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技术论文合集12篇

时间：2022-03-09 19:09:19

媒介技术论文

媒介技术论文篇1

传播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从创建到现在，不过是几十年的历史，然而传播作为一种社会性的现象则是和人类社会的产生是同步的。并且，媒介和传者与受者两者一样，是作为最基本的传播要素而出现的，它是信息传递和接受的手段、载体。在最初的传播历史中，媒介表现为语音、语言和一些简单的符号等形式，随着科技的发展，媒介的技术含量越来越高。随着现代印刷机的发明，传播第一次有了现代性的意义，开始跨越以前人类想象力的极限，摆脱了时间性与地域性的制约，使地球上每一个个体都身陷于现代传媒的巨大旋涡之中。伴随着工业革命的继续发展，电台、电视等媒介也竞相跃上传播的舞台，并且，每一个媒介的产生，都在很大意义上影响了人类的生存境况，甚至同人类社会的变迁与文明的发展有着莫大的关系。特别是电视的发明与成熟，其作用更是巨大，这也使得媒介技术分析的现实意义迅速而明晰地凸显出来。在媒介分析理论界中至今享有盛誉的理论大师：雷蒙·威廉斯、麦克卢汉、梅罗维兹都有着自己对独特的理论思辩。

20世纪的最后十余年的时间里，更是科技日新月异、信息技术更新提速的年头，数码技术、光纤卫星通讯技术、电脑网络技术大放异彩。在所有这些技术逐渐走向融合和协调的基础上，世界性的因特网迅速崛起，成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崭新媒介，它不但打破了地域限制和国家疆界，还打破了文字、声音、图象等各种符号形式的隔膜，更使得个人的单向传播（自我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等各个层次类型和规模的传播走向统一。其影响的触角也正伸向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渗透到全世界的各个角落。对于传媒界而言，这些变化中包含着新的挑战和机遇，对于传播学研究界而言，这些令人激动的变化构成推动媒介分析研究的动力：一方面，要对信息传播新技术、新媒介、新环境、新实践作出深刻的分析和解释，离不开传播学理论的指导。另一方面，传播领域层出不穷的新变化，将一系列有关信息传播高新技术同社会发展的关系新传播研究课题摆在了学术界面前。将传播学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相结合，从前人的成果中获取启示，而又追求联系实际充实传播学理论，这是时代赋予传播学界的双重任务。媒介分析作为以媒介技术为焦点、以媒介分析及其发展同人类社会变迁的关系为核心的研究部类，正为这样的研究提供了极好的切入口。

一提到媒介分析理论，很多人第一个想起的名字便是麦克卢汉，殊不知，麦克卢汉的媒介分析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英尼斯的影响，他自己也把英尼斯称为“良师”。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英尼斯就在他的专著《帝国与传播》、《传播系统的偏向性》中广泛分析了人类转播的各种形式、各种技术手段，提出了一种把传播技术及其发展同人类社会变迁、文明发展史联系起来考察的媒介理论。比起麦克卢汉的媒介分析理论，英尼斯的媒介理论要早问世十多年。

英尼斯从20世纪40年代初起，在他生命的最后10来个年头里，他把传播置于人类历史运转的核心位置进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他的媒介理论。这一理论认为，一切文明都有赖于对空间领域和时间跨度的控制，与之相关的是传播媒介的时空倾向性，因而文明的兴起与衰落同占支配地位的传播媒介息息相关。英尼斯认为任何传播媒介都具有时间偏向或空间偏向，也就是说，传播媒介或具有长久保存但却难于运输的倾向性，或具有易于运输却难以保存的倾向性，前者便于对时间跨度的控制；如羊皮纸、石头等，英尼斯将其称为“偏向时间的媒介”；后者便于对空间的控制，如轻便的纸张，英尼斯将其称为“偏向空间的媒介”。根据英尼斯的观点，就这两种媒介同权利结构的关系而言，“偏向时间的媒介”有助于树立权威，从而利于形成等级森严的社会体制；“偏向空间的媒介”则有助于远距离管理和广阔地域的贸易，有助于帝国领土扩展，从而有利于形成中央集权但等级制度不强的社会体制。英氏还探讨了媒介的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两者之间的平衡对社会稳定的影响。他的媒介理论认为，建立在强调时间偏向的传播手段或强调空间偏向的传播手段基础上的两种不同的权威和知识垄断——宗教的或国家政府的，道德的或科技的，是帝国兴衰的主要动力、文明兴衰的主要动力。这种理论还把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视为辨证的统一体，认为一味地向时间倾斜和向空间倾斜会造成社会不稳定，一个稳定的社会离不开维护时间倾向和空间倾向间平衡地机制。

英尼斯的媒介理论最重要的一个特点是作者对科技理性的怀疑态度，尽管英氏很看重媒介技术发展史在文明发展史上的作用，但他并未从新的传播媒介的出现中看到解决现代文明中如下重要问题的希望：如何发展道德的力量去和物质科学所释放出来的力量向抗衡，以维持一种社会的平衡。例如，他在《传播系统的偏向性》一书中，英尼斯对知识的机械化中所隐伏的问题作了如下的评论：“机械化强调了复杂性和混乱，它造成了知识领域的垄断。对于任何文明而言，如果它不屈服于这种知识的垄断的影响，对此进行一些批判性的调查和提出批判性的报告已成为极其重要的事项。思想自由正处于被科学、技术和知识的机械化及伴随他们的西方文明摧毁的危险之中。”也许尽管英尼斯在对待科技的态度方面的悲观论调和怀旧情绪并不可取。但是他对现代西方文明过于强调物质科技的力量，忽视道德力量的批判性思考确是每一个习惯于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所必须尊重的。

假如说英尼斯是将媒介技术与人类文明发展史联系起来进行思考的先驱，那么麦克卢汉则是继续开拓这一领域、并在传播学领域研究中确立以媒介技术为焦点的研究传统的关键人物。麦克卢汉提出的媒介理论以其一系列大胆新颖的论点，迅速在西方学术界引起了重视，非但如此，他还在美国媒体与大众之间掀起了一阵麦氏风暴。

麦克卢汉最为重要的一个论点应该是“媒介即讯息”，这即是麦克卢汉与另一学者合著的一本重要著作的书名，也是其媒介理论的发人深思的主题。麦氏从功能和效果两个方面阐述了“媒介即讯息”的论点。首先，麦氏从媒介技术的功能作用的角度理解“内容”，提出任何媒介的“内容”总是另一媒介。“言语是文字的内容，正如文字是印刷的内容一样。而印刷则是电报的内容。如果有人要问，‘那么言语的内容是什么？’那么就有必要回答说，‘它是思想的实际过程，这本身就是非言语的’”。此外，麦克卢汉还从媒介技术的社会影响、效果的角度赖理解“内容”，认为一种新的媒介一旦出现，无论它传递的是什么样的讯息内容，这种媒介本身就会引发社会的某种变化，这就是它的内容，也就是它带给人类社会的讯息。

麦克卢汉另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其“媒介是人体的延伸”理论。他把媒介技术比作人体或人类感官的延伸，并提出了“感官的平衡”的概念。他指出，使用不同的传播技术会影响人类感觉的组织。例如，文字与印刷媒介是视觉器官——眼睛的延伸，广播是听觉器官——耳朵的延伸，而电视则是全身感觉器官的延伸。麦氏根据人类历史上占主导地位的传播方式手段的演变，把人类社会分为三个主要时期：口头传播时期、文字传播时期以及电子传播时期。在每个时期，人类感官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思维的方式都有其自己的特点。与此相应的是部落文化、脱离部落文化和重归部落文化。他认为人的感觉需要平衡，任何一种感觉一旦占据主导地位，那么另外的感觉的作用被人们所疏远，这样的个体不会是健全的。而新兴的电子传播时期，将会使人重新走向和谐，使人的各种感觉重新达到平衡状态。另外，麦还有关于“冷媒介、热媒介”的理论。

二人把媒介技术置于人类文明发展史的大背景进行考察，强调媒介技术本身的作用，在传播学研究中开创了以媒介技术为焦点的新的研究传统。这是此二人学说的重要历史地位。但是，他们的理论也存在着重要的缺陷：陷入了唯技术决定论的悖论。他们的媒介理论都失之于过分强调媒介技术的作用，把媒介描绘称导致社会变动的最大动力。从而被学界批评为陷入唯技术决定论的极端。这是我们在阅读他们的著作，吸取其精华思想时所必须警醒的。除此之外，两人在写作中，常常对一些基础的定义未作明确的界定，而为了追求一种夸张的风格造成了思维逻辑上的混乱。这一点也同样需要读者加以注意。

与此二人形成鲜明反差的是英国著名学者，西方批判学派中的社会文化学派的理论先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评家雷蒙·威廉斯。威廉斯毕生致力于文化研究，于他而言，大众传媒研究是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认为，文化研究就是研究整个生活方式的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首先，他认为，对媒介文化研究要运用一种整体的、历史的、动态的观点。其认为，文化现象（包括媒介文化）是和所有社会现象紧密联系的一部分，它们的变化牵涉到所有社会现象包括内在结构的变化，是一个永不停止的运动过程，“在任何时候，它都即包括对现代的反应，也包括对历史的延续。”其次，他把文化研究同社会制度联系在一起，试图探询文化制品与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这可以从他以下观点看出来：第一，强调社会传播过程就是意义和定义在社会上建立并且历史地演变的过程，强调传播和社会制度机构、习俗之间关系密切。第二，指出大众传播的商业形式并非象某些人吹嘘的那样是自由的大众传播模式，而是一种实际上由商业系统控制社会的模式。第三，指出文化现象的复杂性以及传媒文化中的种种问题的社会性。他反对非此即彼的简单两分法去看待社会文化问题，大众文化中存在着内容低劣等问题，但并不是孤立的，他主张把他们看作社会问题，其背后有着复杂的社会原因，这其中包括：对过去真正的通俗文化传统的蔑视；作为人类文化伟大成就的伟大文化传统又被搞成少数人的独占；投机商们的乘虚而入。

对于传媒科技发展与社会关系这一问题，威廉斯批评了传播界占有显赫地位的两位大师的理论，一是拉斯韦尔的传播模式，二是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威廉斯对拉斯韦尔的传播模式颇为不满，他认为这一模式遗漏了对真正社会与文化过程至关重要的“意向”问题，如果忽略了为什么目的而传播，那么就等于忽略了所有真正的社会与文化过程。这涉及到传播过程所指向的意向和利益等问题。他进一步指出，西方传媒的真正意向常常与有关当局公开宣言的意向有很大的区别，并与那些假象的一般的社会过程中的情形有很大区别。只有对意向的正确分析，才能更深的理解西方传媒的内在制度。

威廉斯也在以下几个方面对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提出了自己的批评，首先，他认为在麦氏的媒介理论中，实际上见不到社会的踪影，它丝毫不能解释不同的媒介特征与特定的历史文化情境及意向之间的相互关联。麦氏的理论虽然关注到不同媒介不特殊性，但只是把它们臆断地指派给媒介的心理功能。其次，麦氏的理论不但认可西方社会与文化的现状，而且尤其认可这种社会文化状况的内在倾向。也就是说，它缺乏对西方社会与文化状况及其发展趋势的理性批判，最后，麦的理论中还存在着严重的逻辑混乱的缺陷。

在提出对这两者进行批评的同时，威廉斯也谈到了自己对媒介文化意向与社会科技发展关系的看法：第一，所有技术的创造与发展都是为了有助于已知的人类实践，这是基本的意向因素，但却不是唯一的。第二，在许多情况下，技术往往产生原先并未预料到的使用情况与效果，他们也是对初使意向的真正的修正。第三，真正的决定是一个过程，一个牵涉到整个现实的社会过程，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

总之，媒介技术是媒介发展的一个重要层面，它往往能引起巨大的传播方式的变革，从而导致社会本身巨变。所以媒介技术不仅仅是一个技术性的定义，其蕴涵的社会含义值得更多有识之士对其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媒介技术论文篇2

在传播学领域，媒介分析作为一个大的研究部分，主要包括：媒介产生发展的历史，各种媒介的特点，媒介同人类社会变迁和文明发展史的关系，媒介文化等等。开媒介分析先河的英尼斯和麦克卢汉提出了如“媒介即讯息”等著名的观点，使人们逐渐认识到媒介技术及其发展的巨大作用。然而，在传播学的研究领域，传播技术与媒介作为信息传递和接受的手段、载体，并非总是研究的重点。人们的注意力主要倾注在媒介所传递的信息内容和其产生的效果上。但近些年来，信息传播新技术革命席卷全球的浪潮使我们看到技术在传播中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从一定意义上说，只有掌握了先进的传播手段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

一、传播技术的产生和发展

人类诞生之初，由于生存的需要，必须实现个体之间的交流。在漫长的时期

内，人类只能依靠原始而古老的传播方式如表情、动作等来相互了解。随着劳动和生活中传播活动的需要，人类发明了使自己彻底完成从猿到人的转变的传播工具——语言，然后又发明了使信息可以保存下来并使文化有效积累成为可能的传播工具——文字。最初的文字刻在甲骨、金器上，后来又有了绢、帛，东汉的毕昇借鉴前人的经验发明了纸。雕版印刷术，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使传播手段先进，传播内容丰富了起来。但是，这些还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大规模的迅速的社会传播，还需要有技术上的更大突破。这种突破，于15世纪中叶拉开了序幕，其标志是金属活字印刷术和金属活字印刷机的问世。

德国人古登堡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手摇金属活字印刷机，开始了活字版印刷书籍，这说明人类在信息传递技术上的进步。到了19世纪初伦敦《泰晤士报》首先于公元1814年开始以蒸汽为动力的机器印报，使得知识与资讯得以普及，这是一项相当重要的进展。1833年,第一张廉价报纸纽约《太阳报》的诞生标志着真正的大众传播时代的到来。它采用当时最先进的滚筒印刷机，每小时印报4000份，为大量发行提供了技术保证。

在19世纪，美国人莫尔斯发明通讯电码，开始了有线电报时代。1870年出现电话，1895年意大利人马可尼发明无线电，使人类的通讯技术大幅改进。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以此技术为基础发明了民用无线电。在此同时，电影工业在欧美亦成为另一种有力的大众传媒。电视是在1924年首次问世，而英国定期播放电视则始于公元1936年。电视时至今日，仍是一般人主要吸收资讯、常识，作为休闲娱乐，或作为消磨时间打发孤寂的工具。

20世纪40年代计算机的出现为大众传播带来了一次新的机遇。数字化技术的运用，通过与通讯的巧妙结合，在加工处理信息方面改变了以往直接参与的方式，是信息处理第一次超越了人类自身而实现，真正达到了信息的传递、存储和加工处理的一体化和自动化，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的最先进的传播革命，大众传播进入了数字化与网络传播的崭新时代。

电脑促进办公室自动化、产业自动化及家庭自动化；镭射科技，如磁碟机、碟片、影像传真机及文件处理系统普及；有线电视与通讯卫星结合，使电视的功能发挥更佳；资讯社会应用许多新的传播媒体，如电视、电话、电子邮件、电子报讯、电视传讯、电话影视、电子会议等等，正缔造全面电子化的环境。特别是互联网的出现，整合了多种技术，它不但能统一处理文字、声音、图形、影像等各种符号形式，而且打破了地域界限和国家界限。信息技术的应用范围已深入到社会的各个方面，正悄然改变着人们习以为常的传媒环境。

二、传播技术在我国媒介中的应用

近年来，我国的传播事业迅速发展。为顺应世界建设信息高速公路的潮流，

缩小与发达国家传媒业的差距，我国传媒业积极采用新技术，对媒介内部从业人员进行培训，改革旧有的观念，使之跟上国际步伐，成为我国传媒业的一个新趋势。

以《文汇报》为例，对我国媒介使用新技术的情况可窥见一斑。《文汇报》于1998年1月26日开始推出网络版，迅速引起了公众的兴趣，当时的数据表明，每天平均有近千人上网访问浏览。与该报印刷版相比，网络版提供了优秀的检索服务，读者只要键入自己想找的指令，很快就能得到许多相关资料。此外，对于外省市不能及时看到印刷版《文汇报》的地方，网络版更能显示出它的优势。网络的应用还能使读者的反馈瞬间传回报社，读者和报社的距离大大拉近，从而使报社更清楚的知道读者的要求，把报纸办得更有贴近性。

此外，除了报纸媒体使用新技术外，电台、电视台也在大量使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使用电脑工作室，实现了采访、制作、编排、播出的电脑化运作。在“数字化储存、数字化传输、电子化交换”原则的指引下，该电台在其传输系统中运用光纤技术，采用一种自愈式光纤环网，将广播节目从控制中心传输到发射台，该光纤环网还可同时传送数字化节目和模拟节目。我国电视媒体正在迈进一个数字化的时代，各电视台都在加快数字化进程。中央电视台采用多种电脑技术，尤其是多媒体技术，包括非线性编辑技术、虚拟技术、三维技术和动画技术，采用机械手自动装带播出系统等，在节目的制作和播出上更加自动化和智能化。

总之，我国传媒机构使用电子技术的用途大致有以下几点：①文字处理（写稿、改稿、编辑、排版、电脑字幕等）；②电脑激光照排；③扫描；④管理－信息存储与资料管理；⑤建立内部网络，进行稿件和图片的传输等；⑥三维动画；⑦非线性编辑，特技剪辑；⑧联网查询；⑨播出等。

三、新形势下我国传媒业面临的挑战和对策

首先，传统媒体报纸、广播、电视要加快数字化进程，实现信息处理的全面数字化。互联网的出现打破了传统媒体的界限，为从事跨媒体经营提供了现实的可能。在互联网上看报纸，听广播，看电视已经实现，现在需要加快发展的是广播的数字音频技术和数字电视。

其次，还须加快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进程，使信息传播数字化。媒体要抓住机遇，谋求新的发展。我国政府近年来十分强调科教兴国的发展战略，人们因而十分敏感的关注科技创新事物对其他领域发展的推动作用。所以，我们要对能够采纳最新信息传播技术持乐观态度，抓住这个难得的发展契机。

总而言之，传播技术在媒介的发展中起着巨大的作用，我们决不能忽视它。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技术在媒介的发展中并不是惟一起作用的力量，社会制度、经济发展水平、历史文化等都会对媒介产生影响。我们在努力创新传播技术并应用它的时候，也要注意与其他方面的协调，使先进技术发挥出最大的能量，促使媒介不断向前发展。

