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工作经验总结篇1

【作者简介】 王井，中共浙江省委党校社会学文化学教研部讲师，华中科技大学博士。研究方向：网络传播。

【中图分类号】 D630；G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5103（2015）06-0025-03

所谓媒介素养，就是指人们对于媒介信息的选择、理解、质疑、评估的能力，以及制作和生产媒介信息的能力。媒介素养主要包括利用媒介资源动机、使用媒介资源的方式、方法与态度、利用媒介资源的有效程度以及对传媒的批判能力等。具体到公务员人群的媒介素养，既包含普通民众认识媒介、使用媒介，但其更主要的是指通过正确的、建设性的运用大众传播资源，管理公共事务，推动社会进步，塑造政府形象。

本次调查公务员群体的媒介素养主要由使用和态度两部分构成。媒介使用我们主要考察年龄、职级、受教育程度对其的影响。本次问卷投放地均衡，覆盖地区基本照顾到浙江省发达、发展中、欠发达三个地区类型。覆盖部门性质为党政机关公务员449名，事业单位公务员106名，企业37名，其他14名。被调查对象的行政级别涉及地厅级公务员104名，县处级公务员166名，科级公务员228名，无级别108人。

本次调查样本分布合理、调查方法属于随机抽样，本次调查依托党校系统进行，因此调查没有缺失值。

一、媒介使用状况：报纸与网络最受关注

1. 报纸使用状况

在所有受访者中，82%的人经常读报，频率比较高，71.1%的人读报10～30分钟。在这606个样本中，经常或每天都要看报纸新闻的人有517人，占85.3%。经常或每天都关注评论的人有418人，占总调查人数的68.9%。

根据以上结果我们可以明显看出公务员群体还是将报纸作为获得资讯，而不是获得观点的主要手段，并且使用频率高，忠诚度也比较高。

2. 网络使用状况

调查结果显示，86%的人经常或每天上网，频率比翻阅报纸的频率更高，特别是其中每天都上网的比率（54.8%）超过每天读报（38.4%）的比例。

3. 电视和广播使用状况

在这606个样本中，经常或每天都要看电视新闻的人有486人，占80.2%。通过电视关注内容比例最高的为新闻节目（80.2%）。听广播的人数比例也很高，占据总调查人数的57.4%，在这606个样本中，经常或每天都要听广播的人数为193人，占总调查人数的31.8%。关注内容比例最高的也是新闻。

二、媒介使用的相关性分析

1. 年龄与媒介使用频率

根据调查中受访者年龄与媒介使用频率的相关性分析，年纪越大的公务员越喜欢阅读报纸。年纪越小的公务员越喜欢使用互联网。50岁以上，46.08%的人几乎每天都用网络；41～50岁，53.47%的人几乎每天都用网络；31～40岁，有57.14%的人几乎每天都用网络；30岁以下，有66%的人几乎每天都用网络。

2. 职务级别与读报频率

本次调查发现级别越高的公务员越喜欢阅读报纸。地厅级别的领导，59.62%的人几乎每天都读，县处级领导，47.59%的人几乎每天读，科级的领导，有32.89%的人几乎每天读，普通科员，有15.74%的人几乎每天都读报纸。

3. 性别对媒介使用的影响

性别对综合媒介使用的影响，结果显示，男女公务员都经常使用媒介，男性公务员使用媒体的均值为3.459，女性公务员使用媒介的均值为3.586，女性比男性的使用频率更高点。（均值表现为：1代表从不使用、2代表偶尔使用、3代表经常使用、4代表每天使用）。

三、媒介态度现状描述

1. 媒介效果整体认知

本次调查根据媒介对工作和生活影响的大小进行赋值，由下表可以清楚看出，干部认为媒介对工作的影响（众数为4，均值为3.47）比对生活的影响（众数为4，均值为3.42）稍大。总体而言，大多数被调查者认为媒介与公共生活相关度更高点，同时也承认媒介对生活和工作的影响都是比较大的。

2. 对媒介政府政治内容的认知

关于干部对出现在媒介中的政府信息和政务信息的关注度和评价，65.7%的人表示经常关注媒介中出现的政府信息，41.4%的人表示关注媒介中的政府信息是为了了解最新的政策，39.8%的人更相信报纸中的政府信息，但是过半（50.7%）的人认为电视对政府形象传播得更有力。

公务员对媒介中与自己关系密切的政府政务信息报道态度也是媒介素养的主要构成方面。本次调查根据公务员对目前媒介对现实政治生态（政府形象）的报道情况进行评价，具体为： 公务员对媒介报道政府政务信息时是全面、准确、及时、可信的该观点持一般赞同的态度。

公务员群体对媒体政府政务信息报道中的经济发展成果、新政策、政府发言人新闻会最感兴趣，对与大企业的互动、政府牵头的文化活动、政府各类工作会议关注度比较低。

3. 媒介参与

当前公务员群体过半的人（60.2%）表示在媒介中了解到自己很感兴趣的议题后只会偶尔参与。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对自己比较感兴趣的媒介议题，表达其比较强的参与媒介互动意愿的人数比例只有（24.3%），75.7%的人参与意愿比较低或者根本不愿意参与。51.7%的人表示即使媒介信息报道中有不实报道，也不会要求其纠正，但是会表达自己的看法。同时，75.9%的人认为传媒对政治公开透明化经常起到促进作用，79.4%的人认为传媒的报道在现实生活中有助于现实问题的解决。

四、影响公务员媒介态度的三大因子

通过因子分析，我们可以将影响干部们媒介素养的因素归纳为三个因子：分别为媒介整体感知、政治报道态度、媒介评价。

媒介整体感知因子包含：媒介对工作的影响与媒介对生活的影响。媒介对生活的影响，对媒介整体感知因子的贡献更大。本次调查数据显示，公务员群体认为媒介对工作的影响更大一点，但是公务员群体针对媒介对工作的影响这个问题，个体之间的判断差异更大。

政治报道态度因子包含：对媒介政府形象报道评价与对媒体政治报道内容关注度。在这两个观测变量中，针对媒介政府形象报道评价，其对政治报道态度因子的贡献更大。

媒介评价因子包含：对政治公开透明化的影响与媒介对解决现实问题的作用。媒介对解决现实问题，其对媒介评价因子的贡献更大。本次调查数据显示，公务员群体认为媒介对现实问题的解决作用更大。但是公务员群体针对媒介对政治公开透明化影响力大小这个问题，个体判断的差异也比较大。

五、三大因子对公务员批判性媒介态度形成的影响权重分析

为了确保权重的客观性，笔者邀请了三位同志分别对各指标的排序进行评分，构建判断矩阵，进而进行权重评定。因此对于同一个准则，将形成三个判断矩阵，我们设定各评分者的权重系数相同，均为1/3。在获得三位评分者的判断矩阵并通过一致性检验后，笔者在yaahp层次分析法软件中对同一准则下的三个判断矩阵进行判断矩阵算术平均计算，最终得到各备选方案层的组合权重。

六、对公务员媒介态度的平均数差异检验

1. 不同性别群体差异检验

不同性别的干部媒介使用状况

方差相等的Levene检验显著性P=0.571>0.05，故假设方差相等，在假设方差相等的情况下，P=0.023

2. 不同年龄群体差异检验

整体检验显著性P=0.082>0.05，故接受原假设，表示在95%置信水平下年龄段不同的干部，他们的媒介态度相同，显示了年龄的不同不会对媒介态度（媒介整体感知、政治报道态度、媒介评价）产生影响。

3. 不同学历群体差异检验

整体检验显著性P=0.060>0.05，故接受原假设，表示在95%置信水平下受教育程度不同的公务员群体，他们的媒介态度相同，显示了受教育程度的不同不会对媒介态度（媒介整体感知、政治报道态度、媒介评价）产生影响。

4. 不同行政级别群体差异检验

整体检验显著性P=0.025

如表显示，对于行政级别不同的干部来说，他们的媒介态度属于一个群体，只是相互之间有一定的差异。

总之，通过对不同性别群体进行差异检验，我们有95%的信心水平说男性和女性干部的媒介态度具有显著差异。而不同年龄群体差异检验和不同学历群体差异检验则表示在95%置信水平下显示年龄的不同不会对媒介态度产生影响，并且受教育程度的不同不会对媒介态度产生影响。不同行政级别群体差异检验表示在95%置信水平下行政级别会对干部的媒介态度产生影响。进一步做事后的多重平均数比较检验，采用Scheffe法检验，结果显示对于行政级别不同的干部来说，他们的媒介态度属于一个群体，只是相互之间有一定的差异。可见，只有性别和行政级别对媒介态度产生影响，但这种影响还没达到讲公务员的媒介态度划分为不同群体。

本次调查首先对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平面、电子、数字媒体的使用在人口统计学层面进行了分析比对，考察了媒体使用与人口统计学变量之间的交互关系。分析指出，年纪越大、级别越高的公务员越倾向于报纸，他们对报纸的忠诚度较高，网络取代了电视成为公务员最日常化使用的媒介，但是由于使用场所一般是在单位，所以该群体对网络的使用一般是作为工作的辅助手段。虽然报纸和网络是公务员最倾向的两大媒体，但是该群体同时认为电视对政府的形象传播是最好的途径，可电视作为营造家庭公共空间平台的功能在公务员当前生活中并未发挥出来。

其次，媒介素养的第二大方面是正确看待媒介，即批判性的媒介态度形成，本调查结果因子分析发现，公务员群体目前的媒介态度由三大方面构成，即当前媒介的整体感知、对媒介政治报道的态度、对媒介作用的评价。经过权重分析，我们得到批判性媒介态度构成最科学的权重，可以直接对某甲公务员与某乙公务员的媒介态度是否具有批判性进行直接比较。

最后，我们认为提高公务员媒介素养，在媒介使用方面，公务员群体需要将报纸作为观点评论、观点交流、扩展意见广度的推手而不仅仅是将其作为获得新闻资讯的平台。而是更科学地使用电视作为形象传播方面、诉之于人类情感方面的功能。进一步拓展新媒体的使用范围，进一步开拓政府信息、政府形象的定点推送功能。

在传媒态度的形成方面，我们需要使媒介对工作的影响比对生活影响的权重更大，需要对媒介政府形象报道更关注，这样我们对媒介的态度，看待媒介内容会更趋于理性。

媒介工作经验总结篇2

关键词 新媒介 经验 媒介经验 危机

媒介技术的发展在给人们带来便利和快捷的同时，或许并不像其表面所呈现的那样欣欣向荣。新媒介技术似乎在让人类走得更远，更加深入地认识这个世界，而事实上当我们通过各种各样的媒介来认识世界时，我们不可避免地受到作为一种中介工具的媒介的影响，媒介对于我们的影响首先直接作用于人们的经验活动，其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经验这个世界的方式和过程。一、经验与媒介经验

“经验”一词涵义比较宽泛，通常意义上被理解为从多次实践中得到的知识或技能，或者是人们的亲身经历、生活阅历等。本文所指的经验是认识论中的经验，即不同于理性认识的一种“感性经验”，也就是人们在同客观事物直接接触过程中，通过感觉器官获得的关于客观事物的现象和外部联系的认识。“经验”本身无论在东方西方，从古代到今天一直都受到哲学家和思想家们的重视。

中国古代的《礼记·大学》中有：“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①朱熹在《大学章句·格物致知补传》中解释说“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也就是说，获得知识的途径在于认识、研究万事万物，要想获得知识，就必须接触事物而彻底研究它的原理。教导学习者通过“即物”也就是接近物的方式进行认识研究，进而获得相关的原理和知识。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将他的哲学定义为一种“原因”，宣称他的哲学是“研究真实宇宙原因的科学”，强调透过研究各种特定事物的实质来研究宇宙。在拉斐尔的著名壁画《雅典学院》中，柏拉图手指向天，象征他认为美德来自于智慧的“形式”世界；而亚里士多德手指向地，象征他认为知识是透过经验观察所获得的概念。

可见，亲身的感知经验对于人类认知世界事物、积累知识、以及文化和文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而在新媒介环境下，亲身的感知经验似乎越来越成为社会生活中的稀缺品和奢侈品，媒介经验则大行其道。媒介经验相对于“即物”的直接经验，指人们对于物的认知不是直接经验对象，而是透过特定的媒介例如手机、电脑等来形成经验，进而形成现实生活中的“经验危机”。这与新媒介环境中新媒介对于人们的强大而又广泛的包围，及其给人们带来的虚拟体验紧密相连。

二、媒介经验挤压现实直接经验

19 世纪30 年代现代媒介刚兴起时，人们只是把报纸作为一个了解社会的窗口，而今天，无所不在的新媒介已经成为人们参与社会生活的主要渠道，使得人们接触现实世界的方式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我们对于世界的经验和认知正是通过媒介进行的，它成为我们与世界沟通的桥梁，而我们自身的感觉器官本身却很少真正的经验这些对象。

1、媒介之于经验的延伸与阻隔

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中提出了媒介是人体的延伸这一概念，他认为媒介的性质在于“它表现了人在新技术形态中受到的肢解和延伸，以及由此而进入的催眠状态和自恋情绪。”②技术的影响不只是发生在意见和观念的层面上，而是不可抗拒地改变了人的感觉比率和感知模式。媒介作为人体功能的延伸，在现实中成为人们接触生活世界的中介。随着媒介技术的不断发展，媒介工具不断延伸着人类的各种器官，提高着人类的感知功能，扩大人类的感知领域，以网络媒体、手机媒体为代表的新兴媒体更是从视觉、听觉、甚至是触觉等各个方面延伸了人体感官的功能。可以说，新媒介时代的全媒体是人的整体延伸。然而，整体的延伸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造成了人体本身与现实对象互动的全方位隔断。

新媒介的巨大功能对于人体的包围，使得这种间接的经验取代了很多以往的直接经验。它几乎以各种方式挤占着现实的直接经验空间。通过手机、电脑的交流挤占了面对面的现实沟通；网上购物取代了实体空间的逛街购物；网络的各种游戏，网上扑克牌，网上足球等等也挤占了现实游戏的空间……越来越多现实世界的活动被拟仿在新媒介创造的虚拟世界中。近年来又兴起不少网上扫墓祭拜、网上放鞭炮过年等一系列模拟现实活动的行为。媒介虚拟世界的活动正在不断侵占着现实世界经验活动的空间。

除了感官方面的经验，新媒介也包揽了人的思考和思维活动等一些内在经验，各种智能化的技术使得一些本需要经过大脑的判断和选择不必再经过思考。在大数据时代，越来越多的判断只需要靠机器的数据分析来进行，这些甚至比人工的思考和判断更加准确。

更值得注意的是，很多时候媒介工具侵占我们对于现实世界的亲身感知是以一种隐性的方式，在不知不觉中进行的。这种隐性更增加了其危险性，人们以为是自己选择了媒介来帮助自己认识世界，而实际上媒介对于人类的包围已经使得他的选择不再是主动的而是不得不和不由自主的。面对美丽的风景，奇特的现象，即便是飞快发生的景象，现代生活当中的很多人几乎都会下意识地举起手机，用照相或摄像功能来进行记录。而对于发生在面前的真实景象，我们却只是、也习惯于通过机器的画面来感受。当然这种记录可以带来之后的多次重复播放和回忆，但回忆中的也不是在现实经验的真正景象，而是进行记录时通过手机呈现的部分画面。手机媒介就这样在不经意间侵占了我们在现实中本可进行亲身感知的经验过程。

人们在现实中关于某事物的具体、直接的经验，总是在特定的时间、空间和环境中发生的，具有不可模仿性和单一性。这有些像本雅明强调艺术创作原真性时，所提出的“光韵”概念，本雅明模糊地将其解释为“在一定距离之外但感觉上如此贴近之物的独一无二的显现。”③人们在现实中的某一亲身感知经验也具有这样即时即地性的原真性，而透过媒介即便能多次再现同样的场景和现象，也与现实中的直接感知经验完全不同，也不能替代现实中的直接经验。

总之，在当今的新媒介时代，新媒介凭借其强大的覆盖力和控制性，呈现出对于人的全面的包围。这种对于人体的全面包围，也是对于人体功能的一种整体延伸和全方位的阻隔。不管人类运用人体的哪种感官功能，都可以找到相应适合的延伸这一方面感官功能的媒介工具来使得这种人体器官的运用变得更加简单便捷，节省人体本身的消耗。无所不能的新媒介以一种隐性方式，在不知不觉中包揽了人类众多的现实经验活动，而与此同时，人类直接的现实感知经验被挤压和限制。

2、媒介虚拟仿真造就人们亲身经验的假象

正如我们一直所知道的，媒介给我们塑造了一个“拟态环境”，我们生存在这个拟态环境中，并根据这个环境做出相应的反应。“拟态环境”这一概念是由传播学者李普曼所提出的，是指由媒介通过对象征性事件或信息进行选择和加工，重新加以结构化之后向人们提示的环境。由于这种加工、选择和结构化过程是在一般人看不见的地方（媒介内部）进行的，通常人们意识不到这一点而往往把拟态环境作为客观环境本身来看待。④也就是说，我们会不自觉的把媒介所塑造的环境当作真实存在的客观环境来做出反应。而新媒介技术所塑造的环境对于普通大众来说则更加难以辨别。鲍德里亚提出了当今世界的“内爆”，指出当今的内爆首先是真实与虚构之间界限的内爆，许多事物的边界是模糊的，真实与虚假、拟仿和现实之间的边界是模糊的。凭借媒介高技术，媒介环境愈发真实可感，以一种极致现场的方式，把非真实事件以真实事件的面貌展现给人们。

