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建筑市场发展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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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F061.3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14-0246-02

民间组织是人们为了追求和实现一定的宗旨或目标,依照有关的法律、法规,由公民自愿组成并按其章程开展活动,不以营利、政治及宗教为目的的社会组织。民间组织能否健康发展关系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质量。从最近几年的统计数据来看,我国民间组织数量上呈加速增长态势,增长幅度逐年增大。据《2008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08年底,我国登记注册的民间组织总量接近40万个。其中,社会团体22万个,比上年同期增长6.3%;民办非企业单位17.8万个,比上年同期增长3.5%;基金会1390个,比上年同期增加21个[1]。但是,我国民间组织发展中仍然存在很多问题,已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一、民间组织的发展与市场经济建设的内在关联

从我国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践看,民间组织的发展与市场经济存在着有机的内在联系。

(一)民间组织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

我国民间组织的发展是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开始,市场经济的导入,打破了传统整体性的社会利益结构,出现了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差异明显化的趋势。有分化必然就有表达,人们为了维护、实现自己的利益必然要设法突破个体行动的能力、智力、体力的局限性,去和那些与自己具有共同利益的人或组织结成利益的纽带,并运用集体行动的力量来进行利益的表达。而民间组织在为人们提供代表和表达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要求以及实现自我服务等方面具有独特的功能,这就大大增强了人们参与民间组织的积极性。从世界范围内看,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民间组织都非常发达,而市场化程度不高、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和地区,民间组织发育一般也比较滞后。从我国民间组织的地域分布来看,民间组织的发展与市场经济发育程度、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密切相关,东部等社会经济发达地区数量较多,而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数量较少,形成了一种区域有别的发展格局。如上海、浙江、广东、江苏、山东等东部发达地区民间组织数量较多、增速较快,而西部大多数地区民间组织发育不足,数量较少[2]。

(二)民间组织的发展促进了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

民间组织的健康发展能够促进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这首先表现在民间组织是政府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的重要支撑。在市场经济中,为了更好地实现从“掌舵”转向“划桨”,政府需要剥离一些社会职能。而民间组织作为社会自我治理的重要主体,最有能力承接政府转移出来的社会事务,是政府职能转变的有效组织依托。其次,民间组织也是社会保障社会化的重要力量。在市场竞争中难免会产生一些需要救助的弱势群体。由于政府在组织开展救助活动方面常常受到人力、物力方面的限制,民间组织的出现恰好顺应了这一社会治理的需要。民间组织植根于社会,能够从社会底层和社会弱势层面开展社会救助、福利服务等工作,能够有效地通过吸纳、利用社会慈善资金和社会闲散资金,以提供资金、技术和信息等方式实施社会援助,及时帮助社会的弱势群体,对市场经济的稳定发展发挥了“减震器”的作用。再次,民间组织是政府宏观调控、完善市场体系的得力参谋。一方面,民间组织所具有的联系企业和民众、联系企业和政府的功能,可以收集、整理、反映社会第一线的有关意见和建议,这些意见和建议具有鲜明的民间性,表达了企业和人民群众真诚的呼声,是政府实施宏观调控、完善市场体系的重要的决策依据。另一方面,政府因此可通过民间组织将国家对经济发展的宏观指导、调控意图传达给企业,企业据此调整自身经营行为。

二、民间组织发育不良对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影响

审视我国民间组织的发展现状,当前仍然存在与政府关系没有理顺、内部管理机制不健全等问题,这些问题已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一)民间组织与政府的关系没有理顺对市场经济发展的影响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有相当数量的民间组织是由政府职能部门转变而来或由政府有关部门出面组建,民间组织的从业人员有相当一部分是由于改革从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分流来的人员。即使有些民间组织是由民间自发组织成立的,但由于严格的“双重管理体制”的存在,也会使其容易受到政府相关部门的随意干涉,以上情况使得我国民间组织带有非常明显的“官民二重性”,具有非常浓厚的行政色彩,体现不出民间组织应有的民间性、自治性特点。在此情况下,只要搞好与政府主管部门的关系,即便服务质量不够好,民间组织仍然可以承揽大量业务,处于这种处境下的有些民间组织甚至产生“寻租”行为,以谋求更大利益。这些现象扰乱了市场正常竞争秩序,阻碍了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二)民间组织的自律及管理机制不健全对市场经济发展的影响

