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篇1

如今，中国的科技史专家正在深入研究和梳理中国古代重要的科技发明创造，希望能让公众更为全面地了解中国古代的科技创造。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以下简称科学史所)最近发布的《中国古代重要科技发明创造》一书及配套挂图，就是这些努力之一。书和挂图中囊括了88项中国古代科学发现与创造、技术发明和工程成就。或许，以后再谈及中国古代的科技成就，我们不再需要言必称四大发明了。

 

一份挂图的启发

 

编撰《中国古代重要科技发明创造》一书及配套挂图的起因，要说到6年前。

 

那是2010年10月26日，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所长吴岳良和美国华裔物理学家杨炳麟访问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因为美国出版的Milestones of Science挂图未收入中国人的发明创造，他们想与张柏春等科技史专家商量如何将中国部分的内容补充进去。

 

“这件事给了我们启发。长期以来，国外学术界对中国古代的科技成就并没有充分了解，国内情况也是如此，甚至有很多人认为中国古代主要的发明也就是四项。对于这种情况，我们不能总是建议大家去翻阅20多卷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吧?挂图和简明扼要的文字解说，是普及科技史知识的很好方式。”张柏春说。

 

后来，经过与多位科技史专家的讨论，张柏春等人认为，与其去修改美国已出版的挂图，还不如自己编制一份中国科技发明创造的挂图。于是，2013年8月，“中国古代重要科技发明创造”研究组在科学史所成立，“发明创造推选”活动及相关出版物的筹划正式启动。

 

此后，研究组举行学科召集人会议，推选各学科史的备选条目，并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征求各学科领域100多位专家学者的意见。2014年3月，研究组初步推选出113项重要发明创造，并在研究所网页上公布了初步推选清单。此后，又经过多次研讨，并征得一些外国专家的咨询意见，在其中遴选出85项发明创造。2016年初，根据后续的研究及反馈意见，研究组将清单中的发明创造增加到88项，最终形成了《中国古代重要科技发明创造》一书及配套挂图。

 

我们对研究成果的“提炼”还不够

 

其实，现代意义上的中国科技史研究已有近百年历史，但对于中国从古到今究竟有哪几项大发明发现，却缺乏系统的总结和讨论。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学者对中国科技史的研究就展开了。但当时既没有专门的机构，也没有多少人提倡。即使有人在做，也是在整理国故、发扬爱国主义精神的意义上，谈不上系统研究，更没有整体规划。”科学史所研究员、技术史家华觉明介绍说，“不过，那时候还是有一批各领域权威的学者总结本学科历史发展，在对中国古代科技成就的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果。”

 

1954年，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竺可桢发起成立了中国自然科学史委员会，17名组成人员皆是各领域的权威学者，包括历史学与考古学领域的向达、侯外庐，数学领域的李俨、钱宝琮，物理学领域的叶企孙、丁西林，气象学和地理学领域的竺可桢，建筑学领域的梁思成等。1956年，竺可桢、李俨、刘仙洲到意大利佛罗伦萨参加第八届国际科学史大会，开始与国际学者建立联系。1957年1月，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正式成立，成为中国第一个综合性的科技史专门研究机构，也是科学史所的前身。至此，中国科技史研究有了体制化保障。

 

20世纪80年代，科学史所研究员金秋鹏写了《一百项中华发明》一书。2008年，华觉明发表《中国四大发明和中国二十四大发明述评》一文，后又经过研究总结出30项重大发明，除了造纸术、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外，收入了粟作、稻作、蚕桑丝织、十进位值制记数法和筹算、茶的栽培和制备、豆腐等。梳理中国古代重要的发明创造得到越来越多专家学者的重视。

 

“中国人对本国历史上的发明创造缺乏系统的科学研究和提炼，这导致人们对此没有完整的了解和认知，也缺少对古明创造问题的话语权。”华觉明说，“四大发明就是明显的例子。”

 

在华觉明看来，四大发明是培根、马克思等西方学者提出的，其本意是就其对近代世界文明，特别是西方文明的重大影响所作的评价。“连他们自己都没说这四大发明就是中国最重要的发明。20世纪50年代，李约瑟曾经从A到Z列举了中国的26项发明，这带着英国人的幽默，他的意思是中国人的发明很多。后来美国学者坦普尔认为，中国古代有100项科技成就，但其中不仅有发明，还有科学的成果和工程，内容比较杂。”华觉明介绍说，“可是，由于四大发明的说法传布太广，导致一些人，包括有的专家学者产生了误解，误认为这四种发明就是中国古代最重要、排名最靠前的重大发明，从而就不断有人提出生铁、曲糵发酵或杂交水稻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等。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就是我们缺少自己的一本账。”

 

传播科技史知识十分必要

 

对于这样的情况，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数学史家郭书春深有体会。在他看来，中国传统数学是世界数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14世纪初一直居于世界数学的先进水平。然而，学术界包括数学界，还有不少公众，因缺乏对科学史的了解，而对中国古代数学产生了偏见。“比如，有相当多的人接受了欧洲中心论的偏见，认为中国古代数学落后;甚至有人说，中国古代数学只有勾股定理;还有人阻挠、反对研究中国数学史，对其全盘否定。这样的状况急需改变。”

 

在此次出版的《中国古代重要科技发明创造》一书中，数学领域的成就就占了10项，包括十进位值制与算筹记数、盈不足术、勾股容圆、线性方程组及解法等。郭书春负责最后的审校和把关。

 

“中国古代数学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比如，中国最早发明了十进位置值制记数法，这种记数法十分有利于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及分数、小数的表示。加之汉语中数字都是单音节，便于编成口诀，促成筹算乘除捷算法向口诀的转化。筹算的使用使分离系数表示法顺理成章。线性方程组的分离系数表示法、开方式的记法、天元多项式、四元式的记法，实际上也是一种位置值制。”郭书春说。

 

“中国古代数学著作还使用了演绎推理。以中国古代最为发达的高次方程这一分支为例，刘徽、王孝通都提出了方程的推导过程，金、元数学家更创造了设未知数列方程的天元术。刘徽用极限思想和无穷小分割对圆面积公式的证明，对锥体体积公式的证明;用出入相补原理对解勾股形诸公式的证明，对大量面积、体积公式的证明，对开方术的证明;利用齐同原理对方程术、盈不足术及许多算法的证明，都是演绎推理。”郭书春说，“在极限思想的运用上，刘徽也超过了古希腊的同类思想，达到了文艺复兴前世界数学的高峰。”

 

“中国古代数学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但还是有人抱有中国古代数学没有理论、没有逻辑，更没有演绎逻辑的偏见。可见，向公众传播中国古代数学史是必要的。”郭书春感叹说。

 

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

 

在华觉明、郭书春、张柏春等科技史学者看来，全面梳理中国古代重要的科技发明创造，让更多人较为全面地了解中国古代科技传统，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但是这样的梳理并不容易。“对发明创造的认识和遴选是一个科学性、专业性很强的课题。”华觉明说。

 

“我们在选列清单时应坚持三个原则，即突出原创性、反映古代科技发展的先进水平、对世界文明有重要影响。评估某项发明的原创性，要有可靠的考古或文献证据，能证明它是迄今所知世界上最早的，或者属于最早之一且独具特色。为慎重起见，我们未推荐那些因史料不足而不易判断其科技内涵或原创性的发明，包括那些长期难解之谜，如三国时期的‘木牛流马’。”张柏春说。

 

对此，华觉明表示同意。“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我们既反对贬低甚至无视中国先民发明创造的历史虚无主义，也反对贬低甚至无视其他文明发明创造的狭隘民族主义。前些年有个别学者无根据地否认中国是造纸术、印刷术的母国，贬低火药、指南针发明的重大意义，这是非常错误和不可取的。也有人动辄把某些重要发明，比如自动化和机器人，说成是中国‘古已有之’，这同样是不对的。”

 

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篇2

火药是一种黑色或棕色的炸药，由硝酸钾、木炭和硫磺机械混合而成，最初均 制成粉末状，以后一般制成大小不同的颗粒状，可供不同用途之需。在采用无烟 火药以前，这种火药一直是唯一的军用发射药。欧洲约在13世纪才懂得黑火药的作 用，经过数个世纪的发展与改良，黑火药兵器逐步取代了冷兵器，并在陆地战争战 术、攻城筑城技术以及海军战列舰的发展和战术等方面，造成革命性的影响。

印刷术是按照图画原稿制成印刷品的技术。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印刷术的国 家，早期是把图文刻在木板上用水墨印刷的，宋朝的沈括是第一个描述活字印刷过 程的学者，他在著作《梦溪笔谈》中，将此发明归于不知名的工匠毕异。毕异首创 的活字印刷逐步传播到全世界，对各国文明的传承，做出了巨大贡献。

早在战国时代，中国就已经根据磁石指示南北的特性制成了司南，这是世 界上最早的指南仪器。北宋时期，人们发明了用人工磁化铁针的方法，制成指南 针，并开始应用于航海。南宋时，指南针普遍应用于航海，同时传到阿拉伯。13世 纪初指南针传人欧洲。指南针在航海上的应用，对后来的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和 麦哲伦的环球航行都起到了关键作用。

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篇3

中图分类号：G63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7661（2016）14-067-02

教学目标

1、知识与技能：

古代埃及是世界上最早的奴隶制国家之一。金字塔是古埃及国王的陵墓。两河流域的早期奴隶制国家。古巴比伦王国的兴起。汉漠拉比法典。雅利安人入侵印度。印度的种姓制度。

2、过程与方法：

（1）在教师帮助下，要求学生结合埃及奴隶制军事帝国的兴起，从国家的强盛和国王对人民的残酷奴役两方面思考，使学生认识公元前15世纪埃及帝国的实质，从而培养学生正确分析历史事件的能力。

（2）在教师帮助下，分析汉漠拉比法典的内容，提高学生辩证地看待问题和全面评价历史事件的能力。

（3）通过分析印度种姓制度，培养学生辩证地看问题和全面评价历史事件的能力。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1）通过对古代埃及国家的学习，使学生全面认识到金字塔既是埃及国王奴役劳动人民的历史见证，更是埃及劳动人民用智慧和力量创造的世界一大奇迹。让学生了解《保护世界文。（2）通过古巴比伦王国的学习，使学生认识到两河流域也是世界古代文明的发源地。汉漠拉比法典是现存的世界古代第一部比较完备的成文法典，反映了古巴比伦王国奴隶制的实质。（3）充分认识印度的种姓制度，了解人类文明中的等级制度。

本课重点和难点

重点：金字塔 汉漠拉比法典 印度种姓制度

难点：汉漠拉比法典的实质 印度的种姓制度

教学设计

【导入新课】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原始社会是人类社会的第一个阶段。随着生产的发展，原始社会逐渐解体，人类步入文明时代。大家都知道世界古代的七大奇迹，举世闻名的金字塔，令人神往的空中花园等等，你们知道它们是如何建造的吗？人类最早的文明是什么时候、从哪里开始的？这些文明古国现在还存在吗？请同学们打开课本，我们今天学习第二课。

【讲授新课】

同学们知道最早进入奴隶社会的四大文明古国有哪些？古代埃及、古代巴比伦、古代印度和中国。翻开四个文明古国的历史，只有中国的历史没有中断，源远流长。

一、古代埃及

埃及位于非洲东北部。尼罗河孕育了古代埃及的文明。2500年前希罗多德就说埃及是“尼罗河的礼物”。可见水是生命之源，在世界各地的文明发展史中，水都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我们刚才提到的四大文明古国都有自己的母亲河。

1、奴隶制国家的出现和初步统一

公元前3500年左右，古埃及陆续出现了40多个奴隶制小国。大约在公元前3100年，古埃及建立了初步统一的古代埃及奴隶制国家。人们不能再称国王的名字，而要称“法老”（意为“宫殿”，相当于中国称皇帝为“陛下”），掌握国家大权。

2、埃及国王的巨型陵墓――金字塔

为什么叫金字塔？埃及人称金字塔为“庇里穆斯”（“高”之意）。从四面望去，它都是上小下大的等腰三角形，很像中文的“金”宇，所以，人们就很形象地叫它“金字塔”。金字塔全是用石块砌成的。比大金字塔仅低3米的第二大金字塔是胡夫的儿子哈佛拉的金字塔。塔旁还有一尊巨大的石雕――狮身人面像。希腊人称“斯芬克斯”。狮身人面像至今已有4500年的历史。文物是文明的重要内容，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就是全世界各国都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金字塔是世界文物，根据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规定，应受到保护，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一章 总 则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文物的保护，继承中华民族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促进科学研究工作，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下列文物受国家保护：

（一）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和石刻、壁画；（二）与重大历史事件、革命运动或者著名人物有关的以及具有重要纪念意义、教育意义或者史料价值的近代现代重要史迹、实物、代表性建筑；（三）历史上各时代珍贵的艺术品、工艺美术品；（四）历史上各时代重要的文献资料以及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手稿和图书资料等；

（五）反映历史上各时代、各民族社会制度、社会生产、社会生活的代表性实物。文物认定的标准和办法由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制定，并报国务院批准。具有科学价值的古脊椎动物化石和古人类化石同文物一样受国家保护。

第三条 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石刻、壁画、近代现代重要史迹和代表性建筑等不可移动文物，根据它们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可以分别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历史上各时代重要实物、艺术品、文献、手稿、图书资料、代表性实物等可移动文物，分为珍贵文物和一般文物；珍贵文物分为一级文物、二级文物、三级文物。

第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地下、内水和领海中遗存的一切文物，属于国家所有。

公元前6世纪埃及被西亚的波斯所灭。（相当于中国的春秋时期）古埃及的历史结束了。古埃及从开始统一到灭亡，经历了约2500年。后来埃及又被罗马统治达600年。公元640年左右，阿拉伯人进入埃及建立阿拉伯国家，古代埃及人渐渐同阿拉伯人融合。

二、古巴比伦王国

当古埃及人在尼罗河流域辛勤耕种的同时，在西亚这块土地上也出现了人类文明。两河流域指哪两条河流？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

这两条河并行奔流，自西北向东南注入波斯湾。在两河间是肥沃的平原。这一带我们统称为两河流域。它是人类文明的又一摇篮。古希腊人称“美索不达米亚”，意思是两河间的土地。两河流域向西到地中海，这一狭长的弧形地带，像一弯新月，所以人们称这一带为“新月地带”或“新月沃地”。这里先后住过苏美尔人、阿卡德人、希伯来人和腓尼基人。那么谁最早在这里建立了国家？什么时间？苏美尔人，大约在公元前3500年在两河流域南部建立了奴隶制小国。