当下的新媒介所创造的不只是一个拟态环境，而是一个愈发真实的媒介环境。随着虚拟仿真技术的不断发展，传播媒介正在创造一个个模拟仿真的情境，通过虚拟仿真系统和平台来模仿现实中的事物，并通过视觉、听觉和触觉等感官的模拟，让使用者如同身临其境一般，带给人们以现实中的感受经验。这种虚拟现实技术不断向人们强调仿真环境就是现实的环境，这种通过媒介的经验感知与现实的经验并无多大差别，使人们深陷于对新媒介的依赖中。

除此之外，虚拟的媒介环境与现实环境的关系也正在日益密切起来，它们之间的互动越来越频繁，线上与线下的结合已经被人们视为生活的自然之态。媒介环境与现实环境之间的界限似乎正变得日益模糊，使人们不知不觉把其当作是一个系统。嘀嘀打车，网上购物、订餐等，都是人们通过电脑或手机在线上进行一整套活动的一部分，而另一部分则在现实生活中加以完成。越来越多的活动开始从线下走向线上，美其名曰方便快捷，却也在不断加强受众对于虚拟仿真世界的依赖。

日益发展的媒介技术带来全新的媒介体验，也是一种更加真实的媒介环境的塑造。人们越来越信任和依赖媒介，而远离现实沉溺于媒介所塑造的那个模仿现实的虚拟环境中。这就像柏拉图的洞喻理论所说的，洞穴中被捆绑的囚犯只相信木偶被火光投射在墙上的影子，却不愿意相信真实的事物。传播技术对现实模拟的逼真性使受众被轻易控制在虚幻的环境里，人们通过媒介经验着虚拟的现实，却以为在感知经验现实本身。总之，媒介所创造的愈发真实的虚拟环境带给人们一种亲身经验的假象，使人们越来越依赖于媒介而远离现实环境。

三、媒介经验的同质化及其危害

在正常的生活模式下，每个人都生活在个人的、不同于他人的生存环境中，都可以在自己独特的、富有变化现实生活中获得个人生活经验。这种经验是丰富而多元化的，赋予人们以不同的感受、感知，激发人们的个性和创造力。而在新媒介环境下，这种经验却倾向于同一化和同质化。

1、媒介环境与媒介经验的同质化

经验的同质化源于新媒介环境的同质化。“媒介文化的同质化是十分迅捷的，常常会像瘟疫般流行……一进入媒介文化的大环境，文化的同质化现象就会加剧……媒介文化比以往任何时代的文化都来得趋同，媒介文化所到之处，开辟的都是同样的媒体环境。媒介文化的同质化是以媒介手段的一致性为前提的。”⑤在当下的实际社会中，传播媒介无疑是同化人们的最重要的工具。在传媒的影响下，人们获得同样的信息、讨论同样的问题、甚至拥有相同的品味、购买同样的东西，看同样的书、电影，然后人们追逐着相同的服饰、饮食乃至生活方式。

除此之外，几乎所有的人都面对着差不多样子的电脑或手机屏幕，甚至是在同一时间内接受完全相同的内容。不可否认的是，新媒介包含着多种多样、各种风格、不同类型的大量信息内容，但是另一方面，新媒介的受众数量也是异常巨大的；在某个时段中总是有特定的流行内容，比如韩剧《来自星星的你》、《甄嬛传》或是某些明星八卦，这些流行成为广大使用新媒介的人注意力所集中的地方。所以尽管新媒介内容丰富多样化，但是其仍然避免了不绝大多数人对于相同内容的单一化经验。

再从新媒介的使用方式来看，不论性别、年龄、种族和国度，人们接触新媒介内容的方式也有其同一性。比如，对于手机等移动媒体的多场景、高频度、碎片化的使用；休闲时间的使用高峰；睡前饭后以及交通工具上的使用等，这些是绝大部分人使用新媒介的共同方式。

总之，新媒介环境是一个同质化程度极高的信息环境，而使用新媒介的人们也都是争相接触处于流行中的相同或类似的信息，再加上相似的使用方式，这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人们媒介经验的同质化和同一性。而在媒介经验挤占人们现实生活中多样化的亲身经验的情况下，媒介经验的同质化，最终导致的就是人类经验本身的同质化和单一化。

2、多元化经验缺失的危害

媒介内容的一致性带来媒介环境和媒介经验的同质化和单一性，不可避免地威胁了经验本身的多元化和丰富性，产生一系列的负面影响。

首先是感知力和创造力的下降。在科学技术日益发达的今天，媒介信息无处无时不在，我们处在媒介的包围之下，无法自拔。更多的时候，我们面对着电脑、手机、电视，接受着来自传媒提供的各种纷繁复杂的内容，媒体带给我们强化的信息、规制好的标准和高强度的美学，这个是正确的，那个是错误的；这个是美的，那个是丑的。我们依赖于这些标准而生活，伴随着失去的是我们细腻的观察力和感知力，取而代之的则是麻木和不知所措。

其次是异化和主体性的缺失。早在上个世纪90 年代媒介批评学者尼尔·波兹曼就指出“技术垄断是文化的一种存在方式，同时也是思想的一种存在方式。它存在于技术的神化，也就是说文化要在技术中寻求认可和满足,，并且听命于技术。”⑥媒介技术在不经意间控制我们的思维和文化，改变我们的传统习俗、生活和行为方式，使我们在判断和行动上都不自觉地依赖于这个技术而无法自拔。在新媒介的包围下，现实的经验感知不断被压制，随之带来的是对于媒介经验的不断增长的依赖性，媒介不再只是人类交流沟通和改造社会的工具，甚至具有了本体论的意义。媒介在人的生产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成为人不可离开的一个中介物。就正如手机这一媒介在当下几乎被大多数人一整天贴身携带，隔几分钟就要打开看一下，成为人们接触和联系世界的不可动摇的最为重要的途径。伴随着这一过程，人们形成了一种对于媒介技术的精神依赖，离开了它就会变得无所适从，媒介最终取得了主动权和主体地位。人类虽然创造了新的媒介，却丧失了脱离其的能力。

再次是人际关系的危机。人与世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人类生活的最重要的课题。如果说，新媒介的巨大力量带来的媒介经验已经彻底改变了原有的人与世界的相处模式，那么这种媒介经验也毫无悬念地深刻影响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网络、手机等新媒介的快速发展，开启了一个人类社会交往的新时代。这种交往方式几乎以一种致命的力量，挤压着传统的人与人面对面交流沟通的经验方式。新媒介所带来的联络的便捷使人与人之间直接接触的必然性削弱。人与人坐在一起聊天的机会正被一个人独自坐在电脑桌前或低头使用手机所替代，削弱了家庭、朋友等亲密关系的基础，带来普遍的人际关系的危机。

或许只有冷静地对待媒介技术的狂欢，以一种反思的态度让自己与新媒介保持一定的距离，而更多地关注于现实世界，更多地亲身与现实世界及事物进行交流与互动，才能真正逃脱虚拟的媒介经验的包围，而让自己生活于真实之中，来拯救属于自己的不同于他人的亲身经验感知。这种亲身的经验感知是不可替代、不可转让和不可复制的，只有真正去经验事物本身才能拥有属于自己的丰富多元而独特的经验，进而培养心灵的感知能力和判断力，去认识和探索真实的世界。

参考文献

①杨天宇：《礼记译注（下）》[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801

② 麦克卢汉著，何道宽译：《理解媒介》[M]．商务印书馆，2000：37

③ 本雅明著，王才勇译：《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M]．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13

④李普曼著，林姗译：《舆论学》[M]．华夏出版社，1989：89

⑤蒋原伦主编：《媒介文化十二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46

媒介工作经验总结篇3

为了弥合新闻传播教育与媒介环境变化之间的裂隙，各高校纷纷尝试教育改革。2015年12月，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部校共建”机制的推动下拉开了与湖南日报社合作的序幕，并由此展开了“产学研”结合的新媒体教育改革。双方共建的“新湖南”媒介工作室成为“产学研”合作大军中的独特风景，在探索新闻传播教育改革创新的路径方面做出了有益的尝试。

一、“新湖南”及“新湖南”媒介工作室的诞生

“新湖南”客户端是湖南日报集团旗下的手机移动终端，于2015年8月15日创办，其命名来自毛泽东66年前为《新湖南报》题写的报头。它“亮明党报底色、延续湖湘基因、追求扩展创新”的传播理念彰显了对“政治家办报”和“史家精神”的传承与开拓；作为《湖南日报》在互联网平台的延伸，它依托党报母体的覆盖优势，精准实现“宣传湖南省委省政府政策的主平台，发布湖南信息的主窗口，推介湖南形象的主渠道，引导湖南舆论的主阵地”的媒介定位；它立足湖南，服务湖南，在“秉承党报底色，突出网络特质，弘扬湖湘文化，遵循新闻规律，把握移动特点”方面形成了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新湖南”客户端是湖南日报社资源的全新融合，联结15种媒体，拥有500余名持证的专业记者。它又是湖南党报的合作平台，与全省14家市州党报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聚合了丰富的党报资源。它“在强化主流舆论阵地，突出新闻资讯服务的同时，设置了‘湘政’‘湘财’‘湘江’‘湘人’‘湘评’‘湘品’等多个湖南特色鲜明的频道”[2]，以“湘情”为经，以“湘讯”为纬，构建了“新湖南”现代传播体系和融合发展的舆论地图，成为省委在新媒体时代的核心媒体。据统计，目前“新湖南”累计下载量突破700万大关，注册用户的日活跃度保持在35%以上，文章点击率也一路攀升，逐渐跻身全国省级党报客户端第一方阵。

“新湖南”锐意创新，除了聚合湖南本土平台、融合新闻与服务信息以及完善栏目设置之外，与高校共建媒介工作室也是它融合各路资源的重要举措。2015年12月30日，湖南日报社新媒体中心与湖南师大新闻与传播学院共同建设的“新湖南”媒介工作室，正式在湖南师大新闻与传播学院挂牌成立，双方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在新媒体产品研发、人才培养、媒体融合研究等领域开展深度合作。

“新湖南”工作室主要负责“湘学”栏目的产品研发，栏目责任编辑与挂职教师一起对栏目日常的运营负责。除了编辑与教师外，工作室还招募了一批具有相关工作经验的高校学生，他们也共同参与栏目的建设。目前，“新湖南”工作室团队已经实现了新闻专题的开发与子栏目的拓展，在2015年，以工作室牵头，栏目陆续推出“我的大学”原创平台，“大四国考生”“艺考”“回家的路”等新闻专题。在2016年，栏目还联合高校，广泛征求学生意见，展开业务讨论，并在近期推出了“湖湘女学者”“自主招考宝典”“求职宝典”“高考宝典”“麓山语丝”等符合栏目定位、适应学生需求的专题栏目。除此之外，在“新湖南”客户端2016年的任务规划中，“湘学”栏目被纳入到项目制运营的队伍之中。

“新湖南”工作室是湖南主流媒体平台与湖南新闻人才培养基地的一次具有长久高产出的有效互动，双方的合作不仅为主流媒体转型寻得了优良路径，同时还为高校教师与学生科研落地提供了实践平台。这种合作模式实现了“产学研”的无缝衔接，它的探索实践将为新媒体传播的教育改革注入新的活力。

二、“新湖南”媒介工作室的“产学研”教育模式

“新湖南”媒介工作室聚合媒体与高校两大资源体，是互联网时代主流媒体与高等学校进行媒介转型与新闻传播教育合作的创新探索。通过团队人员的融合、新媒体技术的配备与相关高校栏目的开发，“新湖南”媒介工作室正日益完善着高校教育改革中具有新媒体特色的“产学研”教育模式。

（一）团队组成：融合教授、编辑、研究生三股力量

“新湖南”媒介工作室主要负责“新湖南”客户端的“湘学”栏目及相关微信、微博公号的日常编辑工作，其团队成员包括了优秀教师、相关责任编辑以及具有相关实习经验与学科背景的高校学生。就目前的团队发展来看，“湘学”栏目下拥有1名新闻学教授、1名责任编辑以及15名研究生。这些研究生分别来自新闻、编辑、传播、金融、通讯、新媒体等专业，并具有相关实习经验。

在日常工作中，教师、编辑与研究生一起参与栏目的专题策划与内容建设。工作室每日会配备一名栏目编辑、两名在线实习编辑，以及两名机动实习记者。现在，工作室仍在招收新的拥有不同专业背景的学生。

（二）硬件设施：新媒体技术与开放式创意空间

“新湖南”媒介工作室位于湖南师大新闻与传播学院，毗邻新闻系办公室、新媒体系办公室以及媒体创意工作坊。作为开放式的新媒体创意空间，“新湖南”媒介工作室包括报告厅与编辑室，报告厅里放置了多功能长桌与智能触摸大显示屏，编辑室则配备十台高速联网电脑与带滚轮桌椅。

联网电脑中安装了新媒体常用的编辑软件，在实习生就职上岗前，资深编辑将对学生进行业务培训，以确保实习生熟练掌握各项操作环节。另外在多媒体工作室，智能触摸大显示屏还会滚动播放“新湖南”客户端的优秀新闻报道以及受众的阅读反馈。学生在工作室值班之余，还可浏览到其他栏目的新闻报道。

除了引入最新的媒体技术，工作室还被设计为一个可随意转换的活动空间。通过带滚轮桌椅的拼接，工作室中原本独立的报告厅与编辑室便可进行合并与隔断。由报告厅与编辑室合并而来的活动空间，可作为编辑、老师与学生的讨论舞台，以支持随时的“智力风暴”。

（三）运行机制：学术指导，开放协作

“新媒体”工作室日常的运行主要依靠编辑、教授与学生之间的共同协作。湖南师大选派到湖南日报社新媒体中心挂职锻炼的教师，不仅要参与日常采编环节，同时还要参与讨论整个客户端的栏目运营。而学院推荐的具有相关教育背景的研究生，则在教师、编辑带领之下，负责客户端的专题策划、栏目设计、内容编辑以及微博、微信等平台的建设工作。

在“新湖南”工作室，教师、学生与编辑共同出席周一、周四召开的组织讨论会。在讨论会上，工作室成员将进行读报活动与专题研讨，并总结与评析近几天的专题报道。除此之外，学生在日常轮值工作中所遇到的相关问题，也将在讨论会上提出和获得解答。

（四）特色栏目：大学生原创“内容池”

考虑到学生群体的特殊，工作室负责的“湘学”栏目推出了一系列与高校密切相关的新闻专题。目前“湘学”栏目共有“我的大学”“教育家”“能见度”“游学”等十个子栏目，各个子栏目均围绕学校、学习、学生、学术展开，并各有侧重。其中，“我的大学”栏目成为面向大学生征稿的原创平台。围绕着高校近期发生的热点事件，“我的大学”推出了一系列收获了大量高校学生认同的新闻专题，如近期的“艺考”，以及在寒假期间发起的“回家的路”活动等等。这类专题往往能引发较好的反响，并促进高校学生与客户端的良好互动。除了策划专题，在日常编辑中，“我的大学”还面向湖南几大高校征集原创稿件，征集来的稿件除了学生日常新闻作品，还包括高校新闻传播类大赛中的获奖作品。除此之外，工作室加强与高校新闻传播学院教师的沟通联系，将专题策划与高校的新课程改革相结合，为高校课堂的学生作品提供了发布平台。

通过人员的融合、设备的配备与栏目的创新，湖南日报社与湖南师大新传院合作共建的“新湖南”工作室创造了“产”“学”“研”三项齐头并进的新型教育模式。在“新湖南”媒介工作室，学生可以进行专业实践，教师也可以通过赴《湖南日报》挂职锻炼的方式，让学术成果得到新闻业务的实践检验。在学生与教师共同参与建设的“湘学”栏目中，高校的力量还得以反馈到栏目的策划与日常的采编工作之中。这种“产学研”结合的教育模式，有效地结合了媒体资源与高校智力资源。对《湖南日报》来说，高校教师与大学生的加入是转型特殊时期的智力外援；而对于高校教师与大学生来说，参与“新湖南”客户端建设的全过程，则可加深对与媒介融合、新媒体研究以及互联思维的实践与思考。

三、新媒介环境下主流媒体转型与新闻传播教育双赢的新路径

“新湖南”媒介工作室的建立，为高校与主流媒体合作、共同创新新闻传播教育路径提供了一个可借鉴的参考模式。一方面，高校应为学生创造更多的实践机会，这样做不仅可让学生在实习过程中接受市场的检验，为以后的新闻工作打下基础，还可利用好学生作为用户本身的UGC力量，在增加学生实践经验的同时，为主流媒体的转型解决好定位难题。另一方面，高校还应重视在人员流通中创造的智慧成果。让媒介从业人员走进来，展开业务培训，让教师、学生走出去，丰富实践经历，并由此实现媒体与高校在新媒体建设中的经验共享、资源互通以及产出互利。

