规划设计是以生态过程为核心，融合生态要素和空间单元，有效组织基本组合范式和空间单元模式，形成自然与人文一体化的具有整体性、连续性和有机性的景观整体或整体人文生态系统的设计。空间图式语言研究生态空间基本构成及其形态特征，重点研究典型生态空间组合的整体空间单元的图式，揭示生态空间耦合的内在机理。它是空间组织和空间优化的基本特征，是生态规划设计必须遵循的空间法则。

（2）典型地区传统文化景观空间耦合过程与形成机理研究

传统文化景观是自然一人文相互作用过程的历史综合，是在特定的自然环境中，多种景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传统文化景观空间形成“文化环境中的自然景观空间”、“以聚落为核心的居住与生活景观空间”、“以土地为核心的生产性景观空间”、“文化景观网络化空间”等多种空间类型，并通过特定的空间关系复合成为具有完整性、连续性和整体性的景观空间。每一种景观空间类型的形成都具有各自的影响因素、作用过程和相互调适机理，这些机理与过程是认识传统文化景观形成的人文生态过程的规律，是“传统文化景观空间图式语言”研究的基础。由于传统文化景观空间具有较强的地方性，因此传统文化景观空间研究应结合典型地区的实际情况，重点研究传统文化景观空间耦合的运行过程与动力系统、空间组织的典型模式及其演变、空间耦合过程与形成机理，探索典型地区传统文化景观空间耦合过程与形成机理。

（3）传统地域人文过程与文化景观空间耦合形态及图式语言研究

形态与过程的耦合是以人类适应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为切入点，探讨文化景观图式语言的构成与模式。①传统文化环境中的自然景观图式语言构成、形态与组合模式。②以聚落为核心的居住空间的图式语言构成与模式。居住模式就是在长期历史过程中在地方性知识体系支撑下，综合考虑自然环境、土地利用、建筑与聚落形态以及水资源利用方式后形成的整体景观特征和格局。③土地形态与肌理空间图式语言构成与模式。土地肌理是人类社会生产性景观自我创造和自我维持系统在环境上形成的记忆，集中反映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应用和改造成果，是文化景观的核心反映，是人地作用系统的集中体现。④自然一人文复合型景观空间的图式语言构成与模式。即以居住和生活空间为核心，在空间上耦合生产空间和生态空间，形成自然一人文过程相统一的复合型文化景观空间。⑤传统文化景观空间的网络化过程与网络图式语言。无论在任何尺度空间中，网络都是空间中最重要的生态特征。以网络化过程为切入点，探讨传统文化景观在中等尺度空间上的相互作用过程和耦合关系，并探讨网络景观图式化语言构成与模式。

（4）传统文化景观空间图式语言的优化与传承

文化景观图式语言是对地方性文化景观空间过程和组合形态等规律的描述和反映。在现代化、城市化和工业化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新技术和新兴产业的发展形成了新的空间组织过程和形态耦合特征，成为冲击传统文化景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现代语境下的传统文化景观保护、传承与发展依赖于对传统文化景观空间的图式语言的优化与传承。因此，我们应在图式语言基本构成与模式研究的基础上，重点研究传统文化景观空间的地方性图式语言特征、图式语言的调适优化和基于实践的传统文化景观整体性保护策略。

五、结论与展望

生态自然观的基本观点篇2

中图分类号：X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2）04－0094－006

历史进入21世纪，当我们在赞叹并享受着人类文明带来的诸多创造与进步的同时，中西方学界也始终在对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着严肃的反思。基于对不断恶化的生态现实和人类未来的深切关注，生态文明始终彰显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共同发展为核心的价值观，从而使其成为当代中西方理论界关注的焦点，并演变出众多理论流派。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生态文明理论在西方发达国家经历了从“生存主义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到“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发展阶段，形成了生态哲学、生态经济学、生态政治学、生态伦理学等诸多学科论域。在社会主义中国，党在新的世纪也陆续提出了“建设生态良好的文明”的发展目标，并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鲜明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新理念，将其正式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性建设布局。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呼唤意味着全球生态文明时代的到来。

然而，毋庸讳言，到底如何理解生态文明，进而如何建设生态文明，在这类基本问题上传统生态文明观的一些基本观点有待商榷。尤其是在对生态文明的发展阶段、价值目标、基本要求、实现途径等根本问题上，传统生态文明观把生态文明看作是工业文明的替代品，仅仅基于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视角理解生态文明，进而认为生态文明建设仅仅是指按自然规律办事，只能依靠经济技术手段才能奏效。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对这些基本观点进行反思，揭示生态文明的本真意蕴，树立科学的生态文明观，是一项保证生态文明建设事业进程和效果的十分紧迫的时代课题。

诘问之一：生态文明

是替代工业文明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吗？

传统生态文明观认为，生态文明是继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人类文明新形态，［1］28并据此断定，生态文明与工业文明在历史时序上是继起和替代的关系，当今人类正处于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过渡的阶段。持这种观点的重要依据是，工业文明是导致生态危机的根源。工业文明的生产方式以赚钱为唯一目的，企业环境治理成本外部化，仅把自然物当成可以买卖的资本；工业文明的生活方式崇尚享乐主义和消费主义价值观，使人的贪婪本性极度膨胀，致使多数人以对自然物的最大限度占有为首要人生目的。在这种逻辑映射下，解决生态危机就必须首先消除工业文明。

生态自然观的基本观点篇3

作为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实践观为基础的美学体系，实践美学内涵着阐发生态问题、拓展生态维度的思想机理，并将随着代表时代主流的生态 科学 与观念更新自身，在 发展 中坚持。当生态平衡与和谐发展成为人类认识自然的最新成就，成为自然的最高价值所在和人类的最高价值所在，人类第一次能够跳出生态之外，以整体的眼光看自然，以他者的视角体验包括自身在内的自然万物，将审美的视野扩大到不可全见的整体生态系统。马克思主义本来就包含着丰富而深刻的生态美学思想，其"自然人化"的观点、人与自然关系的双重性观点、人与自然的关系在现实性上表现为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的观点、人本主义与自然主义相统一的观点等直接与生态问题的探讨相关联；其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于生态理论的研究更具指导意义。实践美学的生态维度研究即是要在马克思主义原理基础上继续探讨人与自然的生态蕴涵，将实践本体与生态观念的相互彰显，以实践作为本体，揭示其中蕴涵着的生态思想生发的根源，并将这一本体贯穿到生态问题所延伸的特别的空间。

哲学 本体论是有关存在及其本原和方式的理论。作为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实践论基础之上的体系，实践美学是以人类探索改造对象世界的物质生产活动为逻辑起点的实践本体论美学。众所周知，大自然是诞生人类的本源，而实践作为本体的意义在于：它既是人类能够以属人的方式在自然中存在，以及所面临的一切问题的起点，也是关于人类的一切问题得以解决的归宿，并蔓延至与人类有关的所有现象与过程。作为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阐发，对马克思"自然人化"、"自然向人生成"伟大思想的继承，实践美学内在地具备延伸生态问题的基础。实践本体论与实践认识论、实践方法论、实践价值观、实践发展观等有机关联，共同成为生态维度阐发的更为直接的的中心。

从实践本体论来讲，实践美学充分肯定自然对于人的本源性、先在性，并认为肯定这一先在性是区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判断标准（特别是刘纲纪先生的《传统文化、哲学与美学》一书中对此作出过重点论证）。与生态中心主义不同，实践美学并没有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停滞不前，而是将这一前提性辩证地融合到以人类物质生产劳动为起点的实践本体之中。将"以物质的自然界为基础的人类社会实践及由此所决定的人的本质的 历史 发展联系起来。"①实践美学认为自从人类以制造工具为标志相对独立于自然，自然界对于人类与自身都发生了一个本质的变化，自然界不再是一个自在的统一体，人类社会从自然的混沌中分离出来。自然整体的流变由以往的单一性存在进入了与人类形成对象性关系的历史时代，人类与自然界分离意义上的沟通正式开始。人类首要的生存内驱力引导人们进行自觉的物质生产，靠劳动与自然交换获取生活资料。这一生存发展的前提确立了自然生态保护的最基本层次：在生命存在的意义上人类能够通过物质生产实践同自然交流并最终达成一致。在保障人类基本生存繁衍需求与条件的基础上，人类必须将自身行为（包括物的生产与自身生产）建立在不破坏自然整体生态平衡的基础上，并以此为标准确定人类正当需要与非正当需要的范围，建立以生态平衡为标准的超越一己目的的价值观、道德观、审美观。

就实践辩证法而言，马克思主义实践美学自马克思恩格斯创建伊始，即以实践为本体的现实性割断了传统主客二分对立的脐带，清除了自然本体与人类中心主义的弊端，将二者有机融合、辩证统一。人类实践将历史过程中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共振相关联，两种关系互为逻辑前提与条件，互为因果与目的，并且在实践历史发展的过程中相互促进。实践美学从人与社会与自身之间的实践关系（劳动生产作为人类的第一实践，处理和表现的正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来揭示人与自然的本质的深层内涵。这就是说，所谓人与自然的生态危机实际上乃是人与社会、人与自身之间的关系的现实表现。正如马克思所言："人们对自然的狭隘关系制约着他们之间的狭隘关系，而他们之间的狭隘关系又制约着他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②因此，从根本上说，正是与三者关系的综合才决定了人类处境的真正本质。当代生态人文研究，多从自然整体性出发，洞见人与自然关系的同一性而忽视人与人关系的和谐对于生态和谐的重要性；过分强调作为价值观的道德的"软性"作用忽视了 政治 、 经济 、技术模式的"刚性"效力。在追问生态危机的社会及人性根源，呼唤生态人格的今天，实践美学这一辩证关联的深层内涵，对于社会现实问题和生态问题的深入认识，对于美学基本理论的生态化改造，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

从人与自然的辩证发展观来看，自然界在人类社会实践过程中逐步向人生成，在这一过程"人类创造环境，环境也创造人"，③构成人与自然之间相互作用的双向对象化关系。④人与自然的对象化关系随生产力发展状况的不同而不断发展变化。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中人依赖自然求生存，工业社会，人类逐步建立了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真正意识到自身的独立地位，在新的意义上开始与万物的沟通。但随即而来的是单向的"自然人化"导致的生态危机，正是在对这一危机实践根源的探求之中，包含人类学内容的自然界才将其生态内涵逐步向人们敞开。由此可见，自然美的追求、生态美的论证正是人类物质生产实践达到了一定的自由程度，或者对达到某种自由有了新的实力之后，新的审美现象的历史展现。是"人化自然"的辩证内涵经历了"自然的人化"单向过程之后，其"双向对象化"内容的全面展开，并突出表现为特定生态时代的"人的自然化"方向的凸显。

从实践认识论来看，实践唤起了人对外部物质世界的意识，形成反思自然与自身的特有能力，即马克思所言："那些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思维和思维的产物。"正是在实践发展的基础之上思维与存在辩证地同步。与生态中心主义重点批判工业社会对自然的破坏不同，"当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指出人只有在改造外部物质世界的实践过程中才能认识外部物质世界，这时，它就已经彻底打破了这种把人所生活的外部物质世界同人改造外部物质世界的实践活动割裂开来的错误观念。"⑤人类与动物不同，能够兼及任何一个种的尺度。⑥尺度是人根据客观事物本身的 规律 所 总结 出来的测量客观事物的标准。生态观念的形成正是人类在实践过程中对于万物尺度的新认识。在对尺度的对象化认识当中，人类通过直接呈现于他面前的生态现象反观自身、认识自己，在劳动中按照生态的规律，有意识地将自身的生存目的和要求与这一规律性认识相结合，即是人类以其主动地"自然化"认识、实现自己的表现。而生态美感的形成，同样是人类兼及万物的尺度而达到某种自由认识水平的产物。

就实践提升为美的自由理想而言， 自然 孕育人类的超然的无限性与人类追求自由理想的潜力相互发掘（启示）构成美的追求无止境。这一以物质生产为起点的过程反复循环，不断上升，人们就不断创造出了更新更美的生活，也不断创造出更新更美的 艺术 。"马克思说得好：只有通过客观上展开的人类生活的丰富内容，才能使人的主观感受性丰富起来。正是这样，只有通过改造社会、改造自然，使人类与自然发生多方面的丰富关系。"⑦生态意识正是人与自然丰富关系的体现，而在生态关系的视阈中，实践的自觉与自由，都离不开对对象性前提的遵循和掌握，只有真正认识和遵循生态 规律 的终极性内涵，才能真正实现生态化实践的自觉。仅仅靠人类自身达不到真正的自由，人能够欣赏整体生态以至超越一己包容自然整体的生命，正说明其自由能力与自由度的提高，说明了人与自然共有的无限。尊重生态高于人类的系统法则，强调对于土地、大自然的热爱，并以此追求与自然统一意义上的人性的完善，正是新时代"天人再合一"的人类理想的表达。这一理想与实践美学所追求的人类社会理想完全一致，最终目标都是对于"自由全面 发展 的人"的塑造，即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人与自然在社会实践中和谐统一的美好理想的最终实现。

生态维度的拓展将以实践美学的逻辑起点、研究对象以及实践唯物主义 哲学 为基础，将实践本体论、实践认识论、实践辩论法纳入到生态问题研究，探讨生态问题的解决以及生态审美观确立的途径，从生态问题与生态学科的启示出发追寻审美活动自身应具有的生态特性，实现生态观念与审美活动的原生特性之间的两极融合。并通过其生态维度从另一途径（人与自然）探索实践美学最终目标--自由全面发展的每一个人，这也是生态人文学者在人与自然达致和谐的基础之上所最终关注的最终对象。

注释：

① 刘纲纪. 《传统文化、哲学与美学》，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第154-155页.