1、两河流域南部早期奴隶制国家（约公元前3500年）

2、古巴比伦王国

有古代世界七大奇观之一的空中花园。地理位置在今天的伊朗、伊拉克。最著名的国王是汉谟拉比。公元前18世纪，国王汉谟拉比在位时国力最强大，经过战争，汉谟拉比统一了两河流域。此外汉谟拉比还用什么措施来维护他的统治？颁布了汉谟拉比法典。

3、汉谟拉比法典。从汉谟拉比法典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出法典在维护谁的利益？奴隶主。汉谟拉比让人用楔形文字把法典内容全部刻在一根黑色的石柱上，所以该法又称“石柱法”。这部法典维护奴隶制的实质。它是现存的世界古代第一部比较完备的成文法典。

三、古代印度的种姓制度

古代印度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古代印度是个地理概念，它包括今天哪些国家呢？包括今天的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等国。非常正确！同学们请看图，它北面是雄伟的喜马拉雅山，东面有一条河流是恒河，西部一条河流就是印度河。约公元前2500年，印度河流域开始出现奴隶制小国。

1、古代印度早期奴隶制小国

2、雅利安人入侵

后来一支来自中亚高原的白种人部落，自称雅利安人。征服了当地居民，在印度河流域和恒河流域建立起奴隶制国家。

3、印度的种姓制度。雅利安人进入印度后，内部逐渐产生分化，后来形成了严格的等级制度，历史上称“种姓制度”。古代印度社会全体成员自上而下分为四个等级，具体情况请同学们阅读课本的小字部分。

课后反思：在学习《亚非文明古国》时，提到亚非四大文明古国即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大多数同学都能张嘴说出它们的名字：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古中国，中国的历史，学生已经有所了解，在本课中如何把其他三大文明古国给学生讲清楚，我着实动了一番脑筋，精心设计了教学过程，收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首先通过谈话法（你知道四大文明古国的名字吗？）自然而然地导入新课，接着发挥课件的作用，通过教学图片展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的示意图，让学生在历史地图上找出各国名称及各发源于哪条河流，这样学生就直观形象准确地记住了四大古国的地理位置，为下面的学习打好了基础，并激发了学习兴趣。

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篇4

中图分类号：F590.3 文献标识码：A

一、大同古城形制及其布局

有关现存大同古城的原貌，明确文字记载和图例表述的史籍资料，是正德十年（公元1515年）张钦编纂的《大同府志》；而清代顺治九年（公元1652年）胡文烨编纂的《云中郡志》、乾隆三十八年（公元1775年）吴辅宏编纂的《大同府志》和道光十年黎中辅编纂的（公元1830年）《大同县志》则有更为详细记载：城池除现存的主城墙以内地域，还包括东关、西关、南月城、草厂城（即北月城，今操场城）。大同古城平面形如凤凰之状。北城门外的近似方形的月城为凤凰之首，南城门外“Y”字形月城为凤凰之尾，东西两座城门外原有的西关和东关瓮城被看作是凤凰的翅膀，作为凤凰形状的主体即大同古城。到1949年时，西关已无，南小城已蜕变成为钥匙状。由于西关不复存在，使得东西城门外不对称，大同人将其爱称为“凤凰单展翅”。1951年大同市人民政府制的《大同市街详图》（1/3000）表明，当时的大同古城略呈方形，东西宽1760米，南北长1850米，周长7270米；另据2005年大同市古建筑文物保管所的调查，东城墙1771米，南城墙1872.7米，西城墙1880米，北城墙1834.6米，周长7358.3米，城墙内实际面积为3519360平方米，即3.51平方公里。可以说大同古城基本上周正方整。

现在的大同古城是明代洪武五年大将军徐达在“因旧土城增筑”的，由明初到现在的古城是以四牌楼为中心点，将古城四分，自然规划出东南、西南、西北、东北四隅（隅即为片区，四隅就是四大片）。而四隅内尽有支干道，十字相交叉，又呈现出四小区域内较大规模的“坊”，区域内的这些“坊”再以小巷纵横分割，形成街巷连通便捷的古城交通道路网络。各种传统建筑和民居就分布在街巷之中，这是大同民居建设的基本环境和基础条件。根据前述明清时期地方志书的记载，明代的大同古城，东南隅以城市居民的居住为主，并有部分官衙，西南隅是各种宗教建筑较为集中的的区域，重要的一些官衙府邸府邸占踞西北隅，东北隅为贵族和官吏聚居区。清代使用大同古城时则延续了这一布局。分析这样的城市结构和使用功能对于我们研究城市历史和民居的演变是至关重要的。

古城的结构有如下特点：

其一，古城的内干道骨架构成棋盘式布局，道路基本上都是横竖皆直。清代明确记录的街巷数量为136条。主要干道的街巷即是明清时期的和阳街、永泰街、清远街、武宁街，现在名称为大东街、大南街、大西街、大北街，原宽为12米，现已拓宽为36米。主要支线的街巷即担负支线功能的街巷，即坊外的街，原长约200米左右，原宽约6米左右。现在保留原有长、宽尺度，没有破坏历史格局的街巷尚存70余条。从整体上来看，这些主要支线的街巷保存了大同古城明、清城市道路基本特征和历史风格以及一些传统风貌。

其二，棋盘式的布局连带着衍生出“坊”的格局，或者说是先有坊，后有巷。依据城内城墙有北魏的夯土层的考古发现，一些专家学者认为现在的大同古城是北魏平城的内城。大同城址历经辽金明清各个朝代，没有大的变化，城市的格局是唐代云州城“里坊”的完整沿用。从目前的资料分析，前一种认识观点成立的可能性大于后者，笔者支持这种观点。

其三，除主要街道外，一般街巷交汇处并不笔直，南北或东西错开2—3.5米，呈“凹”或“凸”字形布局。

其四，大多数“丁”字形相互连接小巷在“坊”内，“坊”外没有“丁”字形小巷，这与北京的小胡同非常相似。

古城内现存具有明显的“坊”的特征、较为完整的“坊”计14个，以狮子街坊、云路街坊最为典型。坊的规模或大或小，比较明显的特点有几个方面，一是坊外的巷，通常长200米左右，宽5—6米；二是坊内另辟小巷，一至四条不等，宽2—3米，长几十米或百米，或是直通坊的外部，或是不通的巷，呈有规则或不规则的形状；三是每个坊内院落数量一般在45处与60处之间。调查发现没有流传下来有关“坊”的名称。而“街”、“巷”名称比较多，其历史文化的内涵非常丰富。

从城市结构来分析，城市文化中的宗教特征最为明显，不仅有着一千六百年的历史，而且古城四隅内地表上宗教建筑的寺庙观堂，数量庞大，规模不等，仅记入清代地方志书的就有近百余座，迄今尚存20余处。作为过街建筑的标志，目前保存下来的只有明代鼓楼。

二、价值认识问题

作为1982年国务院公布的中国首批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大同历史悠久，文化底蕴厚重，文化遗产十分丰富。而古城作为大同历史文化名城的核心，不仅保存了26处各级文物保护单位，更是以两汉要塞、北魏京华、辽金陪都、明清重镇而闻名，在2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公元398年北魏定都平城后迅速崛起，结束了中国北方自东汉以来长期动乱分裂的书面，在将近一个世纪中成为整个中国北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形成了民族和文化的大融合，确定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走向，开启了大唐盛世走来的序幕。自公元1044年始，作为辽、金陪都，历时达190年。具有文脉的大同，历史上作为京都、陪都的时间长达410年。明代作为帝国门户和军事重镇，在魏、唐、辽、金、元旧城基础上增扩而成今日遗存之明代古城。遭受过无数次战争的洗礼，一次又一次重新崛起的大同，积淀了深厚的城市记忆。

经过上千年的历史积淀，大同形成了独特的城市文化优势和辐射功能，从官衙王府、寺庙宫观、雕塑石刻、壁画造像、民居街巷，到传统技能、风俗习惯、民间工艺、戏剧表演等，众多物质的与非物质的文化遗产，承载着城市丰富的文化记忆和信息，赋予城市独特的文化面孔和文化价值，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和震撼，为我们提供了最丰富的人文资源。

在古城内如何尽快使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转化为我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有形资产和现实生产力，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需要我们重新认识和解读保护与发展新思路。

三、保护与发展的思路和方法

如何看待大同古城的保护与建设，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一直存在着不同看法。大同古城既是历史城市，又是故都城市，最有价值的是千年来城址没有变动，是城市发展史上极为罕见的、保护相对较好的城市之一。客观地说，对历史城市和传统文化的如何看待和评价不只是一个学术问题。但是，在建国以来很长一段时期内，我们对待历史城市和传统文化的态度，往往受到意识形态领域的影响；在处理城市建设和古都保护的关系及矛盾时，则往往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更是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有密切的联系。伴随着改革开放政策带来的“思想解放”，又使全城出现了模仿西式的建筑和一批新的仿古建筑等，随着意识形态和政治气候的变化，对大同这样一座历史古都城市和传统文化的保护，确曾出现否定和肯定的现象，使我们在古都城市与传统文化的保护方面，经历了一个曲折而沉痛的认识过程。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受建设新北京就必须拆除历史上的旧城观念影响，大同兴建的各种政治、文化设施、市政道路等现代建筑，大多对古都的传统建筑和整体风貌造成了一些损失和影响。应当承认，这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是不可能预见的，如同当年拆城墙时不可能意识到会对以后历史名城保护造成怎样的损害是一样的。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全民整体文化素质的提高，人们才普遍开始对历史文物和传统文化的保护引起关注。1982年国务院在全国范围内提出保护历史名城时，将大同古城公布为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大同古城开始驶入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轨道，保护历史名城的社会观念也逐步形成。近20年来，经济建设的发展，加快了城市更新、城市开发及旧城危房改造的步伐，这种大规模的建设对历史名城造成的影响和破坏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全面保护大同传统城市里坊格局和传统民居的社会舆论已日渐高涨。国务院批复的《大同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2020年）》，对城市空间发展布局进行了重新规划，实施保护古城与发展御东新城战略，这是建国以来首次将历史名城保护摆在城市建设工作的首要位置。近年来，大同市文物局不断加大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力度，先后完成了善化寺三圣殿、雁塔等多处文保单位的修缮工作，查处了多起破坏古城墙的违法行为，进一步加强了各级文保单位的消防、技防安全设施建设工作，先后组织开展了大同古城街巷、传统民居调查工作和大同古城墙调查工作、北魏平城遗址调查工作。为大同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取得进展奠定了突破性基础。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社会上还有另一种观点，认为在古城内的存在和建设，必将影响历史名城的保护；甚至认为，大同作为历史文化名城进行整体保护的基本条件已经不复存在。

大同古城作为城市的确立与发展是古都城市历史功能的延续。早在北魏平城时代的近一个世纪，大同就已成为我国北方地区的政治、文化、军事中心。辽、金两朝，大同城也是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融合之地；从元代开始再经明、清，大同作为军事重镇，城市建设继续在原址营建，形成了今天的大同古城，从而发展成为我国具有很高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以及深厚的民族传统文化底蕴的古都城市之一。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是同几千年社会文明史的发展深化同步形成的。我们大同的传统文化，汇集了我国历代特别是元、明、清以来各民族的优秀文化，其内容丰富而广泛，涉及到各个领域。其特点是随着朝代的更叠与时代的发展步伐而不断地继承、更新、发展，并在社会的进程中发挥着积极作用。而且很多超越时代与地域的民族优秀历史文化的传统理念，在当今的民族之间发挥着特有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以及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的重要作用，体现了历史文化名城和优秀传统文化的本质意义。今天，历史的发展再次确立了这座千年古都为此区域性的政治、文化中心的地位，在古都历史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延续，使得历史功能在新的历史时代得以继续发展。

回顾大同本身产生与发展的历史，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种启示：历史上的城市自产生之日以来的数千年间，各个时代都没有固守祖先的“历史”城池，而是在不停地汇集着每个时代的创造从而得到不断地发展。北魏拓跋珪在借鉴邺城和我国历代都市建筑的基础上，建设了著名的北魏平城。明代徐达又在北魏平城的基础上修建了今日大同古城；古城内保存或部分保存了北魏、隋唐至辽金以及元明清的城市格局。

大同的发展史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不可估量的文化保护价值。不仅仅曾经是北魏国都、辽金陪都、明清重镇，而且以独特的地理区位，成为中华民族大融合的舞台，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古城内有国内目前极少仍存有城墙和传统民居四合院以及传统风貌，具备完整保护的衔接条件。作为大同历史文化名城的核心，古城棋盘式街巷格局和民居里坊制格局保存较好，特别是里坊制格局在国内已极其少见。保护古城，恢复其历史原貌，传承历史文脉，可以彰显大同历史文化名城的个性和传统文化特色，带动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发展，是推进大同资源型城市转型、加快大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举措。

根据大同古城的格局，从充分发挥大同古城的展示功能、研究功能、体验功能、服务功能和旅游观赏功能的角度出发，对古城几大区域内的功能定位进行了分析研究，我们认为今后的首要工作是完整保护大同古城内的文物保护单位，其次是对传统里坊街巷格局和以四合院为代表的传统民居的保护和恢复。具体说，包括几个方面：

一、东南片：以复原关帝庙、府文庙、传统民居为重点，构成一个集体文化展示、民居民风特色研究和旅游服务为一体的传统文化风貌区。包括云路文化活动区、关帝庙会区、狮子坊传统四合院住宅区、柴家园传统四合院住宅区、三元宫高档四合院住宅区、传统民居客栈和旅游服务设施、传统中医文化展示服务区等。

2、西南片：以复原华严寺、善化寺等宗教古建筑为重点，构成一个宗教古建筑展示和传统民俗、商业文化相交融的文化区。包括鼓楼东、西街传统商贸街、院巷传统商业作坊街、欢乐街地方风味美食街、太宁观养老区、商贸、休闲服务区、传统民居客栈、大同古城民俗博物馆、棋盘街传统四合院住宅区，对完整院落进行修缮，对残缺院落和现代建筑进行拆迁、改造、复原。

3、东北片：以复原明代王府和保持柴市角街传统风貌为重点，构成一个文化展示、旅游服务和谐共生的文化产业区。包括仁和美传统民居客栈、柴市角传统四合院居住区和文化创意产业区、十府街高档住宅区、太平传统民居客栈和旅游服务区。

4、西北片：以复原总镇署、府衙和传统民居建设为重点，构成一个官署建筑文化与民居建筑文化结合展示区。完成总镇署、府衙的复原后，完成以下项目：包括朝阳传统四合院居住区和社会福利院建设项目、古城西北高档四合院住宅区、三道营房传统民居客栈和旅游服务区。建设传统民居客栈和民俗表演、餐饮等旅游服务场所。

为完成上述目标，需付出百倍努力。要在搜集整理历史资料的基础上，对文物保护单位与历史建筑原貌的相关资料搜集、认证工作，要加大工作力度，力争搞清历史建筑的内部布局和建筑。