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的影响,我国一些民间组织存在着结构不合理、缺乏规范、公信力不强等问题。从职能定位和自律管理角度方面来看,民间组织内部管理机制亟待健全。一些民间组织内部规章制度不完善,组织机构不健全,而且在管理过程中带有很大的随意性,缺乏科学的管理程序。从民间组织的公信力看,一些民间组织偏离了民间组织的非营利性的宗旨,有不当营利行为,甚至以盈利为目的;有些行业性民间组织职业道德缺乏、服务意识不强,在履行行业管理职能时,未能坚持“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尤其是在质量评比、资质认证和市场准入方面,不客观、不公正的情况时有发生。上述问题的存在不仅严重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还使民间组织行业的整体形象和信誉严重受损。

(三)民间组织的法律、法规不完善对市场经济发展的影响

目前,我国已经对一些重要的民间组织、中介服务颁布了相应的法律、法规,但这些法律、法规原则性强,可操作性不够,没有相应的司法解释和具体的实施细则。而更多的民间组织则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其管理依据除了“条例”、“规定”,就是“办法”、“制度”,缺乏综合性法律规范来规范和保障民间组织的运行。由于立法层次低,政策文件多,不仅无助于民间组织管理质量的提高,反而造成了管理的混乱:一方面囿于发展地区经济、行业经济的目的,行政法规会带有地区局限性,使得地区、部门条块分割的现象严重,无法形成统一管理的格局,破坏了正当竞争的秩序;另一方面,与法律相比,行政法规内涵不够明确、严谨,对其外延的理解、把握也因人而异,从而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三、培育民间组织――提升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逻辑选择

积极培育民间组织,形成推动民间组织健康发展的“合力”,是“升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逻辑选择。

(一)政府要转变观念、调整职能,积极促进民间组织的健康发展

政府部门首先要在观念上重视民间组织的发展。应该充分尊重民间组织的民间性,不能把它作为政府机构的附属部门,不能随意干预民间组织的内部事务,使民间组织能够自主地开展符合其组织宗旨的活动。应以民间组织的成长发育需要为出发点来选择管理方式,尽量尊重并培养民间组织的主体意识,同时对那些社会迫切需要,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发挥重要作用的民间组织提供积极的扶植,利用所掌握的资源帮助民间组织解决影响其发展的资金、人才缺乏等问题,促进民间组织的健康发展。

(二)民间组织要加强自身管理,完善组织的治理结构和运作机制

民间组织发展不竭源泉在于满足社会的多元化需求,从而获得自身生存和发展所需要资源。因此,民间组织要面向社会,积极了解社会需求,真正发挥管理和服务社会的功能。为此,应加强自身管理、完善组织的治理结构和运作机制。必须建立一套完善的内部管理体制,包括明确的目标和功能,规范的章程,健全的内部机构,制定组织规划等;要逐步建立民主决策机制,日常管理活动鼓励组织成员积极参与,信息公开,充分体现民间组织的自主性和民主性;努力形成自我管理、自我协调、自我约束、自我教育的良性机制,提高行业自律意识和自律能力。