② [德]马克思, 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第25页.

③ [德]马克思, 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第33页.

④ 参见张玉能. 《实践的双向对象化与审美》，《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第4辑.

⑤ 刘纲纪. 《艺术哲学》，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

⑥ 参见[德]马克思. 《1844年 经济 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⑦ 李泽厚. 《美学论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0.

生态自然观的基本观点篇4

[作者简介]陈定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王青，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732）。

曾永成教授从事文艺学、美学的教学与研究已有近四十年了。在漫长的学术生涯中，他始终勤勤恳恳，以中国当代学者的人文关怀为己任，致力于对当代文艺学、美学的学科建构，不遗余力地推进中国文艺学、美学事业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丰硕的理论成果。“感应论美学”“文艺学生态化”“回归实践论人类学”等，都是他立足于当今世界所面临的时代危机，如科技理性危机、环境危机、生态危机、人性异化等，所提出的富有针对性的论题，填补了当代文艺学、美学及其相关研究领域的诸多理论盲点，实现了理论结构的进一步完善。作者力图为当今世界所面临的现实问题，提供符合时代要求的前瞻性解决思路，较好地体现了一位当代学者的时代担当精神和理论创新意识。

曾永成在《走向人本生态美学的三十年》一文中指出：“从1981年到2011年整整30个年头，是我真正从事美学教学和研究的30年，也是我从运用系统原理到运用生态哲学研究审美，最后走进了人本生态美学的过程。”①围绕《以美育美》《感应与生成》等所论述的以“节律感应”为核心范畴的感应论审美观，以《文艺的绿色之思――文艺生态学引论》等为中心主张的文艺生态学思维，以及《回归实践论人类学》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文艺学原典的新解读，可以看作曾永成理论研究走向人本生态美学的三部曲，同时也是中国当代美学和文艺理论建设过程中极富个性特征的代表性著作。作为当代学者的雅范，他在三十多年间所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和的著作，呈现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审美文化精神嬗变的轨迹，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新时期以来当代文艺思想研究的时代风貌和精神特征，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学术史意义。

一、审美探本：感应论美学

1982年，曾永成发表《运用系统原理进行审美研究试探》一文，从系统论角度研究美学问题，从自然与人相统一的大系统出发，解读“自然向人生成”理念，指出美和美感生成这一过程中的系统性，并在各种系统中考察具体事物的审美性质、审美感受、审美关系实现条件等，具有开创性意义，在理论界产生较大影响。在这篇文章中，富有创新意义的“节律形式”的观点已经萌生。

在1986年发表的《审美特性“初感”再思》一文中，他提出了一系列与审美感应相关的创新性想法，其中有关“节律感应”的论述，读来令人耳目一新。他认为：“审美来自于主体与对象之间的节律感应，审美活动是一种节律感应活动，审美关系也就是一种节律感应关系。”①他从中国传统哲学和美学的“气”“气韵”论以及达尔文的“动物美感”说等观点出发，借助宗白华等现代美学家的卓见以及现代物理学的启示，联系审美活动的实际对审美特性的“初感”进行再思，力求更具体地揭示审美活动的本体特性在于节律感应。

曾永成对“节律感应”进行更为充分的阐述则是在1989年6月主编出版的《以美育美――美育理论和实践》一书内。该书从马克思关于“自然向人生成”和“美的规律”等观点出发，以“节律感应”的生命活动机制为基点，对美育的独特规律展开积极探索。全书分为原理篇与实施篇两部分。由他执笔的原理篇论述了美育的目的任务、特殊功能、系统工程和实施原则。实施篇则论述了表演艺术、造型艺术、语言艺术、综合艺术、现实美和科学美的美育问题等，其中“科学美的美育”一章由他执笔，提出了诸多具有创新意义的美育观点，如对科学美的构成、审美特点、美育功能和美育实施的系统论述等，发前人之所未发。他在书中以“大美学观”的理论视野关注审美文化在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之间的中介作用和整合功能，关于美育的直接目的是培育审美的人，审美活动功能的目的和享受相统一的二重性，美育过程和效果的系统控制等内容，在极大程度上推动了对美育认知的深化与开拓。

曾永成所提出的“以美育美”以“节律感应”为基本原理，阐明了美育的基本理论和有关知识的同时，更从实践角度出发指出如何进行美育，突出美育实施过程中的具体方法。这一理论与实践内容，不仅为从事美育教学相关工作的人员提供专业视野，更在极大程度上推动了美育理论乃至美学理论的深入探索；不仅拓宽了美育理论的观照视阈，并有助于推进理论与实践生活相结合，实现具体实施过程之中的有效指导。

1991年出版的《感应与生成》，以与《以美育美》不同的方式，对以“节律感应”为核心范畴的“感应论”审美观进行了更加系统化的阐述。《感应与生成》实际上是曾永成对此前未能正式出版的《普通审美学》一书的改写与补充。曾永成提出，节律是力度、气势、节奏、旋律及其“力的模式”（或张力结构）的总称，审美对象的具有节律特征的形式可称之为“节律形式”；节律是沟通审美主客体之间的必要中介，这一中介通过相互感应的方式推进主客体之间的交流、互动与融合。

《感应与生成》一书引用西方“内模仿”说、“异质同构”说等美学、心理学观念，以及中国古代的典型事例作为依据，以音乐、舞蹈、绘画、建筑、日常娱乐活动等具体形式，证实审美活动都是以节律形式引起节律感应而产生美感的。他在融通古今美学精义的同时，将中国和西方美学在内在命脉上进行对接，把节律感应定位于审美活动的本体特性和生态本性，并对节律形式的类生命特性，它对意义表征和生命体验以及整合与超越的价值和功能，以及功利内容如何被赋予节律形式而转化为美等问题都进行了详细阐释。在这本书中，曾教授对“节律感应”这一审美本体特性问题的探索大体完成。

从1982年《运用系统原理进行审美研究初探》到1991年的《感应与生成》，曾永成对围绕“节律感应”的论述层层深入，逐步系统化，并将之定位于审美活动的本体特性，形成较为完整的感应论美学观。首先，他将系统论的基本原理运用到审美研究中，作为探索审美研究的新课题和新角度，明确人类的审美活动也是一个特殊的系统性领域。接着，他从马克思“自然向人生成”的规律出发，发掘出这一系统运动规律的价值内涵，其肯定性的感性显现就表现出事物运动和结构的节律，这就是所谓美的基本特征。然后，他将人的生命系统节律体现于自然与社会、感性与理性、个体与整体、有限与无限的统一之中，并阐述在审美活动中，通过对有限对象之无限意蕴的感悟及其节律的感应，审美主体产生与审美对象无阻隔的感应契合，物我界限于情感间消弭。由此，审美主体在节律感应的和谐中达于精神自由之境，获得感性的享受，生成真正的审美美感。这就是他审美探本的积极成果。

曾永成所主张的感应论美学观强调，审美活动不仅归结为一种主体对客体的认识论观照，而且本质上是主客体之间的感应活动。长期以来，传统美学倾向于把审美仅仅看作静态的认识论观照性活动，而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由主体直接参与活动的审美方式，忽视了审美的节律感应特性。曾永成的感应论美学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点，在马克思关于审美活动的“对象性”“美的规律”和“自然向人生成”等观点的指导下，打破了传统主客体两分的认识论美学，摒弃人类以往以自我为中心的思维惯性，解构人类中心论的古老论调，以“节律感应”理论揭示审美活动的本体性特征，将对美的形式表现性、意义感悟与生命的动力性体验相结合，突出感应论美学的内涵与特征实质。

感应论审美观强调，在审美过程中不可忽视对象和主体之间有两个重要的中间环节，即作为主体对对象的反映的审美意象，以及作为对对象与自己关系的反映的审美认知。而后，审美主体才有情感反应，即审美态度的情感表现。也就是说，审美对象本身的性质同审美主体所见到、感到的意象并不能等同，对象的自身性质与对象与主体关系的性质也绝非等同。简单的认识论观照难以解决主客体之间复杂的系统论联系。

基于“自然向人生成”理论，曾永成认为，“自然向人生成”说体现了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和审美论的统一，并且指出世界本体是生成着的，“生成”乃是世界本体所拥有的内在属性。因此，人与对象世界之间的种种关系包括审美关系必然被包含于生成之中被不断地调整、修正和推进。生成本体论基础上产生的感应论美学，避免了把人作为绝对主体置于自然之外或其上的认识论思维惯性，而是把人置于自然之中，把自然看成是互相包含、渗透、交融的整体存在，强调美感生成的过程性、爱悦性、共享性等特征。感应论美学突破了传统认识论美学的固有看法，无论从美学理论的发展还是实际运用来看，都满足了现代化美学需要克服传统狭隘观念的现实要求。

在对感应论美学的论述过程中，虽然尚未自觉运用生态思维审视审美活动，但为审美活动生态本性的认定寻求到了明确的落脚点，即“节律感应”。“感应”是审美活动的本体特性，揭示了审美的内在规律，其中蕴藏着审美活动与世界的生态整体性和生态进化的重要秘密。因而，以“节律感应”为中心的“感应论”美学是曾永成后来的人本生态美学的核心命题与特色所在。同时，源于“自然向人生成”规律的“生成”法则几乎贯穿了整个人本生态美学的学理过程，以生成本体论为哲学根基可以以更开阔的视野与更深邃的眼光，从根本上解决人类在建设生态文明过程中所面临的生态难题。

由此，围绕“节律感应”等美学观点逐步系统化的感应论美学可以看作曾永成的美学研究走向人本生态美学的第一阶段。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可以说，当初从系统思维对审美的研究，乃是走向人本生态美学的真正起点。从这个起点开始，我一直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层精义所指引的思维大道上探索前进。”①

二、绿色之思：生态学思维

2000年5月，曾永成的重要著作《文艺的绿色之思：文艺生态学引论》出版。这部著作被视为国内第一本文艺生态学专著，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作者受马克思“自然向人生成”思想启示，从文艺与人类及世界的生态关联着眼，以一种生态世界观或哲学观看文艺，在纷纭复杂的文艺现象与观点背后发现一种统一的内在秩序，从而实现了对长期困扰人类理性的人本主义美学与科学主义美学分裂与对峙的整合。

在这部著作中，曾永成以文艺审美活动的生态本性即节律感应为理论核心，建立了自己的文艺生态学理论构架。作者的理论由一系列文艺生态学观念组成，如含有生气、生机、生命、生殖之意的“生”的观念，含有和平、和善、和谐之意的“和”的观念，含有合作、合谋、综合、融合之意的“合”的观念，含有进取、进化、进步之意的“进”的观念，以及对与之对应的“生态气象美”“生态秩序美”“生态功能美”三种生态美形态的概括，都合理地汲取了中国古代文艺美学中的生命观念，契合文艺的本体特征，能准确揭示文艺与人类生态真实而微妙的关系。他给出的一套文艺生态学范畴，如总体性的文艺生态场范畴，作为子系统的文艺主体生态系统范畴、文艺本体生态系统范畴、文艺功能生态系统范畴，以及文艺生态资源、文艺生态结构、文艺生态位等范畴，作为其理论构架的“网”上之“结”，也都达到了艺术哲学与生态学的自然融合，能恰切地表达其文艺生态观念。而作为整个构架理论基石的“节律感应”概念，其学理内涵的阐发相当深入有力，起到了贯联各理论板块的枢纽作用。

将自然、社会、文化作为人类生存整体来看的人本生态观，所建构的文艺美学理论构架，是一种一元论的文艺美学理论构架。它以“自然向人生成”的生成论观点看待文艺作品这种客观之“物”，对科学主义美学进行了人本主义的综合；它以生态观念看待文艺作品的“主体性”，对人本主义美学又进行了科学主义的综合。这种综合思维，既贴近人类的生命本源，也贴近文艺的本性，称得上是对文艺美学的返本之思，其意义是显而易见的。曾永成历时六载，殚精竭虑，忧患幽思，为我们揭示出文艺作为生态存在的真实景观与基本特征，开启了文艺美学研究的新途径，其理论贡献值得肯定①。

“文艺的绿色之思”是一种诗意化的说法，其基本内涵是在对文艺问题的考察过程中引入生态学思维，面向世界，继承传统，综合创新，将富有时代特色的前沿学术观念与生机勃勃的文艺当代实践紧密结合起来，以期建构具有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生态学。在作者看来，以“自然向人生成”的整体规律的提出，为生态学提供了最广阔的视野和最深刻的理论立足点，在生成本体论的基础上揭示其人本生态观的基本内容，是对马克思学说中的生态学内涵的深刻阐释。作者以此为基点，展开对文艺的生态学思考，对文艺审美活动的生态本性及其生态功能进行了富有创建性的学理考察，寄寓了著述者诗意栖居、守护绿色的人文情怀。