（一）以市场为检验平台，让学生“浸入式”参与生产全程

高校在与媒体进行合作时，应利用好平台资源，让市场去培育与检验学生新闻产品生产能力，丰富教师教研案例。在主流媒体转型之初，其所要面临的最大问题就在于客户端如何定位。这个问题，同样也是大学生在未来的媒体从业中所必需经历的考验。因此，在与主流媒体进行“产学研”合作时，高校应为学生争取更多的实践机会，让学生参与到栏目策划、专题设计的环节，扩大学生原创稿件的比例。对转型媒体来说，通过让学生直接参与产品设计的方式，还可解决主流媒体转型定位的难题。

在“新湖南”客户端与湖南师大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合作中，“新湖南”媒介工作室的合作设计就为学生创造了大量的实践机会，同时也借助学生作为栏目受众的UGC力量而解决栏目本身的定位问题。“新湖南”媒介工作室所负责的栏目“湘学”主要定位为服务学校、服务学生、传递湖湘文化的特色栏目，其目标受众便是教育相关人士。为了深度参与到媒介的实践之中，“新湖南”媒介工作室成员不仅参与了内容建设环节，同时还为栏目的专题策划贡献了力量。2015年，“湘学”推出一系列与大学生日常生活相关的新闻专题，便是高校教师与学生合力打造的成果。这些专题由于在设计过程中加入了学生、高校教师的因素，因此在内容上便更为适应新时代大学生的阅读品味。“我的大学”所策划的新闻专题，如“师大美食地图”“国防大四生”以及在2015年寒假期间推出的“回家的路”，面世后获得了极大的关注率，并在高校学生群体中被广泛地转发与分享。

学生、教师直接参与有市场检验的媒体产品设计，不仅可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与创作思维，同时还可让学生与教师更加了解目前媒介市场的运营情况，把握市场的口味、脉搏。除此之外，这种高校力量“浸入式”的参与，还同样有利于“新湖南”客户端品牌的传播。通过新闻专题打入目标市场，是客户端依靠“口碑传播”“人际传播”而扩大受众群体的有效途径。在未来的专题报道或者媒体互动中，这些经过“口碑传播”而收获的高校受众还将继续加入到“湘学”的内容建设中来，并为“新湖南”客户端收获更多的“有效受众”。

（二）跨媒体实验教学：加强学界与业界人员交流，共同培养全媒体人才

2014年至2015年是入网方式发生重大变化的两年，也是媒体技术快速更新换代的两年。“一方面是飞速变化发展的实践，另一方面是相对滞后的教育手段、教育理念，加上教科书等都相对来说比较滞后，就使得教育和实践之间产生矛盾。”[3]特别是在占据主流上网端口的新媒体行业，人才需求发生改变后，本来就来源于业界实践经验的课堂理论更是与行业现象变得相隔甚远。因此为了“新媒体教育保持常新，就需要学界与业界建立稳定的、持续的知识交流。”[4]

首先，高校应加强授课教师与媒体管理人员、从业人员的交流，让教师参与媒体运作与新媒体产品设计过程。在“新湖南”媒介工作室，挂职教师每周需要参加两次在“新湖南”报业创意园召开的例会。在例会上，教师需要与相关领导、责任编辑以及相关技术人员一起，对“新湖南”近几天的情况作总结与症源反思，并就接下来的工作进行内容策划与人员安排。在这个过程中，挂职教师一定程度上承担了“新湖南”客户端与“新湖南”媒介工作室之间的缓冲任务。业界与学界虽共同建立在新闻行业的基础上，但就话语体系和从业规则来说，却是两个不同的场域。而让优秀教师挂职参与到客户端建设的实践环节，可以通过教师与媒体从业人员的沟通，来实现主流媒体转型与新闻传播教育发展的平等互惠。对于“新湖南”客户端来说，学界的科研成果是转型时期的理论支柱；而对于新闻与传播教育来说，教师亲历获得的实践经验，又可为课堂教学提供新的案例参考。

为了更好地贯通业界与学界两个场域，实现教学与实践的无缝衔接，高校还应让专业编辑与媒介运营人员“走进来”，从而进一步加强业界与学界的互动。“新湖南”媒介工作室策划的一系列以“媒体转型与运营”为主题的专题讲座，就是增强互动与交流的有效方式。媒体从业人员的专题讲座是培养全媒体专业人才的重要步骤，讲座内容除了最新的从业案例，还包括了媒体融资、技术、运营以及市场等专业培训，是从宏观上对学生未来从业的指导。

新媒介环境改变了媒体运作的方式，也为新闻传播人才提出了新的要求。这种新的媒介环境不管是对于媒介本身来说，还是对于新闻传播教育来说，都是一次全新的挑战。在这样的情况下，业界与学界更是应该加强合作，让教师去到新媒体产品建设的第一线以学术力量助力媒体转型，让媒介从业人员去到高校课堂以实践经验为理论教学辅以生动案例，也让学生参与到产品建设与专题策划的设计过程，由此三方合力实现“产学研”结合的新闻传播教育新路径。

媒介工作经验总结篇4

在我传播职业生涯11年即将到来之际,宣亚也将迎来成立11周年这一重要时刻。如同原本平行的两条线,在特定的磁场下形成了“美丽交叉”,一切显得那么巧合。不知不觉,到宣亚已经两年了,这重要的两年所带给我的人生启迪,将作为生命中最重要的财富,温暖我前行,给我力量。回想起进入宣亚的过程,像一部动人的连续剧,逐渐拉开了序幕。

两年前,在朋友的引荐下,我见到了现任集团总裁蒋皓。他的职业、干练、智慧、乐观、开朗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让我一下子对“宣亚”这个品牌,有了更直观的感受。与蒋皓的交流十分愉快,大家都有相见恨晚的感觉。特别是关于“媒介价值”这个话题,我们产生了深刻的共鸣。11年间,我一直专注于公关公司的媒介工作,致力于“媒介价值”的提升,积累了些许经验,希望能将其在更大的平台上推广、实践。而蒋皓作为宣亚的高管,也一直在思考,如何通过提升媒介价值,进而为客户创造更大价值。

大家有了共同语言,更有着许多的共识。特别是我一直主张的“全面媒介体验”,完全符合宣亚的“合适就是竞争力”的经营哲学,让我感慨不已。正是在这样的感性与理性的推动下,我毅然进入宣亚,担任宣亚媒介中心总经理的职务。同时也翻开了我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篇章。

亮剑

我一直认为,传播的最终目标是为了影响受众。但是,受众都很聪明,会用自己的方式“过滤”信息,特别是对“广告”意味很明显的“软文”会产生很强的排斥。同时,当今社会,媒体的竞争也日趋“白热化”。优秀媒体对“内容”的要求越来越严格,企业必须要深入了解不同媒体对“内容”的不同解读方式,用“合适”的方式与媒体沟通,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以往的“一稿通发”、“人情关系”等“片面”媒体沟通方式将举步维艰。

“全面媒介体验”正是基于对传播环境变化的把握与理解而产生的。它指的是将客户的传播“诉求”与媒体的“需求”完美结合。通俗地说,就是要把握媒体的“四个需求”(内容、情感、价值、便利),争取“五个合适”(媒体、版块、人、沟通方式、传播效果)。

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传媒影响力以超出想象的速度在增长。在一个媒介力量兴盛的时代,谁掌握了更多的媒体资源与传播方法,谁就会决胜千里。在这样一个思路下,宣亚集团媒介中心的使命就是在“全面媒介体验”思想的指导下,通过整合媒体资源、研究媒体传播规律、培养媒介人才、维护媒体关系,最终实现“媒介创造价值”的目标。

在公司领导的支持下,媒介价值整体推动思路确立为:两大平台、六轮驱动。第一个平台是知识、信息的平台。其中包括3个驱动轮:1.完备的媒体资料库(样刊、刊例库);2.数字化的“媒介关系管理系统”;3.传播团队“四个一工程”(定期研究一个媒体、拜访一个记者、关注一个产业、跟进一个选题)。这个平台解决了媒体信息丰富的问题,以机制驱动对媒体知识的深化研究,对媒介信息的获取。

不过,光是信息的增量还不够,更重要的是媒介信息,能否由“个人化”转成“群体化”。只有群体能力的普遍提升,才能成就团队的提升。因此就有了第二个平台,即交流、共享的平台。以丰富的交流形式来激活存量的知识、技能,同时不断创新。同样也包括3个驱动轮:1.媒介训练营(每周例会、交流、培训);2.“传媒面对面”(定期邀媒体高层作客宣亚,全面沟通、深化合作);3.创办《媒介视线》周刊(第一时间记录媒介变化、选题信息、媒体研究报告)。

确立了这样的思路之后,我将所有的马达全部开动起来,人员招聘、项目组交流、领导沟通、请媒体高层来访、内部例会、组织培训等一系列工作同时启动。虽然辛苦,但乐在其中。我仿佛一个农夫,到了一片广袤的土地,尽情耕耘,热情激荡。

士兵突击

就在这一片忙碌之中,媒介中心接到了一个新的任务:对外宣传。2008年1月7日,宣亚国际传播集团正式对外宣布,与全球最大的整合传播集团宏盟集团(Omnicom)结成战略联盟。这是当时宣亚成立近10年以来,最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因此公司上下,高度重视,只许成功、不容失败。当时媒介中心面临的状况可以用三座大山来形容:时间相当紧迫(不到1个月准备);媒体急需开拓;内部人手紧张。

经过分析、讨论,我们明确了几件重要事宜:1.新闻资料准备;2.媒体资源开拓;3.核心媒体沟通;4.新闻会。这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媒体开拓、沟通。依据“全面媒介体验”策略,要有“合适”的传播效果,首先就要找到“合适”的传播渠道,也就是合适的“媒体”、“版块”、“人”。我们首先分析了媒体有可能报道的角度,包括公关、市场营销、传播等。然后依据这些可能的角度做媒体研究,寻找到了一大批历史上曾报道过相关内容的媒体、记者,并将他们的报道角度、内容加以整理,完成了第一步工作。然后,就此次宣亚、宏盟联盟的深远意义与媒体沟通,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虽然媒体研究要多花一些时间,但因为我们提供的信息,恰好是媒体所关注的,大大提高了媒体沟通效率,“磨刀不误砍柴工”。

正是因为走对了这关键的一步,后面的工作也就“势如破竹”了,媒体提前卷入了策划、给出建议。我们的新闻资料变成了事前与媒体的共同策划,既与媒体交了朋友,也确保了传播效果。从结果来看,十分精彩。总计传播180多篇,超过30万字,传播量超过行业同类事件数倍以上,并且在许多权威媒体有重点传播,如《南方都市报》、《广州日报》、《经济观察报》、《第一财经日报》、《南方人物周刊》、《新营销》等。

奋斗

良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媒介中心的工作有条不紊地往前推进,成立以来,媒介中心召开的例会、培训超过数十次。“传媒面对面”已经成为宣亚品牌项目,包括《经济观察报》社长刘坚、《新周刊》执行总编封新城在内的40多名媒体总编,纷纷来宣亚布道,开拓了我们的媒介视野,为加强媒体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媒介视线》更是坚持出刊超过60期,为项目组提供了丰富的媒介资讯以及合作机会,同时也树立了宣亚媒介的专业形象。

在媒介平台推进取得初步成效后,董事长张秀兵更是亲自推动整个公司的“媒介价值”工作。将媒体的研究学习、资源整合、创意策划的重要性,提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度。他亲自在全公司召开大会,并飞往上海、广州宣讲公司精神。要求全公司上下必须高度重视媒介,提升媒介工作的价值。在他的倡议之下,整个宣亚纷纷行动起来,每个项目组都制定了切实可行的计划来推动。并且定期向集团层面汇报,全公司出现了浓厚的学习、研究媒介的气氛。

2008年10月,响应集团号召,媒介中心的工作职能有了新的发展,那就是充分地融入项目组,将媒介价值的推动进一步落到实处。具体的安排是:在媒介中心原有职能不变的前提下,媒介中心全面进入试点项目组。这有利于媒介中心与项目组的融合,有利于媒介资源的深入拓展、整合。至此,媒介中心在1年的时间内基本完成了平台搭建、思想统一、项目深入的使命。但这仅是“万里长征的一小步”,今后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很多。

媒介工作经验总结篇5

随着大众传媒的迅猛发展，我们已进入媒介化时代，媒介正以前所未有的力量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生活。如今的信息社会，媒介对于人们的生存像水和空气一样，对伴随媒介发展而长大的大学生群体更是具有影响。提升大学生媒介素养是大学生个体发展的需要，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需求。

一、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的迫切性

（一）中国大学生所处的媒介环境

1.社会转型与媒介转型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大众传媒经历了从印刷媒介到电子媒介、再到数字媒介的飞速发展。在与我国社会转型互动共生发展的过程中，大众媒介正在发生数字化转型、市场化转型、民本化转型。数字化转型呈现出传播活动网络化、传播渠道复合化、传播主体多元化、产品形态多媒体化、信息流通全球化等特点。市场化转型中新闻传媒业的身份企业化了，新闻传播的理念、观念变了，经营方式和运作手段市场化了，新闻产品的商品性开始显现，传媒的娱乐功能开始释放。民本化转型使得媒介角色从单一的向信息传播工具转型，民众有了越来越多的信息知情权和意见表达权。当代大学生成长于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媒介的影响已经越来越明显，适时的媒介素养教育可以帮助大学生科学地认识媒介、积极地选择和接触媒介、有效使用媒介，以适应社会的变化与发展。

2.媒介文化全球化趋势。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媒介成为一种工具，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强大的技术手段，利用媒介将其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向其他国家渗透。文化的多元，带来价值判断的迷失，面对全球化，一个国家要想保持自己的个性，传播和发扬民族传统文化，需要提高国民的媒介素养，以及对媒介的认知、批判、运用能力，让他们了解传播环境，掌握必要的媒介知识，提高面对外来信息的免疫力和回应力。随着中国进一步走向富强，将面临一个更为复杂的国际关系和舆论形势，意识形态的交锋在所难免。通过媒介教育提升青年一代的媒介素养，放眼全球接受和吸纳来自发达国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不同领域的前沿信息，缩小信息鸿沟，同时加强对西方媒体舆论的辨析和防范能力显得十分迫切。

（二）大学生媒介素养的突出问题

媒介技术的高度发展为大学生带来许多便利，但由于我国媒介素养教育尚未普及，大学生的媒介素养尚处于自发形成的低层次状态，对媒介的功能、作用及影响认识不够，在以下几个方面表现明显。

一是对新媒介过密接触、过度依赖。特别是现在手机功能日益强大，与互联网“联姻”后移动上网十分便捷，大学生渐渐疏远印刷媒介，远离书本。部分大学生无节制地接触新媒介，沉溺其中，耗费大量时间，漫无目的地浏览信息，寻求感官刺激，把消遣娱乐作为接触媒介的主要动机。

二是对媒介的认知和对媒介信息的评判辨析能力不强。在主动辨析媒介信息和自主解读媒介信息意识不强的情况下，良莠不齐的信息极易对他们产生误导，产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偏差，媒介对他们产生较多的负面影响，以致不能正确、理性地看待各种社会现象。

三对媒介及媒介资源的有效利用不够。不能将自身的信息需求与媒介所能提供的内容联系起来，缺乏利用媒介为个人成长成才服务的意识，对媒介强大的学习功能使用不足，媒介技能单一，媒介信息制作的能力较弱。有时在网络信息时缺乏责任意识和成熟思考，造成不良结果。

二、媒介素养教育内容的确立原则

（一）“防御”与“建设”并举

1933年，英国文化研究学者F.R.利维斯和丹尼斯·桑普森率先提出并倡导媒介素养教育。从媒介素养教育概念的提出到现在，西方媒介素养教育研究经历了四个阶段：30年代以保护主义立场抵制、抗拒媒介；60年代强调提升对媒介内容的选择和辨别力；80年代重点对媒介文本批判性解读；90年代以来开展参与式社区行动，即基于新媒介技术及互动性推进积极的公民社区，建立良好的媒介生态以促进大众媒介与公众的相互培育和造就。

早期媒介素养教育的提出，是以“防御”和“保护”为出发点的。但随着时代和传媒的不断发展，媒介素养教育理念的不断更新，增添了“建设”和“使用”的目标和内容。就中国而言，要通过媒介素养教育，一方面使公众自觉抵制媒体不良信息，最大限度地削弱媒介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使公众自主利用媒介，创造自身平等占有信息资源的机会，提升对信息资源的支配能力。通过“防御”与“建设”并举的媒介素养教育，使大学生成为信息时代清醒的“媒介公民”，成为媒介信息负面影响的自觉“抵御者”，以及媒介信息积极、主动的“获取者”、“解读者”、“使用者”。

