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创作论文:庐山恋影片电影创作论文

一、《庐山恋2010》———时尚与浮华的协奏

历经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市场经济取得了迅猛发展，影视创作也呈现出了明显的市场化色彩，《庐山恋2010》在市场经济氛围背景之下塑造的正是一座“商业版”的庐山。这部影片通过对“周筠”这个角色的沿用，明确了它和《庐山恋》的传承关系。三十年的时间，改变的不仅是剧中周筠的面容与个性，现实生活中人们的心理和审美兴趣更是发生了重大偏移。市场经济的发展消淡了人们的政治热情，取而代之的是对现实生活乐趣的追求。同时，对经济利益的追逐也让人们普遍地感受到了对现实的无奈，纷纷把目光于记忆中美好的过往，怀旧之风盛行，《庐山恋2010》也由此进入到人们视线之中。可以看到，政治元素在《庐山恋2010》中已经完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商业，现代化的生活形态和情感方式成了影片有意凸显的亮点。如果说，政治是首部《庐山恋》的内容基石，那么，《庐山恋2010》的关键词则是时尚以及与之相伴而生的浮华。

影片一开始，动感的节奏响起，匆忙的脚步，呼叫中的手机，跑步机上健身的摩登女孩，等等，一个个现代因素的闪现，时尚的都市生活气息扑面而来。很明显，《庐山恋2010》在努力地营造着一种迥异于三十年前《庐山恋》不一样的时代氛围，以此来博得现代观众的价值认同。不过令人惋惜的是，接下来观众看到的却是有意追求现代却流于俗套的情节安排。影片中的情感线主要有两条:一是女主角耿菲儿和韦宁、马缰的三角恋模式，一是菲儿和母亲周筠的两代关系。在爱情戏上可以看到，耿菲儿的“三角恋爱”又被“现代因素”切割成了两个部分。上半部分可概括成“商业和爱情”，韦宁在精心准备的偶遇中悄然运作了一场商业阴谋，却不料又假戏真做，但终以菲儿的一记耳光将一切结束，没有内心的挣扎、没有情感的转换，菲儿很快转身投入到了另一场感情之中，也就是影片下半部分她和马缰的恋爱，这次上演的是“传统和现代”。看似在身边朋友的感染之下，国际化、时尚化的菲儿对稳定的情感生活心生渴望，但马缰“信马由缰”的个性，终让菲儿再次黯然离去。很明显，影片欲以这一情感波折来彰显自由奔放的现代感情理念。

尔后，为了让菲儿和马缰“发现”自我内心的真爱，影片分别为他们设置了不同考验，一面是韦宁重新出现，一番有血有泪的奋斗史的陈述令菲儿内心再生涟漪;另一面则是马缰在西藏摄影时受伤，昏迷之时想起了和菲儿相处的场景。于是，最终有了一场许多影视剧中都会上演的“机场戏”，堵车、狂奔、安检前的转身离去、本以为错失而终聚首的拥抱接吻。俗套的情节模式淡化了人物的情感世界，弱化了爱情本有的动人光彩，使整部电影失去了打动人心的情感力量。而同样被“俗化”的还有母女情感戏，先是女儿的叛逆、母女间的冲突，再是母亲的用心良苦、宽容相助，最终冰释前嫌。这和许多青春戏中所表现的两代关系可以说是如出一辙。可以说，《庐山恋2010》本以现代观念为立场，想诠释出不一样的情感世界，但却又都只是浮光掠影，过于“大众化”的情节未能真正表现出特有的时代精神和情感意味。最后要提到的是，作为一部庐山怀旧影片，《庐山恋2010》当然没有忘记庐山，不过耐人寻味的是，庐山在影片中大约只出现了三次。第一次是马缰回庐山，观众得以知晓马缰和庐山的关系，将这位个性张扬的青年安排成一个在庐山中长大的孩子，这点看起来似与《庐山恋》中居住在庐山的耿桦有潜在的呼应，但是，马缰的性格却无法像质朴的耿桦一样诠释庐山的性情。第二次庐山是作为马缰和耿菲的感情升华地出现，镜头中的庐山虽然苍翠俊朗，但却灵气全失，三四个演员穿梭在其间，像是一个被清空的摄影棚。第三次则是两个家庭的全家福，这又是一次对《庐山恋》结局的呼应，但却并不具备前者在情感上的深层含义，也无法令人感受到如同前者一般的欣慰和期许。总之，《庐山恋2010》虽然彰显了现代社会的华彩之美，但在对庐山和人物情感的艺术处理上还存在明显的不足，在时尚之余又略显浮浅。当然，这种艺术缺憾并不是《庐山恋2010》独有的，它是与当时商业化的影视创作氛围分不开的，对市场票房的关注，让怀旧和爱都被简化成了一种商业制作，导致了影片在情感基调上的浮华以及在深刻内涵上的缺失。

二、《恋恋庐山之山盟海誓》———静美与悠远的融合

上文已提到《恋恋庐山之山盟海誓》是江西首部旅游微电影，顺应新媒体独特的传播方式，这部微电影塑造了一个“青春版”的庐山形象。在不尽人意的《庐山恋2010》之后再拍庐山，而且是在没有大制作、大明星的情况之下不能不说是一种冒险，但这部微电影却可以说是“小中出奇”，在微小的篇幅中成功地向观众特别是年轻一代展现了庐山的静美与爱情之悠远。《恋恋庐山之山盟海誓》在人物调置上和《庐山恋2010》倒是有点异曲同工，人物的社会身份也非常时尚。男主人公Alex是个背着背包四处游历的美国植物学家;女主人公张雪则是个富二代，可谓是典型的“白富美”，反抗母亲安排的“门当户对”的商业婚姻而出走庐山，其间巧遇Alex。两个人的交往先是误会，尔后是相互了解，当中张雪是任性中有善良、娇纵中有独立，而Alex则是憨厚直率，纯朴而有自我梦想。如同大部分的青春偶像剧一样，两个人在斗嘴和快乐中产生了朦胧的情愫。不过，接下来张雪并不是像观众们所想象的那样，带着Alex回家一起去挑战专制的妈妈，如果只是这样的话，那就是一出既时髦而又俗气的“国际恋”了。让人略感小意外的是，两人在完成了庐山的游览之后就此分手，爱情看似还没开始就已画上了句号。在他们怅然分离之后，画面上很快闪现了“三年后”的字样，观众多会以为有情人该成眷属了，但接下来的却是，两个人物一个仍然在游走四方，一个则是安然地独自生活，看似分离却又是两心相系，这个时候张雪的内心感悟响起，“真正的山盟海誓不是长厢斯守，而是永随我心”。观众也才随之豁然开朗，爱的方式并不是只有朝朝暮暮，还有放飞和自由，独立和梦想。

这个结局无疑是成功的，在情节安排上它产生了一种逆转效果，与当下年轻观众喜欢的“反转剧”颇有神似之处，令观众产生了一种意外之喜;从艺术表达上来看又充满了开放性，给人留下了无尽的遐想;从情感内涵上来说则无疑是充满现代意味的，表达了现代年轻人对自我个性和独立爱情的追求。和以上两部庐山恋不同，这部微电影的定位是旅游宣传，所以，它更为集中地展现了庐山的风光景点，比如说植物园、黄龙寺、庐山瀑布、美庐、含鄱口日出，等等，有效地突出了庐山的静美。并且，影片还尽可能地赋予了庐山一种时代个性，拍出了颇具现代感的庐山。这首先得归功于男主人公Alex的植物学家身份，在明朗的天空和清澈的流水之间，观众跟随着他的探索一起细腻地感受着庐山的辽阔与安然。其间，影片还以小广场唱歌的形式穿插了适时非常走红的流行歌曲《因为爱情》，代晶、代雯奇这对网络走红父女的加盟演唱更是赢得了许多网民观众的好感。这一情节的安排起到了多重效果，既点明了影片的“爱情”主题，又向网民讨了好，还显现出了鲜明的时代意味和青春气息。而尤为重要的是，庐山在张雪和Alex对爱情的独特追求中，被赋予了人物所有的“自由”和“梦想”的精神意味，这样一来，古老的庐山也就“焕然一新”，表现出了区别于以往的独特个性。

当然，由于这部电影在篇幅上的短小，它在整个情节设置上还是显得有些简单稚嫩，在人物内心世界的表现上也比较单薄。但难能可贵的是它做到了山与人的融合，在静默大山之间谱写了悠远之爱，将现代人的情感追求与庐山的精神个性自然地进行了调和。从以上三部表现庐山的影片中可以看出，剧本创作、情节设置是电影作品的灵魂，对一部电影的成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有必要指出的是它们在剧情安排、主旨定位上都体现出了鲜明的时代特色，受到了各自时代里社会所共同信奉的价值取向的影响。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刚刚结束不久，对政治的敏感性使得艺术创作出现了较为明显的政治化倾向，《庐山恋》就顺应了这种政治主旋律的艺术环境，将政治因素作为了贯穿影片的内在线索。同时，在历经十年浩劫之后对人情、人性的时代追求又使得该部影片对人物的爱情生活做了细腻表现。《庐山恋2010》拍摄、上映于21世纪初，我国改革开放已三十多年，对经济利益的追求使得艺术创作领域亦被市场因素所渗透，表现出了较为典型的商业化倾向。正是对这种艺术价值观念的认同，使得《庐山恋2010》对各种时代因子比如说现代都市生活形态、帅哥美女和怀旧回忆等进行了简单地糅合，以求尽可能地让观众“买单”。但是，内在核心理念的缺失却又使得其在时尚之余略显浮华。《恋恋庐山之山盟海誓》虽然在上映时间上比《庐山恋2010》只晚了两年，但是“微电影”的艺术形式，低成本的制作和新媒体的传播方式使得其在某种程度上有效地归避了对市场的迎合。而从其颇具“反转”意味的情节演绎中我们可以发现，21世纪电脑普及的网络环境中人们得以自由伸展的个性以及在这一背景之下对生活和爱情的独特追求，较好地传达了人们对自我独立生存空间不断进行探索的时代旨趣。简言之，三部影片都很好地诠释了各自特定的时代精神，体现出了明显的时代风格。由此，它们不仅获得了同时代观众的价值认可，也具有了与其他时代影视创作进行对话的可能性，显现出了不可忽视的历史记录功能和意义。所以，在同一题材下对主题内涵的不断更新，是这三部庐山恋曲能在众多地方影片中引人注目的重要原因。

客观地说，江西电影创作到目前为止在整体发展态势上还比较薄弱，在影视领域还不具备强大的竞争力，系列庐山恋的成功也许能给江西的其他电影创作带来一些启示。地域特点是地方影视生存、发展乃至形成品牌的根本，表现具有地域性的景点、文化、习俗则无疑是确立其地域风格的重要手段。而如何在时代精神的指引下对地域文化进行更新性表现，实现地域风格与时代内涵的接轨，以不断地激发人们的欣赏热情，从而令地域文化更好地焕发出现实吸引力，这正是江西电影在以后的发展中要高度重视的问题，同样也是其他地方影视制作要加以关注的问题。

作者：陈丽单位：南昌师范学院中文系

电影创作论文:数字字母商标电影创作论文

一、字母电影与未来

对字母电影明确提出探讨的当属英国电影大师彼得•格林纳韦。他认为数字和字母可以为电影打破传统提供一个重大参考，是未来电影的重要方向，在此基础山拍摄了《字母H代表房子》（1973，短片）、《窗户》（1974，短片）、《画师的契约》（1982）、《一个Z和两个O》（又名《动物园》，1985）、《淹没在数字中》（1988）、《厨师、小偷、他的妻子和她的丈夫》（1989）、《魔法圣婴》（1993）、《枕边书》（1995）和《81/2女人》（1999）等数字、字母电影。在《窗户》中，导演创造了一个数字的“温床”，从其故事梗概可见一斑：1973年的W教区，37人由于从窗户坠落而身亡。在这37个人当中，7名是11岁以下的儿童，11名是18岁以下的青少年，剩下的成年人除了一名据说将近103岁之外，均在71岁以下。7名儿童中的5名是从卧室窗户坠落的。7名儿童除了一个死于故意杀婴罪外，都属于意外不幸。11名青少年中，3个是因为伤心而自决，2个属于意外，2个因醉酒而跳窗。18名71岁以下的成人中，2个是故意跳窗的，4个是被推出去的，5个是意外，另外有一个是受到不明药物影响，认为自己能够飞起来所导致的。在11个青少年中，2个是职员，2个失业，1个已婚，1个是窗户清洁工，5个是航空专业学生，其中一名还演奏拨弦古钢琴。11个成年人中，有一名空姐，2名政治家，一名鸟类学家，一名煤气工人和一名女裁缝……《厨师、小偷、他的妻子和她的丈夫》是一部在暴力方面表现的让人“恶心”的影片，与日本电影《杀手阿一》有些相似。《81/2女人》是向费里尼的《八部半》致敬的作品。《一个Z和两个O》是字母电影的杰出代表。利用字母的电影还有《A面，B面》《A货B货》《A计划》《二十六种死法》（又名《死亡ABC》）《头文字D》《X战警》《V字仇杀队》《E.T.外星人》《致命id》《导盲犬小q》《阿Q正传》《B区32号》等。《二十六种死法》作为一部影片合集，共由二十六位先锋导演拍摄的短片组成，每一部短片的名字分别是26个英文字母中的一个。这是一部将数字和字母发挥的异常奇特的恐怖片。无独有偶，美国还拍摄了一部纪录片《1000种死法》。大卫林奇拍摄于1968年的短片《字母》，则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充满恐怖、晦涩的字母故事，带有表现主义电影的风格。香港电影《c+侦探》（2007）、印度电影《13号楼B座》（2009）、德国电影《M》（又译《M就是凶手》）、伊朗电影《ABC在非洲》（阿巴斯导演）各自从不同的角度讲述了一个个有关字母代码的故事。韩国亦有同名电影《M》。香港的陈果导演的电影短片《A+B=C》中，讲述了ABC三个主人公之间的爱恨纠结。法国还拍摄有政治电影《Z》和情色电影《Q》。众所周知，爱森斯坦因为看到中国的会意字而联想到了镜头之间的组合，进而发明了蒙太奇，字母电影的出现似乎有些异曲同工的构思在里面。回归本体，无论是影视还是文学，有时是最直接而富于创举的创新之路，字母电影的含义本身便是电影人回归文本最初的构成方式——字母——的结果。

二、少之又少的商标电影

丹麦导演拉斯•冯•提尔也是一位追求创新的导演，其拍摄了著名的商标电影《瘟疫》。导演亲自设计的红色的瘟疫商标置于影片画幅的右上角，极大地增强了影片的冲击力和创新程度，也成为了导演作者风格的红色烙印。这部商标电影是冯•提尔所谓“Dogma95”美学的实践形式，由此开启了个人风格的最直白表现形态之一。除了《瘟疫》以外，商标电影则很难举到例子。法国动画短片《商标电影》（又名《商标的世界》）为我们营建了一个有关商标的世界，其获得了第82届奥斯卡最佳动画短片奖。商标电影应该说是电影向电视学习的重要体现，在多媒体融合发展的大趋势下，商标电影的出现是影视不断嬗变的结果，是实验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实验电影不仅要从内容上打破人体的感官体现，在最基本的银幕呈现方面也扩大了形式创新的外延。商标电影还可以视为是电影符号学极力增加电影元素的重要体现，还记得《罗拉快跑》中被罗拉甩在背后的超市商标，以及众多美国大片中的商业广告，文本和营销的结合，是未来广义上的“商标电影”的重要方向。

三、形式创新下的电影重组和创新

电影的世界，商业电影、艺术电影和实验电影，各自占领着自己的领地又经常相互融合借鉴；电影、电视剧、MV与广告等相互依托，书写传媒领域的文化视野。央视所推出的“Family”公益广告就是一个运用字母创新的广告。广告是创意的艺术，电影大可借鉴广告的灵感，进行编剧。微电影之所以受到欢迎，原因之一可能是拍摄更加自由，可以更加充满新的创意元素。中国最有创意的导演冯小刚以奇观化的情节创新连续着中国贺岁的神话以及票房的累增，中国转型次数最多的导演张艺谋以众多中国电影需要的“类型”，引领着导演到大师水平的步伐，陈凯歌以文化坚持行走，虽偶有失败，仍不懈努力。相比拉斯•冯•提尔和彼得•格林纳韦所代表的的欧洲艺术电影所强调的干脆的显现的创新，中国电影这座城池夹杂在中外电影的讨论中，以海纳百川的姿态，将华语电影的新书写放在了一个更高的角度。各种电影的创新都为中国电影的前进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电影界有人提出了品牌微电影的概念，商标电影与微电影的结合似乎具有天然更多的优势。微商标电影进军网络形态的趋势可以预见。商标电影是一种让人不舒服的电影，就像植入式广告不受观众的喜爱一样，有时电影的创新就是这样不受观众待见，而电影正是在“不好看”的情况下，很多时候实现了艺术的升华。左岸派代表人物玛格丽特•杜拉斯导演了完成了一个创举，她拍了两部电影：《印度之歌》（1975）和《她的威尼斯名字在荒凉的加尔各答》（又名《她在威尼斯时的名字在荒凉的加尔各答》，1976），这两部作品使用的是同样的声音，配的是不同的画面，这是电影史上唯一的一次一个声带配两部不同的电影。而另一位左岸派的代表人物阿伦•雷乃更是拍摄了《去年在马里昂巴德》这部融合了数字、字母等杂乱的元素而十分晦涩难懂的旷世奇作。进一步翻开电影史，从梅里爱的科幻片《月球旅行记》到格里菲斯的《党同伐异》打破线性叙事，故事的时间横跨两千年，再到《公民凯恩》《罗生门》《狗镇》《恐怖直播》等等，电影的创新的历史就是电影矩阵不断重组前进的轨迹，电影创新的画卷缓缓打开了百余年而远未停止。阿根廷提出了“第三电影”的概念，“第五代”是中国电影最重要的标签之一，弹幕电影、环幕电影、球幕电影是电影在技术层面的新标签，无论如何，电影是一门需要创新和意义以及对创新带来的意义进行解读的艺术，简单抑或复杂，电影的使命是在观众的关注中获得艺术和审美的升华，进而完成突破市场等现实性命题！

作者：朱善智单位：四川传媒学院

电影创作论文:微时代的电影创作论文

一、微电影的“微反思”

微时代下方兴未艾的微电影凭借着丰富的题材，自由的创作、快捷的传播、低廉的成本优势，以窥斑见豹的态势向人们演绎着自己的影像图腾，以一种全新的影像叙事风格大大地拓展了注意力经济的疆土，“飞入寻常百姓家”，造就了微时代的草根盛宴。但也许“从微电影出现的那一刻起，甚至在其概念酝酿之初，其中的大部分领域已然变成媒体新一轮资本游戏的掘金地。”［2］日益成为各业界关注的广告营销新战场。在《一触即发》、《哨声嘹亮》、《11度青春》、《酸甜苦辣》系列、《奇迹世界》等视频的背后充斥着的是雪弗兰品牌、佳能相机、凯迪拉克汽车、九游网络游戏等各种商业实体欲言又止的利益诉求。产品广告的植入和品牌的定制早已经成为资本在微电影的创作之中的商业考量。诚然，在微电影的诞生之日就与广告结下了不解之缘，但过度的“暧昧关系”必将削弱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诉求，从而沦为一种浅薄无营养的快餐文化或是披着剧情外衣的高级广告。品牌成就微电影的同时，也像一把斯巴达之剑悬在微电影的创作之中，引发人们对微电影创作自由度的疑虑。微电影在艺术与商业之间徘徊，但就像徐峥参演的《一部佳作的诞生》所诠释的:“与其纠结于文艺片与商业片之间，不如重视影片细节上的艺术审美追求，只有让作品走进观众的心，最终才能赢得商业上的成功。”与此同时，微电影创作的微门槛唤起众多“电影游民”的影像冲动。他们在自由的网络时代中争先恐后地寻找适合自己的“微角色”，沉浸在影像表达的感性狂欢中，呈现出百花齐放、欣欣向荣的繁华景象。微时代下的网络媒体环境为非精英式的影像表达提供了多元化的创作土壤。其中不乏许多优秀的作品，以底层叙事的方式切入当前社会发展的“微现实”传递出发人深省或感人至深的正能量。如四川大学的王余亮《山隅》以一种原生态的摄影方式记录大山深处爷爷奶奶的生活状态，诠释一种对生活恬静淡然的态度。《迷失的家园》通过物种与环境反差对比的手法，以镜头语言讲述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庭发生的真实故事，唤起人们的环保意识。当然在这些眼花缭乱的作品中，笔者也发现某些微电影将其沦为他们情感的宣泄工具，甚至无法掩饰他们对现实的不满和扭曲的心态。“这些叙事的方式是以一种自我防御的姿势将自身构建成与外在世界暂时隔绝的空间，用‘空间伪装自身’，无意识地维持着一种斗争和防御的姿势。改变的仅仅是犹如海市蜃楼般外部世界的视觉侵略性。”［3］在《红领巾》的对白中曾有“小学不正常，长大就流氓”之类近似群体扭曲的价值观说教;《我要结婚》中诸如“郑钱花”、“姜来有”的未来期许中，也隐藏着对“富二代”的微妙的“仇富”心态。虽然它们直面了现实的生活状态与现象，但缺乏了深沉的理性思考，主题呈现或是与审美价值擦肩而过或是停留于表象的结合，无法展现人性、情感的力度与深度，虽然迎合了受众的宣泄心理，但亦消解了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与吸引力。

二、微电影艺术创作中的“微情怀”

黑格尔说过:“作为艺术品应当具有意蕴，即内在的情感、精神和灵魂。”［4］而各类艺术在本质上是相通的，电影艺术作为第七艺术因其独特的艺术形态构成了别具一格的艺术意蕴。微电影所追求的艺术情怀就是指微电影中所具有的艺术意蕴，可以指向作品影像语言或人物形象所传递给受众的人生感悟、审美情趣、生命体验以及思想、精神、哲理等价值取向，是一种言尽意无穷的艺术境界。美学家苏珊•朗格就曾指出:“呈现就是艺术的一种表现形式，而电影从本质上看像是以梦的方式进行表意。”［5］微电影作为电影在新媒体时代的新模式可以借助这种独特的表意方式满足了大众在碎片化时间中对于电影之梦的审美追求。它以独具创意的故事主题、朴实写意的影像视听、个性化的叙事风格演绎着自己的艺术魅力，以一种新型的艺术样态书写自己的艺术情怀，诠释着每个人的电影梦，虽微，亦微而足道。

(一)虽辞微，但其意旨深远微电影的“微”之义不仅仅在于微小、微型，而其精髓在于精益求精的选题创意，以微知著，其辞虽微，但其志可洁，虽微言亦可大义，一叶而知秋。没有复杂的时代精神，也没有深沉多元的主题架构，只有单一的主题阐释，但必另辟蹊径，怀有“纵横自有凌云笔，俯仰随人已可怜”的情怀，仅仅一个故事，一段情怀，一次追忆，亦或是个体情感的释放与审美理念的浓缩，没有宏伟的故事篇章，只有小人物、小命运，但能达到“四两拨千斤，杯酒释兵权”“微风鼓浪、水石相搏”的艺术效果。将深沉的表达蕴涵于影像符号之中，不禁让观影者内心产生情感的共鸣。在(时长5分钟)《看球记》中当成年的儿子骑上父亲的肩膀看球的瞬间，浓浓的“父爱亲情”便以这种独特的风格得以诠释。在2010年的《老男孩》通过讲述一对不再青春年少的老男孩重登舞台追寻青春与梦想的故事，以真实细腻的姿态触动到了广大的“70、80”后内心深处，打开了他们记忆的闸门，激起了他们缅怀自己青春与梦想的情感共鸣。

(二)虽景微，但可自成天地微影像中的一个画面、一句对白、一个镜头都可以让微电影成为捕捉时间消逝与空间跳跃性的美的艺术。巴拉兹贝拉曾说过:“在优秀的影视作品中，许多生活中隐蔽细节的发现往往是归功于特写，这些特写并不是单调乏味的，它们往往既有现实性又富有抒情味，体现出一种穿透现实的力度，以独特视觉效果冲击着人们的心灵。”［6］微电影因自身时长的限制，其镜头语言的表现方式必然从宏伟叙述和广阔的图景转向聚焦视角致微。因此，微电影故事中呈现的画面、声音、色彩、光影的细节塑造、人物形象的象征性以及语言对白的隐喻性将成为展现作品艺术气息的重要元素，大面积地选取特写与近景也将在所难免。一部优秀的作品常常利用与日常生活贴近或相关的自然情感资源或带有普遍性的大众诉求指向，通过特定的画面与画面之间触碰，强烈而鲜明的底层叙事色彩绘制，俘获观众的心，满足平凡大众的心理诉求。《老男孩》中鲜有广阔纵深的外景空间镜头，却通过泛黄怀旧的影调、校园大喇叭、蓝白校服、游戏机、教学楼场景、吉他、校园街头的青年小团体这些特定镜头与场景，以简练却不简单的方式在影像与社会现实的相关联性上刻画上时代的痕迹，寥寥几笔勾勒出了那个时期人们的生活图景仿像，瞬间将“70、80后”观众拉回他们自己的校园记忆中，感慨那个年代我们一同经历过的心路历程与社会变迁。