有评论认为，《文艺的绿色之思》中所显露出的生态学思维最突出的意义无疑在于从自然中寻求审美的生态根源。如倪明在《“生态论文艺学”的开创之作》一文中指出：“‘文艺的绿色之思’，正是向大自然的绿色世界吸取生命的营养与活力，寻求文艺生存和发展的启示。”②

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金钱主义”将激烈的竞争关系笼罩于自然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文化生态等领域接连面临不可避免的失衡与难题，同时，人性生态的失衡与分裂更加严重，人与自然的冲突日益激烈。自然、社会、文化这个多层级的生态大系统，以其内在的生态关联生成并制约着文艺的需要和功能，在极大程度上影响着它的变化和演变，甚至会导致文艺领域出现畸形或异化。无论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以及社会的全面进步来看，还是基于中国市场经济的社会发展目标来考虑，我们的文艺都应该在自然的绿色之中探求审美的生态根源，维护和优化自然生态、社会生态、文化生态和人性生态的绿色。

从自然中寻求审美的生态根源，使文艺研究开启一条从自然生态吸取营养的“绿色通道”，推动生态学化的文艺科学的建构与完善。文艺领域在市场经济中对绿色的坚守与培育，有利于促进生态意识与绿色情怀的确立，为市场经济和整个社会的发展实现生态平衡和优化，使经济、社会、文化在生生不息的创生中实现可持续发展。通过真正自觉地珍惜和维护文艺的绿色本性，有助于推动物质与精神、理智与情感等多方面的生态和谐，实现人与自然、社会及其自身的和谐共生。从自然中寻求审美的生态根源，也有利于保护和改善人类的生态环境，促使尽早走出以人性危机为核心的“人类困境”，在中国和世界、中华民族和全人类的互补共生的绿色格局中推动生态文明的建构与实现，优化人类生态的绿色家园。

在此之前，曾永成已发表不少文章，直接或间接地探讨过马克思“自然向人生成”说的生态哲学思想。例如在《从生成本体论到人本生态观》一文中，他旗帜鲜明地揭示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生成本体论的内涵，并以此为基础论述了人本生态观的特征与实质①。

曾永成在该文中提出“自然向人生成”，更简练地表达了“自然界成为人”的内涵，鲜明地揭示了自然生成运动过程中的“向人”属性。“自然向人生成”被马克思用来概括自然史运动过程的规律性，马克思把自然看作与人相联系的存在，并且认为即使是在人类诞生之前它也是向人生成的。马克思“自然向人生成”说揭示出关于世界本体的图景，一个从自然到人，由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到和谐，直至“社会化的人”即真正的人的生成过程，即自然在运行中由物质生成为人及其精神的过程。这是一个开放的、有目的、有方向的，以物质及其能量和信息为本原、以实践为自觉能动因素的生成过程，它最终实现了人与自然界的统一，以及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的统一，达到了真正人的即“类存在物”的水平。

在曾永成看来，“自然向人生成”的哲学内涵揭示出了世界本体的“生成”属性，“生成”是世界本体的内在本性，由此，“生成本体论”应运而生。与哲学史上出现过的各种“本体论”相比，“生成本体论”的理论内涵具有诸多独特性，如：把本体看成从自然到人的生成过程，坚持彻底的唯物主义；内在地肯定劳动实践在自然向人生成过程中的重大意义；在以物质为基础、以实践为中介的前提下，理所当然地肯定精神的本体地位；充分肯定人自身的本体性，并揭示人在自然生成运动中的主体地位；通过对既有本体论合理因素的吸收和序化建构，突出了世界本体的生成性，肯定了世界的进化趋势，等等。“生成本体论”主张世界本体以人及其生成为本，在“为了人”和“通过人”的双重统一中确立人类的生态主体地位，即“人本生态观”。“人本生态观”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态观，其根本特征在于树立了与“自然向人生成”的世界本体相对应的整体性的真理观和价值观；人本生态观肯定了人的存在和生成的生态性，即人是“自然―社会―文化”的生态产物等。

对“自然向人生成”“生成本体论”与“人本生态观”内在联系的阐述，标志着曾永成的人本生态观念的形成，开启了将自然、社会、文化、人性囊括在内的系统性视域，实际上挖掘出一种把终极视域与终极关怀结合于一身的世界观，这就为从总体上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生态思想提供了基础性平台。“人本生态观”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切入点，打开与现代人类生态学之间的沟通渠道，使之介入到当代人类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性实践之中。对人本生态观的发掘和阐发为人本生态美学提供哲学世界观的前提，为当代美学、文艺学领域生态学思维的兴起与活跃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

接着于1999年发表的《人本生态观与美学问题》中，曾永成将人本生态观与审美研究结合起来，向生态思潮吸取智慧，开始自觉地对美学学理本身进行生态学化的改造。他明确指出：“只有从人本生态学出发的美学，才可能对人类走向生态文明的努力给予切实有力的学理支持。而这也正是关系着21世纪中国美学理论走向的重要课题。”这是他面对生态思潮对“美学革命”的呼唤。他运用生态思维，论述了四个基本问题：“审美活动的生态本性”“审美价值的生态尺度”“精神之美的生态定位”和“自然之美的生态意蕴”。对于这些问题，作者都作出了明确的具有生态学特征的回答，因此，这篇文章可以看作曾永成人本生态美学理论的奠基之作。

《从生成本体论到人本生态观》和《人本生态观与美学问题》等文，强调用马克思主义的人本生态观对美学学理本身进行生态学改造，形成了“人本生态美学”的基本思路。可以说，以《文艺的绿色之思》等为中心主张的文艺生态学思维，作为曾永成走向人本生态美学的第二阶段，具有独创性意义与深刻价值。如宋坚认为：“曾永成先生另辟蹊径，其专著《文艺的绿色之思》从人类生态学和美感的自然生成这个独特的视角，系统地论述了文艺的本色、文艺的生成与发展，还原了文艺理论应有的终极关怀精神，从而给传统的、僵化教条的文艺理论注入了生机与活力，使文学和文艺理论重新回到它的原初本体――那就是生命之流奔腾不息、审美之花常开不败的艺术本体。”①

三、解读原典：回归人类学

2005年12月，曾永成所著《回归实践论人类学――马克思主义文艺新解读》出版。他在书中立足于当代语境，摆脱已有的流行性阐述，从实践论人类学对马克思主义原典进行全新解读，推动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新认知，为文艺理论界提供新的哲学思路与研究视角。

21世纪以来，整体性的人类生态危机日益严重，传统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模式受到普遍质疑，市场经济与网络技术在改变人们生活方式的同时，带来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等价值失衡以及深刻的精神危机。马克思主义在新形势下，面临向何处去的问题，需要警惕狭隘化、片面化甚至歪曲化的阐释倾向。这就需要从当今语境出发，立足于21世纪中国和世界的发展实际，对马克思主义及其文艺学原典进行深入解读，与时俱进地加深对马克思主义原典的认识。只有如此，马克思主义才能适合新的现实要求，在指导实践的过程中展现出旺盛的生命活力。

回归实践论人类学，就是从根本上调整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哲学基础的认识。曾永成关注马克思主义早期作品中关于人类学的论述，并以之为理论起点，在“生成本体论”和“人本生态观”的基础上，认识到实践和人的“类本质”生成的独特重要性与整合效用，从而阐发其“实践论人类学”内涵，以此作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生整体形态的重新认识。“实践论人类学”契合了世界本体的生成论与生态属性，消解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绝对割裂，表现出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的统一。以实践论人类学为文艺学理论基础，可以有效避免对马克思主义原典内容的屏蔽以及某些原则性的误解，更能够接近马克思原典的本意；可以帮助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文艺学顺利找到进入21世纪现实语境的切入点与适应性，推动对其学理阐释的与时俱进，充分发挥其时代功用；有利于文艺学理论基础的人类学回归，使其以一种更具包容性与整合力、更有价值导向意义的阐释模式展示马克思主义原典中更加广阔深邃的内在含义。

回归实践论人类学，可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文艺学进行“绿色解读”。长期以来，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传统阐释大多都从意识形态性开始，很少从人类生命根基的角度阐明文艺需要这一文艺活动的出发点，文艺的功能问题探讨难以深入。曾永成以这个根本问题为切入点，本着实践论人类学的整体精神，对生成本体论和人本生态观进行学理分析，再回归到基于两者统一的实践论人类学解读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生态学内涵。他回归文艺审美活动的生态本性，并将其最终落脚在文艺理论的生态学化建设上，在生态思维中建构具有实践论人类学精神的文艺学新形态，将生态论文艺学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建设的当代课题。

曾永成以“走向类的融通”为题，论述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跨越中西文化的思维优势。他指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融合中西方文化的思维优势走向类的融通，不仅表现在“艺术掌握方式”论、“更加莎士比亚化”的自然性精神和“性格”与“意境”的类意识通观等具体问题上，也体现在关于文艺需要和功能这个文艺人类学思维和生态思维的核心问题上。由此，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中国化的内在可能性就从原典出发被揭示出来。建设中国特色的当代文艺理论和美学，最好的思想基础还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人类学及其文艺思想，这为我们展示了最真实的世界图景、最根本的价值观念以及最开放的思维空间。如高云涌在对《回归实践论人类学》的评论中所说：“在由于生态危机而使人类和自然界之间的关系高度紧张的今天，这种基于“返本”进而“开新”的解读，无疑有助于激活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文艺学的内在基因所固有的生命力，有助于使其更加深入而且有力地介入21世纪人类创建生态文明的历史性实践。”①

曾永成所著《回归实践论人类学》一书，整体呈现出一个显著特点，即在以往对生成本体论的阐释的基础上，从实践论人类学对之加以更加深入的考察，明确提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的新理解，即“生成本体论”说，而鲜明地区别于流行的“实践本体论”。

首先，曾永成对马克思理论的阐释与流行的实践本体论不同，认为不仅要如以往的权威性解读一样，强调人与自然通过实践发生的共时态联系，更需要创新性地强调人与自然之间也存在着历时性的生成关系，而且后者是前者的基础和前提。实践对于审美活动的意义不在于其是美与审美得以产生的根源，而在于将其从动物的对象性联系提升为主体性的关系。人类通过实践活动将这种生物性活动提升为主体性活动，并将主体性建立在对象性的基础之上，以此说明自然与人之间存在历时性的生成关系。而这种联系先于实践，修正了以往实践是审美产生的内在根源的误读。

其次，实践本体论对旧唯物主义合理内涵简单摒弃，对这些已经融入马克思主义哲学并具有重要理论内涵的观点不予理睬，不可避免地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片面化。而生成本体论重新唤起对马克和恩格斯的自然史观的关注，纠正了实践本体论的这个思维误区，不仅重视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成性联系，更高度重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的观点，形成“自然―人”大系统的整体观念。

再次，曾永成从马克思主义原典出发，对“自然向人生成”进行科学解读，立足于整体性观点形成“生成本体论”主张，对自然本体论、人本体论、精神本体论以及实践本体论等本体论观点加以序化综合，将世界本体解读为不同形态内在联系的生成过程。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的这种生成本体论的解读，提供了一个更加广阔而深邃的视域，既将传统意义上的实践本体论纳入其中，又避免了它的狭隘性和局限性，并有利于真正吸收其合理内核和美学上的积极成果。

最后，在生成本体论的整体格局中，实践从审美根源的角色中解脱出来，充当自然、人、精神和历史等诸种形态间能动综合的中介。这打破了长期以来审美本体论所默认的人类中心主义的虚妄，体现出自然生态规律对于人类实践的深刻制约性。在生成本体论中考察实践，对于今天的人类建设生态文明的实践极为重要。

以曾永成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人类学作为思维框架进行考察，实践本体论所秉承的可贵的生态关怀与其基本理论内核之间的内在矛盾显露无疑。实践本体论美学追求表达人与自然发展和谐统一，较早意识到人类所面临的自然生态危机，表达了生态关怀理念。而实践本体论的基本观点是强调从实践中寻求美和审美的本质和根源，这种片面高扬主体性的实践正是生态危机的根源，根本不可能解决生态问题。把实践本体论回归到生成本体论，回归到自然主义和人本主义相融合统一的人本生态观，在实践论人类学中对其加以科学的阐释，乃是实践本体论美学克服其生态关怀与基本学理之间的矛盾的根本出路。

生态自然观的基本观点篇5

 

【论文摘要】：生态困境是人类 工业 化历程中所面临的新问题，这一问题一方面构成危机，另一方面又引导着人们视阈的扩大。实践美学的生态维度研究即是要在马克思主义原理基础上继续探讨人与 自然 的生态蕴涵，将实践本体与生态观念的相互彰显，以实践作为本体，揭示其中蕴涵着的生态思想生发的根源，并将这一本体贯穿到生态问题所延伸的特别的空间。 