(三)加强民间组织的法制建设,为民间组织营造透明的法治环境

从现行民间组织法律法规实际执行的效果来看,我国民间组织管理的法制化程度低,法制化建设任务仍十分艰巨。因此,除制订一些完整的民间组织发展与管理法以外,还要针对不同类型的民间组织,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以法律的形式界定其地位、活动范围和活动方式,确立与各类民间组织相适应的责权范围和运行规范,为各类民间组织的管理和监督提供法律依据。同时,建立健全相应的评估机构,完善合理的评估体系,对民间组织的运作绩效进行有效评估。只有将各类民间组织纳入规范的法制渠道,运用法律、法规调整民间组织的发展方向,才能使民间组织的日常活动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篇2

劳动价值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是“生产劳动”，生产劳动是生产新增价值的劳动，界定好了“生产劳动”，也就界定好了新增价值的源泉。所以从理论上界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产劳动是研究社会主义劳动价值理论的首要任务。

马克思在研究生产劳动时，从两个角度界定了两对概念。一是从是否生产出物质产品的角度将劳动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一类是不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前一种劳动称为物质生产劳动，后一种劳动称为非物质生产劳动。二是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角度界定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认为只有与资本相联系、能够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才是生产劳动，否则是非生产劳动。马克思从生产关系的角度对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界定无疑是科学的。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当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相对于马克思时生了很大变化，而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产关系与马克思时代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更有本质上的差别，加上对生产关系具有决定作用的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带来了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与换代，尤其是计算机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及其在各行各业的广泛运用，改变了生产劳动方式。在这些情况下，马克思对生产劳动的界定已不能反映现阶段生产关系的新特征。因而有必要对马克思的生产劳动理论加以发展。

首先，必须把“生产劳动”和“物质生产劳动”区分开来。我国理论界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把社会主义生产劳动等同于物质生产劳动，这种界定既不符合马克思的原意，又撇开了特定社会生产关系的性质，这样的所谓“生产劳动”可以套用于所有的社会形态，从而失去了界定社会主义生产劳动的意义。马克思在界定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劳动时，不是从劳动成果的物质规定性来界定，而是从劳动过程能否体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来界定。只要劳动过程能体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不管该劳动是物质生产劳动还是非物质生产劳动，它们都是生产劳动。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十四章说过：“如果可以在物质生产领域以外举一个例子，那么，一个教员只有当他不仅训练孩子的头脑，而且还为校董的发财致富劳碌时，他才是生产工人。校董不把他的资本投入香肠工厂，而投人教育工厂，这并不使事情有任何改变。”马克思还说：“例如一个演员，哪怕是丑角，只要他被资本家(剧院老板)雇佣，他偿还给资本家的劳动，多于他以工资形式从资本家那里取得的劳动，那么他就是生产劳动者。”可见，马克思把不是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教员和演员的劳动也算作是生产劳动，这说明，马克思已将资本主义生产劳动与物质生产劳动明确区分开来了。我们在界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产劳动时，虽然不能完全照搬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劳动范畴的具体界定，但可以运用马克思的界定方法。对应马克思在界定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劳动时是从劳动过程能否体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来界定，我们在界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产劳动时，就应当使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劳动也能体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从而也将社会主义“生产劳动”与“物质生产劳动”区分开来，将社会主义“生产劳动”的范畴在“物质生产劳动”的基础上加以扩大。