(三)虽个性，但不失微美新媒体技术的革新，特别是DV技术的普及打破了传统胶片时代精英人士才能驾驭影像的神话，让电影这个高雅艺术平民化，让每个怀揣电影梦的普通人也可以通过DV机以自己的叙事风格拍摄属于自己的微电影。多元化的主题、独特的叙事环境、紧凑的叙事节奏造成了微电影叙事策略上的独具一格。微电影主题的取材虽广，但没有采用传统长片中的多元主题建构，常常以贴近现实又容易被人们忽略“微现象”为切入点，向观众呈现出一幅鲜活的生活横切面。移动多媒体技术地出现，让微电影从暗房走向了天空，让影像在人们的指尖中“流淌”，在互动中让微电影成为人们精神交流的新载体，某种程度上实现了电影艺术从单向传播到双向互动的转向。若奈特曾经说过，作品的叙述方式常常与它所叙述的故事成相互依存的关系。从这层意义上讲，微电影的故事风格常常决定了它要选择的叙事方式。与传统的线性叙事电影不同，在微电影中往往摒弃传统的叙述方式，进一步淡化、凝练故事发展中的前期铺垫与次要部分，简洁明了地预设悬念，设计一环扣一环的情节与矛盾，灵活地采用倒叙、交叉叙事、插入叙事、时空交错式等叙事结构以及应用色调、音乐、象征性影像语言等手法，在短促的时间内，营造出一种能引起观众对故事深层内涵思考的韵味和情绪，让观众感受到微电影与长片电影别样的艺术表达形态。在作品《回到过去说爱你》中就大胆地采用时空交错式叙事方式，令观众在时空交错中目睹了一场感人的爱情故事，提醒当代的年轻人许多事情过去了就无法挽回，要学会珍惜现在。影片《调音师》中采用闪回与倒叙的剪辑手法，向观众展现了一个伪善的调音师形象，隐喻着人性的选择的重要性。全片十三分钟以平静而略带悲伤的音乐，古典而富有感染力的镜头，鲜明又独具特色的剪辑手法，渲染出悬疑惊悚的氛围。结尾用音乐表达出语言所无法表达的内心活动。在跌宕起伏的电影情节中以一种开放式的结尾引发人们无尽的联想和深刻的反思。

三、结语

诚然，微时代下的微电影正在以一种个性化的影像语言和叙事风格满足着时代的寻唤，承载着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微”言“碎”语。让每个人都可以自由且放恣地演绎着自己的电影之梦。互联网的广阔天空可能让我们误以为微电影也可以肆无忌惮进行叙事表意，但在这看似“自由”的背后却隐藏某种“不自由”———互联网独特的大众传播模式和观看方式对作品创作规律的影响与约束。微电影作为艺术殿堂的一员应探索符合自身的艺术意蕴，架构独特的视觉艺术魅力。让人们审美情感不仅仅用于消费，而更多地指向心灵的沟通与交流。

作者：郑心宇单位：福建师范大学福清分校

电影创作论文:未来十年电影创作论文

一、未来十年中国电影创作战略的转型

面对空前的黄金机遇和新的巨大挑战，不可能再延续前十年只注重硬件扩张的初级发展模式，必须以前瞻性的思维创新发展模式，在新的历史时期实现战略性的转型。我们认为，未来十年，中国电影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只能是优质的内容生产，以市场优势为核心竞争力的产业化初级阶段必须升级转型为以产品优势为核心竞争力的中高级阶段，也就是说，中国电影必将从专注数量的外延式扩张、粗放型增长转型到注重创作质量的内涵式发展。因此，以全面提升电影创作质量、创作中国好电影、实现电影强国梦为目标的电影创作战略，将成为未来十年中国电影发展的核心问题。

二、以创新驱动创意，以创意提升创作

实现电影强国梦，促使电影创作战略的转型，需要从政府管理到电影产业链各环节的全面深化改革，其中最根本的是需要大力提升电影创作质量、创作中国好电影。没有高质量的好电影，电影强国则失去了坚实的根基。“电影作为一种具有特殊规定性的文化产业，创作和生产更多的具有经典人文品格、健康审美品格的好作品永远是硬道理，是电影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是电影大国走向电影强国的重要标志。”何谓好电影？学者贾磊磊在《什么是好电影》中定义为：“选择适合电影表现的故事题材、确定适合故事内容的表现形式、建构独特而完美的影像风格、创造叙事与隐喻相结合的美学意境。”这是对好电影的艺术和美学的终极判断。我们认为，所谓中国好电影，是以中国梦为价值内涵和传播内容，具有中国电影独特的美学特征和文化内涵，融高新技术和精妙艺术于一体，既能满足本土观众的审美需要也能被全球主流观众认同的高品质电影。简而言之，所谓“中国”，是指中国特色和中国题材；所谓“好”，就是好故事加好看。但是，在当下快速发展的中国电影市场上，好电影被盲目地等同于画面好看的电影或票房好的电影。电影人在追求高科技绚烂的画面和市场高盈利中逐渐迷失，电影的价值内涵被简化、被模糊，甚至被歪曲。比如，2013年郭敬明执导的两部《小时代》，一边是被粉丝疯狂追捧、创造票房奇迹的热闹情形，一边是影评界对其夸耀炫富、物质主义等价值观的严厉批评。2014年开年，一部《爸爸去哪儿》从电视火到电影，引发学界对“电影是什么”、电影的艺术价值等基本问题的再追问。这些电影新乱象再次凸显了中国电影市场与中国电影质量发展不对称的矛盾，也将对中国好电影的追求刻不容缓地摆在了电影人面前。要创作出中国好电影，最关键的是需要好内容和好创意。众所周知，电影属于核心的文化创意产业，内容为王，创意制胜。因此，面向未来十年黄金期的电影创作战略，必须高度重视内容和创意。也就是说，在通向电影强国梦目标的多条路径组成的立体交叉网中，根本途径是以创新驱动创意、以创意提升电影创作水平。其中，激发和提升创意思考和创新能力是关键。换而言之，只有不断创新，找到好创意，才能创作出好电影。近些年的国产电影实践表明，我们对创意的重要性有足够的认识，也涌现出了不少成功的创意，但也出现了种种对创意的误解与误用，导致“创意匮乏症”与“创意泛滥症”两种看似互相矛盾的怪状一同迸发。好创意少，烂创意多；真创意少，伪创意多；大创意少，小创意多。如何解决好创意匮乏与坏创意泛滥的现象，提升创意思考和创新能力，创作出广受世人欢迎的中国好电影呢？

三、实现方针：“软硬兼施”

电影创意，最核心的是实现电影的价值。电影的价值并非只有单一的一种，而是“艺术、人文、经济、技术等多重价值追求共同构成了电影创意的价值复合体系”。借鉴迈克尔•波特著名的价值链理论可知，在当今竞争激烈的环境下，作为高风险、不确定性的电影创意的竞争，不是一种价值的竞争，而是不同价值所组成的价值链/价值体系的竞争。如果说，电影创意的艺术价值和人文价值是软价值，科技价值和经济价值是硬价值，那么，有效的创意策略方针便是“软硬兼施、刚柔相济”。任何偏废都是执其一端的失误。《泰坦尼克号》重映时，新浪网站组织了观影调查，设计问题：“是因为什么原因让你走进影院观看这部影片呢？”回答最多的选项是“情怀控：杰克露丝的真挚爱情让人难以忘怀”（占61.4%），遥遥领先于第二项“技术控：卡神的3D技术值得期待”（占23.2%），最后两项是“补片控：15年前没赶上，15年后得补上”和“理性控：同档期影片可看性较低”，各占11.2%和15.4%。可见，《泰坦尼克号》（3D）无与伦比的魅力，不仅在于3D因素给人焕然一新的视觉盛宴，更在于有跨越时空的惊天地泣鬼神的爱情故事，在于灾难突然降临时人性光辉的彰显。重看者重温那段明媚而忧伤的青春记忆，新看者真切体验那抵死缠绵的纯粹爱情。可以说，《泰坦尼克号》（3D）的艺术品质、人文情怀和技术水准、产业效应一应俱全，形神兼备，达到了世界电影史上的一个峰值，是电影创意多重价值携手共赢的经典范例。反而言之，“任何单一层面的价值追求，或者四种诉求之间相互歧视、压倒和颠覆，无疑都是对创意可持续发展的伤害”。

四、实现机制：“二三三制”

迈克尔•波特的价值链理论，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是成本领先战略下的传统制造企业发展理论。以创意为核心要素的电影创意，成本并非驱动要素。以“一个创意，多次开发”为特点的电影创意产业，已经很难在一个企业内部实现全部的价值，必须在完整的产业价值链和横向的产业联盟上创造价值，实现价值的最大化。因此，电影价值体系的实现，需要建构新的理论模型。电影创意价值体系的实现，遵循的是创意产业的运行机制和增值原理以及电影的产业特征和价值规律。电影创意价值体系的实现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主要由价值主客体体系和生产体系两大子系统构成。

（一）所谓价值主客体体系，是指创意人才的培养体系与政策法规的保障体系、社会文化生态系统。

1.创意人才培养体系

创意人才是创意产业发展的核心资源，电影创意主体的理念、素养和技能决定着电影创意源动力的强弱与生产力的高低，而高文化、高智商、高技术、高创造性的电影创意人才属于稀缺资源，难以短期形成，因此需要长时间、有规划、有系统性地养成。弗罗里达的创意阶层理论认为，创意阶层的生产与再生产取决于技术（Technology）、才能（Talent）和容忍度（Tolerance）即“3T”要素的供给能力，而不只是知识生产的问题。创意阶层的竞争是全球文化产业竞争的焦点。目前我国电影创意人才的结构性缺失、创意阶层缺乏整体性提升与发展、创意的集聚效应无法显现等因素，严重制约了电影创意产业的发展。

2.政策法规保障体系

创意的勃发要靠自由的表达和强大的创造力，自由的表达需要政府有宽容的审查规制，培育强大的创造力需要合理的政策安排和有效的制度法规设计。例如，加强知识产权的立法对创意保护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从经济学的意义上来说，创意经济的实质就是知识产权的占有和交易。没有知识产权的保护，创意的长足发展和创意价值的实现就会受到严重阻滞。创意人才所创造出来的创意是独特的，具有转化为产品利润的价值，但创意的复制几乎不需要成本，电影盗版的猖獗、抄袭和克隆现象对电影产业的伤害，已是有目共睹。国家、行业政策法规为创意撑起一把保护伞是创意价值实现的客观条件。

3.社会文化生态系统

社会文化生态系统是创意得以萌发的深厚土壤，是创意价值得以实现的宏观环境。创意的自在飞舞，需要依托开放的社会网络和多元的文化氛围。只有当社会形成了自由、包容、创新、自信的大氛围时，电影创意产业才能变成一场全民的文化盛宴。

（二）电影创意价值生产体系由三个部分组成：

1.价值驱动机制

电影创意价值实现的驱动力主要来源于文化创新和科技创新组成的双引擎驱动。文化创新是创造艺术价值和人文价值的生动源泉；科技创新是创造技术价值的巨大动力。文化创新和科技创新携手推动电影创意进入产业环节。创意没有形成产品，就不可能实现经济/市场价值。再者，文化创新和科技创新通过促进电影产业的升级换代，可以实现电影创意价值的增值。

2.价值创造系统

从内在的创意思维模式创新到进入实体的电影产业链，是创意构想向创意产品的一大跨越。电影创意产业链包括内容生产的创新、发行传播模式的创新、放映模式的创新以及衍生产品的创新。内容生产处于产业链的顶端环节，控制着整条产业链的有效运作。通过整合产业链上各个环节的创意活动，尽可能地吸引观众的注意力，以求实现电影创意的多重价值。衍生产品环节带动了其他产业，促使电影产业链与其他产业横向联合、融合。价值创造系统是整个电影创意价值体系实现的主体部分，也是最活跃最复杂的部分。系统各环节从创意思维到衍生产品，需要协同合作、上下联动，缺一不可。这一协同增值的过程，也是价值转换机制的运作过程。不同价值诉求经过各个环节的纵向开拓和深化，只待最后临门一跃。

3.价值实现目标

电影创意的最终目标是满足观众的娱乐、情感、思想、精神等多重需求。观众价值作为电影创意价值实现的最终目标，解决了“电影创意为了谁”的问题。观众需求的满足，是价值实现的衡量指标。科技价值和经济价值可以有硬指标数据来衡量，但艺术价值和人文价值是主观感受，难以量化评估。不管衡量标准如何设定，观众需求的实现，意味着观众对创意和创意产品的深度移情与文化认同，也意味着电影创意市场价值的最终实现。观众的创造力和创意也会因之被激发，成为新创意的提供者和激励者，和创意人才形成良性互动，进入再生产环节。电影创意价值体系的实现模型，揭示了电影创意价值体系的实现过程和增值机制，我们不妨把它命名为“二三三制”：“二”是指价值主客体体系和生产体系两大子系统；第一个“三”是指价值客体体系所包含的创意人才的培养体系、政策法规的保障体系、社会文化生态系统主客体体系；第二个“三”是指电影创意价值生产体系中的创意价值驱动、价值创造、价值实现。显然，这是一个无比复杂但也是充满了活力的系统。电影创意价值体系的实现模型，清晰地显示了“以创新驱动创意、以创意提升创作”的内在机理和运作过程。依据电影创意价值体系的实现模型，深入观察我国电影创意价值体系，可知创意价值难以实现、观众需求难以满足的主要症结，首先在于作为驱动引擎的文化创新和科技创新，其动力还很不够。尤其是文化创新问题，不仅仅指涉电影文化的推陈出新，而且关涉到国家整体的文化建设和文化制度的传承与创新，是我们当前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也是最难解决的问题。其次，在整个价值创造与实现链条中，各环节的发展很不平衡，处于链条前端的内容生产恰恰是链条上最薄弱的环节，致使发行、放映、后产品开发等后续环节的创意不能借此得到充分的延伸和联合。再者，创意主客体体系还不够完善。因此，优化创意机制，营造良好的社会文化生态及至电影文化生态系统，培育各种类型的创意人才，是促进我国电影提升创意思考和创新能力的必然举措。

五、结语

“以创新驱动创意、以创意提升创作”的路径战略，可以称之为“三创战略”。中国电影只有从根本上解决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新的问题，通过创新进一步激发和提升电影在各个环节的创意能力，才能真正、全面提升电影创作水平，创作出大批内容精湛、技术精良的中国好电影。未来十年，中国电影人需要抓住这一黄金发展机遇期，在“三创战略”这条根本路径上不断探索，最终将实现中国电影创作战略目标，实现电影强国梦，进而为塑造国家文化软实力、展现国家形象注入强大力量，促使中国由文化大国向文化强国迈进。

作者：杨柳单位：北京工商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

电影创作论文:基于三个阶段的电影创作论文

一、电影创作战略的制定

在目前的市场环境中，中国电影企业大体上被分为三个梯队：第一梯队就是几家上市的电影民营企业和“中影”、“上影”等大型国企；第二梯队是虽然没有上市，但是在各自的领域都有精品并有独特竞争力的一些中等规模的企业；第三梯队则是新入行的一些企业以及以小成本、小规模立足的企业。在第一梯队中，“中影”、“上影”、“华谊兄弟”、“博纳影业”、“小马奔腾”、“光线传媒”等企业纷纷凭借企业的独特定位和市场领先地位继续扩大着自己在中国电影行业的优势，这些企业在最近两年都加强了在电影创作战略上的投入力度。“中影”早在2007年就推出了“中影集团青年导演电影制作计划”，扶持宁浩、陆川、徐静蕾等青年导演，成绩斐然。2011年，“华谊兄弟”启动“H计划”并一直延续至今。“H计划”强调出品有灵魂的高品质电影，打造经得起时光检验的银幕经典，在影片类型的拓展、新晋导演的扶植、电影技术的更新之外，积极开拓海外市场寻求跨越合作，力图完善从筹备制作到营销发行的每个环节，勤恳耕耘踏实前进，为中国电影产业链的完善贡献一己之力。《中美电影协定》签订之后，更多好莱坞大片被引进到中国，国内电影制作公司开始将资金更多地集中在已成名导演身上以规避风险，而“光线影业”则始终把扶持新人导演作为公司的创作战略。除了扶持新人导演外，“光线影业”还有规划地打造品牌，利用系列片的形式来树立起企业独特的品牌形象，如高群书的警匪三部曲、《四大名捕》系列、《上海滩》（上、下），《人再囧途之泰囧》续集等。属于中国电影第二梯队的有天津北方电影集团等国企，以及北京盛世华锐电影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完美世界（北京）影视文化有限公司、西河星汇等中等规模的企业。虽然没有第一梯队那么有影响力和市场占有率，但是他们出品的电影都具有独特的风格，电影定位清晰。他们或者着力于艺术片，或者注重某种特定类型的商业电影，或者主打创作者牌，或者主打类型牌。由于他们的独特定位和对市场的清晰判断，他们的电影往往能成为中国电影市场的黑马，久而久之，就逐渐树立了企业的品牌和认知度。而中国电影的第三梯队往往是一片公司或者很多支持导演处女作的企业，由于缺乏规划和包装，缺乏长远的战略计划，因此这些企业以及他们出品的电影往往面貌模糊，很难在中国电影市场掀起多大的风浪。但是另一方面，这些企业又为中国电影培养和储备了大量的电影人才，充当了电影人才储备库的作用，所以也是中国电影版图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二、创作战略的实施

在实践中如何实施创作战略，我们认为中国电影企业可以借鉴波特的三种基本竞争战略：竞争战略模式，成本领先战略、差异化战略和目标集中战略。各种不同的企业分别采取不同的战略来填补市场的空隙，形成一个层次分明而又完整的电影市场，让不同的电影消费者在市场中都能够找到符合自己定位的电影产品，在这点上，除了国企外，几家民营公司做得比较好。

（一）成本领先战略

成本领先战略是指通过采用一系列针对本战略的具体政策在产业中赢得成本领先。目前，中国中小电影企业大部分实行的都是成本领先战略。在和几大上市影视公司竞争的时候，很多中小企业既缺乏雄厚资金的支持，缺乏行业精英的加盟，也缺乏完整的产业链条来分散成本，因此最可行的办法就是利用成本上的优势和独特的故事和创意来争夺市场和受众。2008年6月，北京盛世华锐电影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成立。在《密室》、《密室2》、《气喘吁吁》等电影作品中，“盛世华锐”投资运用其六字方针：故事、特色、档期来选择剧本和确定投资规模，以中小成本的投资获得了中高质量，达到了中高票房收入，成为成本领先战略的最佳诠释者。其中《密室》开发了万圣节档期，形成了中国式推理片这样一种电影类型，而《叶问》、《密室》等系列电影的运作模式则打破了中国电影几十年没有续集的历史，取到了很好的商业回报。

（二）差异化战略

差异化战略是指将公司提供的产品或服务差异化，形成一些在全产业范围中具有独特性的东西。差异化战略可以有很多方式：设计或品牌形象、技术特点、外观特点、客户服务、经销网络等。完美世界（北京）影视文化有限公司运用差异化战略树立了自己公司的市场地位。完美世界（北京）影视文化有限公司虽然到目前为止只投拍了三部电影《非常完美》、《钢的琴》、《失恋33天》，但是这三部电影都具有非常鲜明的特点，并且在不同的时期都充当了中国影坛黑马的角色，是国内为数不多的艺术成就与商业成绩双丰收的电影代表作。仔细分析这些电影获得成功的因素，笔者认为最主要的就是其实行的差异化战略。《非常完美》摆脱了观众一贯熟悉的单一线性叙事或者三段式叙事，采用了非常规的段落式叙事，以漫画、手绘画的方式讲述女主人公为了吸引男主人公而采用的爱情招数。同时，女主角章子怡在本片中也一改以往凌厉、凶悍、张扬的表演风格，改走喜剧、搞怪、可爱路线，这种差异化的表演方式新鲜中带着小清新，打破了观众对章子怡的一贯印象，极大地调动起观众对明星的消费欲望，得到了很好的市场反馈。《钢的琴》的视角对准的虽然是国人非常熟悉的下岗工人，但是它把时下非常流行的怀旧、复古、追逐梦想等元素运用得恰到好处，同时又以温暖的色调和生活化的喜剧效果描绘了一幅当代底层中国人的浮世绘，成为2011年中国影坛的最大一匹黑马，横扫各大电影节，是对这部电影实行差异化战略的最佳注解。而《失恋33天》则主打都市白领和大学生群体，台词戳中了观众的泪点、笑点，尤其最后字幕出现时的失恋访谈再次让观众感同身受，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该片打造了光棍节这个档期和中国“治愈系”爱情电影，以独特的定位和档期意识成为小成本电影中的代表作品。

（三）目标集中战略

目标集中战略是指主攻某个特定的顾客群、某产品链的一个细分区段或某一个地区市场。虽然低成本与产品差异化都是要在全产业范围内实现其目标，目标聚集战略的整体却是围绕着很好地为某一特定目标服务这一中心建立的，它所制定的每一项职能性方针都要考虑这一目标。“西河星汇”成立于2006年，其主要负责人为著名导演贾樟柯。公司成立的宗旨就是保护导演的创作，使其成为华语新锐导演的聚集地。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公司在成立后不久就举办了首届青年导演训练营，挑选20位青年导演接受培训。2009年，公司又筹资一亿元扶持青年导演拍戏，命名为“添翼计划”，致力于推动年轻导演的发展。现阶段，“西河星汇”正在利用贾樟柯的国际影响力进行跨国合作，这是公司未来的一个方向。我们可以看到，“西河星汇”的每一个举措都在尽力开拓新的创作思路，为中国电影的多元化、国际化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虽然“西河星汇”的独特性不太具有可复制性，但是公司的商业成功及其坚持扶持青年人才的创作战略也可以被中国电影企业学习和借鉴。

三、电影创作战略评估

战略评估是指以战略的实施过程及其结果为对象，通过对影响并反映战略管理质量的各要素的总结和分析，判断战略是否实现预期目标的管理活动。在实际操作中，战略评估一般分为事前评估、事中评估和事后评估三个层次。无论是电影投拍前的市场、受众评估，还是电影拍摄过程中或者战略执行过程中的监督，亦或是电影上映后的成功经验总结，中国电影创作战略评估的不同环节都处在各自为战的状态，没有起到战略评估应有的作用。

（一）国家层面

中国目前对电影产业提供服务的机构十分少，电影评论、电影咨询、电影评奖等电影产业服务和引导机构的专业化和系统化水平也有待大幅度提升。而美国从1927年起，政府就免费对电影产业提供全世界的电影咨询，对电影题材等方面提供建议，这是需要中国政府好好借鉴的。同时，“金鸡奖”、“百花奖”、上海国际电影节、北京大学生电影节、北京国际电影节、长春国际电影节等活动的指导性不高，很多获奖影片或者影人只是在国内的电影圈子或者军队、作协、文联等特定的圈子内有一些影响，对于市场和大众并没有太大影响力，多数电影人还是靠在国外获奖出名，《萧红》的获奖就是典型的案例。如何利用这些活动的平台为电影人和观众搭建一个沟通的平台？如何打造活动的影响力，使之成为民众的关注焦点？如何在艺术和商业之间找到平衡点，使之成为中国电影评价的一个重要指标？这些都是政府需要思考的问题。

（二）企业层面

对于电影企业来说，与相关专业公司展开合作还能够让他们更好地了解市场，了解观众，如映前的市场调研、映后的市场反馈以及电影广告效果评估，这样有助于电影企业及时调整战略。电影市场调研不只是关心观众对电影的兴趣水平，还要通过分析数据得出如何在不同的观众群里传达不同的信息。社交平台是市场调研的关键，平台上复杂的信息涵盖了观众在映前映后对电影的反应。映前调研虽然不完全是票房预估，但是现在业内很多人都把它当做票房预估工具来使用。其实，映前调研还可以利用预期效果和真实效果的比较反映出电影营销战略的有效性。所以，在目前的中国，电影企业应该与豆瓣网、时光网等专业影评网站以及人人网、微信等社交网站建立起深度的战略合作，利用互联网的平台推广电影，和观众实时互动，让观众参与到影片的制作中，让他们在体验中全身心投入到电影中来，从而让电影消费成为一个社会事件。《失恋33天》、《将爱情进行到底》等电影的尝试都是经典的个案。

（三）专家层面

在新世纪商业浪潮的冲击下，中国电影评论越来越流于宣传，或者溜须拍马，或者大放厥词，两级分化明显。专家学者的评论都在自说自话，而报刊杂志网站上的评论也多是企业雇佣的，这种极度失范的评论让观众无所适从，很多时候只能被过度的营销手法忽悠进影院。所以目前中国专业评论处在几乎集体失语的状态。

（四）战略评估模型的建构

学者高红岩在《中国电影企业发展战略研究》一书中建构了电影项目成功的三个维度和每个维度的度量指标。而在2011年下半年，中央电视台推行了新节目评估体系，提出了引导力、影响力、传播力和专业性四维度评价模型。2012年原国家广电总局颁布76号文，在央视评价模型上，增加了电视对新媒体发展融合能力方面的评判。基于高红岩的评估体系和广电系统的电视节目评估体系，我们可以建构中国电影战略的评估模型。在这个评估体系中，我们把观众评估放在了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上，因为所有电影战略的终极目标就是吸引观众，从而才能达到引导主流价值观、创造商业价值、树立品牌效应、创造新市场、创造新电影类型并最终提升文化软实力的目标。

四、结语

无论是国家、企业，还是专家、第三方调查公司，这些不同层面的评估机构和不同的机制都应该发挥自己的作用，成为中国电影创作战略评估的主要力量，为中国电影从电影大国走上电影强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作者：覃晓玲单位：中华女子学院艺术学院