 作为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实践观为基础的美学体系，实践美学内涵着阐发生态问题、拓展生态维度的思想机理，并将随着代表时代主流的生态 科学 与观念更新自身，在 发展 中坚持。当生态平衡与和谐发展成为人类认识自然的最新成就，成为自然的最高价值所在和人类的最高价值所在，人类第一次能够跳出生态之外，以整体的眼光看自然，以他者的视角体验包括自身在内的自然万物，将审美的视野扩大到不可全见的整体生态系统。马克思主义本来就包含着丰富而深刻的生态美学思想，其"自然人化"的观点、人与自然关系的双重性观点、人与自然的关系在现实性上表现为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的观点、人本主义与自然主义相统一的观点等直接与生态问题的探讨相关联；其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于生态理论的研究更具指导意义。实践美学的生态维度研究即是要在马克思主义原理基础上继续探讨人与自然的生态蕴涵，将实践本体与生态观念的相互彰显，以实践作为本体，揭示其中蕴涵着的生态思想生发的根源，并将这一本体贯穿到生态问题所延伸的特别的空间。 

  哲学 本体论是有关存在及其本原和方式的理论。作为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实践论基础之上的体系，实践美学是以人类探索改造对象世界的物质生产活动为逻辑起点的实践本体论美学。众所周知，大自然是诞生人类的本源，而实践作为本体的意义在于：它既是人类能够以属人的方式在自然中存在，以及所面临的一切问题的起点，也是关于人类的一切问题得以解决的归宿，并蔓延至与人类有关的所有现象与过程。作为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阐发，对马克思"自然人化"、"自然向人生成"伟大思想的继承，实践美学内在地具备延伸生态问题的基础。实践本体论与实践认识论、实践方法论、实践价值观、实践发展观等有机关联，共同成为生态维度阐发的更为直接的的中心。 

 从实践本体论来讲，实践美学充分肯定自然对于人的本源性、先在性，并认为肯定这一先在性是区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判断标准（特别是刘纲纪先生的《传统文化、哲学与美学》一书中对此作出过重点论证）。与生态中心主义不同，实践美学并没有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停滞不前，而是将这一前提性辩证地融合到以人类物质生产劳动为起点的实践本体之中。将"以物质的自然界为基础的人类社会实践及由此所决定的人的本质的 历史 发展联系起来。"①实践美学认为自从人类以制造工具为标志相对独立于自然，自然界对于人类与自身都发生了一个本质的变化，自然界不再是一个自在的统一体，人类社会从自然的混沌中分离出来。自然整体的流变由以往的单一性存在进入了与人类形成对象性关系的历史时代，人类与自然界分离意义上的沟通正式开始。人类首要的生存内驱力引导人们进行自觉的物质生产，靠劳动与自然交换获取生活资料。这一生存发展的前提确立了自然生态保护的最基本层次：在生命存在的意义上人类能够通过物质生产实践同自然交流并最终达成一致。在保障人类基本生存繁衍需求与条件的基础上，人类必须将自身行为（包括物的生产与自身生产）建立在不破坏自然整体生态平衡的基础上，并以此为标准确定人类正当需要与非正当需要的范围，建立以生态平衡为标准的超越一己目的的价值观、道德观、审美观。 

 就实践辩证法而言，马克思主义实践美学自马克思恩格斯创建伊始，即以实践为本体的现实性割断了传统主客二分对立的脐带，清除了自然本体与人类中心主义的弊端，将二者有机融合、辩证统一。人类实践将历史过程中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共振相关联，两种关系互为逻辑前提与条件，互为因果与目的，并且在实践历史发展的过程中相互促进。实践美学从人与社会与自身之间的实践关系（劳动生产作为人类的第一实践，处理和表现的正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来揭示人与自然的本质的深层内涵。这就是说，所谓人与自然的生态危机实际上乃是人与社会、人与自身之间的关系的现实表现。正如马克思所言："人们对自然的狭隘关系制约着他们之间的狭隘关系，而他们之间的狭隘关系又制约着他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②因此，从根本上说，正是与三者关系的综合才决定了人类处境的真正本质。当代生态人文研究，多从自然整体性出发，洞见人与自然关系的同一性而忽视人与人关系的和谐对于生态和谐的重要性；过分强调作为价值观的道德的"软性"作用忽视了 政治 、 经济 、技术模式的"刚性"效力。在追问生态危机的社会及人性根源，呼唤生态人格的今天，实践美学这一辩证关联的深层内涵，对于社会现实问题和生态问题的深入认识，对于美学基本理论的生态化改造，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 

 从人与自然的辩证发展观来看，自然界在人类社会实践过程中逐步向人生成，在这一过程"人类创造环境，环境也创造人"，③构成人与自然之间相互作用的双向对象化关系。④人与自然的对象化关系随生产力发展状况的不同而不断发展变化。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中人依赖自然求生存，工业社会，人类逐步建立了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真正意识到自身的独立地位，在新的意义上开始与万物的沟通。但随即而来的是单向的"自然人化"导致的生态危机，正是在对这一危机实践根源的探求之中，包含人类学内容的自然界才将其生态内涵逐步向人们敞开。由此可见，自然美的追求、生态美的论证正是人类物质生产实践达到了一定的自由程度，或者对达到某种自由有了新的实力之后，新的审美现象的历史展现。是"人化自然"的辩证内涵经历了"自然的人化"单向过程之后，其"双向对象化"内容的全面展开，并突出表现为特定生态时代的"人的自然化"方向的凸显。 

 从实践认识论来看，实践唤起了人对外部物质世界的意识，形成反思自然与自身的特有能力，即马克思所言："那些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思维和思维的产物。"正是在实践发展的基础之上思维与存在辩证地同步。与生态中心主义重点批判工业社会对自然的破坏不同，"当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指出人只有在改造外部物质世界的实践过程中才能认识外部物质世界，这时，它就已经彻底打破了这种把人所生活的外部物质世界同人改造外部物质世界的实践活动割裂开来的错误观念。"⑤人类与动物不同，能够兼及任何一个种的尺度。⑥尺度是人根据客观事物本身的 规律 所 总结 出来的测量客观事物的标准。生态观念的形成正是人类在实践过程中对于万物尺度的新认识。在对尺度的对象化认识当中，人类通过直接呈现于他面前的生态现象反观自身、认识自己，在劳动中按照生态的规律，有意识地将自身的生存目的和要求与这一规律性认识相结合，即是人类以其主动地"自然化"认识、实现自己的表现。而生态美感的形成，同样是人类兼及万物的尺度而达到某种自由认识水平的产物。 

 就实践提升为美的自由理想而言， 自然 孕育人类的超然的无限性与人类追求自由理想的潜力相互发掘（启示）构成美的追求无止境。这一以物质生产为起点的过程反复循环，不断上升，人们就不断创造出了更新更美的生活，也不断创造出更新更美的 艺术 。"马克思说得好：只有通过客观上展开的人类生活的丰富内容，才能使人的主观感受性丰富起来。正是这样，只有通过改造社会、改造自然，使人类与自然发生多方面的丰富关系。"⑦生态意识正是人与自然丰富关系的体现，而在生态关系的视阈中，实践的自觉与自由，都离不开对对象性前提的遵循和掌握，只有真正认识和遵循生态 规律 的终极性内涵，才能真正实现生态化实践的自觉。仅仅靠人类自身达不到真正的自由，人能够欣赏整体生态以至超越一己包容自然整体的生命，正说明其自由能力与自由度的提高，说明了人与自然共有的无限。尊重生态高于人类的系统法则，强调对于土地、大自然的热爱，并以此追求与自然统一意义上的人性的完善，正是新时代"天人再合一"的人类理想的表达。这一理想与实践美学所追求的人类社会理想完全一致，最终目标都是对于"自由全面 发展 的人"的塑造，即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人与自然在社会实践中和谐统一的美好理想的最终实现。 

生态维度的拓展将以实践美学的逻辑起点、研究对象以及实践唯物主义 哲学 为基础，将实践本体论、实践认识论、实践辩论法纳入到生态问题研究，探讨生态问题的解决以及生态审美观确立的途径，从生态问题与生态学科的启示出发追寻审美活动自身应具有的生态特性，实现生态观念与审美活动的原生特性之间的两极融合。并通过其生态维度从另一途径（人与自然）探索实践美学最终目标--自由全面发展的每一个人，这也是生态人文学者在人与自然达致和谐的基础之上所最终关注的最终对象。 

 

注释： 

① 刘纲纪. 《传统文化、哲学与美学》，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第154-155页. 

② [德]马克思, 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第25页. 

③ [德]马克思, 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第33页. 

④ 参见张玉能. 《实践的双向对象化与审美》，《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第4辑. 

⑤ 刘纲纪. 《艺术哲学》，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 

⑥ 参见[德]马克思. 《1844年 经济 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⑦ 李泽厚. 《美学论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0. 

 

生态自然观的基本观点篇6

[中图分类号] A8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639（2012）04-0001-06

自然观是人们关于自然界及其与人类关系的总的观点，它是人们认识和改造自然界的本体论基础和方法论前提。自然观在发展的历程中，经历了朴素唯物主义、机械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等阶段，它和自然科学发展相一致，并随着每一时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而改变自己的形式，它始终存在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等论争，并由此推动其发展。

马克思主义自然观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自然界及其与人类关系的总的观点，其核心是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马克思主义自然观是唯物的、辩证的、实践的、历史的、科学的自然观，是具有革命性、科学性、开放性和与时俱进等特点的辩证自然观，是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从形成和发展两个方面对马克思主义自然观进行概述，试图以此掌握其本质和特征。

一、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形成

马克思主义自然观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吸收朴素唯物主义自然观和机械唯物主义自然观中的先进思想以及当时的自然科学成果的基础上形成的，它形成的重要标志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

（一） 朴素唯物主义自然观是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形成的思想渊源

朴素唯物主义自然观是在社会生产力极不发达、人们认识和实践能力十分低下的背景下，吸收原始宗教神话自然观并以自然哲学为基础形成的，古代中国和古希腊的朴素唯物主义自然观是其代表。朴素唯物主义自然观的主要观点是：自然界是物质的、生成的、相互联系和运动变化的；人来源于动物，生物是进化的。朴素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典型代表是古代中国和古希腊的朴素唯物主义自然观。它具有整体性和直观性、思辨性和臆测性、自发性和不彻底性等特点。

朴素唯物主义自然观存在着如下缺陷：总体上是唯物主义但蕴含着唯心主义的因素；只探索纯粹自然界本原，不关心人类社会，不能满足民众的需要；不能科学地说明自然界等。因此，它“在以后就必须屈服于另一种观点”[1]，“开初被神学的自然观所冲击”[2]，以后，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中，达·芬奇等人对中世纪宗教神学自然观进行了批判，朴素唯物主义自然观“继而为形而上学的自然观所代替”[3]。

朴素唯物主义自然观为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形成提供了思想渊源。第一，马克思在他的题为“德谟克利特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差别”的博士论文等论著中，吸收了伊壁鸠鲁批判目的论和宿命论，主张原子既有直线运动又有偏斜运动，既有必然性又有偶然性的原子论思想，形成了人对自然界具有能动性作用的自然观思想，并“已经有了辩证自然观的萌芽”[4]。第二，恩格斯在他的《自然辩证法》等论著中指出：“在希腊哲学的多种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差不多可以找到以后各种观点的胚胎和萌芽。”“我们在哲学中如同在其他许多领域中一样，常常不得不一再回到这个小民族的成就方面来。”[5]第三，列宁称赞赫拉克利特的朴素唯物主义和自发辩证法思想“是对辩证唯物主义原则的绝妙的说明”，赞誉他是“辩证法的奠基人之一”[6]，并吸收了他的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观。

（二）机械唯物主义自然观为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形成起到促进作用

机械唯物主义自然观是16-18世纪的自然科学家和哲学家在吸收古代毕达哥拉斯的“数本原论”、德谟克利特等人的“原子论”、阿利斯塔克的“地动说”和亚里士多德的“位移运动说”等思想，根据牛顿经典力学等自然科学成果，概括和总结自然界及其与人类的关系所形成的。它的主要观点是：自然界是由物质构成的，具有绝对的不变性；它由不可再分的微粒构成；自然界的物质运动是来源于外力作用的、遵循因果规律的机械运动；人与自然界都是机器，并且是分立的。它具有机械性、不彻底性（包括革命的不彻底性和信仰上帝的不彻底性）、形而上学性等特点。它在形成以后，被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继承和发展，并以此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甚至“统治了十九世纪的整个上半叶”[7]。

机械唯物主义自然观存在如下缺陷：以机械决定论认识自然界、以因果决定论看待自然界、以孤立和静止的方法研究自然界等。因此，它虽然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但是，它仍受到如下挑战和冲击 ：第一，它受到哲学的挑战。例如，斯宾诺莎主张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莱布尼兹主张自然界不是需要外力推动的机器，而是运动变化的有机体；狄德罗认为不能把自然界的物质运动还原为机械运动，主张有机物的发展是由低级到高级的进化过程。第二，它受到自然科学的冲击。它首先被康德和拉普拉斯共同创立并被证实的“星云假说”打开了“第一个突破口”，以后，它又接连被地质学和古生物学、有机化学、力学的热理论、细胞学说、生物进化论、解剖学、气象学、动物地理学和植物地理学、自然地理学等领域的自然科学家及其研究成果打开了一个又一个突破口[8]，最终被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所取代了。