参考文献：

媒介技术论文篇3

一般社会观念认为，技术是科学革命的产物，是由科学进步不断发明创造的，因此，通常认为技术是科学的附属品，而忽视了技术本体论的深意。技术比科学更为基础，技术是柏拉图以来形而上学的终结，“技术这个名称本质上应被理解成‘完成了的形而上学”,

海德格尔技术哲学的起点是从批判雅斯贝尔斯的技术哲学的观点开始。后者的观点:第一，技术是达成自身目标的手段。人类可能会有一个终极目标，而技术是帮助人们达到那个终极目标的手段。第二，技术实际上是人在行动，所以不是技术决定人，而是人在使用技术。这种技术观自工业革命以来比较有代表性的反映了人们对待技术的态度，将技术视作工具和手段，人与技术是主体之于客体的操纵关系。在海德格尔看来，技术绝不仅是工具，它更是本体论层面人和物的关系体现。他将技术视为真理的发生方式，也即“解蔽”(去蔽)。"techne中的决定性的东西决不在于制造和操控，也不在于工具的使用，而在于去蔽(解蔽)。“解蔽”是海德格尔技术观的出发点。

海德格尔对传统技术和现代技术进行了本体论层面的比较。他认为传统技术是认识论发展和进步的体现，“谁建造一个房子或一只船，或锻造一个银盘，他就在各个方面揭示着那种待产出的作品。这种技术首先在于规定船和房子的外观，并通过将完成的作品展示出来，并由此来决定制作方式。”“认识给出启发，具有启发作用的认识乃是一种解蔽。”

海德格尔指出，现代技术是物的展现，是对世界的“座架”。现代技术本身已经构成为现代社会最重要的存在，技术作为现代性的一种重要后果，对于后工业社会文明的发展有举足轻重的意义。技术是人认识世界的“解蔽”方式，因此它并不是某种功能的体现，而是认识论层面的呈现。海德格尔认为现代技术的这种“座架”本质，带来的是现代人的“无家可归”。对于现代技术，海德格尔未免比较悲观，在找寻出路时也陷入了唯心主义。他认为天、地、人、神是一个统一的连续整体，现代技术无所不在地破坏了这个整体，使他们彼此分离和对立。因此，人应该通过“思”救渡，实现诗意的“栖居”，通过艺术审美来解放技术统治。

(二)实用主义技术观:对现代科学的推崇

希克曼认为，杜威的技术哲学是一种“生产性的实用主义技术哲学”。他将自然经验主义和工具主义引入对技术的分析，把技术看成是制造人工物的过程，是一种经验，人面对的是一个经验的世界。并认为无论是有形的人工物还是无形的人工物都属于工具的范畴，而工具只有在被使用时才有意义。因此，在杜威(1998)看来，不仅存在“自然技术”，也存在“社会技术”，正所谓“社会学是一种技术，政治学也是一种技术”阎。在杜威的思想中，技术是一种达到目的的手段，借用这种手段，超越存在论层次上的对象的目的才得以实现[0。杜威反对技术本质主义，要求对技术做功能主义的理解，要求对技术的理解与人们自身的需要和利益相联系。

对于实用主义者而言，技术的本质是工具(instrumental )，技术是一种实现目的的经验手段，技术(工具)和价值(目的)是相分离的。实用主义技术观认为技术是中立的，既可造福人类，也可危害人类，因此问题不在于发明什么样的技术，而在于有什么样的使用主体。

杜威对技术持一种审慎的乐观主义，指出技术对现代社会的负面影响，但他认为通过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用教育公众和民主的手段去控制技术，可以消减这些负面影响。技术对人类社会是利是弊取决于人如何去利用，以及如何通过“科学”的方法计算和实证评估。在实用主义技术观的指导下，美国成为了世界上工业文明最发达的国家。

在实用主义技术观的影响下，美国社会鼓励科学发明和技术创新，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美国率先进入一个信息技术大爆炸的时期。1946年2月14日，美国军方研制出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电子数字积分计算机”(ENIAC,Electronic Numerical And Calculator)。这台计算机最初的研制目的具体而明确:满足美国奥伯丁武器试验场计算弹道的需要。互联网最初也诞生于科技进步的美国，同样也肩负美国军方实用目的:1969年美军研制ARPA(阿帕网，美国国防部研究计划署)协定，目的是为了防止冷战时期对手对指挥中心的毁灭性打击。

实用主义技术观强调技术为人所用、为人服务，促进了20世纪的科学进步和技术发展。作为一种强调手段(功能)的技术观，实用主义技术观是一种重视实践的技术观，符合“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现代性命题。在学术研究层面，实用主义技术观带来了从自然科学到人文社会科学的普遍“科学化”，学术研究强调量化、实证，科学主义开始抬头。实用主义技术观是一种务实的技术观，在科学革命初期促进了人和社会的总体进步。

(三)泛媒介技术观:对网络社会的预言

20世纪90年代，随着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的加速发展，麦克卢汉的技术思想为公众所瞩目，他的许多技术思想今天已经得到了验证:预言式的“地球村”“重归部落化”的观点，“媒介是人体的延伸”的论断。

在麦克卢汉的引领下，20世纪60年代末，媒介环境学诞生。媒介环境学主张泛技术论、泛媒介论、泛环境论、泛文化论。换言之，一切技术都是媒介、环境和文化。泛媒介技术观可以视作对麦克卢汉为代表的媒介环境学派技术观的总结。

“一切技术都是媒介，一切媒介都是我们自己的外化和延伸。 “每一种技术都创造一种环境。在麦克卢汉看来，技术的本质就是媒介。

将一种技术视为一种媒介，而这种媒介又形成为某种环境，这是一种颇具有文化研究色彩的技术观。既不同于人本主义技术观强调技术和人的价值平衡，也不同于作为一种实用工具的技术观。将技术视为媒介，意味着人和技术之间是不可分割的关系。

泛媒介的技术观在电子信息技术没有诞生前或许还不能体现出天翻地覆的巨大变迁—对于一般技术而言，它们主要是作为“人体的延伸”，电子信息媒介则被麦克卢汉认为是“人脑中枢神经的延伸”:电子信息技术创造了一种新的赛博环境.它不偏向物理的空间的环境.而更偏向心理的和时间的环境.这一技术革命必然带来人类社会结构的变革。

将技术的本质视为媒介，这是一种打破传统范式的技术观。无论是人本主义技术观还是实用主义技术观，探讨的核心问题依然在“物一我”关系这一范畴进行。麦克卢汉则开宗明义地跳出这一范式，将技术作为人、社会的一般组成部分，“媒介是人体的延伸”“技术创造环境”。这种技术观，从范式意义上奠定了新媒介为代表的数字虚拟技术的价值和意义:随着科技的口益进步，人们已经置身一个身临其境的传播环境，甚至很难区分何者为现实、何者为虚拟。不难想象，随着全息虚拟技术等新媒介技术的发展和民用化，媒介化的技术将越来越深刻地影响人与人的关系，并潜移默化地改变社会的结构和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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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之于媒介正如大脑之于思想，像大脑一样，技术只是一件物质装置，而媒介如思想一样，是把技术投入使用，并发挥其对文化主导作用的工具。媒介技术的发展不仅改变信息的传输方式、改变人类的阅读习惯，更重要的是，作为人类认知世界、沟通联系的手段，它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整个社会的认知模式、态度和价值。这种强大力量的实现正是媒介隐喻的体现。

一、媒介的隐喻

隐喻属于语言学的范畴，是语言学中的一种修辞手法。“隐喻”一词来自于希腊语metaphora，其希腊文的意思是“意义的转换”，即赋予一个词本身没有的涵义或者是用另外一个词表达它本来表达不了的涵义。也就是说，语言取消自身的日常描述功能，从而承担起再描述的特殊功能。这样，隐喻就包含着一种超越词语本身的“新的信息”，而这种新的信息是在词语与周围现实的关系中诞生的。北美媒介生态学者尼尔·波兹曼曾在对麦克卢汉“媒介即讯息”理论发挥的基础上，提出了“媒介即隐喻”的观点，强调的是媒介“用一种隐蔽但有利的暗示来定义现实世界”。由此实现自身的隐喻功能。

隐喻不仅属于语言，而且属于思想、活动、行为。也就是说，每一种媒介技术的出现，必然要在与周围现实的关系中，获得一种新的涵义，而这种新的涵义更多地关乎思考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变化。正如波德里亚所说，“铁路所带来的‘信息’，并非它运送的煤炭或旅客，而是一种世界观、一种新的结合状态，等等。电视带来的‘信息’，并非它所传送的画面，而是它所造成的新的关系和感知模式、家庭和集团传统结构的改变。”。因此，媒介技术所带来的不仅仅是一场关于信息的革命，更是对社会惯例和思想领域的一次大的变革。一旦技术使用了某种特殊的象征符号，在某种特殊的社会环境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或融人到了当时的经济和政治领域中，它就会变成媒介。换句话说，一种技术只是一台机器，而媒介是这台机器创造的社会和文化环境。由此，媒介的隐喻表现在其超越了自身存在的技术涵义，而具有更为广泛的社会意义。

二、媒介技术的生态环境

所谓生态，通常是指在一个生物群落及其生存发展的系统之中，各种因素的相互关联制约所达到的相对的平衡结构。生态是一个整体性的概念，首先意味着对环境的研究——它们的结构、内容及对人类的影响。当然，这并非说生态与环境是等同的。环境是自然的存在物，它包括作为影响一个生物体生长、发展和生存的外界物质条件的自然环境，以及作为影响个人和社会本质的社会文化条件的社会环境。而生态不仅指自然的存在方式，还包括人与自然存在和社会存在的亲和关系，更多的是体现一种相互依存的整体化的系统联系。因此，生态就是与人类生存有关的一切，强调的是人类无法离开环境而生存。应该说在环境所施加的物质条件以及人类活动的参与下，所有的文化特征都具有了生态意义。

由此，媒介本身也具有一种生态意义，媒介内在的符号结构不仅会决定信息的产生，还会对该环境中人们的行为产生影响。因为，媒介首先是在一种传播环境中存在，每～种媒介在传播者的控制下。也必然对接收者产生各种影响。因此，现代传播学者在谈到媒介时，开始强调媒介与人之间的关系，强调无法脱离人的一切实践及其所形成的文化环境来看待处于不同传播活动中的媒介。媒介传播的影响力，对未来时代的贡献能力部分决定于个体本身(即媒介技术、信息表现形式等)的区别，部分决定于环境的影响。因为环境条件必然会限定一种媒介的形成、发展和衰落，就像环境条件会限定一个物种的出生率、生长率和死亡率水平一样。例如在电子媒介时代，电视媒介所带来的图像性的认知模式必然会促成网络的形成，以帮助一部分人实现对文字的膜拜，而帮助另一部分人实现对自由的崇尚。那么，站在生态的角度来理解媒介会发现。媒介自身也会形成一种环境，在人类实践活动的参与下，媒介生态呈现出自身独有的关注角度。从生态学的框架结构中，可以看到今天的人并非住在一个物理世界中，而是住在象征的世界中，这便是媒介技术向我们提供的一种生态环境。像绝大多数的自我作用系统一样，媒介生态系统在整个历史中发生了相当巨大的变化，每一种变化都实现着其隐喻功能的再定义。

三、媒介技术隐喻功能的实现

媒介的变迁导致了并意味着认识世界的方式的变化，这是由于媒介强大的隐喻功能所产生的效果。每一种传播媒介不仅记录了自己时代的思想，更是记录了特定时代的传播技术、经济制度和文化制度，同时也记录和影响了每个时代的思想变革。

思想必须先经受住时间的检验，然后才能在空间领域进行传播，而思想的生命就往往取决于传播媒介的生命力和延伸性。由此，尽管传统的口头传播行为被认为是落后的表现，但事实上，这种古老的信息传播方式以其灵活性成为了最具持久性的传播手段。这一方面是由于它是人与生俱来的生物习性，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这种传播方式不必借助任何工具，由此也不会受到传媒系统冰冷的理性主义影响。在印刷术出现之前，所有的颠覆性思想都是通过这种方式进行传播的，即使在印刷术出现之后，人们也还是习惯于选择这种方式来传播某种思想，或聆听某种教诲。事实上，直到电子媒介横行的今天，最具说服力的思想仍然是通过口头语言形成和表达的，口头语言仍旧是传播颠覆性思想的一种灵活而不受控制的方式。因此，“这种灵活而古老的信息传播方式对任何既定的秩序都是一个威胁”。

中世纪的欧洲僧侣，用在羊皮纸上刻录下来的文字，向后世的人们讲述了当时由书法、笔、尺子和羊皮所构成的书写技术和制作方法，也讲述了当时的经济制度。羊皮纸取自动物的皮，这些动物的皮必须经过石灰水处理，去除污垢，再烘干，然后用粉笔写上字，再刮掉。而刮的时间比在书房书写的时间还长。而且由于这种传播工具的制作工艺复杂，也就对持有者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所以当时通过羊皮纸所传播的信息或思想都是比较专业的，仅限于小范围内的传播，或者说仅限于一些文化权贵，而这些人往往供职于教廷，或贵族和官员的官邸。由于掌握着社会的集体记忆，那些会写字的人，有能力获得羊皮纸的人被社会赋予了特别的权力。而那些没有能力掌握文字的平民阶层只能从教堂的壁画上学习宗教。于是文字成了统治的工具，并由此成为权利的工具。

从历史角度来说，我们现代的思想和哲学植根于印刷媒介。印刷术的出现。尤其是书籍的普及，使得个人思想能够以更快的速度，在更广的范围内传播。这就使得个人思想不再局限于上流社会，也不再仅仅限于少数人的专利，而在公共的领域内获得了培养。当然，印刷术最主要的功绩还在于，它促成了现代学校的出现和发展。这样，全世界的人们都可以加入到渎写的线性逻辑中来。在学校里，更多的人掌握了阅读的能力，进而培养了逻辑思考的能力，这种能力可以培养人们的理性精神，利用理性来综合各种感官知识，从而用清晰、有序、严肃的语言来指导人类的行动。文化从口语文字向阅读的转变把教育扩展到整个欧洲，最终建立了现代西方思想。由此，波兹曼认为，我们可以给印刷时代贴上逻辑或线性思考的标签。在某种程度上，具备了个人思想和逻辑思维才能成为有文化的人，也正是这种个人思想和逻辑思维才使得文字和书籍成为传统意义上文化的代名词。事实上，我们对文化的崇信中就包含了对与文化有关的字和字纸的崇敬。解放前，很多城隍庙的门前都会有一个铜炉，叫做“化字炉”，上面用阳文铸着“敬惜字纸”四个字。这也表现出我们对文字所代表的文化的崇拜。

电报于1840年人使用，在此之前信息和思想的传播方式和速度是与人的流动保持同步。但是电报的出现，迅速改变了信息传播的速度，使得它可以在瞬间完成。于是，人们认识世界的速度越来越快，但不可避免的是，人们再也无法像过去一样从容地就某条信息的真实进行分析和决断，因为转眼间信息就会铺天盖地。信息由此变成了一种单纯依靠速度来进行买卖的商品，于是，过去依靠信息来指导自己行动的人们不得不首先要对信息的价值进行辨别。同时，电报所带来的信息具有支离破碎的特点。信息的存在是需要语境的，而通常我们认识事物也需要相应的环境。但是电报却是去语境化的，信息仅仅依靠简短的文字来提供，单独的文字排列往往是多义的，这就给人们的认识带来了一定的困难。由此，人们一方面要从繁多的信息中挑选有价值的内容，一方面也必须要对信息的内容进行准确的辨别。电报为人们认识世界提供了更多的信息，同时也增加了人类认识世界的难度。与电报几乎同时出现的摄影术在某种程度上颠覆了线性排列文字的传统地位，用图像将形态和颜色完全表现出来，剥夺了口语语言和文字的描绘能力，同时也扼杀了人们给予文字的想象力。图像在印刷媒介中的大量使用往往扰乱而非促进合理的思维，同时也会迅速打断阅读者的逻辑思维。

在上世纪20年代，无线电广播迅速成为新闻传播和宣传活动的主导方式。这是向新的非文字系统通信时代的决定性转变。谈到广播，似乎无法绕开媒介与战争的关系。对于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场全球浩劫，无论是经历者，还是后来者都无法低估广播对那场战争的影响。无数个炮火轰隆的时刻，几千万人拥挤在收音机旁全神贯注。这是后来即使拥趸众多的电视媒体所无法超越的奇观，或许正是战争成就了广播这一媒介传播。在战争中，任何大众传媒都会作为一种政治宣传的工具，而非消遣娱乐的手段，正是如此才使得广播在当时成为具有巨大号召力的媒体。或许我们可以这样说，宗教成就了印刷术，而战争则成就了广播。

无线电广播缩短了相互认识的空间距离，它的口头语言还能滋养口语交流的传统，事实上，广播也正是从这一状况中受益才被人们逐渐接受下来的。在摆脱非常时期的影响之后，广播也开始产生形形的观点。这些观点为当时的人们认识世界提供了参考。但广播所提供的信息经常在几种观点之间摇摆，听众经常会受到不相干信息的干扰，无法从转瞬即逝的收听内容中发现真正有价值的东西，由此听众获得井然有序认识的能力逐渐降低，这样也就不利于形成独立的个人思想。

媒介技术论文篇5

中图分类号：G201 文献标识码：A

一、媒介研究中的软、硬技术决定论

每一种新的媒介出现，都引发媒介沙场的鼓角争鸣和铁骑硝烟；每一种新的媒介出现，都带来社会关系的权力角逐和动荡震颤；每一种新的媒介出现，都引燃思想疆域的思想爆炸和群舌论战。因为媒介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的是巨变，所以我们难以遏制对其的思考：为什么这种媒介会带来人们生活的如此变化？是否这种媒介就必然会导致人们社会生活的此种变化？