其次，必须使“生产劳动”与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相吻合。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十四章指出：“资本主义生产不仅是商品的生产。它实质上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工人不是为自己生产，而是为资本生产。因此。工人单是进行生产已经不够了。他必须生产剩余价值。只有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或者为资本的自行增殖服务的工人，才是生产工人。”马克思还说：”一个自行卖唱的歌女，是非生产劳动者。但同一个歌女，如果她是由一个企业家雇佣，在企业家的指挥下卖唱，而以赚钱为目的的她便是一个生产劳动者。因为她生产资本。”这两段话给我们的启示是：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是榨取剩余价值，马克思把只有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者才算作生产劳动者，这就使资本主义的“生产劳动”与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相吻合了。我们认为社会主义的“生产劳动”也必须与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相吻合，这样才能使前后两个“生产”一致起来。就是说，进行社会主义的“生产劳动”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只能通过社会主义“生产劳动”来达到。我们知道，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是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这里有两种需要，一种是物质生活需要，一种是文化生活需要，物质生活需要只能由物质生产劳动来满足。文化生活需要只能由精神生产劳动来满足。所以，从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来考察可以发现，社会主义生产劳动必须包括物质生产劳动和精神生产劳动两个部分，如果把生产劳动仅仅说成是物质生产劳动，那么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就只能说成是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的需要了，而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的需要不能算作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反过来说，如果你要把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的需要算作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个方面，那么你就必须把精神生产劳动也算作是社会主义生产劳动的范畴，因为仅仅只有物质生产劳动是不能满足文化生活需要的。虽然电视机、收音机、计算机等行业的劳动是物质生产劳动，其劳动成果也能满足人们一部分文化生活需要，但这并不是电视机、收音机、计算机等产品本身直接满足的，而是由文学艺术工作者、各种理论工作者生产的精神产品满足的，电视机、收音机、计算机等产品不过是人们消费精神产品的工具或媒介。总之，如果仅把社会主义生产劳动说成是物资生产劳动，就无法回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需要由什么劳动来满足。

根据前面的论述，我们将社会主义“生产劳动”定义如下：社会主义生产劳动就是能直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的劳动。包括工业、农业、建筑业中工人、农民及管理者的劳动；商 业部门中的包装、保管劳动；运输部门的货运劳动；教育部门教员的劳动；科学家、文学家、各种理论工作者、各种艺术工作者的劳动；旅游、医疗卫生、美容美发、与生活或生产有关的修理服务等部门劳动。

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劳动价值论，需要对商品范畴的外延加以扩大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中考察的商品属于物质产品，考察的价值是凝结在物质产品中的价值，考察的价值创造也就是物质产品生产部门(马克思区分为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包含三次产业中的第一、二产业)的价值创造，而将非物质生产部门(第三产业)获得的价值归结为价值让渡和再分配。这在马克思生活时代，第三产业不发达且所占比重不大的情况下做这样的处理有一定合理性。但是在当今第三产业所占比重不断提高。我国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已越过40％，一些发达国家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已超过第一、二产业总和的情况下，再不承认第三产业的价值创造，已无法解释现代社会价值的来源，也会使我国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的政策失去理论依据。

承认了第三产业的价值创造，就需要从理论上将第三产业的成果纳入商品的范畴，这样，我们就可以将商品区分为有形商品和无形商品，也可以在将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区分物质生产劳动和精神生产劳动的基础上，将商品区分为物质商品和精神商品。

工业、农业、建筑业等物质生产部门生产的商品是传统意义上的商品，属于有形商品，商业部门中的包装、保管和运输部门的货运劳动生产的商品是一部分有可能被损坏而因为商业部门的包装、保管和运输部门的及时运输而没有被损坏的产品，这部分产品如果失去了包装、保管和运输劳动。其使用价值就会消失，从而其价值也就不能实现，所以这部分产品应当算作包装、保管和运输劳动生产的商品。教师、科学家、文学家、各种理论工作者、各种艺术工作者生产的商品属于无形商品或精神商品。旅游、医疗卫生、美容美发、与生活或生产有关的修理服务等部门生产的商品属于无形商品。

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劳动价值论，应对价值的源泉做出新的说明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认为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这就意味着进入交换领域的商品都是劳动产品。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有各种各样的非劳动产品进入交换领域成了商品，使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在这里遇到了不能自圆其说的矛盾，如农贸市场的野生动植物、旅游市场的自然风光、矿产开发市场的各类矿产资源等等，按照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这些自然资源都不是劳动产品(将这些自然资源变成商品需要付出的开采、运输等劳动相对于其实际应有的价值小得可以忽略不计)，都没有价值，没有价值就不能成为商品，因为商品必须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两个因素。可见，大量非劳动产品成为商品的事实使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必须对“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和“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二因素”两个判断的一个做出修改，要么改变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的判断，要么认为商品可以只具有使用价值一个因素。比较可行的办法是改变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的判断，承认自然资源等非劳动产品具有价值，否则，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中“交换价值是价值的表现形式”的判断又会遇到矛盾：如果自然资源等非劳动产品不具有价值，那么自然资源等非劳动产品在交换中事实上获得的巨大的交换价值又是什么的表现形式呢?