电影创作论文:黑色电影创作论文

一、诡谲与异质：叙事的非常规化转变

电影《蝙蝠》的故事就更加诡异奇幻了，主角神父在一次病毒实验过程中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非人类——吸血鬼，后来他结识了一位需要被救赎的女子，二人在性的诱惑下产生爱情，各种复杂的情绪集结在这位神父身上，所有情况逐渐失控，女子也变成了吸血鬼，并肆意杀人，神父最终为了终结这一切，选择了与她一同毁灭。这部电影讲述了两个完全被架空的“边缘人类过渡到非人类”的悲剧，采用了完全非常规化的叙事策略，主动营造了一个巧合性的奇异环境，并且承载了导演非常多想要表达的东西，如自我救赎、欲望和道德等。《斯托克》的叙说主体虽然不是非人类的，但依旧是彻底的非常规化。其故事的诡异无伦简直到了另一层境界。影片通过一个女孩与其叔叔畸恋这条主线串起了整个家族的非常规奇特历史，然而朴赞郁却用一种唯美的方式呈现了它。笔者从朴赞郁这三部作品能明显看出他创作走向的诡谲变化，整体的风格和叙事的非常规化转向。

二、创作方式的国际化转变

近年来，韩国电影越来越立足于国际，不仅仅满足国内的电影市场，它们把其独具风格的类型电影大量输出国外，并开始频繁地与国外电影团队进行密切地合作。作为韩国黑色电影扛鼎人物的朴赞郁自然也不例外，他开始积极地站在国际视野思考电影，并付诸实践。笔者将以朴赞郁的电影《斯托克》为例，细说一下这部电影的国际化创作方式的具体过程。电影的所有场景都在美国的乡村乐之都纳什维尔拍摄，这也是朴赞郁首次电影所有场景离开韩国独立完成。整部电影的周期是朴赞郁在韩国拍摄时间的1/2，这部电影迎合了好莱坞拍片的节奏。因此，电影面世之后，那种独特的带有东方韵味又有西方感觉的风格气质便透过影像向观众飞驰而来。韩国电影的崛起和其电影类型化本土化分不开，因此走向国际化视野是其必不可少的环节。这也是朴赞郁电影创作全新的变化。

三、更为精确的暴力展示

很多导演热衷于刻画各种暴力行为，擅长暴力的导演很多，比如昆汀、吴宇森、北野武。朴赞郁也是其中一员，而且其暴力刻画一直有其浓郁的个人特色。他所展示的暴力行为通常相当极端，这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有着一定的关系，在韩国电影的审查制度被废除后，韩国民众长期压抑的情感正被挤压到一个火山口，急需爆发。而朴赞郁这种暴力风格正迎合了民众的心理需求，朴赞郁血腥极端的暴力表现方式是民众呐喊与宣泄发出的裂口。然而在朴赞郁最近所拍影片中，这种暴力展示似乎被克制了，但与其说是被克制，不如说是更加精确。以《蝙蝠》《斯托克》为例，其中暴力出现之时往往非常简洁明快，并不过多渲染。这与之前的暴力呈现方式大相径庭，这或许可以看做朴赞郁对他个人风格暴力美学的新探索。本文通过概括导演朴赞郁创作过程中的几点变化，分析了其诉求、其得、其失，总体说来朴赞郁的尝试是积极的，但在具体的地方仍然有些摇摆，没有抓准一个合适的平衡点以达成各方面的和谐。笔者在此盼其终能穿越迷雾，寻得灯塔。

作者：杨夕文宁蔚然单位：西南大学新闻传媒学院

电影创作论文:试论电影创作思路的启发

作者：乔斌单位：四川美术学院

电影的投资人和制作者把注意和关心的精力过多地用在了技术和投资的方面，而电影和美术创作所应该关心和表现的文化和故事的价值思考;文艺作品所应该关心的本身的文化实质;相关的地域、时代所涉及的文化价值等核心问题则被忽略和淡化消解。对于现代这种密集的特技制作、大量资金投入和标准的预告促销等商业手段，见多识广且效果上审美疲劳的观众来说，这样的制作和推销电影策略不但已经让人疲劳和厌倦，而且还有讽刺性的负面的效应。从近几年上映的美国大制作电影《变形金刚》系列电影的相关评价和反映，就可以明确的印证对于上述问题的认识以及评论。似乎大投资、大制作、大炒作等热闹的商业现象的背后，与之直接对应的则是普遍的人的价值标准的缺失和失重式的混乱。

反观《美丽城三重奏》《魔术师传奇》这两部作品我们可以看出它们正与上面所列举的大投资和大制作电影相反。“平凡”的主题、“平凡”的主角、“平凡”的画面效果、“平凡”的故事结果却带来了不平凡的影片的成功和甚深、广大的文化影响力。这两部动画电影的成功，与所取得的世界性的影响力度和范围早就超过了动画片的范围，甚至是其他的这些年所拍摄的欧洲的电影也难以企及的。究其成功的最大原因，首先在于它们的“平凡”。如果能够冷静地把这样“平凡”的成功，心平气和地与现代的许多的物质、特技和效果至上的纯粹的商业电影简单的做一个对比，在剥下商业外衣后我们不难看出《美丽城三重奏》《魔术师传奇》这两部动画电影表面上的“平凡”却正是这个商业时代的许多的影视创作所缺乏的“不平凡”。

“人文关怀”的启示

站在文化和电影创作的角度，大家都期望能够看见新的故事、新的电影、新的作品呈现。但是观众却更希望这些作品所讨论的问题和观念，或者价值标准等问题能够和自身相关;或是和当下关注的社会、环境、人文问题相关;或能够被关注和讨论，能够让自己在观看电影的同时自发、自觉地产生关注和认同。在当代快节奏的生活氛围和当代文化圈子的包围中，有许多时尚和现象总是不停地变化和翻新，而这些文化现象所代表、所对应的许多基本的、传统的文化价值却被世界上的大部分人所认同、所坚守。这类的作品中，许多优秀的与典型的作品都取得了其他同时代的相同或者类似作品所没有奢望过的商业、艺术的成就，具有跨越文化和国家地域的文化影响力。不但如此，它们的艺术生命力也是其他的作品所不可比拟的。这样成功的例子很多，就像捷克的电视动画《鼹鼠的故事》、日本的《聪明的一休》、中国的《大闹天宫》等都是大家所熟悉的成功的典范。

其实这个道理反过来想很简单，在现在、当下这个时代，世界上的各个国家、各个地域甚至单独的个人都在很多的方面有着超越以前任何历史时代的紧密的联系，似乎每个人都会有如这个世界在缩小这样的错觉。在这样的条件下，文化之间的交流、联系、抗衡与共存也是当下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而每个人作为组成世界的个体在生存权利、生理、心理、人格尊重等许多的方面有着同样或者类似的价值诉求。这些价值诉求如果能够巧妙地作为电影或者动画创作的主题，而且能够在艺术表达上处理得比较得当的话，则很容易产生超越国界和文化差异的艺术魅力，就好像中国的观众同样会喜爱美国或者欧洲的某些经典的电影，而国外的艺术家或者观众也同样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武术和相关的电影艺术有越来越浓厚的兴趣或者关注一样的道理。这样成功的例子在现代和当代实在很多。比如较为典型的成功范例电影《女巫布莱尔》和《哈利•波特》电影系列。

而《美丽城三重奏》《魔术师传奇》这两部动画电影则正是在大家所熟悉的自行车赛、魔术等题材上面来构成自己的故事，并且通过故事中的主人公平凡的生活目标诉求和遭遇自然地流露出对于弱势文化与弱势人群的生活状态的关注。这样的人文关怀很自然地得到了大部分观众的认同、关注与思考。在关注、同情影片中人物的遭遇的同时，观众其实也找到了自己的问题的同情和共鸣。这样的结果不仅是创作影片的导演所希望的，也是当代影视作品非常重要的文化功能:通过有限的个人力量和电影故事，去尽自己的力量关心更多需要关心的人。

“地域文化”的魅力

特别在当代这个媒体、互联网泛滥的时代，说起“地域文化”视乎是一个落后的话题。可是在这个时代很令人奇怪的是，许多的现象和许多人的兴趣、甚至文化的关注要点却反复纠缠在“地域文化”这个主题上。这样非常成功的例子很多，如最为普及和最受关注的美国职业篮球比赛和黑人的爵士音乐。这些本来是产生于典型的地方性的体育竞技和种族歧视下的黑人文化，经过这些年的文化推广和商业宣传，也成为具有深远的影响力的当代美国最有代表性的文化符号。还有代表法国文化的时装与美食;日本的浮世绘与茶道;德国的汽车制造业等。如果把视线放回到动画创作领域中，也会发现相同的案例。比如类似的题材或者故事，在恰当的融合了地方文化的元素以后，则会产生意想不到的艺术魅力。而且这种力量远远大于“1+1=2”，影响范围也难以估量。以大家最为熟悉和认可的好莱坞动画为例。好莱坞作为现代动画电影鼻祖，它所产生的世界性的文化形式和商业影响力毋庸置疑。仅就动画长片来说，早在20世纪90年代迪斯尼就注意到了“地域性文化”题材的独特魅力和影响力，创作出在全球市场大获成功的影片《花木兰》系列，还有《阿拉丁》《风中奇缘》《埃及王子》等动画片成功也是如出一辙;而在相同时期的其他传统题材的迪斯尼动画却因为题材缺乏新意，在商业和电影领域屡遭打击。

几年后，作为迪斯尼对手的梦工厂又再度将中国元素挪为己用，奉献出全球影迷皆喜闻乐见的动画电影《功夫熊猫》。分析其成功的原因在于梦工厂懂得将美国英雄主义的文化特点和其他典型性地域文化进行结合，在吸取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同时加入本国特有的诙谐和幽默从而达到超越表象的，新颖的视觉感受。再如《功夫熊猫2》的导演詹妮弗•尼尔森就明确谈到《功夫熊猫2》故事本身其实质还是典型的美国梦，她在访谈中曾说，“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该如何实现自己的梦想，如何成为英雄?我得承认，完全是西方的故事结构，或者说就是所谓典型的美国梦。”《功夫熊猫》系列在实质上和好莱坞之前创作的等动画长片是一样的。无论是片中出现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或印第安的土著文化，还是阿拉伯的民间故事、乃至《圣经》故事等，相对于美国本土文化来说统统都是一种带有神秘色彩的“异域”文化;而这些“异域”元素的引入，其目的却产生了意想不到的艺术魅力。这样的例子在电影作品中同样不少见，以好莱坞英雄主义为主结合中国武侠电影符号而风靡一时的《骇客帝国》电影系列就是同样的例子。

“拿来”与“坚守”

反过来，如果把上述的成功总结为“1+1＞2”的话。国内的动画创作者们不但要有鲁迅先生所说的“拿来主义”的精神，还能够谦虚认真的地接受其他文化的优点。如果将其转化成为我所用，动画创作者们还必须先明确我国自身文化的优势和弱点，加以有意识的坚持和有选择的吸取，才能够真正把“地域文化”的魅力发挥出来，创作出具有时代特色和世界影响力的作品，重新创造中国动画的黄金时代。就像《美丽城三重奏》《魔术师传奇》，它们既没有好莱坞那样的大投资，也没有《变形金刚》这样的复杂的拍摄和制作的技术。一切都显得那样的平淡和自然，却能够拿到多项国际大奖，同时也得到观众的认可和思考。如此的成就也是值得我国的动画创作者认真研究的典范。动画《美丽城三重奏》《魔术师传奇》它们的共同之处在于，首先，导演找准了自己的位置，或者扩大一些可以说是欧洲动画、甚至低成本投入(和好莱坞相比)动画的位置。仔细分析起来可以看出，导演所讲述的是欧洲、法国自己的故事，如环法自行车赛和传统的魔术等许多过时的表演都是很典型的代表欧洲地域文化的标志性符号。

其次，在两部动画影片里大家既找不到非常夸张复杂的特效镜头，也没有过于明显的好莱坞式的动画特效，然而非常吸引观众的地方确是欧洲插图风格的造型和美术风格。在人物、场景和许多较大的外景上也可以看出非常突出的法国或欧洲地域性的风格。另外，在故事的编剧和讲述方式上，也有很明显的欧洲电影的特征，它没有像好莱坞电影一样紧张和戏剧化的电影结构，而是给了观众更多的主动的思考和感受的空间。反过来它也有选择地吸收了一些好莱坞电影的剪辑和叙事的手法，不盲目自大，主动改变了以前的欧洲电影特别是动画生涩、不流畅的剪辑、叙事的缺陷。

总之，对于电影、动画这种舶来的艺术形式，盲目乐观和骄傲自大本来就没有必要，且“拿来主义”的态度和创作方式与态度，在现代的电影和动画创作中已经超越了个人、地域或者国家，成为当代电影和动画所常用的创作方法。另外，更重要的是对照世界上这些成功的动画电影艺术作品和创作方法，我国的影视创作者需要在这之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在坚持自己文化的同时，不妄自菲薄，认清外来文化的优势。只有在这样的坚持与结合的实践过程中，打破旧有的成见，找到恰当的结合点，真正实现和发挥出我国自身文化的魅力和优势，才能改变国产影片的颓势，创作出具有世界性影响力的当代的国产电影和动画作品。

电影创作论文:地方电影创作发展浅析

作者：于峻单位：海峡世纪（福建）影视文化有限公司

福建电影创作的劣势

（一）缺乏电影创作力量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局长童刚在回顾2011年中国电影成绩时指出，2011年共生产各类电影总产量达到791部，其中故事片558部。全国电影票房达到131.15亿元，较2010年增长28.93％。而根据《海峡论坛两岸影视2011》特刊的统计数据，在2011年海峡论坛上洽谈的电影项目仅有6项。以全国2011年558部电影作品为基数，福建的电影2011年的产量只占全国的1.07%，精品力作更是难觅踪迹。这既反映了福建电影创作实力与其经济总量的不匹配，也反映出福建电影相对薄弱的创作实力。

（二）缺乏完整产业链电影产业链大体由“上游”的制片板块和“下游”的院线板块共同构成。“下游”的院线为“上游”的制片提供资金保障，“上游”的制片则以更加优异的“精品”回馈院线。而福建的电影产业，“上游”的制片与“下游”的院线因分属不同管理部门，因此形成不了合力。在现今影视创作日益呈现“多资金投入”、“大资金运作”以及“跨区域协作”的态势下，福建的电影创作却还处在一种各自为阵、各走各路的环境中。可以说，“条块”管理成为阻碍福建电影健康发展的一道桎梏，使得福建的电影产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更加地举步维艰。

（三）缺乏电影人才电影的创作过程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实际上，电影业的竞争，也是影视制作专业经营管理人才和创作人才的竞争，人力资源成为最宝贵的、最重要的战略性资源，是创造影视精品的主体。尤其是随着各类型的商业运作电影成为国内外电影市场的主流，整个创作生产过程需要更加专业的知识和更加丰富的管理经验。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具有知识密集型、高附加值、高整合性等创意产业典型特性的电影创作过程中，拥有多少人才决定了电影作品的产量与质量。然而，纵观福建省的影视创作事业，目前，人才，尤其是电影创意人才和经营人才的匮乏，已成为制约福建电影事业发展的“瓶颈”。

福建电影创作的机会

（一）难能可贵的电影发展机遇文化产业作为经济与文化联姻而形成的新兴产业，正在迅速崛起，逐步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美国的影视业在创汇方面堪与航天、航空和现代电子业相媲美。中国电影自2002年全面产业化改革以来，也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仅2010年，中国电影故事片产量达到526部，是2002年的5倍多；2011年中国电影银幕数已超过9000块，电影票房超过130亿。这些醒目的数据表明：中国电影“面临一个历史新的‘临界点’，已经开始进入大发展大繁荣的黄金时期”。

（二）国家层面的产业优惠政策2009年7月2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我国第一部《文化产业振兴规划》。这是继钢铁、汽车、纺织等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后出台的又一个重要的产业振兴规划，标志着文化产业已经上升为国家的战略性产业。2010年1月25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促进电影产业繁荣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导意见》是继《文化产业振兴规划》后，国家对促进电影产业繁荣发展提出的重要指导方针和具体政策措施保障，既明确了工作任务又突出了工作重点，为促进电影产业的繁荣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契机和良好的条件。

（三）国家赋予的海西特殊政策国务院在正式批准的《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发展规划》中明确指出：福建省在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中居主体地位，具有对台交往的独特优势。因此，《规划》的出台，不仅确立了海峡西岸经济区是两岸人民交流合作先行先试区域的重要地位，同时，打开了福建在影视创作生产领域与台湾方面的合作之门，使福建的影视产业可以有了后发优势。

福建电影创作的威胁

（一）外资介入引发的竞争格局按国际经验，当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时，人们的文化消费就会出现“井喷”。而随着国内人均GDP超4000美元，一个“井喷”的文化消费会即将在中国呈现。面对巨大的文化消费市场，国际资本正全面介入国内的文化市场，并且凭借其强大的资金和营销管理能力，正在对国内刚刚起步的文化产业形成巨大冲击，尤其是对资金、人才、营销依赖度极高的影视产业，冲击更大。

（二）其它省份快速发展形成的“虹吸效应”电影是快速树立国家和地区品牌形象的最佳手段。1954年，总理在日内瓦用一部越剧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让与会各国的代表初次了解到了灿烂的东方文化和秀丽的自然景观。上世纪60年代，广西以一部歌剧电影《刘三姐》，使得“桂林甲天下”的山水和动人的壮歌美名远扬。而影片《大红灯笼高高挂》则成就了山西平遥的旅游。正是这种示范效应，使越来越多的省市纷纷从抢占文化创意制高点出发，不仅整合成立影视创意产业集团，并且在产业政策、资金、税收等方面给予了更多、更大的优惠与扶持，从而在这些地区形成了产业集聚效应，吸引了大量的影视制作机构与资金。而这种“虹吸效应”势必对福建电影事业的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

提升福建电影创作竞争策略

就福建电影创作的竞争策略有四种战略可供选择。然而鉴于福建的电影事业在国内总体实力还比较薄弱的现实，采取突出优势，把握机遇的“SO战略”应是比较合适的选择。

一是要抓住全球影视文化产业快速发展的机遇，构建并完善独具海西特色的电影产业链。全球金融危机的蔓延，使得各国经济复苏变得更加艰难。然而，具有典型“口红”效应的文化产业却日趋蓬勃。而蓬勃发展的文化产业，也带来了更加激烈的行业竞争。目前国内各大影视集团在发展竞争策略中，都将电影全产业链的构建放在了首要位置。因此，为了更好、更快地构建起福建电影的全产业链，第一，应将原先分别隶属不同部门的电影创作与电影院线整合到一起，构建起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福建电影集团；第二，在构建福建电影集团的基础上，完善电影产业链，实现经营集团化、产业规模化，并通过优胜劣汰的人才竞争机制，进一步提高企业经营效益，从而快速提升福建电影创作的综合竞争力。

二是要抓住国家给予海西发展特殊政策的机遇，以先行先试的精神积极探索福建电影产业政策。目前，在电影产业政策等方面，北京、上海等文化产业发达地区已经走在了福建的前列，例如，就电影融资难等问题，北京银行以版权质押方式为华谊兄弟提供一亿元的电视剧打包贷款，初步探索了以版权质押方式为影视剧提供贷款的融资新模式。为此，福建应充分利用好中央赋予福建“先行先试”的政策，在电影创作与播映的全产业链生产过程中，从剧本创意、人才队伍、创作资金，到播映场所与渠道建设等方面，在国家原有各项优惠政策的基础上，出台更加适合福建特色且更具竞争力的新政策，并借助电影强大的形象宣传力，更好地营销福建，树立起福建的品牌形象。

三是要抓住当前海峡两岸和平稳定发展的机遇，以两岸合作共赢的方式搭建创作平台。近年来，随着《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和两岸知识产权保护协议的签署，海峡两岸和平发展的势头日趋向好。依托台湾在出版发行、版权服务、影视、网络信息、休闲娱乐以及文化中介服务等方面所具有的明显优势，在福建搭建具有海峡特色的电影创作平台，充分利用福建在人力、土地、劳务等方面的优势，以及闽台两地深厚的文化渊源，共同创作独具海西特色的电影作品，一定能够在有效促进闽台两地电影产业快速崛起的同时，提升创造性和本土化的转换水平，形成多样化、多类型、多层次的产品体系，打造出具有市场竞争力和占有率的电影精品，带动整个福建电影产业的良性发展。

结语

基于SWOT分析，尽管福建电影创作凭借其闽台间独特的“五缘”优势，以及国家给予海西“先行先试”的政策优势，具有很好的发展空间，但这种空间更多的是体现在一种可能和潜力上。福建目前的电影创作总体数量不足，占全国电影作品的比重太低，尤其是高质量的精品力作、大作更是屈指可数。因此，福建的电影创作应当在充分依托国家给予的优惠政策基础上，深入挖掘闽台两地人文题材，并以“先行先试”的创新精神，大胆开创电影创作的新机制、大胆尝试电影创作的新方法、大胆引进电影创作的新人才，从而实现福建电影创作的跨越式发展。

电影创作论文:谈观众心理转变与电影创作

作者：马晓虎单位：渭南师范学院传媒工程学院

进入80年代后期，中国步入了文化转型阶段，经济上的全面进步促进了文化的发展。经济的发展直接导致各类影像、传播设备的普及，而文化产品也日渐受到了市场的青睐及相关文化主管部门的重视，影像的生产及消费获得了双重重视，呈现一片繁荣景象，电影和电视成为影像文化的主要传播阵地。经历了十多年的文化、思想冲击，新时期的文化学者及知识分子也开始潜心于影像文化的分解、研究。前所未有的大范围的影像文化普及改变了人们的历史观、价值观，知识分子不再谈论宏大的政治理想和社会抱负，而是把主要精力放在对周遭世界的感受和认知上，这种历史性的转变使得中国迅速进入了后现代社会，后现代文化在我国获得了空前发展，依附于传统政治的文化迅速独立出来，娱乐、消费成为全新的文化习惯。就在这种后现代语境下中国电影也积极响应这种时代的变化，从形象及内涵上发生了较为彻底的转变。获得转变的中国电影开始越来越多地考虑观众的感受。

电影创作者也愈发清楚同样经历了历史阶段性转变的观众在消费及审美上的迫切需求以及这种需求对电影创作的反作用力。因此，怎样满足已经变化的大众口味就成了电影创作者面对的一个难题。

创建健康的公共影像空间

创建健康的公共影像空间是电影创作者面对观众去展开创作首先要应对的困难。走过2011年的中国电影，除了130亿的天文数字，还有那无数的各种骂架、挑唆以及卑劣的营销。要追究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就不能忽略一个事实，那就是当前的中国电影市场热钱涌动。自从中国电影新世纪初全面迎来市场化以来，大量的各路投资就纷纷进入其中，地产商及广告商的不断介入，将电影完全变成了与艺术渐行渐远纯粹的商品。当下的电影似乎经历自己深沉的变质，在投资的利益最大化的要求下，创作者似乎已不再有什么深刻的艺术追求，几乎将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对票房的追求上，其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充斥市场的有票房无口碑的大量劣质影片，营销者的吹嘘和观众们的口水，都是最好的验证。

从生产到消费，整个电影创作和消费环境欠佳。越来越多、越来越高级的电影院和电影幕布，并没有改善中国电影观影环境，在“劣币驱逐良币”的千古道理之下，日益高涨的电影制作资金使得电影工作者招架不住，绝大多数从理想主义者蜕变为纯粹的文化商人。当高额宣传费用成为这个时代的真谛，其代价就是制作费越来越低，电影质量参差不齐，票房口碑双赢的硬道理已被抛在脑后。而要改变这种现状，创建美好而实在的公共影像空间，首先要改善投资环境和创作环境，健康的投资动机和创作动机才能从根本上保证优秀影片的产量，减少乃至杜绝欺骗观众的劣质影片充斥银幕。

除了投资方面的问题以外，创建健康的影像空间还要解决中国电影市场的卖座类型单一的难题。就2010年上映的电影来说，在过亿的17部影片中，动作片、喜剧片、爱情片三种类型片占了将近80%，其他电影类型皆尽缺失，没有完善的类型体系。更为严重的某一时期单一类型的过于集中，2011年的小成本恐怖片扎堆，市场上的小成本劣质恐怖片占据着银幕，从《绝命岛》到《密室之不可靠岸》，从《紫宅》到《床下有人》，因为成本低，经得起失败，那么就容易走上流水线，被大量制造出来，不遗余力地投放市场，依赖投机心理在票房上碰撞。这其中，上半年口碑最差的恐怖片恐怕是《B区32号》，而下半年则是《孤岛惊魂》，这部前期并不被看好的作品，结果竟然令人意外地获得8000多万的票房，成为下半年的典型例证。回顾已经过去2011年的中国电影市场，低成本恐怖片已成为小成本山寨喜剧之后被追逐的对象，差不多平均每个月都有几部作品，年产量30部左右，占上映电影总数的1/10。严重缺失的电影类型和类型电影生产上的投机心理是中国电影市场进入良性循环的瓶颈，丰富多样的类型电影生产才是将电影观众留在影院的关键。

时代在变化，任何文化产品的生产都离不开时代文化要求，电影生产也不例外。电影生产选择符合时代文化要求的电影题材才能给电影观众以最大的实在，创建健康的公共影像空间既是电影创作者的时代责任也是对电影观众的责任，而转型中的中国文化所面对的三种重要的文化隐喻更是这种责任的一种历史性放大。在布尔迪厄的文化理论观点看来，知识分子脱离其所谓的高雅品位及对经典文本孜孜不倦的探求，将其视野扩展到普通大众的日常生活，放下对文化制造机消费的垄断，这种做法不仅有益于文化在民间的普及也会引发大众审美趣味的革新，甚至会是一场势在必行的文化变革。这样的变革预示了前景广阔文化产业的茁壮成长。