于是，媒介技术形成的媒介环境及其给人们带来的变化之间的关系成为每种媒介出现后的讨论热点问题。相应地，与媒介环境相关的技术决定论成为研究媒介的学者们讨论的关键词。

关于技术决定论，于光远先生曾在《自然辩证法百科全书》下了一个比较权威的定义“技术决定论（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通常是指强调技术的自主性和独立性，认为技术能直接主宰社会命运的一种思想。技术决定论把技术看成是人类无法控制的力量。”自从人类出现之后，技术就和人类息息相关，人类对技术与社会关系的反思从16、17世纪开始，至20世纪开始枝繁叶茂，各个领域的研究者们都对其提出过自己的看法。马克思对技术持乐观态度，却被艾伦·梅克森斯·伍德认为不是技术决定论者。对技术持比较乐观的态度的，还有培根、麦克卢汉，他们可称得上是乐观的技术决定论。法兰克福学派、鲍德里亚等的思想则相对悲观。此外，关于技术决定论还有很多其他提法，如技术统治论、技术万能论、专家治国论、媒介决定论、技术至上主义、技术霸权主义、技术帝国主义、技术救世主义、技术乌托邦主义、技术敌托邦主义、技术恐惧主义等，都是技术决定论的别样说法，实质都是认为技术对社会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在媒介研究领域，有一系列与媒介环境研究有关的学者被看做技术决定论者，比如，研究城市规划的人类生态学之父格迪斯（Geddes）被认为是对芒福德的研究有重要引导作用的人，他的思想给予技术足够的重视。格迪斯创造了旧技术阶段（paleotechnic phase）和新技术阶段（neotechnic phase）的概念，旧技术阶段指的是蒸汽机占主导的阶段，新技术阶段指的是电子占主导的阶段；芒福德对历史仍然按照技术分期，在格迪斯的基础上分为三个阶段：前技术、旧技术和新技术阶段。在芒福德看来，文明的形态其实是机器产生的结果；雅克艾吕尔认为，新媒介本质上是技术媒介；博斯曼认为，电视这种媒介的属性就决定了其不适合真正富有意义的话语；威尔伯·施拉姆更是给媒介环境学派的学者们贴上了技术决定论的标签，指出：“麦克卢汉，正如他的老师哈罗德·英尼斯一样，是个技术决定论者他同英尼斯一样，把西方近代史解释为‘建基于印刷文字的传播上的偏颇与知识上的垄断的历史’”法国学者鲍德里亚也有类似的标签言论：“……由于回避了任何团体经由媒体所建立的具体关系，他的‘地球村’预言成为一种技术决定论。”詹姆斯·卡伦（J.Curran 2006）则对媒介技术论者们的纷繁芜杂的学术做了统一的总结，认为这是一种媒介技术决定论的媒介史，这种媒介史的主张可以总结如下：每种新的传播技术及方式对时空维度都进行了改变，影响了社会的组织形式；英尼斯认为石刻文字产生受地理限制的社会的时空偏向论；麦克卢汉有“媒介是人体的延伸”的著名论断；梅洛维茨提出的电视媒体降低了不同群体之间的社会障碍，因为不同群体如男人、女人、小孩都可以收看相同的电视节目，尤其是在频道单一的年代。

需要指出，关于媒介环境学派学者们与技术决定论的关系存有争议。技术决定论是研究者们给媒介环境学派学者们贴上的标签，但这种标签是否贴切值得琢磨。有观点认为，给媒介环境学派学者定性为技术决定论者过于武断，至少媒介环境学派并不认为技术是社会历史变化的直接、唯一因素。在他们的论述中，可以看到传播内容和特定环境的作用。他们承认多种因素对社会历史变化的影响和人在媒介面前的主观能动性，不认为社会将在技术的规定下朝着一个既定的方向演进，更没有为我们描绘一个万事详备的未来。他们只是刻意强调，媒介本身与社会图景的宏观变化有着莫大的关系。

我们认为，不能统一地给媒介环境学派的学者扣上一顶技术决定论的大帽子。媒介环境学派的学者们重视传播技术对社会生活影响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同时媒介环境学派学者们对传播技术和社会环境的互动也是有讨论和评价的。从这个角度说，他们更适合被认为是软技术决定论。

技术决定论可分为“硬技术决定论”和“软技术决定论”，其关键区别是认为技术在多大程度上是“自主”的影响社会变迁的。硬技术决定论认为技术是绝对自主的，技术是影响社会变化的最重要原因。而软技术决定论则认为虽然技术可以影响社会变迁，但是它是相对自主的，它身上还负载着一定的社会因素。这两种决定论的划分分别可以以下面的式子来表示：

TS…………（硬技术决定论）【式子1】

T+S（小）S（大）…………（软技术决定论）【式子2】

其中，T代表技术，S代表社会，S（小）代表社会中的一些局部因素，S（大）代表社会的整体变迁。需要注意的是，从式子中可以看出，无论是硬技术决定论还是软技术决定论，技术与社会影响之间的关系都是线形的，也就是单向指向的。这也说明这两种决定论所认为的因果关系都是单一的，缺乏互动和循环。

二、媒介进化小生境理论的启示

关于媒介的软、硬技术决定论，保罗·莱文森（Paul LevinSon 2002）指出，有些媒介学家认为信息系统对社会具有必然的、不可抗拒的影响，他们称这种关系为硬媒介决定论。这种关于抽象语言和人类的关系的观点尤其极端。按照软硬决定论的划分，可以明确的是，媒介环境学派的学者们称得上是软技术决定论者。对媒介环境学派学者们对传播技术看法的讨论是我们研究的切入点，因为针对媒介技术与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我们发现媒介环境学派学者考虑问题已经有其生态的角度，比如格迪斯提出的人类生态学观点。对他们讨论问题生态角度我们充分肯定，因为生态意味着整体、意味着和谐、互动。进一步看，我们赞同将从生态问题考虑传播技术影响的技术决定论称之为“生态技术决定论”，而非“软”和“硬”对立的两极中的一级。因为智慧从来不是两极的。

提及生态技术决定论，需要阐释保罗·莱文森的媒介进化观点。保罗·莱文森关于媒介进化的观点颇有生态技术决定论的意味。保罗·莱文森将媒介放在人类生态的大环境中，将媒介生态与人类生态结合，从自己独特的角度出发，阐释了媒介在人类生存的规律，即媒介进化小生境理论。

传播技术的每一次改良，都意味着媒介生态的变化，意味着媒介生态的重新构造和组合。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在媒介发展史上，有的媒介衰落了，有的媒介却以傲视群雄的姿态屹立于媒介诸侯纷争的沙场。那么，媒介环境重新组合过程中，对媒介技术的选择依据是什么？或者说，后来的媒介技术对之前的媒介技术生杀予夺的权力运作规则是什么？在对诸多媒介点兵评将的过程中，研究媒介的人要思考这盛嚣尘上背后的生死存亡、兴衰成败规律。保罗·莱文森的思考独树一帜。

保罗·莱文森的思考从一个经典的媒介兴衰案例开始。20世纪的美国，有两种媒介占据媒介中的强者地位：无声电影和广播。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几年之后，有声片和电视出现了。于是，原来的媒介生态被改变了。改变的结果是：无声片退居到人们怀旧的记忆角落，广播却生存得很好，虽然是面临着电视的威胁。

很自然地，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两种媒介的命运会如此，而且如此不同？衰落的为何衰落？健在的为何健在？答案是：媒介的人类学理论表明，媒介倾向于复制前技术的世界。

保罗·莱文森分析认为，对前技术世界的考察可以分析媒介传播模式的生存问题。在前技术世界，人类很容易做到或者习惯于闭上眼睛只用耳朵听。所以，这解释了只用听觉不用视觉的广播媒介的发展机遇。广播之所以能够继续生存，在于它是对前技术世界一种人类感官模式的复制。广播的传播模式和人类在睡梦中被吵醒、在黑暗中听别人讲故事、偷听隔壁的人说话的传播模式是一致的。而在前技术环境的自然世界中没有只看不听的传播模式，人们习惯黑夜的来临，却不习惯白天万籁俱寂。所以，这解释了无声片的生存境遇。

媒介进化的普遍原则就是和前技术环境中真实世界传播模式的一致程度。一致程度越高，越能和自然和谐而生存。这和生物世界进化的规律是一致的。比如某种生物能历经亿年而不消亡，是因为这种生物和外在环境和谐，适应外在环境。媒介的进化就如同生物进化一样，也有和环境和谐与否的问题，和环境和谐意味着这种媒介的传播模式与前技术的真实世界的传播模式相似度高，否则便不与环境和谐，必然面临进化或消亡。媒介的人类学理论表明，媒介倾向于复制前技术的世界。前技术的世界，是人类的感官在没有技术干扰情况下自然生存的世界。生命的整体是平衡、和谐，前技术的世界是自然地平衡和和谐，人类的感官和自然和谐相处，人类生态平衡而无倾斜。其时，人类的感官没有被延伸，人的生态还没有成为电子媒介环境中感官被延伸至环绕地球的巨型触觉人的另一种生态，这种前技术世界的人类生态是媒介发展规律所依循的所在。媒介进化的普遍原则就是和前技术环境中真实世界传播模式的一致程度。一致程度越高，越能和自然和谐而生存。生存下来的媒介回应的环境必定是符合人类生态的、人类喜欢的真实环境。这样存在下来的媒介，被称之为找到了它的人类“小生境”的和谐媒介。与“小生境”和谐者生，否则死，这便是媒介生存进化律，即“小生境理论”。

据小生境理论，媒介对社会影响互动遵循的是生态技术决定论，而非软或者硬技术决定论。生态技术决定论指的是媒介技术对社会的影响是在大至全球、小至人类某一小生境生态环境中产生的，这种影响受到诸多含有诸多生态因素的大环境和小环境中生态因子的作用。传播技术和社会影响之间不是简单的线性因果关系，而是循环往复作用的复杂关系。关于生态媒介决定论，我们可以用下面的公式来表示：

T+S（小）+S（大）S（小）+S（大）……【式子3】

其中，T代表技术，S代表社会，S（小）代表社会中小的生态环境中诸多的生态因素，S（大）代表社会大的生态环境中诸多生态因素。需要注意的是，从式子3中可以看出，生态技术决定论中，技术与社会影响之间的关系不是线形的，单向指向的，而是循环往复、互动作用的。我们以传播技术发展的互联网发展为例阐释。按照曼纽尔卡斯特尔在其《网络星河》一书中的阐述，关于互联网的发展，要从阿帕网谈起。阿帕网（ARPANET）是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组建的计算机网。阿帕网是高级计划研究局1969年创建的一种计算机网络。阿帕网的建立就是为了服务于高级计划研究局，而将计算机中心和研究组织实现计算机共享的在线服务。阿帕网开始时只有4个节点，经过几年成功的运行后，发展成为连接许多大学、研究所和公司的计算机网。在此我们不是从卡斯特尔的角度来继续对阿帕网的介绍，而是从生态技术决定论的角度对阿帕网的发展进行解释。阿帕网发展的这个过程是阿帕网首先适应了高级计划研究局这个小的生态环境，然后逐步适应了美国的大的生态环境中政治、经济等生态因素的发展需要，在和谐互动中发展起来了。后来，随着阿帕网的发展，其大环境及其生态系统逐步扩大，阿帕网能通过卫星通信与远方的英国伦敦和北欧挪威连接，如此一来，欧洲用户也能通过伦敦和挪威的节点入网。适应小的生态系统，在很和谐的互动中逐渐发展，阿帕网最终发展成了今天的网络。从T和S（小）的和谐融合，到和S（大）的和谐互动，即从传播技术阿帕网和高级计划研究局的生态适应，到和大的生态环境中政治、经济等因素的互动（阿帕网的政治商业应用），然后再从S（大）、S（小）如其他诸多国家及和卫星的联系，互动回到T和S（小）、Sf大），这里的T指的是民间计算机网络传统的电子布告栏系统。因为阿帕网并不是今天因特网的唯一来源，上世纪70年代末发展起来的个人电脑网络的BBS运动也是今天互联网的发展来源。于是，遵守着生态技术决定论，互联网就这样发展起来了。也可以说，有了阿帕网，才有我们现在用的互联网，我们才能畅游今天的丰富多彩的网络世界。

媒介技术论文篇6

随着当代传媒技术的迅猛发展，媒介技术已经全面渗透到艺术活动的全部过程中，无论在艺术作品的创作、艺术传播，还是在艺术欣赏过程中，技术因素与艺术元素始终交织在一起，二者之间已经形成一种“互化”的关系，即艺术被技术化，技术被艺术化。尤其在新媒体艺术蓬勃兴起以后，媒介不仅为艺术提供技术支撑，而且显示出支配性地位。可见，技术性已经逐渐演化为艺术的本质特征之一。艺术与媒介的高度融合对艺术作品的内容、形式和风格产生的影响，引起了艺术批评家们广泛关注。评论新的艺术形态，要采用与之相适应的批评模式，因为“只有当研究对象与具体理论模式相统一时，才会获得其他理论模式所不能取代的意义解释效果。”从而揭示出艺术现象中蕴含的普遍规律。批评家们深谙此道，他们自觉从媒介视角进行艺术批评实践，媒介批评应运而生，并在网络媒介时代迅速发展为一种被频频使用的艺术批评方法。媒介批评，以其对新的艺术形式解释评价的可操作性和有效性，取得了传统艺术批评方法不能取代的地位。

一

媒介(单数medium，复数media，也被译为媒质、媒体)，最初用于传播学，后来逐渐广泛用于其他学科。在美学和艺术学中，“媒介”主要在技术层面被使用，组成审美媒介、媒介文化、媒介批评、新媒介／媒体艺术等专业术语。通常，“媒介包含两方面的要素：一是包容媒质所携带信息或内容的容器，如书(甲骨、竹简、帛书、纸书)、相片、录音磁带、电影胶片、录像带、影音光盘等；二是用以传播信息的技术设备、组织形式或社会机制，包括通讯类(电报、电话、传真、电子邮件、可视电话、移动电话等)、广播类(布告、报纸、杂志、无线电、电视等)和网络类(如国际互联网、vod随选视讯)三大类。”其中，与艺术有关的主要是第一方面和第二方面的广播类和网络类等媒介要素，我们在这里姑且称之为审美媒介。当媒介与艺术发生关联后，这时的媒介便是审美媒介了。

本文中所谓的媒介批评，即从艺术符码的存储和传达的技术和传播视角，对艺术作品进行的分析和评价。媒介批评的对象除艺术作品外，还包括大众文化，因为大众文化涵盖的“通俗诗、报刊连载小说、畅销书、流行音乐、电视剧、电影和广告等”都属于艺术范畴。

但是，作为艺术批评方法的媒介批评与传播学中的“媒介批评”不同，传播学的媒介批评是指对新闻传播媒介活动的批评，与社会学家们指责利用控制媒体形成的话语霸权去操纵民意，以此限制公共民主性政治活动的批判也存在差别(如布迪厄的媒体批评)。作为一种艺术批评新方法，如同精神分析批评把精神分析学和心理学理论运用于文艺研究一样，媒介批评从技术的层面，将传播理论运用于艺术批评，从其他学科吸收理论资源，带有明显的跨学科性质。

在漫长的媒介与艺术结合的演变过程中，从原始社会的工艺媒介、口头语言，到奴隶社会的书面文字、再到近现代的报刊杂志、影视广播，直至今天的互联网，每一种新媒介的发明，都标志着人类文明的一次革命性剧变。在媒介发展史上，每个时期都有占主导地位的媒介形态和运用该种媒介创作的艺术形式。如工艺媒介时代，彩陶、青铜器、衣饰和器物等在原始社会各个部落间都起到了文化思想的传播与交流的作用。工艺媒介时代的“艺术品”是为实用制作的，与今天为艺术而艺术的艺术家创作和为满足大众精神需求批量生产的艺术产品不同。那时，“艺术品”的制作目的主要是为了生存，只是附带起到了交流思想和传播信息的作用。

口语媒介时代，歌谣、神话和史诗是这个时代的主要艺术形态。最初的言语艺术作品，就是依靠口耳相接流传下来的。口语的诞生，是人类自然进化的结果，不需要科技的力量，口语媒介的存储性和传播性都很低，很多口头文学作品因此而失传。

文字媒介时代，带来了语言艺术如诗歌、散文以及传奇的兴盛。文字媒介的传播性较之前两种媒介形态有所增强。用刀笔刻录在石头、兽骨、纸张、绢帛上的文字利于长期留存，文学作品在时间流逝中依靠人力或驿马的携带传播开来，因此，这个时期的文字在更大程度上起到的是媒质的作用。

手工印刷媒介时代的主要艺术形式是白话小说。文字和图画的一次制版，可以被反复印刷多次。手工印刷与刀笔刻写相比，大大加快了文学的传播速度，也促使该时期的文学作品的代表性体裁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在篇幅和数字上有显著增加。手工印刷媒介的发明，开创了媒介技术的新纪元。它向我们预示：下一次媒介技术革命不会遥远。

大众媒介的时代到来显示出媒介的强大威力。在大众传媒时代，电影以先天的传播优势和巨大的媒介商业利润，宣告了文学传播霸主地位的终结。手工印刷时代结束，机械印刷，如报纸、杂志、书籍等机械印刷媒介形态和电影、广播、电视等电子媒介成为主流传媒。从这个时代开始，人类认识到媒介对人类进步的巨大意义。

网络媒介时代，代表艺术是数字艺术或新媒体艺术。由电脑、因特网、网站三部分构成的网络媒介是基于数字化技术的媒介，它们将人类艺术的传播推进到网络传播时代。在这个时代，网络与传统媒介进一步融合，从而改变了传统的艺术传播方式。例如：新型恶搞作品要借助电脑先进技术——融导演、编剧、音响配置、图像处理于一身的多种制作手段。在网络时代，与技术息息相关的艺术种类越来越繁复，如音乐、舞蹈、文学、电影、电视、新媒体艺术都需要用媒介制作、负载和传播。网络媒介时代的技术，不仅生产使用价值，也生产着精神价值，是美的技术。

总之，技术与艺术由初期的结合到对立再返归统一，技术与艺术的发展经历了合——分——合的历史演变过程。远古时代的艺术是精湛的手工技艺，是通过经验获得的熟练操作技巧。手艺人或者说工匠就是所谓的艺术家。从文字媒介时代到手工印刷媒介时代，艺术与技术分流，在工业革命时期，它们仿佛势不两立。从大众媒介时代开始，技术与艺术又交融在一起难分难解。尤其进入“网络时代”以后，掌握媒介技术的使用方法，成为艺术创作的前提。在这两个时代，艺术是技术与艺术的结合，是科学性和人文性的结合，技术理性中包含了感性因素。尤其是新媒体艺术，打破了艺术与技术的界限、生活与艺术的界限、创作者和欣赏者的界限。各种新兴的电子媒介技术，形成了复杂的媒介环境，媒介技术对艺术的审美效果产生显著影响。