（作者：大同市古建筑文物保管所，职称：文博馆员）

参考文献：

[1]姚宾.名城大同.中国发展出版社.1991.10

[2]卢继文.大同古城民居调查报告.大同市文物局内部资料

[3]金维诺.中国彩塑精华珍赏丛书：大同《善化寺》.山西人民出版社.2004.1.1

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篇5

中图分类号：G25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1588（2015）03-0091-03

图书馆界对古籍分类向来争议广泛，其中《四库全书总目》和《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以下简称《中图法》）何者应成为古籍分类的基础成为争论的焦点问题。但由于中国古籍的浩如烟海和其独特性，在大型图书馆中无论是采取“四库法”还是《中图法》，或者采取二者结合的方法，古籍分类问题都无法得到很好的解决。以往图书馆界对古籍分类的讨论，主要是针对大型图书馆而言，所以问题迟迟不能解决，但这又直接影响到地方高校图书馆对古籍的合理分类。其实，由于地方高校图书馆中古籍数量相对较少，没有必要采取大型图书馆中那样面面俱到的古籍分类法，而应从方便检索和借阅的目的出发，对古籍进行简单而有效的分类。

1中国图书分类法之发展演变

文献中有明确记载的中国古代图书分类法，最早可追溯到西汉末年刘歆《七略》中所编图书分类目录，即“六分法”――六艺、诸子、兵书、数术、方技、诗赋。到西晋，荀勖在三国魏人郑默所著《魏中经簿》的基础上编写《中经新簿》，一变而为甲、乙、丙、丁“四分法”，此为经、史、子、集四部分类的雏形。《隋书・经籍志》正式确立了经、史、子、集四部分类的原则。清代永、纪昀主编《四库全书》时，在编辑过程中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并汇编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这便是经史子集分类法的确立。

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西方思想、文化、科技等方面知识的涌入，传统的对图书进行经、史、子、集四分的方法无法适应新的图书内容，因此“四库法”的传统权威地位受到挑战。在这种背景下，西方近现代图书分类法传入中国，其中流行最广、影响最大的分类法是《杜威十进分类法》。当然，《杜威十进分类法》是针对西方图书内容而设计的，还不能对中国古籍进行合理分类。为此，我国又以《杜威十进分类法》为基础，发明仿杜、补杜、改杜等图书分类法，这些分类法有利于中国古籍和现代图书的合理分类。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的图书分类法以马列主义思想为指导，着眼于对古今中外所有图书进行统一分类，其中以《中图法》为代表。

20世纪80年代初酝酿编制《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时，引发了一场持续了近10 年的关于采用何种古籍分类法的全国性大讨论，其争论焦点集中在《中图法》还是“四库法”的选择上。最后，图书馆界达成共识，主张对“四库法”进行改良，从而在《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基础上形成了《中国古籍善本总目》分类表，为大型图书馆古籍的合理分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

然而，地方高校图书馆从突出古籍地方特色、便于古籍快速检索等角度出发，有必要对上述古籍分类法加以改造，以形成适应地方高校图书馆实际情况的具有自己特色的古籍分类法。

2地方高校图书馆古籍分类不宜使用《中图法》

《中图法》以学科性质为标准进行图书分类，不仅能够从学科性质的角度对古今中外的图书进行统一分类，而且还能在分类中看出历史连续性和学科发展脉络。但是，与“四库法”相比，《中图法》对中国古籍的分类也有其不足。《中图法》把“经、史、子、集”分别列入哲学、历史、文学，这导致很多古籍的归类出现问题，特别是在地方高校图书馆，从中国古籍的本体特征、地方特色和方便借阅的角度出发，《中图法》的分类存在一定弊端。

首先，简易性和文史哲不分是中国古籍的基本特征。简易性是指中国古籍大多是“通过具体事物之‘简’来表达大道理之‘繁’的，如小到《诗经》用具体草木鸟兽起兴说明事理，大到《易经》通过具体的卦象、爻象和卦辞来征喻天、地、人三道”[2]。文史哲不分是中国文人的传统观念，如著名学者南怀瑾教授认为中华古诗文“文哲不分”“文史不分”“文政不分”，其实不仅诗文如此，大多数中国古籍都具有文史哲不分的特征。中国古籍的简易性，导致古籍的内容往往非常宽泛，很难清晰地界定出其所属学科性质；文史哲不分决定了古籍内容的兼容性和复杂性。因此，采取按学科性质分类的《中图法》对古籍进行分类，无疑会削足适履。如：我国传统文化的经典《四书》中既包含有文学内容，又包含有哲学、历史、政治、文化、教育等内容；《庄子》无疑是一部哲学方面的著作，但是其中的文学价值也不容忽视。按照《中图法》，《四书》《庄子》都要归入哲学类，这无疑大大削减了古籍的功能，而且对于不熟悉《中图法》的普通借阅者而言，查阅某些古籍则变得非常困难。

其次，中国古籍有系统、有学术源流。《中图法》以学科性质为分类标准，自然会打破中国古籍固有的学术源流体系，从而影响到对古籍的全面利用。如根据《中图法》，传统的儒家十三经要割裂至不同的类别中：《易》《周礼》《仪礼》《礼记》《论语》《孟子》《孝经》归入哲学类；《尚书》《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归入历史类；《诗》归入文学类；《尔雅》归入语言文字类。十三经是儒家最重要经典，将这些经典分藏在不同地方，不利于从整体上显现儒家思想在中国古籍中的地位和影响。由此可见，《中图法》在对古籍进行分类时具有削足适履之弊。

3地方高校图书馆古籍分类应以“四库法”为基础

3.1“四库法”综合各家之长

陈晓春1，白玉琪2：论地方高校图书馆古籍的分类陈晓春1，白玉琪2：论地方高校图书馆古籍的分类 《四库全书总目》是编纂《四库全书》时附编的一部丛书目录，内容涉及古籍的绝大多数门类，其中收入图书有3，461种，存目6，793种。“四库法”在分析各种古籍分类法优劣的基础上，择善而从，综合各家之长，从而形成了适合我国古籍特色的图书分类法。“四库法”将图书分为部、类、属三级。部是最大分类，具体分经、史、子、集四部，从宏观角度为具体图书找到了基本归属。每部之下，又分出不同的类，如经部之下又分易、书、诗、礼、春秋、孝经、五经总义、四书、乐、小学十类。每类之下，又根据图书内容的不同而分出不同的属，如经部礼类又分周礼、仪礼、礼记、三礼总义、通礼、杂礼书六属。如此层层细分，让每一部古籍都很好地找到了自己的存身之地，进而能够让读者在浩如烟海的古籍中迅速检索到所需之书。“四库法”集众家之长，适应于古籍中所蕴含的我国古代的知识结构体系，因此时至今日，很多图书馆仍直接采用“四库法”或对“四库法”进行改造后对古籍进行分类。

3.2从历史传承看“四库存法”的合理性

纵观古籍整理和分类的历史，即可知我国从隋唐起，便采用经、史、子、集的四部分类法，一直延续至今，这说明四部分类法是适合我国古籍的整理与分类的。此外，从《隋书・经籍志》采用四部分类法一直到现在，四部分类法已经使用了将近一千四百多年，并在此过程中不断完善。古籍的经、史、子、集四分法，能够在历史长河中自隋唐传承至现代，说明其内在的合理性。而《四库全书总目》对历史上图书分类法的梳理和总结，再加上《四库全书编目》的具体实践，让经、史、子、集四分的古籍分类法更加完善。因此，使用“四库法”对古籍进行整理和分类，更能反映出古籍流传过程中的精神意蕴和实际面貌。

3.3从现行的古籍分类状况审视“四库法”分类的合理性

目前，我国对于古籍的整理和分类主要采用“四库法”，也有图书馆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在“四库法”的基础上增加或删除了一些类或属。当然，还有很多图书馆按照《中图法》对古籍分类，或是以《中图法》为基础结合“四库法”进行古籍分类。以上古籍分类的混乱现状，为读者查阅古籍带来极大不便，也为馆际间的资源共享带来诸多不便。因此，古籍分类标准统一是必然趋势。以《中图法》为基础并结合“四库法”的古籍分类法，虽然有一定合理性，但往往会带出很多新的问题。因此，在没有更为完善的古籍分类法之前，传统的四部分类法无疑是能够被大家所认可和接受的唯一方法。

3.4从古籍的本体特征探讨“四库法”的合理性

中国传统学术与西方近代学术有很大不同：中国传统学术更关注人与社会的关系，因此书籍内容着重于社会科学；西方近代学术更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因此书籍内容着重于自然科学。就中国古籍的功能而言，历代封建统治者更重视书籍的政治教化和人伦彝常上的功能价值，因此古籍分类的关键就不在于各自的学科属性和逻辑意义，而在于它们的社会功能价值。如《四库全书总目》中子部类目的编制原则为：“儒家尚矣。在文事者有武备，故次之以兵家。兵，刑类也。唐虞无皋陶，则寇赋奸宄无所禁，必不能风动时雍，故次以法家。民，国之本也，谷，民之天也，故次以农家……”[3]。所以，根据文献社会功能的大小排列文献，功能大的排在前面，小的排在后面，功能相同的文献则排在一起，功能相近或相关的文献就近排列，就能更好地适应中国古籍一贯强调功能价值的特色。由于我国古籍拥有重视教化功能的特殊含义：“中国古籍的主题一般不是性质上的，而是意义和价值上的。意义和价值不可形式化，它没有固定的结构模式，呈现出开放性的特点”[4]。因此，从科学形式或学科性质出发而制定的图书分类标准并不适合我国古籍的分类。而“四库法”从古籍的意义和价值出发制定分类标准，无疑更加适合我国古籍的实际。4以“四库法”为基础，兼顾《中图法》的分类法适用于地方高校图书馆 “四库法”集众家之长，便于古籍使用者的查阅，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的“四库法”无法与现代图书分类法兼容的局限也越来越明显。笔者认为，地方高校图书馆的古籍分类需要以“四库法”为基础，吸取《中图法》的优势，对“四库法”进行适度的修整。笔者就此问题，提出以下三种对古籍进行整理和分类的具体方法。

4.1编制科学索引

“四库法”的着眼点一是古籍在政治教化、人伦彝常方面的功能价值，二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发展历程的记录功能，但其不利于读者方便地按照类别索书。因此，要让“四库法”适应于时展的需要，首先要编制检索古籍的科学索引。科学的索引是读者快速、有效地查检图书的前提，即便古籍分类非常合理，但如果没有科学索引，对古籍的合理分类也是没有实际意义的。为了更好地进行古籍检索，我们为定西师范专科学校图书馆的古籍编制了相对科学地索引，索引主要内容包括：作者，书名，部、类、属，关键词、标记符号。

4.2复分表多样化

《中图法》包含多种多样的复分表。复分表既能增加细分的深度，又能缩短分类表的篇幅，而后增强分类表的实用性和灵动性[5]。《中图法》中的很多复分表对中国古籍的细分很有帮助，如《中国地区表》和《中国时代表》能够结合地区、历史的细分给古籍找到更精细的分类位置。因此，古籍的“四库法”，应吸收《中图法》的精髓，从而进一步提供古籍分类的合理性和实用性。

4.3增加标记符号和注释

《中图法》的实用性等特点是“四库法”无可超越的，因为它属于现代分类法的范畴，具有现代分类法的优势。《中图法》一个非常大的便利之处便是采用了诸多的标记符号，这些标记符号，极大地方便了古籍整理、分类和借还，也有助于古籍的排架、排卡。若没有这些标记符号，将会给图书工作者增添很大的工作量，带来很多的麻烦。此外，《中图法》注释细致，对图书类属之间的关系以及具体分类方法有详尽说明，这大大方便了古籍的使用。这些都是以“四库法”为基础进行古籍分类所应借鉴的方法。总之，以“四库法”为本，吸收《中图法》的精髓，才是适合于地方高校图书馆进行古籍分类的最科学的方法。

5结语

如何对古籍进行科学分类是图书馆界尚未很好解决的问题，直接影响到对古籍合理、全面、深入的利用。既要面向现代，又要照顾传统，是古籍分类难题产生的根源，而在地方高校中，古籍还要面临地方特色的问题。如何调和现代、传统、地方之间的复杂关系，是地方高校图书馆古籍分类必须面临的问题。为此，笔者结合自己长期在地方高校图书馆从事古籍分类工作的实践经验，浅谈自己的观点，希望可以对地方高校的古籍分类工作有所帮助。

参考文献：

[1]郑明.古籍分类管见[J].图书馆学研究，2009（2）：46-48.

[2][4]傅荣贤.论中国古籍分类[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1996（4）：24-27.