（二）西方经验与中国实际结合

西方国家在大半个世纪的摸索中，积累了比较科学、合理的媒介素养教育经验，其内容体系建构是其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在社会转型和媒介产业化的过程中，也面临着与欧美国家相同或类似的许多媒介问题，如内容低俗化、有偿新闻、虚假报道等方面的问题。同样的媒介问题，意味着媒介素养教育理念、内容和模式的可参照性，借鉴西方成功经验可以少走弯路。然而，对西方经验的“拿来主义”必须遵循的前提是同中国实际的紧密结合，对西方媒介素养教育经验的科学总结和批判继承。中国媒介素养教育的研究和倡导是在大众媒介迅速发展和普及、国家现代化建设推动社会转型、全球信息革命带来新的不平衡这三重语境下进行的，中国社会的总体发展状况和传媒产业的生态环境，在很多方面不同于西方国家，简单照搬、套用是不可行的。

三、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内容构成

媒介教育的内容丰富，借鉴发达国家的媒介教育经验，结合我国大学生目前所处的媒介环境和现有的媒介素养状况，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内容可由以下几方面构成：

（一）科学认知媒介

科学认识媒介，树立正确的媒介观，是媒介素养的基础。了解大众传媒的发展历史，不同媒介形态如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各自的传播特点，媒介发展对人类传播方式的影响，不同媒介的文本构建原则、意义生成方式和解读方式。了解媒介组织，媒介体制与运行机制对媒介传播的影响，了解国际媒介霸权主义。区别“媒体世界”和“现实世界”，比较媒介内容与实际生活中的人物、事件、情境等真实社会关系。认识媒介对人的多种影响，审视与思考个人与媒介的关系，做具有主动意识、自觉意识的受众。认识媒介环境的复杂性，认识不当接触媒介对个人造成的多种危害，合理选择媒介，接触各种不同媒介，减少对新媒介的过度依赖，提高媒介使用的自我约束、自我控制、自我管理力。

（二）正确解读媒介

大众媒介向受众提供的是其精心构建的精神产品，这种产品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的产物。因此，大众传媒往往会因为自身的立场、传播者的主观意识等因素筛选信息，从而使部分真相隐匿不见。因此，媒介素养教育的重要内容应包括培养大学生建立对媒介信息的批判意识和能力，建立对媒介信息欣赏与批判并举的反应模式，充分理解媒体构建的本质，充分探究媒介现实与客观现实之间的差距，媒介建构背后所隐藏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对各种信息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获得自己独立的判断和结论。明辨是非，增强对不良信息的自控力和抵抗力。

全球化浪潮带来的信息鸿沟，提醒我们必须放眼世界开发媒介素养教育内容。全球信息化使我国与其他国家文化有了空前的交流和融合，同时逐渐加深了对我国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影响。跨国界、跨文化的交流如何维护信息、信息安全和文化安全是一个严峻问题。我国虽然已成为媒介大国，但不是媒介强国，在资源占有、传播方法、经营管理等综合实力方面还有很大差距，导致信息的单向传播和不均衡的文化交流，给西方国家利用大众传媒推销自己的价值观念、政治立场、文化观念等带来了方便。因此，我们应引导和教育学生对西方文化的入侵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加以高度警惕。

（三）合理使用媒介

在媒介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今天，媒介使用能力关乎个人的生存和发展。因此，当代媒介素养教育的根本目的就是让大学生学会利用媒介提高自己，为个人的生存与发展服务。我们应引导他们学会驾驭和使用各种媒介，熟练使用数字媒介又不疏离印刷媒介。能利用媒介接受教育，将大众传播媒介视为自己的学习工具，有效利用传媒资源增长知识，开阔视野；能根据自己的需要获取信息，检索和下载有关内容，为个人学习、工作、生活服务；能利用媒介扩大交际面，善于利用互联网的便捷构建自己的社交网络，提高沟通与交流的技能，更广泛地与他人交流、探讨；能很好地使用媒介的娱乐功能休闲娱乐、放松身心，使自己具有一定的格调和品位，做到不放纵自己，不沉溺其中。

合理使用媒介还包括善于利用媒介“发声”。知道如何利用媒介工具制作自己的信息，运用正确的表达方式，选择合适的媒体，即时有效，实现自己的传播目的。善于表达正确思想，参与社会生活，影响媒体重建更好的文化品位，构建良好的媒介生态，这是对媒介素养较高层次的要求。

合理使用媒介还包括树立传播行为的责任意识。当今这样一个web2.0时代，网络的交互性赋予大学生信息传播的主动权，可以实现自我传播。但必须明确和强化的是任何个体信息时都应当遵守基本的伦理道德和相关的法律规定。

当今全球媒介素养教育如火如荼，我国媒介素养教育也势在必行。应充分认识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的迫切性，分析大学生所处的媒介环境，针对大学生媒介素养存在的突出问题，借鉴国际媒介教育的已有经验，结合我国媒介发展的国情，确立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的原则和基本内容。

参考文献：

[1]袁军.媒介素养教育的世界视野和中国模式[J].国际新闻界，2010（05）.

[2]罗以澄，黄雅堃.大学生媒介素养研究与对策[J].当代传媒，2009（09）.

媒介工作经验总结篇6

当代许多人机界面的人体工学程序，很多是基于用户加入半自动主体或智能主体组装的环境的隐喻和机制，这些技术形态包括定位、追踪、确认、掌握和移动、修改对象。为了更好地适应用户，媒介的交互设计更加智能化和人性化，体现了和现实生活中类似的心理意向。把媒介作为环境研究，是对媒介交互智能化的一种适应，更是我们认识观的一次跃进。媒介环境学认为：“媒介即环境，环境即媒介。”［1］从生态心理学的视角研究媒介环境，我们即是媒介，媒介即是我们。新兴的媒介形式要求我们，必须重新思考我们赖以生存的媒介。

生态心理学研究特征

（一）生态心理学的研究内容

秦晓利在《生态心理学》一书中，定义生态心理学为“运用生态学的视角与方法，研究人与环境关系的一门学科”。并把生态心理学的研究内容划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生态学的生态心理学，主要以吉布森、奈瑟、巴克为代表，强调在非实验室的情景下研究生态心理学；另一种是生态危机的生态心理学，这更趋向于问题型的心理学研究，针对的是生态危机的现象，其代表人物有温特、霍华德和罗杰克，他们试图用心理学的方法，改变人们对环境的不适当的行为。

（二）生态心理学研究方法

强调自然情景的生态效度的研究。传统的科学心理学研究，采用还原的方法，将现实生活简单化，讲究在实验室环境中，通过变量控制，消除无关变量的影响，以线性方法解释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关系，以求达到实验的效度。虽然，实验室的研究方法强调内在效度与外在效度的达成，然而，生态心理学认为，影响实验效度的因素是复杂的、多变的，静态的变量控制不足以说明问题的复杂性。生态心理学家吉布森、巴克、奈瑟等力图在现实生活中研究知觉现象，立足于生态世界观，强调人与环境的相互关系。生态心理学家使用“生态效度”一词，来强调与传统的实验室心理研究的区别。“生态效度”最初是由布伦斯维克（Brunswink）提出的一个术语，指“远近距离的协变程度”。［2］

对还原论和元素主义的批判。来自经典力学的还原论认为一切高级的运动形式都可以转换为低级的运动形式，我们可以把整体性的现象分解为具体的组成部分，从低级的、简单的形式中分析复杂的整体。与还原论相类似，元素主义，也是与简单性相联系，牛顿的机械世界具有因果决定性、统一性、可加性、简单性，因此用分析的方法是可行的，在心理学上体现为将心理和行为分解为基本的元素。生态心理学的研究方法认识到作为部分来研究整体以及强调整体、忽视部分的局限性。吉布森的“生态光学”理论，把对视知觉的研究放在一个整体的环境中，关注来自环境对实验的影响，在实验过程中，他允许被试的头部摇动。吉布森的生态光学是观察者与观察对象一体的光学。

具体的研究方法的运用。生态心理学采用具有生态效度的实验法，行为样本记录法、行为背景调查法、档案法来实施具体的研究。生态效度实验法与传统的实验法有所区别，在实验的取样、设计或者是实验场的选择方面都尽量靠近真实的环境，以揭示现实生活中人们真正的心理状态。样本记录法，指在自然环境中对人或物的行为进行直接观察、记录，而后分析解释从而获得行为变化的原则。［3］行为背景调查法通过K-12量表，对处于各个不同行为背景的被试进行分类，设定边界，在各个边界中探究行为的差别。这种方法是一种综合性的方法，包含描述法、自然观察法等；巴克强调进行生态行为科学研究必须注重对生态数据的搜集，以及如何在档案中保存这些数据，以便容易接触这些数据。

生态心理学把媒介作为环境研究的视角

（一）人与媒介的关系

在人与媒介的关系上，有两个概念。第一个是把我们作为媒介之外来看问题，我们使用媒介来进行传播。第二个是媒介环境学的观点，是把环境当做媒介来理解，或是把媒介当做环境，我们参与到媒介中达到媒介交流的目的。

我们把媒介定义为“在自然中起中介作用的事物或者物质，通过空气的力量产生了一个效果”（Random House/Reference Software，1993），媒介的这个观点强调了技术使用和作为发送传递信息的通道。与此同时，认知主义把认知描述为信息处理，信号通过转换进程、暂存器和处理模型传输。依照这样的思路，人类使用电脑工作的方法就是通过信号和机器语言与电脑的相互交流。然而在面向对象的程序设计和开发中，我们是否可以单纯地理解人与媒介的关系是一种交流？

传统媒介知觉隐性的我。生态心理学认为，知觉环境就是知觉自身，我们与环境是一种交互的、互补的关系。当我们把媒介作为环境来研究时，理所当然地把自己的知觉或者思维模式赋予对媒介的理解，当媒介反作用于我们自身时，又体现了我们的知觉形态。我们与媒介的交互也就是与自身的知觉进行交互。在传统的媒介形式中，我们的交互是“我-媒介-我”的转换，另一个我依旧存在于我的思维中。

新兴媒介知觉显性的我。尽管媒介环境学的理论不只是针对新兴的媒介形式，但在一定程度上，生态心理学把媒介作为环境来研究正是顺应了新兴媒介的发展。新兴媒介的发展集合了我们人类本身复杂时空与准社会环境中的优良交互传统，不管是对人类认知环境的模拟还是对人类认知模式的模拟，抑或是媒介界面的设计等，越来越顺应了我们的认知模式，根据人类认知处理的差别，跟随适应我们的认知模式，相比传统的媒介环境，无处不在的关怀体验显性了我们的认知模式。如果说，传统的媒介交互是与隐性的我们进行交互，那么新兴的媒介交互形式，体现为显性的交互形式。这种交互模式体现为“我-媒介-克隆我”，这与生态心理学的“知觉环境即是知觉自身”亦有异曲同工之妙。

（二）人与环境的关系

进化论的观点。现代人类与前冰川时代的祖先的区别是我们的适应性是重要的文化，自然选择的许多进程被快速的适应机制代替，塑造了智慧的人类。但是人类的进化速度在某些方面可能会放慢，因为，选择的压力可能由技术和社会政策来调节而不是自然选择来调节。［4］诺曼（1993）曾简洁地总结了信息外化的主题，“事物使我们变得很聪明”。他认为，人类的认知大多不是存在于我们的思考或者记忆能力中，而是我们构建外部认知事物，并使用它们去补偿我们工作的限制和长期记忆。媒介进化是一种系统内的自调节、自组织，其机制就是补救媒介。媒介不断补救的过程就是媒介技术在模仿甚至是复制人体的某些功能，甚至是模拟和复制人的感知和认知模式。莱文森“人性化趋势”的媒介进化论认为，人好比是“自然环境”，人们选择技术和媒介，用以维持、发展自我，改造世界。［5］

系统论的观点。贝塔朗菲的系统论观点指出，机械论有三个错误的观点：一是，简单相加说明有机体的观点；二是，“机械”的观点，把生命现象简单地比做机器；三是，被动反应的观点，有机体受到刺激才做出反应，否则就静止不动。［6］在此基础上，他提出整体的、动态的、等级的观点。整体的观点强调，不仅要通过部分解释现象，还要估计它们之间联系的总和。动态的观点把有机体看做是保持动态稳定的开放的系统，在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实现异因同果率。等级观点认为，有机体是按照严格的等级制度组织起来的，具有层级性，生物学的任务是发现在生物系统中起作用的规律，建立机体论代替机械论。

（三）媒介与环境的关系

说到媒介与环境的关系，不得不提到媒介环境学。波斯曼说，媒介环境学主要探讨传播媒介如何影响人的感知、理解、感觉和价值，以及我们与媒介的相互作用，如何帮助和阻碍我们的生存。［7］52麦克卢汉（1962）也指出，一旦世界的主导传播媒介变化了，符号系统就会发生根本的变化，人们依靠媒介进行交流时，感官必然会发生这样的变化。［1］媒介环境学把“媒介本身”作为变化之源、立论之本，不从媒介环境学的传播内容、影响媒介传播的各种噪音，也不从媒介背后的意识形态来分析，而是肯定传播形式的重要性，在它看来“一切历史都是媒介史”［7］15。

4．生态心理学知觉与媒介环境的关系

生态心理学认为，知觉和行为不能分开，知觉包括选择和牺牲其他来处理一些信息资源。奥卡姆的剃须刀理论，要求我们用最简略的途径达到解释的完善。我们的认知过程也是在修剪的过程中处理信息资源，这必然要牺牲其他的一些信息。作为环境的媒介，不能简单地模型化，因为环境中包含了大量独立的信息资源，也就是生态心理学中的“生态位”的影响。

媒介环境设计对认知的支持。哈肯在热力学内容中提出，有机体花费少量的能量去处理环境的某些方面，可能会产出大量的回报。把媒介作为环境来研究，改进媒介环境方面的建设，可以减少我们认知的消耗。举例说，新的写字楼的员工即使住了几个星期也不能画出整个楼层的布局，但这并不影响他在这栋楼里工作，因为写字楼详细的导航保证了员工行为的正常进行。在这个媒介环境中，我们通过外化的媒介环境，增长了热力学效度，减少了有机体认知的消耗。而香农-韦弗的传播信道的模式，简化了我们的认知模式，哈肯因此拓展了香农-韦弗的观点，认为他们的联结的观点是机械的、决定论的，热力学的联结是多对多的联结。要想概括联结和信息转换的讨论，我们应当通过媒介技术来理解人类知识的外延，通过分配人类和他们外化的环境之间的表现工作，减少有机体认知的消耗。

知觉对环境的适应。还是以写字楼为例，如果一组训练有素的突击队奉命在黑夜中潜入写字楼里窃取情报，黑夜中导航对其失去效用，这时，突击队早在行动之前已经费神地记住了该楼的环境。换句话说，人们有对环境的自适应机制。生态心理学假设大部分信息不要求引导日常情境有效的行为，个体能够直接感知情境来适应那些环境。简单的环境能够避免选择复杂的感知能力，甚至促进这些能力的分解。

［本文为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教育部重点“基于网络的高校数字教育资源建设与应用研究”（课题编号：DCA090327）和徐州师范大学2011年实验室建设与管理研究课题“跨学院实验教学资源建设及共享机制研究”（课题编号：L2011Y29）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1］林文刚.媒介环境学：思想沿革与多维视野［M］，何道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27-30.

［2］秦晓利.生态心理学［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17.

［3］Barker.R.G.Eeologieal Psyehology：ConcePt sand Methods for Studying the Environment of Human Behavior［M］，Stanford University Pres，1968.

［4］Brockenbrough S. Allen Richard G.Otto.Handbook of Research for Educational Communications and Technology［M］，San Diego State University，8.2.

［5］邵培仁，等.媒介生态学：媒介作为绿色生态的研究［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40.

［6］魏国森，曾国屏著.系统论：系统科学哲学［M］，中国出版集团，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90.