有何种媒介，就有何种艺术，一种艺术形态还会形成不同的艺术思潮和流派，这时，批评家们建立的批评理论不仅仅是一种，而是针对各种电影思潮和流派创立不同的批评话语。比如：针对电影这种艺术形式，形成了德国表现主义、俄国形式主义、法国印象主义等电影流派。绘画上的立体派、超现实主义、抽象主义等艺术流派。文学上如象征主义、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意识流文学、荒诞派戏剧等流派。新的艺术批评理论如象征主义、表现主义、直觉主义与意识流、存在主义和荒诞派等等。无论如何，艺术批评家至少要建构一种针对某一类艺术形式有解说力的艺术批评方法。

二

当代西方艺术批评发生了两次历史性转移，第一次是从重点研究艺术家转移到重点研究作品；第二次是从重点研究作品转向重点研究欣赏者的接受。后一次转移，不能不说与大众传媒的发达，艺术作品走进千家万户有关。解释和接受美学家们认为，艺术作品的意蕴不是作者设定的，也不是唯一的。艺术作品只有通过观者的解读，才能成为艺术品。但是，理论家们忽略了达成从艺术家到作品再到读者接受的两个转向之间的中介，即艺术家是利用媒介(从大众传媒时代起是利用媒介及其技术)创作艺术作品，再利用媒介把他们的作品传播给读者。如作家的构思和生命体验用文字媒介的形式物化为艺术作品，存储在书中，然后利用印刷媒介把艺术品传达给读者。这个完整的过程用图示意，即：艺术家媒介及其技术艺术作品媒介及其技术读者接受。媒介是艺术创作的原材料，是存储艺术信息的容器；也是传播作品的通道。毋庸置疑，在媒介时代，艺术批评的第三个转移则为“重点从研究读者和接受转移到重点研究作者——读者、传播者和数码化技术。”这是一次媒介技术带来的艺术批评的转移，这条与新闻传播学平行发展的艺术批评的媒介研究路径，被传播学研究者称为“界外批评。”而后者，叫作“界内批评”。其实，媒介批评是从西方艺术理论的语言论转向之后的文化研究中分离出来的一种新的批评范式。

媒介批评从发端至今已将近一个世纪，随着科技的进步，艺术作品中媒介成分含量增加，媒介已贯穿艺术活动的全过程中，如时下热映的电影《阿凡达》运用3d合成摄像机(3d fusion camera)、虚拟呈像摄像机(virtual camera)和传统摄像机(traditional camera)同时拍摄，通过网络传输影像数据，在远离拍摄现场的城市里由计算机完成影片的后期制作。《阿凡达》是利用计算机媒介技术制作的一个范例。如果没有今天高端的媒介技术，我们就看不到这部充满立体感的超现实场景和人物的精彩绝伦影片。对于这部影片，如果艺术批评家不从媒介技术的视角评论它，他们又能对这部影片言说什么呢?在媒介主宰艺术的时代，以往的艺术批评方法对当代丰富复杂的研究对象已丧失了描述、解释和评价的能力。作为一个批评者，如果要真正地理解和介入作品，就必须从媒介楔人作品。如果批评家在媒介时代仍固守着传统的艺术批评方法，用旧方法去解决新问题，他们过时的钥匙打不开新造的锁。批评的原则要遵守，批评的技巧要训练，批评的范式要随着科技的发展而更新。

从媒介的视角评论艺术作品，必须打破以往仅仅从作品的形式和内容或者作者的经历以及读者的接受方面对作品所作的优劣程度鉴别，给作品的制作技巧以应有的评价。艺术理论工作者不应对新出现的艺术形式保持沉默与束手无策，理论应跟上艺术创作的步伐，及时对艺术家的创作给予指导和评断，从而推动艺术创作的发展和完善。

艺术批评家还担负着提高欣赏者的理解能力和认识水平的职责，要达到这一目标，艺术批评就必须发生媒介转向，这是在当代科技背景下，艺术批评发展的必然。批评家不仅要结合作者的学识修养和艺术经历把作品纳入具体的历史语境中，还要依托作品产生时代的媒介语境鉴赏作品，“恰如克拉克在《观画》一书的献词中所言，正是弗莱教导了整整一代人如何观赏绘画作品。”难道我们当代的批评家不该象弗莱那样教导读者们如何欣赏新媒体艺术吗?

三

从20世纪初期至今这个科学技术发展最快的百年间，涌现出了许多从媒介角度评论艺术作品的批评家。他们的批评实践是不约而同的，在批评家们生活的时代，还没有“媒介批评”这种艺术批评维度，但无人能否定他们的批评不是媒介批评。在西方艺术批评史上影响较大的媒介批评理论主要有：洛文塔尔(leolowenthal，1900－1993)的文艺传播批判理论、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1940)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论和麦克卢汉(herbert marshall mcluhan，1911－1980)的媒介美学等。

洛文塔尔是最早从媒介传播的视角研究艺术的艺术传播理论家，他“从传播角度出发进行文艺研究，同时又从文艺角度出发进行传播研究。”他把文艺与传播结合起来，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试图从媒介人手，考察大众传播时代的艺术特征，寻找大众传媒时代的艺术与媒介的关联，从而揭示艺术转型的奥秘。洛尔塔尔敏锐地发现：只有“从传播的角度，把对文艺本质的探讨放在传播这一基点上，把文艺传播作为文艺自身的存在方式、作为本体存在的范畴来研究，才能深刻认识文艺的本质。”艺术作品在传播中被欣赏和消费，在鉴赏主体的一次次解读中作品的内涵被领悟，“传播”已成为艺术的一种存在方式。

一种理论体系的建立，创造的不仅是它的内容，而且包括它的形式。一种理论要具有创新性，除了内容上的新意外，还必须用新的概念和范畴表达这些内容。洛文塔尔为了增加其艺术传播理论的有效性和说服力，他提出了两个具有原创性的范畴：“‘传播力场，和‘理解力场”，并赋予其独特的内涵。洛文塔尔的艺术传播理论，不仅仅是内容上的创新，而且具有方法论意义上的可操作性。他在20世纪20年代前即着手从媒介传播的角度研究艺术，科技和艺术的发展证明了他的艺术传播理论的前瞻性和开拓性。

本雅明在其《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论述了印刷术和照相术的复制功能取消了艺术作品的原本，艺术作品唯一性消失。复制技术也取消了传统绘画和雕塑艺术的神圣性和唯一原本的珍贵性，笼罩在传统艺术作品上的“光晕(aura)”熄灭了。但是，作为新马克思主义者，本雅明的美学和艺术理论一方面直接指向对资本主义发达工业社会的批判，历数印刷技术和摄影技术的诸种“罪状”，惋惜传统艺术“光晕”的消失；另一方面，他接受了马克思的艺术生产理论，把艺术创作看作和物质生产具有相同规律的特殊的精神生产，认识到复制技术对艺术生产力的推动作用。他推崇建立在现代技术之上的“第七艺术”——电影艺术，给予摄影和电影等现代艺术带来的“惊颤”效果以高度评价。这两种观点统一于本雅明的艺术理论中，从表面看来似乎是矛盾的，其实，这正体现了本雅明以辩证和发展的眼光看待媒介技术的进步对不同艺术形式产生的影响。

实际上，复制技术并不能宣告所谓“原本”的不复存在。电影、电视、照片的复本与原本是完全相同的，可以说，每一个复件都是原本。复制不仅没有导致原本的丧失，相反，倒是有利于艺术的普及。本雅明或许认为艺术欣赏只是少数社会精英们的专利。艺术需要进入民间，满足广大民众的精神享受。复制技术、传播媒介担负着开辟艺术通向世俗化之路的重任。

媒介技术论文篇7

一

二

三

媒介技术论文篇8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亨利・詹金斯（Henry Jenkins）提出，媒介技术在分化，而文化在融合。新旧媒介融合发展是当下媒介现状的主旋律，随着融合进入纵深阶段，探索媒介融合的深层规律已成为重要议题。本文通过分析媒介间性（intermediality）理论在西方学术界的发展脉络，挖掘其在新旧媒介融合传播中的新价值，并将媒介间性视为重新理解和诠释媒介融合的一个理论维度，探讨其在当下重新获得新概念内涵的可能。

对于媒介间性概念的来源，学术界说法不一、争论颇多，最典型的现象就是它经常被当做一个新发明的概念。实际上，作为一个术语，媒介间性在西方学术界有二十余年的历史，在人文艺术多个领域形成丰富的理论传统，但其在传播学领域尚属新兴概念。《英汉大词典》对媒介间性intermediality的前缀“inter-”的解释为：1.表示相互；2.表示“在…中间”，“在…之间”，“在…内”，因此中文文献中的intermediality有两种译法：“互媒体性”和“媒介间性”，本文采用第二种译法。在概念内涵上，媒介间性与媒介融合有重合之处，两者都关注新旧媒介之间关系。不同的是，媒介融合侧重媒介技术维度的关系，而媒介间性则侧重媒介文化维度的关系。维尔纳・沃尔夫（Wenner Wolf）认为，广义的媒介间性涵盖了不同媒介间的任何关系，狭义的媒介间性则聚焦人类艺术作品中一种以上媒介参与的现象。

作为一个舶来品，媒介间性与媒介融合两个概念发生联系是一个新现象。自2010年始，为了更为清晰地阐释媒介间性的内涵，研究者们常常将媒介间性与媒介融合相提并论，这个做法回应了数字技术引发的媒介边界消解现象：一方面产生了融合的数字终端，另一方面则是同样的信息或内容在不同媒介之间穿梭游移。媒介融合关注前者，而媒介间性关注后者。在理论前提上，媒介融合被视为具有浓厚的技术中心论色彩，而媒介间性则被视为具有文化中心论背景，两者既有区别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媒介间性与媒介融合的关系浅析

对于媒介融合与媒介间性之间的关系存在多种说法，有人认为媒介间性是媒介融合的补充，即“补充说”；有人认为媒介间性不仅是一个学术概念，而且是一种理论和方法论，其解释力在传播研究中超越后者，即“超越说”。对于媒介融合与媒介间性的理论倾向，还分别存在“技术中心论”与“文化中心论”的说法。

“补充说”认为，媒介融合关注的是传统媒体如何利用新媒体技术实现自身进化，而媒介间性关注媒体间相互作用力所产生的传播效应，可以与媒介融合形成补充关系。每一种新媒体与旧媒体之间都存在密切的联系，而这种相互关系以具有强大冲击力的新媒体的作用为中心，具有各种媒体在震荡的媒体环境中寻求新的平衡关系的特点。而“超越说”则认为，媒介融合理论充满技术乌托邦色彩，在当下新旧媒介并存的环境中存在局限，其根本缺陷在于掩盖了媒介数字化变革中内在的结构性变化与社会性变化，通过强化同质性的过程，媒介融合模糊了媒介变革中的区隔性，所有的现象被同一个概念覆盖。而媒介间性则更多将注意力放在传播环境的特殊性中，因此能够超越媒介融合的缺陷。芬兰学者尤哈・海尔克曼认为，“媒介间性比媒介融合提供了更为有用和有效的方法，用以分析媒介技术发展的社会文化影响与后果。媒介间性的概念更加注重于变幻的社会与文化背景中媒介形式的持续性和媒介的结合与再结合（articulation and re-articulation）”。

由于历史背景与理论传统的差异，媒介融合与媒介间性代表着不同的媒介观。尤哈・海尔克曼（Juha Herkman）提出，媒介融合是技术中心论，而媒介间性是文化中心论（表1）。

媒介融合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伴随媒介数字化而兴起的概念，一般被认为由美国未来学家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Nicolas Negroponte）提出。此后，媒介融合成为一个兼容并包的概念，并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成为传播学与媒介产业研究中的热门术语。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伊索尔・索勒・普尔（Ithiel De Sola Pool）在《自由的科技》一书中提出，技术驱动的整合一直是媒介融合概念的主要面向。由此，媒介融合披上了技术决定论色彩。不同于前者，媒介间性发端于人文艺术领域，并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成为文学、文化、戏剧电影等研究领域的热门术语，因此披上了文化决定论色彩。

在历史上，媒介间性与媒介融合有过多重交叉，但其重心与媒体融合倒是恰恰相反：媒介融合强调的是技术视野下的媒介共性，媒介间性强调的是文化视野下的媒介边界。而在宏观意义上，媒介融合与媒介间性并不矛盾，可以共同指向未来“立体多样、融合发展的现代传播体系”。由此，媒介间性可以成为重新理解与诠释媒介融合的另一个维度。

二、媒介间性概念起源与发展

（一）媒介间性的起源

媒介间性的源头曾被视作一种艺术创作思潮。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是，媒介间性起源于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来源于激浪艺术家迪克・黑根斯（Dick Higgins）的跨媒介（intermedia）创作理念及相关论著。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对于媒介间性的讨论集中在超现实主义和达达主义艺术中，聚焦于文本与形象之间的关系。作为学术术语，媒介间性出现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其跨学科之旅中，媒介间性首先受到电影研究热烈拥抱，戏剧研究也对其展开正式讨论，由于其概念背景原因，文学研究是否已全面接受此概念则尚不明确。

在文学领域，媒介间性被视为二十世纪末期英国文学研究中的一种跨媒介转向（intermedialturn），在这个范式中，研究者倡导于以文学为中心，用媒介间性概念探讨文学与多种媒介之间的多重交叉关系。而文化研究对于媒介间性的系统性分析始于对数字化和互联网的讨论，主要聚焦在它对于文本的影响。通过媒介间性概念，文本间性的概念被扩展，应用到数字互联网文本形式的分析中。而在艺术研究领域，媒介间性被认为是二十世纪艺术与媒介研究的主流，其概念历史贯穿整个二十世纪，学者倾向于将媒介间性视为一种更为宽泛的思潮，所有后现代艺术和媒介均席卷其中。

对媒介间性的讨论是二十世纪末期欧美人文艺术研究领域的一个理论转型现象，其背景是媒介数字化浪潮对文学和艺术生产领域形成全面影响，是学术界对于媒介技术变迁驱动文学艺术生产转型的回应。而现在，以往对于媒介间性的定义开始面临挑战，越演越烈的“后媒介”环境将为媒介间性带来新的理论空间，同时媒介的商业化、全球化、数字化趋势，更使其作为一种跨学科理论愈发凸显出来。

（二）本体与融合：作为艺术（文本）生产方式的媒介间性

媒介间性与戏剧电影研究颇有渊源，许多研究者推崇麦克卢汉的“媒介即讯息”，认为媒介在艺术（或文本）生产中具有决定性作用。每一种艺术形式都有自己独特的媒介，这种媒介将艺术与其他艺术形式区别开来。克里斯托弗.B.巴姆（Christopher B.Balme）曾总结三种“媒介间性”研究的范畴：1.一个创作主题从一种媒介转移到另外一种媒介；2.媒介间性作为文本间性的一种特殊形态；3.在不同的媒介中，对某一种特定媒介的美学传统进行再创造（re-creation）。另外，研究者对于媒介间性的讨论充满本体论色彩，延斯・施勒特（Jens SchrOter）认为，媒介间性意味着对媒介的重新界定，一种媒介只有在与其他媒介发生联系时才能界定此媒介的本体，单独对一个特定的媒介下定义是不可能的，除非拿它与其他媒介相比较。在媒介融合背景下，媒介定义模糊是常出现的问题之一。尤哈・海尔克曼认为，媒介间性理论可以作为一种方法论，通过媒介相互之间的作用和联系来界定某种特定的媒介，“预设不同媒介之间存在这么一种关系（媒介间性，笔者注），媒介身份才能通过相互之间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被认可和被阐释。对媒介身份的重要思考是媒介间性研究方法的关键所在。”对某种媒介进行界定时，媒介间性会将媒介置于某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对媒介的定义来自于媒介与其他媒介作为比较研究时产生的意义，有利于研究者沿着历史脉络梳理某种媒介在不同社会情境或媒介环境中与其他媒介的关系，进而探索媒介身份及价值回归。例如，在对电视媒介的阐释中，学者菲利普・奥斯兰德（Philip Auslander）曾通过电视与其他媒介进行对比得出结论，认为电视是电影、戏剧、广播等媒介的融合形式。“电视不仅仅是简单地改变了现有的媒介形式（戏剧、电影、广播），而是改变和融合它们，把它们变成不一样的东西。”

在此范式中，媒介“边界”（boundary/border）的穿透是媒介间性概念的基本范畴，而近十年间，随着电子媒介的迅速发展，媒介与艺术的边界逐渐模糊，以往媒介间性概念中的媒介“边界”穿透的标准不再适用。在2010左右，媒介间性研究出现新的趋势，媒介“边界”讨论再次出现热潮。尤尔根.E.米勒（J n rgenE.M ti ller）论述认为，媒介间性是对马歇尔・麦克卢汉“媒介杂交”（media hybridity）的延展，麦克卢汉暗示媒介之间有固定的边界，而媒介“杂交”概念对于跨媒介研究来说非常狭隘，而媒介间性包含了跨媒介过程的社会功能层面，该层面与媒介地图中的文化技术互动相联系。劳斯・埃勒斯特罗姆（Larse EllestrOm）认为，媒介与媒介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交叉，而非相互隔绝的，“我们有充分理由认为媒介间性是已经建立的媒介边界被穿透的结果，实际上，媒介边界并不天然存在，但是为了解释媒介间性，我们需要讨论边界。”上述在本体论意义上对媒介边界的讨论丰富了媒介间性的内涵，对于如何解释融合背景下新旧媒介之间边界消失的现状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它或许暗示着，媒介间性研究的重心将是技术融合之后新旧媒介在内容生产与传播领域的新现象。

（三）意义与融合：作为文本间性延展的媒介间性

在文学和文化研究领域，媒介间性被视为文本间性在媒介范畴内的延展或创新。在这个范式之中，研究者首先反对抛弃文本、或背离以文本为中心去研究“文本一媒介”的关系。维尔纳・沃尔夫（Werner Wolf）认为，媒介间性的概念不是一个理论上的假想物，而是来自文学与媒介的关系，“在历史上和当代现实中有实质上的根基，上千年来被我们称之为文学的东西，与其他媒介发生了多重交叉关系。”其次，研究者还将媒介间性视为一个可与文本间性相对应、相比较的概念。“文本间性认为所有的文本都和其他文本之间的关系都是有迹可循的，对于媒介间性来说，媒介来也是如此。”“（媒介间性）在广泛的意义上，也是我们这里所认可的，是文本间性之与媒介的对等概念，它涵盖了不同媒介间的任何关系。”