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篇6

中国古代计量的产生，可以追溯到四、五千年以前的原始社会末期[4-6]。古书记载，黄帝创立了度、量、衡、里、数五个量，命大挠作甲子以记日。尧命令羲、和两人参照日月、星辰制定历法。舜东巡时协调各部落氏族的日月和四时季节，统一音律和度量衡。夏禹使用规矩准绳治水患并以自己的身长、体重作为长度和重量标准等，这些传说记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上古时代计量发生的萌芽情况[4,5]。

（二）商周时期计量器制的出现

商周时期已出现度量衡器制和计量年月日的历法[6]。商代甲骨文中有土地面积单位“田”字；采用干支记日法和“十三月”的记载。商代历法以366天为一年，一年分为12个月，每逢闰年加一个月。计量昼夜时刻的漏刻，相传始于黄帝，应用于夏商。西周的青铜器铭文中的符号，可推测在金属货币出现以前或同时，重量计量已经产生并得到应用。

（三）春秋战国—度量衡发展繁荣时期

春秋、战国之交，各国先后取消了共同耕作的“公田”，承认开垦的土地私有，按田亩征收田赋。晋国六家世卿在各自的领地内，废除井田制，竞相扩大田亩面积，相对减免赋税。齐国的卿大夫陈氏，创立一种五进位的容量制——“家量”制，取代豆、区、釜、钟四进位的“公量”旧制，还采取“小进大出”的办法。现今收集到的春秋晚期的权衡器和量器有齐国的右伯君铜权，楚国的铜环权等，说明春秋时期的一些诸侯国的量制已经建立[5]。

战国时期封建经济的发展，促进了计量技术的迅速发展。各国均有不同的度量衡单位制和度量衡器具。容量单位:鲁国为釜、庾、秉；齐国为升、豆、区、釜、钟；秦国为升、斗、桶；魏国为斛、斗、益、秦、燕、楚、三晋的权衡单位为石、钧、斤、两、铢、累、益、齊等。公元前350年的商鞅变法，废除“阡陌”和“封疆”，采用二百四十步(六尺为步)为一亩、百亩为顷的大亩积制，实行百亩给一夫的授田制，确认自耕农的土地所有制。之后，商鞅又借鉴齐国量制，监制了标准铜方升，推行统一的度量衡制。

（四）国家统一，度量衡单位制也得到统一

公元前221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颁布诏令，命令丞相隗状、王绾和李斯等立下法令，统一度量衡单位制。

西汉继承和发展了秦代统一的度量衡制度。西汉末年，王莽时的历学家刘歆修订了度量衡，制定了度量衡三个单位量的标准，设计制造了一批度量衡标准器。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审度•嘉量•权衡》，这成为我国最早的度量衡专著，标志着我国度量衡技术和管理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

唐宋元是我国封建社会全盛时期，明代中叶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唐代将衡重单位24铢1两改为10钱1两。宋代又将容量单位10斗1斛改为5斗1斛，2斛1石(10斗)。清末光绪二十九年规定以尺、升、两为度量衡的基本单位，终于建立了中国两千多年来独特的、统一的、科学的度量衡单位制体系[6-9]。清宣统元年又制造了营造尺和库平两铂铱合金原器各一件，开始了用国际先进计量科学技术对中国古代度量衡的改造。

三、国外古代的度量衡[2,3]

（一）古埃及度量衡制度

在古代的东方，是以胳臂定为一个基本的长度单位。埃及的象形文字“肘尺”就是形象地画出了胳臂之长。古代东方各国之间，很早就进行着各种物资交易。当时各国均以金银为价值的媒介，故以重量为单位。埃及的重量单位即承袭了苏美尔时期的塔连特、西克勒制。公元前12世纪出土的壁画和草纸卷上，常见用天平作业的图画。由于尚未出现铸币，因此每一笔交易都要以金银的重量为准。这时期天平已成为不可缺少的度量衡器具。埃及早期的量器，是公元前2900年的“铜质容器”。

（二）古代巴勒斯坦的度量衡

古代巴勒斯坦位于地中海东岸南部。公元前16-公元前14世纪，游牧的希伯来人部落进入巴勒斯坦。公元前5世纪，犹太教就逐渐形成了。犹太人给予当代世界影响最大的，是他们编撰了《圣经》。在《圣经》一书中多处见到以“肘”作为一个长度单位。“肘尺”最早见于关索不达米亚的苏关尔王国．后来被埃及继承。《圣经》中所见的容量单位也有歌珥、西亚和罗革。《圣经》中还强调使用经过校准的度量衡器。在政教合一的时代．“庙定”度量衡器也就是国家法定的最高标准。

（三）古波斯国的度量衡

公元前6世纪，波斯人在阿黑门尼德族人居鲁士(前558—前529)领导下，建立了波斯王国。波斯在短短的历史时期里，从部落联盟一跃成为世界上领土空前广阔的奴隶制大帝国。大流士根据在历史上第一次制定了统一的铸币制度。规定中央政府有铸造金币权：各行省可铸造银币，自治城市只允许铸造铜币。金币有统一、准确的重量，即每枚重1西克勒(约合今8.4克)，称“大流士币”。

四、结语

古代中西方度量衡有着相当长的历史，中国古代四、五千年以前的原始社会末期出现了计量的萌芽情况；古代埃及、古巴比伦、古巴基斯坦、波斯也有类似的记载。在古代最初人们都选择了用身体的一部分作为衡量长度的标准，因为脚、胳膊、肘不一样长的情况很常见，所以很快地就有了统一标准，于是度量衡的萌芽就出现了。

古代度量衡的发展与国家的产生是分不开的。在国家形成以后，国家机器的运转：征收赋税，发放俸禄，兴修水利，建造城垣，制造兵器，组织生产、交换、分配等等，都离不开度量衡的技术保障[10]。中国古代统治者有清晰的认识，他们是把计量作为行使统治权力的象征来对待的。其他地区度量衡的起源也是如此。

科学技术发展的基础是测量，而度量衡是测量的科学，因此度量衡的发展与科学技术进步有密切关系。度量衡对古代数学、天文学、音律学、医学、钱币学的发展和技术进步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它们互相促进，携手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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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丘光明.古代埃及的计量[J].中国计量，2003(3)：37-38.

[3]丘光明.古代巴勒斯坦和波斯的度量衡[J].中国计量，2004(8)：45-47.

[4]吴承洛.中国度量衡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

[5]丘光明.计量史[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2.

[6]邱隆.中国古代计量发展史话[J].中国计量，2002(11)：29-31.

[7]张钟华.我国古代度量衡的辉煌成就及现代计量的自主创新[J].中国计量，2007(5)：6-8.

[8]艾学璞，王立新.对中国古代计量“三量”、“四量”和“五量”之说的探究[J].中国计量，2006(5)：45-47.

[9]丘光明.中国古代度量衡标准[J].考古与文物，2002(3)：89-96.

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篇7

中国古代文学史是大学中文系的主干课程，对提高大学生的传统文化素养一直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无庸讳言，多年来古代文学的教学研究也存在着不少问题，比如，在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上一直存在着现代压制传统的问题，本文想就古代文学研究教学中这一重要而尚未受到关注的问题展开讨论。 为什么要讲这个问题？因为古今之争是中国近代以来的核心问题。哲学史家冯契曾说：“古今中西之争贯穿于中国近现代的历史，今后若干年这个问题大概还是社会的中心问题。”[1]这里的古今中西之争其实可以简化为古今之争。 因为受过五四新思潮熏陶的文化人一般都认为中西之分实际就是古今之异。西方先于东方近代化，因此是今；东方落后了一步，因此是古。 在这个区分里面蕴含着价值判断，表现为“今”是先进的，好的；“古”是落后的，不好的。因此，古今双方的地位是不平等的。晚清以来的几代知识分子都陷在古今之争之中而不能自拔，百年来的思想文化大势就是以现代改造古代、解释古代的历史。 大体说来，百年来的古代文学研究，也是在古今之争的大背景下进行的，况且，现代宰制古代的局面到今天都没有改变。因此，总结百年来这一学科的经验教训，可以为我们今后的古代文学教学研究带来有益的启迪。 一、中国古代文学史学科的建立 中国古代文学史不是从古就有的，而是晚清五四以来以西方近代思想逐步建构起来的。这一建构过程的得失，值得我们审思。 现代我们熟知的学科分类，比如文学、史学、经济、法律以及物理、化学、生物等等，都是移植西方的作法。中国传统的学问分类，当然不会是这样，而是经史子集的四部分类法。 中国传统的教育制度也与近代西方截然不同，中国传统的学校是私塾和书院，教授的主要是诗词歌赋和五经四书之类，侧重的是修身之事。近代以来中国实行的教育制度无疑也是挪用西方的结果。 中国古代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当然也就没有中文系，自然也就没有中国古代文学史这门学问。虽然“文学”一词，本为中国所固有，然而五四以来人们习以为常的“文学”概念，却与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截然不同。中国传统讲的是一种泛文学观，如《论语》先进篇孔门四科论学，即德行、言语、政事和文学。 其中所谓文学，对德行、政事而言；所谓学文，对力行而言。中国五四以来所采用的文学概念，是沿袭近代西方的文学观念。现代西方关于文学是富于想象与情感的作品的理解，是从18世纪德国浪漫主义那里开始的。1759年莱辛在《关于当代文学的通讯》一书中，才初步赋予“文学”一词以现代意义。1800年法国斯达尔夫人发表《论文学与社会制度的关系》一文，标志现代意义“文学”的真正确立。当代美国学者米勒也认为：“在西方，文学这个概念不可避免地要与笛卡尔的自我观念、印刷技术，西方式的民主和民族独立国家概念，以及在这些民主框架下，言论自由的权利联系在一起。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只是最近的事情，开始于十七世纪末，十八世纪初的西欧。”[2]学校是按照近代西方模式建立的，“文学”也按照近代西方重构了，于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也就逐渐建构起来了。这个建构的途径，就是采用“反向格义”，对传统文学里的诗文评和文苑传进行改造。所谓格义，是在佛教初入中国之时，为了便于理解，学者们拿本土的老庄思想来解释外来教义的一种方法。由此看来，格义只是一时权宜之计，随着佛学研究的深入，逐渐式微了。晚清五四以来，中国学人自觉地以近代西方的概念体系以及理论框架来研究分析中国的文本和思想，这种方法就是“反向格义”。[3] “反向格义”说穿了就是“以西释中”，即以西方近代的思想观念为依据解释中国的传统。 也就是说，通过“反向格义”，我们用西方近代的“文学”替换了传统的“文学”。 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国人渐以抒情者衡文学，于是诗歌、小说、戏曲被视为文学，而史传、论文之类被排斥在文学之外，传统的泛文学观被改造成了狭隘的现代文学观。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根本性的转变？一言以蔽之，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心了。近代以来的屈辱史，特别是甲午战争的失败，使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心。西学东渐之后，中国的文化谱系开始转变，即以近代西方的思想观念为核心重新梳理中国的传统文化。于是，来自近代西方文艺复兴以及启蒙运动以来的思想成了五四新文学的理论基础，随着新文学的成功，这些理论自然成了读书人的常识，它的欧洲血统反而被遗忘了。五四新文化人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把中国古代文学史逐步建构出来了。 二、“古为今用”，古代成了现代的奴婢 既然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建立是以西方近代思想为核心的，那么，中国古代文学本身势必成了一堆没有灵魂的东西了。换句话说，中国古代文学成了论证西方思想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材料了。 为了服务五四新文化思潮，中国古代文学被无情地、改造、重组，弄得面目全非。五四新文化的领袖们各自从古代文学里挑选适合自己口吻的材料，建构自己的文学史。西方近代以来的思想文化深受启蒙运动影响，追求世俗化、平民化，语言上也要摆脱高雅的拉丁语，主张民族的日常用语。这一思潮对五四新文化人影响深远，胡适的《白话文学史》就是显著代表。此书极力为五四新文学张目，认为白话文学不是凭空产生的，是有着千百年的历史渊源的；且白话文学才是中国文学史的主流，有价值的都是白话文学，文言文学是毫无价值的。 总之，在胡适看来，白话的，通俗的，大众的，才是好的。像杜甫的《秋兴》八首，姜夔的《暗香》《疏影》历来被广泛称颂的古典作品，简直是难懂的诗迷，全无文学的价值。#p#分页标题#e# 五四之后出现的其他文学史虽没有胡著《白话文学史》这么明显的偏颇，但几乎无一例外都深受西方近代思潮的影响，则是勿庸置疑的。 五四以来，还有所谓的“整理国故”，这里的“国故”当然包括古代文学，那又该如何“整理”呢？胡适提出“整理国故”的纲领就是：“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 其中的关键就在“输入学理”，说白了就是用西方的理论和概念改造中国的传统文化，用胡适的话说就是：“从乱七八糟里寻找出一个条理脉络来，从无头无脑里寻找出一个前因后果来，从胡说谬解里寻找出一个真意义来，从武断迷信里寻找出一个真价值来。”[4]在新潮派看来，中国传统文化简直是一团漆黑，毫无价值。其实，“国故”一词已经给传统文化定了性了，表示这些都是老古董，没有生命力了。 对于如何理解传统文化，胡适还有一个更形象的说法——就是“配眼镜”。他认为我们学习了西方的理论就等于配了一副眼镜，看问题会看得更清了。其潜台词无疑是说中国人的眼光不行，都是近视眼。然而，胡适给国人配的不是近视镜，而是各式各样的有色眼镜。比如他本人就学会了美国的实用主义，不但用它建构了中国第一部哲学史，还用它来指导古代文学的研究。 然而，戴着有色眼镜看到的古代势必不是古代本身，而是各式各样的近代西方思潮。于是乎，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写实派、反映论等等近代西方理论充斥着中国古代文学史。 所以，尽管胡适也强调要回到历史中去，“把唐诗还给唐，把词还给五代两宋，把小曲杂剧还给元朝，把明清小说还给明清。”[5]好像也很尊重历史，然而，戴着各种有色眼镜看到的历史，不可能是历史的真相。 在整理国故上，周作人基本同意胡适的意见：“我们要整理国故，也必须凭借现代的新学说、新方法，才能有点成就。譬如研究文学，我们不可不依外国文学批评的新说。倘若照中国的旧说讲来，那么载道之文当然为文学正宗，小说、戏曲都是伤志，至少也是文学的未入流罢了。”[6]国故被这样“整理”之后，它的灵魂必然变成近代西方的。 纵观1949年以前的古代文学研究，概而言之，为“五四”新文学服务，为时代的新思潮服务。不但自由主义一派如此，左翼的一派亦是如此。 建国以来，在对待古代文化遗产方面我们一直强调“古为今用”，即古代社会的一切思想资源都必须为当今社会服务。否则，它便没有存在的价值。其实，“古为今用”理应包含对话的意识，但在时代潮流的裹挟之下，大多数人偏向于简单的理解，即单向的古代为现代服务，而不是双向的对话交流。 三、五四以来古代文学研究出现的偏颇 这种以西方近论观照中国古代文学的做法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是有其合理性的，那就是为“五四”以来的反封建、建立新文化服务。时至今日，封建制度与文化断无复辟之可能，再按照原来的思路走，其偏颇之处日益显见。总结“五四”以来古代文学研究的偏颇，大致如下： （一）一味强调为现实服务，而忽视了作家和作品的主体地位 五四以来，古代文学的教学研究之所以出现这么大的偏颇，关键的原因即在于“古代”被“现代”彻底压制，被剥夺了发言权，“古代”于是变成了“沉默的古代”，任由“现代”根据自己的需要来改造。对人文学科而言，在宗旨上提倡为现实服务当然有其道理，只是我们做的不够好，显得太过牵强，太着痕迹。 《西厢记》《琵琶记》《牡丹亭》《桃花扇》和《长生殿》在过去被称为五大名剧，尤其是《西厢记》和《琵琶记》，更被称为双璧，对明清的戏曲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在文学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有了变化，五大名剧变成了四大名剧，《琵琶记》被从中剔除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 原因很简单，《西厢记》和《牡丹亭》可以解读为宣扬反封建的爱情作品，《桃花扇》和《长生殿》也可解读为爱情作品，其中还有现代读者可以接受的家国之思、兴亡之感。唯独《琵琶记》，它的内容是宣扬封建忠孝，又有一夫二妻的大团圆结局，不能和五四以来宣扬反封建追求自由爱情的主流思想相比附。于是，它的文学史地位一落千丈，被排挤出一流文学作品的行列了。 在古代文学史上，我们赞美某些作品是反封建的，其潜台词就是认为他们的作者具有较为先进的思想，一定是站在比封建思想更高级的地位，也就是站在近代资产阶级的思想来反封建。然而，王实甫和汤显祖作为封建士大夫，他们的思想除了孔孟佛老之外，能有哪怕是萌芽状态的资产阶级思想吗？ 《西厢记》《牡丹亭》宣扬的是爱情吗？ 古人从没有这样解读过。现代所谓的爱情，即建立在一夫一妻平等人格基础之上的爱情，根本不可能在封建社会出现，封建社会也不可能提供一个场合给青年男女去谈恋爱。于是，不少戏曲作品都不得不虚构一个后花园，让青年男女在此相遇相爱。对于这样的叙述，当作庄生之寓言来解读是比较恰当的。然而，五四以来受过西学训练的研究者自觉不自觉地用反映论来解读，于是，他们在虚无的后花园里发现了“真实”的爱情。 总而言之，把古代作品解读为“反封建，追求自由爱情”的做法，是现代人的发明，完全没有顾及作者的创作意图，其合理性应当受到质疑。 （二）过分地强调斗争的层面，而忽略了和谐的层面 #p#分页标题#e# 中国传统的思路是强调和谐，比如阴阳这一对范畴，看似矛盾对立，但在落脚点上却是归于和谐。所谓阴阳和合，化成天地。对这一观念，张载在其《正蒙》中也有非常明确的表达：“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然而，五四以来我们接受了近代西方的思想，把传统的思路全然抛却，开始用斗争的眼光看问题了。于是，一部中国古代文学史就成了充满斗争的历史。 比如，文学史上讲戏曲小说等叙事性作品，在人物塑造、情节发展方面必讲矛盾冲突，好像离开矛盾冲突我们就无法讲文学了。金圣叹、毛宗岗等人是不知道矛盾冲突的，他们一样能把《水浒传》《西厢记》和《三国演义》解读得生动传神。 再比如，文学史对明代诗文的流变一般都归结为复古与反复古的斗争，焦点集中在前后七子与公安派竟陵派之间。好像复古派是反动落后的一方，而公安竟陵是代表进步的一方。然而，人们想不到复古派却是提倡民歌，反对八股的；而公安派代表人物袁宏道和他的精神导师李贽却是对八股文大加赞美的。这真叫人大跌眼镜。历史是复杂的，貌似对立的双方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试图用分清敌我的斗争理论来厘清历史的真相注定是徒劳的。 更有甚者，如茅盾《夜读偶记》试图把一部中国文学史简化为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斗争史，这种以理论强行剪裁历史的做法注定也是要失败的。 （三）机械硬套，简单比附，极力寻找中西之间的相似性 由于中国文学史的建构是“以西释中”，即以近代西方为参照系来观照中国，因此，寻找中西之间的相似性，简单比附，必然成为文学史写作的惯用手法。 比如唐代大诗人李白，在现代中国人看来，他成了浪漫主义诗人。其实，古人自有一套话语评价他，如“为诗格高旨远，若在天上物外，神仙会集，云行鹤驾，想见飘然之状。”（裴敬《翰林学士李公墓碑》）又如“太白天才豪逸，”“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严羽《沧浪诗话》）然而，这一套话语被现代人视为笼统模糊，基本舍弃掉了。 李白诗多用神话，想象奇特，好像与浪漫主义诗歌颇为相似，但“相似”不是“相同”。 当然，我们不否认用浪漫主义的视角审视李白，自然也会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收获，但被遮蔽的东西同样很多。概括地说，这一做法把古人给现代化了，我们看到是一个西装革履的李太白。这无论是对李白还是对浪漫主义都是伤害。 现代学者的“以西释中”往往是把“相似”当作“相同”，荒诞可笑。黑猩猩和人类很相似，基因组图谱相同更在98%以上，难道会把黑猩猩当作人，好像没有人会这样做。在日常生活中没有人会犯这样低级的错误，然而在更需要严谨的学术研究中，类似的错误却比比皆是。 为什么会这样？我们要与国际接轨嘛，要尽可能让外国人看明白我们的古典文学。 然而，现实却让人难堪。有德国汉学家直截了当地告诉陈平原，“我学汉学三十年没有买过一本中国学者写的书，看我买的是什么，你们的资料集。你们的资料我需要，理论我们自己有，眼光见识我们自己有，我们要的是中国的资料。”[7]我们不是说要和国际接轨么，要和西方对话么，可西方的学者甚至汉学家连我们写的书都不看，真是情何以堪？其实，人家之所以如此，也自有道理。因为我们的理论框架来自西方，再怎么翻，也出不了如来佛的手心。对这一套东西，人家比我们熟悉，看你的书干什么？四、“古今对话”，构建古代文学研究新局面现在的古代文学研究，依然处于“以西释中”的简单比附阶段。中华民族要复兴，绝对不仅是物质的极为丰富，更重要的是思想文化的重建与更新。因此，我们要重树对本民族文化传统的自信，以中为主，融会中西，创造出无愧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 最近召开的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开宗明义地提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又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其中“忠实的传承者”这一提法颇有新意，以前的主流提法是“批判地继承”。其实，只有传承，才能谈得上弘扬和发展。而所谓传承，就要尊重古人，对古人以同情的了解。 因此，我们应该逐步由“古为今用”转变到“古今对话”的思路上来。要按照历史的脉络理解历史，而不是简单地找材料为当代服务；要把古代文学当作源头活水，而不是把它对象化、工具化；要还古代文学以尊严，还古代作家以尊严，把他们当作有生命的对话者，而不是任由今人随意摆弄的僵尸。 那么，究竟该如何构建古代文学研究与教学的新局面呢？ （一）提倡文化自觉，重建对传统文化的信心。费孝通对“文化自觉”的看法可以带给我们有益的启发，他说：“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势，自知之明是为了增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为适应新环境、新时代而进行文化选择时的自主地位。”[8]这说明端正心态，对本民族的文化传统抱有一种温情，充分了解它形成发展的历史，才可能增强文化转型、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 （二）逐渐摆脱“反向格义”即“以西释中”的尴尬局面。这就要求我们不但对自己的传统文化有深入的了解，也要对近代以来的西方文化有一个较为透彻的了解。只有了解，才不会误用和乱用。比如，如果能明白中国传统文论是如何评价李白的，又能清楚地了解西方的浪漫主义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么，“李白是浪漫主义诗人”这类不伦不类的说法就可以避免。 #p#分页标题#e# （三）古今对话，激活传统。这种作法不是回归，也不是复古，而是传统与现代相遇之后，激发出新的生命力。佛教进入中国的历史经验也许可以带给我们有益的启发，禅宗和宋明理学就是佛教思想与本土文明相互对话的结果。 （四）具体到中文系的课程设置上，也应作适当的调整。较为空洞的文学史应该压缩，古代经典作品的比重应大大加强，引导学生直面古代经典，增加感性认识。另外，关于西方的思想文化介绍也要加深，不能停留在概论的层面，最好对近代西方文学思想方面的关键词进行知识考古，梳理它之所以产生的历史脉络，使学生在一定的历史语境中了解它，这样才不致于生搬硬套。 当然，这只能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尤其要注意发挥教师的引导作用。只有教师的观念转变了，对传统的理解加深了，对近代西方的理解也增进了，这才可能在课堂上引导学生重新理解中国传统文化，并在新形势下激活传统，最终形成古代文学教学研究的新局面。