机械唯物主义自然观为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形成起到了促进作用。第一，“它挑战了从亚里士多德传承下来并被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经院哲学所修正的传统自然哲学的基础”，“对亚里士多德学派关于天界物理和地上物理有着根本区别的观点提出了意义深远的质疑”[9]，批判神人同形同性的“人格神”观念和神有意志和目的的谬论；它强调自然界存在的客观性、物质性和发展的规律性，“否定了作为宇宙主宰的上帝，也否定了脱离肉体的灵魂”[10]，传承了朴素唯物主义自然观的思想传统，为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形成创造了条件。第二，它注重经验事实和观察实验，注重把经验作为知识的来源和检验真理的方法，把观念与经验的符合作为真理的标准，从而培植了求实和崇尚理性的科学精神，促进从注重神学教义到注重经验事实的转变，从注重思辨和想象到注重观察、实验和数学推理的转变，从注重把宗教作为判定认识标准到注重把实践作为判定认识标准的转变；它主张通过观察、实验、分析等科学方法研究自然界，强调分析方法在整理材料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为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形成提供了方法论前提。

（三）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是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形成的重要标志

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以19世纪的自然科学成果为基础，批判地继承了古希腊朴素唯物主义自然观，吸收了法国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德国唯心主义自然观中的合理因素，概括和总结自然界及其与人类的关系形成的。它主要观点是：自然界是客观的、变化发展的物质世界；“物质在其永恒的循环中是按照规律运动的”[11]；物质运动在量和质的方面都是不灭的，时间和空间是物质的固有属性和存在方式；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意识和思维是人脑的机能；实践是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界的主观见之于客观的、能动的活动，是人类存在的本质和基本方式；认识自然界要遵循客观性原则。它具有实践性、历史性、辩证性、批判性等特点。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在形成以后，被19世纪末物理学的新发现（X射线、放射性和电子）和20世纪初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等现代物理学证实和发展，被20世纪60年代起兴起的复杂性系统科学丰富和发展。

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成为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形成的重要标志。第一，它扬弃了机械唯物主义自然观，在更高的基础上实现了向古希腊朴素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回归。它吸收了法国唯物主义自然观的经验反映论，克服了其只承认人的受动性而忽视其能动性等缺陷；吸收了德国唯心主义自然观的辩证法思想，克服其抽象地认识人的能动性等缺陷，实现了唯物性、辩证性、实践性和历史性的辩证统一。第二，它主张实践是人有意识、有目的的对自然界的否定性活动，人的劳动实践使人在与他的劳动对象发生物与物的自然关系的同时，还发生了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它是自然史与社会历史相统一的衔接点，使得自然界不仅是先在的自然界，而且是自然史和人类史相统一的自然界。它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看成是共同遵循辩证法规律的统一的历史过程，主张自然史是社会史的基础，自然史的发展和社会史的发展都受到统一的客观规律的支配，从而实现了自然观和历史观的统一，为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第三，它倡导的辩证思维方式“对于现今的自然科学来说”，“恰好是最重要的思维形式”[12]，“因为只有辩证法才为自然界中出现的发展过程，为各种普遍的联系，为一个研究领域向另一个研究领域过渡提供类比，从而提供说明方法”[13]。科学家如果蔑视它，就“连两件自然的事实也联系不起来，或者连二者之间所存在的联系都无法了解”[14]，并因此而“不能不受惩罚”[15]：牛顿蔑视它，其“在晚年也热衷于注释《约翰启示录》”[16]，成为“虔诚的信奉正教的基督教徒”[17]；华莱士等人蔑视它，“竟似乎变成了从美国输入的招魂术和请神术的不可救药的牺牲品”[18]。因此，要“学习以往的哲学”（古希腊哲学、德国古典哲学等），“仔细地研究一下辩证哲学”[19]，“吸取理论思维的经验教训，提高思维能力”[20]，加强对辩证思维能力的训练和培养。

二、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自然观是在20世纪科学技术和社会进步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系统自然观、人工自然观和生态自然观是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发展的当代形态，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重要内容，是科学发展观和生态文明观的重要理论基础。

（一）系统自然观

系统自然观是关于自然界的存在及其演化的观点，是以复杂性系统科学等为基础，对自然界系统的存在方式和演化规律的概括和总结。

系统自然观在古代可以追溯到希腊和中国，在近代可以“追溯到莱布尼兹，追溯到尼古拉和他的‘对立物的统一’，到帕拉赛塞斯的神药，到维科和伊本-卡尔顿的认为历史是文化实体或‘系统’的一个序列，到马克思和黑格尔的辩证法”[21]。其中包括古希腊赫拉克利特关于“世界是包括一切的整体”[22]思想，德谟克利特关于“宇宙是个大系统”的思想，亚里士多德关于“整体大于它的各部分的总和”[23]的思想，古代中国《易经》等文献关于自然界由“阴阳”和“五行”构成的统一的、“自发的有组织的世界”[24]的思想。近代狄德罗主张自然界是由各种元素构成的物质的总体，经历了由低级到高级的进化过程，霍尔巴赫认为自然界是由“不同的物质”和“不同的运动的组合而产生的一个大的整体”[25]，康德主张系统具有内在目的性（系统的结构和功能适应于其内在目的）、自我建造性（系统可以内在地扩充增大）和整体在先性（系统整体先天地规定了其整体的内容及其要素的位置）等特征[26]，黑格尔主张系统通过整体和部分、部分和部分之间的矛盾作用进化发展，马克思运用系统论思想研究人类社会的结构及其演化规律，恩格斯主张“自然界构成一个体系，即各种物体相联系的总体”[27]。

系统自然观的主要观点是：自然界是简单性和复杂性、构成性与生成性、确定性和随机性辩证统一的物质系统，系统是由若干要素通过非线性相互作用构成的整体，它具有开放性、动态性、整体性和层次性等特点；系统以进化和退化相互交替的形式不可逆地演化着，进化是系统以对称性破缺为路径的有序化过程，分叉和突现是其演化的基本方式，开放、远离平衡态、非线性作用和涨落等构成其演化的机制；自然界经历着“混沌—有序”不断交替的循环循环过程。系统自然观具有系统性、复杂性、演化性、广义性等特点。

系统自然观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第一，它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物质论。它强调了自然界物质的系统性和系统的客观实在性，论述了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类型和特征及其非线性作用机制，否定了机械唯物主义将物质实体化和机械化的观点，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关于物质的普遍联系和相互作用的观点。它强调了自然界系统的循环演化性，论述了演化的本质、特征及其机制，否定了机械唯物主义自然观的机械决定论思想，丰富和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运动观。它把时间从一个外部参量转变为自然界系统内在属性，强调了自然界系统结构中时间和空间的统一性，论述了时间、空间和系统演化的关系，否定了机械唯物主义自然观的绝对时空观，丰富和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辩证时空观。第二，它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它不仅注重认识作为部分要素的实体，而且注重认识这些要素实体之间、它与整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从而实现了从认识物质实体到认识系统关系的转变。它运用系统方法（如整体优化方法、系统工程方法等）研究系统的性质、特征、结构及功能、演化等，以系统思维方式丰富和发展了辩证思维方式，并通过推动跨学科研究，促进了自然科学之间、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相互融合、统一。第三，它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价值论。它从系统的角度考察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主张人与自然界的价值关系是一个系统关系，其中的自然价值和社会价值是相互作用的，从而超越了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或人类中心主义的桎梏，达到了对人与自然界价值关系的辩证认识。第四，它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论。它主张人和自然界的实践关系是一个系统关系，实践系统因受自身内部要素和外部环境因素影响而演化着，并决定了人和自然界的关系的演化，从而在认识天然自然界和社会自然界、自然史和人类史、自然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关系方面实现了辩证统一，即实现了自然观、认识论、方法论、历史观和价值观的辩证统一。

（二）人工自然观

人工自然观是关于人类改造自然界的总的观点，是以现代科学技术成果为基础，对人工自然界的存在、创造与发展规律及其与天然自然界的关系进行的概括和总结。

人工自然观的思想渊源是：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关于“床”和“人工产品”的概念[28]，亚里斯多德关于“人工产物”或“人工客体”的概念[29]；中国古代关于“制天命而用之”的“勘天”思想[30]和“人工”或“人力”（人类创造自然的能力）、“百货”（农业和手工业的产品）、“百工”（制造器具的工匠）等概念和思想；近代培根主张“在物体上产生和添加一种或多种新的性质”并“在尽可能的范围内把具体的物体转化”[31]，霍布斯主张人既属于自然物体有属于人工物体，康德提出“人为自然界立法”[32]，黑格尔论述了改造自然过程中的目的和手段之间的辩证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人化自然界”、“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和“人类学的自然界”[33]的思想。

人工自然观的主要观点是：人工自然界是人类通过采取、加工、控制和保障等技术活动创造出来的相对独立的自然界，它具有目的性、物质性、实践性、价值性和中介性等特征；它来源于天然自然界，既有自然属性又有社会属性；它既遵循天然自然规律又遵循其特殊规律，并在总体上从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循环演化着；正确认识技术的经济和生态价值，采用生态科学和系统科学的方法，通过研究开发和应用生物和生态技术，创建资源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和生态型的人工自然界。人工自然观具有主体性、能动性、价值性等特点。

人工自然观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第一，它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它研究人类改造自然界的实践活动，关注最能体现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创造领域，充分论证了自然界的现实性和“社会—历史”性的特征，超越了认识自然界的范围，拓展了自然观的研究领域，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第二，它实现了唯物论、辩证法、实践论和价值论的统一。它论证了创建人工自然界历程中的主体和客体、能动性和受动性、自然史和人类史、自然界内在价值和人类自身价值的辩证关系，克服了近代唯物主义经验论和唯心主义思辨论的固有缺陷，实现了唯物论、辩证法、实践论和价值论的辩证统一，进一步凸显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能动性、实践性和革命性特征。第三，它有助于实现人工自然界和天然自然界的统一。它不仅论证了人工自然界的存在和发展，而且对人类创建人工自然界的行为及其结果进行反思性批判，强调了人工自然界的生态化及其和天然自然界的和谐共存，并主张创建人工自然界既要遵循自然规律，又要遵循社会规律，还要尊重人文价值， 使得马克思主义自然观成为既反映天然自然界又反思人工自然界的科学自然观。

（三）生态自然观

生态自然观是关于人与生态系统辩证关系的总的观点，是在全球生态危机的背景下，依据生态科学和系统科学的成果，对自然界及其和人类的关系进行的概括和总结。

生态自然观的思想渊源是：古希腊人海波克拉提斯论述了植物和气候变化的关系，阿纳克西曼德猜测“人来自不同种类的动物”[34]，恩培多克勒认为“人类从土中生成”[35]，阿那克萨戈拉认为人是起源于动物的“最聪明的动物”[36]，亚里士多德主张人和其他有机体共存于自然界系统中；古代中国提出了“天人合一”的思想，主张人类只是天地万物中的一个部分，人与自然是息息相通的一体，人与自然界之间要和谐共处、协调发展；近代斯宾诺莎主张人的主观感情、欲望都是自然的一部分，要顺应自然。卢梭指出：“人类征服自然界的自由并没有带来人的自由，技能的进步并不伴随着道德的进步。”[37]霍尔巴赫认为：“人是自然的产物，存在于自然之中，服从自然的法则。”[38]马克思恩格斯主张人是自然界的产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要与自然界和谐一致；改革造成人和自然界相对立的资本主义制度，促进人与自然界协调发展；通过实现自然主义（即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和人道主义（即主张人享有公正和平等的权利和义务）的统一，真正解决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实现“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39]，实现共产主义。

生态自然观的主要观点是：生态系统是由人类及其他生命体、非生命体及其所在环境构成的整体，它是自组织的开放系统，具有整体性、动态性、自适应性、自组织性和协调性等特征；人类通过遵守可持续性、共同性和公平性等原则，通过实施节能减排和发展低碳经济，构建和谐社会和建设生态文明，实现人类社会与生态系统的协调发展；人与生态系统的协调发展仍应以人类为主体，仍应包括改造自然的内容，注重保护生态环境和防灾减灾；生态自然界是天然自然界和人工自然界的统一，是人类文明发展的目标。生态自然观具有全球性、批判性、和谐性等特征。

生态自然观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第一，它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处的时代，人类对自然界的破坏行为所导致的生态问题并未像目前这样成为全人类共同关注的全球性问题。他们虽然对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进行了批判，并提出了自己的生态自然观思想，但是，当时处于描述阶段的生态学没有为他们批判奠定科学的理论基础。生态自然观以现代生态学尤其是人类生态学为理论基础，针对全球生态和环境问题，提出了较为系统的理论，并强化了人与自然界协调发展的生态意识，促进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在认识人类与生态系统关系方面的发展。第二，它有助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指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生态自然观强调的包括当代人和后代人在内的人类主体论、追求的人和生态系统的和谐发展以及对人和自然界相互关系的系统认识和处理方法等都和科学发展观思想相一致。生态自然观所关注的人的自然界的关系，是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础，因此，它为科学发展观的制定和落实提供了理论前提。第三，它有助于建设生态文明。生态文明是指人们在改造自然界的同时，通过不断完善社会制度、改善人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促进经济、社会和环境协调发展，建设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新的社会文明，它对于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生态自然观强调重新审视和辩证理解“人类中心主义”，正确认识人类与生态系统的关系，实现自然生态文明，而自然生态文明是社会生态文明的基础，因此，生态自然观为建设生态文明奠定了理论基础。