文本间性概念指向媒介维度，最早可见于约翰・菲斯克（John Fisk）对文本间性的阐释，他将大众文化文本的文本间性分为水平和垂直两个纬度。文化学者米克・莱赫托宁（MikkoLehtonen）认为，垂直文本间性因文本与传播媒介发生联系，因而与媒介间性概念联系更为紧密。“在文本间性的概念中，所有的文本在阅读中都不可避免地与其他文本发生联系，文本知识被读者所拥有。媒介间性的概念转而表明，这些其他的文本、以及文本知识，并非一定或必须来自于相同的媒介。”因此，他将媒介间性定义为“超越媒介边界的文本间性”（图1）。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对文本间性的讨论，无论从广义还是狭义上，都在试图阐释跨媒介理论。尤其是在九十年代，媒介间性实际上顺着巴赫金的对话概念与克斯提娃的文本间性理论，为这两者提供了基础条件（Irina 0.Rajewsky，2005）。在国内，媒介间性亦被认为源自巴赫金或克里斯提娃，也是因为其与文本间性长期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实际上，这种说法遭遇到广泛批评，克里斯托弗.B.巴姆批评文本间性限制了媒介间性的空间，或者使得媒介间性泛化。尤哈・海尔克曼（Juha Herkman）批评这种思路是特定领域的学者为保持学科纯粹性的思路，媒介间性应与文本间性这些概念区别开来，如果可以被作为一种不同媒介间的文化、经济和社会关系而被广泛理解，它将会是一个有生命力的概念。杨霜也认为，媒介间性与文本间性有着共通的思维角度，同样具有反权威、反逻辑、去除中心、消融界限的特征，但如果涉及到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之间的关系研究，互媒体性（媒介间性的另外一种译法，笔者注）比文本间性涵盖的内容与形式更为多样，影响力也更为强大。

（四）融合与文化：作为媒介认同机制的媒介间性

在媒介融合的背景之下，媒介间性研究开始关注新旧媒介边界消失之后发生的文化融合现象，如信息的穿梭游移、意见的冲突协商，意义的逐渐趋同。亨利・詹金斯曾提出的融合文化（convergence culture）概念，将媒介融合视为一个文化转向、一个消费者驱动的机制。消费者移民式穿梭于各种媒介，通过互动与集体智慧建构自己的神话，构成媒介文化的新面貌。“没有一个人能够知道一切，每一个人知道一点，如果我们能倾泻我们的信息、合并我们的技能，我们就可以将碎片放在一起。”媒介融合中的文化转向促使我们思考，在一个重大媒介事件中，哪些媒介或传播主体能起到沟通、协调和整合的作用？

传播学领域中的媒介间性研究往往聚焦于此。例如，尤哈・海尔克曼曾研究2006-2008年芬兰政治选举，结论是芬兰政治传播领域传统媒体仍占主导地位、新媒体与传统媒体之间隔阂依旧，以至于无法形成融合文化。“并非像融合概念所说的‘走到一起’，传播与媒介在格式、标准等方面的多样性甚于以往，更有历史、社会、美学和体制等方面的因素使得对单个媒介的认同顽固持续着。”杨霜以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事件为例，分析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之间“渠道互补、内容分享和内容对立”的关系，认为传统媒体对事件的报道具有“安全倾向”，网络媒体具有“危险倾向”，而“第三方机构”（研究机构的学者群体、民间社团组织）“成为传统媒体与新媒体有效结合的‘互媒体’实践的重要平台，成为借助网络媒体互动优势提升传统媒体信息质量的有效手段，最终为促进科学传播与民意和谐互动做出贡献。”在现有相关研究中，每一种媒介均被视为独特的媒介形式或内容生产方式，研究者在此基础上考察其在传播领域的角色关系、相互作用和影响力。如在关于芬兰政治选举的研究中，尤哈・海尔克曼采用访谈法界定电视、广播、报纸、互联网在竞选中的角色与特征，并根据四种媒介的特性推论新旧媒介之间的关系。与此类似，杨霜也在媒介间性研究中提及四种媒介的不同功能，借此推断新旧媒介危机事件传播中优势互补的状态。

孟建提出，媒介融合的“数字终端”转向实现了数字技术对媒介边界的消解。“媒介与媒介之间的传统界限化为乌有，媒介与媒介之间的内容得以轻而易举地实现共享，媒介与媒介之间的融合，不再只是必要，而成为了必然。”在边界消失之后，媒介间性研究关注的是信息在不同媒介间逐渐调适、实现受众认同的过程与机制，其核心为新旧媒介融合传播可以推动媒介向心力，强调媒介的凝聚力与社会整合功能。与媒介融合不同，媒介间性对新旧媒介互动关系的研究深入到信息聚合、意义整合、文化融合的层次，尤其关注集体意识的凝聚和群体身份认同。

三、媒介间性是重新理解媒介融合的另一个理论维度

尽管同时发端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媒介融合与媒介间性却在数字化浪潮中形成了不同路径。媒介融合一词在大众视野中频频出现，而媒介间性则稍显冷僻。当下，两者殊途同归，共同指向新旧媒介之间的关系。笔者认为，媒介间性既非媒介融合理论的补充也非超越，而是重新理解媒介融合另外一个维度。

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关系，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传统媒体建设新兴媒体，二是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互动发展，三是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现在正进入第三个阶段。融合已成为当下媒介关系的主流方向，而文化融合是新旧媒介之间融合关系进入复杂阶段的时候发生的。随着新旧媒介融合走向纵深阶段，以技术决定论为导向的媒介融合在解释新现象时难免乏力，尤其是在文化层面，未来媒介将在内容生产、传播结构、价值观念领域发生一系列深刻变革，这并非媒介融合一词所能完全解释，而媒介间性作为另外一种维度，重新理解与阐释媒介融合带来的变化。

媒介技术论文篇9

媒介素养这一概念从1994年由西方引入至今，业已成为中国内地新闻传播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可以说，我们在探索适应中国内地媒介环境的本土化媒介教育[1]道路上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是由于各种原因，中国内地的媒介教育无论在理论研究层面，还是在教育实践层面，仍然存在着偏差与不足，亟需我们去弥补。本文就以媒介生态学[2]的理论范式为指导，探讨当下新旧媒介技术交替动荡的传播生态下，中国内地媒介教育理论应该给予的若干转变，希望能为减少和弥补这些不足做出有益的尝试。

媒介教育全新的理论内核――媒介生态学

中国内地已有的媒介教育理论主要是借鉴外国经验并结合中国内地实际进行本土化的改良。在理论基础上也是以传统经验学派的功能理论和西欧批判学派的控制理论为理论构架的。前者从经验功能主义出发，而后者则从政治经济学切入。其研究重点也落在媒介传播内容对受众造成的影响，以及媒介控制背后，经济与权力的染指上。

经验学派的主要关注点一般是所谓媒介影响研究，特点是定性经验主义、功能主义和实证主义。[3]相应地，在此指导下我们的媒介教育多关注的是分析媒介内容对使用者或消费者的影响，并用经验主义的实证行为主义方法去帮助受众抵御媒介对人短期行为的负面影响。

“批判学派也关注大众媒介内容对社会的影响，但着重研究的是大众媒介的政治经济学，尤其是媒介的所有权，是政治和公司对媒介的控制，以及它们如何在媒介内容的生产、销售与获取上扮演重要的角色。他们关注的重点问题是，所有权的集中造成信息环境对人敏锐的社会意识和文化意识起到限制作用，而这个信息环境就包括媒介的内容，他们解决问题的方法是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多样化，因为信息垄断只会服务于政治、产业和公司的精英。”[4]在这种理论的观照下，我们的媒介教育也在施行一种政治形态的保护主义。“具体的主要是将媒介教育尤其是媒介分析作为一种消除学生受到传播者错误信仰和思想影响的工具。逐渐培养受众，主要是青少年，对媒体传播及运营的理性认识和批判思考的能力，使其真正学会建设性地使用媒介内容。”[5]

可以说我们的媒介教育领域在这两个理论的支撑下，无论是从理论研究上，还是实践上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还有许多我们没能解决的问题，我们忽视之处，尤其是在网络媒介迅速发展，并日益成为主导传播渠道的时代，我们面临的是全新的传播生态。技术的发展使受者转变为传受者，但是与技术环境发展脱节的传受者素养的缺乏却导致了一系列传播文化危机的出现，并引起我们所处的媒介环境连锁式的恶性反应。就像波兹曼说过的：“技术的变革不是叠加性的，而是生态性的。它不是增加或减少什么，而是改变一切。如果我们把握不好，这种改变很可能是悲剧性的”。[6]但显然，旧有的两大理论无法充分解决现在我们棘手的传受者素养问题。于是，引进一个全新的理论来支撑并指导新的传播环境下的媒介教育就成为一种必然，于是有传播学第三学派之称的媒介生态学呼之欲出。

媒介生态学起源于20世纪末，由北美的多伦多学派和纽约学派整合而成的媒介环境学派所创立。它采用生态学的概念，将媒介视为一种生态环境，动态地研究媒介信息与技术及其结构对人类的认知、理解与价值观的影响，其理论范式的建构着力于诠释媒介技术和社会文化的关系，认为信息结构决定信息本质，并带来一系列的偏向。它创立了全新的生态研究模式框架，努力研究控制信息污染和信息鸿沟等传播生态问题，以维护宏观与微观媒介环境的生态平衡。[7]

它的意识形态和理论视野，和管理学派以及批判学派不同，强调用生态学的路子去理解作为环境的媒介和技术，关注的是媒介和技术对文化和社会在形式上和根本问题上的冲击。[8]

它以结构主义为基础，将媒介环境视为感知和符号的结构。由于每一媒介特定的物理法则和符号结构，以及由此而来的时间、空间、认知、政治、社会和内容影响上的诸多差异，媒介生态学认为媒介自身带来了一套偏向。[9]也就是说传播媒介在将信息从一个地方传递到另一个地方时并不是中性、透明或无价值的渠道，每种媒介形式所带来的传播模式必然会带有一种隐而不显的偏向，而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社会组织就是由业已内化的主导性的传播模式塑造的，因而这种理论的研究重点之一，就集中在挖掘这种隐而不显的偏向在人们的感知、意识或心灵活动的过程中究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以及从此带来的对文化的正面或负面的影响。

信息领域的生态质量是媒介生态学关注的又一个重要问题，既然媒介生态学将媒介视为动态的生态环境，那么使媒介生态环境的创造与维护向有利于人类文明与进步的方向发展也就成为媒介生态学研究必然的题中之义。媒介生态学派致力于研究媒介传播结构和技术模式的环境影响的同时，力求在征服与维护之间找到一个最佳的结合点，以理清媒介与人类社会的交互关系，从而确保媒介环境的生态平衡和良性循环。也就是说，媒介生态学不仅关注媒介技术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也强调受众在通过对媒介技术的使用，不断塑造着媒介生态环境，这就更全面地揭示了媒介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

具体对于媒介教育来说，媒介生态学则代表一种理论思维的转向，它使我们可以超越技术理性的预设，本着功能主义和批判主义，围绕媒介功能、媒介内容影响力和媒介机构、市场运作而进行的受众教育，可以沿着技术批判的思路，以“文化、技术共生论”为指导，把和谐与平衡作为研究与实践的出发点，使我们的媒介教育真正起到“一种恒温器的作用”，在印刷技术向电子技术转变的过程中，帮助社会文化寻求一种保护与革新的平衡，从而对抗现在媒介生态结构失衡带来的文化成见，以及由此引发的文化/技术的恶性循环。

在这一理论的全景意义下审视我国内地的媒介教育的研究与实践，不难发现有许多的不足与偏差亟待我们去弥补和改正。笔者仅从媒介教育的范式、内容、实践的主体以及实施途径与方法四个方面，进行粗略的探讨，希望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促进媒介生态学这一全新的理论体系与我们的媒介教育更加有效、深入、建设性地结合。

媒介教育范式的转变：分析转向整体，功利转向互利

在经验学派的效果理论，以及批判学派政治经济理论的指导下，国外的媒介教育先后经历了“批判范式”、“分析范式”及“解密范式”的变迁，现在正在沿着超越保护主义的道路向纵深发展。而中国内地媒介教育现在所采用的多是分析范式，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批判范式，但是受到理论基础的影响，无论是上面的哪一种范式都在不同程度上，立足于一种对媒介的防范意识，对受众的保护观念。可以说我们的研究与教育的逻辑还局限在单面的，对立的线性模式，在思辨上采取的也是一种分析的范式，功利的范式。

媒介生态学也关注媒介对受众思想的涵化作用，认为公众在适应作为感知与符号系统的媒介环境的过程之中，不断内化着“媒介/讯息”带来的文化偏见。它探究符号系统和媒介技术如何对我们构建的“现实”产生影响，而这样的“现实”又对我们的社会制度，文化习俗和价值观设定哪些隐含的命题。但是同时，它也强调受众并不是传统观念上消极被动的弱势个体，每一个人都在与媒介环境不断进行着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互动，受众生态在一定意义上左右着传播文化的走向。以此为据，我们的媒介教育应该对媒介环境与社会文化的关系进行生态式的观照。

可以说，我们以往提倡的这种传统的、以追求受众的利益为最高目标的分析、保护、功利性的范式存在着深层次的价值缺损，而正是这种共赢互利的价值缺损才使我们的教育始终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由人与媒介的关系紧张带来的种种传播问题。[10]

因此，笔者提倡采用媒介生态学提供给我们的立体的思考范式，从分析思维转向整体思维，从功利性思维转向互利性思维。对整个媒介环境进行全期、全景的关照，并在改善人、媒的互动关系上进行多感官技术的努力。我们不应简单地探讨如何保护公众不受到媒介在施教、改变态度及意见以及销售商品等方面的影响，而是促使阅听人理解媒介对社会、文化影响的长期效果，并认识到在自己社会文化生态体系中的位置与作用，从而自觉地提高自身包括媒介素养在内的文化素养，以实现与媒介环境的共栖，与信息生态的互利。

媒介教育内容的转变：作为信息的媒介环境与作为技术的媒介环境的均衡

正如前面讨论过的，在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的指导下，媒介素养研究者的眼光多集中于关注媒介的内容对受众思想、行为乃至社会文化的影响，却忽略了作为技术的容器的媒介，它本身的性质、结构以及发展变革对人类社会产生怎样的作用。在媒介生态学者看来，传播媒介本身就是一种环境结构，是由一套专门的代码和语法系统组建的符号环境，这种特定的环境结构在信息的选择、编码、传输及解码的过程中扮演着解释和塑造性的角色。由于媒介技术特定的物理法则和符号结构，以及由此而来的时间、空间、认知、政治、社会和内容影响上的诸多差异，媒介偏向就成为必然。而且这种偏向不仅是信息内容上的，更是结构技术上的。

而我们现在的研究与实践却都忽略了在整个符号系统的互动过程中，作为技术环境的媒介的隐而不显的偏向在人们的感知、意识或心灵活动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况且我们现在正处于媒介技术迅速发展的变革时期，我们现在面对的不止是媒介表现、使用方式或者媒介内容的改变。新旧技术的重新定位，媒介环境结构的重组，人的感官比例的重新调整，这些都必然会引起更深层次的我们认识论的改变，我们文化的转轨。

从这一点上引申开来，我们的媒介教育内容应该划分为微观与宏观两个层面，即媒介信息认知与媒介技术认知，前者关注信息载体的媒介素养，而后者研究技术载体的媒介素养，不同的认知对象，也就构成了媒介教育的不同内容。

媒介（信息）认知包括媒介内容认知――了解媒介的表达内容，以及媒介规则认知――了解特定媒介的表达规则。我们现在的研究与实践工作主要都是围绕着这个层面进行的。

媒介（技术）认知同样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对媒介技术偏向对人的感知、思维、行为影响的认知；对媒介技术变革与社会进程互动关系的认知。

可以说我们现在的媒介教育的重点多集中在对信息媒介影响的认知上，但对于技术媒介影响的认知的教育还处于缺失状态。我们应该意识到这方面的空白，并开展相关研究、开设相应课程加以弥补。否则当这种媒介技术结构的平衡被彻底打破，或者说某种技术的偏向超出了社会文化可以承受的范围，那么媒介环境的恶化以及其伴随的种种不良后果会使人们成为媒介发展的牺牲者。

媒介教育实施途径与方法的转变：多元媒介技术的平衡参与、环境互动模式、传播文化内省

经过上面的探讨，可以得出以下推论：我们的媒介教育在实践上应更加强调受众的主动地位，更加调动受众的能动性，在实际的研究与教学中，应该促进各种媒介的参与，发挥它们的现身作用。但是要强调的是，这种媒体的实践、参与，应该是多元平衡的。

媒介生态学认为，现在人类生活的两个世界――他所继承的生物圈和他所创造的技术圈已失去平衡，处于深刻的矛盾中。媒介生态失衡导致的如信息侵略、信息过剩、信息污染、信息匮乏等问题对人类社会发展的破坏程度呈指数上升趋势。应对这种媒介技术结构失衡带来的种种危机的根本办法，就是将生态学中的生态平衡观点应用于我们的媒介文化之中，寻求文化的各个侧面里保存和革新两种倾向的平衡。在实践上，就是提倡多种媒介技术使用的协调，从而促使人的感官比例的平衡，维护并提升人的理性思辨能力，培育新媒介环境中传受一体的新型媒介人的信息生存素养。

以此为指导，我们应该改变现在以网络媒介为中心的研究、教育倾向，而提倡多元媒介的认知与使用，尤其是发挥印刷媒介在教育实践中的主体地位。因为媒介生态学的研究显示，以电子媒介为代表的新媒介正在使技术理性代替人的理性，而印刷媒介能够保存并发展人的理性文化。

应结合媒介技术造成的不同群体的数字鸿沟现状，针对不同的对象设置差异化的媒介素养目标，采用多样的立体、互动教育模式，在实施过程中，无论是将媒介作为教育的内容，还是作为教育的工具，都要做到各种媒介的比重整体均衡且有所侧重。

在具体的课程设置中，应该采用“环境互动模式”，即不仅要引导大众深入认识、全面分析媒介的信息和技术环境，平衡地使用媒介技术，也要鼓励大众参与到媒介文化的塑造当中，学习通过各种媒体正确地表达意见，发挥监察媒体的能力，在促进人与媒介环境的良性互动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在教学策略中，不但要坚持批判观点，还应引导公众进行“传播文化内省”，即在识读、使用媒体时，帮助学生从生态互动的角度反思我们的媒介使用行为会带来的文化与社会的问题。这样的最终目标就是帮助公众本着对自己、对未来负责的态度，正确地认识、使用媒体，从而实现传播生态的健康、可持续的发展，实现人与信息环境的共生共荣。