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篇8

董其昌和“四王”（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等是明末清初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山水画家，在他们的作品里，有相当一部分都题着“仿”某或“拟”某某字样，例如王原祁的《麓台题画稿》里有50 余则，无一不冠以“仿”字：仿叔明（王蒙）、仿梅道人（吴镇）、仿小米（米友仁）笔、仿大痴（黄公望）秋山等等。假如单从文字上看，似乎都是临摹作品。而且，仅从作品形式上大致看，好像也没什么新奇。对于这一现象近代以来的批评家对其的评论褒贬不一，正面的评价如“我愿学者宗四王”（吴昌硕《缶庐集》），负面的如“若想把中国画改良，首先要革王画的命”（陈独秀《美术革命·答吕徵》）、“王时敏……终身未能出黄公望、董其昌之范围，只知临摹，不知道创作，遂使清朝山水画一蹶不振……。王鉴……徒为古画之复印机耳，何足贵乎”（俞剑华）等。作为某一个时期的评论者从特定的角度作出这样或者那样的评价也许有一定道理，但是作为一个客观的存在，尤其是对清代乃至近代绘画有极其重要影响的现象，它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从文字意义上来说，中国画有关技法专业方面的术语概念，尽管有着丰富的内涵，但也存在相当的严格性、确定性的一面，如“仿”就不同于“临”、“摹”。就“临”来说还有“对临”与“背临”之分。“仿”的本义是一种放手发挥有所依傍而又任情追踪，摄其精神，它从来不意味着是照搬硬套，毫无生气的抄袭。中国山水画自隋代展子虔《游春图》开始，经唐、宋、元的发展到明代，其形式和技法的发展已经相当的完备，各种“树法”、“石法”、“皴法”等一应俱全，这给临摹学习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在我国学习中国画，临摹古画既是学习的手段，也是走向创作的重要途径。尤其是山水画的学习，临摹经典的名作更是必由之路。其实，取法前人风格，以期形成自己的创作观念，在北宋时郭煕就已经提道：“大人达士，不局一家，必兼并览，广义博考，以使我自成一家。”美国当代的中国画史权威高居翰也曾谈到“到了中国画史晚期，业余文人画家以临摹古人名迹和仿古作为学习手段，乃是相当平常的事”（ 高居翰《山外山》）。在此情形下，至明代后期，当时山水画大家无一不是摹古的高手，董其昌、“四王”亦然，如王时敏对王翚的赞叹:“凡唐宋元诸名家，无不摹仿逼肖，一点染，毋论位置蹊径，婉然古人，而笔墨神韵，一一寻真，且仿某家，则全是某家，不杂一他笔，使非题款，虽善鉴古者不能辩”（《王烟客先生集·自述》），由此可见他们“师古”功力的深厚。通过学董、“四王”是明末到清代学习中国画技法的捷径，在当时画家鲜有不受之惠泽。然而，王时敏又说到“师古”中形似问题“画不在形似。有笔妙而墨不妙者，有墨妙而笔不妙者。能得此中三味，方是作家”（《王烟客先生集·自述》）。由此看来“师古”仅仅是手段，师其形式、图式承续传统血脉，达到集“古法”之大成，以便取用，发展其新的生机才是他们目的。同时，“师古”也只是学习过程的某一个阶段，董其昌对如何“师古”、“仿”也谈了自己的看法“巨然学北苑（董源），元章（米芾）学北苑，黄子久（黄公望）学北苑，倪迂（倪瓒）学北苑。一北苑耳，而各各不相似。他人为之，与临本同，若尔，何能传世也”（《画旨》），强调了临画的“独创性”和个人的理解。

重视传统是我国传统绘画美学十分独特的现象，也是中国文化特色之一。纵观历史，每当沧桑变易，文化失范之际，人们总会从古代的启示中找到匡救时弊的灵方。历史上，孔子的克已复礼，唐宋的古文运动，乃至米芾赋予绘画古意的命题，虽然所致力本体不同，但却出于同一机杼。最早倡导“古意”的元代大书画家赵孟頫崇古复古的出发点也不例外，作为中国绘画史上转折时期的重要人物，他的复古思想对以后的明清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他说：“作画贵有古意，若无古意，虽工无益。”他倡导古意是抗拒南宋画院陈陈相因的“但知用笔纤细，傅色浓艳”的倾向。为了改变南宋李唐以降所流行的院体画风，赵继承了北宋“祟古”的思想，提倡“古意”，“刻意学唐人”，其目的为了创立一代绘画新风。他不仅在实践中身体力行，而且在理论上屡加声明，一生一如既往。他在《二羊图》卷中题“余尝画马，未尝画羊，因仲信求画，余故戏为写生，虽不能逼近古人，颇于气韵有得”，他似乎把“逼近古人”看作比“气韵”还重，因而明代董其昌总结赵孟頫画风《鹊华秋色图》卷后跋云“吴兴（赵孟頫）此图兼北苑、右丞（王维）二家画法，有唐人之致去其纤，有北宋之雄去其犷”（董其昌《画禅室随笔》），极其切实而精妙。

董其昌与赵孟頫一样，都是绘画史上重要的转折性人物，也都曾受到过“复古保守”的批评。事实上，从他们在绘画史上承前启后的实际作用来看，都应视为“托古改制”的一代宗师。董其昌认为“岂有舍古法而独创者乎”（《画禅室随笔》），以师古人为基础但并非完全不造化。他认识到“画家以古人为师，已是上乘，进此当以天地为师。每每朝看云气变幻，绝近画中山。……看得熟自然传神”（《画旨》）。其画风古雅、秀润。他的“集其大成，自出机轴”的主张和毕生以“仿”、“拟”对笔、墨等的形式实践，通过亲传直接开启、影响了清初“四王”的绘画。其知识广博，阅历丰富，精于赏鉴，而且收藏极为丰富，从而使他有机会接触到了大量的原作真迹，加深了他对古人绘画精髓的理解。董其昌现存诸多作品，如《仿北苑山水图》《米氏云山图》《仿古山水册》等作品，虽题“仿”某家，其实都是他自己的艺术风格，具有鲜明的个性。这些“仿”古作品，似乎平淡无奇，悖离了对感知世界的真实关注，但静观时就觉得他运笔含蓄凝炼，墨采如波光荡漾，耐人寻味，传达了山水的灵气与精髓，并不时透出古人往来其间，精神与共。

了解中国山水画史的人都知道，山水画在走过了两宋及元代两座高峰之后，如王鉴所认识的一样“南宗一派，吾吴文、沈、董文敏后遂成广陵散矣”、“画学至近时迹浸衰矣”（王鉴《染香庵画跋》）开始由盛而衰了。从晚明到“四王”时代都遭遇了如何扭转中国画由盛而衰的局面。董其昌的“仿古”主张，给“四王”的历史抉择提供了启示。清初“四王”是董其昌的直接传人，其中王时敏、王鉴还曾得到过董其昌的亲自指导。“四王”总体艺术风格和趋势与董其昌是一脉相承。赵孟頫在三、四百年前所力倡的“古意”，通过董其昌的实践与开启在“四王”这里才得到了真正的实施，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都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高度。“四王”作为董其昌思想的实现者，一方面是由他们之间的师承关系所决定，一方面是由他们对中国画的正统、传统等根本问题认识上的一致性所决定的。他们热衷的是“得古人神髓”，力追董巨、元四家中“南宗神髓”。因而我们对以“仿”为标鉴的“四王”的“复古”的绘画实践和绘画审美的认识，必须对笔墨(古意)在中国画中所占的地位有了合乎中国画形式演化史实的客观认识之后，才能揭示其真实意义。

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篇9

山不在高，有仙则灵；港不在深，有船则名。

1989年，蓬莱市动工兴建了中国北方第一座沉船博物馆，并于1991年正式对外开放。似乎不满于一条沉船势单力孤，2005年，“小海”再度“显灵”，人们放水清理“小海”淤泥时，又发现了三艘大型海船沉船。这下子，登州古港有了一个小小的古代船队：1984年出土的那艘古船被称为“1号船”，2005年发现的比1号船还要大的沉船被命名为“2号船”，其他小一点的两艘沉船被命名“3号船”和“4号船”。