不承认自然资源等非劳动产品具有价值，除了使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在理论上产生上述矛盾。还会在实践上促使人们不加约束地掠夺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阻碍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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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绿色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智能建筑既可以提高建筑舒适度和管理效率，又兼顾了节能减排需求，近几年在新建建筑中占比不断提高。短期来看，公共建筑对智能化管理和节能需求更迫切，是行业发展主要推动力。据机构测算，目前新建建筑中智能建筑渗透率仅为17%，按照欧美60%的渗透率水平计算，到2020年公共建筑智能建筑行业市场规模将达到7200亿元。

2014年的国办1号文件提出，“十二五”期间我国要发展超过10亿平方米的绿色建筑，20%的城镇新建建筑达到绿色建筑标准要求；并明确对星级绿色建筑给予财政补贴，星级越高，补贴越多。如果实现上述推广目标，到2015年末，我国的绿色建筑将占全球绿色建筑的一半以上，绿色建筑将承担起全国减少碳排放主力军的作用。

市场广大 助推智慧园区发展

数据显示，目前建筑能耗占我国能源消费总量27%，在既有的近400亿平方米建筑中，99%均属于高耗能建筑，按照国际经验和我国目前建筑用能水平发展预测，到2020年，我国建筑能耗占全社会总能耗的比例将达到35%左右，或将超越工业用能，成为用能的第一领域。

就在日前，国务院还转发了国家发改委、住建部《绿色建筑行动方案》。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也表示，“十二五”期间将完成北方采暖地区既有居住建筑供热计量和节能改造4亿平方米以上，城镇新建建筑严格落实强制性节能标准，新建绿色建筑10亿平方米。

巨大的市场也让国内本土智能化企业竞争激烈，像施耐德、西门子这些外资亦纷纷进人建筑节能智能化市场。国内的企业则开始考虑建筑智能及节能服务贯穿建筑的整个生命周期，从前期设计、施工一直到建筑投用后的运营维护，不断提高自己的核心技术和商业模式以及长期运营维护、风险控制管理的能力，这样有利于智慧园区的健康发展。

系统解决方案完善建筑节能产业

从智慧城市评价的指标体系中，可以看到对“建筑节能”和“绿色建筑”提出了高要求。低碳园区除了要求将城市生活智能化、便利化之外，如何可持续发展也是关键问题，越来越多专家学者提出了智慧城市、园区建设要走低碳发展、可持续发展的路线。这方面，建筑节能受到了市场关注，成为了智慧城市、园区建设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

按照相关国家标准，公共建筑节能要做到“在保证相同的室内环境参数条件下，与未采取节能措施前相比，全年采暖、通风、空气调节和照明的总能耗应下降50%”。而绿色建筑的国家标准要求更高，要做到“采暖或空调能耗不高于国家和地方建筑节能标准规定值的80%”。

面对这样的节能标准，当前建筑业普遍采用的方法就有问题了。当前建筑业是将设计、施工、运营分别交给设计院、工程商、物业管理单位，而智能化系统、中央空调系统、供配电系统又分别交给不同的设计和施工单位。分散开来，就很难达到国家要求的建筑节能要求。如此一来，就需要建筑节能解决方案服务商来提供专业的解决方案。