媒介工作经验总结篇7

中图分类号:G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122(2010)11-0154-02

伴随我国媒介市场化脚步的加快,《媒介经营与管理》课程从早期只是少数院校开设的选修课转成为大多数新闻传播专业的必修课程,在独立学院新闻专业培养方案中也大多增加了《媒介经营管理》这门课程。但是,对媒介经营管理教育进行考察时却发现,独立学院在教授这门课程时照搬照抄一本院校的教学模式,导致教学方法上“理论讲得多、实践机会少”、教学内容“重管理轻营销”、严重脱离独立学院教学层次,以致不少独立学院新闻院系的学生认为这门课“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有鉴于此,我系在近几年的教学实践中,针对独立学院教学特质和新闻专业实践性强的特点,结合该门课程的内容和教学目标,初步搭建了“《媒介经营与管理》课程的校内实训平台”。

一、《媒介经营与管理》课程的定位

在教授《媒介经营与管理》课程之前,必须首先准确地定位该门课程的教学理念,才能科学设计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喻国明教授认为“《媒介经营与管理》课程既是一门通识课,也是一门技能课”[1]。新闻专业学生不仅要学习新闻采写方面的理论知识,也必须了解传媒业运行的机制和过程等基础知识;不仅要掌握采写编评摄等业务技能,而且也要掌握一些必备的媒介经营管理技能,如媒介产品设计、媒体市场调研等。本文所搭建的“媒介经营管理实训平台”也正是基于这一教学理念。

二、校内实训平台的搭建

鉴于新闻单位的日常运作不能满足所有学生参与实践的要求,故采用校内“模拟实训”的方式,根据杂志社工作流程,在校内建立仿真的杂志社运作实训环境。其具体做法是将学生分成若干个杂志出版小组,模拟一个杂志创刊的全部流程。整个流程分为7个步骤:针对一份即将创办的期刊进行市场调查――根据调查结果撰写期刊策划书――根据策划书制作第一期期刊――印刷和发行期刊――进行读者反馈调查――根据调查结果撰写期刊改版策划书――根据改版策划书制作第二份期刊。期间共提交5 个成果,包括一份调查计划(附问卷)、一份策划书,一份期刊成品、一份改版策划书和一份改版后的期刊成品。在实训期间,将由《新闻采访学》任课老师、《新闻写作》任课老师、《新闻摄影》任课老师、《编辑与排版》任课老师协助《媒介经营与管理》的任课老师对实训的相关流程进行监控,并提供必要的指导。

三、搭建《媒介经营与管理》课程校内实训平台的动因

(一)立足于独立学院的教学层次

从教学内容上看,现有的《媒介经营与管理》方面的教材和教学大多“重管理轻营销”。虽然各校的名称各不相同,如《媒介经营与管理》、《新闻事业经营管理》、《媒介管理研究》等,但内容大致接近。涉及“生产管理、财务管理与成本核算、计划与统计、人力资源管理”[2] 等管理方面的内容居多,关于媒介经营方面,只有“媒介经营模式、广告与媒介经营”等少数章节。片面强调管理脱离了“独立学院学生没有媒介管理经验,而且很难一毕业就走上管理岗位”的实际,学生很难对书上介绍的管理知识产生切身体会,导致学生对这门课程的学习积极性不高。从教学方法上看,一本院校在教授该课程中多采用了“理论教学”和“案例教学”相结合的方法,而且所引用的案例都是业界中的翘楚。如发行创新的《中国青年报》、首先进行集团化改革的广州日报报业集团、上市的北青传媒以及品牌运作十分成功的凤凰卫视等。这种“对国内外著名媒体的经验进行解读”的案例分析法,与一本院校的学生在毕业之后所进入的大多是国内外知名媒体、平台比较高有关。但是,独立学院的新闻专业学生在毕业之后多半进入的是中小型的企业内刊、行业期刊杂志,刻板的参照一本院校进行案例教学不符合独立学院实际。学生普遍反映这些案例在工作中的可模仿性和可操作性并不强,希望增加更多动手的机会,仅仅用“案例分析”辅助这一课程已经不能满足独立学院学生的要求。此外,与一本院校新闻专业学生较高的就业平台,独立学院新闻专业学生在毕业之后多半进入相比中小型的企业内刊、地区性的行业期刊杂志等。而建立仿真的杂志社运作实训环境给学生搭建实践平台,与独立学院新闻专业学生的毕业去向较为一致,是根据独立学院的实际而进行的创新和调整。

(二)业界亟需营销人才

调查显示,目前国内共有5000多家新闻媒体,从业人员达55万人,但懂得经营管理的人才却不到1%[3]。目前,传媒行业最缺乏的是经营管理人才,有专业营销管理经验的人才极少。业界对人才的争夺也集中在这个层面,包括主编、美术总监、经营总监、广告经理、发行经理、品牌推广经理等。

2003年《北京青年报》的总编辑张延平在“21世纪教育学峰会”上也提到“既懂媒体又懂经营”[4] 的人才是报业最急需的三种人才之一。张延平自1998年任《北京青年报》总编辑,2002年任社长。在他的经营管理之下,《北京青年报》取得了骄人的经营成绩:2002年该报的发行总量在北京报业市场上排在第二位,固定订户排在第一位,广告收入在全国位居第二。他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专业和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专业, 本人就是一名典型的“既懂媒体又懂经营”的人才。随着我国新闻体制改革的推进和市场化脚步加快,新闻教育必须适应业界对“既懂媒体又懂经营”复合型新闻人才的要求。本专业在教授《媒介经营与管理》过程中,在理论讲授和案例分析之外加上一个实训环节,也是基于就业市场的需求而进行的尝试。

(三)“纸上得来终觉浅”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比起阅读和听课,实践更有助于学生理解知识。 甚至有人说“阅读的信息,我们只能记得10%,听到的信息,我们也只能记得20%,但所经历的事情,我们却能记得80%”。有鉴于此,我们在教学中增加了实训环节,通过实训方式来模拟媒体的运作全过程,让学生在实践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提高运用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四)整合新闻的各种技能

新闻专业学生在大学四年中学习了大量实践性较强的业务课程,包括《新闻采访》、《新闻写作》、《报纸编辑与排版》、《新闻评论》、《新闻摄影》、《广告策划与设计》等。根据调查发现,新闻专业的各门业务课程多处于各自为政的断裂状态。学生在修完一门业务课程之后,如果没有实践,这些技能将无法相互贯通,也无法内化成为学生的综合能力。由于《媒介经营与管理》课程具有学科交叉和实践性强的特点,一般放在大三阶段开设,学生在之前一般都已经接触了采访、写作、编辑排版、评论、新闻摄影摄像、广告设计等业务课程。此时,在大三才开设的《媒介经营与管理》课程拟通过成立杂志出版小组的方式将各个相互独立的专业技能,包括“问卷制作、市场调查、期刊策划、采写编评摄、发行、广告运作”等新闻业务和运营管理等业务技巧有机串联起来,模拟传媒运作的整个流程,对学生进行强化训练,增强学生对媒体各个流程的理解和认知。

(五)督促学生在实训平台上学习锻炼

2005年12月15日,华中科技大学博士生导师赵振宇教授质疑“新闻学博士不会写消息,算合格吗?”[5]的报道引起了社会的普遍关注。如果说,用“一部分新闻学博士是跨专业报考的,从来没有接触过新闻业务”来为这些新闻学博士开脱,还情有可原。那么,现在普遍存在的新闻专业本科生连简单的消息、通讯、言论都不会写的现象,也为我们的新闻教育敲响了警钟。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传统的新闻教育偏重于理论教学,对学生的实践不够重视。或者因为校内外实践的机会比较有限,或者因为学生实践的主动性不高,都导致学生在动手方面缺乏锻炼。因此,基于杂志社工作流程,在校内建立仿真的杂志社运作实训环境,能够为所有同学提供平等参与实践的机会。同时,也变实践的自愿参与为强制参与,施加适当的压力让学生从事新闻实践,通过模拟实训提高学生就业的竞争力,也有助于提高整体教学水平和质量.

四、存在问题和未来设想

虽然,《媒介经营管理》校内实训平台实施的时间并不长,但学生们的积极性、自学能力和动手能力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但这是一个大胆而全新的尝试,少有经验可循,在实施过程中也遇到了很多困难,如调查有效性的监控、组员之间的团队合作、广告赞助难以操作、课程之间的相互衔接以及指导老师的分工合作等。

由于本门课程的“试验”特性,在诸多方面仍需要完善。一是鉴于本专业还没有一本属于学生的专业期刊,可从学生的方案和作品中评选出最佳的创刊方案将之作为我系新闻专业期刊的蓝本,从而将实训平台常态化、规范化和组织化;二是增强实训内容的多样化,鼓励学生走出去,与媒体、企业合作,为其策划活动、制作节目或进行调查等等。

媒体环境的变化和独立学院的特质,都要求教师在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上积极进行探索,探索面向就业市场、面向学院实际的教育思路和教学特色。

参考文献:

[1] 王斌.喻国明.媒介经营管理课程包建设:实践导向的体验式教学探索[J].中国大学教学,2010(3).

[2] 陶建杰,张志安.高校媒介经营管理教育的现状与对策[J].新闻知识,2007(2).

媒介工作经验总结篇8

当代许多人机界面的人体工学程序，很多是基于用户加入半自动主体或智能主体组装的环境的隐喻和机制，这些技术形态包括定位、追踪、确认、掌握和移动、修改对象。为了更好地适应用户，媒介的交互设计更加智能化和人性化，体现了和现实生活中类似的心理意向。把媒介作为环境研究，是对媒介交互智能化的一种适应，更是我们认识观的一次跃进。媒介环境学认为：“媒介即环境，环境即媒介。”[1]从生态心理学的视角研究媒介环境，我们即是媒介，媒介即是我们。新兴的媒介形式要求我们，必须重新思考我们赖以生存的媒介。

生态心理学研究特征

(一)生态心理学的研究内容

秦晓利在《生态心理学》一书中，定义生态心理学为“运用生态学的视角与方法，研究人与环境关系的一门学科”。并把生态心理学的研究内容划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生态学的生态心理学，主要以吉布森、奈瑟、巴克为代表，强调在非实验室的情景下研究生态心理学;另一种是生态危机的生态心理学，这更趋向于问题型的心理学研究，针对的是生态危机的现象，其代表人物有温特、霍华德和罗杰克，他们试图用心理学的方法，改变人们对环境的不适当的行为。

(二)生态心理学研究方法

强调自然情景的生态效度的研究。传统的科学心理学研究，采用还原的方法，将现实生活简单化，讲究在实验室环境中，通过变量控制，消除无关变量的影响，以线性方法解释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关系，以求达到实验的效度。虽然，实验室的研究方法强调内在效度与外在效度的达成，然而，生态心理学认为，影响实验效度的因素是复杂的、多变的，静态的变量控制不足以说明问题的复杂性。生态心理学家吉布森、巴克、奈瑟等力图在现实生活中研究知觉现象，立足于生态世界观，强调人与环境的相互关系。生态心理学家使用“生态效度”一词，来强调与传统的实验室心理研究的区别。“生态效度”最初是由布伦斯维克(brunswink)提出的一个术语，指“远近距离的协变程度”。[2]

对还原论和元素主义的批判。来自经典力学的还原论认为一切高级的运动形式都可以转换为低级的运动形式，我们可以把整体性的现象分解为具体的组成部分，从低级的、简单的形式中分析复杂的整体。与还原论相类似，元素主义，也是与简单性相联系，牛顿的机械世界具有因果决定性、统一性、可加性、简单性，因此用分析的方法是可行的，在心理学上体现为将心理和行为分解为基本的元素。生态心理学的研究方法认识到作为部分来研究整体以及强调整体、忽视部分的局限性。吉布森的“生态光学”理论，把对视知觉的研究放在一个整体的环境中，关注来自环境对实验的影响，在实验过程中，他允许被试的头部摇动。吉布森的生态光学是观察者与观察对象一体的光学。

具体的研究方法的运用。生态心理学采用具有生态效度的实验法，行为样本记录法、行为背景调查法、档案法来实施具体的研究。生态效度实验法与传统的实验法有所区别，在实验的取样、设计或者是实验场的选择方面都尽量靠近真实的环境，以揭示现实生活中人们真正的心理状态。样本记录法，指在自然环境中对人或物的行为进行直接观察、记录，而后分析解释从而获得行为变化的原则。[3]行为背景调查法通过k-12量表，对处于各个不同行为背景的被试进行分类，设定边界，在各个边界中探究行为的差别。这种方法是一种综合性的方法，包含描述法、自然观察法等;巴克强调进行生态行为科学研究必须注重对生态数据的搜集，以及如何在档案中保存这些数据，以便容易接触这些数据。

生态心理学把媒介作为环境研究的视角

(一)人与媒介的关系

在人与媒介的关系上，有两个概念。第一个是把我们作为媒介之外来看问题，我们使用媒介来进行传播。第二个是媒介环境学的观点，是把环境当做媒介来理解，或是把媒介当做环境，我们参与到媒介中达到媒介交流的目的。

我们把媒介定义为“在自然中起中介作用的事物或者物质，通过空气的力量产生了一个效果”(random house/reference software，1993)，媒介的这个观点强调了技术使用和作为发送传递信息的通道。与此同时，认知主义把认知描述为信息处理，信号通过转换进程、暂存器和处理模型传输。依照这样的思路，人类使用电脑工作的方法就是通过信号和机器语言与电脑的相互交流。然而在面向对象的程序设计和开发中，我们是否可以单纯地理解人与媒介的关系是一种交流?

传统媒介知觉隐性的我。生态心理学认为，知觉环境就是知觉自身，我们与环境是一种交互的、互补的关系。当我们把媒介作为环境来研究时，理所当然地把自己的知觉或者思维模式赋予对媒介的理解，当媒介反作用于我们自身时，又体现了我们的知觉形态。我们与媒介的交互也就是与自身的知觉进行交互。在传统的媒介形式中，我们的交互是“我-媒介-我”的转换，另一个我依旧存在于我的思维中。

新兴媒介知觉显性的我。尽管媒介环境学的理论不只是针对新兴的媒介形式，但在一定程度上，生态心理学把媒介作为环境来研究正是顺应了新兴媒介的发展。新兴媒介的发展集合了我们人类本身复杂时空与准社会环境中的优良交互传统，不管是对人类认知环境的模拟还是对人类认知模式的模拟，抑或是媒介界面的设计等，越来越顺应了我们的认知模式，根据人类认知处理的差别，跟随适应我们的认知模式，相比传统的媒介环境，无处不在的关怀体验显性了我们的认知模式。如果说，传统的媒介交互是与隐性的我们进行交互，那么新兴的媒介交互形式，体现为显性的交互形式。这种交互模式体现为“我-媒介-克隆我”，这与生态心理学的“知觉环境即是知觉自身”亦有异曲同工之妙。

(二)人与环境的关系

进化论的观点。现代人类与前冰川时代的祖先的区别是我们的适应性是重要的文化，自然选择的许多进程被快速的适应机制代替，塑造了智慧的人类。但是人类的进化速度在某些方面可能会放慢，因为，选择的压力可能由技术和社会政策来调节而不是自然选择来调节。[4]诺曼(1993)曾简洁地总结了信息外化的主题，“事物使我们变得很聪明”。他认为，人类的认知大多不是存在于我们的思考或者记忆能力中，而是我们构建外部认知事物，并使用它们去补偿我们工作的限制和长期记忆。媒介进化是一种系统内的自调节、自组织，其机制就是补救媒介。媒介不断补救的过程就是媒介技术在模仿甚至是复制人体的某些功能，甚至是模拟和复制人的感知和认知模式。莱文森“人性化趋势”的媒介进化论认为，人好比是“自然环境”，人们选择技术和媒介，用以维持、发展自我，改造世界。[5]

系统论的观点。贝塔朗菲的系统论观点指出，机械论有三个错误的观点：一是，简单相加说明有机体的观点;二是，“机械”的观点，把生命现象简单地比做机器;三是，被动反应的观点，有机体受到刺激才做出反应，否则就静止不动。[6]在此基础上，他提出整体的、动态的、等级的观点。整体的观点强调，不仅要通过部分解释现象，还要估计它们之间联系的总和。动态的观点把有机体看做是保持动态稳定的开放的系统，在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实现异因同果率。等级观点认为，有机体是按照严格的等级制度组织起来的，具有层级性，生物学的任务是发现在生物系统中起作用的规律，建立机体论代替机械论。

(三)媒介与环境的关系

说到媒介与环境的关系，不得不提到媒介环境学。波斯曼说，媒介环境学主要探讨传播媒介如何影响人的感知、理解、感觉和价值，以及我们与媒介的相互作用，如何帮助和阻碍我们的生存。[7]52麦克卢汉(1962)也指出，一旦世界的主导传播媒介变化了，符号系统就会发生根本的变化，人们依靠媒介进行交流时，感官必然会发生这样的变化。[1]媒介环境学把“媒介本身”作为变化之源、立论之本，不从媒介环境学的传播内容、影响媒介传播的各种噪音，也不从媒介背后的意识形态来分析，而是肯定传播形式的重要性，在它看来“一切历史都是媒介史”[7]15。

4.生态心理学知觉与媒介环境的关系

媒介工作经验总结篇9

中图分类号G214文献标识码A

作者简介黄丽媛，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北武汉430072；沈阳，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100062

一、前言

国内以新闻从业者情态为对象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世纪初：其中以新闻从业者焦虑情绪为切入的一类研究作为新闻实务层面新闻人：作实践研究范式下的显性研究议题备受学界、业界关注。纵向对比发现。此类研究尽管均以“焦虑”为研究对象，但是就“焦虑”的外在表现、驱动因素等呈现历时性变化。2000年以来，以五年为一个周期，新闻从业者焦虑情绪的驱动因素发生着由简到繁，由内到外的巨大转变。（表1）此变化或与国家政策、传媒生态、产业格局的系列变化息息相关：