（四）系统自然观、人工自然观和生态自然观的关系

系统自然观、人工自然观和生态自然观都将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而改变自己的形式并促进其完善和发展。它们作为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发展中的三个形态，既相对独立又相辅相成，共同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都围绕人与自然界关系这个主题展开研究，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它们都坚持人类与自然界、人工自然界和天然自然界、人与生态系统的辩证统一，都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提供了理论依据，为实现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奠定了理论基础。

系统自然观为认识人工自然观和生态自然观提供理论和方法；人工自然观随着人类对科学技术的应用及其后果的反思和批判而发生变革并由此向生态自然观转向；生态自然观作为人类自然观发展史上最先进的一种自然观形态，将在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和生态文明建设中发挥自己的作用。

系统自然观为正确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新的思维方式；人工自然观突出并反思了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生态自然观站在人类文明的立场，强调了人与自然界的协调和发展。它们在研究人与自然界的关系方面相互关联：系统自然观通过系统思维方式，为人工自然观和生态自然观提供了方法论基础；人工自然观通过突出人的主体性和实践性，为系统自然观和生态自然观提供了认识论前提；生态自然观通过强调人与自然界的统一性、协调性关系，为系统自然观和人工自然观指明了发展方向和目标。

三、结语

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作为科学的、实践的、唯物的、历史的自然观，它是在自然科学（技术）的发展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形成”和“发展”都是建立在当时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基础之上的。这也正如恩格斯说的那样：“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40]

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形成，是依据19世纪自然科学的革命尤其是自然科学领域中的“三大发现”，在自然观的总体形态上发生了变革；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发展，是依据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在具体的自然观领域上发生了变革。形成也好，发展也好，都依据的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成果，不同的是，形成的是总体形态的自然观，发展的是具体形态的自然观。由于仅仅依据现代科学和技术，很难在总体形态上再形成全新的自然观，况且，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是发展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发展是在继承其理论基础之上进行的，是继承性发展或者是丰富性发展。

“中国共产党人将其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41]。由此也可以说，中国的自然辩证法工作者将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的人和自然界的实践关系相结合，在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基础上，正在为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做出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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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自然观的基本观点篇7

中图分类号：TU986文献标识码： A

城市景观生态网络研究是最近数年城市景观生态发展的重要课题。城市景观生态网络空间模式城市区域设计，可以在城市绿地规划，生态城市总体规划中起到指导方向和总揽全局的特殊作用。国内许多学者尝试将景观生态网络与景观生态格局进行融合，创建出理想的景观生态空间模式。根据实际研究与分析，景观生态网络与城市规划设计是构建生态化城市重要的理论实践基础。

一、城市景观生态网络及基本形态特征

城市景观生态网络是一个生态系统空间，涉及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经济环境等诸多方面，是经过多方环境融合重组后所形成完整的城市系统。城市景观生态网络具有开放性、不稳定性、协调需求性、高度聚集性的系统特征。

在城市景观生态网络中，形成网络的重要环节就是结点。当结点处于生态网络向外延伸的源头位置时，会形成具有向外扩散特征的景观生态网络形态；当结点处于生态网络向内部收拢的凝聚位置时，会形成具有向内紧缩特征的景观生态网络形态；树枝状网络形态是因为扩散或聚集的水流而构成，此形态的分支现象频繁出现在基质遇到堵塞的位置，从而导致出现分支状况。直线网络和不规则网络，往往是因为横轴力度柔弱，并同时受到多角度的力量牵制，而形成力量僵持形成的特殊形态。

通过对这一理论获的进一步剖析，经分析表明：分支网络形态和环形网络形态是不同驱动力下的城市景观生态网络的两种不同表现形式。

基于景观形态特征的空间生态网络，根据景观形态特征的分析，学者们总结出八种城市景观生态网络类型。

①“项链类型”是城市道路、灌木、管线廊道、河流等典型环境的线性模式。

②“图样细胞类型”是构建“项链类型”的区域单元的基本模式。

③“蜘蛛类型”是经由一个中心结点，并且向四周扩散出多条连接线，与附近景观元素组成整体的模式类型。

④“十字架类型”是由四个分散的极性键连接到中心结点的分散性结点。

⑤“卫星类型”是一种独立景观元素构建而成，由一个结点与一条连接线组成的模式类型。

⑥“网络模式类型”是三个或者三个以上的规模景观元素，反复连接后构成的模式类型。在此类型中存在结点所延伸出的连接线数量基本相同的现象。

⑦“枝状类型”是以一处景观元素为中心，通过中心景观元素向两侧分别延伸出不同的连接情况。其中延伸出的一侧，仅与一种景观元素向连接；另一侧延伸出的连接线却同时与数个不同景观元素向连接，形成一种树枝状的网络结构类型。

⑧“刚性多边形类型”是以四个景观元素或更多的元素结点，共同连接在一个结点处，并且形成一种类似多边形的网络结构类型。

二、城市景观生态网络的典型图式

构成城市复杂网络和基础景观元素图示的最基本条件是城市景观生态网络形态。在多元化的城市景观生态系统中，不同的作用机制和不同的景观空间，都将想成千差万别的基本结构模式，从而相互融合成为更具复杂性的综合性网络结构模式。

1.市域尺度上的水景树空间生态模式

水景树在空间形态上是枝状模式的典型表现形式；纵向纬度是其主要延伸空间网络的表现形式，水景树的生态模式在空间形态上具有向两个方向展开的特点。

一个方向是生态网络结果形成大范围的区域：水景树通过完整的空间构造，在大范围的区域中保持完善的生态循环布局。利用河流的网络空间，实现对空间范围内的功能性空间进行规划和优化建立。

另一个方向是河流系统在城市内部的空间网络：不同的城市都存在不同的河流等级，并且在城市的内部构建与城市融为一体的河流水系网络空间。在河流水系对城市空间重新进行分割和规划的同时，潜移默化地影响城市多样化的镶嵌状态的土地元素，并且在城市功能区的自然空间中奠定最终格局分布。这样的河流系统空间网络，对城市的生态规划起到奠定基础的作用，因为土地元素是自然景观的承载体，河流系统空间网络对土地元素的重新规划，实际上也直接将城市的生态规划进行一次划分梳理。

水景树空间网络，在形成区域生态连接，构建完整生态格局的同时，对自身的完整性和稳定性也存在一定的需求。

①城市内部各级水系需要保持连续性以及完整性。

②城市内部各级水系需要建设不同程度的生态缓冲区域。

③城市内部各级水系需要与公共休闲空间以及城市防灾避难空间进行连接。

2.平原城市半自然景观为主的交叉网络

进行平原城市半自然景观为主的交叉网络探究过程中，参考下图有利于进行参考与分析

平原城市半自然景观为主的交叉网络示意图

图中结点分别代表不同景观元素：RV代表河流；F代表农田；H代表灌木S代表森林。在图中，灌木景观元素围成的农田形成典型的蜘蛛空间模式。即图中心位置的F结点所连接形成的空间结构。图中，一个独立的结点H与基质相连接形成孤立的灌木丛；而另一面则出现大面积相互交错形成的灌木丛农田，即F结点形成典型的卫星空间模式。在结点FP向侧连接的河流与向右侧其它景观元素所相连构成的是枝状空间模式。

通过对图进行分析，该城市的空间结构以农田为中心，采用农田、灌木、森林景观元素，借助河流形成的大面积湿地，构建城市与农田的生态通道的方式，来达到城市郊区与主城区的生态缓冲空间上的效果。

3.岛屿城市的生态网络

进行岛屿城市的生态网络探究过程中，因为岛屿与陆地的自然环境差距巨大，所以岛屿生态空间具有特殊性。在岛屿的特殊生态空间的分析研究中，例如： A与B两个岛屿没有封闭环境的形成，而假设生态网络B的主要通道形成闭合，那么B生态网络空间将逐渐形成C。以C的生态网络为基础机构，通过有效的连接在规划方式，可以将C构建成具有复杂性的生态网络D。在D的基础空间结构上，根据实际情况将廊道分散，分别延伸连接到各个道路，形成整体相互连接的生态网路E。

通过分析，A至E的生态空间改造过程可以得出，在完善岛屿城市的生态网络规划中，要将岛屿中的不同元素结点进行充分的连接，促使岛屿城市的生态空间获得不断的完善与发展。

结语：通过对城市景观生态网络及基本形态特征的分析，获得生态网络空间的特点及规律，为城市建设和景观设计提供些参考。

参考文献：

生态自然观的基本观点篇8

[作者简介]赵良，山东理工大学法学院2006硕士研究生，山东淄博255049

[中国分类号]K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9)04-0027-03

生态文明观是在对“人类中心论”以及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和经济行为深刻反思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种理论观点，它的根本点就是要求人类重建人与自然和谐与统一的关系，即“社会生态系统的良性运行”，必须是一种社会各种关系的“和谐相济”，是社会和谐或是和谐社会。因而，生态文明也就成了“社会和谐文明”的代名词。

一、生态文明的新视野

生态文明观是当前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焦点。从人与自然关系的角度看，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的生态文明观：

第一种生态文明观就是人与自然的自然性和谐。这种生态文明观认为，所谓生态文明是指人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又主动保护客观世界，积极改善和优化人与自然的关系，建设良好的生态环境所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在这里，生态文明是指人类保护与恢复自然而不是指改造与变革自然的活动及其产物。因为“人与自然的关系建立在实践活动基础之上，而建构人与自然关系的实践活动，从总体上讲，应该包括两种：一是改造自然的物质生产活动，这体现了人的能动性，它所取得的积极成果即为物质文明；二是保护自然的实践活动，这体现了人的受动性，它所取得的积极成果即为生态文明”。

这种生态文明内涵定位于人类保护与恢复自然以实现自然生态平衡上，最鲜明和直接地反映出其概念提出的实践意图。它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一样都是对社会系统的横向划分，也就是说，生态文明并不是只有到了人类文明历史发展到高级阶段时才能具有的形式，历史上也存在着生态文明的精华，这就更有利于我们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全面辩证地反思和汲取历史经验，而且它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是一种在内容上既相互区别又相互包容的并列关系，这又能较好地在理论逻辑上展现与论证“四个文明”协调发展的必要性与正确性。因此，从上述意义上说，这是一种比较理想的生态文明观。

第二种表现为人与自然的能动性和谐。这种生态文明观强调“生态文明”是继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后一种新的现实可能性生态文明。人类文明的演进曾经经历了一个从古典朴素的生态文明，到现代科学文明的过程，很可能还要经历一个“后现代的生态文明”的否定之否定的阶段。“生态文明”视野形成的基础在于“现代性危机”的约束条件和绿色和平运动以及生态经济的新兴潮流。这种生态文明观从人类文明演进的角度把生态文明看作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高级阶段。从人与自然的关系看，这种观点强调人作为一种生动的存在物面对自然的限度，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不是无限的，人更应发展自己与自然和谐的能力，而不是征服改造自然的能力。

第三种就是人与自然的社会性和谐。这种观点认为，生态文明的“本质要求是实现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的双重和谐目标，进而实现社会、经济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生态文明就是地球生态系统中的社会生态系统(依生态主体或社会实践主体的位置而呈现相应的层次性)的良性运行，既指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的社会关系的和谐相济(含整体的和系统分层的以至时代相继的和谐关系)，又包容处在这样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中所取得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一切成果。”并得出“生态文明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之间并不属于并列关系，生态文明的概括性与层次性更高、外延更宽”的结论。显然，这种生态文明观的实质就是指整个“社会生态系统的良性运行”，是社会各种关系的“和谐相济”，是社会和谐或和谐社会。因而，这种生态文明也就成了“社会和谐文明”的代名词。

与前两种生态文明观相比，这种生态文明概念偏重于人类社会发展的理想境地与高级形态，它不仅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不同于所谓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而且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也不同于人类已有的文明。它所追求的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的境界实质上相对应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理想。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

二、生态文明观对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启示

第一，从生态文明的本质特征和基本原理分析中可以看出，生态文明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目标和本质特征都是一致的，基本原理是相通的。生态文明观反映了人类新的生存与发展方式，它从西方传统的人与自然相对立，人类征服自然并成为自然的主宰，转向和谐协调，同时也注重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协调。这种以人一自然―社会复合体和谐协调的生存与发展理念，与时俱进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它可以应用到构建和谐社会中去。生态文明特别强调把发展生态生产力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第一要务，这就为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了根本的保障；生态文明观克服了单纯从人类角度看问题的传统思维偏向，注重从人一自然―社会复合体来分析研究问题，认为自然界、人类、人类社会组成一个庞大复杂的巨系统(母系统)，三者从来都是交融，在一起，综合演进，即复合体的整体演进。自然界、人类自身、人类社会是三大分系统，构成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三大主要关系(它们各自还有许多子系统以及下位层次的孙系统等)。其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基础，人与人的关系是核心，人与社会的关系是最高层次。系统的各个部分只有有机联系、合理配置和协调演进，母系统才能够合规律、合目的地运动和发展。相反，其中任何一方面不协调，或是配置不合理，都会影响到其他方面，进而影响到母系统的运动和发展，甚至使系统消亡。这是从系统的整体的方面观察问题，它可以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方法论的服务。此外，生态文明揭示的和谐协调与持续发展全面繁荣的内在有机联系及其客观规律，也是我们今天构建和谐社会所必须遵循的。