媒介生态学承认传播技术、符号媒介和社会文化间共生、互动的联系，并从一个更宏观、纵深、辨证的角度来探索由新媒介凸现与发展所带来传播以及社会文化问题。媒介生态学者期望用自己对媒介生态的理解与研究帮助文化或社会保持一种平衡的状态。而这些都是应对媒介化社会危机的思想资源。

因此，我们主张将媒介生态学作为媒介教育全新的理论内核。在它的媒介技术与文化互动理论的视域下，坚持生态人文主义的研究范式和教学方法，真正培育出全面素质的新型媒介人，从而在根本上遏制媒偌介环境的恶性循环，促进整个信息生态健康、可持续地发展。

注释：

[1] “媒介教育”在中国内地也被称作“媒介素养教育”，在中国香港称作“传媒教育”，中国台湾称作“媒体素养教育”。本文作者认为，“媒介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培养与提高个体的媒介素养，个体媒介素养可以通过媒介教育的有效途径来得到培养与提高。因而，将媒介素养理论与教育实践相结合的这一新兴学科领域称为“媒介教育”较之“媒介素养教育”更为合适。

[2] 对于“media ecology”的中文译名，在学界尚有争议，以何道宽教授为代表，主张译为媒介环境学。而邵培仁、陈世敏等学者则支持译为媒介生态学，而本文的两位作者也倾向译为媒介生态学。因为译为媒介环境学虽然能够突出此学说重视媒介技术的环境效应的观点，但是却没有体现出人与媒介环境的生态互动关系。因此，本文将“media ecology”译为媒介生态学。

[3] 林文刚：《媒介环境学――思想沿革与多维视野》，何道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1页。

[4] 同上，第12～14页。

[5] 徐永贵、梁启冰：《国内外媒介素养教育研究比较分析》，载《中国教育技术装备》2006年第12期。

[6] 同[3]，第191页。

[7] 樊佩佩：《作为一门新兴交叉学科的媒介生态学》，载《国外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

[8] 李晓云：《尼尔・波兹曼与媒介生态学》，载《新闻界》2006年第4期。

媒介技术论文篇10

1 “补偿性媒介”理论的交互性分析

1.1 “补偿性媒介”对“初媒介”的补偿互

初媒介的刺激，新媒介的反应：根据保罗・莱文森的观点，任何一种后继的媒介都是对过去的某一种媒介或某一种先天不足的功能的补救和补偿，但是新的媒介又会带来新的问题。当发明无线电通讯设备，这种媒介对于口说耳闻的人体功能而言，是一种“补偿”，当其对“初媒介”进行补偿性改良的同时，由于技术的发展对人们口说耳听的需求放大，先前的“补偿性媒介”在需求的驱动和新技术演进的外部条件下，会刺激产生对其功能优化的“新补偿性媒介”，先前媒介被后进媒介“补偿”，成为后进媒介的“初媒介”，而后进者成为其“补偿性媒介”。“补偿”的过程是一种运动的交互过程。

1.2 “补偿性媒介”对人情感的需求的互动满足

莱文森认为，人是媒介的环境，“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用于比喻媒介与人的关系就是：媒介竞人择，适应人类需要者生存。在《手机：挡不住的呼唤》一书中，莱文森指出，“我们就是媒介种类的环境，媒介的进化不是自然选择，而是我们人的选择――也可以说是人类的自然选择。适者生存的媒介就是适合人类需要的媒介。”

当激浪艺术，达达主义思潮涌动，计算机技术产生并迅速发展，赛博空间与日膨胀之时，艺术的交互特性逐渐被识别、认可，形成系统的交互艺术的理论体系。无疑，艺术的交互特性是对技术交互特性，特别是计算机技术交互特性的一次“补偿”，而在完成“人体功能延伸”之后，新需求立即被建立。

1.3 新媒介技术对交互艺术的情感化补偿

根据莱文森“技术发展三段论”理论的阐述，技术的发展经历了，“玩具―工具―艺术”的三段式发展过程。新技术的产生，意味着它必将被新新技术取代，而基于新技术（新媒介）基础上产生的艺术形态，是对其发展缺陷的（“噪声”）的合理化“补偿”，正如计算机互联网补偿了电视媒体接触终端的局限性、表现形式的单一性、时间空间的限制性、受众互动的浅显性以及网站运营的匮乏性，成为电视媒体的补偿性媒介。而计算机互联网的各种软件是对其“互联功能”不足的补偿，而界面交互艺术是对软件可视化形态的美观化、人性化的“补偿”。因此，补偿性媒介对交互艺术的产生具有直接影响关系，同时新媒介技术的发展将从可视化、可触化走向可情感化、可现实化。

2 “媒介情感功能的补偿”假说提出

基于保罗・莱文森的“补偿性媒介”理论和以上论述，基本可以厘清交互艺术与媒介的关系。在新媒介基础上的交互艺术是对新媒介交互技术性的补偿；情感化的交互艺术设计是对一般交互性艺术的需求性补偿，同时也是对人情感功能的继续延伸。所以我认为，交互艺术性是对媒介情感的功能的补偿，而情感化的设计是其本身的自我补偿和修复，为人身体的功能服务。

3 交互艺术的情感化表达

3.1 交互对艺术审美空间观的重构

新“媒材”的产生和使用，特别是基于多媒体技术、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将让人们长久以来保持在现实二维空间或三维空间的艺术创作，转移到了虚拟的多维空间中，媒介的补偿性发展对艺术形态的载体和艺术审美方式的具有极强的干预作用。

补偿性媒介对艺术审美体验的干预首先表现为，交互对艺术审美空间感的干预，艺术审美体验从事件延展到情景空间中，引起体验空间感的变化；而电子媒介（新新媒介）影响下的虚拟场景的介入与空间格局的变化，导致原有需要遵守的情景规则被颠覆，传统的地域边界被电子媒介无情的打破，审美体验的空间呈现虚拟和现实的高度结合的趋向。

3.2 “沉浸式”互动的情感化营造

（1）沉浸式体验与交互情感化的内在逻辑。情感交互成为高级信息时代人机交互的主要发展趋势。根据保罗・莱文森“人性化趋势理论”，技术的发展趋势是越来越像人，即“人性化趋势论”。弗洛依德认为人的本能分为两大类，相当于人类两大需要，即饥和爱。而今，“人-机互动”不断增加，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方式也有赖于互联网机体，人们对人机交互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情感需求，而在交互过程中，沉浸式体验情感化设计，可以使“人”“机”交流中达成情感交流效果。就目前的交互艺术发展状况来看，交互艺术有赖于新媒介形态，这种与新媒介的“联姻”，使得沉浸式体验效果得到最大化。

（2）“沉浸式”体验中的情感传递。数字交互艺术与沉浸式体验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交互艺术借助虚拟现实技术、三维实境技术等制造用户体验的沉浸环境。情感化设计在细致层面上更注重满足人们情感上的需求，让人们能够集中注意力去执行其预期的行为，同时达到情景内容的情感传递的审美体验。“沉浸”的情景中，高度集中的注意力更容易对情感体验进行捕捉和感受。所以，加入情感化、人性化设计效果沉浸式体验艺术品类，能让受众在审美体验的同时得到情感的满足，成为艺术品的“软利器”。

4 结语

交互艺术与其他艺术门类相比较，具有很多新内容，有诸多传统艺术形式所不具备的特征。基于保罗・莱文森的“补偿性媒介”理论和以上论述，基本可以厘清交互艺术与媒介的关系。在新媒介基础上的交互艺术是对新媒介交互技术性的补偿；情感化的交互艺术设计是对一般交互性艺术的需求性补偿，同时也是对人情感功能的继续延伸。所以我认为，交互艺术是对媒介情感的功能的补偿。

媒介技术论文篇11

假如说英尼斯是将媒介技术与人类文明发展史联系起来进行思考的先驱，那么麦克卢汉则是继续开拓这一领域、并在传播学领域研究中确立以媒介技术为焦点的研究传统的关键人物。麦克卢汉提出的媒介理论以其一系列大胆新颖的论点，迅速在西方学术界引起了重视，非但如此，他还在美国媒体与大众之间掀起了一阵麦氏风暴。麦克卢汉最为重要的一个论点应该是“媒介即讯息”，这即是麦克卢汉与另一学者合著的一本重要著作的书名，也是其媒介理论的发人深思的主题。麦氏从功能和效果两个方面阐述了“媒介即讯息”的论点。首先，麦氏从媒介技术的功能作用的角度理解“内容”，提出任何媒介的“内容”总是另一媒介。“言语是文字的内容，正如文字是印刷的内容一样。而印刷则是电报的内容。如果有人要问，‘那么言语的内容是什么？’那么就有必要回答说，‘它是思想的实际过程，这本身就是非言语的’”。此外，麦克卢汉还从媒介技术的社会影响、效果的角度赖理解“内容”，认为一种新的媒介一旦出现，无论它传递的是什么样的讯息内容，这种媒介本身就会引发社会的某种变化，这就是它的内容，也就是它带给人类社会的讯息。

媒介技术论文篇12

作为一种社会思潮，西方媒介生态理论与社会文化发展、生态危机与科技危机的反思有着直接的联系，并且呈现着媒介发展的真实问题。

就社会起源而言，生态思维最早是作为人类的一种生存本领而存在的。在早期的医疗仪式中，人们通过唱歌、念咒、跳舞来治病驱灾。他们认为疾病和灾祸是由于自然界失去平衡与和谐的状态而导致的。从词源来看，eco-最初源于希腊语的oikos，指自然，也就是被爱德华?侯格兰(edward hoagland)称为“我们最野性的家园”的地方。波兹曼指出，生态(ecology)与环境变化的速率、范围和结构相关，它关注如何使思想和社会能够像森林生态系统一样获得平衡。来源于希腊词汇的“生态”并不是将我们的注意力导向自然环境，其最初含义是“家园”和“家庭”(household)。①

现代生态问题是工业社会的产物。随着蒸汽机的发明以及工厂系统的建立，人口大量从乡间涌向都市，人们全力以赴地促进生产以增加财富，同时也经历了环境危机。在人们越来越深重的忧虑中，德国动物学家海克尔(erns haeckel)在1866年首次提出“生态学”一词，思考有机体如何保持形成数量和分配的复杂社会盟约。他将生态一词用于指自然环境中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特别强调这种互动如何产生一种平衡和健康的环境。② 瑞典林奈学派的科学家还提出了“生物链”(chain of being)这一术语，指出“如果这条自然的链子的一个环节断裂，都将导致整体的混乱无序。”③ 19世纪后半期在英美兴起的自然史散文写作同样呈现出寻找已经失落的乡村野趣与温煦家园的主题，提供了一种生态性的视野。

20世纪初的大萧条和两次世界大战把生态学强有力地推向大众叙事。适者生存的自然选择此时已经衍化为愈演愈烈的军备竞赛和环境污染，带来了各种各样的疾病以及社会和心理的失调。“两个半球的国家都卷进了一场任何和平条约都无法解决的世界性冲突”④ 中，人们不得不恢复对生命价值和人类命运的思考以及对平衡和谐环境的关注，“生态”(eco-, ecological)因此成为时代最流行的词汇之一，它跨越许多领域，涉及社会学、人类学、伦理学和哲学范畴。生态哲学(ecophilosophy)、生态政治学(ecological politics)、生态经济学(ecological economics)、生态人文主义(ecological humanism)、生态女性主义(ecofeminism)等种种声音表明，面对物种共同的日常话语，生态学已从叙述上升为倡导，其和谐与平衡的精神已移用于社会文化发展领域，从而打开了一个崭新的视野。

在这种思想背景下，生态学的精神与想象很自然的移入对西方人的现代生活产生巨大影响的技术领域，思考技术作为人的生存环境的内在问题，形成了媒介生态学的直接思想来源。西方世界从17、18世纪开始进入技术高速发展时期，科学技术的发展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不断扩大的工业化，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与生活内容。人们因崇尚理性而崇尚科学技术，反过来又因崇尚科学技术而加固了理性统治人的机制，表面上看是人控制着技术，但实际上是技术更多地控制着人，使人丧失了内在的灵性，而且随着技术的发展与工业制度的建立，工业文明把人束缚在机器系统上，失去了生存的和谐。这时，西方人对技术的态度是矛盾的，在对技术产生某种认同的同时，也把技术看成是异己之物。在1811至1816年间，由英国人内德?勒德(ned ludd)发起的破坏机器运动，就是后一种态度的表现。那些被发动起来的工人有一个很直观的看法，认为机器应该为他们的失业和贫穷负责。⑤ 这看上去似乎幼稚、简单，而实际上是在一定程度上感悟到了技术在充当创造财富的手段时剥夺人的存在的实质问题。这种对技术剥夺人的存在的感悟并非偶然，而有着某种历史传承性。它在苏格拉底那里曾经表现为对文字的抱怨，即文字削弱人的记忆力，缺乏互动，任意撒播，脱离说话人和听话人的灵魂；⑥ 它也曾经表现为卢梭式的忧虑，认为科学技术产生闲逸，而闲逸又引起奢侈，并进而导致勇敢、尚武与德行的丧失。⑦ 工业革命后，随着电气、电报、电话、照相术、电影等的发明，技术日益发展为包括物质装置、技艺与知识在内的改造与控制自然的操作体系，人类生活的两个世界??他所继承的生物圈和他所创造的技术圈业已失去平衡，正处于深刻的矛盾中，⑧ 人们在技术主义的道路上一路狂奔、一路高歌，同时由于技术加倍地剥夺着人的存在，人对技术的理想化想象背后不免继续掺杂着恶魔化的忧虑。弗洛伊德所分析的一种表达很能说明这种精神状况：“假如那儿没有铁路，我的孩子就不会离开家乡，我也就不会用电话来倾听他的声音；假如人们不知道用船可以穿越海洋，我的朋友就不会踏上他的航程，我也就不会等着电报来缓解对他的焦虑。”⑨ 这样的忧虑在20世纪人文主义者那里散发着某种浪漫主义的气息，即试图拯救被工业文明所淹没的人的灵性，拯救人被技术理性思想浸渍的思维方式。在他们看来，技术并不是中性的，并非只是一种达到目的的手段或工具体系，而完全把它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归因于人对技术的滥用或对技术目的的不当规定；真实的情形是，技术已构成它在其中发展并得以体制化的社会秩序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技术本身同它的用处已不可能完全区分开来。当时，一批技术哲学论者从人性角度审视技术，他们关心城市生活的和谐、荒野的保护和对生命有机体的感受，以生命的名义展开对技术的猛烈批评，芒福德(lewis mumford)在1934年出版的《技术与文明》，正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他把技术发展的历史还原到人类的早期生活，认为原始技术是生活指向的，而不是狭隘的劳动指向的，更不是生产指向的或权力指向的，工具与武器只是人的生命技术(bitechnics)??即人的生活的总体装备的特定组成部分。只是在大约五千年前，一种通过日常活动的系统组织来致力于权力与财富增加的单一技术(monotechnics)开始出现，直至发展为以机器为中心的单一技术，其主要标志就是一种复杂的、高度权力化的机器的建立。这种单一技术带来了新的生活模式，既把人从奴隶状态甚至劳动中解放出来，又使劳动进入机械化和自动化过程，与生活的其他部分系统分离，成为单一的重复性劳动，进而形成与之相伴随的心理强制，使劳动者陷于恶魔式的无意识之中。在这里，芒福德向人们揭示出现代单一技术脱离生命技术后所构筑的复杂环境及其对人的生存与发展所带来的深刻影响，认为人们要在危机四伏的技术文明中生存下去，必须回归生命技术，有意识地培养被单一技术压抑的有机环境和人性。虽然他没有具体论及媒介，但这种思维方式直接成了媒介生态理论的思想来源。⑩ 麦克卢汉后来从媒介演化的角度去概括人类的历史，提出“部落化??非部落化??重新部落化”的公式，其背后所隐含的便是“有机化??机械化??重新有机化”的进化路径，亦即芒福德的“生命技术??单一技术??生命技术”的历史想象。

对“媒介作为环境的研究”具有直接启发意义的是芒福德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技术即容器”的观点，在他看来，与工具和武器不同，“容器技术”是经常被忽视的一种技术形式。“对于妇女而言，柔软的内在器官是她生命的中心，不管是幼儿还是成人，她的手和脚的运动能力都要比屈伸和拥抱的能力差。在母系氏族社会，新石器时代已经是一个拥有‘容器’工具的显赫时代：除了沟渠、村庄这些巨大的‘容器’以外，这个时代还有石器、陶器、花瓶、广口瓶、缸、蓄水池、箱柜、谷仓、壳仓、房子等等这样一些‘容器’。但是这一时代所具有的独特性和显著性却被现代那些过分强调机械意义上的科技进步的学者们忽视了。”在他那里，工具、武器和机器都是男性文化的符号，“容器”则显示出女性文化符号的特征，有机体和生物学意义上的繁殖则是女性文化的代表。(11)

这一理论拓展了一种对技术、文化和城市的生态学视角，它能让我们联想到，文字也是一种“容器”技术，它不仅能够贮存信息还因为早期保留和记录谷物的功能，也能够贮存物质。其次它体现了整体系统论的思想，在某种意义上，具有“技术合并论”的意味。更重要的是它不是仅从内部的结构来给机器下定义，而是从它所产生的外部影响出发来思考这一问题，开启了媒介环境的论题。