像这样，集中于一地发掘出四艘古代沉船海船，在中国1.8万公里长的大陆海岸线上还是头一次。于是，蓬莱市决定投资1亿元修建一座新的古船博物馆。2008年，古船博物馆开工，2012年，新馆正式对外开放。新馆布展之时，馆里的同志还专门找我搜集过元、明时期的航海图，以补充完善其“登州海道”、“起航之港”、“循海岸水行”、“北方第一大港”、“往返皆自登州”、“海防重镇”、“海漕中枢”共七个单元的展示。后来，我在写作“系列中国古代沉船”时，又向蓬莱市登州博物馆馆长、中国船史研究会副会长袁晓春请教沉船的事……从1984年到2015年，一晃之间，我已与登州古港结下了30年的特殊缘分。

袁晓春先生参加过1984年和2005年两次“小海”沉船发掘工作，为我特别提供了重要的古沉船照片。据他提供的考古报告称：2005年发掘的2号古船残长21.5米，残宽5.2米，残深0.56米，保存六道舱壁、前桅座、首柱、龙骨等。该船呈瘦长流线型，与以前发现的蓬莱元朝战船、浙江象山明代古船船型相同，其建造地应为浙江一带，该船复原长32米，宽6米，型深2.6米，为三桅木帆船，约为明代中晚期战船。3号古船，为小方首、方尾，首尾皆翘起，残长17.10米，残宽6.20米，舱残深1.28米。此古船上出土的遗物数量较少，主要有高丽末期的青瓷碗、陶瓮、陶茧形壶等文物。古船的年代被考证为元末明初，推测其为因不能远航而遭废弃的古船。4号古船，残长8.53米，残宽1.96米，分别是龙骨、龙骨翼板、零星外板，其他船材都已不存，年代大约与3号船相近。

蓬莱古船博物馆所拥有的四艘古代沉船，其数量、种类堪称国内之最。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四艘元明沉船中，3、4号古船据推测是高丽古船。2006年、2012年，蓬莱先后召开两次“蓬莱古船国际学术研讨会”，中韩专家通过现场考察和会议研讨，确认蓬莱3号、4号古船为高丽古船，蓬莱3号古船船壳采用韩国传统造船技术，内部结构、舱壁、肋骨、桅座、补强材等为中国造船技术。

据袁晓春先生介绍，判定这两艘古沉船为高丽古船的主要依据主要有以下几点：其一，蓬莱高丽古船独特的船壳连接技术，其船壳连接均采用长槊（木栓） 与皮槊（木钉）连接技术。3号古船是中国造船技术与高丽造船传统结合的产物。4号古船仅发现几块底板，但是采用了长槊（木栓）连接，未发现使用铁钉连接，其船壳技术为地道的高丽古船连接技术。其二，高丽古船的船材只使用油松，而中国船则分部位选用杂材。其三，高丽海船船材厚重，中国已发现的几十艘海上沉船中，没有一艘古船船材像高丽古船那样宽大和厚重。两艘蓬莱高丽古船属于不同船型的高丽远洋海船。高丽古船是中国海域发现的唯一外国沉船。

登州古港

蓬莱沉船用实物证明了蓬莱不仅是中国东北海域重要的港口，而且是与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交往密切的外贸港口，是海上丝绸之路东北方向的始发港口。

不过，蓬莱最初出名并非由于海港，而是因为海上仙山。战国时，郑国有个道家代表人物列御寇，在他的《列子・汤问》中有“渤海之东有五山焉，一日岱兴，二日员峤，三日方壶，四日瀛洲，五日蓬莱”的记载。这是“蓬莱”作为神山之名最早的记录，但“蓬莱”作为地名大约是从汉代开始。唐代杜佑的《通典》载：“汉武帝于此望海中蓬莱山，因筑城以为名。”但是，建治则是唐朝神龙三年（707）的事了。那一年，登州治所由牟平迁至隶属黄县的蓬莱镇（军事单位），遂升蓬莱镇为蓬莱县，这里也因此被称作“登州港”。

蓬莱位于渤海、黄海交界处，是进出渤海湾的必经之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北方最古老的航线。《新唐书・地理志》引用唐贞元年间宰相贾耽所撰的《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记述的唐朝交通四邻的七条道路，其中海运航线主要有两条，一条在南方，为“广州通海夷道”；一条在北方，即“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可见其有多么重要。唐朝廷为迎接新罗使节，还在登州南街修建了“新罗馆”。

登州作为港口，真正兴盛是在宋朝。宋元v三年（1088），金部员外郎范锷等人联名向朝廷上书，要求在密州设立市舶司：

广南、福建、淮浙贾人，航海贩物至京东、河北、河东等路，运载钱帛丝绵贸易，而象犀、乳香珍异之物，虽尝禁榷，未免欺隐。若板桥市舶法行，则海外诸物积于府库者必倍于杭、明二州，使商舶通行无冒禁罹刑之患，而上供之物免道路风水之虞。

最终，朝廷批准了范锷等人的建议，“乃置密州板桥市舶司”。中国北方终于有了部级口岸，登州港也因此热闹起来。但后来因北方战乱，登州港转而成为“刀鱼寨”水寨。

船沉两国

有趣的是，就在2012年蓬莱古船博物馆开业之时，浙江省博物馆和韩国国立光州博物馆联手在杭州举办了“大元帆影――韩国新安沉船出水文物精华暨康津高丽青瓷特展”。这里说的“新安沉船”即沉在朝鲜半岛西南角新安海的元代中国商船。

元朝时，这艘中国商船从庆元港（今浙江宁波）出发前往日本博多港（今福冈）进行贸易。不料中途遭遇风暴，在朝鲜半岛西南角的新安海域沉没。1975年，韩国人发现了这艘沉船，并开始了长达九年的打捞。经韩国考古人员考古发掘，此船长34米、宽11米，是一艘大型木制海船，满载上万件陶瓷、几十吨铜钱、1000多根紫檀木等货物。

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篇10

《科学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专家精彩语录：

A.马克思说过，人类对自然界的每一次掠夺，自然界都会加倍报复人类。与其说科学是“双刃剑”，还不如说人类是“双刃剑”，科学是客观真理，它像一把钥匙，既可以开启天堂之门，给人类带来福祉，也可以开启地狱之门，给人类带来灾祸。科学本身没有错，关键是人类怎么发展和利用科学技术。

B.也就是说，一千年前，中华文明在世界上一枝独秀!从四分天下到半壁江山到独领，中华文明一直在前进。

人物小传：

王渝生，1943年生于重庆。1966年毕业于四川师范大学数学系，1981年毕业于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相继获理学硕士、博士，德国慕尼黑大学博士后。曾任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技术馆馆长等。

著有《自然科学史导论》、《科学寻踪》、《科技百年》、《中国算学史》等，荣获国家图书奖、中国图书奖、20世纪科普佳作奖、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战略研究突出贡献奖等。全国科普先进个人。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一、古代科学技术的萌芽与发展

今天，我想就科技发展的历史、现状和前景作一简要的回顾与展望，这涉及到科技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影响，也讲一点个人的体会。下面我讲四个问题。我们要讲科学，首先要“正名”。古人曰，名不正则言不顺。什么是科学？各种辞典有多种说法，我讲自己的体会。什么是科学？第一，科学就是知识。第二，科学不是一般的零散的知识，它是理论化、系统化的知识体系。第三，科学还是科学家群体、科学共同体对自然、对社会、对人类自身规律性的认识活动。第四，在现代社会，科学还是一种社会建制。第五，邓小平同志说，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我补充一句，科学还是一种文化，科学文化理所当然属于先进文化。

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篇11

（一）

中国古代天文人物落下闳生活在公元前156年—公元前87年，是西汉益州巴郡阆中县（今阆中市）人。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称他是世界天文领域中“灿烂的星座”。他以历算和天文学的杰出成就著称于世，为我国最早的历算学家。汉武帝元封年间为了改革历法，征聘天文学家，他与他人合作创制新历法，优于其他历法，被汉武帝采用，称《太初历》，共施行189年，是中国历史上有文字可考的第一部优良历法； 《太初历》采用的岁首和科学的置闰法，我国的阴历一直沿用至今。落下闳是浑天说的创始人之一，经他改进的赤道式浑仪，在中国用了2000年。在天文学史上首次准确推算出135月的日、月食周期，即11年应发生23次日食。根据这个周期，人类可以对日、月食进行预报，并可校正阴历。

1986年阆中市经国务院批准，成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现在正争取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中共四川省阆中市委书记蒋辅义教授，是一位历史学家，他说：西汉时代出生于今四川阆中的落下闳，在天文学、数学等方面有一系列开创性的贡献。而早在5000多年前，阆中古城就翻开了人类文明史的篇章：相传五帝之首的人祖伏曦，其母华胥便是阆中人，并在阆中的嘉陵江边孕育了伏曦。伏曦在科技与人文两方面的创造发明，对于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起了巨大作用。

接近阆中的四川省盐亭县的天垣地区，远古传说这里不但是古西陵氏的发祥地，出了黄帝元妃嫘祖，而且还是盘古王的故乡。约公元前2090年，大禹受帝尧之命领导治水，来到北川他出生地附近的西陵氏发祥地之一的梓潼县，指挥民工，间伐西陵氏第一代国君文昌封地内梓潼山上的高大樟梓林，准备造舟，借便运送他曾在家乡发现的治水需要的天然类水泥“息壤”。但伐木部队遭到文昌后人中的顽童主的百般阻拦，在万般无奈之下，大禹只得下令诛杀了梓潼顽主。治水成功之后，约公元前2070年，大禹接替舜帝登上中华帝王之位，但他还十分思念家乡西陵氏人民曾经作出过的巨大牺牲和贡献；约公元前2045年，大禹亲自来到盘古王的诞生之地的天垣盘垭村，在盘母石旁立下一方经他多年考证的王表龟碑，记下了从盘古到他大禹四千多年间中华帝王的更代情况，即后人称的“盘古王表”。时间又过去近四千年，天垣举溪河畔出了一位穷读书人，他叫何拔儒，对大禹立盘古王表的传说深信不疑，并多方寻求解答的钥匙。机会终于来到了，1902年他被清庭颁布的新政选派到日本留学。于是他悄悄地携带着早已临摹在手的天垣龟碑上的“盘古王表”文字出国，在异国他乡向众多国际友人讨论和寻求破译盘古王表的智慧。1906年何拔儒从国外学成归乡，继续通过实地对四川5000多年前的山寨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遗址的考察，终于破译了在天垣场盘垭村发现的盘古王表。现从天垣流传的盘古王表能整理出：

（一）五方区系时期，约公元前8000－6390年：东、南、西、北、中，五方都有分布的原始社会。

（二）法天法地时期，约公元前6390－6210年：1、盘古；2、天皇；3、地皇，4、人皇，5、五龙纪，6、摄提纪，7、合雒纪，8、连通纪，9、叙命纪。

（三）叩向自身时期，约公元前6210－5770年：1、巨灵氏，2、句疆氏，3、谯明氏，4、涿光氏，5、钩陈氏，6、黄神氏，7、巨神氏，8、犁灵氏，9、大隗氏，10、鬼隗氏，11、掩兹氏，12、泰逢氏，13、冉相氏，14、盖盈氏，15、大敦氏，16、云阳氏，17、巫常氏，18、泰壹氏，19、空桑氏，20、神民氏，21、倚帝氏，22、次民氏。

（四）重铸烟火时期，约公元前5770－4070年：1、辰放氏，（共4代），2、蜀山氏（共6代），3、虺傀氏（共6代），4、儿遽氏，5、希韦氏（共4代），6、有巢氏（共2代），7、燧人氏（共4代），8、庸成氏（共8代）。

（五）立足山海时期，约公元前5070－4170年：1、浑沌氏（共7代），2、葛天氏（共4代），3、女娲氏，4、伏羲氏，5、赫胥氏，6、东户氏（共17代），7、皇覃氏（共7代），8、启统氏（共3代），9、吉夷氏（共4代）。

（六）城邦之美时期，约公元前4170－3150年：1、仓帝史皇氏，2、柏皇氏（共20代），3、中皇氏（共4代），4、大庭炎帝氏（共5代），5、粟陆氏（共5代），6、昆仑氏（共11代），7、西陵氏（共5代：文昌、夸父、歧伯、金二伯、嫘祖）。

（七）跃起中原时期，约公元前3150－2230年：1、轩辕氏（共3代），2、祝融氏（共2代），3、昊英氏（共9代），4、古皇有巢氏（共7代），5、朱襄氏（共3代），6、阴康氏（共3代），7、无怀氏（共6代），8、神农氏（共8代）。

（八）大同王土时期，约公元前2230－2045年：1、黄帝有熊氏（共3代），2、颛顼，3、帝喾，4、尧，5、舜，6、禹。

笔者之一的王德奎是四川省盐亭县天垣地区人，2000年他在第2期一文中，列出了盘古至禹的该年表。历史学家王立说，一般认为盘古是从记载的盘瓠演化而成的，但该表中既是以他为文明时代的缔造者，则也与开天辟地的传说相悖。先秦文献及出土文物尚未发现盘古存在的证据，但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上古纪年缺乏系统的年表，不用说五千年文明的认同程度多么低，就连夏，商甚至西周还被国际史学界斥为传说，不可信。这既有中国自己的不足---上古史料未能完整保存，二十世纪上半叶疑古派大行其道；又有国外贬低中国文明的成见在作怪。夏商周断代工程认为夏始于公元前2070年，但无论是考古发现夏文化积年，还是尧舜时代遗址的年代，都反映出二者相隔一段时间，也许以后会有新的结论。王立认为，中国文明应该有8000年----当然是有一定文化的较高层次的文明，华北，华南都已发现距今一万年以上的农业部落遗址。距今8000年之际，以内蒙赤峰敖汉旗兴隆洼，河南舞阳贾湖，浙江河姆渡，甘肃秦安大地湾等遗址为代表的古文化散布于全国，有代表王权的物品，有占卜和刻辞，有乐器，玉器，有经过规划的村落，可以看出这是有一定文化的社会了，社会是一步步发展的，最早的政权实体，绝不会与4000前一样，承认这一差别，并不是降低文明的尺度，而是客观地对待人类历史。因此，表中原始社会在8300多年前就结束了，有一些部落率先进入了文明时代。当然任何时代都曾有处于原始社会的民族，不少民族现在仍处于原始社会，而国家的建立已有几千年了，不能一刀切，这是研究上古史的前提。在没有更好的证据出来之前，可以作为一个参考。