营造中国电影的民族特质

毋庸置疑，大的社会环境的变换定会带来观众审美取向的变化，但是将这种变化融入中国电影百年的历史长河中就会发现，强有力的融合才是主题，不管纷繁的形式改变还是内容的重复变化都从根本上体现出了固有的民族特性，民族特性是中国电影百年的精神精髓。所以说，面对电影观众的电影创作者除了创建美好而实在的公共影像空间之外，还要精心营造中国电影的民族特质。

首先营造电影民族特质是华夏观影心理结构的需要。“观赏电影的心理结构是民族文化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的精神积淀组合而成，也就是心理学家所说的“集体无意识”。集体无意识理论认为，每一个体心理深层结构包含着祖先在内的各个时代人们的心理体验。许多无意识的概念产生于人类的史前史中，表现在远古的神话里，这一蕴藏在人的心灵深处的潜在力量对人们精神发展起到巨大的作用。一些伟大的思想家根据当时的社会存在，将这些精神观念理论化，便对后代的社会意识、文化精神发生深远的影响，无怪乎《论语》的思想，儒家的观念成为影响几千年中国人发展的思维模式……”①而且个人的情感观点与社会上层建筑具有代表性的传统思想无法分割，那么对观众个体的研究不能不追溯到古代文章中保留的经典传统思想，不能不重视观众对传统的习惯性顺应。

而营造电影民族特质的重要的难题在于，如何才能让传统文化精华成为生产和消费的对象，并且在此基础上摆脱“中国制造”的尴尬。但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化始终无法进入电影制造业，也就是传统文化的阐释和推广，只能在知识界内部运行，而制造业的大门是闭合的，它似乎缺乏向外吸纳文化的机能。这种自闭性结构则会引发以下两个不良的后果:第一，困难重重的中国传统文化，因无法有效地被现代日常生活接纳而加快其衰落速度;第二，中国工业制造无法获得来自本土文化的支持，在高层次的创意、设计上很难获得进一步的推广。面对这样的事实，华语影坛却有一个怪现状，就是大家在拼命制造不接地气的虚假时尚游戏，从《杜拉拉升职记》到《非常完美》，在时代、文化背景的完全缺失下，成为不伦不类的纯粹模仿。事实上以中国时尚业的落后程度，怎么也模仿不出《穿普拉达的女王》那样的精神气质，最后只能成为附庸风雅的影像产品的典型代表。

当《功夫熊猫》横扫中国电影市场，两部获得近十亿元人民币的票房的时候，我们才发现我们的传统文化居然有这么巨大的市场价值，也有评论认为《功夫熊猫》就是好莱坞拍的中国电影，但问题是它为什么就不能是中国拍的中国电影呢?原因很简单，就是这些年来，我们一直都在卖力地模拟时尚，却从不正视自己。当《变形金刚3》再次风靡中国电影市场的时候，是不是也有电影人或投资商在盘算也跟风一回?殊不知，好莱坞的电影特效从传统发展至现在的全面数字化经历了百年的历史积淀，成熟完善的工业流程是我们短期内不可能做到的，况且我们已做过尝试，2009年王晶的《未来战警》和刘镇伟的《机器侠》就是经典的失败案例。所以说，不追赶好莱坞电影的工业大潮，正视和开掘本土文化，让中国电影进入消费者的视野，成为消费对象乃是题中之义。

现在在各种环境下，民族化已经成为经常被谈论的话题，对于电影来讲，开放的民族精神是其获得繁荣的根本，对于世界文化经典的解读、吸收乃至融合是其跻身世界的前提，包容是今天真正的民族精神的精要所在。

电影创作论文:电影营造真实感艺术创作论文

一电影剧情的真实感范畴

如何才能使剧情真实，没有虚假的成分在里面，这就是大家所说的各有言辞、莫衷一是。对于电影剧情真实性的讨论最早出现在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中。这位古希腊的哲学家说：诗人和历史学家一个用韵文叙事，一个用散文叙事，他们之间的不同，不是他们文体表达方式的不同。亚里士多德喜欢用韵文叙述历史，这样的格律并非是限定内容的固定方式，能具有较好的艺术效果，唯一不同的是事情是否真的已经发生。因此，诗比历史更加富有哲学性，而成为更高境界的东西。诗词通常表现的是具有普遍性的事情，而历史记录的是过去的具体事件，”这种观点虽是一个较好的定论，但现实中的矛盾并不会消失，诗人认为此事“有可能发生”，而观众不可能全部赞同作者的观点，有些观众认为作者所叙述的事情根本就不可能存在。纵观文坛的发展历程，许多文坛名家都对文艺创作中真实与虚假问题，提出过精辟的观点，结果是百家争鸣、莫衷一是。其中较权威的观点有：郭沫若的“失事求似”之说，茅盾的“两个真实统一”之说，余秋雨的“七项原则”之说，邵荃麟的“实实在在写史”之说以及郭启宏的“传神为上”之说等。在这些观点中，实施性较强的当属余秋雨的“七项原则”之说，其宗旨为：“一，对影响力较大的历史事件要反映其真实的一面。二，史书上确有的重要人物，其形象必须真实，他们若为剧中主角，则更为严谨。三，历史事件的时间顺序要清晰，时代特征、历史氛围以及社会状况要做到真实。四，剧中由于剧情需要虚构的部分，要符合特定的历史情境。五“，真人假事”其所发生的事不但要与“真人”的身份、性格相匹配，还要符合特定的历史情境。六“，假人真事”，即剧情中虚构的角色在承担历史上发生的真事时，该“假人”外表和内心特征要与历史事件有内在的统一性。七，对于剧情中真实的内容，即所谓的“真人真事”要彻底保全其历史的原貌。”余先生的这段高论，对于历史题材的电影艺术创作，确有较好的借鉴作用。然而，它的不足之处是，它无法做到让任何题材的作品都能做到真实而不涉假。在国外同样存在着这样的争议和矛盾，最具权威性的说道是德国电影家法斯宾德的一句名言：“戈达尔说，电影是一秒钟二十四格的真理。我说，电影是一秒钟二十五格的谎言。”这两种说法观点相悖，但都各自立场坚定。崇尚真实，藐视虚假，是人们内心在接受事物的潜意识。然而，真实的界定很难把握，即便理论家的文章中满是为了证明真实性的各种论述，但电影创作者在创作中，依旧是茫然无措无从着手。其实，电影艺术的创作和其他叙事文艺作品类似，为了让观众在观看电影作品时真正融入到剧情发展中，随着主人公的情感波动而起伏。换言之，对于创作者追求的真实感并不是理论上的或者客观存在上的真实，而是以使广大观众认可剧情，与角色达到情感上的共鸣，即所谓的“真实感”。真实与真实感，虽一字之差，却分属不同的学科领域。所以，艺术家在进行创作的过程中所追求的不是绝对意义上的真实，而是真实感，即以真实感作为创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最大限度使观众在观看电影的过程中实现感同身受的境界。二千多年前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说：“可信却不一定有的事，比不可信却有可能发生的事有意义”。亚氏名言中的“可信”与“不可信”，就是上文所提到的真实感，即影片事件所给观众带来的主观感受，而并非纯粹追求历史事件的真实。

二营造易信不疑的剧情风格

风格是艺术家在创作时有意或无意的在自己作品上产生的一种特色形态，定型以后的风格会受到与之审美取向相同的人的借鉴和模仿。风格的另一个代名词叫“主义”，艺术理论把不同的作品分成不同的“主义”，有多少个主义就有多少种风格。具体来说有以下六种主要的风格：现实主义风格、古典主义风格、浪漫主义风格、自然主义风格、魔幻现实主义风格、后现代主义风格等。“主义”是不同国度在特定时期、特定理论体系支撑下的创作产物。它有自己的规律性和秩序性。从一定视角上看，各个“主义”表现的是艺术特色与生活的关系，或疏、或密、或近、或远、或形似、或神似。不同的风格有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这就要求创作者在对作品风格定位时，要准确把握特定的历史、地域、生活方式等理论。如果没有足够的理论支撑剧情去拟真，可以选择对现实生活有一定夸张的后现代主义风格或浪漫主义风格，这样不易让观众起疑，从而增加剧情的可信度。电影创作者要营造熟人熟事，观众才会易信无疑。这是一个普遍的创作法则。同时，如若电影编剧对各类电影题材都很在行，那么大部分观众都能切身感受到真实感。老舍创作的经典作品《茶馆》，就是运用现实主义风格的手法，展现了一幕真实的故事情节。虽然该片也有人评价“故事不够紧凑，人物杂乱”，但是，没有人怀疑该片的真实性。因为老舍对老北京的普通民众、市井风俗等十分熟悉，在与观众书信互动时，老舍这样说：“官场达人我不熟悉，无法描述他们生活的真实面貌。我所结识的都是小人物，这些人过着清谈的生活，常下茶馆，我就把他们集中到一个茶馆里，从进出茶馆人物的变换洞悉社会百态的变换，同时映射出当时的政治时代特征等信息，这就是我写茶馆的初衷”。正因为老舍熟知北京文化，对茶馆文化深有研究，其作品《茶馆》的真实性让观众深信不疑。曾一度热播的《霸王别姬》《活着》《图雅的婚事》等影片引起了较好的反响，在这些影片的真实性问题上观众均具有较高的认可度，这几部电影的编剧均为芦苇，是位资深的剧作家，由这样一位深谙其道的编剧营造剧情，鲜有人疑其不真。为了表现电影的真实性，电影会竭尽全力向受众展示其真实的一面，如影片中角色的造型、剧情、动作等，摄影机常常以客观或主观的视角让受众去观察和体会。使之在精神的时空里，由直观的生理接触潜移默化为生理感受与意念幻觉，从而把自己的思想和意念附加到影片中某个角色的内心世界，站在片中人物的角度和位置来感受剧情中所上演的内容，有时还会将自己置身于剧情中去想象接下来的剧情发展。例如，电影《沉默的羔羊》就成功运用了现实主义艺术特点，把受众和片中女警官克拉丽共同引入变态杀人案的迷津中；《泰坦尼克号》运用浪漫主义风格把受众与露丝、杰克共同带入毫无心理准备的巨大海难场景中，体会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情节；《人鬼情未了》运用魔幻现实主义风格，表现了莫莉的危险处境，由于剧情的前期铺垫，观众比她更清楚事态的发展，从而处处为她担心；而在以“痴人说梦”形式进行叙事的《阿甘正传》中，以现实主义风格叙事，使观众通过对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产生的关注，产生对美国社会状况、历史、未来和人类社会生存状况的“真实”体验，透过剧情引发深入的思考与感悟。电影艺术的创作正是运用不同的表现手法，运用高度的真实性使有生命价值和生命意义的艺术内容吸引观众，使观众体会到片中那一时刻的逼真场面。这样的电影让观众置身于现实生活不可能会发生的境况中，引发观众思考从未想过的人生观、价值观问题。

三运用“逻辑真实”手法营造电影真实感

如何切实可行的获取真实感，紧跟时代步伐，领悟社会精髓，深入剖析事实真相，创作出可信的故事，是每一个创作者的心愿，电影创作者应依据电影艺术创作的内在规律，灵活运用创作法则，以抛弃虚假为准则，烘托真实感为目标，做到理智的创作行为，这才能够体现电影创作者的巧思与睿智。在一部电影中故事情节的主要内容以及起、承、转、合的发展过程，作为剧情发展的主动脉，也是电影创作者最关心的问题。在电影创作中营造真实感的常规手法是：第一，故事情节要投观众所好；第二，故事情节要表述作者熟知和感兴趣的内容；第三，故事情节的内容要符合电影的表述。除了这些创作法则，在营造故事情节真实性的手法上“，逻辑真实”艺术手法的应用也是营造电影真实感的良好手段。美国的科幻大片《第六日》讲述的是关于克隆技术的故事。影片开始就设定了一个大的前提：克隆技术的研究是为了造福人类，野心家却打算用来操控人类，这是该电影的主要线索，并以此为基点辐射开来，讲述了不同类型克隆人间及克隆人与人类之间的故事。在影片的大前提下，使编剧设定的场景及各种情节进入我们现实生活空间，让观众产生了真实的内心感受，而且影片还给真人和克隆人赋予不同的人性进行各种较量，使观众产生更加真实的身心感受，在带来视觉感受的同时，也使观众产生了对社会价值观的思考，加入真的存在克隆人，那么社会将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们又会有怎样的变化？该影片有效运用“逻辑真实”的艺术手法，既做到了艺术的真实，又达到了生活的真实，在这种兼具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的艺术表达中，由于“逻辑真实”手法的有效运用，使电影给观众呈现出来的故事情节在符合观众内心真实感受的同时，又与现实的社会生活与人物活动轨迹相似，使人物具有鲜明的精神特征，使观众的内心真实感受与情感逻辑达到了统一。由此可见“，逻辑真实”是电影艺术创作营造真实感的重要手段。

综上所述，电影艺术创作真实感的营造，就是通过影音、色彩变化、光线明暗对比等艺术手法，不仅表现出主人公的生存状况与境遇，更要充分体现电影的艺术真实性与现实真实性，给观众呈现出具有真实感的艺术形象，引发观众深刻的思考，只有这样的电影才是具有艺术价值的优秀作品。

作者:李建伟单位:洛阳理工学院艺术设计学院

电影创作论文:分析微电影艺术创作

本文作者：王振兴韩强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传媒学院

综合微电影的本性，商业性与艺术性是其基本的两大属性。这在电影中也是时常探讨的话题，但探究微电影的出现根源，它往往比电影体现的商业属性更明显。所以，微电影虽然是兼顾了电影的这两大属性，但是各有其自身的特点。众所周知，微电影的商业性是其成活的物质基础，艺术性的体现会使受众受到精神的洗礼，转而使更多的人去关注微电影，这样才会促进微电影商业价值的不断提高，为创作者提供更好的设备，激发其积极的创作欲，从此就形成了周而复始的良性循环。如果只是视商业性为重而轻艺术性，更多的商业元素会挫伤受众的眼球，即使一时抓住了受众获得了成功，就会使商家投入更多的商业元素，这样形成的循环式恶性的，最终，使受众越来越少，以致反感。既要辩证的对待微电影的商业性与艺术性的关系，又要注重微电影的艺术创作，这样，才能使微电影既有质量又有价值。微电影之灵魂———艺术性“电影是生活的渐近线”。电影的取材来自于自然或是社会生活，其导演不可能凭空想象就能创作出电影，对于微电影的创作也是如此。而微电影的创作是来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不管微电影的创作怎样高于生活，它总有自身的局限性，只是导演或编剧从自身的角度运用各种艺术手法综合囊括了现实生活的大部分内容，而对于生活来说，微电影还是在一定的生活范围内取材、构建情节，只能是无线的接近生活。这种无限接近生活的微电影之所以能够有吸引力，就在于它不是对生活现实的断章组合，而是有艺术性创造“生活”，这种生活既有我们在现实中熟悉的一面，又有我们不同于现实而又使我们好奇的一面，这就是微电影创作的内质，也是其创作的意义。为什么要创作微电影，这不仅仅应是为了谋取一定的经济利益而为，当然，中国的微电影出现的诱因就是商业性，以赚取利益为重。但仔细揣摩，微电影的来源还是生活，是在生活中的某一部分人率先有了影视短片的创作，然后，才有商家鼓动影视短片与广告的结合，形成今天所说的“微电影”。至此，不能仅仅凭经济的攒动而使微电影发展，真正能使微电影发展的内因应该是其自身的“灵魂”，也就是微电影的精髓。微电影真正面对的是广大的普通受众，而微电影创作源于且高于生活，其艺术性体现的是生活中的“美”，只有美才会让人去乐于接受、深于欣赏，所以，“微电影又是捕捉时间消逝与空间跳跃性的美的艺术”。当然，这里的美体现了很多种，因人而异，通俗的说，能够引起受众关注或记忆的都可称其为美（也包括丑）。

这种艺术性的体现，与导演或编剧有直接的关系，每个创作者的风格迥异，所创作出的美的体现各不相同。但是有一点，不管如何去创作都要把握好微电影的灵魂之精髓。微电影创作之艺术体现参看近期相对比较优秀的微电影，各有特色，但需要表现出重点的地方往往不足，比如说微电影中的声音，表现的节奏性不是很强，甚至在短短的时间内还来不及声音的大转换影片就已经结束了，即使影视声音方面的问题谈的很多，在声音的运用上还是不够的。同时，大多数表现力度不够。比如说，情绪积攒的力度不够、心理展现的热度不够等，这些不仅仅是单方面的原因，更是综合艺术手法运用的不足，现简单总结进行理梳：微电影逻辑思维关联的探讨“:逻辑思维（LogicalThinking），是思维的一种高级形式,是指符合某种人为制定的思维规则和思维形式的思维方式。我们所说的逻辑思维主要指遵循传统形式逻辑规则的思维方式，常称它为‘抽象思维（Abstractthinking）’或‘闭上眼睛的思维’”。从某种意义上来看，逻辑思维是一种综合的至高的思维方式，先有逻辑综合推断，再上升到思维辩证的高度，这体现了微电影应具有的必要性。任何影片都应该在形象思维的基础上最终达到逻辑思维，微电影是引导观众去在现实中践行一定有意义的活动，这就是观众通过微电影的形象（现实）展现而最终起到对思维抽象的人生意义的反思。这个说法中就已经完成了关联的表征。微电影是将形象思维的现实加入艺术创作的元素呈现在视频载体上，最终达到受众的共鸣或是引起受众的思考与总结，即达到思维逻辑性，这就形成了画面内与画面外的关联，而后者是更高层面的，也是微电影创作的最终意义（当然，在这里也不缺乏观后的商业需求）。现在的一些微电影只是表达了自己的想法，而更多的缺乏这种层面的关联。再就是情绪、节奏与思维逻辑的关联。这又是另一个角度，即从微电影本身的创作性层面来说的。情绪是激发受众共鸣的重要一点，也是主要的一点，能否打动受众就看情绪表现的如何。好的微电影会使观众落泪（当然，这不是微电影创作的终宿），因为，这是最能直接表征受众情绪的情感体现。作为艺术化的微电影，应该运用声音、画面的节奏性去达到一定的思维逻辑性，现在的一些微电影中，声音很单一，表现的力度不足，这就为逻辑的转进造成了一定的障碍，结果导致欣赏完影片后引不起受众的共鸣，一直处于平淡状态。在这一点上，也是中国电影与西方电影的差别所在。微电影创作心理缔结关联的缺失。微电影的呈现可以说是导演或编辑的一种心理展现的实体，当然，微电影针对的对象———受众观影后也会形成自己的心理活动（此时心理是隐形的），同时，微电影内部也存在为完成情节的构建所形成的自身心理趋向，这种心理倾向就是由微电影内部情绪、节奏、人物心理、创作技巧等各方面共同熔铸的。此三种心理状态缔结、关联为一体就是微电影创作的灵魂，因为不管如何去关联，心理状态是抽象的，但展现出这种抽象的东西却需要具象的艺术手段。所以，微电影创作的灵魂终究是艺术诉求。微电影创作技巧转接关联的不足。真正的好的影片是可以忽略特技等效果的。因为特殊效果的出现，本身就是违规的，这么说可能会引起很多人的争议，但是仔细去想一下，一部好的影片并不是靠特殊效果去吸引受众的眼球，而恰恰国际上很多获奖作品并没有过多的特殊效果。一方面，特殊效果的出现是完成了一次炫丽的技巧，但它却打破了影片自身情感、情绪的展现；另一方面，破坏了影片内部的心理活动以及受众思维心理的推断，从而导致了以上三种心理缔结关联的缺失。当然，并不是说不让用特殊效果，而是要用的合理，符合逻辑思维的形式而不至于去终结微电影创作的心理。一个好的特效创作技巧是不会让受众在观影的同时有所察觉，当然这样好的技巧的运用时符合逻辑转接的，是与心理创作活动转接的关联密不可分的。这也是就我国微电影创作中存在的普遍现象给予的总结，希望能在微电影的创作中遵循一条原则，就是能不用特殊效果尽量不用，如有用时避免特殊效果的喧宾夺主。微电影叙事铺张关联的缺乏。铺张原指“竭力铺陈渲染，力求发扬光大。后多形容过分讲究排场。”在这里讲求铺张是在叙事上要求全面的展开，使微电影内容的表现不拘谨，该起的地方一定要起到位，该落的地方必须落到位。叙事铺张的不足也是在目前众多微电影的表现中常见的问题。

微电影本来就是短暂的时间内讲述短小的故事。但叙事铺张并不意味着不可以展开（是指意义、内涵表现），这就是微电影应该特有的叙事特点。微电影的叙事铺张不是说从故事的开始到结尾一点不落的展开叙事，而是要讲求节点的选择与转接的关联。微电影的节点就是在表现的“现实”中截取的若干个组成叙事的汇合点。怎么将每个叙事段落铺张展开并将各个节点巧妙的逻辑转接是微电影创作的难点和重点。比如说，在叙事中人物的展现不足，人物情感没有更大限度的表现出来，情绪应该上升到顶点时，突然中段夭折；当然，声音叙事的运用也不到位，在多数的微电影作品中很少讲求声音的叙事，只是单调的音乐承载背景声。所以，画面与声音的叙事铺张性没有展开，同时，人物情感与声音的节奏也没有很好的关联起来。如果解决了这些问题微电影的发展会走向一个全新的热潮。以上是在结合影视创作中的实践经验与目前微电影创作之不足而进行的浅层的探析，希望中国微电影能够走向新的发展！

电影创作论文:主旋律电影创作特征探析论文

[摘要]在主旋律电影二十年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许许多多融思想性、艺术性和教育性于一体的优秀主旋律电影。主旋律电影是党和政府对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对党员干部进行思想教育的重要手段，因此主旋律影片有其特有的创作特点。本文从主旋律电影的选材、人物形象的塑造以及表现形式等方面，就其创作特点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主旋律电影创作特点创作模式表现形式综观

二十年来中国主旋律电影的创作，可以说基本上做到了思想性与艺术性相统一，教育性与娱乐性相统一，体现出主流意识形态与大众文化消费的完美结合。但从总体上讲，都具有极强的政治性和宣传性，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因此，分析主旋律电影的创作特点，可以使我们深入地认识主旋律电影的创作规律，创作出更多更优秀的主旋律电影。

对于主旋律电影的分类，一般是按题材和内容来划分，将其分为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重大历史题材电影和重大现实题材电影等三种。主旋律电影在艺术创作方面，主要具有以下三个重要特点：

一、主旋律电影的选材多以革命历史题材、重大现实题材为主

主旋律电影是对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党员干部进行思想教育的重要手段。党和政府斥巨资拍摄大量的主旋律电影，其根本目的也就在这里。由此中国主旋律电影多以表现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历史进程与现实生活风貌为主。通过观看这些影片，可以使广大观众认识和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现实，并起到了反思历史、关照现实、认识生活的功能。例如，《长征》全景式地再现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悲壮历程，《重庆谈判》反映国内革命斗争的重要史实，《大决战》系列片展现了解放战争的三大战役和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宏大场面，《万隆之行》反映了我国外交斗争的不平凡的历史，《国歌》刻画了无数爱国者勇往直前的光辉形象。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献礼影片《我的长征》通过一名红军小战士的独特视角，对红军长征的历史画卷给予了全景式展现，精致巧妙的构思和大气磅礴的气势，使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创作拥有了崭新的意蕴和格局。重大历史题材影片《东京审判》形象展示了二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东条英机等日本甲级战犯的历史过程，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险恶嘴脸，以真实的氛围、凝重的情节、史诗般的风格，引发了社会的普遍关注，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

二、主旋律电影善于塑造历史人物、时代英雄以及普通劳动者的典型形象

中国主旋律电影经历了二十年的发展，其自身形态受到观众和市场的驱动，在塑造人物形象上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在一系列的史诗性革命战争巨片和革命领袖历史传记片之后，观众和市场开始呼唤更多贴近生活现实的更加适应时展的艺术形象。主旋律电影以1989年影片《焦裕禄》标志，“主旋律”影片开始了新的英雄人物的塑造方法，英雄人物不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全能英雄，而是一样儿女情长的平凡形象。这种新的创作风潮使主旋律影片中的领袖人物个人魅力的表现和英雄人物形象塑造得到了明显的改观，时代促使观念改变，随着主旋律电影的不断发展英雄模范人物的创作也陆续发生着变化。影片《郑培民》在人物形象的刻画上彻底颠覆了“高大全”套路，则是以细节塑造人物，以民族精神感动观众。其艺术感染力决不仅仅是如其直截了当的片名那样单一，而是展现了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的影像世界。电影《任长霞》为了防止英雄“脸谱化”，在制作中力求真实，并将14万登封老百姓为任长霞送葬的真实录像镜头运用到了作品中。影片从人性化的角度出发探讨人物的心灵世界，既注重刻画任长霞忠于职守的光辉形象，又将她还原成一个普通的母亲和妻子，富有人情味。《沉默的远山》中塑造了一个走下神坛的主旋律式的英雄人物，主人公周国知不再是高高在上站在神坛上让人们顶礼膜拜的人物，而是你身边一个普通的民政干部，或者说就是你的乡亲。《生死牛玉儒》从人物性格的挖掘入手，避免了从概念出发，塑造了一个生动感人的人物形象。纵观全剧，处处涌动着一种真诚的激情。编剧和导演把牛玉儒还原成普通人，从普通人的角度去看他，在他胸怀大局、心系人民的一生中找到了创作的切入点，增强了影片的情感冲击力。成功地塑造了一个有血有肉有激情的市委书记。这些主旋律影片把握精神世界、注重人格形象、着力镜像表达形成了强大的艺术感染力。