与芒福德关注技术本身形成互补的是，弥漫于欧洲思想界的关于技术的人文主义反思从不同方面揭示了面对技术异化所带来的文化个性和主体性的丧失，奠定了媒介生态的文化批判倾向。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936年发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品》一文，认为复制技术一方面对原作的唯一性和笼罩于其上的“韵味”构成了挑战，使其获得新的意义并被一个更广泛的人群所拥有；另一方面又带来了沉重的、压抑性的后果，它可以强化专制政权，并且由于复制技术的广泛传播，仿像经常既是革命性的，又容易被主流意识形态所扭曲。同年，胡塞尔在《欧洲科学的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中指出，随着现代技术与科学的发展，在人的直觉的生活世界与由科学技术所建构的世界观之间出现了二元分裂。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在1944年出版的《启蒙辩证法》中指出，启蒙在今天已成了技术的统治，而启蒙作为技术的统治，又加速了统治的技术的发展；各种文化形式由于有先进的技术为手段，能更好地操纵、控制群众的心理结构，而且由于技术理性的渗透，在大众文化中推行标准化、一律化，使大众丧失了批判现实的能力。到1964年，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进一步指出，在当代工业社会，人之所以成为单向度的人，其根源在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自动化的实现，在于现代技术已经取代传统的政治恐怖手段而成为一种新的控制形式，现在，技术理性已充满政治内容，技术的逻辑已成为统治的逻辑。在把技术当成新的统治或工具看待的过程中，霍克海默和马尔库塞都认识到，技术以更强大的无形的力量支配着人的思想，技术合理性成为新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顺着这一思路，哈贝马斯撰写了《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一文(收入1968年出版的《走向一个合理的社会》)，揭示出科技作为新意识形态的三大特点，即更具操纵性、较少意识形态性和更具辩护性。这些思想与现实的人们对技术越来越成为异己力量的恐惧交相呼应。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以后，西方人进一步怀疑科学在道德上的合法性，怀疑技术发展的混乱程度，甚至怀疑技术是物质富裕与进步的基础，以及人类理性取代宗教信仰的文明梦想，并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紧迫感。对文明成果中存在的阴暗面的怀疑不仅存在于奥本海默等科学家中间，也引起了人文社科学者的共鸣。英国作家奥尔德斯?赫胥黎(aldous leonard huxley)和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分别在各自的小说《美丽新世界》和《一九八四年》中描写了充斥着庸俗文化、无规则游戏和工业技术的未来世界以及独裁统治下的恐怖情景。法国生态学者埃吕尔(jacques ellul)在《技术社会》(1964)一书中的表达更悲观，认为技术作为一种自主性的力量，现在已经渗透到人类思维和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以至于人类已经失去了他对自己命运的控制能力。哲学家弗洛姆(e?fromm)进一步呼应芒福德的思想，在1968年出版《希望的革命：走向人道化的技术》一书中，试图使人们明白，在现时代，社会已成了一个巨大的机器，而人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部件。在他看来，现存的技术系统之所以具有一个非人道化的前景，并向一个没有人性的机械化新社会演进，是因为它为两个坏的原则所指导，即“凡技术上能够做的事都应该做”、“最大效率与产出原则”，这两个原则否认了人文主义价值，使人更容易为官僚体制所管理。

自工业革命以来，西方社会大量流行技术中心论，认为技术不会产生什么特殊的伦理与政治问题，因为技术仅仅是实现价值的手段，而价值则另有其他的基础。在上述人文主义的反思中，技术中心论失去了合理性，转而形成了这样一种共识：技术不只是一种达到目的的手段或工具体系，它是负载价值的，因而具有其丰富的伦理与政治意含。(12) 媒介生态理论正是顺着这一思路，假定传播媒介在将数据或信息从一个地方传递到另一地方时并不是中性、透明或无价值的渠道，相反，媒介的内在物质结构(physical structures)和符号结构(symbolic structures)在塑造什么信息被编码、传输和怎样被编码、传输以及怎么被解码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媒介的符号形态限定了该媒介所能代表信息的代码特征。

二、媒介生态理论的起点：媒介、文明与人的感知的平衡

当技术作为一种环境足以让人震撼与恐惧的时候，技术生态就成了现代人走出困境的合理想象。而对于媒介研究来说，媒介生态则代表一种理论思维的转向，摆脱技术理性指导下的媒介功能、媒介影响力与媒介市场研究，顺着技术理性批判的思路，把和谐与平衡作为媒介环境研究的焦点。按照波兹曼的说法，“把‘媒介’放在‘生态’的前面，就是为了说明我们感兴趣的不仅仅是媒介，还有媒介和人类之间的互动给予文化以特性的方式，也可以说帮助文化保持象征意义的平衡。如果把生态一词的古代和现代的含义结合起来，它说明了我们需要保持整个地球大家庭的井然有序。”(13)

“媒介生态”的概念在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那里最早提出来是很顺理成章的事情。1967年，他在与人合著的《媒介即是讯息：效果一览》(the medium is the massage: an inventory of effects, 1967)一书中提出“媒介生态”(14) 的概念，以环境作为特定的比喻，来帮助我们理解传播技术和媒介对文化在深度和广度方面所起的生态式的影响。(15) 1977年，麦克卢汉指出所谓媒介生态“意味着让不同的媒介能够共存共生，而不是彼此消亡。”(16) 他偏爱感官平衡，认为一种文化需要限制某种单一媒介的使用，从而促进媒介生态的平衡。在《理解媒介》(1964年)一书中，他认为媒介能深入到人的潜意识，并且在不被察觉和反抗的情况下改变他们的感知的平衡。这在思想理路上讲，与芒福德对“单一技术”的批判和对“生命技术”的建构是一致的，而在理论上又直接吸收了英尼斯(harold innis)关于媒介时间和空间偏向的观点。英尼斯被麦克卢汉称为最早研究传播技术对人类造成影响的人。早期作为经济学家，他曾经关注过纸浆和造纸工业的经济学问题，印刷技术的优势才使得现代出版业对纸张的无限吞噬成为可能。英尼斯看到的是，自己家乡的森林被转化为纽约地铁上的瞬间阅读。和19世纪的梭罗相似，他回想起自己成长的那个小镇，那里的交流除了个人之外，有一种沉思冥想的从容氛围，他很快得出的结论是：“现代性的大众传媒根本不给现代人留出时间去思考。即时消息掠夺了人们回首历史的感悟，也掠夺了人们展望未来的力量。这就是现代大众传媒的偏向。技术本身促成了这种思维状态。”(17) 显然，他承续了芝加哥学派的问题，即虽然大众媒介使得公众得以产生，但它们又威胁着公共生活。与此同时，面对他所经历的战争的残酷，他感受到，所谓的西方文明就是咄咄逼人的扩张的文明。在他看来，西方文明的危机是与媒介的非人性化的发展相联系的，原因在于媒介在整个历史中塑造着社会，传播媒介的性质往往在文明中产生一种偏向，研究媒介与文明的关系，更能使我们清楚地看清西方文明的偏向。于是，他通过《帝国与传播》(1950)和《传播的偏向》(1951)两本著作，以西方文明史为背景，探讨了传播媒介内在的时空偏向对于文化的影响，将现代西方史的特征概括为一个建立在印刷基础上的传播偏向和知识垄断的历史。根据尼斯特洛姆的总结，“媒介偏向”理论主要包括以下假设：(18)

由于不同的符号形态(symbolic forms)编译出不同的信息，而不同的媒介具有不同的符号形态，所以它们便具有不同的理性或知识(intellectual)和感性(emotional)偏向。

由于不同的物质形态(physical forms)编译、存储并传输不同的信息，所以不同的媒介便具有不同的时间、空间和感知的偏向。

由于不同的媒介具有不同的获得性(accessibility)，所以它们便具有不同的政治偏向。

由于不同的媒介具有不同的参与条件，所以它们具有不同的社会偏向。

由于不同的媒介在组织时间和空间上方式不同，所以它们具有不同哲学思辨上的偏向。

由于不同的媒介具有不同的物质和符号形态，所以它们也具有不同的内容偏向。

由于不同的媒介在物质和符号形态以及随之而来的理性或知识、感性、时间、空间、政治、社会、哲学思辨和内容偏向上的种种不同，所以不同的媒介具有不同的认知论(epistemology)的偏向。

这种媒介偏向理论的背后所隐含的是对西方文化发展偏向的关注，即随着口语和手稿传统的消逝，人们不再关心社区、伦理、形而上学，而且这些观念都被维持空间偏向的印刷和电子传媒所取代。英尼斯除了延伸技术生态思维之外，还扩展了文化生态思维，他对传播与文化的研究提供了三个观察的指向。第一，媒介的物质形式(例如轻质及可携带的纸张)和符号形式(例如演讲，象形文字)从不同的方面聚焦在社会经济和政治力量。第二，传播媒介通过影响人类交往的范围和比例而改变文化概念呈现的真实和社会政治的形式。第三，不同的媒介提供了不同的文化思想体系和认知偏向。(19) 这种从媒介角度呈现的文化生态思维承认社会中还存在着以媒介为代表的技术力量、文化力量、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等多种力量，它们共同构成了传播领域的生物多样性；这些多样性的结构构成复杂的人际互动传播系统，其内在的符号结构能够并确实从总体上定义或决定的不仅仅是信息的产生，还有该环境中人们的行为。这种文化生态思维的价值便是在互动中追求共栖(symbiosis)的整体观念，以达到平衡协调的生存目标。

作为媒介偏向理论的逻辑延伸，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中表达了这样的见解：媒介传情达意的特定方式，能改变人的感官生活??能改变人的所见、所听、所触、所尝和所嗅，因而能改变人的所知。他所提出的“媒介即讯息”的论断之所以具有媒介生态的意义，原因在于他所指的媒介包括任何可以传情达意的器物，每一种媒介都是人体的延伸，每一延伸都会使人的五种感官的均衡状态产生变动，结果产生一个新的环境。这就发挥了英尼斯关于时空偏向性的思想，不同之处在于他进而把焦点从人体外在的时空转向了人的感官知觉。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作为加拿大多伦多学派早期代表人物，英尼斯和麦克卢汉又被看作是媒介生态学的奠基人物，沿着这一学派的足迹走下来的学者包括艾里克?哈弗洛克(eric havelock)、埃德蒙德?卡彭特(edmund carpenter)以及作为第三代旗手的保罗?莱文森(paul levinson)等人。而媒介生态研究的另一学派??纽约学派并不像多伦多学派那样所指的是一所单独的学校，而指的是纽约这个城市中的媒介生态学者群体。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被看作是纽约学派最早的代表人物，纽约学派早期的成员包括纽约大学的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和尼斯特洛姆(christine l. nystrom)、哥伦比亚大学的路易斯?福斯戴尔(louis forsdale)、福德哈姆大学社会研究学院的约翰?库克(john culkin)、皇后学院的佳理?甘蓬特(gary gumpert)、查理斯?魏恩加德纳(charles weingartner)和曼哈顿的托尼?施瓦茨(tony schwartz)等。他们虽然学术观点各异，但都有一个共同的兴趣点，即关注媒介对人类的影响，认为媒介的影响超乎常人的意识和想象。

三、媒介生态学的建构：媒介作为环境的研究

纽约学派的波兹曼是媒介生态学真正的开山之父。他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就遇到了当时还不太出名的英文教授麦克卢汉。他从“媒介即讯息”发展出“媒介即隐喻”的论题，认为媒介用隐蔽而强大的暗示来“定义现实世界”。媒介的形式极为重要，因为特定的形式会偏好某种特殊的内容，最终会塑造整个文化的特征。1968年波兹曼在“英语教师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uncil of teachers of english)年会的演讲中首次正式提出“媒介生态”概念，并将媒介生态学定义为把“媒介作为环境的研究”(the study of media as environments)。其涵义在于，媒介生态学将传播媒介本身视为一种环境结构，即由一套专门的代码和语法系统组建的符号环境。人们掌握媒介之时，也就意味着适应了媒介本身这一符号环境。从微观层面理解，当我们“使用”媒介，从媒介的内在符号世界中思考、感知、谈论或表现身边世界时，我们就不是站在传播媒介之外，相反，我们处于传播媒介符号结构之中。所谓符号环境，其本质特征在于两种以上或多套专门的代码和语法的并存，即多媒介的符号环境。我们在这个层面所关注的是，媒介共存的动态影响以及它们的互动如何产生或组成一种合成的符号环境。

后来，他再次使用生物学的比喻，进一步解释为什么采用“媒介生态”一词来命名这个新的学术研究领域：

“从你首次知晓皮氏培养皿(petri dish)时起，你会记得‘被定义为文化繁衍的物质’的某种媒介”(a medium was defined as a substance within which a culture grows)。如果你用“技术”(technology)来替换“物质”(substance)，那么这个定义便成为媒介生态学的基本原理：技术是文化繁衍的媒介；也就是说，它赋予文化、政治、社会组织和思维方式以形式。从这一观点来看，我们再援引另一个生物学上的比喻，生态学。”(20)

至此，技术、媒介和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已经被清楚地界定。波兹曼提醒人们注意人类生存在两个不同的环境里，有山川树木的自然环境和由语言、技术和其他符号组成的媒介环境，后者塑造了人本身。

波斯曼接受麦克卢汉的建议，1971年在纽约大学首创“媒介生态学”专业和博士点，成为该学科的领军人物。他从消极的意义上继承了“媒介决定论”，对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的负面影响忧心忡忡，向悲观的方向偏离，成为“媒介悲观主义”的代表人物。他的几本著作对电视等大众传媒提出严厉的控诉，要者有：《技术垄断》(1978)、《童年的消逝》(1982)、《娱乐至死》(1985)。

这时的媒介生态学基于三个基本假设：第一，人类的经验由使机体可触的生物结构和技术，以及代表着经验的符号系统共同塑造。第二，无论生物结构、工业技术还是符号系统都不是信息世界的中立传播者，它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权力，以限制和组织人们的所感、所言和所思。第三，由于人类的文化世界不是知觉、概念、实践和制度的简单集合体，而是一个依赖于传播并能独立发挥作用的复杂系统，传播的变化将导致整个文化生态的改变。(21)

这种对技术和媒介的强调，使麦克卢汉以来的媒介生态学者或多或少地带有了技术宿命的倾向。英国文化研究学者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在《电视：科技与文化形式》一书中指出，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忽视控制和使用媒介的机构和人，断言媒介的技术特征决定人们的思考和行为方式，避而不谈社会意图问题。然而这种倾向在媒介生态的另一个主题“语言与文化”的探讨中，却几乎是作为原点被提出的。

面对媒介和技术带来的困惑，多伦多学派的古典媒介生态学家哈弗洛克(eric havelock)和英国剑桥大学的人类学家杰克?古迪(jack goody)等一批学者选择了语言这一特殊的媒介，追寻它在前技术世界的表现方式及其在社会沟通与认知效果方面所发挥的交流作用。俩人于同年发表的著述《柏拉图导言》(preface to plato, 1963)和《书写的成果》(the consequences of literacy, 1963)，不约而同地将书写对人类认知发展的一种初步的、偶然的作用归结为古代希腊字母文字的发明和传播，主要的关注点在于字母书写对公元前5～4世纪的古代希腊启蒙运动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

哈弗洛克通过荷马史诗和柏拉图哲学的比较视野，秉持这样的主张：字母书写对古代希腊启蒙有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作用，因而字母书写也奠定了西方文明的基石。按此论见，古代希腊字母的发明使书写的广泛普及成为可能，因而也使得人类意识迅速地、永久性地出现了转型。他还认为，后来，印刷术的发明，书写一方面成为扩大哲学、科学反思的一种工具，另一方面促进了欧洲社会的民主化进程。伊丽莎白.l.埃森斯坦(elizabeth l. eisenstein)因此重新评价了古登堡的印刷机在欧洲早期的传播与文化转型中的关键作用。(22)

古迪则在《蛮野心智的驯化》(1977)、《书面与口头的交界》(1987)和《书写传统的威力》(2002)中坚持认为，人类认知的发展与现代理性是“字母书写”的“逻辑成果”。

由于美国和加拿大的学术一直专注于传播模式与认知过程，这一问题的探讨本身也产生了共振。麦克卢汉同时代的学者瓦尔特?翁(walter ong)就公开认同哈弗洛克的论见。在1967年出版的《语词的出现：一些关于文化和宗教历史的绪论》和1982年出版的《口传与书写??语词的技术》中，他通过对荷马传统、中世纪僧侣教育、印刷史、电子传媒的性质的探索，认为基于口传(orality)的思维具有基于记忆的、移情作用的、参与共享的、情境化的、聚合的、保守的等特征；而基于书写的思维则恰恰相反，具有基于记录的、客观中立的、抽象的、分析的、创造性的等特征。(23)

80年代以后，罗伯特.k.洛根(robert k. logan)和丹尼斯?施曼特?巴塞瑞特(denise schmandt besserat)在各自的著述《字母的效果：语音字母对于西方文明发展的影响》(1986)和《书写是如何产生的？》(1996)中延续了翁的研究路线。在翁看来，对语词的研究是人文研究最基本的方式，因为语词(word)使我们成其为人，语言(language)定义并区分了我们的种类。(24)

翁及其随后的媒介生态学者认为正在进行的技术化是人类历史上社会与心理转变的基本根源。从口语语词开始，书写的语词、印刷语词到电子记录和传送的语词，我们在转换传播方式的同时，也改变了文化和意识模式。(25) 他们集中在语言与文化层面的讨论，与芒福德、英尼斯等人偏重技术与文化层面的讨论互为补充，反映了西方媒介生态学者从不同方面对人类传播和交流手段及其技术革新的共享经验做出的普遍回应。

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口传?书写研究正在向纵深发展，视野也由“口传?书写”的二元对立走向了“口传?书写?电子传媒”的三维观照。受芒福德技术主义研究的影响，波尔特(jay david bolter)认为我们正处在印刷技术时代的晚期，印刷文本将被电子文本全面取代。(26) 佳理?甘蓬特(gary gumpert)进一步探讨了由电子媒介统治的社会。(27)

而此时的西方社会正陷入深刻的危机之中。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指出，美国社会出现这样一个奇特的混合：“一方面，商业公司希望人们努力工作，树立职业忠诚，接受延期报偿理论??说穿了就是让人成为‘组织人’。另一方面，公司的产品和广告却助长快乐、狂喜、放松和纵欲的风气。人们白天‘正派规矩’，晚上却‘放浪形骸’。”(28)“一方面强调功能理性、专家决策、奖勤罚懒；另一方面强调天启情绪和反理性行为方式。”(29) 这就是目前美国资本主义的历史性的文化矛盾和文化危机。就社会而言，这意味着凝聚力的消解；就个人而言，这意味着生活意义的失落。由于这种文化危机和文化矛盾，贝尔认为“美国资本主义已经失去了它传统的合法性”。(30)