中国自己的不足，其实，主要还是来上个世纪我们自已内部残酷的政治斗争，以及意识形态造成的大量有价值的古籍文献和遗存被毁，或弃置不用。 另外，所谓的母系氏社会与父系氏社会、旧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分期的教条，使得中国已无类似古埃及古王朝分期的远古史。例如王玉哲教授2000年出版的《中华远古史》，是积数十年心力之作，代表了中国目前的正统观点。但王先生也沿袭了司马迁言远古的先进不雅驯的舍取法，如他书中虽选取了大量现代考古记录，却对成都平原上世纪80年代初，三星堆发掘的大批远古青铜器震惊世界不闻不记；洋洋55万言的巨著，连出的古地图，成都的远古文明也成了空白。人类社会像一棵大树，千枝百杆，但总会出现推动历史长河发展前进的一批尖顶的人物和顶级的地区；跟今天相类的人物及地区相较，也一点不会逊色。因此，一个伟大民族几千年的远古史，如果仅以大部分滞后地区的情况作信史，那么它不是在指导当代的考古；而是当代高科技的考古在不断地纠正它的局限。其次， 动物社会也有先进和落后，变到人类社会，一开始也就有先进和落后，所以母系氏社会现象仅适用一部分人类群落现象，即受到危胁、侵略较少的小部落、小联盟村落，不适用有争斗、有侵略的大联盟部落。在这种大部落必然继续要以优胜劣败的体魄、智力竞争来称王，才能健康持久地维持下去。即使是以母系氏为综的国家，选首领也不一定是女性，如目前以色列就如此。所以越是以智力或体魄的竞争，胜者为王的部落，联盟愈会扩大。

更为客观真实的是，人类社会与前动物社会的分水岭标志是，物品交换创造了人；物品的大量制造与集市交换才是国家产生的起因。这里的交换，并不一定要等到有剩余物品、剩余产品的时候才能进行，例如两个人，各吃不同的东西，都没有剩余，但吃厌了想互换口味的时候，没有剩余的物品也可以互相交换。为了交换，人类社会的物品生产早就有了分工，例如在玛雅文明早期，男人在树林中射捕有美丽羽毛一类的鸟雀，拿回家去让女人做成美丽羽衣一类的装饰品，它可以交换到很远的地方。这也类似中国凤文化的起源。这种生产物品的家庭、村落多了，规模大了，更扩大了长途的交换；特别是有大河流和盆塞的内陆湖或海的地方，发明了独木舟，这种远航的物品交换，也就是中国龙文化的起源。这种龙凤文化的原始经济，一定胜过那些母系氏的原始农业采集经济，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顶尖优势的龙凤原始经济。因此，女娲、嫘祖不是一些学人的所谓女性文化能够概括的。

《全球通史》讲：苏美尔人，似乎既不是印欧人的一支，也不是闪米特人的一支。这一支很奇怪，他们的语言与汉语相似。这说明他们的原籍可能是东方某地。湖北学者胡远鹏先生认为这个“东方某地”，就是中国的四川。苏美尔人就是蜀人，这从《山海经》以及《旧约》可以得到印证。为了很好理解远古四川盆塞海山寨城邦文明，我们拿古爱琴海文明和地中海文明作类比，说明四川盆地北部文明比黄河文化史早的原因是：由于“五方区系时期”，北方各原始社会因集体思维，大量驱逐本部落中不合群的发明者到四川北部山丘，后来才在中国西部四川盆塞海建立了第一批原始王朝社会。四川大学历史教授蒙文通先生年少在家乡盐亭时，受到他伯父蒙公甫和其好友何拔儒等先贤的熏陶和教育，离开盐亭求学又得到过他们的支助。他至死牢记伯父等先辈们要他探索盐亭古文明的重托，早年写出的《汉潺亭考》一书，就在川大教授中力排众议，认定汉代文献中的潺亭，就是古四川盐亭，他家乡的元山即是潺山；弥江水，即是潺水。这里潺水也可意称孱水或弱水，音转若水，就是黄帝之孙昌意降居的地方。但历代史家多认为若水是在乐山的雅砻江。蒙老先生所处的时代，被疑古之风和内部残酷的内部政治斗争及意识形态包围，如果他直说嫘祖出生在自己家乡盐亭，不但要遭打击，更重要的是连嫘祖生在四川也不能保，所以两者相比较取其轻，不说嫘祖生在自己家乡盐亭也是有可能的。直到今天，川大还有教授批驳蒙老先生的潺亭在盐亭不实。学人不愿涉足蒙先生的家乡盐亭，还有一个旁证，蒙先生的学生川大教授童恩正著《古代的巴蜀》一书，古代四川产井盐的县都提到了，唯独不提盐亭县也是最早产井盐的县。盐亭县名，得产井盐之故，古籍早有记载，童教授居然把它漏掉，是他才疏学浅，还是有意避之，众人不难分析。

21世纪中国共产党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中央财政部和四川省人民政府的关心与支持下，盐亭嫘祖陵修复第一期工程建设基本竣工；被称为观光中国上古海洋文明和城邦文明遗迹的盐蓬（盐亭县到蓬溪县）高等级公路已正式开工，这将为大家考察上古海洋文明和城邦文明遗迹，提供了便利 。盐蓬高等级公路将依次通过“盘古王表”中的金二伯、盘古、嫘祖等三位人物传说曾活动过的三座名山：衣落山、五面山、长平山。其中衣落山地区传说的《金二伯射黄帝》最为著名；更有传闻汉代天文学家落下闳是盐亭地区西陵氏金二伯的后代，还传说金二伯就叫金落下，不但会冶金，而且会观天象。金二伯反对嫘祖与黄帝轩辕完婚 ，反对嫘祖扩大联邦把政权交让给轩辕氏 、把国都迁移到中原，企图射杀黄帝 。实践已证明金落下是错误的，但以后历朝历代为了中华民族的集权稳固，把嫘祖扩大联邦，把政权交让给轩辕氏 ，把国都迁移到中原的历史，完全抹杀，则也是错的。事实上，中华古文明不是简单的多元一体，平分秋色；黄河文化史不能多吃多占，而应按真实的古王表、年表分“蛋糕”。

（二）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科学史系主任、人文学院院长；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副理事长江晓原，1955年生于上海。“文革”中失去上高中的权利，初中毕业后在纺织厂当了六年电工，恢复高考后以第一志愿考入南京大学天文系天体物理专业，1982年毕业后考入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读科学史研究生；曾在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工作15年，1999年春调入上海交通大学，已在海内外出版学术专著、文集、译著等20余部，在英、美、德、韩、台、港及大陆著名学术刊物上发表了论文100余篇。他迄今为止的研究涉及古代巴比伦、埃及、印度、欧洲和伊斯兰天文学与中国的交流及相互影响；利用天文学方法解决历史年代学问题，确定了两千年来聚讼不已的武王伐纣年代问题，并且重现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日程表。后又推算出了孔子诞辰的准确日期；在国家九五重大科研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中负责过两个专题：（1）《武王伐纣时的天象研究》 ，（2）《三代大火星象》等。

把江晓原拿来与落下闳作比较学研究，正是江晓原参加了国家的《夏商周断代工程》重大科研项目，这与落下闳在同乡人谯隆及太史令司马迁的推荐下，被汉武帝召为待诏太史，主持《太初历》的制订工作，有一些相似之处。其次，江晓原当博士生导师，是在从事教育工作；而落下闳在《太初历》颁行之后，因他的卓越贡献，汉武帝诏拜他为侍中，他辞而未受，回到阆中，将他的天文学、数学知识传给了后代。在落下闳之后的西汉末，阆中出现了著名天文学家任文孙、任文公父子。三国时期阆中又有周舒、周群、周臣祖孙三代，均是著名天文学家。巴蜀人称落下闳为“前圣”，称周群为“后圣”。到了唐代，袁天罡、李淳风等天文学家也先后定居阆中市，观测天象，研究天文。这些正是巴蜀天文人才荟萃，测天之学广泛流传于民间的原因，正所谓“天数在蜀”；可见落下闳渊博的天文、数学知识是一代一代传了下来。

江晓原与落下闳的不同之处是，江晓原生正逢时，出生大城市，没有家谱的隐私，敢想敢说。而落下闳是一位逃亡者金落下的后代，该家族虽已改姓埋名130多代，但仍受祖先谋图射杀黄帝所累。而且直到今天各派历史学家维护的正统，也还在把北京猿人到黄帝说成是一脉相承。可以想象落下闳的恩人太史令司马迁，是如何早把这一脉相承作为类似今天的新闻纪律或意识形态纪律，自觉在遵守，并以此编辑黄帝譜系的。落下闳当然知道这一类似新闻纪律或意识形态纪律的利害，因此他自己只有埋名乡里継承祖传，只做不说，将天文学、数学知识传给后代的份。这是不是上古文明失落的事实？中华上古失落的文明能找回来吗？这当然不能只凭借传说。好在盐亭县的衣落山、五面山、长平山还在。且不说衣落山极具古天文观象台遗址的地貌，就是盐亭的大围坪地貌也铁证如山，而且俗称“印把子山”的地貌在嫘祖故里随处可见，只要江晓原这样的懂得天文地质、历史计量的专家，能到盐亭县认真负责考察，是定能鉴别真假的。

有人说，一个观点一旦成为常识，就如一颗水珠沉入大洋，就如一颗沙砾卷入荒漠。跳高的人只注意他所越起的高度，极少关心承载他的土地的细节。从北京猿人到黄帝一脉相承虽是正统，但这些东西不是来自我们主动的选择，而是来自周围意识形态纪律的浸染，尤其是学校把这些未经省察的观念标准，灌进了我们的脑袋深处，使我们思想的庄稼天然地散发着它们的气息。四川绵阳日报社的文然先生，就把盐亭县貌似独立的未反叛的跟随黄河文化史的“嫘祖文化”，称为“二奶文化”。他说嫘祖时代四川或盐亭还是蛮荒的偏、边、穷地方，这种落后地方的女人去巴结发达地方的黄帝，不是“二奶”才怪！而北京学者苏三则称，中华文明起源自中东，“三星堆”属于古犹太文明；中东是“文明的子宫”，中华文明则是它的“宫外孕”。江晓原先生也是性学史专家，能问天学不求真的“二奶文化”现象，与现实中的“二奶”性质相类似吗？另外，把苏三的观点反过来，能把盘古--嫘祖文明看作是人类文明的“孵抱期”，而中东文明则仅是它的“应用期”吗？

读江晓原先生的《天学真原》和《江晓原自选集》，常有峰回路转之感。它使江晓原的天文学史研究超越了科学史的专业领域；有些论文还动摇了我们从前对于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些常识性观念，这种颠覆常识的文章中，诉说古代巴比伦、埃及、印度等文明5000年前的天文学、象形文字及物品发明材料，有的是3000年后中华文明的天文学、甲骨文字及物品发明才在重复。这使人能想起落下闳，并联系到这里的人从盘古时代以来就热心天文的一幕幕的传说和留存的遗迹。特别是在四川省北部与古巴比伦、埃及、印度等的位置，正处在北纬32度至25度之间，因此该地区观察的天文、气象结论，与在古巴比伦、埃及、印度等的位置观察相近。如果猜想四川盆塞海的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先于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古希腊、古罗马正确；如果1000多年的古代阿拉伯学者马苏弟写的《黄金草源》有关中国上古及其国王的情况，不全是说的白话；人类社会的起源不是从一盘散沙开始的，而是有早先优胜社会群体的传承性，那么中华文明不在于人种来自哪里，而在于文明爆发的时间。作为从非洲大陆迁徙出来走得最远的一支人群，必定也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人群之一，他们定会选择条件最好的地方辟土开疆。从而在一万年前中华大地东、南、西、北、中五方分布起了原始的部落；又生活近一千多年后产生了第一次分化，不少与原始集体思维产生冲突的具有创造发明能力的个体，从各个原始部落被赶到了四川盆地，来自五湖四海的新人与土著结合在绵阳地区建立了盘古文明。据保存盘古王表地方的人传说：盘古王在盐亭县祠窑坝领导爆动建国后，并没有实行终生制，而是以“传播发明、天下大同、幸福共享”作为立国之纲，率先垂范。他卸位后带领部分人马行舟渡海到南边云南，进入缅甸，沿印度的恒河水，横穿印度出海，乘阿拉伯海的季风，到达阿拉伯半岛和幼发拉底河流域，是第一代苏美尔蜀人的来源。因此，古代巴比伦、埃及、印度等文明渊源于中华盘古文明的传播与交流的相互影响，也是有可能的。

中华远古文明是世界性的人类文明，因此，既是西部人民的财富，也是中国人民的财富，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中华远古文明求真，是一个难度很高的文化项目。它既然与国防无关，需要国内知名学者参加，也需要有关的国际专家学者参与；不但需要政府大力支持，而且也要有民间和国际的资金的投入，这才叫与国际接轨，也是世界其他古文明研究开发的惯例。例如自从德国人施里曼、英国人伊文斯自筹费用到土耳其，先后发掘出特洛伊文明等事实，标明世界级的人类古文明，无一单纯是靠本土学者参与，和政府单独出资完成的；世界其他古文明的发掘和承认，都是国内和国际学者、政府和民间，共同参与努力的结果，如埃及在内的古文明的年代学，都主要依靠国际学术界共同的努力而建立的，不然怎么能让国际学术界接受？

由我国政府资助上千万人民币、有近200专家学者直接参加、搞了五年的“夏商周断代工程”，王表年表公布后，遭遇海外抨击置疑未与国际接轨，即只有大陆学者参加没有海外学者参与，只有政府投资而没有民间出资。夏商周断代工程的专家组组长李学勤解释：政府投资是我国的国情；“工程”的学术观点不受政府的支配，完全由学者决定；而坚持“工程”施行“民主集中制”是有必要的，因为科学真理有时掌握在少数人，甚至个别人手里。李学勤的解释也是可以理解的。而且“工程”并非完全失败，如参加“工程”的江晓原先生，就认为他个人的研究获得了很好的学术成果。而一些海外持异议的学者也主要认为，“工程”是用非文字证据的研究来解决年代问题，如美国汉学界研究中国古代年代学的Nivison教授，创立有一种新的年代学理论。他从学术的角度讨论有关文献材料或者金文、天文学的证据，指出，“工程”在众多不同的解释或观点之中，挑选一种而排除其他；而在排除时，没有提供足以另人信服的理由与证据。日本学者成家彻郎也指出，“工程”学者有忽视不利的(文献)资料，改变不利的(金文)记述等问题。