三、主旋律电影的表现形式尊重生活，忠于艺术

随着中国电影产业化的发展，主旋律电影也在逐步走向市场，走进老百姓的生活，其存在空间也在日益扩大。主旋律影片是一种艺术要求很高的片种，不能只为宣传教育而拍，也要做到尊重生活，忠于艺术，尤其要尊重中国千百年来传统的审美艺术。主旋律影片只有遵从艺术和市场规律，才能打动观众。

影片《郑培民》是以原中共湖南省委副书记、省人大副主任郑培民为原型改编的故事片，紧紧围绕郑培民在担任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书记期间，率领全州干部群众劈山开路，脱贫致富奔小康这根主线做文章，真实而生动地塑造了郑培民廉洁从政、鞠躬尽瘁、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的光辉形象，讴歌了他尽职尽责、无私奉献、忠诚党的事业的崇高品格，展现了当代共产党人的精神风范。在影片《任长霞》中运用横断面式的创作手法，叙述了河南省登封县女公安局长任长霞忠于职守，最后以身殉职的感人故事。影片以其生前最后36个小时的生活片断为切入点，通过她与亲人、战友以及登封县老百姓的接触，镜头逐一闪回到任长霞的“过去”，表现出了她短暂而不平凡的一生。100分钟的影片，浓缩了任长霞“亲民爱民”的精神。这位2004年“感动中国”第一人，再次在银幕上感动了千百万的中国观众。

我们在弘扬主旋律的时候还要提倡艺术的多样化和不断创新。当我们在为大众描墨弄彩的时候，也不要忘了组成大众的众多需求各异的“小众”；当我们学习借鉴好莱坞叙事技巧的时候，也不要忘了东方文化幽雅智慧的传统和贯穿欧洲艺术史的文化批判主义精神；我们还要时刻不忘以艺术的名义，为主旋律电影的创作添砖加瓦。

主旋律电影仅仅从具体的题材、作品的意义上强调突出主旋律是不够的，它应当上升为一种创作精神。“主旋律”的意义不应当仅止于或者仅限定在题材和作品的层面上，更重要的是，它应自觉地形成一种体现时代精神和人民呼声的创作意识和创作精神，一种消溶于创作主体的整个艺术思维过程、创作过程中的自觉的内驱力，是弥漫在电影艺术家创作实践中的社会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

电影创作论文:电影创作与传统文化精神分析论文

一、道始于情：郭店楚简的启示

对于李行电影的总体评价，论者一般认为他延续了中国三四十年代电影的形式与风格，在台湾创出新的乡土写实电影传统，为台湾原创电影的发展，奠定技术与美学的基础。关于李行对台湾电影美学方面的影响，台湾电影史学者卢非易给予很高评价，他在《台湾电影：政治、经济、美学1949-1994》一书中讨论台湾电影于创作环境先天不良的条件下依然陆续出现优秀的创作时，便以李行的作品作为典型：“……《王哥柳哥游台湾》开发出台语喜剧原型，《街头巷尾》为健康写实电影定下基调，《秋决》奠定儒家电影的伦理风格，《海鸥飞处》重赋爱情文艺类型新生，《中的一条船》、《小城故事》引介本土反思与乡土意识，以致《原乡人》领先探讨中国/台湾情结。可以说，李行始终能步于众人之前，呼吸时代的新空气，一再地带动台湾电影的发展方向。”(注：卢非易《台湾电影：政治、经济、美学1949-1994》，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8年12月版，第266-267页。)

李行近30年的导演生涯、50多部作品，其创作始终不出民族精神、传统道德、家庭伦理的主题圈子。从中不难看出李行关注现实的品格、以中国文化为本位的创作立场和“文化中国”的气质、在意识形态与艺术追求的中间地带从事“主流”电影的创作、尽可能兼顾政宣要求和风格化的艺术表达、坚持将伦理道德的理想渗透进商业化的剧作构思、百般眷恋的乡土情结和爱国情结等等。以上也是历年众多论者一再论及的内容，在此不必重复。不过，同时也有一个不容抹杀的事实，就是李行电影还一直受到争议及批评。李行自己也很清楚，对于他的电影，有两方面始终是激烈争议的引发点。一是他的“煽情”作风，一是他的“保守”的伦理观念。那么我们就从李行作品的争议处入手展开评析，在下文我们将会发觉，这两方面的批评，也从另一个角度触及了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对他的深刻影响。

先说“煽情”。其实，与其判定李行是“煽情”，不如说他是十分的“重情”。李行作品一贯“重情”，尤重传统的伦理亲情。关于亲情的描写，在他的健康写实电影(如《街头巷尾》)、哲理电影(如《秋决》)、爸爸电影(如《路》、《吾土吾民》)、琼瑶电影(如《婉君表妹》、《哑妻》)、乡土电影(如《中的一条船》)、寻根电影(如《原乡人》)中都有鲜明体现……这是与中国人的抒情文艺传统一脉相通的。

关于中国文艺的抒情传统，其源流之久长，影响之深远，无论怎样描述都不为过。朱天文在《悲情城市十三问》一文里讲述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以区别西方文学的叙事传统，不仅仅是侯孝贤电影的学理脚注，也同样适用于李行的电影。她借用学者陈世骧的观点，从诗经开始梳理这条抒情传统的线索，楚辞、汉乐府、赋、元小说、明传奇、清昆曲，可说都是由名家抒情诗品“堆叠”起来的。(注：吴念真、朱天文《悲情城市》，台湾三三书坊1989年8月版，第12-16页。)不仅从民间文化的“小传统”(littletradition)的角度来看，这一抒情的品质，堪称民间文艺世俗精神的核心；而且根据考古学者和文化学者的考察与研究，抒情传统不仅仅局限在“小传统”，并与“大传统”(greattradition)同源。(注：关于“大传统”与“小传统”——1956年美国芝加哥大学人类学家RobertRedfield发表《乡民社会与文化》(PeasantSocietyandCulture)一书，在该书中他提出“小传统”(littletradition)与“大传统”(greattradition)这一对观念，“用以说明在较复杂的文明之中所存在的两个不同层次的文化传统。所谓大传统是指一个社会里上层的士绅、知识分子所代表的文化，这多半是经由思想家、宗教家反省深思所产生的精英文化(refinedculture)；而相对的，小传统则是指一般社会大众，特别是乡民或俗民所代表的生活文化。这两个不同层次的传统虽各有不同，但却是共同存在而相互影响，相为互动的。”大小传统文化也可称为“高文化”与“低文化”、“古典文化”与“俗民文化”及“学者”文化与“通俗”文化等。RobertRedfield认为自己这一组大小传统的观念最适于研究古老的文明社会，如印度、伊斯兰和中国社会。见李亦园《人类的视野》，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4月版，第143页。)

1993年10月，在湖北荆门市郭店村出土一批竹简，共13000字，含18篇学术著作，即著名的“郭店楚简”。据学者庞朴介绍，“郭店楚简”提供了许多我们过去从不知道的“儒家之秘”，其中就涉及重情的思想：“我们以前一直认为儒家相信性是善的，情是恶的，因此所有有关儒家修养的书都好象是道貌岸然、远离七情六欲的、不食人间烟火的。可是这一次竹简的出土基本上摧毁了我们的观念。竹简里面有好几篇谈情的重要性——道始于情。人道从哪儿来的?过去我们一直认为从性来的。因为儒家认为性本善，从性善里面派生出人们的道德规范来。可这一次它明确说，道始于情，从情开始了人的道德规范、人的行为准则。这个思想我们以前不敢想也不敢说，这是儒家的一个秘密。”(注：庞朴《郭店楚简探秘》，《北京晚报》2001年4月6日，第26版。)

既然“道”始于情，那么“文以载道”的“文”、“影以载道”的“影”也应当有“情”。而“情”、“道”之间的渊源，来自儒家文化传统的“有情的宇宙观”。关于“有情的宇宙观”，学者韦政通是这样解释的：“中国传统的哲学，以儒家为主，儒家哲学中最基本的一个概念是仁，仁的基本性质是感通，所以能感通者在有情。……仁，内在于人说，为人心；超越于人说，又是万物之性。仁周流于人与自然之间，促成人与自然的相感通，人与人的相感通，以及物与物的相感通。从儒家的观点看，万物莫不相感通。万物莫不相感通，也就是万物莫不有情……儒家认为天地万物乃一生化的历程，是一有情的生命体。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就是说，人能由感通之道，与天地万物融而为一的意思。了解这一类的玄思，必须了解它的基础是定在情字上：人与人之间的不隔，由于情；人与物之间的不隔，由于情；物与物之间的不隔，由于情；人与天地万物，统被连系在情的交光网中，此之谓有情的宇宙观。”(注：韦政通《论中国文化的十大特征》，载刘志琴编《文化危机与展望——台港学者论中国文化》(下)，中国青年出版社，1989年5月版，第44页。)

在“有情的宇宙观”基础上，韦政通先生又说：“中国传统中第一流的文学，不是纯粹写景的山水文学、自然文学，而是融情于自然山水之中，情景交感的性情文学。”(注：韦政通《论中国文化的十大特征》，载刘志琴编《文化危机与展望——台港学者论中国文化》(下)，中国青年出版社，1989年5月版，第44页。)归根结底，亦在一个“情”字。由是观之，李行导演一贯的“重情”作风实在是受中国文化传统、文学传统的深入影响所致。

至于李行的“保守”，我们知道李行选择坚守“影以载道”的传统立场不改变，一开始是由于在台湾特定的历史情境下，电影从业者不得不苦苦寻找政治、商业和艺术三者之间的通约点，结果是找到一种折中方案，“拍摄一些既反映台湾现实又符合政宣要求，宣扬中国伦理道德，在票房上也能有起色，不担风险的电影”。(注：陈飞宝《台湾电影导演艺术》，台湾电影导演协会、亚太图书出版社，2000年3月版，第52页。)同时，李行自己讲：“我的作品重点，多半强调父母子女间的亲情，这一点，与我的家庭环境极有关系，在我的感觉里，上一代与下一代应该是协调的，不应该是叛逆的、相抵触的，人类感情，没有比父母对子女更真诚无私，我的父母，都是虔诚的佛教徒，是传统保守的中国人典型，所以我最服膺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是受了他们很大的影响。”(注：黄仁《一代大家：维护中国传统伦理的美学——李行主要作品述评》，载《北京电影学院学报》1990年第2期。)

1958年，四位台港地区的新儒家学者牟宗三、徐复观、唐君毅、张君劢共同署名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宣言》的副标题为《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认识》，标志台港地区新儒家作为一个思潮的崛起。而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是把儒家学说作为“官方”意识形态来支持。由60年代中后期开始，国民党在台湾大力推行“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积极动员权力体制内的各种电影资源——李行是“中影”公司的大导演，自然不能置身事外。而为他所拳拳服膺的传统伦理道德，又恰巧与政宣内容不谋而合。所以，他的“保守”作风，他的一系列“保守”作品，还有这样一个历史与文化的背景不容忽视。

那么“传统的伦理亲情与教育，正是李行导演作品中的主要元素，也可以说是他的美学核心，他的导演三昧”(注：黄仁《一代大家：维护中国传统伦理的美学——李行主要作品述评》，载《北京电影学院学报》1990年第2期。)——这亦是在特定的历史/文化/政治语境之下，不得不采取的一个在政治上相对中性、在艺术上符合表达愿望的主题区域和题材空间。至于李行在后来政治限制相对宽松的时期仍旧坚持其“保守”作风，如何看待当然是见仁见智的事情；毕竟创作者有坚持自己风格的权利与自由，而且无论怎样的艺术家都不可能不带有时代的烙印和局限。

二、影以载道：美是道德的象征

李行的电影，是以传统的眼睛看传统，以之为“健康”标准拣取现实素材，有论者认为是将现实渲染、美化、构造成传统眼光下的现实：在传统眼光先于一切、居高临下的注视下，一切社会现实的外在现象，经过过滤、筛选，都被儒家的传统精神统摄起来、凝聚起来。“事实上就是传统的伦理主题落实到某种层次人的生活中，而使得观众能更真实地领会其情感而已。”(注：陈飞宝《台湾电影导演艺术》，台湾电影导演协会、亚太图书出版社，2000年3月版，第53页。)

无论多么剧烈的内在或外在冲突，无论上一代与下一代之间多么疏远、多么隔膜(如《路》、《浪花》、《原乡人》)，在“仁爱”精神、忠恕之道的感召下，对立都化解，问题都消弭，隔膜被穿透，距离被拉近，在心有灵犀般的感动、共鸣中，走向人际和谐的圆满，在作品中的小世界实现儒家的道德希冀与社会理想。这个理想就是“亲亲爱人”的实践与圆满。

李行的“保守”，尤其他作品中一以贯之的道德伦理观念，其实也和“有情的宇宙观”有着微妙联系。中国的传统哲学，受“有情的宇宙观”影响，始终没有能够和文学划清一条界限，“情”与“理”之间缺乏明确区分。为了以文载道，多少损失了文学的独立性，即，给文学的表达定下一套先验的哲学理念，虽然这一理念与情感有关，可一旦成为定式，就难免理念先行而情感在后的说教嫌疑。儒家思想对中国文艺作品的这一消极影响为诸多论者提及，而在李行的电影中也确有说教过多的痕迹。同时，这种天人感通的哲学传统，造就了儒家文化的一大特点——泛道德化的伦理主义系统。在儒家的道德思想中，视道德原理为“先验”的道德原理，“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可谓无处不在，无时不有。

先验(apriori)一词，借用自康德哲学。根据康德的解释，先验就是先乎经验的意思，同时，也包含对于一切人、一切可能情况都适用的必然的、普遍有效的意义在里面。凡是先验的原理，都不必由经验来证明，它是不证自明的。孔子的“仁”，孟子的“性善”，都属于这种先验的道德原理。孔子说：“我欲仁，斯仁至矣。”意思就是，只要我要求实现仁，那么仁就可以实现。实现仁的条件，既不依靠知识，也不需要任何外在的经验，唯赖人的意志。还有孟子著名的四端之说，作为儒家的四大德目，代表儒家所厘定的行为规范。这些德目的根源是为人心所固有的。(注：韦政通《论中国文化的十大特征》，载刘志琴编《文化危机与展望——台港学者论中国文化》(下)，中国青年出版社，1989年5月版，第52页。)这样把儒家的道德抬高到宗教信仰的层次，倒颇能帮助我们理解，李行的人伦道德的理想为什么始终渗透在他的电影作品里，构成贯穿其整个电影艺术生涯的重要特色。从而，李行作品中这一普泛存在的、居高临下的道德高姿态与传统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同源共流，面对受过传统文化精神熏陶的中国/台湾观众，正符合他们的“期待视野”，因而一度获得相当广泛的认同。特别是李行的健康写实作品，撷取现实的素材，按照儒家的精神进行理想化的人物塑造与情节设计——与其说是反映现实，不如说是提升现实；与其说是描述现实，不如说是美化现实。道德精神的和谐与完满是李行作品主题一贯的、先验的归宿。所以，李行的大多数作品，不是“现实”的，而是理想的；不是再现的，而是象征的。内中渗透出的影以载道的“理趣”，成为其美学风格中不可或缺的基本构成。

康德在他的《判断力批判》中专门论述过“对美的理知兴趣”，他把审美判断理解成不仅仅是纯粹的审美，而且是部分地具有理知性的趣味判断。“当心灵思索自然美时，就不能不发现同时是对自然感兴趣。这种兴趣是临近于道德的。”(注：这里采用李泽厚在《批判哲学的批判》中所用的较为通俗的译文，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1月版，第405页；宗白华的译文为“当心意思索自然的美时，就不能不发见自己在这里同时对于自然是感到兴趣的。这种兴趣按照它的亲属关系来说是道德的。”载康德著、宗白华译《判断力批判》(上)，商务印书馆1996年6月版，第145页。)在此，道德的理念通过“象征”而感性化，成为审美——“趣味归结乃是判断道德理念的感性化的能力(通过二者在反思中的类比)”。(注：这里采用李泽厚在《批判哲学的批判》中所用的较为通俗的译文，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1月版，第405页；宗白华译文为“鉴赏基本上既是一个对于道德性诸观念的感性化——通过对于两方的反思中某一定的类比的媒介——的评定能力”，载康德著、宗白华译《判断力批判》(上)，商务印书馆1996年6月版，第204页。)康德在美的分析中把“纯粹美”/“自由美”和“依存美”区别开来：前者如花、鸟、贝壳、图案画、无标题音乐，属于纯粹的形式美，是非功利、无概念、无目的的；后者是指“依存于一定概念的、有条件的美，它具有可认识的内容意义，从而有知性概念和目的可寻”，即并非以线条等纯粹形式而引起美感的对象如人体、园林、建筑等等。(注：这里采用李泽厚在《批判哲学的批判》中所用的较为通俗的译文，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1月版，第403页。)康德将“依存美”看作是高于“纯粹美”的，指明“依存美”才是真正的美的理想，提出“美是道德的象征”这一著名美学命题——例如白色象征纯洁，或把自然景物类比于一定的观念而成为美等等。李泽厚认为：“中国古代艺术中的松、菊、竹、梅四君子象征道德的高尚贞洁，与康德这里讲的意思倒相当一致。”(注：这里采用李泽厚在《批判哲学的批判》中所用的较为通俗的译文，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1月版，第406页。)

在李行的代表作中，《秋决》(1971)极其典型地传达出“美是道德的象征”的理趣、理念，片中的每个主要人物都有着明确的象征意涵，成为探讨儒家哲学及伦理的形象化概念，达到“趣味与理性的统一，即美与善的统一”。我们不妨将李行长兄李子弋对该片剧本第十二稿的读后意见录在下面，文章不啻为影片道德象征理念的上佳阐述：

“《秋决》应有三条主轴：第一、与生俱来本质上‘道欲并存’的人性可塑性。第二、刑罚教化‘刑期无刑’的矫正性，自我反省、悔改重于刑罚的惩治。第三、中国传统女性的牺牲奉献与柔顺妇德，所彰显的无私的爱，会开启人性至善之门。

秋决，是中国法治的精神，以秋天肃杀、收敛，蕴涵着下一个春天生命的再生。中国文化的传统精神，在于‘生生不息’，中国的文化价值，认为整个宇宙是一个充满生命精神的世界，它是一种生命形式转化为另一种生命形式，生生是后一个生命接替了前一个生命，是一种圆的转换与传承。

中国人对生死的看法是方生方死，方死方生。秋决正是这种生生死死，方生方死，方死方生的时序与生命转换。

因此，《秋决》的男主角，是‘道欲并存’人性可塑性的象征，女主角则是柔顺妇德、母爱光辉，牢头则是‘刑期无刑’鼓励反省悔改的力量，通过秋的肃杀一个旧生命的衰退，开启春天苏醒一个新生命的成长，方生方死，方死方生的转换。”(注：黄仁编著《行者影踪——李行·电影·五十年》，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股份公司，1999年12月版，第28页。)

《秋决》以死囚裴刚由暴戾乖张到良心发现的心路历程为叙事主线，穿插塑造了仗势护犊继而悔恨不已的奶奶，性格温婉柔顺、甘愿传宗接代的莲儿，以及正义严峻又慈悲若父的牢头、代表性恶的小偷与彰显良知的书生等几个人物形象，再辅以诗性象征意味的四季自然景色的描写，俨然是探讨人性、亲情、天命、生死、道德等等诸多人生终极问题的哲理电影诗。影片完成后，李行称它是过去十年来以伦理为主题的毕业论文。

追溯该片之主题渊源自中国儒家的“天人合一”观念。我们知道，中国的“天人合一”哲学观本来就有把道德理性和自然理性先验地看作一致的倾向，后世理学家据此发展出“致良知教”，即认为良知天然植于人心，可由人心之本体自然灵昭明觉，“不待虑而知，不待学而能”是良知的最大特点。这里举一实例说明之。已故的现代新儒家大师牟宗三(1909—1995)有一件难忘往事，曾深刻影响其哲学观念：“30年前当吾在北大时，一日熊(十力)先生与冯友兰氏谈，冯氏谓王阳明所讲的良知是一个假设。熊先生听之，即大为惊讶说：‘良知是呈现，你怎么说是假设!’吾当时在旁静听，知冯氏之语的根据是康德……而闻熊先生言，则大为震动，耳目一新……‘良知是呈现’之义，则总牢记心中，从未忘也。”(注：转引自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1月版，第308页。牟宗三正是在熊十力的启发下开出“道德的宇宙论”，视道德的秩序为宇宙的秩序，再融汇康德先验哲学与中国哲学的精要，依着主观唯心主义的理路，推展出一整套现代新儒学的“先验道德论”哲学架构。另外，关于“良知”的先天自存于人心，可参考王阳明《大学问》第26卷所讲：“良知者，孟子所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也。是非之心，不待虑而知，不待学而能，是故谓之良知。是乃天命之性，吾心之本体自然灵昭明觉者也。”)良知到底是不是“呈现”，从理性的角度，既无从证明，也无从证伪，只能是悬案。新儒家继承宋明理学传统把它理解为德性之知的“呈现”，已越出科学的界限而进入信仰的领域，故而有的学者干脆把儒家文化系统看作“宗教、伦理、政治”的三合一。

为了使《秋决》有力彰现儒家之自然与人伦同源不二的信念，李行和编剧张永祥屡易其稿，惨淡经营，借用情、景、人、物、事在凸显“道”与生命的联系，视天、地、人为一整个的生命系统——“天地之大德曰生”——把自然和人伦统一在天道运行、生生不已的哲学境界里，这样一来，就把伦理道德的终极依据形象化地展示出来。

关于此中蕴涵，可再参考国学大师钱穆的一段文字：“这一个道，有时也称之曰生。天地之大德曰生。就大自然言，有生命，无生命，全有性命，亦同是生。生生不已，便是道。这一个生，有时也称之曰仁。仁是说他的德，生是说他的性。但天地间岂不常有冲突，常有克伐，常有死亡，常有灾祸吗?这些若从个别看，诚然是冲突、克伐、死亡、灾祸，但从整体看，还只是一动，还只是一道。……从道的观念上早已消融了物我死生之别，因此也便无所谓冲突、克伐、灾祸、死亡。这些只是从条理上应有的一些断制。也是所谓义。因此义与命常常合说，便是从外面分理上该有的断制。所以义还是成就了仁，命也还是成就了性。每一物之动，只在理与义与命之中，亦只在仁与生与道之中，冲突克伐死亡灾祸是自然，从种种冲突克伐死亡灾祸中见出义理仁道生命来，是人文。但人文仍还是自然，不能违离自然而自成为人文。”(注：钱穆《湖上闲思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9月北京第一版，第34页。)

三、时代/个体局限：在政治、商业的夹缝生存

李行电影创作的黄金年代是20世纪60—70年代，台湾此时正处于经济起步的历史阶段。从经济角度上看，台湾正在大力进行经济建设，官僚资本、私人资本迅速增长，连带着电影投资也大幅提升。从政治角度上看，国民党政府鼓励本土电影发展，并限制外国片进口，在政策方面为台湾本土电影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支持空间。在相对稳定的社会氛围里，老百姓自然会有对电影的消费需求，又值台语片渐渐走向颓势，国语片急需找到新的表现方式。而且这一表现方式既要能够兼顾政治宣传目的，又得符合市场的需求、观众的口味。在电影艺术方面，世界兴起写实主义的电影浪潮，波及台湾，它成为“(健康)新写实主义”电影应运而现的又一催化剂。

然而表面安逸的社会征侯并不能掩盖深层次的紧张。当时正是东西方两大阵营在“冷战”背景下处于两极对立的时刻。“保守的威权统治与政治压抑仍继续强化，以确保一个低风险的稳定投资环境。”(注：卢非易《台湾电影：政治、经济、美学1949—1994》，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8年12月版，第97页。)

“鉴于过去上海左派电影的庞大影响力，政府仍小心翼翼地钳制电影内容与意识。60年代的主要片商戴传李，曾提及当时噤若寒蝉的状况：‘有轻描淡写社会的不平，但不敢深入说明，太露骨的话，不要说惹事上身，只要禁演，就赔大了。’电影检查的严苛与近乎神经过敏的自我约制，使台湾电影始终谨守在政府许可的意识范围内。这样紧张兮兮的创作气氛，贯穿了整个60、70年代。”(注：卢非易《台湾电影：政治、经济、美学1949—1994》，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8年12月版，第98-99页。)比如台湾当时的文艺政策中有所谓的“六不”，即：“不专写社会的黑暗、不挑拨阶级的仇恨、不带悲观的色彩、不表现浪漫的情调、不写无意义的作品、不表现不正确的意识”。(注：卢非易《台湾电影：政治、经济、美学1949—1994》，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8年12月版，第103-104页。)在如此鲜明的意识形态限制之下，确实是先验地、强迫性地决定了健康写实电影的扬善隐恶的根基品性和价值起始点。作为从台语片时期走过来的成功导演，李行为了在这一社会氛围中生存，也面临自身的表现方式、风格的转型。因为他必得在夹缝中求生存，一面是政治意识形态的限制，一面是观众口味的要求，并且艺术家还有强烈的表达个人关怀的愿望。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要想三者兼顾协调，诚非易事。

李行作品中的所谓“健康现实”的美，是作者的审美理想以“现实”的表象外化在银幕上，至于它与客观现实的真正关系，往往成为论者争议的引爆点，至今仍褒贬不一。尽管李行在政治与商业的双重夹缝中生存下来，在限制中坚持走自己的道路，形成自己的风格，但既然是时代背景限制下的产物，也就不可避免地带上时代的烙印，无法真正逃离时代的局限性。李行的局限，一方面是他的伦理观念及教化主题上的局限，一方面在于他实现其电影美学风格的手法的局限。