2014年以来，分析新闻从业者焦虑情绪时，一类研究主张在传媒人事制度转型中，领导与员工价值观的冲突产生着价值焦虑；工作流程转型中，时间全天化、节奏高频化、舆论压力常态化及转型加剧了竞争、竞争继而推进量化、量化最终放大压力而萌生职业焦虑；同时转型方向不明朗导致了身份焦虑。另一类研究则认为媒介融合是造成近年新闻从业者焦虑情绪的主要动因，以传统媒体新闻从业者尤为明显：1.对于依旧供职于传统媒体的新闻从业者来说，“哀叹传统媒体正在日落西山，担心行业的前途和自身的命运，对新旧媒体融合的前景普遍表现出担忧，甚至患上了‘融合焦虑症”’；2.对于已经从传统媒体转型到新媒体的从业者，自觉“在工作当中经常会有虚幻感、玻璃心”；3.而对于还在犹豫留守抑或离开的新闻从业者，如何选择、传统媒体职业权威性是否继续存在以及尼葛洛庞帝之间一“我在数字化世界中有什么前途”等疑惑，令其承受着超负荷的身心压力，深陷精神困境。

基于此，本次研究认同新闻从业者的焦虑情绪不仅会影响其个体务实、求真的职业心态，更会间接影响其供职传媒的公信力和可持续发展；甚者，长期处于焦虑情绪下的从业者将不自觉地把焦虑情绪附加到新闻报道中，进而将焦虑传导至公众、社会，从而进一步放大社会焦虑。因此，本次研究以此为逻辑起点，拟采用实证研究方法，一则对当下传统媒体新闻从业者的焦虑情绪程度进行量化评估；一则对自变量媒介融合与因变量新闻从业者焦虑情绪的相关性一探究竟；引入调节变量，阐释其中介效应的同时以期解构如上相关性的发生机理、内在缘由。

二、文献回顾及研究假设

“焦虑是人们对可能造成心理冲突或挫折的某种特殊事物或情境进行反应的一种心理状态，它伴随着某种不愉快情绪体验”，新闻从业者的“焦虑情绪”在此概念范畴下。美国马里兰大学新闻学院一项调查表明，如今的新闻记者不但对自己的前途越来越担忧，而且对日新月异的媒介技术充满焦虑。本次研究重点关注对象是传统媒体新闻从业者的焦虑情绪，以报纸媒体从业者为例。

（一）传统媒体新闻从业者焦虑情绪相关研究

1971年，伊利诺伊大学教授约翰斯顿及其同事对全美新闻从业者进行了调查研究。该研究在新闻从业者研究史上成为里程碑式研究，并为日后同类研究奠定了基础框架与研究范式。20世纪80、90年代后，全球范围内有关新闻从业者的系统调查研究不断涌现，代表性成果如《全球记者》。国内对于传统媒体新闻从业者的焦虑情绪研究大致归结为三类：

1.文化心理面向。“当新闻从业者感到他们所属的组织无法提供实现专业理念的空间时，他们就会感到困惑，甚至失望，其心理根源在与专业人士与组织成员这两者之间的张力”，该研究在对新闻从业者的生存状态和心理压力等问题展开讨论时，将研究视角更多投射到文化心理面向，开启国内研究新闻从业者的全新维度。关于“成名的想象”相关议题的讨论在学界、业界尚未得到定论后的一个年代后，“理想”再次与“新媒体”关联，“当代中国新闻社群分别在理想/现实、新媒体/传统媒体二元对立基础上建构着各自的神话。本来在新闻社群中占据优势地位的传统媒体新闻人逐渐感觉到这种优势位置感的消逝，表达着身份认同危机下的焦虑情绪”。而对于记者等新闻从业者对自身职业角色产生混乱、焦虑和迷惘等，研究主张都应当回到新闻工作的社会价值来审视当下的困惑。

2.政治经济面向。该面向研究以上世纪80年代国家政策主导驱动下的国内媒介市场化，及处于该进程末端的人事制度改革和福利政策的变革为研究起点。2000年伊始，传媒尝试实施非终生合同聘用制和业绩与个人收入直接挂钩的绩效考核制等多重弹性用工制度，新闻工作成了任务导向型工种，及时劳动取代了及时供应，雇主与受雇者之间的责任和承诺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永久的不安全感㈣；且国内“许多媒体还采取了‘末位淘汰制’，连续三个月处于末位的员工必须离职或重新选岗，这进一步加剧了职业的不安全感”。在此背景下，“新闻民工”现象、“新闻民工”心态成为热点研究视角。“民工心态”的记者，他们基本可以享受编制内同行待遇，但仍感觉受到不公平待遇和职业地位受歧视；伴随工作实践中无力感和挫败感的加深，“新闻民工”意识的自我定位也在加深；进而“当我们的媒体市场化后或者产业化以后，中国新一代新闻工作者正在陷入严重的工作和生活窘地”。甚者，这种民工化思维往往使记者伴随着个人价值实现的相对剥夺感和职业倦怠，直至将其个人与组织严格分开，工作中甘于被动应付。

3.实证类研究。据上文已知晓，采用问卷调查法对新闻从业者进行比较系统的研究始于上世纪70年代初。由于国内针对新闻从业者焦虑情绪的研究常见于思辨性研究，因此在实证类研究文献回顾部分，本次研究将关键词由焦虑情绪拓展为“情绪态度”。国内该类实证研究较早见于1994年，由陈祟山、祝建华等主持展开，系统介绍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早期中国新闻工作者的总体情况。1997年，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和全国记协国内部进行的新闻工作者职业意识和职业道德研究，对当时新闻从业者的基本价值观、传媒功能认知、新闻报道价值等进行了统计描述。新千年以来此类实证研究多集中于新闻从业者的职业生存概述、职业化水平、工作满意度等面向，如2002年陆晔等对社会转型和新闻改革过程中相关权利关系作用于新闻从业者的方式、程度；2006年吴飞在其研究中指出新闻从业者对“同事关系、领导能力、工作弹性、社会影响”等内在或激励因素的满意程度要高于“报酬收入、福利待遇、升职机会”等外在或摄生因素。2009年周勇在对125位新闻工作者在线调查基础上得出结论，转型期“焦虑情绪在中国新闻工作者中普遍存在”；2014年赵云泽课题组在对1245份调查问卷的分析基础上明确“职业倦怠已经成为新闻工作者面临的普遍问题”。

（二）媒介融合语境下的传统媒体新闻从业者焦虑情绪研究

当前中西方学者就媒介融合议题研究呈现智者见智的多样化态势。其中“融合新闻”从应用新闻学的角度展开对媒介融合发展的研究，讨论主体分个体与媒介组织两个层面。个体层面标志性成果如“超级记者”，义称“背包记者”。此类研究重点围绕记者在融合变革下职业素养的新要求与业务功能的新认知展开，因此，本次研究议题一媒介融合与传统媒体新闻从业者焦虑情绪相关性归属融合新闻个体层面研究范畴。

在讨论如上变量相关性时，国外相关研究结论较中立，主张真正决定融合的不只是科技过程或其他，融合通常以不可避免的公司化和集中化等含义流传于媒介工业，从而左右着人们对于融合的期待和理解，融合是一个新的媒体意识形态，一种促进新自由主义全球市场的思维方式；且媒介融合一定程度促成记者由“一匹孤独的狼”转向“多媒体团队的一位成员”，同时伴随着多媒体意识的强化。国内同类研究结论则相对明晰，提出新闻记者积极投身于媒介融合，就必须进行自我职业能力的提升，这又无形巾增加了职业压力，打击了新闻记者的从业积极性，产生职业倦怠感；个别新闻从业者“倾向于将新闻理想的失落归咎于新媒体转型引发的压力”；而在一项调查中，多数受访者表示，“对于报业融合和转型主要采取不合作、不认同两种态度”。

（三）JDC理论模型

中西方众多学者就工作压力、职业情态的影响、调节变量进行了深入研究。其中，Karasek于1979年提出了里程碑式的工作要求――工作控制模型（Job Demands-Control Model，简写为JDC模型）。在该模型中，工作控制和工作要求被认为是影响工作压力的两个重要变量，增加工作要求的同时应该提高从业者工作控制，才能激发从业者工作积极性。

工作要求，指存在于组织环境中的反映员工工作任务量、复杂程度、时间要求、工作不确定性与冲突的因素，即工作压力源。对应在媒介融合进程下的新闻从业者，“单一业务技能的编辑人员已难以胜任跨媒体的编辑任务，编辑的身份将在裂变中被消解，被整合”；面对变革“每一位编辑都应当以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以认真而冷静的自省精神认识自己，从社会责任、专业技能、协同合作等方面，提升新媒体环境下编辑主体的核心价值”。

工作控制，指个体能够对工作行为施加影响的能力，细分为技能判断力和决策自由度。在媒介融合对传统媒体新闻从业者焦虑情绪的相关性关系中，引入如此主观性、个人化的叙事语句作为调节变量，一则可直观了解传统媒体新闻从业者在传媒结构化转型过程中不断调适和寻找“位置感”的话语策略，一则有助于推测新闻从业者对其职业意义等相关命题的信仰和坚信度。

（四）研究假设与模型

本次研究围绕新闻从业者，特别是传统媒体新闻从业者的焦虑情绪展开。遵循该议题已有研究下实证类研究范式，以当下新闻从业者焦虑情绪主要动因之一――媒介融合为自变量，探究其与传统媒体新闻从业者焦虑情绪的相关性；基于JDC理论，引入工作要求和工作控制调节变量，以期阐释媒介融合与传统媒体新闻从业者焦虑情绪相关性的发生机理。基于此，提出研究假设如下：

H1：媒介融合对传统媒体新闻从业者焦虑情绪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

H2：工作要求在媒介融合对传统媒体新闻从业者焦虑情绪相关性中具有正向中介作用。

H3：工作控制在媒介融合对传统媒体新闻从业者焦虑情绪相关性中具有负向中介作用。

研究模型如图1所示：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变量测试

1.自变量媒介融合：拟采用Lau&Woodman（1995）开发的组织变革量表作为初始量表，结合传媒组织特征进行了改良。量表分为5个指标，共计16个题：媒介融合给我带来的影响指标3个题；媒介融合变革的强度和重要性（以对组织的重要性为主）指标3个题、媒介融合的预判及意义指标3个题、媒介融合开展的显著性指标2个题、对媒介融合变革的个人控制指标5个题。

2.因变量焦虑情绪：拟采用xie（1995）对焦虑研究所应用的焦虑情绪受测量量表。该量表包括5个题项，如我会因为工作感到烦躁或神经紧张、工作经常使我忙得几乎发狂。

3.调节变量：工作控制与工作要求，均以Karasek在JDc理论模型中开发的量表为基础，结合传媒特征进行改良，其中工作要求量表包括6个题，工作负荷指标3个题，时间压力指标3个题；工作控制量表包括7个题，技能判断力指标为4个题，决策自由度指标为3个题。

（二）研究数据及分析

研究前期共收回调查问卷219份，填写方式为在线自愿完成，时间跨度为2015年9月1日至10月1日，受访者均为供职于报纸媒体的新闻从业者，样本分布于北京、上海、天津、广东、湖北、河南、黑龙江、河北、江苏、浙江及其他。运用SPSS22.0进行数据分析和假设检验，对总体样本的特征与结构分析拟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方法；对各变量及指标之间的相关关系拟采用皮尔森相关分析法；对媒介融合对焦虑情绪的预测作用，工作要求、工作控制的中介作用等验证拟采用回归分析法。小样本预调研数据分析显示，上述各量表克隆巴赫系数均大于0.8（受篇幅所限不再详述），说明本次研究采用量表信度较可靠，且可用于正式调查。各量表中测量题项的测量均采用李克特量表形式，1对应非常不同意，5对应非常同意。

四、研究结果

（一）新闻从业者人口统计学素描

本次受访者以男性居多，占比56%；其中-21 35岁年龄段人群占1：L75%，总体呈年轻态势；工龄在五年以下者居多，十年以下者占比近七成；近六成有跳槽经历，追问其未来半年是否将跳槽，四分之一受访者给出肯定答案。此外，样本总体呈双高态势，即高学历、高收入。其中，58%的受访者学历为本科，博士研究生超高学历者占L：L5%；而4l%的被访者工资水平在8000元以上，6000元以上者占比接近六成。

（二）新闻从业者焦虑情绪显著性分析

1.传统媒体新闻从业者焦虑情绪显著。本次研究以焦虑感受测量量表五个问题所得值的均数作为焦虑程度值。根据SPSS22.0样本统计结果.可知，反应焦虑程度的指标均值为3 26，大于题目平均值3，并且经过t检验得知，显著性为0.000小于0.05，即传统媒体新闻从业者当下焦虑情绪显著。

2.焦虑情绪在学历、工龄属性中差异显著。检验焦虑情绪在不同属性下是否差异明显时，发现存性别、年龄、是否有跳槽经历三个属性中，不同类别下的新闻从业者的焦虑情绪差异并不显著。尽管如此，《青年记者》以晚报都市报青年记者为调研对象，充分验证了年轻一代新闻人的职业因惑和从业焦虑。此外，学历属性下的最高学历一博士研究生类别受访者，较其他几项低学历受访者的焦虑情绪更高，且p值0.005小于水平显著性0.05，即不同学历的新闻从业者焦虑程度存在显著差异。且在工龄分组中，工作21年以上的新闻从业者的焦虑程度最高，且p值0.038小于水平显著性0.05。

（三）媒介融合与新闻从业者焦虑情绪呈正相关

根据SPSS22.0 person相关性分析可知，焦虑情绪与媒介融合在水平显著性0.05上相关显著，几‘为正相关。（表2）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以媒介融合量表中五个指标为自变量，以焦虑情绪为因变量构建同归模型。首先0ANOVA分析结果显.示，F值为12 847，大于10，且显著性为0.000小于.0.05，即此因变量适合做回归分析，并且回归方程.具有统计学意义。最终通过系数表格得到方程为“焦虑=3.730-0.017。影响+0.274*强度和重要性.+0 254*意义-0.458*显著性+0.397*个人控制”；自变量p值均小于0.05，因此具有统计学意义。根据该方程，媒介融合总体与新闻从业者焦虑情绪正向相关。其中，媒介融合变革的强度和重要性（以对组织的重要性为主）、媒介融合的预判及意义、对媒介融合变革的个人控制三项指标对新闻从业者焦虑情绪的影响作用尤其显著

（四）调节变量对媒介融合与焦虑情绪相关性的中介效应

加人工作要求和工作控制变量后，自变量媒介融合与因变量焦虑情绪相关系数和决定系数均有所提升，说明如上两个调节变量的加入具有显著影响力。

1.工作要求变量。加入工作要求调节变量.其对应p值为0.000小于0.05，具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说明工作要求对焦虑有显著影响，并且由于系数为0.621，表明工作要求在媒介融合与焦虑情绪中起显著的正调节作用，即工作要求升高时，自变量媒介融合对因变量焦虑情绪的作用也相应增加。（表3）

2.212作控制变量。加入工作控制调节变量，其对应p值为0.003小于0.05，具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说明工作控制对焦虑有显著影响。并且由于系数为0.289，表明工作控制在融合变革与焦虑情绪相关性中，较工作要求变量发挥偏弱的正调节作用，即工作控制升高时，媒介融合对焦虑的作用仍会相应增加。（表4）表4工作控制在媒介融合与焦虑情绪相关性中的调节作用回归分析

五、研究假设修正与讨论

（一）研究假设及模型修正

综上分析，假设1“媒介融合对传统媒体新闻从业者焦虑情绪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成立，假设2“工作要求在媒介融合对传统媒体新闻从业者焦虑情绪相关性中具有正向中介作用”成立，假设3“工作控制在媒介融合对传统媒体新闻从业者焦虑情绪相关性中具有负向中介作用”不成立。研究模型修正如图2：