达实智能提供的“一个目标、两项认证、三大系统”的建筑节能整体解决方案，就满足这些需求。具体说，就是以建筑节能为目标，为用户提供国际及国内两项绿色建筑认证咨询服务，并围绕智能化系统、中央空调系统、供配电系统三大建筑能耗系统提供设计、建设及运营管理服务。同时，他们还为用户配套融资服务，并承担运营维护责任。另外，他们在合同条款中，和用户约定能效保证条款。这样，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能效保证型合同能源管理方案，以此帮助用户实现建筑机电设备全范围及全生命周期节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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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BIM技术的发展和革新还处于推广应用阶段，BIM智慧建造技术人才不能够满足日益增长的建筑市场需求，现阶段需要大量的掌握BIM智慧建造技术的专业人才，来弥补智慧建造人才的空缺，而高职院校作为培养专业技术技能人才的大本营，应当承担起培养BIM智慧建造人才的重任，培养能够将BIM智慧建造技术应用于实际工程的建筑人才，对建筑工程施工技术和运营管理进行完善和改造[1-3]。

1BIM智慧建造的概念

智慧建造是鲁班软件有限公司创始人杨宝明博士提出来的新兴建造理念，也是建筑市场化信息化技术化的必然产物，杨宝明的智慧建造的概念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其含义，第一个层面是从社会宏观层面而言的，是指在整个建筑产业里，要实现建筑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就需在建筑工程项目全寿命周期中优化资源配置，高效利用资源，降低能源消耗，减少环境污染；第二个层面的主要含义是充分利用技术化信息化的在建筑行业中的优势，将信息化智能化技术与BIM智慧建造技术有机的融合起来，为BIM智慧建造技术的学习、推广、应用、普及提供数字化功能化基础，推进建筑业向“智慧建造”迈进的步伐。

2BIM智慧建造的应用现状

在我国现阶段BIM推进应用过程中，在应用层面已开始从单体建筑到园区城区，到智慧城市，正实现从建筑设计、生产、施工到运维的全生命期的BIM应用贯通。在BIM智慧建造技术、云计算等高新技术的日趋成熟和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体现信息技术与先进绿色工程建造技术的深度有机融合，是建筑工程向智慧化、精益化、绿色化、装配化方向发展必然趋势，在工程设计及仿真、工厂化加工等典型应用的基础上，最终实现真正的数字化建造和智慧建造，使项目部式管理模式向企业总部集约化管理模式转变，基于“互联网思维”的商业模式和产业模式也将发生变革。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数字建造必将带来整个建筑业商业模式与产业模式的变革，从根本上解决了建筑和城市基础设施的数字化问题，大力推进建筑业工业化、信息化、绿色化。而作为建筑人，应带着更加开放的“互联网思维”去迎接数字建造和智慧建造时代的到来。

3BIM智慧建造入课的必要性

BIM智慧建造技术对整个建筑行业的发展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技术意义和现实意义，职业院校作为培养技术技能人才的主阵地，应当迎合建筑市场发展大背景，根据社会需求、行业需要、技术需用，不断完善改进人才培养标准，及时调整修改专业课程体系。BIM智慧建造技术正只有相关专业技术工作者掌握了BIM智慧建造技术才能生存发展，对于职业院校学生而言，只有掌握了该项技术，才能够在实习工作中游刃有余，始终处于有利地位，对于职业院校而言，将BIM智慧建造技术及时适时应时的融入到相关课程之中，为学生提前掌握该项技术打下坚实的技术。基于BIM智慧建造技术的专业课程体系改革，在学生培养过程中融入BIM智慧建造技术，实现单项岗位能力训练—综合岗位能力训练—顶岗实习三阶段岗位能力的衔接，确定融合创新意识与创业素质的专业培养目标，形成基于BIM技术的智慧建造课程体系，让学生更加适应行业新标准新要求的发展，BIM虚拟仿真、BIM5D、Revit、VR技术必将对学生学习兴趣产生极大的提升，必将为更好地培养智慧建造型人才，更好地服务企业行业，推动节能减排和绿色建筑提供技术技能型人才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