在道德伦理主题方面，李行若有意若无意地流露出对当时国民党意识形态的迎合，即对现实父权/威权文化的某种依附或妥协。陈飞宝中肯地指出李行电影“遵古守旧、不做任何改变的思想，与当时台湾社会趋向开放的社会潮流格格不入。对代沟问题的探讨，他总是远离台湾政治社会生活，远离现代工商业发展带来社会观念和价值观念的巨大变化和对中国固有伦理和传统的具体分析，单单强调下一代向上一代迁就和妥协，这是很不够的、片面的”。(注：陈飞宝编著《台湾电影史话》，中国电影出版社，1988年12月版，第203页。)

在电影美学、电影风格方面，则属焦雄屏最具代表性，她提出以李行的《蚵女》、《养鸭人家》、《路》为代表的“健康写实主义”电影——

“一、背景多设在台湾某农村、乡下、渔港等地，以农渔的生产为题材，在外景实地拍摄，避免了以往片场显出的虚假狭陋景观。

二、人物普遍是劳动的普罗阶级，如《养鸭人家》的农户与养鸭户，《蚵女》的殖蚵女郎，《路》的筑路工人和近邻的贫破木屋区。不过，这些演员并未掌握角色的现实原则。扮劳动妇女的女星常挂着一脸都市妆上戏(如：眼影、假睫毛等)。男星则吹着飞机头、穿着花衫西裤演农夫。其面貌与写实的外景并不搭配。

三、标准国语的演员，使电影极不写实。这是台湾充满南腔北调的时代，农渔村更是一片台语。但是，训练有素的话剧传统演员，吐着咬音标准的台词，使人产生错乱。

四、健康写实脱不了宣传政策的任务。虽然放弃了反共的陈词，但是宣扬台湾的经济变化以及政府德政都不遗余力。

五、这些电影都存有保守的意识形态，先验地巩固父权思想及封建伦理。也因为背后已存有既定的意识形态结论，‘健康写实’完全不能如‘意大利新写实主义’一般采取开放的形式，电影的终结往往是一家团聚，误会冰释，家庭伦理的重要性和天伦之乐超过一切。”(注：焦雄屏《时代显影——中西电影论述》，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8年3月版，第157页。)

综观以上五点意见，我们可以看出，其一，对于“健康写实”电影的评价，除了第一条带有某种程度的肯定语气之外，其它四条都是持批评态度的。其二，前三条写出电影在拍摄手法上的局限与不足，后两条则在电影传达的主题和意识形态方面指出其局限性。其三，从拍摄手法的陈旧，到主题、意识形态的保守落后，这些问题几乎在80年代崛起的台湾“新电影”全部纠正过来。因而，在这些批评意见的背后，实际上是一种新时代的电影美学观念。也正是在新的美学观念引导下，以侯孝贤、杨德昌为代表的80年代“新电影”导演们形成了大大区别以往的电影创作气候，开拓出台湾新生代电影发展的新局面……

结语

综前所述，本文首先介绍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有情的宇宙观”对李行的“重情”作风的影响，与我国自《诗经》就开始的抒情文学传统一脉相承。其次，说明儒家传统的泛伦理主义倾向，直接导致李行作品中“先验”的主题意念，即“美是道德的象征”这样一种将哲学观、道德观、审美观合而为一的创作追求。接着，又指出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由于政治和商业的双重限制，李行在创作上的某些局限。基本肯定的一点，是李行属于典型的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奉持者兼代言人，他把儒家的伦理道德作为终生不渝的最高信仰，从“文化认同”(CulturalIdentity)的角度上看，是没有任何距离感的完全认同，即认同传统、认同民族、认同国家。

不过也要特别说明，认同传统文化、信仰传统精神的人，不一定就是极端的守旧派或者(狭隘、庸俗意义上的)“存天理，灭人欲”的教条主义者。比如李行的《贞节牌坊》，就是同情、肯定女性正当的情欲要求，反对并谴责了残酷无人性的封建贞洁观，有其进步意义；再者，他所宣扬的传统伦理道德，也只是强调仁爱之心、忠恕之道，崇尚克己奉献、向往亲情和谐……是对传统之积极面的认同，决非对封建糟粕认同，像后期作品《原乡人》、《中的一条船》中的爱国主义情操和自强不息的奋斗品格，当为我们全体中国人所信奉。因之，笔者以为应主要从积极方面看待李行对传统文化的认同与体现。

传统是复杂的，现实是复杂的，传统和现实的关系，以及传统与未来的关系也是复杂的。人们常说温故知新、推陈出新，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创造转化，依据的正是文化发展的辩证法——李行的电影创作，正给予我们这方面的重要启示——正如俄国思想家别尔嘉耶夫关于“文化的传统”与“创造的自由”的精辟论述：“文化始终有两个源头：一是传统，二是创造的自由。没有传统，文化就没有连贯性，就没有历史沿革的合理性。这儿说的传统决非那种阻碍创造性发展的守旧，而是跟过去的创造、过去的文化价值的一种内在的联系。没有创造的自由，文化就没有创新，就没有不断提高和上升的活力，就是消亡。在文化创造的历史上，发生跟过去决裂的现象，激烈地对抗过去，特别是对抗刚逝去的过去。不仅在政治生活中，而且在文化生活中也要闹革命，但伟大的、具有永恒价值的过去却始终会保存于深层处，人们总会向它回归……没有跟过去的联系，没有记忆，就不存在文化，就像没有自由就没有文化一样。”(注：[俄]别尔嘉耶夫《俄罗斯灵魂——别尔嘉耶夫文选》，陆肇明、东方珏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1月版，第217-218页。)

电影创作论文:电影创作与传统文化精神论文

一、道始于情：郭店楚简的启示

对于李行电影的总体评价，论者一般认为他延续了中国三四十年代电影的形式与风格，在台湾创出新的乡土写实电影传统，为台湾原创电影的发展，奠定技术与美学的基础。关于李行对台湾电影美学方面的影响，台湾电影史学者卢非易给予很高评价，他在《台湾电影：政治、经济、美学1949-1994》一书中讨论台湾电影于创作环境先天不良的条件下依然陆续出现优秀的创作时，便以李行的作品作为典型：“……《王哥柳哥游台湾》开发出台语喜剧原型，《街头巷尾》为健康写实电影定下基调，《秋决》奠定儒家电影的伦理风格，《海鸥飞处》重赋爱情文艺类型新生，《中的一条船》、《小城故事》引介本土反思与乡土意识，以致《原乡人》领先探讨中国/台湾情结。可以说，李行始终能步于众人之前，呼吸时代的新空气，一再地带动台湾电影的发展方向。”(注：卢非易《台湾电影：政治、经济、美学1949-1994》，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8年12月版，第266-267页。)

李行近30年的导演生涯、50多部作品，其创作始终不出民族精神、传统道德、家庭伦理的主题圈子。从中不难看出李行关注现实的品格、以中国文化为本位的创作立场和“文化中国”的气质、在意识形态与艺术追求的中间地带从事“主流”电影的创作、尽可能兼顾政宣要求和风格化的艺术表达、坚持将伦理道德的理想渗透进商业化的剧作构思、百般眷恋的乡土情结和爱国情结等等。以上也是历年众多论者一再论及的内容，在此不必重复。不过，同时也有一个不容抹杀的事实，就是李行电影还一直受到争议及批评。李行自己也很清楚，对于他的电影，有两方面始终是激烈争议的引发点。一是他的“煽情”作风，一是他的“保守”的伦理观念。那么我们就从李行作品的争议处入手展开评析，在下文我们将会发觉，这两方面的批评，也从另一个角度触及了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对他的深刻影响。

先说“煽情”。其实，与其判定李行是“煽情”，不如说他是十分的“重情”。李行作品一贯“重情”，尤重传统的伦理亲情。关于亲情的描写，在他的健康写实电影(如《街头巷尾》)、哲理电影(如《秋决》)、爸爸电影(如《路》、《吾土吾民》)、琼瑶电影(如《婉君表妹》、《哑妻》)、乡土电影(如《中的一条船》)、寻根电影(如《原乡人》)中都有鲜明体现……这是与中国人的抒情文艺传统一脉相通的。

关于中国文艺的抒情传统，其源流之久长，影响之深远，无论怎样描述都不为过。朱天文在《悲情城市十三问》一文里讲述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以区别西方文学的叙事传统，不仅仅是侯孝贤电影的学理脚注，也同样适用于李行的电影。她借用学者陈世骧的观点，从诗经开始梳理这条抒情传统的线索，楚辞、汉乐府、赋、元小说、明传奇、清昆曲，可说都是由名家抒情诗品“堆叠”起来的。(注：吴念真、朱天文《悲情城市》，台湾三三书坊1989年8月版，第12-16页。)不仅从民间文化的“小传统”(littletradition)的角度来看，这一抒情的品质，堪称民间文艺世俗精神的核心；而且根据考古学者和文化学者的考察与研究，抒情传统不仅仅局限在“小传统”，并与“大传统”(greattradition)同源。(注：关于“大传统”与“小传统”——1956年美国芝加哥大学人类学家RobertRedfield发表《乡民社会与文化》(PeasantSocietyandCulture)一书，在该书中他提出“小传统”(littletradition)与“大传统”(greattradition)这一对观念，“用以说明在较复杂的文明之中所存在的两个不同层次的文化传统。所谓大传统是指一个社会里上层的士绅、知识分子所代表的文化，这多半是经由思想家、宗教家反省深思所产生的精英文化(refinedculture)；而相对的，小传统则是指一般社会大众，特别是乡民或俗民所代表的生活文化。这两个不同层次的传统虽各有不同，但却是共同存在而相互影响，相为互动的。”大小传统文化也可称为“高文化”与“低文化”、“古典文化”与“俗民文化”及“学者”文化与“通俗”文化等。RobertRedfield认为自己这一组大小传统的观念最适于研究古老的文明社会，如印度、伊斯兰和中国社会。见李亦园《人类的视野》，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4月版，第143页。)

1993年10月，在湖北荆门市郭店村出土一批竹简，共13000字，含18篇学术著作，即著名的“郭店楚简”。据学者庞朴介绍，“郭店楚简”提供了许多我们过去从不知道的“儒家之秘”，其中就涉及重情的思想：“我们以前一直认为儒家相信性是善的，情是恶的，因此所有有关儒家修养的书都好象是道貌岸然、远离七情六欲的、不食人间烟火的。可是这一次竹简的出土基本上摧毁了我们的观念。竹简里面有好几篇谈情的重要性——道始于情。人道从哪儿来的?过去我们一直认为从性来的。因为儒家认为性本善，从性善里面派生出人们的道德规范来。可这一次它明确说，道始于情，从情开始了人的道德规范、人的行为准则。这个思想我们以前不敢想也不敢说，这是儒家的一个秘密。”(注：庞朴《郭店楚简探秘》，《北京晚报》2001年4月6日，第26版。)

既然“道”始于情，那么“文以载道”的“文”、“影以载道”的“影”也应当有“情”。而“情”、“道”之间的渊源，来自儒家文化传统的“有情的宇宙观”。关于“有情的宇宙观”，学者韦政通是这样解释的：“中国传统的哲学，以儒家为主，儒家哲学中最基本的一个概念是仁，仁的基本性质是感通，所以能感通者在有情。……仁，内在于人说，为人心；超越于人说，又是万物之性。仁周流于人与自然之间，促成人与自然的相感通，人与人的相感通，以及物与物的相感通。从儒家的观点看，万物莫不相感通。万物莫不相感通，也就是万物莫不有情……儒家认为天地万物乃一生化的历程，是一有情的生命体。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就是说，人能由感通之道，与天地万物融而为一的意思。了解这一类的玄思，必须了解它的基础是定在情字上：人与人之间的不隔，由于情；人与物之间的不隔，由于情；物与物之间的不隔，由于情；人与天地万物，统被连系在情的交光网中，此之谓有情的宇宙观。”(注：韦政通《论中国文化的十大特征》，载刘志琴编《文化危机与展望——台港学者论中国文化》(下)，中国青年出版社，1989年5月版，第44页。)

在“有情的宇宙观”基础上，韦政通先生又说：“中国传统中第一流的文学，不是纯粹写景的山水文学、自然文学，而是融情于自然山水之中，情景交感的性情文学。”(注：韦政通《论中国文化的十大特征》，载刘志琴编《文化危机与展望——台港学者论中国文化》(下)，中国青年出版社，1989年5月版，第44页。)归根结底，亦在一个“情”字。由是观之，李行导演一贯的“重情”作风实在是受中国文化传统、文学传统的深入影响所致。

至于李行的“保守”，我们知道李行选择坚守“影以载道”的传统立场不改变，一开始是由于在台湾特定的历史情境下，电影从业者不得不苦苦寻找政治、商业和艺术三者之间的通约点，结果是找到

一种折中方案，“拍摄一些既反映台湾现实又符合政宣要求，宣扬中国伦理道德，在票房上也能有起色，不担风险的电影”。(注：陈飞宝《台湾电影导演艺术》，台湾电影导演协会、亚太图书出版社，2000年3月版，第52页。)同时，李行自己讲：“我的作品重点，多半强调父母子女间的亲情，这一点，与我的家庭环境极有关系，在我的感觉里，上一代与下一代应该是协调的，不应该是叛逆的、相抵触的，人类感情，没有比父母对子女更真诚无私，我的父母，都是虔诚的佛教徒，是传统保守的中国人典型，所以我最服膺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是受了他们很大的影响。”(注：黄仁《一代大家：维护中国传统伦理的美学——李行主要作品述评》，载《北京电影学院学报》1990年第2期。)

1958年，四位台港地区的新儒家学者牟宗三、徐复观、唐君毅、张君劢共同署名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宣言》的副标题为《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认识》，标志台港地区新儒家作为一个思潮的崛起。而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是把儒家学说作为“官方”意识形态来支持。由60年代中后期开始，国民党在台湾大力推行“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积极动员权力体制内的各种电影资源——李行是“中影”公司的大导演，自然不能置身事外。而为他所拳拳服膺的传统伦理道德，又恰巧与政宣内容不谋而合。所以，他的“保守”作风，他的一系列“保守”作品，还有这样一个历史与文化的背景不容忽视。

那么“传统的伦理亲情与教育，正是李行导演作品中的主要元素，也可以说是他的美学核心，他的导演三昧”(注：黄仁《一代大家：维护中国传统伦理的美学——李行主要作品述评》，载《北京电影学院学报》1990年第2期。)——这亦是在特定的历史/文化/政治语境之下，不得不采取的一个在政治上相对中性、在艺术上符合表达愿望的主题区域和题材空间。至于李行在后来政治限制相对宽松的时期仍旧坚持其“保守”作风，如何看待当然是见仁见智的事情；毕竟创作者有坚持自己风格的权利与自由，而且无论怎样的艺术家都不可能不带有时代的烙印和局限。

二、影以载道：美是道德的象征

李行的电影，是以传统的眼睛看传统，以之为“健康”标准拣取现实素材，有论者认为是将现实渲染、美化、构造成传统眼光下的现实：在传统眼光先于一切、居高临下的注视下，一切社会现实的外在现象，经过过滤、筛选，都被儒家的传统精神统摄起来、凝聚起来。“事实上就是传统的伦理主题落实到某种层次人的生活中，而使得观众能更真实地领会其情感而已。”(注：陈飞宝《台湾电影导演艺术》，台湾电影导演协会、亚太图书出版社，2000年3月版，第53页。)

无论多么剧烈的内在或外在冲突，无论上一代与下一代之间多么疏远、多么隔膜(如《路》、《浪花》、《原乡人》)，在“仁爱”精神、忠恕之道的感召下，对立都化解，问题都消弭，隔膜被穿透，距离被拉近，在心有灵犀般的感动、共鸣中，走向人际和谐的圆满，在作品中的小世界实现儒家的道德希冀与社会理想。这个理想就是“亲亲爱人”的实践与圆满。

李行的“保守”，尤其他作品中一以贯之的道德伦理观念，其实也和“有情的宇宙观”有着微妙联系。中国的传统哲学，受“有情的宇宙观”影响，始终没有能够和文学划清一条界限，“情”与“理”之间缺乏明确区分。为了以文载道，多少损失了文学的独立性，即，给文学的表达定下一套先验的哲学理念，虽然这一理念与情感有关，可一旦成为定式，就难免理念先行而情感在后的说教嫌疑。儒家思想对中国文艺作品的这一消极影响为诸多论者提及，而在李行的电影中也确有说教过多的痕迹。同时，这种天人感通的哲学传统，造就了儒家文化的一大特点——泛道德化的伦理主义系统。在儒家的道德思想中，视道德原理为“先验”的道德原理，“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可谓无处不在，无时不有。

先验(apriori)一词，借用自康德哲学。根据康德的解释，先验就是先乎经验的意思，同时，也包含对于一切人、一切可能情况都适用的必然的、普遍有效的意义在里面。凡是先验的原理，都不必由经验来证明，它是不证自明的。孔子的“仁”，孟子的“性善”，都属于这种先验的道德原理。孔子说：“我欲仁，斯仁至矣。”意思就是，只要我要求实现仁，那么仁就可以实现。实现仁的条件，既不依靠知识，也不需要任何外在的经验，唯赖人的意志。还有孟子著名的四端之说，作为儒家的四大德目，代表儒家所厘定的行为规范。这些德目的根源是为人心所固有的。(注：韦政通《论中国文化的十大特征》，载刘志琴编《文化危机与展望——台港学者论中国文化》(下)，中国青年出版社，1989年5月版，第52页。)这样把儒家的道德抬高到宗教信仰的层次，倒颇能帮助我们理解，李行的人伦道德的理想为什么始终渗透在他的电影作品里，构成贯穿其整个电影艺术生涯的重要特色。从而，李行作品中这一普泛存在的、居高临下的道德高姿态与传统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同源共流，面对受过传统文化精神熏陶的中国/台湾观众，正符合他们的“期待视野”，因而一度获得相当广泛的认同。特别是李行的健康写实作品，撷取现实的素材，按照儒家的精神进行理想化的人物塑造与情节设计——与其说是反映现实，不如说是提升现实；与其说是描述现实，不如说是美化现实。道德精神的和谐与完满是李行作品主题一贯的、先验的归宿。所以，李行的大多数作品，不是“现实”的，而是理想的；不是再现的，而是象征的。内中渗透出的影以载道的“理趣”，成为其美学风格中不可或缺的基本构成。

康德在他的《判断力批判》中专门论述过“对美的理知兴趣”，他把审美判断理解成不仅仅是纯粹的审美，而且是部分地具有理知性的趣味判断。“当心灵思索自然美时，就不能不发现同时是对自然感兴趣。这种兴趣是临近于道德的。”(注：这里采用李泽厚在《批判哲学的批判》中所用的较为通俗的译文，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1月版，第405页；宗白华的译文为“当心意思索自然的美时，就不能不发见自己在这里同时对于自然是感到兴趣的。这种兴趣按照它的亲属关系来说是道德的。”载康德著、宗白华译《判断力批判》(上)，商务印书馆1996年6月版，第145页。)在此，道德的理念通过“象征”而感性化，成为审美——“趣味归结乃是判断道德理念的感性化的能力(通过二者在反思中的类比)”。(注：这里采用李泽厚在《批判哲学的批判》中所用的较为通俗的译文，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1月版，第405页；宗白华译文为“鉴赏基本上既是一个对于道德性诸观念的感性化——通过对于两方的反思中某一定的类比的媒介——的评定能力”，载康德著、宗白华译《判断力批判》(上)，商务印书馆1996年6月版，第204页。)康德在美的分析中把“纯粹美”/“自由美”和“依存美”区别开来：前者如花、鸟、贝壳、图案画、无标题音乐，属于纯粹的形式美，是非功利、无概念、无目的的；后者是指“依存于一定概念的、有条件的美，它具有可认识的内容意义，从而有知性概念和目的可寻”，即并非以线条等纯粹形式而引起美感的对象如人体、园林、建筑等等。(注：这里采用李泽厚在《批判哲学的批判》中所用的较为通俗的译文，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1月版，第403页。)康德将“依存美”看作是高于“纯粹美”的，指明“依存美”才是真正的美的理想，提出“美是道德的象征”这一著名美学命题——例如白色象征纯洁，或把自然景物类比于一定的观念而成为美等等。李泽厚认为：“中国古代艺术中的松、菊、竹、梅四君子象征道德的高尚贞洁，与康德这里讲的意思倒相当一致。”(注：这里采用李泽厚在《批判哲学的批判》中所用的较为通俗的译文，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1月版，第406页。)

在李行的代表作中，《秋决》(1971)极其典型地传达出“美是道德的象征”的理趣、理念，片中的每个主要人物都有着明确的象征意涵，成为探讨儒家哲学及伦理的形象化概念，达到“趣味与理性的统一，即美与善的统一”。我们不妨将李行长兄李子弋对该片剧本第十二稿的读后意见录在下面，文章不啻为影片道德象征理念的上佳阐述：

“《秋决》应有三条主轴：第一、与生俱来本质上‘道欲并存’的人性可塑性。第二、刑罚教化‘刑期无刑’的矫正性，自我反省、悔改重于刑罚的惩治。第三、中国传统女性的牺牲奉献与柔顺妇德，所彰显的无私的爱，会开启人性至善之门。

秋决，是中国法治的精神，以秋天肃杀、收敛，蕴涵着下一个春天生命的再生。中国文化的传统精神，在于‘生生不息’，中国的文化价值，认为整个宇宙是一个充满生命精神的世界，它是一种生命形式转化为另一种生命形式，生生是后一个生命接替了前一个生命，是一种圆的转换与传承。

中国人对生死的看法是方生方死，方死方生。秋决正是这种生生死死，方生方死，方死方生的时序与生命转换。

因此，《秋决》的男主角，是‘道欲并存’人性可塑性的象征，女主角则是柔顺妇德、母爱光辉，牢头则是‘刑期无刑’鼓励反省悔改的力量，通过秋的肃杀一个旧生命的衰退，开启春天苏醒一个新生命的成长，方生方死，方死方生的转换。”(注：黄仁编著《行者影踪——李行·电影·五十年》，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股份公司，1999年12月版，第28页。)

《秋决》以死囚裴刚由暴戾乖张到良心发现的心路历程为叙事主线，穿插塑造了仗势护犊继而悔恨不已的奶奶，性格温婉柔顺、甘愿传宗接代的莲儿，以及正义严峻又慈悲若父的牢头、代表性恶的小偷与彰显良知的书生等几个人物形象，再辅以诗性象征意味的四季自然景色的描写，俨然是探讨人性、亲情、天命、生死、道德等等诸多人生终极问题的哲理电影诗。影片完成后，李行称它是过去十年来以伦理为主题的毕业论文。

追溯该片之主题渊源自中国儒家的“天人合一”观念。我们知道，中国的“天人合一”哲学观本来就有把道德理性和自然理性先验地看作一致的倾向，后世理学家据此发展出“致良知教”，即认为良知天然植于人心，可由人心之本体自然灵昭明觉，“不待虑而知，不待学而能”是良知的最大特点。这里举一实例说明之。已故的现代新儒家大师牟宗三(1909—1995)有一件难忘往事，曾深刻影响其哲学观念：“30年前当吾在北大时，一日熊(十力)先生与冯友兰氏谈，冯氏谓王阳明所讲的良知是一个假设。熊先生听之，即大为惊讶说：‘良知是呈现，你怎么说是假设!’吾当时在旁静听，知冯氏之语的根据是康德……而闻熊先生言，则大为震动，耳目一新……‘良知是呈现’之义，则总牢记心中，从未忘也。”(注：转引自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1月版，第308页。牟宗三正是在熊十力的启发下开出“道德的宇宙论”，视道德的秩序为宇宙的秩序，再融汇康德先验哲学与中国哲学的精要，依着主观唯心主义的理路，推展出一整套现代新儒学的“先验道德论”哲学架构。另外，关于“良知”的先天自存于人心，可参考王阳明《大学问》第26卷所讲：“良知者，孟子所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也。是非之心，不待虑而知，不待学而能，是故谓之良知。是乃天命之性，吾心之本体自然灵昭明觉者也。”)良知到底是不是“呈现”，从理性的角度，既无从证明，也无从证伪，只能是悬案。新儒家继承宋明理学传统把它理解为德性之知的“呈现”，已越出科学的界限而进入信仰的领域，故而有的学者干脆把儒家文化系统看作“宗教、伦理、政治”的三合一。

为了使《秋决》有力彰现儒家之自然与人伦同源不二的信念，李行和编剧张永祥屡易其稿，惨淡经营，借用情、景、人、物、事在凸显“道”与生命的联系，视天、地、人为一整个的生命系统——“天地之大德曰生”——把自然和人伦统一在天道运行、生生不已的哲学境界里，这样一来，就把伦理道德的终极依据形象化地展示出来。

关于此中蕴涵，可再参考国学大师钱穆的一段文字：“这一个道，有时也称之曰生。天地之大德曰生。就大自然言，有生命，无生命，全有性命，亦同是生。生生不已，便是道。这一个生，有时也称之曰仁。仁是说他的德，生是说他的性。但天地间岂不常有冲突，常有克伐，常有死亡，常有灾祸吗?这些若从个别看，诚然是冲突、克伐、死亡、灾祸，但从整体看，还只是一动，还只是一道。……从道的观念上早已消融了物我死生之别，因此也便无所谓冲突、克伐、灾祸、死亡。这些只是从条理上应有的一些断制。也是所谓义。因此义与命常常合说，便是从外面分理上该有的断制。所以义还是成就了仁，命也还是成就了性。每一物之动，只在理与义与命之中，亦只在仁与生与道之中，冲突克伐死亡灾祸是自然，从种种冲突克伐死亡灾祸中见出义理仁道生命来，是人文。但人文仍还是自然，不能违离自然而自成为人文。”(注：钱穆《湖上闲思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9月北京第一版，第34页。)