（二）结论与讨论

媒介工作经验总结篇10

二、数字时代:新闻传播教育的技术转向

媒介融合正在世界上不同国家和地区不断涌现，已然成为现代新闻业革命性进化的大趋势。在媒介融合的巨大潮流中，今天的大众传媒与新闻传播的主体结构和信息来源机制都产生了深刻变化，大众传媒的组织架构与工作流程也随之发生了巨大转变。美国西北大学副教授李奇•戈登将媒介融合分解为七大方面:“1．媒体科技融合;2．媒体组织融合;3．媒体所有权融合;4．媒体战术融合;5．媒体结构融合;6．采访技能融合;7．叙事形式融合。”［7］媒介融合的内涵看似复杂多维，而且近年来学界对其研究也似乎日趋泛化，其实，当我们真正去挖掘媒介融合各种类别背后的深层要素时，不难发现，这背后的核心要素只有一个，那就是———人。只有人，才是一切媒介融合形态的直接操盘手和真正孵化器。只有当人的观念和能力真正与全媒体时代对接之后，媒介融合才能够最终成为现实。因此，如何应对数字技术背景下媒介生态的根本变化?———这不仅是现代传媒生死攸关的问题，更是培养现代传媒人的新闻传播教育无可回避的巨大挑战，而这种挑战又尤其体现在新闻传播专业的实践教学中。正如Toffle指出，我们应“把注意力集中在人和社会在适应这些变化中的种种困难和障碍”［8］。如果我们不能尽快适应这些转变，将会付出沉重的代价。新闻传播学作为实践性极强的应用型人文专业，实践教学体系必须及时深刻体现业界的人才需求。按照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类型进行条块分割式的传统业务实践教学模式已经不能适应融媒时代的根本需要。在新的媒介技术基础上重组实践教学体系，充分体现媒介融合的技术特征，培养具备跨媒体传播能力的“超级记者”(Superreporter)成为传媒教育的当务之急。何谓“超级记者”?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快速融合的大趋势下，超级记者特指掌握了多种媒介传播技能，能够同时为不同类型媒体提供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多元化报道形态的新闻记者。在美国，超级记者已经成为传媒行业热烈追捧的“超级人才”，而现代传媒对融合新闻人才的这种迫切需求，毫无疑问，将成为推进新闻教育改革的原动力。媒介融合使我们进入了一个全媒体时代。“全媒体”在学界并没有一个严格的界定，就信息技术目前发展现状而言，简单来说，是指信息采用文字、声音、影像等多种符号系统，借助广电网络、电信网络和互联网络的三网融合平台，利用电子媒介、印刷媒介、网络媒介、新媒介等不同媒介形态的业务融合，实现用户以电视、PC、手机或平板电脑等多元化的终端设备完成信息的融合接收，满足人们跨越时空限制实现信息传播诉求的媒体形式。数字时代媒介生态发生了重大变革，全媒体发展趋势使传媒市场对人才的需求产生了结构性变化，这促使新闻传播实践教学必须进行改革以适应新的媒介生态。基于本文对全媒体的理解，不难发现，媒介融合时代的新闻传播教育需要全面对接全媒体传播人才的培养目标，而我国高校目前传媒专业的实践教学平台普遍脱胎于传统媒体主导时期，基本属于以媒体形态为单元而构建的单一形式，实践教学中不同媒体业务间的壁垒成为实现这一全媒体传播人才培养目标的最大短板，因此，构建新闻传播学专业跨媒体融合的实践教学平台是当务之急。基于媒介融合发展趋势对传媒人才培养提出的挑战，新闻传播学专业亟需推进实践教学体系的变革与创新，而当务之急在于改变按照课程孤立设置实验课程的传统做法，根据媒介融合时代对新闻传播人才培养内涵的转型要求，应将实验实训课程进行全面整合，形成专业基础实验能力、专业综合实验能力、实践与创新能力三大单元，分别对应基本、提高、创新三个不同的实践能力培养层次，将专业能力融合在专业素质培养这个总体目标中，循序渐进，实现传媒专业实践教学课程体系的重构与变革。所谓课程体系，是指在一定的教育价值理念指导下，将课程的各个构成要素加以排列组合，使各个课程要素在动态过程中统一指向课程体系目标实现的系统。可见，要实现媒介融合视阈下人才培养的技术转向，课程体系的重构是基础和关键。基于这一认知，新闻传播学专业可以按专业基础性实验、综合性实验、设计创新型实验三个层次逐步递进，深度体现人才培养的媒介融合能力导向，实验课程体系从不同的层次和角度满足学生专业创新实践的需要，充分发挥实验教学在人才培养中的自主性和创造性，从而力求全面提高新闻传播学子的专业综合素质和融合传播能力。

媒介工作经验总结篇11

一、互联网思维是媒介素养教育的重要时代特征

新世纪以来，互联网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对传统报纸、电视、电台媒体产生了冲击，并覆盖了其他各类媒体，融合成全媒体新形式。在互联网时代，人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得到了更新，思维方式和主观视角呈现出新的特征。这种新特点、新特征、新特质，就是媒介素养教育要着力吸纳的重要时代特征。

1.信息选择获取中的开放性

媒介素养教育要教会学生能够在纷繁复杂的信息流、信息束、信息群中选择出有形、有用、有内涵的部分加以吸收。在传统媒介形式中，报纸的文字、电视的光影、电台的电波是其中的载体，在媒介背后有着数量多、关卡多、门槛高的议程设置员，对信息内容进行高频次筛选。而在互联网世界中，依托网络平台技术，私密性下降、公开性上升，从一般意义上说，所有人都可以在网络上进行信息的传播和接纳。它的信息端口是开放的，接驳成本是低廉的，获取形式是多样的。在这一形势下，形成媒介素养的首要条件就是认知媒介和掌握信息，具体表现为对信息知识的筛选和判断，核心素质是能否在数量极大、内容极杂、秩序混乱的信息知识中成功获取自己所需要的信息，并发送出有效信息〔1〕。

2.知识消费生产中的多元性

运用媒介的过程看似是对信息知识的获取和挖掘，其实质是对信息知识的消费和生产。在这一过程中，信息生产的主体、信息呈现的形式、信息组成的结构、信息传播的载体、信息达成的效果都是多元的。很多时候，它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并非是一对一的方式，而是在多对多的整体组织架构中力求做到多对一或一对多。实践证明，即使是力求做到P2P的信息市场模式，也在互联网发展中不可避免地拥有了多元性的特征。培育学生的媒介素养，必须高度重视互联网时代的多元属性，尊重他人的信息诉求、知识追求、价值需求，理解媒介运作中的化简为繁，认可知识消费与生产中的供求双方的多元态势。

3.实践参与反省中的体验性

互联网的出现是在网络技术火花迸发之后，随着网络用户的不断增多而形成了相对统一的网络协议，并在不断完善网络信息内容过程中，逐渐丰富网络表现形式，即在对用户诉求充分满足的原始驱动力下实现的。其中，互联网最主要的特质就是鼓励和吸引用户积极参与，并在其中进行体验式改进。在媒介素养教育中，强调体验的感觉、推动体悟的发生，是教育的重要出发点。唯有让学生在媒介运用中实际操作，才能促进理论知识走进现实的生产和生活，才能推动学生自主发现自身媒介素养的短板和不足，才能以个人成长经历为背景不断纠偏媒介运用方式、纠正媒介价值取向。

二、当代媒介素养教育中互联网思维的缺失与弱化

在当下教育发展中，媒体的运用已经是教育体系的重要一环，媒介素养已成为涵盖知识吸收效率、信息筛查能力、网络运用素质等众多方面的综合素养。以书本、报刊为主的纸媒，以网站、论坛为首的网媒，以手机APP为主的自媒体，已经成为教育教学的标配，深入到教学设计、教学实施、教学评价的各个环节。然而，在互联网思维的运用中，媒介素养教育仍然存在片面地强调知识、困顿于过去等不协调、不平衡、不到位的情况，亟须对症下药，分类施策。

（一）媒介素养教育的“断网”现象

1.媒介技能欠完善

随着教育方式方法的不断创新，媒介素养的内容也得到不断扩展，媒介全方位渗透到学生学习和生活的各个方面，教学空间从课堂到教室、宿舍、食堂等多场所，教学时间从特定时间固定阶段变成全天候24小时，教学形式从一对多的教与学变成开放式师生互动等。这些变化虽然给教育带来更多表达内容、表达渠道、表达反馈，但一旦教育主体的技能水平无法跟上新媒介发展的脚步，就很容易导致教学内容与实践、教学技术与运用、教学形式与实质出现脱节。这里所说的教育主体既包括学生，也包括教师，还包含教育管理者。从实践看，学生的媒介技能往往可以在第一时间跟上时代进步，但是教师和管理者容易处于滞后状态，导致教授内容滞后于社会行业需要，即所教非所用，给学生媒介能力培养方向形成误导〔2〕。

2.媒介心理未达标

媒介素养水平高的重要指标就是在充分发育的信息市场上能够拥有健康而理性的心理。目前，大众传播环境下的媒介本身结构欠合理，具体表现为：推送信息泥沙俱下，多种价值观并存，出现了部分对客观世界的失实、失真反映，对人性心理的扭曲、污染以及对主流观念的冲击、替换，等等。这些都会造成媒介素养的弱化以及媒介素养教育的难题。例如，在面对眼花缭乱的媒介形式时，如何选择健康高效的媒介；在面对杂乱无章的信息知识时，如何判断科学真实的信息；在面对媒介设置信息清单时，如何筛选符合自己的内容，等等。这些难题的解决都需要重视学生的媒介心理，加强对其心理状态的监控，从而在媒介浸润下对其产生心理影响时第一时间发现并及时处置个体问题，从而形成强有力的媒介心理素质。

3.媒介道德有短板

用户信息隐藏、信息发布便捷、信息内容失查的情况，很容易造成人性黑暗面的暴露或道德品质的缺失。媒介素养教育就是要让学生有素质、有原则、有效率地使用媒介。这种原则和素质主要体现为道德行为的优劣。互联网思维下，如果不能将媒介道德纳入素养教育的范畴，学生在媒介运用中就会陷入“马太效应”，使大量的受众群体因低素质群体的存在、落后道德的盛行而降低对媒介整体环境的期望值，而当前的媒介素养教育大多对媒介道德点到为止，将媒介道德教育简单地推给思想政治教育，缺乏从专业角度给予的特殊关注和有效举措，这很容易导致技能强而品质差的媒介素养出现。

4.媒介法制有空白

媒介无论怎么创新发展、种类多么丰富、内容多么庞杂、效果多么显著，都应当置于法制管理、有效监督之下。互联网思维应当具备对法律法规的明确认知，坚定地认为在媒介参与和使用过程中必须坚持符合法制要求，在法律红线之上的媒介素养才是真正科学合理、符合时展的素养能力。在当前的媒介素养教育中，一些学校的媒介素养教育更倾向于对媒介知识的讲授，使学生会用、能用，而忽视了学生群体的媒介用途。有些学生因而抱有侥幸心理，在触犯法律准绳时仍然不知情，在涉及法律法规约束时仍然不情愿，这直接影响了其对媒介信息的有效选择和运用，导致媒介素养非但没有成为其综合素养的加分项，反而成为减分项和雷区。

（二）媒介素养教育问题背后的深层原因

1.媒介价值观念偏差

多种媒介创新发展是市场经济充分发展的结果。在传统教育观念中，人们习惯于将媒介素养作为经济发展的一种元素和表征加以考量。市场的定位及较强的竞争性激发了媒介发展的活力，但也导致媒介的话语权在一定程度上偏功利化，媒介价值取向更侧重于能够带来切实经济利益的模式。在媒介素养教育中，互联网思维弱化和缺失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价值观念的定位出现了偏差。如果媒介的文化属性服从于经济属性，也就是当一种媒介对经济效益的追求高于对社会效益的认可，那么就存在偏离科学媒介价值观的可能。当媒介不再作为传递文明、传播文化、改良精神、改造世界的存在，而是作为服务低俗、恶俗、庸俗的工具，那么在媒介素养教育中就难以摆脱功利化、低俗化的倾向〔3〕。

2.无效信息过载严重

媒介素养教育的首要出发点是对信息的筛选、吸收和应用，这种信息可以是知识的雏形，是碎片化的实践案例，也可以是知识向技能转变的可靠路径。一般而言，这种信息在得不到系统归纳时采取普遍作用、重点突破的方式，通过人际传播、社会传播对人产生熏陶作用。媒介素养教育是要让学生学会运用媒介，即能够快速梳理、甄别和吸纳信息。这种教育的发展是基于特定条件的：一是参与媒介素养教育的信息是定量的，不能无限增长、无止境增多；二是其中的信息是有效的，主要是凝聚和浓缩的精华，无效信息的比例要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从目前教育实践看，媒介信息长期处于超载现象，无效信息持续处于高位，给媒介素养教育的内容选择、课程开展、案例实践造成了很大负担，给学生正确认知媒介、科学掌握媒介、快速提升素养带来了障碍。

3.创新研究深度不够

教育是教人思考的事业，媒介素养教育是教人对媒介原理、媒介理念、媒介影响进行深入思考的工作。在互联网思维下，通过在开放的业态中对媒介进行研究和分析，继而进行创新，是促进媒介素养成长的重要路径，但是，目前对媒介素养教育的创新研究还不深、不透、不够。具体来说，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技术流主导一切。媒介的发展以技术创新为第一驱动力，但是技术创新并不是媒介发展壮大的全部要素，也不能代表媒介素养的各个方面。很多素养教育对媒介的介绍集中在技术原理上，并自誉为对知识深度的挖掘，其实是对技术的片面理解，缺少技术人性化的全面体验。二是体验流高于一切。一些教育工作者认为，在媒介素养教育中，体验才是王道，是高于技术、理念、思维等各因素的存在。这种倾向有一定的道理，但在实践中会导致过度关注体验效果、沉溺于感官刺激，而忽视对媒介深层发展和人际传播作用的分析研究。

4.主体参与实践不足

互联网思维主张采取主动参与的方式使用媒介。这种参与应是深度的、有效的。具体来说，包括三个方面：一是选择性实践过多，即在媒介素养教育中，教师和学生双方都存在一种偷懒倾向，即对媒介工具的应用仅仅是简单搜索、查找、检索、浏览，缺少对已有信息的分类、梳理、汇总、筛选。其实，越是简单易得的信息，已经被媒介编辑或其他用户进行了多次编写和分析。这种结果既是经验，也是一种禁锢。从思维训练、积极参与的角度看，应当多尝试对原汁原味的信息资料进行自主化分析和运用，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促进媒介素养的提升。二是沉默的螺旋效应出现，即在媒介素养教育中，当教师或学生一方对媒介运用的某种倾向持不明朗态度时，大多数群体就会采取沉默但屈从的方式跟随。媒介素养最终要体现在学生的言行举止之中，表现为学生今后工作和生活中的媒介运用能力，这种技能水平应当表现为勇于发声、敢于说话，在媒介上能够善于运用媒介形式表达自身观点，承担作为新时期个体媒体人的导向作用。

三、基于互联网思维进行媒介素养教育的策略

在当前重视媒介发展、强化媒介运用、加强媒介素养的诉求下，要实现媒介素养教育的发展和提升，不仅需要依靠互联网思维细化分类、明确思维导向，也需要用切实可行的教学举措培育媒介素养。这是一个循序渐进、内外兼修的系统性综合工程。只有将媒介素养教育置于互联网思维模式下进行观照，将其置于教育事业进步中进行考量，才能真正使媒介素养成为教育发展的助推器、教育评价的指南针。

（一）以思维分类明确发展导向

1.以客户思维改善教育体验

客户是互联网时代最宝贵的资源，客户思维是互联网思维的核心。这种思维方式在于关注客户的诉求，在产品设计上围绕客户所需进行，在产品供给上围绕客户所想予以满足，在后续服务上按照客户反馈加以改进。如果将媒介素养教育看作市场生产线，那么提供何种教育模式、教育内容都要充分尊重学生的诉求，满足大多数学生当前教育阶段的基本需求，让教育成为学生获得媒介知识、培养媒介技能、提高媒介素养的实践基地和平台。这里主要强调体验，包括情感体验、感官体验、技能体验等，让学生在教育过程中参与到课程设置、课堂设计、教学计划中，参与到教学互动、课程反馈、媒介应用中。这种客户思维的运用也是以生为本理念的具体体现，是以学生的全面发展为教育目标的生动诠释。

2.以共享思维优化教育模式

互联网思维下，资源不再是处于你争我夺的零和博弈之中，而是可以达到“1+1大于2”的共赢。这种共享思维是在媒介素养教育中促进学生之间、师生之间、教师之间、校际之间广泛开展教育互动、交流沟通，在理念的相互碰撞、方法的相互学习、效果的相互比对之中优化教育模式，提高媒介素养。具体来说，就是要让师生在媒介素养教育中表达出来、反馈出去。师生通过媒介接受的信息量大而庞杂，接收到的知识类别繁多，共享思维让人们愿意将所学、所思、所感与所悟分享出来，给他人作为借鉴。可以说，这种思维下的素养教育是对信息处理的倒逼和优化。在共享思维下，媒介素养教育的各方都同时成为了资源的接受者和提供者，要在接受信息后进行处理优化，再传递出来，形成自身的资源体系。这种方式就促进教育向更深、更广的方向发展。

3.以创新思维落实项目研究

创新是互联网时代的鲜明特色，互联网思维的重要元素就是创新发展。在媒介素养教育中，应做到两个方面的创新：一是形式创新，即脱离原有教学教研方式，采取教学课题、项目研究的方式，将媒介素养教育作为重点项目进行推进，可将这一选题细分为多个分课题，集中人力、物力等资源进行研究和突破。二是来源创新，即在原有教学评价、教学反馈的基础上增加教育评价主体，将以社会新兴媒体为代表的新媒介及时纳入评价范围，将学生主体的教学评价作为重要指标，特别是要高度重视学生在教学实施过程中的动态反馈，将媒介素养教育作为一项工程进行改进和完善〔4〕。

4.以开放思维促进教育融合

当前，互联网经济成为重要风口。我国在多个领域提出“互联网+”的理念，这其实是互联网思维开放性的具体表现。在媒介素养教育中，教师作为教育主体、媒介个体，应当立足于开放思维，善于从不同层面对媒介素养进行分析，从不同角度对媒介素养进行融合，将科技创新点、教育发展点、学生诉求点在媒介素养平台上进行综合、融合，不断加强已有教育载体与新兴媒介形式的结合，将媒介素养教育视为一种相对固定教育发展阶段下动态化、开放式的教育体系，随时随地将相关要素囊括进来，进行组合，一切以学生最终媒介素养提高为检验标准。