早在西方有关中国古代史的教科书中，夏朝只是传说中的一个朝代而非信史；而商朝被认为是中国的第一个朝代，这是因为甲骨文证明了商的存在。有些西方学者批评“工程”想当然地视夏为商的前朝并定二里头（在河南省）为夏都，在目前情况下证据尚未充足。江晓原先生自然清楚，不说认定盘古--嫘祖文明，就是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也一直不能得到中外史学界的公认，这令人愤愤不平是无济于事的。因为就有案可稽的最早的年代来说，司马迁的《史记》也只能追溯到西周晚期的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再往前的西周早、中期和夏、商两代，只有帝王的世系而无年代。这就是说，五千年文明史中仅有三千年“有史可查”。但事情也不全如此，我国的历史文献材料，有关中华远古文明的王表年表不乏，由于夹杂封建迷信、神话或政见问题等种种原因，被毁或弃置不用的不少。如杭州市政协第一届副主席、浙江学人钟毓龙公布的尧年王表的《中国上古史神话演义》巨著，因开头的政治问题，解放后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再版。

这里我们想起支持河南西部和山西南部地区的二里头文化最有可能是夏文化的代表的“工程”派学者，他们说，既然司马迁所论的商朝被证明是信史，那么，他所说的夏也应当是信史。但有海外学者反驳说，周代文献中论述的夏人的活动很可能是周人出于政治目的而编造的，不能尽信。再则证明“文明”，一般指有文字、城市、政府、贫富不均的社会的发生。至于司马迁《史记》的可信性，如《史记》也提及商的第一个王是他的母亲踩到一只大鸟的脚印而受孕以及有关黄帝、尧、舜、禹等超自然行为，难道这样的记载也能视为信史吗？可见，夹杂封建迷信、神话或政见等问题的文献材料，是可以剥离的。

而证明盘古--嫘祖“文明”的文字、城市、政府、贫富不均的社会的发生，如1995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著名汉文字学专家何九盈等主编的《中国汉字文化大观》一书，就是首次披露绵阳市盐亭县曾发现一个完整的上古界碑，上面刻有五十多行类似文字的符号，与六千年左右的半坡彩陶刻划符号相类似。我国最早收集甲骨的学者、天津的王襄老先生也曾公布过一块从四川绵阳得来的石碑，他说：碑是清末四川盐亭出土的，当地称为“蛮碑”，其文字不易辨识，而刊出供鉴古家与研究少数民族文字者作为参考。其次，我们不能不如实报道，1949年新中国的解放，由于革命和政治斗争的需要，四川省仅在盐亭县就有数百特定环境中和革命发展不合拍的人物被镇压；大批收缴中的有关古书籍、古文献资料被焚烧，数十座远古山寨城邦遗存被拆毁；其中，在文革结束前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也有消毁证据的事情。而今天，60岁以上活着的人中，嫘祖故里四川省盐亭县还能找到成十上百的这些见证人到场作证。

其实，我国已创立有自己的年代学理论，这是从斯塔夫里阿诺斯的侵略与遏止史观。引出的“落后侵略先进”史观：以目前传流的盘古王表追寻中华古王国的起源，透过原始的龙凤经济文化，所谓的古代国家，就是强势集团依据某一地域对内对外实行的生存保障或侵略。从这一定义出发，不管掌权者的时期的长与短，邪与正，强与弱，在没有新替代者较量取胜之前，都可以近似代表此时的顶尖优势。所以中华古王朝时期的国家模式，不是困惑西方的如夏王朝那种实际占领控制的版图模式；这种版图很小，也就很难相信夏朝在中华民族国别史上是一个王朝。因为这种看法，沿袭用了秦以后的国家专制更为集中、更为统一的疆域概念，使中华远古史王朝的疆域并不成其是中华当时实际的疆域，因为西南没有了，东南没有了，西北没有了，东北没有了，而只剩下中原偏东部分。而秦以前的国家观念，应看作仍然传承有中华远古海洋文明和城邦文明期的多民族联合国的影子，即王朝的传承是以顶尖优势的阶段性较量为标志的，局部地区的二级政权有的也如此。以此理解中华民族的远古版图，才更为完整、真实。

中华各民族的起源虽都有各自特定的历史，但可以说汉民族起源的历史，就是远古盆塞海洋文明和城邦文明的起源史。因为这一文明的顶尖优势的确立，也就确立了汉民族和中华各民族凝聚的核心，以及传承、争夺和溶合的基础。因此不能把中国东南西北中五方区系内的地域古称号，当成是古民族的称号，如把蜀人、楚人、越人等与当时的古汉族完全相区别。盐亭有一则关于嫘祖设计越千古，产生中华多民族的传说。内容是嫘祖的丈夫轩辕，类似古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的儿子亚历山大。马其顿与古希腊各城邦相比，虽既专制又落后，但亚历山大使希腊联军遭到惨败，又先后征服波斯帝国，占领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等地，进攻波斯腹地巴比伦、巴克特里亚，远征中亚，进入印度，建立起一个人类历史上空前庞大的世界帝国，其领土东起印度河流域，西至巴尔干半岛，北起中亚，南至埃及，几乎包括了地中海东部所有先进的地区。但嫘祖没有让轩辕用战争像亚力山大那样来征服西陵，摧毁中华西部的古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建立的成果。

在这里，中华的古蓝色文明首先举起了原始的自由与科学的旗帜，创造出像丝绸这样巨大的原始物质财富。即使这些财富主要集中在被后来包装为神仙、道人、鬼怪的盟王、城主、寨老板的手里，但人民的生活仍然比其他大多数地区舒适得多。因此这里的古国王从盘古到夸父，一代又一代都打出“传播发明，天下大同，幸福共享”的旗号，一次一次带领本土的能工巧匠到外地去撒播福音，但都不理想：走得近的都跑回了故土，走得太远的又杳无音信。传说到嫘祖称王时，她审时度势，决心设计出一种能超越数千年的制度，让人民经历一段长时期的痛苦的磨练，才能醒悟先王们留下的“传播发明，天下大同，幸福共享”的人生意义。古书记载，辕轩出生在海外，即四川盆塞海东南边的广西，他是东北方炎帝的同母异父之弟。因为炎帝族和黄帝族之间内斗，又与东南方的蚩尤争夺和西陵氏的货物交换权，连年战争不断。在一次混战中，炎帝的母亲随逃难的人群流落到东南方，磨难求生中，与蚩尤族的一位老工匠结合，生下了轩辕。少年的轩辕聪明过人，有不少的奇思异想和发明。西陵氏的国王歧伯卸任后，按神喻到南方外邦物色寻找王储，年少的轩辕在艰苦中虽然腿带有残疾，但仍被歧伯选中带回西陵，这就是嫘祖和轩辕有早期的婚缘的原因。到西陵氏，轩辕后来并没有当上国王，而是被北方白马族绑架到了中原，并奇迹般地又当上黄帝族的首领。

也许这些是说书人编的故事，但崛起的轩辕黄帝族，被嫘祖王的千古设计所选中，从而把西陵氏开创和争夺来的顶尖优势，和平地交接到中原弱小之邦的手中，从而成就了中华近五千年来的文明。据传，嫘祖与轩辕成婚，嫘祖还有一个条件，要轩辕把他的一些大臣和部将，分封到东西南北去镇守边疆，这就是中华50多个民族的起源。据盘古王表，约公元前4170至3150年的城邦之美时期，就有文字发明家仓颉史皇氏称王，联系盐亭的远古界碑文字，以及传说西陵氏的第一代古国王前文昌帝君，都可以说明中华文字的起原，也是多元一体，有王朝换代定正统的渊源。由此可知，夏商周的甲骨文、青铜铭文，不是中华最早的文字，而是这些朝代竞争取胜后，把本部落的文字发展水平，强加到了中华文明的文字发展序列中的。在二级地域内也有如此情况。中华古王国王朝虽然多次换代，文字类形为什么还能大体传承？一是中华各民族、各部落，早有东南西北中的大联合期，各部落间早有文字的交流、传播和相互影响。二是王权争夺，也有以弱胜强的情况，因此，文字的发展水平序列，也会有波峰波谷起伏式的推进发展。文字发展水平高，并不表示它起源的时间一定迟。

按照国际贯例，要来四川绵阳地区考古发掘研究盘古--嫘祖文明其真实性的学者，首先应自己先筹集够资金。在开发中，对招募的当地的民工应付工资，如果是外国的学者，还要向主权国或当地政府申请和交管理费；发掘的文物应全部交主权国或当地政府所有。参加主持开发工作的学者只享受这些成果发掘的发现权的荣誉，以及他们可以在文物主权国或其他国家的电视、报纸、刊物、出版社，发表自己的发掘和研究成果。因此盘古--嫘祖文明的开发，如果能与国际接轨，并不缺乏资金和人才。当然，盘古--嫘祖文明要是真实的而不是虚构，这是前提。有一种奇怪的逻辑问：为什么真实存在的地方的人知道古王表、年表，而不存在的地方的人却不能更知道？这话正如问：为什么你知道你是你父母亲的孩子一样可笑。这种逻辑直到夏、商、周断代工程王表、年表公布后才打破。因为它的夏朝王表基本还是按古人提供的王表没改动。同样可以设想，如果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继续，远离了这一常识，不管在年代上不存在的地方做了多少发掘、考察、实验和分析，中华远古史王表、年表真实存在的地方，永远会挑战他们的成果。

从国际贯例来看，在四川也有这方面的先例，这就是英国学者维尔教授在井研地区，对四川古井盐作了近十年的驻点系统研究，从维尔在《科学美国人》杂志发表的文章来看，大大突破了盐亭本土对盐亭籍宋代画家文同的研究；因为从古至今我国学者对文同主要集中在诗、画、字、词所谓四绝上，而维尔教授从古代井研地区长官文同组织深井钻孔取盐水和天燃气等第一手资料中，得出中国比西方深井钻孔开采石油和天燃气还早几十年，从而认文同为石油之父。同时，文同改革官盐为私盐开采，以安置饥民和暴民，当属宋代治乱安贫的杰出行政长官。由此可见，国外学者的参与中国古文明的考察和研究，能够打破中国学者传统的定势思维。

盐亭盘古--嫘祖故里对外开放，能做大做强四川古文化旅游工业园。而中国其他地区难于建立八千至五千年前中华多代古王国历史实地研究平台的原因是：目前，盐亭远古原有的生态景观和古建筑群虽然已被破坏，但远古文明遗迹的海啸地质地貌和山寨城邦遗迹结合的景观随处可见，如在绵阳涪江和梓江下游区域，距今8000年左右的古山寨聚落遗址犹存，它们规模宏伟，气势壮观；围绕山寨的处于半山腰的大围坪，延伸数百里，境内文物古迹众多。这些与古书记载的蛮荒历史无一相似；俗称“洋港子土”的丹霞地貌的浅土崖层剖面，“低岸为陵，高山为谷”的地质突变造成的高山鹅卵石延伸带的古河流遗迹、古冰川冰臼遗迹等也有数十处。这使人想起了20世纪初留学日本归乡的绵阳学人何拔儒，通过长期考察和研究从盐亭辐射嘉陵江流域两岸的大围坪和古山寨地质地貌，得出从1．2万年至8千年前的大冰川末期起，四川曾发生和存在过多次盆塞湖和盆塞海现象，从而为5000年前中国的海洋文明和山寨城邦文明提供了地质地理条件，而被人称为中国上古海洋文明和城邦文明古环境研究的第四部书。因此。即使如英、美、法、德、意、加、日、澳、俄等多国考古队齐聚盐亭，也有平台能安置。

天学求真的江晓原等学人真想搞清落下闳的浑天说，真应该到盘古--嫘祖故里去发掘、考察。江晓原说，中国古代存在三种宇宙学说：宣夜说、浑天说、盖天说，其中宣夜说由于主张宇宙无限，所以名列第一；盖天说由于主张天圆地方，所以排在最后。而江晓原的分析认为，宣夜说根本算不上一说，因为它只是一种哲学思辩，不能从中导出哪怕是非常初步的数理天文学系统，根本没有资格与盖天说和浑天说相提并论，真正在古代中国产生过重大影响和作用的宇宙模式，是盖天和浑天两家。但盖天说才是中国古代唯一的数理化宇宙模型，浑天说虽然知道地球是圆的，然而它引出的球面天文学始终没有达到古希腊的水平。这个结论出于有些专家的意料，但这正是江晓原的独到之处。

参考文献

1、江晓原， 江晓原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1月；

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篇12

江口沉银遗址出水文物数量之多、等级之高，涉及的种类之丰富、时代跨度之大、地域之广，在全国都堪称一项重大的考古成果，具有极高的科学、历史、艺术价值。

据介绍，这次发掘出水的文物种类以金、银、铜、铁等金属材质的器物为主，包括属于张献忠大西国册封妃嫔的金册，西王赏功金币、银币和大顺通宝铜币，铭刻大西国国号的银锭等。此外，还有属于明代藩王府的金银册、金银印章以及戒指、耳环、发簪等各类金银首饰，铁刀、铁矛、铁箭镞等兵器以及瓷碟、铜锁、秤砣、顶针等生活用具。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水下考古中心主任、江口沉银遗址水下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刘志岩说，部分银锭、金银册等文物上详细记录着其年代、地域等信息。

从年代上看，出水文物从明代中期延续至明代晚期；从地域上看，这些文物记录的地域北至河南，南至两广，西到四川，东到江西，范围包括明代的大半个中国。而唯一的z憾是，在沉银之地尚未发现古沉船的踪影。

本次考古发掘面积约为2万余平方米，出水文物3万余件，不仅实证了“张献忠江口沉银”传说，更指向了战场遗址的说法。此前，四川范围内没有任何一个遗址的文物可以辐射这么广的地域，而这也佐证了史书上的记载：张献忠一路劫掠入川。

在考古人眼中，这次出水的3万余件文物正是用来揭开历史疑云的“密码”。

一直以来，关于沉银方式有两种说法：一部分专家认为张献忠是主动在江口沉银，另一部分专家则认为张献忠是在出逃路上突遇杨展被动沉银，也就是说，沉银遗址为战场遗址。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周科华认为，基本可以认定沉银遗址为战场遗址。他的理由是，2万平方米的考古现场所有出水文物都散落在沙石之间，如果是主动沉银，不可能如此分散。此外，随着铁刀、铁剑、铁矛、铁箭镞等兵器逐一“现身”，战场遗址之说也得以强化。

正是因为张献忠的强取豪夺，使得明代大半个中国的文物锁在了2万平方米的田野考古范围中。有人就此称，江口沉银遗址更像是明代历史的百科全书。

本次考古发掘工作前后历时3个多月，随着岷江汛期的来临，水位逐渐升高，按照既定的工作计划，现场考古发掘工作于4月12日结束。

关于沉船，相关负责人说，目前正在对寻到的木头进行脱水处理，但这些木头不足以证明船的存在。预计在今年10月至11月，将启动2017到2018年度江口沉银水下考古发掘。在下一次发掘工作中，考古工作人员将根据地球物理勘探，透过沙石寻找沉船影像。