第二，生态文明观认为，和谐协调的核心是融会贯通。融会包含着包容、消化与吸收，贯通包含着联系与互补。这里又包含着差异和冲突，而差异和冲突又蕴含着多样性。所以，生态文明观揭示

生态自然观的基本观点篇9

生态问题是世界的一个共同难题，也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一个非常迫切的、现实的问题。如何使人和自然和谐相处，人类在反思整个社会发展过程中，生态自然观的出现成为必要。科学发展观在生态自然观的基础上，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一、生态自然观与科学发展观

（一）生态自然观

生态自然观是以系统论、生态学等现代科学为基础，在生态价值观的影响下形成的。生态自然观认为人是自然之子，应该友好对待自然，整个生态系统是一个由相互依赖的各个部分组成的统一体。人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在生态上与其他生物是平等的，要与自然和谐相处，尊重自然。生态自然观的形成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使人们在生产和生活实践中逐渐形成的，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从古至今，人类社会科技每一次向自然界进军，在使人类社会物质财富不断丰富的，同时极大地消耗着自然资源和严重破坏着生态环境，致使自然界对人类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报复。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告诫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在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在往后再往后却发生了完全不同的、出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有消除了。”①自然界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人与自然制约关系着社会的发展乃至人类下一代的发展。不能仅仅只把自然界当作为人类提供物质的生存基础，只管掠取而不重视保护自然。

（二）科学发展观

“发展观是关于发展的根本观点。发展观是建立在自然观基础上的整个社会的发展观念，所以自然观的不同往往导致发展观价值取向的差异，进而带来不同的发展目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②在改革开放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就的中国，正面临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生态环境恶化、资源能源短缺、人口膨胀等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难题。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总书记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在总结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得出的，其实质是实现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全面体现并进一步丰富和深化马克思主义对发展问题的认识。

二、生态自然观与科学发展观的联系

（一）生态自然观是科学发展观的指导观念和哲学基础

生态自然观的核心是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是科学发展观的前提和出发点。生态自然观与传统认识，如“人是自然的主人”、“人要征服自然”等这样的观点大为不同，认为人与生态圈中的其他物种在生态上是平等的，人类不是自然界中唯一的主体，为科学发展观提供了哲学基础。人类对自然的作用使自然界越来越来适应人类生存，但是也严重破坏着自然自身调节和修复系统，超出了自然能够负荷的范围，致使生态失衡。生态自然观要求人在改造自然实践时，摆正人在自然界中的位置，使人类的实践活动合乎自然规律性和，又满足人类发展需求。在生态自然观指导下，我们应尽早转变传统的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竭泽而渔的式的发展模式，树立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大力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基础、以自然规律为准则、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发展既要考虑人类自身的发展，又要兼顾其他物种生存：既要改造自然，又要保护和尊重自然。

（二）科学发展观是生态自然观的实践形式

科学发展观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科学发展观是生态自然观的实践形式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科学发展观充分考虑到了资源的有限性。我国是一个资源大国，但是人均资源占有量却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资源时间和空间上分布不均，大大限制了经济社会的均衡发展。中国现代化建设不能走西方的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应把节约资源放到更重要的位置，调整产业结构，提高资源使用率，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第二、科学发展观充分认识到了环境承受能力的有限性，把生态可承受能力纳入经济发展的考虑范围。中国经济起点低、底子薄，东西部发展不平衡，产业结构不合理，技术不先进，对生态环境污染和破坏较大，如果再不重视国内生态保护，只会阻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第三、科学发展观要充分考虑到经济的质量和数量的关系。经济的发展除了数量上的增加，还包括质量上的提高。以往追求经济总量、GDP增加，导致了许多地方政府出现重复建设、豆腐渣工程，既劳民伤财，又浪费资源。现在国际市场强调绿色产品，国内市场要紧跟国际脚步，充分利用科技，在坚持自主研发的同时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大力发展绿色经济、绿色产业。

三、对人类未来发展的展望

在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阶段，人类与自然是对立的关系，随着人们对自然的攫取和掠夺加大，自然对人类的报复一次一次的加剧。当然人类在生态危机面前不是无能为力的，人类在生态自然观的指导下帮助恢复生态系统，协调好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以生态自然观为基础的科学发展观为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指明了方向。

现今，生态意识已经日益深入人心，这是人类正确认识自然的一大飞跃。科学发展观提出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共同发展，人类在自然中摆正自己的位置，由以人类为中心转为人类与自然界相互作用为中心，建立良好的生态关系和经济体制，从而保证人类的世代延续。坚持科学发展观就必须要走新型化工业道路，发展生态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生态产业，生物经济正在成为继网络经济之后的又一个经济增长点，并将成为继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新的经济形态阶段。” ③

【参考文献】

生态自然观的基本观点篇10

中图分类号：TU-05文献标识码： A

一、引言

比较当代景观建筑学、建筑生态学和古代中国传统的风水理论，分析其自然观、环境观和对自然环境景观的审美意象，我们就会清晰的看到景观建筑学和生态建筑学的基本精神中蕴涵的中国传统风水理论的价值取向，看到其所深含的古代自然观和环境科学艺术结合的灵光，以及由此而架构起沟通的桥梁。

二、生态建筑学

所谓生态建筑学或称建筑生态学，是建立在研究自然界生物与其环境共生关系的生态学理论基础上的建筑规划设计理论与方法；或者换过来说，是探索地球上生命活动功能均衡发展的生态延伸于建筑学领域的一个分支，反映出现代建筑思潮的价值取向。

1、建筑生态学的基本取向

生态建筑学的创始人美国学者麦克翰指出：“建筑生态学的观点是革命的，它包括了时人类行为如何影响自然生态系统的了解，建筑规划设计要建立在把自然生态视为一个具有其结构和功能的系统的基础上。”由此可知,生态建筑学确定了其基本取向，是运用生态学的原理和方法，以人、建筑、自然和社会和谐发展为目标，在现有条件下，争取对自然的最优关系，利用并合理的改造自然，符合自然生态的平衡与和谐，寻求创造最适宜于人类生存与行为发展的各种生态建筑环境的有效设计方法。

2、环境分析主旨

自然生态系统中包含着气象、地质、地形、水、土壤、动物、植被等基本组成因素。分析研究的关键，是其间的关系。首先要把它们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系统来看待，同时还必须考虑到如下一些方面：

（1）自然优先

人是自然中的一部分，人的一切活动，都应有服从于自然。历史经验已经证明，如果像通常那样，以人的利益优先，把经济置为首位，人类会付出很多代价。

（2）自然的内在价值

人们常认为只有人才有价值。但事实上，自然也具有其内在的固有价值，自然亦有其固有的“规划”人们在进行“开发”事业时，应正视自然的内在价值，发现自然的规划，发现自然本身的目标是什么，并积极适应之，仿效自然生态系统而创造与自然生态系统整体有机谐调的人工生态系统。

三、景观建筑学

本世纪尤其是五十年代以来，西方工业发达国家的设计师们在再度审视人与自然环境景观关系的反思中，使景观建筑学得到了更大的发展，“在科学技术领先的西方，已更臻自觉地注重于自然环境的审美观照。追求自然界固有的和谐美。顺应之并有节制地加以修饰，利用风景景观丁建筑空间的组织规划中。”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景观建筑学的基本取向，以及这些取向的其具体运用，包括景观品评、基地选择和空间组织。

1、景观建筑学的基本取向

西方现代规划设计的显著特点，不是建筑尺度，不是发展范畴，而是人们对自然的断然蔑视，以及对地形、覆土、气流、水流、树林与绿野的轻侮；而现在，我们必须知道在自然的力量（形式与特点)，尊重它，回应它，并把它用到适虽它自身的目之上，我们必须重新发现自然。

2、基地选择

首先，我们要对有关地形进行详细的测量，对自然环境景观的构成因素进行勘察，然后，再用绘图分析基地自然因素：第一，最佳景色、不良景色、令人生厌景色。第二，树林中哪些保留，哪些移走。第三，洪水水位。第四，基地中建筑用地合理的进出口。第五，基地以外的讨厌物及评价、处理方案。第六，强风与微风。第七，其他特殊有关因素。

由此可见，景观建筑学所看重的，是如何在保护的基础上合理的开发和利用环境固有的景观美。虽然涉及了自然资源的分析，但是主要还是着眼于自然景色的保护，范围比较小，还未能从更广阔的视野上明确地从自然环境的整体系统上，去关注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共处，于是在这个基础之上，应运而生，产生了建筑生态学。

四、中国传统风水理论的回归

当代西方景观建筑学与建筑神态学的蓬勃发展，使不少设计师把反思目光投向了历史，结果，人们注意到，在东方，在古代的中国，曾有一门延绵发展了数千年的学术，这就是中国传统的风水理论。

众多西方当代学者对风水理论了以积极的评价，从本质来说，植根中国传统文化深厚土壤中的风水理沦饱含着历史真知，饱含着同当代景观建筑学和建筑学基本取向、原则与方法相吻合的内容。在一定意义上说，当代景观建筑学、建筑生态学，实际上正是中国传统风水理论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精神的回归和新的升华。

1、中国传统风水的基本取向

传统风水理论的基本取向，特别关注于人与建筑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即“天人”关系，这也就是常说到的“天人合一”。基于悠久农业文明历史经验理知的积淀，风水理论认为，自然有其普遍规律即“天道”，它的存在与运作，乃“作天地之祖．为孕育之尊，顺之则亨，逆之则否”《(黄帝宅经》)。在风水理论看来，人是自然的有机组成部份，人的伦理道德或行为准则即“人道”。人道亦应与天道一致：既不能违背天道行事，更不能仗持人力同自然对抗，却可以而且必须认识、把握和顺应天道并加以巧妙运作，达到合人人的境界。基于此，在风水理论看来，人类生存基本行为之一的居住环境经营，概称为“宅”，它为人与自然的中介。

2、风水选择意向

在风水理论看来，宅居外部环境的选择，至为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否处在“阴阳之枢纽”这样一个良好的自然生态系统中。而这样的阴阳枢纽，即风水格局的理想模式，概称为“穴”。即是风水格局既须有山川聚结，形成内敛的外即“龙、砂、穴、水”的审辨，察验“生气”和辨方正位等等方法和过程。这种缜密的选择方法和程序，历经数千年的丰富实践经验与理知的积累，从而在其本质上兼容了合符现代地理学、地质学、气象学、生态学、心理学、景观学与建筑学等多方面的合理内涵。这种选择，须通过很多具体而微妙的方法和过程，这就是风水中通常所说的“地理四科”观建筑学与建筑学分析和选择环境的主旨比较，有着惊人的相似。

3、宅的经营意向

风水之所谓“宅”，有生人居住的城市、村落、宅院等，概称“阳宅”，也有死人归宿的“阴宅”即坟墓。经营宅居环境，应仿效自然生态系统，构建它的人工生态系统同自然生态系统有机谐凋。在风水理论看来，宅的经营，无论其座向方位，规模大小高卑，内外空间的界合与流通，都要同自然环境相称，通过对“生气”的迎、纳、聚、藏等等细腻处理，来接受自然环境的影响，使之参与到宅中，进而使宅的人工生态系统同自然生态系统有卡，协同地运作。

五、风水学对现代建筑规划的启示

1、人与自然协和

以前的农业社会依赖于自然的生存法则，而如今的工业社会不再一味的遵循自然的规律，而是想着改变自然、征服自然，导致现在的生态系统被破坏。现如今人们认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后，阻止这些毁坏自然规律的事情发生，但是还是有一些国家存在这种现象。顺应自然才能很好的利用自然，这是千年不变的自然规律。风水学就是指引人们朝这个方向指引，它的优点在于从不急功近利，不以地形复杂为坏事，而是抓住山水做文章。用建筑美化自然景观，既保护了自然山水又衬托出了人类建筑的美好，将人与自然高度的协和为一体，逐渐的形成了人类与自然相互依赖、相互协和、相互制约的良好循环模式。

2、保护环境意识

风水学认为“天人合一，要求人们顺应自然，把人类改造自然的活动纳入自然生态的良性循环中。风水学问告诉人们应该如何进行建筑，如何开挖，以保护形势，风水还告诉人们应该如何植树，以培养生气。“培生气”和“护形势”的直接目的出于保护山水，然而客观实际却是保护了环境，保护了生态，保护了自然。在古代人们改造自然的能力非常有限，所以先人们自然而然的以为这是应该顺应自然的理由。在人类通过大规模建设活动使得地表性态改变的能力极强的今天，更应遵循这一基本原理。

六、生态建筑学、景观建筑学和风水之间的联系

由上面有关西方当代景观建筑学、建筑生态学及中国传统风水理论的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到：三者在本质上都是以注重与人类生存密切相关的自然景观环境为基础的。相比较而言，景观建筑学在生态因素的探讨方面，重在对自然景观的品评与修饰，对自然的风貌特色加以保护和利用，但是其在具体的环境规划中，却未能从自然生态系统整体存在及运作的角度来考虑环境的规划，具有局限性。而生态建筑学，是建立在人类对于自然更宏观的认识基础上，从整体有机联系上以生态规律来揭示并协调人、建筑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相互关系。对于中国传统风水理论而言，虽因古代自然科学及物质技术力量的局限，在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并有节制的改造和利用自然方面，远不能达到像当代建筑学所具备的先进技术手段，但在基本追求上却是一致的。而在人与自然生态环境的交流中，风水尚尤注重于精神方面的两情相洽，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孕育下，这追求人与自然协调与合同的意境，登上了天人合一的审美理想的高峰。这使传统的风水理论既具有关注生态环境的生态建筑学的属性，义具有审美的景观建筑学的属性，虽具有历史局限性，仍不失为景观建筑学与生态建筑学的兼容。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当代景观建筑学和生态建筑学，成了传统风水理论的精神内涵的延展和物质技术手段的充实。