因此，1970年第一届地球日庆典就宣称：人类已进入“生态时代”(age of ecology)，透露出现代人深切的希望“生态学”能够带来平衡有序的愿望。80年代，公共伦理的沦落也催生了深层生态学(deep ecology)的出现。这个概念从整体论、有机论出发，承认环境中每个因素的平等内在价值，但它并不是要把关注点从人类转向非人类，而是主张重建人类文明的秩序。(31) 尽管如此，1989年《时代》杂志年度风云人物刊登的却依然是“危机中的地球”。怀特(lynn white)60年代末就从宗教的视角指出了造成今天生态危机的根源是在于基督教文明本身的发展。(32) 贝尔也提到导致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另外一个来源：对于现代各国来说，经济增长唤起了人民难以遏制，但也难以满足的持续提高的期望，“当这些期望与其他飘忽不定的因素(例如恶性的然而又是周期性发生的通货膨胀，它的渊源是突然兴起的世界经济)结合起来时……导致了失落感和危机感，动摇了个人对社会的信仰。”(33)

这种批判和反省沉淀为此时媒介生态学者的内在意识。当1973年麦克卢汉的同事埃德蒙德?卡彭特(edmund carpenter)直接用“哦！幻象给我多大的冲击力！”(oh, what a blow that phantom gave me! 1973)的惊叹来命名自己的学术著作时，我们就可以感觉得到娱乐已经随着电视主导的图像形式支配了文化的走向。“原本我们所熟知的事物，变得陌生不寻常(de-familiarized the familiar)”，(34)“读图时代”使人类的符号世界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发生了变化。约书亚?梅罗维茨(joshua meyrowitz)把麦克卢汉等媒介生态学者的理论与欧文?戈夫曼的符号互动理论相综合。在《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1985)一书中，他认为电视重新界定社会相互作用的领域，模糊了共同在场(co-presence)和距离的各种关系，可以破除那些公共人物和权威人物的神秘感，而且可以重新组织社会环境。电视媒介已经统一了以往具有性别差异和隔代差异的社会世界。女性和儿童都被电视赋予进入男性社会和成人世界的权利。这种思想和先前丹尼尔.j.布尔斯廷(daniel j. boorstin)的《影像：美国假事件的向导》(1962)一书共同影响了波兹曼对于美国当代电视传媒所主导的文化的批判。在《童年的消逝》(1982)里，他指出在儿童与成人合一成为“电视观众”的文化里，政治、商业和精神意识都发生了“孩子气”的蜕化降级，成为幼稚和肤浅的弱智文化，使印刷时代的高品级思维以及个性特征面临致命的威胁。而这正是《娱乐至死》(1985)的主题。《娱乐至死》的前言以奥威尔和赫胥黎40年代的两个著名的“反乌托邦”寓言开篇，波兹曼指出，这是文化精神枯萎的两种典型方式。奥维尔所担心的是强制禁书的律令，是极权主义统治中文化的窒息，是暴政下自由的丧失；而赫胥黎所忧虑的是我们失去禁书的理由，因为没有人还愿意去读书，是文化在欲望的放任中成为庸俗的垃圾，是人们因为娱乐而失去自由。前者恐惧于“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而后者害怕“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35) 与麦克卢汉的道德中立(moral neutrality)不同，芒福德、埃吕尔、波兹曼一脉的学者，极其关注媒介生态对人类生存的影响并给予鲜明的价值判断。波兹曼认为，奥维尔的预言已经落空，而赫胥黎的预言则可能成为现实，文化将成为一场滑稽戏，等待我们的可能是一个娱乐至死的“美丽新世界”。

但是，就像麦克卢汉早就坚信的一样，“技艺的目的也许不再使我们变化，而是在向持久目标前进时保持平稳的进程。即使在造成最大震荡的革新中也要保持最平稳的进程。”(36) 1988年，被誉为麦克卢汉的天鹅绝唱(swan song)的“媒介四定律”或“四效应”(tetrad)作为对这种平稳进程的规律探讨，随着《媒介法则：新科学》(mcluhan & mcluhan, laws of media: the new science, 1988)的出版再度引起关注。放大、过时、再现和逆转的过程不是单一发生作用，而是作为整体的发展规律涵盖任何一种媒介的生命发展周期。90年代以来的媒介生态研究似乎陷入了各分支领域的嘈杂纷争中。1995年，美国学者大卫?阿什德(david l. altheide)在《传播生态学??控制的文化范式》(an ecology of communication: cultural formats of control)一书中，运用符号交往理论，揭示了传统媒介环境中，信息技术、媒体传播范式和社会行为的互动关系，描述了专业传媒在国家体系中如何受到复杂的控制和操纵。他指出：信息技术和传播范式，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同时个人和组织也日益以符合技术和媒介范式的方式行事，转而影响着传播行为。(37) 次年，瑞杰斯?德布雷(regis debray)提出通讯的物质、文化和政治三层操作模式，再次重申不存在任何纯真的媒介，也不可能有毫无阻碍的传播。(38) 1997年，多伦多学派的第三代旗手保罗?莱文森(paul levinson)在《软边缘：信息革命的历史和未来》中强调了人的主动性，认为人能够主动去选择和改进媒介，一切媒介都是“补偿性媒介”，能补救过去媒介的不足，使媒介人性化。1999年，他又在《数字麦克卢汉》一书中进一步论道：“人是积极驾驭媒介的主人，不是在媒介中被发送出去，而是在发号施令，创造媒介的内容。对别人已经创造出的内容，人们拥有空前的自主选择能力。”(39) 其“人性化趋势”的理论摒弃了麦克卢汉以来的技术宿命传统，承认信息技术会对人类社会系统产生作用，但却不是唯一决定性的作用。另一方面，按照莱文森的思路，网络媒体的超时空特性打破了传统的线性时空观，虚拟社区中的人们可以在同一场景中非同步对话，从而创造了一种新的“口语传统”。

作为多伦多大学“麦克卢汉研究所”的所长，德里克?德克霍夫(derrick de kerckhove)无疑是多伦多学派的又一代表性人物。他继承了麦克卢汉媒介对个体心理影响的思想，指出：“由于我们自己都具有从以读写能力为基础的文艺复兴时代那里继承下来的自我形象，所以，我们未能认识到，从电话到虚拟现实的所有电子技术对我们身体的延伸，已远远超越了我们肌肤的限制。本体感觉的问题，也即是我们对我们身体轮廓的感受，不久将成为一个关键的心理问题，懂技术的新一代人都要面对这个问题。”(40) 这样的致思取向将推进媒介作为心理环境的研究，反过来又促使我们在自我心理的关注中反思新媒介环境下的文化问题。

从2000年开始，西方媒介生态研究进入总结和反省时期。美国媒介生态学研究的代表人物兰斯?斯瑞特(lance strate)与林文刚(casey-man kong lum)在《新泽西传播学杂志》(the new jersey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上主编了一期有关“媒介生态学的学术渊源”的专辑，对媒介生态学的研究进行了系统总结。到2006年，林文刚(casey man kong lum)又主编《从文化、技术与传播看媒介生态学的学术渊源》一书，围绕文化、技术和传播的相互关系，较为全面地考察了从20世纪开始西方媒介生态发展的不同方面，以及媒介生态学怎样与行为科学、文化和结构人类学、信息系统理论以及技术史等不同的学科相联系，从而更加明晰了媒介生态研究的方法论。

波兹曼在2000年题为《媒介生态理论的人文主义》(the humanism of media ecology)的演讲中，不断追问，媒介在何种程度上致力于理性思维的使用和发展？媒介在何种程度上致力于民主进程？新媒介在何种程度上让我们更容易接近有意义的信息？新媒介在何种程度上增强或削减我们的道德感和善良的天性？如果说，在改善人与媒介的关系上，麦克卢汉偏爱媒介应该用于促进人的感官(sensorium)的平衡，而英尼斯则相信媒介能够促进人的时空概念平衡，(41) 波兹曼更多的道德关注反映在他探讨新媒介是否在社会共同体和个人之间保持平衡，而这种平衡对民主来说是必要的。他一方面从《圣经》摩西十诫的第二诫中获得启迪，指出“我们的文化正处于以文字为中心向以形象为中心转换的过程中”，这样的变迁是导致文化精神变迁的根本原因，并且是悲剧性的，一方面仍深信人性的稳定。

与此同时，学界对媒介生态研究的代表性人物的代表性观点进一步给予批评和质疑。约翰?彼德斯(john durham peters)从技术中心主义出发质疑英尼斯、麦克卢汉、凯里(carey)一脉的学者对文明进程中的时空经验，称他们的视点局限在人类范围和经验范畴，以及历史中此处和此时(here-and-now)的时空观。除了增加传播分析的政治意图方面，他还强调关注机器和外星生命，以及计算机运算中十亿分之一秒和天文学的光年尺度所带来的全新时空经验，认为“我们世界的局限是我们的媒介和技术的局限。”(42)

尽管学术创新的力度已大不如从前，但还是有人尝试独辟蹊径的研究。美国学者波尔?格罗斯威勒(paul grosswiler)通过考察道教和其他东方思想与媒介生态学的兼容性来关注北美媒介生态学传播理论的跨文化偏向。他在2004年发表的《媒介生态的“道”：一种跨文化传播理论》一文中指出，麦克卢汉及其他媒介生态学者把平衡作为媒介环境研究的重要观点，而这也是道教的核心原则。媒介生态学中关于媒介作为环境的观点认为，所有的传播系统都在寻求平衡，而不是把技术和文化变革看成是附加的，媒介环境对人的调整，是在试图重建平衡与和谐，在他看来，这与“道”的主题相一致。(43)

总的来看，不同学者对媒介生态主题的探讨，让我们隐约窥见了这一理论的发展轨迹，理论的变迁也受制于人类社会的变迁以及人类对自身环境的认知能力的变迁。也许正如凯瑟琳(catherine forst)所说，牢记英尼斯和麦克卢汉的真正价值在于帮助我们“对事物始终保持着批判性的观察”。(44)

我们对西方媒介生态学源与流的梳理，并不是要用一种地域性或沿袭性来代替什么，而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媒介生态学这样一个复杂的、全球性的、各学派间具有沿袭关系的网络。因为如果没有全景意义的关照，媒介生态学便无法自省，无以更新。

四、媒介生态学的理论价值与问题

西方媒介生态理论至少具备了两方面的理论贡献。首先，它不是一种单一的视角，而是对人类、媒介和社会进行系统观察，具有方法论上的意义。它在思维方式上主张从分析思维转向整体思维，从功利性思维转向互利性思维。西方媒介生态学看到了理性的谬误，主张用整体思维取代分析主义的思维方式。麦克卢汉认为今日的社会好像一个只知道使用后望镜的汽车司机，他既不向前看，也不向两旁看，只是从后望镜回顾已经走过的道路而已。虽然以麦克卢汉为代表的西方媒介生态学者自己也并非是向前的，不过他们挣扎着摆脱线状方式，进行全景性的关照，体现了走向多感官的努力。

传统的功利性思维模式，以追求利益为最高目标，存在着深层次的价值缺损，即“生命价值隶属于有用价值”。同时，西方媒介生态学又看到了传统的功利性思维模式的价值缺损，认为这种缺损导致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紧张，因此，它提倡互利思维方式。这不是简单地探讨媒介在施教、改变态度及意见以及销售商品等方面的作用，而是研究媒介对社会、文化影响的长期效果，在社会生态体系的框架下，以各种力量的共栖，达到各种力量的互利。

其次，西方媒介生态理论开辟了在结构和互动关系中考察媒介的视野。媒介生态在这里就不仅仅是一种隐喻，而成为一种具体可行的动态研究。它在宏观上表现为人类同媒介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对立统一关系，揭示社会经济发展和媒介环境协调发展的基本规律；在微观上表现为媒介环境中的媒介变迁、转化和传播规律，探索它们对人与社会的影响和作用等。媒介生态学借助于生态学和环境生物学的理论和方法，对传播学理论研究进行了延伸和发展，成为具有生态意义的社会文化研究，从而深刻地改变了我们对于自己以及生存环境的理解。

然而这些贡献却并不能掩盖西方媒介生态学的理论和现实困境。从理论内部观察，西方媒介生态所倡导的协调、平衡的观念是作为一种最高前提存在的。在作为其理论源头的古希腊传统中，有机和谐的自然观也是一种生存智慧。然而造成今天生态危机的西方二元对立思想的根源却在于孕育了西方文化的基督教文明本身。《圣经》“创世纪”篇描述了上帝把统治控制自然的权力交给了亚当(人类的代表)之后，人与自然就确立了主体和客体的关系，万物有灵论的中断使人成为唯一的言说主体，人与自然的关系被按照神学目的论重新设置，自然在人的话语霸权下沉默并沉沦下去了。基督教的世界观是从创世走向末世的直线模式，逐渐取代了古希腊崇尚和谐统一的自然观，直接影响了人类对待自然和社会的态度。尽管基督教是流派众多的宗教，不能一概而论，但是思想根源不可避免的矛盾，导致了媒介生态理论阐释的悖论。如何同时消解和认同人的自我中心？为什么财富的增加不能增进社会的协调？技术论和生态论如何统一？

事实上，西方媒介生态学者未曾建立一套坚实的理论体系。他们对现实问题拼盘式的表现，所得到的一些具有醒世恒言意味的结论，部分来自于他们对于术语表达的偏爱。因此，即使他们勉强搭建了理论框架，理论也显得过于简单化，集中于宏观层面，细节不够。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西方媒介生态理论偏重于科技生态的呈现，作为核心话语的补充的文化生态和生态伦理缺乏系统的论述，更多地表现为一种需要进一步领悟的内涵。丹尼尔?贝尔把现代社会看作由经济?技术体系、政治与文化三个特殊领域组成，“每个领域都服从不同的轴心原则。它们之间并不相互一致，变化节奏亦不相同。它们各有自己的独特模式，并依此形成大相径庭的方式。正是这种领域间的冲突决定了社会的各种矛盾。”(45) 因此，生态问题应该至少包括三个因素，即危及资源枯竭的技术、经济方向；文化伦理牵制下的有关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生态平衡；社会政治方面的因素。显然，西方媒介生态理论对起决定性作用的政治经济方面的分析十分薄弱。

这种理论失衡的后果是理论诠释力的不足。在传播领域，全球媒体对本土文化的创新和重构也并不是出于对全人类精神家园的贡献，而是为了实现自身的有序运作，通过推行象征性经济在全球范围内牟取利益。在这样的原则面前，社会环境的和谐与平衡近似于天方夜谭。如何在多种力量的角逐中建构媒介生态？对于这样的要害问题，媒介生态学却少有启发性的答案。另一方面，西方媒介生态理论植根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世界的环境和文化，却以普遍主义的面目出现，缺乏对本土特殊因素的考虑。当这种模式化的思维用于分析发达社会之外，尤其像在中国这样一个深受生活传统和体制积弊影响的生态群落时，我们首先要问的是西方主流社会理论话语的操持者能否放弃权力垄断寻求妥协？暂且对这个问题给予乐观的回答。但当他们把明显带有乌托邦色彩的生态平衡建构方案无条件地加于这个仍然充满着阶级、种族、国家区分(歧视)的世界时，面对被漠视、被损害的人群，理论原初的志向和诠释力就变得十分苍白，更无力问答这样的追问：世界范围的媒介生态理论应该向何处发展？能否在未来的发展中对不同利益群体的环境关怀进行综合，从而导向一种真正的全球性媒介生态实践？

不过，值得肯定的是，西方媒介生态理论形成了三个重要的特征：首先，媒介生态学承认传播和文化间的共生、互动关系。其次，媒介生态学承认媒介和文化是复杂的社会现象，承认要理解这种共生关系将会是艰难的努力。事实上，媒介生态学认为媒介和文化间的共生关系复杂且常常不可预知。第三，根植于媒介生态学中的还是人文主义的研究议程和教学法。媒介生态学者期望用自己的知识结构帮助文化或社会保持一种平衡的状态。这些都可能是应对媒介化社会危机的一种思想资源。

更为重要的是，西方媒介生态学者以他们对宇宙秩序和人类生存的根本信仰和意念为基础介入当代冲突，这个基础给予他们特殊的力量和对一个和谐未来的快乐憧憬。也许他们在面对现实的问难时，理论和实践的距离使他们难免痛心、尴尬和沮丧，如波兹曼曾经感叹的，“眼前的困难简直无法逾越……也许根本不存在解决的方法。”(46) 但他们并未放弃，除了把希望寄托于学校和教育，还深信“如果不能提出防止灾难发生的方法，那么也许可以退而求其次，试图理解灾难为什么会发生，那也是有用的。”(47) 这种略带悲观的淡淡忧伤，笼罩了整个西方媒介生态理论。这里的理论坚守不仅具有对现实的批判意义，还有对“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拯救的力量”的可贵执著。

注释：

①postman, neil. ( 1979) . teaching as a conserving activiy new york, ny: delta. pp. 17-18.

②postman, neil. ( 2000) . the humanism of media ecology. keynote speech at the first annual convention of the media ecology association, p. 2.

③转引自王诺：《生态批评：发展与渊源》，载《海南社会科学》2002年9月第3期。

④美国历史学家巴巴拉?塔奇曼(1912-1989)：《八月炮火》。转引自〔美〕迈克尔?埃默里、埃德温?埃莫里著，展江译：《美国新闻史》，中国人民出版社，2004年4月第1版，251页。

⑤〔英〕尼丹?卡瓦拉罗：《文化理论关键词》，张卫东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205～206页。

⑥参见〔美〕彼得斯：《交流的无奈：传播思想史》，何道宽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32页。

⑦〔法〕卢梭：《论科学与艺术》，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9～10页。

⑧〔英〕艾伦?科特雷尔著：《环境经济学》，商务印书馆，1987年，13页。

⑨转引自〔英〕尼丹?卡瓦拉罗：《文化理论关键词》，207～208页。

⑩尼斯特洛姆在1973年写成的博士论文《媒介生态理论：人类传播系统研究理论集成典范的规划化》(towards a science of media ecology: the formulation of integrated conceptual paradigms for the study of human communication system)中将芒福德1934年的《科技与文明》的论述作为媒介生态理论的基础。

(11)mumford, l. the city in history: its origins, tts transformations, and its prospects. new york, ny: harcourt and world. 1961, p. 16.

(12)参见高亮华：《人文主义视野中的技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17页。

(13)postman, neil. ( 2000) . the humanism of media eeology. keynote speech at the first annual convention of the media ecology association, p. 2.

(14)lum, casey m. k. ( 2000a) . introduction: intellectual roots of media ecology. the new jersey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8( 1) , p. 1-7.

(15)marshall mcluhan and quentin fiore, the medium is the massage: an inventory of effects, co-ordinated by jerome agel, bantam books/random house. 1967, p. 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