三、时代/个体局限：在政治、商业的夹缝生存

李行电影创作的黄金年代是20世纪60—70年代，台湾此时正处于经济起步的历史阶段。从经济角度上看，台湾正在大力进行经济建设，官僚资本、私人资本迅速增长，连带着电影投资也大幅提升。从政治角度上看，国民党政府鼓励本土电影发展，并限制外国片进口，在政策方面为台湾本土电影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支持空间。在相对稳定的社会氛围里，老百姓自然会有对电影的消费需求，又值台语片渐渐走向颓势，国语片急需找到新的表现方式。而且这一表现方式既要能够兼顾政治宣传目的，又得符合市场的需求、观众的口味。在电影艺术方面，世界兴起写实主义的电影浪潮，波及台湾，它成为“(健康)新写实主义”电影应运而现的又一催化剂。

然而表面安逸的社会征侯并不能掩盖深层次的紧张。当时正是东西方两大阵营在“冷战”背景下处于两极对立的时刻。“保守的威权统治与政治压抑仍继续强化，以确保一个低风险的稳定投资环境。”(注：卢非易《台湾电影：政治、经济、美学1949—1994》，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8年12月版，第97页。)

“鉴于过去上海左派电影的庞大影响力，政府仍小心翼翼地钳制电影内容与意识。60年代的主要片商戴传李，曾提及当时噤若寒蝉的状况：‘有轻描淡写社会的不平，但不敢深入说明，太露骨的话，不要说惹事上身，只要禁演，就赔大了。’电影检查的严苛与近乎神经过敏的自我约制，使台湾电影始终谨守在政府许可的意识范围内。这样紧张兮兮的创作气氛，贯穿了整个60、70年代。”(注：卢非易《台湾电影：政治、经济、美学1949—1994》，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8年12月版，第98-99页。)比如台湾当时的文艺政策中有所谓的“六不”，即：“不专写社会的黑暗、不挑拨阶级的仇恨、不带悲观的色彩、不表现浪漫的情调、不写无意义的作品、不表现不正确的意识”。(注：卢非易《台湾电影：政治、经济、美学1949—1994》，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8年12月版，第103-104页。)在如此鲜明的意识形态限制之下，确实是先验地、强迫性地决定了健康写实电影的扬善隐恶的根基品性和价值起始点。作为从台语片时期走过来的成功导演，李行为了在这一社会氛围中生存，也面临自身的表现方式、风格的转型。因为他必得在夹缝中求生存，一面是政治意识形态的限制，一面是观众口味的要求，并且艺术家还有强烈的表达个人关怀的愿望。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要想三者兼顾协调，诚非易事。

李行作品中的所谓“健康现实”的美，是作者的审美理想以“现实”的表象外化在银幕上，至于它与客观现实的真正关系，往往成为论者争议的引爆点，至今仍褒贬不一。尽管李行在政治与商业的双重夹缝中生存下来，在限制中坚持走自己的道路，形成自己的风格，但既然是时代背景限制下的产物，也就不可避免地带上时代的烙印，无法真正逃离时代的局限性。李行的局限，一方面是他的伦理观念及教化主题上的局限，一方面在于他实现其电影美学风格的手法的局限。

在道德伦理主题方面，李行若有意若无意地流露出对当时国民党意识形态的迎合，即对现实父权/威权文化的某种依附或妥协。陈飞宝中肯地指出李行电影“遵古守旧、不做任何改变的思想，与当时台湾社会趋向开放的社会潮流格格不入。对代沟问题的探讨，他总是远离台湾政治社会生活，远离现代工商业发展带来社会观念和价值观念的巨大变化和对中国固有伦理和传统的具体分析，单单强调下一代向上一代迁就和妥协，这是很不够的、片面的”。(注：陈飞宝编著《台湾电影史话》，中国电影出版社，1988年12月版，第203页。)

在电影美学、电影风格方面，则属焦雄屏最具代表性，她提出以李行的《蚵女》、《养鸭人家》、《路》为代表的“健康写实主义”电影——

“一、背景多设在台湾某农村、乡下、渔港等地，以农渔的生产为题材，在外景实地拍摄，避免了以往片场显出的虚假狭陋景观。

二、人物普遍是劳动的普罗阶级，如《养鸭人家》的农户与养鸭户，《蚵女》的殖蚵女郎，《路》的筑路工人和近邻的贫破木屋区。不过，这些演员并未掌握角色的现实原则。扮劳动妇女的女星常挂着一脸都市妆上戏(如：眼影、假睫毛等)。男星则吹着飞机头、穿着花衫西裤演农夫。其面貌与写实的外景并不搭配。

三、标准国语的演员，使电影极不写实。这是台湾充满南腔北调的时代，农渔村更是一片台语。但是，训练有素的话剧传统演员，吐着咬音标准的台词，使人产生错乱。

四、健康写实脱不了宣传政策的任务。虽然放弃了反共的陈词，但是宣扬台湾的经济变化以及政府德政都不遗余力。

五、这些电影都存有保守的意识形态，先验地巩固父权思想及封建伦理。也因为背后已存有既定的意识形态结论，‘健康写实’完全不能如‘意大利新写实主义’一般采取开放的形式，电影的终结往往是一家团聚，误会冰释，家庭伦理的重要性和天伦之乐超过一切。”(注：焦雄屏《时代显影——中西电影论述》，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8年3月版，第157页。)

综观以上五点意见，我们可以看出，其一，对于“健康写实”电影的评价，除了第一条带有某种程度的肯定语气之外，其它四条都是持批评态度的。其二，前三条写出电影在拍摄手法上的局限与不足，后两条则在电影传达的主题和意识形态方面指出其局限性。其三，从拍摄手法的陈旧，到主题、意识形态的保守落后，这些问题几乎在80年代崛起的台湾“新电影”全部纠正过来。因而，在这些批评意见的背后，实际上是一种新时代的电影美学观念。也正是在新的美学观念引导下，以侯孝贤、杨德昌为代表的80年代“新电影”导演们形成了大大区别以往的电影创作气候，开拓出台湾新生代电影发展的新局面……

结语

综前所述，本文首先介绍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有情的宇宙观”对李行的“重情”作风的影响，与我国自《诗经》就开始的抒情文学传统一脉相承。其次，说明儒家传统的泛伦理主义倾向，直接导致李行作品中“先验”的主题意念，即“美是道德的象征”这样一种将哲学观、道德观、审美观合而为一的创作追求。接着，又指出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由于政治和商业的双重限制，李行在创作上的某些局限。基本肯定的一点，是李行属于典型的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奉持者兼代言人，他把儒家的伦理道德作为终生不渝的最高信仰，从“文化认同”(CulturalIdentity)的角度上看，是没有任何距离感的完全认同，即认同传统、认同民族、认同国家。

不过也要特别说明，认同传统文化、信仰传统精神的人，不一定就是极端的守旧派或者(狭隘、庸俗意义上的)“存天理，灭人欲”的教条主义者。比如李行的《贞节牌坊》，就是同情、肯定女性正当的情欲要求，反对并谴责了残酷无人性的封建贞洁观，有其进步意义；再者，他所宣扬的传统伦理道德，也只是强调仁爱之心、忠恕之道，崇尚克己奉献、向往亲情和谐……是对传统之积极面的认同，决非对封建糟粕认同，像后期作品《原乡人》、《中的一条船》中的爱国主义情操和自强不息的奋斗品格，当为我们全体中国人所信奉。因之，笔者以为应主要从积极方面看待李行对传统文化的认同与体现。

传统是复杂的，现实是复杂的，传统和现实的关系，以及传统与未来的关系也是复杂的。人们常说温故知新、推陈出新，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创造转化，依据的正是文化发展的辩证法——李行的电影创作，正给予我们这方面的重要启示——正如俄国思想家别尔嘉耶夫关于“文化的传统”与“创造的自由”的精辟论述：“文化始终有两个源头：一是传统，二是创造的自由。没有传统，文化就没有连贯性，就没有历史沿革的合理性。这儿说的传统决非那种阻碍创造性发展的守旧，而是跟过去的创造、过去的文化价值的一种内在的联系。没有创造的自由，文化就没有创新，就没有不断提高和上升的活力，就是消亡。在文化创造的历史上，发生跟过去决裂的现象，激烈地对抗过去，特别是对抗刚逝去的过去。不仅在政治生活中，而且在文化生活中也要闹革命，但伟大的、具有永恒价值的过去却始终会保存于深层处，人们总会向它回归……没有跟过去的联系，没有记忆，就不存在文化，就像没有自由就没有文化一样。”(注：[俄]别尔嘉耶夫《俄罗斯灵魂——别尔嘉耶夫文选》，陆肇明、东方珏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1月版，第217-218页。)

电影创作论文:电影创作情节管理论文

谢晋，既是中国所谓第三代导演的代表，也是1949年以后红色中国的第一代导演的代表，他所拍摄的20来部电影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使他在中国电影史上占有的重要地位不仅被那些将他称为中国50年代以来最杰出的电影艺术家的人们所肯定，甚至也被那些嘲笑他为传统电影最后一位传人的人们所承认。从50年代的《女篮五号》（1957年）到60年代的《红色娘子军》（1961年），从80年代的《芙蓉镇》（1986年）到90年代的《鸦片战争》(1997年)，甚至是70年代那个特殊时期拍摄的《春苗》（1975年），谢晋电影都曾经成为那个时期的标志性作品和经典性文本而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其电影创造的观众人次记录在中国电影史上可能不仅前所未有也可能后无来者，即便在经过相当一段时间淡化以后的1998年，北京零点-影视调查系统对北京、上海和广州的1500位18岁以上的市民所进行的调查中，仍然有25%的观众选择了谢晋为他们最欣赏的国内导演，其得票率超过了居第二位的张艺谋。一方面是如此漫长而辉煌的跨度时间，一方面是如此广泛和深远的受众空间，都使得谢晋和他的电影成为任何省视近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电影，甚至省视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化的企图都必须面对的话题--而在所有这些话题中，关于谢晋模式的讨论则是从80年代后期以来最激烈、最持久而且也是至今仍然具有挑战性的话题：谢晋电影的模式究竟是如何在与整个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互动中形成的？它在意识形态指向、叙事修辞学、电影美学等方面究竟体现了什么样的构成性特征？90年代以后谢晋的电影模式在中国社会转型背景下作出了什么样的调整？谢晋电影在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电影传统的链条上占据着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也许，我们在经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可能能够对谢晋和他的电影模式作出更合理的历史的和美学的判断？

一

出生于世纪之初的谢晋，受教育于世代书香家庭，后来在上海受到当时左翼文化和好莱坞文化的复杂浸染，并与洪深、曹禺、黄佐临等接受过欧美文化深刻影响的著名戏剧家交往密切。50年代，他在红色革命风暴的燃情岁月中投身电影--这一切都成为了谢晋电影后来常常浮现出来的精神谱系：儒家伦理文化与社会主义革命文化、传统知识分子的浩然正气与应对现实苦难的浪漫情怀、中国传统的通俗传奇经验与好莱坞电影的叙事技巧都在他的电影中得到了重新组合，形成了一种他表述自我、表述中国、表述人和人生的基本立场、视角、结构和审美形态，也就是所谓的谢晋模式。

谢晋模式的形成是历史性的，其变异也是历史性的。谢晋从事电影导演职业始于40年代末，50年代初期他开始独立执导影片，从这时开始直到他在后期执导《春苗》和新时期初期执导《青春》、《啊，摇篮》，可以被看着是谢晋创作的第一个阶段，也是谢晋模式的形成阶段。与整个乐观明亮的时代氛围相一致，这一阶段谢晋影片的人物形象热情单纯，叙事风格轻快流畅，视听造型鲜明而具有某种浪漫主义情调，其主要作品有《女篮五号》、《红色娘子军》、《大李老李和小李》(1962)《舞台姐妹》（1965)、《春苗》、《青春》(1977)、《啊！摇篮》(1979)等，其中《女篮五号》（兼编剧）是他的成名作，而《红色娘子军》则是他这一时期的标志性作品。这些影片都曾经获得过普遍的赞誉，表明谢晋电影从一开始就具有与主流政治意识形态机制同构的主流性、伦理价值取向上的正统性和审美趣味上的大众性，这些影片不仅在当时多次获得国际国内的各种电影奖项，而且谢晋善于讲述戏剧化的线型故事、善于将政治典范塑造为道德楷模、善于将革命与善相互指代、善于用道德情感的宣泄来制造煽情高潮的特点在这一时期都已经基本形成，谢晋模式初见端倪。

伴随政治意识形态权威体系的被质疑，从1979年到1989年，是谢晋电影和电影模式的第二个阶段，也是谢晋电影的成熟时期。在拨乱返正、改革开放的社会背景下，以思想解放运动为文化动力，以中国的灾难性历史为资源，谢晋电影开始从一开始的乐而不淫的颂诗蜕变为一种哀而不伤的悲歌，虽然影片仍然和前一阶段一样时空单纯、叙事紧凑、人物形象道德类型化，但是其对国与家关系疏离化状态的描述，对政治专制\恶与小人物\善的冲突关系的设计，对社会男性阉割与家庭女性抚慰的意识形态表述，对历史和现实境遇的精巧的蒙太奇缝合，应该说都强化了谢晋电影的历史意识和人道意识，也强化了谢晋电影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文化的内在联系，同时也强化了谢晋电影的艺术虚构能力，标志着谢晋电影的高峰。这一时期，他的主要作品《天云山传奇》(1980)、《牧马人》(1982)、《高山下的花环》(1984)、《芙蓉镇》等，都再次获得了各种电影奖项的慷慨加冕，其创作模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于是，这些影片在国内被认为是传统主流电影的当代代表，而在国际上则被看作是中国政治情节剧的经典文本。

纵观谢晋这两个时期的电影创作，尽管从历时的走向看，出现过许多重要、明显的或者不重要、不明显的变化，而从横向的层面看也有一些必然和偶然的例外，但是从整体上看，谢晋的确有一套相对稳定和相对统一的创作模式。

显然，谢晋电影与主流政治意识形态一直保持着高度的同步性。他的影片几乎都与当时的时代性中心话题，甚至中心题材息息相关。他的电影不仅喜欢通过大的历史或政治背景来表现人物，而且更喜欢用戏剧化的方式来解决个体与历史整体之间的悲剧性疏离，完成对生活图景的意识形态塑造。无论是第一时期关于在社会主义新制度中个人（子）如何通过权威（父）的引导从漂移状态（想象界）进入革命大家庭（象征界）的话语主题，或是第二时期关于在象征秩序的镜像破裂以后被革命大家庭所误解和排斥的个人（子）如何在女性（母）的引导下从政治空间（象征界）回到家庭空间（想象界）的话语转型，甚至谢晋最新一部影片《鸦片战争》试图用落后就要挨打来完成改良中国的政治寓言，可以说，谢晋电影一直是一种意识形态文献：近半个世纪以来，他始终在通过电影的影像，为处在急剧动荡之中的中国观众寻找\构造一个填平个人与社会、想象界和象征界之间的裂缝和鸿沟的电影世界，从而为在这段风云变幻的历史进程中遭遇过无数激情和苦难的人们提供庇护和抚慰。从这个意义上说，谢晋电影的确是一种为时而作的建设性的政治文化主流写作。

与另外一部经典革命文本《青春之歌》的意识形态策略有着惊人的一致，谢晋在《红色娘子军》中，也通过经典的父亲权威（洪常青）拯救（摆脱危机）-引导（帮助成长）-退场（牺牲）模式，使弱小者（琼花）完成了生存-成熟-英雄命名的塑造，从而为革命意识形态提供了一个经典范文。在后来的《芙蓉镇》中，尽管由于谢晋站在主流意识形态中被马克思称为积极的激进者行列使他受到了某些继续站在非改良立场的政治右翼的质疑，但是，无论是边缘人秦书田与胡玉音的大团圆，或是权势者李国香无家可归的结局，都显然是对风雨飘摇的主流秩序的一种有效缝补，无论是重大的政治事件被改写为私欲和性欲的较量，或是深刻的历史冲突被简化为善与恶的人格矛盾，也都是对过去和历史所进行的有意无意的遮盖和掩饰。从某种意义上说，正如有的评论者所指出，如同多数好莱坞电影都是美国政治的主旋律电影一样，谢晋电影也是真正意义上当代中国政治的主旋律电影。

但是，仅仅认为谢晋电影模式是一种主旋律电影，并没有真正认识到谢晋电影对于中国电影的意义。事实上，无论是从1949年到1978年的前新时期，或是从1978年到1989年的新时期，以及1989年以后人们所谓的后新时期，主旋律电影一直是中国电影的中心，然而，绝大多数主旋律电影都如过眼烟云，远远没有象谢晋电影那样被人们所关注、所留恋，甚至被当做经典。谢晋电影的主流意识形态表述具有一种独特的叙事魅力、一种独特的电影魅力。而我认为，这种魅力在很大程度上就来自于谢晋模式--即所谓的政治-伦理情节剧模式。

严格地说，在新时期以前，谢晋电影尽管已经以其煽情的故事、流畅的叙事、精巧的镜头语言显示了他的艺术才华，但是他当时的电影作品仍然是当时整个大叙事的一个组成部分，他的成就并没有超过参加这一大合唱的前辈和同辈们，如崔嵬、郑君里、谢铁骊等，但是，到了新时期，谢晋电影的主流意识形态表述却以其鲜明的个性使他独立于他人之上，几乎无人能够与他所产生的影响和取得的荣誉相比。而谢晋之所以能够获得这样的地位，是与谢晋模式独特的修辞策略联系在一起的。

如果说，谢晋第一个时期的电影是关于个人如何进入社会整体的颂歌，那么新时期由于这一颂歌体系受到的喜剧告别，传统的政治电影模式--主体在权威助手的神助下经受考验，走出困境，获得命名--因为其意识形态运作机制的暴露，已经不可能继续生效了，因而谢晋电影的主题也发生了变异，从《天云山传奇》开始，到《芙蓉镇》，以及他后一时期的《最后的贵族》、《鸦片战争》，则大多似乎是个人如何被社会整体所抛弃的悲歌。由于英雄神话的解体和权威话语的弱化，那种作为先驱者、布道者或万能助手出现的超现实的人物形象已经很难具?在场效果了，当编码失去了与现实表象的相似性以后，编码作为一种被意识到的虚构往往会受到概念化、公式化的指控。因而，谢晋电影不再把主人公塑造为一个全知全能的英雄，也没有赋予它超凡脱俗的智勇，过去那些革命英雄的形象被悲剧化了，这些人物自身的主动性和力量往往都受到一种超越于他们个人的历史背景和罪恶势力的支配，主人公无法解决面临的困境，因而，这些影片不能继续象过去一样，让主人公在政治权威的帮助下，克服或驯服所有被编织进叙事中的现实矛盾，而必须采用另外的方式来完成对观众的意识形态和故事的双重抚慰。

许多人都曾经谈到过谢晋电影将政治问题置换为道德问题，认为中国血雨腥风的历史就象在中国上千年的历史写作中那样，在谢晋电影中常常被简化为善与恶的冲突史，突出了利他与利己、爱与恨、义与利、团体认同与个人叛逆之间的矛盾，张扬克己、爱人、谦让、服从的伦理观念。不仅如此，谢晋还采用了一种家庭\言情情节剧的方式，使道德的苦难在家庭的天堂中得到化解。应该说，谢晋电影完成的是双重的置换：不仅将政治置换为了道德，也将悲剧置换为了正剧。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谢晋电影所提供的并不是真正的悲歌--悲歌向来都是一种边缘的、怀疑的、挑战的，甚至破坏的、革命的美学，而谢晋电影体现的却是主流的、缝合的、抚慰的美学。

在谈到谢晋电影时，美国学者尼克.布朗将这些影片称之为政治情节剧，这一概念的意义在于它能启发我们去发现谢晋电影如何将政治主题置换为道德主题、将历史悲剧置换为叙事正剧的秘密。一些西方学者在讨论情节剧时曾经指出，道德化（善与恶）、家庭化（爱情、亲情）、目的化（善恶有报）都是情节剧的重要特征。而谢晋电影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情节剧，而是象中国历飞闲矶嗤ㄋ仔鹗挛谋疽谎鋈说纳来嫱觥⒔彝サ谋独牒稀⒔?好人与坏人的冲突放到了历史的政治背景中，一方面将几十年的政治风雨变成了缠绵悱恻的言情故事，另一方面又使个人的命运遭遇变成了时代风雨的一种症候，政治情节剧将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叠合在一起，然后又通过情节剧的缝合模式来完成悲剧向正剧的置换。

谢晋电影大多采用了顺叙的方式来完成平衡--失去平衡--非平衡--恢复平衡--平衡的缝合结构。这一缝合结构是由两个基本段落构成的，先是一个悲剧性的段落，然后是一个正剧性的段落。在他电影创作的第一个时期，是英雄（指代革命）救美人（指代人民），新时期以后则是美人救英雄，正如一位研究者所指出，第一次是革命拯救了人民，第二次则是人民拯救了革命。在《舞台姐妹》中是革命者林大哥拯救了春花得以新生，在《女篮五号》中，身穿西南军区字样背心的田振华使林洁获得了力量，在《红色娘子军》中是洪常青使琼花逃出了苦海并成为革命战士。男性在这里成为革命权威的象征，女性成为被拯救和命名的对象，最后面临危机的女性（从叙事的平衡向非平衡）在革命的男性引导下都度过困境（从叙事的非平衡恢复为平衡），从而使观影者获得了一种社会学意义上的恋父体验。而《啊！摇篮》则是谢晋前后两个时期创作的一个转折点。在他新时期后来的影片中，女性从被拯救者转化为了拯救者，而先前那些男性英雄相反则在女性的爱抚下得到拯救。在谢晋的这些影片中，女性的母性功能被强化，成为了地母式的形象，接纳、包容并帮助处在危机中的人们繁衍生息。《牧马人》中的许灵均得到了李秀芝的拯救，《天云山传奇》中的罗群得到了冯晴岚的拯救，《芙蓉镇》中的秦书田得到了胡玉音的拯救，《高山下的花环》中也是梁玉秀给了梁三喜以力量。女人给了那些被剥夺了英雄桂冠的英雄们以生命、家庭、甚至后代，使他们胜利地回到了主流社会之中，从而用恋母的抚慰感替代了前一时期恋父的英雄感。

前期的恋父原型将人物从私人空间引向了公共空间，并使个体在公共空间（革命大家庭）中获得位置，而新时期的恋母原型则将人物从公共空间引回到私人空间，使个体在私人空间（社会小家庭）中得到补偿。因而，新时期谢晋电影的叙事高潮的到来并不是个体与社会整体矛盾的解决，而是象罗群这样的英雄从与社会整体的对抗中逃回了冯晴岚们为他们准备的温暖而简陋的小屋中，男耕女织、夫唱妇随、生儿育女成为了他们面对苦难的乌托邦。因而，这些影片最后政治矛盾和历史悲剧的解决往往都与影片的主体叙述没有关系，在言情故事的框架中，政治和政治的历史被策略性地缺省了，无论是罗群的平反或是秦书田的出狱，都是叙事以外的力量所安排的。政治的确仅仅是一种背景，而对政治的省略则不仅使这些影片完成了家的缝合，也悄悄地完成了国的缝合。

从这个意义上说，谢晋新时期电影的感伤因素的确比前一时期大大加强了，但谢晋模式同样是情节剧模式，情节剧电影几乎都是传达乐感文化的电影，这种乐感就来自于缝合，来自于谢晋所采用的家的乌托邦策略，这一策略不仅使好人获得了一个女人、一个家，甚至一个后代，同时也使坏人失去或者不能得到一个家或者一个温暖的家。显然，家成为了谢晋道德赏罚的法宝，也成为了情节剧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先验结局的最后审判。因此，家在谢晋电影中不仅是叙事的乌托邦，也是一个政治的乌托邦，历史的乌托邦。其实，家在谢晋电影中就是安全、温暖的一种象征。在早期作品中，革命被当做了家，所以在《红色娘子军》中琼花说我没有家，而洪常青就给他指出了一个革命之家。在《啊！摇篮》中李楠没有生育能力，但却?革命大家庭中获得了一群革命的后代。而在新时期以后，家更是落难英雄们的诺亚方舟。《牧马人》中的许灵均说，我死去过，不过，我又活过来了。我不但找到了人的价值，我还找到了人的温暖，我找到了父亲，还找到了母亲！《天云山传奇》中，冯晴岚那被太阳照得暖彤彤的小房间就是抗拒外面漫天风雪（政治风暴）的隐喻性空间。《芙蓉镇》中秦书田与胡玉音的结合演绎了现代的才子佳人。而《天云山传奇》中的坏人吴遥面对的却是妻子宋薇的背叛，《芙蓉镇》中的坏人李国香遭遇的必然是秦书田你还没有成家吧？的挪揄。谢晋电影善于用道德来对抗个人与社会的疏离，然后又用家的温情来解决个人与社会的疏离，?归家的幸福向人们允诺，正直、忠诚虽然可能会使一个人丧失政治权利，但他却可以用获得爱来得到补偿。