七、结束语

综上所述，当代生态建筑学和景观建筑学是从整体方面进行考虑有机的联系上以生态规律来揭示并协调人、建筑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相互关系，其实施手段，更以当代科学技术的物质条件为重以及古老的风水学说为依据，来实现人在自然生态系统下构件人工生态系统，以其间的具体的、物质的交流，争取达到最优关系。

参考文献：

[1] 潘海波：《别墅设计中的常见问题》，《城市建设理论研究》，2011年25期

生态自然观的基本观点篇11

关键词：人类聚居环境；生态；园林景观规划

1当前园林景观规划设计的现状问题

美国当代风景园林大师西蒙兹曾说过，“景观设计师的终生目标和工作就是帮助人类，使人、建筑物、社区、城市以及他们的生活――同生活的地球和谐相处。”自20世纪7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人与生物圈计划”开始，人们对生态环境的探索之路就未曾停止过，力求实现自然与人之间的和谐、永续的发展目标。我国的园林景观设计是较为新兴的行业，其产生背景是在古老传统的造园学和西方现代景观专业的冲击下形成的，特点是起步晚而发展迅速。由于技术、经验、理念等因素的影响，在行业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存在一定的问题。比如许多城市户外空间的休闲广场，园林景观成为艺术品摆设；草坪多半不允许进入；树荫少、座椅少的现象屡见不鲜；交通围合成的广场其可达性几乎为零等问题，这些都让户外空间环境失去了亲切感和舒适感。此外，还有些设计师在进行园林景观规划设计时，过于沉迷各种意向图片，将自己或别人已有的设计成果重组成为新的设计成果，这些发展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使得园林景观规划设计和本土生态环境、地方文脉缺乏联系，同时也背离了人与环境和谐共生的理念。

2生态园林景观规划设计的理论基础

2.1生态园林景观规划概念

生态学（Ecology）一词源于希腊文“Oikos”，原意为房子、住所、家务或生活所在地，“Ecology”原意为生物生存环境科学。生态学就是研究生物和人及自然环境的生态结构、相互作用关系，是多学科交叉的科学。生态园林景观规划指以整个园林景观规划为对象，以生态学理论为指导，运用生态系统原理和方法，所营造的园林绿地系统。主要研究景观规划结构和功能、景观动态变化以及相互作用原理、景观地域审美格局，合理利用和保护环境资源等内容。

2.2生态园林景观规划基本原则

（1）可持续性原则。自然优先是生态园林景观规划的重要原则之一，资源的永续利用是关键。自然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其地形地貌、河流湖泊、绿化植被、生物的多样性等要素构成园林景观的宝贵资源，要实现人工环境与自然环境和谐共生的目的，必须树立可持续性设计的价值观。（2）地方性原则。通过对基地以其周围环境中植被状况和自然史的调查研究，使设计切实符合当地的自然条件，尊重并强化当地自然景观特征和生态功能特征。不仅有助于特色的保持与创造，而且从更高层次提出对自然资源的保护和利用。

2.3生态园林景观规划构成要素

（1）地形地貌。自然地形地貌决定了某个区域的自然、经济、文化属性，从而形成了不同的规划设计诉求。高山、平原、沟壑、河谷等地形地貌既有表达出环境特征，也体现其美学价值。因此，在充分挖掘利用地形优势，因地制宜，并通过改造、遮蔽、借景等手法，规划出最适宜的空间结构。（2）气候。通过设计的选址和场地的规划设计，来创造适宜的气候是生态园林景观规划的主要任务和目标。对气候的营造大致可遵循以下几点原则：提供直接的庇护构筑物以抵抗太阳辐射、降雨、飓风、寒冷；在区域内引入水体，通过水分蒸发形成制冷的微气候效果；植被具有气候调节的用途，如林荫树和吸收热量的植被。尽量保护现存植被，或者在需要的地方增加植被的运用。（3）水体。自然水体不仅给人各种感官的享受，同时也往往是区域内景观设计的精华所在（如溪水、泉水、河流、湖泊等），“亲水性”使得滨水空间成为极具人气的景观。因此，应加强关注水资源的保护和管理，如河流水体堤岸的生态功能设计，避免混凝土或砌石陡岸，维系好水体与陆地之间的物种连续性；尽量使用自然排水引导地表面径流；利用生态方法设计湿地净水系统，提升水体的自净能力等。力求达到水环境的生态功能与景观审美享受并重的目的。（4）植物。从景观生态的角度出发，强调植物要素，能达到整体优化的效果。通过加强园林生态系统的绿色基质，充分考虑植物系统的丰富多样化，可形成自然生态系统的自稳性、独特性和维持投入低成本的特点。同时，植物要素多样性也是生物多样性得以保持和延续的基础。

3生态园林景观规划设计发展构想

3.1尊重自然，协调物种关系

从尊重自然演化过程的角度进行设计实践，是生态园林景观规划的核心内容。如对区域地形地貌格局的连续性、完整性的保持和复原；发挥水体沿岸带的过滤、拦截的作用，并种植对污染物有分解吸收能力的水生植物来增强水体自净能力；强调乡土树种和植被的合理运用，保护和建立多样化的乡土生境系统。

3.2以人为本，关注人文生态

现代景观规划设计理论家Eckbo认为：“人”作为园林景观中根本要素，所有的景观规划设计都应以人为本，为“人”服务。生态规划的目标就是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一方面，面对自然生态的外部世界，运用生态手段，来满足人在环境中的存在与发展需求；而另一重要的方面，即人文生态系统，指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层面。各种社会文化要素间是相互作用、不断流变的动态复合系统。在园林景观规划设计中，人文生态能有效促进社会全面发展，有利于打造区域文化内涵，提高经济效益、凸显地域特色和魅力。

3.3技术支持，科学造景

运用新技术，循环使用能源，努力做到节能环保。综合遥感技术（Remote sensing，RS）、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y informationsystems，GIS）和全球定位系统（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s，GPS）简称“3S”技术，运用前景广阔。通过客观数据的量化和比对分析，能为传统的规划方法提供更科学的依据。通过技术手段，把人类生存环境真正变成一种开放、自由、有序的理想空间。

4结语

生态园林景观规划设计的核心就是要实现人与自然、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关注人类聚居环境，要求我们从生态、永续的角度出发，以满足人类生活、经济发展、环境健康、资源可循环为目标，将生态园林景观规划的设计理念为人类创造出稳定、健康、可持续的生活环境。

参考文献：

[1] 金长明，基于园林景观设计在生态规划理念下的相关思考[J].经营管理者，2012，8（5）.

[2] 黄莉群.生态园林[M].山东美术出版社，2006.

[3] 魏兴琥.景观规划设计[M].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0.

[4] 李，徐析.生态景观设计要素的探讨[J].安徽农学通报，2008，14（17）.

生态自然观的基本观点篇12

生态自然观是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为思想基础，吸收现代生态学、环境科学、系统科学等相关理论而产生的新的自然观，是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现代形式。生态自然观的基本思想主要包括：自然界中的一切生物和非生物是相互依赖和相互联系的生态系统；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与自然是不可分割的有机统一整体，二者紧密联系并相互作用；人类要生存、发展并实现最终的解放必须处理好与自然的关系。进行生态自然观的教育，目的是使思想政治教育对象能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重点是培养他们的生态忧患意识。在会见出席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12年会的主要外宾时说，生态文明建设要有“走钢丝”的忧患意识[5]。生态自然观教育首先就是要通过对生态环境现状的介绍帮助教育对象了解生态问题的严重性，了解人类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导致的生态危机对人类生存和发展带来的巨大影响，使教育对象树立生态忧患意识。要通过生态自然观的教育，使教育对象认识到，如果继续过度地开发利用资源，加剧生态环境的恶化，将使我们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受到严重威胁。要通过生态自然观的教育让教育对象明确，对于生态文明建设，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正如《中国生态文明建设高层论坛———广州宣言》倡议的那样：“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积极倡导者、热心宣传者和忠实践行者。”[6]只有这样，受教育者才能在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上有个正确定位，也才能认识到人类制造了生态危机，现在必须发挥主观能动性建设生态文明。

二、生态平等观教育

生态平等观是关于全人类在生态权利的享受和生态义务的承担方面所处生态地位平等的观点，是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丰富和发展。生态平等观的基本思想主要包括：同一代人在要求良好生活环境和利用自然资源方面，都享有平等的权利；在全球环境治理方面强调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当代人有责任保护地球环境并将它完好地交给后代人。进行生态平等观的教育，目的是使思想政治教育对象能树立正确的生态权利义务意识，主动承担生态责任，重点是培养他们的“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意识。从生态问题的历史和现状来看，由于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代内不平等的情况非常严重。正是发达国家不顾环境承载能力的快速发展使环境问题日益严重，使生态危机危及整个人类的生存。而且，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奥康纳认为“资本的积累得以继续，主要是通过在总体上对南部国家和世界范围内的穷人欠下一笔生态债来完成的[7]。代内公平要求任何国家和地区在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时必须考虑到他人的环境需求，不能损害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生态利益。在全球环境治理方面，还要求考虑各个国家和地区如何公平分担治理环境的责任。这种公平，不应是绝对数上的简单公平，而应从历史、现状来分析，强调一种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代际公平”最早由美国国际法学者爱迪•B•维丝提出，他认为人类的每一代人都是后代人类的受托人，当代人在满足自身生存与发展需要的同时必须为后代人类的利益保护好自然资源。代际公平的思想在国际环境法领域已经被广泛接受，并在很多国际条约中得到了直接或间接的体现。它要求我们不能为了当代人的眼前利益而牺牲后代人的长远利益，不能因发展经济而破坏生态平衡，保证每代人公平地享有生态权利和承担生态义务。

三、生态消费观教育

生态消费观是在对西方消费主义进行批判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的消费观，是生态意识在生活消费中的具体体现。生态消费观的基本思想主要包括：应深刻认识和坚决反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必然带来的消费异化；提倡适度消费，反对过度消费；提倡绿色消费，反对高碳消费。进行生态消费观的教育，目的是使思想政治教育对象能正确对待生活消费，增强节约意识，形成合理消费的社会风尚，重点是培养他们的绿色消费意识。对个人来说，作为一名消费者要自觉选择绿色产品，接受绿色服务，在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都要提倡绿色消费和低碳生活，自觉抵制那些污染环境、高耗费资源的商品。生态消费观教育要引导消费者崇尚自然，追求健康，选择绿色产品，注重对生活垃圾的处置。同时，生态消费观教育还要提倡适度消费。适度消费就是一种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合理消费，它要求我们以获得生活基本需要的满足为标准，反对过度消费。过度消费是一种超过生活合理需求的消费方式，它以享乐、挥霍、奢侈为特征，必将对自然资源造成巨大浪费，威胁到生态的平衡。我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许多主张精打细算、细水长流，提倡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的思想观念，值得当代人很好地继承与弘扬。

四、生态道德观教育

生态道德观是人们对如何运用道德规范来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系统认识和看法，是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在对西方生态伦理学进行借鉴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观点。生态道德观的基本思想主要包括：不但人与人之间存在道德关系，人与自然之间也存在道德关系；生态伦理应成为人类道德规范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对生态道德规范的遵守是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前提，也是人类在道德上完善自我的必然途径。进行生态道德观的教育，目的是使思想政治教育对象能树立正确的生态伦理意识，重点是培养他们的生态良知感、生态善恶感、生态正义感和生态使命感。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要把道德教育纳入其中，弘扬生态道德观念，使社会公众养成良好的“生态德性”。一是生态良知感。生态良知是一种生态方面的道德认知。培养社会公众的生态伦理意识，需要把自然界作为有自身利益和自身情感的道德对象来看待。生态良知能够培养社会公众的前瞻意识和自省意识，引导他们在内心形成和确立生态道德观。二是生态善恶感。生态善恶感是一种深入心灵的生态道德“自省”。衡量生态善恶的标准是以人的行为是否与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要求相一致。凡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行为都是善良的，反之则为恶。三是生态正义感。生态正义是指个人或社会集团的行为必须符合生态平衡原理，遵循生物多样性原则，尊重全世界人民保护环境的愿望，维护“只有一个地球”的全球共同的生态利益，是监督和评价生态行为的道德准则。具有生态正义，就能够约束和制止其他个人或社会集团破坏生态的不道德行为，与非正义的生态行为做斗争。四是生态使命感。生态使命感就是一种对生态道德规范的认真遵守和生态责任的自觉担当。生态文明建设是全体公民的共同事业，要求每个公民积极参与，自觉履行应尽的生态道德义务。要通过生态道德观教育，使社会公众自觉担负起保护资源和环境的道德责任，努力使生态道德规范转化为每个公民的自觉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