（二）以有效举措培育媒介素养

1.强化学生的主体地位，提高媒介认知能力

互联网思维下的媒介素养教育，必须要回答“谁是把关人”的问题。这一问题的答案关系到媒介素养教育结构中相关主体的地位。首先，学生必须是媒介素养培育主体，他们是互联网思维的深刻掌握者、实地践行者，也是媒介传播的重要客户、媒介素养的主导者、素养教育的主要对象，对媒介素养有着自身群体性鲜明认知，有着与时展相契合的学习热情和动力。因此，在媒介素养教育中，应进一步加强学生的主体地位，最大限度地引导学生参与，让学生充分认识媒介。其次，教师必须在媒介素养教育方面发挥引导作用。在互联网思维下，教师的权威受到挑战，学生地位不断提升，但是对媒介的认知不能简单依靠学生群体的重复体验，而需要在教师指导下有方向地、科学合理地进行学习和掌握，媒介素养的提高需要有一个阶段性的过程，也需要教师主体充分发挥作用。

2.丰富技能实践课程，提高信息筛选能力

媒介素养的提高不是媒介知识的掌握，媒介素养教育不应仅仅是让学生在理论方面的加强，更重要的是在实践操作过程中从能用到会用，再到用得好、用得准、用得科学高效。互联网思维下，首先，媒介素养教育要突出“全”，即在媒介知识的掌握和运用上不能仅局限在媒介理论中，而要将传播学原理、计算机原理、新媒体原理等多学科知识进行融会贯通，为媒介素养的运用打好坚实的理论基础。其次，媒介素养教育要突出“特”。媒介素养的关键在于使用，要依托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行业岗位需求，充分依靠社区、基地等实习实践平台，引导学生在实践中掌握知识、提高技能，让学生拥有对媒介运用的一技之长。

3.联通各类教育平台，提高资源应用能力

在互联网时代，教育不再是单纯的校园生活和课堂行为，而是在社会结构中对各类教育资源的打捆利用，这一特点在媒介素养教育中尤为突出。采取多种媒介形式展开教育教学，学生自然对信息的收集具有敏感性。因此，教师要有意识建设和连通多种教育平台，收集整理相关教育资源，为学生推送更多、更丰富的教学资源。一方面，要线上线下结合，在校园生活中，充分利用班级、年级等学习单元，让学生在班级、年级之间运用媒介知识和技能进行互动。还可以充分利用计算机社团等学生团体，让学生对媒介素养的追求具化为主题活动，使媒介素养实践覆盖学生学习、生活的各个方面。另一方面，要校内校外结合，特别是对在线教育各类信息平台、论坛、网站进行归口处理，让学生能够在学校主页上寻找到沟通交流的接入口，通过虚拟世界的体验，提高各类资源的有效利用率〔5〕。

4.增加情感体验教育，提高心理建设能力

媒介的运用表面上看是信息的传递与交流，其实质是对学生自身潜能的激发、对自主研究兴趣的激励、对媒介参与经历的重温。在媒介素养教育中，教师应当让学生逐步增加情感体验，引导学生在认知媒介、掌握媒介、运用媒介的过程中，结合自身的成长经历和身边案例，加深媒介体验程度，促进媒介信息在学生群体中入眼、入耳、入脑、入心。同时，依托媒介教育的实施，实现教师和学生的情感交流，以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和课程认同感。在此基础上，还要不断提高学生面对媒介信息、使用媒介工具时的心理素质，建设强有力的媒介心理，以适应瞬息万变的媒介转型与持续不停的信息轰炸。

（三）以责任分解夯实保障基础

1.重视教师媒介素养

教师是学生的榜样，教师对学生的成长有着重大影响。教师的媒介素养高低不仅表现在教育水平上，也体现在人文素质、教学形式、教研成果上。教育管理者要持续关注教师的媒介素养，要通过加强媒介素养业务培训，强化相关考核评价，提高教师媒介素养。同时，教师要从自身做起，主动了解和掌握互联网思维，学好媒介，用好媒介，总结经验，提供案例，为有序开展媒介素养教育提供可靠的保证。

2.加强学科媒介应用

媒介工作经验总结篇12

崛起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是英国媒介研究领域的一支重要力量。作为批判学派的一个分支，与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相对应，这一小组被有些学者称为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学派。根据该小组主要成员之一格瑞格·费娄①的访谈，格拉斯哥媒介小组其实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学派，它主要是一学者群，他们在一起从事媒介研究，其成员既包括媒介内容生产加工的新闻媒体从业人员，也包括其它一些大学和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它以格拉斯哥大学社会学系为依托，以社会学的方法对媒体、政府和受众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故此而得名。

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格拉斯哥媒介小组对新闻的真相、媒体与舆论的形成、权利与控制、灾难与危机报道、精神病与自杀等重大而敏感的社会问题进行研究和反思，推出一系列经典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新闻三部曲《坏新闻》（1976）、《更多的坏新闻》（1980）、《真正的坏新闻》（1982）；以及《新闻：战争与和平》（1986）、《眼见为实》（1990）、《获取信息》（1992）、《大众传媒的巡回》（1998）等著作。在文化研究的政治介入和批判传统不断被改写、淡化甚至取消的情况下，②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的批判理论成为固守英国媒介批判传统的一支生力军。WWW.133229.cOm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虽然由不同背景的研究人员组成，也没有统一的研究目标和宗旨，但他们却是基于一致的批判思想和理论出发点。他们的大多数成果也是作为集体智慧的结晶得以问世，所以他们的批判理论可以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梳理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的研究图谱，不难发现其秉承着英国文化研究的意识形态批判传统；采用新受众研究方法；反思媒介的启蒙功能，强调媒介在促进民主进程方面至关重要的功能。在媒体空间日益被挤占和封建化的情况下，大众传媒与文化机构应该着力培育受众对于媒体现实和媒体幻觉的鉴别能力和相应的抵抗策略，继续现代性未完成的解放事业。

一、缘起与目标：新闻、真相与权力

格拉斯哥媒介小组以电视新闻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敏锐而犀利的笔锋“穿透了新闻媒介表面上所声称的中立和平衡，发现新闻报道中充满偏见和限制的事实”。③因此，格拉斯哥媒介小组的主要研究对象就是电视新闻的真实性和客观性，以及围绕电视新闻生产过程的信息采集、信息传播、信息接受和信息控制等。格拉斯哥媒介小组主张，无论电视新闻看上去多么自然、真实和即时，它仍然是一种社会性构建的伟大创举。④换言之，新闻并不代表真相，新闻是一种构造的真实，是一种事实的外表。格拉斯哥媒介小组的研究目标，就是要考察媒介控制和媒介影响问题，进而促进媒介和传播领域里新方法的发展和对实际问题的研究。

雷蒙德·威廉斯认为，“文化是对一种特定生活方式的描述，这种描述不仅表达艺术和学问中的某些价值和意义，而且也表现制度和日常行为中的某些意义和价值。”⑤新闻既然是作为一种叙述的文本，作为一种话语的建构产物，也就是一种文化的载体，那么新闻中出现的图像和符号就不可避免地传递着一种共享的文化价值和一种共同遵守的行业规范。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不仅对新闻中出现的图形、符号、呈现方式等诸多方面作文本分析，而且还对新闻作话语分析，深入新闻语言的结构以及电视新闻的制作过程，从细节入手，揭示特定新闻得以生产的语境、背景和动机。

以bbc为代表的英国电视媒体向来以客观、公正和中立著称, 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对英国媒体在1982年“福兰克岛事件”中报道方式进行了研究，发现bbc不仅受到英国保守媒体的攻击而且受到英国政府的诘难，bbc不得不调整自己的报道方式，甚至改变立场。对北爱尔兰的媒体形象研究发现政府部门对新闻的控制——政府对不同新闻记者采取等级制度，以影响不同的受众群体；政府通过媒体对不同事件给予不同的显著报道而避重就轻，藉此对新闻信息和传播进行控制。对1984年的煤矿工人罢工事件分析，发现政府控制媒体发布虚假和歪曲信息，影响罢工工人形象，进而瓦解罢工活动。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的每一项研究都直指媒体的要害，其目的在于揭示新闻生产与权利之间的真实关系。

所以，新闻并非真相，新闻并不像它所宣扬的那样客观和中立，新闻只是真相的一部分或者是歪曲的了事实。新闻的生产过程是各种权力和利益争斗协商的过程。

二、方法论：新闻游戏与接受分析

批判学派的受众研究自戴卫·莫利在《举国关注的观众》一书中采用的民族志受众研究方法以降，进入了所谓的“新受众”研究时代，即接受分析。其显著特征就是回归文本的社会语境以及强调受众在文本解读时的能动性和主体性。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在方法论上继承了新受众研究的精髓，但又不排斥经验研究的一些优点，体现出了方法论上的创新和突破。约翰．埃尔德里奇坦言，“我们工作的重心多聚焦于信息内容分析，采用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的方法”。⑥

首先，传统的受众研究大多遵循刺激—反应模式，重视媒介影响的结果，也就是媒介效果分析，而忽视对信息内容的分析以及这些信息如何与特定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相联系。其二，斯图亚特·霍尔的编码/解码模式虽然为批判研究提供了定性分析受众类型的有效阐释框架，但是忽视了文化语境中的权利结构对受众的控制。霍华德·h·戴维斯指出，“虽然大部分文化研究对占统治地位的观念进行了含蓄或明确的批判，但它未能很好地说明由某种商业、政治或文化环境决定的研究成果与文本意义之间的关联，也未能说明这些研究成果在不同的社会背景和不同时间中对受众的意义。由于文化研究仅靠文本的突发性解释想象力，所以除一些显著的例子之外，经验主义受众研究是被忽视的。”⑦

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的受众研究一方面竭力避免霍尔模式的缺陷，另一方面又力图克服定性研究缺乏科学性和客观性的缺陷。因此，在他们的受众研究中，“将两个议题看作是关键性的。第一个是信息如何确切地使接受者信服的。由此而来的第二个问题是：一条信息是如何对一组人群起作用而对另一组人群不起作用？”⑧为此，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设计的研究方法是让受众策划自己的新闻节目。具体说来就是，给受众一个既定的议题或者新闻剪辑图片，该议题为重大新闻事件且发生有一段时间；假设受众就是新闻记者，三、四个人组成一个小组，写出有关这个议题的新闻报道。然后检验受众的报道与媒体报道就同一议题的相关性。换言之，就是要揭示媒体报道如何影响人们特定观念的形成过程。

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以1984—1985 年发生在英国的矿工罢工事件作为研究，将受众在罢工一年结束后写出的新闻报道与英国广播公司（bbc）和独立电台(itn)的真实新闻节目进行比较，发现二者惊人的相似。首先，“每个小组的陈述不仅反映了新闻的主题内容，而且反映了报纸标题的结构”。⑨也就是说，人们能够回忆新闻中的重大主题。但是人们对新闻报道的认同与否却不尽相同。其二，“受众对新闻的理解是非常复杂的。文化、逻辑和经验的成分都可能融合在个人对新闻报道的评价当中。”⑩

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采用新闻游戏和接受分析的方法，其优点在于：首先，它揭示了受众的“事实”、“理论”是由媒体提出来的；其次，新闻游戏能够检验人们复制媒体语言的程度；第三，它能够探寻人们记得媒体报道的一些“事实”或者“单个词语”的程度。11不仅如此，他们研究的价值还在于：“以广泛的主导意识形态和社会等级政策的观点的连续研究，表明可以在特定的传媒讯息与已完成的诠释之间建立起一个清晰的、长期和共同保持的关系…这就使得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在这种诠释和由社会地位及经验决定的反应之间，建立了连续一致的关系，同时还认同了传媒讯息和改变态度及观念之间的关系。”12

简言之，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将受众置于广阔的文化和媒体背景之中，在微观上采用接受分析和内容分析，从宏观上揭示权力和意识形态的控制。这种方法有助于揭示媒介的中长期影响，即媒介不仅影响了人们对社会问题显著度的关注，而且影响人们的认知和对外界事物的重构。

三、媒介观：意识形态批判与现代性启蒙

众所周知，传播批判学派的主要理论来源是马克思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因对受众的过分悲观，寄希望于文化精英，由此陷入了高雅艺术对抗文化工业的永恒悖论之中，从而失去了解释现实、变革现实的意义。英国文化研究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遗产，实现从审美向政治的转换，发现媒介是意识形态的角斗场，重新确立受众的主体性，从而开创了英国媒介研究新的范式。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与英国媒介研究的总体特征是一脉相承的，即“它对于媒介厕身其中的社会应该是如何的总是有一种不安的考量。这种对应然问题的不断求索，使得对媒介能够和应该发挥什么功能的问题从来就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13

首先，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秉承着英国媒介研究的意识形态批判传统。对媒介的意识形态再发现是斯图亚特·霍尔对英国媒介研究的重要贡献。霍尔认为媒介是表意的工具。媒介通过表意过程建构社会现实。媒介一方面塑造社会的价值观和审美规范，使其成为大众的一种自觉共识；另一方面媒介又趋向于代表社会中占主导地位阶级的利益。在这一方面，媒介可以被说成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阿尔都塞语）。但是，“霍尔的工作偏离经验研究，霍尔的编码/解码模式关注受众对意义的建构而忽视了权力结构对受众的宰制。然而，权力结构像所有权和控制权一样是关键问题，霍尔放弃探讨谁拥有这个社会、谁控制这个世界，反而关注人们怎样建构和发展自己的语言和意义”。14换言之，霍尔只关注微观的权力控制，而忽视了宏观的阶级结构。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认为受众是一定社会关系中的群体，受众的任何解读都不能脱离社会文化语境。因此，媒介研究不能离开意识形态批判。因为“意识形态已经不是某种既有社会结构或秩序的后续反映了，它伴随着建构社会结构和秩序的全过程，并在此过程当中始终是有所作为的。”15所以，对媒体作意识形态的分析首先就是要确认眼见是否真实。然后，进一步分析意识形态如何作用于社会媒介和日常生活。

其二，在市场体制下，媒体作为一种现代企业，追逐利益的最大化是其本性。市场作为一种解放的力量一方面促进文化产品的极大丰富，另一方面也造成消费文化盛行。消费文化的泛滥导致文化的同质化趋向和主流意识形态的盛行。其结果是“意见的自由市场”难以形成，从而对民主进程造成威胁。在西欧的公共媒体制度事实上已经瓦解的情况下，公共领域有进一步被封建化的危险。在这个过程中，媒体作为“第四力量”，如何实现其维护公义的社会责任，如何更好地担当看门狗的角色？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犀利地责问媒体的社会责任。格瑞格．费娄认为：“媒介已经丧失掉它的批判锋芒，已无力对其栖身的社会进行批判性的评论”。16因此，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主张媒体在促进民主进程方面应当发挥教育和启蒙的重要功能。因为“明达而非武断的公民群体是民主政治成熟的前提。大众传媒与我们文化机构的其他部分，尤其是教育机构一起在这方面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17

第三，在现实社会中，传媒的教育功能与娱乐功能时常发生冲突，有时甚至完全对立。在利益最大化原则的驱使下，传媒常常牺牲教育功能以迎合市场的需求。其结果是市场上媚俗化、低俗化的娱乐性媒介产品泛滥，从而导致众多媒体，一个声音。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将媒体的教育功能与社会的现代性和人的解放相联系，主张媒介应该服务于公众的认知活动并开启民智。因为它与社会进步和人的解放休戚相关。

按照哈贝马斯的说法，现代性是一项未完成的解放事业。格拉斯哥媒介小组认为人类惟有坚持启蒙运动所倡导的普遍怀疑精神，才能从社会约束下解放出来。人们通过媒介对社会的认识，需要辨别媒介的阶级属性和意识形态控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媒介的意识形态再发现就是回归被压抑的人（霍尔语）。正是基于这样的媒介观，格拉斯哥媒介小组超越了单纯的意识形态批判，体现出了普遍的人文关怀。

四、结语

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的批判理论在英国文化研究陷入迷雾之际，为传播批判学派注入了一剂强心针。他们的研究既有理论上的思辨，又有经验研究的实证分析；既继承了新受众研究的精髓，又有所创新和突破（新闻游戏）；既关注媒体的社会责任，也重视媒体的教育功能；既探讨微观的权力控制，也剖析宏观的意识形态影响；既关注受众的接受过程，也关注媒介影响的中长期效果。就像任何理论建构一样，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的批判理论远非无懈可击。对该理论的批评集中在他们的方法论上。18尽管如此，瑕不掩玉，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的批判理论以其锐利的批判锋芒和厚重的人文关怀为传播批判学派做出了独特的贡献。正如凯瑞所言，“关于传播的现代思想—无论是肯定的还是批判的—揭示了同样的贪婪。传播的批判理论必须确认我们眼前之所见，并构想一个起码更令人向往的世界，以超越现在。”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