正是由于谢晋采用了情节剧的修辞策略，所以谢晋的主流认同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政治说教，谢晋电影很少象这一时期许多中国电影那样将路线斗争、阶级斗争当做故事的中心冲突，而是在政治背景下讲述了一个一个的道德故事，用道德上的高尚和卑鄙、开阔与狭隘、奉献与自私、勇敢与怯懦代替了政治上的是非，于是，一方面悲剧被理解为一种误会，一种邪恶的道德力量的偶然得势，另一方面悲剧还被改写为正剧，善恶终将得到公正的赏罚。谢晋电影巧妙地用道德的肯定和否定来完成了对政治的肯定与否定。

情节剧的情节作为一种构造，意味着对事件的因果化和对阐释的封闭化，因而，对于情节剧来说，故事永远是完成式的，是一个终点早就存在和预备妥当的叙事过程。谢晋电影模式恰恰也是这样一种完成式的叙事，如同所有的主流叙事一样，谢晋电影很少讲一种现在时态的开放性的故事，而几乎都是历史性的完成后的现实。与这样一种完成式的叙事形态相一致，谢晋电影在美学形态上也采用了通俗情节剧的叙述方式：

在形象塑造上，谢晋电影的人物大多是伦理化的人格类型。谢晋电影很少表现人物内在心理冲突和心理空间，也很少表现人的心理分裂和心理变异，他的人物大多是定型化的，善与恶、软弱与坚强等等，都被指派在叙事中担负特定的正面、反面和助手角色。在结构方式上，谢晋电影基本都采用起承转合的戏剧性结构，故事都有完整的开端（好人受难）-发展（道德坚守）-高潮（价值肯定）-解决（善恶有报）的叙事组合。在叙事形态上，谢晋电影大多是线型的顺叙式结构，视点固定、时空单纯、情节集中、目的性明确，外在现象似乎是山重水复而内在逻辑则始终是柳暗花明。在美学效果上，谢晋电影追求煽情性。谢晋电影的高潮点、情节点和西方戏剧形态很不一样，常常并不在于矛盾冲突的最高点或者戏剧动作的最强点，而是在感情动荡和冲击的最高点，如同中国传统艺术一样，谢晋电影的高潮点就是影片的煽情点，如《天云山传奇》中冯晴岚雪地拉板车的段落，《芙蓉镇》秦书田与胡玉音私下举行结?典礼的段落等等，谢晋常常通过对感伤性和悲剧性环境的营造，在逆境中来浓墨重彩地宣染师生情、乡土情、夫妻情、父子情、同志情、爱国情，以情来唤起观影者的同情、共鸣和涕泪沾巾，它们大多不以一个令人心旷神怡的华彩辉煌的胜利乐段而是以一个让人柔肠寸断的如泣如诉的煽情场面形成影片高潮。在电影语言上，谢晋电影强调画面、声音、蒙太奇信息传达的的指向性、透明性和饱满性，一般不重视形式本身?意味，也排斥任何陌生化的形式主义追求，甚至尽量避免视听信息的模糊和多义。所以，他的影片大都以中、近景镜头为主，使用正反拍的好莱坞句法，基本采用顺叙性的线型蒙太奇剪辑，既保证了故事的流畅性也使视听信息具有一种中心性。在声画造型上，谢晋电影则吸收了中国传统艺术的比兴手法，善于制造情语与景语交融的意境。但是在制造意境时，谢晋并不强调意像的新奇和突兀，而是善于利用历史性的和共同性的意像经验，来唤起观众对以往审美经验的回忆，如他影片中反复出现的用冬雪来宣染苦难，春色来象征希望，雷雨来烘托激情，狮子来隐喻中国等。

如果我们在不可避免地舍弃了谢晋电影中丰富的症候性的例外、空白、悖论和偶然性以后，简单地将谢晋电影抽象为一种模式的话，那么基本可以用政治-伦理情节剧来指代他的电影创作中相对稳定、相对共性化的意识形态、故事、语言等方面的修辞特点，应该说，谢晋电影被人们所热爱、所赞许、所高度评价和被人们所不满、所批评的原因大多与这一模式有着密切的联系。

二

以当时第四代导演革新传统电影形态和电影语言的积极探索、第五代对主流意识形态和传统电影美学的革命性颠覆为背景，更是以当时整个变革、开放的时代精神为背景，1986年7月，上海《文汇报》刊载了一篇题为《谢晋电影模式的缺陷》的短文，文章提出，从文化的观点对谢晋电影加以考察，就会发现它是中国文化变革中一个严重的不和谐音、一次从''''五四''''精神的轰轰烈烈的大步后撤。尽管在后来的谢晋电影讨论中，有许多人真诚地为谢晋辩护，然而这篇文章还是拉开了批评谢晋电影模式的序幕--传统性、主流性和经典性，使谢晋电影被符号为一种模式受到了狙击。应该说，这些批评并不仅仅来自于某些个别者，而是携带着当时整个社会改革\创新、开放\借鉴的社会文化要求而出现的。这场讨论，在一定意义上使谢晋陷入了两面夹击的处境中。8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思想解放运动这一特殊历史阶段的结束，国家意识形态的主流从反思转向了重建，从拨乱反正走向了四个坚持，一些人开始忽视谢晋电影中的道德抚慰作用而过分地夸大谢晋电影中那些灾难性的与革命时代相关的历史背景，因此，无论是《芙蓉镇》或是《高山下的花环》当时都受到了来自核心权力圈的质疑。80年代末期，谢晋模式面对着来自两个不同方面、同时也是来自两种不同动机的批评。谢晋本人不可能对这样一种携带着时代气息的批评无动于衷，这在客观上促使谢晋对自己的创作历程进行反省和对自己的创作模式作出修正。

其实，谢晋虽然不是一个前卫的、先锋的艺术家，但却始终是一个敏感的、保持着与时代同步的艺术家。无论是开放的文化环境、还是变动的历史进程，甚至革新中的电影美学都已经促使着谢晋在世界观和电影观念上的变化，在《天云山传奇》中，他已经开始有条件地用宋薇的第一人称视点替换过去他常常使用的第三人称全知性视点，用倒叙来使他习惯的顺叙方式获得艺术张力，在《芙蓉镇》中他甚至借鉴了精神分析观念和意识流等现代主义技巧，加入了胡玉音的闪回、谷燕山的幻觉等表现手法，特别是用秦书田的拒绝回到图书馆表达了与他《牧马人》中许灵均很不相同的传统知识分子的边缘化意识，应该说这些都是谢晋本人试图继续保持与时展同步、试图超越自己创作模式作作出的努力。

这种努力，在外部环境的暗示下，同时也在整个政治文化背景的变迁背景下，在80年代后期得到了强化。而这一强化的最初成果就是《最后的贵族》（1989年）。在这部影片中，谢晋不再满足于把道德恶人设计成直接的悲剧根源，不再满足于将悲剧的承受者仅仅看作是那些道德完人，影片中那四个漂泊异国的女性已经很难被划分为好人和坏人，它以一个女性在急剧变化时代中的落魄和无奈、遗失和毁灭，讲述的不再是一个黑暗政治背景下的道德坚守的故事，也不是一个摆脱苦难获得拯救的大团圆乌托邦，如同当时一位评论者所说的那样，而是时间、历史、沧桑变迁、人生走向、生命归宿、生死嬗递乃至无可奈何的宿命，构成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却又混沌而强悍地笼罩着人们的整体性悲剧。这种悲剧固然还是离不开社会背景，但它的主体脉络却属于人本体，社会背景只是作为一个解剖台的基座而存在。

《最后的贵族》标志了谢晋电影创作进入了第三个阶段。这一时期他先后完成了《启明星》(1991)、《清凉寺的钟声》(1992)、《老人与狗》(1993)、《女儿谷》(1995)和1997年的《鸦片战争》。我们可以看出，谢晋这一时期的影片与他以前的创作相比，在题材、风格、样式和形态上似乎都更加分化和多样，不象过去那样统一和稳定，这一方面表明了谢晋那种自我超越的愿望，另一方面也显示了一种茫然失措的文化状态。所以，我们有时可以明显地看到，这时期的一些影片有时仍然还保持着谢晋电影的一些一贯的个人铭记，如对女性形象母性功能的强调、叙事修辞上的恋母原型?、家的乌托邦想象，如《启明星》中那位温柔善良的叶老师使牛牛将她看着了妈妈，当成了启明星；《清凉寺的钟声》中拯救了日本婴儿的羊角大娘；《老人与狗》中的逃荒灾民女女使年届花甲的邢老汉终于有了一个真正的家，使老汉红光满面、精神焕发。谢晋煽情性的故事习惯在这些影片中也仍然还保持着，象《最后的贵族》中，李彤在威尼斯用自己全部的存款为自己买了一首哀乐的细节；《启明星》中弱智孩子晨晨和牛牛，一个学会了汉语拼音，到医院念出爸爸你好，另一个也画了一幅名叫《妈妈》的画送给老师的奇迹；《清凉寺的钟声》中羊角大娘将狗娃送给清凉寺的方丈、30年后明镜第一次见到自己亲生的妈妈等段落，《老人与狗》失去了女人之后又失去了狗的双重打击造成的悲剧命运，《鸦片战争》中林则徐与琦善狭路相逢、依依惜别等场面都依然让人柔肠寸断。同时，偶然、巧合、误会、陡转等情节剧技巧在谢晋的电影叙事中也同样起着重要的作用，所以，在《清凉寺的钟声》中，30年后靠一根丝腰带把失散的亲生骨肉系在了一起……

但是，我们也能明显地发现，在《鸦片战争》以前，谢晋这一时期的电影在许多方面确实发生了有意识的变化。这种变化首先就是与政治意识形态的核心话题相对疏离了。《最后的贵族》改编自台湾作家白先勇在完全不同的意识形态背景下创作的小说，而且是谢晋第一部脱离中国的政治现实和政治历史，将影像空间和故事空间扩展到国外的影片。在其他一些影片中，政治背景也被淡化，人物的政治面貌和人物的政治命运在故事中的功能性作用受到了抑制，人物的命运和人物生存的环境更加具有人性的普遍性，政治\道德主题置换为人性主题，其故事的意义也从政治-伦理空间拓展到人性空间，即便在以为背景的《老人与狗》中，政治\恶的力量都被排除在叙事构架以外了。其次，善与恶的二元对立格局弱化了，故事的戏剧性和冲突性减弱，而更注意展示人物的心理空间和情感空间，特别是《最后的贵族》具有一种浓烈的抒情性。第三，不仅有单视点的线型叙事而且也采用多视点的复合性叙事，如《最后的贵族》、《鸦片战争》等。第四，除了在《启明星》、《清凉寺的钟声》、《女儿谷》等影片中继续讲述一些大团圆故事以外，在《最后的贵族》、《老人与狗》以及后来的《鸦片战争》中，故事的悲剧性强化了，主要人物最后都以死亡和失败揭开了谢晋过去常常留恋的温情面纱。

然而，尽管有了种种变异，谢晋这一时期的创作并没有再次将他送进加冕典礼，第五代民俗电影的国际化策略霸占了中国电影的话语中心，而一批将主旋律与商业化操作嫁接在一起的红色消费品则走进了中国电影的市场中心。这一时期的谢晋电影，放弃了他自己原来的政治性、大众性、情节性的优势，同时他又没有或者投身于宣传国家意识形态的主旋律，或者拍摄悲欢离合的的各种通俗故事、或者创造各种获得跨国认同的影像和场景奇观，因而，这一时期的谢晋电影的确没有能够产生象前两个时期那样真正重要的影响，他的电影中心位置似乎被替代了。

直到1997年，一方面是香港回归使谢晋再次找到了与主流政治的结合点，另一方面则是近年来电影市场化操作和国际化操作积累的经验使谢晋发现了新的电影生产模式，所以，谢晋不惜代价、不惜风险，拍摄了他自己继《秋瑾》以后的第二部历史题材影片，也是他投资规模最大的一部影片--《鸦片战争》。尽管在这部影片中，他启用了一些与第五代创作阵营有着密切联系的艺术家参与影片的主创，借鉴和总结了近年来中国电影创作和他本人电影创作的艺术经验，但是他还是在很大程度上再次回到了自己的创作模式中，并且使《鸦片战争》成为了他这一时期的扛鼎之作。

在《鸦片战争》中，谢晋再次共享了与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的一致：通过鸦片战争的失败和林则徐的悲剧性命运以及琦善的喜剧性结局阐明落后就会挨打的历史哲学，从而为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和市场化方向作出历史的注脚；同时，也通过对林则徐、关天培以及众多中国官兵、军民的抗战，来为中国政府提出的精神文明建设的爱国主义核心交相呼应；甚至，还通过影片最后黑底白字的字幕：中国政府将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为当代政治集团立下一块丰碑。

当然，谢晋通过《鸦片战争》不仅出回到了主流意识形态之中，而且也回到了他驾轻就熟的情节剧创作模式之中。他机智地将鸦片战争这一恢宏的史传性事件变成了一个恢宏的戏剧性故事，上至中国的皇帝、英国的女王，中至林则徐、琦善这样的重臣和英国议会议员、外交官，下至歌妓蓉儿、江湖流浪者、奸商何敬容以及英国鸦片商人，都被天衣无缝地编织进了这个历史的故事之中。谢晋还充分地将正史进行了稗史化加工，象林则徐与皇帝的朝廷斗智，林则徐利用一本行贿账对部下的欲擒故纵，林则徐与琦善的最后告别，以及秀色美艳的蓉儿、滑稽呆傻的何知事、还有那个神秘莫测的皇帝四品侍卫，都使得历史成为了一个传奇，一个其实早就被安排好的叙事游戏。加上谢晋还吸收了近年来电影的奇观经验，以巨大的经济代价，使用了域外场景和外国演员，营造了虎门消烟和众多的战争场面，使《鸦片战争》具备了一切可能的市场元素。

尽管《鸦片战争》其历史和艺术的震撼力并没有达到谢晋本人和许多关注他的人所期待的效果，但是它仍然借助于当时特殊的历史语境成为当年最受人瞩目的国产电影。而多重视点的借用，在多数人物相对类型化的格局中对琦善形象的独特塑造，对电影造型空间的某些意味的营造，则表明谢晋将他本人近年来的一些创作经验也融汇到了这部影片中。于是，《鸦片战争》似乎在表明，一方面谢晋在努力超越自己，但另一方面也表明，任何自我超越都是艰难的，除非遭遇重大的历史机遇也几乎是有限的。谢晋，作为本世纪以来中国电影历史上不可多得的电影大师，其优势和局限都在《鸦片战争》中得到了再一次的验证。

三

谢晋在中国电影史上的意义也许并不在于他创造了一种传统，而在于他继承和发扬了一种传统，一种将伦理喻示、家道主义、戏剧传奇混合在一起所形成的政治伦理情节剧的电影传统。柯灵曾经指出，郑正秋逝世表示了电影史的一章，而蔡楚生的崛起象征另一章的开头。两人划分出了中国的第一代导演和第二代导演，而谢晋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这一传统链条上中国的第三代承传人。在这一传统中，从20年代郑正秋拍摄的教化社会的家庭伦理片《孤儿救主记》，到30年代蔡楚生的《渔光曲》、袁牧之的《马路天使》，再到40年代汤晓丹的《天堂春梦》、蔡楚生的《一江春水向东流》、沈浮的《万家灯火》，这些影片都一脉相承，将家与国交织在一起，将政治与伦理交织在一起，将社会批评与道德抚慰交织在一起，将现实与言情交织在一起，采用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传奇化的叙事方式，通过一个一个个人和家庭悲欢离合的故事，一方面关注中国现实，另一方面提供某种精神抚慰。其实，这一电影传统与中国古典叙事传统有着内在的联系，例如，谢晋所采用的那个落难公子获得绝代佳人的爱情的故事原型，在中国古代诗词、戏曲、小说中，就一直是一个不断被重复的童话。而谢晋电影中那?好人蒙冤的故事也来自于从屈原到岳飞到林则徐的历史大叙事提供的忠臣受难的原型。而他影片中所谓的家道主义在中国也具有悠久的传统，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一直是中国叙事作品尤其是戏剧、民间故事的一个久远的母题。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中国电影史上，我们可以看到一条郑正秋-蔡楚生-谢晋的发展线索：以家庭为核心场景的政治-伦理情节片一直是中国最有社会影响的电影。

一位学者认为，作为一种叙事类型，情节剧是在法国大革命以后的戏剧中成熟起来的，它最初的政治倾向是保守的，其观众是社会各阶层中对现代社会的巨变感到恐慌和困惑的那些人。所以，情节剧流行的地方往往是礼崩乐坏的国家，其政治上的当务之急是扶正辰纲。它的目的是解决个体与历史整体、与意识形态主体之间的疏离。而这一点在中国文化的进程中也得到了应证，所以，正如一位学者所说，通俗剧在中国流行的原因之一在于它以家庭生活为焦点，经过戏剧化的处理使之具有社会意义。

正是处在这样一种情节剧电影传统之中，谢晋电影与主流意识形态一直保持着一种矛盾的联系，一方面，在谢晋电影中，政治故事变成了言情故事，政治批判被道德批判所替换、制度批判被伦理批判所掩盖，道德性不仅排斥政治和压制历史，而且还改写政治和历史。，历史成为了道德的沦丧和恢复的交替史。谢晋电影的确试图为处在剧烈动荡中的个体寻找安身立命的生存位置和生活意义，提供主流意识形态关于历史的记忆，这使他的作品总是具有一种道德上、政治上、甚至美学上的滞后性和正统性，所以，他在带给相当广泛的观众群体以心灵寄托和道德抚慰的同时，也被激进的人们指责为与所谓的现代意识毫无干系，而是一种被改造过了的电影儒学。甚至钟惦棐在谈到《天云山传奇》时也认为，将一场有关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大事，简单归咎于某些政策执行者的品质，实是一种隐藏在深情厚意中的自我完善，是一种对恶的不抵抗主义?。但另一方面，谢晋又总是站在融合了中国人文传统和西方人道精神的民主主义和人本主义立场来讲述社会的悲剧性现实，他认为艺术家还应该有历史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这又为他的影片带来了某种批判性、现实性和超越性，这在带给谢晋影片一种时代感和忧患感的同时，也使他的作品往往被保守的政治势力所怀疑。

但是，从根本上来说，谢晋是一个主流文化的积极建设者，即便是在《最后的贵族》中，谢晋仍然试图用李彤的悲剧来表明，他们面对严酷的现实，面对走过曲折道路的苦难的祖国，失去了信念，象在太空中失重一样，失落了灵魂，远离祖国，在异国土地上，艰辛地追求着幻觉一般的金色的梦?正如一位西方学者指出，谢晋使用的电影情节剧符码并不质疑主流符码，而是支持主流意识形态的。正如在《牧马人》中，许灵均将政治迫害看作是母亲错怪了孩子，历史变成了一种误会，是人扭曲了历史而不是历史扭曲了人。在谢晋的叙事中，秩序只是作出了错误判断，但个体与秩序的关系并没有出现错误。所以，他常常让他所钟情的人物在政治（公共空间）上失去的东西通过爱情（私人空间）得到补偿，使苦难有了一种甜蜜，使历史的残酷披上了温情脉脉的善意的面纱，它以遁入到血缘的保护圈内来完成逃避，用怯懦的调合来满足观众的心理。在谢晋电影中，主人公的性格、动作、命运和他行动的环境、他所得到的社会评价以及影片叙事的情节、节奏和高潮都以伦理感情为中心而被感情化，他将传统的价值观和鲜明的主流意识形态思想融合进了观影者的欲念运作中，从而打开了一条主旋律电影面向大众的传播渠道。这一政治伦理化策略，对于具有悠久伦理传统的中国观众确实具有特殊的效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谢晋是这条政治-伦理情节剧传统中最有建设性的导演之一，他成功地为观影者建立了一种阿尔都塞所谓的个人与现实的想象关系。

在艺术史上，历来有两种艺术家，一种是超前的、先锋的、前卫的艺术家，他们的意义要用将来时来确证；而另外一种则是主流的、常规、集大成的艺术家，他们往往借助于传统来获得当代意义。而谢晋，作为主流电影的代表，在电影美学形态上，应该说是属于后一种艺术家的。

谢晋在谈到自己的艺术理想时说，电影说到底是一个大众化的娱乐品，而且要跟时代能够结合。正是这样一种观念，使谢晋从中国儒家文化传统、中国通俗文艺传统与中国伦理情节剧电影传统和好莱坞通俗情节剧传统中，获得了主流电影的定位。所以，他的电影自觉不自觉地继承了中国民间叙事艺术如话本、戏曲、说书中?苦戏传统，用伦理冲突来结构戏剧冲突，用煽情场面来设计叙事高潮，用道德典范来完成人格塑造，许多忍辱负重、重义轻利的痴男怨女以他们的苦难和坚贞来换取观众的涕泪沾巾。谢晋电影以善为美，以家喻国，塑造人格和性格面貌清晰的人物形象而一般不刻画复杂的心理矛盾和细微的个人世界，采用中国老百姓所习惯的单线型、单视点的缝合性叙事一般不采用立体化、多视点、片断性的叙事，强调视听信息的封闭性和透明感一般不愿意强调形式本身的意味的开放性，重视故事的抚慰效果而不愿意过分展示生活图景的残酷……。

应该说，正是这样一些艺术特点，使谢晋电影与中国观众历史性形成的审美习惯和积淀的叙事经验相一致，而且也与观众希望忘情于叙事过程中的审美趣味和希望得到想象的抚慰的精神需求相一致。其结果，一方面，谢晋电影充分实现了电影作为一种大众文化形式的文化本质，正如当年郑正秋、蔡楚生、郑君里等人的影片一样，他的影片也获得了数量惊人的受众群体，据资料记载，《牧马人》的观众达1亿3千万人次，《高山下的花环》达到1亿7千万人次，《芙蓉镇》、《鸦片战争》等其他几部影片的观众数量也相当惊人。谢晋电影的确为许多人带来了电影的欢乐与欣悦，为在动荡迷惑之中的中国观众创作了一?集体的意识。但另一方面，谢晋电影在美学形态上的平面性、戏剧性和明晰性的确又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电影的深度和力度，各种社会的现实矛盾和权力较量、人们实际的生存境遇和体验都被转化为一种以人为的二元对立为基础的、具有先验的因果逻辑的戏剧性冲突，社会或历史经验通常都被简化为冲突-解决的模式化格局，影片中的主人公所面临的困境最终被驯服，随着早就被预订好的叙事高潮到来之后，善恶分明、赏罚公正的结局便翩然而至，完成了对现实的抚慰性改造。因而，谢晋电影很难不被认为是一种具有既定模式的俗电影，甚至被指责为体现了一种以煽情性为最高目标的陈旧的美学意识，它把观众抛向任人摆布的位置，让他们在情感的昏迷中被迫接受其化解社会冲突的好莱坞式的道德神话。。其实，谢晋对于情节剧模式的艺术局限，自己也有所意识。在谈到《天云山传奇》的创作时，他曾经说，由于对吴遥那样的人过于憎恶，因此对这个人丑恶的一面表现得过火了一些。由于影片没有更深地揭示这个人内在心理的矛盾性、复杂性，所以影响了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而且，从《最后的贵族》开始，谢晋的确也有意识地想要从人物类型化的模式中挣脱出来，尽管这种努力并没有得到人们预期的认可，但是却使《鸦片战争》的某些人物的塑造相对丰满。

谢晋在50年的电影创作经历中，一直是一个始终愿意与时代步伐保持同步的艺术家，是一个始终希望并且确实成为了主流电影的代表的艺术家，当他的创作模式与时代的步伐出现异步状态时，他往往能够主动地进行自我刷新，使自己一直占据着中国电影的主流位置。但是，尽管在80年代末以后谢晋作过相当诚实的努力，但他并没有、甚至我认为也不可能真正突破所谓的谢晋模式。谢晋模式的形成，既是谢晋自己生命个性和艺术个性的选择，其实更是历史和时代的选择。我们谁真正有可能超越我们的自我和镶嵌着自我的时代呢？正如经典马克思历史哲学早就指出的那样，即便杰出人物也只能在给定的历史条件下创造历史，因而，在我们总结谢晋电影的辉煌时，我们指出谢晋电影及其艺术模式的局限，决不意味着对他的指责。谢晋电影的局限性并不仅仅是他个人的局限性，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历史的局限性。任何时代都只培养它所需要的精神代表同时也排斥它所认为异类的艺术精神。与其说是凡合理的都将存在，毋宁说凡存在的其实都是合理的。

历史的车轮按照它自己的轨迹在滚动。谢晋的时代和谢晋的时?也许都正在走向时间的冥冥深处。半个世纪以来，我们有多少人能够比谢晋更高瞻远瞩、更博大精深、更悲天悯人呢？难道我们假设谢晋电影为我们塑造了一群金刚怒目的主体英雄就会更有现实主义的真实性吗？难道不正是历史拯救了我们而是我们拯救了历史吗？难道我们采取过什么比谢晋的家道主义更有效的面对苦难的方式吗？难道我们还有多少别的影片比谢晋电影所表述的历史更深刻和更富于美学魅力吗？而且，如果谢晋真的以一种直面精神来叙述历史图景的话，我们今天还有可能看到并谈论谢晋和他的电影吗？钟惦棐曾经指出，谢晋不是踩着三四十年代的脚印走过来的第一人，也是当时一批青年导演中第一个接受新的电影观念的人?这句话所暗示的是，他把谢晋看作了那一代人的佼佼者。我们完全可以说，谢晋是谢晋时代的一座高峰。

大浪淘沙、逝者如斯，回首中国电影，我们还有能够被长久谈论和回忆的谢晋和他的电影，难道不值得我们弹冠相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